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论文篇1

在五十年代，北京建设的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的建设和一批标志性公共建筑上。十里长街，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广场，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十大建筑”，构成了以雄伟、庄严、壮丽、堂皇、开阔等为特征的新国都的视觉形象，以寄托解放、新生、自豪感之类的情感。中南海、天安门城楼等历史建筑文化意蕴的转换，突出体现了新体制文化对传统权威的借助和重构。在很长的时间内，在人们心目中它们已不再是一个历史建筑，而成为党中央、的象征符号，如“天安门上太阳升”、“中南海的灯光”之类话语所寄寓的意义。

“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一文化公式在建筑学上的体现，是“经济、实用，在可能的情况下追求美观”的原则。一批民族风格的公共建筑，体现了当时主流的建筑理念，其典型为三里河一带“四部一会”琉璃瓦大屋顶的建筑。它很快就遭到制止和批判━首先是由于“反浪费”，然后上升为政治问题━但这一早期尝试毕竟为新中国建筑的文脉写下重要一笔。这一时期的建筑实践与南京民国时期的新建筑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在看来，当年新北京的形象塑造，首都建筑的“宏大叙事”大体上是成功的，透露出那一个时代、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气度和有明确理念的审美追求，以及城市控制(规划)的能力。

在市场经济、分权管理的新体制下，城市改造新的主体是有关政府部门和房地产商，新的强劲动力是商业利益。在全新的制度环境和利益机制中，统一的城市规划虽然仍在制定，却失去了整合、制约的力量。号称“中华第一街”的长安街上的当代建筑成为北京人调侃的对象：正面棕黄色、侧面银白色的交通部大楼被称为“阴阳脸”，门字型的海关大楼被称为“大裤衩”，曲折有致、中间有一月亮门的妇联大楼名为“肚脐眼”……再如九十年代初建成的北京西客站顶上一个没有实际功能的巨大亭子，耗资达八千万元之巨。它可能是一个标本，但集中了此类建筑的某种文化特性。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八十年代以来对国人影响最大的当属港台文化，尤其是香港文化。当中国城市开始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之时，香港高楼密集的都市风光作为“现代化”的典型图景，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内地竞相仿效的对象。当然，香港对内地建设的深刻影响，不止于作为现代化的文化象征，而主要靠巨额的商业资本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为一些城市留下了直接的印记。在北京城，因为开阔舒缓的平面布局和辽阔无碍的天际轮廓线，正是这座古都的基本特征和文化性格的体现。但八十年代中期，混乱无序的商业开发，致使在紧邻故宫的旧城的核心区内，在王府井一带相继出现了一批高层建筑，如王府饭店、和平宾馆等。与此同时，京广中心、京城大厦和国贸中心等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接踵而至，打破了北京城传统的天际线和城市景观。今天，无论在故宫、北海还是颐和园四望，背景无不是林立的高楼。

三、当代城市建筑文化反思

当社会向市场化、世俗化转变之时，建筑从过去更为重视具有恒久价值的审美感受、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力量、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威，以及精英阶层的文化趣味，转为重视和强调现实的功利、即时需要、时尚潮流等等。权力的结构也发生了转移，从建筑和文化精英控制转为纯粹的商业操作。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放弃了其应有的职责，屈从于房地产商。新的工作机制于是成为“规划听领导的，领导听老板的”。这种不甚健康的商业化，必然意味着历史传统文化的流失和建筑精英文化旁落，意味着城市的平庸化、低俗化、麦当劳化。一座座失去记忆的城市被大量复制，一批批速成、单调的建筑迅速填充着城市的空间，粗暴地改变着人们的视觉。在新人类的词典中，“广场”不再是巨大的政治和物理空间，而只是建筑物的前庭路口；“花园”是楼旁狭窄的绿化带，“森林”则是郊外草木稀疏的苗圃。“世界公园”式谐谑、游戏的建筑，假冒的明清建筑和仿欧洲古典建筑纷纷出笼，加入着大众文化的狂欢。

大众的流行文化和社会心理鲜明地积淀在城市建筑上。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东部的中小城市、城镇和广大农村，不变的时尚是磁砖贴面、蓝玻璃的现代建筑。它为什么会如此深入人心、广为流行而且经久不衰，当成为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课题。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建筑时尚则经历了火柴盒式的高层建筑、高楼大厦+小亭子、摩天大楼+玻璃幕墙，以及仿欧洲古典建筑等不同的阶段。许多人到了欧洲之后，只见绿树掩映中的小楼而难觅高楼，不禁怅然若失，不知究竟谁更现代化。

欧陆风情不可阻挡地成为最新的流行。当上海含情脉脉地重温其晚近的这一小传统时，各个城市则由娱乐场所大力张扬这一最新时尚。形形的无不装饰着罗马式的柱廊，以及比例失调的西洋裸女雕塑。直接请法国建筑师设计成为最酷的豪举。北京王府井的步行街和上海南京路的步行街均出自法国人之手，在建筑风格乃至建筑材料上都十分相似。当你在王府井行走，正如在建国门的街头漫步，经常会产生不知身在何处、时空倒错的感觉。

城市社会的真正内涵，是市民的交往空间、共同文化、政治生活的形成和扩大。市民文化成为城市社会的一个恰当度量。

城市化论文篇2

2.1开放性

当代城市文化建筑不应仅是特定文化活动的盛纳空间，更应是一个向城市开放并吸纳公众参与的与当代生活相融合的场所。轴都剧院应该在满足基本使用需求的同时，打破传统的、封闭的空间模式，追求一种与城市空间及周边环境积极对话的崭新的、开放的场所体验，并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城市公共空间的潜力。通过城市界面、环境景观以及建筑空间的整体性、开放性设计，轴都剧院将实现新塑城市形象、触发公众活动、共享文化资源，进而与城市环境及市民生活完美融合。

2.2地域性

设计应扎根本土，追求地方性和独特性，避免盲目追随时下流行的形式表现。瓦房店境内多低山，呈现辽南丘陵地貌，连绵低矮的山体覆盖了所辖区域约六成的面积，构成了独特的城市地景；瓦房店市矿藏资源丰富，矿种繁多，尤其盛产优质金刚石，被誉为“东方钻石城”。轴都剧院设计试图转译城市地域文化元素：以起伏曲折的天际线“再现”城市远山的示廓；以刚性不规则块状体量“映射”金刚石矿体；以微地形植草坡地景观“还原”地貌地景。

3、设计诠释

设计追求城市空间的整体性与有机性，关注公众行为的场域性与复杂性，体现文化建筑的标志性与地域性。以视觉通廊及行为流线为纽带，有机组织室外广场与室内中庭，形成动态、开放的空间布局。形体生成是基于对基地周边环境的城市设计分析而得出。鉴于基地的城市属性及建筑的形象需求，轴都剧院采用集中式布局，以整体性建筑体量塑造其标志性。同时为避免大型建筑尺度对城市空间及公众心理带来的违和感，建筑师基于开放性设计原则对建筑体量进行了一系列形式操作，使得建筑与城市在空间视觉及空间动线上产生积极而有效地关联与融合。设计中，以基地西侧城市交通环岛为空间节点，向基地引入一条空间轴线将建筑体量一分为二，形成实、虚相间的体量关系：两个实体通过切削及异化变形，分别形成剧院的两大功能组团部分；相间的虚体则形成集散、共享、休闲、展示等多功能一体的联系空间部分，虚体部分亦连接场地里南北两个休闲广场并直指城市空间节点，在空间轴线上形成视觉通廊的同时，功能上也实现了对城市及公众开放的多维可能。

建筑功能依建筑体量分为两个部分：东侧主要为剧院，包括观众厅、舞台以及相应的辅助房间，同时设有部分展示空间以及办公用房；西侧为数字影厅和若干大、中、小会议室。中间部分为开放的共享中庭，可以容纳展览、交流及部分临时活动。艺术培训及排练室安排在地下一层，与大规模公众活动分开。在当今城市文化建筑功能复合化的发展趋势下，相对独立的功能布局可以使各组成部分不受干扰地各自运行，也可在需要时整体运行，并行协作。建筑设置双向公众入口，北侧为功能性建筑入口，西南侧入口在满足功能性使用的同时更多地承担表征建筑形象的需求。建筑形体将场地划分出南、北两个广场，与公众入口分别对应：南广场以微地形植草坡地景观为主，注重公众交流及室外文化活动的场所营造，线性水景设计既界定了广场活动场域又强化了剧院入口的空间引入；北广场以硬质铺地为主，主要供人流、车流集散及举办部分简要室外活动。道具、演员及后勤出入口设置在建筑东侧，避开公众活动流线。场地内沿钻石大街一侧布置带状绿化，南广场布置连续的面状绿化，绿化以抽象展现城市丘陵地貌的微地形植草坡地为主要形式，意欲再现典型性地景，表达景观设计的地域性。起伏的微地形植草坡地景观在视觉上增加了环境的识别感，在体验上增添了场所的趣味性。景观设计中还运用了水艺元素，不同形态的水景设计既丰富了空间的视觉层次，又可调节环境的微气候效应。软、硬质景观元素综合构成了立体化、主题化、人性化的整体空间环境体验。

建筑形体简洁，形态呈现不规则块状组合，含蓄而形象地表达了矿产金刚石的形态，表现出鲜明的建筑性格。不规则形体的组合使建筑的天际线在动态视角的观察下，呈现高低起伏的、丰富的变化。建筑体量基本采用石材全包裹，纵向错位拼接的肌理设计增添了建筑的挺拔与力感，石材颜色选择浅黄褐色拼色，具有辽南城市色彩的地域性。建筑表皮还应用了玻璃幕墙及百叶格栅，实现了内、外部空间的交融，公共文化建筑的开放度得以实现，城市表情，特别是城市夜景得到极大的丰富。

城市化论文篇3

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有句名言“城市是文化的容器。”的确，不同的城市面貌、街道景观，是我们区别、认识不同文化最直接的途径。城市建筑被称为“凝固的音乐”，它承载、凝固的不仅仅是建筑艺术，而且是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政治文化等等。

二、北京城市建筑文化阅读

作为首都，北京成为一个活的标本，一个令人读之不尽、百感交集的“文化的容器”。它不仅在体制文化的塑造下，而且在各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和张力中，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和品性。本文就以北京市为例，略谈一下城市建筑的文化内涵。

在五十年代，北京建设的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的建设和一批标志性公共建筑上。十里长街，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广场，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十大建筑”，构成了以雄伟、庄严、壮丽、堂皇、开阔等为特征的新国都的视觉形象，以寄托解放、新生、自豪感之类的情感。中南海、天安门城楼等历史建筑文化意蕴的转换，突出体现了新体制文化对传统权威的借助和重构。在很长的时间内，在人们心目中它们已不再是一个历史建筑，而成为党中央、的象征符号，如“天安门上太阳升”、“中南海的灯光”之类话语所寄寓的意义。

“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一文化公式在建筑学上的体现，是“经济、实用，在可能的情况下追求美观”的原则。一批民族风格的公共建筑，体现了当时主流的建筑理念，其典型为三里河一带“四部一会”琉璃瓦大屋顶的建筑。它很快就遭到制止和批判━首先是由于“反浪费”，然后上升为政治问题━但这一早期尝试毕竟为新中国建筑的文脉写下重要一笔。这一时期的建筑实践与南京民国时期的新建筑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在看来，当年新北京的形象塑造，首都建筑的“宏大叙事”大体上是成功的，透露出那一个时代、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气度和有明确理念的审美追求，以及城市控制（规划）的能力。

在市场经济、分权管理的新体制下，城市改造新的主体是有关政府部门和房地产商，新的强劲动力是商业利益。在全新的制度环境和利益机制中，统一的城市规划虽然仍在制定，却失去了整合、制约的力量。号称“中华第一街”的长安街上的当代建筑成为北京人调侃的对象：正面棕黄色、侧面银白色的交通部大楼被称为“阴阳脸”，门字型的海关大楼被称为“大裤衩”，曲折有致、中间有一月亮门的妇联大楼名为“肚脐眼”……再如九十年代初建成的北京西客站顶上一个没有实际功能的巨大亭子，耗资达八千万元之巨。它可能是一个标本，但集中了此类建筑的某种文化特性。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八十年代以来对国人影响最大的当属港台文化，尤其是香港文化。当中国城市开始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之时，香港高楼密集的都市风光作为“现代化”的典型图景，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内地竞相仿效的对象。当然，香港对内地建设的深刻影响，不止于作为现代化的文化象征，而主要靠巨额的商业资本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为一些城市留下了直接的印记。在北京城，因为开阔舒缓的平面布局和辽阔无碍的天际轮廓线，正是这座古都的基本特征和文化性格的体现。但八十年代中期，混乱无序的商业开发，致使在紧邻故宫的旧城的核心区内，在王府井一带相继出现了一批高层建筑，如王府饭店、和平宾馆等。与此同时，京广中心、京城大厦和国贸中心等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接踵而至，打破了北京城传统的天际线和城市景观。今天，无论在故宫、北海还是颐和园四望，背景无不是林立的高楼。三、当代城市建筑文化反思

当社会向市场化、世俗化转变之时，建筑从过去更为重视具有恒久价值的审美感受、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力量、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威，以及精英阶层的文化趣味，转为重视和强调现实的功利、即时需要、时尚潮流等等。权力的结构也发生了转移，从建筑和文化精英控制转为纯粹的商业操作。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放弃了其应有的职责，屈从于房地产商。新的工作机制于是成为“规划听领导的，领导听老板的”。这种不甚健康的商业化，必然意味着历史传统文化的流失和建筑精英文化旁落，意味着城市的平庸化、低俗化、麦当劳化。一座座失去记忆的城市被大量复制，一批批速成、单调的建筑迅速填充着城市的空间，粗暴地改变着人们的视觉。在新人类的词典中，“广场”不再是巨大的政治和物理空间，而只是建筑物的前庭路口：“花园”是楼旁狭窄的绿化带，“森林”则是郊外草木稀疏的苗圃。“世界公园”式谐谑、游戏的建筑，假冒的明清建筑和仿欧洲古典建筑纷纷出笼，加入着大众文化的狂欢。

大众的流行文化和社会心理鲜明地积淀在城市建筑上。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东部的中小城市、城镇和广大农村，不变的时尚是磁砖贴面、蓝玻璃的现代建筑。它为什么会如此深入人心、广为流行而且经久不衰，当成为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课题。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建筑时尚则经历了火柴盒式的高层建筑、高楼大厦+小亭子、摩天大楼+玻璃幕墙，以及仿欧洲古典建筑等不同的阶段。许多人到了欧洲之后，只见绿树掩映中的小楼而难觅高楼，不禁怅然若失，不知究竟谁更现代化。

欧陆风情不可阻挡地成为最新的流行。当上海含情脉脉地重温其晚近的这一小传统时，各个城市则由娱乐场所大力张扬这一最新时尚。形形的无不装饰着罗马式的柱廊，以及比例失调的西洋裸女雕塑。直接请法国建筑师设计成为最酷的豪举。北京王府井的步行街和上海南京路的步行街均出自法国人之手，在建筑风格乃至建筑材料上都十分相似。当你在王府井行走，正如在建国门的街头漫步，经常会产生不知身在何处、时空倒错的感觉。

城市社会的真正内涵，是市民的交往空间、共同文化、政治生活的形成和扩大。市民文化成为城市社会的一个恰当度量。

城市化论文篇4

一、益阳的城市文化特色

益阳湖山秀丽，人文荟萃，如镶嵌在洞庭湖畔的一棵璀璨明珠。奔流不息的资、澧、沅三水从境内流过，注洞庭，汇长江，齐归大海，纳三楚文化之精华，聚滨湖水乡之特色。其城市文化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历史文化悠久。

益阳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秦朝开始的，至今已有2000余年，源远流长久远。但从文物考古的研究看，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益阳就有人类生产生活的遗址，已被发现并被挖掘考证的，主要有南县涂家台遗址。涂家台遗址具有7000年以前新石器时代文化村落遗址的显著特色，重要的出土文物有大量陶片及墓葬中完整的人体骨架，经南京考古所碳14放射检测，在涂家台出土的文物特别是人体骨骼距今已7000余年，专家将涂家台遗址划代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创办于440年前的益阳龙洲书院，是古代湖南四大书院之一；会龙山上与白鹿寺遥相映衬的栖霞寺是东晋古刹，相传是明代建文帝避难的地方；坐落在资江大桥南端的裴公亭，是唐代宰相裴休攻读诗书的故地；桃花江畔清幽静美的凤凰山，传说是当年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流放时行吟垂钓，写作《天问》的地方，桃江现还有天问台。考古研究证明，益阳为兵家重地，资江与志溪河交界处至谢林港，上世纪90年代末曾出土2600多座战国墓，万余件战国器物大多为兵器、陶器，刀、枪、剑、戟等青铜器及大量完整的陶器，还出土了一枚虎符（器物全部存于省考古所）。益阳还有许多流传民间的三国故事：诸葛井、马良湖、鲁肃堤、关公坳等等。

（二）文化名人荟萃。

益阳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里的奇山异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名人俊杰。唐代诗僧齐己，明代名臣郭都贤，清代名臣陶澍、胡林翼，书法家黄自元，华侨教育家张国基，革命先烈熊亨瀚、夏曦，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国际正义人士”的何凤山，首任驻港部队司令刘镇武，现代文化名人周扬、周立波、周谷城和叶紫，著名作家莫应丰、散文家叶梦、小说家刘春来、戏剧家赵凤凯、表演艺术家谢芳、雷佳、吴军等。他们都是益阳人，都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益阳是文化体育之乡，全市有全国文化先进县2个，全国先进文化站2个，羽毛球闻名世界，曾涌现出唐九红、龚智超、龚睿娜等5位世界冠军和杨智勇、文巨刚等著名教练，1998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羽毛球管理中心批准在益阳建立中国益阳羽毛球人才训练基地。

（三）美女文化出名。

湖南盛产美女，最为出名的是益阳市桃江县的桃花江，享誉海内外，国内无出其右，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曲“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蜚声海外。黎锦晖先生的《桃花江》是现代流行歌曲和商业音乐开始的标志和代表作。该曲使桃花江誉满神州，驰名中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河”，成了世人向往的仙境。三、四十年代上海滩到处都是吹吹打打《桃花江》，老一辈的人大多会唱。许多著名演员与歌手都唱过此曲，如：周旋、邓丽君、谢采芸，徐小凤就是唱此曲出名的。后来的电影插曲新《桃花江》也成为一代名曲风靡至今，有人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桃花江》。电影《桃花江》被视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两部影片之一，该片开创了歌舞片的先河。桃花江是那样俏丽迷人，美丽如画。山水秀丽，风景优美，盛产桃花丽人，面如姣月，清丽可人，真是“你爱了肥的俏，你丢了瘦的娇，你爱了瘦的娇，你丢了肥的俏，你到底是怎样地选怎样地挑？”。有两个著名海外美女，钟情文和张梦瑞就来自桃花江畔，周扬先生的前妻也来自这里，其倾国倾城的美貌至今许多老人都记忆犹新。该地自嘉庆年间就列为选妃之地。此地女孩皮肤细嫩，白里透红，状如桃花。桃花江是湖南的十大旅游区之一。“到张家界看山、到洞庭湖看水、到桃花江看美人”，每逢黄金假期，慕名前往桃江，希望一睹美人风采的游客大有人在。

（四）湖乡文化突出。

湖乡文化兼收并蓄，沉稳平和又旷达浪漫。南洞庭是益阳的渔米之乡，南县百余年历史就是人傍湖而居，因湖而繁，其文化的包容性、互补性较强，丰裕的生活带来平和沉稳又旷达浪漫的气质，较一般定义的农耕文化更有其包容与创新。湖乡文化的英雄气概最能体现在治水之中，无论是围湖造田还是在汛期的抗洪抢险，嘹亮的夯歌号子和在风里雨里堵沙眼、抢断堤的人墙，都会让人觉出一种不屈不挠的气概。同时湖乡文化的田园牧歌式的浪漫又是这种丰衣足食的农耕文化的另一面。人称这里是“花鼓戏窝子”，无论老少几乎每人都可以唱几段《西湖调》，忙时务农，闲时唱戏，逢年过节邀几户人家就可以唱一台大戏。因此，在南县、沅江一带的民间职业剧团十分活跃。

(五)竹文化浓郁。

城市化论文篇5

1.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资金紧缺

公共财政投入是公共文化设施发展的坚实基础。目前许多城市里的社区和街道所能得到的用于文化设施建设的资金少之甚少。他们所得的资金无法达到他们对文化的需求，所以导致文化设施建设受到阻碍。城市里的那些文化设施也都是政府出资金的，但是政府用于文化建设的资金也是有限制的。总的来说，被安排用于文化设施建设的资金无法满足公民的需求，所以最终造成了整个文化设施管理的失败。

2.现有的公共文化设施不能够被充分的利用

虽然近几年来，公共文化设施总量在不断增大，但由于相对落后的管理和相关配套措施，最终导致公共文化设施作用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一方面，公共文化设施数量不足，另一方面，已经建设的公共文化设施的利用率比较低，运行状况非常的不理想。有些设施名义上是文化设施，而实际上并没有起到文化的作用。有的还将文化设施用于其它事情或者是闲置在一边。政府在搞不清情况的前提下，进行公共文化设施的配置，最终造成了缺失与利用不能够平衡，设施的价值无法体现出来。

3.公共文化设施管理不够完善

由于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管理的内容非常多，范围非常广，涉及的管理部门和层次都很多，所以在实践中，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多个方面的。首先，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的制度不完善、执行的效果不够明显，过于僵化。我国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管理体系沿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方式，已经跟不上国际的管理步伐。其次，我国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管理效果不够明显，财务损失严重，背负较高的债务。近些年，虽然我国投资在公共文化设施管理方面的财务较以往有很大的增加，但是相对的说还是很少，资金也不足，大部分是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拨款方法，即政府拨款。另一方面，我国还没有形成规范、合理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团队。最后，我国的市民素质相对来说较低，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管理工作不能深入民心。

三、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措施的完善

1.进一步提高对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

公共文化设施是实现文化繁荣发展的媒介，是满足群众文化要求、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基础。各级政府及领导应加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提高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树立科学、统筹、均衡发展的思想，建设和管理好公共文化设施，努力达到人民的需求水平。

2.合理安排文化设施规模，提升公共文化设施的质量

文化设施的分布的数量不应该都是一样的，应该根据地点和实际情况而定。要考虑到面对的群众的数量，也要考虑到设施的种类、地理位置等[2]。通过全方面的考虑，合理的安排文化设施的数量。同时可以实行一馆多用的制度，这样既可以节约资源，又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方便公民。如果能够将规模合理的安排好，那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完善就又近了一步。目前的研究者大多都是把重点放在文化设施数量的研究上，进而忽略了文化设施的水准建设[3]。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在达到文化设施数量目标的同时，也关注一下文化设施的水平。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替换，节约人力物力财力，更好的去关注、去满足那些没有设施的地方。

3.优化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格式布局

文化设施的合理布局并非是简单地均匀分布，应该做到与经济发展相配合、与群众需求相对应、与城市地位相匹配的文化格局。在合理安排文化设施地点布局的同时，也应该优化这些公共文化设施的管理布局。应该对运营管理机制进行进一步创新，对社会资金参与管理运作进行鼓励。对有公益性质，又有市场化操作的公共文化设施项目，政府管理部门在其建设项目竣工后，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招标，将其管理和运行委托给社会主体。社会在政府的指导与调控下进行管理，不但能够解决政府不能直接管理的问题，同时也能使社会的管理有条不紊。

城市化论文篇6

成都市政府自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以来，出台了一批加强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政策性文件，建立了覆盖市、县、乡、村的四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体系，形成了一批具有品牌示范效应的文化活动，初步探索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道路。政策资金保障方面。在全国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建设过程中，成都通过成立工作调协小组及各部门联合发文高效地推动了公共文化建设。同时，成都市建立了全覆盖、分层级的公共文化服务经费保障机制，还设立了1亿元的公共文化服务专项资金，用于扶持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成都市315个乡镇（街道）均建立最大4000平方米，平均800平方米的综合文化站，配备了100多万元的设施设备，所有乡镇还配套建设了2000平方米以上的群众文化活动广场。另外，中心城区还将建295处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以引导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规范建设、均衡布局，打造“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服务内容方面。为丰富基层公共文化产品生产和服务的供给，成都市推出了如“文化四季风”、“金沙讲坛”、“百姓故事会”等文化活动，在一些企业或社区开始成立针对农民工的青工文化驿站，推行免费的社区教育，向市民提供优质的公益培训课程。专业队伍和志愿队伍建设方面。成都实施了“百千万工程”等项目培养文化建设人才。“百千万工程”就是开设100所以上的市民文化艺术学校和文化艺术辅导站，培训1000名以上持证上岗的文化艺术骨干辅导员队伍，吸收10000人以上的文化志愿者队伍。舆论宣传方面。成都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进行了多方面宣传，如在《成都日报》每月一期“报纸上的文化馆”专版，媒体滚动播出《成都公共文化公益广告》宣传视频，制作了《成都公共文化公益广告》30秒、15秒、5秒三个视频版本，在成都电视台、广播电台、公交、地铁、城市LED滚动播出，建立成都文化短信平台、成都文化微博等方式。监督考核方面。成都市将区（市）县公共文化建设纳入目标考核，市委目督办将服务农村、服务基层和群众满意度纳入第三方测评。市委、市政府还将重大文化活动及项目纳入“民生工程”，纳入各级目标管理；并建立了重大项目绩效考核机制。

三、成都城乡一体化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路径

（一）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策框架，推动公共文化的各项立法进程

一是推动制订《成都市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条例》，明确政府职能职责，明确责任主体，实现政府职能转化，明确市民文化权益，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中来，鼓励志愿者组织的发展，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纳入法治框架。二是推动对成都市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相关内容进行立法。例如，对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促进办法，以及相应的政府购买制度、税收优惠制度，对志愿组织发展的促进办法以及规范化、制度化的组织管理等。三是完善成都市现有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法规，消除其中不匹配、相互冲突的条款，让现有政策可以落到实处。四是加强对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及立法的理论研究，总结成都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中的经验和规律，推动形成相对稳定、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和制定出台地方性法规。

（二）建立健全公共文化资源协调机制，制定公共文化发展中长期规划

一是要建立健全跨部门、跨行政区公共文化资源协调机制，提高配置效能，实现优质文化资源流动共享。二是要对《成都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布点规划》进行修编，基于城市空间及功能的不断变化，以及城市公共文化资源总体缺乏且分布不均的情况，突破部门格局、利益格局和行政格局，为未来城市公共文化发展留出发展空间。三是要制订《成都市公共文化服务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强对成都市公共文化服务及资源的省情调研和课题研究，摸清公共文化的家底，结合成都城市发展中长期规划、文化发展战略目标，对成都市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进行中长期规划，确立远景目标和近期任务。规划别要注意以下原则：第一，动态化发展原则，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因地制宜建设基层社区文化设施。对发展中新区，要预留足够的文化空间；对正在变化和拆迁中的社区，多使用流动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动态服务；对旧城区特别是设施明显匮乏的社区，要尽量协调公共文化场所或利用现有民营空置场所或设施，多提供流动服务。第二，差异化发展原则。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可设立老年人活动室或儿童阅读室；区级图书馆、文化活动中心可根据本地区行业、区位特点发展特色图书、特色文化馆藏；省、市级图书馆则走精品路线，发展精品馆藏。第三，一体化原则，推动系统内部、资源之间的整合、联动和共享。组建剧院、博物馆、出版发行、影院、影视产业、图书馆联盟，统筹现有文化资源；发挥公共文化设施的集合功能，图书馆可以同时是社区活动中心、信息中心、教育中心、政府服务中心，博物馆可以同时是教育馆、活动室、探究地、休闲地。第四，均等化原则。要按照服务对象的喜好提供公共文化产品，考虑不同人群的工作生活特点，在不同的时间段提供服务项目，保障弱势群体的文化权利等。

（三）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人才建设机制，提高服务人才素质

人才吸引上，合理引入专业人才，鼓励支持民间文艺团体和个人参与基层文化服务，吸纳更多的文化志愿者；在人才培训上，采取蹲点指导、培训指导、城乡互动指导等方式，与社会培训机构（专业机构或公益组织）合作，培养公共文化服务专业人才，提供文化志愿者培训；在人才保障上，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机构的职称制度，推进公益性文化机构人事、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四）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管理体制机制，鼓励广泛的社会参与

建立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解决政府办文化、去行政化的问题。可借鉴日本的委托公益性财团法人管理办法，按照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要求，独立经营管理，公益性、盈利性兼容并蓄，有效减轻财政负担和压力；建立文化非营利组织培育制度，拓宽公共文化服务渠道和范围；建立公共文化服务“托管”制度，引入专业文化管理机构解决基层又管又办的难题；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共治分权”制度。对于文化资源的分配、文化事务的管理和文化服务的提供，形成基层党委和政府、农村居民、市场发展商、基层社区、社会团体等利益相关方平等参与的共治格局以及分权模式。（五）建立有效的宣传推广渠道建立健全公共文化设施服务公示制度，公开服务时间、内容和程序；搭建统一资讯平台，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网站，加强与媒体合作，开展对全市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剧场的集中统一宣传，每天最新展览、讲座和活动信息；延伸社区宣传渠道。透过红旗、互惠超市等社区零售店终端，配送文化信息宣传单，每月一换；在社区报栏张贴海报；利用短信、微信、微博、网络、报纸、宣传片等实现全方位覆盖；扩大对外影响力。加入全国、国际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联盟网站。

城市化论文篇7

绿地在城市生态环境中担负着环境净化的重要功能，防止城市污染。应用景观生态学的“基底—廊道—斑块”理论，建设城市生态绿地的绿网系统。根据城市不同分区的空间异质性，贯通城市内的绿廊结构，其中绿廊穿越外环绿带、楔形绿地和中心区园林绿地，将城市周边的清洁冷湿的空气经过高绿量的森林群落引入城市内部，缓解热岛效应，改善空气质量。在城市的生态绿化工作中，我们应注意城市绿地分布的均匀性和合理性。在目前加快城市绿化步伐的一片呼声中，人们似乎更热衷于城市新区绿地的开辟，城市中心区绿化、老城区绿化缺乏应有的关注目光，新、老城区绿化建设的“两极分化”也由此而生，“最需要绿的地方反而最缺乏绿色”。针对此现象，有关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促使城市公共绿地在新区与市民聚居的中心区、老城区之间得到合理的分布和平衡的发展。

城市生态设计工艺，是指根据自然生态最优化原理设计和改造城市生产、生活系统的设计和工艺流程。在城市的生态绿化中要应用城市与自然共生原理，广泛使用生态技术。如目前国际上开始推广应用的污水处理墙，装置的原理很简单，只是利用温室原理和植物、生物技术来处理污水，这种方法是全生物型的，不向大自然排放毒素。另一种生态设计方法是人工社区湖，即在社区内的某个街段设一个这样的湖，既能作为水量存储，更重要的是采用生态技术处理和净化社区废水，并用太阳能来保持池水的温度，经过净化的水可以循环使用。此外，日本科学家发明的生态路灯能吸收道路上汽车排放的各种废气，我国科学家发明的生态水泥能吸收水体中的污染有害物质，这些都是生态技术应用于城市建设、绿化的例子。在城市绿化中大量运用生态技术，既能提高绿化工作的科技含量，更有利于改善城市的环境质量。

2、加强城市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构建合理植物群落

物种多样性是促进城市绿地自然化的基础，也是提高绿地生态系统功能的前提，所以，生态绿化应恢复和重建城市物种多样性。我们应尽量保护城市自然遗留地和自然植被，建立自然保护地，维护自然演进过程；修建绿色廊道和暂息地，形成绿色生态网络；增加开放空间和各生物斑块的连接度，减少城市内生物生存、迁移和分布的阻力，给物种提供更多的栖息地和更便利的生境空间。生态绿化要发挥健全城市的生态功能，将更多的野生动植物引入城市，满足市民与大自然接触的天性要求。城市要尽量保存适应野生动植物生存繁衍的栖息地。西方国家常以野生动物的种类及数量来衡量城市绿地和生态环境质量，这对于我国也有借鉴意义。保护和建立半自然栖息地是生态绿化实现自然保护的重要途径。“半自然”是指人类干扰之前保留自然植被痕迹的地方，但又被人类深刻改变，不能视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如遗留的林地、湿地、草地以及废弃的深坑、水库和人工湿地系统，它们是水生动物良好的栖息场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量自然生境的丧失。生态公园是模仿自然生境、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理想途径，如伦敦中心城区的海德公园、中山市的歧江公园，都是较好的例子。中国大多数城市中的自然环境与外部大自然断绝联系，但通过划分城市的生态功能区，构建城市的“绿楔”、“绿廊”以及“绿网”，能够恢复城市外部生物基因的正常输入和城市内部生物基因的自然调节。特别是在草地生态、森林生态、淡水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交换关系，不仅要求是水平向的而且应该具备垂直向的承载条件(如自然坡岸、湿地、攀缘面等)。城市在引入自然群落运行机制时，宜划分正常生态区、过渡生态区、变异生态区、半自然区等不同区域，确立各级生态功能区之间、城市生态区之间与外部生态区之间的生境通道和生态走廊，为不同丰度、不同干扰承载力的生物群落之间的基因系统和调节创造条件”。

绿地群落是一个有序而渐进的系统发育和功能完善的过程。生态绿化应改变绿化的事后管理和末端管理为源头的管理，改善种植结构，提高绿地自身的稳定性和抗逆性。生态绿化所用植物应尽量选用与当地气候、土壤相适应的物种，利用绿地凋落和绿肥等土壤适应物，进行再循环和再利用，形成群落自肥的良性循环机制，从而减少施肥、除草和修剪等非再生资源的使用，降低绿地建设、维护费用。重视绿地水体的建设，为有益昆虫和两栖动物提供适宜生存的环境，形成绿化植物-病虫害-天敌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和制约，实现城市绿地植物无公害控制。把握地带性群落和种类组成、结构特点和演替规律，合理选择耐荫植物，充分开发利用绿地空间资源，丰富林下植被，改变单一物种密植的做法，使自然更新物种具有生存和繁衍空间。应用人工顶级群落和动态平衡演替理论，形成具备多个优势物种的不同类型群落交错分布、稳定而优美的城市自然景观。

3、提高植物配置水平，体现城市地域人文特色

城市化论文篇8

key words:  the culture of city    cultural stratagem   the culture system of city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竞争有限资源以谋求自身的 发展 ，城市文化作为增强城市竞争力、繁荣区域经济的有效工具开始备受关注。文化是社会 历史 范畴的 内容 ，只要是涉及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民风习俗、审美观与文化 教育 等意识形态领域的要素均可纳入文化范畴。在全球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一个城市如何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在来势凶猛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取得 “软实力”竞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文化的成败。

一、城市文化战略——直辖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

第一，城市文化战略是实现城市发展战略的基础。在城市战略规划实施的过程中，发展中的城市会遇到各种困难和 问题 ，如经济问题、管理问题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城市管理者仅靠物质和行政手段是不够的。城市的发展还需要文化战略的有效运用，为城市注入一种动力、一种精神、一种文化。因为一种优良的文化一旦确立，它就会逐渐成为城市的优良品格，成为实现城市长期发展战略的保证。因此，城市文化战略必然是实现城市发展战略的基础。<1>

第二，城市文化战略是形成良好城市文化的保证。城市文化是随城市的产生而产生的，但这种城市里的文化仅仅是城市中的居民在长期的生活中自发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还不是现代城市管理与经营意义上的城市文化，它只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产品，是一种风气。而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化是一种在原有城市文化现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着眼于城市文化结构发展目标的完整体系。一个城市要想建立自己的城市文化，首先必须明确自身文化意义上的发展目标，也就是城市文化战略。

二、        定位直辖城市文化——直辖城市文化战略的前提

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没有文化定位的城市显然是没有意识和盲目发展的城市。因此，对于搞好城市文化战略来说定位城市文化是其 理论 前提和思想基础。

关于如何进行城市文化定位，我们认为最关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        从传统的历史民族文化中追溯文脉

直辖城市文化的定位来源于整个城市传统的多元文化形态。在定位直辖城市文化过程中必须以传统的民族文化为基础，反映城市的历史沿革和特有的文化积淀。

（二）        从现当代的人文精神中提炼精髓

直辖城市文化定位在承载城市历史的基础上要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现实城市文化的人文精神，展现城市文化的内涵。从现当代的人文精神中提炼精髓，顺应城市的文脉，发展、革新、创造属于一个城市独特的新文化。

三、        构建直辖城市文化体系——城市文化战略的核心

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的《伊斯坦布尔宣言》指出：“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身体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世界城市从农业城市到 工业 城市、从产业城市到信息城市，随着 时代 的变迁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与此相呼应的是城市文化也得到迅猛 发展 。在城市文化定位的基础上，构建 科学 的城市文化体系是整个直辖城市文化战略的重点。城市文化体系包括城市的理念文化体系，城市的制度文化体系以及城市的视觉文化体系。

（一）梳理直辖城市文化理念体系

城市文化理念是城市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经过整理后可以宣示于城市公民的条理性思想，是城市文化发展的使命和目标。城市的文化理念直接决定了城市的文化建设行为。

首先，城市的文化理念要与城市的愿景相结合。愿景是对现实的超越，愿景会促成对现实的改造，愿景会形成推动 历史 前行的巨大动力。

城市的文化理念必须与城市愿景相结合才会使公民对城市的发展愿望变得强烈，才会使城市的建设者产生巨大的动力和激情，才能碰撞出深刻的城市发展智慧。直辖城市文化理念要以城市愿景为基础，在城市愿景的基础上提炼，使城市文化理念体现公民价值与城市理性的统一，公民发展与城市建设的统一，公民满意与城市认同的统一，公民愿景与城市愿景的统一。

其次，城市核心价值观的打造应当链条化。文化有着很深刻的民族根基、历史根源和对这个民族的现实考虑。时代可以发展，文化不能泯灭，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是能够传承和凝聚一个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精神链条。

直辖城市核心价值观的打造需要在浓缩提炼的基础上把核心价值观链条化，把公民、 企业 、政府机构、部门的独立价值链条融入到整个城市的总体价值链条中。在保证个体价值观正确树立的同时，整个城市价值链条的运转自如才成为可能。对单根链条而言，规规矩矩，确保不出轨，整根链条才能沿着既定的轨道既快又稳地运转下去，整个 社会 才能健康地发展下去，城市的文化理念体系才能坚固不摧。

（二）规划直辖城市制度文化体系

在规划直辖城市制度文化体系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创建“以人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体系。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体系是建立社会公共文化服务规章，为社会公众广泛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包括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发展文化生产力，发表公共文化信息；为社会文化生活和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创造条件；为社会文化、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坚实的基础。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群众 艺术 馆、美术馆等为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单位，要通过加大政府投入，调整资源配置逐步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拓宽渠道，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投入文化公益事业；要加大 农村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逐步解决农村文化产品和服务相对缺乏的 问题 ；要完善城市社区文化设施。

第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制度体系。文化产业从其结构和行业来看， 目前 可划分为文化产业核心层、文化产业层、相关文化产业层三大板块。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 经济 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发展文化产业必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一规划、有序开发，突出重点、调整结构，努力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

要充分挖掘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直辖城市文化资源，制定可持续发展规划，把开发与保护有机的结合起来，使文化特色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最大化和最佳化。要充分认识，“历史地区是各地人类日常环境的组成部分，它们代表着形成其过去的生动见证；历史地区为文化、宗教及社会活动的多样化和财富提供了最确切的见证，保护历史地区并使它们与 现代 社会生活相结合是城市规划和土地开发的基本因素；而遗产是社会昔日的生动见证，对于人类和对那些从中找到其生活方式缩影及其某一基本特征的民族，是至关重要的；整个世界在扩展或现代化的借口之下，拆毁和不适当的重建工程正给这一历史遗产带来严重的损害；认为历史地区是不可移动的遗产，其损坏即使不会导致经济损失，也常常会带来社会动乱。”直辖城市需要采取全面而有力的政策，把保护和复原历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作为地区规划的组成部分，并制定一套有关建筑遗产及其与城市规划相互联系的有效而灵活的 法律 。同时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服务和监管，还进一步加强了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培育工作，探索如何加强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建设、完善现代流通体制、建立健全市场中介机构和行业组织、如何加强文化市场监管等。

第三，构架起“知识城市”的知识共享和知识资本评价制度系统。在知识型经济社会里，人类的发展不仅依赖于拥有更多财富，而且应该成为未来共同财富的创造者。知识具有开放性、共享性等特点，它只能在交流和传播中创造价值，延伸价值。“知识城市”起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是知识经济的产物和城市转型的客观需要。所谓“知识城市”是一个在知识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战略上执行一项有目的地鼓励知识培育、技术创新、科学 研究 和提升创造力使命的城市。

因此，充分利用城市现有的优势，完善基础设施，构筑创新生态学氛围，高效利用“城市创新引擎”（urban innovation engine），构架起知识共享和知识资本评价制度系统打造“知识城市”的品牌，必将对一个城市的创新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 影响 。

目前，当务之急，我们要按照“知识城市”的整体布局，整合资源，建立起城市内统一的知识 网络 知识共享文化环境，并逐步与地区的、国家的和国际的知识网络平台相链接，以推动和促进“知识城市”和知识资本市场的发展。有了直辖城市知识共享制度系统，还必须建立有专门的能使人获得知识的组织机构，以推动和促进城市知识管理和知识资本的成长。

在城市知识资本评价制度体系方面，必须研究我国当前实行的 会计 理论 和 方法 ，打破传统的观念，强化“知识第一”的经济理念，将知识纳入会计计量与报告系统中，对传统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公式进行修正和拓展到新的公式：实物资产+知识资产=负债+实物资本权益+知识资本权益，以更加准确的体现国家、企业的真实情况。

另外，为了通过减免税促进知识产业、知识产品和知识服务的发展壮大，并根据知识产业、知识经济和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设计“知识城市”，政府主管部门必须转变思维方式，不能依据目前传统的会计制度，将知识资本认定为负债，这可能会使得许多有潜力的创新项目缺乏领导者的支持和资金而失败。必须将智慧、知识资本和 金融 资本相互依存的关系纳入统筹考虑，加速建立直辖城市的知识资本的会计制度, 使知识、智慧与金融资本完美结合，以促进“知识城市”和企业知识资本和创新能力的发展。

（三）创新直辖城市视觉文化体系

在今日世界全球化的带动下，很多大城市开始快速进入“球体网络社会”。在这种球状形态社会中，人们的尊严和地位提高了，开始有了更高的话语要求和广泛的“看”的视觉需求，视觉打通了我们与周围社会情感沟通的关系。这和以往的文化相比是很大的变化，并且直接导致视觉要求的提升，城市文化开始大踏步跨入视觉时代。视觉文化在当代文化领域中所担当的重要角色，决定了视觉文化在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城市化论文篇9

Key words：urbanization ； recreational culture ； Xuzhou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4- 67（5）

在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多少年来我们都相对忽略了休闲文化的建设，致使满足市民的衣食住行、学习、就医成为城市建设的主旋律，成为城市管理者主要的工作内容。究其原因，地方财政收入的不足固然是限制因素之一，而主政者观念的落后和对现代城市理解的不周全乃是最根本的原因。今天，在“美丽中国”的建设中，城市的休闲文化建设情况无疑成为现代城市评价体系中相当重要的一个“指标”。

徐州虽然地处苏北，在江苏处于不够发达的城市行列，但近十年来，在逐步还清最基本的历史欠账之后，正努力致力于城市休闲文化建设，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图书馆、艺术馆、音乐厅、美术馆、体育馆、云龙公园、彭祖园、东坡广场、黄河故道公园等一大批休闲文化设施应运而生，为二百万市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休闲游憩环境，也向大批外来游客展示了徐州文化多彩多姿的风貌。既装点了这个国内外有名的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使之成为我国北方大中城市中文化建设的佼佼者，又为苏鲁豫皖接壤的淮海经济区周边城市做出了表率。在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中国最宜人居的城市排行榜单上，徐州赫然居于第十九位，让众多发达城市瞠目。

站在全国看问题，“美丽中国”不是一句空话，没有千万个“美丽城市”，“美丽中国”肯定是一句空话。而休闲文化建设无疑为美丽城市添加了多彩的一笔。

1 休闲文化建设缺失导致城市病

城市是人类从蛮荒走向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将不同职业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无形的生活结盟，人们的生活都以他人提供的物品和服务为继，同时又都为他人提供着自己的劳动成果，人们相互依赖，相互支撑，是城市让人们的商品交易变得更为高效、快捷。在这个组织复杂的无形结盟中，人们的生活变得更为方便、舒适，所以千百年来，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不管是消失的文明还是香火尚续的文明，城市都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近几十年来，国内城市休闲文化建设相对缺失，导致了一系列的城市病。

城市化论文篇10

其中，“大北京”包括由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所统辖的京津唐和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区，以及周边的承德、秦皇岛、张家口、沧州和石家庄等城市部分地区，中心区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00万，其目标是要打造以北京、天津为双核的世界级城市。上海目前的城市规划也十分超前，其范围已包括苏锡杭地区，以一小时、两小时可达地区为规划概念，要求两小时之内可到达相邻的江苏和浙江等关联性极强的地域。上海与宁波之间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已正式动工。同时，多年未有突破的粤港一体化进程开始紧锣密鼓，高层频频互动，大规模的城际交通正在酝酿，广州更是要建可与欧洲最大的航空港法兰克福相媲美的花都国际机场，欲成为华南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物流中心，其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日趋明显。

这三个城市体系的日益强化和发达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未来城市的竞争不再是简单的个体竞争，而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是区域与区域间的竞争。对同处于一个区域范围内的相关城市，彼此间的竞争固然在所难免，但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城市的分工与协作的问题。中小城市必须根据与区域中心城市的关系有机疏散，各归其位，重新研究、调整自身的发展定位，尤其是产业定位，找到自己在城市群落中的恰当位置。

举例来说，瑞士是一个仅有500万人口的国家，“小国寡民”却“富甲天下”，各城市之间的分工极其鲜明。日内瓦是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以外30公里的洛桑是国际奥委会的所在地，是体育之城；苏黎士是传统的金融中心，数百家银行构成了独特的风景线，80%的居民生活都同银行业有关；伯尔尼则是钟表制造业中心；相邻的卢赛恩却以教育发达出名，许多中国人去那里学习酒店管理；达沃斯则以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而著名。这些城市百花齐放，分工明确，共同组成了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竞争力、多姿多彩的国家。

由此可见，今后城市的发展不能再搞小而全的“山寨经济”了，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追寻自我封闭的经济循环的思维方式必将为时代所抛弃。以前我们的很多城市无论大小，关起门来做皇帝，凡是能想到的都要上，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城市，也要建音乐厅、体育馆、会展中心、大学、博物馆，其结果不仅是极大地浪费了资源，而且是谁都吃不饱，谁都发展不好。

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表明，再小的城市也可以是世界性的，但一定要看清楚宏观的城市格局的发展变化，然后在城市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发展自身，最终既满足了城市群的发展需要，也为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了康庄大道。

火锅理论与腾笼换鸟

为了更好地理解城市的本质，以及不同城市的功能，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历史变迁，或许能悟出一些道理。

我们不妨拿两个城市来做比较：重庆和上海。今天的重庆大约相当于10年前的上海，是多种极不协调元素的复合体，既在兴建很多象征着城市财富和文明的现代化建筑，同时古老的农业文明和手工业文明的痕迹也随处可见。即使在重庆最繁华的闹市街头，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帮人挑物的棒棒军和擦鞋妇。这种有趣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重庆的城市化正处于脱胎换骨的转型之中。其实，中国的很多大中城市都可看到类似重庆的情况，这恰恰说明，这些城市所应有的产业聚集效应和现代化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城市的新陈代谢尚处于低级阶段。这种现象背后反映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假如我们把过去的城市看作一口火锅，那么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就在于火锅里的食物。如果火锅里烫的都是价值不菲的海参、鲍鱼，那么这个城市的聚集能力就越强，辐射半径就越广，经济就越有活力，相反，如果烫的都是些豆芽、白菜，那么城市的经营就越惨淡，城市的含金量也就越低。但是，谁都想提升城市的内涵，谁都想多烫些海参、鲍鱼，到底如何去做呢？这就需要大规模的“腾笼换鸟”，也就意味着城市的产业布局必须完成根本性的转型。

上海大概用了10年的时间才走完了城市产业兴替的过程，产业结构从原来的二、三、一变成了今天的三、二、一，即以第三产业为龙头，让那些更反映时代特征、更具备聚集功能和拉动力、更符合城市发展战略的产业占据城市最宝贵的空间，而那些常规的产业则逐步分散开来，转移到价值相对较低的地方。当时上海80多万纺织工人中有50多万下岗，转为从事新兴的城市服务业。北京也同样，近几年，大量的工业企业迁出四环以外，城市中心区建设成为第三产业的密集区，大力发展各类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金融保险、商品流通、邮政电信、文化体育等第三产业。目前，优先发展附加值高、辐射能力强的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很多大城市改造城市产业布局的不二选择，遍布各个大城市的所谓中央商务区就是这些城市开始“腾笼换鸟”的必然产物。

由此一来，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正面临着价值的回归与再造。城市作为各种产业的超级聚合点，其空间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尽可能大的裂变效应，必然涉及到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也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对于大城市来说，首先是一个经济形态，其次才是一个空间形态，必须有别于其它城市，必须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充分发挥城市所应有的辐射和聚合功能。在城市圈中，这些大城市作为区域的中心城市如同心脏，心脏越发达，周边的城市作为四肢就越有活力，正如没有上海脱胎换骨的变迁，也就不会有今天华东经济圈的繁荣。

对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极有增长空间的城市来说，必须遵循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即作为城市必须发展为都市，作为都市必须发展为中心都市，作为中心都市必须发展为国际性都市，当然，如果有可能也要争取发展成为世界级城市。这类城市肯定是以现代第三产业的高度集聚为特征，是信息流、科技流、人才流、资金流的聚宝盆。相比而言，这些城市所辐射到的周边城市就应该自觉调整自身的位置，要像传动的齿轮一样紧紧咬合住中心城市这个大齿轮，为中心城市做相应的产业配套，这样大齿轮转一圈，小齿轮跟着转10圈，同样也可以自得其所，把城市经营得很好。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苏州和东莞。正是因为上海的产业转型，苏州市领导才提出“大树底下好种碧螺春”的发展思路，把上海转移出来的优质产业照单全收，并充分利用依托上海的优势招商引资，以至于台湾的小资本在上海无法立足，纷纷来到苏州的昆山，据说有30万人之多，大大增强了苏州的城市竞争力。广东的东莞则正好处于香港、深圳、广州的连线上，目前已成为世界电脑业的加工中心，以至于业界都说，如果东莞闹地震，全世界的电脑厂商都要受影响。

城市定位是基本前提

经营城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首先要解决城市定位的问题。没有准确的定位，就谈不上城市的发展战略。所谓城市定位，简单地说，就是充分挖掘城市的各种资源，按照唯一性、排他性和权威性的原则，找到城市的个性、灵魂与理念，比如西子湖畔的杭州把自己的定位概括为：“人间天堂，快乐杭州”。可以说，没有个性的城市就没有差异化竞争的优势，没有灵魂的城市就没有内涵，没有理念的城市就很难做到可持续发展。城市的个性越突出，影响的区域就越广，升值的潜力也就越大。

在欧洲，由于历史文化的传承，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不可替代的说法，与城市的大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譬如，巴黎是法兰西风情的集中体现，是真正的世界浪漫之都，维也纳是众口皆碑的音乐之都，佛罗伦萨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罗马是当之无愧的历史之城、永恒之城，甚至连奥地利的小镇、莫扎特的故乡—萨尔茨堡的空气中都弥漫着独特的风情。这些城市的每一个细节都充分显示出特有的个性。再比如法国的戛纳，这个滨海小城不仅具备地中海极富旅游、休闲特色的各种资源，而且巧妙地把时尚主题引入其中，从而打造出了举世闻名的电影节，建立了自己所特有的城市性格。

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对城市定位的理解见仁见智，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其实不然。当一个规划师来到一个有山有水的城市时，会情不自禁地称之为“山水城市”，当一个经济地理研究者来到某地的时候，会惊叹其为“某某门户”，当一个政府官员视察某地的时候，也会挥毫写下“北方香港”的字样。这些说法都是城市定位，但又都不是，都对，又都不对，只有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全面、立体的眼光，才能找到准确的城市定位。

举例而言，不久前，我们应有关方面的委托，重新对地处京津之间的廊坊的城市定位作了一番研究，并给廊坊一个全新的定位—休闲商务城市。当我们以动态的眼光考察廊坊就会看到，随着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和中国加入WTO，北京作为中国门户的地位将无可动摇，北京的城市化将会高速发展，当北京的经济总量实现2006年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的时候，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北京的肥水已经流到了廊坊的脚下；当我们以发散的眼光来看，随着北京的城市建设所带来的负作用日益明显，今天被北京人视为乡下的廊坊由于天生丽质，且仅有30分钟的车程优势，将成为都市人向往的休闲胜地；当我们再以复合的思维方式考察廊坊，我们会知道，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招商引资、工厂多寡，环境是生产力，体验也是生产力。因此，廊坊就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自然环境成了乡村CBD，只要大力发展休闲商务环境和设施，顺应人们“在工作中休闲，在休闲中工作”的渴望，大北京地区的精英阶层就会蜂拥而来，廊坊的经济形态亦将随之发生根本的变化。由此可见，城市定位既不能脱离城市周边大的经济环境，也不能光看到自己的显性资源，而忽视了那些宝贵的隐性资源。当我们换个角度观察问题时，今天的劣势常常会变成明天的优势。只有先搞清楚自己在大的城市格局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然后再统一盘存、梳理各种资源，扬长避短，才能找到准确的城市定位，并借此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城市发展战略来。

市长要从船老大变为船长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城市经营与企业经营有着天然的相似性。既然城市是一笔资产，那么同样也要追求增值，也要走差异化生存的道路，也要有自己的发展战略、经营思路、整合平台和操作手段。同样的城市空间和环境，由于发展理念、产业布局和规划功能的不同，其内涵和作用也大不相同。那么，如何重塑城市竞争力，如何重新搭建城市的发展平台，从长远考虑发展城市的先导产业，如何用市场化的眼光找到城市运营的突破口，就是各级政府不得不研究的课题。

因此，当城市运营到了长江入海口这一阶段的时候，由于环境的变化，我们的市长必须转变观念，具备现代经营意识，不再是凭眼睛和经验辨认航道，而要学会用罗盘，学会看航海图，要掌握潮起潮落的规律，一句话，要从原来的船老大自觉地变为船长。

首先，成功的市场经验表明，城市经营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政府，市长必须学会与市场跳双人舞，借助企业的力量和市场化的运营方式来达到城市增值的宏观目标。目前在中国的很多城市，一些颇有实力的企业作为城市运营商已慢慢浮出水面，在每一个浩大的工程背后，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市长与市场的关系就像公和婆，谁也离不开谁，可以断言，凡是城市经营搞得好的城市，一定是最充分地实践了市场经济规律，是按照企业化、市场化的方法去操作的先行者。

其次，城市经营必须处理好长计划与短安排的关系。在新的形势下，市长们开始了一次惊险的旅行，理想与现实，进步与妥协，生存与发展的反复博弈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城市的决策者。没有人可以发明一劳永逸的程序应对所有的变化，所以，我们的市长必须处理好战略与战术的关系，长计划，短安排，就像滑雪和溜冰一样，要善于在运动中前进，在动态中把握平衡。

其三，城市运营要处理好城市规划与城市策划的关系。前者侧重于务实，后者侧重于务虚，在城市规划之前，必须先务虚，也就是要充分研究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战略，只有在大的方向确定之后，城市规划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持之有据。在现实中，很多城市片面地强调城市规划，市长俨然城市的总工程师，其实，指望一步到位的城市规划是不现实的，相反，城市经营的务虚做得越好，城市规划的空间和层次也就越高。

其四，城市形象必须有相应的内涵去支撑，必须培育相应的产业链。现在的很多市长热衷于城市美化、亮化、绿化、净化，这种举措本身无可厚非，比起过去是一种进步，但终归都不是解决城市运营的根本之道。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城市的造血机能，即产业链的培育和建设上。否则，一旦我们把宝贵的资金都用在了城市表面的建设上，而忽视了城市内涵的充实，城市经营就像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还是运转不起来。

城市化论文篇11

(二)大学文化骨架层———约束与协调力大学制度文化是大学组织内的管理者制定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利益观念等一系列规范，也包括由此产生的制度体系和大学人对制度的理解与的态度。其主要包括国家制定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政策、地方教育法规、学校内部的各项规章制度、观念体系等。大学制度文化是大学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规范和规则，能约束大学的办学和师生的治学、工作行为，而且也能为大学的正常运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大学制度文化处于大学文化结构的中间层面，因此决定了大学制度文化的约束功能和协调功能。大学文化的约束功能体现在大学文化对大学人的规范作用，指运用精神、制度、舆论等手段来规范大学文化主体的行为方式。这种规范作用是以大学制度文化为主，以个人责任为基础的自我约束为辅。协调功能也来源于大学的制度文化，大学处于社会系统中，因此不仅要处理好大学内部组织之间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大学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更要处理好大学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大学制度文化有助于解决大学组织内外的矛盾冲突，使得大学文化在不断协调中得到发展。而冲突孕育着大学的创新精神，衍生出大学文化的创新功能，不仅对于学生和大学未来发展起到主导作用，也是社会不断进步的源动力。

(三)大学文化外显层———育人功能大学行为文化是大学文化的外显形式，也是一种与社会群体行为文化异质的特殊行为文化，包括大学行为主体(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课堂、知识学习与科研、社会服务等行为中所表现出的思维方式和惯习模式。大学行为文化在大学中主要体现在大学文化主体的治学和生活两个方面。治学方面指的是大学教师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中秉持的严谨风气，以及学生学习中坚持的认真态度。生活方面是大学教师、学生和行政管理人员在日常学习工作中与他人交往的行为方式。大学文化结构中的每个层面都是为育人而服务的，但是大学行为文化是育人功能的核心体现而且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表现。大学文化育人功能源于大学是人才培养组织，其不仅要提高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而且更能影响或是改变学生思想意识。大学中形成的文化由其主体创造，反过来对大学文化主体行为产生影响，大学文化通过整合教育资源、拓展大学主体知识，培养出在人格上独立、心灵上健康、头脑上丰富、道德上高尚的大学生，他们会将大学文化的烙印带入社会中，对社会文化发挥着引领、超越和辐射作用。

(四)大学文化物化层———依托性大学环境文化是大学文化的物化形态，是大学人生活所依赖的物质环境，也是大学和大学精神存在的物质基础。大学环境文化以外显方式影射着大学文化长期积淀下的精神，也是其他层面文化形态存在和作用的基础及前提。环境文化主要指大学以外的环境和大学内部环境。大学以外的环境是大学所处的地理环境或者说是地域环境对大学文化产生的影响;大学内部环境是指校园内建筑布置、人文景观、科研教学设施和各种办学所需的物质条件，也包括大学设置的课程和学科，教师队伍和校园网等有形无形的物质基础渗透出的文化气息。大学环境文化虽然不能直接决定大学文化的功能，但它是大学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的基础，也是它们的外在表现，在整个大学文化结构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二、大学文化结构层对城市文化建设的启示

当今的大学已经不是中世纪所说的“象牙塔”了，其职能逐渐拓宽，从最初的传授知识到学术研究，再到今天的社会服务，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大学是社会上文化水平较高的一群人的聚集地，是社会精神文明也是城市文化精神的根源，大学文化反映出的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时代的新气象，因此大学文化对城市文化的影响效果毋庸置疑。大学文化是从属于社会文化的一种亚文化形态，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个组成因子，更是每座城市文化与众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解构大学文化，细致剖析其各个层面赋予大学文化的功能，进而明晰大学文化对城市文化产生的影响，通过吸收时代特征突显的大学文化，能够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

(一)大学精神文化引领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大学精神文化的引导和凝聚功能是引领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航标。大学精神文化的核心在于其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当代大学职能逐渐拓展，然而其对真理严谨的态度、对学术的自由及独立人格的精神追求是亘古不变的，这就促使大学精神文化成为城市寻找其精神文明建设的源泉。目前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成为政府和社会普遍关注的议题，城市形象、城市标识的开发在各大城市竞相展开，以大学精神做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参照并且担当城市精神发展风向标是现实可行的方案。

(二)大学制度文化推动城市创新发展大学制度文化层面产生了大学文化的约束、协调功能，而协调功能衍生出大学文化的创新功能，这对城市文化建设影响深远。大学制度文化约束主体行为、协调大学组织中的冲突，但更重要的是其推动了大学创新的诞生。大学文化创新能够推动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大学文化结构中制度文化对城市文化的重要影响。大学是社会精英的聚集地，是思想和文化不断碰撞激起创意浪花的场所，因此他们身处城市文化竞争力研究的顶端层次，他们拥有着高深知识，同时也是城市文化创意的主体决策者，具有一般人并不具备的文化视野和文化自觉性，根据城市文化发展规划，以超凡的文化经营运作的能力，在知识创新领域的各个方向为每座城市寻求发展方向，对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繁荣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城市化论文篇12

随着云南经济的快速发展，围绕曲靖中心城市正在构建珠江源大城市城镇体系，其中的宣威、会泽、罗平、陆良等次级中小城市，其发展规模与人口迅速增长，逐渐成为云南城市化进程中新的增长点。

滇东中小城市的建设只有通过加强城市文化建设，才可以获得城市持续发展动力，并形成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文化个性，从而成为具有竞争活力的城市群。为此，我们必须重视宣威、会泽、罗平、陆良等滇东中小城市的文化建设，挖掘其文化潜力，提升其城市文化品位，探寻滇东中小城市文化建设的路径，使其在滇东历史文化积淀及经济发展基础上获得文化提升之力，使滇东中小城市文化建设在云南城市化进程中保持着良好的状态。

一、滇东中小城市文化建设的时代机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推进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城市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城镇人口迅速发展为6亿多，占总人口49.68%[1]。快速发展的城市，不断改变着我们的观念与生存的状态。其中的负面是，随着大批的农村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城市规模与人口急剧膨胀，加之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现状，盲目追求大城市化的导向等因素，导致我国城市化空间格局、城市效率、城市生态等方面出现了问题，城市土地、水源、环境、交通承受着巨大压力，使我们在享受着大城市带来的自我发展机会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抱怨大城市带来的种种恶劣环境与生存压力。因此，“我国未来的城市化要实现从以大城市为主导转向以中、小城市为主导的战略转型，从而稀释大城市的压力。”[2]（P48）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看，大城市对周边区域具有经济辐射力，但其辐射作用会随着范围的扩大而减弱，因此，中小城市是一个科学合理的多层次城市体系中不可缺失的节点，既回应大城市的经济辐射作用，又对边远的农村产生新的经济带动作用。2010年，国务院提出“当前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3]的决策和部署，必将使我国中小城市必将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这种城市发展重心的转移，为中小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对于滇东中小城市而言，这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滇东中小城市应该抓住发展机遇，在城市化中加强城市文化建设，以实现中小城市又好又快发展的时代新要求、新期望。

在此背景下，我们又必须看到，云南城市化发展任务艰巨，滇东中小城市的发展极为重要和紧迫。云南城市发展囿于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整体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虽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采取了有力措施推进城市发展，并在“十一五”期间取得了显著成绩，“全省城镇化率达到35.2%，比2000年的23.36%上升了11.84个百分点，城镇建成区面积2045平方公里，城镇人口达到1554万人，形成了1个特大城市、1个大城市、3个中等城市、14个小城市、106个县城、1175个小城镇组成的城镇体系，初步形成了城镇布局更趋合理、区域更加协调、体系进一步完善、功能相互衔接的城镇化发展格局。”[4]但从统计数据看，云南的城市化进程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仍然很大。

目前，云南的城市化发展已进入到一个加速阶段，这在为滇东中小城市提供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使滇东中小城市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云南围绕着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中国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的“两强一堡”目标，实施特色城镇化战略，提出了“到2020年城镇化率要达到50%”[5]的发展目标。城市化水平体现着一个区域的现代化程度，若以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考量云南城市化发展目标，云南35.2%的城镇化基础需要我们为此付出艰辛努力；同时，“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70%”[6]（P19）的现代化指标需要城市提供大量非农业劳动力市场或就业机会，而这要依赖云南为数不多的大城市来承担，这就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只有大力发展中小城市，才能减轻这种压力。

滇东中小城市区域优势明显，交通便利，有着厚实的工业基础与多样化的产业结构，还有丰硕的文化教育成果，因而在云南城市化进程中它们具有巨大的潜在力量。在巨大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关键看其怎样作为。实践的勇气和创意将使它呈现出新的面貌。

二、滇东中小城市文化建设的地域资源

城市文化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几个层面，是由城市实体、城市人的活动及其精神等多种文化因素组成的城市图景，有着独特的精、气、神。城市的发展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之中完成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此，城市文化应该是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文化。通过它才可以抵御城市发展千城一面的趋同倾向。

地域化形态带有鲜明的区域特征和区域属性，涉及了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各种要素。滇东地区的特点在于，它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历史悠久，形成了包容与开放的多样文化形态，其边疆地缘色彩与多民族特色相对较弱，有别于云南其他地区的文化。可以说会泽、宣威、罗平、陆良等地的久远厚重的历史文化遗存、独特的建筑群落、迷人的自然人文景观、具有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人等构成了滇东中小城市地域文化资源的主要部分，为滇东中小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可以满足滇东中小城市文化个性的培育需要。

（一）久远厚重的历史文化遗存

滇东地区是古时内地入滇门户，历史上曾属古夜郎国。其开发较早，战国时代庄蹻从此入滇；秦汉时就有行政建制，魏晋南北朝爨氏的统治创造了灿烂的爨文化……因此至今仍然有较多历史文化遗迹留存。曲靖珠街的汉代古墓群、宣威新石器时代遗址尖角洞、古驿道摩崖石刻、明朝开国名将傅友德南征的古战场遗址、会泽的铜商文化、会馆文化、罗平土官寨、阿邦古城遗址、陆良爨龙颜碑等等，以及已成共识的邛都文化、夜郎文化、爨文化等都是具有当下城市文化建设价值的地域文化。恰当挖掘开发，可资利用的文化因素很多。

在城市文化建设中一些人有种误解，认为城市文化是可以“打造”出来的。确实，中国城市发展有着极强的行政化色彩，依靠行政权力和经济实力可以打造出一个城市，但却难以“打造”出城市的文化个性。情况正相反，“我们用金钱扼杀了千姿百态的城市多样性，这有点像温柔的谋杀。”[11]（P161）因此，滇东中小城市文化建设必须遵循城市发展的规律，通过发掘地域文化资源，来培育和提升城市文化个性，最终推动整个城市文化乃至城市自身的发展。

（三）提升文化节庆活动的文化品位

在滇东中小城市建设中，我们可以看到多种文化节庆活动。几乎每个城市都依托地域特色，举办各类文化节庆活动。如会泽大海草山节、“钱王之乡”文化旅游节、罗平国际油菜花文化旅游节、陆良大型国际沙雕节、宣威火腿文化美食节等等，在提升知名度和推动产业经济发展中取得了良好成效，罗平的国际油菜花文化旅游节甚至成为了文化品牌。但是，一个成功的文化节庆活动要体现出持续的影响力，要在长期积淀、升华和凝练中转化为城市个体的自觉行为，而不是永远都是政府行为。以此反观滇东中小城市文化节庆活动，要么形式单一，要么缺乏持久性，其影响力往往更多依赖外在行为支持而不是文化的自觉行为。

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节庆活动往往是以文化为底蕴，植根于民族信仰、民族感情和民族生活习俗之中，如傣族的“泼水节”，而滇东中小城市文化节庆活动缺失的正是这种底蕴。因此，滇东中小城市应在自己的文化资源中发掘文化新生点，通过多层次文化节庆活动打造新的文化品牌，达到提升城市文化形象与品位的目的。

总而言之，滇东中小城市作为滇东新生的城市群，应该在发展的起始阶段就树立“文化兴市”理念，将城市文化建设放在重要位置，通过滇东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源寻找培育城市文化个性与特色的内在力量，在多层次文化活动中提升城市文化形象与品位，从而逐步形成城市软实力，为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当然，城市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工程，需要理念清晰，长期追求，逐步积累。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对于滇东中小城市文化建设来说尤其如此。但文化的魅力正在于它的绵密与持久，当它的亮色照亮了一个城市，无论这个城市是大还是小，位于中心还是边缘，这个城市便真正获得了生命和个性。基于此，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滇东中小城市文化建设注定要成为一项值得追求的事业。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EB /OL]. http：///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8_402722232.htm 

[2]万青，谷良俊，田宇.现代化视域下我国中小城市发展策略[J].经济问题，2011，（7）.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EB /OL].http：///politics/2010-01/31/content_12907829_5.htm

[4] 罗应光.面向西南开放战略的云南城镇化机遇[EB /OL].http：///jrzg/content_1875180.htm2011-06/01/

[5] 云南省发改委.云南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总体规划（2009—2020年） [EB /OL]. http：///showdoc.asp？blockcode=DQBGYNGH&filename=201003170710.

[6] 陈柳钦.构建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新框架[J].江海纵横，2011，（7）.

[7] 赵学东. 蒙特利尔宣言：“倡导民族的建筑方针”[J]. 时代建筑， 1990，（3）.

[8] 单霁翔.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化多样性[J].南方文物，2007，（2）.

城市化论文篇13

一、城市园林中有害生物的现状

号称松树“癌症”的松材线虫在广东、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地每天都有新的疫点发生，其蔓延之势已覆盖了我国5亿多亩森林。危害100多种植物的美国白蛾在辽宁、山东、河北、天津等地并未“扑灭”，而且新疫点频频出现，现对北京已成包围之势，正在敲响北京的大门。国槐的蛀干害虫锈色粒肩天牛，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一直以河南、山东南部为根据地，局部为害国槐、栾树，九十年代中期向东、西、北三个方向出击，成为蛀干害虫的优势种，如今已成为北京市树“国槐”新的重要蛀虫。从未过长江的北方蛀虫臭椿沟眶象，在本世纪初，跟随寄主千头椿大举入侵上海市，形成严重危害。日本松干蚧是一种毁灭性害虫，遍及华东各省，如今又向东北扩散，吉林省1994年首次发现受其侵害，至2002年发生面积已达27万亩，成灾面积13.5万亩，4万亩松林在虫口下濒死或枯死。杉树、柏树的重要蛀干害虫双条杉天牛向北已蔓延到沈阳，大有向东北扩散之势。光肩星天牛的危害面积已达50万公顷。青杨虎天牛在黑龙江哈尔滨周边地区再度暴发成灾。蔗扁蛾是我国新发现的一种鳞翅目钻蛀性害虫，危害香蕉、甘蔗等经济作物，防治难度较大，如今已遍及华东、华中、华北、西南、东北等各地城市园林，危害植物达22科之多，除巴西木、发财树、绿萝、一品红、棕竹、鹅掌柴外，全国各地尤其是城市园林许多木本、草本花卉被其侵害。杨树烂皮病1999年春在东北全部及华北、内蒙古部分地区流行，被害致死柳、杨等绿化树木近15万株。松枯梢病在山西、陕西、辽宁大发生，大连沿海地区的大片黑松患病死亡。银杏大蚕蛾仅在陕西就发生2万公顷，东亚飞蝗在西北、华北再度暴发成灾。2003年春，长春市因冻害死亡杨、柳树2万余株，由冻害引发病害，严重染病的树木3万多株。原产南美的水葫芦，学名凤眼莲，作为畜禽饲料、观赏和净化水质的植物被引入并推广种植，后逸为野生，以极快的无性繁殖，形成单一的优势群落。在云南已成“喧客夺主”的心腹之患，占据了滇池10平方公里的水域，破坏当地水生植物和水生动物，堵塞交通，给渔业和旅游业造成重大损失，严重地破坏了生物间生态平衡。

二、当前城市绿化存在的问题分析

2.1绿化格局的调整改变了原有有害生物的结构

园林植物是城市建筑物、道路之间互相联系并使之成为一体的纽带。国外园林风格不断传入我国，植物配置和种植方式更加多变，如疏林草地、规则绿化等，打破了我国传统园林格局。园林植物种类、数量以及绿化面积大幅度增加，改变了城市中原有有害生物的种类、结构和危害。如今，蛀干害虫、“五小害虫”（蚜、螨、蚧、粉虱、蓟马）和生态性植干病害成为城市园林植物的主要病虫害。

2.2绿化植物的不合理配置为病虫害的发生提供了先决条件

害虫与寄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协同进化关系，可以说植物一栽下去就决定了病虫害的发生程度，不合理的种植结构是病虫害严重发生的源头。

2.3园林植物检疫环节薄弱，外来病虫猖獗

随着国际间植物交流的频繁，侵入型害虫不断传入我国，而我们当地天敌尚不能马上跟踪适应，这些自然控制因素的丧失使侵入型害虫比我国本地害虫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严重危害100余种花卉植物的毁灭性食叶害虫美洲斑潜蝇和前面提到的蔗扁蛾就是近年从国外传入的，并在短短两年时间就遍及我国22个省区。

2.4城市生态恶化为病虫害的发生开启了方便之门

城市环境是由人工建造起来的特殊生态系统，地上部分往往是空气污染严重、光照条件不佳、人为破坏频发；地下部分往往是土壤坚实、透气性差、土质低劣、缺肥少水、生长空间狭窄，这些直接导致了有害生物的大发生。当某种生态因子达到灾变程度，养护管理又长期相当不力时，生态平衡将被打破，园林植物病虫害就暴发成灾，发展成为自然生物灾害。

2.5气候异常促使城市园林病虫害大发生

在城市恶劣的生态环境下，园林植物生长势极弱，这时气候方面的因素则变成决定性影响因子。1999年柳树烂皮病大发生，国家林业局专家组确定为灾变性气候引起。2003年春长春大量树木死亡也是由灾变性气候引起。

三、防治的对策：

3.1加强抗性植物品种的选育及应用

植物材料的选择应以植物区系分布规律为理论基础，以乡土树种为重点，以适应城市生态环境，如抗干旱，耗水少，耐瘠薄和土实，抗污染，抗冻害，抗病虫，耐粗放管理等7个方面为树种选择的首要标准。

3.2加强养护管理，减少有害生物的发生

加强养护管理就是人为地调整适合目的植物生长，而不适合有害生物生长的环境条件，使目的植物能健康、茁壮地生长，有害生物很难侵入，也不能大量繁殖，对目的植物构成威胁。从根本上解决植物衰退病这一难题。

3.3从规划设计着手，控制有害生物的发生

从尊重生态系统自我调节出发进行园林规划设计，遵循生物共生、循环、竞争的原则，以乔木为主，实行乔、灌、藤、花、草多种植物合理混配的林荫型绿化，造成一个和谐、有序、稳定的园林植物群落，形成一个多品种、多层次、互促共存、遮阴效果好的复层种植结构。北方冬季景观随季节的更替而发生变化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大可不必一味追求完美的绿色，去与自然规律进行无谓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