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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论文篇1
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正在变成一个弹丸之地。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简言之，大众传播的日益发展已经使地球进入到了一个“村落化”时代。
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调整来自世界的每一处角落和每一个个体。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主题——大众文化。
究竟大众传播是如何诱发了文化体系从结构到形态的种种嬗变呢？而人类又如何来评价和界定这些变化呢？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将来之间会存在什么样的文化路径呢？我们可以找到并通过最佳的设定路径以达到我们所希求的目标吗？
概念认定及论证准备
在展开对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其中主要的概念进行一定的认定和说明。
〔大众〕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为mass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这是一个特定语境下的语词，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这里“大众”（mass）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点有：（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4）无组织性（5）流动性（6）同构型。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大众是一个传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诸如“公众”、“群众”等的政治概念。
〔大众传播〕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亚阶段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ao）有着不同的定义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针对本文的论证范围和论证体制，援引如下定义——“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
〔大众文化〕基于以上对“大众”的界定，我试图把握“大众文化”（massculture）这个概念，但是很无奈。因为“文化”这个概念实在令人无从着手，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所以我只能在一个武断的人为设定的平台上加以一定的说明。雷蒙．威廉士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本文着重讨论的领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种关于“文化”的用法而设定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
大众传播工厂的神话
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之前，尤其是在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在人类传播活动中是主导媒介，对人类传播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较时间性媒介更为显著（我并不否认时间性媒介在整个传播史上的主体意义和影响力）。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古代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为人类实现海上远航创造了条件，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正是在指南针的指引下在曾经遥不可及的海外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和贸易市场，使世界成为一体，打破了人类千百年来不同大陆不同人群的相对隔绝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提高了人类的活动能力，由此人类社会旧有的结构体系被打破，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革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断兴起、上升；并且，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开始海外市场的占领之后，报纸成为了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报纸只是一种影响人群较窄、影响力较小的媒介。报纸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在文化领域也开始不断酝酿和引发革命，对于这种革命我们可以在文学、艺术、教育等领域找到很充分的证据。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这在火车、轮船和飞机出现以后表现得异常明显，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无线电技术和各种电子媒介得以飞速发展。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人类的文化复合肌体在信息量不断增大、信息传播日益迅疾、传播内容不断扩展的情况下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调整和嬗变。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并且爆炸的当量不断增大，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
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到了一个癫狂的时代。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大众传播时代到来之前西方人从读书识字的技术中获取了采取行动而不必立即作出反应的能力，机械时代反应和行动是割裂的、延迟的；但是机械时代消退之后，大众传播时代中人类生活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人们用电子时代之前的陈旧的、支离破碎的时间和空间模式来思考问题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个新的技术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经过超过3000年的专业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体的技术性延伸中经过3000年日益加重的专业化和异化之后，世界戏剧性地逆向变化并收缩变小。在某种意义上，电子使地球缩小成为了一个村落。人类已经并且还在以电的速度发生某种内爆，在这种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中，人们总是狭隘地将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对于当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种形态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娱乐以及大众传播的一般行为），其实，大众传播对于知识领域的调整则更为隐蔽而意义深远。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尤其是在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到来之后，这种调整更加显著。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语言是传播体系中最为复杂而关键的问题），如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交流问题与控制论、现代代数与信息学、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存储问题与数据库、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悖论学等等。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的影响来自与知识的一个主要功能——传递。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曾经指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像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
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的各个学派以及其它领域的学者都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广泛而又卓有建树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总总的理论。无论是为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热情讴歌，还是大声怒斥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这些理论都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page_break]大众文化的欢歌和悲曲
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个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并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为了传播学和文化学的重要领域，这其中不乏一些尖锐而偏激的理论学说，但是这些建构在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思维成果无疑都为我们思考现代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照。
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
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现在我们还能够在一个边远的山村看到一台收音机或者电视带给一个村庄的巨大影响力。首先人们通过一种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工具获取了异常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内容涉及与这个山村相隔几万甚至几十万公里的地方，这种信息的介入无疑给山村原有的生活处境带来了一种催化剂。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可以用于实现变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变地维系旧有的生活体制。新的观念和想象在大众传播的渠道中萌动起来并借助传播的信道开始行动。我们认为，行动的先决条件就是选择，而大众传播的介入正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但是就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时代充满热情甚至开始癫狂起来的时候，开始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这些学派和理论相比主流的经验学派来说更加具有破坏力，同时也更为复杂。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都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之下建构起来的。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
西方社会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不断加剧，这种独占现象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文化生产和流通，而大众传播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价值体系，还有不满足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的“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S．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即按照媒介赋予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性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
T．W．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并代之以“文化工业”，为了“消除一种误会，即防止人们望文生义，认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特点是从人民大众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而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处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可以是充当推销术的音乐。”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在这个文化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正在成为这个文化的基础的权力结构造成的牺牲品。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为传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独的迷惘的存在，并且这种存在正在和艺术一同消亡，因为灵魂在异化过程中不断地迷失。
中国当下大众媒介与文化批判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传播领域，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应该说，西方的大众传播实践和大众文化现象对于中国当下的传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鉴和反思意义的。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相比西方来得要快，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2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会责任论，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我们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类的媒介形象并产生了一些过激的体制外的行为。此外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
可以说，如何建构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的传播机制和其他功能部门都是一个很棘手但迫切的问题。[page_break]霸权话语的狂乱
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和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对于文化与传播的思考中，一种叫做“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国学者J．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充当着文化帝国主义主体的媒介帝国主义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尽管他的学说带着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色彩，但是他对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强大的具有全球活动能力的传播体系推销美国式的大众文化这一事实也是承认的。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在这样的话语霸权严重干预着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况下，我们在思考，跨文化传播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在强势的高度垄断的发达传播体制的掠夺性的扩张下，发展中国家防守的最后底线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维护自己信息和文化？垄断的“传媒寡头”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荡，你抬头就能看见他的脸，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问题吗？也许，我们能做些什么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
结语
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作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的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什么呢？观望当然是不够的。
参考文献：
1《人的延伸：理解媒介》〔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
2《社会水泥——论大众文化》陈学明、吴松、远东著
3《传播学概论》〔美〕威尔伯．施拉姆著
4《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
5《文化帝国主义》〔英〕J．汤林森著
大众传播论文篇2
否则，就会被人指责为对历史无知和割断历史。划分的根据有多种标准。既然我们要揭示的是国际关系的前进历程，我们只能寻找那些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或事物，并且这些发生的事件和出现的事物能够有足够大的能量推动国际关系沉重的历史车轮向前行进。①
1.战国年代
这个时期大约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结束。
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欧洲大陆上哈布斯堡神圣罗马帝国的王权统治受到了来自新教教徒以及新兴的民族国家的挑战。新旧两种势力的矛盾、斗争愈演愈烈，最后终于在1618年酿成一场席卷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经过30年的厮杀，交战双方认识到谁也不能彻底征服对方，同意以和平协商的方式结束战争。于是召开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和会之后，新教得到了罗马帝国的承认，法国、瑞典等大国的国界得到确定，德意志诸候国获得独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应的国际关系体系逐步形成。
罗马帝国的肢解和衰落意味着权威的消失，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口号煽动之下，欧洲大陆开始了新一轮的拼杀和争夺。战争的方式也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攻城掠地，杀人抢物。但是由于有了近代较为先进的传播工具和运输工具，国家的凝聚力得到了保证。由于传播工具被当作信息传递的工具，因此直接的结果是战争的节奏加快了，外交以及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其他活动的节奏也都加快了。
这一时期跨度较长。从威斯特伐利亚和会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之际，国际关系基本上一直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欧洲各主要国家为了开疆扩土、争夺海外殖民地，展开一次又一次争斗。各种力量纵横交错，变化莫测。任何力量组合会在瞬间发生变化。国际关系初期的无序和混乱在整个这一历史时期展现得一览无余。
2.集团战争年代
这一时期大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
欧洲列强在经过无数次不断变化的力量组合之后，在19世纪末叶开始逐渐形成了两大军事同盟。战争一开始就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不要爆发，要么注定是大规模的。由于整个世界都纳入了西欧列强的殖民体系，因此世界从此开始被划分为两部分，战争真正地具备了世界性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间距离非常短暂，一般的理论认为这是帝国主义时期战争频繁的主要特征，一些后起的殖民帝国为了从老牌的殖民帝国手中分得一杯羹，摩擦加剧，导致了更大规模的战争。其实，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国家集团战争尚没有演绎完毕的原因。战争的结束仰赖于战争自身，只有当战争的危害性达到相当大的程度之后，战争各方才会被他们自己的行为所震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害没有大到使交战双方感到惧怕；相反，失败一方的复仇心理却不断加深，终于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奠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另外，两次大战期间极权主义在国际政治领域盛行一时，在舆论和决策权力垄断在极个别的独裁者手中时，避免战争的保险系数大大降低了。最明显的特征是大众传播工具被推行战争政策的别有用心者垄断了。当然，大众传播制度的深化与大众传播工具的改进也使得世界大战和国家集团政治如虎添翼。一方面，传播工具被直接运用于战争，使得战场扩大，制敌手段和技法多了一种选择。另一方面，大众传播所鼓动起来的狂热使得交战双方更加势不两立，战争方向不可逆转，直打得昏天黑地，一方彻底缴械为止。战争的广度、深度都明显地加强了。
3.理想主义年代
这一时期从二战结束起延续至今。
二战结束后两极力量的对立已远远超出了战争年代国家集团对峙的意义。最重要的特征是国际关系从此被意识形态的分歧左右了。这一特征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依然清晰可见。
在新的历史时期，大规模的热战已越来越不可能。其原因之一，如前面指出的，对立各方被战争的危害和恐惧所慑服。更迫切的原因则是原子武器诞生，并且这种武器的垄断被打破了。人类制造灾难的手脚基本上被自己的战争行为和毁灭性武器锁起来了，而人类寻求对抗的思想并没有被禁锢。当人口、土地、资源的争夺变得不切实际时，人类找到了新的对抗的突破口。这就是思想，或者说是意识形态。于是，还没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尽，世界就又进入了冷战的时空。
冷战最主要的特征便是对立双方运用一切传播工具为自己所坚持的理论和信仰向敌对一方发起挑战和进攻。在这个新的年代里，理想的争夺比什么都重要，它已经成为国际关系最基础的内容。而这种理想的争夺首先是建立在人类能够自如地运用报刊、广播、电视、因特网等各种不断增加和成熟的大众传播工具的基础上。由于有了这些工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和平年代里运用和平的手段取得了战争年代用战争手段实现不了的目标——使敌对的苏联、东欧国家改变制度、转移立场，甚至成为自己的附庸。由于有了这些工具，追求理想和传播思想的斗争也将在国际关系中继续下去。
现在回过头来再简单地考察一下大众传播的历史发展过程。
大众传播是人类社会进化到相当文明的程度之后的一种产物，是近代工业化时代的伴随物。这一点从有关大众传播的定义中就可以看出。按照梅尔文·德弗勒等人的表述，“大众传播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职业传播者利用机械媒介广泛、迅速、连续不断地发出讯息，目的是使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受众分享传播者要表达的含义，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②很显然，所谓“职业传播者”、“机械媒介”等等并不是人类传播活动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经过了非常漫长的过程之后，在传播活动日益广泛深入，传播工具日益专业化、非手工业化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现象。因此，简单回顾大众传播的历史只需从具备大众传播特征并酝酿大众传播产生的时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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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过程划分一样，近现代大众传播的历史过程也可以划分为这样3个阶段：③
1.近代报业的开创时代
一般认为，14—16世纪在欧洲出现的“手抄新闻”是近代报纸的萌芽。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在从中国传过去的活字印刷的基础上发明了铅字活版印刷，这为以大量生产为标志的近代报纸提供了意义重大的条件。17世纪初在尼德兰地区出现了欧洲最早的定期印刷报纸《新闻报》。此后不久，英国、法国、德国、北美等地定期或不定期的新闻报纸相继问世。1814年英国《泰晤士报》采用蒸汽机动力印刷，使报纸的印刷生产力大幅提高。
在经过几个世纪的酝酿之后，报纸的影响范围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就是近代报业发展史上著名的“廉价报纸”的出现。1833年美国纽约的《太阳报》首次以每份1美分的售价出售，1855年英国最早的廉价报纸《每日电讯报》售价为每份1便士，1836年法国最早的廉价报纸《日报》和《世纪报》全年订阅费仅40法朗。廉价报纸的出现，使得生活在底层的普通大众也能接触到报纸，报纸的受众及影响范围一下子扩大了数倍，这为报纸向大众传媒的进化再一次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与此同时，为报纸提供大量新闻信息的通讯社也在19世纪中叶出现。最早的是1835年创立的法国的哈瓦斯社。在此之后，美国的美联社，德国的沃尔夫社和英国的路透社相继诞生。通讯社的出现大大促进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加快了信息流通的节奏，使信息生产过程中的分工更加明确，信息生产逐渐形成一项系统工程。而随着这个系统组织的严密程度的提高，大众传媒的依赖程度也不断加深。
2.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欧美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与此同时，报业的垄断现象也出现了。最先出现垄断报团的国家是英国、美国、德国。由于这几个国家分别代表了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报业垄断基本上成为一种趋势。
按照传播学理论，大众传播一般包含有3层意思：a.规模庞大的传播机构和传播工具；b.大批复制的传播内容；c.人数众多的传播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报纸在拥有了这些条件之后就已经进入了大众传播的行列。以现代的眼光来衡量，大众传播事业必须是一种商业活动，新闻媒介必须通过经营来检验自己是否有继续存在、发展、壮大的可能，并通过大众消费的方式真正地实现自己的大众化。因此，在19世纪末叶以前，报纸是不应被称作大众传播媒介的。只有在垄断报业出现，商业性报纸经营体制形成和确立之后，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时代才开始。
当然，大众传播本身所包含的几项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规模庞大的传播工具”一项，它不仅仅指报纸的数量种类的增加，更是指传播方式的种类有了增加和发展。20世纪初诞生的广播、电视无疑是大众传播最具代表性的事物。只是从那一刻起，大众传播才完全具有了它自身真正的含义。
3.信息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技术创新蓬勃发展，包括电子计算机、光纤通讯技术、航天技术、仿真技术、集成电路技术等在内的各种新型技术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荡的新技术革命。在这些新技术的推动下，广播、电视技术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一方面，新型技术的出现，使广播、电视的节目制作、播放、控制等技术日益完善；另一方面，广播电视的个人拥有量急速增加。广播、电视的发展异常迅速，其影响力逐渐地超过了传统媒介报刊。
进入八、九十年代以后，一种新型的传播工具——因特网诞生了。因特网是一种交互式的传播工具，意味着大众真正地进入了传播的领域，因而“大众传播”更加贴近它的字面意思了。因特网的诞生是大众传播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以因特网为标志的传播新时代到来后，随着人们对传播工具的依赖程度的提高，整个大众传播的作用、影响和地位更加牢固、增强了。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国际关系和大众传播二者在历史进程上有着十分一致和吻合的地方。近代国际关系始自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之后，而近代报业也是到了17世纪初开始以后才蓬勃兴起于尼德兰地区和英国等新兴的民族国家。多么惊人的吻合！难道这种惊人的吻合只是历史的巧合吗？如果这是巧合的话，那么由垄断资本和寡头政治开启的两次世界大战与大众传播工具被独裁者绝对垄断的现象同时出现也是历史的巧合？信息时代的到来与冷战开始基本同步也是历史的巧合？
历史中的偶然现象和偶然因素是有的，而且很多，但是某些因素之间的联系有它的必然性，正是这些因素之间必然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才推动了各自的发展，推动了整个历史的发展。从大量的历史事实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
事实上，从历史阶段的划分来看，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之间的联系无不表现为必然和自然的状态。15到16世纪地中海沿岸和尼德兰地区海上贸易达到相当发达和繁荣的程度，为了及时了解海外商情和其他有关情况，一些提供此类信息的手抄传单和新闻书简应运而生。如果说这些东西可以看作是近代报纸的滥觞的话，这说明报纸在胚胎时期就具备了国际性质。17世纪初期开始，也就是30年战争以后，定期的新闻出版物出现了。由于欧洲许多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历史上的渊源关系，逐渐成形的报纸报道国外或域外情况成为一种十分普通的行为。英国的一份周刊《意大利、日耳曼、匈牙利、波希米亚、莱茵伯爵领地、法国和低地国家的一周新闻》干脆在名称上直接地表明报纸与国际事务的直接关系。
在以后的岁月里，报纸以及后来诞生的广播、电视、因特网无不与国际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从国际关系各种大小事件中探寻到，比如美西战争中的《纽约日报》、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广播宣传、冷战时期的“美国之音”，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随着大众传播作用的加强，大众传播不再只是简单地以报道新闻、传递信息为己任。它不甘寂寞，开始积极、主动地介入各种国际事务，并有意无意地影响国际事务及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从具体事例讲，它可以加快甚至改变某一进程的速度和方向。例如60年代末，美国一名资深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在访问越南战场归来后，态度180度大转弯，预言美国的越南战争不会取胜，于是整个美国国内舆论沸腾，群情激愤，壮大了美国国内的反战呼声，从而开始影响美国政府的越南政策，并加速了越南战争的结束。从大处讲，大众传播对国际关系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国际关系在许多方面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在大众传播和信息化时代，战争的目的已基本不再是掳人抢物、攻城掠地，而是为了某种理想，诸如民族独立、、文化同一等。战争的手段也不再以冷兵器为主角，更多的时候是进行思想的较量。文化成为国际关系中极为重要的因素。此外，在大众传播的穷追猛打之下，国际关系领域里决策过程中的黑箱操作越来越少；新闻传播时效的提高同时加快了外交等其他国际关系领域中活动的节奏；因特网的诞生使得普通个人直接进入国际关系成为可能。
由于大众传播频繁地介入国际关系的领域，使得国际关系的大众传播因素越来越浓。许多国际事务活动要借助大众传播展开；外交决策要考虑大众传播所引导的舆论倾向；许多外交、军事等活动在事前事后都要召开记者招待会，以表明政府的开明和开放；国家大计方针要通过传播工具向外宣传、介绍；舆论安全成为国家安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形势下，研究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必然要或多或少地涉及大众传播在其中的作用、地位等问题。人们越来越迫切地认识到，大众传播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国际传播已经成为国际关系领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大众传播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达到了相当密切的程度，当大众传播加入国际关系的行列之后，国际关系这种曾经如此玄妙的事物也就离普通民众越来越近了。普通民众离国际关系近了，他们也开始关心国际关系的相关问题，并且透过大众传播实现他们与国际关系之间的联系，这又促进了大众传播事业向更广更深的领域开拓。
总之，随着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两个领域各自的深化和发展，二者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几乎达到了一种水融的状态。谈国际关系不能不谈大众传播，谈大众传播不能不谈国际关系。故此，这个新的交叉领域就自然而然成为我们探讨研究的课题。
注释：
大众传播论文篇3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农业生产者所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农产品宣传出去、推销出去。所以，当下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解决农产品宣传营销的问题。
虽然事实上农民所依赖的信息传播渠道往往来源于人际传播，但是要实现农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就必须要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它们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实现农产品信息及时而广泛的传播。因此，本文试图对有关大众传媒进行考察，分析其农产品信息传播的现状及问题，探讨新闻媒体对农产品流通和销售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就此提出一些参考性建议。
农产品信息主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品性、产地、规格、质量、市场分布、流通信息等方面，其中，农产品流通信息主要指与农产品生产、经营、销售有关的一切消息、情报、数据、资料等的总称，是农情和商情的综合反映。
从对农民有实际影响的角度考虑，并且为尽量反映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全貌，笔者分别从传统媒体(涉农报纸、农业电视频道)、新媒体(农业网站)中同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中央级媒体和地方媒体，对其在2009年3月的部分农产品信息进行随机抽样分析。这些媒体依次是《农民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中国农业信息网和农博网。
传统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状况
作为全国性大报，《农民日报》注重宏观的报道。该报每期共有8个版面，但是并无专门的农产品信息版面或栏目，只有在周三的“市场信息”专刊中，每周定期国内外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山西农民报》每逢周二、周五出版，共16版，其中与农产品产销直接相关的市场信息集中在第10版“种养参谋”和第9版“农村财富”两个版面上。
央视七套农业频道的节目内容比较丰富，向观众提供大量致富信息、科技信息、种养殖技术、成功典型事例等。山东卫视农科频道是全国地方电视台中开通的少数涉农专业频道之一。该频道拥有“乡村季风”、“致富招招鲜”、“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等节目，同时还建有比较完善的网络平台，提供节目在线直播。主要问题有:
报道面过宽，针对性不足。涉农报纸用大量版面来报道国际国内时事新闻，甚至地方农业报纸也有这种情况。3月4日《农民日报》的8个版面中有2个版(第3,4版)刊登的全部巧篇报道都与“三农”无直接关系。3月6日《山西农民报》的16个版面中，有“娱乐”、“新闻天下”、“新闻热点”、“社会经纬”、“参考消息”、“时尚潮流”6个版面与“三农”没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也需要获知国内外的重大时事政治、经济新闻甚至娱乐新闻，但这些新闻己经通过各种综合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农民可以从这些媒体上获知有关信息。而作为专业媒体的农业报刊，如果再进行报道，显然是一种重复和浪费。
央视农业频道主要涵盖农业科技、致富信息、致富典型、农民工问题、农村问题深度报道等方面，内容非常集中。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从6时到22时的30档节目中有巧档节目与“三农”相关，而这巧档节目中有7档是当日重播节目(主要包括“乡村季风”、“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致富招招鲜”)。从节目的时间长度来计算，涉农节目总时长为329分钟，占节目总时长(975分钟)的33.7%。可以看出，山东卫视农科频道的关注点非常丰富。然而，涉农节目数量偏少，重播率偏高，节目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偏低。
偏重各地农产品市场行情的综合性宏观报道。报纸的服务性和实用性距离农民的生产实际需求依然很远。例如2009年3月3日((农民日报》第6版“监测信息”有“批发市场价格周报”、“热点调查”、“统计分析”、“市场现象”、“市场说话”个栏目，共刊发4则蔬菜批发市场上市量消息，4则各地米价上扬消息，2则图片新闻，1则关于养猪业市场行情的预测分析，1则与养殖业有关的玉米市场价格预测分析。这些信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来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个别地区的市场信息，对于分布广泛的农村受众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缺乏针对性。
当然，作为全国性报纸，《农民日报》在报道取向上偏重于宏观角度无可厚非。那么，地方农业报纸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同日，《山西农民报》的“种养参谋”版共刊发5篇报道和一张山西农副产品市场行情表。“农村财富”版面共有7篇报道，其中有5篇分别介绍了5位农民的致富故事，另2篇则是关于如何理财和防止上当受骗。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有用信息。
传统媒体与受众互动不足。在《农民日报》、《山西农民报》样本中，并无读者来信来电，或“读者声音”之类的栏目或版面。央视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也同样如此。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决定了农民媒介消费能力不足，导致农民接触媒体的机会较少，更难进行信息反馈与交流。二是农民远未树立起信息消费的意识，缺乏和媒体进行有效沟通的动力和能力。三是媒体自身对农民渴望表达的需求不够重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平台，这就使农民无法获得有效渠道来传播自己的声音。
网络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
网络媒体的优势在于能够让网民免费各种供求信息，门槛低，信息更新速度快，覆盖面广，信息来源广泛。在各省(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中，已有83%的地级和45%的县级农业部门建立了农业信息网站。中国农业信息网是农业部官方网站，其最大特点是权威性和可信度高，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屋建领地传播各种信息。农博网的投资主体是北京一家农业信息科技企业，集行业在线媒体与专业性农业商务于一体。中国农业信息网中仅“资讯信息”和“服务社区”两个频道就设置了“批发市场”、“供求”、“网上展厅”、“农技推JL‑,“优质产品”、“促销平台”、“价格行情”、“分析预测”等近30个栏目。农博网除开设一般信息栏目外，专门设有“商务”板块，下辖“供应”、“求购”、“产品”、“网店”个栏目。网络的一大特色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频率高，时刻保持信息更新是网站的生命之本。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村供求一站通”，截至3月13日12时，当天更新农产品求购信息25条、供应信息30条。与此同时，农博网新增供应信息更是高达419条，新增需求信息高达72条。
在网络媒体中电子商务得到发展，农产品网店已经走进互联网的视野。比如，农博网设立电子商务平台，网民只要免费在线注册，即可开通网上店铺。虽然目前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其巨大的上升空间。主要问题有:
内容重复。网站之间信息重复率较高。几乎每一个综合性农业网站都设有“农业法律法规”这一专栏，而每一个专栏里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这两家网站中也存在内容重复的现象。3月26日，这两家网站都了“农业部部署2009年定点扶贫及援疆、工作”、“农业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保障春耕生产用种，加强种子市场管理”等新闻。
信息不够全面立体，图文、视频内容太少。农业生产技术的操作性很强，单纯依靠文字说明无法完整准确地指导农民。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很难对复杂的文字说明产生兴趣。因此应该将图片和视频作为农业网站的重要传播方式。然而，这两家网站图文及视频信息很少。比如，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业科技”频道的所有文章均没有配备相应图片或视频。农博网虽然设有“视频”频道，但是其节目大部分是人物访谈、要闻剪辑、会议报道等，没有充分重视农业技术或农产品的推介。
服务性、实用性仍不足。涉农网站基本上仍然处于信息“传声筒”的初级阶段，习惯于自上而下传播信息，还没有将农户的实际需求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例如，农博网虽然开辟了“专家在线”专栏，然而其内容并非是专家在线咨询，而是专家个人成就介绍，只是专家的个人风采录而已，没有很好地发挥其专业指导作用。
讨论与对策
囿于样本覆盖范围小、数量少，本研究很难全面深刻地透析大众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现状，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斑见豹。笔者认为，涉农媒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农产品信息有效而广泛的传播:
加强信息源建设。目前我国涉农传统媒体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记者的采访报道，直接来自基层生产一线的信息还非常少，所占信息总量的比例很低。这就导致了媒体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农产品信息，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的，这必将造成信息时效性滞后，从而使得受众大量流失。农业网站的情况也类似，多数没有统一的架构和应用平台，也没有面向农村的、有效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一直沿用传统网站建设和信息采集方法，使得农业信息资源匾乏。如综合信息多，科技文献信息少，实用技术信息少，可用中文数据库资源零散，不成系统。因此，涉农媒体要广开信息源，充分发挥广大农户、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购销商的信息渠道功能。
大众传播论文篇4
无可辩驳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说老百姓“只爱八卦，不爱文化”绝对是错误的。作为承载大众文化最重要的载体，电视的内容包罗万象，天文地理、人文自然、娱乐生活、新闻资讯、知识传播、生活服务，每一个方面都不可或缺，每个方面也都能创造成功。电视节目通往成功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在电视传播中大众文化属性的审美意义怎样体现?笔者以为，“洞察人性，洞悉人心”，这个曾被易中天老师用来概括曹操驭人之术的论断，同样适用于电视节目的创作。
审美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活动过程，人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会对人们审美的评判标准产生很大的影响。成功的案例已经表明，能够与时俱进洞悉大众心灵的节目在争夺观众中已经获胜。当今很多电视节目的成功就在于它用大众的语言与大众对话，使电视表现逻辑和大众思维逻辑达成精确对接，正是电视美学再创造的功劳。因此，在为成功节目创造的奇迹感动之余，深入探讨电视作为“家庭艺术”的审美规律和特征，探讨电视制作对素材的再创造等问题已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因为，观众正在期待着更多这样的节目出现。
电视的观众：爱看故事的那群人
节目受到观众的追捧和喜爱，在于说的内容，更在于说的方式。从成功的案例来看，内容编排的故事化或者说剧情化已经成为电视节目制作的一个基本方向。很多节目的成功在于讲故事，《百家讲坛》是在讲故事，《大国崛起》是在讲故事，湖南卫视的《变形计》是在讲故事，《鲁豫有约》是在讲故事……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因为故事有人物、情节、环境，有悬念和猜测，有推理和判断，符合人们的心理认知和审美需求，能使观众获得融入其中的乐趣，从而对节目念念不忘。
“讲故事”能够将庞大而复杂的题材分解为若干个小巧而单纯的单元。小巧，让观众不至于疲劳；单纯，可以将一件事讲得更精彩。有人说，《百家讲坛》就是比较高雅的评书，这个评价比较准确地体现了该节目“讲故事”的表现特征。说评书的办法就是每一回说个故事，完了来个“下回分解”留个悬念。传统的评书、章回小说，现在的电视剧，都可以说是这种模式的应用。
从扭转《百家讲坛》节目命运的《正说清朝十二帝》说起，主讲阎崇年以“董鄂妃身份之谜”、“太后再嫁之谜”、“咸丰”大大小小的故事串起整个节目，一桩又一桩的清宫疑案是大多数观众知悉却不熟悉的事实。这些事实，正是节目吊起观众胃口的兴趣点和切入点，跟着阎崇年老师，读史的过程被简化为听故事，不知道怎么看书和没时间看书的观众被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吊起了胃口。
通过“讲故事”能够将抽象、枯涩的理论转化为观众看得懂，且爱看、具体、感人和形象化的电视节目，这是电视作为“家庭艺术”的内在规律决定的。电视节目通过“讲故事”，可以使观众娱乐、愉快地学习，也可以使观众由直观的事实，形象、轻松地去接触事物本质。
CCTV经济频道耗时三年的恢宏大作《大国崛起》，便是以生动的故事在讲大道理，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九个世界性大国的崛起历程讲述中，贯穿了若干生动的故事，为观众建立了立体的时代背景，从“伊莎贝拉女王御驾亲征光复西班牙”的故事中，观众可以了解到基督教在欧洲影响的增强；从“独裁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宽容莎士比亚”中，观众可以感受到英国的政治文化氛围；从“法国皇后玛丽安东奈特”一句名言“法国老百姓吃不起面包，可以吃蛋糕”中，观众可以领悟到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必然性等等。故事，使节目更加生动，丰满，亲近。
再举一个与普通大众生活更加密切的例子，湖南卫视的《变形计》之《网瘾少年》。这是真人秀节目，以网瘾少年魏程与贫穷农村少年高占喜互换身份为节目卖点，7天的时间里，魏程能够在艰苦的农村里生活，而从未接触繁华都市的高占喜在经历7天奢华的城市生活之后，继续回到落后困顿的农村，能否保持农村少年的纯朴?可以说，这是一个集煽情与悬念于一体的故事，节目开播之前，如此“噱头”已经撩拨起观众的兴趣，而节目开播后，百度的“魏程吧”、“高占喜吧”更是很好地说明了该节目的影响力。
以上案例，说明了内容编排的故事化、剧情化，能够增强节目的观赏性。但这并非电视节目吸引观众的唯一技巧，而征服观众的根本依然是节目的立意和内容符合这一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审美需求。至于技巧，则依立意的内容去灵活创造、灵活取舍。
电视的成功：让观众感动和共鸣
一位观众曾经对笔者说过，最好看的电视作品并不是那种雕琢文字、刻意求怪的东西，而是将观众心里面一些有感觉但又说不出来的东西用具体的节目表达出来了。这实际上就是电视节目和观众心理的共鸣，也就是本文开始指出的——电视表现逻辑和大众思维逻辑的对接。对接得好，观众会成为节目的铁杆粉丝；对接不好，只能让观众按动手中的遥控器。
电视节目和观众心理的共鸣有两个境界：一是让观众爱看，到时间肯定要坐在电视机前；二是促进观众思考和学习，节目播完了还要通过其他途径满足被节目激发的兴趣和求知欲。
《百家讲坛》和《大国崛起》都很精彩地展现了这两个境界。首先说《百家讲坛》，该节目的成功取决于调动观众学习历史的兴趣。以阎崇年老师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为例，针对影视剧对历史的戏说，他的“正说”不仅保证了节目不会偏离历史教育的轨道，而且巧妙地吊起了观众的胃口。看了节目，很多观众不禁惊呼，若没有《百家讲坛》，受电视剧的“欺骗”不知何时能够清楚：首先是，知道了电视剧中大臣们称呼活着的孝庄“孝庄皇太后”是典型的文化错误，因为“孝庄皇太后”是在她死后才拥有的谥号；受《鹿鼎记》影响的金庸迷，许多人第一次知道建宁公主其实是康熙皇帝的姑姑，而不是妹妹。节目播出后，意犹未尽的观众不仅购买《正说清朝十二帝》图书收藏，同时也纷纷寻求节目中提到的历史典籍，了解更多的信息。
从完成收视率到引发观众学习历史的热潮，《百家讲坛》展现了电视媒体对大众文化的强大引导力。《百家讲坛》播出《刘心武解读<红楼梦>》，很多观众通过论坛等形式表达了对该节目的观感，并提出很多与刘心武老师对《红楼梦》不同的理解。这是一件很好的事，说明观众对电视节目传播的资讯不再是简单的被动接受，而是转变为主动思考。观众开始主动思考了，电视媒体的导向功能便达到了，节目保持长盛不衰就有了后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观众审美心理需求的共鸣是电视节目的内涵与大众生活的搭接。《百家讲坛》马瑞芳之《说聊斋》，节目是这样进行的前期宣传：20世纪80年代，芝加哥大学教授九迪·蔡曾说：现在美国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文章都是教女人如何在男人面前保持性魅力，而在300年前封建闭塞的中国，蒲松龄竟然已经写出了像《恒娘》这样的小说!妻子利用性魅力打败竞争对手，把丈夫牢牢握在手心。17世纪中国作家竟然写出了可供20世纪美国妇女参考的小说，太神奇了。这期节目一经播出，立刻征服了观众。在这个案例中，节目运用了这样的技巧。
这个案例的成功，充分说明了艺术来源于生活，而生活的秘密往往是隐藏于人心之中的人性本能，洞悉了这个秘密，便找到了感染他人的力量。找到了这种力量，就找到了以独特审美视角打造成功电视节目的切入点，在让观众心灵震撼的刹那，便是节目成功的一刻。
电视的精神：洞察时代的召唤
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个时代的心态。电视作为大众文化的主导力量，必然应该承担起弘扬时代精神的重任，电视节目的成功，完全取决于编导策划能否洞察时代的召唤。
对于《大国崛起》被广泛认可，总编导仁学安指出：“这完全是由于我们作为一个电视新闻工作者对于当时舆情的了解，对于今天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判断而做出的。”
《大国崛起》是偶然和必然的交织，在节目制作三年前的一个早晨，任学安在汽车上的收音机里听到了这样一条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了题为“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的集体学习，任学安在同名丛书《大国崛起》的后记中将其称作“历史的召唤”。没有对时代精神领悟的必然，这条偶然听到的新闻，就不会激发创作者的灵感。
依据《大国崛起》主创仁学安的观点，该节目受欢迎的原因有三个。第一，知识性。这部系列片较系统地反映了九个国家在过去五百年中逐步成为影响世界的大国的历史，……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有些国家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过伤害，也给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造成过伤害，我们对他们既熟悉又陌生；第二，符合中国人包容性很强的对外学习心态；第三，符合走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人对民族未来发展方向的集体思索。……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的国力越来越强，中国正走在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其实，我们从来就是一个大国，而作为一个现代世界的大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也就由此产生了思考它的一种现实需求(摘选自人民网《大国崛起》与中国发展论坛)。
上述这段话其实说明，《大国崛起》的成功三要素：第一，引人兴趣的故事(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第二，符合中国人传统的认知习惯(中国人包容性很强的对外学习心态)；第三，与时代民众对国家富强的集体向往形成了共鸣(其实，我们从来就是一个大国，而作为一个现代世界的大国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相对于《大国崛起》这一类型大题材纪录片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央视的《梦想中国》和湖南卫视的《超级女生》等节目则典型地映鉴了普通人心中的明星梦。《超级女生》和《梦想中国》，与美国的《美国偶像》属于同一类型。《美国偶像》在美国本土的收视率超过了《谁是百万富翁》，甚至冬奥会和奥斯卡转播收视率也无法与其相比。《超级女生》和《梦想中国》在中国的走红同样证明了草根文化在全球的走红，也证明了电视的大众文化属性，与大众的心灵越贴近，就越能获得成功。
电视的使命：大众文化的主导
电视海纳百川包容多元文化的特点，决定了电视成为大众文化的主导者。乍听起来，这个论断似乎很矛盾，既是大众的，又何须多元?解开这个疑问，还得从文化的概念说起。
文化包括四个层次：(1)主导文化，指体现特定时代群体的文化形态。(2)高雅文化，亦称“精英文化”，指表达个体理性沉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的文化形态。(3)大众文化，指运用大众传播媒介传输的、注重满足大众需要的文化形态。(4)民间文化，指体现普通民众日常通俗趣味的、带有传承特色和自发性的文化形态。而“大众”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的大众概念层面上，大众文化是一个包容主导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狭义大众文化的泛文化概念类型。
大众传播论文篇5
从现存的文学（影视文学）自身传播来自各自蕴涵审美图象与语言、来自各自蕴涵图象、语言与商业存在的关系发展的结果以及效果来看，商业的娱乐成分愈来愈多。海派文学对都市生活“边缘性”的描写，满足市民的价值、情绪的知觉定势，渲染快感的娱乐气氛取得很大成功。有人认为，既然大众传播是商品社会的产物，获得商业的成功是主要的，只要观众满意就行，媚俗也就理属应当。
有人甚至认为：当前荧屏取代舞台成为文学艺术的主要天地，审美不再是文学艺术的专属，而因成为商品世界的共性，文学的审美可以象一切商品那样随意构造出来。90年代，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凭借强势资本和高科技手段，全力向世界各地扩张，将娱乐的形式化推向极至，许多国家担心文化同质化，但这种现象并未出现。传播学者的研究表明，人们倾向本地、全国的电视节目，如果不敷所需，会退而求次选择具有文化接近地区的节目。这就需要我们重视审视当前的艺术语言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构，然后的艺术的商品怎样定位？怎样的审美才能接近大众？问题又回到大众怎样接受文学艺术的老路上。
影视文学与文字语言文学同属于艺术，艺术的构成表面看是感、情、意的综合体，其构成原缘于各民族文化的传统积累，来自于此民族现时的生存存在，一切精神来源此，一切文化来源此。由此产生的文化亲同感是任何技术力量任何商业力量取代不了。从理论上讲应该如此，但实践上倘若文学创造者象古代那样作为进身的阶梯或有充分的经济来源，问题就好办了。问题是现在所有文学创造者都面临这样困惑，即又要启蒙，又要获得商业上的成功，问题是怎样在这两者之间找契合点，在技术上寻找可行之处。
一些人从读者的理解层次来处理此问题，认为每一部作品的构成都是整体有层次关系的。读者对作品的阐述也整体有层次性的，由于读者阅读水平的不同对每一作品感受各不相同，对内容的感受永远大于形式。从内容的构成上，分悲剧与喜剧，每一部作品整体层次的构成形状就象一个三角形，底部材料、主题、情节、细节等，以上意蕴、意境、韵味、象征技术表现等，其底部与大众的沟通最容易，这些内容离生活最近，民族的文化氛围最重，最容易引起共鸣。
有一些更深入从读者角度从文学的大众化来处理它，认为这样更利于启蒙，更利于商业文化的发展。因此任何个性化的创造、由此演绎出的人性、个性、女权、主体论、自我实现不能逃脱大众所理解的框架，个性创作与大众理解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
这些话都不错，但更应该从文学艺术构成涉及五个要素：作品、作者、读者、宇宙自然、生存存在来思考问题，从这五个要素构成的大众传播模态来思考问题，真正地从文学活动整体的实践中科学地思考它。这大众传播模态的思考不是职业传播者和传播机构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向大众提供信息、知识、观念、娱乐等的行政或商业主导下的宣传过程；而是在文学传播领域中职业传播者、传播机构与受者双向互动，运用信息、符号这些科学的社会理念来构建的传播过程。转贴于
作者与受者之间传播需要媒介，但媒介只是载体，媒介是为传播的内容需要而存在，内容需要在传播中是第一位的。但内容是静止的，而传播是动态的，信息、符号就是反映动态中的传播内容，必定成为最核心的需要了解、处理的事实。信息在当前社会处于无以伦比的地位。现在是商品社会，商品社会的要求建立共同体的产物，信息作为共同体的必须“物能寄载”而存在。同时因为是商品社会，商品与人的情感生活息息相关，大众传播中的文学创作不断地时新，不断地改变所需信息内容。尽管艺术作品属于个性创造，可以远离商品社会，但只要作品一进入大众传播的范围，必然有大众传播信息内容。作者、作品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不断发展现实中的内心对“人性”、自我认识以及同情深感兴趣的私人相互之间的亲密关系的认同感上，作者想要的心灵那一部分自由必然融入大众传播中，这就是文学效果的铁定法则。作者依据此法则进行创作，读者一方面根据实际经验来认定、充实作品中虚构的私人空间，另一方面用认定了的虚构的私人空间来检验实际经验，文学作品成为现实生活私人精神的补偿关系的活动。一旦作品拥有广泛读者，并就所读内容展开讨论，可以把它带进共同推动向前的启蒙过程之中。
“信息这个名称的内容就是我们对外界进行调节并使我们的调节为外界所了解时而与外界交换来的东西。”还可以这样理解，信息是每个个体与外界交往增加确定性的内容，消除不确定性的内容。大众传播中文学怎样在大众主观信息（语义）进行增加或消除，这要求我们从信息理论上去解决。各个时期确定性的内容不同，五四以来，民众有强烈的追求民族解放、民族复兴的渴望，如今民众有强烈的真善美追求及情感喧泄。作者必须认清自己所处时代的本质，清楚民众的现时的主流精神，把握历史的发展，对各个时期确定性的内容作出正确的选择。
文学作品的内容信息领域主要在私人生活空间中，反映人的精神面貌，如果仅此理解“信息”，将摒弃更多的文学内容信息。大众传播信息的特征有新闻性、愉悦性、知识性等。单从价值性来讲，有理论价值、经济价值、美学价值、社会价值、政治价值、宗教价值。如将各种信息特征分成各种文学种类并发展它，寓于其中的某种价值，象国外科幻卡通那样，能有效地发挥文学内容信息的功能。
由于商品社会媚俗的误导，大量出现色情、暴力、失实等信息垃圾，我们有必要建立信息生态理论，目前认可的信息生态理论有五个方面内容，我们可以借鉴它。“一、坚持“绿色”原则，即坚持高品质，尽可能地减少信息污染；二、坚持多样原则，即允许多信息并存，对人类来说信息多样化就象生物多样化一样重要；三、坚持平衡原则，既不要造成信息富集、信息超载，也不要形成信息盆地；四、坚持循环原则，即保持信息良性循环，加强文化活力；五、坚持“扎根”原则，即在“扎根”中国文化土壤的基础上，弘扬优秀的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和世界文化。”
信息学是信息现象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文学作品的内容中信息现象更多的反映在现实生活上，倘若文学只是具有现实因素，那新闻、写实完全可以取代文学，我们不必费神讨论这课题，把它归于社会科学的范围内，以信息的旦性的方式处理它，事实上文学还有浪漫主义因素。比如我们熟悉的《红楼梦》，一个集时间、地点、人物于一体的现实生活不可能存在的大观园，又设置了一个隐隐约约的神话世界。现实中的人物被影射为神话中宿命的原型，下凡历劫的幻象。这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文学表现典范，文学的魅力也在这。一方面根系深入现实的私人空间，一方面唤醒公共的浪漫空间，唤醒刻骨铭心的幻影。现实性是影视文学的根，浪漫性是影视文学的命。要体现文学的浪漫主义，也不能不提大众传播中的符号意义。要使信息有根，保持信息良性循环，必须运用传播学中另一个重要概念———符号。
“所谓‘符号’是传播过程中为传达讯息而用以指代某种意义的中介。”符号不仅仅能用以指代某种意义，它还能引发感觉和精神上某种想往。早在古罗马时期思想家奥古斯丁给符号下过一个颇为简洁的定义：“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在这个东西加诸感觉的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符号是历时与深层、精神与物质、真实与虚幻等等不同实在与层次统一在一起。符号与人类心灵历史始终共存，并且越来越复杂与精致。
不少作者自觉与不自觉运用符号手段来进行创作，其中之一是借助母题来吸引观众，也是文学影视界的一个常用方法，蕴涵各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原型的作品经久不息就是证明。打动读者的利用大众熟悉题材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是其反映的思想主题内容符合大众传播现实信息的要求，能在当时背景下挖掘现时的主题利用题材原型与读者之间相互沟通，引起共鸣。
任何民族的文字形象符号生成是历时与共时积累起来的一种“统一”。这种积累起来的“统一”，从外部讲，产生于四方面：①其领域的创作者在同一的文学艺术思维的影响下对形象的相互借鉴连续承传。②文化领导者的提倡与总结。③形象传播效果的广度与认可度。④社会形态的变化，在礼俗社会中，人们靠传统习俗、家族关系、友谊等连结，而在法理社会中，社会契约成为彼此联系的关键。前者以土地、世俗家族情感这种文化联系的形象较多，后者以开拓、个性丰富具有个人思想的形象较多。同一的社会形态下，必然产生与激发一些共性的形象。四个方面，文化领导者占主导地位，我国现时意识状态还远远没进入西方所谓的后时代，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价值资源正等着我们去开发，去构建。
毛泽东早就提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对民族的大众的文化体系我国的文化领导者研究很多，实践也很多，但对科学的文化体系相对少一些，偏重于自然科学内容上。大众传播是建立在实践上的一种科学理论模态，对怎样建立科学的文化体系，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文献
大众传播论文篇6
第一，国家通过大众传播媒体有关政策，通报信息，引导消费活动。在我们国家，媒体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我们的媒体都属于党委宜传部门主管.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政府通过媒体直接向民众灌翰消费理念，指导人们的消费活动。大众传播这种独特的信息功能在这里直接转化成了消费导向功能。
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在30年代前后两次通过媒介大力提倡“消费爱国”.此举在当时大为奏效，它激发了民众的消费热情，使消费激增，因而也带动了生产，使美国走出了经济危机。我国媒体更是一贯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作出相应的消费导向。五六十年代，各种媒体大力宜传勒紧裤带千社会主义，要求人们用最低限度的消费来增加积累，节约资金用于国家建设，因而当时的人都以简朴为荣，大部分人除了满足票证所供应的需求外.别无奢求。80年代，胡服邦同志提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也仍然是宜传低消费政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党和国家就消费政策再次作出了调整。因此，从去年起，各大操体就如何扩大内需、启动国内市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宣传，事实上也是在不断示意大众增强消费。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朱铭荃总理指出:“进一步运用税收、价格等手段，并继续清理某些限制消费的政策和法规，鼓励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这番讲话通过各大媒体发表，再欢起到了指导国民消费的重要作用。十五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确立了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各大媒体大力宜传发展教育、发展高科技的思想.这种宜传.实际上也是一次重要的消费导向。不久，科技市场火爆了，以电脑为代表的高科技产品进人到了千家万户，与此相关，电脑书刊成为最热门最场销的书刊。同时，教育消费也日益增长，人们明白读书不仅仅是为了敏金、拿文凭，而是谋生的墓础、发展的前提。几年来.求学的人数也一直在增长，人们开始认定，把钱花在教育上值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宜传确实落到了实处。当然这种宜传也仍未停止，它还将引领更多的消费者走向科教消费的园地。从其发展势头着，这个导向恐怕是目前最有价值最成功的消费导向。
第二，通过新闻报道引导消费。大众传播是重要的新闻舆论工具，其新闻舆论功能亦可产生消费导向功能。新闻学原理告诉我们，新闻作为一种精神产品，一经传播走向受众，就会对受众产生影响.对社会产生作用，这即是新闻的引导性。将新闻的引导性适应于消费领城，即是我们说的消费导向。大众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常有大盆的经济新闻、消费新闻，这些对人们的消费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1999年元旦前夕，中央电视台报道了首都部分中学生和大学生发起停寄明信片的活动。这个报道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人们娜寄明信片这种消费。为什么呢?因为明信片是用优质木浆制成、生产明信片，要耗费大批木材，要砍伐大片森林，这是一种破坏生态环境的不利之举。这个报道发出后，得到了广大学生的支持，原先每年密集的邮发明信片被打电话等方式代替，而这种影响不仅作用于当年，也将作用于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这个报道成为一种有益的消费导向，它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
第三，通过广告传播引导消费。广告是大众传播中的重要内容，大众传播的广告功能同样产生消费导向功能。著名学者王世德先生给广告下的定义为:现代的商业广告，是运用现代新知识和技术手段，对产品、市场、消费者的需要和心理演变情况作调查研究，以策划为主导，以创意为中心，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宣传商品或企业形象，以促进销售，满足和促进消费者需要，使社会发展和人类幸福的宣传方式《商业文化与广告美学》。简单地说，广告即一种现代营销手段，其中饱组着商家的清费导向。如近一段时间湖南生活频道上的“万代广场”广告:“把钱存在银行里?没劲;炒股?风险太大;万代广场，买个旺铺送太太’这个广告做出来可谓有理、有情、有利，看过还真让人心动呢。广告最多的当推女性用品，“‘小护士美白月’使你又白又嫩”，“‘丰脚按摩乳罩’、’翘怜裤’可以让你更富曲线美，展示窈窕身材具有惹火魔力”，这些极具诱惑力的广告往往让消费者不能自持。在这些广告中，消费不局限于经济、实惠之类，它把人们的消费引导至一个更高的层次—审美追求，为美而俏费，为实现自我而消费。而且这种消费渐成一种现念，一种新型消费观，它开辟了更广阔的消费市场。人们常谈所谓消费时尚、消费翻流，时尚、潮流从何而来?恐怕正是从各种各样的广告中来，从大众传播中来。
第四，通过大众传播的娱乐功能引导消费。大众传播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即娱乐功能，这种功能也同样产生消费导向功能，即在欣赏各种娱乐节目的时候，受众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消费惫识的影响。媒体愈来愈密集，带给大众的节目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吸引人，而媒体的受众也日趋扩大，接收媒体的时间也更长。当人们打开一张报纸、翻阅一本杂志或打开收音机、电视机的时候，总有可能涉及到消费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内容终究会影响到人们的意识领域，对人们的消费产生消费导向作用。
《中国消费者报》1999年9月24日头版头条刊出了《中秋节可以没有月饼吗?》一文，文章写了这样一件事:“不久前中国石化投资公司专门到稻香村购买了100公斤月饼，派人乘飞机送往南非，让几百名在那里工作的异乡游子吃上正宗的家乡月饼，感受亲人们的关怀与问候。”从这里我们看出的是何种消费导向呢?这是一种文化消费导向，当然这里是在提倡传统文化。m年最后一期的(财富)杂志刊登了一份名为《中国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调查报告，这份由盖洛普机构组织的调查显示:“有10%的人使用过电脑，14%的人知道因特网，在18至25岁的北京人中，有l/3月曾到因特网上‘冲过浪’30%的人打算在未来两年内购买彩电，19%的人准备添置VCD10%的人计划配备蜂窝沪敬码电话。’从这些数据我们看到最新潮的消费，看到了现代文明消费的趋势—走向文化、走向文明。几年前，国内的歌迷、影迷不少，现在则冒出大批球迷，媒介大量报道各类赛事，尤以足球为多，国外球迷风风火火的热闹景象深深影响粉中国人，因而中国的球迷也愈来愈多，他们不仅随赛事在国内流动，甚至大批出国看球助威。大众传播就是这样在不经意中深深地影响粉消费者。从电视、杂志、报纸，人们学到一些新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
大众传播的消费导向功能是如此强大，因而对其传播方式及内容也应引起更高度的关注。按人们的期待，大众传播应该有更令人满意的效果，应达到文明传播、科学传播、真实传播。然而不难发现，大众传播的消费导向中也仍然存在某些负面的东西，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大众传播论文篇7
一、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在发展中相互促进
1.每一次大众传播媒介的革命，都使国际贸易决策变得更为快捷和准确。
大众传播媒介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网络媒介，每一次革命都使国际贸易变得更快捷，这主要体现在贸易信息的传播速度和技术手段上。
17世纪以前，人类已经掌握了许多通讯工具和手段，其中报纸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新式传播工具也在古罗马帝国和中国唐朝出现了。这时，报纸主要用于为地中海和尼德兰地区商人们提供商情、船期和海外其他情况，信息源即是海外或国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上百年。这样，商人们决策时就有了较多的信息，从而使得决策更为准确。所以说，大众传播工具一开始就直接和国际贸易有联系。随着印刷传媒的发展，其信息传播和舆论导向功能对国际贸易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它可以提供各种国际经济信息，报道国际经济领域的最新事态，评述国际经济新近变动的重大事件，预测国际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对各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影响，为各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提供依据。
到了20世纪，广播和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量更大，而且不受空间的阻隔、国界的限制，覆盖面广，这就为贸易决策提供了更快的信息服务。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在20世纪发展非常迅速，国际竞争也日益激烈，掌握越多越新的信息在激烈的商战中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电子媒介的信息传播特点恰好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
20世纪末，网络的出现使得全球各国、各地区都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它打破了传统的地域概念，形成了以信息为中心的跨国界的虚拟空间。网络使大众传播领域又发生了一次根本性变革，也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网上的信息具有极大丰富、多媒体形态、迅速及时、全球传播、便于检索、交互等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可以为贸易决策提供大量的信息，更重要的是网络与贸易的直接结合，如电子商务、网络贸易等，从而使得贸易过程更为快捷。
2.国际贸易促进大众传播的效果。
国际贸易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在促进着大众传播的效果实现。这不仅体现在有形和无形贸易本身所蕴含的商品与服务信息的传播与交流，而且体现在贸易渠道的通畅也使得大众传播的效果更易达到。因为当今世界各国间的力量对比已由过去的主要是政治的对抗，转变为主要是经济和科技的较量。经济实力决定着一国的综合国力，关系着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这无疑会对各个国家传播自己的文化与理念带来影响。一个国家的外贸实力增强，会提高其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谈判力量，这对大众传播的实践和效果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二、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在相互融合中发展
1.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的内容与手段。
（1）很多大众传播产品成为国际贸易的客体（标的）。随着国际贸易中无形贸易的发展，报纸、期刊、杂志等印刷媒介和广播、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不再仅仅扮演为贸易提供信息的角色，而是日渐成为贸易产品的一部分。影视服务贸易的兴起与发展就是佐证。
影视服务业，主要包括电影和电视的媒体传递及其服务，它带给人们的是对信息的直接汲取、对艺术的直接欣赏。目前，世界电影服务贸易市场广阔，交易量大，据统计年进口影片在100部以上的国家达83%。而且，各国对进口影片的依存度高，国内生产量与国内放映总片数之比超过10%的国家也仅有30个，可见，大部分国家严重依赖进口电影市场。在国际电影贸易中，美国占据着主导地位。如1992年美国电影占领了英国电影市场的95%，法国的2/3。1996年美国在欧洲联盟电影市场的总体占有率为70%。1995年到1996年欧洲同美国在电影、电视领域的贸易逆差从48亿美元增加到56.5亿美元。美国电影在我国进口电影中也占据主导角色。1996—1998年我国共发行进口影片149部，其台片37部、外国片112部。在外国片中，美国片62部，占55.3%。
另外，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也都从境外进口电视节目，而且进口的数量占整个电视节目总数的百分比，大部分在20%—50%之间，有的甚至达到83%，可见世界电视服务贸易也广泛存在于各国之间。从全球来看，进口节目的绝大多数来自美国，以及相当少的一部分来自西欧和日本一些地区，如拉美3/4的进口节目来自美国。我国引进的外国电视节目情况也表明美国节目占主导地位。1994—1998年，我国引进有线节目共478部3593集（其台53部1062集）。外国节目中，美国占269部1238集，占全部外国部分（425部、2531集）的63.1%和48.9%。1990—1998年，我国引进无线节目共790部10268集（其中包括港台133部3376集）。外国节目中，美国占266部2348集，占全部外国部分（657部6892集）的40.5%和34%。所以可以说，国际影视贸易十分活跃，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2）大众传播媒体（网络）与国际贸易直接融合成一种新的贸易方式——网络贸易。网络这一新兴的传播媒体，正将整个世界联在一起，改变着一个社会的认知结构，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也为网络贸易敞开了大门，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个亮点。“网络贸易”、“网络商务”这些新词在新闻媒体上也频频出现，越来越引人注目。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崛起及其服务功能的日臻完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网络贸易不仅会从根本上改变传统贸易的竞争思维和行为，而且会日益成为信息化时代全球商界最有效的竞争手段之一。
网络贸易是在1994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贸易方式，然而由于其可以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加快商业周期循环、节省时间和费用、降低成本等优势，其发展速度让人吃惊。据统计，全球网上贸易交易额1996年只有23亿美元，1997年就为250亿美元，1998年达500亿美元。2001—2002年可能达到3300亿美元，2003到2005年可望增长到1万亿美元。另据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到2002年，通过网络进行的国际贸易将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0%—15%。按现在网络贸易的发展势头，未来十年全世界国际贸易将有1/3通过网络来进行。可见，网络贸易前景广阔。
2.国际贸易也是大众传播的一个途径。
世界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互通有无，从而增进人类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通过国际贸易各国人民在国内市场就能买到世界各地的高质量、多品种以及花样、规格繁多和性能优良的商品。此外，通过国际贸易各国人民还能得到他国提供的优质服务与文化产品，从而提高文化生活水平，达到共享人类文化的目的。可见，无论是有形的国际贸易还是无形的国际贸易都是人类进行交流和传播的一种途径。
在有形国际贸易中，贸易标的是有形的货物，我们通过货物的进出口，不仅达到了物质方面的交流，而且能达到精神方面的交流，因为每一商品本身都蕴含着丰富的知识与信息。事实也是这样，我们正是从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等诸多商品中享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饮食文化；外国游人也正是从中国的丝绸、茶叶等商品中享受着中国的古老文明。展望未来的国际贸易，无论在技术水平、人员素质、交易方式等方面都将有很大的提高和改进，这必然会使大众传播的途径更为通畅。
在无形国际贸易中，国际贸易对大众传播的作用体现得更为充分。如国际技术贸易，它是传播科学技术的重要方式，通过这种贸易方式，我们可以了解和享用世界范围内先进的技术知识。国际电信服务贸易对大众传播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很难想象，没有电信服务业的发展，人类今天的交流与传播会是什么样子。国际影视贸易是国际贸易与大众传播结合得最紧密的一个领域，我们正是从许多进口的影片、电视节目中了解着国外的风土人情，了解着世界各个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情。随着国际影视贸易的日益活跃，必然更好地带动人类文化艺术的传播与交流。
为了人类更好地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WTO及其他国际组织也都在积极寻找方法来规范这种通过国际贸易方式进行的文化交流，如就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达成了协议。这不仅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而且是为了人类更好地进行交流，也能促进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这是文化传播与国际贸易的共同目标。
大众传播论文篇8
《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山楂树》、《田野静悄悄》、《遥远的地方》等等，这些五、六十年代的前苏联歌曲，以其朗朗上口、耳熟能详的曲调在中国百姓之间广为流传，可以说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甚至几代人，事实上，歌曲的意义远远不在于歌曲本身，透过它的旋律和意境，我们可以看到原苏联的田野、乡村、人民质朴的生活，还有他们浪漫忠贞的爱情故事，也就是说是流行歌曲这一大众文化的传播，让我们了解到了苏联他们的社会、民族特质等。一个国家的形象既来自它高端的精英文化，也来自被视为“低端”的大众文化。高雅和深刻文化的跨文化理解往往对于其他文化中的人来说更加困难，而大众文化的鲜活和直接往往可以形成“健康”“乐观”，充满活力的印象。而电影《阿凡达》的成功，不仅仅是电影艺术表现方面的成功，而是在大众文化领域中，掌握、设定议题和议程的能力、科技能力、艺术经验的全面结合所带来的全球性影响。事实上，美国相当一部分软实力产生自民间社会（大学、基金会、好莱坞、流行文化等）。
三、以情动人多创作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作品
维护国家形象和民族长远利益的严肃任务是广播电视传播的基本取向，但当大家谈起中国文化“走出去”时，往往想到的是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现实的大众文化其实也是“中国制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展开的积极面也可以被世界接受和喜爱。打造“魅力中国”，既要吸引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人，也要吸引对中国大众文化感兴趣的人。“文化中国”不应仅包含“传统文化中国”和“精英文化中国”，还应包括“大众文化中国”。当然，对于大众文化的消极性和低俗化我们也要关切和警觉。像央视去年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就具备了相当的区域性和民族性。在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里，中国美食更多地是以轻松快捷的叙述节奏和精巧细腻的画面，向观众尤其是海外观众，展示中国的日常饮食流变，中国人在饮食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千差万别的饮食习惯和独特的味觉审美，以及上升到生存智慧层面的东方生活价值观。
四、可以考虑深入浅出，先向周边国家渗透
现在看来，大众文化传播一直是我们的软肋，中国大众文化直接向西方发达国家传播还存在障碍和困扰，一方面，西方传统地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文化有距离感，另一方面也有西方大众文化高度成熟，中国文化产品还难以竞争。但对和中国文化相通或相近的地区和社会，对面临相似发展议题和生活环境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当下大众文化的魅力不容忽视。我们在海外文化传播方面一直高度关注在西方的传播，其实应该更注重传播效果，注重对文化相通地区和社会以及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传播。这样才可能有更好的传播效果和作用。
大众传播论文篇9
一、新闻事实在先传播在后的规律导致传媒在风险传播时“迟到”
现代新闻传播的理论告诉我们，新闻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不是对未来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但是传媒实践中也不乏预测性的报道，例如预测彗星相撞，月食，雪灾等；另一类就是新闻策划，提前对即将发生的新闻进行超前设置等。那么这些看似“超前”的新闻传播是否违背了新闻的时间界定呢？下面对这三个问题进行逐一论证。
1.新闻事实的先发性
新闻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首先，从认识论上看，新闻的本质还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是一种意识，一种观念。新闻事实的存在是新闻得以产生的物质前提和必要条件，没有新闻事实的存在就没有新闻。如果没有新闻事实存在而出现了新闻，那么，这样的新闻就是假新闻。而且新闻事实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一般的生活事实，而是必须能够复制的原生态的事实，即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实，否则就不是新闻事实。这就要求新闻的时间必须是“过去时或现在时”。其次，新闻的真实性要求新闻事实在先，传播在后。新闻的真实性是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必要条件。新闻真实只能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客观报道而不是对有可能发生的即使是必然发生的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报道。对于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我们也只能够预测其基本的趋势而不能具体描绘将来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具体细节，甚至将来的新闻事实在发生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因此报道现在还未发生的新闻事实是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最后，新闻的客观性也要求新闻事实在先新闻传播在后。“就内容而言，新闻传播的事实，必须是客观存在或客观上正在发生与发展的事实。这种事实是一种实在物，是经过变动后出现的相对稳定的产物，或是正在变动过程中的事物，以及变化的各种状态。”而对于将来发生的事实，即使是必然发生的，在其还未发生以前，还不是新闻上的客观，而是理论上、推理上、逻辑上的客观，而不是新闻事实上的客观。
2.预测性报道的事实先发性
预测彗星相撞、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什么时候会发生月食等等，这是不是新闻事实未发生而进行了新闻传播？这对于风险是不是也适合？这些现象实质上是以未发生的新闻事实的形式报道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的一种报道手段。表面上看，是在报道未来的新闻事实而实质上则是在报道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最明显的莫过于天气报道，天气的报道实质上是报道已经出现的天气变化还在继续的趋势，也就是说新闻事实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但是在时间上看，今天它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正在发生或延续，但对于“今天”和“明天”的时间段而言，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跨越了这两个时间段。新闻传播只能在今天报道将要在明天“发生”的今天的新闻事实。作为新闻而言，已经发生的一系列事实已经存在，但是作为这些新闻事实的过程还不足以构成新闻，恰恰这些一般事实的集合才能成为一个新闻事实，作为新闻事实出现的“明天的报道”实质上是对今天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新闻化”。由于风险发生的隐蔽性、不确定性，争议性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使得人们很少关注已经发生的风险因子或熟视无睹暂且还不能称之为新闻事实的事实。这样一来，风险几乎不在新闻传媒的视野之内。
3.新闻策划的事实先发性
对即将发生的新闻事实的新闻价值而言，今天发生的一般事实只是具有相关新闻价值或者说具诱导新闻价值。新闻策划是为已经注定是新闻的新闻事实（人为规定的新闻）而存在的准新闻事实。本质上讲，还是新闻事实发生在先新闻传播在后而不是相反。新闻策划实质上是为明天策划今天的新闻事实，而不是策划明天的新闻事实。例如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以中央电视台为主各大新闻传媒都在组织、安排、策划与此相关的新闻，报道在火炬即将走过的路线上相关国家人民为此作的准备和对此的各种不同心态等等。风险传播与一般的新闻事实相比还具有不同的特征，具有隐蔽性，表面的合理性，不确定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性等等，这就使得风险很难进入传媒的议程设置。因此，风险在绝大多数时候总是在其发生时才会被传媒注意，很少有风险策划和风险预测的传播先例。
风险传播与一般新闻事实传播在后果上有本质不同。一般新闻事实在被传播后可以使受众了解身边的环境变化、获得最新信息，为更好认识、改造世界提供现实基础。人们在看到、听到新闻后能够调整策略、挽回损失、趋利避害，但是对于风险传播而言，由于风险的毁灭性后果，风险属于“一次性机会”，风险一旦发生，传播就失去本质意义。2003年SARS发生以前，为什么没有一家传媒传播人们饮食习惯（吃各种动物，即使不能吃也不该吃）对人类生存、健康的危害性，而仅仅是把它作娱乐新闻？但是后来的科学研究表明，SARS的病因是因为人们长期特殊的“美食”嗜好造成病毒畸变而致。人们不禁反思，在人们患上“非典”以前，传媒为什么没有预警而是在风险转化为危机、灾难的时候开始“报警”。对风险而言，“报警”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我们今天要应付的是一种威胁的可能性，它有时表明了一种不仅仅是可能性的受惊吓的人性，不过是一个暂时被搁置的事实。危险的一次证实就将意味着无可挽回的自我毁灭，而这就是积极地将预期中的威胁转化为具体的威胁的理由。”我们需要传媒将预期中的风险提前传播、转化为现实意识中的风险，而不是对风险进行事后传播，尽管这样的传播是新闻的规律，但是对受到风险威胁的人类而言，传媒的传播“迟到”了。
二、风险潜在性与新闻“显著性”的矛盾导致传媒传播风险的“质变”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不是说风险仅仅只存在“量变”，风险无时不刻都存在着局部的“质变”，而是说风险在发生“质变”的过程中，是以细微的、不易被常人觉察的方式发生的；由于传媒自身的特殊规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传媒只会关注正在由量变超过“度”进而转入“质变”的风险。风险引起传媒关注的唯一新闻价值就是风险的“显著性”。风险不仅仅是生态风险、健康风险，还有政治风险、娱乐风险、社会风险等等，因此风险“显著性”表现方式也是各有差异。陈冠西“艳照门”事件就是以娱乐形式演化而来的道德风险，传播这些事件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娱乐，而是想冲击、挑衅、对抗中国传统的主流道德、价值、伦理。2008年3月31日东航18架飞机集体罢飞事件就是对社会劳资关系风险预警的一个信号。不管风险的“显著性”以怎样的方式体现，传媒关注风险的惟一原因就是风险的“质变”。
1.潜在性：风险被忽略的根本原因
风险的本质就决定了风险除了“显著性”（对人类生活的破坏性）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新闻价值，风险不存在新鲜性、娱乐性、趣味性、接近性（接近性是指风险转化以后才会显现出来，未发生以前，风险本身是未知的，就无所谓接近性了）。
(1)“风险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风险的始作俑者是人类自身，但是公众一开始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会给自身带来怎样的风险，风险一开始就带有体制的合法性、合理性，大众是认可的。风险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当人们不约而同地以GDP作为社会发展唯一指标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经济腾飞会带来巨大的环境、资源、健康、生态等风险。人们关注的是科技发展带给人类的利益，而没有顾及到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风险。即使考虑到了，但是经过权衡，认为风险还是比获得的利益小，没有考虑无数“可以承受”的小风险随着时间的积累会酿成大风险，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
(2)风险是隐蔽的。这里有两层含义：认识风险需要专门的科学知识，有时即使是该领域的专家也无法明确判断，这是风险日趋明显的特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随之而来的风险更加无法预测，甚至风险的知识已经超出了现有科学技术本身。风险的发展速度和“裂变”方式不是建立在对传统技术、体制、理念的基础之上，而是对最发达科技的挑战，是建立在最发达的科技基础之上的“反科技”。即使是平常的风险，也已经超出了人体感官的感知域限，不是靠肉眼可以观察到的，需要一定的高科技手段，有时甚至还需要国际卫生组织的通力合作。
(3)风险是建构的，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有直接正相关。实质上，风险的建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与风险相关的政治权力体系和权力机制。尽管事实上某种危及人类生存的现象和征兆的确是一种巨大的风险，但是由于风险所处的国家、政治、阶级的权力体系不赞同或不认可，就无法获得“风险许可”，就无法纳入政府的“风险机制”。这种风险就有可能被暂时或者长期置之度外，无法获得风险身份认同和合法风险地位，也就谈不上什么规避和预警风险。
(4)风险是不确定的。风险是人感知、判断、应对生存环境的一种方式，它只是预示了一种危机、灾难的可能性。风险表现的方式千差万别，可以在这个时候出现，也可以在那个时候暴露，可能在这个地方发生，也可能在那个地方爆发，或者以这样的方式演变，或者以那样的状态转化，甚至有时候发生有时候不出现等等。正因为风险的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了相关部门和公众的忽视和松懈，风险也很难进入传媒的议程设置。风险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风险常常是以“风险碎片”、“风险马赛克”方式呈现，很难呈现完整的风险。
2.“显著性”：传媒无视风险的天然屏障
(1)选择信息是新闻传播的普遍规律。世界上每时每刻无不发生着不可胜数的变化，传媒的种类和数量再多，传媒科技如何发达，都无法穷尽世界上的事实。因此传媒必然会依据一定的标准选择信息，而不是有闻必录；受众的时间、精力有限，兴趣和需求各异，也不会更不可能有闻必看，有闻必听，他们总是选择自己需要的、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2)新闻价值规律的作用。新闻价值规律是传媒选择新闻的普遍规律，指传媒选择新闻时要依据新闻事实的基本要素进行辨别和判断，即实效性，新鲜性、重要性、趣味性、显著性等等。风险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传媒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全部传播，传媒只会关注风险“质变”的那一瞬间的事实状态，把这一瞬间的事实状态呈现给受众。但是对于风险而言，“质变”这一刻就是风险发生之时，风险就转化为危机或者灾难，此时传媒已经失去了预警的作用，充其量也只是报警而已。
其实，在理论上讲，传媒总是走在风险的后面，始终是“迟到”的哨兵。风险是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少到多量变的积聚过程，风险的产生是一个“蝴蝶效应”。
在风险产生的过程中，传媒并不会太关注。因为这个过程对传媒而言，没有达到显著的程度，至少在形态上，在量上不足以引起传媒的重视，因此就不能成为新闻。反之，风险一旦成为新闻的时候，报道风险对人类来说，就不具有多少实质意义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风险和传媒在关注点上是不重合的，始终有“时差”存在。风险形成的过程不会引起传媒的重视，反之，当风险受到传媒重视的时候，风险已经发生。
三、传媒的自身特性导致传媒对风险的传播失真与风险扩散
1.传媒对风险的传播并不专业
风险的特征决定了传媒进行风险传播时应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风险总是与现代化的高科技形影相随，现代技术的尖端化、知识性、专业性、复杂性等特征同时也决定了风险的专业性特征。发现、识别和规避风险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需要相关方面的专门性人才，甚至是该领域的专家，否则根本无法识别风险。传媒在传播风险时也存在着天然的缺陷。国外学者就曾指出，风险通过大众使传媒已经直接影响到受众的风险感知，这种被形塑的风险感知，必然引发造成一系列文化和经济后果的个人和集体反应。同时，传媒有时夸大较小的风险，而在另外的报道中传媒又忽视严重的风险。
2.传媒的大众化、时效性特征限制了传媒对风险的深入破译
传媒面对的受众是千差万别，参差不齐的，要想扩大发行量、收听（视）率、点击率，就需要尽可能把很多复杂、深刻的新闻事实形象化、简单化，做到深入浅出，否则受众就无法解码新闻信息，为了尽可能广泛的传播信息，就需要使复杂的新闻信息尽可能简单化，但是风险信息本身的复杂特征、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就必然使得本身对风险传播不专业的新闻记者在最短的时间内传播风险的信息失真，增加风险量级，扩散风险。很多传媒都没有风险传播的专业记者，即使有也没有受过风险传播的严格培训，一旦风险发生，基本上就是用新闻的常规操作模式处理风险信息。这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风险传播失真的必然性。2007年3月13日《信息时报》以《广州香蕉染“蕉癌”濒临灭绝》为题报道了香蕉致癌事件，一时使得海南香蕉大量积压、腐烂，大批蕉农背景离乡，给当地的经济造成重大损失，一时引起社会恐慌。这就是传媒对风险的非专业性解读制造风险的经典案例。传媒的这种无意识制造、扩散风险的行为在风险传播中相当普遍。
3.传媒的生态环境限制了传媒深入地认识风险。
首先，传媒不是天生的超然中立派，总是归属于一定的政治、阶级和团体，在传播风险时，传媒会本能回避对自身不利因素。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传媒制造社会危机感；二是传媒为了自身效益，掩盖、淡化风险。新闻信息的公开透明是任何国家政治生态必然的一部分，除了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确实需要依法保护的秘密信息以外，但很多国家、政府、部门，都存在着一种信息潜规则——尽量隐瞒、延缓风险信息或者虚假公布风险信息，避免本届政府或利益相关者的政治风险，反而加大了风险的传播速度和广度，提高了风险对社会的危害性和毁损程度，人为增加风险治理成本。固然，政府对有关风险信息的传播采取审核、把关、控制的措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科学解读风险，减少风险的负传播，但是从部分人的政治利益出发，盲目管制和控制传媒对风险的传播，也会提高风险扩散的“加速度”，形成风险传播的反“马太效应”，增加风险治理成本，给社会造成更大的危机，导致了风险扩散。地方政府控制风险信息传播的另一做法就是让传媒“报喜不报忧”。即不及时传播风险的正面、客观信息，而是从侧面对风险的治理信息，认为受众抗击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脆弱，需要弱化、分解、过滤风险信息的方式“安慰公众”。这种做法不仅没有起到抑制风险的作用，相反还会使风险扩散，使不知情的受众心理更加恐慌。风险信息传播渠道的堵塞、不畅，或者风险信息的屏蔽，不仅不会遮盖、减缓、阻止风险的扩散，而且还会制造“连锁风险”——因风险信息的缺失而引起的次风险。
令人欣喜的是，在我国，传媒应对风险传播的生态环境正在不断改善和进步。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在随后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中，传媒既在第一时间报道党和政府如何抗震救灾的过程，也正面全方位报道了受灾范围、受灾程度、人员、财产损失、灾难发生原因等内容，让受众全面了解风险信息，较好地避免了因风险信息的缺失而引起的次风险，传媒及时、公开的报道赢得人民与世界的广泛赞誉。
注释：
[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第34页。
杨保军：《新闻真实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大众传播论文篇10
心理预期也可以称为预期推理，即建立在背景知识基础上的对可能发生事件的内隐期望，是受众根据当前正在加工的信息来预测未来的事件”。对预期的研究对于理解人类的决策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决策的前提就是对被决策的事物形成一个预期，任何决策都是在一定的预期之下进行的，预期在个体的决策机制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它是影响受众做出决策的关键因素。
预期是基于信息的推理，影响心理预期的因素可分为信息因素和被试因素两个方面。信息因素包括信息的含量、信息的传递及呈现形式等；被试因素包括被试的背景知识、阅读技能，甚至被试的年龄焦虑状态等。本文关注的是信息的不同呈现方式对心理预期的影响。
长期以来，有关文字的阅读研究一直是心理学专家最为重视、投入精力最多的一个课题，而有关图形的研究却相对较少。近年来，人们开始对图形的研究进行了一定关注。沈德立等(2001)认为，与文字相比图片具有双重编码，而字词只是单一编码，因而图片便于记忆，更有优势效应。图片之所以具有优势效应是因为图片的视觉特征区分度较大。图形材料作为一种信息或对文字信息的诠释，具有直观、鲜明、生动的特点，更能被受众认知与把握。特别是在新闻报道中，新闻摄影以其独特的报道方式与强烈的视觉冲击，达到“一图胜千言”的效果。最近一项调查表明，当今我们对社会信息的获得，60-70％的方式是图像的方式。
本研究探讨的主要问题就是图片、文字这两种不同的信息传播方式对预期结果的影响有何不同。
预期结果包括很多方面，本研究将重点放在了预期结果的一致性、感受等个方面，即：群体对某一特定信息做出预期的一致程度是否因信息传播方式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一致性)；不同的信息传播方式对受众心理预期的刺激强度是否也会不同(感受性)。在本研究中，因为预期的结果在本研究中通过问卷的答案体现，研究者通过观察两组答案的分布特点(一致性)、数量值上的差异(感受性)，来观察不同的信息传播方式对预期的影响。具体为两个问题：两者对预期结果的一致性存在什么样的影响；两者对预期结果的感受性存在什么样的影响。
2研究方法
2．1被试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被试共79名，均为男性，年龄在l8到24岁之间。参加填写问卷的个体必须符合以下要求：初中以上文化水平，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被试随机分配到图片组或文字组，经检验，两组被试在年龄和文化水平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2．2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编问卷材料。问卷分为两套，一套为图片问卷，共15题。每题都是一张描述特定场景的图片，然后是与这张图片相关的一个问题及七个选项。另一套为文字问卷，与图片问卷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是用图片描述特定场景，而是用一段描述性的文字代替图片描述特定场景。
两套问卷除了场景的描述方式不同，一个用图片说明一个用文字描述，其余全部相同。为了排除答题倾向的干扰，问卷中半数的问题选项逆序排列，两套问卷逆序排列的题号及排列顺序一致。
2．3程序
2．3．1问卷的编制
本次研究以自编问卷为主。具体过程如下：
首先，选择图片材料并生成相应的文字描述。对入选图片的基本要求是：有一定情节(独立性)，可以用简单语言进行描述，有较明显的预期感受性。以基本要求为标准，共选定33张图片作为初步人选图片。然后，由6名大学生对图片进行描述，如果大多数人对图片的描述基本一致，则符合研究目的，反之则不符合。结果33幅图片中有5幅不符合要求，l幅与研究者假设方向相反，所以有6幅图片被淘汰。由3名大学生对选定图片进行描述。(指导语为：“请你对每张图片进行描述，在描述过程中将你观察到的全部信息尽可能详细的记录下来。可以用词语、短句，尽可能不用长句，不要使用否定句和疑问句。”)为避免研究者的主观性，将3名学生的描述结果交由另一名没有参加过前两次实验的大学生进行汇总，汇总要求是：将3名学生的描述结果相同的合并、不同的接受，不要漏掉任何有关信息。这样做是因为每名学生的描述都是客观上用于判断的图片信息的真子集，如果将他们的描述中相同的合并、不同的接受，那么这个并集会越来越接近全集，即文字问卷中每题的信息含量最大限度地接近图片问卷中每题图片给予的信息(有关图片问卷和文字问卷信息量对等的问题在第五部分综合讨论中会详细阐述)。在此基础上删去描述不清楚的图片，结果有9张图片无法准确描述被删去，最终确定15张图片做题目，3张备用。
然后，编订问卷的问题及选项。问卷问题由研究者根据最初选定图片时对图片预期的假设而编订的，并根据每个问题编制十余个备择选项。而后选取6名大学生(没有参加过以前任何试验)，让他们看图对问题进行选择，目的是选定选择项的量程范围，缩小选择项之问的尺度跨度，使之更精确。在确定选择项的数量值范围之后，对于选择项为数字的那部分题目，将其在这个范围内按对数关系计算出五个数据点，加上已确定的最大值及最小值，共七个数据点，设为七个选项；选择项为文字的那部分题目，将其在数量值范围内按程度从低到高划分为七个等级，设定为七个选项。
2．3．2实施调查
对79名青年男性进行了调查施测，采用团体施测方式，分两次进行，每名被试随机分入图片组或文字组。测试指导语均为书面形式，具体如下：“请你根据以下陈述的事件(给予的图片)，对相关问题进行一个推测，在1—7个选项中选出一个与你的推测最相近的答案。注意：根据上文给予的有限信息推测每个问题，只认为事件是在一般情况下发生，不考虑特殊情况。”
3结果
3．1数据的预处理和项目的筛选
用Pearson系数以及每道题与问卷每题总分相关分析了图片、文字两套问卷的信度。其中，在图片问卷中第一题的相关系数为0．205，第二题为一0．122，第四题为一0．049，文字问卷中第一题的相关系数为0．179，第二题为0．314，第四题为0．241，这三题在两套问卷中的相关显著性都大于0．05，对问卷统计结果没有意义，所以保留其余12题的结果进行分析。
3．2预期结果的一致性
首先考察在不同信息传播方式的影响下受众预期结果的一致性有何差异。预期结果的一致性是指受众选择答案的分布的离散程度是否相同，采用方差齐性检验法。结果见表1
从表1可见，对于大多数项目来说，文字问卷的方差都大于图片问卷，其中有6个项目存在显著差异，其余项目不存在显著差异。
3．3预期结果的感受性
预期结果的感受性是指受众对图片或者文字描述的心理感受程度，以及根据这个感受程度做出的预期推理。本研究通过研究受众对问题预期推断的结果来观察受众的心理感受程度。具体分析方法为：首先，计算出各名被试的总得分，即将每份问卷的答案相加(逆序编排答案的题目先进行校正)，结果见表2；其次，将两组中各名被试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平均数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检验结果为：t(77)=5．258，p<0．001，表明图片、文字两种信息传播方式对受众感受性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受众对图片材料的感受性高于文字材料。
4讨论
通过以上数据可知，图片、文字两种信息传播方式对受众心理预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预期结果的一致性和预期结果的感受性。
对于预期结果的一致性，目前的数据结果还不能做出确凿的结论。从表1可知，在绝大多数项目上，图片问卷组的方差要小于文字问卷组的标准差，这意味着在绝大多数情景下，图片材料对受众心理预期的影响更加一致。但是，由于每个项目都是采用7点计分，两种情况下的方差很难出现很大的差别。就本研究的结果来说，只有大约二分之一的项目出现了显著差异。不过，在所有项目中，除了第二题和第三题，其余各题的方差都是文字问卷的大于图片问卷的。这种明显“一边倒”的情况是值得关注的。
在预期结果的感受性方面，本研究统计结果表明，图片问卷和文字问卷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图片材料对被试心理预期的影响大于文字材料。两组问卷对被试心理预期的影响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种认知过程之间的差异。图片中的信息传输给被试时是并行式的，而文字描述中信息传输的形式是串行式的。被试在接收图片信息的冲击时是同时处理多个信息，而文字信息在被试脑中的处理过程是按顺序逐一接收信息再统一整合，所以图片信息给受众的冲击力要强于文字信息，这也就是图片组的感受性明显高于文字组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探讨图片、文字两种信息传播方式对心理预期的影响时，信息量是否对等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图片问卷和文字问卷在场景信息方面存在信息含量不对等，就会直接影响被试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两组被试选择结果的差异就有可能是由信息量的不对等引起的，而不能完全归因于两种信息传播方式之间的差异。本研究在问卷编订的全过程中力求在操作层面上尽可能地减小或者消除这种不对等。本研究的文字描述是来源于图片，所以某一名被试的描述只可能是图片包含的所有信息量的一个子集。将所有被试的描述结果整合到一起，这样也就做到了文字描述和图片的信息含量尽可能地相似。
大众传播论文篇11
一、网络文化传播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关联
网络文化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之间的关联不仅来源于其现实的合理性，更来源于构成事物矛盾双方的内在需要性，即共同的文化品质和人文追求。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文品格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通过卓有成效的理论普及工作，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少数人理解掌握到广大群众接受认同的过程。大众化意味着“化大众”，即在接受的基础上，注意采用通俗的语言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知识来化育(教化、感化)大众，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升为每一位普通中国人的一种自觉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这个过程既是知识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也是价值观传播与接受的过程。“大众化”作为一个知识传播过程. 遵循的是理性原则，如同一般的知识传播一样，需要讲清其科学原理和科学逻辑。而作为一个价值观传播过程，就不仅仅是讲明科学道理这么简单，因为关涉到某种价值的接受和认同就需要运用到价值理性，要告诉大众它不仅是有用的，还是好的，是值得人们去追求的。这就要求在“大众化”的过程中不能局限于科学思维，还应从其人文的品质或文化的角度中去思考。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等各方面的原因，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狭隘和片面的理解，过多地强调它的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性，而忽略其文化品格和文化过程。诚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其“化育”的过程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命令、政治指令的传递;更是一种政治价值、政治理念和规范的传播，即文化或人文的传播。我们说，政治与文化都不是一种被动的社会陈设，它们都是一种作用于社会的力量。政治的传播方式是统治阶级利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来对群众施加影响，以大力张扬、传播和灌输，使其成为公共观念，具有某种强制性;而文化的传播方式是以有形的感召和无形的潜移默化来施加影响，更加隐秘和“润物细无声”。在人们厌倦说教、疏远政治的当下，在“大众化”的过程中认识其文化品格，用文化的原理、用人文的力量或许能受到更好的效果。
(二)网络文化传播的人文使命
自然是人类的生存条件，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文化承载着人类的基本精神追求和价值理念，有广泛、持久的影响力。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固然需要物质，但更需要精神和人文智慧。人类发展至今，创造了许多重要的文明成果，网络是其一。以网络为物质基础构筑起来的网络文化改变了人类传统文化的空间存在形态，催生了对外部世界的新的认识和反应方式。作为文化传播的当代形态，网络文化必然承载着重要责任，即指引人类追求更美好、更和谐、更理智、更高尚的生活的使命。可是，曾几何时，我们在享受网络给我们带来的方便、快捷、多样的同时，却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它的人文缺场。如网络成瘾、信息犯罪、网络色情、金融诈骗、窃取机密情报、造谣中伤、煽动性政治宣传、制造混乱等问题就让现代人在精神上遭遇到巨大压力，道德出现滑坡、心灵陷人困惑、生活产生迷茫，在人类发展的丛林里渐渐迷失了方向。这是网络文化带给我们眼花缭乱的晕眩后，所带来的人文主义的萎缩和文化向度的缺失。
人类生活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这一目的应该指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网络是人的创造物，是人为发展自身的智力、能力、社会关系等而创设，网络文化应为人走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精神和心灵的指引。面对当前网络文化的娱乐化、游戏化、商品化、工具化倾向，网络文化应在人类社会文化的演绎推进上承担起弘扬先进、高雅文化，摈弃庸俗、媚俗、低俗等落后文化，以真正承担起指引人类走向更好的未来的严肃而厚重的责任。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即用先进文化武装大众头脑，使其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主导文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科学品性、政治意义，更兼具文化品格。而网络文化自身拥有不可推卸的弘扬先进、推崇高尚的使命。这是二者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拥有的共同的文化诉求与内在关联。
二、网络文化传播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境况
网络文化作为一种新型文化形态，它基于传统“媒介”文化但又是对传统的综合与突破。将“大众化”的任务放置在网络文化这个新传播媒介来实现，就需要思考因为各种关联条件的变更而使“大众化”这一先进文化传播活动呈现出的新特点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一些可能性问题。
(一)传播介体权力系统的退场以及社会政治价值的多元
从传播的介体看，传统的媒介文化所构成的是一个个相对独立、封闭的文化体系，因为受到技术、时空的限制，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一种自上而下、以少对多的金字塔型的权力传播系统，无论是通过传统的公众的报纸、广播、电视或者其他个人媒介，都是根据权力机构的意识形态来进行宣传与教化，这种权力系统具有强大的威力，在信息掌握不对称的情况下容易左右大众的思想和行为，使普通大众朝着权力媒体引导的声音而行事，也容易使“大众化”的过程犹如医生给病人进行“皮下注射”般可预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民众中容易成为传播的主流。而网络文化因为嵌人了新技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化方式构成的“虚拟空间”，各种信息可以迅速地通过网络复制、传送、转换，这样所构成的就是一个相对开放、兼容、共享的文化体系，这一文化系统容纳了各国各民族的多元政治文化，使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信息充斥网络，造成整个社会政治价值的多元化。
(二)传播主体中心角色的流失以及社会政治话语的多样
传统的金字塔型的权力传播系统赋予传播主体以领导权、控制权，由于技术、时空的限制，信息往往由少数人掌握经有限的人使用，传播主体成为高高在上的权威者与主导者，“大众化”的过程一般遵循的是宣传—灌输—接受这样一条路径。在“大众化”的运作过程中，传播主体，尤其是领导、上级机关是信息的掌控者同时也是信息的“把关人”，他们把符合传播主体标准的信息、内容进行层层把关、加工、处理、过滤、净化，选择合适的信息进行传播、宣讲，同时，对宣讲的时间、方式进行适当配置，经过这一“把关”而传送出来的声音必定是一种权威话语。而传统传播介体权力系统的退场，传播主体的中心角色遭受质疑。网络的出现，将全世界所有的信息资源汇集到了一起，在这一系统中，只要上网就进人到全人类的生存环境中，于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理想、不同价值取向的人交织在一起，传播交流处在一种无序而混乱的状态，主流话语、主流思想难以形成。社会政治话语的多样化由于网络文化的出现而不可避免。
(三)传播客体个性意识的张扬以及社会政治行为的疏离
传播介体线性的金字塔型的传播体系，使得传统的传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明晰的、确定的。传统的传播主体的权威角色作用于传播客体，直接导致了传播客体处于一种“我说你听，我推你动”的受控、被动局面，充当的是受教育、被灌输的角色，习惯于被动地遵从而较少选择的自由，个性意识往往处于被压抑状态。网络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沉寂的、确定的关系格局，它以强大的力量在一夜之间将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信息汇集到你面前，构成了一个开放的、无限增长的信息资源库，实现了资源的真正共享。如果说传统的“大众化”让人感觉是一种“皮下注射”式的强制灌输的话，那么，网络文化给予的自由选择意识大大释放，主体意识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个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由于历史等各方面原因，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的抵触，使得民众在“大众化”中存在着有意无意中淡化政治、疏离政治的倾向。
面对网络时代带来的社会政治价值多元、政治话语多样、政治行为疏离的倾向，考察“大众化”的现实状态，还有两个重大挑战或现实难题需要进入我们的思考视闽。
一是网络文化的“霸权主义”渗透。
网络文化不是一个脱离现实世界之外而建立的纯粹的“虚拟”文化，相反，它是现实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网络文化从产生起就带有明显的霸权文化的特征，这一特征的显现是以对网络技术的控制为基础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强势、技术强势向全世界输出其所奉行的文化主张、价值理念和政治思想，以使他们的文化成为“霸权文化”，遏制和消解其他文化元素。因此，网络文化成为一个新的工具，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言论在此充斥，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亦在此登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争夺战中，若无坚定的信念和相当的辨别能力，其思想观念必将受到极大的冲击，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强势的情况下，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大众的主流价值观，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二是网络文化的“后现代”倾向。
网络文化和传统“媒介”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在多方面又否定、批判和超越了传统文化，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呈现出一种追求感性而轻视理性、追求平俗而反对高雅、追求实际反对深厚的“后现代”文化趋向。比如，网络传播对传统政治文化传播的最大挑战是对“中心”和“权威”的排拒。传统的政治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组织和机构，而网络传播不受国界、民族、宗教的限制，通过超链接、超文本的手段，将全球各种文化信息连接在一起，使人们的价值选择、生活方式和知识兴趣趋向多元化，传统媒介文化权力系统所建构起来的对精神“信仰”的追求、对深层意义的探索以及一种理性的思维逻辑模式都因网络传播媒介的开放与兼容，传播主体中心话语的消失而被解构和去魅。加之，作为传播客体的大众进人网络世界中，就可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特殊的虚拟身份，可以非常方便地对自己进行各种伪装，无需面对自己真实的思想。面对多种选择的自由，人的惰性使普通民众容易抛弃崇高，选择平庸;追求肤浅，放弃深厚;而代之以一种非逻辑的思考方式以及对任何事物无需探究也无需解释，不追求思想也不追求深度的“后现代”选择。这种后现代选择必然消解传统文化权力系统建构起来的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和主流地位，对“大众化”带来冲击与危机。
三、网络文化传播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径
伴随网络的迅猛普及，网络文化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各个领域都试图通过网络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主张，世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较量也早已在网络文化中拉开。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网络进行的思想文化的渗透和强权政治的推行以及网络文化的去中心、去权威的后现代倾向，网络文化需要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来导引普通大众，这是网络文化传播在当代中国的使命。
(一)利用传播介体的综合力，将抽象的理论创制为亲近性读本
网络具备所有电子媒介的综合特点，可以利用文字、声音、图画、色彩、影视以及三维空间、虚拟视觉等各种方式进行信息的整合与传播，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仿真性，使传播客体有全方位的知觉体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本身所特有的抽象性、概括性，甚至是艰深的。如果还是干巴巴的教条和学术化、经院化语言，对普通大众而言是毫无吸引力的，其势必为其他文化形式所淹没。利用网络的多媒体特点将抽象生硬的理论转换为活泼、生动的文字、图片、影视、动画、音乐，使事与理、情与法、形与声、形与神有机融合，赋予生硬的理论以亲近的文本与活泼的形式，使大众在轻松愉快、自然而然中被吸引。这种丰富多彩的形式很重要，因为对于任何一种理论而言，吸引是接受的第一步，如果不能首先从形式上吸引大众、激发大众兴趣的话，尽管是“科学理论”、“先进文化”也会降低被大众感知的机会，当然也难以达成认同。
(二)发挥传播主体的创造力，将深刻的理论 赋予其日常性意义
大众传播论文篇1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实表征
首先是实践性。实践性就是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实践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中，赢得大众的认可，特别是在当前复杂形势下，要牢牢抓住马克思主义实践品质，坚守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因此，实践性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其次是时代性。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内涵和范畴也会出现诸多新变化，在全方位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也要做到与现实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理论，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代特点，既体现时代要求，也能全面把握时代特征，指导群众使用科学的理论，提高理论认知与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最后是民族性。中华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建构了独立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一文化心理结构具有独立价值判断、处理现实问题的辩证法理念。在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同时，要实现在更高层面推动实践理性发展，让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掌握，是一项长期的工程。
传播学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时代价值
提高传播时效性。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发展上实现互补，使传媒业发展步入了新阶段。借助媒体能够快捷、精准把握党与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及时参与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讨论中，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时效性，激发人民群众融入理论学习的主动性。
提高理论的普及度。在信息化时代，信息资源不仅能实现共享，还能被广泛运用，因此，全面借助信息化发展方式，扩大理论影响面，能加快大众化发展，特别是通过建立门户网站，提高网站信息量与影响力，这些网站传播的信息，不仅速度快，而且信息量大，与此同时，信息资源的普及化，也便于受众及时查阅、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拓宽了理论成果服务范畴，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水平。
构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新模式要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化、通俗化
一是倡导传播手段大众化。强调用具体内容、大众式语言、通俗表现形式，加快传播马克思主义内容，让理论更接地气，由深奥变通俗，成为大部分人掌握的科学理论，为此，既要做好理论的系统宣讲工作，也要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将理论术语转变为通俗易懂，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的语言，通过舞台剧、通俗读物等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做好理论宣传工作，得到群众认可，当然，也可以尝试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理论的精准宣传，让群众更易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指导生活、开展工作。
二是推动传播主题专业化进程。在实施理论传播过程中，需要广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充分利用现有材料，结合具体案例，用简洁的推理来推出结论，这样能引导群众更好理解理论，这更易引发人们的思考，同时，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始终坚持为群众服务的理念，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科学运用理论去解决实际问题。
三是传播模式多元化。在信息化时代，应构建适合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推动传播模式的现代化进程，利用广播、网络、电视等载体，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尤其是网络传播。依靠网络优势，能扩大理论的辐射面，提高传播效率。运用科学的传播运作模式，抢占理论宣传高地，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主动权。当然，也要探索传统媒体和大众媒体结合的宣传方式，建设覆盖全面、传播迅速、立体化互动式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体系，加快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大众化进程。
构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新模式要关注社会大众的内心世界，了解其现实诉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社会实践中指导广大人民群众做好实践工作，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这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源泉。在实现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的同时，通过社会实践去关注社会大众的内心世界，了解其现实诉求，推动马克思主义人学发展进程，将人视为整体，开展系统分析，采用科学的观点，紧密围绕人的本质是开展社会实践，进行全面研究。在全面探索“人”的进程中，深入生活实际，了解群众心理所依，运用现代化手段，和群众开展深入交流、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并注重开展心理指导，做好沟通工作。还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需要通过生活实践去检验理论，通过实践去不断检验并丰富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也需要广阔的胸襟、悲悯的情怀、清醒的头脑，拥有责任感，深化对群众认知，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递给大众，让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化相衔接，与时展相契合，内化成个体的思维模式。在生活中，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汲取进取的能量，从而全面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中，要尝试不同媒体、信息技术构筑整体概念，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阵地。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要依靠信息技术，建立信息交叉传播体系，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传播密度，让社会大众不仅可以通过传统媒介来获得知识，也能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体，能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迪，让理论与群众生活实践相结合，加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也要结合受众的情况，通过宣传展板、黑板报及开办讲座等形式，让马克思主义理论走进家庭，拉近群众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距离，激发群众掌握理论的积极性，更好完善传播系统。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受众本位理念，注重受众的参与度，发展平等交流、沟通传播，坚持并不断强化群众路线在理论大众化传播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强调大众化，需要在传播过程中，将传播内容让广大受众所接受、了解与掌握，才能更好开展实践指导，这样的传播才是科学的、有效的。因此，在开展传播过程中，要科学认知受众地位，注重受众参与，多和群众开展平等沟通，也要在传播实践中，建立宣传反馈机制，改正传播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调整传播方略，更好地满足受众需要，提高宣传效果。
（作者为中共驻马店市委党校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王国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路径探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
大众传播论文篇13
体育文化传播与大众传媒的关系
任何文化的产生、发展、扩张和存续都与其本身的传播方式密不可分，相比较而言，其传播能力越是发达，其生存、发展的空间与存在的时间维度越会得到相应的扩张与延续，就像西方文明的海洋属性使得其传播范围较东方内陆文明广泛，尤其是当西方率先实现工业化以后，其文化扩张的速度与广度远远超越了东方文明一样。体育文化亦然，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始终是与母体文化相伴生的，其发展、传播的途径与效果也是与母体文化紧密相关的。
大众传媒的发达程度决定着体育文化的传播效果。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中承载着诸多社会功能的重要社会部门，尤其是处在信息时代，大众传媒已经是人类生活和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
在体育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由于大众传媒的存在，使得各种形式的文化符号能够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中迅速普及，而这正是文化传播所必须具备的要素。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谁掌握了大众传媒，谁能够充分地利用大众传媒，谁就能够更好地传播自己的文化形态，体育文化也不例外。
传播体育文化是当代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在功能。正如不同历史时期的大众传媒承载着不同的功能一样，当代大众传媒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就是传播体育文化。丹尼斯・麦奎尔在其著述中将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归纳为四点，即特定的传播目的、需要或运用；远距离公开传播的技术；为生产和分配提供技能和框架的社会服务组织形式；为“公共利益”而存在的统治组织形式。［1］从上述分类中很容易看出，大众传媒在社会发展中能够也必须承载的功能。在当今各种类型文化相互碰撞的大背景下，各种文化都将大众传媒作为自我传承、延伸、扩张的重要工具，体育文化本身的传承和发展、传播也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介。而大众传媒本身由于满足受众求知欲的需要，也将体育文化作为自身存在的重要价值体现之一。无论是英国曼联传统赛事文化打造的成熟发展之路，还是美国NBA现代造星运动与赛事推销相结合的体育营销，都离不开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这些现实效果不仅说明了体育文化传播与大众传媒之间的相互依存，更表明大众传媒在文化传播领域的独特功能与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大众传播媒介对体育文化的影响方式分析
大众传播媒介对于受众和社会流行文化的影响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按照传统传播学理论可以分为魔弹论、宣传语说服论、有线效果论、使用语满足论、议程设置论、沉默螺旋论、知识沟理论、涵化理论等，而这些理论在其实现传播效果的过程中都离不开具体的传播方式与手段。针对体育文化，则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方式：
营销传播。成功的体育文化传播，离不开体育文化品牌的塑造与营销。应该说，世界上任何品牌的营销都离不开文化的推广，体育文化在其产生、发展、延伸、推广的过程中也必须依靠文化品牌的魅力。王均、刘琴在他们的《文化品牌传播》中将品牌营销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作为文化力的营销，即品牌拥有者不断为品牌创造新的营销理念，塑造新的营销形象；二是文化品牌传播语境里的营销，是各种文化组织、文化服务提供者充分利用各种文化要素开启市场，将其内在的、独特的文化因子整合成生产力资源，实现文化品牌的传播与价值增值。［2］体育文化传播中的品牌营销应该是上述两种层面都有涵盖的，但主要是第二种层面的运用。尤其是在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推广普及，让世界认知和接受的过程中，更需要有这种文化品牌营销的意识和行动。这当中大众传播媒介可以是策划者、组织者，更应该并可以成为宣传者。
广告传播。一个体育文化品牌的诞生过程就是传播的过程，作为大众文化的广告，可以把信息最大限度地传播给相关群体，因此，体育文化传播要充分利用广告这种现代传播形式。
在打造体育文化品牌的基础上，合理、充分地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广告资源可以有效提高体育文化品牌的知名度，传播独具风格的体育文化理念，营造体育文化品牌的忠诚客户群体。这方面的经典实例不胜枚举，最具代表性的是奥运品牌的广告传播，在洛杉矶奥运会之前，没有人将举办奥运会与商业利益直接联系，导致奥运会的承办热情江河日下，承办国因不堪经济重负纷纷退避三舍。然而，当尤伯罗斯将奥运文化作为营销产品进行全方位包装以后，仅广告资源就为奥组委带来了不菲的资金。洛杉矶奥运会不仅没靠政府投资一分钱，而且创造了奥运会历史上的骄人商业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其改变了办奥运会赔钱的传统观念，使得奥林匹克文化成为一种强势体育文化与巨大经济利益相结合的营销品牌。
公关传播。艾尔・里斯在其《定位》中认为：公共关系已经不知不觉成为整合营销传播中的最有效组成部分。［3］大众传播媒介在推广体育文化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公关传播的课题，尤其是当所传播的体育文化品牌或者自身面临挑战的时候就更显得必要。公共关系是一种无形的推销术，是一种软营销。从循循善诱式的说服入手，通过营造体育文化组织或个人与公众之间相互了解、相互适应的传播环境，达到潜移默化的传播效果。公关传播在体育文化推广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扩大体育文化品牌知名度，传播先进体育文化理念，沟通协调体育文化产品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处置体育文化传播中的危机。尤其在危机公关中，既有成功的先例，也有失败的典型。前者如国际奥委会爆出官员受贿丑闻后，从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到总干事卡拉德都采取了一系列及时果断的处置措施，使得丑闻的影响力压缩到了最小，维护了国际奥委会的形象和奥运会的严肃性。后者如中国短道速滑队的斗殴丑闻，由于相关管理部门在事件处置中的拖泥带水，使得问题越来越多，将一个国人为之自豪的优秀体育组织葬送在舆论的巨浪之中。
传播体育文化要积极利用大众传播媒介优势，与之形成良性互动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信息化社会中的无冕之王，在体育文化传播的整个过程中始终能够发挥巨大的影响力。传播体育文化就要将自身的各种文化元素与大众传播媒介进行有机结合，形成良性互动。
将体育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与大众传媒传播手段的多样性结合。任何一种优秀文化都有着深厚的内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所有具有生命力的文化现象都具有诸多的优秀基因。在传播体育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从体育文化现象中抽取其中的核心要素，将这些核心要素与大众传媒进行整合，从品牌营销到广告传播，从公关构建到危机处理，打造出立体传播的强大态势。
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本身就具有形式多样化、内容多元化、手段集成化等特点，这对于促进体育文化传播向更深、更广、更快的方向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电视媒体直观性强，因而它在表现各种体育文化的形式、内容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纸质媒体对于深度挖掘体育文化精神、解析文化内涵可以别出心裁，如有纸媒在奥运会期间将某一项目进行细化梳理，并以编辑成册的形式出版，以便于读者长期收藏，此举无疑突出放大了纸媒留存性强的特点。
以互联网、手机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由于其互动性强，技术、形式更新迅速等特点，正日益成为大众传媒的主流。对于文化传播而言，交流与互动是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因此借助各种形式的新媒体，对各种体育文化因素进行宣传与互动，可以成为传播体育文化的有效手段。
体育文化传播中的媒介接触分析。体育文化传播中无论是传者还是受众，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媒介接触方式的制约，通过认真分析其规律，有助于我们提高体育文化的传播效果。首先看传者。作为体育文化的推广者，其借助大众传媒进行文化推广的目的使得他们必须以积极的态度进行媒介接触。可行的方式包括媒体关系营销，与媒体进行联合策划，直接在媒体上进行宣传或者广告。其次看受众。其接受体育文化的信息来源多为大众传媒，这当中包括新闻报道、人物特写、广告和以大众传媒为核心或者载体的体育文化活动策划。在此过程中，按照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受众会在较大程度上对他们所接触的媒体传播的体育文化信息进行吸收，虽然由于受众个体差异等原因会导致接受效果的差异，但是传播学的规律告诉我们，这种信息的传达是强制的、不可抗拒的。再次看媒体。作为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大众传媒，其内在属性决定了他们必须进行文化的宣传和策划，虽然作为媒介本身盈利是主要目的，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正是体育文化的多元发展，使得社会各个阶层对其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大众传媒也会不失时机地围绕体育文化进行规模化传播。
体育文化产业将成为体育文化传播的核心力量。如前文所述，大众传媒本身就具有文化属性，而以体育为核心内容的大众传媒就兼具了体育属性和文化属性。与此类似的还有体育广告公司、体育赛事营销业、体育经纪人、体育旅游组织，甚至体育等行业，由于他们兼具体育和文化的双重属性，同时又具有盈利属性，使得他们成为产业分工中的一个独特部门――体育文化产业。体育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使得他们不仅需要依靠自身的努力进行体育文化推广，而且更需要与大众传媒进行积极合作，并通过整合营销形成对体育文化的立体传播。笔者认为，这是体育文化传播的主流，也将是体育文化传播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结语
随着“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提出，越来越多的政府和组织认识到强势的体育文化离不开强势的媒体。在我们为打造体育文化强国而进行的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只有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力量，运用体育文化产业的蓬勃生命力，才能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进而加快我国成为体育强国的步伐。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大众传播媒介对民俗体育发展的影响力研究”阶段成果（10YJA860010）］
参考文献：
［1］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19.
［2］王均，刘琴.文化品牌营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