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危机实用13篇

现代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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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教育和经济危机

自教育产生以来,就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发展教育对改革生产技术、促进生产发展起到明显的作用;而发展经济则能够提供更多的教育经费、更先进的教育设备和器材。教育的产生相应伴随着教育技术的产生,在古代人类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时代,人们就学会打结计数,更漏计时等等,都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而发展到近现代时期,教育得到极力改革,使得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完成了历史性的一次改革蜕变。再发展到后来图片、幻灯、影像等现代教育技术陆续进入教育领域,对传统教育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促使人们对现代教学中现代教育技术的作用给予高度重视。 所谓现代教育,是指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对教与学过程和教学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评价和管理,以实现教学优化的理论和实践。

然而,社会经济只要还是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就都存在经济周期,都会有发生经济危机的危险。经济危机是指经济系统没有产生足够的消费价值,也就是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有的学者把经济危机分为被动型危机与主动型危机两种类型。所谓被动型经济危机,是指该国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出现经济的严重衰退或大幅度的货币贬值从而引发金融危机进而演化为经济危机的情况。如果危机的性质属于这种被动型的,很难认为这种货币在危机之后还会回升,危机过程实际上是对该国货币价值重新寻求和确认的过程。主动型危机是指宏观经济管理当局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采取的政策行为的结果。危机的产生完全在管理当局的预料之中,危机或经济衰退可以视作为改革的机会成本。

2 经济危机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2008以来的这场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全世界各行各业广受波及,教育行业也不例外。教育的发展受两类规律的支配:一是教育本身的规律;二是教育之外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市场的规律。在社会转型期间,这种外部规律的决定力量常常比教育自身规律的支配力量强大。

收入水平的降低和就业岗位的减少是历次经济危机的基本特征。当前这场愈演愈烈的全球经济危机对现代教育产生的影响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经济危机的严峻形势使人们对投资消费均失去信心,首先会使得家庭支付学费的能力降低;其次现代教育技术必需的网络、计算机等软硬件的投入也受到了抑制。这是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弊端,但全球经济危机让高科技产品(尤其是电子产品)价钱更为低廉,若用“主动型危机”的价值衡量,这正是更利于普及现代教育技术的大好时机。我们可以用更少的资金付出获得更多的现代教育所需的软硬件设施。在危机中采取此项措施,能够在拉动需求推动投资的同时,对教育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换代。据世界电子业界知名调研机构Gartner的统计显示,中国的电脑产量占据了全球的一半,即全球每两台电脑就有一台是中国生产的,但其中大部分出口境外,国内市场消化较少。我国现代教育基础设施投入相比国外还远远不够由此可见一斑。当今所处的经济危机时代正是机遇中寻求发展的大好时机。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不景气,就业压力和工作形势更加严峻,提高全民知识文化素质,大力发展现代教育技术正是顺势而为。随着我国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程度的增强,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旺盛,面对严峻地就业压力,一方面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大延缓了各级毕业生的就业,起到了蓄水池的作用,并且能直接或间接地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就业岗位的减少使得人们参与高等教育的机会成本降低,在无法获得满意的工作待遇的情况下,人们就会选择继续接受教育以获取技能和推迟就业时间。在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在校生选择继续深造,为未来经济回暖后更好的工作就业做准备;而已经工作的毕业生们选择重回校园则是在缓解就业压力的同时,继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水平,以便能更好发挥作用,回报社会。

从这两个方面可以推断出经济危机对现代教育两个完全相反的影响,至少在短期内,经济的衰退不会对现代教育的规模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并且有资料显示经济危机形势下快速消费、医疗器械、水电煤、教育、电信、国家投资建设等6个行业是被评价为“近期情况还比较好”的景气行业,其中就包括了教育业,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以上结论。

3 经济危机是发展现代教育的大好时机

教育行业成为经济危机中少有的“景气”行业,经济危机到来的同时也是发展现代教育的大好时机。虽然发展现代教育技术所需要的信息技术业等属于不景气行业,但教育行业不属于新兴行业,而是传统强势行业,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波动较小。如何结合我国特殊国情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发展好现代教育是当前的首要问题。

在经济危机时期,大力发展现代教育所需的现代教育技术软硬件等设施不失为上策。虽然教育的投入不会在短期有明显的经济表现,但在未来必会得到丰厚的回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说过“教育是中国最短的一块木板”,从木桶原理上讲这限制了中国整体的发展。而克林顿被誉为教育总统,在职期间对于教育的投入也是十分巨大的,曾以总统的名义号召全国进行从人人享有教育向人人享有优质教育迈进的国家教育行动,提出“将信息时代的威力带入我们的学校,到2000年为止,所有教室和图书馆都要连接到网络。”我国强调科技兴国,教育为本,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现代教育技术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我国政府制订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教育业,尤其是对信息技术依赖度较大的现代教育,也包括在该计划中,因此,完全可以借此机会以只争朝夕的态度奋起直追。

总之,经济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非坏事,一方面经济危机抑制了信息技术和现代教育的迅猛发展,让我们意识到现代教育的发展并不是漫无规律,它也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阻力,在信息化膨胀的今天为我们冷静的思考提供了空间,能更全面的思索未来之路;另一方面在危机当中应该总结自己的弊端,勇于创新,顺势而起,积极寻求发展,不要墨守成规。从长远看,利用政策及时调整教育的定位、教学方法、监管策略等,对保证现代教育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转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应在集思广益努力更好地发展现代教育技术的同时,也要戒骄戒躁,保持清醒的头脑,按照客观规律发展现代教育事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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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有力工具,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专门分章节对经济危机进行论述,但是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质上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即资本主义生产相对于人们的有效需求过剩,并不是真正的过剩。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根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总是以利润的最大化来进行生产和管理。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伴随着大工业发展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是使得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加剧、大量失业人口即“产业后备军”的出现,结果必然导致生产能力无限扩张与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引发以生产相对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首先,资本家总是希望通过不断地规模扩大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其次,在扩大规模的同时,他们还通过不断压低工人的工资来实现劳动力成本的最小化,这就为市场产品供给的不断增加与劳动者购买力相对不足的矛盾埋下了伏笔。当然,这里所说的劳动者工资的不断降低只是个相对的概念,不是绝对的。再次,资本家通过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即不变资本在资本有机构成中的比例不断趋于上升,而可变资本在资本有机构成中的比例不断趋于下降,最终迫使大批工人失业,劳动力供给出现相对过剩。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大军涌入市场的结果,使劳动力价格进一步降低,从而导致劳动者的实际购买力进一步降低。而新技术带来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必然导致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产品过剩更加突出。这种生产过剩危机还会因为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而不断加强。随着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不仅加强了,而且随时都会成为现实。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通过对于信用关系的破坏,引发资本主义金融危机。马克思也指出,如果虚拟资本过度膨胀,也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独立发生,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会反过来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引发实体经济的经济危机。随着地区经济的一体化、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一国生产过剩引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会传递到其他国家,导致地区性的或全球性的经济危

。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指出,“在任何别的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

二、奥康纳双重危机理论的提出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学者们继承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比较典型的包括马尔库塞、高兹、莱易斯、阿格尔等人的生态危机理论和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阿格尔等人认为,“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并进一步指出,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危机。但是,奥康纳却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既存在经济危机又存在生态危机。这一理论被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丰富,因而受到了中外诸多学者的肯定和运用。

(一)奥康纳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拓展

1.奥康纳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它的一个特定形式是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或被剥削)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的生产与周转之间的矛盾中的一种。奥康纳指出,马克思本人较少在其著作中涉及资本由于对其自身的社会及环境条件的损害,因而导致资本的成本及花销增大,从而威胁到资本获得利润的能力,也就是说,带来了经济危机的潜在威胁问题,同时也没有论述围绕生产条件供应而展开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斗争对资本成本、花费及变化性的影响问题。正是由于马克思较少或根本没有论述上述问题,才使得某些学者(如卡尔·波兰尼)不能把理论关注点集中在资本主义独特的稀缺性所具有的理论意义上,也就是说,没能关注资本自我设置障碍(或限定性)的过程,从而对资本主义、自然及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模式不能得出正确的结果。而且对“增长的极限”的辨析问题上,通常的研究往往是依据“资源的稀缺性”、“生态的脆弱性”、“工业技术的有害性”、“有些文化价值所具有的破坏性”、“与普通百姓有关的一些悲剧”、“人口过剩”、“浪费性的消费方式”、“生产的单调性”等因素来进行的,这种研究不是忽视就是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在自然界及资本主义积累与发展形式问题上的历史生成性理论。虽然马克思也在其著作中指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某些具有妨碍性的生产条件或“自然条件”会以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马克思也相信资本对自然价值的破坏性,如资本主义剥削无论是从身体的角度还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对劳动者都是有害的;又如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也破坏了土壤的质量。但是,奥康纳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将多方面的因素统一起来,并阐明自然性的妨碍因素有可能是由资本化导致的,即‘第二重’资本化的自然。马克思虽然做出了暗示,但始终没有发展出如下的观念:资本主义的矛盾有可能会导致一种在社会转型问题上的‘生态学’理论。”  2.奥康纳的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奥康纳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概括为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这一矛盾与生产条件无关。与此相反,他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或者说“社会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关系及力量”之间的矛盾概括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而且,他认为,对第二重矛盾的解释要比第一重矛盾更复杂,第一重矛盾有一个核心范畴,即剥削率,但是第二重矛盾却没有,解释第二重矛盾的术语很多,“这也是为什么当今会出现多种多样的社会运动的原因之一。”

3.资本主义同时面临双重矛盾。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和第二重矛盾分别从需求和成本的角度对资本构成冲击。首先,第一重矛盾是从需求的角度对资本构成冲击的,当资本家对利润的无限追求而不断降低成本(如劳动力成本)的时候,却使市场需求随之也降低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受阻,从而降低了资本家最终获得的利润水平;其次,第二重矛盾从成本的角度对资本构成了冲击,当资本家对利润无限追求而不断将成本外化到生产条件的时候,却导致了其他资本成本(或者是总体资本的成本)的上升,影响了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资本家真正获得的利润也在降低。今天的资本主义既面临着市场需求疲软带来的第一重危机,也面临着总体资本成本上升的第二重危机(见下图)。

(二)奥康纳的双

重危机理论

奥康纳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产生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由资本主义积累引起的生态危机,二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引起的生态危机。由资本主义积累导致的生态危机与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导致的生态危机在类型和程度上都是不同的,但是,这两种生态危机又时时刻刻以不平衡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相互并存。

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积累会导致一定程度和一定类型的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积累是建立在不断增长的生产率基础上的,也就是建立在一定数量的工人不断加工比以前更多的自然资源。如果经济的发展是不断继续的,那么工人加工的自然资源也将不断增加。如果自然资源(原材料)的价格很低,社会对自然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将导致对自然资源开发水平的提高,从而降低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的降低又将带来新一轮的利润和积累率的提高。如果自然资源(原材料)的价格很高,资本投资就会用在降低成本或提高使用效率的地方。但是,不管自然资源(原材料)的价格是高还是低,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都依赖于第1部类投资的增加。如果第1部类投资较高,那么整个社会的生产率、利润和经济总体的平均增长率就会比较高。相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必将导致自然资源耗费的增加,同时,生产出更多的副产品(污染)。他以美国1987-1988年间石油冶炼、煤产品、化学产品、原生金属以及纸张和纸浆产品等行业所产生的能源消耗、有害物排放在全美所有行业中能源消耗和有害物排放中所占的比例(分别是78%和88%)为例,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特别是第1部类的发展与扩张所带来的生态问题。如果说对于经济发展而言,自然界既是一个水龙头又是一个污水池的话,那么,这个水龙头的水有被放干的可能,而这个污水池也有被塞满的可能。但是,一般情况下,作为水龙头的自然界往往被人们资本化了,是一个私人财产,而作为污水池的自然界则没有被资本化,是一个公共财产。处于困境中的企业为了获利以求生存,是不会重视环境的清洁和保护的,反而可能会引进更具危害的生产资料;而处于不断扩张的企业或部门,为求更大规模的积累和利润,除非有非社会运动或立法部门要求他们重视环境的清洁和保护,他们也会因为迎合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而加快资源的耗费,忽视环境保护,从而使污水池被塞满。

资本主义既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制度,也是一个依赖危机的制度。首先,由于资本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对商品有效需求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资本流通就会被中断,从而资本的积累受阻,经济危机成为现实。其次,资本主义通过经济危机得以重组和新生。企业通过经济危机优胜劣汰,并加大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力度,大量雇佣劳动者由于经济危机被解雇,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对于整个经济体系而言,也通过经济危机优化了产业结构,为下一次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是,奥康纳认为,经济危机会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从整体上来看,经济危机是与过度竞争、效率迷恋和成本削减联系在一起的,这必然带来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企业重视想方设法地降低成本,引进一些被明令禁止的有害技术或生产资料,同时也会刺激企业加快对新的有害技术的开发;另一方面,企业可能会更加忽视雇佣工人的身心健康、产品的环境和卫生条件、城市条件和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等问题,以降低资本的流通时间,从而引发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同时,奥康纳分析了生态危机对经济危机的影响,他说,“生态危机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他以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为例,说明了由于“规范化的”市场力量、高额的地租以及拥挤成本、能源成本的提高等因素造成的原材料短缺带来利润降低和通货膨胀的危险。而且,由生态危机导致的环境运动以及其他社会运动还会成为加重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在经济危机过程中,环境运动有可能会导致企业成本的提高、资本灵活性或自由性的降低,从而加重危机的程度。由此,他认为,那些没有涉及资本主义运行方式和那些无法为资本主义提供运行空间的环境政策,和那些总体上没有涉及生产条件和具体层面上没有涉及生态学的经济政策,都有可能失败,更有甚者会加剧环境的恶化。

三、对奥康纳双重危机的评价

(一)奥康纳双重危机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拓展

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吸收和发展的层面上来说

,奥康纳相比于阿格尔、莱易斯、高兹等无疑是一个更大的进步。阿格尔等人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否定基础上,运用异化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生态问题,提出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但是,奥康纳不仅没有否定经典马克思主义,反而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推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他没有从消费异化的角度去分析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而是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理论的支撑点和出发点,将文化和自然两个维度融合进了经典马克思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维度,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重新建构,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环境史这一学科本身加以探讨”,提出了资本主义双重矛盾理论。他批评了当今社会中存在的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诽谤的人士及其言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密纳发的猫头鹰’‘在天亮的时候却折起了它的翅膀。’”当人类社会及其经济真正被马克思言中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却被连同婴儿和洗澡水一起被泼掉了,被否认掉了。因此,他认为如果要认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必须首先认可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理论在解释生态危机的时候,要比自由主义以及其他的主流思想更具发言权,因为马克思主义拥有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矛盾的经济危机理论。  (二)奥康纳双重危机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奥康纳虽然声称自己的资本主义矛盾二重性理论以及双重危机理论是建立在对经典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基础上的,但是,他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存在自然的维度和生态的维度,这其实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虽然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并不是像其他思想那样体系化,而是散见于其社会观、历史观、实践观等思想中,但是并不能由此否定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维度或自然维度。比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置于自然之中,……要受到其他自然物的制约。”恩格斯也在其著作中不断表明了生态的、自然的观点,他在论述人类活动对自然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时,曾指出:“米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别的地方的居民,为了得到更多的耕地,大量砍伐森林,导致森林的毁灭,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他们当初的短视行为而成为荒芜不毛之地。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把那些精心培育的枞树林滥用个精光时,没有预料到他们把区域内的山区畜牧业的根基挖掉,更严重的是他们的行为使山泉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泻到平原上来。”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这些自然的、生态的观点表示非常赞同,并进一步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行为对生态的破坏,他说:“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

奥康纳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误解在j.b.福斯特那里得以纠正,正如福斯特所说,马克思的生态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指今天所使用的这个词的所有积极含义)世界观,而且这种生态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

(三)奥康纳双重危机理论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爆发具有必然性

奥康纳从资本主义双重矛盾的角度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环境的发展不可能具有持续性,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不断深化,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爆发具有必然性。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必然带来以生产不断增加,人们需求相对缩小为特征的生产过剩危机,从而使资本主义再生产无法继续下去。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又必然带来以成本危机为特征的经济危机。首先,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而言会导致一定类型的生态危机;其次,经济危机与部分相异、部分相似的生态问题联系在一起;再次,资本的外在表现在稀缺资源、城市空间、健康及训练有素的雇佣劳动者以及其他一些生产条件方面,它们有可能会使成本增加,从而对利润构成威胁;最后,以保护生产条件、森林、土壤质量、环境的舒适、卫生条件以及城市空间等等为目的的环境运动及其他社会运动,也有可能提高成本,并使资本缺乏灵活性。因此,“资本在损害或破坏其自身的生产条件的时候,便会走向自我否定。在这一意义上,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是由自身所导致的。”也就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必然会导致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爆发。

(四)奥康纳的“

双重危机理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伴随着经济成就的同时产生的是环境污染、物种消灭等生态问题的不断加剧,特别是2011年以来,中国中东部地区因生态环境破坏导致pm2.5指数不断攀升,而引发的“雾霾”天气,更是广受国内外各界的关注和质疑。正如奥康纳指出的一样,“社会主义国家是从西方引进技术、生产系统和劳动控制(甚至还有关于技术和生产的核心观念)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环境破坏的原因同资本主义国家是类似的。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先权,就此而论,自然退化的原因和后果基本上也是一样的。最后,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已把自己融入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市场中去了,所以也可以说,同一种系统化的力量在东方就像在西方一样有效。”因此,当前资本主义广泛采用的一系列减少污染,改善生态环境的方法和技术都可以像以往引进技术、生产系统和劳动控制等那样引进中国,以尽快缓解我国因“赶上西方”的政治决策产生的经济发展策略而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如健全和完善生态保护法律法规,建立和健全适应市场经济的污染治理新机制。

篇3

在复杂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经济是国民经济运行中最敏感的神经,因此,现代经济学需要高度重视对虚拟经济的研究,高度重视和积极展开现代市场经济的虚实一体化研究。

在复杂的现代市场经济中,不论是由股票的交易拉动整个市场价格上涨,还是说哪一方面的影响更大一些,那要看在具体的市场经济中的表现。因而在复杂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看到实体经济领域价格发生剧烈波动,就只是治理试题经济领域的价格,那是比较片面的,而虚实经济一体化研究的前言意义也正是体现在这里。在21世纪,关于国民经济运行的研究,不论是关于实体经济的研究,还是关于虚拟经济的研究,都必须是虚实经济一体化的研究,因为在现实中这两大领域是紧密相连的。

二、股票市场对虚拟经济的影响

股票市场是一种复杂系统,其主要组分是自然人和法人(买方、卖方,以及中介方),他们按照一定的规则在股票市场中进行股票的交易。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定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经济人”,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其行为完全理性。按照这一理论,股票价格是投资者对影响股票价格的实体经济变量未来价值的理性预期,也就是说一种股票的价值应当等于其未来收益的现值。但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Herbert Simon)所指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只能是有限理性的,由于人们受到信息和知识的限制,难以了解和预测各种可能的结果,通常只能根据主观判断进行决策,而且在决策时也难以考虑所有可能的方案。此外,人们的价值观和周围人们的言行也 会影响其决策的正确性。

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来自其本身的虚拟性,虚拟经济系统中存在的正反馈作用也会增强虚拟经济系统的不稳定性。例如购买某种股票的人越多,就会促使更多的人购买这种股票。人们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就是正反馈作用,它会造成放大效应,使股票的价格大起大落。

三、股票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对于股票市场的研究就是虚实经济一体化的经济研究。在现代国民经济的运行中,虚拟经济的运行占有重要地位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虚拟经济的运行中,股票市场的运行占有重要地位,作为虚拟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股票市场的运行不仅对虚拟经济的运行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实体经济的运行也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股票价格变动通过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影响消费,财富效应是指金融财富的变化及预期的变化对推动消费支出的影响;其次,股票价格影响投资。股票价格通过改变资金成本;影响信贷渠道;影响固定投资等渠道间接作用于投资。

股市对实体经济的反作用也不可忽视,股市的上升会增强人们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并且由于“财富效应”而增加消费,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反之,当股市泡沫破灭时,人们不仅减少消费,而且因心理恐慌而争相抛售各种金融资产,导致经济衰退甚至发生经济危机。

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作用的传导机制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作用的传导机制,实质上寻找二者相互作用的媒介物及其运行规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二者主要通过以下几个经济变量相互作用。

第一,利率传导机制。利率作为一国货币的对内价格,对实体经济的运行有直接影响。利率下降就相当于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是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它会影响企业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强化居民购买力的“惜购”心理,导致市场销售不振以及抑制社会总需求、制约国民经济增长。

第二,汇率传导机制。汇率作为一国货币的对外价格,作为开放经济中的重要变量,成为影响一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以本币升值为例,本币升值引起进口增加,出口减少进而导致产出减少,国民收入减少;再者,本币升值引起进口物价下降,若国内物价水平不变,则会出现通货紧缩的风险等。

第三,股票收益率传导机制。股票作为虚拟经济的重要载体,在资金存量不变的情况下,股票收益率提高,则会引导资金流向虚拟经济体,实体经济发展缺乏资金,经济发展处于非均衡状态。

第四,金融衍生品,实物金融产品等投资收益率传导机制。这种传导机制类似于股票收益率传导机制。

五、建立虚实一体化的宏观调控系统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从房地产市场传导至信贷市场、从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由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由国内传导致全球,表明虚拟经济和试题经济是相互联系,紧密相连的。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研究还需要认真探索在复杂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虚实经济一体化的宏观调控系统的问题。

现代经济是高度虚拟化的,如果宏观调控知识调控实体经济,那对于保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是难以起到有效作用的。这次爆发的金融危机表明,宏观调控不涉及股票市场,不涉及金融衍生品市场,早晚是要出现大问题的。自由的股票市场应该终结了,自由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也应该终结了,而应当建立的是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虚实一体化的宏观调控系统。

这个新体系至少应该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第一个层次是长期规划研究;第二个层次是财政政策运作;第三个层次是货币政策运作;第四个层次是加强各国的协调合作。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大型金融机构跨国化已成为大趋势、大潮流的背景下,金融风险的跨境传染和溢出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我们要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协调和合作,提高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使全球经济得到健康、平稳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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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是指经济与社会秩序的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其涉及的范围远远超出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或金融活动。重启时期是经济史上的转折点,这些转折点都是伟大的时刻。一次真正的重启不仅会改变我们创新和生产的方式,还将开辟一个全新的经济格局。重启需要有机的演进,新型创新的出现,新兴技术体系和基础设施就位,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逐渐成型,开始重塑经济版图。而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提供丰富的土壤,来成就这些转变,并加速其发展。政府并不是重启之中的主要动力。政府能做到的,是缓解经济危机中最为恶劣的后果,建立起监管框架以预防未来再次出现类似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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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探讨

“后危机时代”是指金融危机已相对缓和但危机的深远影响尚未彻底消除的特定阶段。一方面,金融海啸已基本平息,前期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已帮助全球主要经济体走出衰退阴影,步入全面复苏,全球金融体系重回平稳轨道。另一方面,金融风险并未彻底清除,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脆弱,金融体系仍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形势严峻

未来的一段时期,全球会出现一个流动性相对充裕的情况。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看好,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中国面临的发展也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

首先,流动性过剩。西方国家经济恢复的根基是非常不巩固的,而且它们财政扩张空间非常小,英国、美国乃至于其他欧洲国家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债务大都上升了20%-30%,但是经济还要维持,怎么办?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货币政策不仅不能收还要继续扩张。在这种共识的引导下,全球货币流动性还将持续,这将使中国经济面临资产泡沫上升压力和汇率升值压力。

其次,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口号下,全球兴起了一轮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浪潮。“轮胎案”、“特保案”等仅仅是开始,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还会愈演愈烈。更可怕的是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土耳其等国对中国的出口也是持有敌意的。种种因素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不可能继续依赖出口增长的方式来支撑未来的发展。

(三)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忧”和“外患”

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巨大风险:第一个风险来自资产价值的巨幅变动。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如果中国房地产价格再提升20%-30%,便会激发更多的社会矛盾。相反,如果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下降20%-30%,很多企业和个人都将出现“资产负债表”的问题。第二个风险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出现某些影响农副产品生产因素,在流动性非常充足的背景下,很可能会演变为农副产品价格迅速上涨,进而直接演变为通货膨胀。

从国际方面来看,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是困难重重:一是原材料和能源价格迅速飙升有可能带来的供应链局部中断。尤其是在日本震后重建和世界局部战争频发的大环境下。二是区域性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远远超出了预想和估计。这么多经济布局在海外,一旦出现区域性冲突,那么政治影响、社会影响、经济影响都会非常大。

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反思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奇迹,年均增长近10%,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由1%上升到5%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但是纵观我们的发展思路,高增长总体上是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低成本竞争和市场外延扩张的粗放型增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一)发展方式的反思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第一,中国的体制转轨使人口流动活络,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使工资水平缺乏弹性,劳动力的低成本得以持续,进而为经济增长贡献了“人口红利”。第二,高储蓄率和低利率政策使资本成本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个别年份甚至是负的实际利率,银行呆坏账的冲销和“债转股”还使得企业可以不必偿还本金。第三,只反映开发成本的能源和资源价格长期偏低,加之低污染成本,这些共同构成了生产要素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主要以低成本要素投入为支撑的粗放型增长必然引发过度投资,进而形成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往复和循环。

(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反思

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投入—产出”过程。因此,在一定的管理和技术水平条件下,物质资源拥有量及其持续供给能力,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由于国内资源的稀缺性制约,经济过热和消费结构升级所导致扩张型经济增长,必然增加中国经济对国际资源依赖程度的迅速提高。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深层次的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因此,后危机时代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任重而道远。

(一)以改革和创新为动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增长,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问题,促进经济的平衡增长。一是调整需求结构,大力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在政策取向上,将合理把握社会投资总量规模,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水平;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将现有的鼓励消费政策长期化。二是调整区域发展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一步健全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机制以及区域间的经济利益协调机制,为产业区域转移搭建良好的公共服务平台。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培育和形成一批在今后十年甚至更长时期内在全球范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不断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二)在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城市化战略

对于中国而言,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从国际经验看,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相互依存,工业化要以城市化为基础,城市化则要靠工业化来推动。城市化进程之所以能够创造需求,主要源于二个方面:一是城市化会创造出增加就业的生产性投资,增加公共品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二是城市化会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相对而言,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要比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强得多,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就会带来消费总量的扩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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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法: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制度动力 

 

中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的兴起,促进了商事贸易繁荣、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商业的复兴使西部欧洲改变了传统的建立在人和土地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组织,动摇了欧洲社会的静止状态,商业与 工业 不再处于从属于农业的地位。在多元化力量的竞争中,商人的地位得到提高,商人队伍不断壮大。他们利用在工商业城市中所占据的地位,争取城市自治权,导致了以商人革命为实质内容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商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制定了相对便捷和公平的商事习惯,创造了商事法院,并进一步促使商事习惯由商人的自治自律上升为由政权强制保障实施的法律,商事习惯转变为商法规范。现代商法制度由此得以建立。 

随着商事活动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商事法律规范的成文化得到了有力推动。地中海沿岸各国和欧洲一些内陆国家都先后制定了成文商法,涉及商号、商标、公司、银行、仓储、寄托、营利保险等诸多领域。这些商事法律规范实现了社会经济生活从无序走向有序、从偶然调整到一般调整的转变,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法国商法法系、德国商法法系和英美商法法系。商法的成文化和体系化充分显示了商法的发达,为“平等”、“权利”、“自由”等价值观念在“尘世”的落实奠定和提供了经济上的制度基础和法律依据,保障了现代经济活动的可行性、有序性、安全性和规范性,并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经济体制的运转、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作用。 

作为调整经济活动的主要法律制度,商法的目的在于保障经济活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市场总的交易成本,并维护市场的公正。从全球经济发展历史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有其经济发展周期的。经济学家一般将经济周期划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在不同的经济阶段,商法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经济周期的演变,在商法中便表现为商法价值理念的演变,以及商法规范性质的调整。 

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商法规范对“效益”这一价值理念的追求。20世纪20年代以前,美国政府为了创建和维持一个高效率的金融体系,竭力推崇商法的“效益”和“效率”理念,鼓励自由竞争,“存贷业务与证券业务相互渗透,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都同时从事证券投资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由于该阶段,在商事立法和司法的整个理念中,人们忽视对商行为中“安全”的关注,导致了经济泡沫愈演愈烈。当隐藏在繁荣经济背后的不安全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经济便开始出现衰退。经济危机的出现,充分暴露出当时商事法律制度的不足和问题,于是商法的价值理念便开始有所调整,“安全”这一价值的地位骤然上升,一批新的商事制度或商法规则得以诞生。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美国颁布了《1933年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1933年联邦存款保险法》等一大批商事法律,加强了对商行为绝对自由的适度干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危机的压力。当然,对“安全”的追求只能阻止不安全因素的继续涌现,却不可能挽救急剧下滑的经济衰退,不可避免经济萧条。于是,在追求“安全”价值的同时,商法仍然不可能放弃对“效益”的追求,只是开始力求在“安全”和“效益”之间寻求两者的完美集合。在反复的博弈之中,商法的“效益”与“安全”理念得到了有效配合,社会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并再次达到了繁荣状态。不幸的是,面对经济繁荣时期巨大的利益诱惑,政府和商事主体再次被经济泡沫冲昏了头脑,在追求“效益”的时候又忽视“安全”的维护,于是社会经济再次出现波动,并不断循环。由此可见,商法在经济周期的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经济周期的演变也推动了商事法律制度的调整和变革,一大批新的商事法律制度得以创立和完善。 

 

二、成文法与判例法下的商法制度差异与经济发展的得与失 

 

近一百年来,全球经挤现象表明,英美国家经济发展快,商行为创新多。原因在于英美国家的商事法律制度存在大量的判例法,有利于商事活动的创新,在这些国家往往由商主体先创造商行为,然后通过判例界定其合法性和公正性,并寻求制度的规范。尽管美国也存在诸多商事领域的独立法案,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然而它仅仅“在某种意义上是法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陆法系法典……,它是向各州的立法机关推荐的一个建议性法律文件。”因此,美国的商事法律本质上仍未脱离判例法的特点,在美国的商事法律实践中,只有判例法规范才被视为正规的法。 

20世纪以来,美国在经济创新方面引领全球,无论在公共基础建设,如20世纪初的铁路全国化、化工、 电子 、能源、 计算 机等产业的创新方面,还是在金融、证券市场的创新方面都创造了经济奇迹,这与商法制度中商行为规则的开放性不无关系。以金融、证券领域为例,在判例法开放式的法律环境下,资产证券化得以在美国萌发并获得蓬勃发展。一开始。为了解决长期贷款和短期存款,即资产和负债期限结构不对称这一矛盾,美国创造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此后,这种金融创新产品一发不可收拾,证券化的资产范围不断扩大,从一般性的信贷资产到信用卡信贷,再从信贷资产到非信贷资产,包括应收账款、收费权等也都成为证券化的对象,近年来,连知识产权也被纳入证券化的资产范围之中。“证券化的资产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大,不仅因为许多资产具有可预见的现金流,还因为用这种方式融资,能够满足投融资各方对于信用安全、投资收益、融资成本等方面的要求”。除此以外,美国的证券类金融产品创新不断,权证、可转换公司债券、金融互换交易、结构化的金融衍 生产品等层出不穷。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解决美国投资者买卖国外优良证券时地域上不方便的问题,j.p.摩根创设了美国存托凭证(adr),这样持有外国某股票的投资者就可以把外国股票交给摩根指定的在美国和该外国都有分支机构的一家银行,再由这家银行发给各投资者美国存托凭证,这种存托凭证可以在美国证券市场流通,原来持有外国股票的投资者就不必再跑到国外去抛售股票,而需要投资该外国股票的投资者也不必再跑到国外去购买该股票,而可以直接在美国证券交易所购买该股票的存托凭证。美国《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对存托凭证予以认可和规范,并将之划分为无担保存托凭证、一级有担保存托凭证、二级有担保存托凭证、三级有担保存托凭证和144a私募存托凭证,足见美国法律对金融创新的支持。 

但是,在此种创新不断的环境中,经济波动幅度也相对较大。英美等国家每隔几十年就要经历一次影响广泛的惨重经济危机。1929~1933年的大萧条已经成为近百年中损失最为惨重的经济危机之一;20年后的50年代,美国出现了商品滞销、投资过剩、出口竞争力下降;1973~1975年出现美元贬值、gdp下降、固定投资缩减、 企业 和银行倒闭、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经济又一次面临惨重的危机;直至2007年开始,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更是被称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每一次经济危机都给美国乃至全世界造成了巨大损失。 

相比较而言,大陆法系国家的经济发展要相对平稳,商行为创新相对较少。金融领域的诸多创新产品大多都不是从大陆法系国家产生。其原因在于大陆法系的商事法律采成文法形式,商主体是否可以从事某种商行为以及如何从事该种商行为,一般都需要在商法上先行加以规范,在商法没有明确规范之前,商行为的操作方式及其法律效力都处于不明确的状态,法律风险较大。以

只依靠市场力量而不加任何约束, 经济 活动就会担当起巨大的道德风险:即在高杠杆率的经济游戏中,某些个人或一部分群体通过不透明的交易活动获取巨额利润,而在此期间所积聚的风险却得不到有效控制,一且风险暴露,所造成的损失却是由整个社会来承担。因此,零约束的经济活动与完全约束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后果将十分相似,都是以牺牲社会整体利益为代价来获取部分群体的收益。在高效益、高风险和低效益、低风险之间,人们一直在探求“黄金平衡点”,即如何在利用市场力量实现效益的同时,又能够对高效益背后的高风险加以有效控制,从而防止经济生活的大起大落,维持经济 发展 的稳定和持续。这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中难以把握之处,政府干预太多是坏事,但过于放任同样不是好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如何保持效率与安全的平衡,则是一道 哲学 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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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人们较多地从经济、金融和公共道德层面对经济危机中的现象进行评述,很少从法律制度,尤其商法制度的角度探寻引发经济危机的制度根源。其实,在现代法制相当完备的状态下,如果没有制度安排上的机会和漏洞,社会经济行为的异常是很难持续和久远存在的。眼下由美国引发,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的产生,有着商法制度安排的历史偶然和必然。本文力图通过对不同商法法系司法原则、方法、价值观念等差异的分析,研究现代商法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的重要影响。

一、商法: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制度动力

中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的兴起,促进了商事贸易繁荣、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商业的复兴使西部欧洲改变了传统的建立在人和土地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组织,动摇了欧洲社会的静止状态,商业与工业不再处于从属于农业的地位。在多元化力量的竞争中,商人的地位得到提高,商人队伍不断壮大。他们利用在工商业城市中所占据的地位,争取城市自治权,导致了以商人革命为实质内容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商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制定了相对便捷和公平的商事习惯,创造了商事法院,并进一步促使商事习惯由商人的自治自律上升为由政权强制保障实施的法律,商事习惯转变为商法规范。现代商法制度由此得以建立。

随着商事活动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商事法律规范的成文化得到了有力推动。地中海沿岸各国和欧洲一些内陆国家都先后制定了成文商法,涉及商号、商标、公司、银行、仓储、寄托、营利保险等诸多领域。这些商事法律规范实现了社会经济生活从无序走向有序、从偶然调整到一般调整的转变,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法国商法法系、德国商法法系和英美商法法系。商法的成文化和体系化充分显示了商法的发达,为“平等”、“权利”、“自由”等价值观念在“尘世”的落实奠定和提供了经济上的制度基础和法律依据,保障了现代经济活动的可行性、有序性、安全性和规范性,并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经济体制的运转、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作用。

作为调整经济活动的主要法律制度,商法的目的在于保障经济活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市场总的交易成本,并维护市场的公正。从全球经济发展历史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有其经济发展周期的。经济学家一般将经济周期划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在不同的经济阶段,商法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经济周期的演变,在商法中便表现为商法价值理念的演变,以及商法规范性质的调整。

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商法规范对“效益”这一价值理念的追求。20世纪20年代以前,美国政府为了创建和维持一个高效率的金融体系,竭力推崇商法的“效益”和“效率”理念,鼓励自由竞争,“存贷业务与证券业务相互渗透,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都同时从事证券投资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由于该阶段,在商事立法和司法的整个理念中,人们忽视对商行为中“安全”的关注,导致了经济泡沫愈演愈烈。当隐藏在繁荣经济背后的不安全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经济便开始出现衰退。经济危机的出现,充分暴露出当时商事法律制度的不足和问题,于是商法的价值理念便开始有所调整,“安全”这一价值的地位骤然上升,一批新的商事制度或商法规则得以诞生。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美国颁布了《1933年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1933年联邦存款保险法》等一大批商事法律,加强了对商行为绝对自由的适度干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危机的压力。当然,对“安全”的追求只能阻止不安全因素的继续涌现,却不可能挽救急剧下滑的经济衰退,不可避免经济萧条。于是,在追求“安全”价值的同时,商法仍然不可能放弃对“效益”的追求,只是开始力求在“安全”和“效益”之间寻求两者的完美集合。在反复的博弈之中,商法的“效益”与“安全”理念得到了有效配合,社会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并再次达到了繁荣状态。不幸的是,面对经济繁荣时期巨大的利益诱惑,政府和商事主体再次被经济泡沫冲昏了头脑,在追求“效益”的时候又忽视“安全”的维护,于是社会经济再次出现波动,并不断循环。由此可见,商法在经济周期的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经济周期的演变也推动了商事法律制度的调整和变革,一大批新的商事法律制度得以创立和完善。

二、成文法与判例法下的商法制度差异与经济发展的得与失

近一百年来,全球经挤现象表明,英美国家经济发展快,商行为创新多。原因在于英美国家的商事法律制度存在大量的判例法,有利于商事活动的创新,在这些国家往往由商主体先创造商行为,然后通过判例界定其合法性和公正性,并寻求制度的规范。尽管美国也存在诸多商事领域的独立法案,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然而它仅仅“在某种意义上是法典,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陆法系法典……,它是向各州的立法机关推荐的一个建议性法律文件。”因此,美国的商事法律本质上仍未脱离判例法的特点,在美国的商事法律实践中,只有判例法规范才被视为正规的法。

20世纪以来,美国在经济创新方面引领全球,无论在公共基础建设,如20世纪初的铁路全国化、化工、电子、能源、计算机等产业的创新方面,还是在金融、证券市场的创新方面都创造了经济奇迹,这与商法制度中商行为规则的开放性不无关系。以金融、证券领域为例,在判例法开放式的法律环境下,资产证券化得以在美国萌发并获得蓬勃发展。一开始。为了解决长期贷款和短期存款,即资产和负债期限结构不对称这一矛盾,美国创造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此后,这种金融创新产品一发不可收拾,证券化的资产范围不断扩大,从一般性的信贷资产到信用卡信贷,再从信贷资产到非信贷资产,包括应收账款、收费权等也都成为证券化的对象,近年来,连知识产权也被纳入证券化的资产范围之中。“证券化的资产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大,不仅因为许多资产具有可预见的现金流,还因为用这种方式融资,能够满足投融资各方对于信用安全、投资收益、融资成本等方面的要求”。除此以外,美国的证券类金融产品创新不断,权证、可转换公司债券、金融互换交易、结构化的金融衍 生产品等层出不穷。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解决美国投资者买卖国外优良证券时地域上不方便的问题,J.P.摩根创设了美国存托凭证(ADR),这样持有外国某股票的投资者就可以把外国股票交给摩根指定的在美国和该外国都有分支机构的一家银行,再由这家银行发给各投资者美国存托凭证,这种存托凭证可以在美国证券市场流通,原来持有外国股票的投资者就不必再跑到国外去抛售股票,而需要投资该外国股票的投资者也不必再跑到国外去购买该股票,而可以直接在美国证券交易所购买该股票的存托凭证。美国《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对存托凭证予以认可和规范,并将之划分为无担保存托凭证、一级有担保存托凭证、二级有担保存托凭证、三级有担保存托凭证和144A私募存托凭证,足见美国法律对金融创新的支持。

但是,在此种创新不断的环境中,经济波动幅度也相对较大。英美等国家每隔几十年就要经历一次影响广泛的惨重经济危机。1929~1933年的大萧条已经成为近百年中损失最为惨重的经济危机之一;20年后的50年代,美国出现了商品滞销、投资过剩、出口竞争力下降;1973~1975年出现美元贬值、GDP下降、固定投资缩减、企业和银行倒闭、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经济又一次面临惨重的危机;直至2007年开始,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更是被称为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每一次经济危机都给美国乃至全世界造成了巨大损失。

相比较而言,大陆法系国家的经济发展要相对平稳,商行为创新相对较少。金融领域的诸多创新产品大多都不是从大陆法系国家产生。其原因在于大陆法系的商事法律采成文法形式,商主体是否可以从事某种商行为以及如何从事该种商行为,一般都需要在商法上先行加以规范,在商法没有明确规范之前,商行为的操作方式及其法律效力都处于不明确的状态,法律风险较大。以中国这个成文商法国家为例,对于商事领域的新鲜事物便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近年来诸如管理层收购、资产证券化、董事责任保险、证券私募发行、金融控股公司、私募股权投资等国外出现的、新鲜而先进的商事实践括动,尽管引起了商法实务界和学术界的热情关注,但是对于这些全新的领域,我国商事立法始终保持着十分谨慎的态度。以资产证券化为例,从1992年有学者首次在国内介绍美国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到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一次房地产金融制度研讨会上实践工作部门开始了解资产证券化概念,再到2004年根据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强烈要求,并经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的联合请示,国务院同意这两家银行进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直至2008年5月底,共有八家金融机构发行了343亿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我国的资产证券化研究历经十余载,实践中基本还是局限于信贷资产的证券化,对于其他资产的证券化问题还没有较为广泛的实践。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尚未有法律法规较为全面详细地规范资产证券化问题。目前,我国规范资产证券化的规范性文件主要局限于《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2005]第7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5号)、《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规则》(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5]第14号)、中国人民银行[2005]第15号、[2007]第16号、[2007]第21号公告、《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工作的通知》(银监办发[2008]第23号),尚不存在有关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法规。

在成文商法国家相对封闭的法律环境中,商行为的实施受到很强的约束,商主体习惯于采取保守稳妥的交易行为,缺乏创新的动力和激情。于是,在大陆法系国家不太可能爆发因大胆尝试新鲜事务而产生的经济风险,经济发展相对比较平稳。尽管在美国暴发经济危机的同阶段,大陆法系国家的经济同样会出现危机和波动,但相对美国而言,无论从波动幅度、波及范围和领域,还是损失大小来看,大陆法系国家的危机程度都要小一些。

三、商法制度的价值理念与经济发展观念的取舍

(一)现代商法的价值理念:效益与安全

传统法律尤其是民法所遵循的价值理念是公平公正、机会均等和契约自由。梁慧星先生在《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一文中指出“近代民法的理念是形式正义,追求法的安定性。现代民法的理念是实质正义,追求法的妥当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基于商事活动的营利和营业特性,法律对商事活动的调整逐渐区别于传统民事活动。商事活动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营业活动,其目标在于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以追求最大经济效益,而资金及商品的流转频率与其所获得的效益成正比,商主体在利益的驱动下力求频繁的交易活动和加速运转资金,整个社会经济也希望在高速运转的经济关系中不断快速发展和繁荣。于是时间成为资产,速度成为效益。但是,在利益驱动下便会产生过度的利己行为,伴随着商事活动的高速性和频繁性,诸多不安全的因素便会渗透到商业活动中来,追逐的利润越高,危险越大。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商事主体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彼此间的依赖日趋增强,社会化的生产迫切需要一个安全的交易环境。因此,“效益”和“安全”这两个理念便成为了商法应当具有的价值。在“效益”这一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商法遵循商事自由和商事便捷的原则,并运用大量的任意性规范来激发商事主体的创造力,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创新性要求,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而在“安全”这一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商法遵循法定强制和公示外观的原则,并运用适当的强制性规范,以标准型的技术规范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维护商事交易和社会经济的安全。

追求效益的商法已经突破了传统民法的价值理念,从而使得商事法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密切。很大程度上,商法的价值理念便是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观念。商法对价值理念的选择,决定了经济发展观念的取舍,这是商法作为经济发展的制度动力的基本体现。

(二)美国商法的价值理念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1 从美国证券法看美国商法的价值理念

从美国《1933年证券法》的立法简史中,我们知道美国在制定《1933年证券法》的过程中发生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就是:在联邦的证券立法中是应该进一步加强政府干预,还是应该坚持私法自治、坚持市场经济的贸易自由和竞争?从当时的背景来讲,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使人们对当时各州的蓝天法不再信任而要求进行联邦立法,认为联邦立法应作进一步强有力的干预,来防止欺诈行为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但信奉凯恩斯经济政策的罗斯福总统却恰恰相反地反对对证券市场的过分干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由托马斯先生起草的、以加强政府的干预和管制为特色的第一部草案就没有获得通过。而改由山姆·雷本起草了美国现行的这部证券法。该部证券法没有规定 一种证券必须在质量上达到何种规格才能上市,而只是要求发行者对证券的质量进行充分合理的披露。美国整个证券规范体系都建构于其联邦证券法所确立的发行交易注册制。“享受注册豁免,主要基于提高资本市场效率的考虑,在应用中也确实取得了这样的效果”,“美国联邦证券法采用注册制,放弃实质监管,即拒绝大包大揽式的全方位保护,倾向于尽可能将市场买卖双方置于同一条船上,通过信息披露要求来帮助投资者对融资项目进行评估,以及防止欺诈迷惑的行为”。政府主管部门有权取消证券的登记,但是所依据的理由必须是披露不够或者有误导的倾向,而不能是因为证券的质量有问题。也就是说,买卖还是自由的,不管某种东西的质量多么糟糕,它的主人都有权把它拿到市场上去出售,政府无权干涉。但是由于证券这种商品的特殊性,政府要求你把它的质量充分地公开,以防止欺骗,使市场健康运行。这种思想是坚持以市场为主,政府只在不得已之处进行干预,起一种辅助性的作用,作为对自由经济的补充。据此可以看出,《1933年证券法》充分体现了尊重私法自治的精神,坚持了市场经济的贸易自由,只是从法律上严格规定了证券发行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以便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能够作出理性的选择,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所以该法又被称之为“证券真实法”。1999年美国再次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金融业混业经营,进一步放宽金融监管。

正如有学者所归纳的那样,美国证券法“以宽泛的证券定义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从有利于投资者保护的角度,将不断推陈出新的金融创新产品纳入监管范围;以非实质性审查的注册登记制度为证券发行提供没有法律障碍的市场准入,为金融创新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以完全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借助规范的证券信用评级,引导投资者自由决策并培养其成熟的投资理念,不断地为金融创薪产品提供良好的投资群体来源;以众多的但明显偏重于机构投资者的立法豁免,培养机构投资者投资群体,形成稳定的资本市场;以松弛得当、权利义务配置相均衡的公募发行和私募发行法律框架,促进两个市场的取长补短,共同繁荣,为金融创新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以主营机构SEC充分的执法权限和遵循先例的法院务实的司法操作,进行法律的及时立、改、废以及以市场为价值取向的法律解释,有效保证法律的时代性和灵活性。”美国证券法这种注重市场主体自律、鼓励商事主体创新的立法理念,正是美国商法的一个缩影。追求“效益”价值,这是美国实用主义商法的目标,体现了自由经济的优点。在商法的这一理念指引下,美国经济充满了活力,各种创新型产品不断涌现,使美国在很多领域占据世界巅峰。对于这一成就的取得,美国商法功不可没。

2 经济危机:美国商法之所失

尽管此前很多学者认为美国证券法权利义务配置比较均衡,既注重发挥商事主体的创造力,又注重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然而,相对宽松的美国商法在促进金融创新的过程中,却逐渐有失偏颇,重效益轻安全的立法理念,隐藏了巨大的不公平和欺诈的隐患,最终酿成了大祸,一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席卷而来。

在美国商事法律中,住房抵押贷款大致可以分为五类:(1)优级贷款,对象为消费者信用评分最高的个人,月供占收入比例不高于40%及首付超过20%以上;(2)Alt-A贷款,对象为信用评分较高但信用记录稍弱的个人;(3)次级贷款,对象为信用分数较差的个人;(4)住房权益贷款,对已经抵押过的房产,若房产总价扣减净值后仍有余额,则可以申请再抵押;(5)机构担保贷款,指经由政府住房按揭贷款支持机构担保的贷款。1995年以来,由于美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同时贷款利率相对较低,导致金融机构大量发行次级按揭贷款。同时,在商法认可信贷资产证券化这种金融创新工具的背景下,金融机构便将按揭贷款打包,并据此发行不同等级的按揭支持证券,这些按揭支持证券的信用评级从AAA级、BBB级一直到权益级均有。一些金融机构再行购买按揭支持证券,将之形成新的资产池,进行下一步的证券化操作,如此一直进行下去,在资产支持证券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出新的资产支持证券。随着层层叠叠不断衍生的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杠杆作用不断拉大。如果作为原始基础资产的按揭贷款不出现大量违约,则收益就比较可观;反之,若原始基础资产池出现恶化,则后续多次衍生的资产支持证券就将面临极大的损失。从2005年起,美国利率水平开始逐步提高,房价从2006年起出现回落,贷款不良率开始上升,进而导致证券化资产质量恶化,持有大量资产支持证券的金融机构出现巨额亏损,美国经济遭受重挫。

3 金融危机所暴露的美国商法的缺陷

对于此次金融危机,美国商法干预不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具体而言,此次金融危机源于以下商事法律制度上的不足:

(1)法律制度的价值导向被扭曲。美国1977年的《社区再投资法》(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CRA)旨在鼓励商业银行和信贷机构对借款人提供服务,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加强了CRA的实施,事实上构成了对银行发放高风险贷款的鼓励;1980年《储蓄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Depository Institution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Act)取消了对存款利率和某些贷款利率的限制,扩大了存款机构的资金来源业务范围,放松了对金融的微观控制;1982年《可选择抵押交易评价法》(Alternative MoagageTransaction Parity Act)废除了各州关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只能发放串通固定利率贷款,促成了很多新型贷款种类的诞生,客观上纵容金融机构发放高风险贷款;1986年《税改法》(Tax Reform Act)取消了对消费信贷利息的所得税扣减,但保留了抵押贷款的利息扣减,为鼓励消费信贷向抵押信贷的转向创造了法律环境,客观上导致次级贷款规模扩大;1992年《联邦住宅企业财务安全和稳健法》(The Federal Housing Enterpises Finanoial Safety and Soundness Act)规定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最低资本,但由于公司资本杠杆率过高,导致核心资本与持有抵押和担保的MBS总值之比常常不足2%,这意味着一旦公司遇到风险,公司股本不足以弥补亏损,就会将风险损失转移给投资者和相关金融机构;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提出金融法律发展环境的“效率与竞争”观念,促进银行、证券和保险之间的联合经营,加强金融机构的竞争,由此便刺激金融机构在完全市场导向的环境中忽略了对自身风险的控制。

(2)监管黑洞大量存在。尽管美国被认为是世界上金融监管相对比较完善的国家,但是仍然存在诸多监管缺失。首先,在银行放贷环节,投资银行、评级机构和按揭贷款机构通过收取前端的放贷手续费而获取了暴利,却无需接受任何人对放贷环节的监管,以致放贷机构在利益的巨大诱惑下忽视了对放贷质量的控制;其次,在风险控制上,诸多金融衍生产品都被置于表外,而没有被纳入表内计算,极大地伪装和掩盖了杠杆的真实水平,低估了市场所需的流动性水平,监管部门很难详实地把握这些创新性产品的风险程度;再次,很多创新性金融产品都被置于场外交易市场,相对场内交易市场而言,监管相对宽松,以致这些产品的风险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还有,今年的金融创新超越了监管系统能够衡量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这些金融创新大多利用了“杠杆作用”,少量的资金通过杠杆作用便可以进行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的交易。杠杆交易在可能带来巨额收益的同时也面临着极其巨大的风险,然而监管当局控制杠杆风险的能力极为有限,一旦证券化底层资产情况恶化,系统的漏洞便会放大潜在损失的不确定性,加剧危机所带来的压力。诸如此类监管黑洞,大量地分布于美国的金融监管之中,而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3)诸如信用评级制度之类规范中介机构的规范存在重大缺陷。作为美国资产证券化中保护投资者的一个重要举措,信用评级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评级,投资者得以知晓某一资产支持证券的质量。但是,在信用评级时,评级机构是使用信贷资产历史上的违约率来评价这一资产的质量。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历史数据未必能反映未来的情况,某一信贷资产目前及将来可能发生的违约率极有可能偏离历史数据。此外,信用评级机构是对委托人的资产进行评估,评级费用由委托人承担,必然在评级机构和委托人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评级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真实性值得怀疑。归结起来,美国的注册制要得以有效运行,必须建立在类似信用评级机构等中介机构客观中立的基础之上,而这又依赖于相应商事法律制度的保障。

总的来看,一方面,由于美国商法一贯坚持的注册制,因而金融机构在发行按揭支持证券时,程序相对简便,商法对于层层建立起来的资产支持证券的杠杆风险估计不足,未能施以有效的干预措施,在一味追求效益的过程中忽略了安全的维护;另一方面,对手商事主体不断创造出来的新型商事活动,商法未能及时予以应对,在鼓励创新的同时,配套的风险防范措施未能及时跟上,这也是法律固有的滞后性弱点所致。

(三)经济发展观念的取舍;徘徊于政府与市场之间

从这场经济危机中我们发现:自由经济自有其优越之处,商事主体的创造力得到最大的激发,社会经济生活充满活力,整个社会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商事法律制度坚持“效益优先”的价值理念,必然能够促使高效益和高回报的商行为的诞生。然而,高收益和高回报也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尤其是杠杆交易能够将一般交易中的风险放大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由此给社会经济造成难以弥补的重创,这是自由经济的本质所在。

只依靠市场力量而不加任何约束,经济活动就会担当起巨大的道德风险:即在高杠杆率的经济游戏中,某些个人或一部分群体通过不透明的交易活动获取巨额利润,而在此期间所积聚的风险却得不到有效控制,一且风险暴露,所造成的损失却是由整个社会来承担。因此,零约束的经济活动与完全约束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后果将十分相似,都是以牺牲社会整体利益为代价来获取部分群体的收益。在高效益、高风险和低效益、低风险之间,人们一直在探求“黄金平衡点”,即如何在利用市场力量实现效益的同时,又能够对高效益背后的高风险加以有效控制,从而防止经济生活的大起大落,维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和持续。这是政府与市场关系中难以把握之处,政府干预太多是坏事,但过于放任同样不是好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如何保持效率与安全的平衡,则是一道哲学难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或者效率与安全的关系,绝对不是一时之事。面对这场金融危机,目前人们大多是从经济手段上寻求解决途径。然而经济手段只是权宜之计,不可能得到稳定和长久的实施。笔者认为,要真正挽救危机,防止危机不定期地出现,维持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还是应当从完善商事法律制度着手,纠正目前商事领域过于追求风险利益的价值导向,适当加大监管力度,尤其是将那些监管黑洞纳入法律制度规范中来,规范中介机构的不良行为,以维持商事交易的公平和安全。基于法律制度的稳定性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只有在法律制度上有效解决了效益与安全两大价值理念的关系,才算彻底解决了这一世界性难题。笔者相信,效益与安全之争将止于法律制度上的有效解决。

四、从中国商法的制度价值思考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一)中国商法的价值误区

建国以来,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极其巨大。政府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充当了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市场主体缺乏有效竞争,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习惯了通过政府的力量来安排经济发展的进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被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完全认同。中国政府面对这么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大国,向来都提出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稳定是大局。这种思维直接决定了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观念,并在一系列法律制度中体现出来,中国的商法也不例外。

以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为例,我国商法重视安全的价值理念喟然可见。我国《证券法》第153条规定“证券公司违法经营或者出现重大风险,严重危害证券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该证券公司采取责令停业整顿、指定其他机构托管、接管或者撤销等监管措施。”2008年4月23日公布并实施的《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规定了停业整顿、托管、接管、行政重组、撤销、破产清算与重整等处置方式。从这些处置方式的性质来看,尽管较之过去已经在尽可能地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解决问题证券公司的问题,但是仍然体现出较强的行政干预色彩。正如《条例》第37条所规定的,“证券公司被依法撤销、关闭时,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行政清理工作完成后,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其委托的行政清理组依照《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被撤销、关闭的证券公司进行破产清算。”较之于《保险法》第86条“保险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的规定,《条例》并未明确要求经证监会同意证券公司才能破产,应当认为是一种进步。然而,整体而言,中国问题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依然表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过分注重政府行政手段的运用。我国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运行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从市场准人的审批,到市场退出的行政干预,监管部门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处理金融机构的问题。诸如撤销、行政清理、行政接管。、行政重组到形似市场化的托管,都是行政处理问题金融机构的主要手段。这与西方先进国家以市场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 辅的处理方式相比,存在很大的差别。“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处理问题金融机构通常坚持多购并重组、少破产原则,但对于问题严重的金融机构决不姑息迁就,坚决实施破产清算、逐出市场。”反观我国,监管部门似乎对问题金融机构存在姑息迁就之嫌,希望通过托管、接管等方式化解金融机构已经出现的市场风险,而不是严格、及时地促使其退出市场并在所有金融机构之间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虽然托管后,托管方可以对被托管方实施兼并重组,但是此种兼并还很难实现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效果,因为监管部门在选择托管方时,并非采用市场化的竞争机制,托管方的确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部门的态度,因此托管方对被托管方的兼并重组只是托管的后续结果,并非市场竞争的效果,这样出现“以弱并弱”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二,金融机构退出后的损失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承担。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先后爆发了中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经营失败,海南34家城市信用社危机,海南发展银行关闭以及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等事件,除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外,都是由国家保证个人的存款。“这种所谓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退出,实际上就是等于银行在经营中把营利留给自己,把风险交给国家来承担,这也正是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尽管我国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但是我国实际上并不缺乏“金融公共安全网”,我国政府对存款人进而对金融机构的保护程度实际上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每当出现金融风波时,中国人民银行总会对问题银行提供大量的紧急救助款,或者对收购方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以渡过金融风波的难关。“2004年,南方证券、汉唐证券先后爆发风险,人民银行分别提供了约70亿元和10亿元的金融稳定再贷款,收购两家公司的个人债权和弥补客户保证金缺口,而这些再贷款最终会转换为全社会的隐性负债,使全社会为这些治理失败的证券公司买单。”

从我国问题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来看,我国商法相对保守。国家和监管部门对商事主体的干预较为频繁,干预的领域也较为宽泛。对于类似于金融这样尚无把握的领域,习惯给与政府的特别关怀。尽管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强调商主体的市场化,但是从市场准入到市场运营再到市场退出,依然保留着大量政府干预的痕迹,这无不反映出我国商法追求“安全”的价值理念。

(二)中国商法应当防止在过度追求安全价值中丧失创新效益

考察当前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尽管中国的进出口受到巨大影响,金融机构损失较为惨重,国内金融市场的信用也受到重创,但是我们依然庆幸中国经济所受的影响较之美国而言相对较小,甚至有媒体称“中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大有可期”。对于此种局面的出现,中国商法的“功劳”也是不可低估的。在“安全”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商法相对保守,体系较为封闭,资产证券化业务未能充分展开,国内机构所能投资的证券种类和范围相对有限,因此也躲过了滋生于资产证券化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然而,正如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之所以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巨大的直接冲击,并非是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非常严密,金融监管和金融立法非常完善,而恰恰是中国金融市场尚不足够发达,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完全融入全球经济中,才使得我们没有赶上金融泡沫的破灭。事实上,面对金融危机的到来,我们还有许多监管与立法空白处,如果不及时加以弥补,我们将无法从容应对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后续、深远的影响。”对此,我们需要深刻反思。偏重安全价值的中国商法在经济危机时刻表现出来的抵抗能力,究竟是祸还是福?中国商法在经济危机中的所得是否足以弥补其所失?中国商法将安全价值凌驾于效益价值之上,在经济危机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害的。

首先,过分注重安全价值,将限制商主体的市场竞争,不利于培养商主体的市场创新意识。比如,对证券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采取行政指定的托管方式,很有可能无法化解金融机构的风险,反而加剧风险的积累,因为在行政指定托管机构时,并未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被指定的托管机构未必具有并购和重组被托管金融机构的市场需求,其接受行政指令对问题金融机构开展托管,很有可能将问题金融机构的风险横向转移到托管机构身上,拖垮原来经营稳健的托管机构。相反,对于那些有并购重组的需求却未被指定开展托管的金融机构,则丧失了一次较好的发展机会,不利于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壮大自身实力。通过行政化的方式化解的金融风险,只是短暂的表面风险,其实质很有可能只是延缓了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时间,不利于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壮大。

其次,过分注重安全价值,固守传统观点,将丧失诸多发展机会。比如,在职工持股会能否作为管理层收购主体这一问题上,我国商法未明确职工持股会的法律地位和性质,原外经贸部曾发布《外经贸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内部职工持股试点暂行办法》,另外北京、上海等地方也出台了关于职工持股会的相关办法,均规定职工持股会得以法人形式运作,有些地方明确规定职工持股会为社会团体法人,但鉴于职工持股会的社会团体法人性质,其开展管理层收购的适用范围、融资方式、对外投资等均受到限制,事实上排除了职工通过职工持股会这种形式参与公司收购的可能性,弱化了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激励机制,不利于在公司与职工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也不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再如,我国目前以独资、合伙和公司的组织形式为主导的企业组织形式比较单一,人们选择企业形式的范围较窄。尽管我国社会实践中出现了“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但是因为其法律地位不甚明确,也常常被作为私营企业或公司企业来对待。在这样的法律环境中,人们无法通过“合作社”这种创新组织形式,探索适合中国社会的商事活动模式。

再次,过分注重安全价值,将导致行政职权的膨胀,不利于提高商主体的国际竞争力。当安全和效益这两种价值发生冲突时,立法者和监管者习惯性地强调安全的重要性,尽管他们也知道“经济发展才是最稳定、最可靠、最持久的经济安全”,但是从实验经济学的“易得性”来看,易感受到的是危机,而不是稳定。毕竟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不是常态。如同照顾病人一样,要多休息少运动,要服用抗生素,从而战胜病魔,但这种特别的护理措施只能短期使用。如果对于一个正常人,一直采用限制运动、服用药品的方法,则必将害及健康。因此,中国商法长时期地保持限制、谨慎、重安全轻效益的价值理念,为行政职权在商事领域占据一片天空,容易导致行政职权的进一步扩张,习惯性地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交易,不利于商主体适应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从而必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被淘汰。

曾有一位著名学者说过:当看到美国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时,我们不应当庆幸自己躲过了此种重大事故,因为我们依然处于马拉车的时代。同理,在美 国爆发惨重的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应为中国商法的过分保守感到悲哀。英美发达国家通过商事创新活动所获取的巨大经济效益,正是我国商法最大的缺憾。经济危机未在中国发生,给中国所避免的损失是十分有限的,中国在经济危机之前未能积极参与经济创新活动所丧失的效益才是更为巨大的。中国商法有必要反思自身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以便在下一轮全球经济发展中充分分享发展收益。

(三)中国商法应当在安全和效益两大价值中作出科学抉择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平均每隔5到10年就要出现一次经济波动,如何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从商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来看,应当深刻反恩我国商法的立法价值理念。

笔者认为。偏重安全价值的我国商法,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行政干预的方式来作用于社会经济生活。在此种商法环境中,商主体和商事交易的自治程度远远不够,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和监管部门的意愿。政府通过制定经济发展目标,强制性地向商主体下达发展指标,商主体在实施商行为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行政的干预。因此,商事活动很有可能偏离了本应遵循的发展轨道,在行政干预的作用下被强行拉升、畸形发展,一旦行政干预在某个环节出现障碍,商主体及其商行为都将受到牵连,于是便出现了较大的经济波动。

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和稳定发展,避免大起大落,我国商法应当注重协调效益与安全两大价值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效益与安全具有共同的目标,即都是为了实现经济生活的持续和稳定发展。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以效益价值主导的自由竞争机制,能够提高商主体及其商行为的效率,形成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商主体无法自身解决或者解决成本过高的领域,则由国家通过适当的干预来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因此,总的来看,效益价值应当是第一位的,但是不能忽略安全的维护。两者的关系说来简单,要真正落实却存在很大的难度。商法理论和具体商事制度的研究,都应当着眼于两者的这种关系,在具体的商事法律制度的语境中,将权利义务配置得当,兼顾效益与安全的实现。

从2006年《公司法》的修改来看,新《公司法》的立法体系与法律结构有了很大的改观,立法理念体现了鼓励投资、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的精神,取消了诸多不必要的国家干预条款,废除了股份公司设立的审批制,减少了强制性规范,强化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突出了公司章程的制度构建作用,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对股东权益的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对于保护自由市场和鼓励投资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应当认为,新《公司法》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效益与安全的关系,开始注重商主体的自治,提高了效益价值在公司法中的地位。当然,这种转变还只是一个开始,《公司法》中仍然存在诸多有待改善之处。

相比之下,我国现存的商事法律中尚有诸多未能体现商主体自治的制度,监管过严的问题还十分严重。在商法的发展方向上,应当注意尊重商主体的自治,同时也不能放松对市场的监管,但无论如何,监管只是自治的有效补充,绝不能以监管来牺牲自治。在现阶段,我国的商法理论研究应当稍微侧重对效益价值的强调,只有这样,社会经济才能按照其固有的规律持续稳定地发展。

篇8

20世纪90年代信息产业的发展带动了美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使美国实现了由制造业经济向 现代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的转变,从1990―2007年间,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由15%下 降到11.7%,而信息、金融与保险、专业服务、教育和医疗等服务业产值比重则大幅上升 , 由60%上升到66.6%。从就业人数比例来看,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由20%下降到10%,金融 和专业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则由30%上升到50%。①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

(一)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使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是以全球市场为依托实现的。具体来说,美 国跨国企 业基于比较优势原则,借助于FDI,在控制核心技术或核心价值链的基础上将劳动密集型生 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由生产企业演变为生产企业,由此,美国逐渐成为由 生产业(或现代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体。[4]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使拉动美 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发生了重大改变。

首先,由于生产业是高人力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集中了众多知识、创新与技术 因素,因此,美国由制造业为主向生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的转变,意味着美国经济增 长不再是由资本、资源、劳动力的投入来驱动,也不是主要依赖生产技术投入,以技术进步 改进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而是一种由知识和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这 种增长模式下,传统上的经济增长动力――投资对于美国经济的拉动效应受到明显削弱。解 构美国的GDP,我们看到,2004―2007年,农、林等第一产业不超过GDP总量的1.2%,制造 业 更是逐年下降(见表1),2007年只占GDP的11.7%,而第三产业――服务业构成了美国GDP 的 66.6%。从各产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见图1),制造业也是呈明显下降趋势,服 务 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逐年上升,2007年美国GDP增长2.2%,其中,服务业贡献了2.14个 百 分点的增长,信息产业贡献了0.49%,而制造业的贡献为负。与此相应,美国国内的投资规 模,尤其是制造业投资规模增长日趋缓慢。2006年美国制造业投资的增长率仅为2.7%,投 资 额仅相当于GDP的2.1%,即使是作为美国优势产业的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硬件生产,每年的投 入在GDP中的占比也不足1%。制造业投资规模增速趋缓使得投资带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大 大削弱。

其次,随着产品制造环节的对外转移,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从事产品生产,由此, 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商品进口国,贸易账户逆差额持续扩大。1992―2006年的15年间,美 国贸易账户逆差由969亿美元扩大到8382.7亿美元,逆差规模增加了7413.7亿美元,增加7 .7 倍。并且美国逆差的产品结构也出现了更加多样化的特征,由原先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 型产品主要依赖进口,发展到目前一些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内供给也主要由进口来满 足。目前,美国几乎在所有商品类别上都存在着逆差。由贸易账户的巨额赤字导致的经常账 户逆差的不断扩大,意味着美国难以通过对外贸易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由图2可以看出,自2 000年以来,净出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都为负值。

当美国国内投资增速趋缓、经常账户逆差持续扩大,难以有效拉动经济增长时,美国就只能 通过刺激国内消费需求来带动经济增长(见图2)。2007年,在美国2%的GDP增长中,消费需 求拉动经济增长1.95个百分点,而投资、净出口和政府支出三者合计仅带动经济增长0.05 %,由此,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二)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扩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

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的经济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国民的总体福利水平也由 此得到了大幅改善,但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对外价值链转移的过程中,对美国国内收入分配格 局产生的影响,导致了美国国内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5]

首先,使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美国借助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外转移的首先是以产品 生产和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这些环节的对外转移会使美国由制造业分离出大批产业 工人,从而在总体上改变了美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使美国劳动收入份额逐步下降 ,导致普通劳工收入呈下降趋势。

其次,知识阶层的收入出现分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不仅将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生产 与制造环节转移到国外,服务业内部的一些技术环节也因为新崛起国家的激烈竞争,特别是 这些国家廉价的高科技人员具有的比较优势,迫使发达国家的企业采用外包、外购的方式以 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对于一些知识含量较低的非核心环节的技术人员的需求也呈下降趋 势,这些领域的从业人员收入因此受到影响。但美国通过生产与服务业一些环节的对外 转移,也进一步加强了其在金融和保险、信息和技术服务的高端领域的竞争优势,使得美国 这些行业不仅面向国内的制造业提供服务,更成为全球服务供应商,其市场规模的扩展直接 导致了对知识型高级人才需求的上升,从而在知识阶层出现了两极分化,收入分配更偏向 于高端技术和金融与保险领域的高端人才。

第三,资本收入份额增加,财富的集中更加明显。美国跨国企业通过将劳动密集型环节和某 些服务环节的对外转移,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扩大了其在全球的市场份额,极大地改善了 企业盈利,由此,使得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上升,并导致了美国企业高级管理人 员的薪酬大幅增长。据统计,自1993年以来,美国CEO的平均年薪翻了四番,2006年达到105 0万美元,该平均年薪已由1976年相当于普通工人平均年薪的36倍,扩大到2006年的369倍。 也就是说,一个CEO平均一天工作的收入超过了普通工人全年的收入。③此外,美国金融 市 场的快速发展也为贫富分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在美国金融市场发展迅猛,资产价格 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财富集中与收入集中之间的“马太效应”会进一步加大这种收入差距 。如图3所示,2004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的净财富占全国净财富总额的33.4%,最 富 有的10%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净额占比为69.5%,而剩余的90%的家庭的财富净额占比仅为30. 5 %。此外,如表2所示,若将美国按收入分为五个阶层,1970-2006年,只有最高的20 %的收 入份额呈上升趋势,由43.3%上升到50.5%,增长7.2个百分点,其余阶层的收入份额均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财富的过度集中使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矛盾:一方面,在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 结 构下,消费需求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但另一方面,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财 富过度集中于少数富裕阶层,又会对美国国内消费增长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因为富裕阶层 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中低收入家庭,因此,这种收入向少数富裕阶层的过度集中,会从总体 上对美国国内消费增长带来不利影响,成为制约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瓶颈。

(三)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有效的金融支撑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现代服务业中金融业的发展尤为迅速,从而极大地缓解了财富集中 对于美国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为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提供了有效的金融支撑。一 方面,银行业为应对证券市场发展对传统银行业务的不利影响,大力拓展个人消费信贷市 场, 为美国家庭通过借贷增加消费提供了基本的信贷支撑;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则从供给和需求 两方面促进了美国消费信贷的发展:一是金融创新提供的众多金融产品为美国家庭提供了丰 富的投资品种,增加了其资产性收入,当资产价格上升时,居民的资产收入预期增加,会提 高美国家庭的借贷消费需求;二是在消费贷款基础上进行的金融创新,如资产证券化,通过 对原有资产的重新打包与组合,将风险隐性化了,使这一交易中的当事人都感觉风险不是由 自己承担,因而大大提高了市场对这类资产的需求,或者说增加了消费信贷市场的资本供给 。因此,由金融创新和消费信贷带动了金融业发展,也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 持。

从现实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借助于消费信贷刺激国内需求,美国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 1996―2000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4%,虽然2001年由于股市泡沫的破灭,美国经 济增长率下降至0.8%,但经过短暂的调整,2002年增长率为1.6%,2003―2007年美国经济 的 年均增长率也达到了2.9%。与此同时,美国家庭债务规模也在不断攀升,2002年美国家庭 债 务为8.5万亿美元,2006年已达11.5万亿美元,相当于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127%。2007年 美 国家庭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到14万亿美元,债务已高达可支配收入的140%。其中,家庭抵 押贷款从2002年的6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0.6万亿美元,家庭消费信贷从2002年的1.9 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5万亿美元。④

当美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国内消费拉动,而国内消费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又是靠借贷来支撑时 ,资产价格就成了美国经济增长循环中重要的一环。

二、经济结构的变化使资产价格成为美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环节

从理论上讲,美国消费信贷的发展规模会受到中低收入家庭财务状况的制约,因为中低收入 家庭当期通过借贷增加消费,必然使其下期的支付能力下降,因此,借助于消费信贷由中低 收入家庭消化高收入家庭的剩余储蓄在理论上讲是不可行的。但在现实中,如果考虑到消费 者的财产性收入,这种消费信贷的发展也有其短期的可行性。这一特点在房地产抵押贷款中 表现尤为明显。

由于家庭购买住房不仅是一种消费行为,同时具有投资属性,所以,从微观角度分析,消费 者对于住房需求有与一般消费品需求不同的特征。

设某消费者以借贷资金Q购买住房,当前市场的借贷利率为r,则消费者通过借贷购买住房一 年后会增加额外支出: Q•r。

由于购买住房同时也可以看作一种投资行为,其投资收益率(i)为:

i=(A+T)/Q

其中: T为房租报酬,A为房屋在一年里的预期增值。

则消费者购买住房一年后的收益为:i•Q。

由此,若设消费者通过借贷购买住房的净收益(或净成本)为Y,则:

Y=i•Q-r•Q=(i-r)Q (2)

由(2)式可以看出,消费者当期通过借贷用于住房购买是会改善还是恶化其下期的家庭财 务状况,取决于房地产投资的收益率和当前市场借贷利率,进一步看,由于房地产投资收益 率i直接取决于房屋预期增值A,因此,当预期房地产价格有较大的上涨空间时,i的提高会 使i>r,消费者通过当期借贷购买住房的行为会有正的收益回报,会刺激消费者的借贷购房 需求,并进一步促进房地产价格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带来美国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增加,扩 大家庭消费需求,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由此,资产价格成为美国经济循环中的重要环节。

三、美国货币政策调整是次贷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由以上的分析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美国消费者借贷购房消费行为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是房地产价格;二是借贷利率。而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对于这两个因素都有着重要的影 响,所以,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长期以来,美联储的政策调整基本上是依据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权衡来进行。因为传 统的货币理论认为,流通中货币量偏多必然导致物价上涨,因此,一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就可 以作为判断其货币量适度与否的重要尺度。但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和美国产业结构 的调整,实际上已经使美国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相关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因为当越来 越多的产品生产与制造环节被转移至国外,美国国内市场的商品供给就不再取决于美国自身 的要素禀赋,而主要是通过全球采购来满足,而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下,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依 据比较优势原则在全球构建其产业链,将全球的要素优势集中到了跨国公司内部。发达国家 的技术、设备、管理等与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的有机组合,极大地提高了全球的 资源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产品生产成本明显下降,从而使得国际市场工业制成品的价格 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由此,美国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刺激国内经济增长的同时,却 不会带动国内物价上涨。

当美国扩张货币政策不再有传统的内部均衡的约束,且资产价格成为美国经济循环过程中重 要的一环,美联储的政策调整就具有了与传统的制造业经济下明显不同的特征。在传统的制 造业经济下,美联储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拉动国内总需求,一旦超过了美国充分就业下的 总供给能力,就会引发通货膨胀并使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兼顾经济增长与通货稳定的政策目 标使美联储不可能长期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但在现行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下,美联储 扩张货币政策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并保持物价稳定,同时也使美国资产价格上涨 ,并带动借贷消费需求增加,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使美联储对于扩张性 货币政策有了更强的偏好。当美联储日趋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资产价格泡沫持续扩大直至泡 沫破裂并影响美国经济增长时,美联储只要能够找到另外一个领域吹起新的资产泡沫,就可 延续这种经济增长模式。

但是,这种经济运行模式的风险也是十分明显的。在泡沫生成和不断膨胀过程中,由资产价 格上涨的预期会使美国家庭的负债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的负债比例会不断上 升。前面提到,2007年美国家庭债务规模高达14万亿美元,债务占到可支配收入的140%。 美联储数据也显示,家庭债务偿还负担(比可支配收入)从2000年的12.6%上升到2006年的1 4 .3%,不断创出新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家庭的财务状况就变得十分脆弱。一旦资产价 格 出现波动,即使是小幅波动,也有可能使一些低收入家庭出现偿付困难,而这种偿付困难如 果进一步影响到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并导致人们对金融机构的信心降低,由金融系统特有的 危机传导和扩大机制,最终会酿成全面的金融危机。

美国的现实情况也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实际上,美国在2007年8月份次贷危机爆发前, 房地产价格并未出现大幅度下跌(见图4)。美国住房价格的调整是从2006年开始的,而这 种调整并非价格大幅下跌,只是价格上涨幅度的回落,2006年第四季度美国的住房价格指 数达到219.73,比2005年末上升了6.34个百分点,2007年第二季度的住房价格指数为32 0. 40,比2006年底略升了0.67个百分点。但由于美国低收入家庭负债比例过高,资产价格涨 幅 回落导致资产收入下降,影响到低收入家庭的财务状况,使其出现了偿付困难,并成为次贷 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

结语: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次贷危机的发生有其金融层面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说, 是由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经济运行机制、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等一系列问题综合作用的 结果。因此,这次危机对于美国的影响不会仅停留在金融层面,对美国乃至全球的实体经济 都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尤其是那些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如中国受到的冲击更大,危机过后 恢复经济正常增长需要更长的时间。

注 释:

① 资料来源: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② 包括农、林、渔、采矿业、建筑业和公用事业等。

③参见Jonathan Peterson, House Wants Investors to Vote on Executive Pay, Los Ang eles Times, April 21,2007。

④ 根据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相关数据计算。

主要参考文献:

[1]何 帆,张 明.美国次级债危机是如何酿成的[J].求是,2007(20).

[2]卢 锋.产品内分工:一个分析框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 o. C2004005; 2004(5).

[3]王晓雷.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成因[J].农村金融研究,2007(10).

[4]李 方.全球经济失衡下的金融泡沫经济[J].国际金融研究,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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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探讨

“后危机时代”是指金融危机已相对缓和但危机的深远影响尚未彻底消除的特定阶段。一方面,金融海啸已基本平息,前期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已帮助全球主要经济体走出衰退阴影,步入全面复苏,全球金融体系重回平稳轨道。另一方面,金融风险并未彻底清除,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脆弱,金融体系仍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形势严峻

未来的一段时期,全球会出现一个流动性相对充裕的情况。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看好,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中国面临的发展也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

首先,流动性过剩。西方国家经济恢复的根基是非常不巩固的,而且它们财政扩张空间非常小,英国、美国乃至于其他欧洲国家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债务大都上升了20%-30%,但是经济还要维持,怎么办?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货币政策不仅不能收还要继续扩张。在这种共识的引导下,全球货币流动性还将持续,这将使中国经济面临资产泡沫上升压力和汇率升值压力。

其次,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口号下,全球兴起了一轮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浪潮。“轮胎案”、“特保案”等仅仅是开始,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还会愈演愈烈。更可怕的是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土耳其等国对中国的出口也是持有敌意的。种种因素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不可能继续依赖出口增长的方式来支撑未来的发展。

(三)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忧”和“外患”

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巨大风险:第一个风险来自资产价值的巨幅变动。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如果中国房地产价格再提升20%-30%,便会激发更多的社会矛盾。相反,如果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下降20%-30%,很多企业和个人都将出现“资产负债表”的问题。第二个风险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出现某些影响农副产品生产因素,在流动性非常充足的背景下,很可能会演变为农副产品价格迅速上涨,进而直接演变为通货膨胀。

从国际方面来看,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是困难重重:一是原材料和能源价格迅速飙升有可能带来的供应链局部中断。尤其是在日本震后重建和世界局部战争频发的大环境下。二是区域性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远远超出了预想和估计。这么多经济布局在海外,一旦出现区域性冲突,那么政治影响、社会影响、经济影响都会非常大。

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反思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创造了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奇迹,年均增长近10%,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由1%上升到5%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但是纵观我们的发展思路,高增长总体上是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低成本竞争和市场外延扩张的粗放型增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一)发展方式的反思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第一,中国的体制转轨使人口流动活络,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使工资水平缺乏弹性,劳动力的低成本得以持续,进而为经济增长贡献了“人口红利”。第二,高储蓄率和低利率政策使资本成本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个别年份甚至是负的实际利率,银行呆坏账的冲销和“债转股”还使得企业可以不必偿还本金。第三,只反映开发成本的能源和资源价格长期偏低,加之低污染成本,这些共同构成了生产要素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主要以低成本要素投入为支撑的粗放型增长必然引发过度投资,进而形成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往复和循环。

(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反思

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投入—产出”过程。因此,在一定的管理和技术水平条件下,物质资源拥有量及其持续供给能力,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由于国内资源的稀缺性制约,经济过热和消费结构升级所导致扩张型经济增长,必然增加中国经济对国际资源依赖程度的迅速提高。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深层次的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因此,后危机时代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任重而道远。

(一)以改革和创新为动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增长,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问题,促进经济的平衡增长。一是调整需求结构,大力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在政策取向上,将合理把握社会投资总量规模,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水平;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将现有的鼓励消费政策长期化。二是调整区域发展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一步健全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机制以及区域间的经济利益协调机制,为产业区域转移搭建良好的公共服务平台。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培育和形成一批在今后十年甚至更长时期内在全球范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不断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二)在加快工业化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城市化战略

对于中国而言,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从国际经验看,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相互依存,工业化要以城市化为基础,城市化则要靠工业化来推动。城市化进程之所以能够创造需求,主要源于二个方面:一是城市化会创造出增加就业的生产性投资,增加公共品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二是城市化会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相对而言,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要比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强得多,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就会带来消费总量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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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给实体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对制造业的影响首当其冲,外部市场需求大幅减弱。经历原材料和油价上升、利润下降,再到消费不足、生产过剩、产品积压、订单减少、业务量萎缩、客户丢失、人民币升值、资金紧张,我国制造业受到严重打击。由于物流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高度的同步性和依赖性,因此,受GDP增速放缓的影响,中国物流业也处于经济寒冬。2008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将达88.82万亿元,增幅同比下降8.1%;物流业增加值完成约1.94万亿元,增幅同比下降5.7%;社会物流总费用约为5.21万亿元,增幅比上年下降3.5个百分点。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出口下滑、运力过剩、运价下降,国内物流企业经营困难进一步加剧。据浙江省运管局的统计,2008年和2007年相比,货运业务量平均下降了20%~30%,2009年3月17日,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省各地的货运场站及其入驻货运企业的业务量都出现下滑,其中杭州、宁波、温州等地的下降幅度达到了30%。与此同时,运价也在下调,浙江约有40万辆货车、25万多个物流企业,平均每个企业拥有货车1.6辆。有关部门抽选了其中39家企业,发现有36家出现运价下降――运价下降5%的18家,运价下降超过5%的18家。

二、研究现代制造业与物流业互动发展的原因

1、依据被国际经验所证明了的经济发展规律

在工业化初期,制造业是产业的主体;而在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当制造业规模较小的时候,制造业普遍采取“大而全、小而全” 的企业组织模式,即制造企业自身承担原材料采购、产品制造、商品销售以及物流等所有活动。但由于规模的扩大、竞争和专业化分工的加剧,企业因为资源约束不得不将物流等业务外包,由此产生了制造、物流等活动的相对独立。到了生产相对比较发达的今天,制造与物流的独立掩盖了他们之间的联系,降低制造业与物流业的交易成本、增强制造业与物流业的产业协同的呼声日渐高涨。我国正处于向工业化中后期的推进阶段,实现制造业和物流业的互动发展不仅迫切和必要,而且也成为可能。

2、依据当前制造业与物流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制造业是物流业发展的需求基础,而物流业又是影响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两者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当前,制造业物流没有转化为社会需求,导致物流成本高、效率低,降低了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而由于社会化需求不足,同样制约了物流业发展。只有推动制造业与物流业互动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才能实现互利共赢。1999年海尔的成功经验就是,在企业内部打破事业部的界限,把分散在各事业部的物流资源集中起来,统一成立物流公司,统一受理各事业部的所有物流业务,取得了较大成功,不少企业借鉴了海尔内部物流整合的成功经验。

3、依据制造业与物流业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

未来我国经济转型就是要促进制造业的服务业化,实现由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而通过供应链管理和对制造业的流程再造,实现制造业与物流业的融合发展,正好体现这一发展趋势。

4、依据两大产业长远赢利目的

从长远看,提倡风险共担,有利于两大产业充分发掘第三利润源泉,提升两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两产业协调融合发展。从当前看,在经济环境偏紧、两产业发展面临较大困难的情况下,提倡风险共担有利于两产业通过发掘新的利润源泉,同舟共济,共度难关。目前,国家正在研究制定两业合作指导意见,这意味着国家不仅在战略层面推动两业互动发展,而且在战术层面出台了具体措施,标志着两业合作将进入一个加快发展的新阶段。

三、中国现代制造业与物流业互动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制造业是三大产业中发展最快和比重最大的产业,因而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制造业的发展给物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也确立了标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

1、制造业对现代物流业的重视程度不足

中国的制造业还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影响制造业赢利的因素很多,如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劳动力成本、供应商管理、新产品开发、产品质量控制、市场准入、产品销售、售后服务等等。似乎哪一个都比物流重要,物流理念认识落后,尤其是国营企业重生产轻管理、重工艺轻物流,有畏难心理,墨守成规,缺乏物流革新精神。

2、物流外包说比做容易

中国物流业的成本比国外要高两到三倍。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00多家在华投资,其中90%左右的外资企业选择物流外包,而中国的物流外包比例只有16%左右。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沃尔玛的货物永远在路上,国内企业的货物总是在仓库里。其实,许多人做过不少制造业物流外包调查,结果表明,制造企业决策层和管理层都知道物流外包的好处,但制造业物流外包的比例多年来还是一直维持在15%以内,制造企业自营物流仍是主流。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长城汽车,长城汽车控股的蚂蚁物流公司目前的总资产达到2个多亿,200多辆配送车辆,700多名员工。首先,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长城汽车已经形成、建立了相对完善且具有一定规划的物流体系,不可能为了纯粹的外包形式而关停此等规模的物流公司。其次,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物流公司的介入可能会遇到企业内部某些部门或者领导的抵制,毕竟关系到自己的饭碗。再次,像蚂蚁物流这么大规模的公司,除了裁员之外,物流外包的实施可能意味着资产的出售,企业管理结构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3、制造业主宰供应链,发展不协调

谁都知道原材料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物流服务提供商等组成了供应链,供应链应该协同。而目前在多数情况下,中国的供应链由制造业主宰,制造商过分强调博弈,较少考虑“双赢”或“多赢”,因此,供应链难以协同。目前形成的供应链关系不是合作关系,而是竞争关系,这不利于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据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统计,2008年12月我国公路货物运输市场综合价格指数为71.1,比上月下降了4.6个百分点。2009年2月我国公路货物运输市场价格指数66.7环比下降3.4个百分点。

4、现代物流业发展滞后严重影响与现代制造业的互动发展

物流业沿用传统作业方式多,创新少,“现代化”水平低。现代物流与传统物流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现代物流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整合运输、包装、装卸、搬运、仓储、流通加工、配送、回收加工及物流信息处理等各种功能而形成的综合性物流活动模式,来实现资源利用、运作效率的最大化,它强调的是系统性、协调性。中国物流企业大多停留在传统经济模式下,没有物流信息系统,缺乏面对新经济模式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为数不多的、较为先进的物流企业往往只拥有物流信息系统之形,匮乏其实质,表现为物流模式的信息系统设计落后,不同信息缺乏相互链接和共享。

5、现代物流业发展滞后严重影响与现代制造业的互动发展,物流标准化滞后

物流标准化建设是推进物流现代化的基础,是中国物流业与国际接轨的坚强基石。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物流标准化程度差距很大,如各种运输装备、装卸设备标准不能有效衔接,各种运输方式之间装备标准不统一,多式联运迟迟得不到大的发展;物流包装标准与设施标准之间没有协调;代表物流现代化程度的信息化标准严重滞后……这种种缺陷直接导致我国物流成本比重居高不下,物流效率大打折扣,社会和企业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物流标准化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现代物流发展的一块“软肋”。尽快改变物流业的非标准化状态,加速物流标准化发展已经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鸣。

四、现代制造业与物流业的互动发展对策

1、与时俱进,改变观念,改良发展

制造业物流的改良式发展模式针对传统老企业暂时没有条件进行企业再造和流程再造、无力进行物流技术革新的现状,企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企业物流不合理的状况进行局部改变。如调整职能部门结构以求加强物流活动的协调统一性;改善物资存放管理方式以求降低管理费用;适当增加物流技术装备以求提高物流作业效率;加强库存管理控制以求降低资金占用等。同时,应加强物流意识,关注物流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蓄势待发,待条件成熟时进行物流系统的根本性革新。企业物流改良式发展可以采用物流系统诊断的方式,聘请有关专家并组成有各部门领导参加的诊断小组,通过广泛的宣传和调查,明确物流系统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地位、作用和必须实现的功能。了解企业内外部环境,摸清系统目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到底是物流布局、基础设施、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人员素质等系统组成要素的问题,生产物流、供应物流、销售物流等系统结构方面的问题,还是物流作业方面的功能问题,是主观问题还是客观问题,并根据具体问题提出相应措施或解决方案。

2、整合制造业资源,分离、外包物流业务,提升竞争力

鼓励制造业主辅分离、流程再造,分立、分离、外包物流业务,支持物流企业向专业领域渗透,特别是要推动制造业与物流业加速融合、互动发展。大型物流企业应该做强做大,中小企业应做精做细,适应目前制造业由“少品种、大批量”向“多品种、小批量”的发展趋势,发展各方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互动协作。同时,现代物流业应该充分发挥已有的物流设备、信息技术、网络布局(中小企业仍以做强专线为主),减少物流响应时间,以更安全、及时、完好、优质的服务尽可能为制造业提供物流技术(有代收货款或其他附加业务为更佳),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构建制造业产业链的协调互动发展。对于有能力、利润逐步增加的物流企业还应不失时机地在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立体化(仓库)等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加强研究力度,为更好地服务于制造业或其他行业,提升现代物流水平。

3、协调供应链,互动发展

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如果单纯停留在制造层面,其只能做大而不能做强。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应有自己的业务核心,专注于某一方面发展专长,与物流业合作,以互惠互利的合作方式,提升供应链管理和企业运作效率。而对于物流业来说,应发展针对制造业的物流服务。物流企业应该将发展物流服务作为利润重点,帮助制造企业制定销售计划、运输计划、订货计划、生产计划,以至对制造企业进行流程改造、再造等。当制造企业根据市场的变化而改变生产计划时,物流企业能迅速地传递信息,制定弹性工作计划,并相应地调整各个环节。这一切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深双方的合作关系,使得物流服务商在整个生产中占据越来越重要和稳固的位置,从而保证其快速发展。除此之外,还应该着力于提供其他高附加值的相关服务,尤其是可以提高顾客满意度的服务,如提供“门到门”送货服务,收集客户反馈信息等,这些都可以加深合作,实现双赢。

4、利用先进信息技术统筹全局,加快信息技术的应用

由于制造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制造业的供应链超越了国界,制造业的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全球协同十分重要,这越来越有赖于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如今,中国的制造商进行了大规模的信息技术应用投入,根据有关材料,国家“十一五”制造业信息化科技工程计划投资50亿元,2007年已经开始支持制造业的信息化实践,中石油等大型企业ERP系统成功上线,GPS、RFID等一批物流设备广泛应用于神化、宝钢、上海华谊等企业。真正成功利用信息技术来统筹物流活动能提升企业的服务水平,为企业节省成本,如浙江的弗玛物流就引用国外先进、成熟的软件来配合各项物流操作。

5、国家职能部门应尽快完善物流标准化

由于政府部门是国家标准的组织制定者和推广者,在国家标准的制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而,对于现代物流业相关标准的拟定,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组织和引导作用,制定物流系统标准化总体规范以及物流设施标准、物流标识系统标准等体系规范,建立物流信息服务系统等等。即由政府牵头,由上而下地推进我国物流正式标准体系的建立。具体来说,政府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设置全国性的物流标准化行业管理组织,尽快消除物流标准化工作的体制;加强物流标准体系的研究、制定工作;从我国实际出发,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物流标准,制定国内物流标准;加强对物流标准的实施贯彻和监督管理工作。

五、结论与建议

现代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业的互动发展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的知识和技术含量,克服资源要素的制约,专注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有利于物流业业务的不断开拓,从而促进物流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实现社会整体效益最大化;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在经济危机的今天,还应做一些工作:第一,小心管理供应链风险;第二,不管收入多少,以控制服务成本来维护客户的利润;第三,把库存和供应功能整合在一个供应链组织中,以此来提高效率和最大限度地节省劳动力;第四,重建价值链,使其可伸缩性更强,并且更为快速地反应由于生产力降低引起的不确定需求;第五,加强对需求的感觉,使得自己能感觉到底部(经济)位置,并且快速反应不可预知的上升(经济);第六,不失时机地寻找机会来销售附加服务,在已有基础上赶上竞争对手;第七,尽可能地通过降低投资管理和产业升级进度的费用为已经不多的研发省出经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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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是指一次大的经济危机过去后,虽然最主要的经济问题已经解决,然而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力依然存在,所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该危机依然对人们造成一定的影响。目前世上最大的经济危机为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2008年,美国雷曼公司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全世界,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倒退,人们的购买能力收缩。虽然这场经济危机在持续一年以后已经结束,然而它依然给人们造成很大的影响,即形成后危机时代。后危机时代有两个标志,一个标志为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否稳定且持续增长;另一个标志为金融市场的各项指数是否已经稳定到如经济危机以前一般。从这两个标致来看,目前全球并没有从后危机时代中走出来。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形势的分析

1.国际形势

后危机时代让国外各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发达国家为了稳定国家的经济形势,以大量发行货币的方式缓解危机。美国、英国、东欧国家及日本都曾以透支国家的信用,大量印钞的方式缓解危机。大量印钞的结果通常会引起通货膨胀,然而美元是国际通用货币,美国大量印钞的结果是将经济危机的结果转嫁给它国,由它国与美国共同承担经济危机,在后危机时代,我国也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这与美国的大量印钞有一定的关系。

由于中国的经济以稳健的方式发展,所以在2007年至2008年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时,中国受到的影响比较小,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没有因此减退。中国在经济危机时一枝独秀的状况让发达国家产生焦虑感,为了转嫁矛盾,发达国家将焦点转向中国,对中国采取不公平的经济政策。比如美国以中国的轮胎案、特保案为理由强行要增加关税,同时要求人民币升值。发达国家的经济策略成为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要面的一个难题。

2.国内形势

拉动内需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在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不平衡,它体现在投资过多而消费不高的状况上。中国的内需难以拉动与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关,目前中国的福利保障欠缺,民众不敢随意消费;同时也与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发展有关,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拉大贫富差距,使大量的民众不敢随便消费。后危机时代,我国的投资和消费问题显得更突出,它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平衡也在后危机时代显得突出。我国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依靠能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的第二产业为主,相对投资较少,能产出大量经济利益的第三产业还未完全展开,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发展萎缩,其它各国对工业产品需求量减少,这使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减缓。

我国的经济发展过度以依靠第二产业带来能源消耗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两大隐患。虽然我国地大物博,但是如果自然能源长期大量的消耗,未来我国的自然资源将不能再支持我国的经济发展。环境污染问题现在体现得更突出,以山西为例,山西原属于我国产煤的大省,然而现在山西部分县市已出现缺煤的现象,更有部分县市因为煤炭资源开采过度,生态环境被破坏而出现沙尘现象。北京及一些其它的城市出现严重的雾霾现象,它使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为了治理环境污染问题,我国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金治理。

三、后危机时代我国未来政策的取向

1.构建拉动经济发展机制推动消费

投资、消费、净出口是使经济持续发展的三条途径;从2008年起,我国利用经济危机时期加强对外投资,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然而必须看到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发达国家感受到威胁,他们利用种种借口给中国对外投资设下屏障,且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紧缩限制了我国出口的范围。我国必须意识到一味增加对外投资,依靠对外出口并不是使经济发展的长远办法,我国需要从政治上调整贫富差距、政策上保障民众福利,用拉动内需的方法才能让我国的经济继续向前发展。

2.改变政治环境构建新的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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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阐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的核心和关键。当前,相关书籍中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述仍然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框架,主要着眼于实体经济,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以及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两组矛盾所导致的。

而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日益明显地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与传统的、源自实体经济的危机相比,呈现出鲜明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有密切联系,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是高校两课教学和研究中对此应当予以积极的关注和充分的解释,对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的内容给予必要的补充和完善,以提高相关内容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从而清楚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代性及其本质,以及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如果对这一问题采取回避或含糊的态度和方式,则容易引发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降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鲜明趋势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1世纪初源自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拉美金融危机源于1982年墨西哥无力支付国际银行债务,不得不求助于美国,以至最终签署了北美贸易协定。危机不仅对墨西哥国内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并使其在经济上丧失了自。虽然无力偿还外债和实行外汇浮动汇率制度是此次拉丁美洲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线,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却包括外国投资过分自由地进出、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经济体制的不稳定、国内外政治因素的不利影响等。

和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类似,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源于1997年泰国货币的突然贬值,并迅速蔓延至世界其他地区。同样,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次金融危机是由于国际投机资本的连环冲击所引发的,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危机发生地区经济结构的僵化、货币政策的失误、汇率和外贸政策的失当等。

源于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进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很快便蔓延至全球,并引发了欧洲债务危机,已经发展成一场全球范围内灾难深重的经济危机。不仅重创了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与经济体系,也给其他国家的金融和经济体系造成沉重打击。

与早期的经济危机相比,这几次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具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都源自实体经济,波及金融领域,而这几次金融危机的演化路径与之相反,源自金融领域,反溯实体经济;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国家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日益广泛,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传统市场经济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深受其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利用其对国际金融市场和贸易市场的主导权,将危机的恶果向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转嫁。

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解读

如何科学、准确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趋势、新特点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透过金融危机复杂的表象,不难发现其本质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逻辑框架。

(一)金融危机根本成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篇13

克里斯•哈曼、安德鲁•克里曼、路易斯•吉尔和罗伯特•布伦纳都跟随约瑟夫•吉尔曼和萨恩•马格在20世纪60年代工作的足迹,对利润率的趋势进行了经验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形成如下共识:第一,利润率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下降的;第二,从80年代初期起利润率开始部分恢复,但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又出现停滞。虽然以上学者都承认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是其研究视角还是有所不同的,本文主要考察上述西方学者对布伦纳经济危机理论的肯定和发展。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和弗雷德•马格多夫(FredMagdoff)题为《金融内爆与停滞趋势》的文章,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战后繁荣结束以来,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和投资一直处于停滞趋势,资本主义就通过使经济金融化的方式来弥补停滞趋势的后果,这使金融泡沫恶性膨胀并和实体经济的表现越来越脱离,这最终导致了当前美国和世界的金融危机。福斯特和马格多夫虽然也从实体经济层面考察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但是他们不仅仅停留在实体经济层面,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脱节是造成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源。从这个视角出发,他们似乎超越了布伦纳仅将当前经济危机原因归因于全球制造业过剩这一实体经济层面。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将当今世界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利润率的不断下降,而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又是由全球制造业生产过剩这一因素引起的。上文梳理的西方学者都是从利润率下降这一角度进行论述经济危机的。以下梳理的西方学者则从布伦纳论述经济危机理论的另一个维度———生产过剩进行阐述其经济危机的理论。

弗朗索瓦•沙奈和路易斯•吉尔(Gil,l2009)都认为,当前的经济危机不是工资不足造成的消费不足危机;是积累过剩与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的生产过剩危机[4]。他们从生产过剩这一角度论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布伦纳论证危机理论的路径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他们没有从利润率下降这一视角出发去论证,没有用更多的经验数据进行阐述,相对于布伦纳用大量数据进行论证显得缺乏更强的说服力。以上西方学者都是从生产过剩或利润率下降这两个视角中的某一个进行论述的,和布伦纳的危机理论相比有一定的片面性。英国著名学者克里斯?哈曼则从这两个角度比较全面地发展了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他对发达工业经济体(即实体经济)所做的研究显示,“自上世纪60年代末直至上世纪80年代的早期,平均利润率出现了很大的下降。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和上世纪90年代反复出现了突发的复苏。但直至2000年,利润率仍未回升到在‘二战’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那个水平。”[5]克里斯•哈曼承认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并认为“当前危机源于60年代末以来的利润率下降压力。资本主义体系对这一压力的反应就是通过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恶化来提高剥削率,但由于缺乏大规模破产这样的资本破坏,这些反应不足以维持利润率的原有水平,因此,也造成了生产积累率的长期低下。积累率低下的副作用之一虽然是暂时减缓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压力,但更重要的是,在剥削率上升期的积累率低下,扩大了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商品的能力与市场吸收这些商品的能力之间的差距。这种‘生产过剩’并不是源于‘消费不足’本身,而是由于不能以增长的投资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费品需求,即积累不足”[6]。哈曼通过用实证分析,考察了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体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并论证了产品供给和需求之间差距的拉大最终导致了生产过剩。从这个维度讲,哈曼的经济危机理论与布伦纳的经济危机理论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但对于生产过剩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两者的论述则不尽相同,哈曼认为生产过剩产生的原因是不能以增长的投资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费品需求,即积累不足。虽然布伦纳提出利润率的不断下降造成生产过剩,但其未像哈曼那样进行有逻辑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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