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研究篇1
城市化:迈向21世纪的战略选择
中国现阶段的重工业发展
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城乡收入差距演变的理论分析
中国城镇残疾人就业实证分析
中国智力回流的动机研究
欧盟影子经济的测度及其意义
全球经济危机与就业的政治反作用
转型国家反危机政策比较及其启示
论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适度同步发展
俄罗斯的空间不平衡:动态的和部门的分析
论中国“农民非农化”与“农地非农化”的协调
中国工业反哺农业的实现机制和路径选择
产业政策和政府能力——俄罗斯与中国的比较分析
俄罗斯地区人力资本状况测度的方法论
中国高耗能产业的区域转移及其对区域能源强度的影响
中国中部地区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世界银行对华贷款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贸易视角下俄罗斯政府采购体系的实证分析
与需求季节性相适应的生产管理过程的建模
威胁影响下的俄罗斯消费者市场评估
中国经济为何增长这样快——来自后发优势的视角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与调整
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和可持续改革开放的四大新拐点
城市产业集群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以德国为例
欧洲和中国的增长与结构变化:新的视角
欧盟政府间财政关系:一体化还是集权化
中国当前“教育深化”的经验分析与政策建议
第二代农民工的新特征及其市民化进程研究
贸易开放、经济增长与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
俄罗斯转型时期腐败问题的研究:测量和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会计改革与发展的成就
俄罗斯2001～2007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互动
俄罗斯制度发展的基础——克服经济危机的前提
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思路
二十一世纪初发展经济学的新动向及其评价
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十年来我国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
国际油价波动与石油冲击——基于符号约束VAR模型实证分析
反映区域社会人口发展的综合指标——区域生活质量指标研究
金融抑制下的金融发展:基于中国上市公司行为的分析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研究
中国公司治理的经验分析:法律制度环境、股权集中度和公司绩效
农民工流动对产业转换的影响——以20世纪90年代中国为例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2
对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应该从它的起源开始深入研究它的发展历程。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萌芽，经过十年，该学科就被冷落。从发展经济学定义看这一问题，在上个世纪经济迅猛发展，很多国家渐渐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桎梏，逐渐走上经济发展道路。
最早的经济学萌芽是从1938年威廉姆·吕彼克用法文发表的《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一般把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这是结构主义兴盛时期t经济学在这一阶段得到迅猛的发展；第二阶段，60年代中期。这是新古典派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复苏并出现依附论，这是发展经济学发展昌盛时期，紧接着在7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断节。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时期，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学达到了理论成熟的时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学家渐渐地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二、发展经济学的定义
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概念是：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狭义的概念是：发展经济学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三、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过战后50余年的探索，人们对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在研究方法选择上，以及方法论认识上均达到了较高水平。不过，即使如此，人们尚无法解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许多问题。可见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了解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这有助于在研究过程中减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选择不当带来的各种困难，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学地解释问题、解决问题。可以大体划分为三类：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只有通过观察(感觉)获得的知识才是可信赖的，旧的实证主义甚至认为推理亦不可靠，而较新的实证主义则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产生的知识也可以认为是可靠的，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认为，只有直接可以观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关系才是真实的，认为只有当理论或命题能够用数量表示时，这种理论才是有效的。
四、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中工业化理论对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工业化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定义。前世行副行长、经济学家钱纳里把工业化界定为“一般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我国的张培刚教授则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技术创新角度对工业化进行解释，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础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工业化的实质就是高效率的工业部门比例上升，低效率的农业部门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业化理论历经几十年发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也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参照物。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是发展经济学研究工业化问题的最初阶段，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刘易斯认为，主导经济发展的是工业部门，决定经济成长的关键是工业部门自身的扩张过程，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他还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三种工业化战略：农产品出口，强调国内市场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学派这种发展观点，显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事实上，市场机制起不了合理调节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贫困，失业、社会矛盾、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现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增无减。除了前述对发展的基本看法外，发展经济学也承袭了新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的规定性。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3
发展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所热切关注的一个永恒课题。发展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以发展为核心来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不发达的困境。在发展经济学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发展经济学家对于发展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对于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新发展观。因此，对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观进行梳理和分析，对于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新发展观问题研究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从传统的模式向新模式转变，即经济发展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追求实现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而所谓新发展观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观念体系，它涵盖了当展经济学家对于对发展问题的许多新认知。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发展的方式应当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观对增长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不依赖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的这一重要缺陷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它认为经济发展只是外部有限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经济发展的子系统与外部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必须反对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无限制索取。只有这样，发展才能持续下去；2.发展的目标应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它们最终是要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新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认为发展过程必须是公民真正参与的过程，是本着公平和公正利益分配原则稳步提高所有人福利的过程”，“在此进程中所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最终都将逐步充分实现；3、对发展的机制和手段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新发展观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极不充分，因而，政府和市场失败是一种普遍现象。从理论上讲这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纠正，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交易规模普遍较小，司法成本通常超过了调节争端的预期收入。由此，新发展观另辟蹊径，提出了配置资源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只有实现国家、市场与社区三者的互补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笔者认为，新发展观的产生不仅昭示着发展理论的研究正在向更大的领域扩展，同时也标志着发展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新发展理论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首先为发展目标的泛化。汲取传统发展观把经济增长作为惟一发展目标的教训，新发展观把经济增长、分配公正、政治民主、环境保护、人的自由实现等等都纳为发展的目标，虽然面面俱到，却不免使人无所适从。面面俱到的发展目标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各个发展目标并不完全具有相容性，各目标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这方面很大程度上被新发展观所忽视；其次是缺乏对不确定性发展的关注。新发展观提出的发展方式和手段基本上都属于确定性发展和随机性发展——尤其是确定性发展，这种对人类发展理性的过分推崇，难免会造成发展的某种迷失；最后为发展的视野狭窄。当今时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速发展，世界各国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任何一国的发展都不可能再是国别范围内的封闭式行为。然而新发展观的发展视野基本上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内。超国别范围的共同体、非国家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影响，新发展观都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更缺乏建设性的理论体系建构。
2在新发展观模式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
笔者认为，当展经济学家植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通过系统反思传统发展理论的优点和不足，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新认知。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新发展观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及新的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树立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科学技术观。
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归根结底都依赖或取决于科技进步。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结合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政府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要的地位，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正副总统任正副主任，以加强国家对科技的领导作用。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二战后的50年中，美国生产率增长的1/3应归功于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就亚洲来讲，日本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1959～1979年，日本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33854项，居世界第一位。因而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观念，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2）具有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之一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伴随着技术含量的提高而实现的，而技术含量的提高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保证。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得多。从美国等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和该比重提高的速度看，这些国家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这是使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条重要措施。而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变，政府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建立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其开发和投资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3）积极促进结构调整，适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广义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最重要的是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必须将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转移出来，并进行合理的产业分工及产业引导，进而实现工业现代化。发达国家普遍走过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就是从粗放型经济到集约型经济。面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我国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改造高能耗的传统产业；提升第二产业的技术含量，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以促进投资结构的演进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4）政府具备较强的驾驭经济的能力，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能够进行适度干预。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需要政府进行发展管理来弥补以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和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何种经济增长方式占主导地位，应主要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西方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从产业合理化入手，在政府的干预下，通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则可能实现经济集约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因此，政府对经济的有效干预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
（5）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粗放式的外延扩张，以“高投入、高消费、高排放、低效益、难循环”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虽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却造成矿产资源和能源日趋短缺，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后果。据统计，2003年，我国消耗了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0%，水泥总产量的40%，煤炭总产量的31%，实现GDP却仅占世界的4%，并使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陕西省在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开发上也经历了同样过程，付出了沉重代价。因而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6）依据经济发展的进程科学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
综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不是由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发展的进程所支配，跨越客观发展阶段而人为地进入某种经济增长方式对一国经济发展进程而言，未必是最优的，甚至效_果会适得其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立刻全面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过渡到低投入、高效率的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在现阶段我国选择集约化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扩大要素投入，更具有客观现实性。当然，在投入时我们应该不断地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率和要素组合的优化程度，逐渐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为经济增长方式向低投入、高效率型转化创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7）具备良好的经济体制环境和完善的市场机制。
我们所谓的体质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发展经济学研究体制应把体制作为发展的因素。构造合理的经济运行模式，实际上是寻找一种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机制。以发展为纲来研究体制问题，使体制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定要有相应的市场体系。市场是市场经济活动的舞台，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资源进行市场配置的空间和环境。市场状况如何，市场体系是否完善，市场机制是否健全，决定着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这是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成功转变的经验，也是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失败教训之总结。
参考文献
［1］常修泽.中国新发展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理论参考，2004.
［2］周天勇.发展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0.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4
1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十分丰富。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性发展,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1.1 科学发展观是经济发展观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5
学科发展历史回顾
要了解西方运输经济学学科发展，就少不了对其发展历史的回顾，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观察老路子，达到探索新路子的效果。笔者将其发展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酝酿阶段、初创阶段、腾飞阶段和成熟阶段。
酝酿阶段
从古典经济学时期运输问题就开始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了，那些与运输相关的经济学现象多次被著名经济学家作为案例来讲解其所提倡的经济学思想或理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高度评价了运输对城市和地区经济繁荣所起的重要促进作用，从此以后的经济学家就一直对运输及其经济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运输经济学尚未形成体系，这一时期仅仅为酝酿阶段。
初创阶段
对运输经济学的专门研究起源于1850年D拉德纳出版的《铁路经济》一书，这书为近代铁路经济科学奠定了基础。此后，德国K肯尼斯出版了《铁道经营及其作用》，奥地利E萨克斯出版了《国民经济中的运输工具》。后者构建了传统运输经济学政策论和营运论两条主线，为运输经济理论体系的建立做出了杰出贡献。这几本著作是运输经济学初创阶段的主要著作，为运输经济科学奠定了基础。
腾飞阶段
在这一阶段里，运输经济学科迅猛发展，研究范围、研究方向快速扩大，交通经济学类的著作层出不穷。这一阶段可分二战前后两个时期来研究。
1、二战前。1935年美国罗克琳出版《运输经济学》一书，标志着运输经济学从福利经济学科中分离出来，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应用经济学科。 1940年美国的约翰逊等人在《交通运输：经济原理与实践》中讨论了包括铁路、水运、公路、航空和管道各种运输方式的运输经济问题。
2、二战后。由于经济学在宏观、微观理论方面的突破，运输经济学也得到相应发展，许多经济学家逐渐加入到运输经济研究的行列中。1950年费尔出版了《运输经济学》;1958年，约翰梅耶等人出版的《运输业的竞争经济学》对各种运输方式的成本结构、运输市场和运输需求特性的开创性分析，也促使运输经济学发生了深刻变化。
成熟阶段
运输经济学科在经历了腾飞阶段后，渐渐走向了成熟。这一阶段包含两个时期。
1、60年代以后。各国加紧建立各种运输经济研究机构，甚至出现了多国性的研究组织，例如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运输经济研究中心等。运输经济问题涉及的学科范围扩大到管理学、地理学、城市规划、环境科学、计算机应用等十多个学科。这些都反映出运输经济学与现代经济的密切关系。
2、七八十年代至今。这一时期因能源、环境等方面出现危机，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提出了新的运输经济课题。西方运输经济学除了综合性的著作，如美国桑普森等人的《运输经济—实践、理论与政策》、哈帕尔的《美国运输：使用者、运动者和政府》以外，还有数量众多的专门性文献，如航空经济、运输与能源、运输与土地利用等。这一时期，运输经济学开始运用标准经济学分析方法进行研究，这标志着其开始步入了成熟阶段。
运输经济学发展中的主要变化
从世界各国运输经济学的发展来看，最近几十年该学科出现的一些新动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尽管从酝酿阶段起，运输界就没能包揽过这一领域，但跨学科发展的脚步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运输经济学科的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交通运输与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的关系;运输需求、供给、成本、运价研究;运输政策与发展战略研究;城市运输问题研究;与交通相关的环境、土地利用、能源问题的研究。
加强了对运输需求—供给一般规律的研究
目前运输经济学对运输需求—供给的分析突破了旧范式下运输经济学的分析模式，不再是简单地对运能和运量进行分析，而是从需求和供给特性的角度出发研究它们的一般规律。
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
当今科学界，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研究运输经济已不局限于单一方法，其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日趋多样化、丰富化，各类定性的、定量的、逻辑的、历史的以及计算机模拟等方法被广泛地采用，特别是标准经济学的进一步完善，促使运输经济学能够更加有效地处理社会经济中与运输问题有关的大量复杂信息，能够进行更精深的研究。
逐渐脱离经济学和地理学等主要学科
与多学科参与研究运输经济问题不同的是，当前运输研究似乎与经济学和地理学等主要学科理论发展主流相脱离。在古典经济学时期，运输问题在经济学理论中通常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近期在经济学分析过程中，运输多被置于外生变量的地位，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重点已经从运输问题上移开了。对于传统的经济地理学而言，其基础也是建立在对运输条件和运输费用研究之上，可是运输问题目前在国际地理学界已经不再是热门话题了，有不少地理学家转向对商业地理的研究。
结束语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6
一、为劳动经济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策略
一个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劳动者和劳动管理间的协调程度有着较大的联系，所以要想使国家的社会经济得到快速稳定发展，需要努力协调劳动者和劳动管理之间的关系。劳动和经济的问题贯穿于人类整个生命过程中，劳动者的经济活动必然与劳动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劳动经济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亟需解决的问题。只有将社会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并且合理分配劳动者的经济报酬，才能促进劳动关系的更好发展。由此可见，劳动经济问题得以解决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一套系统的、合理的、科学有效的、有实践意义的劳动经济学理论体系。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理论的一大分支，发展时间较长，并且有着丰富的实践，因而其理论体系较为完善。因此，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可以探索出有效的方法策略以解决劳动经济问题，更好协调劳动者和劳动管理间的关系，优化劳动力资源和合理分配劳动者的经济报酬，以有效发挥劳动经济对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促进作用[1]。
二、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
人类社会的发展自始至终都离不开物质资料生产，而劳动者通过劳动进行生产产品和劳务供给，促进了物质文化生活的发展，也满足了更多人的广泛需求。由此可见，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应该积极充当经济管理者的角色，通过出台经济政策的方法而规范社会发展，并且对社会发展中的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有效发挥经济管理职能，以促进社会发展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在国家充分发挥经济管理职能时，需要制定一些有效的劳动经济政策，但政策的制定必须依据一定的理论。劳动经济学理论来源于一定的科学原理和研究实践，进而可以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国家制定经济政策具有重要作用，既可以规范国家的经济发展，又可以促进国家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科学制定劳动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不仅可以维护劳动者的基本经济利益，以促进劳动者在社会劳动中有效发挥创新能力和主观意识，而且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大的影响。因此，国家依据劳动经济学而制定经济政策，不仅能够促进劳动经济学更为广泛的应用，而且也能使经济政策制定更加合理[2]。
三、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供理论支持
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就是建立在劳动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劳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探索到突破点，进而形成有特色和实践意义的科学理论体系。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重要指导，广泛研究劳动经济的现象和深入分析劳动经济的问题，以解决劳动方面存在的问题，从而使社会主义发挥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劳动经济，而劳动经济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劳动关系，所以处理好劳动和经济的问题，需要有劳动经济学作为理论支持[3]。
四、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在我国，注重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而发展社会主义。历年来，我国党和政府都重视劳动和经济的问题，并多次进行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尝试，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我国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国民经济计划，和实施社会发展的计划，需要有效解决劳动问题，在完善我国经济制度和推进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劳动和经济的关系更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对劳动经济学的广泛研究和探索，不断寻找劳动问题和经济问题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而针对具体问题而采取有效措施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平稳发展。我国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不止一次强调过劳动方面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重要性，并且我国通过建立和完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运行机制，为解决劳动问题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4]。
五、结论
总而言之，进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效解决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劳动经济问题，而且也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针对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的我国而言，加强对劳动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更加明确劳动与经济间的关系，能够促进我国对劳动经济学有正确的认识，并推动我国不断探索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劳动经济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刘华.农村妇女职业教育对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2013.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7
一、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注重绿色GDP
绿色发展在我国“五大发展理念”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核心就是要推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实现低碳、循环、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既是世界发展的主流思潮和基本趋势，也是中国自身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的需要，尤其是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回首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历程，GDP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当在当今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有些政府官员还是存在着“唯GDP至上”的落后思想观念，只关注数字，不注重经济发展质量，总是更加关注那些高耗能、污染重却见效快的资源密集型产业，或是房地产业。当前我国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GDP从以前的8%左右转变为6%的新要求，在“三去一降一补”的重大经济发展规划的指导下，就必须深刻反思GDP主义存在的弊端，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绿色化。
绿色GDP，就是要把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因素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将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退化成本、生态破坏成本以及污染治理成本从GDP总值中予以扣除。显然，这样一种研究将有助于GDP考核的优化与合理化，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真实状况。我国要坚持走绿色发展的经济道路，在产业结构上更加侧重那些具有科技含量的高附加值产业，要坚持耗能低、污染少的的生产方式，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要以高科技和人才的绿色经济为新的增长极，更加注重绿色GDP，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的稳步发展。
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正确处理环保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过30年的努力，终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对应的是，我国大城市只有不到1%符合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的10个城市里，中国就占据了7席。京津冀地区是我国污染最严重的的地区，人们深深地进入了“霾伤”，不少网友纷纷调侃道“瞎的太突然了”、“XX大楼又被发射了”、“拍个自拍都自带虚化效果”。生态环境污染也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当前世界各国都已经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关注这项关系到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大事。
面对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生态文明是未来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生态文明就是要把自然环境提升为与人类发展平等的位置上，摒弃以人类为中心的发展观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发展理念上的重大进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是新型经济发展理念，包括着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多方面的内容，生态环境资源也是重要的经济资源，应该让生态资源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坚持环保与发展并举，致力于发展社会公平，提升人民群众的福祉。
三、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资源、环境压力使得低成本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一直遵循比较优势理论，走低成本、低价格的路线，低成本模式把资源、环境、劳动力的成本压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并没有反映这些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和真实社会成本，致使资源、环境不堪重负。低成本模式虽然在我国改革开放初级阶段具有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其先天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一方面，我国要注重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转变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努力降低碳排放，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对各种废物进行循环再利用，进一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要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提升各项技术的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转变为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鼓励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不断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我们要更加鼓励科技创新，发挥出新技术降成本、增价值的重要作用，让经济发展最大程度上减轻对环境的压力，坚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动摇，让创新能力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支撑。
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注重政策监管保障
要下大决心、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污染排放，改善环境质量，保障和改善环境民生。比如加强环境监管，提高政府环境监管体系的有效性；加强环境执法，加重处罚违规排放企业，淘汰落后产能；要加大污染治理投入力度，加大空气、水、土壤污染的治理力度和生态修复投入，推动规划环评落地，以规划环评为引领，全面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控制污染、改善环境质量领域的投入就是有效投资，而且为老百姓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服务，也是改进供给质量、提高供给效率的重要内容。
五、结语
生态兴则文明d，生态亡则文明亡。面对当前严峻的环境问题，已经经济新常态的现实背景，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要深入参悟并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虽然当前我国特色绿色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可能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议和问题，但只有社会各阶层都能共同努力，劲往一处使，就一定会不断的完善和进步，进而在其引导下，不断加快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争取早日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到了那一天，将会青山绿水常在，蓝天白云永驻，人民幸福安康！
参考文献：
[1]乔清举.“绿色”是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J].湖南社会科学，2016（2）：7-9.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8
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并不是要创立一门独立于一般经济发展理论之外的特殊学科。本文所说的中国经济发展学，属于发展经济学中的“个案”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探寻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原因，研究经济发展的各种条件，探索经济发展的战略对策。这门学科之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可以说是不言自明的。
然而，现实状况却不能让人满意。在经济发展理论研究方面首先起步并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学界，发展经济学在经历了50至60年代兴旺发达的情景之后，不仅未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走向成熟，反而出现了停滞的趋势，甚至面临着所谓生存危机。这种情况暴露出西方发展经济学所存在的一些严重缺陷。
有一种意见认为，西方的经济发展理论之所以存在着欠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学者只能从外部来观察和研究发展中国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他们往往产生认识上的偏差。这种看法虽不无道理，但也不应一概而论。实际上，西方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或有在发展中国家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或长期专注于某些国家的研究，对某些不发达地区的现实和历史，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他们的一些理论模式，应该说是有一定的经验事实作为支撑的。我们认为，西方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陷入困境，主要是由于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模式，只是从相对狭窄的区域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来的，而他们往往从这种理论模式出发，去建立一套旨在说明经济发展问题的一般理论。这种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加以运用时，必然会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以致表现为这种理论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显得无用或用处不大。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既有某些共同处，又有各自的特点。各类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和特征的某些相似性，意味着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存在。以国情特殊而否定一般发展理论的存在是不妥的。但是，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环境极不相同，其历史起点，历史传统、社会性质、发展阶段、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地理环境、资源条件等，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在对个别的各种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缺乏系统深入研究的情况下，是很难建立起能反映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规律的一般理论的。半个世纪以来，尽管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企图找到适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理论，但这些理论都无法概括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事实表明，迄今为止，建立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目标，仍有待于今后的努力与成功。恩格斯在1877年写《反杜林论》中的政治经济学部分时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且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①］恩格斯的这个观点，对发展经济学也是适用的，只是范围限于发展中国家罢了。
发展经济学的命运取决于其社会功用。在建立一般理论模式的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有必要就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两大类发展中大国开展研究，给发展经济学奠定扎实的基础与增添新的活力。80年代以来，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最新走势之一，是从一般理论研究转向“类型学”研究，即从普遍规律的探讨，转而注重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作分组或国别的研究。在此方面，西方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如库滋涅茨、钱纳里、拉尼斯、克鲁格、石川滋等，已作了不少工作。不过，从总体上说，这种分类或国别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这突出地表现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两大类发展中国家中，他们只研究了一类即前者，而将另一类即后者舍弃在视野之外；在后一类中，又对其中最大的一个国家即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不甚了解。
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由着力于建立一般发展模式转为着力于国别或类型研究，是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积极趋势，也是发展经济学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阶段。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发展学，理当成为这种国别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担心注重国别研究会使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归于比较经济研究的范畴而逐渐走向消亡。在我们看来，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发展中国家都处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国别研究和相互之间的比较，不仅没有改变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且能使我们从中抽象出共同的规律和各种特殊的理论模式，这正是一般经济发展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
（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检验与丰富有赖于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建立
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还能通过中国的经济事实，检验各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得失，使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发展经济学中的理论成果，使之更好地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服务。
按照一般的看法，发展经济学中存在着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激进主义三种分析思路。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及其中积累的经验教训表明，持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作了较为深刻的概括和描述（如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经济生活中的非均衡状态，市场体系不完全等），但他们的理论模式和政策建议，却存在着过于强调依靠计划化、国有化、资本积累和进口替代以开展工业化建设，而忽视市场机制、农业进步、人力资本和对外贸易的作用的严重缺陷。持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把价格机制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赞赏自由竞争而批评垄断控制，主张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作用应限制在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方面。从中国改革前后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持这种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在这些问题上的一些论述是较为深刻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不少启发作用。但是，这些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和组织制度上的特殊性却重视不够，没有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和环境往往导致“市场失效”。他们虽提出应使市场经济完善起来，但对影响这一问题的经济制度和产权关系，又缺乏分析和论证。这样，他们以市场机制的作用等问题的论述，往往有脱离实际之嫌。另外，持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把经济发展视为渐进的、和谐的过程，这一点与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也相距较远。持激进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强调穷国和富国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和利害冲突，提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支配—依附”关系。这些发展经济学家的思想虽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他们对制约经济发展的国内因素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问题却缺乏足够的重视。中国经济发展中积累的丰富的材料，对激进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长处和短处同样能给予很好的说明。总之，用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对各种经济发展理论进行检验，有助于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也能使我们正确地掌握和运用各种理论成果。但是，对发展经济学中的各种理论模式进行细致的检验，有待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作深入系统的研究，有待于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建立和发展。
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还可以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中抽象出理论模式，从而丰富发展经济学的内容。中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企业组织形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农村家庭经营方式与农业资源、商品市场发展的关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等等，它们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对这些问题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加以概括和抽象，可以加深我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迄今为止，发展经济学界对发展中的大国，特别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只有对中国这样具有典型意义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经济发展进行研究，抽象出其特殊的发展规律和起飞条件，才有可能克服发展经济学中视野狭窄和理论不全面的缺陷，推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
二、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长期独立发展，具有典型的大国特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建设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至今还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仍处于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的过程之中。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又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上述两大类发展中国家中一类的典型代表。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系统地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有益于中国经济的健康顺利发展。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究竟应以什么样的经济理论作指导，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较多地从国外搬来理论。或者是从“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引进经济理论，或者是从“西方”某些国家搬来它们现成的经济学说。无论是东方国家的经济理论，还是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其中的一些概念、观点和方法，特别是关于现代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论述，是可资借鉴的。但是，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是别国经济运行过程的抽象和经济工作的总结，其研究的对象，与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差异，因而不可能对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4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搬用别国的经济理论，难以有效地解决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在从中国经济实际抽象出来的理论（诸如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指导下取得的。
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处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又是在相似的国际环境中谋求经济发展的。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经济发展理论，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但是，我们在借鉴这些理论（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源开发、技术进步、人口流动、外资利用、外贸发展、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时，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重新予以审视。而且，如前所说，目前的各种经济发展理论，只是在相对狭窄的实践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一般来说，并不带有普遍意义，何况这些理论的概括范围，并不包括社会主义中国。这就要求我们在借鉴国外各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必须着力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建立以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特点和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经济发展学。只有这样的理论体系，才能解释和说明我国所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才能用于直接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三、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吸取养料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不能从固有的概念和理论模式出发，而应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从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状况出发。这样，经济史作为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学科，也就显示出其重要的地位。
经济史学与经济理论学在新的基础上的有机结合，是本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②］在新的条件下，经济理论学家力图从全部经济史中寻求新的经济观念，并给经济史实以新的解释；经济史学家则力图将经济史实的研究成果升华为理论，并建立或重构新的经济理论。这种结合促使经济学中产生一些新的理论、学派和分支学科。从这个角度考察，发展经济学是一个特定的领域——发展中国家经济——中这种结合的结晶，或者说，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史的理论结晶。顺便指出，中国的一些经济学者，如刘大钧、王亚南等在30～40年代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历史变迁过程中，就得出过关于工业化、都市化、城乡关系、劳动就业、国民收入、资本形成、资金流向等一系列有见地的理论观点，对后来的发展经济学的建立作出了中国学者特有的贡献。
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经济学”条目中，用了下述一句话来描述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上述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同属于经济学的三个主要派生领域，它类似经济史，企图解释经济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变化。”［③］发展经济学“类似经济史”，这表明两者的密切关系。值得补充的是，一方面，经济史学萌生很早，19世纪中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经济发展的学科，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作为一个过程，却不是二战以后才有的事实，或远非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经济发展，就其狭义或发展经济学上的含义而言，可以说是一个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现代经济取代以手工生产为基础的传统经济的过程。上个世纪中期，已经或接近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在反对西方国家侵略的斗争与向西方先进事物学习的过程中，建立了机器生产这种现代化的生产形式。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清政府举办了一系列现代军工、民用企业，私人资本也逐渐涉足现代化企业的经营活动，由此开始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历程。中国经济现代化虽起步较早，但其步伐却很缓慢。到1949年，中国的机器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仅占17％，加上工场手工业，也只有23．2％。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重要转折，但从本质上说，在此以后中国的经济仍处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一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实际上正是一部经济发展，即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的历史。我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必须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吸取材料，而不应将经济发展的时限仅仅局限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全面地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加深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的认识。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是一门以从中英鸦片战争直至当前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中既包括以中国国民经济整体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统一演进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史，又包括以中国特定的经济部门、行业、企业、地区、家族的经济演变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各种专门经济史。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学的建立具有奠基的意义。
首先，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是进行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理论研究的基础，是中国经济发展学建立与发展的首要条件。反映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模式，只能从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中抽象出来。经济史学是经济学的基础学科，离开了经济史，即离开了对经济发展演变过程的研究，不可能抽象出正确表述经济规律的理论。马克思写《资本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是以英国为典型的。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4）］马克思如果不作这番研究，就不可能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英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包括我国张培刚教授在内的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与发展者，他们提出的并为经济发展证实的正确理论或观点，无一不是从经济发展历史实际中抽象出来的。在发展经济学的历史上，大概没有不研究经济史而能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上有所建树的发展经济学家。同样，如果不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也不可能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不可能建立起中国经济发展学。
其次，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史，有助于弄清中国经济发展中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关系。经济发展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影响经济发展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因素，又有各种非经济因素，如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化状况、地理环境等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情况更是如此。经济发展过程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涉及到许多非经济方面的事实。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在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时，为了说明各种各样的经济现象，必然要考察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历史传统、战争等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方法与图象，使我们了解到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是怎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可以说，不掌握历史事实，不了解历史经验，就难以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正确的理论分析，就难以建立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特点的理论模式。
再次，只有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史，才能在较深的层次上认清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重要因素，从而为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奠定基础。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向我们展现了一幅中国经济有所发展而又发展不速的图景，显示了许多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例如，以国家资本压制私人资本的方针政策，强调机船矿路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战略，以及重视国富而轻视民富的思想观念等，导致中国丧失了几次现代化的机会。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也有一系列相关的经验教训。只有深入研究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才能真正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寻找适合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对策。
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可以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及相关的理论研究中得到启示，但根本的途径却是从本国经济实践的历史中寻求答案。在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的过程中，应充分重视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少走弯路，健康地发展。应指出的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较大进展。就这个方面而言，建立中国经济发展学的条件已逐渐趋于成熟。
四、中国经济发展学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指导，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现历史唯物主义，与他们在这个时期用求实的态度研究人类经济发展历史有重要关系。没有后面这种研究，不可能知道经济在社会发展中正确地位，不可能把社会关系归之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之于生产力，即归之于物，不可能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的即客观的发展规律。一句话，没有这种研究，便不可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当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它运用于研究经济学、历史学、经济史学、法学等社会学科时，便使这些社会学科发生了一场革命：从传统的历史唯心主义的体系中解放出来，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变成了科学。在此以后，研究经济学的学者，一部分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另一部分人则不是。百余年来，这两部分人都取得了成果，但成果的性质和大小，不可同日而语。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是这样，严肃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认为是这样。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琼·罗宾逊夫人1980年访问我国时说：新剑桥学派和近来的学院派都遵循着自己的道路，达到了与马克思体系大体相似的境地。她还说，马克思的研究是从长远看问题的，这同长期动态的分析有关，而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还没有超出短期分析的局限。可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是一项正确的选择。
应当看到，西方一些形成了完整体系的经济学理论，对于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新古典主义理论从人与物的关系的角度，着重研究了资源的配置问题。这种理论便于精确地分析各种市场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市场机制的运行规律，其中所运用的概念和方法，有助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但是，这种理论把经济活动的社会方面（如经济关系、经济制度等）视为给定的背景条件，并不研究这些背景条件变化的原因、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这又使它难以解释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总量分析，在基本的研究方法上也是如此。相形之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强调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研究经济问题，并着重考察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新古典主义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理论中被视为外生变量的各种背景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是作为内生变量而存在的。我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出发，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分析社会经济关系、经济利益矛盾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其他各种理论成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解释和说明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和的一系列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发展思想。关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学说，关于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思想，以及关于经济建设中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有些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恢复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十多年来，邓小平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环境、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发展机制、发展速度、发展战略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提出了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重要命题。这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相结合的产物，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的重要依据。
中国经济发展学以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核心，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过程和基本特点。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必须首先弄清中国的国情。认识国情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是解剖横断面的方法，或静态分析法；另一种是解剖纵向发展过程的方法，或动态分析法，从运动过程中认识各种因素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相对而言，前一种方法简单、容易，后一种方法复杂、难度大。从中国当前对国情研究的情况看，大多使用前一种方法，使用后一种方法的少。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也是长期起作用的。只有从对它长期形成过程的分析中，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它。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是探索中国经济发展中诸问题的必备前提，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应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特点，考察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与演进过程，以及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因素。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条件。对于经济发展的国内条件，西方发展经济学界作过大量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从生产力方面的要素，如自然资源、资本形成、人力资源、科学技术等方面来进行的，对于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如所有制结构、分配关系等，却重视不够，甚至完全忽视。我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条件，一方面要利用国外的有关成果，联系中国实际，分析中国资本形成、人力资源开发、技术进步、自然资源利用等问题；另一方面要分析中国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关系上的状况和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条件。开展对外贸易，利用外部资源，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究竟起什么作用，传统的对外贸易理论是否适用，国外资源应如何有效地加以使用，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长期存在分歧。只有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才能对这些问题给予正确的回答。中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有过许多经验教训，对这些经验教训在理论上作系统的总结，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第四，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转换。自刘易斯1954年提出二元经济理论以来，西方的结构转换理论取得了重大发展。但这些理论仍存在着一些缺陷，特别是在对传统经济的看法上。如把传统经济等同于传统农业，忽视了传统经济中非农业部门的存在；否定传统农业中资源重新配置的作用等等。盲目搬用西方的理论，显然是有失妥当的。中国的工业化如何开展，农业进步如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应从中国的实际条件出发，借鉴国外有关理论，进行系统的探讨。中国一些成功的经验，如发展乡镇企业等，也应进行认真的总结。
第五，中国经济发展机制。如何将计划与市场有效地结合起来，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这里面的一个关键，是正确地发挥政府的经济作用。一百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第六，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体制的束缚。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改革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动力？什么样的改革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改革的困难和阻力是什么？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学所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第七，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往往片面强调数量扩张，单纯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经济质量。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模式往往导致经济效益不理想，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不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更新发展思路，改变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这种转变，应在中国经济发展学中作深入的探讨。
第八，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时期，各方面利益关系变动较大，各种矛盾也会比较突出，保持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改革、社会其他各个方面的协调关系，是中国经济发展学要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九，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发展学不仅要研究各种理论问题，还应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适合国情的经济发展的战略对策。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部门发展的优先顺序、地区发展的优先顺序、进口替代与出口鼓励的关系，以及人口、教育、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问题，都应从战略的高度加以探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中国经济发展学的社会功用。
在上列九项之外，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学应该研究的。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只要我们实事求是，艰苦探索，这种研究一定能取得成效，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注释：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第3卷，186～1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9
2 90年代的人口经济学
进入90年代，人口经济学的视角逐渐聚焦于微观层面，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都与80年代大为不同。李建军（1992）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人力投资与人口素质的关系，论证了建国后不同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得出人口素质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的结论。李涌平（1995）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讨论了市场经济背景下，人口数量与需求之间的关系，认为消费人群会通过市场供应弹性影响需求，因此必须有一个合理的生活消费品计划；并分析了供应弹性在人口与消费关系中的作用。宋楚珠，张友干（1996）利用对陕西农村的调查数据，结合孩子的成本—效益理论，对被调查地区孩子的历史成本变化做了分析，并得出孩子的效益观会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的结论。郭志仪，卢平（1997）运用人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论证了西北地区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一系列提高人口素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对策和建议。
3 进入21世纪后的人口经济学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人口老龄化、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等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人口经济学研究内容和涉及领域也得以扩展。姜向群（2001）根据我国1990年简略生命表的人口结构，估计出我国人口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并通过建立模拟量表的形式，观察不同年龄段人口的经济价值，揭示了老年人的价值特征，认为推迟退休年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人口老龄化提出的必然要求等一系列观点。陈楠，林宗坚（2006）通过建立人口与经济系统的方程组模型，并引入人口空间分布的因素，探讨了人口数量、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张新平（2008）对传统的效用函数进行改进，建立了一个循环经济效用分析模型，通过分析环境资源状况和物质产品与人们获得的效用之间的关系，得出了技术进步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动力、人口增长会给发展循环经济带来压力等结论。李通屏，郭熙保（2011）从人口与内需关系的角度，对人口因素变化的内需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利用中国1978-2009年的数据和国际银行2008年的数据对消费率的基本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人口适度增长有利于扩大内需，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低消费率和高投资率有较大影响。蒋伟（2015）利用1991-2011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能够对通货膨胀率作出解释；老龄化严重、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通货膨胀会受到抑制。
四、结论
（一）主要成就。通过对不同时期的文献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出我国人口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学科研究呈现出由浅入深的变化特点。首先，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初创时期我国的人口经济研究多集中于对理论的探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对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人力投资和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与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研究。其次，研究方法更为多样。随着技术的进步，在人口与经济问题的研究上采取了实证研究方法、调查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等，工具更为先进，研究更加具体。再次，研究与实际结合更为紧密。许多人口经济方面的研究是结合实际问题开展的，应用性更强。
（二）主要问题。虽然我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忽视了理论研究。人口经济学是建立在理论研究基础之上的，而近些年研究过于注重实证和模型，忽视了对理论的探讨，研究成果缺乏理论支撑而显得苍白，这也是学术界普遍存在的问题。其次，对人口经济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关注度不高。虽然国内已有一些相关的著作和成果，但从整体的研究情况看，大多数还局限于对现象和问题的探讨，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因此，未来我国对于人口经济学的研究，还应加强理论和学科建设的系统论证，弥补发展过程中暴漏出的问题，使之成为一门严谨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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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研究篇10
Keywords:developmenteconomics,origin,evolution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Economics），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数年，兴起于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20世纪50到60年代。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赶上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标志是高度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在已经存在一批发达国家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本文欲就发展经济学的起源、演进和新发展，以及未来发展问题的研究趋势，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发展经济学的起源及其在西方的兴起
（一）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起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发展经济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和60年代；但它创立的渊源，或者说思想观点的酝酿，则可以追溯到大战结束以前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甚至更早一些时期。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要早于西方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家就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对中国乡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有不少学术见解都远比后来西方发展经济学要早得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等，此外，何启良、胡礼桓的大推进战略，陈炽的劳动力转移理论，王学文的二元经济结构思想，吴景超的人口控制理论与工业化理论，谷春帆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伍启元的类“两缺口模式”，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思想，等等。总之，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发展经济学说已基本成熟，并初步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体系。只是中国大多数发展经济学理论成果未能及时地在海外传播，因而外国学者知之甚少。西方学者的同类研究直至第二次大战期间才有所表现。较早关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论著与东欧和东南欧地区有关。1938年威廉·吕彼克（WilhelmRopke）发表法文论文“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一个科学的问题”（《国际经济评论》7月号）；1943年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in-Rodan）在英国的《经济学杂志》（6-9月合刊）上发表“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1944年斯塔利（EugeneStaley）出版《世界经济发展》，探讨了工业化问题，并认为“工业化”所着重的不是农业及其它“初级”生产的增加，而是制造业及“次级”生产的增加；1945年曼德尔鲍姆（K.Mandelbaum）出版《落后地区的工业化》，提出了人口过多而又落后的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工业化的数量模式。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拉美学者，针对落后经济摆脱殖民统治后如何迅速发展，也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理论观点，这些都为发展经济学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兴起二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席卷全球，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先后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然而，这些国家也意识到它们在世界上所处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比较低下，因而只有尽快地发展经济，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进而才能巩固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适宜的经济发展理论仍是相当缺乏的，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也难以在这些国家形成和兴起；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发达国家迫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需要，开始重新考虑它们与世界上较为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发达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在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迫使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和东方共产主义国家，为争取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而进行经济上的竞争。总之，由于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增强以及出于本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感到有必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这是因为：第一，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其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完全不同于战后刚刚独立的、尚处于贫困和落后状态的新兴民族国家。用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难以直接应用，即使部分能够运用也需要修改原有的理论前提或假设条件，因此，必须建立适应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征的发展经济学；第二，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崛起，西方发达国家按照旧的模式控制新兴国家的经济已经难以达到目的，它们必须寻找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发展逻辑体系的新途径。正是在以上历史背景下，一个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主题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呼之欲出。就是在这段时期，刚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组织，也表现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兴趣，出版了大量的世界经济统计资料；组织了包括不同应用经济学分支领域的专家，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担任政府顾问和咨询工作；同时它们就发展问题也举办了一些专题讨论，定期和不定期地出版统计公报和各种发展文献。同样也是在这段时期，许多欧美国家的国内问题专家改弦更张，以发展经济学家的名义出现，发展经济学开始成为热点学科并进入了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表。从此，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和理论观点相继被提出，发展经济学也就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西方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二、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演进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繁荣与大发展时期。
在这一时期，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根据现代经济学的体系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历，构造了各种理论模式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落后的原因，并筹划经济发展的战略。在这段时期影响较大的发展经济学家及理论主要有：W.阿瑟·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保尔·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平衡增长理论、拉·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W.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以及以劳尔·普雷维什（R.Prebisch）为代表的拉美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以市场价格机制运作为理论核心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价格运作机制严重扭曲，社会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人们作为生产者或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均不符合“经济人”逻辑。因此，价格的变化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很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指望市场价格机制对之进行自动调节，而需要借助于国家干预或计划，来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进和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这一调整的实质就是实现工业化，即从一个以农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稀缺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资本积累是加速发展的关键。总之，此时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比较明确：（1）反对单一的新古典主义传统，倡导双元经济学并存，即经济学至少可以划分为发达国家经济学（以新古典主义或新古典综合理论为基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学。（2）注重结构主义分析，主张工业化、计划化和（物质）资本积累。（3）强调内向发展战略，主张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实行贸易保护政策。（4）试图建立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适用的宏大发展理论体系。在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行依靠计划化、国有化和奉行进口替代战略等，来加速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其实践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却在经济运行中遭遇着种种困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对外经济比较开放、注意发挥市场作用、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东南亚地区），却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快的进步。面对这种情况，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尤其是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大都不再像前一段时期意气风发，而是以一种平静的态度反思早期发展理论，并在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和转变。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美国的西奥多·舒尔茨（T.Schultze）、哈伯勒（G.Haberler）、哈伯格（A.C.Harberger）、迈耶（G.M.Meier）、缅甸的明特（HlaMyint）、巴西的富尔塔多（T.Furtado）以及其他一些依附论学者。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成就和特点可以归纳如下：（1）关于经济发展目标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许多学者强调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多维的，除了收入水平增长以外，还应增加消灭贫困、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和减少失业等内容。世界银行还提出了伴随增长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withgrowth）计划，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满足基本人类需要（tomeetbasichumanneeds）战略，还有不少文献强调乡村发展。（2）对农业的偏见得到纠正，开始重视农村发展。在这一时期，许多学者强调发展目标的多元化，把消除贫困作为发展目标之一，而农村则是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因此，农业与农村发展不仅能为加速工业化提供劳动和资本而具有工具价值，而且本身也是发展目标。（3）对经济计划化得失进行评估，重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实践与经济计划化的预期目标相差甚远，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指责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无所不包的计划，认为计划失败和不适当的政府干预是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和经济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他们相信市场机制不仅在发达国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同样有效率的。如果不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而夸大价格扭曲和市场失效，则必将出现“政策引致的扭曲”和“非市场失效”。总之，这一时期开始十分重视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出现了新古典主义复兴（Neo-classicalResurgence）。（4）重新强调外贸、外资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提倡外向型发展战略。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11
文章摘要：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法律问题的一门新兴边缘性学科。其在短短几十年里，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并传入我国。对法律经济学一方面应看到它的研究方法与观察视角的新颖性与独特性；但另一方面也不能片面夸大其作用，将法学泛经济化。关键词：法律经济学效益资源配置法律现实运动法学泛经济化法律的经济价值定量分析事前分析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一门新兴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法学流派，开始跻身于传统法学流派之林，并因其视角之新颖，方法之独特和实际的运用价值，越来越引人注目，影响不断扩大，在法学界尤其在西方法理学界地位日益提高。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成为许多高等院校的重要课程，并且拥有自己的专门的学术刊物和有关的学术研究机构。本文试图从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发展轨迹和当前研究状况方面对其作一个简单介绍，并予简略评析。一、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所谓法律经济学，即用经济学的概念与方法去研究法律问题的一门学科。在西方尤其在美国，一般将其称为“法学与经济学”。例如，该理论研究领域中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刊物就冠名为“法学与经济学杂志”（TheJournalofLawandEconomics）。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称其为“法律的经济分析”；此外，该学科还有一些类似的称呼，如“法律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分析法学”等。概括而言之，它是一门由法学和经济学相互滲透相互融合而成的新兴学科。法律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其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它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部门法领域，既包括民法、经济法，又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其研究目的在于建立解释法律现象与现实的全新的方法论结构体系，提供从法律的价值等基本理论到具体法律制度的分析工具，它可用来服务于整个法律制度，也包括经济法制的变革和完善。「1二、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和研究现状：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思想自始就有。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有了用经济观念分析法律规则的思想。到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认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而已。”「2“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广泛地论及了法律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因此，有人称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为“经济学研究的法理学”。而经济学与法学的真正结合肇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由于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剧烈冲击使法律在此时显得苍白、无力与无能，促使人们寻求新的法律模式。这就必然要求改变传统的法学研究内容，改变纯粹的逻辑推理式的法律演绎和归纳法，于是在美国兴起了法律现实运动。人们开始将法律与包括经济在内的相关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便能对已经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在此背景下，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酝酿课程设置的改革，经济学开始成为法学院的正式课程，芝大也由此获得“法律经济学发祥地”的美誉。1958年，芝大法学院经济学教授阿隆？迪莱克特（AronDirector）创办了法律经济学方面的最具权威性、代表性并对该学派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的学术刊物-《法学和经济学杂志》，该杂志对推动法律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之前，法律经济学仅局限于分析反托拉斯法等少数政府管制经济的成文法规，被人称为“旧的”法学与经济学。「4到六十年代初，芝大法学院高级研究员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社会成本问题》和卡莱布雷斯的《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行为法的若干思考》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才改变了这一局面，被认为是开辟了“新的”法学与经济学的广阔领域。到了七十年代，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芝大法学院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A？posner）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发表。该书后来多次再版，成为法律经济学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在该书中，波对法律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并且几乎对所有的部门法领域进行了经济分析。至此，法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法学流派，终于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臻于成熟，并为人们所接受。法律经济学在其短短的几十年里就象是“澳大利亚的兔子”，在“知识生态学”中找到了一块真空地带，并以惊人的速度填补了它，其发展与成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瞩目。法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日益繁荣与深入，法律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强，其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已由最初的“一枝独秀”到进入“春色满园”，越来越多的法学院与商学院开设了“法学与经济学”课程，有关论著接连问世，学术刊物日益增多，除原先的《法学与经济学杂志》外，又创办了《法学与经济学研究》、《法学与经济学评述》、《法律、经济学和组织杂志》、《法和经济学国际评论》等刊物。法律经济学也不仅仅囿于学术研究的“闺房”，而开始向司法渗透并对司法活动产生影响。如在威廉诉英格理斯一案中，法官为了支持自己的判决，“在判决中将平均可变成本和边际成本曲线以及有关它们同确定掠夺性定价的做法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也包括进去了”。「5⑤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诉卡罗尔拖轮公司一案中，法官汉德（LearnedHand）提出了著名的汉德公式：B<PL，即只有在潜在的致害者预防未来事故的成本小于预期事故的可能性乘预期事故损失时，他才负过失侵权责任。「6法律经济学最早诞生于美国，但其迅速在各国传播，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流派。在我国，近几年来，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虽相对于美国等国家，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正如专家指出：“我国目前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通过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与再分配，使权利与义务及其界限最优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我们的立法与执法应当适应这种改革，把效益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标准。为此，加强对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吸收其合理成分，用效益论来补充和改造我们的法律理论，是完全必要的。”「7根据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经济角度对既有的法律重新评价分析，同时设计出以效益优先，有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法律法规，对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繁荣，起着重要的作用。三、对法律经济学的几点认识：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诞生发展至今，一路上都伴随赞誉与诋毁，既有人为之喝彩，也有人不以为然。本文试图从价值观与方法论上对其作简略评析：无疑，发展经济与弘扬法治是人类的共同目标。法与经济作为社会的两大主题，已构成时代的基调。如果用单纯的法学或经济学的原理去评价某种经济现象或社会现象，无论如何都是只窥一斑。法律经济学以其新颖的视角，独特的研究方法将两大目标关联在一起，成为本世纪法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创新。正如西方学者指出：“在以往五十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把追求最大限度的需要作为重点。”「8但另一方面，过分的法学泛经济化，抬高经济分析方法而贬低、排斥其它传统的研究方法对法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是有害的。经济学理论在法律中的具体应用首先应体现在价值层次，亦即在公正、正义等基本价值名目中，为“效益”跻出一席之地，形成正义与效益双重标准的法律价值观；其次在立法、执法等层次上，应贯彻效益优先思想，突出法律的经济价值，并以此作为评判法律优劣、成败的一个客观标准。在方法论上，法律经济学别具一格，它运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法律进行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的优势，它使人们的思维更趋于准确。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事前分析，而法律仅仅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法律经济学将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学研究，可以对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进行事前分析，预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误。这种方法大大开拓了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视野，丰富了法学研究的内涵，是法学研究方法论的重大变革。但认为经济因素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以经济学概念将正义、权利、义务、过失等传统法学概念取而代之，将法学泛经济化无疑也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实事求是地说，经济学方法只是研究法学的一种方法，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其作用。要知道，任何一种法学流派，都有其缺陷和适用界限。但必须有一点明确，那就是运用经济学原理与方法分析法律问题不仅重要而且必要。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并将其运用于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对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的法学与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2《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3《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4RichardAPosner：TheEconomicApproachToLaw，第21页「5克拉克森和米勒：《产业组织：政府、证据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77页。「6张乃根：《经济学分析法学》，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20－22页。「7张文显：《当代西方法哲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页。「8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5页。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12
一、发展经济学理论面临的危机分析
经济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的根本，其发展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围绕发展这一核心，经济学家们一直在研究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由此构成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理论和研究领域。但是自上个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发展经济学产生至今，发展经济学理论大致经历了两次理论危机，下面我们将针对这两次危机出现的具体背景进行分析。
首先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第一次危机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但是正处于二战后，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仍处于战后破败不堪的情况下，当时有一批经济学家希望能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一种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相提并论的新型经济理论，即后来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中的“结构主义思路”。他们希望能将这一新思路应用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中去，因而在实践中，他们注重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经济僵化、发展失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此同时，结合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尚处于殖民统治下没有解放出来的现实，这些经济学家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失衡的问题都归于资本短缺、以农业生产为主等原因。由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大力推动国家工业化的发展的主张，推行“唯工业化”、“唯资本化”以及“唯计划化”、“内向发展”为特征的赶超型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这些政策在当时的背景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恢复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也使得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在当时盛极一时。
紧接着在上世纪80年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第二次危机出现了。第二次危机的出现，给经济学家们带来了真正的问题，一大批经济学家陷入到了对发展经济学发展前景的担忧，他们甚至认为发展经济学理论就要结束了。这些负面消极的思想直接导致他们总是在发展经济学的体系和解决途径上处于徘徊不定的状态。再加上20世纪60年代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理论的影响，两者虽然都致力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但是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缺陷，结构主义发展理论主要致力于发现发展中国家本身结构的矛盾，但是由于方法的偏颇使其适应性较窄，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理论虽然批判了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的弊端，但是由于其无法提出确定的发展政策，自身也难以继续发展。
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新突破
（一）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观念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水平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从全球来看，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国家与国家间的各项贸易数量和金额相比之前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因此，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尤其是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作用的逐渐凸显，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也日益增强。经济发展的问题成为全球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斯特里顿（（Streeten ， P）就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及早地从全球的视角去考虑各国之间政策的相互影响力，从而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害同盟关系。从他的主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今时代，从全球范围去考虑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所必需的新视角。
（二）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出现新发展
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借鉴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始从过去同类型的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的对比研究。从哲学的角度上来分析，这就意味着发展经济学家放弃了对普遍理论的研究而关注个别理论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开始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际情况进行分组分析或个别分析，从而改进了研究的范围和力度，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一般来说，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研究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以地区的差异来分类，主要是依据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第二类是以地区的发展业绩来分类，参考因素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点等；最后一类是以地区的发展条件，这一种分类主要是考虑了地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当地外部资源等。根据这种分组研究，不但对研究的范围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同一组内，也方便对各个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促进了发展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更新。
三、结语
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题。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只会研究的愈来愈深。因此，通过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危机及新发展趋势的分析，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理论的进一步深化都有重要的意义。而又是通过这些分析，尤其是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能更好地为发展经济理论的丰富发展奠定一定的方向依据。
发展经济学研究篇13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工业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研究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社会”的分析，也体现了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方法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5]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2](p.122)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三、发展经济学中制度分析方法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让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内容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文献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法律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中国家的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企业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问题，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社会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政治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
参考文献：
[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2]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4]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