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的现实意义篇1

首先，科学发展观提升了发展的新境界、提供了发展的新坐标。科学发展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研究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深刻地阐释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内在关系，深刻地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融关系，深刻地阐释了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这一发展观是对发展本质的新揭示、发展主体的新阐述、发展内涵的新界定、发展规律的新探索、发展目的的新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提升了发展的新境界，其首要价值在于以全新的视野审视世界各国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以新的理论概括凝炼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精华，整合了我们党对中国发展的认识成果和成功经验。科学发展观把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和走向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融会贯通，并注入了鲜活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要素，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从而在更高层次上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系统而明晰的新坐标。

其次，科学发展观确立了发展的新理念、丰富了发展的新内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强调“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观与以往的其他发展观比较，创新之处在于它超越了“以物为本”的价值观念，达到了全新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新境界。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本质规定和先进理念，由此而阐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终极目的，大大提升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性、人本性和社会性内涵。

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进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整体推进的发展，是不断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整体素质的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是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相统一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倡导的发展新理念，丰富了发展的内涵，开阔了发展的领域。

再次，科学发展观完善了发展的新思路、探索了发展的新模式。科学发展观与各种非科学发展观念的区别，并不在于要不要发展，而在于怎样发展。科学发展观在发展思路上的鲜明特点，就是强调立足全局、注重统筹兼顾。在发展思路上，更加注重宏观布局，更加注重内在协调，更加注重良性互动，更加注重机制创新，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因此，也更加有利于实现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人类对发展模式的探索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从最早认为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式”，到逐步认识到“社会协调发展模式”，再到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问题的大量出现，人们开始考虑发展的持续性而形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对以往的发展模式进行了革命性的扬弃，在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形成了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普遍指导性的发展模式，它是适应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全新意义的发展模式。

二、科学发展观是解决现实发展问题的根本指针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阶段，发展的黄金时期与矛盾的凸现时期交叉。我国发展既具有巨大潜力和广阔空间，也承受着来自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巨大压力；我国发展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出现的新矛盾新课题，决定了科学发展观对全局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科学指导。科学发展观是针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不断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明显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日益加剧，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这些不利因素严重制约了中国发展的空间和速度。近年来大量增加，规模趋于扩大，手段趋于激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不协调已到了非下大力气解决不可的时候。在愈来愈恶化的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面前，如果再走“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我们的发展必将走入死胡同。科学发展观针对我国发展过程中一些领域和方面出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提出了解决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的思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因而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迫切的现实需要。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避免曲折、顺利发展的战略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加快经济增长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成就。但是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不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忽视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西方现代化过程中遇到了“增长的极限”等问题。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环境污染、贫富分化、公正缺失等问题在我国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进入21世纪，中国进入人均GDP1000至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被称为“关键时期”和“重要关口”，党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不进则退、无序推进则乱”的严峻挑战。如果我们处置得当，我国将顺利进入现代化进程，实现跨越式发展；如果处置不当，就可能出现经济停滞、社会动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要完成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面临着促进经济发展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重复其他国家走过的老路，而必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深刻总结世界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顺应了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反映了当今世界在发展认识上和实践上的积极成果。

再次，科学发展观是澄清误识、科学发展的行动指南。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绝非易事。当前，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发展观念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有的仍把发展等同于GDP增长；有的还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以速度为中心”，与以人为本对立起来；还有的依然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的方式来谋求所谓的发展，甚至弄虚作假，热衷于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有甚者借“统筹”之名搞新的形式主义，歪曲和背离科学发展观等等。显然，转变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是转变发展观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和转变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而要实现这些转变，关键在于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指导实践。在全党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能促使党员干部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科学发展观上下功夫；能促使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深入研究、理性思考，全面理解、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全神贯注地抓科学发展。

三、科学发展观是勾画未来发展前景的行动航标

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我国当前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指针，而且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

首先，科学发展观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保障。深化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而改革能否成功，全看我们有什么样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为我们的改革沿着科学合理的轨道前行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伟大创举。这一尝试不仅从理论上得到了正确的阐释，而且从实践上得到了有力的证明。但我们在实践过程中也清晰地看到，市场绝非万能，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如果仅仅依靠市场的自发作用，不但不可能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而且也不可能妥善协调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利益矛盾。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打开了理论通途。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意味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体制和机制，逐步建立健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由此也就确保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走出一条成功之路，能向世界展示一个全新的体制模式。

其次，科学发展观为小康社会的建成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我国在本世纪头20年的历史使命和战略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一个十分鼓舞人心的宏伟蓝图。其中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逐步消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各种矛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和工作重点。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着眼点在于发展，强调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地发展，这就促使我们用发展来解决前进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是坚持以人为本，强调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就促使我们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阶层与阶层的全面和谐，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确立了价值目标。科学发展观强调“五个统筹”，这就促使我们立足全局、协调各方，按照统筹兼顾的要求来化解社会的各种矛盾，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实现途径。

再次，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确立了基本的操作准则。科学发展观对“为什么要发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发展”、“靠谁发展”、“为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等基本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极大地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确立了重要的目标指向和行动准则。

第一，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只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就必定能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最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为核心，抓住“为了人、依靠人、尊重人”这个根本问题，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水平。只要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坚定信念，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必定能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并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终极目标。

历史地理学的现实意义篇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6―0185―04

一、唯物史观是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马克思一生有两个伟大的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唯物史观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人们展开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马克思在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中，十分明确地指出的是“这种历史观”如何如何。显然，马克思明确地把唯物史观指称为一种历史观，但却从来没有明确地把唯物史观指称为是一种哲学观。那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不是一种哲学观念，抑或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把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哲学观念呢?对于唯物史观是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问题，多数学者承认唯物史观是一种哲学观，但却对这种历史观的一般世界观意义没有给以令人满意的回答。

对于唯物史观是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问题，有两派观点。

第一派认为，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观点对于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认为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人的自由发展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代表文献是丛大川同志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吗》一文，认为“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而是马克思的科学观点，只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唯物史观“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践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实践人道主义’、‘实践唯人主义’才是马克思真正的哲学观念；“人的自由发展观才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第二种，认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世界观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二是历史观意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如刘福森同志认为，“作为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就是揭示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为人们提供一个观察社会历史的哲学理论原则”，“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以称为历史的唯物主义)。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功能是为人们解决人的感性活动、人的本质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等。哲学问题提供一种哲学理论原则，它是一种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当然，这不是说现实地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说马克思的同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功能和意义”。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只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观念，而否认了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仅仅把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历史观。

第二派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此派观点对于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有三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层次论。认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唯物史观是第二层次的哲学观念。如朱宝信同志在“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一文中，针对丛大川同志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认为“马克思的新哲学观是人的自由发展观和唯物史观的统一，亦即人的自由发展观的价值观和唯物史观的真理观的统一，两者均为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但两者在马克思的哲学观念中并不处在同一层次。马克思的哲学是以实践的人为本的哲学，人的自由发展是实践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必然的趋向目标，以自由发展为目标的人的实践活动以包括自然界和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为对象，因而人的自由发展观是马克思哲学的第一层次；而唯物史观反映的是世界之一部分的社会的客观规律，因而它处于马克思哲学的第二层次”。

第二种，推广论。源自于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让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一方面，这种“推广论”有一个虚拟的假设，即马克思先研究自然，创立辩证唯物主义，然后再研究社会历史，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但这种假设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实际的。另一方面，这种“推广论”确认了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虽然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列在一起，但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是“推广”、“应用”的结果，只能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独创，并不能确认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

第三种，核心论。认为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哲学观念的核心。如俞吾金同志在分析批判“推广论”时指出：“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是完全对立的，而前者也正是在批判后者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划时代的哲学贡献也正在于他创立了这种崭新的历史观，从而使全部哲学研究都沐浴在新的阳光之下”。

我们同意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解为一种哲学观念。但需要论证的是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历史观与世界观不同，但马克思的历史观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历史学范畴，具有了世界观的意义。

二、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种现实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是立足于人类社会，揭示了现实生活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1．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史、自然发展史和思维发展史

马克思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rI均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是具有普适性和贯通性的历史,历史不仅是探究人类社会的基本视域，也是理解自然和思维的基础。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哲学视域里，不存在着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三个相互平列、相互独立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只承认一个研究对象即历史，并用历史这一概念把传统哲学研究的这三大对象综合起来了。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是有机统一的，同时，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统摄自然发展史和思维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自然发展史和思维发展史只有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才能得以正确的说明。马克思的杰出贡献就在于为人类社会发展史提供了现实的世俗基础，这就是“现实的历史的人”、“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认为：“过去的一切历史观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这样就把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与历史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所讲的历史性是贯穿于人类社会、自然和思维领域的，在整体的现实世界，历史性具有贯通性和普适性，正是住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而唯物史观则使唯物主义贯穿了整体的历史领域。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仅理解为适用于人类社会史，必然会贬低它的世界观价值。

2．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供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理论原则

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还体现在它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提供了基本理论原则。这些理论原则是作为历史观表述的，但却具有着一股世界观的意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唯物史观的阐述，确立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规的基本理论原则。一般认为，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既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对唯物史观做了经典的表述。但是，马克思在论述唯物史观的同时也论述了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费尔巴哈》一章的副标题是“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本身突出的就是世界观而不仅仅是历史观。而且马克思反复强调，在这里闸述的是自己的观念与当时“德国哲学”的对立，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阐述的是自己的哲学观念与“德国哲学”的不同，而这种不同集中体现在历史领域。

马克思站在历史的视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德国哲学”进行了改造和批判，马克思把旧哲学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转换成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把思维(意识)与存在的抽象关系转换成为现实的具体的关系，使抽象的哲学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对哲学的一般问题做了科学的回答。在马克思看来，旧哲学讲的抽象的思维和意识其实都是社会的、历史的思维和意识，它最终根源于人的现实生活，根源于人的社会历史现实。马克思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在这里已经不再像旧唯物主义那样用物质解释意识，而是用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解释意识。旧唯物主义把意识归结为物质，用物质解释意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则是用现实的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去解释意识，而人的现实的生活过程也就是人的社会历史过程。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对物质自然界的理解也超越了旧哲学。新唯物主义讲的物质自然界是与人的生活世界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进人人类社会历史视野并由人类的实践活动不断生成的物质自然界。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尔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自然界，也不足那个除去在澳洲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新唯物主义对于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是立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理解的，并突出强调了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的统一性，马克思说：“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马克思并不否认那种未进入人的视野的自在的自然存在的优先性、先在性和真实性，而是说，那种自然界对于人的生活没有意义，因而对于人来说便不是一种现实性的存在。“现实性”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正是从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出发，实现了对旧哲学的扬弃和超越，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实现了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

3．用唯物史观指称马克思的哲学观更能展现马克思杰出的理论贡献

哲学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哲学所要解决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马克思哲学的特色在于，马克思站在历史的视域，揭示了现实的人与现实世界的本质，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在标志着马克思哲学形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科学的实践概念，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并且用实践的唯物主义来指称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我们并不否认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也不否认实践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然而，马克思的突出贡献却在于把实践的唯物主义贯穿于历史领域，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的历史的，是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把自己的本质对象化进而确证自己的本质，同时，马克思站在历史的视域，对现实的人与现实世界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分析，系统论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把唯物史观概括为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而且，唯物史观内在地包含着实践的唯物主义，用唯物史观来指称马克思的哲学观更能展现马克思杰出的理论贡献。

历史地理学的现实意义篇3

这次研讨会上，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同志作了重要讲话，16位同志围绕研讨主题，作了精彩发言。大家贡献了智慧，交流了心得，认清了责任，增强了使命，形成了共识，凝聚了力量。总的说，这次研讨会研讨深入，富有成果，开得非常成功。与会专家学者对研讨会给予了高度评价。主要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围绕党的精神和关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论述进行了交流

党的报告和的重要论述，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许多专家学者做了科学阐释和深入解读。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报告中蕴含的历史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树立历史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辨别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社会在矛盾运动中前进、在伟大斗争中发展的历史观。报告关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内容，进一步把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纳入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之中。与会专家学者指出，旗帜鲜明地抵制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给全党做出了表率和示范。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方法，是评价历史人物的精准标尺，更是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指导思想。

二是进一步深化了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和新动向的认识

历史虚无主义否定、曲解、抹黑中华文明历史、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军队的历史，否定、曲解、抹黑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呈现出多种形式。有专家学者提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具有学术、思想政治、文艺、舆论等不同形态。对党史人物的虚无主要表现为攻击领袖、抹黑英雄、美化坏人三个方面。有专家学者认为。历史虚无主义在网络传播中呈现新特点，表现为传播内容碎片化、传播话题庸俗化、思想观点隐蔽化、政治问题学术化、传播受众年轻化；出现新动向，表现为攻击目标转向政策法规、外交政策、国企海外投资等辐射地带，实行境内境外联动。

三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严重危害有了进一步认识

历史虚无主义打着“解放思想”“反思历史”“还原真相”的旗号，抓住某些大事件中的个别事例，主观臆断，凭猜测搞“逻辑推理”，从歪曲某段历史过程入手，否定党史国史军史，以达到取消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社会的罪恶目的。有专家学者用丰富鲜活的实例说明，正是由于苏共反击历史虚无主义不力，弱化和放弃了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放弃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有专家学者提出，历史虚无主义是坚定“四个自信”的“绊脚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严重危害在于消解社会主义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扰乱人们思想观念与文化价值的历史认知，抹煞中华优秀文化与理想信念的价值认同，帮助敌对势力实现西化和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要高度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党的优良传统的不良用心，否定党的优良传统的要害在于否定党的领导。

四是对如何反击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了探讨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必须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旗帜鲜明地坚决予以抵制和批判。对于如何反击历史虚无主义，与会专家学者从多角度、多方面提出意见建议。有专家学者指出，历史虚无主义问题是一种历史观问题，反对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要以历史事实和史料为根据，但更为根本的是培育、坚持和发展正确的历史观。评价和宣传党史人物，既要在思想认识上站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武装头脑，又要在方法路径上运用扎实的研究成果筑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根基，以防历史虚无主义趁虚而入。有专家学者提出，要以党的精神为指导，更加深入地学习好研究好党史国史军史，运用好党史国史军史研究成果，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坚决抵制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有专家学者强调，要加强党史研究，重视对党的历史进行整体性研究，重视对中华民族历史与党史之间联系的研究。要强化史学研究、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强化监督管理、形成抵制合力等应对措施。要重视新技术新应用，强化传播手段建设创新；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净化网络舆论环境；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近年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这需要党的理论工作者、党史工作者加倍努力，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作出更大贡献

二、加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能力建设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党史工作部门和党史工作者学习贯彻党的精神，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长期面临的艰巨任务。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既要在战略上藐视，充满斗争的底气和勇气，同时又要在战术上重视，始终高度警惕，牢牢掌握舆论的主动权，及时应对，做到久久为功。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能力建设上下功夫，不断提高各种工作本领。

下面，我就落实青山主任提出的“切实提高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能力和水平”问题，谈几点认识。

（一）只有在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才能坚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定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关于坚定不移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为反对历史虚主义提供了思想理论、根本遵循和科学方法。强调，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的历史，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抵制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的必然要求，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于坚定不移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理论品格，对于做好党史工作尤其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只有理论上清醒，才能政治上坚定。当前，党史工作者要把学习党的精神特别是党的报告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不断增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自觉。要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不断增强政治定力，守好党史舆论阵地，不搞“爱惜羽毛”、装扮“开明绅士”那一套，以踏石留印的决心反对和抵制一切歪曲丑化否定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和党的领袖、英雄模范人物的言行，积极主动打好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这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

强调，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党史工作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也是每一个党史工作者应该履行的政治责任。面对历史虚无主义伪造、篡改、歪曲甚至“恶搞”历史等种种行为，党史工作者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观点明朗，敢于亮剑，敢于说“不”。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能含含糊糊、语焉不详、闪烁其词。历史虚无主义常常以意识形态工作上的薄弱环节为突破口，我们对此要时刻保持政治警惕性，并以最坚决的态度、最强硬的手段，“该出手就出手”，对心怀叵测、毫无根据的错误论调，坚决给予最严厉的反击。

（二）只有在深刻认识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下功夫，才能不断增强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鉴别力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现象，其产生有深刻而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思想政治原因和历史文化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现象是事物的外在表现，本质是事物的内在方面，只有透过现象才能抓住本质。历史虚无主义包括民族虚无主义或者文化虚无主义，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形态或形式，但基本倾向具有共同性，表现为不加分析地盲目全盘否定人类文化遗产，否定民族文化，甚至坚持否定一切的态度和思想倾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意图比以往更加明显。针对历史虚无主义一度盛行的现象，一针见血地指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总书记的论述深刻阐明和揭示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和哲学基础。

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点，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就是前车之鉴。

历史虚无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这体现在其具有的几个特点上。一是虚假性。“虚”和“假”是历史虚无主义最普遍、最常见的特征。历史虚无主义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故意伪造或编造历史；打着所谓“反思历史”“还原历史真相”“重新审视”等旗号，为历史翻案；忽视历史的内在逻辑，对历史进行假设。二是片面性。历史虚无主义以偏概全，不讲历史发展的整体过程，片面肢解历史本来面目；任意夸大某些枝节，夸大偶然事件的历史作用；否认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孤立地看待历史问题，或是用过去否定现在，或是以现在否定过去；用主观代替客观，不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凭借主观经验甚至个人主观臆断对严肃历史问题作出简单甚至不负责任的结论。三是欺骗性。历史虚无主义由于在一些问题上特别是党的历史问题上的虚假性、片面性，加上手段巧妙，其言论和观点必然带有欺骗性，蒙骗了一些对历史了解不多的人。四是破坏性。历史虚无主义以攻击、丑化、污蔑为目的，惯用的手法是抹黑英模人物，丑化党的领袖，歪曲党的历史，对党的事业造成严重破坏。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造成以假乱真，混淆视听，甚至以讹传讹的不良效果。在青少年和国民教育中，对受教育者的心灵产生误导，影响了他们对人类历史和社会的认知，影响了青少年理想信念的形成。如果任历史虚无主义自由发展，必然干扰和动摇“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

党史工作者要善于洞察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动向，坚决反对及时制止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指出，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我们要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围绕党的历史上重点、难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和学术研究。对党史国史军史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进行深入重点研究，准确判断和科学区分不同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善于分析其表象，挖掘其本质。

（三）只有在提高自身素质上下功夫，才能不断提高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战斗力

指出，历史就是历史，谎言说一万遍，仍然是谎言，要善于运用思想的武器、真理的武器，捍卫历史。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不能只讲大道理、空喊口号，必须提高实际工作本领，依靠扎实的研究成果说话，用真理的力量征服人、教育人、启迪人、打动人。我们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着力提高从政治上看待问题、辨别是非的能力和水平。要努力提高研究和运用党史的能力，掌握党史研究的主动权，占领制高点，坚持实事求是，多出有历史依据、有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深刻揭示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正面应对为主，科学把握实时、适度、适当、精准的原则，不断提高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实际成效。

（四）只有在提高综合运用舆论工具本领上下功夫，才能不断提高反对虚无主义的政策把控能力

历史地理学的现实意义篇4

在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学宝库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成为一笔极其珍贵的遗产。如何正确认识、评价和对待这笔史学遗产，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本着百家争鸣的学术态度，学术界应该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以明辨是非，使中国历史学在新世纪得以健康发展。这里，笔者仅对当前中国历史学界存在的比较明显的倾向，从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及历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三个方面，谈谈应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的问题，以求正于学界。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价值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遗产中，最核心的是对中国几千年来历史发展进程的看法。受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演进思想的影响，在对中国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近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之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有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总结了学术界20世纪30年代社会大论战的成果，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古代、近代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认识，概括地论述了周秦以来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特点、农民战争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中国近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特点等重要理论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进一步的理论总结，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些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重大问题，阐发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有关中国历史的系统看法，很快被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接受，范文澜将之贯彻到自己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历史学著作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的崇高政治地位，他有关中国历史的上述主张，很快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进一步解放思想，清算了教条主义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危害，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有些学者指出：五种社会形态并不是每个民族发展的必经阶段，五种社会形态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制社会，过去称鸦片战争以前的社会是封建社会，也是“泛封建化”理论的误导；也有学者对所提出的中国近代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看法提出了异议。这些新看法的出现，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但许多学者的论点和论据，仍值得做更为深入的探讨，方能在学术界达成共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五种社会形态，主要立足于欧洲历史发展的实际，但他们并非欧洲中心论者，他们对亚洲的历史也并非一点不了解。而且，他们也明确地指出“大体上”人类社会经历五种发展阶段。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无论哪个民族都必须经历五种社会形态，这是斯大林及苏联式的教条主义的观点。我们在纠正斯大林及苏联学者的偏颇的同时，是否能抛弃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基本看法？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经历了马克思所说的五种社会形态，但范文澜、侯外庐、郭沫若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未曾否认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而且十分重视探寻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如范文澜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记录，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说的普遍规律是同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西欧的封建社会的特殊规律结合着的，它们有各自的特殊规律，和中国相比有很大不同，因而“学习经典著作，就一定要区别哪些是普遍规律，哪些是特殊规律。把它们的特殊规律放在一边，用来作参考。把普遍规律结合自己的特殊规律，来解决自己所要解决的那个具体问题”。“这一国不同于别一国，这一民族不同于别一民族， 这一社会不同于别一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不同于别一历史阶段……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是具体分析具体情况，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1] （P210-212） 我们怎么能将这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提出的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武断地称为以西欧的历史框架中国历史，是西欧中心论的产物呢？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郭沫若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学界的教条主义学风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这是稍有史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的。[2]（P102-109） 我们怎么能将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言以蔽之曰“教条史学”呢？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来看，目前要彻底否认中国历史经历了五种基本形态，仍是一道难题，中国历史上是否有奴隶制社会，仍值得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的方面作大量的研究工作，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退一步讲，即使我们证明了中国历史上确实不存在奴隶制社会，是否就能确认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呢？关于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经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的重新深入论证，否认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说法，是很难站住脚的，这也成为学术界新的共识。由此可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政治家有关社会发展阶段这一重要的历史理论，仍值得我们珍惜，不可简单地否定和抛弃。

在马克思主义初创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代历史学家，在其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启迪下，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社会开始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今天，中国古代史在断代史以及经济史、思想史等专史领域的基本格局，就是在对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新的学科体系，由此，中国历史学才走上了科学化和现代化的道路。有关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基本依据，中国新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也证明了这一分析的正确性。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更加正确的认识之前，这些论断仍应成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的理论指南。诚然，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关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的具体认识是否正确，仍需不断接受学术界的检验，但我们不能对这些论断采取简单的全盘否定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过去指导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古代社会予以深入探讨，在今天仍有其重要的学术指导意义。

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新民主革命阶段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明确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等革命的重大问题，建立了科学的新民主革命理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做出了杰出贡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充分肯定了劳动人民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杰出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认识的偏颇，做到了从下向上看历史，开辟了中国历史学研究的诸多新领域。1958年掀起的所谓“史学革命”及后来开展的所谓“”，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行极“左”政治之实。如果说“史学革命”是因为对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经验不足所导致的失误，“”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极大的摧残和颠覆，“评法批儒”的影射史学是打着史学的幌子的极“左”政治，有关文章和论著，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极端化和庸俗化，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被歪曲成为阶级斗争史和路线斗争史。新时期的拨乱反正虽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运用中错误的做法。但有些史学工作者却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阶级斗争史学，拒绝和忽视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这一重要的方法去分析和评价历史及历史人物，由此在认识方面发生了较大的偏差。

从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倾向，可以感受到有些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拒斥发展到何种程度。著名哲学史研究家涉足太平天国，认为太平天国的胜利将会使中国倒退到黑暗的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在史学家的笔下，曾国藩、袁世凯、慈禧太后成为大肆歌颂和吹捧的对象；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和火烧圆明园，是中国政府没有遵守国际公约的结果；过去的义和团爱国运动，现在摇身一变，成为落后、愚昧和盲目排外的农民运动。诚然，过去拔高农民的革命战争，对统治阶级的杰出人物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片面的做法，但现在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的“新认识”和新观点，有多少能真正站得住脚？又有几家能经得住学者的认真讨论和辩驳？关于新时期在阶级分析方法方面的反弹现象，刘大年以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中对太平天国运动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评述，以及英国出版的《中国季刊》反对说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例，对史学研究运用阶级分析的重要性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他强调指出：“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分析的基本方法。讲近代史研究方法论，不可丢掉，或者所谓‘淡化’这个基本方法。”[3] （P3-29） 针对“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说法，龚书铎说：“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显然是出于偏见，只要客观地正视现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在声称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说法中，最受贬损、否定的是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不可否认，对于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运用，曾经有过简单化、教条化的偏颇，但这是运用者所出现的问题，而不是这个学说本身出的问题。认为阶级斗争学说过时了，这是不正确的。只要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只要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还存在，阶级斗争就客观存在，这个学说就不会过时，至于用来指导历史研究，更是不能回避的。”[4] （P279-288）

随着的阶级斗争时代的结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中国史坛曾经显赫一时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已经少人问津，过去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过分的拔高，本身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但现在出现的对历史上劳苦大众为了生存而奋起的抗争的革命运动大肆诬蔑，是否就是科学的做法？诚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无需再花大力气从事农民战争的研究，但与之密切联系的以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为中心的“三农问题”，却值得学者去着力研究。为了强调劳动人民推动历史的伟大作用，将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变为农民战争史，进而忽视和否认杰出人物的作用的做法，在20世纪60年代就遭到范文澜、翦伯赞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严正批评。“范文澜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本是真理，但是把它绝对化、片面化，只承认历史上的劳动群众，不承认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这就成了谬论。这种谬论应当受到大家的反对。”[5] 新时期我们纠正了过去的失误，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懂得阶级分析必须建立在历史主义的基础之上，为了更好地进行阶级分析，必须全面深入地研究社会经济史，阶级分析应与阶层分析相结合，阶级分析不是历史研究唯一的方法，应将这一分析与其他的方法相结合。[6]（P135-140） 这些新认识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马克思这一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认识的进一步深入，有助于广大史学工作者正确地运用这一方法。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新时期一度出现的混乱局面，与我们没有很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在新世纪这样的曲折不应该再出现了。

三、关于学术和社会现实关系的认识

历史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历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郭沫若、范文澜等第一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其脍炙人口的历史学著作，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为中国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现实作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等不朽的马克思主义名著，已成为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扛鼎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在他们的著作中得以充分体现，他们的著作也成为将学术与服务于现实密切结合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科学化和服务于现实两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但由于我们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没有充分注意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科学，结果将历史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简单化，片面地强调“古为今用”，于是，在社会政治出现了问题时，历史学最终成为现实阶级斗争的喉舌。十年“”的极“左”政治，几乎葬送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进入新时期，广大史学家痛定思痛，深刻反思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许多史学家在深入反思之后，明确提出：必须尊重历史学的科学性，历史学本身并不是社会意识形态，应以科学的历史研究结论去服务于现实，正确处理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它的现实功用问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不少学者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研究，为推动中国历史学的科学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也有不少学者紧密结合中国现实社会提出的新问题，从历史的角度予以研究，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出谋献策。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反思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时，也有学者提出了历史学不能再和现实搅混在一起，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愈远愈好等等极为偏颇的观点。

诚然，历史学在现代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历史本身并不是现实的社会，将历史与现实简单地混同在一起，不仅无助于历史的研究，而且也会混淆现实和历史的差别。“”以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导火索，“”后期出现了“影射史学”这一极“左”政治的怪胎，这些血的历史教训值得中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永远引以为戒。但历史学是否就应该与社会现实绝对无缘，为了追求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历史学家就应该隔绝与现实的一切联系，排除现实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切影响？中国古代的经世致用的传统在现代就应该抛弃？实际上上述看法既不可能实现，也没有科学的根据。首先，历史学家本身就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他们在思考问题、选择研究课题时不能不受到现实社会因素的影响，要历史学家关起门来去追求所谓的历史学的科学性本身就是不可能做到的。其次，现实社会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将历史与现实简单地等同起来，会将历史现实化，与历史实际愈来愈远，另一方面，现实因素的刺激，也有助于史学家选择研究课题，开阔思路去思考历史上的类似现象。历史学本身不是社会意识形态，但作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学的研究，不可能彻底摆脱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历史学家也不可能不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实际上，社会意识形态对史学家的影响也有两个方面：一是简单地从社会意识形态出发，将历史意识形态化，歪曲了历史的实际，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了歪曲性的评判；二是在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找出了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课题，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更为深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正确地运用，将会有助于历史学家更加全面深入地分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当然，简单地从社会意识形态或现实需要出发去评判历史，也会出现不少的弊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出现的曲折，就是这方面深刻的教训。至于选择与社会联系紧密的课题，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和支持。当然，从事那些与社会现实关系不太密切，但具有较大学术价值的课题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我们不能再犯20世纪50年代末的简单的“厚今薄古”、将古代和今天对立起来的错误。过去“左”倾政治固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消极的影响，但我们不能由此断定史学与政治必须无缘，摆脱政治对史学的干预。瞿林东发表的《论史家的角色与责任和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及《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等文章，对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做出了深入而精当的论述，他说：“把史学等同于政治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以往的教训中得到这样的认识，即史学应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超越’社会，才能保证史学的纯洁和发展。这样的认识恐怕还是值得进一步推敲的。”[7]“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必须倾注于史学之中，而史学亦必成为史家藉以经世致用的智慧和手段。”[8] （P34） 笔者认为，瞿先生的上述认识，正确地揭示了有关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从理论的高度深入地认识这一重要的问题。

郭沫若、范文澜等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服务于社会的现实性有机结合，既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又为新民主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是对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很值得我们珍惜。把他们的史学论著一概称之为“战时史学”，是非历史主义的，也是与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论著不相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处理科学性与现实性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很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不可否认，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在今天看来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但却不能因此否认他们将学术与社会紧密结合这一做法，我们仍应继承和发展他们所形成的这一优良传统，并进一步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新中国50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证明：只要政治路线正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就会健康地发展。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和史学研究中“左”的流毒已经清除，过去对西方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一味排斥的错误已经纠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做出正确的评价。我们主张史学家在充分尊重历史学科学品性的同时，应更注重于研究与社会以及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这样的历史学才会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在新世纪，只要我们能正确处理史学求真和致用的关系，在尊重历史学科学品性的基础上，大胆地研究和开拓与社会生活和人民密切相关的新课题和新领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将有一个新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总结人类思想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她代表着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学术文化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曾明确地说：“要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有关人类社会进化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唯一理论，是很难办到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历史哲学，它对历史家的思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教条，更不应当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使用。从某些方面来看，马克思是最不教条、最灵活的作者。”[9] （P261） 一个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影响能做出这样高的评价，很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艰苦的探索，同样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史学遗产，我们要抱着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进一步研究和继承这笔丰厚的史学遗产，以推动中国历史学在新的世纪有一个更大的飞跃，提出的批判地继承的原则，仍是我们对待一切文化和遗产的基本的态度和原则，只有认真领会和坚持这一重要原则，我们才能少走弯路，取得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1]范文澜. 历史论文选集[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2]张剑平. 新中国史学五十年[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3]刘大年. 当前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A]. 刘大年集[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龚书铎，金冲及，宋小庆. 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问题[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纪念太平天国110周年[N]. 人民日报，1961-05-31.

[6]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 史学导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历史地理学的现实意义篇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2—0129—06

一、19世纪实证主义者提出的历史学科学化的命题

史学源于人类的记忆能力，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必须从长辈那里学习以往的经验，需要记忆过去的事情，于是便产生了历史意识。史前人类使用口头传授、结绳记事、刻画符号等简单方法记忆过去的故事，后来随着文字的发明，人们创造了多种叙述历史的史书编撰方法。长期以来，历史一直被视为是人类知识的重要来源，正如17世纪欧洲唯物主义哲学家、英国经验论的奠基人、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鼻祖”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指出的那样：“人类的理解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来源，人类知识的区分正对应于人类的三种理解能力：历史对应于记忆，诗歌对应于想象，哲学对应于理智。”

然而，在近代历史科学产生之前的漫长时期，人类始终没有摆脱单纯记忆过去经验的习惯，没有将历史记录的意识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历史研究意识，未能形成一整套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这种局面直到19世纪欧洲实证主义者提出史学科学化的命题方告突破。

19世纪初期，英国天才史家马考莱爵士（Lord Ma—caulay，1800—1859）和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仍以艺术的标准衡量史书，并将著史的艺术水平推向了极致。马考莱被誉为“是第一个使人人对历史感到兴趣的英国作家”，这位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的代言人注重史书的写作技巧，讲究以流畅优美的文笔展开故事情节。为写出行云流水般流畅的语言，他总是字斟句酌，甚至充分应用想象力将人物描述得生动感人。在他眼里，史学是一门艺术，历史著作是诗意和哲学的合成品。马考莱认为，历史是由无数个微小事实构成的，是无规律的，“事实只不过是历史留下的渣滓”，只是为作者编写生动故事提供素材的。马考莱说：“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他甚至扬言：“如果我的著作不能在仕女们的心目中迅即超过最时髦的小说，那我是誓不甘休的。”

卡莱尔也强调史家的天职就是描述。他以激情写作《法国革命史》和《运动》，倾情描述自己所崇拜的英雄。在他所叙述的历史事件中，人们可以看到他“幽灵”般游移不定的思想。然而，最终他和马考莱一样，都因忽视史料的真伪而止步于历史科学的大门之外。

尽管如此，19世纪欧洲飞速发展的科流还是推动了古老史学的蜕变，历史科学率先在欧洲破茧而出。从实证主义者提出史学科学化的命题开始，后经客观主义兰克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不断改进，欧洲历史学率先完成了由传统学术向近代科学的转型。

19世纪欧洲产生了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和生物进化论三大科学发现，催生了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最终形成。同时，以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要把历史学奠定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科学研究之上，使历史研究也能达到在确定性上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境界，从而使历史学成为科学。

孔德把实证哲学的认识论推广到社会研究领域，从而为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整个近代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使他成为了近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奠基人。

1822年，24岁的孔德结合自己对世界文明史的深刻理解，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说法：人类心灵在反映现象时，自然而然地要经历三种主要的形态——即（中世纪及其以前）神学的形态、（文艺复兴以后）形而上学的形态、（19世纪）实证的（科学的）形态。这就是孔德的“历史发展三阶段规律”。在他那里，人类的思维或认识是从神学阶段开始的，经过形而上学阶段发展到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科学显得无能为力，人们只能以直觉方式认识自然现象，那时各种宗教崇拜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在形而上学阶段，先前的神学支配地位发生动摇，理性开始发展，但仍然保留了神学阶段的认识原则，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实证阶段，人们用科学方法认识自然现象。孔德认为，实证精神是人们智慧成熟的标志，它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思维方法，它首先要求确定事物的真象，然后是“规律探求，即研究被观察对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而不像神学或形而上学那样去“探求其最早来源和终极目的”，因为那是“无法认识的”。孔德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及规律性，为近代历史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在孔德看来，只有实证研究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而“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他认为规律是为了解释现实，但它也应该适应于过去和预测未来。孔德指出，科学知识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等门类，其中排在前面的几门学科相继进入实证阶段（即科学阶段），只有社会学仍然停留在形而上学阶段，科学的社会学必须是实证的社会学。孔德出于一种远大的历史使命感，第一次提出了广义的“社会学”概念，并希望把社会历史研究建设为科学的研究。他率先把实验科学上的观察、实验、比较等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从而建立了基于实证研究的社会科学的基本体系。后在英、法、德等欧洲史学家的积极引导下，实证主义思想被应用于历史研究，并很快形成了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潮流，从而奠定了近代历史科学的基础。

孔德所讲的“社会学”指广义的社会科学知识（so—cial scientific knowledge），而不是现代狭义的学科分类上作为法学门类之一的“社会学”。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用“历史科学”泛指一切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孔德的“社会学”接近于马克思恩格斯一度使用的“历史科学”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后来，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时进一步补充说：“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恩格斯晚年在致梅林的信中也曾指出：“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领域的简单概括。”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历史科学”也不是现代狭义的学科划分意义上的“历史学”概念，而是泛指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人文与社会科学。1 844年，在多年前编写大学实证哲学讲义的基础上，孔德发表了重要的《论实证精神》一书，阐述了他的实证哲学思想。孔德认为事物发展可以观察，可以从观察中总结归纳出规律，规律可以指导人们预测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尽管孔德错误地把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历史进化的规律说成是理性的“恒定不变”的，但他强调人的社会性，否认纯粹独立的个人的存在，这为历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孔德说：“单纯的个人是不存在的，而存在的只可能是人类，因为无论从何种关系来看，我们整个发展都归功于社会。”这一历史认识论从思想源头上规定了近代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群体进化规律的科学，它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论断。

在孔德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下，19世纪欧洲出现了实证主义史学流派，史学家狂热地追求科学，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他们按照科学的模式建设历史学，力图使历史学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追寻“一般法则”的科学。他们关注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将历史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试图揭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无论在课题研究或是史书编写的实践方面，他们都尝试运用逻辑学、心理学以及实验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人物与事件，力图寻找真实的历史规律，努力把史学建设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而实证的科学。例如，1839年德国学者大卫·斯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以实证主义方法考察耶稣生平，所著《耶稣传》曾引起极大争论，这是当时欧洲史学家努力构建科学历史学的积极尝试。

在19世纪欧洲早期实证主义史学家中，以英国博克尔、法国泰恩和德国的朗普雷希特最为著名。博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是一位有着广泛兴趣且自学成才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所著《英国文明史》就体现了实证主义特点。他把“规律”这个概念引入历史学研究，将人类文明史划分为“欧洲文明”与“非欧洲文明”，从而建立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文明史体系，他的这一文明史观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思想界。博克尔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社会历史像自然界一样有规律可循，历史学家的崇高任务就是寻找文明发展的规律。在博克尔那里，历史规律有三种形态：一是以地理环境支配人类活动为代表的自然规律，二是抽象的人性道德规律，三是随着人类实践而不断增长的知识规律。在这三种规律中，博克尔相信知识规律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着主导作用，这等于肯定了科学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博克尔批评将人类历史人为地割裂成彼此毫无关联的碎片的做法，反对一些史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窄眼光。博克尔重视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他认为“不借助于自然科学，历史学便不能建立”。然而，博克尔把自然科学的某些规律生搬硬套到历史研究中，在理论认识上混淆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区别，无视社会历史发展自身的特点，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来考察历史，因而导致了把社会历史现象简单化、公式化的流弊。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甚至有学者批评说：“博克尔的史学体系是非科学的。”

泰恩（Taine，1828—1893年）长期在法国教授艺术史，他在广泛搜集大量事实后对历史加以解释，试图运用实验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所著《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现代法国的由来》、《古代政体》、《智力论》都体现了实证史学的特点。泰恩擅长运用心理学方法解剖历史，甚至认为历史就是“心理解剖学”。在《英国文学史》中，泰恩宣称：全书旨在阐明文学创作及其发展决定于三种力量或元素：种族、环境、时代。泰恩认为，文明的产生是由种族、环境和时机三个要素结合而成的，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气候决定了民族的心理，而民族的心理对这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泰恩的这一研究体现了历史研究的实证性，是早期运用实证方法研究历史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朗普雷希特（Lampreght，1856—1915）是19世纪德国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历史研究应该寻找事物之间的联系，历史研究不仅仅研究精英人物，更应研究人类生活的总体。他所撰12卷本《德意志史》是一部德意志民族心理发展史，作者用心理学理论方法分析德意志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试图突破传统的描述史学的束缚。他从心理学、发生学的角度探讨德意志民族心理的发展变化，强调社会心理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尽管存在着理论解释多于事实论证的缺陷，但这并不影响朗普雷希特作为早期实证主义史学家的地位。

到19世纪末，实证主义史学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标志性的成果之一便是1898年法国史学家郎格罗瓦和瑟诺博斯合作出版了《史学研究法导论》。该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实证主义的史学方法，圆满勾画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实证主义史学家力图使历史学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确定性”的内涵，他们追求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强调历史研究的严谨性。这种方法注重资料积累，强调客观冷静地对待史料，力求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拒绝急功近利的草率之举。实证主义史学注重甄别与考订史料，通过考证资料的真伪树立客观的历史事实，为后来欧洲客观主义史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实证主义史学强调考证史料真伪的过程应遵循理性的逻辑法则，通过运用归纳法、比较法等科学研究方法增强史料考证的准确性。历史学家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拥有了对历史事实的解释权。实证主义者坚信，经过实证的研究过程，历史学也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从真实可靠的资料中推导出符合逻辑的科学结论，从而使历史的事实具有确定性。

总之，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努力在历史中寻找科学的规律，并将理性主义运用于史学研究之中，达到了科学的理性主义的境界，加快了历史学在近代欧洲的科学化进程，使古老的史学在19世纪的欧洲犹如老树开花一般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历史学由此步入了近代科学的殿堂。

二、19世纪欧洲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整合与完善

正如人们普遍看到的那样，欧洲的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此间实证主义、浪漫主义、客观主义、历史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异彩纷呈，为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近代欧洲历史科学体系的不断完善是诸多史学流派自然整合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史学流派的具体贡献不尽相同，其中浪漫主义史学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客观主义史学主要奉献了取材与批判史料的方法，历史主义流派则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思辨的历史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则因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终完成了历史科学体系的自我建构。

浪漫主义原本是在反思启蒙思想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反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它后来波及到了历史研究领域，并在近代史学科学化到来之际起到了开拓视野的积极作用。19世纪初期形成的浪漫主义史学上接欧洲启蒙思想，下启19世纪史学流派的百家争鸣，促进了近代历史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当初，启蒙思想家出于反对中世纪神学统治的需要，提出了理性主义思想，强调世界一切事物都遵循理性法则，一切都是秩序井然的，并强调了人类历史的循序发展。后来，理性主义逐渐脱离了时展，演变成一种僵化的思想。由于过分强调理性的作用，致使机械唯物主义思想泛滥，人们的情感被称为非理性的东西受到了不应有的压制，文化的民族特色也被忽视了。于是在艺术、文学和文化领域，人们率先要求冲破理性主义牢笼的束缚，回归人性自然状态，因此浪漫主义应运而生。首先，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片肥沃的“浪漫主义的田野”。人们希望摆脱理性主义制造的单调模式，追求精神生活的自由性，强调生活的非理性因素。后来，这种追求自由与个性的思潮从文学领域蔓延到了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并渗透到了历史学领域。

历史哲学家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思想》的出版，标志着欧洲浪漫主义历史思潮的系统形成。作为康德的学生，赫尔德发展了康德的思想。他早在1784年出版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点》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历史事件并非是无规律的，而是正像自然事件一样是按照规律在进行的。”赫尔德把人类生命看作是与其在自然世界中的背景密切相联系的。就像柯林武德所总结的那样：“他所设想的这个世界的普遍性质，是一个有机体的性质。”在赫尔德那里，历史是一个可以研究的具有内在发展规律的客观世界。在历史观念上，赫尔德否定了启蒙思想中抽象的人性的概念，认为不存在单一的人性模式，每个民族文化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取向，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发现和理解每一种文化的自身价值。在方法上，赫尔德明确将非理性的移情原则应用于历史研究。他说：“为领悟一个民族的一个愿望或行动的意义，就得和这个民族有同样的感受。”如张广智先生指出的那样：“在以赫尔德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历史哲学家的引导下，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在实践中运用和领悟着浪漫主义史学，为历史提供新的解释。”于是欧洲涌现了德国缪勒（Muller，1752—1809）、英国埃德蒙·柏克（Edmund Buerker，1727—1797）和法国夏多布里昂、梯叶里等浪漫主义史学家，他们或因赋予历史作品以活的灵魂而打动读者（如缪勒），或因擅长用激情和情感讴歌历史而感动每一个人（如天才史家马考莱和卡莱尔及柏克），或以历史想象唤起人们的情感（如夏多布里昂、梯叶里等）。尽管多数浪漫主义史学家后来被兰克为代表的职业史学家排斥在外，但是他们的贡献不容忽视。浪漫主义思想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大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它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这种历史观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在它的启发下，“人们被引向认为过去全部都是值得研究的而且是一个整体”浪漫主义史学拓展了传统史学家的思想空间，并帮助他们从单纯搜集和整理资料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最终在“寻找材料的人和思想家之间第一次建立了关系，实现了熔合”。浪漫主义思想给19世纪欧洲学术界带来的另一个变化，便是西方史学家从此兼具了思想家的光荣使命，大量历史材料背后的思想被发掘出来，历史不再是枯燥的故纸陈编。

这无疑提升了历史学的社会认可度。

浪漫主义史学之后，长期引领欧洲历史流的学派是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兰克是19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客观主义史学的集大成者。尽管客观主义史学的创始者是柏林大学教授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年），但兰克仍被视为是客观主义史学的精神鼻祖，他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近代以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大师”、“永远无人超越的史学家”。

19世纪30 40年代，诞生于德国的兰克学派在历史研究与史书编写的实践层面上将客观主义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兰克学派的产生有着近代欧洲学术职业化的背景。欧洲在完成工业化革命的任务后，逐步要求科学职业化，作为近代科学之一的历史学也被要求职业化。在这种趋势下，人们要求史学家更加严格地批判史料，以便获得精确的历史叙述。为满足人们追求真理的需要，标榜客观主义的兰克史学应运而生。兰克史学是一种历史撰述意义上的客观主义史学，它破除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及先验论的观念束缚，将人本主义观念贯彻到历史研究中，将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促进了历史科学的成熟。因此，兰克史学一向被视为是真正的历史科学。

兰克学派的历史观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本体论，主张人类历史是自然发展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由各色精英人物创造的。基于人本主义的兰克史学的方法论继承了实证主义方法，兼收德国狄尔泰的“移情论”，强调运用移情方法研究和重建历史，即用“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式的领悟方法”，从精心考证过的第一手史料中领悟精英人物的思想、目的、动机，进而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做出具体的“个别描述”。兰克史学提倡客观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主张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史学家应“排除自我”，一切结论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用史料精确叙述历史，即“让史料说话”。

在兰克史学那里，历史学是以求真为旨趣的严谨的科学研究。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弄清历史事实，而史著的任务就是要把过去所发生的事实如实地用文字再现出来，其间不需要掺入任何史家个人的主观因素。由于强调史料高于一切，兰克十分注重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档案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从而大大提高了史书的可信度。

兰克史学基本的治史方法是史料考证，即搜集大量的原始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严格的鉴别、辨析，运用内证、外证等专业方法考证史料及其内容的真伪，从而使历史研究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所谓“内证”法是指通过对不同人所著内容相同的史料进行参照分析，结合对撰述人的身世、性格、心理等方面的考察，确定史料的可信度。所谓“外证”法，是通过史料表现的形式如语法、体例等是否合乎史料生成年代的规范来确定史料的真伪，通过不同著作、不同版本的相互校勘，使史料真伪自然显现出来。至今，兰克史学关于史料批判的方法，仍然具有科学的价值，一直为人们所沿用。

由于兰克的巨大影响，德、法、英、美等国涌现出了一批追随兰克的客观主义职业史学家，如德国的魏茨、吉泽布雷希，英国的斯塔布斯、阿克顿，法国的莫诺，美国的赫伯特·亚当斯等，这些兰克史学的继承者长期以一流史学家身份控制着欧美一些大学的讲坛和专业杂志。自兰克学派诞生以来，直到20世纪30年代，它一直是欧美历史学的主流，并成为西方史学的传统。

当然，兰克史学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兰克史学的研究领域过于狭窄，该学派过分专注于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领域的研究，重视对精英人物的研究，而忽视经济史和社会史领域，忽略民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其次，兰克史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矛盾，一方面强调用史料说话，另一方面又强调研究者的心理感悟能力，这使得兰克史学难以达到它所标榜的纯粹客观的境界。再次，兰克学派强调史实的再现，深陷于对史料的烦琐考证，见木不见林，对历史发展规律避而不谈，忽视了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兰克史学这些缺陷不仅阻碍了它迈向更高层次的科学境界，客观上也为孕育20世纪西方新史学流派提供了空间。比如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便是在修补兰克史学缺陷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年鉴学派反对兰克史学“移情式”的历史研究法，主张运用包括计量统计方法等新实证方法研究历史，主张对群体史料进行定量的归纳和分析，揭示群体行为和现象的结构、模式或总体趋势。年鉴学派大大提高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在参与构建欧洲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过程中，历史主义史学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历史主义”（Histo—rismus）一词最早于1797年由德国语言学家施莱格尔提出，他强调事物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进入19世纪以后，以德国为主的欧洲史学家把这种思想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形成了以萨维尼、艾希霍恩、洪堡、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史学。该学派强调历史在时空二维元素中的连续性，并试图通过寻找真实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这就意味着该学派将历史研究纳入了遵从因果律的科学轨道上，使得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更加坚实和稳定。我们知道，自从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在其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中发现“因果律”（即“普遍的自然法则”）以来，因果律便被视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共同基础。康德的这一发现也为历史学步入科学殿堂提供了依据。正如柯林武德曾经指出的那样，康德揭示了历史遵循因果律的客观事实，即“历史学叙述人类行动的过程时，是把它作为现象的，因此就把它看作是服从自然律的”。在康德看来，自然律（因果律）能够适用历史学研究的基本规律，这实际上等于把历史学视为了科学。1821年，洪堡发表了奠定其历史主义史学家地位的《论历史学家的任务》的演讲，系统阐述了历史主义的基本原理。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历史主义的原则强调：“在历史认识过程中，首先必须确定历史现象的真实性，然后对这些现象进行理解，理解其中隐蔽着的理念。”

在近代欧洲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中，作为19世纪欧洲历史主义史学重要人物之一的哲学家黑格尔（He.geI，1770—1831）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在理论方法上确立了历史学的科学地位。人们普遍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整体上就是一种历史哲学，但真正代表黑格尔历史哲学成就的著作是他去世后出版的《历史哲学讲演录》。该书首版于1837年，第二版由其子K·黑格尔重订，于1840年出版。该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逻辑原理运用于历史研究，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具有规律可循的特点，为历史学插上了科学的翅膀。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是一个合理的过程，这一过程受其自身发展规律的支配，这一点体现了黑格尔寻求关于整个世界历史合理性发展的一贯主张。黑格尔指出，当一个实际工作着的历史学家要解释一种历史过程或者使之成为可以理解的过程的时候，在他心目之中就有一种程序——用“恰当的概念”把组成它的各种事件“概括起来”，追踪普遍的规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黑格尔认为，人们可以从世界历史的个体现象中寻找到普遍的、内在的精神发展道路。他还认为，总结历史规律可以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也可以从其他常识的角度做出概括。黑格尔肯定了历史规律的存在，在他那里，历史研究体现出了精神自我认识从不自由到自由再到绝对自由的过程。于是，历史研究成了一门寻找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综合性的科学研究。经过黑格尔的努力，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更加巩固。此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合理吸收了黑格尔的成果并加以改造和利用后提出了更为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终完善了历史科学理论体系。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在继承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进一步推动了历史科学的日臻成熟。1844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了《神圣家族》，初步阐明了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书中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论述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对物质的反映；这种反映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辩证过程，它依赖于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世界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最根本的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观念是：人类社会生活各个不同的方面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有机地相联系着的。这一重要观点开辟了历史研究的系统性原则，启发引导了历史学沿着科学的道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关系的转变，进而引起社会根本的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了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有机联系，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理论，它标志着历史科学的最终成熟。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社会科学的伟大革命，使历史学真正成为了一门重要的科学。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能够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要素联系起来做综合的考察，从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世界历史科学研究的方向，在他们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世界历史研究的重点由先前的政治史转移到了经济史和社会史，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主流，人类历史的内涵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历史地理学的现实意义篇6

可见，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不再是一个单纯空间、地域的概念，而是获得了质的规定性。不过，这种规定性却只是头脚倒置的精神性，是思辨哲学作用于世界历史的产物。马克思虽然也以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和规定性为前提，但却明确表达了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反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这样阐述了自己与思辨历史哲学的原则性的分歧：“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他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段话清晰地表达了逻辑应当符合历史的思想，真正的历史知识应该是对现实描述的结果，是对这种结果的抽象和概括。因此，作为一种对世界整体性和规律性把握的“世界历史”理论，只能是以作为现实的“世界历史”本身的形成为前提的，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是对“世界历史”考察的结果并对这种结果的抽象和概括。可见，同为整体叙事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分歧所体现的，正是马克思新的实践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主体的世界观的分歧。

二、“世界历史”理论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关系

首先，新的世界观为“世界历史”理论提供了本体和方法。新的世界观使得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成为一种逻辑的必然，并且也为如何进行这种研究提供了方法论。

新世界观主张，“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现实的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与旧唯物主义不同，实践唯物主义不是从纯粹直观的和客体的角度去研究问题，而是从“感性活动”、从实践出发，意识和精神都只能从人们的生活实践中得到解释和变革。而人的生活和实践的展开便是人的历史，因此，对历史的研究便是新世界观题中应有之义。从人类历史的实际进程来看，大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才真正使世界历史摆脱了一种纯粹地域的状态而成为真正的历史，“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正是这种由于大工业而产生的世界历史，为“世界历史”理论提供了本体、提供了研究对象，使得对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研究具有了可能和意义。

其次，“世界历史”理论是新世界观的展开，是其内容必要的具体化。马克思“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无论是对观念的解释还是解释本身是否成立，离开了对具体的世界历史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交往关系的研究，都将成为一个空洞的断言。正是在对历史的这种具体研究中，新的世界观获得的内容具体化了，成为了一个可检验的理论。换言之，新世界观能否成立，关键在于它所提供的并且与其本质密切相关的方法论能否有效地解释具体的历史，作为一种理论的逻辑是否与历史的真实进程一致。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世界历史”理论是新世界观必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运用新世界观分析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社会形态理论，众所熟知的“五形态”划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共产主义所有制的形式而出现。目前对“五形态”理论的认识也存在不少分歧，理清“五形态”理论与“世界历史”理论的关系对于准确把握两者都是颇为必要的。

三、“世界历史”理论与“五形态”理论依据不同的标准，马克思对社会形态有不同的划分，有以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商品经济社会形态和产品经济社会形态为内容的“三形态”与前述的“五形态”之分。其中，“五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以前述未完全成熟的形态出现的。目前有些人以社会道路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来否定“五形态”理论，或者认为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中已经扬弃了“五形态”的理论。

对此，不少学者已经正确地指出，上述看法，实际上忽略了“世界历史”和“社会形态”理论之间的本质关联。世界历史与社会形态之间的本质关联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共产主义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这是因为，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其一，只会有贫穷、极度贫苦的普遍化。其二，历史便达不到世界历史的高度，个人也不会成为普遍的个人。“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使其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非常明确，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特定的时代，并非具体某个国家意义上的“地域性的”共产主义，苏联的解体无疑证明了马克思对“地域性”共产主义洞见的深刻性。首先，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必须以世界历史的形成和“世界交往”为前提，而世界历史的形成和普遍的“世界交往”又只能是“生产力普遍发展”的结果。“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也只有从世界历史的视角，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其次，共产主义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历史地理学的现实意义篇7

一、两种唯物主义的内在关联及其超越

从思想史上来看，在马克思哲学变革之前，存在着两种与马克思哲学直接相关的唯物主义：一是法国的唯物主义，一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变革，从唯物主义的规定性来看，就是如何超越这两种唯物主义的问题。

对于法国唯物主义，过去关注较多的是其物质本体论层面，即世界的物质规定性以及这种规定性对意识的刺激所引起的反映。对于这种唯物主义，黑格尔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首先从感性确定性的层面来看，这种起源论式的唯物主义是一种直观的认识，而这种直观认识的本质规定恰恰不是其直观性，而是共相。因此，当我们认为对一棵树的认识来自于这棵树对我们的刺激时，我们并不能真正地获得对外部存在物的知识，因为如果没有树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无法将树与其他的东西区别开来。其次从知觉思维来看，这种唯物主义恰恰也是需要扬弃的，因为知觉的本质规定性并不在于人对外部存在物的反映，而在于知性的理性规定，或者说理性构成了反映的本质规定。黑格尔通过从感性到知觉、知性再到自我意识，在我看来，倒是揭示出这样的问题：即传统的唯心主义(前黑格尔式唯心主义)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而且这种唯心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传统唯物主义的“真理”。“如果无思想的意识表示观察和经验是真理的源泉，那么它这种说法很可能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这是说只有视听味嗅触是真理的源泉；其实在它匆忙地推崇视听味嗅的时候，忘记了说明同样本质的一件事实，即当它感觉的时候，它已经在为它自己而规定这个感觉对象了。”在传统研究中认为是对立的地方，黑格尔看到的恰恰是统一，这个统一的最高形式就是绝对观念。这才是黑格尔哲学从自我意识之后才进行长篇论述的意图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恢复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起源本体论来反对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我认为是行不通的。马克思要想超越黑格尔哲学，就必须超越机械唯物主义问题域。

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马克思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关注也并不在于其本体论层面。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接受，源自于《莱茵报》时期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同时期对历史学的研究。《莱茵报》时期遇到的理性与利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使他脑海中的青年黑格尔思想受到冲击，而这时对历史学的研究使马克思坚信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由此他才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颠倒原则，肯定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思想。这是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起点。但紧接着的问题是，如果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那么怎样批判市民社会，就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问题。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必须在这一点能够发挥作用，才能真正地得到马克思的认可。可见，马克思关注的并不是世界起源意义上的唯物主义问题，而是如何面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唯物主义批判的问题。

从这个线索中我们才能看到马克思为什么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链接到了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通过一种颠倒原则将理论的原点定位在“人”上，这种“人”是超越了“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对立的人。回到生活中，费尔巴哈则是从人本学的类本质及其异化逻辑来建构自己理论的批判意味，即现实的市民社会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对这种异化的扬弃才能真实地回到人本身。这种唯物主义，从逻辑思路上来看，与黑格尔是一致的，人的类本质异化及其复归与绝对精神的异化与复归是同一个过程，不同的是，费尔巴哈的“人”只是黑格尔哲学中一个重要环节的中断，并将这个环节独立出来加以放大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是无法驳倒黑格尔的。正是在这里，法国机械唯物主义从反映而来的理论，反而具有了“直接的”现实批判性。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援引了爱尔维修的理论，其实这也是法国唯物主义在面对社会历史时较为普遍的想法。按照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观点，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善恶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社会环境造成的。因此，人性的提升首先就要改造这个社会。回到马克思的语境中就是，国家理性之所以成为私利的工具，并不是由于抽象的理性出了问题，而是当下现实的结果。这与他批判市民社会是一致的。在这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学与法国的唯物主义都可以批判市民社会，但两者的指向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更强调于人性的回归与获得，而法国的唯物主义更强调对现实世界的革命。但从法国唯物主义来看，批判现实的前提何以获得?这与费尔巴哈批判市民社会的抽象的“人”何以获得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与对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批判具有了相同的意蕴，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第一条批判了费尔巴哈之后，第二条批判了认识论意义上的直观原则，在第三条中接着揭示了法国机械唯物主义的“二律背反”。如果人的罪恶是由环境造成的，那么改变人的恶性首先在于改变环境，“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2](P59)因此改造社会环境的理性何以获得就成为一个问题，这是一种逻辑的循环。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之所以具有同质性，就在于两者在面对社会历史时，具有相同的理论视域。而这样一种理论视域与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并没有什么区别。这才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马克思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解决黑格尔的问题。可以说，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因此，不加批判地用传统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来嫁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理论上的误解。

这实际上告诉我们，马克思对传统唯物主义的超越，并不在于一种物质本体论层面的重新强调，而首要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的理解。在物质本体论的层面，传统唯物主义已经具有了辩证法的内容，如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我们就可以读到。因此新的超越必须是社会历史观领域的超越。在历史观层面，旧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具有同质性，他们都从抽象的原则来理解历史，将鲜活的历史过程变成了历史编纂学的材料。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超越，同时也就是对旧唯心主义的超越，指向了对社会历史的理解。

二、回到历史本身

从任何一种理论出发来面对社会历史生活时，社会历史生活总是处于特定理论视域中，因此“前见”总是难以避免的。当旧的唯物主义强调认识总是对外部对象的直观反映时，这种唯物主义就处于矛盾着的二重性之中。首先从直观反映的层面来看，外部对象总是作为现成性的事实而存在，对这种现成性事实的认识，正如培根“四假相”所说的，要消除的正是任何个人的“前见”，力图达到对事实的纯客观反映，这种现成性的思维与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性思维遥相呼应。在这种思维中，自然与历史都是现成存在的事实。虽然与以前的唯物主义相比，费尔巴哈不仅把对象看作是现成的存在，而且看作是感性的存在，但这种感性是直观的感性。在直观中，现成的存在是永远不变的，当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是以“爱”为价值取向的人时，这种感性的存在就是现成存在的彼岸世界，形成了“自然”与“历史”的对立，“自然”是现成存在的东西，而“历史”则是奠基于人性的东西，它与现成性的实在自然界没有任何关系，这构成了矛盾二重性的第二个方面。正是这第二个方面，形成了面对历史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在黑格尔之后成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历史编纂学”。

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历史直观性，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因此，任何“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工业化进程中，根本就是一个虚假的问题。马克思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批评涉及以下问题：第一，旧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纯本体论或认识论层面，而主要存在于社会历史观，他们的直观性错误在于对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无视或误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第二，要真实地透视旧唯物主义的问题，首先就在揭示理论与社会历史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要回到历史本身来对理论进行定位。在这个意义上，有没有“前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社会历史生活中透视这种“前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回到历史本身，又回到理论本身。这构成了马克思破除历史编纂学，回到历史本身的方法论前提。

面对这种历史编纂学，马克思指出真实的历史并不只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是由现实的人的现实活动建构起来的。“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从马克思的这一描述中可以看出，作为能动的生活过程的历史：首先是现实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建构的结果，对历史的考察就是要分析这种建构性的过程，而不是对现成物进行事实的汇集或想像的抽象。真实的唯物主义必须是对真实生活过程的描述与说明，“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其次，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创造着历史的。费尔巴哈也将“现实的个人”作为面对历史的起点，但“现实的个人”在他那里变成了一种形而上的规定，缺失的正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实践也不是康德、费希特意义上的道德实践，而是现实社会关系下的物质实践，并总是遇到特定的前提条件，而这种特定的条件又是前人实践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在时间传承关系中建构出来的。人们创造历史又处于结构性的关系中，这种结构性的关系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实践是一定社会关系条件下的实践，是特定历史时空中的动态性过程，是现实的人进行具体而现实的活动。这种意义上的实践不再是传统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从本体论意义上对实践的重新理解，就是再次将历史凝固化了。因此，社会存在这个概念并不是要素的集合体，也不是精神的外在结果，社会存在是一种历史关系的建构，这与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有着根本的区别。只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指出，我们才遇到意识问题。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区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是先有意识，然后才有对世界的认识，在这里似乎是先验的理性规划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马克思要追问的是，这种先验的理性何以产生?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是从感性确定性直接推论到共相的优先性时，黑格尔实际上就承认了人的存在首先就是理性的，当他把这一点当作自然的事实来接受时，黑格尔就直接站到了现代社会的立场上。而在马克思那里，他要揭示的是这种理性何以在社会实践中产生出来。由此，马克思对哲学理论有了新的理解：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哲学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纯理性批判，在这种界定中，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即哲学是超历史的、能够评判一切的尺度，这正是黑格尔对哲学的解释。而在马克思的新视域中，哲学的超历史性被解构了，我们需要做的正是对哲学的透视，在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实现互文性解释，这是超越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前提。因此对历史过程的理解，首先就在于对过去的理性意识的悬置。只有通过这种悬置，我们才能真实地理解意识在现实历史中的定位。因此历史的真实过程与意识内的历史过程存在着差别，但意识又总是历史活动中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实践活动又可以转换为意识活动的对象，使意识成为对人与历史活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使客观的历史过程变成自觉的历史活动过程，使客观的关系变成“为我关系”。从这里，才能生发出批判历史的张力。

因此，唯物主义在马克思这里具有了新的含义：唯物主义不是对历史加以现成性的收集，也不是对历史进行实证性的分解，更不是对历史进行主观的抽象，而是真实地回到历史本身。在这个回归过程中，唯物主义抓住的不再是现成性的事实，而是历史的流动性过程，唯物主义也就从抽象的、对面式的“看”变成了具体而历史的“思”，是卷入到历史过程中但又从这种卷入中的抽身变成了分析问题的方法。在这里，不再有任何教义性的唯物主义，有的是对自身进行反思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唯物主义，这种理论的发展才不会陷入到相对主义的泥淖之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本身成为辩证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辩证法，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才能是同一个东西。可以说，只有当马克思同时超越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时，马克思才能真实地获得自己的唯物主义。

三、批判的唯物主义

从社会批判的理论来看，存在着两种批判模式：一种是伦理道德式的批判，一种是来自于社会历史本身的批判。在前一种批判模式中，有着其自身的演变逻辑。它先设定一个绝对的前提，将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这个前提之下加以考察。在理论谱系上，这种批判是启蒙理论的产物，启蒙理论将理性作为一切审判的原则。但绝对的原则总是要通过具体的个人才能体现出来，如是在面对社会生活时，或者是绝对原则对现实生活进行一种完全否定性的批判，陷入到自身的空洞性中，或者是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之中，而当陷入到个人伦理批判时，原来那个绝对原则也就失去了先前具有的效准，个体自身的伦理判断变成了一切的效准，最后的结果是走向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相对主义。因此，绝对主义与虚无主义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批判理论与马克思哲学中真实的批判意蕴完全不同。形而上学的批判总是要寻求一个最终的本质，不管这种本质是采取最高存在者的方式，还是以存在的方式，这种本质总是无处不在而又发挥着终极作用的。当用这种本质来批判历史生活时，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就变成了一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当这种伦理道德式的批判变成一种固定的模式时，任何批判就变成了一种固定模式的重演，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现存意识形态的共谋。巴特关于语言的一段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处于权势状态的语言(在权力的庇护之下被生产和传播的语言)，顺理成章地成为一种重复的语言；语言的一切社会公共机构均是重复的机器：学校，体育运动，广告，大众作品，歌曲，新闻，都不止地重复着同样的结构，同样的意义，且通常是同样的辞语：陈规旧套是一政治事实，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形象”。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什么每一次激进的批判，都变成了强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契机。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张力来自于社会生活本身。对于自己的批判思想，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的批判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批判理论要从社会历史生活出发。针对旧的伦理道德批判，马克思指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分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一旦回到社会历史本身，任何形而上学的本质、任何不变的本体都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因此，首先需要对社会历史生活进行科学的描述，这正是唯物主义的第一层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唯物主义是对任何理论抽象的解毒剂。

其次，批判的张力来自于社会生活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在讨论费尔巴哈时指出，虽然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意识到要将对宗教的批判归结到对它的世俗基础的批判，但怎样批判这个世俗基础，费尔巴哈恰恰又回到了抽象的“人”之中。正是从这里，马克思转向了社会生活的经济过程，揭示了经济生活中的内在矛盾以及由这种矛盾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揭示了这种变化的可能趋势，使唯物主义的批判具有了现实的基础。

第三，当新的唯物主义澄清了现实历史进程以及自己在历史生活中的定位时，这种唯物主义不仅获得了对社会历史生活的意识，而且获得了自身的自觉意识，具有了反思历史与反思现实的力量，这样的反思才是一种现实性的批判，并在实践中促进现实革命化。正是理解了这一点，霍克海默才说：“客观事件是不依赖于理论的，而这种独立性正是它的必然性的组成部分：观察者本身不能在客体中造成变化。可是，有意识地进行批判的态度是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对历史进程的解释是经济结构的必然产物，它同时既包括由这种秩序产生出来的对这种秩序的抗议，也包括人类自决的观念，即关于人的行动不再由外在机制决定而由他自己来决定那样一种状态的观念”。唯物主义总是在面对着历史本身，并在这种面对中获得批判历史的张力，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本性规定。

【参考文献】

[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仰海峰.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五次批判[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8，(4).

历史地理学的现实意义篇8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其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的，而《共产党宣言》是其早期革命理论的总结。本文试图对宣言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革命观进行分析，给出对马克思的历史观产生的一种背景解释。进而通过二种不同的历史观的比较分析，说明在历史材料与历史因果关系的选择上，我们同样不能脱离我们自身的历史环境。

1 马克思的历史观简述

马克思在1848年发表宣言之前，就提到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而其后亦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促成的。”②同时，在宣言中，其认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进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③从其中可窥见马克思的历史观与革命观有某种联系。马克思认为：“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④可以说，这是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种表达在马克思眼中，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众所周知，马克思把人的本质规定为社会性，在反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历史之间相互脱离时，马克思指出了人类生存的前提也就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中，历史促成了社会的进步。由此可见，历史的发展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时又以人的能动性相关联的方式前进的。正是对历史的客观性的把握，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性的理解，使人们通过自觉的意识来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这样的观点就形成了。“在历史方面存在着象人和自然这样同样的关系，人只有在认识规律条件下方能掌握自然——培根和笛卡尔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的必然性不是任何一种强制，就如同自然规律对人来说同样没有强制性质一样，而是历史的有规律的进程和过程”⑤通过对历史的把握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⑥而“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一切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⑦

由此，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与其革命观联系在一起的，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在于它是对于历史发展的合理性的掌握。是对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而这一认识是建立在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基础之上的。然而，这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对历史的可被认识的前提下展开的，也就是人能够把握历史进而能依其自主性而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向创造未来。它作为知识上的唯一真理而提示共产党人要进行革命并实现历史所给予的神圣使命。然而知识本身不能以自封为真理而被封闭。正是这个基础上，不同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给予了不同的解释。

2 历史学家与其立场

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视角出发对于马克思如何形成其历史观将会做出一种合理的关于马克思的历史知识与历史观的形成的一种解释，并对其历史观提出置疑。克罗齐认为，“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的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⑧在对什么是历史事实的问题上，马克思认为历史事实是可以发现的，而克罗齐认为，“一种与凭据没有关系的历史是一种不能证实的历史，既然历史的真实性在于这种可证实性，既然使历史获得具体形式的叙述只有当它是对于凭据的批判性说明才是历史性的叙述，那么，那种历史既无意义，又不真实，就不能作为历史而存在。”⑨可见，对于历史事实而言，它是基于现实的人的兴趣而对历史本身的认识，因为，历史学家“像其余的人一样，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他既是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产物，同时又是那个社会自觉或不自觉的代言人，他正是以这样的资格去接受过去的历史事实的。”⑩历史学家是历史的一部分，他在队伍中所处的地位就决定他在观察过去时所采取的观点。即历史学家在开始写历史之前，就是历史的产物。豘由是，这产生的一种矛盾，即，马克思本人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所采取的历史观也自称是建立在实证科学的基础之上的，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一个人的历史观是在作为历史产物的历史学家因其立场而对历史事实进行的不同解释。前者认为历史是客观的，而后者认为历史实质上是现实与过去之间的一种关系。而实质上这涉及到历史与科学的关系，即，一个现在的人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他主张能证明历史客观性的材料本身与其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样的关系。正是由于他们在材料上的性质而牵涉在道德上判断这样的争论之中，马克思的历史观正是在这样的关联中与其在革命的合法性上建立的一种关联。或者这也可以这样来看，即，在解释历史的因果性的关系上，历史学家如何选择、排列历史实事而使之成为可以指导将来的人类行为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历史的规律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在自觉性的基础上，人类要创造历史，而以往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现在共产党人只能通过革命的方式，自觉地创造历史条件从而实现共产主义。而这个规律性是建立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的，要在将来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必须依赖这种规则本身来推出将来的社会发展进程。马克思的唯物观与历史观相互结合充分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正是如此，他才说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这句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有立场的，在马克思所经历的社会背景与马克思的历史观之间存在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同时，马克思在分析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之际，其立场与历史分析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为复杂。正是从他开始，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的产物，他也创造了历史，从他之后，人类的历史在后世就多了一种解释——阶级斗争的历史与共产主义的未来设想。在如此众多的历史事实与事件之间的排列中，那些没有生命的过去又重新被创造出生命。而在马克思看来，他所不关注的历史事实已经隐去。“在这种情形下，如果那种联系中断了，我们就不能把下余的东西再叫做历史了（因为历史不是别的而是那种联系）。从此以后，它只能把象我们把人的尸体叫做人一样被叫做历史了，下余的东西并不因此就是无。”豙

那么，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们似乎是在历史的客观性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正如卡尔所说，“历史中的客观性不依靠、也不能依靠此时此地存在着的、某种固定不移的判断标准，而只是依靠在将来积累起来的、随着历史前进的过程而进化的一种标准。只有当历史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建立起有连贯的关系时，它才获得意义与客观性。”豛我们有理由认为，秉承一种科学的精神，马克思的历史观是有意义的，而且在当时代的社会背景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他开放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可能，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72德文版序言中所讲，“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言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豜这种科学精神正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始终不渝的学术精神。

那么，马克思的历史观既然与其生活的年代有密切关系，而现在来讲，我们是否可以说，他仍然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呢？即，从我们今天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之于今天社会的某种合理性的意义，实质上当我们不自觉地评价马克思主义本身时，我们实质上在今天与马克思主义也建立了一种历史的联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本身的意义正是通过后人包括我们现在而进行展示的。而我们也将继续创造历史并被历史所创造。

注释

①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99：4.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99：9.

③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99：36.

④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99：47.

⑤ [德]曼弗里德.布尔著.理性的历史——德国古典哲学关于历史的思考.王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109.

⑥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99：10.

⑦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99：26.

⑧ [意]克罗齐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2.

⑨ [意]克罗齐著.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4.

⑩ [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著.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34.

豘 [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著.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39.

历史地理学的现实意义篇9

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较晚，在这一理论深入研究过程中，争论较多，从总体上讲还是分歧大于共识。本文把之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并给予评析。

一、关于世界历史范畴的界定

世界历史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范畴，理清世界历史范畴的实质含义是研究马克恿世界历史理论不可绕过的环节。由于出发点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解不同，人们对这一范畴的解释分歧颇大。

卞玉玲老师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而是指各民族和国家进入全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是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其形成取决于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的发展。何颖指出，马克思对世界历史概念的界定有三层含义：生产力的世界化，生产、交往活动空间范围的扩大，各民族之间相互依赖性增强。于炳贵先生则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同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二者的范畴和意义不同。叶险明教授则将世界历史范畴加上了第四层含义：特指共产主义的最终结果。

关于世界历史的范畴，学术界目前普遍达成共识的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而是特指16世纪以来，各民族、国家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普遍交往，打破民族封闭状态，进入相互依存状态，使世界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一体化以来的历史。其共同的特点是：把资本主义大工业开辟世界市场以来，世界日趋一体化的历史当作马克思世界历史范畴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内涵。把各民族和国家看作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或要素。

二、学术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内容的研究

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内容作了论述，任吉刚老师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叶险明教授则认为：马克思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论述是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刘刚老师认为：普遍交往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梁树发教授从世界历史产生、发展的历程出发认为：实现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内容。

总之，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创造了物质基础。其次，交往的发展强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区各民族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直接导致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三、学术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指导意义的研究

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从人类物质实践出发，以宽广的世界历史视野来审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深刻地揭示了世界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创立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今天科学分析和正确把握全球化的实质、应对各种挑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武器。当前，全球化已经渗透到全球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我们今天认识全球化的实质，把握全球化研究的方向和意义而言，学术界在以下两点基本达成了共识。

第一，全球化的产生、出现和发展印证了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实质，预言了全球化的趋势。

第二，要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精髓为指导，认识全球化的实质与发展方向。资本主义建立了世界市场，开创了世界历史，而经济全球化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而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它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只能是共产主义。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的问题。理论界主要的分歧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否是对经济全球化的预测。蓝江老师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吴仁平老师认为，尽管当前的全球化和马克思所预测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的“全球化”趋势有很多不同，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对经济全球化的预测。㈣宋士昌、李荣海也认为，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全球化的特点和本质，解释了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

本人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相关论述看成是对当前经济全球化的预测，马克思只是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前的全球化趋势相吻合，但我们可以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呈现的方法论来指导今天的全球化实践。

总之，通过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情况的综合论述，弄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内涵、基本内容和指导意义，有利于我们树立科学的世界历史观。

参考文献：

[1]卞玉玲，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到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J]，周口师专学报，2002，(1)。

[2]何颖，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田，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2)。

[3]于炳贵，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J]，理论学刊，1995，(6)。

[4]叶险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代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

[5]任吉刚，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当代意义[J]，山东师大学报，1995，(5)。

[6]叶险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1)。

[7]刘刚，马克思普遍交往观的阐释视角及现代启示[J]，广州大学学，2003，(10)。

[8]梁树发，从源头上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J]浙江学刊，2003，(1)。

历史地理学的现实意义篇10

一、在历史学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别强调“历史学家作为历史著述和解释者的角色的重要性”和“用于传达历史学家思想的语言的重要性。

它认为历史学是“无法独立于历史学家而存在”的，“由此对历史学能够提供任何种类客观真理的能力提出质疑”。[1]“修订第三版序言”，7后现代主义者用以批判历史学的一个基本的理论是，“具有高度主观性的价值判断和假设不仅存在于历史资料中，而且存在于历史学家用于表达他们思想的语言中。”[1]自然科学常被人们用作评价历史学的参照物，然而，“大多数人有关科学知识的假设仍然是19世纪实证主义过时的残留物；相比通常的假定而言，科学知识实际上是较少确定性和客观性的。”[1]建立在过去的实证主义理论基础上的“科学观”虽然在外行人的认识中占有某种支配地位，对科学家的共同体而言却不再具有那么大的说服力了，“归纳思维和被动观察，不再被视为科学方法的标志。”[1]如下的共识已难以回避：“对自然和人类世界的所有观察都具有选择性，因此都以一种假设或理论为前提，不管它是如何的缺乏逻辑一致性。”[1]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还有着其他或许更本质的相通之处，“自然科学本身的基础是知觉、观察和实验，即，是历史地确定了的事实；而知识的全部真实性所根据的‘感觉’除了采取确认的形式，即，当它们就是历史以外，它们本身并不是知识。”[5]因此，基于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对比，而从过度质疑人的感觉的可靠性和记录的准确性的角度来否定历史学的存在意义的历史怀疑论，将不免陷入困境。那么，科学与历史的研究的意义都将从此降低吗？对于并非将科学当作现代神像来膜拜的人来说，若恰当地坚持在“假设和尝试性反驳之间，或在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之间的对话”，[1]科学研究不会因为存在主观性、不确定性而失色。而这种科学的精神与方法可以、也应该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为增进人类的智慧与知识作出贡献。

二、要进一步解答历史学如何在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世界中自处这个复杂的问题，按照历史研究的逻辑，应该从历史地认识产生于特定时代与文化的后现代主义开始。

如其名所示，理解“后现代主义”要从理解“现代主义”开始，这里仅把与这篇文章相关的那部分“现代主义”归纳为“支撑了现代工业社会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的演进”的核心信念，即“对进步的信念和对训练有素、理性研究功效的信念”。[1]然而，理性与科学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却造成了人的“异化”，“人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为经典科学所描述的程序化的世界。人性在这庞大的自动机中被扭曲，‘规律崇拜’具有了一种新宿命论的色彩。”[4]“理性”也由人这个主体的一个部分，异化为奴役人的“抽象外在形式”和“凌驾于理智之上并奴役理智的权威”。[4]随着“自由竞争高度发展带来了工具理性背后的价值非理性，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泯灭了对人生价值与终极关怀的追求，社会地位的剧烈动荡产生人的失落感、彷徨感与孤独感”，[4]世界大战、生态危机、极权统治等“现代病”日益引发人们的忧虑。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便不得不反思现代文明及其思想基础了，表达了一种“对新理念的追求和从前一代思想中解放出来的愿望”[1]的后现代主义也就应运而生了。必须特别注意，后现代主义是依附于现代主义之上的，它是一种“反抗性现象”，[1]一种“批判的理论”即“现代批判主义”，[4]一种“反抗理性异化的‘理性重构’运动”，[4]而非关于崭新的时代的完整蓝图。以电脑程序来比喻的话，后现代主义是重要的更新补丁，但不是新一代操作系统，它的良好运作必须建立在现代主义的基本架构依然存在的基础上。简而言之，后现代主义是已被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所困扰的西方社会发出的“走出现代化”的呼声，是对科学、理性、民主等现代文明的最高价值取向的修正。[4]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它并不是那么适合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充满了宗法农民文化残余的中国社会。[4]当今中国的历史学者及其历史研究，难免在社会文化的影响下，“缺乏维特根斯坦哲学中那精细分析与波普证伪主义中那种严格逻辑的基础，而更多地与我们民族传统的模糊思维、原逻辑思维的非理性特征混在一起”。[4]在现代主义影响下的追求独立、客观、中立、逻辑严密性的历史研究思想和方法仍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贸然于后现代的解构与叛逆的浪潮中随波逐流，是很危险的。显而易见，在没有借助理性的拐杖站起来、没有借助理性的灯火指引方向的状态下，把理性贬低乃至抛弃，人们就依然是匍匐在黑暗中胡乱摸索的，自由的历史研究不过是海市蜃楼。

三、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某些批判应该虚心应对，例如，它强调了在历史研究中完全实现绝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按照某些规则描绘世界意味着接受某些价值观念而拒绝其他价值观念。

此类认识有助于学者宽容地对待不同的思想理论，因为既然所有的理论都是人类思想的产物，那么就不应该简单粗暴地按照贴上的标签来处理了，这对于丰富历史学的内涵是有极大好处的。同时，这种后现代观念事实上也驳斥了那种要求历史学者不关心理论以趋近客观状态的理论，因为既然主观的思想在历史研究领域中不能彻底排除，那么“‘摒弃思想’的做法实际就是摒弃‘思想的严肃性’，是狡猾地把价值给予最庸俗和矛盾的思想。”[5]这就提醒历史学者们要时刻保持清醒与意识的独立，用一种容易引人误解但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法来描述的话，就是“历史永远应当严格地进行判断，永远应当力求主观，而不被思想所参与的冲突或其所冒的危险所搅乱。因为只有思想本身才能越过自己的困难和危险。”[5]历史学者不应该盲目畏惧研究中存在的主观性，因为其中也有着可确定性。肯定主观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表达、理解、解释的完全任意性。首先，一切文本都有其产生的时代与社会背景，“这意味着不仅要认真研究语言这种媒介，而且要确定作者的背景、文本产生的条件，预期的读者，那时的文化观以及作者和读者所处的社会关系。”[1]其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生成的文本，“都有它自身的文化基础、概念范畴和用词模式”，[1]它们不仅提供了表达意思的丰富的工具，而且使它们的使用者因为使用它们而受到了相应的限制，不得不遵从一定的规则，“学术研究的任务就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特殊性中确定这些规则，并在解释资料时充分考虑这些规则。”[1]最后，最重要的是人性中存在的可延续的相通之处，这是人类交流的关键基础。基于上述三点，人们可以确信，至少部分地理解某些带有主观性的历史记录是可能的。

四、带有主观性的历史研究和文学有所区别，因为“历史”不仅是具体的、可以质疑的知识，还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

要初步认识这种历史性的思维的特殊性，可以从考察人们对时间的理解开始。历史上，人们理解时间的方式不是单一不变的。以欧洲中世纪的“神圣的共同体”为例，其中的人们之间通行着一种“同时性”的概念——“把时间看成很接近本雅明所说的‘弥赛亚时间’，一种过去和未来汇聚于瞬息即逝的现在的同时性”，标示它的多是带有神圣性质的“预兆与成就”。[7]而人们在现代社会中则共享着另外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的观念——“同时性是横向的，与时间交错的”，标示它的是“由时钟与日历所测量的，时间上的一致。”[7]人们理解时间的方式存在差异及可变性的观点，可以帮助阐明以下的事实，即与对时间的理解密切相关的历史性的思维方式是可变的，因此它也是特殊的，其存在需要以某种方式进行维护；另一方面，把历史看作是一条由时间串联起来的“无尽的因果锁链”[7]，是历史性的思维的一项基本的特征。[1]上述的基本的历史性的思维方式可以分为两个要点——在认识和实践上把人与社会看作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连续统一体的假设”[1]和“一种对理性的实质性地运用，它的基础是因果关系模式。”[1]不论事实是否如这种思维所设想的那样，现代社会的运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建立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上的，“如果了解过去的抱负被完全放弃，那么，我们就绝不可能确定现实是如何形成的。”[1]历史性的思维方式与社会生活的融合程度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历史学家’”。[1]人类在生活中的各个不同方面极大地依赖历史性的经验——“作为一种确认我们身份的手段，作为了解我们潜能的线索，作为我们对他人印象的基础，以及作为未来可能性的一些启示。”[1]不仅对于个人是这样，对社会集体来说也是如此。失去这类经验——亦即是历史地形成并保有的知识，否定它们的价值，就像失忆一样。举例来说，人们可以不相信某些受政治影响的记述，但如果否定整个历史思维产品的价值亦即同时否定了这种思维方式，那么也得否定公司的票据、报告存在的大部分意义。毫无疑问，经济活动中使用的报告、票据也是历史记录，即便满是数字的票据，也可能有造假、失真；而且，数字与公式的意义、关系仍要由语言文字来说明。简而言之，专业历史著作无法回避的问题，当下的经济文件之类的记录一样也逃不掉。进一步来说，记忆也是一种历史著作，历史著作也是一种记忆，对待记忆的方式可以使如何对待历史著作的问题得到参考，怎么对待历史著作也会影响到怎么对待记忆，因为它们共享着同一种思维方式。具体地考察历史性的思维方式的话，会发现其中有着丰富的内涵，这里略为辨析两点：一是，历史作为一种分享经验的手段，为人们提供了关于不熟悉的事物的“记忆储存库”和“文化资源”；这其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无法通过亲历而直接获得的，但是这并不足以阻止人们了解异国的特色，如同不能让人们放弃知晓邻居亲戚的信息一样。[1]二是，认为历史不会照原样重复因而借鉴意义不大的看法，并无多少价值——“历史学是有关各种可能性的一个清单”，[1]具体的事例中的某些思想或许具有跨时空的相通性；人们在利用经验的时候，通常也不是照搬，而是在理解和运用中对其进行拆分、组合、再加工。历史研究的思维方式及其成果，就是这些思想和供使用者组合、改装的经验的零部件的重要来源。总而言之，“历史”不仅是具体的知识，还是一种几乎充满着现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思维方式。历史学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它是其产物；另一方面，它也会影响人们的历史性思维。历史学的存在和意义，是历史性的思维方式的一种保证。下面的一种说法颇有启发意义：“历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挑战由社会因素促成的对历史的错误陈述。这种行为就像专门祛除白内障的眼科医生。”[1]“错误的陈述”不仅指具体的解释，还可以包括用来得出答案的思维方式，“白内障”则是妨碍人们合理地运用历史性的思维的障碍。缺乏实际操作——历史研究——的话，历史性的思维方式中存在的相对的规则是难以理解的，其中的问题也得不到充分的检验和修正；长此以往，人们不仅难以治愈“白内障”，甚至连自己生了病也不容易察觉到。如果历史学的追求事实的可能性，以及用时间与因果的链条认识世界并指导实践的思维方式——而非仅仅是应用这种方式得到的某些具体的结果——被否定，那么现有的社会大概就会崩塌，然后形成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形态。

五、在对历史学进行批判的同时，后现代主义还直接为这门学科的发展注入了颇具活力的新因素。

例如，“认识到语言强加给使用者的结构性限制”，引导历史学家去发掘表面的历史文献背后的社会文化、潜在的意识。[1]此外，后现代主义既然指出历史叙事中存在大量文学因素，一些历史学家就受此启发，“将历史编纂视为一种文学形式并乐于进行试验性创作”。[1]后现代主义还帮助历史学开拓了一些发展前景广阔的新研究领域——它“将话语解构为一种形式的文化权力”，使人们明白“历史编撰本身是一种文化霸权的表现”，刺激人们关注在过去的主流研究之外的对象，如女性、“落后”的社会及文化等。[1]总的来说，历史学者应该用历史学的眼光去审视后现代主义，用批判吸收的态度去面对后现代主义，在不可避免的主观中更加严格地分析材料与完成作品，在不断的实践中修正和巩固建立在时间、因果关系之上的历史思维，并且勇于在新的领域中进行开拓及锻炼。这样一来，即便失去了一些具体的“科学性”，却保持住了一种更为重要的科学的研究精神。

参考文献：

[1]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M].吴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王晴佳.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J].东岳论丛,2004,25(1):11~19.

[3]何平.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及其方法论[J].社会科学研究,2002(2):115~119.

[4]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M].北京:语文出版社,2010.

[5]贝奈戴托•克罗齐著,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历史地理学的现实意义篇11

历史主体观不仅是马克思原创历史唯物主义与各种唯心史观的分水岭，而且还是后来多种“历史唯物主义”阐发之间的论争焦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历史无主体思想常常被冠以“神秘主义”或“忽视个人能动性”的标签，这就使得原本深刻的思想被简单化；而批评对象的平庸决定了批评者的平庸，所以在简单化理解历史无主体论的情况下，以历史唯物主义对之展开批评的做法就成了堂吉诃德斗风车。这显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高度。由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历史无主体论的真实意义问题，从而在一个广阔的比较视阈中推进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性研究。

一、马克思生前身后的四种历史无主体论：黑格尔、普列汉诺夫、阿尔都塞和苏联哲学教科书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深入开展离不开与其他历史观的对话，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正是在思想交锋中形成发展的。这一命题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原创历史唯物主义与之前历史观的对话，二是马克思身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阐释之间的对话。围绕本文的主题即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无主体论的关系问题，我们选取马克思生前身后最具代表性的四种历史无主体学说作为切入对象。

一是与马克思“血缘关系”最近的前辈――黑格尔的历史无主体论。黑格尔的历史主体论既是“有主体论”又是“无主体论”。就前者来说，他认为“‘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1]但理性并不是归属于人的东西，它反倒是支配人、以人为工具的东西，因此黑格尔的历史有主体论又是无主体论――无人身理性的自我运动论。那么现实生活中的个人与理性又是什么关系呢？《历史哲学》回答道：个人的“这一大堆的欲望、兴趣和活动，便是世界精神为完成它的目的……所用的工具和手段”[1]。理藏在幕后规划着历史，这就是“理性的狡计”。黑格尔这种令人费解的历史主体观对马克思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能够被流俗见解中的一句简单的“神秘主义词句”式批评所击败吗？我们下文再行分析。

二是马克思的学生――第二国际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历史无主体论。普列汉诺夫也探讨过“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他认为：“领导人物的个人特点决定历史事变的个别面貌……但这种进程的方向归根到底是由所谓的一般原因决定的，即……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经济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2]这一思想影响特别深远，它构成了从列宁起一直到苏联模式教科书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重要一环。但是对于理解马克思原创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蕴而言，普列汉诺夫的“概念偷换”更加值得关注――他把“个人”偷换成“领导”、“有影响的人物”，而把普通个人一并归入“群众”；因此像“我”这样的平凡个体在历史中是根本没有座位的。但马克思却为什么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而不是反过来说呢？

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结构主义代表――阿尔都塞的历史无主体论。与前面两位思想家不同，阿尔都塞直截了当地宣称“历史无主体”。他认为：“真正的主体不是……‘具体的个体’、‘现实的人’，而是这些地位和职能的规定和分配。所以说，真正的‘主体’是这些规定者和分配者：生产关系。但是，由于这是一些‘关系’，我们不能把它们设想为主体的范畴。”[4]在阿尔都塞看来，凌驾于具体个人之上的社会结构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主体；但由于它是无人身的存在、不可还原为人的东西，因此它又不能被理解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主体范畴。不可讳言，阿尔都塞著名的“历史无主体”思想遭到了许多人武断的批评，这些批评者往往正是站在阿尔都塞所反对的古典经济学的人本主义立场来对抗阿尔都塞的。

四是苏联模式哲学原理教科书中的历史无主体论。关于阿尔都塞所提出的历史无主体观点，“我国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教科书虽然没有这样明说，但是把历史规律夸大为自然必然性，长期忽视对人的研究……也隐含着这种倾向”，“因而历史往往被理解为一种无主体的过程”[5]。由此就造成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教科书说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的主体（物质财富创造者、精神财富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另一方面又将历史规律夸大为超越于人之上的自然规律，因此带有自然必然性的历史规律又成为历史的真正主体――这样一来，就同样走向了历史无主体（人身）论。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各种历史无主体论的共同点：个人在历史中没有任何地位。可见，历史无主体论是足以激怒普通人的学说；但作为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我们一方面对这种无我的历史理论感到愤慨，另一方面又无奈地看到它确实揭露了最真实的生存状况。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历史无主体论的描述意义与发问意义。

二、历史无主体论的描述意义与发问意义：

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

看来，历史无主体论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相当复杂，前者既可能作为后者的批评对象而存在，又可能作为对后者的正面解释而存在。这就意味着追究历史无主体论真实意义的必要性，它是一个制约着我们在根基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问题。

王国维在总结各种各样的哲学观点时曾感慨：大凡可信者，多不可爱。刚才我们说到，历史无主体论十分地“不可爱”，但这一点正是由其在描述意义上的“可信”所决定的。历史无主体论的第一个重大意义就是，它以理论化、抽象化的方式，客观地描述了普通个人在现实历史中的渺小和受动地位。作为精英中的精英马克思，他的学说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既不是精英，也不是“群众”，而是个人，任何一个追求着自己幸福生活的普通人。从出发点上看，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从归宿点上看，马克思明确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作为社会解放的真正内涵，而私有制条件下“虚幻的共同体”则被“自由人联合体”所取代。可见，个人作为历史主体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既是一个事实范畴，也是一个价值范畴，是他阐释历史的基点和期盼解放的对象。由此出发，我们就可以准确地解读出历史无主体论的事实描述意义：作出全部历史基础的现实的个人，在现实历史中反倒没有创造者的位子；历史的主体席位被“上帝”、“理性”、“自然”、“资本”、“精英”、“关系”、“规律”等异化物所占据。在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历史无主体论是错的，不如说它是对的，它将主体在历史中被异化的人类生存状况以一种抽象化的方式揭示出来。

正是因为有了历史无主体论作为启发基础，《共产党宣言》才能将抽象的词句翻译成现实的词句：“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3]但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停留于实证地描述客观事实层面，作为改变世界的革命家，马克思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造成历史无主体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个人在怎样的社会机制下丧失了独立性和个性？个人“再”（应）成为历史的主体是否可能？如何实现由个人异化所形成的“虚幻的联合体”向个人解放所形成的“自由人联合体”过渡？这就是历史无主体论的发问意义之所在。而作为40年心血的结晶，《资本论》正是对这一最大疑难的求解。在《资本论》的唯物史观看来，历史无主体学说实质是揭示了“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6]。这也就是说，从黑格尔到青年黑格尔派的所谓“理性”、“自我意识”、“实体”、“唯一者”等超人身的神秘字眼，不过是歪曲地表达了现实历史中个人被抽象物所支配的经验事实；进而，超越历史无主体论困境的真正出路，就不在于单纯的理论批判，而在于现实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批判。

三、检讨对历史无主体论的答非所问式处理：对“神秘主义”和“忽视个人能动性”式批评的批评

明确了历史无主体论的真实意义，我们就应回头反思一下以往对它的态度。既然历史无主体论具有提出“历史（的表象）何以无主体”问题的重要意义，那么我们就应像马克思那样去正面求解它，而不是答非所问地拒斥它。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看来，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无主体论既不是纯粹的唯心主义胡说，也不是对个人能动性的毫无知觉；相反，它以神秘的字眼，反向表征了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对照这种理解方式，以往一些对历史无主体论的流俗见解就应予以检讨。

首先，简单地以“神秘主义”来批评黑格尔历史无主体思想的做法，应作自我检讨。受教科书式“唯心主义”标签的影响，不少人在按照马克思的既定说法，将黑格尔的历史主体观概括为“无人身理性的自我运动”之后，就认为认识的任务已然完成；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不是工作的结束，而只是工作的开始。问题不在于黑格尔这样地描述历史，而在于黑格尔何以会这样地描述历史。作为千古大哲的他为什么看不到肉身的个人在世世代代活动的明显事实？是因为黑格尔正确地看到了现实个人受异己力量暗中支配的事实，因此他不能表象主义地将个人描述为历史大尺度中的主体范畴。不仅如此，黑格尔还曾通过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方式探索历史之谜，从而为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联盟开辟了先河。所以，我们对待黑格尔历史无主体论的关注重心应落在其表征现实上，而不是其神秘表达上。其次，简单地以“忽视个人能动性”来批评普列汉诺夫、阿尔都塞历史无主体思想的做法，应作自我检讨。不少人一见阿尔都塞的历史观中没有给个人留适当地位，就感到疑惑不解，因此指责他“忽视个人能动性”。这种批评方式的浅薄之处同样在于答非所问：历史无主体论问的是，历史何以会以无主体（个人无主体地位）的方式显现？而“忽视个人能动性”式批评却说，你忽视了个人的能动性，所以你是错的。――我为什么“吃不起”早饭？因为你“忽视”了早饭对健康的好处。似乎我只要“重视”早饭的营养价值，我的口袋里就会“出现”信用卡。这不是对问题的回答，而是对问题的拒斥，准确地说是对问题的无知。不仅如此，以个体在现实中微不足道的能动性来对抗历史无主体论，这正是阿尔都塞所揭露的古典经济学人本主义的致命缺陷。我们的批评思路一定要扭转过来，先要明白普列汉诺夫、阿尔都塞究竟说的是什么，然后再予以对应性的思索与回答。

苏联模式教科书中的历史无主体论又有其特殊性：个人被群众所替换，群众又被规律所替换。它说到底是为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统一组织生产、统一管理社会、统一全民意识的需要服务的。个人不需要异于上级指令的主体性。因此这种无主体论又不同于资本统治论，它是另一种形式异化的反映，即全能国家代替个人行动的现实状况的反映。所以说，批评传统教科书“人学空场”的做法也应予以检讨，因为人学空场不是教科书理论上的缺陷，而是教科书实践上的主旨；其问题也不是靠增加一章“人的理论”就能解决的。

四、《资本论》对历史无主体表象的解剖：

异化作为原因范畴

被黑格尔、普列汉诺夫、阿尔都塞视为统治历史的实然的东西，正是马克思所要挑战的东西。构成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有生命的个人，究竟怎么被去势、被排除在历史主体之外，这是马克思所要求解的核心问题。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以带有旧哲学痕迹的“异化”范畴描述工人的生存状况，并根据异化来推演这一状况的产生原因――分工与私有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则拒绝正面使用异化范畴，转而开始使用“社会活动的固定化”、“生产力”、“交往形式”等经验术语来表述人的个性被压制的成因；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异化范畴的使用发生了一个否定之否定，他在唯物史观的新框架内，复又以异化为核心范畴来揭示个人丧失（历史无主体）之谜。[7]具体来说，《资本论》文献群中的异化范畴从原因-结果两个维度，探索了历史无主体疑难。

从原因维度来看，《资本论》以个人活动的异化作为个人“消失”在历史之中的总根源。首先，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商品运动代替了个人的运动，这种物格取代人格的历史无主体现象只是个人劳动异化――分裂的结果。商品二因素之间的矛盾包含着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萌芽，而两种因素的矛盾则是个人劳动异化为抽象劳动的结果：“个人劳动只有通过自身的异化才表现为抽象一般的劳动。”[8]与《1844年手稿》预设异化――复归的历史目的论模式不同，《资本论》将个别劳动异化为抽象劳动合理地解释成价值形式演进的实际历史过程。[9]经过历史唯物主义改造的异化范畴，表征的不再是想象中的抽象人性的自我运动，而是由实证经验作为内容的历史运动。由此，《资本论》进一步揭示了货币这种非人的东西成为世俗王国国王的原因：“人们信赖的是物，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只是因为各个人让自己的社会关系作为对象同他们相异化。”[6]货币取代人而成为历史运动的主体，这是一个拜物教所造成的假象，事实上起作用的仍然是个人，只不过个人运动采取了社会关系运动的形式；而这种社会关系正是个别劳动被抽象化――异化的结果。由于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只有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能实现自身，因此现实资本必须服从抽象资本。这就造成了一种历史无（个体）主体的表象，“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地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3]同样，以物的形式而存在的资本仿佛具有了自行组织生产的魔力，这同样是因为个人活动在雇佣制度下的异化。资本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具有“自行”增殖的属性，这种看法就是资本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同样是一种历史无主体论，但它的特点在于拒绝发问，拒绝提出资本“自行”增殖背后的社会关系问题；对于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资本――资本家来说，这并不构成一个问题。凌驾于个人之上的资本作为历史主体，采取了日益膨胀的运动形式――积累。所以《资本论》又以异化范畴揭示了积累的秘密，“积聚……因为工人的劳动条件作为别人的财产，作为别人的力量独立地同他们相对立”[10]。

积累由此表现为双重积累：一方面是资本家集团财富的积累，一方面是工人阶级贫困的积累。前者的表现就是资本不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历史主体地位，后者的表现就是现实个人力量的日益萎缩。由上可见，异化作为原因范畴，乃是由自主性丧失这一共同属性所发射出的含义群，它包含分裂、抽象、丧失、对抗等具体意蕴。另一方面，异化不仅是解释事实的原因范畴，而且是表达价值的结果范畴。

五、《资本论》对五维生产病症的诊断：

异化作为结果范畴

异化的价值含义是人的这种生存状态应该被改变，人应该成为自己的主人。《资本论》在反复使用异化概念剖析历史无主体现象的过程中，对个人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关怀。《资本论》对大工业社会历史无主体后果的概括，集中体现在以下这个判断中：“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生产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11]

前面提到，马克思认为个人的存在是历史的第一前提。《形态》在哲学史上首次把现实的个体作为理论体系的出发点，认为由物质生产、需要生产、生命生产、社会关系生产和精神生产五个方面所构成的完整的个人，才是历史观的应然基石。马克思所提出的从事五维生产的人，不仅是个事实范畴，更是个价值范畴。换言之，只有五维生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人，才是应然的人、个性自由充分发挥的人。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畸形的社会形态，它所造就的人就是畸形的人、异化的人。从现实个人的五维性线索出发，我们能够深切体会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广角。第一，资本主义造成了个人在物质生产维度上的异化。资本作为劳动本身的物质条件所具有的从劳动异化的而又支配劳动的力量……才生产价值。[12]资本主义物质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然而工人生产的商品越多，他就反而变得越贫穷，越发失去享受商品使用价值的资格。第二，资本主义造成了个人在需要生产维度上的异化。人不仅要生产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还要生产需要本身，即创造较动物式生存更为高级的人的要求。然而资本主义却剥夺了人的要求的生产，“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11]。人的丰富多彩的高级需要被简化为抽象同一的求生或发财欲。第三，资本主义造成了个人在生命生产维度上的异化。生产生命的、升华生命意义的亲情都被高度商品化，“资产阶级……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3]，“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13]第四，资本主义造成了个人在社会关系生产维度上的异化。从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来看，“资本作为从劳动异化出来的、支配劳动的和在资本家身上个性化了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0]从一般性的人际关系来看，资本主义“使人和人之间……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3]。第五，资本主义造成了个人在意识生产维度上的异化。“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11]，“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11]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是造成个人意识宗教化的现实根源，个人无法成为自己精神的主人。[14]

总之，历史无主体论的真实意义是说个人在历史中主体地位的空场。《资本论》赋予异化范畴以原因-结果的双重维度，或者说事实-价值的双重维度，通过对资本主义运动形式的深入考察，揭秘了历史无主体的发生机制、具体表现和扬弃途径。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无主体论既是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催化剂，又（在被误读的情况下）是蒙蔽历史唯物主义的烟雾弹。承袭普列汉诺夫而来的那种作为历史无主体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绝不是马克思的原意，因为它将个人排斥在历史之外。[15]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8，25.

[2][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读本[M].王荫庭，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70.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67，287，85-86，275.

[4]王习胜.资本主义发展悖论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5）：621-627.

[5]孙承叔.真正的马克思――《资本论》三大手稿的当代意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0，44.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4，110.

[7]贾丽民.反思达致真理：马克思《资本论》的思维方式意涵[J].学习与实践，2013，（04）：120-126.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75.

[9]孔扬，姜大云.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目的论的真实关系――从马克思对“异化”范畴的三次运用来看[J].长白学刊，2013，（01）：31-36.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98，299.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87，90，97.

[12]孔扬.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与“三大批判”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J].长白学刊，2012，（02）：11-16.

历史地理学的现实意义篇12

不过,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的选择,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折衷主义态度的表现。它一方面沿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同时又对其进行修正,从而可以避免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等同西方的现代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化”而是“自设自叙”,其方法是在同一性中寻找差异性,又通过差异性来探视同一性;另一方面又可以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对抗通过结构耦合的方式予以整体描述和分析,抓住结构形态的开合流变来展开对中国美术现代化道路的铺叙,从而成就出另一种结构形态的“现代性”。从根本上说,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的选择,是一种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的选择,是对西方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规避和西方中心主义神话的破除以及一种地位平等的对话权力的争取,其目的追求便是将中国与西方的对抗转化为对等,所持守的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

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是一种研究的新范式,可以说,在对历史进行整体描述的意义上确实具有一定的客观实在性和说服力,因此,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也是一种推进。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一研究范式由于受到它自身问题域的限制,并不能解开中国现代美术史实际发生发展的内在历史文化逻辑。它无法进行一种历史的“深描”,(注: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更没能挖掘出中国现代美术演变的历史动因和文化动力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方法仍然是一种结构-形式主义方法,“现代性”成为一种历史理念,成为“艺术意志”,既是动力又是目的,在这里,“形式”等同了“内容”。一种黑格尔主义的幽灵再一次以否定的方式现身。

尽管如此,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对我们的研究还是很有启发。我之所以要对它作一番辨析,就是企图从中筛选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从而为寻找解释中国现代美术更深刻更有效的方法途径奠定基础。透过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在中国的应用现状,我们探测到一种现象,即在当今强大的西方理论压力下中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本土化理论诉求的动机、目的和愿望。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如果西方中心主义是需要破除的话,同样中国中心主义也存在危险,而文化相对主义则更是没有出路。因为中国现代历史不是孤立地发生的,它已经置入到一个世界性人类历史进程之中,现在已经是一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基于全人类的文化思考来重新考察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在以及设计中国及人类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中国是需要一种气魄和责任来重新参与创造和建构人类的新文明。对于现在,我们需要文化交流和对话;对于历史,我们需要文化比较与互识;对于未来,我们需要共同探讨。这样一来,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就不会是“现代化”或“现代性”,而是转化为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世界性”课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乐黛云就在《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书的序中说,走向世界是一个“比较”的问题,她引用一位女诗人的话说“走向世界是不能脱离走向自己的深处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走向自己的深处。”她解释说,“‘走向世界’与‘走向深处’其实是一个辩证过程:只有以世界的眼光,从现代人的全球意识出发,才能看清‘自己深处’的意义和内涵;另一方面,只有呈现‘自己深处’的意义和内涵,才能对世界文化做出独特的贡献,推动世界文化向前发展。”(注:乐黛云、王宁主编《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 从乐黛云的这番话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的设问方式的可能。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理论范式的始作俑者,虽然他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属于美国全球化总体战略支配下的“地区研究”(The Regional Studies)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相当强烈的对策性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注: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第29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但是,从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他还是在试图寻求某种历史解释的客观性和理解的真理性。在他后来的反思中,他讲到了“冲击-反应”模式下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的概念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并不适合,他说:“当把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术语应用在中国时,它只能把我们引向歧途。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的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当一个世纪前近代压力促使中国广泛的民族主义上升时,它可能是建立在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暂时的文化优越感基础上的。我们应当把它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以把它与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通常的政治民族主义相区别。”(注: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第14-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 费正清对于自己研究概念框架的调适,反映了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真切理解的渴望和一位历史学家的治学态度,这一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更为有意思的是,费正清的这一番话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独特体认,以及对世界历史文化的重新认识。虽然他这一反思的目的旨在服从于他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以便对其模式进行修正,他或许觉得用“文化民族主义”来把握中国历史的现代演变更有说服力,但是无意中却透露出一种比较文化思维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必要。 费正清这一番话是值得进行多方面阐释的。如果按照“东方主义”的理论来看,中国似乎只是费正清所想象的“他者”,但实际上,他也通过“他者”重新想象了自己。仅就他用“文化”来限定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这一点来看,事实上,他毕竟看到了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度,看到了中国有着独特文化这一事实。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不是用“文化”来限定而是突出了“文化”本身。对于他的话,我们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在他看来,在“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建构的道路上,西方历史的深层动力是政治民族主义,而在中国则是文化民族主义,虽然是“冲击-反应”的结果。他的逻辑实际上是,对于中国而言,文化民族主义不仅是抵抗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国家重建的意识形态。费正清虽然透过中国研究看到了“文化”这一独特事实,但是作为一个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他毕竟只能从外部来理解中国,因此,他对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理解的。在这一点上,他离中国和中国文化确实还很远。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即美国的“中国研究”其目的是什么?同时,我们也要问,我们又如何来研究我们中国自身的历史?我们如何才能把握住中国历史的真正脉搏?历史研究除了合规律性之外,是否还有一个合目的性的问题?

基于上述思考,我认为,不论是对于中国近现代史还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来说,乐黛云所持的比较文学(文化)的立场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只有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内部,才有可能解开这历史之谜;我们只有回到“人类”问题本身,我们才可能解开人类历史之谜。因此,我们需要重建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重建不仅需要对历史理论进行反思,而且还需要一种新的知识论批判作为基础,同时还要引入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视域才有可能。

二、从“历史符号学”到辩证历史符号学

“历史符号学”是旅美学者李幼蒸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他在同名书《历史符号学》的导论部分对这一概念给予解释。他开篇就从跨学科的角度直面学科分界的问题,他说:“表现形式比较含混的历史话语和研究比较精密的符号学理论话语之间的特殊联系和互动关系,反映出符号学作为比较研究方法论探讨的最新可能性。与作为真正精密科学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作为准精密科学方法论的符号学是以语义含混的人文话语为对象的。自然科学的观察和实验方法以及各种逻辑推理方法虽然更为精密,却难以直接应用于人文科学研究。”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仅对历史话语和符号学理论话语以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性质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而且他还对人文科学研究者提出了理论和方法都需要进一步提升的要求。因此他认为,对于当代国际学术最具影响的东西比较史学研究特别是中西史学深层比较研究来说,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理论方法的建构是必要的。他将历史理论与符号学进行跨学科的理论重构,从而为跨文化研究提供方法论基础,并提出“历史符号学”这一标新理论。他说“历史理论今日已成为人文科学理论创新的中心部分。可以说‘历史符号学’则在此部分中占据着最关键的地位。历史符号学既是人文科学理论的中心之一,也是中西比较史学和中国史学现代化理论探讨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李幼蒸的“历史符号学”理论试图站在当今世界学术的前沿视域,同时以强大的西方现代符号学理论为背景,以中国深厚的传统史学如中国考据学为基础,对中西史学理论方法进行重构,其目的主要是想摆脱研究视域的时代狭隘性和地域局限性而获得一种开放的视野,并在中西比较研究基础上来展望人类人文科学总体的未来,通过中西和东西学术全面互动逐渐形成世界性的新型学术共同体。可以肯定地说,“历史符号学”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的学术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李幼蒸看来,“历史符号学”与作为最高层次的符号学理论系统的“一般符号学”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对一般符号学的功能作了运作方式的限定。其一般性和统一性不仅表现在“历史”的全域性、全科性上,而且表现在“历史”的经验性上。他认为,“历史符号学”名称中的“历史”涉及两层含义:经验的全域性和对象的实在性以及史学理论。在他看来,历史符号学不仅是对20世纪以来各种哲学流派包括分析哲学、实用主义,结构语言学和信息论、系统论等进行融会贯通而综合形成的一种全面整合化的理论,甚至还要成为一种永远“超”、“跨”现存及新生学科的运作原则系统的代称,(注:李幼蒸《历史符号学》中的“导论——‘历史符号学’的概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 这不仅反映了将“历史符号学”作为方法论来看待,同时还反映了他有意向本体化转移的学术追求。在我看来,实际上,从整个《历史符号学》一书来看,他更多的还是把“历史符号学”作为工具性的方法论来看待。

应该承认,“历史符号学”作为方法论的建构现在还只是刚刚开始。他提出的三级历史理论模型,即从常规史学到史学史再到第三级的历史理论,使之成为对人文社会知识全域进行“鸟瞰”、“解剖”、“综合”、“地界重划”的最佳场地,因而可以从“历史理论”基地“望”社会人文科学全域。特别是涉及跨文化研究时,高层次的理论分析就显得更为重要。对于中国传统的史学而言,他除了仍然重视考据学之外,对结构主义符号学或语义学的“文本”(text),“话语”(discourse)和“叙事”(narrative)这些核心概念尤为重视。他甚至还把中国的“古史辨”大家顾颉刚推为中国第一位“历史符号学家”。他认为顾颉刚思考的许多问题均与当代史学理论课题不谋而合,广泛地涉及到语词表达、指称、意义,以及意识形态背景等各方面,其方法远远超出了清代“辨伪”传统。在他看来,顾氏的思考方向是语义学的,因而也是符号学的。不过,李幼蒸除了肯定并转换了顾氏的理论之外,还进一步提出中国历史话语语义学或符号学研究还应该包括一门中国史学特有的“历史叙事学”。总而言之,他提出“历史符号学”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文本批评”学和历史话语的语义学分析。他认为,透过这一方法论的使用,可以帮助我们细致地区分古代典籍中求真的部分和意识形态“功用”的部分,对于历史话语来说更是如此,对于“历史叙事学”而言则通过历史事件编叙程式来透析出史实的“实证性压力”、知识性限制和意识形态框架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历史实质。(注:李幼蒸《历史符号学》,第23-5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 李幼蒸的“历史符号学”的操作应用在他最近出版的《仁学解释学——孔孟伦理学结构分析》中最能反映出

来,他主要是从横向共时面的角度来进行语义学分析,同时对理论体系的语义学变迁进行历时性的考察。他说“一般来说‘儒学’指‘四书五经’系统,其存在具有综合的史学内涵,而仁学为独立的思想文本。因此不妨比喻说,仁学是‘横向’存在的,是纵向历史中的横向存在,而儒学是‘纵向’存在的;仁学是伦理学思想系统,而儒学是社会文化史过程。”他还说“我们将仁学与儒学区分开来,首先可以使孔子思想和中国两千年儒教政治史分开,两者成为虽相关而不同的学科领域,其结果不仅有益于古典学术研究,而且有助于未来文化学术创新的事业。一个直接的益处是使传统仁学和现代‘反封建思想运动’可以彼此兼容一致。一方面,只有仁学,而非传统儒学全体,才能有进一步参与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伦理学对话的可能性。”(注:李幼蒸《仁学解释学——孔孟伦理学结构分析》中的“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历史符号学”的工具价值在这里确实显示了它的强大威力,因而也确实值得我们借鉴。 “历史符号学”的方法论基础来源于“理论符号学”。“理论符号学”是李幼蒸通过对西方现代符号学进行全面研究和总结并进行了综合的一个理论成果。他甚至把“理论符号学”称之为“人文科学认识论的语义学研究”或“文化思想普遍语义学”,并认为,作为与人类生存直接相关的价值统一问题的人文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比,人文科学应占据学术首要地位。因此,符号学在人类全面技术异化的危机中更应担负起力挽狂澜的使命。(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中的“再版序”,第1-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他的《理论符号学导论》可以说是对西方现代符号学的所有理论进行了重构,组成由“语言符号学”、“一般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构成的三大理论板块,并对这三大板块的符号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理论界定。“语言符号学’包括语言结构、语义结构、话语结构三个部分,是对自然语言的研究而且把它视为符号学理论的硬核,是符号学和语言学、语言哲学和文学理论的交汇面;“一般符号学”强调了语言系统和非语言系统以及社会环境分析的关联;“文化符号学”则是探讨对文化思想所进行的符号学分析,既涉及文化思想深层结构的解剖,又涉及人文话语的意识形态因素问题,它将符号学与哲学、文学和思想史研究联结到一起。尽管从表面上看,《理论符号学导论》一书仅只是对西方现代符号学理论进行了全面疏理,似乎没有什么创新,而实际上却是一次理论重构。如果说,语言学主要包括语形学(语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这三个部分的话,那么,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三大板块就是对语言学三个部分所进行的拓殖和重构,但是,从三大板块的关联来看,与语言学的三个部分的内在关联显然有着同构性,因此,实际上它照样依循了结构主义早期从语言学扩展到一般符号学的逻辑。它一方面对语言学进行了拓殖,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抽象,从而将符号学转化为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理论。它显示了与德国哈贝马斯的社会语言学认识论和阿佩尔的语言学的认知人类学方向的不同,从总体上看仍然是结构主义性质的。因此,以这样的理论符号学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再转移到历史研究领域,自然也就难以摆脱法国结构主义思想的阴影。这也正是“历史符号学”之所以重视“文本”、“话语”和“叙事”并把“历史话语”的语义学作为主要分析的对象的原因。

虽然符号学理论变化万千,但是它的结构主义性质始终没有改变。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巴特、福柯等,他们骨子里深藏的其实仍然还是典型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只不过由于1968年的“五月风暴”促使他们把这一理论工具的使用调转并服务于对理性主义信仰的批判和现代社会症结的探讨了。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和“历史符号学”与西方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分道扬镳,他更多的是建构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的。据他自己称,结构主义自70年代以来,除了法国派向后结构主义转变之外,荷兰则将结构主义的科学理性精神火炬传承了过去,他特别推崇荷兰的符号学家托伊恩·A. 梵·迪克(Teun A. Van Dijk),认为他所做的工作推动了符号学的新发展。李幼蒸对中国的问题显然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对于中国的学术问题来说,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更为根本,符号学理论的科学性发展方向是使中国的现代学术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有力保证。因此,他所关心的问题和需解决的问题与那些对西方思想方法亦步亦趋和鹦鹉学舌式的学人相比,显然有着更深刻、更敏锐的学术思想洞察力,应该说,这是一种当代中国学者所应持有的文化学术立场。

“历史符号学”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可以对传统文化表现重新加以排列,使其意指结构突显,从而促进其他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同时在微观水平上进行的比较文化研究又必将显着提高对文化表现涵义的理解,使各不同文化在重构的分析层次上有效地进行比较和沟通,(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第10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因此,它更注重历史话语的语义学分析,而不是历史语境的重构。可以看出来,李幼蒸对于“历史符号学”这一概念的使用是有限定的,他更愿意选择作为一般符号学这一中层理论来实现自己的学术操作。特别是他透过对艾柯与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理论所进行的比较与批评,觉得后者的理论更适合于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他说:“一般说来,格雷马斯的符号学意识形态论研究,既涉及以符号学为方法来揭示社会人文科学话语中意识形态隐蔽因素的方面,又涉及符号学方法本身的意识形态前提方面。但在具体讨论中,格雷马斯主要关心前者,对后一方面只限于做纲领性的说明。格雷马斯同样未能就如何区分符号学固有意识形态前提和符号学科学性问题进行明确的阐释,他的有关研究中主要的贡献表现在从积极方面运用符号学分析方法来尽量认识和排除错误的意识形态干扰。由于其分析对象是话语表达面本身的意识形态结构问题,故具有深刻的理论符号学意义。”(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第57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正是基于对格雷马斯的批判性吸收,当他面对中国历史话语语义学的问题时,就有了清晰的判断。在他看来,中国历史社会结构与中国历史话语结构之间显然存在着对应关系,认为中国学术意识形态系统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映射,而其各种程式化的表现风格均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挥特定的社会功能。因此,对中国历史话语的结构和功能的分析就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历史的真实面目,并间接地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注:李幼蒸《历史符号学》,第5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 故而,我们也可以把“历史符号学”称之为“去伪存真”的理论。

“历史符号学”对于历史话语的研究应该说是有效的,甚至对包括思想、文化话语的辨析也同样有效。这个工具的操作程序基本上是这样的,首先确立一个历史话语,然后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因素的剔除,再从历史的演化过程来探询话语语义的本意和真意。从目的结果来看,虽然倾向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还原精神,但却具有一种历史主义的立场,目的是为更有效地进行异质文化系统的比较与沟通而奠定语义学基础;从程序过程来看,虽则与福柯的知识话语考古学和谱系学相仿,却又在学术的问题方向上与其对立,福柯的目的是要对西方的理性主义进行批判和对知识话语的权力-意识形态结构的揭露,从而否定话语的“真理性”,福柯对于历史更强调它的断裂性和非连续性,他基本上是一个反历史主义者。“历史符号学”可以说是从积极的辩证的角度达到对二者的综合,显现了其难能可贵的品质,这一点显然与目前国内的一些文化研究——意识形态批判、解构传统的学人不同。不过,总体看来,“历史符号学”主要还是用来进行历史话语的语义研究——意义系统的分析与理解而不是历史研究——历史过程的深度阐释,因而,它的局限性也就显露出来了。

作为历史研究,其目标和任务不仅在于对社会历史过程的意识形

态等方面的揭示,而且更注重对历史语境的还原以及对历史发展的普遍关联的探寻。这样说来,这个工具就显得有些消极了,因为对于我们的历史研究而言,它只能成为解决部分问题的工具。其实,问题并不在于“历史符号学”本身,而在于这个方法论概念的提出者一开始就对它进行的理性化的自我限定。但是,我认为,“历史符号学”并不一定要限制在理论符号学的中层即作为一般符号学的孤立地位,而应该与前后两个理论板块层贯通起来成为一个开放的概念,这样一来,这个理论的内涵就有可能被扩大,就会成为一个非常灵活而有效的工具。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我们又重新把符号学拉回到语言学的位置上的话,“历史符号学”就会被还原为“语义学”,而概念的提出者恰恰又有意回避语法学和语用学这两个方面。从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发生的哲学转向来看,“语用学”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无论是德国的阿佩尔的认知人类学,还是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他们的哲学重建无疑都是建立在“语用学”的基础之上。他们在哲学认识论上的突破,甚至可以这样来说,如果说康德完成了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的话,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则把康德的先验主体认识论推向了先验符号学(语言学),即一方面为“认知人类学”,另一方面为“知识社会学”,从而使我们对于知识论有了一种批判的态度, 在某种意义上说,先验符号学是继康德之后德国哲学的又一次大综合,是对西方偏于科学精神英美分析哲学与偏于人文科学的大陆解释学的大融合,(注:李红《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诠释学的融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从其根本精神来说,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回归与再阐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于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认识论的形而上学批判,并为之奠定一个“实践”的先验基础的话,那么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镇——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传人的哈贝马斯和阿佩尔两人所发展起来的先验符号学,则是透过对形式语言学的批判,重新回到语用学这一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维度,并且为语言学或符号学建立先验基础。或许对于阿佩尔来说,更重视先验符号学的认知人类学的理论建构,即他所谓的“哲学的改造”(注: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路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对于哈贝马斯而言,他在对形而上学认识论的批判问题上与阿佩尔并没有什么不同而是有着一致性,如对认识的旨趣的批判和对语言交往中的理性歪曲——独断论、意识形态和目的性等的批判以及试图建立在规范的论证前提下的交往伦理学和政治学。差别在于哈贝马斯意在于建立一个针对现代社会的批判理论,因此,他不同于阿佩尔的认知人类学方向的“先验”语言语用学哲学建构,而是更着意于方法论方向的“普遍的”语用学哲学建构。(注:李红《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诠释学的融合》,第222-2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不过,从总体而言,他们都反映出一种从语言学的框架来改造传统哲学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对语用学的重视,更反映了出了一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的回归。可以这样说,哲学的“语言学语用学”转向也是一次哲学的“后现代转向”。虽然后现代现象确实有点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作为思想资源的后现代哲学的确可以重新开启思考世界和历史的新视角。

历史地理学的现实意义篇13

对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人们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可谓毁誉参半。但是，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中自行道出来了：“一种对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的基本经验”。那么，这种在共产主义学说中自行道出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呢?它与人的历史性存在到底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人的历史性存在何以可能这一问题能否在其中获得毫无疑义的辩证回答呢?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深入反思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及其论据，不断追问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重新思考人的历史性存在何以可能这一历史唯物主义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直接立足于历史人类学的立场，在人的世界历史经验中确立自身。马克思坦言：“德国哲学是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里的德国哲学不仅指作为黑格尔哲学分支的青年黑格尔派，也包括黑格尔哲学本身。他们的思辨神学立场使得德国哲学只能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从天国降到人间”，从而寻求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与之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则直接从人的世界历史经验出发，通过人的历史生产活动，实现人的终极历史目的——“从人间升到天国”。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他们仍然是一个19世纪的人，“对社会现实恒定性的意识”依然在他们的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但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却天才地走在了我们时代的前面，丰富了当代人类的哲学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