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学论文篇1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
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
从一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文化大
革命”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2
【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将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在经济全球化时期，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从国情实际出发，围绕经济发展趋势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以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为研究任务，同时要注意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国的贸易、投资、金融、税收和运输关系（通称跨国经济交往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是随着各国政府对经济交易活动干预管制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国际经济现实生活中客观形成的，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法规范共同组成、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法律体系。而国际经济法学则是适应解决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的客观需要，在二战后突破传统的部门法学分科界限的基础上融法学和经济学于一体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注：对于国际经济法学科的概念和范围，法学界的认识还存在广义说和狭义说的分歧。请见陈安教授的论文《论国际经济法学科的边缘性、综合性和独立性》，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64页。）在中国，国际经济法这一新兴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发展起来的。在过去20年历程中，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走过了一段蓬勃发展的路程。（注：关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在过去20年中的发展情况，可参见曾华群教授《论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一文，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9页。） 在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之际，国际经济法学界同仁都在关注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后一个时期内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趋向问题。笔者认为，今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密切相关，经济全球化将对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任务产生深刻影响。现不揣冒昧，拟就此问题谈一些个人的认识，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总是由于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引致的。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与习惯构成的综合的法律体系，要认识和把握它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必须从当前和今后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基本特点，及其对国际经济法产生的影响来考察和分析。 正如众多经济学家共同指出的，进入21世纪，由于资本扩张和科技进步引起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将进一步明显加强，这是未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是广泛、复杂和深远的，其意义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就其对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而言，至少促使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出现如下几个新趋势： 1.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迅速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造成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加深，各国经济关系日渐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状态。正如江泽民主席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这种相互依存的客观经济现实，要求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国际合作与协调成为各国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相互依存带来相互合作的需要"，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则"需要有共同遵守的规范"。因此，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各国相互依存与合作关系的加强，必然促进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的长足发展。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国际经贸框架协议的形成，以及负责全面落实和监督这些多边协议规则执行的常设行政机构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WTO的多边协议规则调整的关系内容不仅扩大了GATT调整的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关系范围，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技术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和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在这些历来属于各国国内法管辖的 领域里确立起一套新的国际统一原则规范。我们应该看到，目前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等多边协议确立的新的国际统一规则，仅是调整有关跨国服务、技术和投资关系的初步法律框架。随着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初步框架如何运作的具体规则和程序将会进一步健全、丰富。同时，WTO已经开始新的"千年回合"谈判，新一轮的多边谈判可能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等议题，从而可能导致上述领域内新的国际统一规范的形成。此外，像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也将会推动区域范围内统一适用的法律规则标准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继续发展。上述这样一些因素的存在和作用，决定了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中具有国际公法性质的多边统一原则规范的数量比例，将会明显提高，其所调整涉及的领域范围和程度，也会愈益深广。 2.贯穿于国际经济法发展过程的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更趋激烈 经济全球化发展是建立在南北贫富悬殊并继续扩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仍然充满着矛盾和问题。据世界银行报告，在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20%的最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相同比例最不发达国家的30倍；而在90年代，这一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成为60倍。"全球经济的发展肯定不能长久地建立在少数国家发达、多数国家落后的基础上。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动力，世界市场需要新的补充。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因此，未来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巨额债务负担、贸易条件恶化和外部援助匮乏等紧迫问题，改革现存的造成南北经济发展失衡的旧的国际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决定了在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然贯穿着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这也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的新时期国际经济法发展变化的另一重要特征。 3.作为国际经济法重要渊源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趋同性逐渐增强 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了对外经济开放的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先后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动作基础。在早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对国内一些尚未市场化的产业领域，如民航、铁路、电讯等公用部门和服务业，进一步实行自由化政策，如放开对服务业部门的价格管制、经营范围和企业进出产业的限制，打破少数企业对一些部门的垄断，以促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发展中国家也先后进行了允许企业自由进出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对外资开放更多的产业部门。经济转型国家则从废除指令性计划入手，解除价格管制，在市场定价的基础上，由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使产业结构调整逐步从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过渡。这种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制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减弱，而趋同性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各国的合同法和公司法等民商法律部门，而且也反映在像反垄断法、竞争法这类公法方面。各国政府为使国内经济更好地与世界市场机制接轨，必然要参照有关国际经济规则标准来调整、修改国内的经济政策法规。这也是21世纪各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 4.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正在形成 促使当前经济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可以说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跨国界的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改变传统的生产、销售和经营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对现行的适应于传统商业交易活动方式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例如，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产生的合同的成立与履行、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与安全保护、电子货币与网上支付以及税收征管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各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有关的国际条约缺乏相应的调整手段和规范措施。目前，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为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正加紧研究制订解决电子商务发展问题的法律政策和措施。（注：自1996年11月以来，为解决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问题，美国、加拿大、荷兰、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 财税部门先后发表了各自的政策研究报告，经合组织也在1998年8月了《电子商务税收框架条件》，这些报告和文件分别就如何解决现行的税法和税收协定适用于电子商务交易的困难，提出初步的对策思路和方案。参阅：Luc Hinnekens，Looking for an Appropriate Jurisdictional Framework for Source-State Taxation of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Commer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tax Volume 26 Issue 6-7，1998.）因此，在今后的一个时期里，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构成的，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的形成，将会是国际经济法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经济全球化与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任务及方法 中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是适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我们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宗旨，在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和中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提供科学的法律理论依据和切实可行的法律对策方案。在新世纪要进一步贯彻这一宗旨，使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服务。为此，必须从经济全球化这一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出发，在分析研究其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的基础上，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从而在更高的起点上确立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研究的战略思想，确定我们的研究任务。 基于前述关于经济全球化对未来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的分析，我们认为，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在20世纪，尤其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南北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国际商品的不等价交换之争，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障碍是各国在关境边界上执行的关税和进出口限制贸易政策制度。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各国的进口关税已降到很低的程度，进出口数量限制措施已被明令废除，各国的商品市场将全面开放。因此，21世纪影响市场准入的主要因素已由各国的边界政策制度转为各国边界内的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也从商品不等价交换之争转向经济政策和规则之争。落实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框架协议，需要各成员国之间在国内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上更加协调统一。例如，有关农产品、纺织品和服务协议的实施，关系各国的农业和产业政策；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则涉及各国的技术政策、投资鼓励措施和企业经营体制；而服务市场的开放将要求改革国内流通体制、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如何消除各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规则的差异给跨国经济活动造成的障碍，南北国家之间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继续。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该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围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南北国家的矛盾斗争这一主线，抓住中国加入WTO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进行动态追踪研究，比较借鉴研究和对策研究。这是新世纪我们国际经济法研究应有的战略思想，也是我们确定今后的研究任务的指导思想。 基于上述认识和分析，笔者以为，在新的世纪里，至少在今后10年内，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应着重对以下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 1.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问题 这是一个关系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理论问题。经济主权原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和斗争，在联合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等重要国际法律文件中确定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此项原则的基本涵义是各国有权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每个国家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有制定法律进行管辖和处置的权力。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政治独立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的一项基本原则。(P71-82)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这一传统的法律原则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前所述，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协议的贯彻落实，涉及到各成员国国内经济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修改。例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要求成员国逐步取消国内外资法中有关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和外汇平衡以及出口比例要求等可能扭曲贸易关系的规定。《农产品协议》的实施，则要求成员国承诺削减对农产品出口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策性补贴。(P364，140)而且发达国家进一步主张，新一轮世界贸易谈判议题必须包括与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体制有关的问题，如贸易竞争与劳工标准问题；出口生产与环境保护问题；国际多边贸易原则与各国竞争政策的一致性问题等。传统的经济主权领域随着市场的开放，正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侵蚀。西方的一些国际法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向，是民族国家界限的模糊和主权观念的淡化。(P13，151)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坚持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是否需要重新认识经济主权原则的涵义？如何协调处理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加强国际相互合作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 2.中国"入世"后如何充分有效地运用WTO的法律框架体制趋利避害，在发展国际经贸合作的同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WTO的多边贸易体制庞大复杂，在它目前所确立的基本法律原则框架下，还有许多具体的运作规则将随着国际法律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健全和完善。对WTO体制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过去对"入世"利弊的分析，往往将两者割裂开来看待，其实利与弊是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我们应如何运用多边协议的有关原则规范，使其利的一面变成矛盾的主要方面，使弊的一面降到次要位置。以《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成员国开放其金融、证券市场为例，它既有利于中国今后大量吸收外国间接投资的资金，也带来了日后外资对国内银行和证券业的竞争和冲击，以及国际游资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如果我们能有效地利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限制保留条款以及《GATS金融服务附录》中有关慎重措施的规定，就能在逐步放开国内金融服务市场的过程中，使外资的竞争、冲击和金融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为此需要充分地认识和研究WTO体制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和例外条款的运用，追踪分析WTO对有关贸易争端案件的处理，注意吸取有关国家在市场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如何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的问题 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大课题，主要包括如何逐步实现对外资的国民待遇问题，外资企业法与内资企业法、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法制的并轨问题，国内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问题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要立足中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际，正确认识国民待遇原则及其与鼓励、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的关系，考虑到符合国际惯例规范要求的公平自由竞争、市场秩序的建立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应重视对有关国家相关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大胆吸收其中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科学内容和合理成分。 4.现代科技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 这类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传统的法律概念原则和规范难以调整和保护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和利益。例如，传统的商标权概念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于解决互联网上域名争端的困惑，现行所得法中的所得分类和来源地识别规则在跨国电子商务所得课税方面存在的适用问题。研究解决这方面法律问题的对策方案，要解放思想，随时跟踪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注意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处理技术法律问题。例如，在解决跨国电子商业利润的国际税收分配问题上，如果局限于从传统的物理存在的概念框架来寻找来源地国家对有关电子商务所得的课税依据，则难以找到公平合理地协调和解决居住国和来源地国税收权益分配问题的方案。因为各国现行税法上的营业机构、场所和履行地等概念用语，是在适应传统的商业活动方式下征税的需要和合理性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而跨国电子商务是在虚拟的电子空间市场中进行的。我们应该突破以非居民在境内有某种固定有形的物理存在作为承认来源地国行使征税权前提的传统观念束缚，寻求更能在网络数字经济条件下反映经济交易联系和营业实质的来源地课税连结标志，才能实现跨国电 子商务所得的国际税收的合理分配。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要在上述这样一些重大法律问题的研究方面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取得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的成果，必须善于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尤其注意采用综合联系的方法、比较借鉴的方法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我们之所以强调综合联系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国际经济法本身是一个由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和私法以及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组成的综合的法律部门。(P26)现代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法律问题，往往涉及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公法和私法关系的交叉渗透。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国际影响增加，对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需要联系有关的国际条约和经贸惯例；研究有关国际经济条约，也必须结合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规范。因此，你们只有突破传统的法学分科界限的束缚，采用综合的研究方法，才能客观、全面地了解和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法律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方面，比较研究的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比较分析各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对有关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考察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及时了解掌握其动态趋向可能对彼此间经贸交往产生的影响。在当今各种双边和多边性国际经贸条约空前发展的形势下，除了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比较外，还应重视对同类性质的双边和多边条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这些协定在缔约国的执行情况，从而对我国谈签和执行类似条约实践应采取的立场、原则和方法，提供有价值的意见。 国际经济法调整规范的对象是跨国的经济关系，研究国际经济法律问题必须结合对国际经济关系和跨国经济活动现象的分析。离开了法律赖以存在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基础，就法论法，就不可能掌握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变化规律。在21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将更多地受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采用法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发挥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才能更好地揭示国际经济法律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有关法律问题的对策。 【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3
经济学学科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直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引入才指导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与探究的问题。经济学与文化两者只有深入研究，才能获知其关系。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改革不断深入，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发展中出现了难题。我国经济学长期不发达除了与经济现状密切相关外，与中国自身文化也有关系。建构中国经济学要先详细研究经济学与文化的关系，这是保证我国经济学能够自立发展的前提。然而，文化经济学不同于此，文化经济学是以经济学原理来研究文化。研究与分析经济学与文化的关系是在追溯中国经济学文化的根源，借此探究我国经济不发达或不确立的根本原因。本文先以文化本位为出发点进行系统化分析。
二、文化本位概述
文化本位即指文化的本质及根源，追溯文化是考古学者或历史学者的责任，然而，对文化进行本位思考才是思想家要进行的工作。我国历史悠久，文化之初并不高深，但文化随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不断进步。文化是被概括总结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中的问题主要是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问题，社会生产生活等实践经验被理性表达后形成了一种脱离社会的形式化文化。文化之初并不复杂，随着后世发展而不断丰富，各种先进性也蕴育其中而生。
中国文化的真正本位也是源于社会生产生活实践，阐明我国文化之本位者为司马迁，其“礼乐之谓也”的思想，反映着对文化发源的本位思考，同时也反映出中国文化肇始的本位思考。人文明礼、礼人畜人，生存之道在也;明礼成乐，乐以化人，化成天下之法存也，这即为文化本位之初创，后来人们在追寻历代圣人的微言大义中逐渐丧失了文化源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之本位。尤其在当今社会，人们以惯有的陈旧生产生活观念来斥责新事物，由此导致中华文明的进步动力与创造精神逐步萎缩，成为了中国文化本位的最大悲哀。
三、经济学发展的文化本位
经济学中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研究术语及一些基本原理的研究形式源于西方的传统，亦是文化的本然。分类研究才出现细微深化，更新生产方式利用促使文化本位演进，这两者正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所缺失的。
文化本位反映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所以文化最早是与农业紧密联系。文化的社会生产生活本位和人文精神的分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产物，因此经济学的文化承担着社会生产生活的历史使命。各国社会的生产生活在形成文化时，所生成的经济思想或经济学说深刻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内容，学科被分类后，经济学承担了文化本位。文化经济学承担着经济学在文化本位中的演进与传承使命，同时包括其相互促进的过程。
西方社会生活借助资本主义发展促使文化学科化，同时以科学精神求证生活实质，经济学由此承担了传承文化本位的使命。中国文化在理学与玄学中发展，虚妄之势无法求证社会生产生活的实质，文化本位逐渐殆然丧尽，中国文化对社会生产生活具体内容缺少归纳与规范，更无研究传承与发展。西方社会发挥科学精神，探寻人生、道德与精神，同时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发展，将经济学进行了丰富与拓展，并逐步研究如何提高社会民众的生产生活质量，最终实现了西方社会的富强。而中国的经济思想失去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机，同时滞留在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之中，由此丧失了更多的财富与创新发展。
中国相比于西方，缺少了由自然经济文化向资本主义文明演进的一段文化本位，致使与社会生产生活相适宜的经济文化观念未能形成。所以，中国经济学的贫乏是受制于文化本位的滞后，这也是必然的情况。
四、中国文化与中国经济学的建构
文化发展与文化本位两者互相促进，互相补济，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规律。我国古代经世济邦的经济思想代表了农业社会的经济学思想及其成就，也奠定了当时中国处于世界强国的地位。后期，讳以言利的思想侵入到我国精神文化中后，便阻碍了文化本位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力量由此逐日削弱。中国落后于19世纪，其根源在于人文精神中的自足与文化本位滞后。
建国后，我国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由于马克思经济学揭露与批判了西方工业发展的弊端与面临困境，致使我国构想跨越资本主义工业阶段来发展，实质上，这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
文化背景并不会致使事物出现深刻差异，文明的差距才会使得文化背景显得特别重要或突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以中国文化本位滞后为背景的，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致使西方文化在中国发展一再受阻，国内缺少现实经济思想体制的支持，所以建构中国经济学理论难于实现。我国经济有其特殊性，需要国人自身不断研究，总结出适合自身的经济学，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的思想历史有助于生成中国经济学理论，纯粹的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对中国来说未必有效。当前，中国的文化理论最大问题是仅有接受没有输出，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发展来改变的现状，需要国人的团结努力，发挥集体智慧。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构建中国经济学在两次否定之后，才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解与运用，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经济思想、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经济思想、社会主义价值观、资本主义价值观、民族传统价值观等，只有结合中国社会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来研究分析，消除对立性理论、重新整合文化本位，才有可能构建出属于我国自己的经济学，中国想要快速实现富强，利用百年来完成现代化建设基础，需要具备自己的经济学，这是实现中国文化复兴的必经之路。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4
一、数据来源及选定
国民经济数据选取我国1995-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单位:亿元)。科学文化数据共选取10个指标:投入选取2个指标:1995-2009年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WT),同期每年研究与开发经费(RD);科学文化产出选取5个指标:同期每年出版报纸的份数(BZ),同期年广播人口覆盖率(GB),同期年电视人口覆盖率(DS),同期年专利授权量(ZL),同期年技术成交额(JS);劳动者及素质选取3个指标:同期每年文化从业人员数(WY),同期每年科技活动人员数(KY),同期每年每万人中大学生数量(DX)(见表1)。
从上述原始数据来看,科学文化各项指标除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和文化从业人员数据有些波动外,其余基本上呈现增长的趋势。
二、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
根据表1提供的全国1995-2009年科学文化各项主要指标数据,利用统计软件SPSS17.0做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法是根据降维的思想,将相关性很高的多变量转变为彼此相互独立且不相关的少数变量,从而达到用较少的变量去解释原来资料中的大部分变量的目的。通常是选出比原始变量个数少,能解释大部分资料中的变量的几个新变量,即所谓主成分,用以解释资料的综合性指标。
通过对表1中的科学文化10个指标的相关性分析,得出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的相关矩阵(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大多在0.6以上,没有0.3以下的。同时还通过了KMO检验和Bartlett的球形检验。本案的KMO值为0.588(大于0.5的最低要求),表示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另外,Bartlett’s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397.571(自由度为45)达显著,代表母群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成分存在。因此,上述数据适合于主成分分析和进一步分析。通过分析,得到1个主成分,这个主成分的贡献率达到86.922%,超过了85%的要求,它解释了科学文化10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对应的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见表3)。
根据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得到该主成分的计算模型:
F=0.113BZ+0.100GB+0.103DS+0.112WT+0.086WY+0.113DX+0.111ZL+0.112JS+0.110JS+0.110RD+0.110KY
F为主成分得分。相对应的主成分得分用于后面的分析。
(二)关联性分析
全国1995-2009年GDP及科学文化综合指标得分(即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全国GDP发展指标的趋势与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的趋势基本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假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正向关系。因此,我们选用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方法和双尾检验法(2-tailed)对表4GDP指标和科学文化主成分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拒绝了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的相关性为零的原假设,科学文化主成分与GDP发展的相关性达到0.969,呈高度相关。这说明科学文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确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一种先进的文化也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毫无疑问,国民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会推动科学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表5出了国民经济与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的相关性。全国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和研究与开发经费两个资金投入指标与GDP的相关性分别高达0.961和0.998,呈高度相关,这显示了资金投入的重要性,“一投就灵”非常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从科学文化产出的5个指标来看,除广播、电视两个指标与GDP的相关性数据分别为0.736和0.776,属于有较高的相关性外,其余报纸出版份数、专利授权量、技术成交额3个指标分别高达0.918、0.994、0.998,呈高度相关。报纸数量增多了,说明看报的人多了,这从侧面反映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正向的影响。专利授权量和技术成交额的增长,并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正是科学技术物化为生产力的最佳佐证。
从人员的3个指标来看,文化从业人员、科技活动人员和大学生数量与GDP的相关性分别达到0.637、0.995和0.962,文化从业人员与经济发展相关性不高,主要是因为文化从业人员的增长出现多次波动,如2000年、2001年文化从业人员出现下降,是因为同期国家对文化事业基本建设投资减少,期间时值文化部门进行体制改革,实行人员分流造成。从2002年起,文化从业人员又开始增长,这与当时文化基本建设投资又开始增长是相吻合的。科技活动人员、大学生拥有量与国民经济发展高度相关,这反映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三、结论和建议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科学文化各项指标相关度很高,适合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对各项指标进行降维。通过分析得出了一个主成分,这个主成分在科学文化的10个指标上的载荷均在70%以上。
第二,科学文化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因此,加大对科学文化的投入,提高科学文化的产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努力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发展和繁荣我国科学文化,是提高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必由之路。因此,加大科学文化的发展力度应作为十二・五期间各级党委、政府做好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任志安,景治中.经济分析实验教程[M].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5
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体现于社会发展变迁之中，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衍进，其实质就是经济规律对不同时期经济活动指导作用的表现。经济规律隐含于这五种生产关系的运动之中，是在特定经济条件的基础上运行和发挥作用的，并随着这些经济条件的消亡而改变其外在形式。虽然经济规律存在于不同形态的社会之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本质并未发生改变，具体形式的差异主要在于不同阶级对发现和利用经济规律的程度和态度是不相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阐释了五种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由表及里，透过经济现象去发现具有本质特征的经济规律，揭示社会主体的经济关系(周文和朱富强，2010)，高度概括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由此设计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其理论中国化对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项经济成就，都是我国广大群众用劳动创造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是社会价值创造的源泉，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现阶段所坚持的按劳分配这项基本分配制度，就是对坚持劳动价值论最有力的证明。同时，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承认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资本是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资本为技术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本支撑，是连接劳动者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纽带，也是解决劳动者和非劳动者对于劳动成果占有、归属矛盾的基础工具。剩余价值理论能够解释我国现阶段许多特殊的经济现象，对于外界释疑这些经济现象具有重要的作用(赵玉琳，2009)。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与我国改革开放
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为具体经济学理论是否迎合而改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客观地解释了经济规律，触动了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回避的基本矛盾以及社会经济冲突、资本家剥削劳动工人等事实，许多西方国家一直难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张俊山，2009)。经济学理论是在探讨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是在不断创新与发展的，不能因为不迎合现阶段社会统治的需要，就遭到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不断创新和发展的，中国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0余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典型的时间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精髓和特征是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而且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演化特征，这一特征使我国经济实际情况能够较好地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融合，深刻的演化内涵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生命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大方向。调动社会一切可调动的资源，集思广益、充分发挥人类的创造力，在创新中失败、在失败中总结，在总结中进步，虽然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但改革开放的前途是光明的、可期待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济思想，坚持发展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借鉴苏联的经济体制建设，始终以国家为主导，以公有制为主体，把劳动作为经济成果分配的一个重要依据。改革开发政策，避免了苏联受到西方“休克疗法”影响而解散的危机，是在实践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我国进行了经济改革，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国家宏观调控的原则，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经济改革，在改革的同时注重开放，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集中表现。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6
1.进一步发展合作社管理
所谓农村合作社，是一个由各类农村个体经营散户组成的合作组织，与传统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相比，该组织的内部管理更为民主化，更加符合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科学化发展的特点。虽然这一管理模式只是同类农业产品经营者之间的简单联合，但是却十分贴合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形势，能够很快的适应当前我国市场发展的现状。目前，我国的农村合作社组织主要在东南地区，该地区农业产品的市场较为广阔，并且，由于合作社一般都是临近市场发展，受空间限制较高，远距离开拓市场，会带来较大的行业发展风险，这同时也是农村合作社组织的一大弊端。因此，为了有效的推进合作社的发展，我国也出台了很多相应的鼓励政策，并且，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空间距离对管理的影响力也将越来越微弱，农村合作社组织，将成为未来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科学化发展的一项重要管理内容。
2.彻底摆脱传统管理模式
我国传统的农业经济主要靠人力资源进行管理，但是，21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快速发展时代，知识是当前与行业发展的主要竞争因素，这就使得传统管理模式必将被社会所淘汰，退出农业经济管理的历史舞台。但是，由于我国属于传统型的农业大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在我国的农业管理中运用十分广泛，所以该模式也不可能一下子便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在施行农业经济管理的科学化发展时，对于传统管理模式的先进之处也要给予保留，逐步的促使这一模式退出历史舞台。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7
一、前言
金融业界对经济资本这个概念并不陌生，但一直困惑于如何将这个概念与金融实务紧密联系起来。自经济资本概念提出伊始，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就一直在探索如何使这个概念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如何超越定性的层面，定量地、具体化地度量经济资本，以及如何利用各种经济资本指标来深化金融企业的业绩管理。这些努力总结起来，其实质就是如何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工作。
经济资本指用于承担业务风险或购买外来收益的股东投资总额。经济资本＝风险资本＋商誉。如果没有购买外来收益计划，经济资本和风险资本的差别可以忽略。而风险资本是指抵补一定时间段内，给定置信区间内资产和其他头寸价值的潜在损失金额，即指能够令损失超过资本的概率小于一定水平的资本要求。在现代商业银行监管框架下，资本能力大小决定了银行的规模增长能力、风险抵御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银行机构开展经济资本管理，可以量化内部每个业务单元和每个业务环节在获得经营收益过程中所承受的风险大小，可以实现对利润的风险调整和对客户的风险定价，进而使绩效评价和经营战略更为科学。
二、银行经济资本管理在中国
2004年6月26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了以完善资本充足率框架为主要内容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于2006年底在十国集团国家正式实施。中国政府为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设定的最后期限为：拥有大量海外业务的大型中国银行须在2010年前实施。2007年2月27日中国银监会《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规定：“银行经批准可以申请暂缓实施新资本协议，但不得迟于2013年。”同时，中国银监会督促大型国内银行，按照新资本协议规定的高级内部评级体系，开发最复杂的信用风险计量模型；要求中小银行借鉴新协议所代表的先进风险管理技术和经验，逐步朝先进的风险管理模式靠拢。
新资本协议提出的信用风险的初级和高级内部评级法都要求有5年的违约概率数据，高级内部评级法还要求有7年的违约损失率和违约风险暴露数据。因此，国内银行最迟需要从2008年1月开始收集数据或者推迟使用高级内部评级法，或者从开始收集数据起7年后再使用该方法。今日，国内银行执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号角已经吹响。
管理风险的能力是银行的核心能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其实质体现了对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新资本协议要求精确计量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新资本协议对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信息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如何依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识别金融风险，利用金融风险技术建立风险模型，难确计量与完整披露银行的风险，如何以“资本约束下盈利能力最大化”为目标，实现流程银行等管理激变，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如何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贯穿风险控制意识和风险管理，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于引人经济资本分配和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采用经济资本分配和管理模式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建立以经济增加值和经济资本回报率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体系，识别和计量经营过程中的风险水平，从而用经济资本定量表示全行总体、各业务品种、各分支机构在获得经营收益过程中所承受的风险水平，实现对利润的风险调整、对客户的风险定价，使绩效评价和利率定价更为科学，进而提升自己的风险管理能力，优化业务结构和区域结构，适应资本监管要求。目前在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还达不到监管要求的情况下，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建立资本制约机制，可以有效地引导和约束风险资产的增长，确保风险的增长与资本的增长相协调，稳定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
三、银行经济资本管理的作用
1.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引入是银行经营管理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表现。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的引入、运用以及相应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能够促进银行管理模式由传统的粗放式、外延式向集约式、内涵式转变。
2.经济资本是银行实施战略管理的基础手段。全面计量和监控风险状态是银行实施战略化管理、赢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基础手段。当经济资本总量接近或超过监管资本时，银行应通过某种途径补充资本金、控制其风险承担行为，否则其安全性将在战略上受到威胁。
3.经济资本是银行开展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全面风险管理是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其关键环节在于风险的量化、分解、监测以及应对策略。经济资本通过对非预期损失的计算和预测，直接反映银行的风险全貌，同时，经济资本的配置能够实现银行资本与风险的匹配。
4.经济资本是银行内部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在经济资本配置的基础上，通过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指标对银行的各分支机构、产品线和业务线的评价，考察了其盈利能力，又充分考虑了该盈利能力背后承担的风险。
5.经济资本管理的实施为银行市场营销提供指引。银行决策者判断不同业务和产品的市场进退标准是经济资本回报的大小。银行应保留和发展较大资本回报的业务和产品，否则应予收缩或退出市场。
四、如何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
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建立现代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需要考虑和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尽快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
商业银行应综合考虑股东、经营管理层、监管当局等不同角色对资本管理的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资本配置程序：第一，评价银行总体风险承受能力。银行的董事会须综合考虑监管当局规定、股东收益和经营中承担的风险，并对所需资本的总体水平做出评估；银行的经营管理层须就其风险偏好所要采用的风险结构做出决定。第二，合理配置资本资源。银行根据既定的资本总量和资本回报要求，运用限额管理、组合管理以及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目标管理等手段，将资本在各个分支机构、产品线和业务线等不同层面进行有效配置。第三，最优化可用资本。在风险结构和预计的资本需要量一定的情况下，银行需要平衡监管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关系，运用内部风险资本模型度量最优化可用资本水平，确保可用资本与规划资本需要一致，并使资本成本达到最优。第四，衡量资本使用和收益。银行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计算实际资本收益，当环境变化、业务超过原定目标或原定目标无法完成时，银行有必要对资本计划进行适当的调整。
(二)加快研究制定经济资本管理配套制度
经济资本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必须运用到银行所有业务流程中，并使之充分发挥决策支持作用。在当前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应坚持制度与系统“同步推进、配套建设、逐步完善”的原则。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和培训力度，促进银行经营管理理念的转变和提升；另一方面，要加快研究、制定和出台一整套经济资本分配管理办法，从而更全面、更扎实、更有效地推进经济资本管理体系建设。
(三)明确经济资本计量范围
依据内部风险资本模型计量的经济资本应与监管当局要求的监管资本保持总体平衡，商业银行应分别计量相应经济资本抵御以上三种风险。
(四)合理选取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方法
商业银行的经济资本计量和配置方法主要有三种：资产波动法、收入波动法和系数法。这些方法的复杂程度不同，技术上也各有优劣。从各国银行的实践看，资产波动法正在成为普遍接受的计量和配置经济资本的方式。
(五)建立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评价体系
国际先进银行主要采用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综合考核银行的盈利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该指标不仅能够将银行的收益和风险直接挂钩、有机结合，充分体现经营目标和绩效考核的内在统一，还能够促进银行建立良好的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也能够激励银行自觉地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风险，在审慎经营的前提下拓展业务、创造利润，实现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最大化，从而实现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的经营目标。
(六)加强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国外银行的先进管理信息系统主要有资产负债管理系统、资金转移定价系统、财务集中管理系统、内部评级系统等。这些管理信息系统不仅可以处理银行内部的资本配置问题，还可以对账面收益水平进行调整，得到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状况，从而真实反映银行资本是否实现增值目标以及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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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学论文篇8
(三)高职经济法课程的技能培养存在不足
如今高职院校的生源逐渐延伸到中职毕业生，而且，有很多高职院校的前身就是中职，由中职升级成高职，因此在高职中的教学模式改革以及培养计划的制定都是缺乏一个新字，有的甚至依旧延续中职的老一套，无论是硬件设备还是软件实力都跟不上高职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师资力量、技能培训方面以及基础建设方面等都存在一定的落后性。有的甚至还远远没有中职的技能实力，教学经验也没有中职丰富，使得中职毕业生进入高职后出现技能学习的倒退，造成不良后果。在经济法课程教学中，中职院校的经验、案例以及相关经济法的师资力量远比刚升级后的高职院校更具有实力和竞争力。高职院校缺乏一定的双师型教师，在经济法的教学中脱离实际，使得课堂教学效果与实际严重脱节。总之，经济法课程是会计专业必学、必会、必懂的课程，学生以及院校应当充分认识到经济法课程的重要性，通过不断的改善教学模式以及培养计划，提高学生学习经济法的效率和实践性。
二、经济法课程要适应中高职衔接
(一)以职业为导向制定中高职衔接的教学目标
在中职院校中确立以职业为导向的教学目标后，教学内容适应当前中职院校的发展，待晋升入高职院校以后，都是以职业为主的教学目标，从而在相同的教学目标下，院校实现中职与高职的零距离对接，有利于学生课程的衔接性。在职业导向教学目标中，首先加强了学生的实践运用能力，其次是增强了学生职业资格考试的能力。在中职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进入高职以后，在原来技能的基础上，更容易掌握高深的技能和知识。同时经过中职的培训，对于资格的考试更是一种递进，在中职，参加初级的考试，高职以后直接中级或者高级考试，将中职和高职的技能和考试形成有效的衔接。在经济法课程学习中，更是如此，同一个目标，不同的要求，使得经济法的学习形成良好的对接和递进，达到教学的目标。
(二)以教学目标为指导构建中高职衔接的教学内容
无论是中职还是高职，都面临一个资格考试问题，因此对于中高职院校在设置教学内容上，都要符合当前的要求，首先根据考试内容制定教学内容，其次是基于岗位要求规范教学内容，再次结合实际情况调整教学内容。在此基本要求下，中职中经济法的学习主要面向的是初级资格考试，以及中职生毕业以后的岗位要求，然而中职生和高职生对于职业的定位也是不一样的，因此高职的教学内容是中职内容的递进和深入。在中职经济法内容的基础上，延伸到更高，更切合高职毕业生的职业要求，因此在教学内容方面，中高职要形成良好的衔接。在实际情况下，结合社会的发展以及中高职自身现状，发展适应当前的会计课程内容，中职和高职同向发展，最终实现对接。
(三)以技能为重点优化中高职衔接的教学手段
中职和高职都是注重技能的培养，中职注重的是初级技能，高职注重中级技能的培养。在各自的技能培养重点下，要注重教学手段的改革，尤其是教学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在教学模式改革下，采用案例教学、模拟场景教学以及角色的扮演，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另外在教学方法上，经济法课程的教学需要专门的会计专业教师，避免非专业教师带来衔接上的问题。相同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中职学生很快适应到高职教学，经济法的课程教学也适应了中高职的衔接，对于会计专业系统性的学习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四)以能力为评价设置中高职衔接的考核方法
经济法的评价方式不仅仅局限于试卷的方式，而是一个综合的评价方式，考核的重点应该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对中职和高职会计专业学生经济法课程考核中，应注重经济法的实际作用，同时还要重视考核方式方法和的同步性，中职和高职不能出现太大的偏差，以免影响两者的衔接问题。经济法课程的评价考核方式注重实践能力，中职考核和高职考核需要一定的衔接性和共同性。避免中职步入到高职以后存在评价考核的盲目性，减少适应的时间和空间。让经济法课程体系适应到会计专业中高职衔接系统性培养过程中，实现教学的目的和意义。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9
CA是CeritficateAuthoirty的缩写，通常翻译成认证权威或者认证中心，是负责发放和管理数字证书的权威机构，并承担电子商务公钥体系中公钥的合法性检验的责任。
CA认证系统是一个大的网络环境，从功能上基本可以划分为CA、RA和WP。核心系统和CA放在一个单独的封闭空间中，为了保证运行的绝对安全，其人员及制度都应有严格的规定，并且系统设计为离线网络。CA的功能是在收到来自RA的证书请求时颁发证书。一般的个人证书发放过程都是自动进行，无须人工干预。
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CA认证体系的规划和建设
(一)背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工程”首批重点建设高校，大学校园网始建于1997年，经历了建设、调整和完善的阶段。截止目前为止校内所有建筑物全部光纤接入到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网络设备400余台，信息点数近17000个，实现了所有办公楼及宿舍楼的上网需求。各部门相关业务系统也在逐渐完善，信息系统在日常工作中的使用频率在迅速提升，与此同时，学校全面实施信息化校园(一期)建设，搭建了统一数据库平台、建立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并建立了统一信息平台门户，基本实现各系统的信息共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校园网建设成已基本形成了运行比较稳定、速度比较快捷、应用比较广泛、相对安全可靠的网络，为全校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然而，单纯的用户名／口令身份认证方式已经不足以保证用户登陆系统的身份安全性，在学校信息化建设相对稳定成熟的基础上，我们考虑在校园网中建立一套完整的CA数字证书认证系统，通CA认证，把用户的公钥和用户的其他标识信息捆绑在一起，其中包括用户名个人信息以及电子邮件地址等，以实现在网络上验证用户的真实身份。在开放网络上实现密钥的自动管理，保证网上数据的安全传输。并制定有针对性的相关运维策略，按照学校实际情况，颁发给校园内用户标识个人身份的数字证书，使用户利用数字证书登录业务系统，替代原有的用户名／口令登录方式。真正做到既简便了用户的登陆操作，又进一步提升了业务系统的安全性。
(二)建设原则
结合学校各业务系统自身应用的现实情况，在相关国际标准的指导下，对外经贸大学CA认证系统建设项目的总体设计和实施都将依据国家有关信息安全政策法规，根据项目的实际需要和高校信息化建设的实际情况，依靠科学技术，依靠科学管理的思想进行设计；将长远规划和当前建设相结合，安全可行和方便适用相结合。因此，项目的研究和实施遵循以下原则：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原则、坚持继承、发展、创新的原则、坚持以人为本、方便适用的原则、需求、风险、成本折衷原则、坚持统一标准、规范建设的原则、技术与管理相结合原则和保护已有投资、易于扩展的原则。
(三)建设内容
考虑CA身份认证系统在国内建设的相关情况以及结合对外经贸大学各业务系统的应用现实情况，对外经贸大学CA认证系统建设项目的建设内容如下：
1．制订标准规范
制定符合对外经贸大学自身特色的标准规范，指导对外经贸CA安全认证体系的建设、推广、使用，保证系统的高效管理和使用，保证系统之问的互联互通。
2．建设对外经贸大学的CA安全认证体系
所建立的CA认证系统面向全校8000余名在校学生及1500名教职员工提供全面证书安全认证服务，认证系统将具备万张级别的数字证书签发管理能力，使整个校园信息化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从安全性方面保证数字化校园网络的高效、可靠运行，为对外经贸大学涉及的多套教学及办公业务系统提供完善的数字证书服务。
3．数字证书与业务系统的结合
①与公文系统的结合
建设一套电子签章平台，来管理发放相关人员的电子印章，可以实现在OA审批流转系统中对审批电子文档的盖章确认，包括对签章人的身份确认，对审批文档的防篡改，以及盖章行为的不可抵赖。由于具备了真实性、完整性及可追溯性的安全机制，极大的推动了信息化系统中无纸化办公的可靠性。
②与其他业务系统的结合
另外一种情况是业务系统不是流转公文，而是流转各种业务数据，比如合同、申报数据、审批表格等应用系统。由于业务系统情况千差万别，不能用一个盖章、签字软件与其结合，因此需要具体业务具体分析，学校将对于签章、签名系统提供二次开发接口，系统调用这些接口，实现电子签章、电子签名的应用。
4．其他拓展功能建设
作为安全基础设施的CA认证系统，在建成后其颁发的数字证书不仅使用于对系统的安全登录，同时还包括一系列拓展功能。包括身份认证、数字签名／验签、数据加／解密、安全传输、应用支撑、安全审计等等。随着校园网整个信息化系统的功能完善，信息安全体系建设的跟进就显得尤为必要。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10
前言：
2010年3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央政府专门为发展体育产业而颁布的第一个宏观政策性文件。该文件充分显示了中央对于发展体育产业的高度重视，标志着加快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提上日程，这是我国体育产业加速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以该文件为指导思想，针对丽江是世界级旅游城市，常住人口相对少，流动人口大，体育产业尚处在初级阶段，现代化体育设施仍在完善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将丽江纳西族传统体育产业作为发展丽江体育产业的重心具有重要意义。
1纳西族的民俗节日、传统体育资源：
丽江纳西族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宗教、节日等，而且一直沿用至今。纳西族节日独特，传统体育项目多，两者相互映托，传统体育丰富了民俗节日，民俗节日又给传统体育项目提供了展示的平台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1.1纳西族的民俗节日
纳西族的民俗节日多，并且每个节日都有其特有的内在意义。
? 年节：是纳西族冬季最隆重的节日从农历的腊月三十到正月十五经济学论文，腊月三十过大年，初一清晨请水，初二起走亲访友。
? 东巴会：是每年农历三月五日在丽江玉水寨举行的东巴法会，纳西族聚居地的东巴都赶来祭拜神灵和祖先，祭拜东巴始祖东巴什罗，并且诵经，做法事，交流学习。
? 棒棒会：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棒棒会标志着春节活动的结束和春耕生产的开始，准备春耕的竹木农具交易会和果树苗术、花卉盆景，由于规模越来越大每年由政府指定举办点。
? 白沙农具交流会：每年正月二十举行，地点在白沙乡，内容给帮帮会差不多，但规模较小。三朵节:是纪念纳西族守护神三朵的节日，每年的农历二月初八，会址在白沙。
? 三月会和七月会：分别在农历三月举行一般七天和农七月中旬举行一般十天，主要是进行骡马物资交流，会址都在在象山市场。
? 火把节：农历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为期三天，树火把狂欢三天，地点在丽江坝子。
? 三朵节： “三朵节”出自一个古老的传说。“三朵”即“三朵”神,是传说中的纳西族人民至高的保护天神。农历的二月初八，地点在白沙乡。
1.2纳西族的传统体育活动
纳西族的传统体育项目众多，通过其表现形式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九类（如表1）论文范文。
纳西族传统体育项目分类表1
类别
纳西族传统体育项目分类
球类
拨拨拉、丽江球（布球、草球、木球、猪尿泡球）等。
类
母鸡棋等。
追逐类
跑罐子、老大打老二等
角力类
摔跤、拔河等
跳跃投掷类
跳火把、飞石索、掷坑等。
舞戏类
东巴舞、打跳、舞狮、舞龙、偷狐儿、仿生舞（青蛙舞，孔雀舞，牦牛舞）、对歌等。
骑射类
射箭、射弩、赛马等。
水及空类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11
从理论层面来讲，国际货币应承担提供国际清偿力的义务，资本项目适时的开放会促进该货币的境外持有和流通，扩大供给，对货币国际化起到促进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人民币币值保持稳定、出口竞争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人民币的流通范围已经跨越了国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周边国际化，特别是部分边境贸易已经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按照学术界普遍达成共识的“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的路径[1]，下一步应着眼于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推广。因此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应与正在实施中的我国资本项目开放进行有机结合，着重解决扩大供给、刺激需求、防范金融风险等问题，在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开放的过程中推动人民币进一步的国际化。
一、以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主要的资本输出方式
资本项目开放对于推动货币国际化的一大重要意义在于通过资本输出扩大货币供给。在金融市场动荡、投资风险加大的背景下，在输出资本的多种方式中，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利于资产的保值增值，应为中国的第一选择。一方面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流动性短缺，发达国家的海外资金大量从新兴市场抽离，许多深陷危机的国家，面临企业资产缩水、投资不足和外汇短缺的困境，欢迎外资进入。另一方面人民币一直处在升值周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2009年全年升值64 个基点，2010年上半年升值373个基点经济学论文，自2010年6月19日人民币重启汇改至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达3.13%[5]。这意味着人民币购买力的增强，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2011年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允许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的银行和企业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在境外设立或取得企业或项目全部或部分权益。因此中国企业可考虑趁此机会，通过设立、并购、参股等方式发展海外实体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这些海外企业的建立，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培育和发展还有助于扩大人民币的海外需求，对人民币国际化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龙源期刊。
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已有一定的基础。早在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鼓励和支持各种有比较优势的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即使是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达到556亿美元，同比增长近两倍。2010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194亿美元，同比增长46％。为达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在投资过程中，要逐步扩大人民币的使用比例，政府应对以人民币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和扶持，特别是在资金融通方面，通过政策性银行、并鼓励商业银行多给予信贷支持，这样既对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扩大了人民币向境外的输出，这将进一步促进人民币在海外的使用范围和影响的扩大。
二、以上海和香港为中心循序渐进的推动金融市场的建设与深化
国际化的货币必须有充足的存放和流通渠道，以及高效的保值和增值场所，那么一个开放的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就是必需的。在这一方面，香港和上海应作为人民币自由兑换和国际化的主要试验田，在明确定位的基础上展开合作，在金融市场的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发挥先锋作用。
1. 以香港为中心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
香港是一个老资格的国际性金融中心，金融机构众多，金融市场开放，特别是几乎无任何壁垒的贸易制度、自由兑换的货币、活跃的外汇市场和成熟的监管机制，是内地城市无法比拟的。近年来人民币在香港的流入流出量日益增加，存量规模也相当可观，而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对人民币的需求也不断提升，人民币离岸市场应运而生。特别是2007年1月，央行准许内地金融机构经批准后在香港发行人民币金融债券，这明确了以香港为中心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目标。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作用在于为境外人民币的存放和回流提供一个合法的渠道，促进人民币资产的海外持有，包括作为私人资产和官方储备，反过来又会对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特别是国际大宗交易的结算货币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同时，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立会对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起到促进作用经济学论文，而这也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重要基础[2]。在未来发展上，香港应逐步扩大和提高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广度与深度。首先，在开办个人人民币业务的基础上，渐进式的允许香港银行办理企业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业务，以贸易结算业务为主，再进一步开始非经常项目项下的各项业务，特别是促进离岸人民币借贷市场的形成；第二，巩固人民币债券的发行市场，并拓展其流通市场，以满足交易者的流动性需求；第三，利用香港良好的市场基础和信息机制，完善无本金交割的汇率远期合约NDF、无本金交割期权NDO、无本金交割掉期NDS等离岸人民币金融衍生工具，以满足人民币资产持有者规避风险的需求。
2. 以上海为中心建设人民币在岸市场
上海是我们着力打造的完全本土的国际金融中心，理应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在香港主力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前提下，上海应把重点放在在岸市场建设上，尤其应重视目前比较薄弱的人民币衍生品市场的建设。金融衍生品及其交易市场不仅发挥价格发现的功能，更有效率的配置金融资源，并且可以作为市场主体规避风险、投资投机的有效工具。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以金融期货、期权为主要形式的衍生金融产品在美国的迅速发展是保持和提高美元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以IMM为代表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可以为美元持有者提供多元化的投资产品，为投资者提供避险获利的空间。这样的产品和市场也是走向国际化的人民币必需的。因为人民币衍生金融产品不仅可以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吸引更多的主体进行避险和投机操作，而且还借助其价格发现的功能促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有助于央行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有效调节，这都有利于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环境建设。2006年9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上海挂牌，标志着我国重新开始了人民币衍生品市场的建设。在人民币衍生品市场的建设过程当中，上海应以自己作为全国银行拆借、外汇交易、黄金交易、证券交易中心的地位作为依托，充分利用自身在经济基础、创新意识、国际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在制度建设方面，要建立健全相关的金融法规建设，提高监管机构及人员的道德和业务水平，严格金融执法力度，加强信息披露和透明度，一方面对保证金、逐日盯市、每日清算等相关制度要保证遵循，另一方面要合理调整行政干预力度，保证整个交易过程的公开、公正、公平；在市场建设方面，第一，应着重微观主体的塑造，重点培养基金管理公司等机构投资者，特别是正确引导私募基金的健康发展，以便更好的规避风险，促进市场的良性成长；第二经济学论文，在产品种类方面，可首先尝试在我国市场交易规模较大较为活跃的国债市场的基础上推出国债类衍生品，还可将发展重点放在股指期货等股指类衍生品上，优先发展交易所市场，循序渐进的拓展市场广度和深度。
三、保持合理的人民币汇率水平，抵御国际投机资本冲击
保持合理的人民币汇率水平，避免过度升值的现象发生，抵御国际投机资本冲击，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某一货币存在较大升值预期的情况下，会促使投资者将外币兑换成本币，以期许在本币升值时获得相应的汇兑收益龙源期刊。在持有本币的过程中，最吸引投资者的投资渠道是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因为这类资产收益高且变现容易。大批投资者的相似行为和巨额资金的进入会促使股价房价上涨，如此恶性循环就极易出现经济泡沫。而后，当本币贬值预期产生，资本外逃出现，经济即陷入停滞和萧条，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受到严重的影响。
以日元为例，在日元国际化的进程当中同时伴随着日元的升值，甚至是过度升值，长期偏离经济基本面，对于本国的出口和贸易顺差的扩大却起到了非常大的阻碍作用，同时导致国际投机资本涌入，资产泡沫形成，一旦发生本币贬值预期，资本外逃，经济即陷入停滞和萧条，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受到严重的影响[3]。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特别注意防止出现当年日元过度升值的情况发生，避免汇率脱离经济基本面，影响实体经济，引发投机资本冲击。
2009年以来，随着国家救市措施的实施，经济开始回暖，但同时也存在结构问题和通货膨胀的风险。2010年我国CPI同比增长3.3%，通胀压力不断上升。特别是各地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不断增长、交易价格开始攀升，投机行为和资产泡沫发生的机率增大。并且在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和国际化的过程当中，跨境资本流动特别是投机资本流动将愈加频繁剧烈，国内经济受国际经济影响的程度加大，特别是在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下，套利资本不断涌入，会进一步引发人民币汇率的过度升值和投机资本的持续进入经济学论文，未来出现货币逆转和资本外逃的可能性也就加大了。
作为我国来说，首要的是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使人民币汇率水平更具有合理性，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重启汇改，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未来央行监管应注重营造环境和调整结构，进一步深化外汇市场的改革，主要是增加交易主体和交易方式，特别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做市商制度和外汇远期、期货等衍生品市场，充分发挥市场主体进行套期保值等操作时的价格发现功能，使人民币市场汇率水平能够更真实的反映市场主体的供需愿望。另外央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应该更加公开、透明、有效，可通过设定汇率目标区[4]，对人民币汇率进行适当控制，在市场定价的基础上避免出现过度升值的现象，以稳定人民币升值预期。第二，要以控制房价为关键，防止资产价格的过度上涨，引导社会闲置资金更多的进入实体经济领域，控制资产泡沫的扩大；第三，应注意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有效监管，特别要注意从2010年年底货币政策从紧后跨境美元套利交易造成的热钱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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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济学论文篇12
1.3评价指标检测患者幽门螺杆菌清除情况的评价指标：临床尿素酶和组织学检测,均为阴性,表示清除率高。1.4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临床疗效对比观察组患者的幽门螺杆菌清除率是94.4%,对照组是95.8%,在幽门螺杆菌清除率上,两组患者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不良反应情况对比观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是4.2%,对照组是2.8%,不良反应发生率两组患者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药物成本计算观察组患者药物成本为：(6.8+6.8×2×2+0.62×4×2)×7=272.72元。对照组患者药物成本为：(13.9+0.9×4+6.8×2×2+0.04×2)×7=313.46元。
2.4治疗成本效果比较观察组的成本-效果比要比对照组低。
2.5两组敏感度比较当呋喃唑酮的单价不变时,其他药物降低10%,观察组的成本-效果比仍然比对照组要低。
3讨论
文化经济学论文篇13
日本对华ODA是指日本政府对中国提供的用于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一种官方援助行为。1979年底以来日本开始的对华ODA，不光提高了中国的经济生活水平，还推动了两国间的关系，成为中日友好的主要象征。不过，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走入困局，日本对华ODA开始趋于政治化。近年来，日本对华ODA“毕业论”一度甚嚣尘上。关乎中日两国总体关系走向的日本对华ODA政策正在步入另外一个阶段。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新世纪日本对华ODA政策变化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日本对华ODA的新支柱。这将有助于中国握住未来中日经济关系的主动权。 一、中日关系困局下日本对华ODA政策变化的原因 日本对华ODA由有偿资金合作（也称日元贷款）、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三部分组成。其中，日元贷款是日本对华ODA的主要部分，约占80%，它凭着0.75%～1.5%的低息以及30年～40年的还款期限等宽松的贷款条件，支持着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大规模资金项目。日元贷款与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三管齐下，对推动中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建设资金不足、技术管理落后的情况下，作用极为显著。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成为对我国提供ODA数额最多的国家，约占世界各国对华ODA总额的三分之二。截止到2011年，中国已经接受日本对华ODA3·1万亿日元（合1651多亿人民币）。日本对华的0DA，帮助中国不断完善许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环境保护、教育、医疗设施以及人才培养等项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小泉上任以来，完全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声，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其强硬和偏执的行径事实上导致了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的急速滑坡，两国民众互信的根基不断发生龟裂。在中国民众眼里，日本在中日关系陷入谷底的时候不断削减对华援助的数额，甚至提出有关的对华ODA“毕业论”，玩弄对华援助牌，居心叵测。日本违背一直以来的“政经分离”的援助原则，把“政经挂钩”的做法运用到中日温热的经济合作中。日本这种卑劣的行径必将动摇中日两国间仅有的经济共同利益，从而破坏中日关系的大局。 不过，从日本ODA实施的标准来看，从冷战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日本的发展状况、中日国力变化的对比情况来看，中国民众倒是应该冷静地认识到：日本不断削减对华ODA乃至最终停止资金援助乃大势所趋。 首先，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国内财政紧张。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地增长，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对华长期处于绝对贸易优势的日本，随着优势地位的丧失，日本试图通过削减对华ODA来抑制中国的发展，缓解自身经济衰退的压力。 其次，当前日本国内社会总体走向保守化，政治右倾化以及该民族根深蒂固的岛国心理是影响日本削减对华ODA，甚至炒作对华ODA“毕业论”的社会原因。长期生活与海岛的日本人危机意识强烈，面对世界上各国激烈的综合竞争，特别是看到一个不断崛起的中国，心理紧张，自卑情绪开始作祟。而当前在总体趋于保守化的日本社会里，右翼势力、保守分子处于强势地位，他们竟然把本国经济的不景气归咎于中国的经济崛起，把中国看成是对外输出“通货紧缩”、造成日本出现“产业空洞化”的元凶。“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甚嚣尘上，在这种思想的误导下，日本国民认为日本无须再向一个壮大的威胁国家提供援助，助长了日本国内对华ODA“毕业论”的论调。 再次，中日两国在能源开发上出现的矛盾成为日本对华ODA缩减的导火线。当初日本对华ODA，其中一个重要动因就是日本看准中国的能源，以经济援助换取中国的能源供应。但是，自从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两国原先的垂直分工的互补性资源条件不复存在，而且走向竞争的关系。中日在俄罗斯石油管道、东海油气资源开发和海洋划界等问题上纠纷不断。世界能源危机造就中日间原有的贸易形态，从互补性转向竞争性，直接影响了日本对华ODA的供应项目和金额。 最后，日本削减对华ODA，其根本原因在于冷战后日本基于变化了的国际政治环境而部署的国家战略。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宣称要走向政治大国，公开将日本的ODA政策纳入本国的外交战略体系。日本毫不掩饰其ODA政策要与日本的国家利益、外交战略相挂钩，ODA要作为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战略性投资资本 ，发挥超越纯经济领域的政治安全效应，借助日本在ODA方面的主导地位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以占据亚洲地区的主导权。在迈向“国际大国”的道路上，日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冷战后中国经济不断崛起，在国际事务中不断表现出重大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这对于经济景气不再、政治总体走向保守化的日本来说，从亚洲地区崛起的中国从现实的权力政治角度来看至少是一个战略竞争对象，日本如果一如既往地援助中国，无异于“养虎为患”。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 从2011年底开始，日本对华ODA的去留问题开始被政府提上议事日程。从此，日本国内关于停止对华ODA的论调一直甚嚣尘上。2011年11月28日，小泉曾表示，“ODA已经到了该‘毕业’的时候。”而在去年的3月23日，日本政府宣布，“冻结新财政年度的对华贷款计划”。日本显然是在对华打ODA 牌，试图借此扭转外交劣势，附和极端右翼的反华言论，对华摆出“隐性经济制裁”的姿态以软化中国的对日政策。只不过日本不得不考虑到对华ODA特有的历史意义及其政治背景，全面停止对华ODA尚需一段缓冲期，故而于6月6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外相麻生太郎等阁僚，在首相官邸召开“日本政府海外经济合作会议”，决定解冻2007年度对华ODA援助。 其实，抛开两国间的爱恨情仇不谈，据日本ODA政策既定的实施标准，日本停止对华ODA也只是时间的问题：首先，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援助标准，通常情况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NP达到1500美元后，日本不再提供无偿援助；当一国的人均GNP达到3000美元后，日元贷款将被停止，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NP达到5000美元后，技术以及人才方面的援助也终将停止。中国2003年人均GNP约1100美元，按照目前中国约9%的经济发展速度，4年后的中国就可以达到日本外务省“1500美元”的标准。另外，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日本高层如小泉、町村信孝等曾在不同场合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日本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停止对华ODA。诚如冯昭奎所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从1979年开始的日本对华ODA总有一天是会结束的。日本对华ODA终将是一个有始有终的历史过程，它将成为从1972年中日复交直至21世纪的中日关系史的一段重要插曲。 二、探寻中日经济合作关系的新支柱 按日本实施ODA的标准，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在中日存在战略竞争的情势下，日本对华停止ODA将是大势所趋。对此，中国应该坦然面对，在中日关系陷入困局时，中国不应该对日本ODA的续留问题上过分敏感。去年3月12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绪方贞子访问中国，访华期间她透露日本将在2008年取消日元贷款。这意味着，到2008年日本将正式停止ODA对华项目中的日元贷款，ODA在中日经济交往中发挥的主要使命也将正式完成。不过，她也表示“2008年取消日元贷款，并非取消全部项目，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技术合作项目还在实施”。而在7月19日，日本驻华使馆经济部参赞石川浩司在北京召开的新闻会上就表示，“尽管到2008年日本将正式停止ODA对华项目中的日元贷款，但它不会影响到ODA的另一部分，即对华技术合作”。可见，明确在“后日元贷款”时代如何与日本进行技术合作为主导的经济合作，关系到中日能否继续保持符合双方利益的经济“双赢”局面。 就现实而言，推动ODA的实施方向由资金援助型向科技合作型转变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这或许成为缓解当前两国紧张政治局势的突破口。这是因为，对中国来说，无论从近期还是中长期考虑都极具重大意义。从近期看，中国承诺在2008年夏天为世界举办一场“绿色奥运”。于是，借助高技术治理北京等地区的“沙尘暴”等环境问题关乎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从长远看，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务必维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要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必须确保能源的稳定供应和环境保护等两大问题。步入经济体制改革“深水区”的中国还需要大先进的技术，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而日本，在发展战略层面，历来强调“人类安全保障”问题，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日本只有将ODA等政策资源运用于环境、疾病等全球问题的有效治理，才能切实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更何况中日一衣带水，两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两国在环境问题上休戚相关，共同致力于环境的保护，符合日本的国家战略利益。在器物层面，日本拥有先进的智能管理技术、能源开发能力，而作为一个岛国，自身的市场和能源供给却极为有限。以技术为商品进行海外贸易成为冷战后日 本提高自身综合国力的关键。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技术的垄断性已经难以为继，其在跨国转移过程中实现商品化，成为一种商品，而且技术市场正步入买方市场。在国际市场可供选择和谈判的机会逐渐增多。中国在实施“引进来”战略的过程中，全方位的对外政策形成“左右逢迎”的局面，倘若日本对中国的技术需求置若罔闻，中国尚可转而求助美国、欧盟。可见，日本害怕对华技术合作而给自身带来“飞去来器效应”，进而限制对华技术输出必将事与愿违。综上所述，在 “倒计时”的阶段乃至“后日元贷款”时期，中日两国在技术和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大有空间，也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基于此，对处于中日关系困局中的中国而言，一方面要借助媒体力量向本国民众客观、积极地评价日本对华ODA的实绩，以消除民众的误解和猜疑；另一方面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出发，以中国当前的信息革命和振兴老东北工业基地计划为契机，拓展对日本NGO和NPO的沟通渠道，通过中日间多层次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影响日本对华经济合作的方向，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加强双方在能源开发的技术合作领域；并寻求中日双方在东北等内陆地区的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共同利益，把握日本对华援助的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