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市场研究篇1
家用医疗器械不是普通的商品，属于医疗卫生装备体系，关乎民众健康，且具有提高身体素质、降低医疗支出及改善医患关系等外部性。为解决因市场参与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问题，避免形成劣府、企业和消费者间的信息不对称性状态，促进我国家用医疗器械市场健康、快速发展。2.1政府加强家用医疗器械标准化建设政府应不断完善现行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健全法律法规，提高家用医疗器械的市场进入门槛，提高企业外部违规成本。结合目前家用医疗器械市场的特点，制订出专门针对家用医疗器械的法律法规，明确其监管责任，加强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增加企业违法成本，威慑企业合法经营，打击恶性竞争。构建融合监督管理、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生产营销和消费使用于一体的协同创新平台，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平台，巩固家用医疗器械市场主体与参与方的合作关系，提高信息共享程度。通过各方参与协同，制定家用医疗器械标准体系，规范市场行为。同时政府可通过对资质、技术及资本量等相关条件的约束，提高资本进入家用医疗器械市场的门槛，从源头上遏制同质化现象的发生[5]。2.2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行业协会与政府协同合作(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网点设置众多，与消费者接触时间多且便捷。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充分发挥其优势，做好健康知识宣传和普及工作，拓宽信息传递渠道，丰富信息类型，充分发挥市场信号显示的作用，为需购家用医疗器械的消费者提供咨询，购后提供必要的培训和指导，使消费者在充分了解自身需求和产品性能的基础上理性购买、正确使用，使该类产品更大限度地惠及民生。(2)行业协会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其目的是推动行业健康发展。行业协会应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资源，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家用医疗器械市场信息网络，发挥其中立性和权威性，企业产品、价格、服务等信息，扶植优秀企业，淘汰劣质企业，提高产品信息的透明度，极大提高与消费者交流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提高服务水平和行业信誉。2.3消费者需提高自身健康知识水平消费者获取信息渠道畅通，可使信息成本降低，改变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劣势地位。同时，随着健康知识的普及，消费者健康知识水平逐渐提高，知识结构不断优化，搜集信息的能力进一步加强，健康消费更加理性，容易形成品牌忠诚。日益成熟的消费行为促使企业规范经营，建立内部自律。2.4企业转变经营理念(1)家用医疗器械企业需转变经营理念，重视自主创新、提升专业化服务、塑造品牌价值，赢得政府支持和消费者认可信赖。做到以市场为导向改善产品性能，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随着行业标准的逐渐规范化，消费者日益成熟，企业应建立“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以服务群众、方便群众为宗旨，不断提升消费者满意度，为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同时应把握市场发展方向，准确分析市场需求，将产品更新改造、研发创新与市场需求相结合，满足低、中、高档的消费需求。(2)提升专业化服务程度，提高信息透明度。家用医疗器械为特殊消费品，如何让消费者便捷地买到适合自己的产品，在售前、售中和售后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则显得十分重要。家用医疗器械企业应通过招聘专业人员、经常进行业务培训等方式提高市场推广人员的专业化服务水平，提高家用医疗器械产品信息透明度，让消费者放心。(3)塑造企业品牌价值，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要塑造品牌价值，家用医疗器械企业要着力于品牌价值的持续提升，通过对品牌价值功能、情感和外延层面的提升，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强化品牌优势，提高消费者对企业品牌的信任和满意度；不断将企业的经营理念、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融进企业品牌，向品牌注入新的生命力，塑造品牌形象，强化品牌优势，实现品牌价值的创新发展，形成独具我国特色的家用医疗器械品牌文化和品牌精神[6]。
医疗市场研究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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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市场研究篇3
为了了解大学生对整容的认知和需求，并对大学生的需求结构进行分析，得出直观结论，并能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笔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在网络上对大学生随机发放问卷。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四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涉及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级、专业、月生活费方面的情况；第二部分主要涉及调查对象是否对自己的外貌满意，以及是否会选择通过医疗整形美容来改变自己，第三部分主要涉及调查对象对传统整形和微整形的选择，医院类型的偏好，信息了解的渠道，注射材料的关注点等方面的调查，从而得知大学生对医疗整形美容的直观需求。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1)性别：在164个调查对象中，男性为50人，占30%，女性为114人，占70%，由于整形美容市场的消费群体以女性为主，所以对女性的问卷数量较多。(2)年级：其中大一占20.85%，大二占32.93%，大三占17.93%，大四占24.63%，硕士及以上占3.66%。(3)专业：行业的不同对“颜值”的要求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对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做问卷调查是很有必要的。其中医学类占21.88%，理工科类占10.74%，经管类占16.51%，人文社会科占17.23%,艺术体育类占24.18%，其他9.46%。(4)月生活费：生活费的多少能体现出大学生的消费能力。调查发现，月生活费在1000元以下的占26.83%，其次1000至20000元占59.76%，2000至3000元和3000元以上的大学生占总受访人数的比例分别为6.70%和6.72%。
二、大学生医疗整形接受度分析
（一）外貌满意度分析
通过调查16.46%的大学生对自己的外貌很满意，65.24%的大学生觉得自己的外貌一般，12.84%对自己的外貌不太满意，更是有1.22%的大学生表示对自己的外貌很不满意，还有4.27%表示对外貌不在乎。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得知，大部分学生对自己的外貌表示基本满意。
（二）医疗整形美容接受度的影响因素
到底有多少人想通过医疗整形美容手术来改变自己？通过调查发现，只有4.27%的大学生表示有很强的意愿，还有26.83%的大学生表示有点想尝试，另外68.9%的大学生从未想过要整形。根据这一调查结果可以得出，大学生群体对于医疗整形美容的意愿较低。
（1）性别的影响。在接受问卷调查的50名男生中，有96%都是不想整形的，并且被调查的男生中26%对自己的外貌很满意，12.2%的女生对自己的外貌很满意。从统计数据，我们发现对外貌的满意程度上男女是存在性别差异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女生对医疗整形美容的需求高于男生。
（2）专业的影响。我们从专业不同和是否想整形做结合，研究调查数据发现，有7名调查者想整形的愿望很强烈，其中有4位是艺术类学生，2名是经管类学生，还有1位是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学生。44名有点想整形的同学中，艺术类占34.4%，人文社科类占21.59%，经管类占19.67%，医学类占12.21%，理工科类占9.1%，其他占3.03%。根据这些数据统计，我们可以看出艺术类的学生对医疗整形美容的需求是所有专业里面是最大的，其次是经管类和人文社科类。众所周知，艺术工作者在我们印象中都是很美很有气质的，好的外貌会带来很多走上舞台的机会和上镜的机会，而且艺术学校都是帅哥美女如云的，在这种相互竞争“颜值”的环境下，这一部分专业的学生对医疗整形美容的需求是最大的。其次经管类和人文社科类专业，也是比较注重个人形象，和客户的接待和沟通中，好的外表也是能加分不少，所以这两部分专业也是相对需求比较高的。而医学类专业和理工科类的专业性很强，对于找工作，有强硬的专业素养才是第一位的。
（三）消费者需求动机分析
被调查者产生整形意愿的原因是什么？66.67%的调查者表示对自己的外貌不满意，29.41%想得到异性的爱慕，19.61%为了能获得好的就业就会，11.76%受调查者表示曾因外貌被嘲笑和歧视，还有一些原因是为了男（女）朋友提出的要求、受影视明星的影响、跟随潮流以及身边有整形成功的朋友影响。（四）信息获取渠道分析大学生从哪些渠道了解医疗整形美容信息？64.71%的被调查者是从电视节目或广告中了解到的。49.02%的被调查者是从网络上了解到的，33.33%是从报刊杂志和身边朋友介绍那里了解到的，还有37.25%是从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了解到医疗整形美容的。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知道，大部分的大学生是从电视节目和广告中了解的，但是网络现在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微信、微博这些新的社交网络也成了很重要的信息获取来源。什么样的营销方式会吸引大学生群体？统计数据得出，45.1%的大学生表示降价活动、套餐优惠和免费体验活动是最吸引他们的，41.18%的大学生表示会被整形真人秀诱惑，21.57%的大学生会被电视媒体广告和微博、朋友圈的的宣传吸引。从调查结果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大学生群体对价格比较敏感，大学生没有自己的收入，经济能力相对比较弱，所以针对这一群体，价格方面的促销是最有效果的。
三、医疗整形美容需求偏好分析
（一）对微整形的偏好。这一部分的问卷是针对有医疗整形美容需求和想法的大学生而设计的。相比于传统整形手术，近些年微整形手术越来越受欢迎。调查中，92.16%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接受医疗整形美容手术会选择微整形手术。7.84%表示会选择传统整形手术。面对整形不管是传统整形还是微整形都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消费者最看重的一定是手术的安全性。接受调查的78.43%大学生表示，会选择微整形手术最看重的是微整形手术更加安全，风险相比传统手术较低。还有62%的则觉得选择微整形是因为手术见效快，不用住院，不用开刀，创伤小。另外27.54%觉得微整形手术想比价与传统手术，费用更低，部分项目是大学生可以接受的价格范围。
（二）对整容部位的偏好。从上述的调查，由于绝大部分的调查更倾向于微整形，所以这部分我们对微整形的项目和材料做了调查分析。针对大学生微整形调查，大学生最想整的部位前三名是眼睛、皮肤、鼻子，其次是胸部、下巴、脸型等。所以，微整形项目最受欢迎的是割双眼皮和开眼角占47.06%和17.65%，其次是皮肤类的瘦脸针、美白针、光子嫩肤和激光祛疤脱毛基本都占40%左右。隆鼻占33.33%，隆胸占7.84%。
（三）材料的选择偏好。调查中50.98%的受访者对材料并不了解，还有39.22%和37.25%的受访者会选择玻尿酸和胶原蛋白。从调查结果来看，大学生群体对整形材料的了解不多的，但是调查中我们发现他们选择材料最关注的是副作用大小（安全性）、注射效果和持续时间，其次是价格、自我吸收程度和受欢迎的程度。
（四）医院类型手术时间偏好选择。现如今美容行业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大大小小很多整形美容机构和医院。那么大学生群体对于选择整形手术的医院有什么偏好呢？调查发现，39.22%的大学生会选择国内大型医疗整形美容权威机构，33.33%的大学生会选择国内知名三甲医院整形科，还有17.65%的学生会选择远赴日本或韩国整形。调查发现，其实大学生群体选择整形手术最关注的是手术安全性和医院的正规性和知名度。其实会选择普通医院整形科、大型连锁美容院和普通美容院的人是很少的，总数没有超过8%。
医疗市场研究篇4
解决高校学生体育伤害事故医疗保险问题；运用市场化的手段建立学生与保险机构之间的“体育宝”保险模式；厘清学校与学生的体育伤害事故医疗的责任关系，促进高校体育运动开展和向更高水平发展。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高校学生体育伤害事故医疗保险。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阅国内外有关学生体育伤害事故医疗保险的有关资料，借鉴国内外对学生体育伤害事故医疗保险研究成果，重点阅读国内较有影响的体育类期刊和体育学院学报关于体育保险方面的研究成果；查阅保险机构关于高校体育伤害事故医疗保险的赔付案例；通过网络搜索有关体育意外伤害保险方面的视频资料，重点观看高校体育伤害事故医疗保险。
2.2.2访问调查法
采用对部分学校教师和领导面对面访谈的方式，组织学生进行座谈的方式，对家长电话访问的方式，对保险机构的领导与业务员面对面和电话、网络视频、电子邮件访问的方式，获取以前未知的信息。
2.2.3定性分析法
通过对高校学生体育伤害事故医疗保险问题的分析，归纳医疗保险的类别和机构，分析商业保险机构、社会非营利性的基金公司和政府专项资金投入对研究对象问题的解决可行性高低次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认识事物本质，揭示内在规律。
2.2.4探索性研究法
根据支付宝与天弘基金公司合作创设余额宝的商业盈利模式，探索学生与保险机构建立商业合作模式，设计类似于余额宝的“体育宝”保险产品，学生通过购买“体育宝”产品，解决体育伤害事故医疗保险问题。
2.2.5描述性研究法
通过对国内外高校学生体育伤害事故和保险机构赔付案例的分析，探索高校学生与保险机构两者之间的合理对接和赔付标准双赢共存的模式。推导今后高校学生体育伤害事故医疗保险可否实行专业化定制的、有针对性的、特定人群的商业保险模式。
3.结果与分析
3.1高校学生体育伤害事故对个人和学校影响甚大。
3.1.1对学生的影响
学校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增强学生体质，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一代，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强盛打下坚固的基础”[1]。但是近年来，学生的体质却普遍下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在校学生各类人身伤害事故频繁发生，特别是在体育运动的过程当中。校园意外伤害事故引发学校和学生间的纠纷的案例中，体育伤害事故占到了第3、4位[2]。这主要是由体育运动本身所具有的实践性、运动性和风险性导致，体育伤害事故较多地集中于学校体育实施的过程中或在学校体育教学、活动、训练和竞赛等环节当中，而且呈现日益增多的趋势，社会影响日益增强，给受害学生及家长在身体和精神上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简单说，要想继续开展学校体育，体育事故就是难以避免的。由体育事故伤害的结果来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伤筋动骨（韧带断裂、骨折）、致残（身体某些器官失去正常功能）、致死三种情况。学生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则对个人和家庭影响甚大。轻则影响正常学习，重则影响个人前途和家庭负担。因参加耐力跑测试而猝死的案例时有发生。
3.1.2对学校的影响
目前独生子女占多数，再加上事故责任、救助和赔付还不完全条例化、明晰化，学生一旦出现体育伤害事故，就给受害学生及家长在身体和精神上带来极大的痛苦，与此有关的法律纠纷也随之出现，使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影响。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情况一般比较复杂，涉及多方面因素，赔偿责任人和赔偿标准等，常令有关方面，甚至法院感到棘手难断。加之，我国现有法律的有关规定过于原则性，缺乏可操作性，导致有些案子久审难断。同时，大部分遇到这类事故的受害者监护人常常诉诸法院，迁怒学校，甚至认为凡是在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故，学校都应该负责。在具体处理过程中，学校往往投入大量精力解决纠纷，正常教育秩序被打乱，其他学生正当的权利受到损害等[3]。公益性的学校体制与市场化的社会发生冲突，致使部分学校为了减少这方面事故的发生，取消一些容易和可能导致体育事故发生的体育项目，如力量性的投掷项目和耐力性的长跑项目。长此以往，导致学生整体身体素质不能得到均衡发展，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学生，不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
3.2高校学生体育伤害事故医疗保险严重缺失。
2009年4月国务院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意见指出：2009年全面推开城镇居民医保制度，将在校大学生全部纳入城镇居民医保范围。但针对体育伤害事故医疗保险救助范围很有限，一是免保条款的限制。免保条款的限制是指在免保条款中列出的事项不在制度的保险范围之列。查阅各省市的免保条款发现，几乎所有省市都将责任事故排除在社会保险范围之外。如天津、北京、广州等地规定：因医疗事故和其他责任事故造成伤害和后遗症的医疗费用不在保险范围之内。二是起报标准的限制。起报标准限制，通俗讲就是只有花费达到了一定程度才能报销。起报标准的设置将一些花费数额较少的小的伤害事故排除在保险之外[4]。简单地说，有明确事故责任人的事故医疗保险机构不予赔付、简单的伤害事故医疗不予赔付、超过一定限制的大额事故医疗不予赔付。学生体育伤害事故也确实有其特点：不可预知性、伤害程度轻重和事故责任模糊难以认定，可以说专门针对高校学生体育活动伤害事故保险暂时还没有，不利于高校体育运动的发展。
3.3国外和上海自贸区专业健康医疗保险机构保险运作方式多样。
上海自贸区是国家经济市场化模式的一个试验区，也是未来全国经济运行模式的示范区。其中包含金融方面外商独资的专业健康医疗保险机构和医疗机构的设立。上海自贸区允许外商独资的专业健康医疗保险机构和专业医疗机构设立，表明了国家是想在上海自贸区这块“试验区”内探寻外国保险机构和医疗机构是以什么模式进行合作和运转的，社会运行机制及政府运作制度，试验成功即可全国推行。也就是说国外主要发达国家成功的运作模式就是我们今后可以借鉴的模式，应结合我国高校实际情况制定符合自己的运作模式。下面我们看看国外主要发达国家是如何操作的。日本政府1959年制定了《日本学校安全会法》，并根据此法成立了日本学校安全会。日本学校安全会的正式运作是从1960年开始的，其目的是促进学校教育活动的顺利进行，在充实普及学校安全的同时，对进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管理下的学生灾害进行灾害救济补偿。运作方式是学校及学生家长共同出资，国家出事务运营资金的大半，作为援助资金。这一制度具有国家、学校及学生家长三者互助共济性质的损害赔偿的补偿制度[5]。加拿大教育局除了为学校体育教学制定体育安全教学规范之外，还为学生统一办理了安全保险，一旦发生事故，就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6]。美国是世界上保险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就出现了体育保险公司。目前，美国的体育保险已经成为美国保险业的重要经营内容和巨大的保险市场。学校体育保险作为美国体育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学校市场，出台了各种各样的保险险种。如巨灾医疗保险、校级重大医疗保险、中学全明星比赛保险、中学体育保险、中小学生意外保险、大学体育保险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美国学校体育的顺利进行[7]。总结归纳，大致可以分为学生、学校、社会三方筹资政府主导方式；社会商业保险方式；个人市场化模式。
4.结论与建议
4.1高校体育伤害事故医疗保险潜在市场巨大、发展前景广阔。
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不仅将启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改革与开放，而且意味着自贸区肩负着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责任。就是通过试点，让自贸区建立起一套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运行机制及政府运作制度。这些模式、机制及制度都是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样本。根据对国家教育部网站统计数据查阅得知：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人数2012年为23913155人；2011年为23085078人；2010年为22317929人；2009年为21446570人。2013年还没有统计数据，但可以预测不会低于2000万人。假设每年每人入保100元，则是20亿，200元则是40亿，300元则是60亿。专门针对高校学生体育事故医疗保险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市场。
4.2依托经济市场化前景，多方筹资解决保险资金问题。
我国实施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完全市场化经济制度，而且高校绝大多数是公立公益学校，财政上完全由政府拨款来运行，在体育伤害事故医疗保险的保障上再由高校出资显然心有余力不足。在学生完全自愿的前提下，借鉴日本的模式由三方共同出资完成医疗保险，一方是学生、一方是国家、一方是社会，学生自然是家庭出资，国家一方资金可以由体育收益来支出。查阅中国体育网站得知，2012年体育收入1104亿，返回50%，发行费用15%，余下386.4亿，中央和地方各占50%。其中中央专项公益金57.96亿，占30%；民政部9.66亿，占5%；国家体育总局9.66亿，占5%；全国社会保障基金115.92亿，占60%。地方193.2亿的使用坚持按照体育发行宗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拿出部分收益资助高校体育保险合情合理，顺理成章。财政部还公布了2013年1-8月份，体育机构销售852.42亿元，同比增加155.15亿元，增长22.3%，未来的资金也是保障的。如果按照每年每人投入100元，则2000万学生20亿，只占总收益的大约5%，完全可行；社会一方的资金则是允许成立民间社会体育保险基金公司，由各方愿意资助教育或体育事业的人士捐助和赞助。捐资助学是我国的传统，只要有透明的运作过程，就可保证资金源源不断。
4.3开发专门针对高校学生体育伤害医疗保险的产品“体育宝”。
“体育宝”必须是由各家保险机构推出的专门针对高校学生体育伤害事故医疗保险的一种金融产品。首先由学生自愿申请购买，然后国家注入等额资金，社会体育基金跟进等额资金，三方各自承担三分之一。运行过程必须具备以下特点：一是金融保险机构市场化，各方保险机构均有参与机会，不论国有、民间、外资，利于充分竞争。二是网络化，类似于淘宝网支付宝与天弘基金合作的余额宝，在线购买，终端可设电脑和手机。三是便捷化，可与多家支付公司合作，网上银行，支付宝、财付通、拉卡拉、百付宝等众多支付机构合作，方便学生的购买和操作。四是透明化，学生、国家、社会三方出资方，不但可以随时查阅资金到位情况，而且一旦出险，就可以查询全程医疗和保险过程，满足各方知情权，有利于医疗保险模式的良好运行，形成多个保险机构争取、政府投入与社会资金资助的市场化运作模式。
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预示着法无禁止即可为，创设高校自己的体育伤害事故医疗保险模式，既有利于解决学生的保障问题、厘清学生与学校的责任问题、推动高校体育的发展，又能给金融保险机构做大做强提供潜在的市场化前景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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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市场研究篇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于2009年4月正式对外公布,《意见》在强化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的责任的同时,也强调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医疗服务市场的规范、有序、良性运行在我国的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医疗服务市场的市场结构极大地影响市场中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因此测定市场结构的类型对发现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有效对策促进其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关于医疗服务市场结构的研究比较少,而以具体地区市场结构为例提出发展医疗服务市场对策的研究更是鲜有,且主要集中在杭州、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对中小城市关注少。但是我国中小城市占绝对多数,中小城市医疗服务市场的健康发展,是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小城市医疗服务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理论指导,但国内至今尚未有具体的对中小城市医疗服务市场结构的研究,本文选取中小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以全国医改的先驱城市――江苏省镇江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数据的来源及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资料来源于镇江市卫生局统计的2007年镇江市二级以上有关医院医疗信息。研究对象为市级综合医院、区级综合医院、各级中医院、各专科医院等,共计20家。主要指标为各医院的诊疗总人次数、出院人次数、病床使用率、平均住院日、平均住院医疗费用、每人次平均门诊诊疗费用等。
(二)分析方法
1.市场结构的类型划分。市场结构是指厂商之间市场关系的表现形式,包括买方之间、卖方之间、买卖双方之间以及市场内已有的买卖双方与正在进入或可能进入市场的买卖双方之间在交易、利益分配等方面存在的竞争关系。依据竞争与垄断的程度, 市场结构划分为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寡头垄断、垄断竞争四种类型。
2.市场集中度分析。市场集中度是指市场中供给者或消费者集中的程度,通常用市场中较大企业的消费者所占有市场份额的大小来表示。一般来讲,市场集中度越高,市场的垄断程度就越高;市场集中度越低,市场的垄断程度就越低。其指标分为绝对集中度和相对集中度指标,本文选用绝对集中度指标CRn指数、HHI指数进行计算分析。
医疗服务市场结构的实证研究
(一)CRn指数计算结果
行业集中度CRn指数是指在规模上处于前几名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是最基本的市场集中度指标,用来测定市场结构更接近经济现实。CRn指数的计算公式为CRn=ΣXi/ X(i=1,2,…,n),本文中n为统计的医院数;Xi为居于医疗服务市场第i 位医院的门诊诊疗费用或住院诊疗费用;X为市场中所有医院的门诊诊疗费用总额或住院诊疗费用总额。CRn 的运用中一般选取最大n 家企业的集中率(通常n=4,8)。
本文门诊诊疗费用=总诊疗人数×平均诊疗费用,住院诊疗费用=出院病人数×平均住院费用。为便于量化分析集中度对市场结构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贝恩提出了以产业卖方集中度为主要依据对不同产业垄断竞争程度进行分类的市场结构分类法,即:若CR4>75%、CR8>90% ,市场集中程度非常高;若CR4在65%～75%、CR8在85%～90% ,则市场集中程度高;若CR4在50%～65%、CR8在70%～85% ,则市场集中程度比较高,属适度集中;若CR4在30%～50%、CR8在45%～70% ,则市场集中程度比较低,但也属适度集中;若CR4
根据行业集中度的定义, 通过表1数据计算得出镇江市医疗服务市场门诊诊疗费用CR4和CR8分别为:CR4=51.33%;CR8=73.11%。根据贝恩对市场集中度的分类观点,市场集中程度比较高,适度集中,市场结构类型为垄断竞争。
根据行业集中度的定义,通过表2数据计算得出镇江市医疗服务市场住院诊疗费用CR4和CR8分别为:CR4=66.06% ;CR8=86.74%。根据贝恩对市场集中度的分类观点,市场集中程度高,市场结构类型为寡头垄断。
(二)HHI指数计算结果
赫芬达尔指数(HHI指数) ,主要反映市场中竞争企业的数量和市场集中度的大小,从而间接反映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HHI指数的计算公式为HHI =10000ΣXi2,本文中Xi为医疗服务市场中各医院所占的市场份额。在实际运用中,若HHI
根据HHI指数的定义,可以计算得出镇江市医疗服务市场门诊(含急诊)诊疗费用HHI=936.55,住院诊疗费用HHI= 1442.79,即门诊诊疗服务市场非集中,但处于市场集中的边缘,而住院服务市场集中度集中。
(三)实证研究结果
通过上述实证研究可以得出,2007年镇江市医疗服务市场中的门急诊费用排名在前4位的医院占整个市场份额的51.33%,门急诊费用排名在前8位的医院占整个市场份额的73.11%,集中程度比较适中,且门急诊HHI指数为936.55,属于适度集中,其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在住院服务方面,2007年全年镇江市的住院诊疗费用在前4位的医院占整个市场份额的66.06%,住院费用排名前8位的医院所占份额高达86.74%,且住院HHI指数为1442.79,集中程度比较高,其市场结构为寡头垄断。
发展中小城市医疗服务市场的政策建议
由实证研究的结果得知,镇江市医疗服务市场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尤其是在住院服务方面的垄断程度比较高。垄断导致医疗服务效率低下、医疗服务质量不高、药价虚高及医疗腐败(张二华,2004)等一系列的问题。而医疗服务市场上垄断程度较高的问题也普遍地存在于国内其他中小城市。鉴于此,本文建议政府主管部门和医疗机构主体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医疗服务市场的健康良性发展。
(一)政府加大对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投入
在城市,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作用,建立新型医疗服务市场政府规制机构,形成有效的规制机制(李文中,2008)。鼓励三级医院深入城乡基层整合一级、二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鼓励医疗科研机构整合医疗卫生资源。
在农村,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的财政支持力度,尤其应加大对乡、村两级医疗机构的投入,使其承担起计划免疫、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的职责。在医疗条件比较困难的地方,可采取大医院对口支援建设措施,保证全市居民人人都能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二)吸引非公资本进入医疗市场
中小城市的医疗机构多是公立医疗机构,非公资本注入的医疗机构很少。中小城市可以学城市的经验,打破行政区划,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优惠政策、降低准入门槛等措施来开放医疗服务市场,鼓励全方位整合资源,全面招商引资,多渠道办医,形成有序的竞争局面,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三)大力推行医疗信息公开
医患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要真正有效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对于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及其价格,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强制医疗提供方提供真实而充分的信息。医疗信息公开的关键是让公众与医疗机构互动起来,即在让公众充分知情的同时参与进来,表达意见、建议,实施监督,并通过公开透明和便捷的渠道投诉与举报,救济自身权益(李文中,2008)。
(四)建立医疗机构分级竞争的制度
随着医疗机构分级竞争制度的建立和医患间的信息不对称的缩小,患者不仅有知情权,还有充分的选择权,各医疗机构只有主动适应竞争形势,改善自身的功能和作用,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以优质服务吸引病人,才能在竞争中处于优势,才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臧悦,2007)。
(五)优化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以打破住院服务垄断局面
中小城市的医疗服务市场上垄断程度比较高,尤以住院服务的垄断程度最高。政府部门应参考统计数据,依据医疗机构的等级、病床使用率等合理地配置、调整各大医院的开放床位数,规范住院医疗费用,使中小城市的住院医疗服务市场上形成良好的竞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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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医疗市场研究篇6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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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市场研究篇7
第一部分：作为行为科学的健康经济学
主流框架下的理论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的理论是纳入
一、阿罗的经典论文
1963年KennethArrow发表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和福利经济学》标志健康经济学确立，在这篇有重大影响的论文中讨论了风险厌恶，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慈善行为的外部性以及大量在此后的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其它问题。他发现健康状况和治疗结构的不确定性是从实证角度和规范角度理解医疗部门的关键。阿罗在文中首先应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界定了医疗服务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偏离，尤其是疾病的发生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分担市场的缺失。以此为背景，他着重讨论了：第一，医疗市场的特殊性，指出医疗需求的不稳定性。医生作为病人的人也是利润最大化行为者。同时强调了医疗市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供给方存在的进入障碍。第二，在确定性假设下，分析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主要在于收益递增，进入障碍已经医疗定价行为的价格歧视三方面。第三，在不确定性的假设下，比较了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异。他首先运用期望效用函数描述了理想的保险原则（在风险规避的假设下）其次论述了道德风险，第三方支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于医疗保险市场的影响，最后阿罗建立了风险规避条件下最优保险政策的理论模型。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健康需求理论
对健康经济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部分研究也始于60年代早期，其中包括NBER的人力投资会议和GaryBecker人力投资的论文。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将厂商生产函数的观念应用到家庭的消费活动上，在1965年提出家庭生产函数:消费者从市场上购买各种物品，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可获得效用的消费品(consumptioncommodities)。NBER会议录中同时收有Mushkin的论文《把健康作为一项投资》，Mushkin在1962年提交的这篇文章中正式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构成部分提出。
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MichaelGrossman从七十年代至今为期三十年的努力极大推进了人力资本模型在健康方面的应用，他的研究已成为比较完善的医疗需求理论（1972；2000）。Grossman将Becker提出的人力资本观念应用到健康领域，将健康视为能提高消费者满足程度的耐耗资本品，健康资本增加消费者效用的原因在于能够生产健康时间，它和其它资本一样存在折旧的问题，Grossman认为消费者可以通过生产健康的方式来补充健康资本的消耗，健康生产要素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生活方式，环境教育等。基于此他提出健康生产函数(healthproductionfunction)的概念: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各种医疗保健服务，并结合自己的时间生产健康。健康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
H=f(M,LS,E;S)
1999年Grossman发表了题为《健康需求的人类资本模型》的文章，回顾了他本人72年之后，其他研究者所作的相关研究。人力资本模型通过增加条件和改变假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扩展：
1.一般化，同时考虑投资模型和消费模型
Murrinen(1982)在一个一般化模型下，同时考虑健康投资的投资收益与消费效用，进而对年龄、教育和财富的变动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2.加入不确定的影响
Cropper(1977),DardanoniandWagstaff(1987),Selden(1993),andChang(1996)
3.同时加入不确定性与保险的影响
Newhouse在Grossman纯粹投资模型中引入共保率，Rand实验研究小组则采用经验数据估算了健康保险对于医疗保险的效用。引入不确定性模型的共同发现是：与确定情况下的模型相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健康需求与医疗需求都较高。
另外，Grossman和Joyce还拓展了家庭内部时间分配对家庭成员健康影响的分析，他们发现妻子的时间是丈夫健康生产函数的一项重要投入（GrossmanandJoyce，1974）。
Grossman在2000年的论文中提出今后健康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思路是，从健康资本折旧率的不确定性来分析不确定性的影响。
三、医疗供给理论
医疗供给方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贡献有库里斯对于医院决策责任集团的研究，他指出决策的责任不仅属于行政管理人员，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四个集团：医生（护士）、理事、工会以及政治家。特别是医生在选择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投入方面有着极大的个人决定权（库里斯和威斯特，1979）。Newhouse则详细考察了非盈利性医院，他假定医院头等重要的目标是保健供应的最大数量和质量。Newhouse认为，保健质量与全体人员的声望有关，而声望在非盈利性医院中是作为利润的对等物而被追求的。进一步，他利用非盈利医疗机构边际成本的缺失，重点分析了非盈利性医院的质量与数量生产可能边界(Newhouse，1970)。Pauly引入了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医疗服务供给者的信息及激励机制加以分析（Pauly，1987）。Pauly认为，医院目标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所有者结构的不一致造成的。
第二部分：作为健康政策和健康服务研究的经济学
在六十年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革新前后，有一批着力于医疗机构，技术和政策的研究。这就是政策导向的健康经济和经验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研究会长VictorFuchs，JopseNewhouseMartinFeldstein。他们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用于健康的决定要素和提高健康产出水平相应的政策选择之中。除了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外大多采用经验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在政策建议上涉及到规范经济学。
一、健康经济学有三个产出指标：公众健康水平医疗技术享有权
（一）健康水平的决定：
与我们设想的不同，在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方面，健康经济学家发现关键在于非医疗因素的影响上，如遗传禀赋，物质和社会心理环境以及吸烟饮食和运动等，即个人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健康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Fuchs认为，在长期内医疗技术进步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但是在任一时点上，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健康差异并不取决于医疗数量或质量的差别。健康经济学家的类似观点和实证研究结果和流行病学的统计结果相当一致，不但成为健康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标准，同时给保健政策在控制成本和提高健康产出方面带来新的启示，通过引导健康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对吸烟的人收取更高保险金额，借以降低患病概率，节省医疗资源使用，提高健康水平。这些对于公众和政策决策者同样意义非凡。
在健康经济学的研究中用来评价健康指标通常有：死亡率、发病率、预期寿命、伤残率和对生命质量的综合评价等等。
（二）医疗享有权：
医疗享有权更多体现了价值观。ArthurMOkun在《公平与效率：重大的交易》中提出的“市场无权决定生死”深得人心。相当多的人不希望收入不公影响到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像参军、接受警察保护等公众产品的分配一样，他们也主张医疗是一种权力。
（三）医疗技术进步
医疗技术水平与公众健康水平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是世界各地年轻医生前来接受培训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富商寻求尖端医疗服务的地方，但大部分指标显示美国的健康水平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美国和英国的健康水平几乎毫无二致，然而美国的医疗保健开支是英国的两倍。先进医疗技术的研发和在临床上使用大幅度提高了国家医疗费用开支。然而，医疗技术水平是最终影响医疗发挥作用的变量。如何取舍呢？是否要把资源转移到对健康状况更有帮助的研究和服务中呢？
二、健康政策：
考虑任何产出都必须从稀缺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角度出发。任何保健政策都希望能够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公平有效的使用医疗资源，提高社会整体健康水平，任何健康保险制度都在两个目标之间：降低消费者生病的财务风险和使医疗资源能够有效配置。由于医疗保健中不确定性的存在，医疗保健的市场结构、供求关系都有显著的特点。在这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对（一）需求方的道德风险、（二）供给方的引致需求、（三）信息不对称对于竞争市场的影响和（四）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等系列问题的分析来了解对于如何利用医疗融资、支付体制和保险制度等健康政策来调整由上述问题所产生的对医疗过度使用或者均衡品质下降现象以及进行有效合理的成本控制。
（一）医疗需求及需求政策
健康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风险厌恶和道德风险，医疗消费总是高度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而对于个人来说它又是不确定的。无论哪一年总有5％的人口占有50％以上的医疗总支出（Berk1992）。为了避免巨额医疗帐单，大部分人持风险规避态度，宁愿支付一定数额的保险费，但投保后总是倾向于消费比不投保更多的医疗服务。这就是道德风险引发对医疗资源的过度需求。
由Grossman需求理论我们知道：需求对价格有反应，需求定律存在.那么通过提高患者支付价格是否能够有效以致过度消费的医疗需求呢?健康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实证的分析研究需求对价格的反应,然而大量的实证存在着严重分歧分歧,为解决实证研究结果分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在1974年资助一项为期五年的健康保险实验研究，委托RandCorporation执行，总计划主持人为JopseNewhouse教授(以下简称HIE)。
试验结果：A.医疗需求的价格弹性约为-0.2(-0.17到-0.22之间），显示部分负担的制度确有抑制医疗支出的效果。
B.住院与门诊之间的关系是互补，而不是替代，也就是以自付额来做为成本分担的政策工具，消费者不会以增加住院来代替门诊，而是住院与门诊皆减少。
C.部分负担的制度虽然会减少消费者的医疗需求，但消费者健康并没因此恶化。
这次试验在健康经济学界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试验所发现的医疗需求的弹性与零具有显着的统计学上的偏离，而且明显小于原来文献中所预测的。这个数值已经开始成为文献引用的标准，关键是，经济学家们也因此接收了传统的健康保险制度会导致一定的需求中的道德风险。
健康经济学在过去三十年来，针对价格对于医疗服务市场的影响，有相当完整的实证研究。这个领域的实证研究最大的政策意涵，就是为从需求的角度控制成本提供强而有力的实证基础。即医疗服务的使用对价格的变化有反应使政策决定者认识到部份负担制度可减少医疗服务的使用.受到上述研究结果的影响，全球多数国家的健康保险皆已采行各种不同形式的需求成本分担制度。然而，部分负担的方式，虽可达到抑制医疗服务需求，进而降低医疗支出的目标但它并非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完美选择。
（二）医疗供给市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以上是假定供给既定的条件下，对需求层面进行的局部均衡分析。在医疗支出方面，健康经济学家的另一个研究重点在于供给要素的影响上，特别是技术医生数量和医生专业分布的影响，而非价格，收入和保险等传统的需求因素上。
对于医疗服务的供给，制药公司、医院等医疗机构显然会通过歧视定价、垄断市场、提高利润、高额的销售费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医疗成本。但是关于医疗服务供给的研究的文献大多集中在医生行为对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健康经济学家认为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比如Fuchs(1974)形容医生是：“团队的领袖”。医生的治疗决策会直接影响到两个医疗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数量与品质，然后再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医疗体系的费用与疗效(costsandoutcomes)。因此，医生行为是整个保健政策的核心课题。
1、市场结构的分析
Phelps（1993）认为，医生在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事实上是同时扮演两种角色：（1）医生是经营诊所的企业家（entrepreneur）；（2）医生是诊所在生产「医疗保健服务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生产要素。然而，厂商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医生行为。
相关文献从信息不对称、昂贵的搜索成本、缺乏消除风险的市场等不同的角度一致指出医疗市场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偏离：
Starr（1982）指出：20世纪初期以来，医生执业方式的最大转变，即是通过诊断工具与检验，独立取得了解患者健康状况的管道。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受到医生的医学知识之影响，同时患者或保险人也往往无法直接评估医生建议的有用性。可能会造成医生会滥用（abuse）其信息的优势，进而诱使患者有系统地过度与低度使用其医疗服务。
Mcguaire的文献强调医疗市场有两个失落的市场（missingmarket）缺乏一个以疗效（healthoutcomes）做为付费标准的市场。
现有健康经济学文献对如何分析医生行为及医生与病人的互动关系，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没有能够提出一个一般性的模型，来讨论医生的行为。这是因为医生的行为牵涉到许多复杂的因素，诸如动机、市场力量、不完全信息、社会制度、保险与支付制度。
2、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医生行为
能够较高达成共识的是，许多文献认为：医生对病人的病况与各种可能的治疗选择有较佳的知识（superiorknowledge），让医生具有其它行业所没有的市场力量：医生可控制病人的需求，而不被病人的需求所限制。医疗需求对价格需求弹性较小但个别厂商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以个别医生资料所估计出的医生服务价格弹性在-2.80到-5.07的范围(Follandetal.2001,p.178)，显示个别医生所面对的需求曲线价格弹性很大。且不同医生提供服务具有异质性厂商可以部分决定价格――描述这种市场力量最接近的模型是垄断竞争。所以，可以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研究医生行为。
McGuire(2000,HHE,Ch9)提出二个理论模型，分析医生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行为
模型（一）不考虑健康保险的介入，医生利用其服务量不能转售的优势，可同时决定价格与数量。
McGurie(2000)模型（一）分析结果的显示：
1.在没有健康保险介入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同时决定数量与价格;
2.因为服务不可转售，医生所决定的数量，超过病人想要消费的数量;
3.医生的订价策略为使自己可以赚取所有的消费者剩余,即医生只要将价格订在与其它医生相比，可让病人得到较多效益的水准，即可保住他的病人。
模型（二）：加入保险，考虑健康保险介入之下，医生无法自由订价的事实
McGurie(2000)模型（二）的分析显示：
即使价格由保险人决定，不表示医生就没有marketpower。即使在支付者设定价格之下，医生仍可享有市场力量的优势，借着服务的不可转售性质，使医生具有决定数量的能力。
3、医生引致需求问题
由Evans(1974)所提出的医生引致需求(Physicianinduceddemand，以下简称PID)是健康经济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的课题。关于PID的定义比较一致，通常引用的两种是：当医师影响病人的保健需求而不是符合患者最大利益的就认为存在PID，此定义强调医生所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病人的最大利益；另外一种定义则认为PID是“处方那些如果患者信息充分就不会选择的服务”，此一定义强调医生的不当影响。从经济理论的观点看：存在有某种程度的PID。实证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的程度。对于引致需求的研究，实证分析和理论模型始终齐头并进。
A、理论与模型
引致需求可增加医生的收入，因此除非有以致成本的存在，医生将无止尽的引致需求，因此要探讨引致需求的文献，必须介绍引致的成本或者限制。
Evans(1974)强调医师最大化效用:认为引致会造成医生的负效用，医生要负担引致需求的心理成本(psychiccosts)。Stano(1987)的分析将“引致”视同如广告一般，也有其实质的实质成本投入，也受限于报酬递减。简言之，引致限制的设定方式的差别如同医生目标函数的设定差别一样。如假定医生最大化效用，引致的限制就来自负效用的心理成本。如假定医生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假定引致的限制来自投入成本增加或利润减少。
McGuire(2000)建构一个PID模型，用于说明一般实证文献所常探讨的两个主题：
1.医生人数增加后，医生的反应(responsetochangesinMD/populationratios)
2.医生对支付制度的反应(responsetofeechanges)。
理论模型分析的结论：医生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主要视经济学上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力量大小而定。
B、实证分析
经济学家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医生人口比例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和给付价格改变所产生的引致需求效果。比较重要的研究有Fuchs(1978)GruberandOwings(1996)Yip(1998)
a）Fuchs和Gruber医生人口比变动的实证研究Fuchs(1978)：
研究外科医生人数对手术量的影响。以二阶段最小平方法控制外科医生所提供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外科医生增加10%，手术量增加3%。CromwellandMichael(1986)探讨相同的问题也得到类似的结果。
b）GruberandOwings(1996)的研究：
美国在1970年到1982年之间，生育率(fertilityrate)下降约13.5%。GruberandOwings(1996)即以美国生育率的下降来衡量妇产科医生财务收入的外生环境变化，藉此验证医生在面临所得下降的压力时，是否会运用人的地位引致患者的需求。
Gruber与Owings的研究结果：各州的生育率下降与医生选择剖腹生产比率的上升有强烈的相关。回归分析的估计结果显示，生育率每下降10%，将会导致剖腹生产比率提升0.97个百分点(percentagepoint)。研究结果支持上述实证命题，同时也证实在美国妇产科医生逐渐以剖腹生产取代自然生产的过程中，医生个人的财务诱因确实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所造成妇产科医生所得下降的压力，只能解释这段期间剖腹生产率增加幅度的16%到32%。此一结果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引致需求的程度不大。
C）Yip(1998)分析的问题：利用1987年theOmnibusBudgetReconciliationAct(OBRA87)降低一些外科手术的医生费给付所形成的自然试验机会，针对进行CABG手术的外科医生，探讨下列这个问题：胸外科医生对于医保降低付费标准是否会作出提高服务量来弥补收入损失的反应？
实证结果显示：价格管制不是控制医疗成本的有效政策工具，因为医生有能力借着增加量与密集度来补偿所得的损失。而且医生对需求量决定的能力极大。该文献同时发现降低医生费有外溢效果，因此只针对个别部门进行价格管制，并无法有效控制整体的医疗费用。
总而言之，Fuchs认为尽管实证方法有许多争议，但是“医生有能力事实上也在实施的对服务引致需求作用的假设是充分成立”。
健康经济学领域累积近二十年的学术研究经验，对医生引致需求问题的研究方法已有很大的进步，学术上也已渐形成共识。综合实证研究的证据显示：医生引致需求的现象的确存在，文献上的争议只是引致需求程度的大小。医生引致需求现象的存在，有其最重要的政策内涵。即控制医疗费用成长的政策，不能只从需求面着手，医生有引致需求的能力至少会抵销一部分需求面成本分担政策的效果。在医生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供给面的成本分担制度才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成长，搭配使用才能够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信息不对称与市场竞争
相对于其他市场，医疗服务市场有两类突出的信息问题。一是信息不完全，医疗服务市场的许多投入（例如医生的努力程度）与产出（健康状况的改变）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二是信息不对称如果医生知道产出或某些投入，但患者或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就会形成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information）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一是医生可能有诱因过度夸张病情的不确定性(u)，诱使患者使用更多的服务。换言之，医生可能会运用信息的优势，引致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Pauly(1980),Dranove(1988),与Rochaix(1989)皆强调：可通过市场反应(demandresponse)来影响医生对努力程度的选择。这三篇论文皆诉诸：“需求引致”来描述医生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反应。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二是医生的努力程度（品质）可能不足。医疗伤害(badoutcome)发生时，患者无法清楚判断badoutcome发生的真正原因：究竟是医生努力不足，还是专业能力太差，还是运气不好（一条方程式有三个未知数，无法求解），以致形成医疗纠纷。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之之三是每个医生皆有诱因宣称自己是好医生。在所有医生皆宣称自己是好医生的情况下，消费者无法从医生所外显的信息来评断医生的专业能力。信息不对称使真正的好医生也只能得到市场均衡价格的报酬。McGuire(1983)的模型指出：
1.病人以产出来推论医生的能力，医生可能因为运气而被市场错估其能力。
2.在市场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没有病人会相信他的医生能力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准。
综上，信息的不完全与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归纳为影响医生服务市场的均衡价格与品质，人与医病关系以及引致需求的产生三个问题加以分述。
（1）均衡价格与品质的影响
（2）委托－问题
（3）信息不对称还是医生具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市场力量――产生引致需求的根本原因。
（四）保险市场
医疗保险是重要的医疗风险分散的手段，个人通过购买保险获得对未来不确定疾病的治疗费用的支付能力。医疗保险的提供者有私营的保险公司（包括盈利和非盈利性质的）、有管理的医疗保健组织，和政府。
一批健康经济学研究者的中心主题是保险在健康保健中的重要角色。60年展起来的关于风险承担的一般理论得到随后掀起的大量关于最优健康保险设计的研究的延续和应用。。
MartinFeldstein通过回顾健康经济学三十年来的发展，清醒地认识到到任何健康保健体系说面临的根本挑战是使得保健模式对消费者偏好有所反应而不是将过度的财务负担强加于个人或者简单地砍掉那些无力支付的必要保健。健康经济学未来的任务就是为我们迎接这个挑战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ThomasMcGuire不负使命将最优保险模式又向前推动了一步。他发现医疗保健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医疗服务方和保险提供方开始通过合并、契约的方式合作向消费者出售健康。医患之间的合约目前有了许多新特点，但是至今还没产生能够阐释医生合同新变化的经济理论。
ThomasMcGuire了保险市场的缺失在患者决定的投入（治疗的数量）和医生决定的投入（努力程度）都无法契约化的条件下，推导出患者最优保险和医生最优支付模型。
根据McGuire的观点，解释这些复杂的契约安排必须首先意识到在道德风险和风险笵式之外还有其它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健康市场的模型必须考虑到保险提供者、医生和患者，同时得到最优的消费者保险合同和提供者的支付合同。他十分强调两种额外类型的市场缺失或者可约定的问题的重要性。基于实际治疗质量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和基于医生努力的保险市场和支付政策的缺失。在McGuire（1997）的论文中，他分析了两种类型的缺失市场或者说是约定性之间问题的关系。提出可用对那些缺失市场的群体反应对现代社会中保险者、患者和医生之间的复杂的契约安排加以解释，并且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修复这种无效率。他很强调不同类型市场失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优保险体系和最优提供者支付体系的问题应当靠一个明确包括医患相互作用的联合模型解答。因此，保险和支付体系的设计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不止一个的市场失灵。
健康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健康经济学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后能否持续它的牛市呢？Fuchs非常肯定地认为至
少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内趋势不会改变，他的信心主要源于下面四个原因：（1）药品的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导致医疗支出增加，社会面临新药研发必要性和经济学上可行性之间的缺口不断加大，虽然内生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2）人口老龄化给医疗卫生资源带来更大压力；（3）近期可用于技术评价的数据研究资源急剧丰富；（4）大多数现代社会的反对平等化的倾向：即使在一个完全平等的医疗保健体系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这样的资源配置问题仍然需要借助经济学分析，而在不平等的情形下，产品分配机制的问题则更加需要经济学分析和规范研究。
Fuchs预测健康经济学应该会在下面五个方面有所建树（fuchs1999），它们分别是：
(1)技术和偏好的内生化研究；(2)社会规范与职业规范对健康的影响；(3)委托－问题，(4)行为经济学；(5)生活质量的测度和分析
MartinFeldstein对健康经济学三十年发展的回顾后发现两个被忽略的却十分重要问题：一是健康保健技术的不确定性；二是个体偏好的异质性。这是两个同样值得健康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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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ThomasMcGuire，OptimalHealthInsuranceProviderPayment，J－store
十六、台湾中央经济研究所
医疗市场研究篇8
中国卫生系统染上“美国病”
报告课题组参与者石光、贡森评价称，中国卫生系统染上了“美国病”。他们分析认为，“美国病”有两个特征：一是效率低；二是公平性差。效率低下的原因主要是资源浪费，资源没有用于成本效益好的项目或干预措施上。公平性差主要因为资源再分配不到位。
石光、贡森说，近10多年来，中国的医疗体制已在较低水平患上了“美国病”，即卫生费用大幅攀升、医疗卫生服务非常不公平、卫生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人们的健康指标停滞不前甚至恶化。
他们在分析报告中指出，在中国，由医院供方诱导需求成为相当普遍和严重的问题，供方过度服务主要表现为：大处方、抗生素滥用、大检查和手术滥用。
“只是制度设计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认为，现在的医疗卫生改革走入困局，根源在于它的基本方向有问题，不能走市场化的道路。基于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无论是基本保障目标选择还是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选择，靠市场都无法自发实现合理选择，必须强化政府职能。政府的责任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化政府的筹资和分配功能；二是全面干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为什么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能走市场化道路？
如果这种倾向得不到有效遏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只要医疗服务机构走向全面市场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布局及服务目标偏离问题就不可避免；竞争无法保证医疗服务价格降低，也早已被各国的实践所证明。在此前提下，政府补贴需方和购买服务不仅无法保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健康发展，也减轻不了政府的财务负担。
另外，市场化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大部分的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服务是营利性市场主体干不了、干不好或不愿干的，也是个人力量所无法左右的。因此，必须而且只能由政府来发挥主导作用。否则就一定要出问题。
医疗市场研究篇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5000203
医疗器械行业是生物医药产业的子行业之一，在经济迅速发展、新医改逐步推进、医疗服务市场逐步放开、老龄化程度加速的社会发展状态下，近年来保持着快速的发展势头。2013年12月，中国医药物资协会历经长时间的筹备，正式发起成立医疗器械分会，并编辑出版了《2013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状况》，对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进行了梳理、提炼和观测。在此背景下，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已成为医药卫生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并作为重点发展的医药行业之一越来越多的受到国家的关注。
1医疗器械行业与市场绩效
1.1医疗器械行业
有关医疗器械行业的界定，按照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02）国家标准分类，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简称“医疗器械行业”）可分为七个主要类别：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备制造；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实验室及医用消毒设备和器具的制造；医疗、外科及
兽医用器械制造；机械治疗及病房护理设备制造；假肢、人工器官及植（介）入器械制造；其他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可以看到，医疗器械行业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学科交叉广泛、知识结构复杂、高新技术密集、创新需求旺盛的行业，作为生物医药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在社会健康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地位不言而喻。
1.2市场绩效
伴随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有关市场绩效的概念最初始于20世纪30年代，较为经典的定义出自以贝恩为代表的哈佛学派，其对市场绩效作了如下定义：市场绩效是指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中，由一定的市场行为所形成的价格、产量、成本、利润、产品质量和品种以及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最终经济成果，市场绩效反映了在特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条件下市场运行的效果。
2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市场绩效问题的探讨
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的逐渐发展，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势头迅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据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的统计，2012年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市场规模约2700亿元，近十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7%，预计未来几年仍具有广阔的成长空间。另一方面，我国医保体系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消费者支付能力显著提升，政府基层医疗体系建设的投入亦不断扩充，这些使医疗器械产品的市场需求不断扩容。但市场需求的增加并不代表整个行业效率的显著改善，我国医疗器械行业无论在产能方面还是研发创新方面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尤其高端产品仍需依赖进口，在市场绩效方面仍存在着诸多值得思索的问题。
2.1资源配置效率不足
资源配置效率是指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它是反映市场绩效优略的重要指标，首先，用产业的获利能力来衡量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2008-2012年五年内，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利润总额稳中有升，年均增长率保持在2344%的水平。但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的利润总额仍不足200亿元的规模水平，单与美国强生公司的医疗器械部门利润相比，利润总额不及其1/3（2012年，美国强生公司医疗器械部门的利润总额达到110亿美元），可见，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的获利能力仍显薄弱。
再从进出口贸易情况来看，根据中国医药物资协会的《2013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发展状况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的统计，中国医疗器械的总体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约为15年，国内的中高端医疗器械主要依靠进口，进口金额约占全部市场的40%，约有80%的CT市场、90%的超声波仪器市场、85%的检验仪器市场、90%的磁共振设备、90%的心电图机市场、80%的中高档监视仪市场、90%的高档生理记录仪市场以及60%的睡眠图仪市场均被外国品牌所占据。同时，大多数医疗器械企业蜷缩于产能过程、获利能力不足、产品创新滞后的发展态势中，资源配置效率不足的问题显得十分突出。
2.2产业规模结构不合理
产业规模结构是指产业内不同规模企业的构成和数量比例关系。根据《蓝皮书》的统计，截至2012年底，我国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已达177788家，但90%左右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是年收入在一两千万元以内的技术含量较低的中小企业，其中，生产电子监护设备、超声诊断设备、X射线断层扫描设备、CT等高技术含量产品且年收入规模超过5亿元的企业并不多。与跨国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相比，我国医疗器械企业缺乏多样化的产品结构，缺少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同时生产专业化水平有限，无法达到规模经济，这使得大多数医疗器械企业被划入中小企业的范畴。
2.3技术创新能力薄弱
就技术创新层面而言，我国医疗器械行业整体的创新研发水平仍有待提高。这一点从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的进出口产品结构中便不难看出，根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统计，2012年，中国医疗器械进口额为124.72亿美元，同比增长14.56%，其中，31个品种进口额达到亿美元规模，以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品质产品为主。
一方面，中国医疗器械行业起步较晚，发展初期便存在严重的技术弊端，缺乏战略规划与整合，不能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研发团队，且技术长期依赖于国外创新成果，长期停留在仿制阶段。另一方面，随中国医疗器械市场需求的增加，许多国外医疗器械生产企业逐渐将贸易触角延伸到中国市场，大量科技含量高、品质好、竞争能力强的高精端进口医疗器械产品涌入中国，迫使本土医疗器械企业停留在中低端医疗器械领域缓慢发展。
3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市场绩效存在问题的归因分析
贝恩（Bain， J.S.）是哈佛学派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研究构造了具有系统逻辑体系的“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分析框架（即SCP分析范式），认为市场结构决定了市场绩效。本文拟运用贝恩SCP分析范式的观点，对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市场绩效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归因分析。
3.1市场集中度
市场集中度指某一产业市场中买房或卖房的数量及其在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一般用绝对集中度指标CRn来表示。CRn是指某一产业市场内规模最大的前n家企业的产量销售额占整个行业的份额，CRn越大，说明这一行业的集中度越高，市场竞争越趋向于垄断。近年来，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水平近年来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2010年CR4为16.99%，2011年CR4为%20.33%，2012年，这项指标提升到了21.42%。但根据贝恩分类法，我国医疗器械行业仍处于“原子型”分散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医疗器械行业产品众多，集中度水平总体偏低，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这种产业结构不利于行业市场绩效水平的提升。
3.2产品差异化
产品差异化是指特定产业或企业向市场提供的产品相对于其他产业或企业的产品所具有的不同特点和差异或者是不完全替代性。从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的两个产品领域来看，在中高端医疗器械领域，我国严重依赖进口，主要被通用电气、西门子医疗、飞利浦、强生等国际知名企业所占据，其产品主体、品牌、价格、渠道、服务的差异化程度较高。
对于我国本土医疗器械企业而言，则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医疗器械市场领域。源于此，本土企业的获利能力受到阻碍，行业利润率水平无法得到保障，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企业无法实现规模效应，自主创新动力亦受阻，市场绩效水平无法得到有效提升。
3.3进入和退出壁垒
进入壁垒是指产业内已有企业对准备进入或正在进入的新企业所具有的优势，反映了已有企业优势的强弱。在规模经济壁垒方面，根据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植草益的研究：
规模市场比重（d）=最优规模（S/N）/市场总规模（S）=1/N
其中，S为总产量，N为企业数量。根据《蓝皮书》的统计，截至2012年，我国共有医疗器械生产企业177788家，d=0.000562%。植草益认为d
退出壁垒是指企业在退出某个产业或市场时所受到的限制因素。如果退出该产业的成本高昂，企业进入市场的动机就会减弱。对我国医疗器械行业而言，一般不具备退出的政策法规壁垒，同时，我国本土医疗器械企业在广告、销售、研发方面的投入的费用十分有限，因此在退出行业时一般也不会有太大的沉没成本发生。
4建议
根据SCP分析范式的观点，市场结构决定市场绩效，而为了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最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从上述分析来看，要提高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的市场绩效水平，应加强宏观政策调节的力度，这种方式最为直观有效。
4.1政策主导，稳步提升市场集中度
首先，国家有关部门应从战略层面，把握行业竞争的现状及特点，支持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的合理布局，扶持我国医疗器械本土企业的经济发展，培育和发展医疗器械产业基地，实现医疗器械全产业链的转型升级。
其次，从政策扶持的角度激励我国医疗器械行业龙头企业发展。落实相关奖励政策，鼓励龙头企业提高管理和服务的水平，支持有实力的龙头企业上市融资，实现多渠道融资发展。
同时，扶持和推动本土医疗器械企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结构兼并重组，形成一批规模较大、创新能力较强、产品潜力较大的医疗器械企业，打破国外品牌的垄断地位。
4.2鼓励企业持续自主创新，提高产品差异化水平
鼓励产学研结合。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和企业的持续创新发展，不仅需要企业内部运行机制的配合，更重要的是对外部资源的整合。要坚持企业为主体，大学和科研机构为技术依托，上下游厂商相互配合的产业联盟，发挥产、学、研三方各自的优势，从而保证医疗器械行业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和推广，使行业的产品差异化水平不断提升。
鼓励企业由“创仿结合”向持续自主创新转变。相关部门应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内部实现从“创仿结合”过渡至持续创新研发为主的研发模式。在对仿制产品进行重点开发、加强工艺、提升品质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企业持续自主创新的研发能力，研制推出具有高附加值和差异性的医疗器械产品，获得产品创新的核心竞争力。
4.3提高准入壁垒，健全行业退出机制
提高企业和产业的准入门槛。承上分析，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小，这是导致我国药企数目众多、规模偏小、市场恶性竞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有关部门应当通过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完善，严格对企业进入该行业的核准，提高相关产品市场准入的门槛。
在严格审批产品和新企业的同时，还要健全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的退出机制。在此方面设置适度的政策性壁垒，为市场退出的规范化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有关部门在完善行业审批制度的同时，更应加强行政监管，建立健全行业退出机制，实现行业优胜劣汰，资源配置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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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市场研究篇10
1 中医药在国外发展现状
1.1 国外中医医疗机构与从业人员情况
国外中医医疗机构主要分为中医、含针灸、诊所、中医门诊部，西医医院中医含针灸科、中医医院等。 这些中医医疗机构遍布全世界160多个国家或地区，在日本、朝鲜、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英国、法国、俄罗斯、奥地利、美国、加拿大、巴西、古巴等国家的部分医院均选择性设有针灸、推拿、中医科室或疼痛门诊，每年为数以千万计的各国患者提供卫生保健服务。各地诊所数量差异较大，规模不一，科室设置迥异，在亚洲和欧美一些国家， 中医针灸诊所数量较多， 科室设置较全，通常配备中医诊疗常用的设施设备。 而在非洲、中医药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机构数量较少。德国大约每15 000人中就有1家中医或针灸诊所, 美国约有8 000多家针灸诊所，荷兰约有1 600家，法国约有2 800家，澳大利亚约有3 000多家中医诊所和近3 000家针灸诊所［1]。
国外的中医院数量较少 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一些国家 新加坡约有20家中医医院。 近几年，德国、法国也陆续建立3所中医医院，均设有病床。在我国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中药店内还开设坐堂医诊室［2]。
截止到2008年初,国外中医医疗机构有 5万多家 ,针灸师超过10万人 ,注册中医师超过2万名 ,每年约30%的当地人、超过70%的华人接受过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3]。从1987年到2005年, 我国为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54 700 余名来华学习中医药的人员。WHO在亚洲设立的 15 个“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中有13个与中医药有关,其中7个设在中国［4]。
目前全澳有中医执业医生超过2500名 ,另有约3000名以中医为辅助医疗职业的从业人员。每年中医及针灸门诊人数最少280万人次。1985年法国的针灸师达7000-9000人,拥有近10个针灸专门学校,18个针灸、中医研究单位,6家针灸杂志，中医从业人员达 1万人［5]。西方人使用中医药的比例接近40%,50%的人受过高等教育,80% 以上病人母语为英语［6]。目前国际上中医药从业人员大约有30-50 万人［7-9]
1.2 中药业市场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在全世界有40亿人使用中草药治病，占世界总人口的80％。2009年我国出口中药产品销售额达到了8.3亿美元, 中草药贸易超过200 亿美元［4]。亚洲、北美和欧洲是中药出口的主要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约占中药出口总值的2／3。这几个市场的中药出口近几年都稳步增长。2008年中药对亚洲出口4．86亿美元，对北美出口1．05亿美元，对欧洲出口9 270万美元，对非洲出口1 049万美元，对大洋洲出口889万美元，对南美洲的出口975万美元。目前，全球四个主要中药市场为东南亚及华裔市场、日韩市场、西方市场、非洲及阿拉伯市场。法国对中草药研究的力度低于日、美、德等国，每年用掉中草药达35 000吨左右［6]。中药在法国是不能作为药品进口的,目前一小部分中草药制品只能作为食品、营养品、补充食品等进人法国。较常用的中药饮片、中成药 ,以及针灸用品等均有销售。
目前 ,世界传统医学治疗市场每年达到 600亿美元 ,而且仍在不断增长。80%的非洲人求助于传统医学 ,而在中国、朝鲜、韩国和越南,传统医学已完全进入医疗健康体系。在发达国家,传统医学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在德国,77%的医疗单位建议病人用针灸治疗疼痛［3] 。中药产业规模小， 行业集中度低。中药研发能力严重不足。
1.3 国外中医药立法
世界各国政府现在日渐意识到中医药学的重要性，积极推动中医药学在本国的发展。2006年召的世界传统医学政府论坛上,WHO和东盟力促传统医学纳入国家医疗体系，1996年美国批准针灸作为治疗方法。截止到2007年，中医药在中国、澳大利亚、阿联酋、泰国、越南、新加坡、加拿大、南非等8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合法地位。世界上有54个国家制定了传统医学相关法案，92个国家颁布了草药相关法案。在朝鲜、 越南等国家已被纳入国家医疗保健体系，美国有42 个州对针灸进行了立法， 意大利、 奥地利、 巴西、 哥伦比亚等国也对针灸进行了立法，承认针灸的合法地位［3,5,7,8,10,11]。
随着中医药为更多的人接受，各国保险业也陆续将中医、中药、针灸纳入保险覆盖范围。韩国国家卫生保险制度中包括传统医学，政府在1980年将在韩国的中医称为“韩医”，允许其存在并纳入医疗保险范畴。日本于1976年经厚生省通过，汉方正式列入健康保险，210个方剂、140种生药在全国范围内被列为医疗用药（处方药），自1991年1月起，部分针灸费用可从医疗保险中支付。 2003年 9月英国补充替代医学委员会通过了中医跨行业注册,西草药、中医、印度传统医学、针灸等行业平等地参与立法注册,从而保证了中医的整体性和应有的法律地位。新的法令法规于2011年4月正式施行，成为第一个进行中医药立法的欧盟国家［12]。
1.4 中医药治疗病种
目前国外中医临床上主要使用针灸方法，中药的应用也正在逐渐增多。中医药治疗的病种较多，中医对下列疾病具有较好疗效：（1）呼吸系统疾病：如流行性感冒、过敏性鼻炎、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等；（2）循环系统疾病：如心力衰竭、病毒性心肌炎等；（3）消化系统疾病：如病毒性肝炎、溃疡性结肠炎、慢性胃肠炎、药物性肝损伤等；（4）泌尿系统疾病：如慢性肾炎、非感染性尿频、尿失禁等；（5）内分泌系统疾病，如甲状腺疾病、Ⅱ型糖尿病、肥胖症等;（6）免疫性疾病：如克隆病、多发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7）神经系统疾病：多发性神经痛、弥漫性神经性皮炎、三叉神经痛、中风偏瘫、面神经麻痹等；（8）生殖系统疾病：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症、不育症、阳痿、、月经病等；（9）其他：;慢性疲劳综合征、更年期综合征、皮肤病等。
1.5 中医药教育
法国是开设中医私立学校最多的欧洲国家，也是开设中医私立学校最多的欧洲国家,2005年达到了40所，学制2-4年不等,每年培养的毕业生在500人左右［6]。法国就在7所医学院设立了针灸文凭,凡是应用针灸的医生必须获得由医学院颁发的针灸文凭。德国有中医学校几十所［13，14]。
国外中医药教育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与中国合作办学，引入中国优质的教育资源，在中国中医药教育界的积极支持下，境外中医药教育发展较快。国外中医药教育现有1～5年各种学制，招生对象也包括一些医学专业人员，如医生、牙医、护士、治疗师、康复医学人员等；专业设置有中医专业、针灸专业、草药专业及养生康复保健专业；开设的课程包括中国哲学、中医基础理论、中国医学史、证候学、中医诊断学、汉语、中药学、方剂学 、药用植物药、中医临床各学科、针灸学、推拿按摩、体育疗法、食疗与营养疗法等，总学时数约1800～5000h左右，主要为课堂教学，也有一定课时的临床见习和实习，全日制或业余。
1.6 中药研究
近年来,西方国家一些医药学术机构已开始重视中药的研究,以植物药为例,西方有40家植物药研究机构,500多个研究项目。在日本,许多汉方药企业建立的汉方研究机构从事汉方药物研究,建立了药材生产基地。在英国,Phynova公司以中草药为基础,开展抗感染和抗肿瘤研究。在意大利开展中医药治疗肿瘤、糖尿病的研究。估计有170多家大型国际制药公司在从事包括中药在内的传统药物的研究开发工作。美国NIH和艾滋病防治中心分别对300余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和有效成分研究,从植物药中寻找抗癌活性成分,取得了较多成果。俄罗斯在中药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对中医药特别是中药开展了不同程度的临床科研工作。国际上申请中药与其他植物药的专利数量亦在迅速上升。在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芬兰、新加坡、巴西、俄罗斯等积极开展中医药科研方法之研究、中医临床研究、疾病的中医疗法研究、中西医比较研究、中药药理及毒理研究等。
2 国外中医药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医药学在绝大多数国家中属于非正规医学范畴，在西方发达国家仍然被归类为补充替代医学的一种, 在医学教育体制中均无合法地位。目前国内中医系统的杂志还没有一种进入美国《科学引文索引》；中医药学，虽然有许多国家建立了中医药、针灸学院，但课程设置多不完善，无材及考试标准，教育水平不高。
中医药的科学内涵尚未被国际社会普遍理解和接受，中医药也未进入国际医保主流市场，中医药国际化人才缺乏，具中医药特点的国际标准规范尚未形成，中医药产品和企业国际竞争力弱，对中医药的基础性研究大都属民间机构活动,自然难以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国外针灸研究基本停留在临床疗效客观性,机理研究不够。
中药材饮片和制剂质量不稳定,影响临床效果［15]。中医药学在临床、科研、教育、中药等领域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我国中药产业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低。我国中医药工业1300家企业中，中小企业占90% 以上，排名前10的企业销售额之和仅占整个中医药市场的23.7%， 而世界排名前20 的医药企业占据欧美市场的比重则达90%，占世界医药市场的比重达60%。我国对中药作用机理、 物质基础以及新技术、新方法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缺乏统一的质量控制与检测标准，与国外“洋中药”在技术含量、生产工艺等方面的差距明显。我国药用资源丰富，药用植物约有5000余种，但作过化学或药学研究的不过20%，600多种中药中不少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药物，不能跻身国际市场。中药出口混乱的问题严重影响着中药在国际市场上的形象［16]。
3 建议
3.1 加强国际中医药动态研究
应该建立一支研究“世界传统医学及中医药在国外”动态信息的专业队伍，系统收集、研究上述信息，作为领导决策的耳目、参谋与助手；成为中医药医、教、研、产、经、销机构的良友与顾问。
3.2 不断提高中药材及中成药质量、疗效
推出适合国际医药市场的中医药重点产品，如治疗疑难病症的中成药、养生保健营养型中药产品以及适合国外不同层次、不同科别的中医药人员学习需要的中医药学教材等。
3.3 拓宽与国外中医药交流渠道
在国外推广中医治疗,还需注意结合具体情况,比如人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工作节奏等 ,来考虑疗程、中药剂型、中药品种等具体问题，与各国政府与机构合作举办国际或国外中医药大学，开展正规的中医药教育。
3.4 加强中医药涉外人员的培养 中医药走向世界需要一大批既懂中医中药，又熟悉外语及外贸业务的各种专业人才，包括市场调查人员、科研协作人员、合资管理人员、医疗教学人员、翻译写作人员、跨国经营人员等。因此，除中医学院原有专业外，有条件的科研、教学、医疗机构应注意开设涉外人员的培训班及专业。从而加速中医药国际化的进程。
3.5 制订中药标国际标准
要成立专门机构， 组织专家制订符合中药特点的中医药标准，包括中药疗效和安全性评价与再评价标准， 中药材、中药饮片、提取物及制剂的质量标准，中医药名词术语标准,中药生产和质量管理规范等主要技术标准等，以形成以中国为主的国际认可的中药标准体系、中医药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审查标准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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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市场研究篇11
1市场研究
（Research）市场调研是进行市场营销的开端，也是贯穿在整个市场营销流程中的关键内容。调研以解决某一个具体问题进行设计，提供定性或者定量结果，帮助管理人员进行决策。应该穷尽一切能力搜集最全面的数据。通过有效分析，洞察数据背后的动因和趋势。掌握的数据越完整、越准确、越及时就越能够作出精准的、正确的战略选择。1.1研究相关产品数据。首先要收集分析产品相关数据，评估新品特性。从新产品研发立项到商业化的过程的研究数据。药品一般都需要经过化合物筛选、处方工艺研究、制剂研究、药理药代等实验室研究。创新药还要进行严格的I、II、III期临床研究，仿制药需要完成质量一致性和生物等效性研究[3]。另外，创新药拥有特殊的专利或者仿制药拥有更高的质量标准等优势都将对产品发展带来好处。1.2调研相关市场数据。新产品上市市场数据收集及分析是一项繁杂但意义重大的工作。PEST分析，有利于企业把握宏观发展趋势，判断市场机会和风险。疾病领域数据，有助于企业从流行病学、疾病诊疗流程及药品在疾病诊疗的重要性等角度，更准确的完成趋势分析和判断。行业市场数据，是展示目前市场发展状况的评价。整体医药市场规模发展和通用名市场的规模发展是主要的参考指标。竞争数据，主要从企业和产品两个方面来看，为企业寻找机会和制定策略提供帮助。1.3调研医药政策。医保的支付制度改革及医保目录的制定，医疗的分级诊疗和医共体，药品的临床综合评价和基本药物目录，互联网+医疗，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等对药品的市场营销提供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
2产品定位和STP战略
STP是营销战略制定的关键要素，由市场细分、目标市场、市场定位构成。药品STP分析和战略选择有其独有的特征。2.1市场细分。Segmentation市场细分主要目的是为了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最有价值的客户上，发挥和创造优势。药品市场细分要结合患者和医生两个关键角色进行。患者角度主要考虑是否按照疾病种类、临床症状、治疗阶段和特殊患者人群等。医生角度主要考虑疾病治疗手段、药物治疗策略和药物临床认可程度等。每一个市场细分都要有明确的患者肖像（具有共同特征的患者群体描述）和准确的特征描述，且市场细分不存在交叉性。2.2目标市场。Targeting科学的评价市场细分是选择目标市场的基础。第一个维度是客观的评价市场细分的潜力大小，即吸引力。这里的药品市场细分潜力评估不能采用竞争数据中显示的市场规模数据，而应该采用基于患者流（PatientFlow）分析的，不受限制的需求潜力评估。第二个维度是评价该药品在细分市场中赢得能力评估，即可及性。药品细分市场赢得能力是要依据医生诊疗决策和针对竞争对手进行的分析。通过分析获得药品在细分市场中赢得竞争份额的把握。选择目标市场细分时，理性决策是选择高吸引力和高赢得能力的市场细分。特殊情况是，存在多适应症的药品每一个不交叉的适应症都需要建立单独的患者流分析和目标市场选择象限。目标市场细分可以存在多个。随着诊疗环境的改变、新的循证证据的出现、探索新的适应症或使用方法等，市场细分的相对位置可以移动到高吸引力及高赢得能力区域。动态来看，可以通过长期规划使产品获得更好的商业开发及更长的产品生命周期管理。2.3定位。Positioning市场细分只有配合定位才可以在潜在目标客户获得有别于竞争者的差异化优势。由于每一个市场细分都有不同的患者人群、竞争格局和证据支持，所以应该给每一个选择的市场细分进行单独定位。定位的重点是差异化，从药学特性，临床疗效，包装进行产品差异化优势分析。药品市场定位的参考要素包括：在什么样的患者人群中，针对什么样的竞争对手，自己的产品可以提供哪些差异化优势，哪些证据能够支持这些差异化被客户所接受。
3营销组合和4Ps策略
医疗市场研究篇12
本文使用区位商来度量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产业集聚度，其计算公式是：LQ=Xij/Yj，其中Xij代表i地区j产业的就业人数占j产业全国就业人数的比例，Yj代表i地区j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例。
国际经济学家克鲁格曼（2001）认为需求是集聚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天津、上海、海南东部地区人口密集，交通发达，隐含着无限大的医疗服务需求，从需求角度有相对集聚优势。东部地区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五省和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省经济较发达但医疗产业集聚水平却低于全国水平。西部地区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医疗产业集聚水平也低于全国。山东、、陕西、甘肃、青海、河北六个省区的集聚程度在1上下波动。
黄小平（2008）比较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泰尔指数，发现中部地区各省、市之间的财政卫生支出较为公平，符合各地人口所需。韩华为（2010）认为中国各省份之间政府卫生支出综合技术效率差异显著，通过计算东、中、西三个地区的平均排名发现，中部地区平均排名为9。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卫生支出的综合技术效率更高。另外他证实中部地区的政府卫生支出规模效率也高于东、西部地区。这与本文测算的医疗产业集聚特征一致。
二、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
（一）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产业的性质定位
公立医院是政府投资、有财政预算且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医院，旨在满足民众基本医疗服务来体现政府福利政策；公立医院公益性是指在任何情况下医院不得拒收病人，医疗服务价格在政府价格体系之下运行。在新的一轮医疗卫生改革中，卫生保健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性质正在“回归”福利性质，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是新医改的核心。由于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产业中具有龙头优势，医疗服务产业的发展关系国计民生。但是公立医院的这种特性能否带来医疗服务产业的集聚特征尚不确定。李林（2008）认为营利性医院加入医疗市场参与竞争，有效降低了政府医院的人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说明在医疗服务市场这一特殊市场，竞争同样能起到降低成本的作用。民营医院进入各地医疗服务市场是否会带来当地医疗产业的集聚特征？本文将予以研究。
（二）资源分配
吕国营（2009）认为我国医疗资源配置的两极分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村与城市的两极分化；二是城市基层卫生组织与城市大医院的两极分化。在我国，大城市中的大医院拥有的资源远远多于二线城市及其他地区。由于市场作用在我国医疗服务产业中缺位，医疗资源的配置很难达到公平和效率并举的状态。在中心一线城市，医疗服务提供者具备全国一流的医疗服务设施以及医疗技术人员。在这里，我们用每千人床位数来替代各地的医疗资源水平。
（三）人均收入水平
齐良书（2006）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城镇居民的健康状况与收入总体上呈正相关关系。收入因素影响着人们的健康水平，进而影响着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水平。叶春辉（2008）认为收入水平与人们的医疗服务需求存在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医疗消费作为正常品，收入越高的人其医疗支出越高；另一方面是健康效应，即收入较高的人其健康状况可能相对较好，导致其他条件相同时其医疗支出较少。根据健康效益原理我们可以推知，收入水平高不一定会增加人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反而会降低人们的医疗服务需求。
（四）预期寿命
预期寿命是国际上通用的用来反映和比较一个地区国民健康状况的指标。本文把预期寿命作为影响医疗产业集聚特征中需求导向因素来研究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本文认为预期寿命越长，医疗服务需求越大，预期寿命是激发医疗产业集聚的一个间接因素。
三、模型设定
根据以上理论假说及变量的选择，本文的线性模型形式设定如下：
LQi，t=α+β1phi，t+β2phi，t+β3bper1000i，t+β4ici，t+β5lei，t+εi，t
β为回归参数，i分别为31个地区，ε为随机误差项。被解释变量LQ是利用区位熵系数衡量的我国3个一线城市的医疗产业集聚程度；ph和nph，是本文所设定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医院非营利性和营利性的性质；在控制变量中， bper1000表示每千人床位数，ic表示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 le表示预期寿命，表1是对个统计变量的描述。
四、实证研究
五、结论与建议
第一，医疗机构的非营利以及营利性对该产业集聚的影响呈现负的显著性特征。医院的性质对医疗产业集聚的系数值均为负值而且系数值很小，这说明医院的性质对医疗产业集聚特征的影响很小。这也证明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5）的结论：“通过竞争以及民间经济力量的广泛介入，医疗服务领域的供给能力全面提高。
第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对医疗产业集聚的影响呈负的显著性。说明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对医疗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不能单纯的理解为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医疗需求越高，集聚水平越显著。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健康效应：居民收入水平的越高，用于医疗的支出就会减少。
第三，预期寿命对医疗产业集聚有显著地正影响。一个地区人口的预期寿命是反映医疗产业需求方面的有效因素，而需求因素是形成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韩华为.个体医疗需求行为研究综述[J].经济评论，2010（4）
[2]魏众.中国居民医疗支出不公平性分析[J].经济研究，2005（12）
[3]邓国营，窦晨彬，龚勤林.医疗机构性质、医疗费用与服务质量[J].经济评论，2013（1）
[4]黄枫，甘犁.过度需求还是有效需求？——城镇老人健康与医疗保险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0（6）
医疗市场研究篇13
Sanjay和Pradhan（1996）从理论上研究认为赢利型医疗保险市场缺陷可能把风险高但迫切需要治疗的病人排除在被保险人群体之外，财政参与提供非赢利性医疗卫生保险服务可以纠正保险市场缺陷和帮助低收入者。Fuchs（2000）认为采用公共支持措施可以改变医疗供给机构的激励机制，切断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收入与其提供的服务之间的直接联系，避免他们为利润所驱动。Gupta和Dasgup－ta（2002）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证据显示，政府支持的卫生系统常常是无效的，免费提供各种卫生医疗服务给公民实际上导致了医师数量的减少和服务质量的下降。公共服务质量的恶化同政府和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的破产结合在一起，使得卫生经济学家需要重新考虑卫生服务提供的方法以及认真思考成本恢复的问题。RichardG•Frank（2003）对医疗服务的供方进行分析，认为医疗机构作为患者的“人”和“参谋”对服务的种类、数量、方式等做出选择，医患之间存在着“委托—关系（Commission－AgentRelation）”和“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缺陷，产生医生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诱导需求，存在着医患双方“激励不相容（IncentiveIncompatibility）”的可能性，导致服务提供者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患者利益的市场失灵现象，政府必须干预。Sanjay和Pradhen从理论上研究认为赢利型医疗保险市场缺陷可能把风险高但迫切需要治疗的病人排除在被保险人群体之外，财政参与提供非赢利性医疗卫生保险服务可以纠正保险市场缺陷和帮助低收入者。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投入与管理是各国通行的做法。
科克汉姆（2002）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医疗保健制度研究表明：无论是社会化的医疗保健体系还是分散化的医疗保障体系，各国政府实际上都对医疗保障实行直接和间接的管理和控制。AdamWagstaff（1999）等通过对12个OECD国家的医疗支出分析发现，居民自费比例仅占很小比例，政府税收支出与政府补贴的医疗保险是医疗支出的主要方式。欧洲发达国家在被“福利国家”危机所困扰的年代里，曾提出“福利社会”概念，重构安全网，促进社区、企业和个人的参与，强调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并指出提供公平和有效率的卫生服务是一项政治任务（Bloom，1998）。
推崇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的世界银行（1997）也强调指出，健康服务产业是一个不能听凭市场调节的领域，而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在1993年世界银行《投资于健康》的年报中明确指出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是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投资和管理，世界银行同时认为，疾病与贫困是密切相关的，基本医疗保健的缺乏是穷人无法提高健康水平，扶贫、公共物品、市场缺陷是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发挥主要作用的三条基本理由。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研究了发展中国家政府投资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及健康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西奥多•W•舒尔茨（1976）认为，人力资本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资历和经验等，即人的能力和素质。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力的投资而获得的，这种投资表现在货币形态上就是为提高人力的各项开支，包括保健支出、教育支出、劳动力迁移的支出等等。在人力资本投资的各种方式中，通过投资于健康来改善人力资本存量的质量是提高人口素质、增加穷人福利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2）DEA评估影响医院效率因素文献综述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简称DEA），其优点在于处理多投入、多产出的问题，因此被广泛应用于效率水平的评估。第一个将DEA方法应用于医疗卫生领域的是Sherman（1984），其以比率分析法作为比较组（com－parablegroups），对马萨诸塞州的7个教学医院中的外科医疗单元（medicalsurgicalar－ea）的经济效益做出了评价，得出DEA方法比传统的比率分析法更有效。从此以后，大量的学者研究了DEA方法在医院和医疗卫生系统中的应用。①关于医院床位规模与医院效率问题的研究GaynorM和AndersonGF（1995）利用1953－1987年间5000所样本医院数据，发现床位的增加会带来医院成本的迅速提高。Morey（1992）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美国300家医院的服务质量与医院成本的研究表明，医院床位的增加引起医院成本的上升。Aletras（1999）分别应用长期和短期成本函数对希腊91所医院进行比较研究，发现通过调整医院生产规模可以达到获得潜在效率的目的。PolyzosNM（2002）运用相关、回归分析研究医院效率发现：区综合医院（districthospi－tals）及综合的医院（generalhospita1s）床位数在250－400张，社区医院（regionalhospita1s）及教学医院（universityhospita1s）床位数为400左右时医院效率高。②关于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所有权与医疗卫生服务效率关系的研究学术界一致认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所有权与医疗卫生服务效率肯定是存在一定关系的，但是究竟是何种关系，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Grosskopf和Valdmanis（1987）运用DEA方法分析了所选医院的效率，通过比较加利福尼亚市的22家公立医院（publichos－pitals）与60家私人非赢利医院（NFPhospi－tals）的经营效率，以四个投入指标和四个产出指标建立DEA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公立医院比私人非赢利医院有较高的效率，这是因为公立医院有严格的预算约束。#p#分页标题#e#
Vivian和Valdmanis（1990）借鉴Gross－kopf和Valdmanis（1987）所做的研究，使用与其相同的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用DEA模型评估了密西根州的4l家医院（其病床数都超过二百个）的所有权类型（公立和私人非赢利）与医院效率间的关系。其结论表明，8家公立医院比41家私人非赢利医院有较高的效率。Valdmanis（1992）利用加入信用的DEA模型评估了1982年密西根州立政府所属的公立医院与私人非赢利医院的经营效率，同时利用DEA模型的十个不同的规范来测量模型的敏感性，最后的结果是公立医院在专门技术上相对于私人非赢利医院更有效率。Ozcan和Luke等（1992）应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评估了弗吉尼亚州不同所有权类型的城市医院的技术效率。结果发现，在有效率的医院中，营利型医院较少，而政府和非营利型医院数量相近。同时营利医院与其它类型医院相比较，往往在供给和固定资产方面的投入较少，而在服务和劳工方面投入较多。
Ozcanetal．（1992）用DEA模型分析了位于美国城市的所有非联邦制的不同所有权类型的医院（包括公立医院、私立非盈利医院和私立盈利医院）的技术效率。该模型选用四个投入指标：服务复杂度、医院规模、员工数和运营费用，三个产出指标：康复出院人数、急诊人数和受训员工数。结果显示，在有效的医院中，私人盈利医院相对于公立和私人非盈利医院较少，而公立和非盈利医院数量相当；同时盈利医院与其它两类医院相比，在供给和固定资产方面的投入较少，而在服务和劳工方面的投入较多。与之观点不同的是，Hoganeta1．（1987）认为医院的所有权类型与其效率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Ferrier和Valdmains（1996）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研究美国乡村医院的效率时，得出如下结论：营利性医院的效率比非营利性医院和公立医院要高；医疗服务品质及医疗服务组合都会对医院的效率产生影响。Rosko（2001）研究了管理式医疗和其他环境因素对1631个美国医院于1990～1996年间的效率低下的影响，采用一个面板、随即前沿回归模型分析无效率的参数和无效率的得分，发现研究期间平均估计的低效率可以降低28％。低效率与卫牛健康组织的参与以及行业集中度负相关，与医疗保险所占份额和盈利所有权类型正相关。③关于评价医院的相对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VivianValdmanis和LilaniKu－manarayake（2004）运用DEA方法分析泰国公共医院的服务能力和提供给贫困患者与非贫困患者的服务产出。ShawnaGrosskop和OimitriMargaritis（2004）运用DEA分析美国教学医院的运行效率。
JuanVentura（2004）运用DEA方法评价西班牙公共医院效率。PierreOuellette和ValedeVierstraete（2004）运用DEA方法分析医院成本投入效率和成本投入的技术变化。Rosko（2004）利用随机前沿成本函数模型对美国616家医院行低效率分析，结果表明总成本的增加源于投入或产出价格的提高。Retzlaff•Roberts等（2004）使用DEA方法对27个OECD国家卫生资源利用的技术效率进行了测评。KaoruTone和BireshK•Sahoo（2005）运用DEA方法评价印度保险公司的成本效率和规模收益。Burgess和Wi1son用DEA模型分析了美国1985年至1988年公立医院的技术效率，并用回归分析探讨了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认为：提高卫生技术人员与非技术人员比例有助于提高效率；平均住院日对医院效率有正向影响；市场竞争程度对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大部分研究国外对于医疗卫生服务效率的研究是以医院为决策单元，运用一种或多种分析方法分析医院的总体效率、技术效率或规模效率。
二、国内研究综述
（1）财政对医疗卫生事业投入的理论基础
孟伟（1996）认为农村卫生是公共产品，并有公益性的特点，随着经济的发展将转变为福利性。王禄生（2001）建议按照公共财政分配原则，对纯公共、准公共、最低保障和基本医疗采取不同的筹资方式。对纯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应由财政全额负担，对准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政府只对设施建设和部分运行成本提供资金，不足部分通过有偿服务收费补偿，由个人承担；对贫困地区通过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确保国家最低保障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实施。杜鹰（2001）认为要改变过去按照人头和病床对卫生机构进行补贴的办法，遵循公共财政原则，把财政支持重点调整到支持公共卫生功能、预防保健、人员培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救助贫困人口，建立医疗保障体系等方面。王绍光（2003）认为“非典危机”突显了中国公共卫生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在卫生总费用大幅上升的同时，中国公共卫生状况改善不大、甚至有所恶化，并指出中国卫生工作指导思路的两个误区，即对经济增长的迷信和对市场的迷信，它们导致在公共卫生领域同时出现政府失职和市场失灵。雷剑峤（2003），对宿迁医改提出了质疑，除了“变公为私”的指责之外，另一种更深远、也更击中要害的质疑是，将所有的公立医疗机构一股脑地改换门庭，此举是否会给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带来毁灭性的破坏。医院的身份如何确定，医院采取何种经营方式，如何进行行业管理，私人诊所的冲击如何消除，还有购买医院的巨额债务如何偿还，财政对于农村公共卫生的投入责任如何体现，许多问题还是个未知数，难以给出答案。
李琦（2004）、王俊华（2003）和马国贤（2005）主张针对我国目前公共卫生投入不足且财政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行业内部的预算制度改革，进而达到增加投入的效果。代英姿（2005）指出在不断增加公共卫生支出规模的同时，还必须按照公共财政的原则重新调整支出配置，一些纯粹的公共卫生项目应由差额预算拨款逐渐地恢复全额预算拨款。吕炜（2005）将公共财政定义为市场与政府妥协的产物，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公共财政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是由经济体制转轨与发展模式转型所决定的。当转轨进入中后期、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各个方面的和谐发展，财政需要为这种和谐发展配置资源、参与调控。目前公共卫生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领域的政府“缺位”，与“越位”，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其根源也就来自于我国发展战略与政府职能的特殊性。发展战略受制于特定的发展水平，职能定位受制于特定的转轨阶段。职能界定不清晰、不全面反映到政府支出方面，表现为公共性支出不足，支出结构调整缓慢，体制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难题。王红漫（2005）明确提出，公共卫生是以环境、人群、健康为模式，针对人群中疾病发生和发展规律，运用各学科的理论、知识、技能研究社会和自然环境中影响健康和造成疾病的主要因素，探求病因和分析这些致病因素的作用规律给予评价，并通过公共措施实施预防和治疗，以达到保护健康和促进健康的目标。张红妹（2006）以福建南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3年来的有关数据，说明政府对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出现了“缺位”、“错位”、“越位”现象，制约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并从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完善公共卫生的财政投入机制、改变财政供给模式、建立多渠道的筹制和加强资金监管等方面提出对策和建议。周寅（2006）的研究发现，我国1990－2004年间卫牛总费用指标的规模不断增长，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却呈现快速增长，认为政府应承担起提供公共卫生的职责，基本医疗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p#分页标题#e#
（2）DEA评估影响医院效率因素文献综述
在我国最早研究DEA方法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魏权龄教授（1987），随后魏教授便正式提出了该方法的理论体系和数理分析模型。运用DEA方法，可以确定每个决策单元相对上一时期的效率以及规模收益的情况，而且对于DEA无效的决策单元，可以提供达至DEA有效的各种投入的目标水平。目前的国内研究大多属于这一方面的应用。1994年，陈志兴等率先应用DEA方法对位于上海市的10所综合性医院进行了评价，开启了DEA在评价医院运行效率领域的先河。此后，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运用DEA方法来评价医院的运行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