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篇1
文章编号：1007-7685(2012)02-0014-04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也是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任务。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伴随着产出增长而出现的社会、经济或政治结构的变化。发展观是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它既来自于人们对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同时又对发展实践具有检验和指导的作用。在经济思想史上，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对发展观进行过讨论。因此，对两大理论体系的发展观进行比较，对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克思经济学的发展观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与根本观点。克思关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理论都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其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包括：
(一)关于发展内涵的研究
在克思经济学看来，人类社会的存在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发展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推进了人类自身与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也是发展的内在机制的所在。克思经济学对于发展本质与内涵的认识体现在其对社会经济形态的概括与界定之上。克思经济学认为，任何一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它是在已有的生产方式中发展起来的。克思经济学将发展界定为：“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由此可见，克思经济学的发展概念至少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发展以原有生产方式为基础，任何一种新的生产方式都不是凭空或从人们的主观意志中产生出来的；其二，发展是人类社会基本结构的优化。
(二)关于发展目标的研究
克思经济学认为，发展的目标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克思指出：促进人的发展需要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改造来实现，“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异己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①克思进一步提出，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综上我们不难发现，克思经济学的发展观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体现了对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关注。
(三)关于发展方式的研究
克思经济学认为，发展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最终实现必须经过许多不同的阶段，每一个特定阶段都是人类社会走向自由不可缺少的环节。为了实现人的发展，克思经济学更强调平衡、有效、协调的发展方式。第一，克思经济学的平衡发展方式。根据克思经济学的再生产理论，经济增长与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要求两大部类的生产保持平衡，如果第Ⅰ部类的生产大于全社会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则会导致生产资料过剩；如果第Ⅱ部类的生产大于全社会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则会造成生活资料过剩。所以，两大部类的生产与需要必须保持平衡。由此可见，克思经济学的发展方式既要求总产出不断增长，还要求两大部类结构均衡。第二，克思经济学的有效发展方式。②克思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中的产出增长通过两种方式得以实现，一种是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所带来的粗放型的增长，另一种是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资本有机构成的集约型的增长。在这两种增长方式中，集约式的增长更加有效。因此，在生产增长上，要实现集约式的增长，就不能忽视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第三，克思经济学的协调发展方式。克思经济学认为，人的活动离不开自然，现实的自然界同样离不开人和人的活动，人与自然之间合理的物质变换过程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⑨克思经济学认为，发展不是建立在人对自然的控制和掠夺之上的强制统一，而是在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前提下实现和谐统一的发展。未来社会要更加自觉合理地实现人类与自然之问的物质变换，要将物质变换过程由恶性循环转向良性循环。
二、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观
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经济学流派之间，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内容是不同的。总体来看，西方经济学发展观的内容主要有：
(一)关于发展内涵的研究
在西方经济学演进的不同阶段，经济学家对发展内涵的认识不尽相同。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时期，对发展的内涵进行了相对广义的界定。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斯图亚特•穆勒等人认为，发展应包括政治、伦理、人口、法律、历史等多方面的因素。“边际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商品供给与需求的问题上，经济发展问题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中消失。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发展的问题都需要西方经济学作出积极的回应，因此，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开始兴起。在发展经济学看来，“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产品与服务的总和不断增加，它是以固定价格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的某种度量的变化率。而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包含的内容要丰富和复杂得多。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比较有说服力的说法是，“将增加人均实际收入作为追求的目标”。①但是正如詹姆森和威尔伯所言，“发展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它也没有普遍采用的模式，每个人必须写它自己的历史。”今天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者们从更宽泛的视
角来理解经济发展，认为经济发展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还是一个质的概念，不仅是经济的数量增长和人均占有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整体演进。
(二)关于发展目标的研究
在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演进阶段，经济学家对发展目标的认识也不相同。在古典经济学时期，与广义发展内涵相对应的发展目标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但主要目标是国民财富的增长。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在发展目标上强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现代经济发展理论将发展目标转向收入分配、减少绝对贫困、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增加就业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追求以人为本的发展，在不同层次上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发展人的能力，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发展的根本目标。丹尼斯・古雷特认为，发展目标包含生存、自尊和自由三个层面的内容，也就是说要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要让人感受到自身价值，要把人从异化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种种惯例和教条主义的信仰的社会奴役下解放出来。阿马蒂亚・森也指出，发展的目的不仅在于增加人的商品消费数量，更重要的还在于使人们获得能力。根据这一思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扩展了发展目标的内涵，指出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人们选择的过程，它的核心问题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发展的进程应该为人们创造一种有益的环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和集体地去发挥他们的全部潜力，不断扩大他们的选择范围，而且发展还应考虑后代的可持续性。由此可见，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发展目标追求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既包括人的能力的形成，也包括人的能力的运用。
(三)关于发展方式的研究
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对于国民财富增长的问题，亚当・斯密认为，应当通过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发展分工来推动经济增长；大卫・李嘉图主张利用国际分工来发展对外贸易，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在斯图亚特・穆勒看来，资本、劳动、技术和自然资源等要素的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应当通过要素投入来促进经济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发展经济学繁荣和大发展时期，西方经济学家主张通过经济结构优化以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威廉・阿瑟-刘易斯等人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特点指出：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提高资本积累率、加快工业化进程和制定发展战略来推动经济发展。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也强调资本积累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20世纪60年代，随着发展目标的变化，西方经济学家指出，市场调节、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巨大。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古典主义复兴之后，经济发展理论开始注重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和技术及人力资本内生的经济增长去研究发展问题，注重文化、体制、法制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注重可持续发展问题。从经济发展方式来看，除了考虑技术进步的作用以外，还重视教育、知识、管理、资源再配置、规模经济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两种发展观的比较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对发展观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两大理论体系对发展问题研究的视角、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范式等都是不同的。
(一)两种理论体系研究的视角不同
马克思经济学从发展的内在机制入手，将发展看做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认为为了实现人的发展，要选择平衡、有效、协调的发展方式。而西方经济学主要以具体阶段下的生产力为视角研究发展问题。因此在不同阶段提出了不同的发展思想。具体地，古典经济学时期西方经济学将国民财富增长作为发展目标，认为增加要素投入可以推动国民财富的增长；20世纪60年代，发展经济学通过引入收入分配来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强调通过减少贫困、增加就业来使绝大多数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由此拓宽了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围；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人为本的发展纳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中，认为人力资本、制度等因素对于经济发展而言至关重要。
(二)两种理论体系研究的主要问题不同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研究了发展问题，但由于两者研究视角不同，导致两者研究的主要问题也不相同。马克思经济学从发展的内在机制人手，充分论证了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所具有的历史继承性、创造替代性和现实兼容性，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促进一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因。由此可见，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观具有一般性与历史性。而西方经济学家较多地偏重于在一定具体历史阶段下考察发展问题，古典经济学研究国民财富的增长，新古典经济学淡化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强调收入分配、以人为本，这些思想都是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演进而提出的。西方经济学这种研究视角忽视了生产关系对发展阶段变化的影响，无法说明发展的动因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制度、思想和道德等意识形态的变迁，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观与马克思经济学发展观比较起来相对狭隘。
(三)两种理论体系的研究范式不同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篇2
一、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是十七到十八世纪在欧洲颇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认为金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一国积累的金银越多，就越富强。他们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禁止金银输出，增加金银输入，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来积累财富。这种政治经济体制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财富的意义。
二、古典经济学
在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诞生之前，经济学理论无疑被古典主义学派所统治着，并对经济学未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以后的经济理论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其中以英国跟法国的经济学家贡献最大。英国的威廉·配第和100年后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以及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尓和魁奈。斯密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是巨大的，他详细地分析了重商主义，让人们对重商主义有了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认识，自从他指出重商主义的缺陷之后，重商主义也就开始走向末落。斯密从几个方面指出了重商主义理论的缺陷。首先，他批判了重商主义认为金银才是财富的组成的观点。他指出只有增加一国的劳动产出，或是增加一国的国民收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的增加。其次，他认为，尽管后期重商主义的理论有所改进，从认为必须把货币贮藏在国内到后期的放宽要求，认为只要保证输出大于输入（即有净输入）以获取货币流入本国，但是依然是值得怀疑的。综上所述，斯密是自由贸易理论的热衷者，是贸易管制理论的反对者。影响斯密对重商主义看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英国的环境，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产生在英国工业革命前夕，在这个时期，英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个时期，英国打败了西班牙夺得了海上霸权，之后通过大量的海外殖民疯狂地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英国的资产阶级们在这个过程中攫取了空前的利润，从而为英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由于之重商主义理论的影响，当时的种种贸易保护政策开始逐渐表露出对英国继续发展经济的限制。同时英国的资本家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在其他国家的竞争当中已经处于优势地位，所以更加促使他们推崇自由贸易的学说。从而影响到斯密自由主义的观点。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堪称古典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使得工业化不再停留于发明机器制造产品的阶段，而是真正对社会发展起了革命性的意义。如果说牛顿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瓦特拿着这把钥匙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那么斯密则是挥动一只看不见的手为工业革命缔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
三、新古典经济学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古典主义学派得以发展，经过一系列的革命，经济学理论被赋予了大量的新鲜血液。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众多著名的经济理论学家对此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不得不承认马歇尔是当仁不让的新古典经济学派标志性的代表人物。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工业与贸易》（1919）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经济学原理》一书把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的古典经济学，以及边际主义学说等，组织和融合到了一个更为广泛的体系之中。然而这并不是杂乱无章的随意拼凑，而是有巧妙的构思和严密的体系。这是继约翰·穆勒对古典经济学进行综合之后的又一次经济理论大综合，在融合了供求理论、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等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几乎包含了当时经济学界绝大部分的观点和主张，把自由竞争时代的经济学作了最为全面的总结，因而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经济理论体系，居于欧美经济学界的主流和中心地位达数十年之久。他的经济学说构成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外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他培育出来的一大批弟子。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的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实际上，庇古在帮助马歇尔传播其经济理论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通过在剑桥大学为学生们讲课，帮助马歇尔传播了他的理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那就是他的另一个得意门徒——凯恩斯。在马歇尔的众多弟子中凯恩斯不算是最突出的，但毫无疑问，他是最有影响力的。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的出版，标志着一个全新的独立经济学体系的诞生。标志着凯恩斯完成了从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向自己创立的新经济体系的过渡。
在《就业、利息、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否定了传统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古典经济学派相信经济规律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同时也认为在这种经济规律下，供给本身能够创造需求（萨伊定律），因此只要倡导自由主义，就能够实现均衡。古典经济学的这种理论貌似非常完美，但是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他有大量的脱离现实实际情况的假设。就比如萨伊定律，认为供给可以自行创造需求，因而不存在经济危机。但是1929到1933年爆发的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萧条，失业严重等问题的出现，根本无法解释，更不能为摆脱危机提供“有效”对策。这种主张自由经济的思想在国富论酝酿出版的时候可能是实用的，因为毕竟世界刚刚进入工业革命的大门，生产力的发展虽说有提高，但是没有达到无法控制的状态，当时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斯密关于人们是经纪人为了谋求自己私利而做出决定的假设。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逐渐递进，世界资本财富的迅速积累，垄断厂商的出现，信息量迅速上涨等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种种违背斯密经纪理性人的假设出现的时候，这只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就失灵了。凯恩斯提出了著名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他认为无法充分就业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是指预期可给雇主（企业）带来最大利润量的社会总需求，亦即与社会总供给相等从而处于均衡状态的社会总需求，而总供给可以看作一个外生变量它是由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所决定的，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因而就业水平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但是，在现实情况中，放任经济自由发展有效需求往往是不足的，因此为了提升国家的财富，他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这就是著名的凯恩斯革命。伴随着预期革命，以及张伯伦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
四、结语
这一时期确实是西方经济思想史上非同寻常的一页，在近200年的时间内，有众多的经济学家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经济学理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从重商主义到古典主义学派再发展到新古典主义学派，从主张贸易保护，到推崇自由发展经济，再到凯恩斯的倡导政府干预，这么快的理论发展是不常见的。正如我们所知，一种新的理论的发展一定伴随着有问题的旧的理论的消亡，如上面所述，虽然古典经济学派在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初期风靡一时，但是由于他的前提假设条件苛刻等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经不住历史的考验，比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西方经济经历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萧条，无法为古典主义理论所解释，就必然会引起学者们的反思，促成新的理论诞生。这样，最终便必然导致一场西方经济思想创新的浪潮。西方经济学在上述时期所取得的重要发展和成就，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所有这些，我们应当给予高度评价。
【参考文献】
[1] 付莹莹.浅谈西方经济史学初期发展[J].消费导刊，2009（23）.
[2] 张凤林.从马歇尔到凯恩斯—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的一页[J].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篇3
我国有着自己独特的经济运行方式，将政府与市场经济充分结合在一起，这是世界先例。对于我国双轨制的经济发展模式，让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的未来发展难以捉摸，然而正是这种无法预测让许多国家对我国产生危机感和认同感。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将会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的阻力会是极大的，会让我国的经济陷入不确定中。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受阻的经济中获得成功，必将会赢得巨大的胜利。至于不确定性，我觉得政府措施会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制度。
一、凯恩斯主义和马歇尔经济并行形成双轨制经济
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双轨制”特立独行，不寻同于其他国家，是一个以宏观政策为主导l展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在其他国家眼中，我国的这种特立独行的发展方针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如果从我国特有的环境中出发去考虑，会发现其实我们只是根据国家市场的需求制定规范，发展我国经济。
（一）运用看得见的手平衡供给与需求
凯恩斯主义强调应该突出政府作用，运用看得见的手平衡市场供给与需求，但是我国政府并没有做到绝对的凯恩斯经济。对于我国经济而言政府起着引导的作用，其中的多个“五年计划”就是我国特有的经济发展方式。我国政府着重于强调控制大体宏观发展方向，而并不完全控制市场。于是，有的完全自由经济国家误解为我国是一个国有制经济国家，它们认为是我国政府完全掌控经济的发展。虽然也有国有企业存在，但是是为了国家基础设施和保密技术而存在的企业，是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安全而设立的并非是以发展经济为目的的。政府运用了一定的手段使得经济平稳运行，为我国企业提供指导性意见，减小了企业的发展风险。中国计划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或许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对于我国经济来说，这将是决定我国一段时间段内发展的方向。也正是因为国家宏观调控的存在，让中国经济能够更加平稳安全地发展。
（二）让市场自由发挥，充分释放市场效用
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我国经济自由进行，人们可以自由买卖。特别是近几年，不断吸引外资投入和鼓励本国企业走出去，让我国的经济更加活跃。政府在强调调控的同时也鼓励自由市场的发展，所以对我国有误解的国家并不知道，我们也存在马歇尔自由经济。近几年来不断开放了一些基础行业，允许资本自由进入投资，对于本国的保护产业逐渐减少，我国市场的自由程度也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政府还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去寻求海外市场，让企业不断提高自我，增加竞争力，与世界企业相互比较，促进企业的发展。而吸引外资驻入我国使得我国市场不仅只有中国企业，还有外资和外国技术。
（三）国家政策与市场经济并行是发展中国经济不变方针
“双轨制”经济发展到今天，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正确的，我们会一直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宏观调控为市场自由提供保证，但是自由市场的发展方向是不可定的，这必将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需要有政府调控为其保驾护航，这样才能够让自由市场正常安全地发展下去。“双轨制”可谓我国经济发展的两重保护，既能够有自由经济市场的灵活变通性，又能有计划经济的保证安全性。但是，“双轨制”让许多经济学家都犯难，觉得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不可预测性太强，无法很好地做出预防。但正是因为有“双轨制”的存在，我国经济才能够更好更快地做出反应，面对问题及时调整经济发展策略。
二、规模经济和小微企业相结合形成中国式帕累托最优
在经济发展模式中我们不断追求企业形成规模经济，与此同时，行业与行业之间会产生部分的产业链间隙，此时，就需要小型企业来完成这些间隙行业。所以，为了经济结构的完整，小微型企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小微企业与规模企业之间很少会有竞争发生，一般情况下小微企业作为大企业的辅助产业，两者之间会相辅相成减少影响，形成中国式帕累托最优发展模式。
（一）促进大中企业实现规模经济
在我国企业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企业开始意识到规模经济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我们想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就必须确保我们的经济浪费是最小的，此时发展规模经济的必要性就愈发重要了。随着近几年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对企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企业一次又一次进行产业变革与更新，迫使一些产业破产淘汰。现在中国市场上开始出现大批领头企业，它们与同行业的其他企业相比有着优先的市场选择和竞争优势，这与它们近几年的产业规模化息息相关。虽然现在的中国企业还不能完全进入规模经济的行列，但是许多企业已经纷纷加入规模经济化的企业进程中来。每个企业若想达到规模经济，必定要有一定的综合实力才行，这样就迫使了一些企业离开这个行业，这对于本行业的产业发展来说是好的，这会使一些企业能够低成本增加资产，完成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也方便其他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小微企业填补产业空隙
对于有些行业来说形成规模经济是困难的，因为它们的需求是较少的，但是它们的存在又是必不可少的。此时，就需要小型企业来完成这个工作。对于我国的发展经济模式来说，不可能完全依赖于大企业存活，毕竟我国是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国家，规模经济对于人才的要求十分严苛并且需要的数量较少，并不能养活中国那么多人，此时就需要小微企业的存在。一直以来，我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都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特别是纺织与刺绣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在江浙一带有许多这样的小型企业，养活着一大批劳动力。在这个有名的小型制造企业聚集地里，你可以看见许多企业采用传统的方式生产中国特色产品。而也正是因为它们的独特制作形式，才能够让人们如此喜爱。它们的存在不仅为中国经济做出了贡献，还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小型企业灵活性极高，不仅活跃了中国市场，还易于进入海外市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规模企业与小微企业共同完成完整经济体系
作为一个大国，市场经济的复杂程度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不能够完全规范企业规模。企业的规模经济能够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但与此同时，小微企业的灵活变通能够减少自由市场的不稳定性。对于中国市场来说，规模企业与小微企业都是缺一不可的，规模企业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小微企业的灵活性可以调节市场的不可预见性，降低市场错误预测带来的损失，并且可以发展自己独特的文化与风格，形成多种多样的中国经济市场。我国对小微企业的要求比较低，可以自由申报建立，能够及时弥补市场中缺少的部分，而大型企业则较为稳定。所以，只有两种企业模式共存，才能相辅相成，促进中国经济稳定发展。
三、了解消费者市场，创造新消费文化
对于企业而言，市场是极其重要的生存条件，面对强大的竞争压力，中国企业需要深入了解消费者需求，改变原有消费传统，创造新的消费文化。
对于国内消费者而言，中上阶层的消费者更喜爱外国产品，因为有些中国产品与外国产品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中国企业应当提高自觉性，生产高质量产品，而并非忽略国内市场，将残次品留在国内而伤害中国市场。而且，随着外来文化的侵袭，中国消费者对外来产品有一定崇拜倾向，所以，中国企业应该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让中国消费者引以为荣。至于外国消费者，我们应该根据各个国家生活水平的不同，生产不同层次的产品。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多认为贵的就是好的，而对于非发达国家则更看重商品的价格，其次才是产品质量，所以中国企业应该坚持物美价廉的东方文化，这样才能更好地进入外国市场。
四、中国当今面临的全球形势
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我国不断扩大贸易范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我国不断建立组织和实行各种新战略来突破我国经济的阻碍。然而，现在的全球环境也并不稳定，作为现今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自然也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因此，现在的中国走的每一步都至关重要。
（一）中国积极促进全球化进程，合作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
近几年，我国开始不断开拓国外市场，不仅在原有的世界性组织里积极活动，而且还促使建立一些以中国为主导的世界性计划和组织。2013年中国开始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和建立亚投行，让中国在国际上又一次成为焦点，很多经济学家预测，这两个计划的实行将会把中国经济带上一个新高度。今年，随着“一带一路”的正式启动，众多国家纷纷表示加入的意愿，使得我国经济战略的实施更加紧迫。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原有的市场已经不能够满足我国企业的发展。这就要求我国必须不断寻找和开拓新市场。为了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勇挑重担开始策划与实施经济发展战略，为我国企业谋出路、作保障。
（二）部分国家不断阻碍中国全球化进程，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近几年的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有目共睹的，这样的发展速度让许多国家感到惊叹和担忧。短短十几年就赶上甚至超越了其他国家几十年的发展程度，这让很多国家意识到中国不再是以前那个任人欺凌的国家，已经变成了世界大国，这让西方国家不得不开始防御中国。所以，近几年来，中国外贸官司不断增加，我国的国外市场和企业不断被压制，甚至不惜挑起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想要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在的中国站在世界的前端，这个后起之秀必然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和打压。在周边事端、贸易官司、国际地位都被不断干扰与阻碍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小心翼翼地谋划出路，才能继续发展。
五、总结
现阶段中国是世界舞台上一颗新升起的明星，它的何去何从将会影响世界经济的格局。“双轨制”是中国所特有的经济发展形式，为中国特定的环境所孕育，然而现在的中国企业发展中仍有许多不足的地方，需要不断改进与完善，创造新的消费文化，才能确保中国企业消费市场的稳定。对于国际环境的种种威胁，需要小心谨慎地对待，才能够让中国经济不被外界因素所干扰，正常运行。作为一个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大国，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与他不同，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同，才更加不凡，未来它必将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篇4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7-0041-05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做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然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资本家必须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进行生产和交换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只关注其经济活动的直接结果。因此，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服务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面对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应对理论和对策，但是受其理论服务对象和研究目的的制约，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论是对经济问题还是对自然条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问题，必然表现出其狭隘的视野。无论是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只关注眼前的利润，其发展观是急功近利的，缺少长期的目标和对策。
一、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都没有摆脱急功近利的发展观
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土地稀缺程度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影响。重农学派强调土地和农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出土地和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源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早提出社会经济发展会受到自然资源和环境等条件的绝对限制这一观点。斯密认为，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一国劳动与土地的年产物的全部商品。因此，当一国所获得的财富已经达到其土壤、气候和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时，将没有再进步的可能。在这种状态下，劳动工资低落到仅够维持现状，资本达到饱和程度，利润非常低。然而，斯密是在讨论资本利润时顺便谈到这一点，而且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斯密之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主要研究资本是否能够和如何获得最大利润，几乎没有人去特别关注如何节约自然资源，以使自然资源能够可持续利用。虽然马尔萨斯首次提出了人口增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之间存在矛盾，提出了环境负荷问题，认为持续增长的人口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制约；李嘉图提出资源报酬递减规律，认为它是制约经济增长的自然法则，给予自然资源极大的重视。但是，他们的研究视野仍然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问题。而且李嘉图、马尔萨斯等提出的人类发展在土地资源制约下前景不容乐观，但是经济增长最大制约等观点，也没有受到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视。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一个自由选择的体制中，社会的各类人群在不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市场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人们从自利的动机出发，最终使交易双方都能得到好处。如果经济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不使他人境况变坏的同时使自己的情况变得更好，那么这种状态就达到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即达到了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然而，由于市场本身的不完备，特别是市场交易信息不充分，使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往往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而需要对其进行调整。如果对某种资源配置状态进行调整的结果，是使一些人的境况得到改善，而其他人的状况至少不变坏，那么符合这一性质的调整便被称为帕累托改进。如果现存的资源配置状态存在改进的空间，则意味着社会存在由于资源配置不合理而产生浪费。此时，通过帕累托改进，就能提高经济效率。由于这种经济效率的提高并没有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帕累托改进也是相对公平的，即帕累托最优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结合。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所提出的帕累托最优只是在抽象地讨论市场机制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机制，其关注的是可利用的资源怎样有效率地使用，并不包括对环境的影响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在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改进中，效率并不包含生态效率，公平并不包含环境和自然资源使用的代际公平。
由于市场配置的资源并不包括环境和自然资源因素，因此，当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时，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只能把其归为市场失灵，即“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虽然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却不能避免环境污染这一外部性问题。可持续发展观念提出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又把当代社会无法在代际间公平配置环境和自然资源也归结为市场失灵。新古典经济学无法用市场的内在机制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寄希望于从市场机制外部的干预和调整来激励或者约束企业的行为。
但“新古典传统重点强调的是自由放任，只给政府有限的经济干预作用。这反映在他们尽管简短，然而确实有所研究的涉及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经济著述中。”如，马歇尔（1890）首次提出了外部性经济分析方法，为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关键的分析方法，但马歇尔的研究只是局限于外部性利益问题。
卡普（1950）对于环境的外部性问题提出了重要论述，认为经济增长对环境具有深远的逆向后果。卡普讨论了来自生产过程而被传递到外部的社会成本，如，对冰和空气的污染会损害人体健康，减少农业产量，加速物质腐化，使水生动植物灭绝，并威胁饮用水源等。
巴特尔（1958）指出，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它们大规模出现的原因是缺乏市场化的产权，这使一些个体可以滥用这些为许多人共有的资源。通过在所有经济活动领域制定严格定义的、可传递的、市场化的产权，这种市场失灵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这就是说，大多数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未能全面地应用资本主义制度方法。
科斯（1960）进一步提出，如果产权被严格制度化，并获得法律力量的保障，那么，对污染等问题施行干预就没有任何必要，参与各方自己就能解决这些问题。科斯反对政府建立统一标准、依靠税收和补贴等进行干预，认为在一个有明确产权规定的自由市场环境中，经济主体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一定能把污染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实践中，科斯的方法在涉及的谈判者数量很少、影响范围明确时，可以获得比较满意的效果，如，解决某一地区工厂排放的烟尘对该地区的危害。但科斯的观点也受到多方面的批评，认为其有较高的谈判成本，而且对于环境污染的外部影响散布较广的地理区域，以及代际间的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问题，运用谈判达成协议几乎是不可能的。
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关注资源环境问题的理论，但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有一个重要特点：“他们用由需求决定的边际效用概念取代由供给决定的价值理论。和古典经济学家将焦点放在供给不同，新古典著述家强调需求在决定商品和服务价值方面的重要性。有一定数量收入的个体，将能够对市场上可获得的种类繁多的商品和服务做出选择。如果个体是效用最大化者，他们就必定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为据，那么他们就以诸如此类的方式配置他们的金钱，以使得最后一镑花在恰好可以满足他们需要的东西上，而不是花到其他任何东西上。”所以，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在资源稀缺或资源数量一定的条件下，如何在不同的用途中配置资源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这种研究重心的转移使得资源稀缺程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被降低了。因此，虽然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资源使用和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经济分析方法，指出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其原因是缺乏市场化的产权，使得一些个体可以滥用许多人共有的资源；认为如果产权被严格制度化，并获得法律力量的保障，便不需要政府对污染等问题施行干预，经济主体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或者产权交易，即可把污染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把可以利用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都充分有效地利用起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利润。在能否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稀缺资源的价格上升，从而解决自然条件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
历史发展实践表明，市场机制并没有解决自然条件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自然条件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制约日益严重。而且当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自然条件质量下降问题时，西方经济学家们不仅没有兴趣去研究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生态改善紧密相关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还极力主张通过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掠夺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把污染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并且极力为这种行为寻找理论依据和相关政策主张。
发达国家获得的环境改善的成果许多都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环境污染、资源滥用基础上的。然而，人类共同拥有一个地球，这种掠夺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把污染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以邻为壑”的做法终究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全球气候变化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张结出的恶果。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急功近利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之所以能够畅行无阻，是因为它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
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没有长期目标和对策的发展观
凯恩斯主义理论是为政策制定服务的，其政策目标是通过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实现短期经济增长，但是这一目标不包括环境保护的内容。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以激励资本投资为核心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不仅带来了滞胀，还带来了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使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生态和经济双重危机。
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经济学不关注生态问题，因而其政策主张无法解决生态和经济双重危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凯恩斯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新正统”而盛极一时。根据凯恩斯本人的理论和他的追随者们对这一理论的补充和发展而制定的经济稳定政策和经济增长政策，被看成是凯恩斯经济学的重要成就。凯恩斯主义试图用经济增长解决失业问题、增强经济实力，并在理论和实践中掀起“经济增长热”，也的确带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但是繁荣背后酝酿着更难以克服的生态和经济双重危机，因为从凯恩斯主义主张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实践中完全看不到有助于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因素。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目标是通过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实现短期经济增长，而实现这个目标不需要考虑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因此，在鼓励国民高投资、高消费的促进经济短期增长的理论和政策体系推动下，必然会埋下阻碍可持续发展的隐患。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关键是发展的可持续性。离开了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建设都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同时，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发展既要考虑当前的发展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发展强调社会进步和全体社会成员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如果经济不能保持持续平稳增长，或者经济增长以自然资源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那么经济增长的结果只能是促进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种经济增长不是经济发展，更不是可持续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只关注经济增长中的短期波动问题，致力于为政府制定和实施调节经济短期波动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者采取的态度是，“那些环境问题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现在是不可能钻研得了的，因而不属于他们的真正课题；在凯恩斯的理论架构中，重点是且应当是短期问题。”这一明显具有局限性的研究目的和视野使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可能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以来不能把可持续发展纳入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发展观并不包含长期目标和对策。
后凯恩斯主义（也称新古典综合派）在保留凯恩斯主义理论要点基础上，对滞胀、经济增长导致自然资源不足从而是否要放慢经济增长速度等问题，做了理论上的解释，并提出解决办法。如，索洛在其新古典增长理论基础上提出，依靠有助于节约使用现有自然资源和有助于发展替代品的技术进步，可以解决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消耗日益增加的问题。索洛认为，同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一样，每单位自然资源的边际产出率呈上升趋势，所以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枯竭的假设缺乏技术上的依据。索洛指出，《增长的极限》提出的零增长是把零技术进步当做出发点，零技术进步下的零增长不能缓解资源供给危机，反而会加速资源枯竭，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资源开采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依靠有助于节约使用现有自然资源和有助于发展替代品的技术进步。
后凯恩斯主义提出，国家干预是必要的，可以通过微观财政支出政策（部门优先发展政策）和微观财政收入政策（税收结构政策）影响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可见，后凯恩斯主义对资源供给问题虽有所关注，但其关注点还是在经济增长上，目的是要证明经济增长和稳定增长的概念没有过时，而没有对资源环境问题做系统研究，也没有提出具体的相关对策。
三、庇古关注经济福利的国家干预发展观
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庇古的国家干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发展观独树一帜，因此有必要单独进行概述。庇古提出，外部性是双刃剑，既包含利益，也包含成本支出。自由市场经济并不总是有效运行的，因此存在很大的空间，供政府为推进经济福利的提升而进行干预。据此，庇古提出，政府既应当保护现代人的利益，也应当保护后代人的利益，杜绝过度和非理性的贴现现象。政府既是当代人的受托人，也是未来人的受托人。因此，在必要的情况下，政府需要依据法律进行监督和管理，以避免本国可耗竭资源的过度开发。庇古提出了政府应该实施的三条政策措施：国家补贴、税收、立法。其中，庇古税被认为是使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使企业自动解决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但在理论探讨上，由于税收涉及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所以争议很大。在实践中，庇古提出的三条政策措施被许多国家所采纳，特别是大多数国家都在逐步扩大环境保护立法的范围。
四、结语
虽然近几十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针对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等问题提出了经济外部性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利用市场机制、政府干预、立法等解决问题的方案；提出利用市场机制催生新技术和新产品，从而通过企业的自主行为解决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问题；提出只有经济的快速增长才能解决贫困问题，从而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试图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把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内生化，以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导思想还是强调，只有在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和自由贸易）中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才能以更高的经济效率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古典、新古典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虽然对不可再生资源和环境问题有所关注，但是大多纠缠在资本的获利和经济增长问题上，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没有实质性推进。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在现实世界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一些贫困国家之间展开自由的市场竞争，那些急功近利的资本所有者来到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的不发达国家，廉价使用自然资源。这虽然可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但把自然环境的恶化留给了不发达国家；把廉价使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变为发达国家维持高消耗、高消费生活的重要来源；当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危机时，依赖其投资和向其出口产品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发达国家必然遭受沉重的打击；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不发达国家并没有消除贫困，而是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进而加剧了支配生产力发展的不公平。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践结果完全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共同和可持续三个最基本的原则。
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试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通过市场机制和快速的经济增长来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的主张是天方夜谭，因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生产目的和由此决定的急功近利的发展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6.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87.
[3][4][6][9]E.库拉.环境经济学思想史[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72，72，106，93-102.
[5]杨志.对循环经济研究的理论思考——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J].教学与研究，2007（11）：22-31.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篇5
一、引言
正如荷马在《伊利亚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样：人类会厌倦睡觉、厌倦爱情、厌倦唱歌、厌倦跳舞，但对战争却乐此不疲。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为了保障国家安全，避免在推行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成为猎物，各国都不遗余力地进行国防建设，然而在资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与黄油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资源如何在国防与民用部门之间分配成为以研究资源稀缺性为己任的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同时经济学与国防具有统一性，经济学家麦圭尔（mcguire，1995）曾通过列举经济（学）与国防四个层次的相互作用来说明两者的依赖关系[1]。因此，国防与经济学产生紧密的联系是历史的必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罗·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1520）在《论战争艺术》（dell'arte della guerra）中曾说：谁的荷包里钱越富裕，谁就能打胜仗。
国防经济学的源头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他是最早考虑国防开支对社会的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1914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编辑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战争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全面总结了自己对战争与经济、战争与财政、战争与工业的关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经济学创始人、经济学大师庇古（pigou）出版了《战时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也译为《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以一战英国经济为基础，研究战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冲击，揭示战时经济的一般规律，以及战争资源筹集的问题[3]。这两本著作促成了国防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对于现代国防经济学的产生，以英国约克大学哈特利和美国依阿华州州立大学教授桑德勒（1995）在《国防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中的说法认同度最高。希奇和麦基因（hitch，1960）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the defense and economics in nuclear 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军备与不安全：战争起源的数学研究》（arms and insecurity：a mathematical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origins of war）和谢林（schelling，1960）的《冲突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三部专著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国防经济学的创立[4]，并成为经济学中相对比较新的一个分支。1990年《国防与和平的经济学》（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杂志创刊，经过历代经济学家如佩克（peck）、谢勒（scherer）、奥尔森（olson）、泽克豪泽（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盖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罗杰森（rogerson）、沃纳（warner）、阿什（asch）、利希腾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顿（anderton）、麦圭尔（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罗斯曼（grossman）、邓恩（dunne）、布拉登（braddon）、丰塔内尔（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断努力，国防经济学逐渐成为西方影响深远的成熟学科。
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认为其研究成果对于采办理论、博弈论和人力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涵盖国防开支需求理论、国防供给理论、军事人力理论、低烈度的军事活动理论、国防开支的外在影响理论
、战争成本与损失理论六大部分。其中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军事人力的需求与供给、军事人力的劳动生产率、军人的新酬结构与补偿、女军人、少数民族的数量构成，预备役的使用，军事经验对民事生活的利益回报、对国防人力资源管理的动态过程进行经济学阐释等。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招聘、培训、使用、开发、辞退或离岗、退休等几个阶段。如果把军队也看成是一个生产战斗力的组织，其人力资源的管理过程也大致经历了征募、训练、维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几个阶段。在军事人力的理论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正如学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角度研究，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一直以来是国防经济学中军事人力理论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之一。所谓征募制度指的是一个国家运用何种方法吸纳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的军人来满足该国国防体系对于军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模式：义务兵役制（后文称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称募兵制avf，all-volunteer force）。围绕着征募制度，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并逐渐延伸扩展到整个军事人力理论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国防经济学的发展。
二、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肇始与发展
征募制度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但最早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专辟一节“论国防费”，他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来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变迁的历史，他认为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是成本—收益结构改变的原因，而这种改变影响到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他认为，常备军与多元化的社会是一致的，维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断地施以军事训练，使兵士的职业脱离其他职业，而确然成为一种独立的特殊职业，这种常备军的费用来源于国家征收的兵役税，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时他认为民众的尚武精神和组织民兵，是常备军的支柱，而这个“民兵”具有现代征兵制及预备役的特点。同时他认为“兵士的人数不能超过全体居民1％，过此，即不免负担太重，危及国家经济”[5]。今天看来，亚当·斯密的研究无疑是粗糙的，但毕竟是征募的经济学研究的滥觞。之后，从经济学角度对征募制度进行研究出现了长时间的空白。中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兵役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西方国家在推行军队职业化的过程中纷纷尝试实行征募制度的转换，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对军事人力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广泛研究，他们对兵员征募过程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探讨。经济学家在美国从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转换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是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黄金时期。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7月，美国一直实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国国防部工作的经济学家沃尔特·维（walter 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内部报告，并在1967年连续公开发表了两篇关于征兵制成本的论文。1966年，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关于废除征兵制的呼声开始逐渐高涨，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参与进来。芝家哥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闻周刊》的专栏中写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队的真正耗费远远大于管理同样规模的募兵制部队，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认为参军是最好的选择的人构成的。后来他进一步认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与自由社会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还有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7]，汉森和薇丝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费舍尔（fisher，1969）[10]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亚大学毕业生（包括经济学家david johnson，matt lindsay，jim miller，mark pauly，robert tollison，tom willett，and joe scolnick等人）撰写了拥护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经济学论文。征募制度改革的争论在于回答反对募兵制的九条理由，包括：（1）募兵制费用过于昂贵；（2）募兵制在危机时期缺乏灵活性；（3）破坏爱国热情，腐蚀了公民应该为国服务的道德信念；（4）威胁民主价值；（5）不具有种族代表性；（6）成为惟利是图的部队；（7）刺激敌对国家的军事冒险；（8）战斗力
下，因为只能吸引能力比较差的人服役；（9）挤占其他国防支出，侵蚀了国防的数量以及质量[12]。拥护募兵制的经济学家认为，第一条理由是错误的，缺乏理论依据，其他八条理由缺乏实证基础，因此斗争的焦点主要是费用问题。为了专门研究这个问题，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专门机构——盖茨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dman）罗切斯特大学校长艾伦·瓦里斯（w. allen wallis）罗切斯特大学商学院院长威廉·麦克林（william mecliling）、后来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其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如david kassing， walter oi， harry gilman，robert barro，john white等），他们的努力为美国最终废除征兵制铺平了道路，也极大地丰富了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13]。
美国的募兵制经历了多年的风雨，期间遇到很多困难，如何应用经济学有效地对募兵制度进行管理成为该时期的主要任务。虽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见一直没有停息，不少学者对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怀疑态度。李和麦肯锡（lee＆ mckenzie，1992），罗丝（ross，1994）[14]，沃纳和阿什（warner＆ asch，1995），沃纳（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总具有较低的社会成本，当部队数量扩大的时候，部队的工资总量就会增加，政府就必须通过增加税收来支付。而税收导致社会经济的扭曲效应会造成较重的税收成本，当这个数值达到一定范围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选择。布朗宁（browning，1987）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测算了美国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大约等于国家税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学者仍然对于募兵制能否保证兵员质量、人力成本的高预算对军事研究与装备资金的挤占问题以及募兵制兵员能否代表社会各阶层充满担心。沃纳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发现目前军事人力的成本在国民生产总值与军事开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战时期这个数字最多曾达到2%[16]。西蒙和沃纳（2007）通过分析美国1998年到2000年兵员来源的数据结果显示，40%的兵员来自中产阶级以上家庭，少数民族比例也没有明显变化。他们同时通过假设增加100 000名义务兵，计算其节约的成本，发现其节约的成本少于同等数量的募兵制兵员所节约的社会成本，战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时由于个体战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较少的人数维持较高的战斗力，而节约的成本可以用于军事研究与装备更新[17]。经过激烈辩论，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围绕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命题，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与兵员征募制度密切相关，从此以后，经济学家的视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开始扩展到军事人力经济学的研究。综合而言，对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主要有沃尔特·维（walter y.oi）、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贝丝·阿什（beth asch）以及约翰·沃纳（john warner）。
三、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主要围绕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选择进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征募制度的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通过经济学研究回答征兵制与募兵制哪个制度更具有优势，如何进行选择。
首先在于对成本内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员更倾向于预算成本，而经济学家则提出经济成本的概念，该概念除了包括预算成本以外还包括其他隐性成本，如个人机会成本、兵役税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坚持认为在做任何决定时必须考虑经济成本而不是预算成本。[18]阿尔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据国防部的调查数据，通过选择参军选择自由度比较高的群体作为样本，克服了经典的“鉴别难题”（identification problem），描绘出实行募兵制情况下的军事人力供给模型。他们发现在征兵制条件下，四个变量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分别是男性人口规模、失业率、征兵力度、季节因素。通过模型推导，他们发现募兵制的预算成本会高于征兵制，但经济成本要低得多。他们进一步增加了变量，发现军方的支付弹性为1.18，随着应募者人数的增加而不断下降[19]。但是由于数据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设不足，变量太少，他们的意见并未被重视。
同年，沃尔特·维（walter y.oi）在阿尔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征兵制的经济成本》（the econo
omic cost of the 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经济成本约为53.64亿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图1所表示：首先运用已有的数据计算出军事人力供给曲线s，当实行征兵制时，军人工资水平为g，人数为a，当征集人数增加到b，c，相应的工资总额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数从a增加到b所增加的军方预算成本，deb′是应募个人的机会成本损失，而hegd是社会承担的兵役税，社会总成本为he0b[20]。费舍尔（fisher，1969）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征兵制及结束征兵制的成本》（the cost of the draft and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提出了不考虑征兵制情况下的个体服役决策模型，他认为，个人是否服役决定于他在军队中以及民用部门之间净收益的贴现值的比较，收益包括货币收益以及非货币收益。在短期收入变动都是单调递增，可以不考虑贴现因素的情况下，问题就简化为个体主要考虑不同部门收益（wm为军队收益，wc为民用部门收益）的比较。如果wm＞wc，个人就选择服役。然后以征募率为因变量，以军民部门工资比率以及修正的失业率作为自变量，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模型而不仅仅是简化的统计模型。在此基础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条件下美国军方的人力供给函数，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如果废除征兵制，美国需要增加的55亿~75亿美元的成本[21]。这是经济理论模型基础上构造军事人力供给函数的第一次尝试[22]（klotz，1970）。
尼克松政府废除征兵制度实行募兵制度后，解决募兵制度出现的新问题成为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关于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探讨一直在持续。李和麦肯锡（1992）在《南方经济杂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了《重新审视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相对效率》（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the draft and the all-volunteer army），第一次将税收成本作为制度选择考虑的因素，提出了李-麦模型。假设军事人力边际机会成本曲线为：moca=a+bn，a，b为常数，n为征募人数，n为社会适役总人数，那么在募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2，在征兵制条件下征募n个人的机会成本为：an+1/2bnn。如果国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参军时，社会总机会成本一样，但是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优于征兵制。如果在这个模型中加入税收成本因素，则在募兵制条件下，军事人力价格由市场供求均衡决定，那么征募n个军人，军方需要支付的工资总额为an+bn2，工资是由税收支付的，税收会产生超额负担。假设每元税收产生的差额负担为一个正的常数?茁，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an?茁+bn2?茁。在募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2/2bn2）+an?茁+bn2?茁。征兵制条件下，假设军方支付工资为w，那么为了支付军人工资会产生的税收差额负担就是：w?茁n。在征兵制条件下，社会总成本为（an+1/2bnn）+w?茁n。求均衡解得到ne=4［（w－?琢）?茁+1/2bn］/b（1/2+?茁），也就是说当征募人数n=ne时，采用哪种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样。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较低。同时，当军事人力供给的机会成本曲线缺乏弹性时，军人较高的工资增长引起的税收成本就会抵消掉募兵制的优势[23]。以上分析把兵员征募制度的社会成本界定服役的机会成本和军人工资引起的税收成本之和，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其他成本（如训练成本）没有考虑进去，同时仅仅考虑了成本，没有考虑社会收益。但是毕竟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
沃纳和阿什（1995）在《军事人力经济学》（the economic of military manpower）一文中对李-麦模型进行了进一步修正，考虑了训练成本，将单期服役模型扩展为两期服役模型，考虑了收益问题，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据沃纳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军人服役的机会成本;（2）征募和训练成本;（3）税收成本。对于募兵制来说，前两项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项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当军队的规模超过某个点时，就可能使募兵制丧失成本上的优势，此时政府就应该采用征兵制[24]。
沃纳和耐古鲁萨（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础上，在《逃避成本与征兵理论》（evasion costs and the theory of conscription）一文又加进了征兵制下个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为了打击逃避兵
行为而付出的成本，在综合权衡两种兵员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训练成本、维持成本、税收超额负担和逃避成本的基础上，构造了两种征募制度选择的理论模型[25]。
以上分析是建立在两种兵员征募制度下，相同规模军队的潜在生产率是相同的假设前提之下的。实际上募兵制军队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征兵制军队的效率，如果考虑到效率因素，“当一个国家需要一支大规模军队时，是征兵制更优还是募兵制更优，依然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26]（2001）。
四、征募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前景
相对西方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走进中国的标志性事件是：陈炳福（1992）译自schmidt主编的《军费问题研究》是较系统介绍西方国防开支理论的著作；姜鲁鸣（2001）等翻译的《国防经济学手册》是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进入中国的标志；杜为公、卢周来、姜鲁鸣（2002）等国防经济学者分别出版了系列介绍现代国防经济学的著作；杜为公（2004）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西方国防经济学最新发展研究”获准立项，使“国防经济学”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称中；2004年12月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开始设立“国防经济学专场”。
对于征募制度的研究，杜为公（1997）在《西方国防经济学》一书中，通过明确的征兵制理论模型，描述了征兵制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差别。姚荣（2001）通过对自愿兵役制和义务兵役制在兵员吸纳成本构成方面的比较，论证了自愿兵役制将成为军事人力吸纳的最佳方式。蔺翠峰（2003）在《军人职业化制度研究》一文中，对征兵制与募兵制的经济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结合了多项公式的计算结果，得出吸纳成本与军力规模的关系。杨罡、马来宇（2006）以义务兵役制、志愿兵役制为对象，从兵役税、军队预算成本等方面进行量化分析，比较两者的征募成本，认为实行志愿兵役制成本显然是要高于征兵制的成本，如果考虑兵役税，那么征兵制的成本又高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罗梅（2006）运用制度经济学以及历史分析、动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历次兵役制度变迁过程进行理论概括，揭示出兵役制度变迁的比较优势规律。上海财经大学严剑峰所著的《兵员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2007）是国内目前关于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唯一一部专著，对不同兵员征募制度造成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一般的、规范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兵员征募制度的选择和变迁做了深入的实证分析[27]。侯永平（2007）对征募大学毕业生服役的成本收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并从大学毕业生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来探讨大学毕业生的服役决策问题。2009年，万玺负责的“军人征募及退役改革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成为目前国内第一个有关征募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国家级项目。稍后，“军事人力资源管理”这一名词第一次出现在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中。
应该说，国内关于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不够深入，尤其是缺乏通过经济学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进行实质性的政策建议。西方的征募制度的经济学分析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未来的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的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要综合考虑影响征募制度成本与收益的各种因素。当然，要准确估算两种兵员征募制度对军方成本的影响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它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和假设。不过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不仅是估计的准确性，而且在于方法的科学性上。一旦采集到真实数据，把这些真实数据代入到计算方法之中就可以比较征募制度的真实成本了，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征募制度改革的具体政策建议以及时间表，真正体现出经济学作为工具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价值。可以毫不讳言地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征募制度改革中的作用将同美国当年的经济学家的作用一样重大。
参考文献：
［1］m.c mcguire. defense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j］.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1995.（1）：13-43．w. hirs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m］.london， uk：m. dent & sons ltd，1914.
［3］a.c.pigou.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 ［m］.london， uk：macmillan and co，1940.
［4］k. hartley and t.sandler.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
m］.newyork，usa：elsevier science publishing company inc b.v，1995.
［5］【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59．
［6］milton friedman .why not a volunteer army? in sol tax， ed.， the draft［m］.chicago，us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200-207.
［7］stuart h.altman， alan e. fechter. the supply of military personnel in the absence of a draf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2）：19-31.
［8］w. lee hansen， burton a. weisbrod. economics of the military draft［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67.81（3）：395-421.
［9］j.c.miller.why the draft? the case for a volunteer army［m］.baltimore，usa：penguinbooks. 1968.
［10］anthony c.fisher . the cost of the draft and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59（3）：239-254.
［11］stuart h.altman， robert j. barro. officer supply—the impact of pay， the draft， and the vietnam war［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1.61（4）：649-664.
［12］john t. warner，beth j. asch. the economic of military manpower［j］.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1995.（1）：373．
［13］john j. siegfried. better living through economics ［m］. us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254．
［14］t ross.raising an army：a positive theory of military recruitment［j］.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1994.37（1）：101-131.
［15］edgar k.browning.on the marginal welfare cost of taxa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7.77（1）：11-23.
［16］john t. warner， beth j. asch. the record and prospects all-volunteer military in the united states［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1.15（2）：169-192.
［17］curtis j. simon， john t. warner. managing the all-volunteer force in a time of war. economics of ?peace and security journal. 2007. 2（1）：20-29.
［18］milton friedman. discussion：recruitment of manpower solely by voluntary means， in sol tax， ed.， the draft：a handbook of facts and alternatives［m］.chicago，us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203- 204.
［19］stuart h.altman， alan e. fechter. the supply of military personnel in the absence of a draf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2）：19-31.
［20］walter y. oi.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draf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2）：39-62.
［21］anthony c.fisher . the cost of the draft and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59（3）：239-254.
［22］benjamin p. klotz.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commen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0.60（5）：970-978.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篇6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无论是粮食产量还是农民人均纯收入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国农业仍具有小农经济的特征，诸如：其土地规模小、生产资料分散、生产技术比较落后、劳动生产率比较低下等。这些落后的生产因素已成为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重要因素。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全世界也是如此，小农经济已经成为阻碍世界农业发展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人力资本理论大师、现代农业经济学之父舒尔茨在1979年获诺贝尔经济学的演讲中曾经说过：“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原理。”
早在西方发展经济学者关注小农经济问题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对小农经济有过精彩的论述。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发展经济学对小农经济理论，在研究方法、观点立场上有很大的差别，但二者都认为小农经济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的要求，都要求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关小农经济的论述，对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都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小农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小农经济理论的论述，主要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辩证唯物主义角度，以小农土地产权制度为出发点，系统而全面地分析小农经济的本质，提出了小农经济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结论，从而提出通过“土地国有化”和“合作化”的手段来改造小农经济。
1. 小农经济的本质是个体劳动
在分析小农经济的本质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分析了小农和小农阶级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小农就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他们人数众多，生活条件相同，彼此间没有多少联系。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也写到：“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让他养家糊口的限度。因此，这个小农，像小手工业者一样，是一种工人，他和现代无产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还占有自己的劳动资料。”[1]由此可见，小农是分散、孤立、封闭的，且拥有少量的生产资料和土地，但这些生产资料又不足以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因此他们又是贫穷落后的。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他们是不重要的，相反他们认为小农在社会经济的变革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1]，甚至进一步指出“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1]。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小农在经济上是贫穷落后，但在社会变革中却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马克思通过对小农的分析，进一步分析了小农经济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小农经济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就其性质来说，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生产过程的协作，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和对科学的累进应用。因而，这种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因此农业的生产不是社会化的，而是自给自足的；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和再生产的发展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条件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此，马克思认为小农经济的本质是分散且孤立的个体劳动。这种个体劳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生产资料是分散的个体私有制。小农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经营者，并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的；（2）生产是孤立、分散的，使用的是落后工具和传统技术，与机器、先进的农业技术无缘；（3）生产往往是自给自足性质的，主要依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
2. 分散的私有产权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是小农经济落后的根源
无论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还是在西方发展经济学者的论述中，小农经济都是贫穷落后的，但贫穷落后的原因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小农经济贫穷落后原因的分析更为深刻。
马克思认为小农经济的本质是个体孤立而分散的劳动，必然同社会化大生产相矛盾。而小农经济的贫穷落后，正是这种矛盾运动变化的结果。实际上小农经济的贫穷落后，也从根本上体现了分散的私有产权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小农经济的基础是分散的土地私有制，不能使用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只能建立起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规模家庭经营方式，从而造成小农经济的效率低下。 （2）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排斥分工，因为每个小农家庭都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生产经营单位，他们进行着相同而重复的生产。 （3）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农业的生产并不以市场化为目的，因此，在农业生产中，小农没有动力去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 （4）马克思认为在小农经济制度下，土地作为一种资本生产要素，其平均利润并不表现为经营的界限，地租的必要性也不表现为经营的界限，因此，超过维持农民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劳动以上的、已经资本化的地租，不会实现为超额利润。由此导致农产品价格要远远低于农产品的价值，最不利的情况是农民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白白地送给了社会，它既不参与价格的调节，也不参与价值的一般形成”[2]。
3. 小农经济必然灭亡
通过对小农经济本质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小农经济制度是一种落后、过时的生产方式，注定要为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
首先马克思认为小农经济这种生产方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化的大生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以分散的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必然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其次，小农阶级的局限性和他们遭受的双重压迫，使得小农经济的发展异常艰难。小农阶级的局限性表现为他们固有的私有观念，这种落后的私有观念阻碍了他们向社会主义靠拢。
最后，小块土地所有制并不能改变农民受剥削、受贫困的命运，相反会加速农民的灭亡。
4. 个体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小农经济改造的必要途径
由于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和局限性，必然使小农经济走向灭亡，因此，必须对小农经济进行必要的改造。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倾向于把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以社会劳动来代替小农经济的个体劳动，从而使其能使用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但在具体的改造方式上，他们的观点又有所不同。
马克思认为改造小农经济的方式是使土地国有化。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生产是由资本家随心所欲的，因此，不能实行大规模的耕作计划，土地等生产要素也就得不到有效的利用，也就不能更有力地推动生产。一旦土地的耕作由国家控制，为国家谋利益，农产品就不会因为个人滥用地力而减少了。因此，马克思认为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同时把农民阶级联合起来统一生产，这样就会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消除阶级差别和各种特权，与社会对立的政府或国家也将不复存在。因此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是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计划进行社会劳动。
而恩格斯认为改造小农经济的途径是农民合作化。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指出：“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产和田产，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1]恩格斯认为农民合作化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进行大规模经营”[1]。恩格斯认为这种大规模的经营有以下几种好处：（1）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节约了部分劳动力；（2）节约的劳动力可以从事工业性的副业，从而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3）促使农民合作社向更高等级发展，使整个合作社及其社员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
二、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小农经济理论
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小农经济理论，主要是从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来研究小农问题，他们更加注重从效率方面去提高农民的边际生产力，从而提出通过投入新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投资等方式来改造传统农业。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小农经济理论主要有刘易斯（A.W.Lewis）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舒尔茨（Schultz，T）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刘易斯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他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至今在发展经济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通过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刘易斯论述了独特的小农经济理论。
刘易斯认为在传统的农业中，人口相对于生产资料来说比较过剩，而耕地等生产资料有限。同时由于技术的落后，生产产量达到一定数量之后，就不会再增加，所以每增加一个人所增加的产量几乎为零，即过剩人口的边际生产力为零。因此，在刘易斯看来，小农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边际生产力不为零的必要人口，另一种是边际生产力为零的过剩人口，这种人口转移出去不会对农业生产产生任何影响。
刘易斯通过假设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存在无限剩余劳动供给为前提，揭示了小农经济贫穷落后的根源。刘易斯认为正是这些“零边际生产力”人口的大量存在，才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长期处于低水平，造成城乡差距。这些人口既不会对小农经济有任何贡献，同时又占用着农村大量的资源。刘易斯认为小农经济的唯一出路是将这些过剩人口转移出去，尤其是向非农业部们转移。在城市部门工业体系中，由于工业部门具有可再生性的生产资料，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速度的增长可以超过人口的增长，即劳动边际生产力高于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工资水平也要高于农业部门，所以可以从农业部门吸收过剩人口。而工业部门所支付的劳动工资只要比农业部门的收入略高，就可以吸引农业过剩人口进入工业部门。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廉价的，这样工业部门可以通过支付较少的劳动工资，而把更多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实现工业部门的经济增长，同时工业部门的增长又可以吸收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到工业部门，形成一个良性运行过程，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减，从而实现两部门协调发展。
拉尼斯（G.Ranis）、费景汉（J.C.H.Fei）等人改进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开始重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对工业发展的作用。他们认为农业生产率提高出现的农业剩余产品，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同时，他们提出了工业和农业两部门平衡增长的思路，认为发展工业的同时必须注意提高农业生产率，以促进农业剩余和边际生产率的增加。
2. 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舒尔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研究农业问题，是西方发展经济学者中较早研究小农经济的学者之一。他在1964年出版的著作《改造传统农业》，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大师级地位，并因此获得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舒尔茨将小农经济定义为农民世世代代耕种着同样类型的土地，播种着同样的作物，使用同样的生产要素和技术。因此，他把小农经济看作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这种小农经济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1）技术停滞，即所使用的生产要素和技术长期未发生变动。这是舒尔茨小农经济的最基本特征；（2）如果生产要素作为收入来源，那么农民获得和持有这种生产要素的动机也长期不变，即农民没有增加传统生产要素的动机；（3）传统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也是处于长期均衡的。因此，舒尔茨所说的小农经济是一种生产方式长期保持不变、基本处于简单再生产、长期停滞的农业经济状态。
舒尔茨认为小农经济是有效率的，但小农经济却是贫穷落后的。一般认为小农经济的贫穷落后是由于低储蓄率和低资本投资率造成的，但舒尔茨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小农经济贫穷落后的根源在于传统生产要素的投资收益率较低，以致不能对储蓄和投资产生足够的经济刺激。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舒尔茨提出了收入流价格理论。
3. 对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认识不同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不管是马克思还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们，都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贫穷落后的经济形态。但二者对小农经济的发展结局的预测是完全不一样的，具体表现在他们对小农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不一样。
马克思认为小农经济同市场经济是不能并存的。小农经济主要是以个体分散的劳动为基础，而市场经济主要是以社会化的劳动为基础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协调的矛盾。因此，马克思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或是封建生产方式的残余，必然会被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生产方式下，小农经济不可能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生存，他们越是参与市场，就越是服从资本主义市场所确立的生产效率的原则，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大压力下，小农经济必然会慢慢消亡。小农经济的消亡过程，其实也是社会的分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小农逐渐分化为资本主义农场主和农村雇佣工人两个社会阶级。
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不同，西方发展经济学认为小农经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是可以与市场经济同时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①小农经济能较好地适应市场。由于小农经济的规模小，易于改变种植结构，能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②小块土地比大块土地更具有生产效率。实际上，小农经济对土地的利用强度更大，复种指数更高，投入的资源更多，平均产出也就越多。弗兰克（2006）认为耕地面积与生产率呈反向变动关系，尤其是在不完全要素市场中[5]，总的来说，小农户的社会效率要高于大农户。③小农经济往往是一种均衡的状态，但却是一种低效率的均衡，即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很低，投资收益很低，同时它同顽固的小农社会文化相适应，除非有很强烈的经济刺激，否则这种均衡是很难被打破的。④小农经济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贡献很大，使其能在工业化过程中顽强生存下来。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急需资本、劳动力、原材料的积累，而小农经济恰恰能以较低的价格提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使其能在工业化的大潮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4. 对小农经济的改造方式不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发展经济学都很重视对小农经济的改造，但由于对小农经济的分析方法和逻辑不同，因此，对小农经济的改造，在路径选择上，二者有很大的不同。
以小农经济的产权制度为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小农经济理论的特点，其中地租理论是马克思小农经济理论的核心。在马克思看来，小农经济问题的一切根源在于小农经济产权制度的落后，不适应于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因此，改造小农经济的根本方法在于改变小农经济的产权制度。马克思提倡通过土地国有化的方式改造小农经济，使小农经济那种孤立的个人劳动转变为共同的社会劳动。而恩格斯则偏向于通过农民合作化的道路，来改造小农经济。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强调“横向一体化”的改造方式。
西方发展经济学对小农经济的改造也很重视制度的作用，但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倾向于改变小农经济的产权制度，即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而西方发展经济学则倾向改变外部环境制度。如，舒尔茨重视农业技术推广制度的建设，刘易斯认为要改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转移的制度环境等。西方发展经济学者认为：小农经济的问题在于小农经济的低效率而不在于它的产权制度，因此，要改变的是小农经济的低效率而不是产权制度。他们都倾向于“纵向一体化”的改造方式，即通过提高农民的边际劳动生产力的方式来改造小农经济落后的生产要素，如人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等措施。
四、比较研究的启示及现实意义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发展经济学对小农经济的论述有很大的不同，但二者在很多问题上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在改造小农经济的路径上，二者有很强的互补性。必须承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发展经济学都不是以中国为模板的，因此，二者的经济理论都不完全适用中国，尤其是我国不断发展中的农业制度与基础，和马克思以及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所论述的小农经济有很大的区别，但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和意义。
（1）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战略指导作用，又坚持西方发展经济学对“三农”问题的具体指导作用。总的说来，马克思对小农经济的发展趋势的预测是正确的，他指出了商品化和专业化是小农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总体目标上，我国应坚持农业商品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方向。但在农业发展的具体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给出详尽的答案，而西方发展经济学恰恰是在这一方面填补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空白。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主要是从具体问题出发来改造传统农业，如舒尔茨等人主张通过建立适当制度、技术进步、向农民投资以及用教育、培训等方式来改造传统农业。因此，在“三农”问题越来越具体化的今天，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也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
（2）既要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又要兼顾公平的原则。总的说来，西方发展经济学强调的是效率优先的原则，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强调社会公平，在改造小农经济的措施上，也是如此体现的。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贯穿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的一项重大任务。目前我国最大的发展问题仍然是城乡问题，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因此，一方面如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如何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差距，是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两大问题。因此，在农业发展过程中，既坚持西方发展经济学所倡导的效率原创，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倡导的公平原则。正如总理在今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所提出的那样：“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同时，也要“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缩小城乡差距。
（3）在坚持以完善农地产权制度为基础的情况下，采取多样化的改造方式。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发展经济学，都认为土地产权的改革是很重要的。尽管我国已经完成了农村土地产权的改造，建立起了“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土地产权制度。但是，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仍然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6]。因此，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将是我国今后农村工作的重点。同时，在改造传统农业过程中，也应坚持多样化的改造方式。由于我国地大物博，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差异很大，多样化的改造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如既可以通过建立合作化等横向经济改造方式，也可以通过公司+农户等纵向经济改造方式。总之，凡是一切能提高农民人均收入、增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都可以借鉴到我国解决“三农”问题中。但在改造小农经济时，一定要坚持平等自愿、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农民的原则。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 法德农民问题[EB/OL]. （2008-06-08）[2012-09-02]. http：//.cn/GB/10880130. html.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911、912.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0.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篇7
一、引言
西方经济学自重商主义发展至今,已经形成庞大的理论体系,由于经济学家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同以及研究视角不同,许多理论观点存在差异,其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就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再一次引发了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到底应该伸多长?政府对经济社会到底应尽哪些职责?本文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角度对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进行梳理,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职能的演进,并对中国政府职能转变提供借鉴和指导。
二、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政府职能理论
1.重商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15世纪到17世纪中期的重商主义最初是作为国家政策出现的,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源于流通,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态,除了开采金矿银矿,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的真正源泉。
重商主义时期,政府扮演了强势政府的角色,政策上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积极干预经济生活,采取各种措施限制货币资本流动以获得贸易顺差,为政府创造财政收入。
2.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政府职能理论。古典经济学在政策上主张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提倡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原理,指出市场经济主体都是“经济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从而有效地实现社会利益。因此,“应该废除一切特殊的或限制的制度,树立起最明白而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1] 斯密认为,国家职能主要有三项:“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益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2]李嘉图认为,需要国家“做的全部事情,就是避免一切干预,既不要鼓励生产的一个源泉,也不要抑制另一个源泉。”[3] 国家应为资本主义创造或提供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萨伊认为,“一个仁慈的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干涉,政府只要管好国防、司法和公共事业就行了。”[4]
新古典经济学只在研究方法上创造了“边际分析法”,其基本观点几乎完全继承了古典经济学,而且在政策主张上把斯密经济自由主义观点更为教条化了。
总的说来,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强烈主张经济自由主义,极力反对政府干预。但他们并没有排斥政府的作用,而是把政府职能限定在一个有限框架内,仅限于维护法制、保护产权、提供公共产品等领域,“他们所要求的政府是一个能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的高效廉洁的政府”[5] 。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论“提出的经济自由主义与有限政府理论维持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由竞争状态下两百多年的平稳发展”[6]。
3.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打破了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能够自行调节的神话,人们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产生了怀疑。凯恩斯以《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了传统经济学的教条,从“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出发,承认了经济危机和失业现象的普遍存在,他认为,三大心理规律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却很难通过市场自发调节,市场失灵必须靠政府的直接干预。凯恩斯主义的产生使调节经济手段又多了一只“看得见的手”,这只手的干预是全面的干预,既要干预生产,也要干预分配,要创造有利条件刺激经济增长,维护社会公平。后凯恩斯主义的不同派别虽然在理论上存在分歧,但在政策上都主张政府干预。
凯恩斯革命不仅是经济理论的革命,也是政府职能的革命。一方面使政府从“有限政府”变成“强力有效”的政府,另一方面为政府实行全面宏观调控提供了理论依据。凯恩斯主义让危机中的资本主义重新走向繁荣,使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稳定发展。
4.新自由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的“滞涨”现象使凯恩斯主义陷入困境,凯恩斯主义对调节经济显得力不从心,引发了人们对政府职能的重新思考,主张“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新自由主义学派众多,但政策主张上都以“政府失败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市场失灵论”抗衡。在他们看来,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
伦敦学派的哈耶克认为垄断、计划化、国家干预始终与无效率相联系,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与社会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如果政府实行规则性政策就会被人们所预期到,实行不规则性政策就会失去政府信誉,从而不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是无效的。“政府稳定经济的最好办法,就是不干预经济,让市场去自行调节。”[7]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在决策过程中缺少预算约束、存在寻租现象,明显不符合社会利益,西方经济社会所暴露的种种问题,“与其说是‘市场失败’,不如说是‘政府失败’。”[8]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指出:“没有理由认为,由一个饱受政治压力影响而又不受任何竞争机制考核,也同样容易犯错的政府所制定区域限制规则,总能改善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9],他认为,政府的职责是制定法律来界定和保护产权,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明晰产权由当事人内部解决,无须政府干预。
总之,新自由主义政策基调是反对政府干预,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保证自由竞争的环境。新自由主义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但它更多的是为垄断资本国际扩张服务,新自由主义时期的资本扩张速度明显加快,但这种繁荣是短暂的、不稳定的,是一种“非理性繁荣”。经济的频繁波动不得不让人们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得失,并重新界定政府职能。
三、结论与实践启示
1.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从西方经济学各学派关于政府职能的争论来看,没有哪个学派能够完全把政府排斥在市场经济之外,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自由主义者所迷信的市场机制要想有效运行,首先需要政府创造一系列前提条件,如司法制度、有序的市场秩序、明晰的产权、稳定的社会环境等,否则只靠市场这一只手是无法推动经济有效运行的。
2.政府干预经济要把握好“度”。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职能的争论焦点并非该不该干预,而是政府干预的程度。实际上政府这只手既不能伸得过长,也不能伸得过短,而要把握一个度,所谓“政府失败”就是因为政府管得过多或管得过少。过去中国计划经济的失败就是因为政府对经济管得过多、统得过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泡沫”就是因为政府调控不力、过于放任市场作用。“透视世界各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实践,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凡是适应本国经济发展实际成功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国家,其经济与社会必然保持持续的发展与进步。”[10]
3.对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借鉴。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转变一直是改革的关键,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政府正在逐步从全面管制中退出,转为服务型政府。作为服务型政府,一方面政府的手不要伸错了地方,另一方面要把握好政府干预的度,市场求效率,政府求公平,否则就会好心办坏事、出力不讨好。建设服务型政府,我们既要看到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也要充分认识到政府的弊端,做到扬长避短。
(1)把工作重点从直接干预经济转移到制度建设上来。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很难退出行政干预转为经济服务。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利益约束机制不健全,信用过度膨胀。只有市场机制不断完善,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优势、避免市场缺陷,政府也能更好地为市场经济服务。政府的工作重点不是直接干预经济,而是在完善市场体制上下工夫。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对中国产权制度的建立、企业制度的完善以及建立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要意义。(2)充分发挥公共财政职能。公共领域是市场的弱点,却是政府大显身手的地方,政府应该加大在公共领域的投入,如教育、养老、医疗、保险、社会救助、公共设施等,而不是把大量资金投入生产领域。过去中国生产力落后,市场经济不成熟,政府实行生产性财政把大量资金投入国企,实属国情需要,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逐渐成熟,国企逐渐壮大,政府应该从生产领域退出,转向公共领域,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3)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公共选择学派告诉我们,政府官员并非像我们以前认为的那样正直无私,他们也是自私自利的,做决策时也会考虑自身利益,也会作出错误决策,容易出现以及寻租现象。近年来,中国出台的惠民政策中,为何有的政策效果不佳、百姓意见颇多?就是因为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不公平现象。因此,我们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克服政府的种种弊端,尤其要使官员的权力、义务、责任相统一,减少寻租空间,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真正为百姓办实事,做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这样才能真正尽到服务型政府的职责。
参考文献:
[1]姚开建.经济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8.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53.
[3]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8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95
[4]晏智杰.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9.
[5]刘华.西方主要经济学流派关于政府职能的理论论述及实践启示[J].科学・经济・社会,2008,(4).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篇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08-0008-03
西方经济学自15世纪以来一直是影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并且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完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及完善逐渐经历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三个重要阶段，每个理论阶段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并行并且相互相应的，逐渐形成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之间产生了高度渗透和深刻的影响。因此，在当前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状况下，如何正确的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影响，进而通过有效的分析和研究来定位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并且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来预防资本经济的高速渗透带来的经济威胁，这对于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门理论课程，西方经济学一直是我国高等院校财经类和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轨迹与我国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学生在学习以及知识接受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的困惑。当然，随着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及课程的深入，学生能够逐渐了解和掌握整个理论体系。随着高校课程的进一步改革，如何更好的凸显教学效果，已经成为当前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将西方经济学课程本土化教学可以有效的帮助学生认识和掌握课程内容，这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已经被多次提出。因此，本文将针对西方经济学本土化教学进行深入的探讨，主要分析和研究本土化教学的主要途径和方向，为西方经济学教学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西方经济学本土化内容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当前，诸多学者针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提出了本土化教学的概念。本土化的概念是在中国教学改革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是，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将先进的教学思想内涵与中国实际的教学情况相适应，从而使得教学效果最大化体现。但是这一概念被大家所接受需要注意以下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实际的教学效果体现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避免教学内容理论化较重
西方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因此，西方经济学是一种建立在实际环境下的经济理论。在实际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教师更加注重的是理论的教学，对于实际的理论建立背景以及经济发展的运作形式并没有进行过多的渗透。偏重理论教学已经成为大学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重要问题，这样的问题是的教学只停留在表面，学生实际得到的知识仅仅是一种偏重理论化的内容，对于实际的西方经济发展规律性问题并没有了解。偏重的理论化教学容易产生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学生对于知识的接受较为困难。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非常庞大，通过简单的理论教学不可能很好的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因此，无法体现良好的教学效果，不利于学生学习；其次，使得西方经济学成为纸上谈兵。偏重理论化的教学使得课程完全浮于表面，整体教学成为纸上谈兵，学生在今后的运用时也仅仅停留在纸面的理论化内容，不利于学生的个人发展。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避免过重的理论化教学。
（二）杜绝内容体系构建的不完整
西方经济学的整体教学内容非常庞大，它几乎涵盖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建立及其发展过程中的所有理论内容，因此，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将所有的内容讲授完毕，并且让学生消化吸收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省略了很多教学内容，仅仅按照考试的内容进行课程教学，整体的西方经济学并没有完整的框架体系，使得教学内容较为凌乱。这样的教学对于教学以及学生个人而言都有一定的影响。首先，不利于课程改革的推进。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发展和改革也在持续，在教学过程中由于课时所限删除的教学内容，使得整体构建不完整，会极大的影响整体教学课程的改革；其次，对学生学习和后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建立完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可以帮助学生构建合理的知识框架，对于学生个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理论体系内容构建的不完整，使得学生无法系统的获得理论内涵，从而导致学生运用西方经济学相关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产生障碍。因此，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内容可以简略，但是绝不能破坏整体的教学框架，导致教学体系的不完整。
（三）预防教学本土化体现严重不足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篇9
一、西方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西方经济学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论及实践总结。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深入发展，西方经济学经历了多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逻辑性严密，理论流派众多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具有很强的逻辑性、系统性。我国高校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模块，在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这两大模块联系紧密，逻辑性严密，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发展的学科体系。
微观经济学以单个经济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单个经济单位的具体经济行为，研究现代西方经济社会市场机制的运行和作用，并提出微观经济政策以纠正市场失灵。价格分析是微观经济学分析的核心。微观经济学以个量分析为方法，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才能达到最优的问题。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就业总水平、国民总收入、经济周期、国际贸易等经济总量。宏观经济学以个量分析为方法，研究资源如何利用才能达到最优。概括地说，西方经济学是从宏微观的层面研究经济的理论。
西方经济学理论自产生到现在，其理论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主要分为三部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理论学派：以凯恩斯学派、剑桥学派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派，以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派。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正是在这些不同理论流派中借鉴发展。
（二）实践性与意识形态并存
西方经济学不仅产生和发展于经济生活，而且也对现实经济生活有指导作用。与其他学科相比，西方经济学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西方经济学具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对经济运行下资源的配置和利用进行研究。但是，西方经济学同时也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理论体系，其产生和发展的目的就是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鉴于此，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学习过程中，要结合本国的实际国情，摒弃西方经济学固有的意识形态，选择性地对其先进的经营及管理方法加以借鉴和吸收。
（三）方法体系与现实经济相连
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对某种具体经济问题和现象的分析研究及总结的基础上。博弈论、信息不对称、选择理论等理论就是从研究和分析新问题和新现象中产生的，因此这些经济理论的实用性较强，对现实经济问题和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主要分为四大类：实证分析方法与规范分析方法；动态分析方法和静态分析方法；短期分析方法与长期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包括其含义、假设、范围、原理、政策观点贯穿了经济学方法的运用，都展现出经济学方法的思想。
（四）抽象理论和数学模型并存
相比其他应用性学科，西方经济学理论性强，专业术语较多。西方经济学运用多种分析方法，通过建立假设前提条件，剔除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影响因素，创造出纯粹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西方经济学借助于数学推导和数学模型去分析人们日常的经济活动。
（五）数学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由多种经济变量结合在一起的具有较强逻辑关系的社会学科，它所涉及的多种经济变量关系联系紧密。数学则是一种最严谨的逻辑体系，数学关系借助数学模型可以把逻辑关系严密精确地分析推演下去，能更好地反映现实、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
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阐释离不开数学工具，几乎所有的经济学论题都需要借助于数学分析工具。通过借助数学分析工具，西方经济学建立起了一套相互联系、环环相扣的理论体系。从简单的基数效用理论到复杂的经济增长理论，数学分析工具都涉及其中。所以，数学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支撑性将会越来越明显。
（六）内容与分析工具不断创新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人们对经济现象认识的深入和各种经济分析工具的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也随之在不断地发展和更新，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得到不断的更新和充实，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新经济增长理论等最新前沿动态的内容不断出现。
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主流理论与前沿理论介绍不对称
我国高校使用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这些教材主要介绍主流经济学理论和观点，对西方经济学最新最前沿理论以及非主流理论介绍较少。这种情况就会使学生缺乏对西方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完整而全面的了解，同时也会影响学生多元化能力和思维的培养。
（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不对称
学生所具备的知识结构和理解能力有很大的不同，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阐释离不开数学工具和数学模型，这种情况就会使得学生对定性分析感兴趣，而不愿深入思考定量分析。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课程的教学案例感兴趣，而对学习过程中涉及到的理论逻辑推导、数学工具运用、数学计算及图表不易理解和接受。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不对称会使学生对知识肤浅的理解，只知道浅层次内容而不了解深层内容，这不利于学生对抽象复杂经济问题的理性分析和研究能力的培养。
（三）理论与实际联系不够
我国高校使用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所涉及的经济学理论都是以国外经济问题和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缺乏对中国改革发展中的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理论。面对西方经济学教材中大量的深奥理论和专业术语，即使教师形象生动并附有案例地讲解，没有相关的实践经验，部分学生也还是会很难理解。章节内容的难度逐渐增大，使得学生对接下来的学习没有兴趣，学生会认为西方经济学知识是枯燥乏味的。
（四）教学内容与课时安排不合理
西方经济学包含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模块，这两大模块涵盖的知识面广、内容繁多、难度较大，而大多数高校的西方经济学课时安排较少。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教师很难按照教学大纲中的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教学任务，所以，学生学到的知识不多。
（五）教学方法与教学要求不适宜
我国大多数高校都采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模式，即教师在讲台上讲授，学生坐在下面被动地接受学习。这种形式呆板单一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缺乏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更谈不上培养具备分析经济问题并解决经济学问题的能力。
（六）经济学思维和方法练习不够
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采用经济学的思维和方法分析、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和问题。西方经济学的各种理论都是经过严密的逻辑推导而来，教师讲授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观点时，要重点讲解逻辑推导过程。否则学生就无法准确理解这些理论和观点的深层含义及形成思路，会使学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既难学又难懂。
（七）知识点复杂且繁多
微观经济学主要包括均衡价格理论、消费经济学、生产理论、厂商理论、分配理论和微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学主要包括收入决定理论、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这两大部分的内容要求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是较困难的。
（八）对数学工具的运用缺乏理解
西方经济学借助数学工具研究和分析经济现象，而数学模型的运用给研究分析带来许多的便利。但是学生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知识时，大多不理解复杂的数学公式和图形，很难把这些公式和图形的经济学含义与文字描述统一起来。
三、西方经济学教学新思路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核心课，针对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教师应该把激发学生主动性、积极性放在重要位置，要培养锻炼学生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和问题的分析理解能力，在他们掌握知识的同时也培养锻炼了学习分析能力。因此，提出几点教学新思路：
（一）传统教学模式与现代教学模式相结合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广泛采用多媒体技术的新型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能省去教师板书的时间，节省出的时间能使授课的信息量大幅增加。新型教学模式能将知识点繁多、数学模型复杂的西方经济学在有限的课时内完整直观、形象地讲授给学生，有利于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水平。借助于多媒体技术，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梳理成一个完整的框架，这种教学模式不但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教师的教学内容，还可以将一个复杂的知识点展现为一个简单的过程，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和学习效率。
采用现代教学模式进行授课的同时，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现代教学模式的缺点和局限。多媒体技术很难将数学公式的推导和几何图形的分析完整直观地演绎出来，而这些只能通过传统教学模式下的板书方式进行推导和分析。
（二）封闭教学模式与开放教学模式相结合
与国外西方经济学教学相比，我国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呆板、手段单一、教材陈旧。虽然，我国高校使用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这些教材普遍存在理论抽象、更新缓慢、案例陈旧的现象。所以，部分高校引进国外具有实用性、前沿性的教材开展双语教学。这种教学改革的方向正确，但双语教学要求学生要具有较强的外语能力和扎实和教材的难易程度等因素。所以，针对我国当前的教学情况，应该是在借鉴国外西方经济学教材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修订和编撰具有我国基本国情的西方经济学教材。
（三）基础性教学与实践性教学相结合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结合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着重培养学生对现实经济问题和现象的分析研究能力。就我国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现状而言，这种教学方式不但不能提高学生学习的热情，反而会让学生望而止步。为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教师应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教师通过讲授贴近日常经济生活的、浅显易懂的教学案例，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结构式教学模式与创新式教学模式相结合
西方经济学的学习过程是系统全面的。国内很多高校安排的课时量相对较少，从而影响了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效果和质量以及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高校要从专业的实际情况和西方经济学的学科特点出发，适当地增加课时量，使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学习理解西方经济学知识。
同时，采用灵活多样的课堂教学方法，比如案例教学法、讨论教学法、实验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抛弃过去那种满堂灌、呆板的教学方式，为学生营造开放式的课堂氛围，让他们们能够积极参与讨论，从而达到教学互动的教学效果。为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应该采用教学与考核相结合的考核方式。比如要求学生根据所掌握的西方经济学知识对日常经济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理解，要求学生写一些关于经济学著作的读后感，以达到学用结合的教学效果。
（五）增加前言理论和非主流理论的介绍
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是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义流派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和局限，不能有效地解释和解决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所以，国内高校除了介绍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外，还应该介绍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新剑桥学派、新制度学派、新凯恩斯学派等流派的理论和观点。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发展较快的社会学科，所以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教师要经常关注西方经济学最新发展动态，保持课程内容的动态更新，及时向学生充实国外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动态和前沿理论。这不仅开拓了学生的视野，使他们能及时了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动态，而且能进一步拓展他们的经济学思维。
（六）培养经济学思维，提高数学运用能力
掌握经济学思维和方法是学好西方经济学的根本途径之一。教师不仅要重视西方经济学知识的讲授，更要重视学生研究分析综合能力的培养。教师要加大对数学工具的运用，通过运用数学公式和数学模型，把复杂的经济问题和现象阐述清楚，使学生养成运用数学工具分析解决经济问题和现象的习惯。
结束语
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是一个不断摸索和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向学生系统传授西方经济学基础知识，更要重视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教师在加强自身学习的同时应积极探索，勇于尝试新的教学方式，不断完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为我国培养出社会需求的人才。
参考文献：
[1]王洪涛.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探讨[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6，（10）：265-267.
[2]蔡秀玲，邓春宁.关于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中若干问题的思考[J].福建论坛，2007，（6）：43-46.
[3]张华，王美霞.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问题研究[J].现代经济，2009，（8）：86-88.
[4]于善波，刘洪彬，张忠慧.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研究与探讨[J].商场现代化，2009，（2）：126-128.
[5]张萍.对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J].今日南国，2009，（11）：61-62.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篇10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学派很多，从重商主义到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庸俗经济学到约翰?穆勒的综合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到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到凯恩斯革命，最后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等。主要观点有：
（一）古典经济学派
他们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利用剩余价值的相关理论维护其有关土地的利益。为劳动价值说的运用奠定了基础。
（二）新古典主义
这一理论适应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需要，通过研究生产要素在生产和分配中的作用，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它运用一般平衡理论、供求平衡理论、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和帕累托最适度理论，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没有解决的价值的来源和分配问题、价值和价格问题。它运用边际分析方法，把研究对象局限在以物为主的生产要素上。
（三）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他以充分就业为开端来进行了需求与供给的研究，要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密切结合起来。
三、西方经济学思想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启示
中国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的模式，GDP每年都有很高的增长。并且一直在不断超越发展中国家，有赶超发达国家的势头。但其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我们从未遇到过的问题，这就需要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领导者借鉴西方先进的、有效地、实用的经济思想，并进行合理的改造、升华加以实施。下面就两点进行分析和阐述。
（一）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自由理念
亚当?斯密作为西方经济学之父，市场经济自我调节的经典理论几百年来深刻影响了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并且其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正是借鉴了西方优秀的经济学思想，我国的经济发展才会更加有迹可循。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端，十四大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始形成，十四届三中全会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国不断地采取经济措施来增强市场调节的能力，如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建立微观市场基础。市场因素被一步步引进到经济体中，冲破僵化，极大激发了经济的动力和活力。因为安居乐业是人民福利的具体体现，而市场自由竞争促进了经济发展、私人投资则促进了就业，两者都有利于人民的安居乐业，所以，中国人民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
（二）西方福利经济学启示
西方经济学上讲实现经济福利的办法，一是提高效率。二是实现公平。而且微观经济学上最有效的经济状态，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如果一种变革能够使没有任何人处境变坏的情况下，至少有一个人处境变得更好，我们就把这个变化称为帕累托改进。一般地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现状不是处在帕累托最优状态，就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可能。相应地，如果没有任何帕累托改进余地，就意味着现状已经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可以说帕累托最优状态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公平状态。一些开始追赶经济的国家，为了提高经济发展，会提出一些提高效率的措施。慢慢地经济发展程度赶上来之后，会产生贫富分化，这时可以提出相关公平的政策。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十八大提出的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我国在顺着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福利做出了正确的抉择和决策。
四、中国经济对西方经济学思想的辩证借鉴
（一）西方经济学的服务目标
西方经济学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它的产生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所以说，在这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思想在运用上有着极大的局限性。中国在借鉴西方经济学思想时更加应该注意到这一问题，因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步较晚，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也较为复杂，以及其国际地位的影响，在采纳和运用外国经验时应更为谨慎。所以，在借鉴西方经济学思想时，应该充分认识到其发展根源的不同。
（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篇11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的学科，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的最根本的途径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显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相适应的是，西方经济学这门学科也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显得越来越重要。早在1989年，西方经济学就被原国家教委统一规定为中国各高等院校财经、管理学科各专业普遍开设的11门核心课程之一。此外，西方经济学也被很多高校作为经济管理类考研基础课程。然而，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工作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导致学生在学习该课程的过程中产生了厌学、恐惧的心理。尤其是在以下几方面存在着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
一、科学对待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为财经专业的核心课程，但是这两门课无论是方法论还是阶级立场包括很多基本观点都是严重对立的，这样就很容易给大学新生在思想上造成混乱。一般来说，财经专业的大学生在大一上学期学习政治经济学，大一下学期之后才开始学习西方经济学，在学习的过程中就会陆续发现两门课程很多基本观点相冲突，比如它们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阶级性等。这时，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处理好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学生就会很容易出现理解上的混乱。西方经济学反映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理论体系本身也存在很多缺陷，因此，对西方经济学不能全盘接受，对待其庸俗的、不科学的理论体系要持批判的态度。当然，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科学，本身具有一般规律性，它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方法并不因国家的差别而不同，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它，而应该批判的继承，大胆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时，在学习西方经济学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看待西方经济学。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在对待西方经济学对于我们经济现代化的作用上，我们既要认识到，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完整体系，不能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同时，我们又要认识到，在若干具体经济问题分析方面，它确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之处。”目前国内的很多不同版本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中，一般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介绍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知识时，在每一章专门拿出一节来来评析和批判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
二、案例教学和数学化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现行的各种西方经济学教材中往往充斥着大量的数学公式、数理推导和大量的图形和图表等，学生往往感觉很抽象和枯燥，很容易产生厌学和畏惧思想。其实，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都来源于实际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抽象。中国现在也在实行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的很多理论都可以通过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来进行讲解。因此，在上课时，要多联系实际，利用身边的案例来讲解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再通过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说明现实经济现象和问题。这样，就很容易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并增强其求知欲。当然，这并不是反对经济学中数学的应用。其实，数学逻辑的严密性使其在经济分析中带来很多方便和好处，因此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必须强调数学的应用，要求学生不仅要理解掌握，而且能够自己动手推导，这有助于提高学生把现实经济现象抽象出正确的数学语言的能力，从中也能学到经济理论研究的一般方法。数学工具已经作为现代经济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大学生在西方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还是有必要接受这方面的训练。作为初学者，案例教学显得很生动、易于理解，同时再辅之以数学工具，就能使学生对知识掌握得更加全面和牢靠。
三、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西方经济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严谨、深刻、逻辑结构缜密的理论体系。随着社会时实践的不断发展，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也日益庞大和复杂，西方经济学内部形成了众多的派别，这些派别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庞大的体系和林立的派别在丰富和完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同时，过多的学术排斥和对立也给初学者带来了很多疑惑和不解。这一点尤其是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要注重理清该学科的发展脉络、每种理论诞生的时代背景，这样更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此外，每种理论都有一定的前提条件，一旦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该理论就不能很好地解释外界经济情况了。经济环境总是在不断变化，因此，经济学的理论总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总是试图解释新的经济问题。这样一来，大学教材上介绍的知识总是显得有一定的滞后性，在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适当结合当前的经济情况，给学生们做适度的扩展，让学生接触到最前沿的知识和当前的热点问题，开拓学生的眼界激发他们的求知欲。
四、结合中国国情分析经济问题
高校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目的是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然后用它来分析解释现实经济现象。这就要求高校在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结合实际，对中国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而现实世界和假设条件是有很大差距的，理论就会和实际脱节。此外，西方经济学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发展的，中国跟西方国家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经济学理论，我们必须要结合中国实际国情，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中国化”，然后用于经济问题研究。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1968年出版的《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一书中谈到西方经济学和欠发达国家的关系时说“这些（西方）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缪尔达尔这句话对我们今天学习西方经济学还是有很大启示的。
参考文献：
[1] 蔡秀玲，邓春宁.关于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中若干问题的思考[J].福建论坛，2007，（6）.
[2] 宋佐民.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现代远程教育，1997，（1）.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篇12
当前，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化，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冲击着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也冲击着传统政治经济学，这是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面临的现状。
（一）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冲击着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
由于我国对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西方经济学逐渐传入，并大有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代之的趋势。高校经济学课程更多引入了西方经济学的教材，如曼昆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由于其用较为通俗的语言讲述西方经济学前沿理论，因而受到了追捧。反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但课时有所压缩，课程的内容也有所删改。此外，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和论著越来越多，也使得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方向发生了变化。
（二）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冲击着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
建国初，由于我国全面学习苏联，采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改革开放前，我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处于指导地位。但由于我国对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需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足以指导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我国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政治经济理论体系。
国际环境上，随着20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两极格局消失，世界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的发展受到了冲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受到了阻碍。我国不得不重新审视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从西方经济学中汲取有利因素指导自身发展。
（三）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方向不明确
由于受到以上所讲的因素冲击，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使得国内的理论研究失去了方向，而由于没有形成新的体系，也没有成熟的思想指明以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向，导致研究方向不明确，理论研究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缺乏正确的引导。
二、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趋势
从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上来说，我国的研究将会吸收西方经济学先进的思想，并结合自身国情和已有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成果，探索新思路，形成新理论，寻找新方法，从而推动自身理论研究的发展。
（一）吸收西方经济学先进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的市场化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从长远来看，我国政治经济学必然将在学习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先进思想中不断进步。同时，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别，我们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虽然有其成功和合理的因素，但我们应当看到，西方经济发展也会出现经济大危机、滞胀等问题和矛盾，引起巨大社会问题，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西方经济必然是稳定――崩溃――变革这样的循环模式，因而不能无限制地引用，要适时进行变革和创新，才能使自身得到发展。
综上，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时候，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剔除其中不符合国情和改革方向的内容，力争让西方经济学中的有利因素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作出贡献。
（二） 结合国情和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断创新，探索新思路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篇13
Key words: local university；teaching resources；western region；economic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15-0144-01
0引言
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12年，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2012年国务院已正式批复同意了国家发改委组织编制的《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提出西部大开发“十二五”时期的奋斗目标。我国西部正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西部地区农、林、牧、矿产、旅游等产业在国家的大好政策下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发展时，而人才，特别是外语人才却是西部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
1西部经济发展对外语的需求及高校外语人才就业现状
西部地区经济大发展时的人才短缺，特别是外语人才短缺，这与我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高速发展的高等教育极不相符，根据相关统计，到2011年我国普通高校的毛入学率为26.2%，十年以后，我们大学的毛入学率将达到35%-40%。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的阶段，这种情况下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也连年不断加大。从就业市场上看，有的地区大学生供不应求，有的地区供大于求，广大的西部地区缺少大学生，特别是外语专业的大学生。但是大学生不愿意去。这需要政策引导，也需要大学生就业观的转变。在这样的情况下西部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是人才短缺，特别是外语人才，而另一方面又是高校的高速发展，而产生的大学生就业压力不断加大，特别是外语专业的大学生。当然这当中有许多是由于大学生的就业期望值过高，不愿意到西部区域进行就业的原因。然而，我国现有高校1500多所，这其中有90%以上都是地方高校。这些地方院校，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地方高等院校在这当中更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作为地方高校是我国教育体系中以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的省、市所属的高等院校，地方高等院校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地方高等院校要立足本地，服务于地方经济，为地方经济出谋划策，建言献策。充分发挥科研、人才、信息优势，促进西部区域经济发展。
2外语教育对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
西部地区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农、林、牧、鱼、矿产、旅游等产业亟待发展时对外语有着巨大需求。西部地域辽阔，边境线长，周边国家众多。我们与这些国家的经济交往不断加强，就需要我们进行外语交流。可以说是西部边境线上的经济就是一种外语经济；其二，我国西部拥有众多的能源与矿产及农、林、牧、鱼、旅游等产业的发展急需引进资本、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这些都是离不开外语的；其三，我国西部地区的地域辽阔，物产丰富，特别是各地特色家产品极其众多，随着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这些农产品已经走出了国门，进行着对外贸易，然而由于缺少精通外语的对外贸易人才，这些优秀的农产品只能是底价竞争国内市场，或者是通过东部沿海的外贸公司进行。当然对外资的吸引与应用更是少之又少。在地方高校充分利用人才与信息资源优势是地方政府在较短时间内解决这一短板首要之选。
3外语人才培养与科研要与地方发展对接
在我国对于外语教育中如何培养出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外语人才，教育界在上一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渐入的研究。1998年教育部高教司的《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若干意见》指出：“市场对单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量正逐渐减小，外语专业必须从单科的‘经院式’人才培养模式转向宽口径、应用性、复合型的培养模式。”当然，具体培养成为什么样的复合型人才要根据地方高校要服务的地方区域经济的特点，要有针对性的培养地方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外语人才，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4地方政府要营造利于地方高校外语资源服务地方建设的平台
4.1 实现高校与地方外语科研机构科技力量的整合在西部区域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知识越来越显示出了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地方政府在主动进行搭台，营造出更利于高校外语教学资源发挥于地方经济发展的环境。主动对地方的经济团体和高校外语教学资源时行牵线拱桥，促进校企合作。为高校外语教学科研与地方区域经济团体搭建合作平台。
4.2 地方政府要为地方高校搭建外语人才交流平台地方政府在积极主动建立起地方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为高校毕业生和地方企业的人才需求搭建起人才交流的供需平台。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中紧缺的外语人才的本地就业，做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激励人才。充分利用这人才交流这一平台促进更多的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急需人才更快捷地进行地方区域经济建设。
4.3 政策导向促进外语资源进行产业转换利用政府政策导向功能，促进高校外语教学资源向区域经济热点方向汇聚。当然，地方政府在促进校企合作、加大地方高校外语专业人才交流，促进外语毕业生的本地就业外，鼓励一些风险投资进入高校，促进高校外语教学资源的外语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转换。这种风险投资不仅仅传统意义上的资金投入，更是集金融服务、管理服务、市场信息服务为一体，通过综合的配套服务，促进高校外语资源的产业化转换。
促进西部区域经济的大发展，突破西部外语人才短缺瓶颈，使地方高等院校，特别是西部地区地方高等院校更应当立足本土服务于地方经济，促进外语教学模式转变，加大外语教学资源产业化转换，使西部区域经济更加广泛地融入到全国经济大发展之中，西部地方政府更应当建立更多校企合作平台、毕业生本地就业平台、促进高校外语教学资源产业化转换平台，抓住一切地方高校外语资源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