社交媒体的传播研究篇1
社交媒体是互联网进入web2.0 时代以来，催生出的一系列以web2.0 的发展为依托的新型媒体，也称为社会化媒体、社会性媒体，指允许人们撰写、分享、评价、讨论、相互沟通的网站和技术。目前，市场上主要有微博，微信，推特，论坛，播客等，其中，新浪微博则长期占据网民关注度榜首。可以说，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出现，是继20 世纪90 年代互联网出现之后，人类社会的又一次深刻变革。正如麦克卢汉的著名论断“媒介即讯息”中提到：对一个社会来说，真正有意义的讯息并不是各个时代的媒介所承载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也就是说，人类只有在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各种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媒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影响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已经成为了人类传播活动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而传播学作为一门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的学科，其所做的研究则不可避免的受到社交媒体的诸多影响。
一、研究主体多元化
相对于美国等传播学研究十分发达的国家来说，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兴起比较晚，在1999-2000 年之后,才以高校为研究基地, 兴起了一股传播学研究的热潮，代表性的事件是教育部将全国传播学的研究中心设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这一时期从事传播学研究的学者高度集中在各大高校和研究院，无论是从事传播学世界名著的翻译还是其它对传播理论假设的证实等工作，传播学的研究都极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社交媒体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由专家学者们组成的权威霸权式的话语体系，从论坛、博客再到微博，社交媒体强大的交互性能开始显现并逐渐发挥出重大作用，媒介所传播的内容不再是记者和编辑的一家之言，普通网民也能制造出属于自己的传播内容。在微博这一社交媒体中，各个微博用户是微博内容生产、加工的主体，而且这种参与生产内容的成本和门槛极低。在微博的世界里，传播者的身份变得模糊化，信息生产者、信息传播者、信息接收者不再是特定的人所特有的身份，每个用户既是传播的主体，也是受众，同时也是传播媒介，每个用户都成为了微博信息传播的动力因素。
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 使传播学研究具有了扩充的可能性，微博的转发和评论机制，使得社会上发生的各类事件极易得到各界人士的深度关注和广泛讨论，从而成为公众事件，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吸引一些学者跨界研究当前的热点问题，由此带来的传播学研究学术门槛的降低, 使研究主体中“新鲜血液”的注入成为现实。
二、研究方法革新
传播学具体的研究方法常用的有：调查研究法、内容分析法、控制实验法、个案研究法。198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进行了全国第一次通过计算机、使用spss 社会科学软件包来处理受众调查的调查数据。那时,这种研究方法还十分罕见。现在，这已经是普通研究生论文、传媒经营部门所采用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之一了。在过去,普通研究者要对某一媒体或者某一类事件进行学术研究,要查阅资料时只有依靠人力翻看已出版的旧著、旧刊、旧报,或者进行问卷调查，这样的研究耗时耗力,不仅影响学术进度,而且还可能因为无法把握媒体的最新进展,使研究成果出现偏颇。众所周知，资料的占有和数据的获取以及处理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先决条件,然而长期以来，研究者面临的最大难题却是学术资料匮乏，量化研究缺乏可靠数据，这样的窘境大大限制了学术水平的提高,给传播学研究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社交媒体不仅给人类交往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并且能够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具有复杂化、数据间有关联性、数据呈现非结构化的特征，因此，社交媒体的这一特性成为了传播学者最为关注的方面。社交媒体的高度发展逐渐使得网络不再虚拟化，社交媒体所产生的数据真实可用。这种真实性与实名制注册并无关系，而是体现在用户日常的媒介接触和社交活动中，通过用户所关注的内容将每一位用户的身份和归属展现在了网络中，组成一个数据集，通过这种方式个体或群体真实被体现了出来。这使得所有的数据具有现实意义。在传统的抽样调查法中，研究者需要先对一个全样本进行假设，然后进行抽样，但实际上，往往会由于数据的易得性，而使得研究样本的代表性和信度受到质疑。
与此不同的是，社交媒体的数据来源于用户无意识的网络行为。在社交媒体中，用户行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给数据公司或研究机构留下记录，这种数据是对用户行为记录的再次运用。也就是说，在传播学研究中，针对数据的研究不再需要填写问卷、电话访问等方式，受访者不再知道自己的答案会被用于研究分析中。打破了传统研究中样本量有限性的制约。
社交媒体这一开放的平台，使得被研究者主动并且非刻意的提供数据。就像自媒体时代的新闻生产方式，很大一部分新闻来源都是每个个体在生产，并发送到微博和博客上，而微博和博客就是这样的平台，所有的内容是由用户源源不断地主动提供。在传播学研究中，十分需要这样的平台来进行数据的采集，对应具体的研究项目可以和现有的各种平台合作，也可以自己搭建。
三、研究内容更加丰富
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不仅赋予了公众更强大的信息获取的权利，而且其强大的沟通交流平台，更加革新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和深度。这一传播现象在当前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基于各种新媒体事件的研究也成为传播研究的一大热点。微博问政、微博营销、微公益、微博求职招聘、微博举报等，这些在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下出现的新事物，无一不在检验着传统的传播理论的适用性。每年全国和各地“两会”都追随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热点问题，紧跟社会潮流，而微博作为最新最时尚的交流与沟通工具，其亲民性、便捷性、快速性集于一身的特点让它与“两会”一拍即合，代表委员们纷纷开通微博听取民声，将其运用到参政议政中。各大媒体也纷纷借着微博这股东风，利用微博将“两会”信息在第一时间传递给网民。2010 年3 月1 日，新华社借了微博刚刚兴盛的这股东风，在新浪网上开通了“新华视点两会微博”，专门用于上会记者采集的现场报道和短小精悍的新闻评论，直接为广大网民记录报道“两会”上的精彩点滴。这种全民参与讨论政事的情况，也引起了传播学讨论：微博是不是中国的“公共领域”，如果不是，中国有没有公共领域等等一系列问题，还有待今后的传播学研究来论证。如此种种大大丰富了传播学的研究内容。
四、传播理论得到发展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它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而其中又以大众传播为主。而在社交媒体中，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和组织传播相互交杂，并且加速了它们之间的交叉和融合,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越加紧密地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新浪微博为例，根据用户微博的规模、行为模式及媒介接触习惯，微博用户主要有两种：个人用户、机构和组织。其中，个人用户又可以分成普通用户和名人。而机构及组织，可分为公司企业、公益机构、慈善组织、政府部门及相关机构。
一次完整的传播活动包括： 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传者———传播效果这五个环节。社交媒体对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显示出了自己非凡的影响力，传播学是一门与时俱进的科学，应当积极主动的关注、研究这些影响对整个传播活动所起的作用，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多加探索。传播学者须得明白，传播学是一门人文社会学科，传播学的发展深深根植于它所处的社会，社会的发展，媒介环境的改变无一不会对传播这一活动造成影响。以接收者为例，接收者是传播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传播活动的中心之一。在社交媒体中，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界限已经被打破，人人都是信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信息传播已经从传统的单线传播转向了多级传播、网状传播，这一媒介现实大大颠覆了传统的受众观，纵观历史上已经存在的几次受众观的转变：从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魔弹论”开始，受众曾经一度被当做被子弹击中的靶子，到了20 世纪四十到六十年代的“有限效果论”，又过分的强调了大众传播的“无力性”，直到“使用与满足理论”、“民主参与理论” 等受众理论的逐渐兴起，受众已经不再被当做大众，而是具有能动性的角色。上世纪80 年代，伯明翰学派的斯图亚特·霍尔在其著作《编码?解码》中提出，受众已经不是单纯的文本意义的接收者，而是主动的解码者，他的这一见解使得传播学界对受众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而当代的传播学者，处在社交媒体充分发展的今天，更应该意识到受众这一概念已经颇具争议，因为在社交媒体中，传播信息的双方已经无所谓“传播者”与“接收者”。
结语
社交媒体的流行，是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结果，这一技术的改革又造成了媒介产业与形态的变化，使得传播学研究尤其是大众传播理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任：即如何给予社交媒体等新媒介准确的定义，如何运用好新的传播技术所赋予的革命性的研究方法来丰富和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并研究清楚这一新的媒介形态在人类的传播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在社交媒体这一新的媒介形态下，传播学研究任重道远亟待发展。
参考文献
①陈力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J].《国际新闻界》，2005（5）
②陈韬文，《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和怎么办》[J].《新闻大学》，2008（1）
③《大数据成各国竞争新热点》，人民网，world.people.com.cn/BIG5/n/2013/0206/c157278-20452022.html
④刘霄，《微博的传播学特征与经济学思考》[J].《新闻传播》，2010（6）
社交媒体的传播研究篇2
一、汉派服装品牌的现状与机遇
汉派服装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名噪一时。然而进入21世纪后，汉派服装在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中却逐渐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服装产业集群（刘晓慧，2012）。近年来，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市政府规划对服装产业进行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2012年，纺织服装产业的营业收入占湖北省工业比重的7.1%。2014年3月，武汉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武汉市振d服装产业专项规划（2014-2019）》，计划2014-2016年共投入6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在汉服装企业发展，以期在2019年实现全市纺织服装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打造“中国服装名城”。然而，在解决了政策利好和资金投入的背景下，汉派服装尽管坐拥科教和产业基础的优势，但是其缺乏品牌建设的“木桶效应”日益凸显。专家认为，汉派服装的品牌建设应从名牌、人才、创新、企业文化、社会责任（罗颖，2003；陈汉东，2009）五点策略出发，重视品牌服装文化的传播功能。但这些建议并没有结合网络媒体的兴起，对重振汉派服装品牌提出具体的传播策略。某种程度上，汉派服装品牌建设的滞后，与汉派服装企业在互联网的产业融合趋势中被边缘化是分不开的。这就需要汉派服装站在互联网的战略高地上重新寻求品牌突围的机遇。
社交媒体是一组基于Web2.0的网络技术和传播理念建立起来的互联网应用，它实现了用户生产内容的传播（Kaplan & Heanlein， 2010）。新兴的社交媒体在品牌与利益相关者建立稳固关系的方面表现突出。它为品牌以“自然人”身份涉足利益相关者的社会网络，挖掘人际关系价值提供了便捷方式，实现了针对特定利益相关者进行互动的精准品牌传播（舒咏平，2010）。其工具性价值不断被服装品牌所重视。
《2012中国企业内容传播和新媒体应用调查报告》（美通社，2013）显示，91%的零售/服装/快速消费品企业开通了社交媒体主页/官方微博。在过去12个月，72%的零售/服装/快速消费品企业表示曾因社交媒体上的粉丝的意见或反馈，调整或修改过产品、服务或市场策略。欧美服装品牌在利用社交媒体方面已经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巴宝莉借助社交媒体的全球品牌传播，已经成为数十亿英镑级的英国服装巨头（Phan， Thomas & Heine， 2011）。美国的快销服装品牌GAP运用社交媒体与消费体验相结合的品牌传播策略，通过与利益相关者的深层互动凝聚了老顾客和青年一代消费群体（Mangold & Faulds， 2009）。
尽管汉派服装企业也注册了社交媒体账户与消费者直接沟通，但其表现并不尽如人意。本研究试图通过发现汉派服装品牌在社交媒体传播中的问题，帮助汉派服装企业认识到问题之所在，并提出相关建议。这一研究结果对其他地区服装品牌，甚至其他行业的企业运用社交媒体进行品牌传播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遵循“现状调查――案例对比――问题分析――策略总结”的研究思路，运用内容分析以及案例分析的方法，同时对汉派服装品牌、杭派服装品牌、国外服装品牌的社交媒体传播情况展开网络调查。
（一）样本选取
本研究以社交媒体的提及率为主要指标，兼顾市场占有率，选取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立的五个汉派服装品牌：元田树、太和、红人、佐尔美、名典屋作为研究样本。同理，选取JNBY江南布衣、LESIES蓝色倾情和衣香丽影三个品牌的社交媒体账户为杭派服装品牌的样本。ZARA、GAP和优衣库的社交媒体账号为国外服装品牌的样本。其中，杭派女装品牌因与汉派服装品牌有着相似的发展背景和模式，一直被视为汉派服装品牌的直接竞争者。以“快速反应”著称的西班牙品牌ZARA，美国老牌服装品牌GAP，世界第四大服装零售商日本品牌优衣库，则代表了国际服装品牌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品牌传播的前沿水平。
同时，考虑到社交媒体在使用意识、考虑、购买、服务和忠诚的购买周期模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本研究选取新浪微博（后称微博）、腾讯微信（后称微信）和天猫官方旗舰店（天猫）三个平台作为社交媒体应用的样本。其中，微博的社交关系公开属性对考察消费者的品牌认知有重要作用；而微信具备较强的私密性，对维护品牌形象和提高品牌忠诚度具有重要作用；天猫的消费者口碑是提升品牌认知度和树立品牌形象的重要渠道。
（二）服装品牌社交媒体传播评价体系的建构
为了更好地实现品牌之间的横向比较，本研究在已有的社交媒体品牌传播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基础上，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建立了品牌社交媒体传播的三级指标评价体系。主要包括：（1）社交媒体的使用概况评价指标，包括媒体工具使用、发帖规律等；（2）社交媒体品牌传播内容评价指标，涵盖服装品牌社交媒体的传播方式，内容风格，传播理念。（3）社交媒体消费者品牌认同的评价指标，从认知、态度和行为三个层面进行构建评价指标。具体指标体系见表1。
（三）数据来源及其统计分析方法
本研究搜集了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微博、微信、天猫三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有关数据。针对三个社交媒体平台的数据特点，本研究分别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数据采集和分析工具。其中，微博上的品牌用户数据主要由ROST CM6软件分析。该软件是武汉大学沈阳教授研发编码的国内目前唯一的以辅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型免费社会计算平台。可以实现微博分析、聊天分析、词频统计、聚类分析等一系列文本分析。火车采集器软件（Locoy Spider）用于采集天猫的消费者评价数据，以及微博关注者的评价内容，该软件是一个供各大主流文章系统，论坛系统等使用的多线程内容采集程序，适宜于搜集品牌用户每一条微博之后的用户评价数据。而微信目前没有可靠的数据挖掘软件工具，主要以人工收集的办法获取数据。此外，对文本内容的分析主要通过研究者的编码和解读完成。
三、汉派、杭派与国外服装品牌的社交媒体传播比较
通过与国外、杭派服装品牌的社交媒体传播情况进行横向比较，本研究发现汉派服装品牌在运营社交媒体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
（一）社交媒体的整合传播意识不足，单一平台孤掌难鸣
从社交媒体的使用概况来看，杭派服装品牌和国际服装品牌都完成了微博、微信、天猫三个平台的认证。其发帖时间集中在工作时段之外的11-13点、18-20点。其中，国外服装品牌的日均发帖量最高，其官方账号有效地整合了三个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特征，粉丝和关注者最多。譬如：优衣库的微博内容以图文为主，对不同产品系列的服装进行分类推送，并及时实体门店的促销信息。而微信的内容则运用了图文、动画、用户输入等多种网络技术，还特别设置了 “优型动”栏目，通过公关活动与目标受众展开深度互动。其中“旧衣助人”公益活动将社会救助注入品牌传播，既能够调动受众与品牌互动的积极性，又帮助品牌积累了正面的品牌评价。优衣库的微博、微信账号围绕产品信息和品牌互动对用户进行心理建设，用户最终可通过网页链接，轻松地导入天猫完成商品交易。
而汉派服装品牌只有太和同时在微博和微信上完成官方账号认证，并持续更新内容。其他汉派服装品牌仅仅重视微博或微信一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品牌建设。由于微博和微信的用户群体不同，用户使用习惯也存在差异，单一平台的品牌建设难以实现用户数量积累与广泛的用户互动，所产生的品牌传播效应也有限。
（二）社交媒体的内容建构欠技巧，难以诱发互动
在内容维度上，国外服装品牌的原创率最高。杭派服装品牌和国外服装品牌的内容以消费者互动为主。三类品牌都植入了购物链接，杭派和国外服装品牌还利用二维码技术植入链接。与汉派服装品牌相比，杭派服装和国外服装品牌的内容主题较为集中，回复粉丝和关注者的频率也较高。
相较而言，汉派服装品牌的社交媒体传播内容流于杂散，如元田树在微信上推送的内容有：#YANTETREE 贴士#、#YANTETREE 养生#、#YANTETREE 护肤#、#YANTETREE 搭配#等等，乍一看似乎满足了女性受众全方位的美丽需求。但泛泛而论缺乏记忆点，难以使目标受众产生深刻的印象。
内容维度的二级指标，内容价值与互动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国外服装品牌具有最高的内容原创率，回复用户的咨询和投诉的质量和数量最高，因而其赢得的评论量、点赞量、转发量显著高于汉派服装品牌和杭派服装品牌。其中优衣库的社交媒体阅读量、评论量、点赞量和转发量均位于榜首。相较而言，汉派服装品牌在内容建设上的投入明显不足，依靠有奖活动来引发用户互动的手法显得举步维艰。有的品牌账号不仅没有吸引新用户，还失去了老用户。
（三）社交媒体线上线下欠联动，销售转化难以为继
在消费者认同维度上，国外服装品牌在社交媒体上的被提及量是杭派服装和汉派服装的100倍以上。其中，汉派服装品牌的粉丝基数要小于其他两类品牌，拥有一定的品牌忠诚度。名典屋和红人的提及率较高，元田树的正面情w曝光率最高，名典屋的购买行为最多。江南布衣是杭派服装中购买率最高，正面评价最多的品牌。优衣库的社交媒体账号频频发起品牌活动，每一次活动都能形成线上与线下的联动效应，引发新一轮的消费风潮。优衣库的这一传播策略对消费者的情绪曝光、购买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是此次调查样本中在消费者认同维度表现最好的品牌。
而汉派服装品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品牌传播，或只注重线上宣传忽略线下参与，或只注重线下销售忽略线上互动，没有将线上与线下活动有效地联动起来。例如：太和、红人都在微信上展开了“派送红包”的促销活动，粉丝用户通过领取线上的虚拟红包，就可以在线下门店消费时充当现金使用。然而在整个促销活动中，品牌账号只是了活动通知，告知微信的粉丝用户“有红包快抢啦，时间有限，先到先得，抢到即可到线下消费”。对促销活动开展的情况，消费者的参与程度和反馈等没有进行事中的跟踪报道以及事后的总结报道，导致这一促销活动未能将更多社交媒体用户转化为线下的实际消费者。部分粉丝用户在促销活动结束后就取消对品牌账户的关注，部分用户为了多得“红包”同时注册多个账号参加促销活动。“无效粉丝”的数量越多，则越说明缺乏持续内容建设配合的促销传播对线下销售产生的利好影响只会昙花一现。
四、汉派服装品牌的社交媒体传播战略
通过前述汉派、杭派、国外服装品牌在社交媒体传播指标上的横向对比，我们表现：社交媒体的品牌传播是一个系统性战略，需要企业从社交媒体的定位、要素分解、规划、运营流程、运营组织、运营考核指标、运营系统等逐步构建和打造一个有机的运营体系，提升品牌影响力，从而实现业务的增长和营业额的提升。针对汉派服装品牌在社交媒体传播上的不足，本研究从战略层面为其拟定了递进的三步骤对策。
第一步：树立“大传播”观念，协调使用多样化的社交媒体工具
社交媒体技术的发展将操控媒体的主动权交给了品牌主。对于品牌主来说，通过社交媒体的自建媒体渠道与消费者进行沟通，无论从成本核算还是信息控制方面考量都具有更多的便利性。然而，失去了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对于传播效果庇护，品牌传播的方向也变得模糊起来，这恐怕是品牌主在自媒体时代普遍面临的窘境。
面对社交媒体环境下广告信息载具日益碎片化的趋势，如何使用好媒体组合是品牌主首要解决的传播工具选择问题。本研究中作为样本的微博、微信、天猫是常见的社交媒体组合，除此之外，品牌官方网站、品牌APP集合了品牌信息传递、产品展示和销售、消费者互动等多种功能，可以和社交媒体一道被称为品牌传播的“三驾马车”。和传统媒体最突出的信息增值功能不同的是，“三驾马车”的组合更看重服务功能和互动功能。其目的是品牌主与目标消费者进行多个回合的互动，了解其消费需求，提升其精神体验，从而形成更高的品牌忠诚度。
J.D.Power and Associates公司在最近关于社交媒体标准的研究中发现，67%的消费者已经使用公司的社交媒体主页寻求服务，33%的消费者关注社交媒体营销，糟糕的社交媒体运营会对品牌形象和企业收益产生负面影响（J.D.Power and Associates，2013）。因此，社交媒体可以看作是大数据时代品牌主为目标消费者提供物质利益之外的附加精神价值的主要手段。社交媒体既是消费关系的建构工具，也是消费关系的维系工具。汉派服装品牌需要充分重视社交媒体的社会化客户关系管理功能。
第二步，挖掘社交媒体的用户数据，实现精准品牌定位之上的生动传播
使用多样化的社交媒体组合仅仅实现了传播工具的优化选择，而要提高工具的使用效率，则要优化社交媒体的传播内容。对社交媒体的应用需要从运营、从消费者信息采集和转化入手一步步实现。将基于运营中的社会化数据进行客户细分，再进一步实现精准营销和个性化服务，从而进一步总体提升企业的效率和价值（叶开，2013）。在传统媒体环境下，品牌主为了提炼广告主题，需要挖掘消费者洞察，通常的做法是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聘请市场研究人员对消费者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而在社交网络环境下，消费者会通过个人媒体账号自发地将有关信息发送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媒体平台上，品牌主收集信息的成本大大下降。只需依循一定的社会心理逻辑挖掘个人数据中隐藏的消费者洞察，就能实现精准的品牌定位，进而设置品牌传播内容。
例如：杭派服装的领军品牌江南布衣从职业女性的知性特点中进一步挖掘出崇尚自我的消费者洞察， 产生“JUST NATURALLY BE YOURSELF――自然・自我”的品牌定位。其社交媒体的内容设置紧紧围绕着这一品牌定位展开：微博账号的发帖以展示服装图片为主，文本则以故事化的叙事风格阐释服装设计师，典型消费者或时尚活动的个性化理念，给关注者既充满人情味又有独到观点的信息体验。2015年8月25日的微博以生活方式（lifestyle）作为切入点，通过网页链接功能，以长文展示了一名设计师的人生故事以及时尚理念。将“自然・自我”的品牌理念落实到生动人和人生经历上，不仅诠释了江南布衣的品牌定位，也进一步使得品牌定位变得生动及具有亲和力。
比较而言，同样以业女性为目标市场，汉派服装品牌缺乏深刻的消费者洞察，其品牌定位流于泛泛。如元田树的品牌标示语是“典雅、充满激情、展现都市女性细节中的美丽与自信”，太和倡导“为时尚优雅的女人而设计”，红人提出 “让女人更优雅、让世界更美好”。品牌定位的粗放直接导致了汉派服装品牌传播内容设置的杂散和平淡。
总之，越是在众声喧哗的社交媒体环境下，越需要品牌主对消费者洞察进行深入挖掘，寻求文化取向及个性差异的品牌定位。精准传播与消费者洞察相一致的品牌定位，才可能设置生动的内容、维系互动的传播效果。这还需要品牌在找准定位之外具备选择故事、讲故事的能力。国外服装品牌zara与优衣库的内容都善于用消费者视角的个人叙事来展现目标群体的生活态度，进一步凸显出服装品牌的设计理念，使品牌定位与目标消费者在精神上产生共鸣。这种共鸣不仅可以触发互动，促进销售，还可以建立消费者对品牌更为稳定的心理依赖。
第三步，激活社交媒体的联动环节，实现品牌效果与销售效果的双赢
社交媒体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它的互动功能，因此，除了意识到精准传播的重要性，汉派服装品牌还要进一步意识到：社交媒体的品牌传播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品牌账号的线上传播需要与线下产品销售有效配合，即，品牌账号除了日常运营，还需要在开展促销活动时完成活动前大量宣传、活动中刺激销售、活动后收集反馈。否则，即使品牌账号有阅读量、点赞量，实际的销售额也可能不升反降，或提升不明显。
以优衣库的微博账号为例，2016年4月，优衣库在微博上了其与美国漫威动画公司合作推出的漫画英雄人物系列T恤上市的促销活动。依循“提出悬念（4月11日-12日）”（互动1）-“挑起#英雄内战#+电影票优惠活动（4月14日-16日）”（互动2）―“父子装组合促销（4月17日）”（互动3）-“产品正式发售（4月18日）”的脉络，连续三次挑起粉丝用户的参与热情，对天猫优衣库的实际销售产生了持续的促销效果，漫威T恤成为这段时间销量排名最高的商品之一。
总之，品牌传播的效果可以分为作用于消费者态度和心理的品牌效果和作用于现金流回收的销售效果。而社交媒体的即时分享功能可以实现两种传播效果的同步与互促。因此，社交媒体的任意一次传播活动都要品牌主设定线上线下的联动目标，设置让用户广泛参与的环节，并在用户参与前、参与中和参与后进行跟踪反馈。而对于用户的评价、私信，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品牌都要保持积极回复，慎用系统的自动回复功能。
结论
在“互联网+”思维的引导下，传统的服装行业需要更好地利用社交媒体完成产业转型。本研究提出的社交媒体品牌传播三步骤适用于转型期的汉派服装品牌。而对于汉派服装品牌来说，实现较高的社交媒体传播效果，也是提升自身管理水平，适应产业升级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今后的社交媒体传播活动中，汉派服装品牌需要按照“数”“质”“效率”“投资回报率（ROI）”四个标准全面衡量其现有社交媒体营销活动。“数”即观测平台粉丝数、博文评价转发量、阅读量、点赞量等在公众账号数据中心上可见的数据；“质”即通过用户评价、线上线下调查问卷获取消费者对品牌态度、情感强弱、满意度等定性数据；“效率”则着重于时间，如消费者的线上、线下反馈时间周期；“ROI”侧重的是品牌营销带来实质上的结果，如收入利润、顾客终身价值（CLV）、每获得新顾客成本等。
对于汉派服装品牌来说，社交媒体的品牌传播策略或许正是其面临诸多产业调整难题中最关键的一环。正如李・奥登（2012）所说，如果企业没有充分发挥社交媒体的互动特长，当然也不会创造有利于树立品牌形象或激发顾客购买、忠于或宣传品牌的体验。
参考文献：
社交媒体的传播研究篇3
一、传播渠道
社交媒体主要是指一切可以进行互动交流的网络平台，主要包括：微博（新浪微博）、即时通讯（微信）、消费点评（大众点评）、百科（百度百科）、问答网站（知乎）、音乐图片分享网站（虾米）、博客（搜狐博客）、视频分享网站（爱奇艺）、论坛（天涯论坛）、社交网站（人人网）、社会化电子商务（美团）等。以上这些平台，不同的服装品牌根据自身的不同定位和不同的目标消费群体的生活方式及社交媒体使用习惯，可以选择不同的渠道去投放传播内容，进行品牌传播。比如：人人网的主要使用者是学生群体，青年以及青少年服装品牌就可以通过人人网进行品牌传播。
二、传播内容
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主要是不同的形式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于服装品牌而言主要表现为服装品牌的品牌识别。品牌识别是一个品牌区别于其他品牌的主要因素，在中国服装品牌同质化日益严重的今天，给消费者传递一个清晰准确的品牌识别，是品牌在消费者内心占有一席之地的基础，根据戴维.阿克的品牌识别理论，服装品牌识别内容应包括：
首先，服装品牌作为产品的属性。这个识别维度对于服装品牌来说最为重要，主要包括：服装风格、设计特点、面料风格、质量、原产地和目标消费群体特征；
其次，服装品牌作为个人的属性。也就是将服装品牌看做一个人，赋予它一些拟人化的属性，包括：品牌的个性、品牌和客户的关系；
接着，服装品牌作为象征的属性。这个维度的内容是将品牌作为一种符号能让消费者记住的属性，包括：品牌Logo、品牌主要色彩搭配、设计师、品牌创始人、品牌的传承、品牌的历史等；
最后，服装品牌作为组织的属性，即品牌作为一个企业能让消费者感知到的与众不同的特点，包括：企业文化、组织特征，企业规模、企业社会责任感等。
以上这些品牌识别的内容，都是不同的服装品牌在选择传播内容时可以考虑的维度，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服装品牌要根据自己品牌的特点，去选择最能代表其品牌的维度作为核心识别，再通过不同的社交媒体渠道和方式将这些核心识别传递给消费者。
三、传播方式
社交媒体主要的表达方式是文字、图像、声音、影像、网络链接等。而对于服装品牌而言，可以将这些方式转化为不同的表达形式，比如：品牌文字介绍（可以包括品牌历史、设计师简介、设计风格等）、服装平面大片，服装会视频、服装品牌赞助冠名广告、代言人穿着示范或者新闻、服装品牌展览、打折促销活动以及品牌官网链接等。
服装品牌在解决了选择传播渠道、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后，不能各自为政，需要做到融合渠道，内容互补，全方位整合传播。社交媒体的成功性需运用多种平台创造品牌循环力，不同平台带给用户体验也不同，应为消费者提供多个可以与品牌对话渠道，通过多个渠道加入品牌互动，开展与品牌相关交流。品牌渠道传播方式通过“连载式”方式细分内容，将差异、互补内容分流道不同渠道中，为消费者带来360度的品牌信息，保持服装内容传播的新鲜感。因此，服装品牌社交媒体传播需要做到内容、渠道、方式的整合传播。
四、口碑营销
社交媒体另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可以分享，而且因为其N对N的互动方式，一旦一个信息成为热点，可以迅速爆炸式地传播。这就是“口碑营销”的基础。服装品牌传播要做到引发口碑，应主要做到以下两点：
1.内容有趣、富有创新性并且娱乐性强。如今的网络时代已进入“信息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充斥着消费者的生活，想要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让消费者自愿地去了解并且分享品牌的信息，就一定要抓住消费者的兴趣点，将传播内容以有趣的，新奇的，娱乐性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消费者就会像玩游戏或者分享趣闻一样主动地为品牌做到“口碑营销”。
2.能和消费者产生共鸣。共鸣主要指目标消费者内心存在的一些情感，比如说怀念童年、缅怀青春、感恩父母、珍惜友谊等。服装品牌在传递品牌信息时首先需要对目标消费群体做详细的分析，找到他们内心情感的刺激点，然后将这些情感元素运用到传播的内容中，使消费者感同身受的理解品牌所要传播的信息。产生共鸣后，大多数消费者都愿意将品牌所传播的信息分享给他身边的人，这同样也形成了“口碑效应”。
五、总结
服装品牌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品牌传播时，首先需要对自己的品牌做一个精确的品牌识别，找到自己的核心识别及其对应的内容，接下来需要思考传播的渠道和方式，做到全方位多渠道的整合营销。并且要以有趣的创新性的内容，使消费者产生共鸣并主动分享，从而达到口碑效应。
参考文献：
社交媒体的传播研究篇4
唐宋两朝是我国古代新闻事业萌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的媒介批评情况如何？请看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胡正强的《唐宋时期媒介批评探微》。
社交传播的概念
在汉语里，社交顾名思义是社会交往的简称。但是，在社会暗语中，社交往往指的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社会交际能力，甚至在上个世纪的十里洋场上海，交际花是有特定含义的。一般来说，普通人之间的交往很难被叫做社交，社交常常是带着台面的，换言之，就是有一定场合的，不管是鸡尾酒会，还是推杯换盏，都有某种公开性。如今有社交恐惧症的说法，有些人比较怕和别人交往，包括谈恋爱，还有与单位的领导相处。
社交传播可以说是人际传播的一种形式，指的是通过社交渠道进行的一种传播。过去我们说的社交新闻，通常是指道听途说的花边新闻，可以说是一种比较高级的谣言，能够进入社交新闻视野的往往都是有一定社交渠道的人。比如，在一些报刊上，有专门的社交新闻栏目，一般是以传闻的形式出现，有圈子的色彩，这种栏目的主持人肯定有独特的交往圈子，所谓有人脉，多是以文艺界的圈子为主，因为文艺界名人多，小道消息吸引人。
社交网络出现以后，社交传播变成了显性传播。以前，社交传播是隐性的，几乎是一种抵制性传播，像人际传播中的一道防火墙，往往是对夸张传播的一种纠正。现在，社交传播有了主动色彩，人际传播里的熟人法则被颠覆，陌生人之间的人际传播成为可能，甚至出现了半生不熟的人之间的传播。
我们从新闻推送就能够看出一些社交传播的历史变化。新闻推送在初级阶段是比较招人烦的，因为是在网上。在新闻推送到了手机上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很多人会把推送来的新闻当做一种熟人之间的谈资，津津乐道。这一方面看出了网络和手机的某种区别，手机变成了一种贴身的伴随式媒介，另一方面，新闻推送也和以往新闻传播的“后篱笆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篱笆现象”说的是过去许多美国家庭在茶余饭后，太太们在房子的后篱笆边意犹未尽地说着一些有趣的新闻，这表明一些新闻的话题持续性比较强，同时，它也不完全等同于普通的人际传播，它还是和新闻有关。
社交传播不同于大众传播，大众传播是由传播者主导的传播，而社交传播更像是传说中的自媒体传播，在社交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传者的身份很难辨认。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交传播容易让人联系到哈贝马斯说的公共领域，从早期的咖啡馆和茶馆，到今天的社交媒介，它们都代表着一定的场域。换言之，社交传播类似于一种场所传播，它的前提是必须有场所，只不过今天的场所概念已经有了一种虚拟的味道。这个问题有关传播的空间，在以往的观念中，基本上都是传播的时间在消灭传播的空间，而今天，情况似乎发生了某种逆转，空间传播开始挤压时间传播了，其中社交传播最有代表性。
我们当然没有必要美化社交传播的公共性，但是，应该看到的是，社交传播本身既有一定的私人性，又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可以说是一种私人化的公共性，或者说是有一些公共色彩的私人性。这一点在中国可能更引人注目，看看现在的微博和微信就能够理解了。
有一个问题特别能够解释社交传播的概念，这就是国家领导人开微博。美国总统奥巴马开了，他在第一次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就大张旗鼓地利用了社交媒介，以至于很多人说奥巴马是一个网络总统，言下之意是肯尼迪是电视总统，罗斯福是广播总统，再往前就是报刊总统了。无论是否领导人本人写微博，社交媒体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领导人的媒介形象，对中国领导人而言也是如此。领导者个人微博往往比官方的政务微博更有吸引力。说奥巴马是网络总统，不如说他是社交网络总统，社交传播对他的竞选活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社交媒体的崛起
社交媒体的异军突起无疑是这些年媒介发展中的大事，有了社交媒体后，传播的速度问题再度引起关注。比如说伦敦骚乱事件，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自下而上的传播在速度上会输给自上而下的传播，这就和传播工具有关。社交媒体使社会底层的垂直传播可以演变成扁平化，使得它趋向于横向传播，这几乎是纵向传播受阻后的必然反应。
伦敦骚乱让我们依稀看到了社交媒体的分众能力。过去，我们一直探讨一个问题，分众化是不是媒体的特征？或者分众化是否是媒体的发展趋势？当媒体分众遇到青年文化时，分众好像就有了内部化和细分化的特色，局部的发散的分众对抗的是整体的有秩序的分众。社交媒体似乎正在把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从传统媒体的分众模式中解放出来。
从大学的研究也可以看到社交媒体的影响，当很多学生把社交媒体称为社会媒体时，许多老师都有一种不大习惯的感觉，就好像当年很多人不习惯社会新闻的称呼。这当然有翻译上的适应问题，同时，也体现了新媒体的日新月异。即便是当初研究新媒体的专家也很难预见到社交媒体的今天，这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很多研究新媒体的学者来自于旧媒体，也不只是因为新旧媒体的研究方法大相径庭，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我们是否还要坚持媒体的研究路径。说白了，就是我们还需要坚持用研究媒体的方式来研究社交媒体吗？
什么是研究媒体的方式呢？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媒体思维。在媒体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今天，很多研究者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用媒体中心论来研究媒体，媒体处于研究的中心，一切研究是都围绕媒体展开的。这种情况有几分像西方学者眼中的东方研究。我们在研究新媒体的时候，尤其能够看到这种偏向。比如，很多人觉得是网络自己想要媒体化，他们批评国内的一些网站经常想要靠近媒体，或者说是要做另类的媒体，言下之意是发主流媒体不敢发或者不方便发的东西。但是，网络的媒体性质并非自由选择，对此，网络更可能是避之唯恐不及。况且，媒体化并不是媒体的专利。当初有人批评凤凰卫视时用的也是此说法。
再举例来说，有网络以后，特别是有社交媒体后，很多人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既然谁都可能当意见领袖，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意见领袖呢？今天意见领袖已经跳出了传播学的专业概念，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传播链似乎是已经被打散了，意见领袖好像是越来越草根化，可以说，新媒体在反权威的同时仿佛也把意见领袖给反掉了。
那么，什么属于非媒体研究方法呢？或者说我们应不应该使用这样的方式来研究媒体呢？所谓非媒体研究方式，就是不把媒体置于研究的中心，可以采用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我们现在就经常看到这样的研究。比如，德国式的，还有就是一些非媒体圈子的研究者，他们是从自己的学科背景出发来研究媒体，媒体在他们那里，只是一个有意思的研究平台。
人类的社交活动由于有了社交媒体而变得如虎添翼，在此之前，媒体只和大众传播有关，而人际传播变成了大众传播的附庸。现在，我们要问的是，社交媒体能完全复制人际传播的模式吗？看上去它几乎是十分完美地做到了。只不过不同的是，它在一个虚拟世界中完成了这个任务。这好像是一种复古，或者说是人际传播的复兴。差异是，人际传播的点对点有利于权威性，而社交媒体中的意见领袖则形同陌路，特别是在伦敦骚乱中，这一点似乎更是如此。
自从大众传播出现以后，人际传播就退居二线了，大众传播是第一落点，人际传播是第二落点。人际传播起的作用经常就是扩散大众传播的影响。而现在，情况发生了逆转，网络是急先锋，然后是关系传播，如今又到了社交媒体，这好像就是目前的新媒体链条。新媒体出现至今，我们好像刚刚看到一点曙光，也就是说：我们似乎一直都在面对一个不知道方向的庞然大物，现在开始有一点眉目了，如果说新媒体还算媒体，那么它仿佛正在朝着关系媒体的方向发展。所谓关系媒体，就是媒体从单纯的传播走向了复杂的人类交往，包括互动和社交，而社交媒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我们的。
从大的方面说，虽然我们可以把社交媒体划入新媒体，但是，新媒体毕竟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它包括了网络媒体，也包含了手机媒体，确切地说，今天的大部分社交媒体都离不开手机。我们过去研究手机媒体的时候，通常有一个误区，认为手机媒体会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媒体形态，比如，手机报。尽管现在的手机新闻推送越来越有社交传播的味道，然而，社交媒体的最大收获还是在微博和微信上。这似乎意味着我们从电脑移动到了手机上，媒介的移动性更强了，传播场所更加变化多端，传播时间好像变得可有可无，媒介变成贴身工具了。
社交传播对大众传播的影响
第一个影响，就是社交传播仿佛让我们看到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结合点。以前，很多人都认为最好的大众传播就是人际传播，但是，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就让人头疼了，因为大众传播是强势传播，人际传播是弱势传播，人际传播往往被视为第二落点传播，也就是作为大众传播的一种补充。有了社交传播以后，好像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可以被串联起来了，人际传播不再是大众传播之后的窃窃私语，而是和大众传播齐头并进。
在社交传播中，我们甚至于可以看到传者是如何向受者转变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关注更多的是受众怎样变成了传者，也就是所谓的自媒体。但是，我们可能忽视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就是传者也会向受者转变。在微博和微信上，这一点似乎很明显，记者来这里不仅仅为发新闻，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进入受众的管道，他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体验生活，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生活。
第二个影响，社交传播让我们看到了一点公共领域的曙光。如果把微博也算成社交网络的话，那么，看上去社交媒体更像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因为社交媒体兼备私人性和公共性，它们似乎是网络上的咖啡馆和茶馆，甚至微博和微信上的参与者的平均素质好像也高于通常意义上的网民。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作为一种学术理想被引进中国以后，受到很多学者的追捧。民生新闻嫁接公共新闻失败以后，一些专家寄希望于网络，但是，这种想法看上去更多针对的是传统媒体的不够透明，一旦考虑到网民的素质问题，包括公民的受教育程度，还有网络文化的某些扭曲，网络的公共领域依然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社交网络一开始在中国建立的时候，似乎不是作为传统媒体的对立物出现的，而是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它可以联通内部传播和外部传播，在改变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同时，也在开辟着公共领域。
第三个影响，社交传播给大众传播增加了一些主动的色彩。比较而言，大众传播可以归入被动传播，也就是说，由于它的灌输性较强，因此，受众在接受传播的时候显得比较被动，可以选择的东西不多。而社交传播则是比较典型的主动传播，换言之，大部分社交传播的参与者都比较积极，他们身兼传播者和被传者的双重身份。
第四个影响，社交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了口碑传播。口碑传播在很长时间里已经被视为一种特别古老的传播方式，也就是说，它在大众传播的冲击下，看上去基本没有复兴的可能性。但是，社交传播改变了这种看法，社交媒体加快了口碑传播的速度，在以往的观点中，口碑传播之所以落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传播速度非常缓慢。同时，社交媒体还创造了许多口碑传播的新空间，让我们感觉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新口碑传播时代。
第五个影响，社交传播对大众传播有去魅作用。大众传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最后一百米，这就如同电信的入户问题，最后一公里是关键，恰恰是在这个最后的环节上容易发生传播距离的倒置问题，具体说，就是越靠近受众的事情往往越不容易得到被传播者的认同，反之则容易得多。有了社交媒体以后，这个问题好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意见领袖和典型人物都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被议论纷纷的对象。
第六个影响，社交传播让大众传播变得更直截了当。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众传播属于间接传播，虽然它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受众，但是，它主要是靠新闻记者来传递信息的，记者就是一种中介。这也是为什么记者的职业非常强调客观性的原因之一。而社交传播属于直接传播，它可以让领导人和百姓都直接面对自己的听众，意味着它可以绕过记者这道墙，使得传播者和受传者面对面。这似乎是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传播的游戏规则。
社交媒体的传播研究篇5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是允许人们撰写、分享、评价、讨论、相互沟通的网站和技术平台。现阶段主要包括SNS(社交网站)、微博、论坛等。作为web2.0最有影响力的媒体，社交媒体正改写着传媒的历史，它的兴起预示着媒体在内容、形式、营销模式、传播理念的深刻变革。本文立足于检视本年度具有代表意义的社交媒体研究状况，在以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为主要考察对象同时，兼顾其他学术期刊。据此，笔者将本年社交媒体研究整体状况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关系研究
温州动车事故中的那条掀起巨大波澜的微博，将人们的视线聚焦牢牢的锁定在这一Web2.0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上。社交网络的兴起预示着媒体不管在传播内容、营销形式、传播理念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迫使传播学界不得不重新认识和思考传统媒体在社交媒体大兴之时的命运。
近一阶段，对微博以及由微博引发的“乌龙事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开始出现了“微博与传统媒体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等极端论调。在社交媒体兴盛的浪潮中传统媒体如何自处?微博的自媒体性质打破了传统媒体的“我说你听”传播渠道，每个用户都兼顾着信息的创造者、接受者、传播者三重角色。不管是信息传播的速度、覆盖的广度、传播方式的便利都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1]。在社交媒体大放异彩之际，传统媒体并未被边缘，多数人还是更期待传统媒体经过调查、把关，在“第二落点”上表现出责任感、公信力和权威性[2]。传统媒体拿什么去挑战微博?有学者认为传统媒体仍然可以在深度、广度、专业、系统及权威方面下功夫[3]。
对于二者的关系研究，非此即彼的极端化论述显然是片面的，学界总体上认为两者具有互补性。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是全媒体时代的一个趋势，传统媒体要善加利用微博积极拓展信息接收渠道，加强与网友的互动，按照微博的规律来进行运作[4]。如各大报社通过创建微博，滚动信息，弥补了时效性的缺陷;广播和电视媒体可以将录制的节目以音视频的方式在微博上，弥补了转瞬即逝，不易保存的缺点[5]。
二、社交媒体与公共、突发事件关系研究
2011年注定不平静，国殇7·23温州动车事故、伦敦暴乱、日本强震，这些震惊全球的事件经由媒体植根于我们的思想世界，而社交媒体首当其冲，在公共事件、突发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
纵观7·23温州动车事故，微博利用其即时、公共、高效等特点使得事件迅速发酵、扩散的同时，又通过议程设置、情感共鸣，有效地唤醒了网民对社会事件的关注，民众的“看客意识”大大减弱，“乘客意识”明显增强[6]。微博时代，每个人都拥有一个麦克风[7]。但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微博在公共、突发事件中信息传播方式也存在很大的不足，微博消息的可靠性打了折扣，这就为“谣言”的传播滋生了“温床”。此外，各大社交网站几乎成了突发事件信息的“仓库”，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被埋没，面临失控[8]。微博裂变式的传播带来了管理上的新难题，网民的盲目转发，易误导社会，如何确保公信力，正是规范微博发展的最大问题[9]。针对此问题，有学者将视线从社交媒体重新转入传统媒体当中，认为主流媒体能够通过素质过硬的新闻把关人对海量的、庞杂的信息进行把关，筛选出真正有价值的，真实的信息[10]。但也有学者另辟蹊径，认为微博本身也具有辟谣功能。如政府开通政务微博，完善信息沟通体制，保障公民知情权，在突发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信息，掌握信息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或者微博运营者强化其责任意识，将信息把关与讨论相结合，对舆论进行有效的引导[11]。
针对社交媒体在公共事件和突发事件中所发挥的功用问题一直颇受争议，它能否堪此重任，能否成为一个独立发挥作用的因素?2011年初，当埃及、突尼斯的年轻人利用脸谱进行反政府独裁时，社交媒体成为正面因素极受追捧，但当8月为英国暴乱提供平台时，社交媒体又成为反面典型被猛烈抨击，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有研究者指出：社交媒体哪里堪此重任，它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发挥作用的因素。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赵鼎新教授认为在社会运动的理论体系中，社交媒体是整个触发机制的一个环节，而非唯一的决定性环节[12]。数字化的狂热拥趸将新媒体看成无所不能的组织工具[13]。在笔者看来，社交媒体所建立起来的弱纽带只能在组织中传播信息，但很少能成功组织高风险活动。
三、社交媒体传播效果研究
目前，我国网民人数已经达到五亿，而微博用户已经超过3亿，有调查显示：67.1%的人表示微博能即时交流，改变了交友、沟通的方式和习惯;64.9% 的人认为上微博更容易形成特定的小圈子[14]。
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的传播效果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考察：微观上，定向传播效果显著，受众反馈及时;宏观上，社交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新平台，大量普通用户参与信息传播的方式正在改变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形态。特别是更加便捷的移动媒体的植入，从无形中加大了社交媒体受众的粘性[15]。
在微博的世界中，每位博主可以随时关注到各种热门的话题，“沉默的螺旋”逐渐被打破，人们极容易在共同关注某一议题时形成“圈子”，从而发展成为群体传。
此外，微博中的传播者和接收者时常转换，很难有特定的区分，使“使用和满足”的形态更加多样化、复杂化、碎片化[16]。微博能够让每一个用户“短”、“频”、“快”地新闻，并可以做到核裂变式的广泛传播，对新闻和舆论传播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并且还具有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17]。社交媒体如此火热的势头，也滋生出了种种负面的效应：传播的真实性问题、价值问题，以及受众对社交媒介的依赖程度的加深造成受众生存空间碎片化的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除此之外，社交媒体传播的自由交互性容易消解舆论的社会整合功能，使网络传播的自由空间处于无政府无秩序的状态，传播规范的缺失，信息传播的失控等等[18]。
四、社交媒体的言论、舆情研究
社交媒体的参与性、公开性、交流性、对话性、社区化赋予每个人创造并传播内容的能力[19]。社交媒体以全天候、无间歇、滚动化和裂变式的信息传播方式建构了社会现实，又成为意见汇集和舆论生成的平台。
“围观改变中国”或许是人们对社交媒体的最美好期待。微博作为公共话语空间，在中国公民的话语生成机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公民以微博为渠道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促进了中国公民自身话语方式与官方对话方式的形成[20]。
有学者对“微博围观”下的公共舆论的形成机制做了如下分析：首先，微博围观形成了微博议程，为媒体报道提供了新闻源，从而形成了媒体议程;其次，微博中的大量“意见领袖”：如知识分子、媒体人等影响公共议题的同时，网民的围观形成舆论合力，使得普通用户拥有了话语权，不再是“沉默中的大多数[21]”。
如今微博问政势头迅猛，微博问政可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事务的效果最大化[22]。打破了媒体和政府议程一统天下的局面，公共议程成为可以影响媒体议程乃至政府议程的重要因素[23]。
微博以裂变的传播方式，产生巨大的聚合效应，构筑新的舆论空间，加上微博更容易先声夺人，并充斥着复杂的信息流，从而使得加强社交媒体的舆论引导就变得格外重要[24]。对此，有学者特别提出“意见领袖”来在微博舆论监管中的作用，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如同社会学上的“马太效应[25]”。
也有研究者对其更多的呈现出的一种“舆论一律”表示了担忧，认为这是一种缺乏理性思辨的表达，这表现在微博舆论经常是以一边倒的趋势猛烈地对舆论事件的当事者进行一致的批判或褒奖，而理性的呼唤早就淹没在众声喧哗的狂欢之中[26]。
此外，微博是一个自媒体平台，任何人也都有虚假信息的可能，而微博裂变式的传播模式，会加速虚假不实信息的传播[27]。广告信息的弥漫也干扰了微博正常舆论功能的发挥[28]。
对此，有学者从心理学的层面分析认为，要在重视网络舆论中的情绪管理的同时加强网络舆论中的观念引导，并警惕网络舆论中的态度极化，对此，传媒除了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之外，也要在展现强势意见的同时对非主流但相对公正意见与理智的意见进行展现[29]。
五、社交媒体营销研究
2011年4月8日，“抢占微博先机，把握营销未来”中国首届微博营销大会于在厦门举行，“微博营销”已经伴随着各大门户的微博广告大战热闹起来[30]。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社交媒体掌握信息，知悉喜欢品牌的产品，他们渴望与品牌进行交流并且参考社交媒体上人们对于品牌的评价。微博营销作为网络营销的一种，以其投入成本低、传播效果广泛，互动性等优势成为越来越多企业青睐的理由[31]。就目前来说，公司企业微博主要侧重与消费者沟通、新品、辅助公关以及品牌推广与塑造[32]。
也有学者指出了社交媒体营销中的一些问题，如多数中国企业在微博营销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路径，包括与粉丝互动缺少热度，很难形成庞大且稳定的粉丝群，以及广告信息推送带“官腔”，广告插入技巧笨拙等等[33]。许多企业经常会进入误区：认为微博适用于所有的产品和企业;转发量大，粉丝群庞大，营销目的就达到等等[34]。有研究者对此明确表明：社交媒体营销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缺乏证明营销有效性的相关数据。
而譬如Facebook上的“喜爱人数”，这些数据只是衡量成效的一种方式，但无法证明最终的成效[35]。当然利用社交媒体进行营销并非只是企业的专利，传统媒体的微博营销，则主要是对媒体形象的塑造、维护和宣传，及时本媒体的重点新闻，转发其它媒体关注的热点，发起话题讨论，与粉丝的互动，达到营销效果[36]。
当社交媒体的市场营销优势已被充分挖掘，其社会营销的优劣也开始提上日程，有学者指出社交媒体的优势有助于促进社会营销的顺利开展，但同时，其信息规避性、二级传播模式等特点变相成为社会营销的障碍[37]。针对此问题，就目前来说国内的相关理论还不成熟，案例研究还很缺乏。
六、关于社交媒体研究的思考
总体而言，2011年社交媒体研究非常活跃，既有讨论社交媒体这一平台在公共事件和话语变迁中的功能，也有这一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比较研究，同时也辩证分析了社交媒体在市场营销以及社会营销方面的突出作用，将社会营销提上日程。
传播学以定量研究为主已是学界的定论，但国内传播学研究的具体语境来看，质性地位依旧岿然不动，这也同样体现在了社交媒体的研究当中，这就导致研究中缺乏严谨的实证研究训练。当然注重实证并不意味着实证研究就要超越质性研究，数据和真实案例的分析若脱离质性想象也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有些研究者缺于对知识的反思和清理，仅仅在一些“老问题”上做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也困于功能主义的思维框架之中。以社交媒体和言论、舆情研究为例，大多数的学者对舆论控制的分析，并不是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出发，而是仅仅从主观意识形态出发，研究归为经验总结式，缺乏问题意识和严密的论证过程，缺于对知识生产的过程做严格的社会学分析。
当我们惯于横向整合，一果多因式的思维方法，纵向的逻辑思维则变得相对欠缺，一些如深度访谈、田野调查等在社会科学研究运用的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在社交媒体研究中并不多见，一些领域的研究依然是盲区，如对社交媒体的社会营销方面，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实务分析都很缺乏，一些弱势、边缘群体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还有待研究者投入更多的精力。显然，上述值得关注的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课题给未来社交媒体的研究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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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的传播研究篇6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部分，对新媒体研究的起点首先落在概念与知识的转型上。每一次传播技术的革新以及由它所引起的传播理论研究范式转向，不仅深刻影响了传播研究的发展，同时也折射着传播与社会机制之间复杂关系的变迁。在各种社会文化特异性相互缠绕的全球化浪潮下，传播交互方式变革的同时也催生了新的社会关系。当技术效应不再局限于客观世界而与各种关系结合时，即使间接的传播现象也可能成为新理论的起源，并以现实推动力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一、技术神话：概念底蕴与观念变迁
当前，我们谈论的“新媒体”，特指以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移动终端技术等数字化信息传播技术相结合的综合体。因此，其概念首先指向媒介技术和媒介形式本身，而同时又指向用来表达和交流的设备、内容以及围绕其所产生的实践行为与组织形式。由新媒体通过社交网络搭建的社会关系网交互作用的影响下，以权力关系为依托左右现实局势的场域共同为技术语境下的传播范式转换提供了基础。
目前，大量的传播研究指向媒介的微观层面及其在社会情景中的互动关系，以实现文本性（textuality）与情景域（contextuality）的结合。因此，对新媒体属性与特性的研究是一个需要加以整体考察的概念。
对传播技术及其与社会理论命题之间关系的探索，自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启。先有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概念的诞生，后有马克卢普的“知识产业”概念的提出，随后还有托夫勒对信息化趋势所形容的“第三次浪潮”等概念提出。这些理论无不例外地对技术力量的作用给予相当的肯定描述。由于这些理论对于科技之于传播乃至人类社会活动的作用赋予相当的期望，而经常被批判为过度的科技乐观主义。通过技术武装起来的传播活动，整合社会资源成为技术决定论的新形式。在此过程中，新的诠释认为新媒体技术能够改变社会形态，同时也开创社交新形式，拓展知识生产结构，转移权力中心等。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万物，万物即媒介”“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行为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行为尺度”[1]的主张在此背景下被发展为一个新版的“技术神话”。他认为“在电子技术下，人类的全部事务变成学习和掌握知识……时间和空间在瞬时信息时代双双化为乌有，人们的交互方式将重新部落化，从而产生一个人人参与的地球村”[1]的观点，也被新媒体技术与同时带来“时间的终结”“空间的终结”“权力的终结”[2]所证实。这种技术迷思所造就的期待使得新媒体能够解决人类社会诸多问题的“电子乌托邦”成为传播研究的愿景。凯瑞曾经以麦克卢汉将技术“奉为人们期待的社会变革的动力、重建人道主义社会的关键所在、回归珍贵的自然乐园的途径”[3]对此加以批判。但技术的神话在传播研究历程中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或许还会存在。技术的进步体现的始终是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固有的底蕴与属性，而媒介的延伸并不能将其证伪。当去掉了技术语境上的决定论光环时，新媒体的技术神话也就从“决定”走向“主流”，从“媒介延伸”走向“媒介融合”。至此，新媒体研究从开始被看做革命性的一步步转向演进、融合的多元研究路径。而正是多元路径的产生，让后面将要谈到的新媒体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传播研究的又一方向。
二、关系更新：新观念与旧理论
除开技术切入点的研究视角，另一大研究视角是从媒介、受众以及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维度加以阐释。需要强调的是，对技术之于人与人、人与群体以及整个社会关系的考察或许在实践意义上并不突出，但它却是建构新媒体研究这一领域里的新分支的必要部分。没有对于这些关系之间的分析与研究，传播研究在以新媒体为代表的新技术语境下就难以建构起适应新环境的新理论。
理论内部关系的更新常常源于新观念的诞生。因此，如果将当前新技术语境下的新媒体及其研究看作是传播研究的一大“势力”的话，那么传播学界之于技术的神话探讨就是其中的“力”，即左右传播形态发展与进步的基础，而其与社会理论、社会制度、社会关系框架下的研究则是其中的“势”，即之于社会的意义。
在新媒体时代下，首先改变的观念是传播观中的媒介观或者说渠道观。大众传媒时代的传播，与媒介和传播机构紧密相关。而在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传递是人们通过分享和具有表征意义的中介来实现的，就这一点来看，信息媒介在大众中的延伸和普及极大地增强了媒介“去中心化”的趋势。受众参与，通过互联网构筑的媒介平台，今日的传播已变成受众、传统媒介机构、公司、政府等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复杂交互行为。其二是受众观的变迁。受众从过去被动的接受者转化为信息内容的生产者与者，同时也是这些信息的消费者与使用者。其三是传播的过程观转变。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对于传播过程的认知不再是简单的单向、线性过程，互动传播观成为当前新技术语境下社会传播的真实写照。由此，“受众”一词在新媒体时代下其表意已不再准确，而“用户”与“使用者”这样的表达则更符合新媒体时代的要求。因此，虽然以受众为中心的研究仍然在新媒体研究中较为流行，但以用户为中心的研究大幅增长，更多学者从研究接受行为转向研究使用行为。[4]
既然新媒体为传播研究带来了如此大的变化，那么新媒体是否能够带动传播研究一次转型呢？传播学界对此持谨慎态度。当前以互联网研究为代表的新媒体研究增长速度相当惊人，在美国社会科学七大热门研究领域中排名第三。相关的一个趋势是，在当前的新媒体研究中采用“网络分析”视角进行研究的现象也日益增多。[5]而所谓“网络分析”指的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相互交织形成模式和组成方式。在网络环境中，通常用户不会直接进行关于自我的描述，而是通过朋友列表或者相册等“第三者”来实现展示，也就是说在典型的互联网社交平台这样的新媒体上，信息流动过程是“信息”―“用户”―“观众”。尽管在新媒体上实现的信息传播几乎都发生在虚拟空间之中，但世界却是包含了现实的世界和线上的网络世界。因而具体的分析依然要具体地解析新媒体的社会网络结构。正如前文提到的，新媒体与旧媒体并不是完全的取代与被取代关系，而是日益地体现出融合共生关系，新观念的产生也并不意味一定就与旧观念站在相反的立场上。关系与观念的更新为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但这个途径毕竟不是唯一的。因而，比较新媒体与旧媒体之间的差异与共性，为凝聚新技术的现实力量与社会新关系理论属性以形成新媒体统一的传播力，并试图找出新媒体下一步的发展趋势，这才是新媒体研究不断拓展的对象与议题。
三、结语
传播研究一直都在进步与发展之中，而在当今跨文化、跨地域的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为了让新媒体研究能够在不断的学术探索中建构起一套其独特而有解释力的理论，这不仅对新媒体本身自我的发展与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样对传播研究的演进有着积极的作用。当前的新媒体研究中，对于微观层面研究的力度依然较大。学界公认的意见，新媒体技术突破了时空以及一定程度上权力对人类的束缚，但技术决定论的迷思，以及对于新媒体之于社会制度与权力关系的过高期待，使得相关研究依然有着流于乌托邦式想象的趋势。
当然，一切传播研究都应置于具体的、历史的情景中加以考察。各不相同的文化情景及其衍生出的种种特殊性，即使在全球范围网络世界的新媒体上也依然有着深刻的体现，或者说正是由于新媒体的产生与普及，使得今天的传播研究处于一个较之大众传媒时代更加多文化、形式各异却又彼此相关的社会交互网络中。因此，对于未来的新媒体研究而言，在关注全球化以及传播研究转型的大背景下，对于新媒体在中国社会独特性之下，宏观社会关系属性与微观现实技术支撑属性间达成平衡并统一在传播力概念下的研究，对于新媒体的理论建构将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M.McLuhan，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M].New York：McGraw-Hill，1996.
[2]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M].黄典林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社交媒体的传播研究篇7
[3]刘昊.碎片化语境下的网络传播策略[J].新闻爱好者，2011（10）.
社交媒体的传播研究篇8
如果要真正理解大众传播，我们就应当重新将大众传播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物加以研究，研究它的成因与它在传播学结构中的特定位置。而解释大众传播的最好方法，是将它放在它与其对立面——日常交流的关系中去考察它，而不是从它的内部去寻找意义。如果这样做，我们将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大众传播和一种全新的传播学视野。
一、传播研究的对象生来就是大众传播？人们往往忽略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拉斯韦尔和他的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提出这个概念的1939年之前，在李普曼已经感受到这个概念内涵的1922年之前，研究日常生活交流的传统已经在大西洋两岸蔚然成风。也就是说，传播研究的主要对象并非天生就是大众传播。以修辞和言语为代表的日常交流研究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美国就已经进入了大学，而且从事这类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们还成立了规模庞大的学会。“到了20世纪，大学还没有传播系，但是演讲、文学作品表演、辩论和说服等方面的课程已经以‘言语’的名义经常地在英语系或戏剧系中得到讲授。20世纪上半叶，两种主要的言语研究方法出现了。康奈尔学院有着这样一批学者，他们从人文的角度来涉足言语研究。中西部学院的学者们则认为，研究言语的最好方法是从科学基础出发。这些学派构成了修辞和言语的两条主要路径，也正是这些学者后来组建了与英语系及戏剧系相分离的言语系。”\[1\]（P2-3）
所以很显然，大众传播的研究范式是在1939年之后才渐渐取日常交流研究而代之的。而耐人寻味的是，几乎没有一部专门的传播学术史著作提及这个问题。尽管像罗杰斯这样传播学社会科学传统的卫道士公然声明，他在《传播学史》一书中“没有囊括传播学的众多人文主义的起源”\[2\]（P6），但他仍然在一些细节中流露出早期传播学研究的主要范式的存在，如修辞学和语义学：“伊利诺伊大学的传播单位中的著名的、但没有指派给施拉姆管理的单位是言语系。这个系力求成为一个人文学科，而不是一门社会科学，致力于人类传播，强调一种修辞的视野。……尽管已经和系里的老师讨论了加入施拉姆的传播系的可能性，但言语系决定维持原样，留在文学、艺术和科学学院。这个由系里作出的走自己独立道路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它导致了后来传播学领域之分为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分支学科。”\[2\]（P474-475）所以，天生之说并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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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之谓，是将特殊化的少数民族文化导入一般化的大众传播过程所进行的研究和呈现的论域。其要回答的问题是：少数民族文化何以成为大众传播的内容和产品？这个表述标明了此研究的两个方面：其一、少数民族文化成为大众传播的内容――主要涉及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因素的关系；其二、少数民族文化成为大众传播的产品――主要涉及少数民族文化与资本因素的关系。这两个方面发生于同一个过程，是一体之两面。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研究目的是，经由传媒化的动态过程，考察少数民族文化在传媒因素、社会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市场因素（尤其是资本因素）作用下的情态和机理，在历时与共时两个向度上，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和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理论和政策问题。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是笔者2010年提出的一个新论域。这个论域试图在传播学、民族学、经济学（主要是文化经济学）等多学科交汇之处建构一个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现实情境相对应的学术范畴，以避免学科分野对现实整体性的肢解。
二、范 畴
（一）既有的研究范畴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主要涉及民族学、传播学、经济学三个学科。经对民族学、传播学、经济学跨学科研究领域文献的研究梳理，本文将现有的交叉研究归纳为以下4个向度：一是民族学向传播领域的延展――人类学早期的传播学派理论以及后来的传媒人类学（David Machin，2002年；Ginsberg，2002年；Askew、wlik，2002；Peterson，2003；Rothen- buhler、Comam，2005年）①。二是经济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的联姻――民族经济学的创立（陈庆德，1994年；刘永佶，2006年、2008年）和经济人类学的创立（陈庆德，1994年；施正一，1997年；施琳，2002年等）。三是传播学向民族学领域的拓展，主要是民族志传播学（【美】德尔・海默思， 1964年；【美】菲利普森，1972年；郭建斌，2003年；吴飞，2008年等）和正在创立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学（郝朴宁、李丽芳，2008年）。四是传播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大致分别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经济学理论在传媒中的运用，产生了媒介经营管理（凌昊莹，2002？年；詹成大，2004年；张芹、杨尚聘，2009年；？潘可武，2010年）、媒介经济学（宋建武，2006年；？周鸿铎，2007？年；杨海军、王成文，2008？年？）等新的学科分支；二是文化产业研究下的传媒产业化研究（喻名乐，2004？年；？李竹荣、董克柱、金雪涛，2009年？？），关注的是传媒及其产品的经济化问题。以上错综复杂的学科交叉研究可以通过图1得到展示。
除了上述4个向度的联系之外，文化经济学（陈庆德、马伟，2007年）中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本化研究和文化研究中的相关理论（斯图亚特・霍尔等，1979年）也为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提供了一些理论启示。
从以上归纳可以看出，现有的民族学、传播学、经济学关联性研究是两两对应的，是以一个学科为基础，向另一学科领域的延伸和拓展。
民族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都没有涉及或少有涉及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问题。传媒尽管也被理解为一种产业、一种经济活动，但是一般认为少数民族社区的传播经济化过程还是一个将来时。
文化经济学和少数民族文化资本化研究已经注意到文化产业对少数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并没有从传媒角度来加以研究。
媒介经济学、传媒产业化研究是使用经济学理论对传媒经济过程的研究。媒介经营管理兼用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②。在这些研究中，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主体是缺位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传媒和文化实体，也被看作是一般的与汉族地区无差别的事业单位或市场主体。实际的情况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传媒活动和传媒产业有着与汉族地区不同的语言、文本结构方式、文化内在特征以及市场环境和文化环境。随着传媒领域的市场化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发展，少数民族必然成为使用现代传播技术进行文化产品生产和传播的市场主体；随着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除了旅游、会展、演艺等广义文化产业，狭义的文化产业和产品，如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少数民族电视作品、少数民族音像产品、少数民族出版物等必然要通过大众传播渠道，实现更大规模的复制和更大范围的传播，以使少数民族文化主体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民族志传播学、民族文化传播学、传媒人类学基本上关注的是传播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主要是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在这些学科中，有了对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主体的关注，但是，传播的经济过程却被忽略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民族学、传播学、经济学两两对应的分支学科建设中，总有另外一个学科是缺席的。这个状况直接导致了要么是在经济化研究中，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主体的被忽略，要么是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经济化过程的被省略。现实的联系被学科的分野肢解了。
（二）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范畴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是要在少数民族文化与民族学、传播学、经济学的现实关联中，以事实为根据设定一个新的研究范畴。这个研究范畴可以用图2来呈现。
鉴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文化属性、传播特征和产业属性，本研究从历时、共时两个向度设定了研究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内容。
从历时角度看，需要研究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历史源流，以便厘清历史脉络和现实状态――此为研究的基础。从共时角度看，考察民族文化传播的信息编码过程、内容制作过程和产品生产过程（见图2）
――此为研究的3个主要方面。跳出上述纵横结构，在一个高点上，思考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历史、现状、特质、机理，以及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继而进行理论思考和政策研究。
上述研究内容和范畴要回答的问题是，其一，历史研究部分，主要回答“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历史和现状是什么？”；其二，基本内容部分，主要回答“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机理是什么？”；其三，理论思考和政策研究部分，主要回答“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对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主体造成了什么影响？如何调适？”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过程可以细分为3个不同的侧面。这3个侧面存在于一个共同的过程之中，是对共同过程的不同表述。
首先，我们可以将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过程看成是一个内容生产过程。少数民族文化经过制作，形成节目，然后经传播，到达受众。这一部分主要蕴含的是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因素的关系，尤其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西方的大众传播和意识形态关系研究已经有了丰富的成果。现在的问题是，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需要将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成果中国化，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民族状况、意识形态、民族理论、传媒制度和人的文化心理等因素都与西方有截然区别，西方的理论是不可以照搬过来图解中国现实的。要使传媒文化研究中国化，方法之一就是引入“少数民族文化”这个变量进行考察。如果西方的文化研究关注的是“传媒――意识形态”关系，那么，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关注的是“少数民族文化――中国传媒――中国意识形态”三者的关系。这样可以使一般的理论争论进入中观的应用研究和实证层面，让飘忽的“意识形态”附着在“少数民族文化”这一对应物上。
其次，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过程可以看作是信息生产过程。少数民族文化经编码形成传播文本，这些文本经受众解码，达成信息传播的目的。这里，传播学一般的信息传播研究，一经载入少数民族文化，原本空无一物的传播学“传――受”关系通道中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内容。鲜活的、特殊化的少数民族文化一旦植入传播过程，就必然与传播渠道发生碰撞。这种碰撞是与一般文化信息在编码过程中受到的影响所不同的。大众传媒形式诸如报纸、广播、电视、电影作为一个类的存在，有其总体性的特质，这些特质共同构成了传媒的本体属性。这里研究关注的是传媒对少数民族文化文本编码的影响。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已经不是一般的“信源――渠道――信宿”的关系，而是“少数民族文化――中国传媒――社会因素和资本因素”的关系。分析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特征――即在传媒属性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应关系中考察信息文本编码的特征。要回答的问题是，“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传媒中由于传媒的作用发生了什么变化？”
再次，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经济过程。少数民族文化经过生产，演变成了文化产品（如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经过营销到达受众（文化消费者），完成的是利润获取的目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过程已经不属于一般的传媒经济研究，而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本化之一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经济化的研究。③这里的关注点不是“民族――经济”的对应关系，而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经济化”的关系。
在传媒经济学等研究省略少数民族文化，民族志传播学等研究省略经济化过程，民族经济学等研究省略传播过程的学术现状下，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试图以现实为依据，将少数民族文化理论与政策研究建筑在民族学、传播学、经济学三者交界的视域，增加一个向度去考察少数民族文化与大众传播的关系。如果每一个学科的研究都是针对一个特定的“集”的研究，那么，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提出就找到了民族学、传播学和经济学的一个“交集”。将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作为“最大公约数”，使民族学、传播学、经济学的相关同类项得以显现、对应、比照、约化，看到社会实际存在的诸变量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真实动态作用，从而进行更切合于现实的理论思考和政策研究。
三、论域的由来
（一）传播学与民族学研究领域的重合
少数民族文化成为大众传媒的内容和产品是一个显著的事实。
少数民族文化的大众传播始于20世纪20年代，④勃兴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现在少数民族文化已经成为大众传播的基本内容和产品之一：新中国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成就了中国电影的早期辉煌；各种报纸对少数民族地区报道从未间断；电视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呈现着最靓丽的风光、风情、风物；互联网关于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网站也发展迅速。⑤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基本事实不仅提供了本研究的现实基础，也提示了研究的基本关联因素和研究的方向。
少数民族文化成为传媒内容，不仅使民族学与传播学面对共同的研究领域――传媒文化研究，同时提示了民族学、传播学的当代转向。
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在1996年6月号的《今日人类学》杂志中登出一条消息，称1996年11月30日在曼城大学举行的论辩会的主题是“（传媒）文化研究将是人类学的死因”，意指传媒的发展使得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ow Malinowski）的“文化事实”（cultural facts）或“分立群域”（isolates）不复存在。“传媒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传统的小型、一体化的分立群域或社区被大型的全球化、国家化、多元化的力量渗透与连接”⑥，如此传媒文化占据了人类学研究的前沿，导致了对学科存在独立性的质疑。
这里我们对传媒文化研究是人类学死因的“惊呼”暂且不论，但是借由传播场域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相关问题，无疑指示了当代民族学研究的新的领域和重要方面。
在人类学家的忧心忡忡之时，传播学家们也发现了将少数民族文化导入传播理论和应用研究形成的新的学术领域。一些传播学者借用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在民族社区开始了民族志传播学的研究（【美】德尔・海默思， 1964年；【美】菲利普森，1972年；郭建斌，2003年；吴飞，2008年等），一些学者开始了创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学的努力（郝朴宁、李丽芳，2008年）。这两类学者以务实精神开始了民族学与传播学交界之地的耕耘。
如此，民族学与传播学不可避免地已经遭遇了。
（二）传播学与经济学的融合
少数民族文化成为传媒产品实质上是少数民族文化经由传媒过程的经济化，提示了传播学对传播经济化问题的关注。
当前，对少数民族文化产品的研究已经呈现在了文化经济学（陈庆德、马伟，2007年）等新领域中，但是传播过程并没有被纳入讨论。
实际上，大众传播过程对少数民族文化产品的生产具有规定性的作用，把大众传媒及其导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量引入少数民族文化的经济化过程，传播学是不能缺席的。在这里，传播学面对传媒产品和传媒产业，不可避免地要创造性地步入经济过程和经济问题的研究。如此，传播学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经济学。
但是在传播的经济学研究中，不论是媒介经营管理（凌昊莹，2002？年；詹成大，2004年；张芹、杨尚聘，2009年；？潘可武，2010年）、媒介经济学（宋建武，2006年；？周鸿铎，2007？年；杨海军、王成文，2008？年？），还是文化产业研究和文化经济学概念下的传媒产业化研究（喻名乐，2004？年；？李竹荣、董克柱、金雪涛，2009年？？），在关注传媒及其产品的经济化问题时，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却是缺席的。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的基本事实，提示出了一个民族学、传播学、经济学三学科相关联的研究地带。学科的人为划分和人类活动日益紧密广泛的联系已经形成了明显的错位。学科的交流、交汇、交融是一种必然。这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来自现实的真实命题。从这一点说，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论题既有现实基础，又提示了融合民族学、经济学、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研究向度。
四、意 义
（一）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新命题
传媒化生存是当今人类生活的基本特点。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主体也必然跻身于传媒化的生存状态之中。
传媒化生存意味着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主体已经被纳入了以信息传播为基础、以符号生产/消费为特征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之中。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既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主体与当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关系，同时其本身也是当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
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与大众传播的一般性，构成了少数民族文化在大众传媒场域殊的状态和动势。其一，大众传播既把遥远的世界带到了少数民族眼前，也将少数民族文化呈现于公共的场域。少数民族文化再不是昔日“藏在深山人未知”的存在之物，而是成为了最受关注的传播内容之一。少数民族文化的外部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陌生世界。在双向的交流与互动中，少数民族文化受到了更多因素的作用，因而具有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生存发展状态。其二，传播并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流。在交流中，也必然会有接纳、融合、排斥、冲突。传播使得少数民族文化被放置在了多种不同的价值体系面前，因此也使少数民族文化在新的价值判断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动势。其三，传播将少数民族文化纳入大众传媒场域，而这个场域本身就是多种权力博弈和争夺的时空，这样少数民族文化也必然会被赋予新的动能。其四，传媒场域本身就是文化存在与再生之场域，所以传媒化是少数民族文化在现当代的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考察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就是考察少数民族文化在当下的真实状态。
更为重要的是，大众传播赋予了少数民族文化经济化运用的可能。于是少数民族文化除了昔日的话语权力实现问题，又添加了经济利益实现的问题。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提示了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文化资本参与经济过程、借由大众传媒的强大传播力实现文化增值的路径。少数民族文化不再是仅仅在民族社区自演自看、自生自灭的“保护”对象，不再是民族风情农家乐里守株待兔式的唱唱跳跳，不再是大型节庆中欢天喜地、万方乐奏的无偿表演，也不再是国内外大腕导演们无偿占有的公共资源。更重要的是它要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主体参与大众传播的资本，以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主体的文化权力和文化权益。边缘的文化主体借由文化产品参与中心，指示了少数民族地区可能的发展路径。当立足于自然资源的粗放开发已经不合时宜，当传统工业化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持续，当东部因地理、历史、政策、基础等诸多优势优先发展又好又快抢得先机，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少数民族文化资本化、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化）就成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和赶超应该思考的现实路径。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方式问题可以进一步呈现并在新的向度上获得讨论，这是有意义的。
（二）少数民族文化理论研究的新视角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论域的提出和建构，目的是从新的向度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理论与政策。
传播是文化存在和再生的场域。经由传播来考察文化已经是当下民族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民族志传播学、媒体人类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学都在这里开始了耕耘，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可以在这片“田野”（field）观察到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生存的基本状态。
大众传播可以理解为一个文化传播的特殊场域。大众传播使得文化被集中显现、建构、传播、扩散，并被加入社会场的诸多能量。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信息媒介属性、文化场域属性、文化产业属性等复杂性质，就像是一块多棱镜，反射出政治、文化、经济与传播内容的互动关系。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提供了一个由点向三维空间发散的研究视域。
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将少数民族文化植入了传媒内容和传媒产品编码的过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文本，作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表达，本身就是社会权力关系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生动、鲜活地含有来自意识形态、制度、经济、技术等方面的活化因子。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论域的提出就使得上述因子的作用过程得以显现，从中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社会诸因子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作用机理，来呈现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因素和资本因素的张力与合力，这就提供了考察少数民族文化理论与政策的一个观察点。基于张力的弥合与合力的更生，便可以提示理论思考和政策改善的向度。
将少数民族文化植入传媒内容和传媒产品的生产过程，从局部看，我们窥见的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大众传播过程；从整体看，我们则可以观察到将少数民族文化纳入以信息传播为基础、以符号生产/消费为特征的现代生产和现代生活的整体图景。少数民族文化及其主体与传媒的结合，不仅是以文化主体身份的被动参加（如少数民族社区的电视观看），而且是以市场主体身份的主动参与，就是要实现和获得少数民族文化因传播获得的话语空间和增值的经济利益。在不同人们共同体的事实不平等考察中，要更加注意经济因素。把解决不同人们共同体在经济上的不平等，看作是在和谐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多民族国家实现民族平等、团结、进步的现实要求之一和终极目标之一。少数民族文化传媒化研究的视角，就使得少数民族文化理论和政策的研究带有了多维度的和现在进行时的意义。
参考文献：
李春霞、彭兆荣：《媒介化世界里人类学家与传播学家的机会：文化多样化与媒体人类学》，载《思想战线》，2008年，第6期。
凌昊莹著：《媒介经营管理》，北京：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陈庆德、马炜著：《文化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参见马炜、陈庆德著《民族文化资本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白润生著：《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3-5页。
社交媒体的传播研究篇10
社会化媒体的基础理论研究是一个尚不成熟的领域，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甚至在一些基本概念、特征、范围等问题上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概念与特征研究。2007年，Antony Mayfield 在《 什么是社会化媒体》（《What is Social Media》）一书中为社会化媒体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即“社会化媒体是一系列网络媒体的总称，这些媒体具有参与、公开、交流、对话、社区化、连通性的特点”。他认为，社会化媒体最大的特点是“赋予每个人创造并传播内容的能力”，并将社会化媒体的基本形态分为七大类：社交网络、博客、维基、播客、论坛、内容社区和微博。Mayfield的定义成为学者们认识社会化媒体的重要起点。Kietzmann等人将社会化媒体定义为“超过了社会交往的内涵的社会化互动媒体，随时随地、门槛低和广泛的传播技术能使社会化媒体改变组织、群体和个人沟通方式”。他们观点的共性在于强调互动，因此暂时称之为“基于互动角度的概念”。
之后，后继学者又对社会化媒体提出了不同的定义：第一种是基于技术角度的界定，如Kaplan和Haenlein 提出社会化媒体是在 Web 2.0 技术的基础之上，允许人们交换自主创造内容的应用；第二种是美国公共关系协会提出的，认为社会化媒体是指支撑网络的那些工具和服务；第三种是基于网络结构的界定，如Toni Ahlqvist等人提出社会化媒体的一个重要元素是人际关系网，人际关系网反映了社会化媒体不再是所谓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漫无目的的传播，而是要依附于一定的关系网络，这也使得社会化媒体与传统媒体有了本质的区别。
此外，还有基于传播特点或者应用形态的界定，如认为社会化媒体具有内容碎片化、传播时空碎片化、受众碎片化、人们心智和生活方式碎片化的特性；还有一些学者将社会化媒体应用形式定义为博客、维基、播客、BBS、社交网络、内容社区和微博等，社会化媒体就是由这些工具构建的社会化网络及其服务平台。
分类及类型研究。随着网络应用形态的丰富，社会化媒体所指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有必要对其进行科学的分类。然而，仅仅依据应用形态来分类显然缺乏学理依据，且难以实现从现象到本质的跨越。
Kaplan和Haenlein 运用媒介研究中的社会临场感理论（Social Presence）、媒介丰富度理论（Media Riches）以及社会过程理论，构建了一个二维表，根据表格将业已存在的社会化媒体分为不同的类别。在该分类方式下，就社会临场感和媒介丰富性来说，协作项目（如维基百科）和博客的程度是最低的，因为它们基本是基于文本的，因此交流空间较小；高一个层次是内容社区（如YouTube）以及社交网络（如Facebook），它们在文本交流之外还可以分享图片、视频以及其他形式的内容；最高层次的是虚拟游戏世界和虚拟社交世界（如“魔兽世界”“第二人生”），它试图在虚拟世界中复制面对面交往的所有维度。就自我展示和自我披露来说，博客比协作项目的程度高，因为后者主要聚焦于某一领域的内容；同理，社交网站比内容社区的自我披露程度更高；虚拟社交世界比虚拟游戏世界的自我披露程度更高，因为后者的用户是要严格遵守游戏规则并以特定方式行动的。
Lietzmann和Hermkens等对社会化媒体的分类建立在对其功能性的区分上。他们首先提出了社会化媒体应该具有的七个基础功能模块（Functional Building Blocks），即认同、交谈、分享、存在、关系、声誉及群组：“认同”功能块表现出用户的社会化媒体设置在多大程度上透露他们的身份信息，包括姓名、年龄、性别、职业、所在地以及其他信息；“交谈”表现用户在多大程度上使用社会化媒体进行交流；“分享”是指用户使用社会化媒体来交换、、获取信息；“存在”是指用户可以在何种程度上与其他用户取得联系，这包括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情况；“关系”是指用户与其他用户之间的联系，具体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用户通过某种方式来相互交谈、分享社会事务、面晤或者仅仅是将对方加入好友列表；“声誉”是指用户如何识别他人及自己在社会化媒体中的地位（声誉在不同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上有不同的含义，有时声誉是一个信任问题，社会化媒体只能依靠机械判断，通过用户所提供的信息来判断何种关系是值得信任的）；“群组”是指用户组建社区和子社区的功能，一个网络越是“社会化”，其朋友、“粉丝”、联系人的群组就越大。
大多数社会化媒体在这七个功能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没有哪个社交媒体只聚焦于其中一种功能，但又各有侧重，有的偏向身份认同，有的更关注分享，不一而足。
社会化媒体的应用研究
相对于理论研究的薄弱，应用研究的发展非常迅速。相关研究涉及到个人使用社会化媒体的情况，社会化媒体在企业、政府、媒体乃至非政府组织中的应用，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和影响。
商业与经济视角下的社会化媒体应用研究。商业与经济视角下社会化媒体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公共关系、危机管理、口碑影响、推广宣传、公关策划乃至组织管理等方面。值得指出的是，社会化媒体在上述诸方面的应用并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它还包括媒体、非政府组织乃至政府部门相关的行为。
首先，公共关系方面。社会化媒体在公共关系方面的应用研究包括两个内容。一是通过对公关从业人员的调查，发现社会化媒体在其工作中的重要性。例如Alikilic等人对于土耳其的公关从业者进行了一项在线问卷调查，运用UTAUT模型，研究调查了土耳其公关从业者是如何对内和对外使用社会化媒体的。二是具体研究公共关系人员如何使用社会化媒体，以及社会化媒体在公关应用中的效果。例如，Eyrich等人调查了公关从业者对于18种社会化媒体的使用情况，探究他们如何通过社会化媒体操纵“想象的受众”，如何以不同受众为目标，如何隐藏目的以及如何保持真实性等，并由此探究在公共关系领域社会化媒体应用的发展趋势。
其次，危机管理方面。对社会化媒体参与危机管理的研究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注重社会化媒体在危机事件传播中的作用；另一类关注公众对危机事件的反应以及对危机处理手段的反馈。例如，Liu BF等人通过一项针对162名大学生的实验研究，测验了一个以社会化媒体为媒介的危机传播模式（the Social-Mediated Crisis Communication Model，SMCC）。这项研究聚焦于SMCC模式的两个部分：危机信息形式的效果（传统媒体，社会化媒体，口碑传播）和公众对于危机回应策略的接受以及公众危机情绪的来源（第三方组织）。结果表明，有策略地将危机信息的形式和来源匹配起来对于危机回应尤为重要。
第三，品牌与营销方面。社会化媒体在品牌和营销方面的研究包括影响和使用两个方面，即研究社会化媒体如何影响品牌和市场，以及如何利用社会化媒体开展广告和营销活动。例如，Christodoulides等人的定量研究为用户生产内容（UGC）对品牌的影响提供了例证。研究者建立了一个模型，为用户生产内容的驱动力和以消费者为基础的品牌价值之间的连结提供了新的洞察。研究表明，关于协同创造、集体和自我概念的消费者洞察对于用户生产内容有积极作用，从而对以消费者为基础的品牌价值产生影响。
第四，内部组织管理方面。如何运用社会化媒体进行组织内管理和组织外沟通，也同样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如Rybalko等人通过对《财富》的世界500强公司以及个人的Twitter信息随机样本的内容分析，研究了这些公司如何使用Twitter促进与股东的对话交流。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用Twitter进行对话倾向的机构来说，具有此倾向的机构更重视与访客沟通。
政治与社会视角下的社会化媒体应用研究。以政治和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社会化媒体的应用，普遍关注效果和影响。研究通过理论推理论证社会化媒体可能引起的各种影响，和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存在的现实效果。
对于用户通过社会化媒体参与政治活动的研究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关注群体的行为特征，例如，Jiyeon考察了2009年Facebook上联合抵制Whole Food公司的事件，研究发现在社会化媒体上非计划性但效果有力的行动主义有可能激起拥有共同道德观念的中产阶级的进一步行动。他认为尽管许多人担心网络空间的群体极化，但是社会化媒体提供了一个相对包容的空间，反对者在此也会仔细审视自己的观点。
微观层面从个体用户切入，考虑个体在上述问题上的差异。例如，Homero等人对社会化媒体用于获取信息和个人社会资本以及用于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等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首先检验了当人们利用社交网站获取政治事务或者集体事务的信息时，其民主愿望和行动会不会提升。结果表明，没有任何证据能够将社交网站的使用频率同公民参与行为和社会资本的增加联系起来。研究还发现，通过社交网站进行的新闻消费与人口统计变量之间有关系，如年轻人、少数民族、低收入者和低教育程度者可能更倾向于用社交网站获取信息。
媒介视角下的社会化媒体应用研究。随着社会化媒体的普及，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以及受众的媒介使用也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新闻机构利用智能手机来收集和社论内容，Mills等人通过四个国际智能手机的案例，研究了移动媒体在新闻生产中的使用。这项研究探讨了群体、学生和专业记者整理和媒体传输的潜力，并且提供量身定制的平台，并考察这个平台是否可以达到智能手机的内容制作和编辑部业务之间的无缝连接，同时探讨了未来的平台开发和潜在的设计方法。
除此之外，对于非营利机构如何利用社会化媒体也被研究者提上了日程。例如，2010年，Rowena L. Briones等人以《跟上数字时代：美国红十字会如何使用社交媒体建立关系》为题，采用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社会化媒体如何被有效地用在公共关系中进行客户资源的维护、开拓，建立与客户或公众的联系的问题。研究认为，社交媒体似乎为促进交流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在这里组织与公众分享相似的价值观、信仰和兴趣。此外，研究还指出了美国红十字会社会化媒体的现状、问题和前景，还对美国红十字会社会化媒体的使用策略提出了建议。
国外社会化媒体研究的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国外社会化媒体研究的情况可见一斑，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良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基础有利于新兴学科的发展。国外社会化媒体研究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与其良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基础密不可分。包括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商学、政治学等在内的社会学科，在国外有良好的研究基础，这为社会化媒体研究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一方面表现为理论和方法的支撑，另一方面是学术素养的延续。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仍缺乏这种宝贵的历史财富和学术积累。仅以传播学为例，进入互联网阶段后，网络传播研究成为传播学重要的分支。围绕网络传播的新问题，西方理论界迅速展开研究，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理论成果，包括社交现场感理论、媒介丰富度理论、信号理论、电子亲近理论等。相比之下，我国的网络传播理论研究还滞留在对传统传播学理论在互联网环境下的验证阶段，这样的现状制约了理论创新，从而进一步制约了新兴学科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从根本上强化基础研究，才能弥补不足。
基础研究与理论研究亟待强化。对于国外社会化媒体研究而言，尽管基础学科内的理论创新有着很好的发育土壤，但是本研究领域内对核心概念和基础理论的研究还很薄弱。现有的为数不多的成果对概念、特征、分类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往往陷入顾此失彼、厚此薄彼的境地，尚未形成共识。例如，一些研究中将电子邮件等与Twitter、Facebook等相提并论，一概算作社会化媒体。可见，概念体系尚未成形，对本质问题的规律性认知和理论体系的建构也有待深入研究。
社交媒体的传播研究篇11
当前中国社会传播语境的一方面是传统媒介传播市场的份额在不断收缩,其话语权威和传播效能在不断降低;另一方面则是新兴媒介(如博客、BBS等)的勃兴与活跃、传播通路的激增、海量信息的堆积以及表达意见的莫衷一是,这便是现阶段传播力量建构所面对的社会语境。在这种社会传播语境下,再由于科技的进步,特别是新媒体的出现,使得当代媒介文化在内容上更加具有极强的“扩张性”。从一元文化向多元文化,从单层次传播到多层次传播,媒介的内容日渐复杂多变,现代传播媒介与人们的社会生活各个层次的联系和影响更加紧密。
一、受众研究发展历程
（一）关于受众
受众,简单来说，就是接受信息的人。他既包括大规模信息传播中的群体，即报刊的读者、广播的听众、电视的观众，也包括小范围信息交流的个体。随着网络传播的出现，受众中又加入一个新的成员“网众”。
受众在网络媒介中赋予了新的涵义，无论是信息的者还是接受者，他们首先都是网络媒介的共同使用者。网络受众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团体或国家，即既包括传统传播过程中的传播者，也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受传者。
（二）受众研究基本途径
英国传播学大师麦奎尔(D•Mcquail)1994年将大众传播学受众研究区分为三种不同的传统或途径,即“结构的”、“行为的”和“文化的”。“结构的”受众研究是指以社会学理论为背景,以协助传播管理为宗旨而进行的受众调查研究,本质上是根据受众的构成与总人口的社会结构的关系来描述受众,以便迅速而全面地提供一种反馈。“行为的”受众研究是指以社会心理学理论为背景,运用实验或准实验方法,旨在探索大众传播与人类心理、行为之间复杂关系的诸般研究。“文化的”受众研究是指以人文科学为理论背景,运用定性及民族志学方法,旨在了解受众解读与媒介文本的关系,以及作为人类日常生活之一部分的媒介使用经验的研究。三种研究途径中,前两种均形成于二三十年代,迄今为止仍是主流研究途径;后一种形成于80年代,是受众研究领域的新起的研究途径。
二、网络传播环境下受众的转变
网络作为新兴的第四媒体，已经成为今日社会生活、特别是青少年的日常生活最具支配性和主宰性的力量之一。现代媒介就是电子媒介，其传播速度无与伦比地加快，达到了“即时性”的程度，传播空间无限扩展。网络传播以海量信息为背景，海量参与者为对象，参与者同时又是信息接收与者并随时可以对信息作出反应。电子媒介的兴起向纸质媒介的一统天下的局面发出了强势的挑战。媒介文化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大众文化走向前台，城市文化快速传播蔓延，时尚文化大批量复制，采用了浪潮式的运作方式。网络文化正逐步改变我们的交往方式。网络传播的出现，也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和受众的地位以及获取信息的方式。
面对网络传播这个新的领域，分众传播出现了更为积极的变化。可以说后分众化的传播时代已经到来。这样的分众传播并不以传播者的意志为转移，而以受众的选择为标志。
（一）网络受众的新特点
1、传统议程设置的削弱和受众主动性的增强
威尔伯.斯拉姆说过：“大众传播的接受者力求掌握信息的个人控制权的趋势将越来越强，而信息垄断集中的形式将被改变。”这一语言在今天的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中得到实现。
在网络时代，受众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利，不仅可以自由选择感兴趣的话题，还可以在网上自由信息，信息的重要与否不再是传播者决定，而是可以由受众自己决定。网络传播具有人际传播的交互性，受众可以直接迅速地反馈信息，发表意见、人们在瞬间就能进行角色互换。每个人都可以是传播者，每个人又可以受众。传统的线性传播模式已经无法合理地解释网络传播，互联网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开放式的非线性的传播样式。网络的互性给于人们转换角色的自由，受众可以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可以主动掌握和控制信息，并参与到信息的提供和传播活动中去。
对于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来说，网络传播环境大大削弱了传播者的主控地位，相反，受众关注和探讨多的话题更能成为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比如网络草根的兴起和备受追捧，芙蓉姐姐，二月丫头等网络红人成为网络话题的焦点。再者，比如百度贴吧和天涯，猫扑等论坛，都是按照不同的话题进行分类，而且排序是根据网民们的跟帖数来决定的。更让受众拥有话题的主动权。
尼葛洛庞蒂的《数字化生存》中描述的到：从前所说的大众传媒正演变为个人化的双向交流，信息不再被“推给”消费者，人们把所需要的信息“拉出来”，并参与到其创造信息的活动中。这也使原来关于大众传媒对受众产生“议程设置”这一理论受到一定的挑战。在网络上，所有用户都可以通过BBS自由选择信息接收表达观点，所有用户都既是传播者又是接受者，逻辑上地位是平等的［4］。
在网络传播中，受众与新闻传播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进行直接的双向交流。网络的交互性特征提供了物质保障，使得双方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电子论坛进行同步或异步交流。通过这种交流，对传播者而言，在第一时间了解受众的反应和想法，掌握信息传播效果，以便对自己的传播行为作出评价和修正，对受众而言，除了可以直接对传播者表达自己的观点外，还能从传播者那获取新闻背后的信息。
2、“重新村落化”的交流方式的回归
在麦克卢汉看来,“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主要含义并不是指发达的传媒使地球变小了,而是指人们的交往方式以及人的社会和文化形态的重大变化。交通工具的发达曾经使地球上的原有“村落”都市化,人与人的直接交往被迫中断,由直接的、口语化的交往变成了非直接的、文字化的交往。而电子媒介又实施着反都市化,即“重新村落化”,消解城市的集权,使人在交往方式上重新回到个人对个人的交往。
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可以理解为有两层含义,一是传媒的发达与信息的透明度促进了全球化,二是人与人的交往方式重返“村落化”。 网络的高速交互传播使得“环球一村庄”成为现实,“地球村”里的居民,借助网络可以很方便地与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的朋友或者是陌生人进行交流,聆听别人的意见,传播自己的观点。同时,由于现实传播时空在网络世界里的极大压缩,人际沟通便捷和自主选择性的极大提高,具有共同兴趣爱好或者地域临近的网民也就更容易形成众多的“孤岛”。在网络传播出现以前,无论是电视,还是报纸和广播,由于种种原因,都很难达到网络传播这样良好的沟通效果。当然,一方面,网络满足了网民远程传播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同时形成了新的沟通隔阂,造成了大众在现实中沟通的相对减少。但总的说来,网络传播效果的良好沟通性优于以往任何传播渠道,带给传播者和受众的满足感也更强烈。
（二）网络受众“使用与满足”理论应用
“使用与满足”研究(uses and gratifications approach)起源于上世纪40年代,最初是一些学者对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及其背后的心理动机进行的研究。1974年,传播学家E•卡兹等人进一步将媒介接触行为概括为一个“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触需求满足”的因果连锁过程,提出了“使用与满足”过程的基本模式。
网络传播内容的极大泛化、兴趣化、明确化和虚拟化,既在拓宽人类生活环境的同时,也让传播内容的极大丰富。网络的非文本性和超文本链接，交互性等特点让受众能自由选择和信息。根据自己的需要得到相应的信息。或者满足社交和自己心里的需要进入网络论坛，发帖根帖等。大多时候能得到及时的反馈。和传统媒体诸如报纸、电视不同，网络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更加注重受众的能动性。是以受众为中心和主体的传播。
三、对网络传播中出现的“宅男”“宅女”的受众分析
（一）“御宅”的指代
“御宅”是网络传播下新出现的指代名词，这个字在日文字面上的意思是指“你的家”。是一种对对方比较尊敬的称呼。到了80年代，当时动漫画迷之间以御宅来互相称呼，例如说“请展示你（御宅）的收藏” 。 到了现在，御宅是指一些人过份沉迷于某种事物，例如动漫画、游戏，现在一般意义上是指对网络媒体的沉迷等。当下流行的词“宅女”“宅男”，源于电子信息高度发展的日本，是指以网络为生的人群，这也是传播媒介对于现代人群的影响之一。
（二）“御宅族”的社会角色分析
我们则可以从文化和符号的路径来分析当前的“宅男”“宅女”的网络现象。从社会文化语境来看，“宅男”“宅女”一般是指20岁以下的新人类，他们的成长伴随着媒介的发展和繁荣。他们的童年基本是伴随着电视媒介成长的，等成年以后网络的兴起，让他们基本上不看报纸,从小就习惯于影视语言和网络语言,对时尚信息反应迅速。。因此，他们完全封闭在自己的世界中，且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没有意义，每天过着很满足的生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御宅族会寻找某种特别事物作为媒介从而辅助封闭自己。
我们通常说的“宅男”“宅女”，大多是80后的新兴人类，他们处于后结构主义的思潮，将媒介文化中的各种偶像和图像杂揉拼汇，挑战传统的审美观念和传统界限，打破高雅和低俗艺术的界限。将个人主义在网络文化中无限放大。比如网络出身的宁财神，步非烟等，他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网络一族，现在，他们的作品已经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SOHO一族、播客、威客的出现，都为“宅男”“宅女”提供了网络生存空间，同时又能通过网络的一些工作得到现实的物质保障。但是，这种媒介依存让他们减少了现实中的人际交往，这也让我们要更加关注由此产生的“文化隔离”和其他影响。
【参考文献】
[1](英)麦奎尔著•潘邦顺译•大众传播理论〔M〕•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96
[2](英)奥利弗•博伊德-巴特雷克里斯•牛博尔德著•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M〕•新华出版社2004.1
[3]石燕红 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释〔C〕•国际新闻界 1999.3
社交媒体的传播研究篇12
本文为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院长董小玉教授(以下简称“董”)与学生程赛博(以下简称“程”)就“文学与传播学交融”这一话题的对话。
程：董教授，你如何看待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的关系呢?
董：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相互融合、相互交叉、相互受益。文学是人文学科、历史悠久、基础雄厚，文学可以为新闻提供坚实的写作基础，新闻写作离不开文学的典型选择、人物形象、情感因素、事件描述、细节刻画和语言个性。复旦大学黄旦在谈及自己由文学转向新闻学时曾说道：“我认为从中文转向新闻，评报是最好的方式，就是说要先会读报纸，这就如同赏析文学作品，看起来简单，涉及面却很广。”同时，新闻有助于我们深入生活、了解生活、感悟生活，激发创作灵感。
从传播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和传播学的渊源。传播学科建立的历程中，文学与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学科的分立与分工才使得两者分道扬镳，传播学偏向整合社会科学知识与方法，文学研究越来越脱离实用与语文识读层面，走向纯文学与美学的研究发展。
程：那文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对于新闻传播学的学习和研究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董：新闻传播需要广博的知识面，从文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计算机等学科中，我们可以寻找到其与新闻传播学的交叉点和结合点。可以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审视和研究共同的话题，并做到由点到面，融为一体，实现“1＋1>2”效果。新闻传播学的学习和研究可以充分利用“文、理、艺等”资源，以工科背景为技术支撑，以文学积淀为素养基础，以艺术熏陶为发展平台。在新闻传播的学习研究中，既要讲个性，又要讲共性，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也是培养复合型传媒人才的基础条件。
传播学研究在我国已具备了良好的基础，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交流、人类传播活动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一门具有多学科性的边缘学科。传播学的特殊性质必然要求其进行多学科间的互相融合和贯通，与其他学科之间形成有效的整合，使传播学研究更加深入、透彻。传播学的根系伸得越广，扎得越深，就会更加枝繁叶茂、茁壮成长，这就需要在新闻传播和各学科之间搭建有效的联系和平台，从研究实际和传播实际出发，建立稳定的学科体系，实现学科间的支撑和融合。要实现传播学科在我国的合理布局与建构，一方面还需要专家学者拓宽学术视野，进行纵向横向比较，采众学科之长和最新成果。用新的研究视野、用有原创性的教材来带动学科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也需依托各传媒业界、行业部门在实践中、资源上的支持，以期早日促成传播学科稳定的学科体系布局。
程：在当今新的传播格局下，你认为传媒专业学生如何在学习和实践中适应传媒环境的变化呢?
董：首先，传媒专业学生要做一名社会认可、业务能力强的新闻传播者，必须具备以下几点基本素养，即自身定位上，要有浓厚的人文素质，敢担当，敢立言；从业基础上，要有专业精神、职业素质和技能；发展目标上，要有前瞻思维，勇立时代潮头，引领社会发展；求学态度上，要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
第二，传媒专业学生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理论素养和新闻采写能力，做“高理论性+强实践性”的复合型人才。熟练掌握专业知识，做具有较强专业理论素养的深邃的思想者。掌握人文、社会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知识、技术、能力，提高媒介素养，即获取信息，解读信息，使用信息的能力，也包括社会交往能力、新闻敏感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网络操作能力等。传媒学子还要努力改变“重技巧轻素养、重知识轻能力、重专业轻人文”的现状，切实提高新闻采写能力。
第三，传媒专业学生要培养自己的“思考力”、“传播力”、“实践力”。作为传媒专业学生，不应只将眼光停留在一些短期发展上，要有长远的眼光、自觉追求可持续发展。要自觉培养发展自己的“三力”：通过不断阅读、钻研知识、观察现实，培养自己的“思考力”；通过内外兼修、广采博取，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提高把理论转化为实际的“实践力”；通过各种演讲、辩论以及日常交际等活动，培养自己的“传播力”。
程：传媒业永远都是新的，你认为传媒专业学生需要关注哪些传媒前沿话题?
董：做为传媒专业学生，要做到“三敏”，即敏感、敏锐、敏捷，要有一双善于捕捉和发现的眼睛。当下，新媒体技术普遍应用、新闻热点层出不穷、三网融合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我认为传媒专业学生应该关注这样一些话题：
一是关注新媒体技术背景下的网络舆论热点事件。当下，网络舆论热点事件研究已成为传媒研究热点。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认为八件大事能触动老百姓神经：涉及政府官员违法乱纪问题的事件；涉及代表国家强制机器的公检法部门问题的事件；涉及垄断部门问题的事件；涉及群众利益的衣食住行、深层需要问题的事件；社会分配不合理、社会分化问题的事件；涉及国家利益、民族自豪感问题的事件；敏感国家和地区的突发性事件；影响力较大的热点明星火爆事件。这些热点事件总结，能开启我们的思路，开阔我们的视野，这些舆论热点事件值得我们去关注、思考、报道、应对。
二是从新闻价值、新闻视野出发关注当前新闻热点。其一、新闻价值。“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时候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正如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所言记者“是卑鄙还是崇高、是平庸还是神圣、是浅薄还是高深，在于从业者本人的良知、人格和价值取向。真正的职业记者会选择崇高、神圣、深刻、凶险，鄙视和远离卑鄙、平庸、浅薄、舒适。”影响新闻价值的因素主要有：新闻本身、国家因素、国际博弈等。其二，新闻视野。作为记者，不仅要做一名会报道的记者，还要做一名具有新闻视野、能够深度洞悉新闻背后隐藏着的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因素，挖掘新闻背后的真实，理解新闻背后的真实，思考新闻背后的真实，做把握新闻能力的记者。
三是关注三网融合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互联网、电信网及广电网三网融合的背景下，对新媒体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需要关注法规、掌握技术、加强管理、开放竞争。
程：现在很多高校都在进行专业硕士的培养，你能以新闻传播为例，谈谈未来学术型硕士与专业硕士之间各具怎样的优势?
董：首先，来看国内外专业硕士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西方国家专业学位研究生种类多、规模大，是研究生教育主体。如美国不完全统计有74种专业学位，2006年，占硕士学位的63.7％。而目前，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规模过小，仅占硕士学位的10％。2009年，我国首次下达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5万名，并逐渐推出一系列教育体系、评价体系的改革，目的在于优化研究生的整体教育结构。
我国现有报纸近2000种，广播电台近1000家，电视台3000余家，期刊杂志近万种，形成了纸质媒体、广电媒体、网络媒体三足鼎立的局面。据清华大学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近日的《2010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传媒产业的总产值为4907.96亿元，比2008年增长了16.3％，远远超过2009年gdp8.7％的增长率。目前我国网民规模超过3亿，手机用户6.6亿，手机上网用户超过1.176亿，网络和移动媒体已经成为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平台。
在传媒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和国家大力振兴文化产业的背景下，我国传媒行业现有的从业人员亟需进行知识更新、观念更新、能力提升，掌握多媒体融合的传播技术。树立社会责任感，具有引导社会舆论、疏导公众情绪的能力，目前学术型硕士的培养不能满足传媒发展的实际需求，设立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学位，培养大量适应产业升级环境的新型内容生产和传媒经营管理人才，是提升中国传媒竞争力与影响力的需要，也是振兴文化产业的需要。
新闻传播学是一门以实务为导向的学科，随着传媒行业的迅速发展与变迁，对新闻传播教育也提出了新的诉求。当今的传媒行业需要能够把握市场动态、聚合社会资源、驾驭资本运营的高端人才，需要文化事业广阔、深诸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的精锐人才，需要精通现代信息技术、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
学术型硕士在学术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学术型硕士是培养学术研究型人才。他们具有较高的理论涵养和较强的科研能力。主要从事学术研究、高等教育等学术性工作。
社交媒体的传播研究篇13
第一，从部级社科基金的参与者来看，主要来自三大主体：一是中央和地方高校，二是国际传播机构自身的科研部门，三是党政机关的相关科研部门。中央和地方高校的新闻与传播院系，作为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的主力军，是许多部级重大招标课题的承担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北京大学关世杰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建设”，华中科技大学的张昆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复旦大学孟建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战略研究”，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等等。此外，近年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外文局等对外媒体，结合实际工作，面对现实问题，也成为了除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外，部级研究课题的积极参与者。如新华社以唐润华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09年部级重大招标课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战略研究”；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以姜加林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10年部级重大招标课题“新形势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战略研究”。地方和中央的政府新闻部门，面对现实中对外传播出现的问题，也开始积极探索本地区、本民族对外传播的对策和规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对外宣传新疆的策略研究”科研课题。
第二，从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科下涉及“国际传播”主题的中标项目数量看（见图1和表1），2005年至2012年相关主题的中标项目的数量，整体上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国际传播”研究已成为学界和官方日益关注的重点课题。
第三，从研究方向来看，国际传播的研究趋势呈现出从单纯的对外宣传研究到广义国际传播研究的转换。此前，学界、业界基本上将国际传播界定为对外宣传。如今，国际传播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相应的丰富和拓展。从传播主体看，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涉及国际交往的个人、组织机构都成为了国际传播的承担者。从对外传播的形式看，文化交流，公共外交，经贸活动，也成为除媒体传播活动之外的主要国际传播形式。传播主体和传播形式的变化，也带来了传播内容的转变。这使得国际传播的研究方向呈现出多元化，主要包括：国家形象研究、国际涉华舆情研究、中国媒体的国际化战略研究、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软实力与国际传播研究等等。从国家社科基金中标项目的相关方向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的国际传播研究较为偏重应用性研究，各个具体项目的研究都强调战略性、对策性，而有关国际传播的基础理论的研究略显薄弱。
第四，由于国家基金的支持，来自各方面的研究者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推出的系列丛书，及其他研究团队发表的论文、论文集，使得目前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总的来看，成果质量与立项课题数量不成比例，项目结项评级基本为“合格”，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相关成果虽然有助于国际传播实践问题的解决，但是，在基础理论适用、研究方法选择、研究程序遵循及基本学术规范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二、与国际传播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
1、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研究会议概况
近年来，官方科研机构、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论坛、会议，对国际传播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深入探讨。会议的主办者既包括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等官方机构，也包括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会议的参与者更是融合了知名学者、政府官员、传媒业界精英等。涉及的议题包括：文化传播力的问题、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体系构建等。议题涵盖面广，应用性强，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见表3）
2、其他以“国际传播”为子议题的相关会议
除了“国际传播”的专门性会议，许多国际性的和全国性的学术会议都开设了与国际传播相关的分议题，形成了数量丰富，研究角度多样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关研讨会议包括：（1）国际性会议，比如“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AMIC）第14届年会”暨2005“中国传播论坛”，“2007中国传播学论坛——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大众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第六届亚洲传媒论坛，第六届（2008）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2011）等；（2）全国性会议，如2006中国传播学论坛，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国传媒大学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