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法律论文:论非法人团体民事法律地位之比较法考察

论文摘要 在当今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非法人团体,他们广泛参与着社会经济活动。如何看待非法人团体的法律地位是法学理论的长期争论点。本文通过对各国非法人团体法律地位上的比较,从而探讨赋予非法人团体民事主体地位的发展方向。

论文关键词 非法人团体 民事法律地位 民事主体

非法人团体是指设有管理人或代表人,无法人资格但能以自己独立之名义依法参加民事活动之组织体。目前世界各国立法上对其没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定义,称谓也各不相同。在德国只有“非法人团体”下的种概念,即“无权利能力社团”。在日本,其民法上没有规范,只在民事诉讼法中有适用性规定,即“非法人社团或财团”。我国台湾地区沿用1936年制定的《民事诉讼法》中提出的“非法人团体”概念。我国内地有“非法人团体”、“非法人组织”、“共同经营体”等多种称谓。

一、德国法关于“非法人团体”的地位

德国的立法和学说均无“非法人团体”之属概念,只有“非法人团体”下的种概念,即“无权利能力社团”。德国学者对“无权利能力社团”没有明确的定义,似乎又理所当然地认为,设立无权利能力社团仅仅需要设立行为和制定共同章程,并不需要当局的参与也无需登记。在德国普通法时期,非法人团体被学说和判例认定为合伙之一种。我们可以理解为,“无权利能力社团”的设立与公权力无关,只是在其出现之后在法律上给它适用合伙法的地位而已。如1900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第54条的规定“对于无权利能力的社团,适用关于合伙的规定。以这种社团的名义向第三人采取的法律行为,由行为人负个人责任;行为人为数人时,全体行为人作为连带债务人负其责任”。是在适用上变相地规定其具有合伙的法律地位,但是没有权利能力,因为德国的合伙至今未取得权利能力。而后的《瑞士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都没有突破德国法的这一规定。有德国学者指出,《德国民法典》并非是出于立法者的疏忽,才对非法人团体做出此等不利的规定,而是蓄意而为。即促使无权利能力社团去依法登记,取得法人资格,从而纳入法律所控制和调整的范围。但是登记的繁琐和监管的苛刻却使许多无权利能力社团望而却步,放弃了登堂入室成为法人的机会。但是现实社会和经济发展,这些不登记的团体在各自的舞台上扮演着日渐重要的角色,大有逼迫法律承认其权利主体之势。鉴于学说和现实对非法人团体成为权利主体的要求,很多领域和范围就其民事诉讼法上关于无权利能力社团的当事人能力的规定作了变相修改。《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0条第2款规定:“无权利能力社团可以被诉,在诉讼中,该社团具有权利能力的社团的地位”可见,《德国民法典》较好地从技术、规范上建立团体人格——法人制度,但也为团体人格的取得设置了许多障碍。或者说德国法人制度在打开一扇窗户的同时却关上了另一扇窗户。德国的这种符合法人实质要件、而仅欠登记的所谓无权利能力社团,在数量上要大于有权利能力社团。所以,德国的法人资格,仅仅是给予了其不足半数的团体,这不能不说是德国法人制度的缺憾!

二、日本法关于“非法人团体”的地位

在日本,民法上未规定非法人团体及其权利能力。只是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非法人社团或财团设有代表人和管理人的,得以以其名义起诉或被起诉。这一规定赋予了无权利能力财团当事人能力的资格,这样日本非法人社团和财团在诉讼上有积极和消极之当事人能力。由于社会中存在很多团体,未经登记但是有固定代表且持续存在。尽管不享有法人资格,不具备主体地位,但又不能忽视其存在。这些团体中,有的是许可型,即设立中的财团。也有所谓的许可外型,即该团体已经非法人财团的身份在进行公益事业活动,但并未打算得到官方的许可。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这些团体的地位:一是在国家政策方面,需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认可其法人成立。主张只要无碍于公共利益,就不能限制其法人的成立。因此,对于非法人团体,应该尽量类推适用社会团体法人的相关规定。二是尚未有法律裁决非法人团体是否具备法人条件。尽管其以公益为目的,但是没有经过官方的登记设立为法人也没有受到官方的监督。另外,从交易安全方面考虑,还不适合将其与法人同等对待。那么对非法人团体适用何种法律规定,日本学者之间也存在争论。但是在日本司法判例已逐渐承认未登记的非营利性团体具有权利能力,从而使用社团法人的规定。具体而言具备社团实体的必要条件的无权利能力社团,在司法上具有如下法律特征和地位:社团有内部的组织,采取多数表决制;其财产归属于团体自身,构成全体成员的“总有”,社员无持分权和分割请求权;社员对社团债务不承担直接的个人责任;但对于不动产,社团代表人不能以社团代表资格和名义进行登记,只准许以个人名义进行登记。

三、我国台湾地区关于“非法人团体”的地位

在我国,早在大清民律草案第140条中曾有“无权利能力之社团”的规定,到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民法》,此规定未被沿用。但1936年制定的《民事诉讼法》中提出了“非法人团体”概念,这是我国立法上首次提出,台湾地区沿用至今。但是这些所谓“非法人团体”到底包括哪些?并未有明确界定。台湾地区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非法人之团体,设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有当事人能力。根据传统民法理论,非法人团体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也就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但是在民事诉讼法上不具有权利能力的非法人社团却具有诉讼权利能力,可以成为诉讼主体。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矛盾。台湾地区民法学者曾世雄先生批评台湾“民法”上无非法人团体的规定不能使非法人团体成为权利主体,只有诉讼法上的当事人能力,是民法的“缺失”。若承认非法人团体为民事主体,则非法人团体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冲突将不存在。但我国台湾实务在有关学说支持下,出现了承认非登记社团具有权利能力的倾向。如,1986年,台湾“司法院”11月10日厅民一字第1677号函表示,作为非法人财团的寺庙,已脱离捐助人或信徒有独立财产,具有为权利义务主体的必要和社会价值,其办理寺庙登记者,可为财产权的主体,可标卖不动产。

大陆法系的实体法关上了非法人团体进入民事主体殿堂的大门,但从大陆法系到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法都为非法人团体成为独立诉讼主体打开了一扇窗。民法是人类社会经济社会的直接法律表现。赋予非法人团体以民事主体资格,正是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变化和发展的需要。由上可见,承认非法人团体具有某种性质的民事主体 地位,是理论和立法发展的趋势。

四、我国民法典草案中关于“非法人团体”的地位

目前,关于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共有三个文本。一个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一个是中国社科院梁彗星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还有一个是厦门大学徐国栋教授主持起草的《绿色民法典》草案。

徐国栋教授主持起草的《绿色民法典》草案第3条规定了民法的调整对象,民法调整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根据第13、14、15条可以知道,该草案的所要规范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必要情形下的非法人团体。第12条规定,非法人团体是实在的社会存在体,但因为不具备法人资格而未给予人格化,对非法人团体准用关于法人的规定。可见无论梁慧星教授所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还是徐国栋教授主编《绿色民法典》草案都承认非法人团体的法律地位。非法人团体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参加民事活动,已经为我国《合同法》、《担保法》等现行立法所规定和认可,是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这无疑是民事主体立法之一大进步。而且梁慧星教授和徐国栋教授的草案似乎都认为非法人团体是区别于传统自然人和法人主体的新的民事主体类型,这种认识往往基于法人和非法人成立的条件不同,法人要求具有法律规定的独立财产或者经费,非法人团体则要求具有自己享有处分权的财产或经费。

民事法律论文:美国民事法律援助史评介

1.美国民事法律援助的早期：1876~1965年。在美国，为穷人提供民事法律援助始于1876年成立的纽约法律援助协会。自此，法律援助在美国都市中开始流行。到1965年，每个主要城市都有某一类型的法律援助项目，但还没未有一个全国性项目。

1919年，罗吉纳尔德史密斯在其《正义与穷人》一书中倡导为穷人提供免费法律帮助的观念。他挑战法律界，认为他们应该把实现法律对所有人进行保护而不论当事人能否支付得起费用作为自己的责任。他在该书中写到：“如果不能平等地提供法律保护，那么这个制度不仅剥夺了穷人的保护，并且它还把迄今为止最为有力并且残酷无情的武器交给穷人的压迫者。”

美国全国性、州及地方的律师协会对史密斯的挑战做出了回应。美国律师协会设立了法律援助与穷困被告常设委员会；各州与地方律师协会开始赞助法律援助项目。但是这些项目的效果却不甚明显。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员缺乏应有的热情，只把援助工作当作例行公事。出庭极为罕见，根本没有上诉案件。当事人向行政机关进行申诉，向立法机关提出建议，以及社区法律教育更是闻所未闻。人们今天称作福利法、住房法、消费者权益法，或者健康法等法律制度当时绝大多数都不存在。

2.“经济机会办公室”和“法律服务集团”时期。直到1965年，当“经济机会办公室”着手开展联邦法律服务项目之时，美国才就实现法律平等保护做出新的努力。在已经存在的民事法律援助模式以及福特基金会20世纪60年代资助示范项目的基础上，“经济机会办公室”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结构。这种结构的理念是，法律服务应该成为整体的反贫困计划的一部分，这一理念在多项社会服务机构的活动中得到了反映。这些新计划的设计师们认识到，及时，仅有资金充足的法律援助不够，还需要一些新的东西；第二，法律可以被用作进行有序的建设性社会变革的工具。

与其他法律援助体制不同，新型体制下美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主要由非营利机构的专职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师承担，而不是由私人商务律师事务所参与法律援助项目。“经济机会办公室”向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提供资助，而每个援助机构负责一定地理区域，它们的任务是保障所有的客户和客户群体都有机会得到法律救济。“经济机会办公室”还打造出一种独特的基础设施，也就是通过全国性以及各州的支持，以培训项目和全国协商平台的形式，就实体贫困法焦点问题提供方向性支持并且在向州及联邦立法与行政机构提起的诉讼和申诉中承担工作。

新理念指导下的新型法律援助为穷人的法律环境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善。由法律援助律师的案件促使美国较高法院和上诉法院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判决，这些判决确认了穷人的宪法权利并对有关法规做出解释以保护他们的权利。法律援助律师向行政机关所进行的申诉保障了有关法律的有效实施，并且推动了一系列有关穷人问题的政策、法规的出台。向立法机关进行的申诉为穷人争得了通过司法渠道无法得到的利益。法律援助律师向低级法院和行政机关提起的诉讼或申诉协助具体当事人实现了法律权利，并且这些援助改善了他们的就业、收入、教育、住房以及工作和生活条件。

这种新型的法律援助体制以及它对穷人法律环境的改善不可避免地要触动美国社会中一些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这些既得利益阶层想尽各种办法在美国国会和“经济机会办公室”限制法律服务项目的活动。这样，美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不可避免地政治化了。为消除政治干预的影响，美国国会、联邦政府以及法律界达成一种共识，即应该组建一个独立的“法律服务集团”。这一共识最初出现于尼克松总统当政时的1971年，中经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讨价还价，直至1974年7月才通过一项《法律服务集团法》。根据该法律，组建了一个由独立的、非党派理事会控制的公司，公司理事会成员由总统任命、经参议院批准。福特总统任命了“法律服务集团”的及时届理事会。“法律服务集团”延续了“经济机会办公室”承办法律援助业务的思路与原则，仍以保障穷人得到有效的法律为主旨。

“法律服务集团”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它将联邦法律服务项目从一开始的主要局限于都市中的项目发展成为实际上遍及美国城乡的提供法律帮助的项目。到1981年，“法律服务集团”已资助了325个项目，拥有遍及美国50个州及各领地的1450个办公机构。而且，“法律服务集团”还鼓励私人商务律师参与法律援助事业，并且规定集团资金的12.5%用于私人商务律师的法律援助工作。到本世纪初，已有15万名私人律师注册参与“法律服务集团”资助的公益援助工作。

虽然“法律服务集团”的工作将美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带入了一片新天地，然而这种事业的发展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怀疑和阻力。不少政治人物和社区领导人担心提供法律援助的新型律师的行为会扰乱社会秩序。

尽管受制于各种社会政治阻力的纠葛，美国的法律援助事业经常出现反复，但经过几代参与各种援助项目的律师及法律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美国穷人的所处的法律环境得到了逐步改善。不能说这些项目的实施根绝了贫穷，但这些法律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穷人的生活、阻止了低收入阶层陷入贫穷。二

美国的法律援助事业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到今天已形成其独具特色的格局。由联邦资金资助并由一个全国性机构统一协调美国

各地的法律援助工作的结构虽被打破，但由“法律服务集团”统一协调的法律援助项目仍是援助工作的主力军；同时，由各州以及私人商务律师协会出资、协调管理的法律援助工作也得到长足发展。综观美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历史，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及时，虽然美国早在1868年就在其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中规定了全体公民受法律平等保护的原则，但实现这样一个原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而且法律规定本身并不能保障权利的实现，法律权利的实现依赖于权利主体对自己的权利与利益的清醒认识和积极维护；同时，掌握相关知识与技能的法律界人士对其他社会群体、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权利的保障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也是较大限度实现法律平等保护原则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第二，美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受一个独特的观念支配，认为援助工作应该是整体的反贫困运动的一部分。从这样的宏观角度来定位法律援助工作，可以促使人们从更加广阔的视角来看待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与实现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免个案援助工作的局限。

第三，与反贫困这样一种整体观念相对应，美国的法律援助工作没有局限于对贫困当事人的具体法律需求提供个案帮助，法律援助项目同时也注重改善穷人的整体法律环境，倡导法律改革，有意识地把法律当作社会改革的重要工具。

第四，在这样一种整体观念和社会改革意识的指导下，美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就不仅仅局限于在具体的司法案件中对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援助工作还扩展到贫困当事人向行政机关进行申诉；更为重要的是，援助工作还涉及从穷人的利益出发，以各种形式向各级立法机关传输专业意见、争取从整体法律环境的层面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邹星

民事法律论文:论我国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

论我国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

摘 要：民事法律行为作为民法领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在我国《民法通则》中将其界定为合法的行为。这样的规定不仅违背了民法作为私法所倡导的意思自治精神，也与民法其他具体制度产生了矛盾。通过对传统理论中法律行为本质的追根溯源以及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的探讨，认为应将意思表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与本质特征。

关键词：民事法律行为，私法自治，意思表示

民事法律行为在民法领域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我国《民法通则》第54条将民事法律行为定义为：“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由此可以知道，在我国民事法律行为必须是合法的行为。而传统的民法理论将法律行为划归于合法行为一类，与违法行为相并列。同时又将法律行为分为有效的和无效的两种。这种传统的分类，其中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为什么法律行为属于合法行为又是无效的？众所周知，在民法领域中，无效法律行为一词也长期被使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施行以来，无效民事法律行为一词已被无效民事行为一词所替代。按照我国的民事立法，无效法律行为并不是法律行为的种类之一，它只是一种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民事行为。《民法通则》中所创立的“民事行为”一语，可以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以此回避因“无效法律行为”这一不合逻辑用语所引起的无益争论。由此我们便产生了质疑：传统的民法理论是否真的是将法律行为划归于合法行为一类呢？或者说合法性是否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属性？进一步而言，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是否科学呢？[1]而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探索也日趋增多，由于民事行为或者说民事法律行为是民法领域中的一个基础的概念，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也旨在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问题做些思考。

一、传统理论中的民事法律行为

现代民法学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和系统的法律行为理论均始自德国，它们被认为是19 世纪德国民法中最辉煌的成就。德国的民法学者认为，法律行为概念的内涵最早被解释为设权的意思表示行为。后来，学者萨维尼在其名著《当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对法律行为理论作了更加深人、细致、详尽的研究，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法律行为理论。萨维尼强调应当以法律行为的概念代替意思表示，因为意思表示只是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之一。同时他还为法律行为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即行为人创设其意欲的法律关系而从事的意思表示行为。这一学说对后世民事立法影响颇大。大陆法系民法普遍认为，“法律行为”是指私人旨在引起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此种效果之所以得依法产生，皆因行为人希冀其发生，法律行为的本质在于引起法律效果之意思的实现，在于法律制度以该意思方式于法律世界中实现行为人欲然的法律判断。[2]

而民事法律行为原称为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在德语中就包含有 “公平”、“合法”的意思。后来日本学者借用汉字中的“法律”和“行为”二词，最终译为“法律行为”。[3]由此可见，我们现在所称的法律行为在传统民法原有意义上确实有合法性的意味，即法律行为属于合法行为。但此处的“合法”是不是与我国民法理论与立法实践中对民事法律行为所给予的合法性内涵一致呢？应该明确，传统民法在此处的合法性仅仅是指法律行为是一种不为法律所禁止实施的行为，即法律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思为一定的行为，其法理底蕴是法律行为自由主义与私法自治精神。至于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思所做的行为是否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则属于法律对行为效果进行法律评价的问题。应该说，对“合法性”做这样的阐释是符合民法作为私法所秉承的意志自由与私法自治法理理念的。但我们同时也明白，我国民法的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中的“合法”，除了上述传统民法中的意思外，还包含了依法要求行为人实施的法律行为要符合国家对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做出的法律评价，否则就不合法，不是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对传统民法理论追根溯源的考察中就可以看出，民事法律行为合法说的提出并没有源流上的正当性。这种对“合法性”所做的扩大解释并没有理论上有力的根据。

不仅如此，在我国，对于法律行为，学者们所给出的多种不同的学理表述，无一例外的在强调意思表示的重要性，而非将“合法性”解释为法律行为的本质。例如，台湾学者史尚宽将其表述为：“法律行为者，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法律因意思之表示，而使发生法律上效力之私法上法律要件也。”[4]佟柔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又称法律行为，系法律事实的一种，指民事主体以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为目的，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旨在产生民事法律效果的行为。”[5]梁慧星认为：“所谓民事法律行为，指以发生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表示为要素之一种法律事实。”[6]还有的学者认为：“法律行为者，以私人欲发生私法上效果之意思表示为要素表示，故发生法律上效果之法律事实也”等等。不难看出，以上这些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学理定义都提到了意思表示，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强调民事法律行为是意思表示行为，且以意思表示发生私法上的效果。而我国《民法通则》中法律行为的定义与以上学者们对法律行为的学理定义有明显的差异。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是以意思表示为要件，还是要以合法性为前提，值得商榷。

二、民事法律行为合法说的弊端

虽然我国已经以法律的形式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给予了确定，但从上文的有关论述及对民法原理的认识与思考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民事法律行为合法说的确存在一些弊端。

（一）民事法律行为合法说有悖于民法私法自治理念

上文已经提及，民法是私法如今已是中外学界的共识，民法的私法属性是其本质的主要体现，由此决定了民法应以私法自治、私权神圣为其基本理念。传统民法上，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在不违反法律之根本精神的前提下，私人间的法律关系应取决于个人之自由意思，个人之法律关系均可依其自己的自由意思来创设。私法自治的理念就要求要尊重当事人自由行使其权利。作为民法领域中的法律行为制度中，自然也要贯彻私法自治的精神。因此，原则上，个人在私法上的任何行为都是个人自由意志的表达，其取得权利、承担义务原则上应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法律的触角并不能伸及到人的意志层面，它仅仅对当事人所表达出的意思效果进行确认，并且这种确认是消极的、被动的。

然而，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实际上是以法律来限制甚至取代行为人的意思自由，将法律行为强行纳入法定主义轨道，这是与自由及私法自治观念背道而驰的，法律行为自身容不得一丝一毫的行为法定主义，因为法定主义的宗旨是用法律限制甚至是取代行为人的意志自由，而不是用法律来保障行为人的意志自由。[7] 如果将民事法律行为单纯的认定为是合法的行为，那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的人们的行为自由，内心意志的自由表达必须受法律的规制。私法自治的理念也没有得到维护。

（二）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导致民法学理论整体上不协调

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会与具体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理论产生冲突。众所周知，合同本质是一种双方民事法律行为，按照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思路，唯有合法有效的合同才算合同，无效的合同就不能成为合同。但是作为合同法学中的概念，“无效合同”也是合同的一种，且已为我国民法学界接受，而且合同法中对无效合同设立了专门性的系统规定。[8]一方面，无效合同也是合同，另一方面，无效的合同因为不合法无效而不是法律行为，更不是双方法律行为的合同行为。这样就出现了矛盾。

为解决这个矛盾，我国民法学界在民事法律行为之上创设了民事行为的概念。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民事法律行为作为民事行为的一个分 类，只是合法的民事行为；民事行为还包括无效民事行为、可撤销民事行为和效力待定民事行为。民事行为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矛盾问题。但这样一来，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就可以用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概念所替代，使得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如此一来，本为解决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与具体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矛盾而提出的民事行为概念却使得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存在变的可有可无。

法律行为制度作为对合同、遗嘱等行为高度概括的制度，应该具有较为广泛的适用范围。所以，首先，从逻辑学上讲，法律行为理应成为反映合同的本质的概念，其外延也应比合同等下位概念要大。仅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违反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其次，这里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与法理学关于法律行为的理论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法理学认为法律行为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或能够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既包括合法行为也包括违法行为，并不仅指合法行为。因而，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在整个法学系统中也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的问题。再次，《民法通则》创设民事行为概念，由于未作明文规定，使得人们在对其含义的理解上莫衷一是。有的认为，民事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的属概念；有的认为，民事行为是能够产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或具有民事法律意义的行为；有的认为，民事行为是“统率民法上所有行为的总概念”，且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9] 如此混杂的各种说法，使得民事法律行为在民法理论中混乱不堪。

二、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

由于法律行为是私法自治理念的具体体现, 法律行为的本质必然表现为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并依意思表示的内容引起民事法律关系设立、变更和终止, 具有表意性和设权性特征。

（一）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

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必备要件。无意思表示则无法律行为。史尚宽先生曾经说过：法律行为系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之法律要件。无意思表示不得成为法律行为也。意思表示以外的事实虽亦得为法律行为之要件，然不得有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之法律行为。[10]另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区别于其它民事法律事实的根本特征。无论是事件中的自然事件、社会事件，还是行为中的行政行为、司法行为、事实行为都不具有意思表示。既然法律行为是意思表示行为或者以意思表示为基本构成要素的表示性行为，那么意思表示就成了法律行为结构的核心。

（二）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在于发生预期的私法上的效果。

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其意思表示在于发生预期的私法上的效果，即以获得行为人预期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或者以获得预期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变更或终止为目的。此种效果之所以得依法产生，皆因行为人内心希望其发生。也就是说，法律行为旨在引起行为人内心所希望的法律效果的行为。这就是说，实施一定法律行为的民事主体内在的意思表示是为了发生预期的私法上的效果。若不具备这种预期目的，则不是法律行为，而是其他民事行为或其他行为。例如合同法律行为，就必须具有预期民法上的效果目的。如果没有这种预期目的，合同就会失去意义，而不称其为合同法律行为。因此，行为人是否以发生预期民法上的效果为目的是区分法律行为与其他民事行为的重要标志。

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法律事实行为多种多样，但并不是所有法律事实行为都是为了发生预期的私法上效果。如拾得遗失物的行为，虽然也会发生遗失物返还的私法上后果，但该行为只是偶然的行为，在实施中既不要求以意思表示专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也不要求以发生私法上效果为目的的心态。又如民事行为中的侵权行为，虽然也具有法律意义并能产生一定的私法上效果，即赔偿损害法律后果，但明显这样的后果并不是行为人意志所希望的结果；这两种民事行为，前者属非意思表示行为，后者属违法行为，都不是民事法律行为。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民事法律行为和其他类型的民事行为的区别，即焦点在意思表示，而不是合法性的问题。

三、结语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体现了私法自治的基本精神，能够实现民法作为任意法的功能，是民法中的一项核心制度。无论在合同法领域中对无名合同的适用,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泛的商品交易还是社会生活中对婚姻、遗嘱等身份关系的适用，甚至是知识产权制度和人格权中，民事法律行为制度都有其重大的适用意义。并且我国《民法通则》中对民事法律行为做出了明确规定，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法官与民众的普遍认可，对各种民事问题的解决也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民事法律行为的如此重要意义，我们必须对其有充分正确的认识，理论界对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的质疑与探讨也很有必要。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合法性问题只是国家对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外在评价，且只有对已经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进行评价时才有意义，并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内在要求。只有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它是民事法律行为区别于其他民事法律事实的根本特征，也可以说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所在。因此，在将来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应当重新界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取消其合法性，仅以意思表示作为其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与传统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相统一。

民事法律论文:民事法律关系的民法方法论地位

们在政法大学讨论了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就涉及到军产在转到地产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个案件。原来江总书记提出要把军队的企业转交给地方政府，军队不再经商办企业。这个时候，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它有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就叫实业公司，实际它也是一个军队的企业，它就在军医大学和其它的人合资建了一个大厦，叫交易广场。然后，就和他签订了一份协议，租他的地，租他的房，租到2003年的9月为止，到9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始军产转地产，在这个期间，就这个实业公司也要转交给地方了。在军产交出来，地方还没有接的时候，这个实业公司就和一个叫多彩的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把他原来租军医大学的房子和地又都转租给了多彩公司了，他又和多彩公司又订了一份合同，也是租到2003年的9月，但是他们两个又增加了新的续期，提前了四年就开始续期，一直续到2009年的几月几号，房子的租金比原来的还低，然后把所有的预付款都汇给了对方。这个时候军队就把公司彻底交给地方，地方还是委托军医大学做具体的交接问题。这样这个企业的所有权又归了军医大学，军医大学又和现在案件争议的原告叫丹尼尔公司签订了一份托管的协议，所有的问题交给丹尼尔公司来处理。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他们签订的租赁合同已经订到2009年了，丹尼尔接的这个东西不是正好和他们这个合同相冲突吗？这样他们就发生争议，丹尼尔公司就认为，多彩公司和实业公司他们之间是恶意串通，使国有资产流失，使他的权利没有办法实现，这样丹尼尔公司就主张他们之间的合同无效，是侵害我的权利，后来这个案件法院倒是支持了他的诉讼请求。

我们在听了这个案情之后，在研究这个案件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适用法律，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考虑问题呢？凡是学习民法的或者是在法院做过民事法官的，大概及时句话就是说肯定要看法律关系。这个案件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原告在起诉的时候说，多彩公司和实业公司是恶意串通的行为，及时件事情就是要看他们之间的合同是不是一个恶意串通的行为。是一个恶意串通的行为，还是一个有效的租赁合同，大家可能会说，租赁合同一般说来，在前面的租期差不多快满的时候或者已经满的时候，然后才续期。一般不会说提前四年就开始续签，在讨论的时候大家就说，法律也没有规定提前四年就不能续签合同，也不一定，按照交易的习惯大概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提前四年也不能说这个合同就是无效的，从合同的效率来说，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现在就要看它究竟是一个有效的租赁合同关系，还是一个恶意串通的行为。后来，大家说了这么几个理由：

及时个理由，这是军队转产期间，涉及到被转军产一定要有一个所有重大的事项要报告，不报告就不行，这个时候是不是有能力的限制。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看实业公司和多彩公司他们之间有没有恶意串通，就是说接受的这一方他是一个善意的第三人，还是一个恶意串通的第三人。那么，及时，他自己承认我知道这个一个军产；第二，也知道这个合同2003年9月以后他没有权利，第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采用违反交易常规的一些做法，一般说不动产的租赁要续期的话，他的价格是要看涨的。这样的情况下综合的来判断，多彩公司是不是有一个恶意的行为在里面，其实说这些事情他们两者之间都知道，实际上在一个恶意串通。这样及时步，就要确定他们之间是一个恶意的串通，还是一个有效的租赁合同，就应该确定他是一个恶意串通，恶意串通他的合同就无效了。

第二个理由，在《民法通则》的第61条的第二款和《合同法》第59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要返还所得的财产。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这个合同关系第三人受到了恶意串通合同的影响，他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他构不构成侵权行为。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觉得大家一直解决的不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很多法院都认为这样的案件不一定是侵权的问题。所以第三人要起诉的话，很多法院都不受理，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来起诉一个合同关系，你怎么有当事人资格呢？受到损害的第三人他提起诉讼，他的基础是什么？他要有一个合理的法律关系。后来，我们的意见就认为这个一个侵权的法律关系，他依据侵权来起诉有道理，他有当事人的资格。

第三个理由，就是说他同样是一个财产，实业公司的这些房子，前面作了一手交易，后面又作了一手交易，是不是类似于双重买卖的问题，是不是一个“一女二嫁”的问题？假如两个行为都是有效的，这就是“一女二嫁”，如果一个合同有效，一个合同无效，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这里面也涉及到类似于双重买卖的问题。

第四个理由，受让的丹尼尔公司他的诉权是从哪里来的，他权利的源泉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军医大学才是权利的主体，他接受了委托就把权利转移过去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另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侵权行为是持续状态的，他的权利实际上也受到损害，他自己本来也是受害者。

这个案件说起来比较复杂，我们在研究这个案件的时候，及时步就应该把它的民事法律关系一项一项的理清楚，然后再考虑怎么样的来适用法律，这样就很好的理解一个案件的真实面目。合同无效按照合同无效的规定来办，侵权行为就按照侵权行为的法律来处理，这样一分析法律关系清楚了以后，这个案件立刻就清楚了。从这个案件来看，其实任何一个案件来观察和研究它的时候，都是采用这样的分析方法。所以，我坚持一个看法就是说，在法院法官在办理一个案件的时候，或者我们律师在一个案件的时候，或者我们作为 法学专家来研究一个案件的时候，面对一个民事案件，及时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定性的问题，就是这个案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把它确定下来，什么性质？就是法律关系的性质。这样就可以把问题引申一步，为什么我们在研究一个案件的时候要先研究它的定性问题呢？为什么要先研究它的法律关系问题呢？我想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民法方法论的问题，也就是说民法看世界、看社会、看这些案件，它的基本就应该是从法律关系入手。所以，我讲的这个题目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民法方法论的及时位，我们在对民法的现象和对一个民事案件，只有把它的关系确定下来，然后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问题看清楚，看到它的本质上去，才能真正的把它办对。所以，我就觉得在民法的领域当中，在这个市民社会当中，认识这个社会，规范这个社会，研究这个社会，就是用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来研究它、来看待它，来观察它。离开了这个问题，民法社会你看不清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在民法方法论的理论研究上，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研究民法的法律关系问题。我今天主要讲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市民社会的法律地位及其它的基本要素

在民法学者的眼睛当中看我们眼前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罗马法上所讲的，它就是一个“市民社会”。民法就在这个“市民社会”当中，它是整个市民社会的规则，用另外一种表述方法就是说，民事其实就是“市民社会”的市民法则。它就在这样的社会中存在，在这个社会当中发挥它的全部的功能。在这个“市民社会”当中它有两个主要的要素存在，一个是主体，一个是物，以及物所构成的利益关系。围绕主体和物以及利益之间怎么样把它结构起来构成这个社会呢？就是权利和义务。这样就把整个的民法社会当中，一部分是主体，是主宰；一部分是客体，是物所包含的利益以及其它方面的利益，这样把主体和客体交叉在一起，把人个人之间的关系链接成社会，就是一个权利义务的关系，链接在一起就构成了整个的“市民社会”。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市民社会”的话，看待我们民法世界的话，这个社会当中就是一个要素是人，另一个要素是物，然后加上一些权利义务关系链接到一起，就构成了整个社会。

最近我看到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个观点，提出来要给动物以“人格权”的观点。在暑假的时候，我和一些教授在海南开了一个座谈会，我们也讨论了这个观点，他说这种观点主要是更好的保护动物，让动物有更好的生存空间，而且这个世界也不仅仅是人，有生命的还包括动物，那么人和动物应该共同拥有这个世界，就应该赋予对动物的权利，什么权利呢？就是人格权。后来我就开玩笑说，要给个“狗格权”还不错，人格权可能还不行。动物一旦有了人格权以后，要有生命权，要有健康权，要有生存权，除了享有具体的人格权以外，还要有一般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是什么呢？就是人格尊严、人格自由和人格平等，把我们人格权的一般内容都写进去了，人享有的权利，狗也应该享有。我说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他的出发点是好的，看到了社会当中动物的重要性，在这个地球上也就是人和动物有口气，你有气就可以支配，为什么它不能支配呢？就要给它好的保护和好的待遇。但是是不是可以把人的一些权利地位拿出一部分给动物，我觉得有问题，我有一篇随笔的文章就写到，如果说把动物也给它相同的人格权，总有24小时它们要造反，把你当成物了怎么办？说它来主宰这个世界，把你变成物，到物的领域当中去，你会怎么样？当然这种可能性不会发生，既然它也是生灵，它也可以掌握这个世界，为什么它们不能掌握你呢？这样我就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物质存在的形式，“市民社会”两种基本物质构成形式，一个是人，一个是物；你把动物放到人的里面，还是放到物的里面，我说最起码它叫动物，就应该放到物里面，我们现在要给它人的权利放到人格里面去，你说怎么办？我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就是，你给这个物动物化，但它还是物的性质不要改变，可以给它特殊的保护。所以我就想，将来我们在写民法教材的时候，讲物的时候，要设置一个特殊物，货币都能够设出一个特殊的物，为什么动物就不能设置一个特殊的物呢？对于特殊的动物这种物，在处分它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要求，转让它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特殊的要求，这样来保护，我觉得还是民法的思路，是一个法律的思路，给动物人格权，我觉得太复杂了。

我这个问题主要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这个“市民社会”当中就是两种物质存在的形态。在物质形态当中总是人是主体，人是较高的支配者，再高级的动物毕竟还是物。你给它“狗格权”、“猫格权”、给它“猩猩格权”，行不行？我觉得不行。在“市民社会”当中它和一般社会的关系，我们这个“市民社会”它是站在民法的立场上来看待社会，比如今天我从民法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怎么看这个社会都是民法，我就看不着别的了，就把这个社会其它的因素、其它的内容统统都给它抽象掉，我只是从民法的角度来看，看到的是人，看到的是物，看到的是权利义务关系。这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及时，是人与人之间平等，这个平等不是我们现实社会当中所说的平等，我有的时候就和同学说，现实社会平等吗？现实社会当中为什么领导要你办什么事，你屁颠屁颠的去呀？你稍微不去，你挨不挨骂，再不去，我免了你的职务。同学们可能会说，杨老师你原来不是也当厅长吗？也是挺大的官，我是可以指使别人，但是别人还能管我，我还得听他的。你说，这平等吗？不平等。但是到“市民社会”里面都是平等的，在“市民社会”当中都从民事主体的角度来看，才是平等的，谁也没有高，谁也没有低。“市民社会”当中这种平等最典型的事例，我觉得就是溥仪和文秀两人离婚，那是皇帝和一个人及时次站到法庭接受审判，我觉得这才是平等的，尽管他是一个下台的皇帝。在民法当中你要离婚，你们两个人就站到法官面前，法官来给你裁决，这才实现了“市民社会”当中主体的平等性，其它社会形态当中的平等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民法上的平等才是实质上的平等，在“市民社会”当中人与人是平等的。“市民社会”当中还通行一个观念就是公平，为什么它要把公平作为最基本的概念？我就想在“市民社会”当中人高高在上他是主体，然后下面都是客体，都是物质形式，它们体现了很多利益，怎么来分配这些利益，怎么来分配这些物资，这个时候就要用权利的形式来分配，你享有这个权利，他享有这个权利，然后把权利公平的分配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依据自己的权利来支配这个社会中所有的利益。大家想一想在分配这些物资的时候，最基本的理念是不是公平啊？如果他享有五个权利，他享有三个权利，你享有一个权利，这样行吗？这不行，一定在权利上分割社会利益的时候，一定要有公平的观念，所以，最基本的就是公平。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形式是市民呢？就是权利和义务，有时候我说我们这个“市民社会”它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社会、非常精巧的社会，精巧的社会和精致的社会怎么来体现，我们搞民法的祖师爷非常的聪明，他能想出权利这个概念来，说每个人用权利这种观念把社会利益分给每一个人了，然后你享有这个权利，完了再给他编织成他对你享有义务，然后就把整个社会结合到一起，所以它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形式是一个权利义务关系。所以说，“市民社会”当中就是两种基本的物质形态，最基本的结构方式是一个权利义务关系，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公平的来处分，就构成了我们现在的“市民社会”。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市民社会”大概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个形式。

“市民社会”和其它的社会形态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高度的把民法上的东西抽象出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市民社会”，把我们的眼睛再放宽一些，不光看民法的问题，社会不还是这样一个社会吗？这个社会有它的政治形态，有它的经济形态，有它的文化形态，作为一个“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民法是世界，它和这个社会始终是存在一起的，相互链接在一起的。你想看到一个“市民社会”仅仅是一种抽象，你看具体的还是整个社会在一起。首先它是和 政治社会是密切相联的，这个社会它要给市民社会法学以生命。它和经济社会呢？市民社会是最完整的反映经济形态的，每一个人没有经济会有你的生命吗？所以，商品经济关系、市场经济关系都反映到了民法的社会当中，都是民法的基本组成部分。前几天我们讨论的时候也讨论了一个问题，我们民法的泰斗佟柔老师，在制订民法通则的时候，他提出来了民法就是商品经济的法律这样一个理念，现在也有些学者提出来说佟老师说的不对，后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要实事求是的来看待它。在80年代起草民法通则的时候，那时候面临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势，涉及到民法生死存亡的问题。佟老师和老一辈的民法学家提出来民法就是商品经济的法律，那个时候正好是商品经济唱的调无比高的时候，你要是民法是一个商品经济的法律，你就能够把民法切入到政治领域当中去。现在我们反过来看，说民法就是商品经济法这个论点也不是正确，它反映了一部分；后来我查了查佟老师说的话，佟老师也没说民法就是商品经济法，他说民法在调整商品经济部分是它的主导内容，这个说法其实是很的。我们今天来看，说民法就是商品经济法的，从这样一个结论上来看是有问题，但是民法上面的大部分内容是讲的商品经济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是财产的问题，讲的是动态的财产和静态的财产关系的。其实还有一部分人身关系在里面，民法上人身关系还是占主要的部分，这两个部分都是民法调整的对象。“市民社会”和文化社会也是关系密切的，一部民法典制订的好与不好，文化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作用。一个社会文化不发达，它可能制订不出来一个很好的法典，即使有好的思想，它也不可能有先进的立法方法。只有社会文化发达了，立法方法也完善了，制订出来的法律才可能是好的。所以，整个社会都是有机的社会，这些关系都是密切相联的，我们通过民法的方法来看待这个“市民社会”，仅仅是这样而已。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法学家茶座》第三期里面梁治平写的一篇文章，就批评有些民法学者托大，说民法典创造“市民社会”，他批判的这个观点倒是对的，“市民社会”是客观存在的，它也是反映市民社会规则的一个法律，你说我制订出来一部民法典就能够创造出来一个“市民社会”，这种说法正好和马克思的《认识论》相违背的。这一块我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市民社会”的一些看法。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论地位问题

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它基本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看到的社会是什么？我们要研究这个社会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认识它？所以，我就提出来它最基本的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为什么它是一个民事法律关系，而不是别的呢？就是这样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它能够把“市民社会”当中的两种物质形式和它们的结构方式完整的表现出来，包含进去。一个法律关系讲三个要素，主体、权利义务、客体，这三个要素恰好就是“市民社会”现实所反映出来的东西。人是主体，物以及物所代表的利益，是它的客体，然后再加上编织这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权利义务，就是它的内容，一个民事法律关系恰好反映的就是这个社会的实际情况。所以在讨论的时候，有的同学提出来民事法律关系为什么是三要素？民事法律关系为什么不是二要素呢？为什么不是四要素呢？后来我就提出我的观点，因为这个“市民社会”所构成的基本物质形态就是两种物质形态，这两种物质形态把它编织起来把它分配公平了，就是权利义务，把这三个东西编织在一起就等于一个完整的社会形式的反映出来了。它客观的、如实的展现了“市民社会”的实际情况，然后把它提升倒一个高度的地位。所以在这个“市民社会”当中它存在的形式就是以民事法律关系这种形式存在的，它运动的形态就是用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来实现的。作为整个社会来说，整个市民社会当中它基本的结构形式是民事法律关系加一个结构形式，具体的一个一个的民事法律关系都是在不停的运动，不断产生、变更、发展，就推动市民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所以，我就说“市民社会”它基本的运动规律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运动规律，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运动。后来，我就说是不是又狂妄一点，说马克思讲他的辨证唯物主义，唯物辨证法的核心就是订立统一规律。民法要是讲民法哲学的话，民法的核心就是民事法律关系。那么我就说，民事法律关系它在民法的世界当中、在市民社会当中它是基于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地位。

我想，它是不是表现在这三个方面：

及时，民法观察这个社会的基本方法，是民事法律关系。它看这个社会都是法律关系，都是各种各样的抽象的法律关系是一个整体，具体的法律关系每一个、每一个都在运动。比如你说我去买菜，我去订立法律关系去了；别人问你干吗去，你说我去订立法律关系去，别人可能会说你是不是有点傻呀。其实基于买卖关系还不是法律关系吗？我去结婚，你干吗呀，去订法律关系去，这些都是法律关系。

第二，民法规范这个世界，规范社会行为的时候，也是用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我们说整个民法讲的就是民事法律关系，我们在民法当中规定很多种情况，都是讲的这种法律关系怎么办，哪种法律关系怎么办。

第三，我们在研究民法的时候，我们在处理纠纷的时候，还是用法律关系这种方法。离开这种方法你研究不了这个社会，也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争议。只有确定了法律关系的性质，然后你才能够是适用法律。

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它体现了民事法律关系基本方法论的作用。其实一部民法典整个做的就是民事法律关系问题，比如我们在制订民法典是时候，规定了总则和分则，总则其实在抽象的规定民事法律关系的问题，就是把民事法律关系基本的问题抽象出来，作概括的规定。所以，总则的全部的内容归纳起来讲的都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三要素，这三要素就是主体、客体和它的内容。例如《民法通则》规定它的主体讲自然人和法人，民法总则要规定物，规定的就是民事客体的物，然后民法总则要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也可以说它是客体的内容，也可以说它是设立民法法律关系的基础。和民事法律关系最没有法律关系的好像诉讼时效没有法律关系，其实诉讼时效更有关系了，它讲的是起来存在的时间、期限，讲的还是起来义务关系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民法总则整个讲的就是抽象的法律关系。民法分则就是把民事法律关系具体化、类型化。我在给同学们讲课的时候，我说民事法律关系在民法分则当中的体现是它一步一步的类型化，最终到了民事法律关系具体化。实现了民事法律关系具体化就决定了法律适用问题，到具体化的时候才能够对行为，对这样的法律关系怎么样来规范它、限制它，在发生争议的时候怎么样来适用它。我想把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化和具体化是不是可以分成四个层次，及时个层次，就是较高的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人身法律关系和财产法律关系，我们经常说民法两大支柱，就是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第二个层次，就是基本类型，基本类型在人身关系当中分成人格关系和财产关系，还涉及到继承的这种关系，继承这种关系它既是一个财产关系，又是一个身份关系，是依据身份关系来解决财产的关系。一个人死亡以后他遗产的分配问题，它是一个财产法，也是一个身份法，它是以身份为基础来确定财产归属的法律。财产关系这部分也有三个基本类型，就是物权关系、债权关系和知识产权的关系。知识产权关系和继承关系非常相似，知识产权关系和继承关系它们两者之间都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它们之间即有身份的内容又有财产的内容。然后到第三个类型，有些情况还可以分成中间的类型，比如说在人格关系当中，可以分成物资性的人格权和精神性的人格权。在财产关系当中，比如说他物权里面可以分成担保物权和用益物权，这是一个中间的类型。在这个中间类型上面还可以再分，分到第四个类型的时候，才是具体的法律关系。到了具体的法律关系来看，那就是最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也就是民事法律关系到了具体化的程度，不到具体化做不到最终的适用法律。所以说，在制订民法典的时候，要规范到最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办理民事案件的时候，分析它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也要把它确定到最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里面，这个时候才能够确定它适用什么样的法律。

民法的分则，其实就是在展现法律关系类型化的问题。分成人格权法、物权法、财产法、继承法等等，还要制订一个知识产权的总则，这样不都是在展开法律 关系吗？就是把法律关系类型化一步一步的在现实的法律当中来展现它。所以，我认为在民法典当中其实说到底就是在规范民事法律关系。总则讲的是抽象的民事法律关系，分则是把民事法律关系具体化、类型化，类型化的问题是要概括这一类民事法律关系的共性，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化才是最终对它进行规范、限制、适用。所以， 我也想民法方法论大概会有很多种，比如说案例分析方法、案例检索方法这些都是它的一些方法论。但是我想民法是不是有一个基本的方法论，那就是看这个社会的方法，看民法世界的方法。所以，我想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个民法哲学的问题，有刑法哲学，我们民法是不是应该有个哲学方法。我也看到很多人写了民法哲学这样的著作，看来看去我觉得好像没有抓住民法世界本质性的问题。民法哲学最终应该是一个市民，借鉴马克思哲学的话，我觉得民法哲学还是世界观的问题，还是民法方法论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在民法的立场上怎么样来看待这个社会，它的基本运动规律是什么，说到底还是这样一些问题。有人说，法哲学既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哲学问题。我觉得它还是世界观方法论的问题，还是一个法哲学的问题。

三，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问题

我觉得对民事法律关系有一个纵横划分的问题，它是编织民法典的一个方法。对民事法律关系有纵的划分和横的划分，比如说一个横向的划分，它是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在民法分则当中，民事法律关系就分为人身法律关系、财产法律关系、人格和身份的划分，横的划分基本的划分是民法分则编织编的问题，涉及到每一编怎么划分。然后再有一些编关于这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这一类型的民事法律关系再分成各种各样的类型，按照横向来作划分，来作规定。物权法就是采用这样的划分方法，物权法是财产法律关系的一种，在规定物权的时候分成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占有。一个物权法很复杂，说到底不过是四个方面的问题。另一种就是纵向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债法，债法规定了债的发生、债的效力、债的内容、债的清偿、违反债的责任。物权法采用的方法是横切的，债权法是采用纵向切的。所以，我觉得对法律关系横向、纵向的划分，它对编织民法典、理解民法典的分则是很有意义的。

民事法律关系它有三个基本的要素，主体、内容和客体，主体、客体和内容刚才我已经作了简单的说明，在市民社会当中它有两种基本的存在形式，一种是人的物质形态，一种是财产物的这种形态，把它们结合起来权利义务关系就构成了民法法律关系的三要素。我还提出两个方面的内容，在民事法律关系当中，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运动形式是什么？我就用了一个过去经常提到的民法上的概念，就是民事流转。民事流转在界定上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民事流转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不断的产生、变更、消灭的一个过程。另一种说法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有时候只要有一个法律事实，有时候需要几个法律事实，法学上把引起某一个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几个法律事实的总和称为民事法律事实的总和，构成民事法律事实的总和就构成了民事流转。其实这两种民事流转界定方法都提到了它是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情况，在观察民事法律关系运动的时候，是不是用它及时层的界定方法，把民事流转和事实构成这两个概念把它分开，自己管自己的事情。民事流转就是讲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把这样一个过程叫做民事流转，恰好民事法律关系运动的基本形式其实就是民事流转。这样就可以把民事法律关系运动的形式用一句简明的概念把它概括出来，就是民事流转。用这样的方法把民事流转不再说它有别的意思，就把它确定为讲民事法律关系运动的形式，用这样的概念来概括它使它分成简明的表现了这种情况。

民事流转的基本形式之一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有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基于法律事实的产生，比如说出生的事实产生了身份关系。有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基于行为而产生的，比如说订立合同，取得了债权。在民事法律关系产生的问题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要注意，就在出生的事实当中，出生的事实它产生民事法律关系在人身关系当中是两种情况，一种是人格关系，一种是身份关系，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它们两个都是基于出生而产生的，它们之间是不是有不同，我们在界定人格权和身份权的时候，采用这样一种方法，说人格权是一种固有的权利，一出生就享有这种权利，类似于天赋人权这种事项；说身份关系的时候它是一个取得的权利，基于出生的事实取得了一个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和其他亲属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基于出生所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当中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还是有不同的。出生的问题上还要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婴儿还没有出生之前，他不是一个民事主体，他没有权利能力，他不享有权利，但是人的出生有一个孕育的过程，作为一个胚胎他在母体当中逐渐发育，到出生的时候他享有权利，他作为胎儿的阶段当中，虽然他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他是作为一个实体存在的，民法在规范他的时候，在讲他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时候，有两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一个就是继承问题，胎儿在母体当中就发生了继承的事实，这个时候他还不是一个民事主体，他没有办法来继承这个财产，胎儿是一个实体，应该怎么办？就给他保留一个份额，等到出生以后再来继承这个财产。另一个问题就是，胎儿在母体当中受到了损害，出生以后发现受到了损害，什么时候受到了损害？在他还不是主体的时候受到了损害，他不是主体怎么来处理他呢？这个问题在国外是解决的比较好的，胎儿受到损害出生以后赋予他赔偿的请求权，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特别典型的案例说明这个问题。在去年的时候成都发生一个案件，有一位孕妇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受到了伤害，在住院期间吃了很多的药，后来她就怀疑自己吃了那么多的药是不是对胎儿影响不好，后来孩子生下来以后她就怀疑婴儿有问题，后来她向法院起诉，说我的损害要求赔偿，对婴儿的损害也要求赔偿，后来法院也组织鉴定，请了一些专家医生进行检查，说没有办法确定她吃了那么多的药对婴儿有明显的影响，后来法院对她的请求没有支持。后来我写文章对这个案件作了点评，这个案件虽然她没有得到支持，但是她提出这个思路是对的，胎儿在母体当中受到损害以后，他有权请求赔偿。但是他不能在母体中行使这个权利，只有在出生以后才享有这个权利。他的诉讼时效怎么办呢？一定要发现损害、确定损害以后才能开始诉讼时效。不能说一出生就开始算诉讼时效，二十岁以后才发现这个损害，说你早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二十年都过去了，不能这样来判断。因为他这种损害很难确定，只有确定了以后，才开始计算诉讼时效。

民事法律关系的变更，就是在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的期间内它的内容，它的主体，它的客体发生了变更，这个时候民事法律关系发生了变更。比如说我们说合同的变更，在民事法律关系变更它基本的形式就是旧的法律关系消灭，新的法律关系产生。就是现成的法律关系你把它的内容作了变化，这个时候就认为旧的法律关系消灭又产生新的法律关系，用新的法律关系约束双方的行为，这是一般的规则。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是以新抵旧，现在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以新抵旧就是我向银行贷款100万，到期了以后我还不上，我再贷100万，把原来的贷款还上，等于我又欠了一个新债，旧债已经没有了，又到期了以后我又还不上，我再贷100万，把旧的还上，就这样以新抵旧。以新抵旧没有明令禁止说它是一个违法的， 在民法理论当中认为这是一个合同更新的问题，它和一般的合同变更规则有差别就在于以新抵旧它采用一种特别的规则，它新建立的法律关系有效，但原来的法律关系在一般的国家当中规定它也不消灭。例如，这是旧的法律关系，这是新的法律关系，这个钱贷出来以后，清偿了旧的法律关系，按道理旧的法律关系应该消灭了，但是 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新的法律关系生效，但旧的法律关系还让它存在不让它消灭，它的意图就是新的法律关系一旦有些以外的内容，比如不可抗力，他不能够清偿这个债务的时候，这个时候在让它生效，这样就使得债权人的权利得到更好的保护。

民事法律关系的消灭，它也是民事流转的一种形态。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都是要消灭的，某一个大公司经营了几百年，这个大公司也有倒闭的时候。人出生以后产生了民事法律关系，结果到去世的时候他也消灭了。从个体上来讲，每一个民事法律关系都要经过产生、变更、消灭的阶段。但是作为整体上来说，抽象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市民社会当中永远是运动的。在民事法律关系消灭的问题上，比如说主体消灭了，民事法律关系消灭了；民事法律关系内容完成了，民事法律关系也消灭了，这样一些都是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理由。在主体消灭的问题上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在人去世以后，他的主体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他的权利还继续保存，还要保护一个时期，也就是死者的权利保护问题。比如说著作权，财产的著作权保护五十年，人格方面的著作权永远的保护。另一种情况，对人格利益保护一段期间，比如说名誉的利益、肖像的利益、姓名的利益、隐私的利益、荣誉的利益，这样的利益在去世以后还要保护一段时间。比如去年我们讨论很热烈的鲁迅的肖像权的问题，鲁迅姓名权的问题，都是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再一种情况，就是人去世以后尸体的问题，人去世以后他的身体变成了遗体，遗体还要保护一段时间，不能让他和其它物质一样，对尸体的尊重其实就是对人类尊严的尊重。人虽然死了法律关系消灭了，但是对他的人格利益还要保护一段时间，保护多长时间呢？较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就是保护到他的近亲属还在的时候，近亲属不在那是另外一回事，除非是特别有必要国家可以保护，一般的就不在保护。这些问题进一步引申死者的人格利益有没有商业开放的问题，去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在《判解研究》上发表了，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我觉得有一个开发利用的问题，这些都是民事法律关系运动的基本方式，也就是一个民事流转的问题。

民事流转它有个动力，这个动力就是法律事实，法律事实分为事件和行为，事件是没有人的意志支配的行为，行为是有人意志支配的、有意识去实施的行为。当一个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发展需要有几个法律事实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发生后果的时候，那就是事实构成。比如说一个人实施了违法的行为，这个行为构不构成侵权，要有违法行为，要有损害事实，要有因果关系，要有主观过错，这样一些主观要件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构成法律关系。有这个民事法律事实它才能够推动民事流转，有民事流转才能够推动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在今天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我就想说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市民社会当中，在我们的民法世界当中，它基本的存在方式，我们基本的观察方法，民法基本的规范方法以及我们处理纠纷最基本的方式就是一个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掌握了这个方法我们就抓住了民法世界的关键。

民事法律论文:民事法律行为解释的立法问题

「内容摘要民事法律行为的解释包括合同的解释、遗嘱的解释等，其差异性大于共通性，制定民法典时统一地规定法律行为解释的意义不大，应分别规定。遗嘱解释应奉行意思主义，合同解释亦非全然表示主义。现行合同法未体现“误载不害真意”原则，制定民法典时应当改进。在合同订立阶段，意思表示的解释有别于合同解释，应独立规定。狭义解释是确定行为的含义，广义解释尚包括带入含义的补充解释与修正解释，后二者主要针对合同而言，对于遗嘱原则上并不适用。

「关键词民事法律行为，合同的解释，遗嘱，补充的解释，修正的解释

一、民事法律行为的解释

民事法律行为（以下简称“法律行为”）的解释，自狭义以言，是指确定法律行为内容的作业。从广义上说，则包含着性质不同的作业，既有狭义上的法律行为解释，也有包括对法律行为漏洞的补充（补充的解释），以及对于行为内容所作的修正（修正的解释）。

狭义的解释，又称为阐释性解释。此所谓解释（Interpretation），依美国学之理解，认为是发现和确定成文立法、遗嘱、合同或其他书面文本的含义的技巧或过程；是对用以表达观念的符号的真实意思的发现和描述。①我们暂且不说此一定义将解释限定于书面文本是否妥当，不过它也确实能给读者一些启发。解释就是主体对具有某种意义的客体（某种“表示”）的真意的发现和描述，是一种技巧或者过程。

在“合同的解释”或者“遗嘱的解释”场合，由于合同或者遗嘱均属法律行为，因而确定它们的含义的作业便可称作是“法律行为的解释”。与“法律的解释”有所不同，法律行为的解释属于对私人作出的“表示”所作的“确定其含义”的作业。在合同与遗嘱中，并不拘于像法律条文的文言那样使用定型的表达，由于其制作者生活的地域或者社会的不同，具体的表达也会存在差异。这样，在合同的解释、遗嘱的解释场合，当事人对于其“表示”是在什么含义上使用的？在其社会中对于其“表示”一般是怎样理解的呢？这类事实的探求便属于对于法律行为的狭义的解释。

当然，在合同或者遗嘱之类法律行为的解释中，亦非仅有单纯事实的问题，对于某个表达应该怎样理解呢？这种价值判断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表示”不足场合的补充解释、或者对“表示”进行限制的解释场合）。这时的作业，便超越了狭义的解释的范围，属于广义的解释。

二、统一规定与分别规定

此所谓统一规定，就是将法律行为的诸多下位概念，统一地把握，提取其共性，舍却其差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2002年12月17日，以下简称“草案”）及时编第63条的规定就属于统一规定。

此所谓分别规定，就是注重法律行为的不同下位概念之间的差异性，对其各自的解释方法不作统一的规定，而是分别在各自不同的编章节中规定。比如合同的解释在合同法编中规定，遗嘱的解释在继承法编中规定。

中国制订民法典时，对于法律行为的解释是作统一规定抑或分别规定？欲对此问题作出判断，应当先明了不同的下位概念之间究竟是共性大于个性抑或相反；同时，也应当意识到，是否在二者择一的模式之外，可以采取折衷的方案。

任何法律行为都是以意思表示为其核心，并按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赋予相应的法律效果。而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又有分别，一为“需受领的意思表示”；一为“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2]“草案”第65条实质上是采纳了这种区分的，只是其用语为“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和“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3]在需受领的意思表示场合，涉及到相对人的信赖保护问题，因而“在解释这些‘需受领的意思表示’的时候，关键要看意思表示所指向的那一方是如何理解表示内容的。”[4]；而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通常是使相对人受有利益，一般不生相对人信赖利益损害问题，不必将相对人的信赖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原则或者价值刻意追求。正因为有这种差异的存在，学者指出，由于对于合同与遗嘱是依有着相当差异的方法和标准进行解释的，所以抽象地谈论“法律行为解释”的方法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应当将二者分开来分别考察。如果这种认识是正确的，那么，对于统一规定法律行为解释的做法，便应当保持一定的谨慎态度。

采取统一规定与分别规定的折衷方案如何呢？这种方案是一方面作出若干统一规定，同时又针对需受领的意思表示与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作出各自的特别规定。“草案”的做法初视之下，似有此特点。一方面在“总则”中统一地规定了法律行为的解释，另一方面，又第三编“合同法”第125条、第61条、第62条等处规定了合同的解释，在第七编“继承法”第20条中规定若干有关遗嘱的解释规则。但仔细查看，就可以发现，“草案”的规定本身临时拼凑的色彩重于对民法的整体考虑，“总则”第63条基本上就是“合同法”第125条第1款的翻版，既然“总则”的规定可以适用于“合同法”，又何必再在“合同法”中重复规定呢？“草案”的这些规定无论如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查看德国民法典第133条和第157条，这是两条一般的解释规则，前者是关于意思表示，后者是关于合同，可以算是结合了统一规定与分别规定。但是，德国学说认为其民法典所作的区分是不成功的，而两条法律规定的具体行为，也是不成功者甚于成功者。今天，德国通说并不遵循德国民法典在意思表示和合同之间所作的不恰当的区分，而是以待解释的意思表示是否需要受领作为解释意思表示的标准。[5]既有此前车之鉴，我们莫不如放弃过度的抽象和概括的做法，放弃统一规定，采纳分别规定。即使是继续采用统一规定与分别规定相结合的做法，也一定要慎重，要查看一般规定是否真的是对于需要受领的意思表示和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共通适用的解释规则。

三、意思表示的解释与法律行为的解释

在“法律行为的解释”、“合同的解释”、“遗嘱的解释”等用语之外，还可以见到“意思表示的解释”这样的表达。对于作为单独行为的遗嘱而言，意思表示的解释和遗嘱的解释是一样的，将其二者分别讨论，并无特别意义。可是，对于合同而言，仅有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尚不成其为合同，须依意思表示的合致（合意）始能成立合同，故“意思表示的解释”，在对合同是否成立进行判断的阶段，便有了其特别的用场，是为其特征[6].

合同的解释，是对于既已成立的合同确定何为其内容的一种作业。自逻辑以言，首要的问题便是合同是否成立，就此所作的判断便是对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在判断双方当事人的意思是否合致时，则应分别解释各自的意思表示。比如顾客A到金银珠宝商B处订做结婚戒指，他所希望的材料是“白金”（platina，铂），却误以为“whitegold”（人造白金，金与镍的合金，比铂便宜）便是“白金”，便订做了“whitegold”的戒指；B用人造白金制作了戒指场合，合同是否成立呢？A的意思表示在主观上的含义是订做“白金戒指”，相反，B的认识上则是制作“人造白金戒指”，对于合同是否成立的意思表示如在主观的意义上进行判断（有人称此为“关于合同成立的意思主义”），由于没有意思表示的合致，故合同不成立。可是，如此对于意思表示作主观上的解释，合同不成立的情形将大量存在，不仅害及交易的安全，民法上的“错误”制度能够发挥作用的情形便基本上不存在了（因为能够作为错误的场合都会作为合同不成立来处理）。故此，现在判断合同是否成立时，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是客观地进行的（“关于合同成立的表示主义”）。依此立场，上例中在“white gold的戒指”这一客观的表示上是一致的，故合同成立。[7]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成立了什么内容的合同，这便是合同解释问题。关于合同解释，通常认为 对于经合意的表示应作客观的解释（此称为“关于合同解释的表示主义”）。在前例中，“white gold”这一表述一般在社会中是理解为什么含义？这便是解释的标准。由于“white gold”一般理解为“金与镍的合金”，所以该合同便是指人造白金戒指的加工合同。不过，这种内容的合同的成立与一方当事人的意图相左，对该方当事人的保护便是第三个问题，该问题是作为“错误”（重大误解）问题加以处理。[8]

意思表示的解释既然仍有其独立存在的必要，此项内容，如果有必要作出法律规定的话，放在“合同法”中“合同的订立”一章规定足矣，大可不必像德国民法典那样，在总则中作一般性的规定。在“合同法”中规定的意思表示，属于需要受领的意思表示，像现行《合同法》那样规定相应的“到达主义”等规则，并无不妥。另外，这种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由于是关于要约、保障之类特定的意思表示的解释，与合同解释的有关规则，在各自的规范领域上仍有区别。

四、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

“草案”及时编第63条确立的解释规则，是要“确定该民事法律行为的真实意思”。惟就何谓“真实意思”，理解并不统一，大别为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两类。在放弃统一规定模式的前提下，便应当分别法律行为的不同下位概念，具体分析。

对于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以遗嘱为例，虽然遗嘱在被他人发现以后才会受到注意，但是，由于遗嘱人的意思表示不必针对受益人发出，因此法律对受益人的利益考虑甚少。而且，事后还有可能再发现另一份后来订立的、撤回前一份遗嘱的遗嘱，对此受益人是无能为力的。出于此类的原因，撤销遗嘱以后，不发生要求赔偿信赖损害的请求权。由此，在解释遗嘱时，不需要考虑受益人的信赖利益。根据表意人的意思进行解释，适用于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因而，德国学者梅迪库斯认为，德国民法典第133条的表述适合于解释无需受领的意思表示，但并非一般性地适用于法律行为。[9]在德国的学理通说上，对于遗嘱的解释是以其“主观”意义为准的，而并不是以不同于主观意义的客观意义和规范意义为准的。对遗嘱的解释，既非取决于某个特定的受领人的理解可能性，也不取决于遗嘱人针对的相关多数人的理解可能性，而原则上仅以其自行所指的内容为准。遗嘱解释方面的关键性法律规定，首先仍然是德民第133条，而第157条则不适用。另外，可以适用第2084条。问题的关键是要看遗嘱人想在遗嘱中作出什么安排，为此应分析所有情形（甚至包括遗嘱人的想法、动机和目标），从中推知遗嘱人的意志走向。这样，一般的词义在通常情形下具有关键意义，而在遗嘱中其意义就比较小。如果遗嘱人用错了表达方式，但可以毫无疑问确定他所想表达的内容，那么该表达方式即在他所指的意义上生效，即使这层意义与一般的词义不符也无关紧要。[10]在日本判例和通说上，对于遗嘱的解释，亦强调其与一般法律行为的差异，强调应依遗嘱人的真意（内心的效果意思）进行解释。[11]这样，我们可认为，对于遗嘱是要作“主观解释”的，所奉行的是意思主义，尽管这种主观解释也要受到某种限制，比如须在遗嘱人所作“表示”可能的范围内进行解释。

对于需要受领的意思表示，比如对于合同中的意思表示进行解释时，表意人和受领人一致表达的意义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好地顾及双方的意图。在对意思表示进行解释时，意思表示之一般为人们所理解的词义具有关键意义。[12]纵然当事人的用语有所不当甚或错误，只要意思受领人对表示的理解同表意人所表达的内容互相符合，那么仍然应以表意人的表示为准。这便是“误载不害真意”的原则（falsademonstrationonnocet）。此时所奉行的应当认为是意思主义，而关于“误载不害真意”原则，无论是“草案”及时编第63条还是《合同法》第125条，都没有反映出来，它们所强调的都是根据所使用的词句确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非如德民第133条及台民第98条那样，明言“不得拘泥于所用之词句”。这一点在制订民法典的时候，是应当予以改进的。如果双方对于词义存在歧义，这时，“所谓当事人之真意，不是指当事人内心主观之意思，而是从意思表示受领人立场去认定的‘客观表示价值’。”[13]如果属于表意人内心意思与外部表示不一致，则可以根据错误制度进行救济，此时所奉行的则是表示主义。

五、狭义的解释与广义的解释

狭义的解释，即阐释性解释；广义的解释，则在此之外，还包括补充的解释及修正的解释。[14]在制订民法典时，是仅规定狭义的解释抑或也规定广义的解释呢？为说明这一问题，下面以合同解释为例，先具体说明其各种的含义。

在合同解释中，首先要确定当事人赋予其表示行为的含义。这样，对于表示行为含义的阐明，便是狭义的合同解释。然当事人表示行为的含义纵经阐明，由于当事人专注于其所欲达到的经济的或者社会的结果，对于许多具体问题未作详尽的约定，此类情形亦多有发生，对当事人的表示未尽之部分，为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法院或者仲裁机构须补充合同的内容（补充的解释）。比如买卖合同场合，当事人就标的物及价款一旦达成合意，合同便可有效成立，至于履行期为何时、履行地为何处、标的物有瑕疵时发生什么效果等等，未予阐明的，便需要法官作补充的解释。再有，如按当事人表示的原样赋予法律效果，则会有悖事理场合，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能不对合同的内容予以修正（是为“修正的解释”）。上述补充及修正，均系藉“合同的解释”之名作出的，与狭义的合同解释自有不同，它们并非纯粹的“含义的确定”（或称“意义的发现”），而应当认为是进行了“含义的带入”（或称“意义的插入”）

综上所述，所谓合同的解释，不仅包括确定合同含义的狭义的解释，也包括合同有漏洞时的补充的解释以及合同内容不适当时的修正的解释。这样，所谓合同解释，可以认为是把握合同所使用语言、文字的意义，以阐明当事人真意，从而确定、补充或修正合同内容的作业。[15]现行《合同法》第61条、第114条第2款等规定的规则，可以分别归入补充的合同解释或者修正的合同解释。这样，在制订中国民法典时，除狭义的解释之外，对于补充的解释及修正的解释，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仍可以继续规定。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民法典规定广义的法律行为（合同）的解释时，如何使之更为完善、更为合理。

（一）关于补充的解释

首先，补充的解释可以针对合同漏洞作出，不成问题；问题在于，除此之外，对于遗嘱是否允许法官作补充的解释？本文认为，对于遗嘱的解释既注重于探求遗嘱人内心的效果意思，其解释宜限定于狭义的解释，如果允许法官对遗嘱作补充的解释，则属过分的干涉。由此也不难理解，何以有的学者在论述补充的解释时，特意使用了“补充的（合同）解释”这样的表述。[16]总之，对于遗嘱的解释须在遗嘱人所作“表示”可能的范围内进行解释，不应当由法官越过这一范围作补充的解释。这样，以下关于补充的解释的讨论，主要是就补充的合同解释而言。

其次，合同漏洞的填补方法，按《合同法》第61条和第62条等的规定，包括协议补充、整体解释补充、交易习惯补充与法律的任意规定补充。其中须特别注意的是，协议补充属于合同当事人的行为，不属于此处的合同解释范畴；法律的任意规定补充属于适用法律的问题，亦不属于合同解释范畴。属于合同解释（补充的合同解释）范畴者，只是其中的整体解释补充和交易习惯补充。

补充的合同解释，指对合同的客观规范内容加以解释，以填补合同的漏洞而言。其所解释者，系当事人所创设的合同规范整体；其所补充者，为合同的个别事项，故学说上认其性质仍属合同的解释。[17]在补充的合同解释，其所探求的当事人真意，不是事实上经验的意思，而是“假设的当事人意思”，即双方当事人在通常交易上合理所意欲或接受的意思。假设的当 事人意思，乃是一种规范性的判断标准，以当事人于合同上所作的价值判断及利益衡量为出发点，依诚实信用原则并斟酌交易惯例加以认定，期能实现合同上的平均正义。补充的合同解释，旨在补充合同的不备，而非在为当事人创造合同，故应采最少介入原则，不能变更合同内容，致侵害当事人的私法自治。[18]

补充的合同解释已不再是对于“表示”所作的“含义的确定”（此属狭义的合同解释的任务），[19]而是属于合同漏洞的填补，属于“含义的带入”。由此便引发了一项疑问：何以允许法院对合同作“含义的带入”？在我国，法官享有的权利中包括“履行法官职责应当具有的职权”（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8条第1项），法官审理合同纠纷案件，首先须确定合同的内容及当事人的分歧点（查明事实），法官在履行此项职责时，便应当有解释合同的职权，《合同法》第125条便是在赋予法官以解释合同的职权，至于对合同的内容作“含义的带入”（一种漏洞补充），《合同法》第61条中已经寓含着有条件地赋予法官此项职权的精神。

补充的合同解释既属“含义的带入”，本身与私法自治有所抵触，不再是“自治”，而是“他治”，法官充当了“监护人”或者“好事者”的角色，对于私法自治而言，构成一种威胁，因而必须严格地界定其适用条件，体现“最少介入原则”，谨防滥用。这便引申出第二项疑问：法官应当依据什么标准作“补充的合同解释”？依《合同法》第61条的规定，即“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补充的合同解释与“任意规定”的适用是什么关系？这是第三项疑问。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没有协议补充，又没有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的，依法律的任意规定（参照《合同法》第62条，另外《民法通则》第88条）。这时是在适用任意规定，正如法条字面反映的，是“适用下列规定”，并不算通过合同解释进行的补充（补充的合同解释）。[20]就补充的合同解释与任意规定的适用之间的关系，在台湾地区所谓民法上仅第153条第2项有所涉及，“当事人对于必要之点，意思一致。而对于非必要之点，未经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约为成立，关于该非必要之点，当事人意思不一致时，法院应依其事件之性质定之。”该项规定仅谓“法院应依事件之性质定之”，到底如何决定，并未言明。学说有认为系指法院应以客观标准，衡情度理，予以处断；有认为由法院解释，而以任意法规、习惯、法理为标准决定之。王泽鉴先生则认为构成合同漏洞，应依任意法规、合同补充解释加以填补，且首先应由任意规定加以补充（以优先适用任意规定为原则）。[21]就此问题，如果认为《合同法》第61条所规定者即系合同漏洞的填补，而其中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即为合同解释的话，那么，这种合同解释自然就属于补充的合同解释；再结合《合同法》第62条的规定，明言依照该法第61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始适用下列（任意）规定，其间的逻辑关系已给出明确的答案：在我国解释论上“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补充的合同解释）优先于“适用任意规定”。

，在说明了补充的解释在我国目前立法解释论上的状况后，宜在立法论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民法典中是维持现行立法的立场还是修正其立场？就补充的合同解释与任意规定的关系，在学理方面，依王泽鉴先生的见解，任意规定系立法得斟酌某类型合同的典型利益状态而设，一般言之，多符合当事人的利益，当事人对于合同未详订其内容，亦多期待法律设有合理的规定，故有任意规定时，原则上应优先适用。无任意规定时，应依补充的合同解释方法，填补合同漏洞。[22]在日本的学理通说上，则列出了依习惯、任意规定、条理的顺序。[23]以习惯优先于任意规定，其实质的理由在于，对两方当事人而言，习惯更为贴近。准此以言，在我国民法典中维持现行《合同法》的立场，亦不致滋生问题。

（二）关于修正的解释

首先应该明确，一如补充的解释，修正的解释也主要是针对合同解释而言的，遗嘱的解释原则上不应当允许采用修正的解释。

依狭义的合同解释所确定的合同内容如果不合理，则通过修正其内容使之变得合理，此种情形亦属有之，被称为“修正的合同解释”，亦有学者称之为“拟制解释”。[24]此种作业，虽以“修正的合同解释”称之，然论其实质，已属对于合同条款的修正，换言之，它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合同条款的效力予以否定、并对因此发生的空白部分以合理的内容予以补充的作业。[25]邱聪智先生更是鲜明地指出，此项作业，严格言之，已非合同的解释，而系合同的创设、变更或消灭，虽名其曰：“解释”，充其量亦仅假借解释法则之形式，掩盖法院之法律创造活动之假象而已。[26]

修正的合同解释的典型事例是对于免责条款的解释，《合同法》第53条的规定基本上可以归入此类。另外，依《合同法》第54条当事人对于可变更或者撤销的合同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的，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也须作修正的合同解释；依《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当事人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违约金数额进行调整时，如果获准，此时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也须就违约金的数额作修正的合同解释。上述规定，在制订民法典时，均应予以保留。除此之外，《合同法》没有规定，但在制订民法典时应当予以规定的是，在情事变更场合，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对于合同的内容，也可以根据公平原则作修正的合同解释。

民事法律论文:审计的真实性与注册会计师的民事法律责任研究

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谈到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就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即注册会计师根据独立审计准则进行审计活动,当出现诉讼时,法官根据法律确定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双方会由于专业的限制而形成认识的盲点,或者由于两者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形成分歧,如以注册会计师为代表的会计界和法律界对“真实性”的认识就存在着显着差异。法律界往往因为不理解审计的本质,因而未能对注册会计师的生存规则——独立审计准则给予应有的注意。注册会计师在执业中应充分关注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取得与法律界和公众的沟通,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真实性——会计界与法律界的不同认识

审计的本质决定了审计上的“真实性”涵义。《独立审计基本准则》第8条规定: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出具审计报告,保障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是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责任。《独立审计实务公告——验资》第4条第2款对真实性作了明确的解释:验资报告的真实性,是指验资报告应如实反映注册会计师的验资范围、验资依据、已实施的主要验资程序和应发表的验资意见。《独立审计基本准则》第9条规定: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应合理保障会计报表使用人确定已审计的会计报表的程度,但不应被认为是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及其经营效率、效果所做出的保障。显然,由于审计的固有风险,对于遵守执业准则但仍然未能揭示被审计事项中的错弊,而出具的审计报告是真实的报告而不是虚假的报告,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精神,注册会计师是没有责任的。

然而,在汉语中,真实与虚假是相对的一组概念。法律上的“虚假”概念与汉语中的“虚假”概念具有相同的意思,从《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18条和第73条可以看出立法者认为“虚假报告”是指“内容不真实的报告”,只要审计报告反映的内容与实际不符,就是“虚假报告”。显然根据法律的精神,满足了审计准则中的真实性并不能够排斥法律上的虚假性。审计中的真实性是一个过程上的真实,即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应如实地反映整个审计过程,审计报告符合真实性要求的意思是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履行了正当的程序。而法律上所要求的“真实”强调的是内容的真实、结果的真实而不仅仅是程序的真实。

考察审计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过程的真实性与结果的虚假性之间的矛盾是审计活动本质所蕴含的。在审计成本的约束下,审计固有风险是永远存在的,注册会计师的“合理保障责任”无法彻底避免或消除审计结果的“虚假性”,这与注册会计师的主观状态无关。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注册会计师作为审核有关财经信息的中介机构,与股东及其他信息使用者的利益高度相关,一个职业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它是否发挥了社会赋予它的功能。当注册会计师向社会提供它的职业产品——审计报告时,法律上关注的首要问题是这些产品是否具备预期的质量和功能,而不是制造这些产品的程序是否被遵循,只要不真实的审计结论提供给投资者,造成投资者的损失,注册会计师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二、“过错”是确定法律责任的关键

审计准则中的“真实性”与法律上的“虚假性”不是同一语境中的概念,两者并不互相排斥。但是,会计并不能用自己特有的“真实性”概念来对抗法律上的“虚假性”概念。过程“真实”而结果“虚假”的审计报告只是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我国的《民法通则》对于民事责任实行过错原则,承担民事责任要有4个条件,其中核心的条件是当事人主观上有过错。根据法律的一般解释,所谓“过失”,是指对损害后果应当预见但却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预见但却轻信可以避免。《民法通则》根据“故意”追究责任的思想也体现在《注册会计师法》中,与《注册会计师法》第20条和第21条第3款的“明知”相似。民法对“过失”的认定与《注册会计师法》第21条第3款的“注册会计师根据执业准则、规则应当知道委托人的不法行为而没有指出的,应当承担责任”中的“根据执业准则、规则应当知道”情形相似。根据法律,如果由于出资人或者其他出证人的联合欺诈,致使注册会计师即使严格按照执业准则也无法发现错弊,由于注册会计师主观上没有过失,也就谈不上承担民事法律责任了。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审计准则中的“真实性”与法律上的“过错(过失)”相对应,满足了审计中的“真实”,就不存在法律上的“过错”。如果根据法律判断“有过错”,则审计报告肯定不存在审计意义上的“真实性”,审计准则的“真实性”在法律上就以是否“过错”的形式表现出来。遵循准则并不与法律责任相矛盾,独立准则在法律诉讼中仍然有其性。注册会计师出具了与事实不符的审计报告,并不一定要承担民事责任,关键要看注册会计师在主观上有没有过错。

三、“过失”与“职业谨慎”相联系

注册会计师在完成一项审计工作时,要遵循独立审计准则规定的科学程序;更重要的是要有善于执行职业判断的能力,审计的灵魂在于职业判断。遵循程序容易做到,因为程序在审计准则中规定得十分明确,关键在于职业判断,并且在职业判断过程中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注册会计师只有始终保持“职业谨慎”,以“适当的关注”在每一个环节上做出谨慎的职业判断,而不是仅仅满足于采取了审计准则上规定的每一个步骤,才能保障审计工作的质量。

“过失”是确定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关键,法官判断注册会计师是否有“过错”或“过失”是要看他是否遵循了必要的程序,更重要的是看他在选择程序或在对相关证据判断时是否保持了其应有的“职业谨慎”与“关注”。在实际的法律诉讼中“欺诈”或“故意”具有客观性,容易判断,而对“过失”的判断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任意性,法官的裁量权也较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围绕注册会计师的“过失”而产生的诉讼会越来越多。对注册会计师来说除了要面对审计风险外,更重要的是法律风险。一旦审计报告未能揭示财务报表的错弊,如何认定注册会计师在职业判断的过程中的过错或过失,如何认定注册会计师在进行判断时保持了“应有的职业谨慎”,对错弊给予了“适当的关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也会成为会计界和法律界争论的焦点。

一个记录完整的工作底稿就能够证明注册会计师是否遵循了必要的执业程序,没有一个简单的证据能够证明注册会计师是否保持了“应有的职业谨慎”。在法律诉讼中,判断注册会计师是否有过失,需要通过法庭调查或法庭辩论来证明,如律师结合特定案件的背景,质询注册会计师选择某种程序的理由,要求其说明判断证据或者做出结论的理由。

四、面对民事法律责任注册会计师的选择

1.加强注册会计师与公众的沟通,减少与公众认识的对立。由于公众不了解审计活动的特性和会计的特有语言及规则,对注册会计师的工作产生过高的期望,这种期望差距是注册会计师陷入诉讼的最主要原因,注册会计师有责任也有必要缩小

这种差距。会计界应尽量让公众了解其语言及特性,从而引导公众对本行业的期望和判断达到一个合理水平,减少不必要的诉讼。

2.加强会计界与法律界的沟通。会计界要理解法律责任的确定依据,理解法律的目的、任务和法官判案的依据。同时会计界也要通过保持与法律界的充分沟通,让法律界了解审计的本质、明白独立审计准则设计的合理性,使法律界认识到注册会计师只承担“合理的保障责任”,是在特定审计成本下发现或纠正重大错弊,这对股东来说是一种利益较大化的选择,而不是一个对注册会计师提供保护的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充分注意《独立审计基本准则》和《注册会计师法》在确定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中的作用。

3.严格遵循独立审计准则,在审计程序上保障程序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由于“过失”是确定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关键,注册会计师应在执业过程中严格根据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充分考虑审计风险,实施适当的审计程序,以合理确信能够发现导致会计报表严重失实的错报和舞弊行为,避免出现明显的“过失”。

4.保持职业谨慎,是减少诉讼风险的重要保障。注册会计师要在审计活动中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必须注意执业纪律、提高业务能力,深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经营业务和财务状况。尤其是对出现财务困境和面临破产的被审计单位要特别谨慎,以免卷入诉讼。执业纪律是职业谨慎的外在保障和表现,业务能力和对被审计单位业务的熟悉程度决定着对谨慎“度”的把握,两者结合从内外两方面保障做到谨慎。只要注册会计师在执业时保持认真谨慎的态度,一般就不会发生过失,至少不会发生重大过失。

5.健全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制度,防范审计风险。①谨慎选择委托人,选择具有诚实品格的被审计单位,严格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取得被审计单位的声明书;②组织得力的审计组,委派合格的主审人员,确保审计质量;③聘请熟悉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律师,做到每个重大审计项目都与律师沟通,取得律师的理解和信任。这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审计的法律风险。

民事法律论文:效力瑕疵民事法律行为新解

从法律行为的定义可知， 虽然存在是否附加合法性特征的争议， 法律行为乃本质上是一种法律上表现的意效行为。所谓意效行为， 即如德国学者拉伦茨所说："法律行为之所以能产生法律效力， 不仅仅是因为法律确认如此， 而首先是因为实施法律行为的人，意图通过法律行为引起法律后果。"这也是法律行为与其他法律事实的不同之处： 在其他法律事实， 其本身不直接决定法律效果的内容， 而是引发法律规定的适用； 而法律行为形成的法律效果， 由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内容决定， 是一种意欲内容效果， 即依其意思表示内容而发生或变动法律关系。但是， 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能否最终按其所欲而发生或变动法律关系， 仍然离不开法律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评价。法律行为中符合法律对法律行为生效要件规定的即为有效法律行为， 而因各种因素而导致的不符合生效要件的， 即为效力具有瑕疵的法律行为（本文简称为效力瑕疵法律行为） .

传统民法效力瑕疵法律行为分类存在缺陷， 如分类标准的缺陷， 分类结果的缺陷等。本文在对传统的效力瑕疵法律行为的分类作反思的基础上， 从瑕疵法律行为所设法律规范所保护的目的是为公共利益还是为私人利益， 将瑕疵法律行为分为无效法律行为和相对无效法律行为。其中无效试图从一新的角度对效力瑕疵法律行为进行分析， 权且抛砖引玉， 希望引起学界对效力瑕疵法律行为有进一步的思考。

一、形式分类标准：行为的效力状况

本文试图以无效与相对无效这一民法传统上的概念来架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体系， 但前提是对有关核心概念先予澄清： 这里所谓法律行为的"瑕疵"究竟是行为效力的瑕疵，还是行为合法性的瑕疵，亦或其他含义。本文并未采用我国《民法通则》上规定法律行为是一种合法行为的观点。正如前面提到的， 本文认为法律行为是指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因意思表示而发生一定私法效果的法律事实， 它由意思表示的事实与判断意思表示行为效力的规范和判断过程组成。法律行为概念的较大功能在于中立的提供意思表示行为的判断规则的集合， 它本身不应当承担过多的道德责任。无论意思表示行为在嗣后的效力判断中因为违法性或其他什么原因存在效力瑕疵， 也只是与不法律行为之区别， 对意思表示行为作系统的效力评价的方法是相同的。因此法律行为概念重在判断的过程与对不同判断结果的坦然接受， 而不是判断的部分结论的喧宾夺主。法律当然期望一切行为合法， 但并不意味着这一期望要转化为法律行为内在的现实判断才能体现法律的正义。所以可以断定， 法律行为的瑕疵首先是其包括合法性要件在内的有效要件的欠缺， 接着是效力与行为人预期的差距，即效力的瑕疵。其次，本文确立的分类并不把"以无效为原则，以相对无效为例外"作为法律行为无效和相对无效的原则。相反， 本文认为根据私法自治的理念及保护私益的需要， 有必要从严认定无效法律行为， 并适当放宽相对无效法律行为及有效法律行为的认定。

因此，本文不以无效法律行为的"违法性程度"或法律效果作为判断标准。纵观民法实践中通用的衡量法律行为效力的依据， 无外主体行为能力完满度、行为人意思表示自由度与真实度以及行为内容的合法程度。长期以来人们已掼于各标准条块分割， 形式与机械的理解和适用上述条件， 我国将合法性条件上升到不应有的高度，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特定历史时期过激政治哲学导致片面放大合法性要价在法律行为中的作用的结果。究其根源是诸条件并未有机协调为一个系统， 缺乏将其统一起来的原则机制。本文采在判断公私法域外延交界时常用的标准， 即法律旨在保护的利益是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的区分， 结合使得法律行为发生效力瑕疵的原因的具体性质来建构瑕疵法律行为的体系， 也即为此瑕疵法律行为所设法律规范所保护的目的是为公共利益还是为私人利益， 将瑕疵法律行为分为无效法律行为和相对无效法律行为。

二、实质分类标准：利益的公与私

归纳民法中引起效力瑕疵的诸般标准， 诸多引起法律行为无效的原因， 归根到底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以保护一般的、抽象的公共利益为目的； 一类是以保护个别的、特殊的利益或特定当事人的利益为目的。前者是国家基于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职责， 以强制的手段介入私人间的法律行为而否认其行为效力， 具有干预与管制的性质， 重在对公益的保护； 后者则是国家基于维护正义之理念， 出于确保当事人双方之对等地位， 缔结内容上符合正义， 利益均衡之法律行

为而否认此法律行为的效力， 或者说是暂且使此法律行为效力不确定，则重在保护相关个体的利益。因此，在本文看来， 所谓无效法律行为， 是指对于法律行为违反了公共利益， 对双方当事人及其他第三人而言， 法律行为自始、当然、确定不生效力； 所谓的相对无效法律行为，则是指对于法律行为双方当事人及被保护之特定第三人而言， 法律行为的效力处于一种效力未定的状态。这种分类在国外立法与理论中已有体现： 加拿大魁北克民法明确定义了无效（第1417 条） 与相对无效（第1419条） .法国现代合同理论认为"在法律有关合同无效的规定中， 某些规定是基于保护社会利益的需要， 当合同因违反法律这些禁止性规定而无效时， 是无效； 而另一些规定则是基于保护个人利益的需要， 当合同因违反这些规定而无效时，是为相对无效".虽然法国现代合同理论是从合同的角度来划分的， 但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典型形式是合同， 故该划分对整个法律行为上的无效与相对无效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但是要的判断利益的属性究竟姓"公"还是姓"私"则是一件重要而颇费周折的工作， 一不留神就可能重归历史上"极端大公无私"的"左"的错误道路或极端个人主义的另一个极端。李开国先生指出， 我们惯常使用的以利益的归属主体的公私属性来确定利益性质的方法并不， 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固然比私人利益在多数场合更体现了"公共"二字， 但社会公共利益其实是一种既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同时又超越三者的社会整体利益， 三者都寓于社会公共利益之中，任何直接侵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行为，同时亦间接损害着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法律行为对外在利益的触动都会间接引起社会公共利益平衡的变化， 只不过其关联程度有松紧之分。相反，无论国家、公法人、国有企业法人、集体组织、私企业法人还是广大私人一旦进入民法的视野就成为平等主体，再从主体的"政治成分"的角度得出各主体在法律行为效力约束上的宽严不公的结果， 就有违民法主体平等的基本原则了， 故只能因事制宜的分析所涉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联程度， 看行为人之目的是一己之赢利、还是从事公共事业的代表， 看所伤害的外在利益是纯粹的赢利之利益， 还是公共事业的代表。例如一般国有企业与私人之间的交易关系， 二者主体都与国家间形成税收关系，故从民法角度二者与社会公共利益之关联度相当， 又如政府公用事业与消费者之水、电、气供用关系，虽然公用事业有公共性， 但具体消费者才是其事业存在的目的， 且消费者处于无可选择的弱者地位， 各个消费者利益必联为整体才足以与垄断事业在事实上实力近似， 故消费者利益更接近社会公共利益。

三、无效行为的认定与处理

正如本文所指出的那样， 必须从严认定无效法律行为。基于此理念，对越权行为、行为能力欠缺型行为、 通谋虚伪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等都不应笼统地认定为无效法律行为。因为上述行为， 有很多并没有违反公共利益。认定为无效法律行为的行为应该是违反公共利益的行为， 如某外国人甲与相对人乙和乙所在乡政府丙通谋， 为规避税法的有关规定， 甲虚赠汽车于丙而实赠乙即是。而有很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只是为了逃避法律、行政法规的监控， 并不必然导致公共利益的违反。对于这类行为，可以从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的角度进行规制，而不必从民法的角度认定为无效。从立法的角度讲，可以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而不必规定其具体形式。对于此类无效的法律行为， 其效力是自始无效、当然无效、确定无效。正如有的民法学者所比喻的那样，此种无效尤如死产之儿，无法救治，任何人都不能使其有效。另外，此种无效中，包含了部分无效与全部无效。若法律行为一部分违反公共利益， 但除去该部分亦可成立的， 则其他部分仍为有效。

四、相对无效行为的认定与处理

对于相对无效法律行为， 笔者认为， 可以分为可转换的相对无效法律行为和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其中， 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包含传统分类中的可变更、可撤销法律行为与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所谓可转换的相对无效法律行为是指"无效之法律行为，若具备他法律行为之要件，并因其情形，可认当事人若知其无效， 即欲为他法律行为者， 其他法律行为， 仍为有效。"（参见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第112 条规定） 《德国民法典》第140 条也有类似规定。笔者认为，此处的"无效"应解为相对无效。这种相对无效可能是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程序性的规定或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监控性规定， 但是并未损害公共利益。这种相对无效的法律行为的可转换的法理在于私法自治的理念。"当事人从事法律行为， 乃欲达成特定目的，如因其行为之本质要件，未为当事人遵守，以致无效时，其目的即无法达成。但有时却可避免此种目的不成就的定局， 换言之， 当事人所为之意思表示， 虽不符合原拟从事行为之要件，但却履行了另一法律行为之要件，而此一行为之成立，较诸全然无效，更能符合当事人之意思。"

笔者将可变更、可撤销法律行为归于相对无效法律行为中的效力未定法律行为的理由是： 在相对无效之情形， 法律行为的订立并不直接违背公共利益， 既然法律仅在保护当事人一方或特定当事人的个别、特殊的利益或私人利益， 那么此法律行为是否发生终局确定的效力， 应取决于被保护当事人一方或特定利害关系人的意思， 且唯有被保护当事人一方或特定利害关系人方可主张无效或诉请法院确认无效。因此， 对于被保护当事人一方或特定利害关系人来说， 由于法律赋予其左右此行为发生效力与否的意思表示的权利， 在其未进行意思表示之前， 其效力是未确定的； 对另一方当事人来说， 因其并无主张此法律行为无效的权利， 此法律行为生效与否取决于对方当事人或特定利害关系人撤销权的行使，故对其来说，此法律行为的效力也是未定的。

民事法律论文:论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

[内容提要]民事法律行为成立与生效要件的规定实质上反映了私权和公权之间的关系，或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除为了公共利益之维护，国家应尽可能减少对市民社会的主动性干预，而着重以为市民社会提供被动性救济途径并以此实现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在这种理念支配下，作者对传统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要件论说了一个新的认识。

[关键字]法律行为成立与生效，私法自治，市民社会，政治国家

某一社会关系一旦被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就不得不接受法律的意志。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规则便是这种关系的外在表现。这些规则的设定，实质上反映了各方利益的平衡或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调和。然而，由于法律理念的不能保持一致或曰贯彻到底，有关的理论及立法在实践中带来了诸多矛盾和困惑，枚举数例如下：

《民法通则》规定合法性为民事法律行为（即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民法通则对法律行为的定义为： “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因此又不得不独创了“无效的民事行为”、“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来解决“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所带来的逻辑上的混乱，并且把“民事行为”作为它们共同的上位概念。然而这些技术上的处理，却难以解决其内部的逻辑矛盾。（详见高在敏，陈涛。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质疑[J].法律科学（西安）， 1998. 5.作者指出，以意思表示作为“民事行为”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是对这一概念应有内涵的一种变异和任意强加，因为民事行为应指有民事法律意义的，在人的意识支配下的人身体的动静；而且这种处理缩小了该概念应有的外延；同时还会在变异了的民事行为概念与原本攘括着一切民事行为事实的民事行为概念之间造出无法解决的矛盾、冲突。）

据较高院司法解释-“自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之日起，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理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按非法同居关系对待。”-可以得出，现行婚姻法不再承认事实婚，然而事实婚却可以构成重婚罪，同时非婚生子女的地位同婚生子女。既然事实婚不是婚姻，上述制度的理论根据便显得难以琢磨？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可以将某些行为当作法律行为来实践，但是却没有设权的意思表示，例如邀请朋友吃饭的口头保障。这类行为法律该如何定性和对待？

有这样的三种交易的情形：（假设其他要件符合法律关于合同生效的规定。）（1）订立合同时，一方有的民事行为能力，但是交付时没有；（2）订立时没有，交付时有；（3）订立、交付时都没有。用我国传统的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如何确定该交易的效力？

双方订立不动产买卖合同后，卖方拒绝进行变更登记，①那么这个合同的性质、效力如何？卖方应承担何种责任？

上述这些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都是由法律行为成立和生效问题引起的，以下笔者试从法律行为制度的缘起开始，探讨这些问题产生的理论根源。

一、法律行为制度的缘起、含义及价值取向

民事法律行为原称为法律行为，起源于各国早期的契约法和遗嘱法。法律行为概念和系统理论的提出始于德国法，按照萨维尼的观点，法律行为指行为人为创设其意欲的法律关系而从事的意思表示行为。法律行为制度设立的目的是通过此制度，“给个人提供了一种法律上的权力手段”，让个人能在合法的范围内，按自己的意志构建法律关系，实现个人的需求。反之，“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看作是国家分配的受领人……我们还可以设想这样一种禁令，即禁止人们在活着时对国家的东西进行处分……”[1]显然，我们可以继续设想下去-人们是否结婚，和谁结婚；是否生儿育女……也由法律强制规定。在这种假想的制度下，显然是不需要法律行为制度的。但是，的法定主义不仅因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大量存在及复杂多变而难以实现；即使能够实现，也须耗费巨额成本，同时也有损人格尊严。同时，由于立法的局限性和法律的稳定性，法定主义并不必然适应发展中的社会需要及人们的利益需求。于是，这样的制度便总是陷入尴尬的境地。

意思自治可以弥补上述法定主义的缺陷，但是意思自治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市民社会的人是以私利为出发点，为了个人利益往往会置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于不顾，也就是说，的意思自治不可避免地造成实质不公平的出现和社会秩序的混乱。所以，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便以“私”和“公”的调和以及私法自治与法定主义的协调为己任。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规则便是这种价值目标追求的反映-法律行为制度没有直接设定主体间的权利义务，而是通过法律行为的成立、生效规则让当事人自己使之明确化。简而言之，即让个人按照法律规则为自己设定权利和义务。在现存社会条件下，无论规则如何设定，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为了保护公共利益，私法自治必然要受到制约，但同时也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制约只是作为法律制度的手段而非其目的。

二、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

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是指依法成立法律行为所必需的要素，分为一般要件和特殊要件。一般成立要件的代表性观点有：（1）当事人、标的、意思表示；[2]（2）行为人、目的、意思表示；[3]（3）意思表示。[4]法律行为成立的特殊要件，一般认为有三：（1）合意行为：意思表示一致；（2）要物行为：标的物的交付；（3）要式行为：履行了特定的形式要求。同时，关于法律行为成立是否需要合法性要件，也颇有争议。

笔者认为：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只有一个，即意思表示。

先看一般成立要件。笔者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只需有意思表示的存在即可。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建立法律行为制度的目的就是使当事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思来构建法律关系。关于意思表示的构成要件学说纷纭，这里暂采五要素说（不可否认五要素说涵盖了一个完整的意思表示产生的全过程。）来看最简单的意思表示的诞生过程：甲需要乙所有的A物所以想获得它（目的意思）；甲希望通过协商、交易，付出一定的代价后从乙处得到它（效果意思）；甲愿意把这种目的和希望表达出来（表示意思，行为意思）；所以甲就把它们表达了出来（表示行为）。可见要成为法律认可的意思表示，必然要有其法律要求的内容和外在表现形式。否则法律根本无法对其进行确认和调整。所以意思表示本身就包含三个要素[5]：其一、行为人有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意图，即行为人必须意识到并追求其行为的设权效果；其二、行为人必须完整地指明了所欲设立的法律关系的必要内容；其三、通过一定的方式表达出来。可见，意思表示本身就包含着目的、标的、表示行为等要素。此外，有意思表示就意味着有做出它的主体，所以这属于默认的条件。

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判断，至少有以下两项意义：其一，成立的判断是生效判断的前提，只有法律行为成立才能再谈其生效与否；其二，它可以把非法律行为从法律行为制度的调整范围中排除，例如情谊行为。 “有些行为发生在法律层面之外，因此它们不能依法产生后果，这类行为没有统一的名称，学者们通常称之为纯粹的‘情谊行为’或‘社会层面之外的行为’。”[6]它们具有和法律行为相似的外观-如邀请朋友吃饭，若干母亲约定互相照顾孩子等-但是这些行为的目的并不是设权，因为表意人不可能意欲给对对方一个法律上的请求权，因此它们不是法律行为，所以不能从法律行为的角度去 评价。这类行为有其自己的调整规范（社会、道德规范），即使一方违反约定，另一方请求法律保护，法律也不应介入，除非涉及到严重侵权，则由侵权行为法调整。

再看法律行为的特殊成立要件，笔者认为不应有什么法律行为的特殊成立要件。关于合意行为，它是由数个行为构成的一个新的整体行为，如果意思表示不一致，那么这个整体行为便因为没有自己的意思表示而不成立。所以，意思表示一致是合意行为意思表示成立的内在要求，而不是什么特殊成立要件。例如，要约、保障与合同中的意思表示是不同的，要约或保障本身不产生任何法律权利；关于要式行为和要物行为，其实质上是意思表示形式的强制规定，笔者认为法律行为的成立，只是一个事实上的判断（虽然是法律上的事实判断），不应该给与诸多限制，如果出于公共利益，形式确有调整的必要，可以放诸生效要件中轨制。（关于形式强制的分析，后文将详细论述）

让我们来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问题。法律行为不需要合法性要件已成学界主流观点。（详见申卫星：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的从新思考[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春）， 1995. 6. 作者在这篇文章里对法律行为不需要合法性要件做了有力的分析：一、现行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立法的误区： 1、在理论上，引起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导致民法学理论整体上的不协调。　2、在立法技术上，有悖于形式逻辑基本规则的要求。3、在立法价值上，没有必要独创一个民事行为。 二、取消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性要件的理论依据：1、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　2、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　3、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三、民事法律行为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民事法律行为不以合法性为要件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 .）法律行为的成立解决的是法律行为是否存在的问题，属于事实判断，体现的是客观的事实；而合法性是直接与其效力相联系，是价值判断，体现的是国家的态度。所以合法性不应是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就如同针对“人、健康的人、病人、死人”的内部逻辑一样，（相当于法律行为、有效的法律行为、不有效的法律行为、无效的法律行为。）判断他们是不是人和判断他们的健康状况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如果把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无疑是从成立开始对其进行控制，有瑕疵的设权意思表示行为便无任何生机，这显然不符合法律行为制度的本旨。这样前文中的及时个问题就解决了。

分析至此，前文第二个问题也能够解决了。婚姻是法律行为的一种，他的本质属性应是“设权的意思表示”[7]，而不是合法性。只要具备了成立要件，法律便将其称为婚姻关系，当它符合法律要求的婚姻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时，才被赋予婚姻的效力，产生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欠缺生效要件，仍可根据其是婚姻法律行为而产生与其属性相一致的后果。（笔者认为，这种法定的后果并不能否认起属于法律行为。因为无效婚姻行为也符合法律行为的本质要求（设权的意思表示），同时作为无效的法律行为，自然不能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意定的法律效果，又因为其社会危害性和客观现在性，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也是合理的。）

之所以要大篇幅地讨论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是因为随着社会和法律的发展，法律行为成立的意义变得愈加重要。《民法通则》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生效未做区分，并且要求其为合法行为。这与当时的理论是相一致的-“按照我国民法理论的传统观点，民法仅通过有效要件规则即可实现对法律行为的控制……”-法律行为不是有效即为无效，有效的即受法律保护，有瑕疵的便无挽救的可能。那么，法律行为的成立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大可不必区分成立与生效。这种理论和立法在在计划经济、物资贫乏、交易相对少、民风淳朴的80年代还能适用，而在交易日益频繁、复杂化的今天，显然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概念应该是随着事物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我国以主体自由、平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建立并日益发展、完善的今天，法律文化也应该调整自己以适应发展了的社会现实。我国合同法的发展顺应了这种社会发展的需求，合同法使部分原来无效的合同成为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合同“生死与否”的生杀大权交由当事人定夺，特别是无过错当事人。这种立法本质上体现的是放权-国家不充当私人利益得失的评判者，只要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自己利益自己负责，而国家更重要的是在当事人需要救济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

三、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

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是指已成立的法律行为发生法律效力所应当具备的要素。法律行为的生效意味着当事人的意思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反映的是国家意志对个人意志的态度。通说认为法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为：行为人有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自愿，标的合法以及不违反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特别生效要件为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法律行为生效的特别要素。

我们可以看出生效要件围绕着两个中心：保障当事人的设权行为属于自己的意思；约束当事人的法律行为不损害他人和社会，也就是围绕者意思表示和公共利益两个中心。前者体现了法律行为的本质，后者体现了法律的制约。这种立法精神和“帕累托效率”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然这有两个前提条件：交易过程是自由、自愿的；交易是合法的，不非法损害相对方、第三人和社会的利益。关于生效要件的规则，也应该符合这样的要求，从而实现较大的效益。

关于行为人必须有行为能力这一要件笔者认为值得商榷，这一要件是出于保护当事人的目的而设置的，以避免应幼小无知而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是这不仅是对相对方当事人的限制，同时也是对无行为能力人的限制；同时，如果这些人的法律行为都属于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必然会导致社会秩序的不安定。而且未成年人从事民事行为在实践中是不可避免的且大多是符合各方利益的，于是法律规定与实际情况出现了矛盾。因为这部分人合理的利益需求，监护人在主观或客观上未必能够满足；意思表示真实、自愿的要求，意味着胁迫、强制、欺诈、重大误解等法律制度，以及公正、公平和公序良俗等民法原则对民事法律行为进行的框定，这些都能很好地实现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同时，我国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使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完善民事法律行为主体制度，使无行为能力的人的行为向相对有效的方向发展。可以采取的方法有：采取排除式的立法方式，既只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可单独为的行为（可采取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方式）；降低年龄限制；设立申请确认有效制度等。

关于形式强制，它就象一把双刃剑，利弊兼具。它的利处是：使当事人慎重进行意思表示，避免操之过急；有利于证据的保存；有利于法律行为的确定化；有利于保护第三人和公共利益；它的弊处是[8]：对于不熟悉业务的人来说，形式强制可能成为一个陷阱-面对背信弃义或滥用其信赖者，善意和守信人的利益保护将会是束手无策。“（例如有些人利用形式强制来恶意抗辩。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在欠缺形式要件的要式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由于市场行情的变化，不利的一方主动以合同形式不合法为由，主张合同无效。）而且形式强制显然增加了交易困难。

笔者认为，前述三个优点很难说是优点。无论法律是否规定形式强制，当事人为了保障权利的实现，一般都会保留证据，即形式强制和证据保留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如果形式证据不符合法律的特别规定而导致法律行为 无效，无疑是对双方当事人意思的不尊重，同时也可能造成上文所说的“陷阱”；此外，如果一种意思表示已经能做到证据化了，还能说是当事人行为不慎吗？而且在经济市场化的今天，人们应对自己的决定（真实，自愿，合法的意思表示）负责；，形式强制还可能造成法律制度的内部矛盾。

如前文的第五个问题，笔者认为房屋买卖合同是有效的，卖方承担的是违约责任。因为，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的产物，代表着当事人自愿为自己设定权利和义务，所以只要符合法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即可。如果义务人不能或者不愿履行义务，承担违约责任即可-自己为自己的决定负责。而且违约责任的一种承担方式是继续履行（法律规定这是一种强制履行），这可以针对有权处分；而针对无权处分或者其他难以履行的情况，可依法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这些责任的设置与不需要登记合同便可生效的制度达到了很好的配合。当然，对与公共利益保护密切相关法律行为进行严格的形式强制也是十分不要的，如票据行为和企业设立登记等。但尽量减少与公益无关的形式强制，应是法律行为制度的一个原则。

如果合同不需要形式强制，很多关系中就会涉及到物权行为理论。这个问题在法学界存在很大争议。根据物权的变动的要求，动产是交付，不动产是登记。所以，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和履行是不可分离的，交付和登记就是含有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直接的法律效果是发生物权的变动。而且，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相互配合，解决了实践中的很多难题。如前文的第四个问题。如果订立合同时一方有行为能力，但是交付时没有，那么他订立合同的行为有效，交付行为无效；另两种情况依此类推。

关于特殊生效要件中的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法律行为的性质，（此问题虽与本文主旨关系不甚为密切，但是处于文章体系完整的考虑，赘言一二。）学界通说认为他们属于成立但是不立即发生效力，而待条件成就或期限到来时才生效的法律行为。让我们来看一个简化的例子：双方约定合同自双方董事会通过后一个星期生效。很明显，这与合同即时生效的意思表示是不同的。而且双方的条件也是意思表示的一部分，也适用法律行为关于意识表示生效的规定，应该自愿、真实、合法。笔者倾向于合同的效力指合同的一般约束力，即按照自己的意思表示受约束，所以这类延期合同只要符合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就应该生效，这就使期待权有了理论上和法律上的依据。有的学者认为，合同的效力在不同场合、不同法律条文中有不同的含义，一是指履行合同的效力，即约定的权利义务的发生；二是指合同的法律约束力，即当事人不能任意更改约定的内容。这种观点也是不无道理的。

分析完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让我们来看一种特殊的无效法律行为-行为。产生的债是自然之债，自然之债一般认为是“非依法，但是根据其他规范，如道德规范、社会规范以及宗教规范产生的给付义务。” [9]自然之债有不具强制履行性和自动履行后不得请求返还性。最典型的是因时效届满而消灭的债务和赌债。根据前面对法律行为成立和生效的分析可以看出，行为是违反公序良俗的法律行为，属于无效的合意行为，与其他普通的无效法律行为的性质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法律后果却不一样。我国虽然对赌债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意大利的规定，赌债虽不具有可诉性，但是履行后不能请求返还。关于行为的处理，很好地反映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行为虽然违法，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大量存在，而且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根据社会习惯，人们大都自觉或者不得不自觉履行，所谓“愿赌服输”。行为的意义和后果双方当事人都是知道的，双方主观上也都有过错，这种行为是市民社会的人相对普遍存在的劣根性的表现。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国家，是应该制止的，但是国家在民法领域对其是难以调整的：根据民诉法的基本原理，法官只能在原告诉讼请求范围内判决，这样就排除了赌债民诉案件。如果赢方要求实现赌债，显然法律是不能支持的；如果已经给付的输方要求返还给付，法律也是不能支持的，因为对输方的保护，无疑会助长风气-赌输了也没有风险，而且容易破坏社会习惯，导致私力救济泛滥。所以，如果这两种诉讼法院受理都会以原告败诉告终，因此他们具有可诉性就没任何意义了。笔者认为意大利的做法-不干预-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当然，如果这种行为达到违法甚至是犯罪的程度，大可交由行政法和刑法调整。

四、私法自治与国家干预

从上文对民事法律行为成立和生效的分析可以看出，整个规则的设计紧紧围绕着私法自制和国家干预展开。众所周知，民法经历了义务本位、权利本位和社会本位三个阶段。法律行为制度也随着时代的要求，出现社会化趋势。关于私法自治出现两派观点：一派观点认为，社会管制加强，私法自治将受到压制；另一派观点认为，私法自治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不可否认，现代各国对私法自治都做了修正：（三点修正参考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45.）一是强行性法规的制定，如法律行为的数个生效要件，对事关民生的公益合同的强制缔约等。二是对不有效的法律行为，法律倾向于予以挽救。如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在意思不自由的当事人请求变更合同的情况下，法官一般根据公平原则进行合同的变更，恶意一方只能被动地接受对方当事人的选择和法官的判决。三是出于保护信赖利益、交易安全，出现表见、善意取得等制度，在一方当事人没有参与的情况下，给其设定权利义务。

对私法自治的修正，笔者认为其目的有三：首先、平衡弱者和强者的利益。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个体之间地位存在差异， 一方的自由等于另一方的不自由。例如，如果雇主有确定工资的自由，基于地位的悬殊，雇员就失去了商定报酬的自由。其次、平衡善者和恶者的利益。由于恶者的恶意行为导致善者在为行为时意思不自由。所以，在决定行为效力时，理应把“权力”交给善者。，保护社会和公共利益。例如，法律行为的形式强制（如票据行为），对双方当事人都有强制力，目的就是保护交易的安全；再如善意取得制度，在两个权利人（原权利人和善意第三人）之间，法律的天平倾向了善意取得人，因为这样能促进交易，增加社会财富。所以在对私法自治合理限制的前提条件下，社会的利益和自由总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由于法律的技术性设计而增加，并且使私法自治朝着其本意发展-实现实质正义。另外，对私法自治要求较高的是在财产关系领域，而在财产关系中，财产流转关系对私法自治的要求又更进一层。在当今社会，社会财富呈现前所未有的增长态势，人们的交易能力和交易需求也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交易也会愈加复杂化，这就要求更高的自治。所以笔者认为，私法自治在民法领域中的地位非但不会动摇，反而会向其本意方向发展。

对于私法自治，即不能放任，这样会出现社会的不公正；也不能过分干预，这样会损害私人权利。私法自治和法律限制的关系，实质上体现的是“私”和“公”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即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参考 邓正来，[英] J.C.亚历山大。 国家与市民社会[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33-59. 第33页《市民社会的美德》，第59页《近代市民社会概念的缘起》市民社会是古代法学的一个术语，中世纪出现；洛克等近代自由主义哲学家强化了自由的观念，“建立了个人权利（市民社会传统的关键所在）的传统”；而对其做出了详尽论述的是黑格尔的《法哲学》，他及时次真正将市民社会作为政治社会的相对概念，进而与国家做出了学理上的区分。我国学界也对私法文化、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进行了讨论，但很少论及市民社会的概念、内涵。对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下定义是难以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分析它的要素：“市民社会的观念有三个要素。其一是有一套经济的、宗教的、知识的、政治的自主性机构组的，有别于家庭、家族、地域或国家的一部分社会。其二，这一部分社会在他自身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系列特定关系以及一套独特的机构或者制度，得以保障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并维持二者之间的有效联系。其三是一整套广泛传播的文明的抑或市民的风范。”）市民社会是不可能脱离国家的，否则市民社会只是一个无政府的自然状态，在这样一个自然状态中，没有一种确定的规则给人以引导和预期，当纠纷发生时的私力救济，无疑会导致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和不公平，人们便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所以，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应该相互配合-市民社会以私欲为目的，政治国家以公益为目的-然而两者之间的优位问题却存在争议。关于二者的关系存在两种模式-洛克式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模式”和黑格尔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模式”，还有第三种观点-二者之间的平衡，即实现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良性的结构性互动关系”。（同前，《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上的分野与两种架构》第100页。）前两种模式各有优劣，（同前，第P95-97.作者做了较多的引注，这里便不再标注，只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洛克式“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规范模式存在有很深的误导，主要表现在：首先，会导致对市民社会自决于国家的天然权利的认定，而且在这种权利受到侵犯的场合它不容许折衷，这往往会被利用，历史上的各种反现行制度运动（不包括人民、民族解放运动）正是假“多数同意”、“人民主权”等之名而趋于极端，将国家吞并与市民社会，而最终构成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极大破坏；其次，贬低国家的作用，实质上是一种非政治化路向，往往趋于对无政府状态的误导，导致社会实质不公平的出现。黑格尔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架构，也有消极的一面：它否定了市民社会之于国家构建的正面意义；而且它认定国家或政治至上地位以及一切问题都可最终诉求国家或依凭政治而获得解决的观点，实际上隐含着国家权力可以无所不及和社会可以被政治化的逻辑，而这往往趋于被用来做极权或集权的统治的张目。）而第三种观点综合了两种模式的优点，无疑是一种的选择，因为从法理上讲，公益和私益并不矛盾：公益存在的根本目的是私益，即公权是为私权服务的，它的存在只是为了解决私人间不能解决的矛盾。但是，这种理论上的美好构想，在实践中对立法有着很高的技术性要求。

无论做何种选择，一种信念是毫无争议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都要保护，个人的自由必须要有所限制，因为人是自私的，个人对私欲的追求如果超过一定的界限必然会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个人，他也是第三人、社会中的一员，因此这种自由是可怕的-自己的利益同时也可能遭到他人的侵害。所以，人们让渡给国家的是侵害他人的自由而获得的是不被他人侵害的保护。因此，国家对市民的限制应该遵守这样一个原则：在私人领域给市民社会的个人以较大的自由，只要不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就应该为个人提供“自决的舞台”。例如：“据媒体报道，北京市即将修改《北京市严格限制养犬规定》，京城百姓颇为关注的养犬问题有望由‘养不养’变为‘怎么养’。”有关政府法制办负责人指出，应该“使养犬的市民既可满足自己的需要，又不侵犯他人和公众的利益。”[10]从养犬有关规制的整个历程-的个人自由、禁止（为公共利益）、在不损害公众利益范围内的个人自由-可以看出，法律正是向着个人和社会利益的调和发展。属于公法领域的行政法既已如此，更何况私法！

民事法律论文:论商业诽谤行为及其民事法律制裁

摘　要：商业诽谤行为是一种公开对特定商事主体及其财产或财产的品质等进行诋毁，造成其经济利益损害的行为。对于商业诽谤行为，我国仅仅通过《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其进行禁止，具有一定的不完善性。只有立足于《民法通则》，对商业诽谤行为予以民事法律制裁，才能够完善对商事主体的保护，维护正常的商业交易秩序。

关键词：商业诽谤；虚假事实；公布；实际恶意；法律制裁

一、商业诽谤行为的概念和法律待征

诽谤的本意是“言非其实”。一般所称诽谤，仅指一般诽谤行为，即针对自然人和一般法人的名誉进行诋毁的行为。而从广义上理解诽谤，则应当包括这种一般的诽谤行为和商业诽谤行为，后者则为本文所专门研究的对商事主体进行诽谤的行为。对于商业诽谤行为究竟应当怎样界定，有不同的主张。一是认为：商业诽谤行为指经营者通过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或虚假信息等不正当手段。对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进行恶意的诋毁和诽谤，以贬低其法律人格，削弱其市场竞争能力，从而为自己谋取竞争的优势地位及其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1].二是认为，诽谤他人的不动产、动产、无形财产或者服务，造成他人经济损失的，就是商业诽谤行为[2].三是将商业诽谤行为分为两种，一种为经营者公开贬低他人产品或者服务的价值，影响他人的交易致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一种为诽谤他人的动产、不动产或者无形财产，致使其受到财产利益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3].

我们认为，上述对商业诽谤概念的三种界定，都有其合理性，但也都有不完善性之处。及时种主张将商业诽谤行为视为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仅将商业诽谤的行为主体限定为经营者，不够。第二种主张过于抽象，不容易指导实践操作。第三种主张仅仅对商业诽谤行为的种类进行了界定，对商业诽谤行为的本质和特征都没有作出论述。

我们认为，商业诽谤行为是指通过捏造、公开虚伪事实或虚假信息，对特定商事主体的商誉、商品或服务进行贬低和诋毁，造成其商业利益损失的侵权行为。

作为商业侵权行为之一的商业诽谤行为主要具有下列法律特征：

及时，商业诽谤行为的主体为一般主体。有人认为，实施商业诽谤行为的主体一定是经营者，即商事主体，不从事经营的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对经营者的商业信誉、服务信誉和商品声誉进行诋毁和指控的，即使构成了对经营者的诋毁，也不能依商业诽谤行为论处，只能构成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或犯罪行为，理由是经营者以外的组织或个人不具有商业竞争的特性。这种认识有失偏颇。事实上，实施商业诽谤的侵权行为人是一般主体，不仅仅限定于与被侵权人存在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其他主体如社会组织、消费者以及媒体等，也都可以构成商业诽谤。其理由是：

及时，一般实施商业诽谤行为的行为人，应当具有商事主体的身份，但这只是认定诋毁商誉侵权行为的重要条件之一[4].非商事主体，如社会组织、个别的消费者或者媒体，诋毁商事主体的商誉，诋毁他人商品或者服务，尽管行为人与受害的商事主体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其最终结果也还是损害了商事主体的商誉、商品或者服务的信誉，同样也会构成商业诽谤。类似这种情况的案件，法院已经作出过生效的判决，比较典型的是恒升公司诉王洪商誉侵权案，该案件被称为网上商业诽谤及时案。该案的行为人并非商事主体，而仅仅是一个个人[5].其次，在实务中经常会出现媒体、行会或消费者协会，为打击某商事主体，针对其商誉、商品或者服务而虚假的报道、虚假的产品排序，对其进行诋毁等。这些行为尽管不是由商事主体实施，但其行为损害了商事主体的商业利益，应当认定构成商业诽谤。瑞典、比利时和瑞士在界定商业诽谤行为时，均认为若主体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也可能构成商业诽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96年《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示范规定》也作了相同的规定。因此，将非商事主体纳入商业诽谤行为人的范畴，符合实践的需要，并与世界反不正当竞争立法的发展趋势相合，可以参照。

第二，商业诽谤行为所侵害的客体具有多重性。商业诽谤行为所侵害的客体，就是商业利益，具体分析，则表现为不同的利益。关于商业诽谤行为的客体，各国立法大都采取具体列举式，其代表立法例为《联邦德国反对不正当竞争法》和《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前者将商业诽谤的客体界定为：他人的营业、其营业者个人或经理、货物或劳务；后者为他人的财产（动产、不动产或无形财产）、或财产（动产、不动产或无形财产）的品质。因此，商业诽谤行为的侵害客体尽管是商业利益这种客体，但表现为多重的，既包括对于商誉、财产的诽谤，也包括对于商品和服务的诽谤。

将商业诽谤的具体客体进行区分，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是，侵害的客体不同，商业诽谤行为的类型就不同。如根据英美判例，如果行为人主张某公司的产品有缺陷、不合格或有害[6]，或者声明某公司已经歇业[7]，那么该种侵权行为就被称为致害诋毁（injurious falsehood）[8]；如果行为人只是对于产品进行诋毁，那么该种侵权行为可被称为商业诽谤；如果行为人针对财产的所有权而非产品的质量进行诋毁，该种侵权行为可被称为财产所有权的诽谤（slan deroftitle）[9].当以客体作为标准对于商业诽谤行为作区分后，对于确定适用何种法律进行救济具有积极的意义。二是，侵害的客体不同，商业诽谤的行为及其责任的构成就不同。对商业诽谤的客体作出区分后，对认定不同的行为是否构成商业诽谤行为及其责任具有重要意义。对商誉进行商业诽谤，一般是与商誉主体形成竞争关系的经营者才可以作为行为主体，非经营者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够作为侵害商誉的诽谤行为的主体，除非非经营者具有明确的故意；但对于商品和服务的诽谤，行为主体却没有限制，可以为经营者，也可以为非经营者。

第三，商业诽谤的受害人必须是商事主体。商业诽谤的受害人必须是商事主体，若受害人不是商事主体，就不可能构成商业诽谤。商事主体可以分为商自然人、商法人和商事合伙三种[10]，其中商自然人包括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和自然人商人，商法人主要是指公司，而商事合伙则介于商自然人和商法人之间。

根据诽谤受害人的不同，可以明确区分商业诽谤行为与一般诽谤行为。商业诽谤行为与一般诽谤行为主要有三点不同。一为受侵害对象不同。商业诽谤行为是商业侵权行为的一种，发生在商业领域，其侵害对象为商事主体，而一般诽谤行为主要是针对自然人或者一般法人进行的诽谤。二为受侵害的客体不同。商业诽谤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商业利益，而

一般诽谤行为侵害的客体仅指名誉权。三为提起侵权的诉因不同。提起商业诽谤侵权的诉因在于该侵权行为造成了商业主体商业利益上的损害，如果不产生商业利益上的损害，该诉讼不能提起，而提起一般诽谤侵权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名誉。

第四，商业诽谤必须具有特定的指向，即受诽谤人应特定。受诽谤人特定是指，商业诽谤所涉及的对象能够被受诽谤人或公众辨识、指认，如果缺乏这种特定性就不构成商业诽谤。受诽谤主体特定有两种方式：一种为直接特定，即行为人明确指出受诽谤主体的身份；另一种为间接特定，即行为人没有明确指明受诽谤人的身份，而是以含沙射影的方式，通过提及其荣誉称号、绰号或通过特定环境的描述，影射受诽谤主体，此时受诽谤主体必须证明自己是诽谤言辞中伤的对象。通常，对于商誉的诽谤不存在受诽谤人不特定的可能，而对于商品或服务的诋毁，则可能存在受诽谤人不明的情况。若经营者、公众或新闻媒体只是对于某类商品、服务或某技术进行贬损，其并没有暗示上述评论对象与某特定经营者有关，这种情况不构成商业诽谤，因为受诽谤人不特定。

二、商业诽谤行为的构成要件及免责事由

（一）商业诽谤行为的构成要件

1.虚假事实

虚假事实是构成商业诽谤最主要的要件。没有这个要件，就不存在“言非其实”的基础。虚假事实有两个要素：一是，诽谤言辞必须是事实（fact），仅仅是评论不构成商业诽谤。事实就是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评论就是告诉人们自己对某事或某人的看法。言辞失实可以构成诽谤，但评论不公正只能够构成一般的侵权。在具体的案件中，如何判断某一言辞是事实还是评论，法官应当将自己处在一个普通人的地位，参考该言辞产生的环境，推测该言辞可能带来的损害后果来决定是事实还是评论[11].二是，诽谤言辞是虚假的（fault），并含有毁损性（derogato ry）。言辞的虚假性是指言辞与事实的事实情况不相符；言辞的毁损性是指行为人所使用的言辞会使商事主体及其商品或者服务的社会评价降低，或令其他人对该商事主体敬而远之，导致客户不与其进行交易，消费者不购买其商品或服务等。

在商业诽谤的诉讼中，言辞的虚假性和毁损性必须得到证明。由原告证明言辞的毁损性是没有争议的，而对于言辞虚假性的证明，则存在不同的规定。大陆法系国家和美国都认为应当由原告证明言辞的虚假性，这意味着原告必须说明言辞的真实情况，而对于被告来讲，对于言辞真实性的证明只是抗辩的一种事由。《荷兰民法典》第195条规定：作为原告应当对有关包含于信息中的事实或者其所暗示的信息中的事实的性或完整性……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651条也规定，原告应当对于陈述的虚伪不实承担举证责任。而在诽谤法起源地的英国则认为，言辞的真实性应由被告证明，如果被告不能够证明，那么诽谤行为就构成。

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或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何者比较合理呢？从原理上说，关于举证责任的分担，罗马法确立了两条规则：原告有举证的义务；主张的人有证明的义务，而否定的人没有举证的义务[12].对于商业诽谤的侵权行为，原告就是主张的人，因此应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是否定的人，因此不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罗马法中“为主张的人”和“为否定的人”的位置并不确定，是随着对证明对象的观察角度不同而发生变换的，因此谁是举证责任的承担者是模棱两可的[13].因此，罗马法的举证责任原则有一定的不合理性。日本法学家石田骧则认为，举证责任的分担应根据“证据距离”确定，距离证据较“近”（取证较易）的一方就是举证责任的承担者[14].依据该学说，在商业诽谤诉讼中，距“虚假事实”这一要件较近的一方是原告，原告对自己的情况最为了解，因此，由其提出所涉言辞不真实的证据就相对容易。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虚假事实”的举证责任应由原告承担。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等也规定“虚假事实”是诽谤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主张商业诽谤的存在，就必须证明“言辞的失实”。较高人民法院1993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决定》及北京市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都有相关的规定。

2 虚假事实的公布

商业诽谤行为是一种通过捏造、公布虚假事实，对商事主体的商业信誉、商品或者服务进行诋毁的违法行为。但是，捏造虚假事实只是一个手段而已，并不是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只有公布虚假事实，才是商业诽谤的构成要件。

由于捏造虚假事实是构成商业诽谤的前提，因此也必须研究。捏造虚假事实，是指行为人故意编造对某经营者不利的，与其真实情况不相符合的事情，这里的捏造可以是全部捏造，可以是部分捏造，也可以是对事实真相的歪曲。

公布虚假事实，是指行为人以各种形式将诽谤性言辞传播给原告以外的其他人，使他人知悉该虚假事实的行为。虚假事实只有公布，才有可能造成诽谤的后果，因此，虚假事实只有公布，才能够构成商业诽谤。

公布行为对于商业诽谤的构成十分重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诽谤言辞一经产生，就构成公布。在美国，公布是个法律术语，意为不论采用何种形式，诽谤性传播已为被诽谤者之外的他人所领悟，即构成诽谤。由此可判定美国法院对于公布要件的认定相当宽松，只要第三者看到或听到诽谤的言论就视为已经公布。我国侵权行为法认定商业诽谤的公布要件，也应当采用这样的标准，至于受害人的商业利益的损害是不是严重，则是后果判断问题，不是公布要件判断问题。

公布与否取决于很多因素：及时，行为人是由于故意或过失将诽谤言论传播给受诽谤人以外的第三人，没有过错不应当构成公布行为；第二，对于诽谤言论有消停义务的人，故意不作为或怠于作为，导致该诽谤言论的持续公布，此时该人的行为也构成公布[15]；第三，对于诽谤言论，第三人应当知道并了解，因此仅仅将诽谤性言论传递给不了解该言论的第三人是不构成公布行为的。尽管原告应当对于诽谤性言辞的公布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公布行为的构成一般并不需要原告证明诽谤性言辞已被他人知晓。一般情况下，只要能够合理地推断出将诽谤性言辞传递出去，并且确实被人知道就足够了，所以，诽谤言辞一经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传送就可以合理地推定公布行为的构成[16].

公布行为分为单一公布行为和多重公布行为，单一公布行为为常见行为，如报刊、广播、电视等传递信息的行为；诽谤言辞同时被二人或二人以上的人知晓等都属于单一公布行为。对于单一公布行为造成的损害要求救济，只能提起一个诉讼，并且就该赔偿诉讼的实体判决，不论是否有利于原告，同一当事人在同一辖区内的其他赔偿诉讼必须终止[17].多重公布行为则不在此限。

3 商业利益的损害事实

商业诽谤的损害后果必须导致实际商业利益损害的发生，也就是说，在认定商业诽谤行为时，原告必须举证证明自己因为遭受诽谤而导致商业利益方面的损失。如果仅仅有虚假事实的公布，而没有商业利益的实际损失，那么可能构成侵权，受到法律的一般谴责，但并不构成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对此，侵权行为法的要求是明确的。例如，《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561条规定，如果法人、合伙及非法人组织体是以营利为目的，行为人所公开传播的虚假事项其营业受到了侵害，阻碍了客户与其做交易；如果法人、合伙及非法人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依靠社会上财政的援助，行为人借公开传播的虚假事项使社会大众对其评估降低而干预了其活动，此时行为人应当承担责任。美国判例也规定，因消费者批评产品而引起的诽谤案，厂方必须要证明消费者的批评不实给自己造成了实际损失。

我国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及时百四十条就将对自然人进行诽谤和经营者进行诽谤导致损害的认定方面作了区分，前者是“造成一定影响”，即诽谤言辞被公开就足以表明已经发生影响，而后者要求对经营者造成具体损害事实，该损害应当是可算的。因此，如果行为人实施捏造、散布虚假事实，尚未造成损害后果的，或者存在着造成损害后果的可能性，都不能视为已构成商业诽谤行为，最起码不能认定构成商业诽谤

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之所以认为构成商业诽谤的要求更加严格，是因为商事主体从事经营活动，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公众有权力对商事主体进行监督和批评。另外，商事主体相对于个人来讲，有更强的自我保护能力，一般的诽谤语言不能够对其造成损害。

关于商事主体损失的范围，《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633条作了规定，可以作为参照：实施商业诽谤行为人承担的金钱损失仅限于，因第三人的行为效力所导致直接的、立即发生的金钱损失；为消减诽谤言辞带来的消极影响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包括提起诉讼的费用。由此可见，商事主体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包括：因诽谤行为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如退货、商品积压滞销损失；为消除影响和调查、制止侵权行为而支出的费用，如调查费、合理的律师费等。间接损失包括：因诽谤行为造成客户解除或者终止履行合同而丧失可得利益的损失；因诽谤行为造成停产滞销期间设备折旧费及贷款利息等。

4.行为主体存在过错

行为主体对商事主体的商誉、商品和服务进行侵害的主观要件可以为故意，亦可为过失。商业诽谤的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或不行为会造成商事主体商誉、产品或者服务的贬损，将危害其商业利益，而仍然加以实施或听任损害发生的心理状态。商业诽谤的过失，则表现为行为人的对诽谤后果采取了不注意的心理状态，使自己的行为造成了商事主体的商誉、产品或者服务受到了毁损。

在涉及商业诽谤行为主体的过错时，应视主体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标准。

当行为人为经营者时，此时商业诽谤行为的实质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范畴。按照《联邦德国反对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如果从民事责任的角度探讨商业诽谤行为的要件时，受害人无需证明行为人是故意还是过失，只要有虚假陈述，造成损害，就构成商业诽谤；如果从刑事责任的角度探讨该要件时，必须证明行为人为恶意（故意）[18].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平交易法》遵循德国学者的解释，采取相同的观点[19].《意大利民法典》第2600条第2款规定，“凡认定是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就推定为有过错”，那么，由经营者实施的商业诽谤行为就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特殊形式，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无需原告证明被告的过错[20]，而由行为人反证自己没有过错，否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我们认为，经营者作为商业诽谤的行为人，都是明知商业规则和商业习惯的人，具有识别自己行为后果的能力，因此，在我国认定商业诽谤侵权责任，认定经营者的行为是否构成商业诽谤，过错要件采用推定过错责任，是有道理的。因此，如果行为人是经营者，则原告不必举证证明行为人的过错，否认过错的举证责任由行为人自己承担。这样的过错，实际上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并不需要明确认定其过错的类型。

当行为人为非经营者时，则应当适用美国的“沙利文原则”，即经营者要想在诉讼中获胜，必须证明对方行为人存在实际恶意，该实际恶意是指行为人明明知道消息与事实不符，若公布会给对方带来损害，还是不顾一切的将消息公开。“沙利文原则”来源于1964年的沙利文案件，该案件对于新闻诽谤确立了新的原则：原告要想胜诉，不仅要证明普通法要求的有关内容已经发表，给自己造成了损害，而且要证明被告具有“实际上的恶意”，即需证明媒体在进行有关原告的报道时，清楚地知道自己使用的材料或信息是“虚假不实的”，或对其使用的材料和信息的真伪予以“毫不顾及”[21].1983年，“沙利文原则”被推广到消费者批评产品质量而引起的“商业诽谤”诉讼中。英国的规定与美国的规定不同，从与英国的规定相仿的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附属法例第82号命令第三条可窥见一斑。该条例规定：凡在长期形式诽谤（书面诽谤）或短暂形式诽谤（口头诽谤）的诉讼中，原告人指控被告人是恶意地公开遭投诉的言词或事件，则原告人不必在其申诉陈述书中提供他所依据以支持该恶意指控的事实的详情，但如果被告人以任何该等言词或事件是就涉及公众利益而作出的公正评论，或以任何该等言词是在享有特权的情况下作诉，而原告人又探诉被告人是由明显的恶意所驱动，则原告人必须送达答复书，提供可从中推论出有该恶意的事实的详情。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在英国及香港地区，原告在起诉时没有必要证明行为人是恶意，除非行为人以所陈述为公共利益或享有特许权作为免责抗辩，此时原告才应证明对方存在主观恶意。将美国的规定和我国香地区的规定作一对比，可以看出美国法律认为商事主体证明消费者存在恶意是企业诉消费者商业诽谤的构成要件，而我国香港地区则将证明恶意的责任作为一种答辩。我们认为，在我国，认定商事主体起诉非经营者承担商业诽谤责任时，应对非经营者的主观要件作出严格的限制，即必须证明行为人的故意。因此，美国的做法更为可取。不过，应对消费者扩大为非经营者。商业诽谤中的恶意就是行为人动机不良的故意，该不良动机就是为了损害经营者的利益。

（二）对于商业诽谤的抗辩事由

如果经营者提出商业诽谤的诉讼，则行为人可主张下列抗辩事由。

1.陈述真实

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其所陈述为真实，就可免责。行为人证明言辞的真实性具有不同的效力。按照英国判例，言辞的真实性应由行为人证明，如果行为人不能够证明，那么诽谤行为就构成，行为人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而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行为人证明言辞的真实性是一种抗辩事由，并不采纳英国法的做法。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的陈述是真实的，并非虚假，即可免责。

2.公正评论

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的言论属于公正的评论，亦可免责。可以参考香港《诽谤条例》的规定。该条例认为，“公正评论”应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评论的事项必须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有的事实来源（包括报章的报道）；立场应当公正（但不一定客观）；没有恶意。在具备上述条件下，即使该评论是片面的、偏激的、具有一定的诋毁性的，也不应追究行为人法律上的责任。我们认为，确立“公正评论”的原则是为了保护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即在评论与评论对象的人格权出现冲突时，应对评论予以优先的保护。因此，只要能够证明自己的评论是公正的，当然可以免责。

3.豁免权

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享有某种豁免权，也能够免责。同样可以参考香港《诽谤条例》的相关规定。豁免权有两种，一种为豁免权，一种为相对豁免权。豁免权是指为了特定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需要，散布具有诽谤性的言论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豁免权的情形包括：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的发言享有豁免权；诉讼参与人在司法程序或准司法程序中所做的陈述；政府等官方往来的文件等。相对豁免权的情形包括新闻媒体依照法律文件或公共集会所做的报道，或执法人员对媒体或大众揭露公务活动的内容等。例如，《较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每6条规定：新闻单位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和实施的公开的职权行为所作的报道，其报道客观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其报道失实，或者前述文书和职权行为已公开纠正而拒绝更正报道，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

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4.自由陈述空间

所谓自由陈述空间，是指在家庭内或少数极新近的朋友之间，在这些范围内所为的诽谤陈述不构成诉因[22].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对于某商事主体的诋毁只是在亲人之间传播，也可以此作为抗辩。在德国法和《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中，都有这样的规定。在我国，也应采纳这样的规则，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对于第三人的诽谤仅在夫妻之间传播，可以此作为的免责抗辩；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对于第三人的诽谤在亲朋好友间传播，可以此作为相对的免责抗辩。

5.及时更正和道歉

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在虚假消息后，及时进行了更正或答辩，消除或减少了虚假消息给受害人带来的损害，这也可作为抗辩的事由。当虚假事实传播后，受到虚假事实侵害的商事主体通常首先会与行为人联系，若后者主动更正，受害人一般情况下不会再提起诉讼。若受害人仍旧提起诉讼，那么行为人及时作出的更正和道歉仍具有一定的效力。我国香港《诽谤条例》第三条和第四条规定，在报刊诽谤诉讼中，及时的道歉既可以作为免责抗辩的理由，也可以作为要求减免赔偿的证据。我国的相关法律应当借鉴《诽谤条例》的上述规定，在对于更正方式、时限及效力作出规定的同时，还要规定行为人及时作出的更正和答辩可以使自己减轻或免除责任。

三、商业诽谤的行为方式

关于商业诽谤行为，有多种表现形式。一是从行为主体的角度讲，可以表现为经营者实施商业诽谤行为和非经营者实施商业诽谤行为两种。多数情况下，实施商业诽谤的行为人为经营者自己，但有时经营者不亲自实施商业诽谤行为，而是唆使、收买和利用其他人向有关管理部门和媒体反映，或直接与相关管理部门和媒体恶意串通，对竞争对手作虚假投诉、报道和处罚。二是从表达方式的角度讲，商业诽谤行为可以表现为书面诽谤和口头诽谤两种方式。书面诽谤具有持久性而口头诽谤多具有短暂性，口头诽谤的危害性一般要比书面诽谤轻。三是从表露程度的角度讲，商业诽谤表现为直接商业诽谤和间接商业诽谤。前者是指那些明确、直接的诽谤性传播，后者是指那些间接的，通过分析和联系才能确定受诽谤对象的诽谤性传播。四是从商业诽谤次数的角度讲，商业诽谤行为还表现为原始诽谤行为和重复诽谤行为。就一般情况而言，重复诽谤行为的损害程度较原始诽谤行为为重。

除上述表现形式外，最重要的就是从客体的角度对其表现形式进行分类。商业诽谤的客体具有多重性，但发生率较高的，就是对商誉、商品和服务进行的商业诽谤，我们在此逐一进行分析。

（一）商誉诽谤

商誉是经营者因其个体特色、技术水平、可信度、经营位置或附随经营的其他条件，从而吸引顾客或保有固定客户而获得的声望[23].商誉不具备独立的存在形态，只能依附于企业整体而存在，是企业拥有的一项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24].商誉与企业的经营具有紧密的联系，各国都通过法律对其进行保护。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主要通过反不正当竞争对商誉进行保护[25]，而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通过仿冒诉讼对商誉进行救济[26].无论适用何种法律或诉因对商誉进行救济，不可否认，商誉只用商事主体才能享有；同时，绝大多数的商誉诽谤行为是经营者对于竞争对手的商誉进行诋毁。在我国法律中，《民法通则》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商誉，但是可以解释在法人的名誉权中包含了商誉；《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四条则规定了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可以认为商业信誉既包括了信用的含义，也包括了商誉的含义。因此，我国法律保护商事主体的商誉，应当制裁商誉诽谤行为。

经营者对于竞争对手的商誉进行诽谤的方式主要为下列几种：在交易过程中，经营者利用商业信息会、商品交易会等，有预谋地散布诽谤言辞；通过单独的商务洽谈、电话交谈方式来诽谤竞争对手；通过将捏造的虚假事实通过信函投寄至业务客户的方式进行诽谤；通过借助自印的产品说明书、传单和小册子向大众扩散虚假的信息。这些行为，都是商誉诽谤行为。

值得研究的是，对商事主体的法定代表人的诽谤，究竟是对个人的诽谤，还是对商事主体的诽谤。这里描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案例。2004年初，某公司副总经理王某在工作期间借职务之便，私自与他人重复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形成“一女二嫁”，给公司造成损失，公司将其免职。王某对此怀恨，将原来掌握的公司有关商业秘密的材料私自拿出，对这些材料进行变造和篡改，编造、歪曲事实，虚构了该公司董事长金某与政府有关部门及其领导相互勾结，欺骗公众，谋求公司上市的虚假事实，并使用恶毒的语言，声称该公司董事长金某是商业欺诈、造假骗人的元凶，进行恶意诽谤，损害金某及其公司在公众中的形象和声誉。金某主张自己的名誉权受到损害，请求法院判决王某承担侵害其个人名誉权的侵权责任。

毫无疑问，王某的行为肯定构成了侵权责任，但是究竟构成何种侵权责任，却值得研究。焦点在于，这种行为究竟是侵害董事长个人名誉权的诽谤行为，还是侵害商事主体商誉的商誉诽谤行为呢？

就一般情况而言，对个人的声誉、名声进行无中生有的攻击，侵害的肯定是个人的名誉权，应当构成对个人的诽谤，而不构成商业诽谤。可是，当受诽谤对象是商事主体的法定代表人的时候，如果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明确地指向法定代表人，是故意地对法定代表人进行诽谤的时候，这个行为就是对商事主体的诽谤，构成商誉诽谤行为，而不是对个人名誉权侵害的普通诽谤行为。

对商事主体商誉的诽谤包括对商事主体本身的诽谤，例如对公司的诽谤，也包括对商事主体的代表者即法定代表人的诽谤。之所以对商事主体的代表人即法定代表人的诽谤认定为对商事主体的诽谤，就是因为商事主体的法定代表人即董事长等所代表的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就是法人的行为，而不是法定代表人本人的行为。对具有法定代表人身份的人进行诽谤，诽谤的内容是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所实施的行为，以及造成损害的对象是商事主体的商业利益，那么，对法定代表人的诽谤就是对商事主体的诽谤，而不是对个人的诽谤，就构成商业诽谤的侵权行为。

对法定代表人进行的诽谤构成商业诽谤，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从侵权行为的角度观察，行为所针对的是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实施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对自然人的诽谤转化成对商事主体的诽谤。因此，对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诽谤，必须直接针对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否则，即使是构成诽谤，也不是对商事主体的诽谤，而是对自然人的诽谤，即对法定代表人的诽谤。

2.从侵权行为的具体内容观察，侵害法定代表人的不实言词，涉及的是其所代表的商事主体，受到攻击的是法定代表人所代表的商事主体的行为。例如对法定代表人代表的商事主体所实施的行为受到歪曲，对法定代表人代表商事主体所进行的行为的底毁，编造事实对法定代表人所代表商事主体的信誉进行毁损，或者就是直接对法定代表人本身进行诽谤，都是对商事主体进行的诽谤。

3.从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这个角度观察，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是法定代表人所代表的商事主体的名誉、商誉的损害。在我国，自然人和法人分别都享有名誉权，其名誉权都受到法律的保护。虽然侵害名誉权的后果都造成受害人名誉权的损害，但是自然人的名誉权受到损害和法人包括商事主体的名誉权受到损害表现不同。商事主体的名誉权所保护的，主要是商誉和信誉，而自然人的名誉权所保护的，是对其的客观综合评价。如果侵权行为针对的是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身份，那么造成损害的应当是其所代表的商事主体，而不是本人，这样就构成对商事主体的诽谤，即商业诽谤。否则就是对个人的诽谤。

（二）商品诽谤

在商业诽谤中，商品诽谤是一种独立的侵权行为类型。对商品进行诽谤，主要是对于商品声誉的诽谤。对商品的质量、效果、性能和价格等方面进行诋毁，都构成商品诽谤。如甲公司正在与一新客户洽谈一笔大生意，双方已基本达成一致意见，正准备合同签字时，该客户突然收到来自乙公司的传真，声称甲公司的产品侵犯了其

专利权。该客户立即要求甲公司作出书面解释，并暂缓签订供货协议。事实上，甲公司和乙公司是竞争对手，生产同一类产品，但甲公司使用的关键技术与乙公司不同。乙公司的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商品诽谤行为。

商品诽谤的侵害客体，就是商品声誉。《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规定的“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就是制裁商品诽谤行为的法律根据。确认商品诽谤行为责任，所依据的就是这一规定。

在美国侵权行为法中就存在“商品诽谤诉讼”，该种诉讼不要求对他人的名誉造成损害，只要被告恶意地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有预谋地诋毁商事主体的商品，并产生了实际损害的后果，就构成商品诽谤的诉因。若公司主张自己的产品受到了消费者的诋毁，他必须证明该诋毁已经对于自己的营业造成损害，但这一点相当难证明，因为影响公司营业的因素实在太多[26].美国侵权行为法的这一规定，是可以借鉴的。

在对商品进行商业诽谤的手段中，刊登比较性广告是常用的一种方式。比较性广告，是指“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指称某个或某些竞争对手或某个或某些竞争对手经营的产品或服务的广告”[27].德国著名竞争法学家科勒尔（Kohler）认为，根据良好的商业习俗，任何一个经营者都有权制止其他竞争对手对自己作出消极评价，因此批评性比较广告不应当认为是合法行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比较性广告都是不合法的，只要这类广告符合一定的条件①，应当得到许可。因此，如果行为人对于将自己的商品或服务同其竞争对手的商品或服务进行比较具有充分的和合法的理由，即行为人进行比较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同时该比较性宣传是必要的、真实的和客观的，那么，这种比较广告应当认为是合法的。

经营者借助批评性比较广告可以针对某特定竞争对手的商品进行比较，也可以针对某类竞争对手经营的商品进行比较。我们认为，若经营在广告中针对某特定竞争对手的商品作批评性对比，进行消极的评价或贬损，如果该对比内容虚假，就构成商品诽谤，如果该对比客观真实，则可能构成违反公序良俗，事实上也造成了商事主体商品声誉的损害，亦构成商品诽谤，不过，这样的认定须要充分的证据，否则不应认为构成侵权。如果经营者在广告中并不明确针对某种商品，而是一般地对某类商品进行对比，只要该比较广告内容真实，不片面突出自己商品的优点，不片面强调其他同类商品的缺点，那么该比较广告就应认定为合法的。反之，如果比较广告片面强调其他同类商品的缺点，属于不当行为，但是尚不能够构成商业诽谤，因为受诽谤对象太抽象，不能确定，而受诽谤对象的确定为商业诽谤的构成要件之一。

（三）服务诽谤

即然商业诽谤是一种对商事主体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作虚假性陈述，其目的是为了给商事主体的经营带来实际损害的行为[28]，那么，除了对商事主体的商誉或者商品进行诽谤外，对商事主体的服务进行诋毁，也主要是对于商事主体服务的质量、效果和价格等方面进行诋毁。

服务诽谤，在美国法称之为对交易的诽谤[29]，但是与这里所称的服务诽谤并不一致。美国兰哈姆法第43条规定：对他人商品、服务或者商业活动进行虚假宣传的人，应当承担责任，其中就包括服务诽谤。在以提供商品制造或者销售的商事主体，对商品的诽谤可以构成商业诽谤行为，那么，在以提供服务为商业宗旨的商事主体，对其服务进行诋毁，当然就构成服务诽谤。服务也是一种交易，因此，对交易的诽谤，实际上就是对服务的诽谤。

对服务的诽谤是否可以概括在商誉诽谤当中？从原则上说，服务的声誉也可以概括在商誉当中，对服务的诽谤也就是对商誉的诽谤。不过，相对于提供商品可以确认商品诽谤为独立的侵权行为，那么，对提供服务的商事主体提供的服务进行诽谤，当然也就可以作为单独的侵权行为认定。其界限为，商誉诽谤主要是对商事主体的整体商誉进行毁损，针对的是商事主体；而服务诽谤，则是针对商事主体的服务进行毁谤，针对的是其服务本身。

构成服务诽谤，应当存在对服务的质量、效果和价格等方面进行诋毁。明知商事主体的服务并不存在问题，而故意采用虚伪不实的言词、文字等，进行诋毁，造成受害人的经营的损害，构成这种侵权行为。

四、对商业诽谤行为的民事法律制裁

（一）各国对商业诽谤予以制裁的立法比较

商业诽谤行为历来是各国法律严厉禁止和重点打击的行为。《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67年斯德哥尔摩文本第10条之二规定：在商业经营中，成员国有义务对于损害竞争对手的营业所、商品或工商业活动的行为予以禁止，由于商业诽谤行为损害的是特定商事主体的经济利益，因此民事救济首当其冲，只有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案件，才可以给予刑事制裁。

1.德国

德国主要通过《德国民法典》和《联邦德国反对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诽谤行为进行制裁。《德国民法典》第824条规定：违背真相主张或传播适于妨害他人的信用或对他人的生计或前途造成其他不利益的事实的人，即使其虽不明知、但应知不真实，仍应向他人赔偿由此而发生的损害。该规定并没有直接对于商业诽谤行为进行制裁，而是通过对商誉或信用②的保护来间接制裁商业诽谤行为。除德国外，西班牙也采用上述方式，将《个人名誉保护法》扩展到对商业信用的保护，间接调整商业诽谤行为。而俄罗斯则是通过对商誉的保护来实现对于商业诽谤行为的制裁。《1994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8章规定：法人的商业信誉不受侵害，受害人有权通过法院要求对损害其商业信誉的信息进行辟谣，并有权要求赔偿由于这种信息的传播而受到的损失。

《联邦德国反对不正当竞争法》则对刑事责任作了规定。该法第15条规定：确实了解情况和了解关于他人的营业、其营业者个人或经理、关于他人货物或劳务，但制造或散布能伤害其营业或营业者信誉的非属真实消息的人，处以一年以下徒刑或罚金。第1项所指行为如系由某商店职员或受托人造谣或散布且营业主已知其行为时，其营业主将与该职员或受托人同时受处罚。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也针对商业诽谤行为规定了刑事责任：事业不得为竞争之目的而陈述或散布足以损害他人营业信誉之不实情事。违反该规定者，处行为人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新台币50万元以下罚金。

2.法国

在法国，商业诽谤行为包括两种情况：通过散布贬低的或者恶意的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或者经济状况；贬低经营者的产品，只有在被诽谤的个人、公司或者产品能够容易的识别出来，才可以起诉该诋毁行为。除反不正当竞争法外，法国可以通过侵权行为法的一般条款对商业诽谤行为进行制裁。《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和第1383条就是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前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错而致使损害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后条规定：“任何人不仅对因其行为所引起的损失，而且对因其过失或疏忽所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但是该一般条款也只是对于商业诽谤行为进行间接调整。

3.意大利

在民法典中对于商业诽谤行为进行直接制裁的是《意大利民法典》，该法典第五编第十章第2598条对此作了规定。依有关特殊标记和专利权保护规定的效力，无论何人都不得有下列不正当竞争行为：使用同他人合法使用的名称或特殊标记容易发生混淆的名称和特殊标记，或者模仿竞争者的产品，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进行容易引起与竞争者产品或相混淆的行为；散布对竞争者的产品和活动的信息与评价，足以使之名誉扫地，或者诋毁竞争者产品或企业的优点，直接或者间接使用任何其他不符合职业道德原则并且容易损害他人企业的手段。第二种侵权行为，就是商业诽谤行为。

4 日本

日本主要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诽谤行为作出制裁。《日本防止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第1款第6项规定：陈述虚假事实、妨害有竞争关系的他人在营业上的信用，或者散布这种虚假事实的行为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被害人享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请求权。第1条之二是关于由

于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该条规定，由于故意或过失而实施了前条各项行为的人，对于因此而在营业上的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应当负损害赔偿的责任。对于实施侵害他人营业信用行为的人，法院可以依据被害人的请求，命令不赔偿损害或在赔偿损害的同时作出恢复营业上信用的必要措施。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很严重，就可以处三年以下惩役或二十万日元以下罚金。因此，该法不仅规定了民事责任，也规定了刑事责任，其中对于商业诽谤行为是通过对信用的保护间接予以制裁的。

5 英国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英国主要通过制定单行法令专门对诽谤行为进行调整，其于1996年制定了《诽谤法令》，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公民个人名誉和公司商誉不受侵害。而与英国法律同一传统的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则专门制定了《诽谤条例》，针对诽谤行为进行调整，其中包括商业诽谤。对于商业诽谤的刑事责任，《诽谤条例》作了详尽的陈述：明知虚假而恶意刊布损害名誉的文字诽谤，较高可判罚入狱两年及另再判处罚金。如果控方无法证明被告明知虚假而刊布。但有证据显示有关刊布主要基于恶意中伤的动机，也可提出检控，较高可判罚一年监禁及另判处罚金。

6 美国和澳大利亚

美国兰哈姆法第43条对于商业诽谤行为予以了成文法救济，该条规定：对他人商品、服务或者商业活动进行虚假宣传的人，应当承担责任。除兰哈姆法外，美国的《有限电视和卫星广播法》也通过限制行为主体，来间接调整商业诽谤行为。澳大利亚则通过《贸易惯例法》对商业诽谤进行调整，该法第五部分就为经营者如何防止商业诽谤以及对自己的商誉造成损害的情况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该法规定：经营者在从事贸易或商业时，不应进行那些具有误导性或欺骗性的行为，或是可能引起误导或欺骗的行为。

（二）我国现行立法制裁商业诽谤行为的局限性

在我国，主要是通过《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诽谤行为进行制裁，但是通过这些法律进行制裁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1 通过《刑法》制裁商业诽谤行为的局限性

《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三条规定，利用互联网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这些规定是正确的。但是，仅仅通过《刑法》对商业诽谤行为进行刑事法律的调整，具有局限性。

及时，《刑法》调整的范围过窄。根据《刑法》的规定，构成商业诽谤罪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需以“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为前提，也就是说捏造和散布二行为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二是，商业诽谤行为只有达到“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程度，才构成犯罪。“重大损失”和“其他严重情节”属于选择性要件，只要具备其中一个即构成商业诽谤罪。如果不同时具备上述两个要件，就不能适用《刑法》来调整商业诽谤行为。“情节严重”应当从实施商业诽谤的行为角度来讲，如诽谤的次数，手段恶劣，传播的范围广等：“重大损失”应从商业诽谤造成的后果的角度讲，如营业额大幅度下降、利润大为降低等。重大损失的认定不应以固定金额为限，因为经营者本身的资产相差很大，可以以正常利润为基数确定一个比率范围，如可将实际损失超过正常利润的10%-15%视为重大损失。

第二，刑法对受害人的救济作用不强。商业诽谤是一种不法侵害企业商誉、商品和服务的行为，其损害后果主要是对受害人的财产造成了损害，而刑事责任主要以剥夺自由和罚金为手段，对于受害人并不能起到直接的救济作用，因此对商业诽谤侵权以承担事实责任为主要救济手段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英美国家关于商业诽谤不区分刑事诽谤和民事诽谤，将刑事诽谤的和民事诽谤视为一体，但其仍具有一定的倾向性，诽谤案件几乎都遵循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尽管这些国家还有关于刑事诽谤的条例，这些刑事诽谤条文主要是针对及其严重的恶意的诽谤。在美国法律中，诽谤大致属于民事诉讼范围，除了群谤及可能破坏治安的少数特定情形外，很少采刑罚制裁[30].

2 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制裁商业诽谤行为的局限性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四条规定：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该法的适用也有局限性，只能对于商事主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调整，对非商事主体的行为不适用，因此适用范围较窄

。（三）立足于《民法通则》，对商业诽谤的民事制裁制度予以完善

对商业诽谤行为加强民事法律制裁，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民事法律制裁是制裁性与补偿性的结合。即使依照刑法的规定对商业诽谤行为予以刑罚，也不能代替民事制裁的地位，需要附带地加以民事责任的制裁。因此，只有立足于《民法通则》的规定，对商业诽谤行为的民事法律制裁予以完善，才是正确的，并且最终在民法典中写进商业诽谤制度，才能够完善对商事主体的保护，维护正常的商业交易秩序。

一般认为，依据《民法通则》制裁商业诽谤行为的依据是：及时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根据该规定，商业诽谤行为就是对于法人名誉权的侵害；及时百二十条规定，行为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和要求赔偿损失，这些是商业诽谤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的依据；对商业诽谤行为还可以按及时百三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制裁，对行为人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务和非法所得等。但上述通过保护法人名誉权的方法间接对商业诽谤予以制裁的模式具有下列不足：

及时，间接地对商业诽谤予以制裁，对该种侵权行为的制裁力度不大。法律调整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有直接调整和间接调整两种方式，直接调整就是法律直接规定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实体规范，间接调整就是法律不直接规定当事人间的实体权利与义务，而是借用该规范指引的另一个法律规范来确定自己的权利义务。因此，间接调整方式打击商业诽谤行为的力度较弱，应当对于商业诽谤行为作出正面规定。

第二，“法人名誉权”这种说法本身就有争议。关于法人是否有名誉有三种学说：法人名誉否定说、法人名誉肯定说和法人名誉参照说。《大清民律草案》和我国台湾民法典均采法人名誉否定说，认为名誉权仅归自然人所有。我国《民法通则》则坚持法人名誉肯定说，该说实质是混同了本质截然不同的自然人的名誉和法人的商誉，对法人保护不力。尽管《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对此作了修改，即法人的名誉受到损害不得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但解决这一问题还有待民法典作更加符合法律逻辑的规定[31].

第三，民事责任方式规定的不足。上述五种民事责任方式并非对于商业诽谤行为人都适用。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主要是针对侵害他人人格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方式，其本质上不以财产给付为内容，因此，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对于以财产的损害为要件的商业诽谤行为适用的可能性不大；停止侵害和赔偿损失作为民事责任的方式则具有较广的适用性。除上述民事责任方式外，还有一种相当有效的责任方式没有涉及。基于商业诽谤的特殊性，行为人应当对于虚假言辞作出更正和答辩，及时作出更正和答辩也应是行为人承担的一种重要责任方式。

第四，《民法通则》只对商业诽谤提供了原则性规定，在确定应承担的责任，特别是确定赔偿数额时只能适用《民法通则》及时百二十条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当行为人为经营者时，同时适用上述两个法条没有什么问题，但当行为人为非经营者时，同时适用上述两条文就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应当对于商业诽谤的赔偿标准作出明确规定。

我们认为，应当立足于《民法通则》及时百零六条第二款，着眼于民法典的制定，对商业诽谤行为民事制裁制度予以完善。

1 依据《民法通则》及时百零六条第二款明确商业诽谤行为

的概念

民法通则的及时条款，是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凡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般侵权行为，都适用本条规定。商业诽谤行为也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般侵权行为[32]，以该条款作为立法依据，应当是正确的。

在侵权行为一般条款的基础上，确立商业诽谤行为的概念，参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四条规定确定商业诽谤行为的类型，同时，依据《民法通则》及时百二十条和及时百三十四条规定，进行适当补充，就可以完善对商业诽谤行为进行民法制裁的体系。

2 完善对商业诽谤行为民法制裁的方式

在坚持《民法通则》规定的侵权责任方式的基础上，完善民法对商业诽谤行为的民法制裁方式，应当遵循以下几点：

及时，发挥已有的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方式的作用。当行为人正在实施商业诽谤行为时，受诽谤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停止侵害。停止诽谤的请求可以直接向行为人或人民法院提出，使其能够及时制止侵害行为，防止损害后果的扩大。停止侵害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与其他民事责任方式共同适用。单独适用的时候，不一定要具备商业利益损失的要件。受诽谤人可以根据情况，请求行为人排除妨害，以恢复自己的权利的行使。

第二，补充更正和答辩的制裁方式。这也是商业诽谤行为人应当承担的重要的民事责任。更正和答辩本是新闻媒体所承担的责任：更正，是指在新闻报道中，对于事项的交代出现失实，相关人有权要求传媒作出更正，传媒自身也有责任在发现差错时主动更正；答辩，是指被新闻报道提及的相关人，有权对报道内容的公正性或性进行答辩[33].关于更正与答辩的要求，我国仅在行政规章中作出明确规定③，没有在《民法通则》中规定。我们认为，应当将更正和答辩这种责任方式移植到民法中，将其作为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对商业诽谤行为（包括其他一般诽谤行为）的一切主体都适用。在适用时应注意，消除因诽谤行为导致的不良影响的方式和范围至少应与诽谤行为时的方式和范围相同，例如，如果行为人通过电视广告的形式实施了商业诽谤行为，那么至少该行为人应通过电视进行公告等消除影响。

第三，强行赔偿损失的制裁。由于商业诽谤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就是诽谤行为对于商事主体的商业利益造成的损害，并且表现为财产利益的直接损失或者间接损失，因此赔偿损失成为商业诽谤行为人最主要的承担责任的方式。民法中赔偿的目的，是通过给付受害人一定数额的财产，使其尽可能地恢复到受害前的状况，因此实际赔偿是合理的，除非将来法律有明文规定，否则不实行惩罚性赔偿。

在赔偿损失中，最重要的是明确商业诽谤损害赔偿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规定，给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必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凡被分割的经营者的损失能够计算的，必须按实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包括因调查侵权人的商业诽谤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所获得的利润，并应赔偿因调查侵权人的商业诽谤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 蔡颖雯

民事法律论文:民事法律行为本质的再次思考

[摘要] 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是理论上的一个失误,它导致了民法学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也违背了逻辑规则。应该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重新认识。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必备要素和成立要件,只能把合法性作为国家对当事人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评价和法律控制的生效要件来对待。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阶段,强调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要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利于激发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而取消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要件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 民法通则 民事法律行为 合法性 意思表示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民法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内容,它是联结权利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这三大民法理论的纽带;是客观权利义务向主观权利义务跨越的桥梁;是法制度向法现实转化的接口。民事法律行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人们应商品经济发展规范化、简约化的要求,而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具体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进行的抽象和概括。可以说每一项民法基本精神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民事法律行为作用的发挥。所以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拟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根本特征人手,来探讨民事法律行为的确切含义。

一、现行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立法的误区

考察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历史沿革,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原称为法律行为,起源于德国法学家贺古(又译胡果)所着的《日耳曼普通法》一书中。法律行为在德语中是Rechtsgesch?ft,由"Recht"和"Gesch?ft"组合而成,其中"Gesch?ft"是“行为”的意思,“Recht”指“法”、“法律”,同时兼有“公平”、“合法”之意,只是日本学者借用汉字中的“法律”和“行为”二词,将“Rechtsgesch?ft”译为了”法律行为”。[1]因此,法律行为原有意义含有合法性。既为合法表意行为,这在逻辑上显然存在着矛盾,于是引起了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的争论,学说理论莫衷一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在立法上,一方面肯定了民事法律行为专指合法行为,一方面特创“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从而结束了争论。《民法通则》的这些规定,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理论上的矛盾,但从另外的角度,又制造了新的矛盾和混乱,使民法学理论处于潜在的困境之中。

及时,在理论上,引起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导致民法学理论整体上的不协调。

首先,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这一规定与具体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理论产生了冲突。例如:合同是一种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而无效合同也是合同,也应是民事法律行为,但无效合同却是不合法的法律行为。同样在婚姻关系中存在“无效婚姻”,在继承关系中存在“无效遗嘱”等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来法律行为是从合同、遗嘱、婚姻等行为中抽象出来的概念,理应反映它们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质,从逻辑学上讲,其外延应比合同等下位概念要大,所以仅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违反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其次,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与法理学关于法律行为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法理学认为法律行为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或能够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包括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2],并不仅指合法行为。因而,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在整个法学系统中也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的问题。再次,民事行为的独创,由于《民法通则》未作明文规定,使得人们在对其含义的理解上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的属概念;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能够产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或具有民事法律意义的行为;甚至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统率民法上所有行为的总概念”[3],从而造成对民事法律事实理论内部结构认识上的混乱。

第二,在立法技术上,有悖于形式逻辑基本规则的要求。

首先,通过对《民法通则》具体法条的分析,可以知道民事行为包括有效的民事行为、无效的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其中有效的民事行为就是《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一个种概念,而民事行为是一个属概念。然而从《民法通则》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及其及时节“民事法律行为”这种立题,以及及时节“民事法律行为”下作出关于民事行为的规定来看,根据形式逻辑的概括规则,“民事法律行为”倒成了属概念,而“民事行为”反而变成了种概念。其次,从《民法通则》第四章具体条文的表述来看,有些条文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出发来要求一般民事行为,俨然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行为的上位概念。例如,《民法通则》第56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第62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才生效”。难道只有合法的民事行为才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才可以“附条件”吗?

以上两点实际上也恰恰反映了立法者内心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引进了“民事行为”概念,概括一切合法、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解决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不舍得放弃民事法律行为的统率性,因为它具有很丰富的历史传统和对所有意思自治领域民事活动强大的示范力量。同时这也向我们的民法学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今后对于民事主体意思表示行为的一般模式研究,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民事行为的角度出发?

第三,在立法价值上,没有必要独创一个民事行为。

首先,分析《民法通则》中民事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只是一种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那么我们可以用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作为民事行为的一个分类概念来取代民事法律行为。正如人可以分为正常人和病人,却没有必要将正常人用一个莫名其妙的概念,来代替“正常人”概念,然而用取消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代价来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却也并非我们的本意。

其次,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是存在争论的,有的学者早已指出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如:“法律行为,是权利主体所从事的,旨在规定、变更和废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4]法律行为,指能够发生法律效力的人们的意志行为,即根据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形成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可以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5]。由此可见,为了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学者们并未仅仅把眼光局限于“法律行为是合法表意行为”上来考虑独创一个新的概念,而开始考虑“合法性”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地位了。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将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有效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认为合法性只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6]。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将民事法律行为划分为成立和生效两个阶段,将合法性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中剔除,从而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实际上,《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行为,只不过是包括合法行为和不合法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即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状态的换种说法而已。至此可见,我们没有必要特别地创立“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而应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进行重新改造,取消其合法性。

二、取消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性要件的理论依据

及时,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

所谓特征乃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

物的标志。然而考察民事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关系时,可以知道,事实行为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具有产生、变更或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意思,只是客观上由于法律的规定而产生一定法律后果的行为。事实行为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合法行为,“例如遗失物之拾得、标的物之交付等”,它们都属于民事合法行为,“均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在当事人之间发生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效果”。合法性并不能将民事法律行为同与其相对应的事实行为区分开。相反,民事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于是否存在意思表示,也即要看法律后果的产生是由当事人的主观意思表示,还是法律的客观规定。“可见,《民法通则》第54条为民事法律行为所下定义,未能正确揭示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及其内涵和外延。”[7]

第二,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要通过当事人的法律行为和国家的法律评价来落实,这是应当予以区别对待的两个不同阶段。民事法律行为首先是民事主体的行为,而不是国家的行为,是民事主体基于自主自愿而为的,以影响一定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的行为,应集中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至于该行为本身合法与否,行为产生何种法律效果,是国家对其进行的法律评价,不是当事人所能随便确定的。在实际生活中,当事人也往往不可能对一切意思表示都有正确的法律观念,意思表示也不可能包括民事法律行为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合法性只是在确定已经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时才有意义。所以,合法性是国家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外在评价。并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内在要求。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是病人而否认其为人一样,也不能因为一项民事法律行为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要求,而否认其为民事法律行为。

第三,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

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必备要件,无意思表示不足以成为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表示行为,集中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史尚宽先生曾经反复说过,“法律行为系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之法律要件,无意思表示不得成立法律行为也”,“意思表示以外的事实虽亦得为法律行为之要件,然不得有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之法律行为。”[8]另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区别于其他民事法律事实的根本特征。无论是事件中的自然事件、社会事件,还是行为中的行政行为、司法行为、事实行为都不具有意思表示。

由此,我们可以围绕意见表示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民事主体旨在以设立、变更、持续、终止一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的表示行为。首先,民事法律行为是行为人以民事主体的身份或资格实施的行为,并且必须按照民事活动的准则进行,以此区别于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此为民事法体行为构成的人的要素;其次,民事法律行为是有目的行为,无目的行为和精神病患者所为的行为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主体行为的目的旨在设立、变更、持续或终止一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此为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目的要素;再次,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是意思表示,无意思表示则不为民事法律行为,以此区别于事实行为,此为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意思表示要素。

三、民事法律行为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民事法律行为不以合法性为要件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

所谓概念,“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人们通过实践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撇开非本质属性,抽出本质属性概括而成……概念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的。”[9]由此可见,概念是发展的,而且制约概念发展的因素有两个:—是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发展程度;另一是人们对于对象的认识程度。

前文中已说明,民事法律行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人们应商品经济发展规范化、简约化的要求,面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的抽象和概括。所以,一方面我们从概念随所反映的对象的发展而发展的角度来看,民事法律行为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也必然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考察民事法律行为的原初意义知道其含有合法性,这是因为当时商品经济尚不发达.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尚不普遍,国家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的控制比较严格,因而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必须是合法行为,而在现今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是具有自觉性、自主性、自为性、自律性的主体,“经济和社会则要求民法给予民事主体以充分的自主权,因此,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包括不合法的表示行为”[10]。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表示,这将有利于激发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尤其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阶段,在私法自治原则渐受肯认和尊崇的时代,强调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就更具有现实意义了。

另一方面,我们从概念随着人们对概念所反映对象的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应该深化。作为科学研究,理应深入探究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法律”是中性词语,只是表明具有法律性而已。所谓法律性主要指民事法律行为是受民法调整并由民法规定的行为,是能够发生民事法律效果的行为,是民事法律现象的组成部分。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性并不表明其必须是合法行为。过去人们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含有合法性,是囿于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客观现实,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反映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之本质特征的认识自应有所深化。

对于概念的这一发展过程,有学者指出:“概念是从凝固、僵化客观事物的运动,到突破凝固、僵化,在自身的往返流动,这就是概念运动的基本特点,……概念所以是运动的,因为它们是流转的变化的客观事物的反映,这也就是认识运动的辩证性质,人类就是在概念的辩证过程中无限接近客观事物本身,在概念和它所反映的现象之间的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过程中认识和改造世界。”[11]对于民事法律行为不以合法性为要件这一发展,也是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民事法律论文:信用卡透支后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几点思考

当今社会，信用卡的使用在人们生活中已越来越普及，它以携带方便，功能多而受到人们的青睐，尤其是它具有透支功能，使得人们在急需用钱时可解燃眉之急。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二重性，信用卡透支在方便客户的同时也会因为透支后在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方面当事人各持一词而产生一些纠纷。本文旨在对信用卡透支后在不同情况下如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问题作一些思考。

一、 持卡人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持卡人透支是指持卡人超过信用卡备用金帐户余额在银行取现或在特约商店进行消费。根据是否超过银行规定的限额和期限，可以把持卡人的透支分为善意透支和恶意透支，二者的法律责任各异，相比而言，善意透支的法律责任简单明了，而恶意透支的情况就较为复杂，下面就分别加以分析。

（一）持卡人善意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关于自愿、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持卡人在不超过银行规定的限额内进行透支，所透支金额自然应该由持卡人自行承担，即在合理期限内归还。如果持卡人确实无力承担，那么则由银行从持卡人的保障金额中扣除或者由持卡人的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这种情况较为明确，不是讨论的重点，讨论的重点是持卡人恶意透支后由于涉及到第三人和不涉及到第三人时的民事法律责任不同，因而有必要加以分析。

（二）持卡人恶意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1、持卡人恶意透支但不涉及到第三人时的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由持卡人自己交纳保障金而没有由他人提供担保并且持卡人只在银行超过规定的较高透支限额取现而并非在银行的特约商家进行超过较高透支限额的消费就属于此种情形，因为此时恶意透支的当事人只涉及两方，一方是银行，另一方是持卡人，并没有涉及到双方的第三方，即担保人或特约商家。在这种情形中，恶意透支行为之所以得逞除了持卡人的故意外，银行未及时发出止付令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对信用卡透支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按照信用卡协议和信用卡章程的规定，并按发卡银行与持卡人的过错大小，明确各自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首先，应由持卡的恶意透支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数额巨大构成犯罪的，不仅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发卡银行还可以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承担全部透支额的返还责任，并赔偿损失。其次，根据民法的过错责任原则，发卡行在技术上有能力防止恶意透支行为发生却由于故意或者过失没有及时发出止付令是造成损失发生乃至扩大的重要原因时，在持卡的恶意透支人未归还前，由于发卡银行自身过错所造成的信用卡透支损失，应由发卡银行自行承担。

2、持卡人恶意透支且涉及到第三人时的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由他人为持卡人担保并且持卡人除在银行超过较高透支限额取现外，还在银行的特约商店进行超过较高透支限额的消费就属于此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中，由于不仅涉及到银行与持卡人双方而且还涉及到持卡人的担保人和银行特约的商店，因而较前述两种情形复杂，自然，从根本上讲还是要由银行和持卡人按过错程度的大小分担责任，如（二）— —1种情形所述，但在持卡人无力承担或持卡人逃逸后往往无法追究其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而银行往往会把责任推给第三人，即持卡人的担保人和特约商店。

对于银行与担保人而言，他们之间是一种担保合同关系，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担保人对持卡人恶意透支承担责任的限额。对于限额，担保合同有较高担保限额约定的按约定办，无约定的就相对复杂，主要表现为：是在银行规定的较高透支限额内（如牡丹卡为5000元）或是满足发出紧急止付令的低条件的限额内（如中银卡章程规定，透支3万元以上应发出紧急止付令）还是对全部恶意透支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就涉及到担保人能否以发卡银行没有及时发出止付令或紧急止付令作为拒绝承担全部恶意透支金额担保责任抗辩理由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能够，因为虽然发卡银行的担保条款大多规定担保人要对持卡人的债务无条件地承担全部清偿责任而发卡行对担保人不承担任何义务，从表面来看，这种规定也似乎符合《担保法》第二十一条关于保障责任范围的规定，然而我们应该看到信用卡担保作为一种民事活动，同样应遵守《民法通则》，该法及时百四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另一方违反合同受到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只能自行承担。”，因而当发卡银行对持卡人监控不力、不及时、止付处理不迅速导致持卡人恶意透支取现或消费时，担保人可以以此作为抗辩理由，对超过允许善意透支限额部分的债务拒绝承担担保责任，这符合《民法通则》及时百四十条的规定，因为在持卡人大量恶意透支的情况下，银行没有及时发出止付令或紧急止付令，造成损失扩大，银行是有过错的，对于扩大部分的损失，银行应自行承担责任。

而对于银行与特约商店而言，他们之间是另一种合同关系，银行在发现持卡人恶意透支后，有义务及时通知商店终止结算以避免损失扩大，而商店在接到通知之前的义务只是注意持卡人每次透支的金额是否超过允许善意透支的较高限额（如牡丹卡为5000元，普通卡为1000元），若超过，则不允许结算，若不超过，自然就无权终止结算。因而只要特约商店尽到了注意义务即不存在任何过错，他对持卡人恶意透支所造成的损失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当然，如果发现持卡人透支消费超过允许善意透支的较高限额而仍给予结算，则特约商店对在本商店透支消费的这部分金额在持卡人未归还前应承担赔偿责任。

以上讨论的是持卡人善意或恶意透支时如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问题，下面要探讨的是非持卡人恶意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

二、 持卡人恶意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当持卡人的信用卡遗失、被盗或信用卡与 身份证一起遗失、被盗，而拾得或盗得信用卡的人用信用卡恶意透支取现或到特约商店恶意透支购物消费就属于非持卡人恶意透支。对于其所造成的损失如何合理承担，是一个涉及到如何协调和保护各方当事人（即持卡人、银行、特约商店、担保人）利益的问题。自然，从根本上说，责任应由非持卡人，即恶意透支人来承担，但是，当非持卡人无法找到时，这种损失就只能根据过错的大小程度由上述四方当事人承担。

（一）持卡人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

根据持卡人是否有过错，持卡人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也可分为持卡人有过错时的民事法律责任和持卡人无过错时的民事法律责任。前者指持卡人将信用卡与身份证放在一起，当信用卡遗失或被盗后被拾得者或盗窃者取现；后者指信用卡被盗或遗失后小偷或拾得者用伪造的身份证取现。对于前者，由于持卡人将信用卡与身份证放在一起，客观上加大了信用卡遗失或被盗后的风险，因而持卡人自身有过错，根据民法通则中的过错责任原则，持卡人应对非持卡人的透支金额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后者，虽然持卡人无过错，但光由银行承担损失不尽合理，故持卡人也应对非持卡人的透支金额承担赔偿责任，只不过可在上述基础上减轻持卡人的民事法律责任；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承担责任的限度是在持卡人自己信用卡上的存款加上银行允许善意透支的较高限额（如牡丹卡5000元，普通卡1000元）两者之和的范围内还是在银行发出紧急止付令所规定的低金额（如中国银行的中银卡为冒用金额超过5000元）的范围内或是对非持卡人恶意透支的全部金额承担赔偿责任。显然，如果银行在接到持卡人的挂失申请后及时向商家或下属分支机构发出紧急止付令，那么，银行的损失就可减少许多，然而银行未尽到这种通知义务，因而银行自身也有过错，故由持卡人来承担全部恶意透额并不合理。而根据银行信用卡章程和协议的规定，持卡人对信用卡遗失或被盗后在挂失前和挂失后24小时内被恶意透支所造成的损失应承担全部责任。笔者认为，在挂失前所造成的损失由持卡人承担也许还算公平，而“挂失后24小时内造成的损失由持卡人承担”的规定则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电脑网络的普及显得不尽合理，因为信用卡既然作为银行提供的一种金融工具、金融产品，银行就应对其安全性负责，就象生产商对自己的产品质量应该负责一样，况且这种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是发卡行凭借自身的优势强加于持卡人的，因而持卡人有过错时承担责任的范围不应是非持卡人恶意透支的全部金额，也不应是银行发出紧急止付的条件所规定的低限额（如中银卡为冒用金额超过5000元时就应该发出紧急止付令）而应是以持卡人信用卡上的存款加上银行允许善意透支的较高限额之和为限。而持卡人无过错时（指不存在身份证与信用卡一起摆放并已经挂了失）承担责任的范围则应是以银行发出紧急止付令的条件所规定的低限额为限。

（二）银行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

根据持卡人是否有过错，银行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可分为持卡人有过错时银行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和持卡人无过错时银行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对于前者，作为银行而言，由于它没有尽到及时发出止付令的义务，因而不仅持卡人有过错，而且银行也有过错故应对非持卡人恶意透支所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法律责任，范围就是对超过持卡人信用卡上的存款加上银行允许善意透支的较高限额之和的部分承担责任。对于后者，作为银行而言，由于银行未尽到仔细核对持卡人与身份证的义务（当然也有人认为在目前全国身份证管理系统没有互联的情况下要银行尽此义务过于苛刻，也不尽合理），则过错更大，故在持卡人无过错，而银行过错大的情况下，银行承担的责任也应在前者基础上加大，责任应主要由银行承担，承担责任的范围就是超过银行发出紧急止付令的条件所规定低限额以外的部分。如果恶意透支不仅以取款方式实现而且还以消费方式实现，则又会涉及到另外一个当事人— —特约商家。

（三）特约商家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

特约商家在非持卡人刷卡结算时，理应尽到将身份证（无论是伪造的还是偷的）上的照片和恶意透支人的相貌、将信用卡上的笔迹与恶意透支人的笔迹进行核对的义务（当然同样也有人认为在目前全国身份证管理系统没有互联，而且笔迹可以摹仿的情况下要特约商家尽此义务过于苛刻，也不尽合理），而特约商家未履行此项义务致使非持卡人恶意透支得逞，因而有过错，而银行没有及时通知特约商家终止结算也有过错，根据《民法通则》中有关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规定，对于非持卡人在本商店消费的这部分金额，特约商店应该与银行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具体划分为：低于必须发出紧急止付令的低条件所规定的限额以内的部分由特约商家负责，高于此限额的部分则由银行负责。

（四）担保人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

如果持卡人申请信用卡时，不是用自己的财产担保，而是请他人向银行保障，那么，对拾得者或盗窃者的恶意透支行为所造成的透支金额，在持卡人无力承担是情况下，担保人该不该承担呢？这得看担保人与银行所订的担保合同。通常，担保人与银行所订的担保合同规定的被担保人只是持卡人本人这一特定主体，因其属于债的一种，而债的主体双方均是特定的、明确的，而不是任意的，因而不可能对持卡人本人（被担保人）以外的任何人发生担保的法律效力，更何况非持卡人的恶意透支行为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要无任何过错的担保人去为违法犯罪者的行为承担责任，于情于理于法都讲不通。此外，担保人之所以为持卡人担保，主要是因为他对持卡人的信用感到放心，所以如果上述情况发生时要担保人为非持卡人的恶意透支担保，有悖于担保人的真实意思，既违反了公平和诚实信用等民法原则，也不合理。故笔者认为担保人不应对非持卡人恶意透支行为承担责任，这与前面提到的担保人应对持卡人的恶意透支承担责任不同，但鉴于信用卡章程的规定：“持卡人对信用卡遗失在挂失前及挂失后24小时内所造成的损失负责”，如果法院判决持卡人对挂失前及挂失后24小时内所造成的损失负责，而持卡人无力支付，则对这一部分损失，担保人应在自己的担保限额内承担责任，概括而言，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要满足两个条件：（1）只针对被担保人（持卡人）本人应负责的部分（主体条件）；（2）承担责任的限额在自己的担保合同所约定的担保限额内，而不是对非持卡人恶意透支造成的所有损失承担责任（限制条件）。

当然，关于信用卡透支后如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问题还很复杂，以上所谈的还只是我对此问题所作的几点不成熟的思考，望能以此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民事法律论文:关于民事法律关系价值论

论文关键词：民法　民事法律关系　构成要素　工具理性

论文摘要：民事法律关系是民法体系中的一个核心理论。把握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就能达到纲举目张的效果，对于指导民事立法、司法及民法教学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法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由民法确认和保护的社会关系，它是民法的核心和灵魂。国家制定各种民事法律规范的目的是要求人们以其为根据设立各种民事法律关系，使人们的行为纳入民法调整的法律轨道。民法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民事法律关系。民法学研究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发生根据的各种民事法律规范，研究发生民事法律关系的各种原因，研究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与消灭的规则。民事法律关系理论是民法学理论的基础，也是研究民事立法和各种民事法律关系的主线。把握这个基础和主线，对正确理解和适用民事法律有指导意义［1］。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

通说认为，法律关系的本质在于，因法律的规定而在当事人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的鼻祖萨维尼在论及法律关系的本质时明确指出，法律关系的本质，就是划定个人的意思所能独立支配的范围，此谓“权利”，构成了法律关系的事实要素。因此，法律关系的本质就是权利，法律关系的形式就是权利的形式［2］。

然而，近代以来，有不少德国学者认为法律关系的本质是关系或连带，并对权利的核心地位提出了批评。他们主张，在法律关系中并不只是纯粹的权利，法律关系概念也给权利人的义务留下了空间，即权利者也负担义务。应从关系的角度，看待法律关系的内容及当事人的地位。所以在民法上，要以关系化了的法律关系为核心概念，而不是以权利为核心的概念。例如，拉伦次教授认为，法律关系，一般来说，从一个人看是他的“权利”，从另一个人看就是一种义务，或者说是一种法律上的约束。就其结构说，所有的法律关系同我们称为“法律上的基础关系”的相互尊重关系一样，包含法律关系的主要要素，即权利和与之相应的义务［3］。

毋庸置疑，在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这对矛盾中，民事权利显然居于主导地位。民事权利的主导地位表现在：民事义务的设置是为实现民事权利服务的，不是为义务而权利，而是为权利而义务。因此，只有在一方主体享有权利的前提条件下，他方主体承担义务才是必要的；权利的主体可以通过抛弃权利的方式来免除义务主体的义务，而义务主体则不可能通过免除自己的义务来消灭权利主体的权利。这说明，在权利与义务这个统一体内，是权利决定义务，而不是义务决定权利［4］。义务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是为权利而被动存在的，其目的是为权利的，其执行由权利发动。由此也就决定了民法必须以权利为本位，将规范的重心放在权利的取得、权利的行使、权利的保护等问题上，这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之所在。

二、民事法律关系诸要素及其辩证关系

对于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学界存在三种观点。一是三要素说，即民事法律关系是由主体、客体和内容构成。二是四要素说，即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包括主体、客体、内容和责任。三是五要素说，即民事法律关系是由主体、客体、内容、变动及变动的原因构成。通说认为，民事法律关系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素构成。如前所述，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是权利。但在一项民事法律关系中，不仅包含权利，而且还有义务。权利义务是归属于人的，即法律关系的主体；而权利和义务则是法律关系的内容，权利和义务都要指向具体的对象，即法律关系的客体。主体之间凭借客体这一逻辑纽带而彼此之间建立了联系，联系的内容即为权利义务。至于此种联系的产生、变更与消灭的理由及其效果则是权利义务之变动以及变动的原因问题，它们并不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构成要素。民事法律关系都是不断变动的，考察任何一种民事法律关系都应当了解变动的原因及其变动的效果，这就意味着必须查找一定的法律事实，但法律事实毕竟是外在于法律关系的，它是将抽象的法律规范与具体的法律关系加以连接的中间点，是使客观的权利变为主观的权利的媒介，但它本身并不是法律关系的要素。只有考察法律事实之后才能明确其引发了何种法律关系，而在明确了该种法律关系之后已经无须再考察法律事实了。就民事责任而言，它在性质上是违反民事义务的法律后果，申言之，责任是民事法律关系遭到破坏、违反而产生的新的法律关系，是原有的法律关系的变异形态［5］176-177。

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及客体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三个构成要素，缺少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形成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民事权利的享有者及民事义务或民事责任的承担者；没有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自然无法产生和形成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民事法律关系也就失去其灵魂。民事权利义务是联结民事法律关系双方主体的纽带和媒介，它是法律关系的实质内容；如果没有民事权利义务，民事主体彼此之间孤立存在，也就无法形成民事法律关系。正是因为有了权利与义务，民事法律关系才显得充实且多姿多彩，人类社会才能在永恒中发展、前进。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权利义务产生的正当性前提，它与民事权利义务密切联系，共同体现民事主体的物质利益或人身利益；如果没有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民事权利义务就无所依托，也无法落到实处。民事主体因一定的客体而发生联系，产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决定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而非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决定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三、民事法律关系之认识论及方法论价值

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在整个民法体系中具有工具理性的价值,它看重的不是动机,而是效果；它关心的是为了达到一个具体的目标,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是最有效率的。于是,为了实现目的,人们可以在不违背现行规制的前提下,选择效率较高的结果。工具理性的关键在于：“它把问题的合理性变成了解决问题的程序、方法、手段的合理性，把一件事在内容上是否正确的判断变成了对一种解决方法是否正确的判断。”［6］申言之，民事法律关系之主体、权利义务及客体三要素恰好就是市民社会所反映出来的东西。众所周知，市民社会的基本物质构成形态就是权利与义务，把民事法律关系的三个构成要素编织在一起就等于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地反映出来了。它客观地、真实地展现了市民社会的实际情况，然后把它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地位。进言之，市民社会的存在的形式就是以民事法律关系方式存在的，它运动的形态就是用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来实现的。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考察，整个市民社会的基本结构形式是民事法律关系加一个结构形式，具体的一个一个的民事法律关系都是在不停地运动，不断产生、变更、发展，从而推动市民社会生生不息地向前发展。所以说，市民社会的基本运动规律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运动规律，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运动。民法要是讲民法哲学的话，民法的核心就是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在民法的世界当中、在市民社会当中处于一个极端重要的地位。具体表现在：首先，民事法律关系是民法观察这个社会的基本方法。它将整个社会都视为法律关系，各种各样的抽象的法律关系是一个整体，每一个具体的法律关系都在运动。比如买菜、买衣服、坐公交车、结婚等等，这些都是在缔结法律关系。其次，民法规范这个世界，规范社会行为的时候，也是用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我们说整个民法讲的就是民事法律关系，我们在民法当中规定很多种情况，都是讲的这种法律关系怎么办，哪种法律关系怎么办［7］。，民法学作为以民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从整体着眼将民法体系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法律关系正是贯穿始终的一根红线，它将民事主体、客体、行为、各种民事权利等诸要素整合为一体，形成清晰的脉络。民法学作为具有自身特点与体系的独立学科，其研究体系与论述方式的展开也是建立在民事法律关系各要素的基础上的。总之，民事法律千万条，民法学著作千万卷，归根到底都是规定或者研究民事法律关系的。可以说，民法就是民事法律关系之法，民法学就是民事法律关系之学。

从方法论上看，民事法律关系是指导立法与司法实践工作的基本思维模式与思考方法。一方面，民事法律关系是整个民法逻辑体系展开与构建的基础。以民事法律关系构建民法体系的方法是由注释法学派提出的。潘德克顿学派将整个法律关系的理论运用到法典里面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民法典的体系结构。具体来说，在总则中根据法律关系的要素确立了主体、行为、客体制度，然后在分则中确立法律关系的内容，该内容主要是民事权利，具体包括债权、物权、亲属权、继承权。当总则中确立的主体、行为、客体与分则中的权利相结合在一起时就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关系［8］。由此可见，民法典实际上就是在规范民事法律关系。总则讲的是抽象的民事法律关系，分则是把民事法律关系具体化、类型化，类型化的问题是要概括这一类民事法律关系的共性，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化才是最终对它进行规范、适用及限制。另一方面，民事法律关系是指导司法实务工作者解决实践问题的基本思维模式与思考方法。司法审判人员在处理民事纠纷时，都需要将当事人置放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分析该具体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以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把握权利的产生、变更、消灭，这样才能公正裁判，正确地解决各种民事纠纷。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律关系分析法，即通过理顺不同的法律关系，确定其要素及变动情况，从而地把握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三段论的适用以适用法律，作出正确的判决的一种案例分析方法。

具体来说，它的适用可分为以下两个步骤：及时步是考察案件事实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具体又可以包括四个步骤，首先是明确争议点及与其相关的法律关系，即明确争议的核心法律关系，围绕该核心关系还有那些“有关联的法律关系”，二者关系如何。其次是确定是否产生了法律关系。再次是要分析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分析考察法律关系的各要素及变动，即考察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客体，以及法律关系是否发生了变更、消灭的后果，及变更、消灭的原因何在。第二步是考察法律适用。在及时步确定的案件事实（小前提）的基础上，查找适用核心关系与有关联的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大前提），这一过程就是逻辑三段论运用的过程。在这里，不是先寻找大前提，而是先确定小前提，即对事实予以认定，然后寻找大前提［5］162-163。

综上，民事法律关系理论是研究民事立法和各种民事法律关系的主线，解析民事案件的过程就是解析民事法律关系的过程。通过确认民事法律关系，可以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进行正确的认定。即通过确认民事法律关系，可以明确谁与谁之间通过什么法律事实产生了什么样的民事法律关系，以及在此民事法律中，谁享有什么权利及承担什么义务。同时，确认民事法律关系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前提和基础。进言之，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是指因与诉讼标的有利害关系而参与民事诉讼并受法院裁判拘束的诉讼权利义务的承担者。当事人适格的问题不单纯属于民事诉讼法的范畴，其基础和前提必须依靠确认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来解决。一般而言，当事人因民事权利义务发生纠纷，引起讼争，涉讼当事人与该诉讼标的中的权利义务有直接利害关系，理所当然成为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故明确民事法律关系是确认当事人适格与否的基础，确认民事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是确定民事诉讼主体的关键和中心线索。在审判实务中，由于不少法官没有认清民事法律关系与确定民事诉讼主体的关系或对二者的认识仅停留在理论上，未结合审判实践运用，以至对于一些问题惑然莫解。

四、结语

民事法律关系理论是建立在法理学价值论和方法论基础之上的民法理论，它在法学家对市民社会的抽象思辨中产生，在逻辑的演绎推理中得到实际的运用。作为民法的核心和灵魂,民事法律关系不仅承载了民法的精神和价值,而且也蕴涵了民法的逻辑和方法，对于指导我们的民事立法、司法实践及民法学的理论研究，都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可以说，民法的哲学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哲学。它是我们理解和研究市民社会的一把钥匙。同时，民事法律关系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和发展的范畴，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各种经济关系变得丰富多彩且纷繁复杂，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会不断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地运用民事法律关系理论为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服务。

民事法律论文:民事法律关系的民法方法论地位

尹飞：今天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与德恒律师事务所共同主办的“民商法前沿论坛”本学年的第二场讲座，上一讲是我们请基地主任王利明老师作的演讲，报告的内容是法学方法论的问题，当然王老师主要讲的是把请求权基础规范检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报告。今天我们请到杨立新老师主要给我们讲法律关系的问题，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杨老师为我们作讲座。

杨立新：在讲座开始之前我先打一个广告，我准备和张新宝老师我们两个联合搞一场讲座。大家可能知道，我们两个都是研究侵权行为法的，观点也有所不同，大概要唱一个对台戏，我们两个讲一下不同的观点，对启发同学的思路和引导大家学习可能会有一定的好处。我今天作这个讲座题目是民法方法论的问题，王利明老师开学以后就强调民法要好好研究一下民法方法论问题。我作为基地的常务副主任，坚决响应主任的号召，我今天也就民法方法论的问题作一个演讲。我演讲的题目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民法方法论的地位，这个题目也是讲民法方法论的问题，我讲的民法方法论是比较宏观的方法论，从法哲学的角度来考虑民法的方法问题。大概和王老师说的不是一样，但是我觉得和王老师说的又一样，王老师讲的是一个请求权基础规范检索的问题，其实涉及到的还是法律关系的问题，我觉得凡是研究民法的问题，如果没有法律关系的观念恐怕都不行。在讲座开始之前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案例，为我这个题目做一个引子。

今天我们在政法大学讨论了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就涉及到军产在转到地产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个案件。原来江总书记提出要把军队的企业转交给地方政府，军队不再经商办企业。这个时候，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它有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就叫实业公司，实际它也是一个军队的企业，它就在军医大学和其它的人合资建了一个大厦，叫交易广场。然后，就和他签订了一份协议，租他的地，租他的房，租到2003年的9月为止，到9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始军产转地产，在这个期间，就这个实业公司也要转交给地方了。在军产交出来，地方还没有接的时候，这个实业公司就和一个叫多彩的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把他原来租军医大学的房子和地又都转租给了多彩公司了，他又和多彩公司又订了一份合同，也是租到2003年的9月，但是他们两个又增加了新的续期，提前了四年就开始续期，一直续到2009年的几月几号，房子的租金比原来的还低，然后把所有的预付款都汇给了对方。这个时候军队就把公司彻底交给地方，地方还是委托军医大学做具体的交接问题。这样这个企业的所有权又归了军医大学，军医大学又和现在案件争议的原告叫丹尼尔公司签订了一份托管的协议，所有的问题交给丹尼尔公司来处理。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他们签订的租赁合同已经订到2009年了，丹尼尔接的这个东西不是正好和他们这个合同相冲突吗？这样他们就发生争议，丹尼尔公司就认为，多彩公司和实业公司他们之间是恶意串通，使国有资产流失，使他的权利没有办法实现，这样丹尼尔公司就主张他们之间的合同无效，是侵害我的权利，后来这个案件法院倒是支持了他的诉讼请求。

我们在听了这个案情之后，在研究这个案件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适用法律，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考虑问题呢？凡是学习民法的或者是在法院做过民事法官的，大概及时句话就是说肯定要看法律关系。这个案件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原告在起诉的时候说，多彩公司和实业公司是恶意串通的行为，及时件事情就是要看他们之间的合同是不是一个恶意串通的行为。是一个恶意串通的行为，还是一个有效的租赁合同，大家可能会说，租赁合同一般说来，在前面的租期差不多快满的时候或者已经满的时候，然后才续期。一般不会说提前四年就开始续签，在讨论的时候大家就说，法律也没有规定提前四年就不能续签合同，也不一定，按照交易的习惯大概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提前四年也不能说这个合同就是无效的，从合同的效率来说，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现在就要看它究竟是一个有效的租赁合同关系，还是一个恶意串通的行为。后来，大家说了这么几个理由：

及时个理由，这是军队转产期间，涉及到被转军产一定要有一个所有重大的事项要报告，不报告就不行，这个时候是不是有能力的限制。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看实业公司和多彩公司他们之间有没有恶意串通，就是说接受的这一方他是一个善意的第三人，还是一个恶意串通的第三人。那么，及时，他自己承认我知道这个一个军产；第二，也知道这个合同2003年9月以后他没有权利，第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采用违反交易常规的一些做法，一般说不动产的租赁要续期的话，他的价格是要看涨的。这样的情况下综合的来判断，多彩公司是不是有一个恶意的行为在里面，其实说这些事情他们两者之间都知道，实际上在一个恶意串通。这样及时步，就要确定他们之间是一个恶意的串通，还是一个有效的租赁合同，就应该确定他是一个恶意串通，恶意串通他的合同就无效了。

第二个理由，在《民法通则》的第61条的第二款和《合同法》第59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要返还所得的财产。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这个合同关系第三人受到了恶意串通合同的影响，他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他构不构成侵权行为。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觉得大家一直解决的不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很多法院都认为这样的案件不一定是侵权的问题。所以第三人要起诉的话，很多法院都不受理，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来起诉一个合同关系，你怎么有当事人资格呢？受到损害的第三人他提起诉讼，他的基础是什么？他要有一个合理的法律关系。后来，我们的意见就认为这个一个侵权的法律关系，他依据侵权来起诉有道理，他有当事人的资格。

第三个理由，就是说他同样是一个财产，实业公司的这些房子，前面作了一手交易，后面又作了一手交易，是不是类似于双重买卖的问题，是不是一个“一女二嫁”的问题？假如两个行为都是有效的，这就是“一女二嫁”，如果一个合同有效，一个合同无效，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这里面也涉及到类似于双重买卖的问题。

第四个理由，受让的丹尼尔公司他的诉权是从哪里来的，他权利的源泉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军医大学才是权利的主体，他接受了委托就把权利转移过去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另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侵权行为是持续状态的，他的权利实际上也受到损害，他自己本来也是受害者。

这个案件说起来比较复杂，我们在研究这个案件的时候，及时步就应该把它的民事法律关系一项一项的理清楚，然后再考虑怎么样的来适用法律，这样就很好的理解一个案件的真实面目。合同无效按照合同无效的规定来办，侵权行为就按照侵权行为的法律来处理，这样一分析法律关系清楚了以后，这个案件立刻就清楚了。从这个案件来看，其实任何一个案件来观察和研究它的时候，都是采用这样的分析方法。所以，我坚持一个看法就是说，在法院法官在办理一个案件的时候，或者我们律师在一个案件的时候，或者我们作为法学专家来研究一个案件的时候，面对一个民事案件，及时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定性的问题，就是这个案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把它确定下来，什么性质？就是法律关系的性质。这样就可以把问题引申一步，为什么我们在研究一个案件的时候要先研究它的定性问题呢？为什么要先研究它的法律关系问题呢？我想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民法方法论的问题，也就是说民法看世界、看社会、看这些案件，它的基本就应该是从法律关系入手。所以，我讲的这个题目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民法方法论的及时位，我们在对民法的现象和对一个民事案件，只有把它的关系确定下来，然后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问题看清楚，看到它的本质上去，才能真正的把它办对。所以，我就觉得在民法的领域当中，在这个市民社会当中，认识这个社会，规范这个社会，研究这个社会，就是用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来研究它、来看待它，来观察它。离开了这个问题，民法社会你看不清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在民法方法论的理论研究上，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研究民法的法律关系问题。我今天主要讲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市民社会的法律地位及其它的基本要素

在民法学者的眼睛当中看我们眼前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罗马法上所讲的，它就是一个“市民社会”。民法就在这个“市民社会”当中，它是整个市民社会的规则，用另外一种表述方法就是说，民事其实就是“市民社会”的市民法则。它就在这样的社会中存在，在这个社会当中发挥它的全部的功能。在这个“市民社会”当中它有两个主要的要素存在，一个是主体，一个是物，以及物所构成的利益关系。围绕主体和物以及利益之间怎么样把它结构起来构成这个社会呢？就是权利和义务。这样就把整个的民法社会当中，一部分是主体，是主宰；一部分是客体，是物所包含的利益以及其它方面的利益，这样把主体和客体交叉在一起，把人个人之间的关系链接成社会，就是一个权利义务的关系，链接在一起就构成了整个的“市民社会”。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市民社会”的话，看待我们民法世界的话，这个社会当中就是一个要素是人，另一个要素是物，然后加上一些权利义务关系链接到一起，就构成了整个社会。

最近我看到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个观点，提出来要给动物以“人格权”的观点。在暑假的时候，我和一些教授在海南开了一个座谈会，我们也讨论了这个观点，他说这种观点主要是更好的保护动物，让动物有更好的生存空间，而且这个世界也不仅仅是人，有生命的还包括动物，那么人和动物应该共同拥有这个世界，就应该赋予对动物的权利，什么权利呢？就是人格权。后来我就开玩笑说，要给个“狗格权”还不错，人格权可能还不行。动物一旦有了人格权以后，要有生命权，要有健康权，要有生存权，除了享有具体的人格权以外，还要有一般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是什么呢？就是人格尊严、人格自由和人格平等，把我们人格权的一般内容都写进去了，人享有的权利，狗也应该享有。我说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他的出发点是好的，看到了社会当中动物的重要性，在这个地球上也就是人和动物有口气，你有气就可以支配，为什么它不能支配呢？就要给它好的保护和好的待遇。但是是不是可以把人的一些权利地位拿出一部分给动物，我觉得有问题，我有一篇随笔的文章就写到，如果说把动物也给它相同的人格权，总有24小时它们要造反，把你当成物了怎么办？说它来主宰这个世界，把你变成物，到物的领域当中去，你会怎么样？当然这种可能性不会发生，既然它也是生灵，它也可以掌握这个世界，为什么它们不能掌握你呢？这样我就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物质存在的形式，“市民社会”两种基本物质构成形式，一个是人，一个是物；你把动物放到人的里面，还是放到物的里面，我说最起码它叫动物，就应该放到物里面，我们现在要给它人的权利放到人格里面去，你说怎么办？我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就是，你给这个物动物化，但它还是物的性质不要改变，可以给它特殊的保护。所以我就想，将来我们在写民法教材的时候，讲物的时候，要设置一个特殊物，货币都能够设出一个特殊的物，为什么动物就不能设置一个特殊的物呢？对于特殊的动物这种物，在处分它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要求，转让它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特殊的要求，这样来保护，我觉得还是民法的思路，是一个法律的思路，给动物人格权，我觉得太复杂了。

我这个问题主要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这个“市民社会”当中就是两种物质存在的形态。在物质形态当中总是人是主体，人是较高的支配者，再高级的动物毕竟还是物。你给它“狗格权”、“猫格权”、给它“猩猩格权”，行不行？我觉得不行。在“市民社会”当中它和一般社会的关系，我们这个“市民社会”它是站在民法的立场上来看待社会，比如今天我从民法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怎么看这个社会都是民法，我就看不着别的了，就把这个社会其它的因素、其它的内容统统都给它抽象掉，我只是从民法的角度来看，看到的是人，看到的是物，看到的是权利义务关系。这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及时，是人与人之间平等，这个平等不是我们现实社会当中所说的平等，我有的时候就和同学说，现实社会平等吗？现实社会当中为什么领导要你办什么事，你屁颠屁颠的去呀？你稍微不去，你挨不挨骂，再不去，我免了你的职务。同学们可能会说，杨老师你原来不是也当厅长吗？也是挺大的官，我是可以指使别人，但是别人还能管我，我还得听他的。你说，这平等吗？不平等。但是到“市民社会”里面都是平等的，在“市民社会”当中都从民事主体的角度来看，才是平等的，谁也没有高，谁也没有低。“市民社会”当中这种平等最典型的事例，我觉得就是溥仪和文秀两人离婚，那是皇帝和一个人及时次站到法庭接受审判，我觉得这才是平等的，尽管他是一个下台的皇帝。在民法当中你要离婚，你们两个人就站到法官面前，法官来给你裁决，这才实现了“市民社会”当中主体的平等性，其它社会形态当中的平等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民法上的平等才是实质上的平等，在“市民社会”当中人与人是平等的。“市民社会”当中还通行一个观念就是公平，为什么它要把公平作为最基本的概念？我就想在“市民社会”当中人高高在上他是主体，然后下面都是客体，都是物质形式，它们体现了很多利益，怎么来分配这些利益，怎么来分配这些物资，这个时候就要用权利的形式来分配，你享有这个权利，他享有这个权利，然后把权利公平的分配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依据自己的权利来支配这个社会中所有的利益。大家想一想在分配这些物资的时候，最基本的理念是不是公平啊？如果他享有五个权利，他享有三个权利，你享有一个权利，这样行吗？这不行，一定在权利上分割社会利益的时候，一定要有公平的观念，所以，最基本的就是公平。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形式是市民呢？就是权利和义务，有时候我说我们这个“市民社会”它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社会、非常精巧的社会，精巧的社会和精致的社会怎么来体现，我们搞民法的祖师爷非常的聪明，他能想出权利这个概念来，说每个人用权利这种观念把社会利益分给每一个人了，然后你享有这个权利，完了再给他编织成他对你享有义务，然后就把整个社会结合到一起，所以它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形式是一个权利义务关系。所以说，“市民社会”当中就是两种基本的物质形态，最基本的结构方式是一个权利义务关系，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公平的来处分，就构成了我们现在的“市民社会”。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市民社会”大概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个形式。

“市民社会”和其它的社会形态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高度的把民法上的东西抽象出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市民社会”，把我们的眼睛再放宽一些，不光看民法的问题，社会不还是这样一个社会吗？这个社会有它的政治形态，有它的经济形态，有它的文化形态，作为一个“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民法是世界，它和这个社会始终是存在一起的，相互链接在一起的。你想看到一个“市民社会”仅仅是一种抽象，你看具体的还是整个社会在一起。首先它是和政治社会是密切相联的，这个社会它要给市民社会法学以生命。它和经济社会呢？市民社会是最完整的反映经济形态的，每一个人没有经济会有你的生命吗？所以，商品经济关系、市场经济关系都反映到了民法的社会当中，都是民法的基本组成部分。前几天我们讨论的时候也讨论了一个问题，我们民法的泰斗佟柔老师，在制订民法通则的时候，他提出来了民法就是商品经济的法律这样一个理念，现在也有些学者提出来说佟老师说的不对，后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要实事求是的来看待它。在80年代起草民法通则的时候，那时候面临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势，涉及到民法生死存亡的问题。佟老师和老一辈的民法学家提出来民法就是商品经济的法律，那个时候正好是商品经济唱的调无比高的时候，你要是民法是一个商品经济的法律，你就能够把民法切入到政治领域当中去。现在我们反过来看，说民法就是商品经济法这个论点也不是正确，它反映了一部分；后来我查了查佟老师说的话，佟老师也没说民法就是商品经济法，他说民法在调整商品经济部分是它的主导内容，这个说法其实是很的。我们今天来看，说民法就是商品经济法的，从这样一个结论上来看是有问题，但是民法上面的大部分内容是讲的商品经济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是财产的问题，讲的是动态的财产和静态的财产关系的。其实还有一部分人身关系在里面，民法上人身关系还是占主要的部分，这两个部分都是民法调整的对象。“市民社会”和文化社会也是关系密切的，一部民法典制订的好与不好，文化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作用。一个社会文化不发达，它可能制订不出来一个很好的法典，即使有好的思想，它也不可能有先进的立法方法。只有社会文化发达了，立法方法也完善了，制订出来的法律才可能是好的。所以，整个社会都是有机的社会，这些关系都是密切相联的，我们通过民法的方法来看待这个“市民社会”，仅仅是这样而已。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法学家茶座》第三期里面梁治平写的一篇文章，就批评有些民法学者托大，说民法典创造“市民社会”，他批判的这个观点倒是对的，“市民社会”是客观存在的，它也是反映市民社会规则的一个法律，你说我制订出来一部民法典就能够创造出来一个“市民社会”，这种说法正好和马克思的《认识论》相违背的。这一块我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市民社会”的一些看法。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论地位问题

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它基本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看到的社会是什么？我们要研究这个社会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认识它？所以，我就提出来它最基本的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为什么它是一个民事法律关系，而不是别的呢？就是这样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它能够把“市民社会”当中的两种物质形式和它们的结构方式完整的表现出来，包含进去。一个法律关系讲三个要素，主体、权利义务、客体，这三个要素恰好就是“市民社会”现实所反映出来的东西。人是主体，物以及物所代表的利益，是它的客体，然后再加上编织这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权利义务，就是它的内容，一个民事法律关系恰好反映的就是这个社会的实际情况。所以在讨论的时候，有的同学提出来民事法律关系为什么是三要素？民事法律关系为什么不是二要素呢？为什么不是四要素呢？后来我就提出我的观点，因为这个“市民社会”所构成的基本物质形态就是两种物质形态，这两种物质形态把它编织起来把它分配公平了，就是权利义务，把这三个东西编织在一起就等于一个完整的社会形式的反映出来了。它客观的、如实的展现了“市民社会”的实际情况，然后把它提升倒一个高度的地位。所以在这个“市民社会”当中它存在的形式就是以民事法律关系这种形式存在的，它运动的形态就是用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来实现的。作为整个社会来说，整个市民社会当中它基本的结构形式是民事法律关系加一个结构形式，具体的一个一个的民事法律关系都是在不停的运动，不断产生、变更、发展，就推动市民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所以，我就说“市民社会”它基本的运动规律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运动规律，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运动。后来，我就说是不是又狂妄一点，说马克思讲他的辨证唯物主义，唯物辨证法的核心就是订立统一规律。民法要是讲民法哲学的话，民法的核心就是民事法律关系。那么我就说，民事法律关系它在民法的世界当中、在市民社会当中它是基于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地位。

我想，它是不是表现在这三个方面：

及时，民法观察这个社会的基本方法，是民事法律关系。它看这个社会都是法律关系，都是各种各样的抽象的法律关系是一个整体，具体的法律关系每一个、每一个都在运动。比如你说我去买菜，我去订立法律关系去了；别人问你干吗去，你说我去订立法律关系去，别人可能会说你是不是有点傻呀。其实基于买卖关系还不是法律关系吗？我去结婚，你干吗呀，去订法律关系去，这些都是法律关系。

第二，民法规范这个世界，规范社会行为的时候，也是用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我们说整个民法讲的就是民事法律关系，我们在民法当中规定很多种情况，都是讲的这种法律关系怎么办，哪种法律关系怎么办。

第三，我们在研究民法的时候，我们在处理纠纷的时候，还是用法律关系这种方法。离开这种方法你研究不了这个社会，也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争议。只有确定了法律关系的性质，然后你才能够是适用法律。

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它体现了民事法律关系基本方法论的作用。其实一部民法典整个做的就是民事法律关系问题，比如我们在制订民法典是时候，规定了总则和分则，总则其实在抽象的规定民事法律关系的问题，就是把民事法律关系基本的问题抽象出来，作概括的规定。所以，总则的全部的内容归纳起来讲的都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三要素，这三要素就是主体、客体和它的内容。例如《民法通则》规定它的主体讲自然人和法人，民法总则要规定物，规定的就是民事客体的物，然后民法总则要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也可以说它是客体的内容，也可以说它是设立民法法律关系的基础。和民事法律关系最没有法律关系的好像诉讼时效没有法律关系，其实诉讼时效更有关系了，它讲的是起来存在的时间、期限，讲的还是起来义务关系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民法总则整个讲的就是抽象的法律关系。民法分则就是把民事法律关系具体化、类型化。我在给同学们讲课的时候，我说民事法律关系在民法分则当中的体现是它一步一步的类型化，最终到了民事法律关系具体化。实现了民事法律关系具体化就决定了法律适用问题，到具体化的时候才能够对行为，对这样的法律关系怎么样来规范它、限制它，在发生争议的时候怎么样来适用它。我想把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化和具体化是不是可以分成四个层次，及时个层次，就是较高的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人身法律关系和财产法律关系，我们经常说民法两大支柱，就是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第二个层次，就是基本类型，基本类型在人身关系当中分成人格关系和财产关系，还涉及到继承的这种关系，继承这种关系它既是一个财产关系，又是一个身份关系，是依据身份关系来解决财产的关系。一个人死亡以后他遗产的分配问题，它是一个财产法，也是一个身份法，它是以身份为基础来确定财产归属的法律。财产关系这部分也有三个基本类型，就是物权关系、债权关系和知识产权的关系。知识产权关系和继承关系非常相似，知识产权关系和继承关系它们两者之间都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它们之间即有身份的内容又有财产的内容。然后到第三个类型，有些情况还可以分成中间的类型，比如说在人格关系当中，可以分成物资性的人格权和精神性的人格权。在财产关系当中，比如说他物权里面可以分成担保物权和用益物权，这是一个中间的类型。在这个中间类型上面还可以再分，分到第四个类型的时候，才是具体的法律关系。到了具体的法律关系来看，那就是最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也就是民事法律关系到了具体化的程度，不到具体化做不到最终的适用法律。所以说，在制订民法典的时候，要规范到最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办理民事案件的时候，分析它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也要把它确定到最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里面，这个时候才能够确定它适用什么样的法律。

民法的分则，其实就是在展现法律关系类型化的问题。分成人格权法、物权法、财产法、继承法等等，还要制订一个知识产权的总则，这样不都是在展开法律关系吗？就是把法律关系类型化一步一步的在现实的法律当中来展现它。所以，我认为在民法典当中其实说到底就是在规范民事法律关系。总则讲的是抽象的民事法律关系，分则是把民事法律关系具体化、类型化，类型化的问题是要概括这一类民事法律关系的共性，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化才是最终对它进行规范、限制、适用。所以， 我也想民法方法论大概会有很多种，比如说案例分析方法、案例检索方法这些都是它的一些方法论。但是我想民法是不是有一个基本的方法论，那就是看这个社会的方法，看民法世界的方法。所以，我想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个民法哲学的问题，有刑法哲学，我们民法是不是应该有个哲学方法。我也看到很多人写了民法哲学这样的著作，看来看去我觉得好像没有抓住民法世界本质性的问题。民法哲学最终应该是一个市民，借鉴马克思哲学的话，我觉得民法哲学还是世界观的问题，还是民法方法论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在民法的立场上怎么样来看待这个社会，它的基本运动规律是什么，说到底还是这样一些问题。有人说，法哲学既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哲学问题。我觉得它还是世界观方法论的问题，还是一个法哲学的问题。

三，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问题

我觉得对民事法律关系有一个纵横划分的问题，它是编织民法典的一个方法。对民事法律关系有纵的划分和横的划分，比如说一个横向的划分，它是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在民法分则当中，民事法律关系就分为人身法律关系、财产法律关系、人格和身份的划分，横的划分基本的划分是民法分则编织编的问题，涉及到每一编怎么划分。然后再有一些编关于这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这一类型的民事法律关系再分成各种各样的类型，按照横向来作划分，来作规定。物权法就是采用这样的划分方法，物权法是财产法律关系的一种，在规定物权的时候分成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占有。一个物权法很复杂，说到底不过是四个方面的问题。另一种就是纵向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债法，债法规定了债的发生、债的效力、债的内容、债的清偿、违反债的责任。物权法采用的方法是横切的，债权法是采用纵向切的。所以，我觉得对法律关系横向、纵向的划分，它对编织民法典、理解民法典的分则是很有意义的。

民事法律关系它有三个基本的要素，主体、内容和客体，主体、客体和内容刚才我已经作了简单的说明，在市民社会当中它有两种基本的存在形式，一种是人的物质形态，一种是财产物的这种形态，把它们结合起来权利义务关系就构成了民法法律关系的三要素。我还提出两个方面的内容，在民事法律关系当中，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运动形式是什么？我就用了一个过去经常提到的民法上的概念，就是民事流转。民事流转在界定上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民事流转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不断的产生、变更、消灭的一个过程。另一种说法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有时候只要有一个法律事实，有时候需要几个法律事实，法学上把引起某一个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几个法律事实的总和称为民事法律事实的总和，构成民事法律事实的总和就构成了民事流转。其实这两种民事流转界定方法都提到了它是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情况，在观察民事法律关系运动的时候，是不是用它及时层的界定方法，把民事流转和事实构成这两个概念把它分开，自己管自己的事情。民事流转就是讲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把这样一个过程叫做民事流转，恰好民事法律关系运动的基本形式其实就是民事流转。这样就可以把民事法律关系运动的形式用一句简明的概念把它概括出来，就是民事流转。用这样的方法把民事流转不再说它有别的意思，就把它确定为讲民事法律关系运动的形式，用这样的概念来概括它使它分成简明的表现了这种情况。

民事流转的基本形式之一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有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基于法律事实的产生，比如说出生的事实产生了身份关系。有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基于行为而产生的，比如说订立合同，取得了债权。在民事法律关系产生的问题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要注意，就在出生的事实当中，出生的事实它产生民事法律关系在人身关系当中是两种情况，一种是人格关系，一种是身份关系，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它们两个都是基于出生而产生的，它们之间是不是有不同，我们在界定人格权和身份权的时候，采用这样一种方法，说人格权是一种固有的权利，一出生就享有这种权利，类似于天赋人权这种事项；说身份关系的时候它是一个取得的权利，基于出生的事实取得了一个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和其他亲属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基于出生所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当中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还是有不同的。出生的问题上还要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婴儿还没有出生之前，他不是一个民事主体，他没有权利能力，他不享有权利，但是人的出生有一个孕育的过程，作为一个胚胎他在母体当中逐渐发育，到出生的时候他享有权利，他作为胎儿的阶段当中，虽然他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他是作为一个实体存在的，民法在规范他的时候，在讲他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时候，有两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一个就是继承问题，胎儿在母体当中就发生了继承的事实，这个时候他还不是一个民事主体，他没有办法来继承这个财产，胎儿是一个实体，应该怎么办？就给他保留一个份额，等到出生以后再来继承这个财产。另一个问题就是，胎儿在母体当中受到了损害，出生以后发现受到了损害，什么时候受到了损害？在他还不是主体的时候受到了损害，他不是主体怎么来处理他呢？这个问题在国外是解决的比较好的，胎儿受到损害出生以后赋予他赔偿的请求权，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特别典型的案例说明这个问题。在去年的时候成都发生一个案件，有一位孕妇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受到了伤害，在住院期间吃了很多的药，后来她就怀疑自己吃了那么多的药是不是对胎儿影响不好，后来孩子生下来以后她就怀疑婴儿有问题，后来她向法院起诉，说我的损害要求赔偿，对婴儿的损害也要求赔偿，后来法院也组织鉴定，请了一些专家医生进行检查，说没有办法确定她吃了那么多的药对婴儿有明显的影响，后来法院对她的请求没有支持。后来我写文章对这个案件作了点评，这个案件虽然她没有得到支持，但是她提出这个思路是对的，胎儿在母体当中受到损害以后，他有权请求赔偿。但是他不能在母体中行使这个权利，只有在出生以后才享有这个权利。他的诉讼时效怎么办呢？一定要发现损害、确定损害以后才能开始诉讼时效。不能说一出生就开始算诉讼时效，二十岁以后才发现这个损害，说你早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二十年都过去了，不能这样来判断。因为他这种损害很难确定，只有确定了以后，才开始计算诉讼时效。

民事法律关系的变更，就是在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的期间内它的内容，它的主体，它的客体发生了变更，这个时候民事法律关系发生了变更。比如说我们说合同的变更，在民事法律关系变更它基本的形式就是旧的法律关系消灭，新的法律关系产生。就是现成的法律关系你把它的内容作了变化，这个时候就认为旧的法律关系消灭又产生新的法律关系，用新的法律关系约束双方的行为，这是一般的规则。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是以新抵旧，现在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以新抵旧就是我向银行贷款100万，到期了以后我还不上，我再贷100万，把原来的贷款还上，等于我又欠了一个新债，旧债已经没有了，又到期了以后我又还不上，我再贷100万，把旧的还上，就这样以新抵旧。以新抵旧没有明令禁止说它是一个违法的， 在民法理论当中认为这是一个合同更新的问题，它和一般的合同变更规则有差别就在于以新抵旧它采用一种特别的规则，它新建立的法律关系有效，但原来的法律关系在一般的国家当中规定它也不消灭。例如，这是旧的法律关系，这是新的法律关系，这个钱贷出来以后，清偿了旧的法律关系，按道理旧的法律关系应该消灭了，但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新的法律关系生效，但旧的法律关系还让它存在不让它消灭，它的意图就是新的法律关系一旦有些以外的内容，比如不可抗力，他不能够清偿这个债务的时候，这个时候在让它生效，这样就使得债权人的权利得到更好的保护。

民事法律关系的消灭，它也是民事流转的一种形态。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都是要消灭的，某一个大公司经营了几百年，这个大公司也有倒闭的时候。人出生以后产生了民事法律关系，结果到去世的时候他也消灭了。从个体上来讲，每一个民事法律关系都要经过产生、变更、消灭的阶段。但是作为整体上来说，抽象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市民社会当中永远是运动的。在民事法律关系消灭的问题上，比如说主体消灭了，民事法律关系消灭了；民事法律关系内容完成了，民事法律关系也消灭了，这样一些都是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理由。在主体消灭的问题上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在人去世以后，他的主体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他的权利还继续保存，还要保护一个时期，也就是死者的权利保护问题。比如说著作权，财产的著作权保护五十年，人格方面的著作权永远的保护。另一种情况，对人格利益保护一段期间，比如说名誉的利益、肖像的利益、姓名的利益、隐私的利益、荣誉的利益，这样的利益在去世以后还要保护一段时间。比如去年我们讨论很热烈的鲁迅的肖像权的问题，鲁迅姓名权的问题，都是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再一种情况，就是人去世以后尸体的问题，人去世以后他的身体变成了遗体，遗体还要保护一段时间，不能让他和其它物质一样，对尸体的尊重其实就是对人类尊严的尊重。人虽然死了法律关系消灭了，但是对他的人格利益还要保护一段时间，保护多长时间呢？较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就是保护到他的近亲属还在的时候，近亲属不在那是另外一回事，除非是特别有必要国家可以保护，一般的就不在保护。这些问题进一步引申死者的人格利益有没有商业开放的问题，去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在《判解研究》上发表了，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我觉得有一个开发利用的问题，这些都是民事法律关系运动的基本方式，也就是一个民事流转的问题。

民事流转它有个动力，这个动力就是法律事实，法律事实分为事件和行为，事件是没有人的意志支配的行为，行为是有人意志支配的、有意识去实施的行为。当一个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发展需要有几个法律事实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发生后果的时候，那就是事实构成。比如说一个人实施了违法的行为，这个行为构不构成侵权，要有违法行为，要有损害事实，要有因果关系，要有主观过错，这样一些主观要件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构成法律关系。有这个民事法律事实它才能够推动民事流转，有民事流转才能够推动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在今天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我就想说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市民社会当中，在我们的民法世界当中，它基本的存在方式，我们基本的观察方法，民法基本的规范方法以及我们处理纠纷最基本的方式就是一个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掌握了这个方法我们就抓住了民法世界的关键。

民事法律论文:论合伙的民事法律地位

[内容摘要]现代意义的合伙不仅具有契约性特征，同时还具有团体性的特征，是一种经济实体；将合伙确定为第三民事主体并不是人为地提高合伙的地位，而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将合伙确定为第三民事主体的标准在于其是否具有团体性。

[关键词]：合伙 民事主体 团体性

合伙作为一种历久不衰的联合经营方式，在社会经济发展史中担当了极其重要地角色。即使在公司制度十分发达的今天，合伙仍以独特地方式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随着我国加入WTO，中小企业通过合伙的方式来扩大经营规模，以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应对加入WTO所带来的挑战，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合伙的民事法律地位至今仍不明确，这已成为制约合伙制度发展、甚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合伙制度，明确合伙的民事法律地位的任务十分必要。

一、合伙的本质

合伙作为种古老的社会现象，始终是作为一种联合经营方式出现的。但给合伙下一个确切地、能反映其本质特征的定义，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因为，合伙是始终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合伙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早期的合伙是指，二人以上互约出资、经营共同事业，共同分配损益的契约。[1]其本质特点体现为：合伙财产不具有独立性，属于合伙人按份共有，合伙人可以依自己意志处分合伙财产；合伙之间体现为一种契约关系，合伙只能对合伙人有约束力，第三人没有约束力；合伙事务执行人为全体合伙人的人，适用民法上之规定；合伙对外不承担责任，由各合伙人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些特点使“合伙成为与合伙人不能分离的‘人的组合’，成为一种单纯的契约关系。在民法中合伙往往作为契约的一种形式规定在债编中”。[2]

在近代和现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合伙的形式、内容都出现了新特点，有的甚至发生了本质变化。首先，由契约性共同体发展成为注重团体性质的共同体。这一转变主要是通过合伙财产的性质由松散型向集中型转变来完成的。近现代，合伙的财产越来越脱离自然人而成为相对独立的财产，主要表现为：合伙存续期间，合伙人不得请求对人合伙财产进行分割，不得擅自转让自己的财产份额，合伙债务不能与合伙债权相抵销等等。因此，“合伙虽为一种契约，但民法上对于已成立之合伙，赋予团体性。”[3]但合伙由单纯的注重契约性向注重团体性转变，并不是偶然地，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是合伙者在当时条件下为最方便地完成持久的商业活动所为的明智选择。”[4]其次，合伙的规模由弱小趋向庞大。主要表现为合伙的数量不断增长，合伙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合伙的形式和成员结构出现多样化，合伙的个体规模不断膨胀。例如，卡特尔就是若干企业法人，通过契约的形式，结合而成的合伙同盟。再次，合伙的法律地位不断改变。当前，有些国家已承认合伙具有民事主体的地位，即使不承认合伙为独立民事主体的国家，大都不同程度地赋予合伙一定的权利。如可以起字号、可以在银行设立账户、可以成为独立的纳税单位，部分国家的法律还允许其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应诉。

这种发展变化后的合伙，与自然人具有明显地区别，同时，也不是自然人或法人之间的简单的结合，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合伙人个人，成为享有相对独立的权利义务的具有团体性的实体组织。合伙也不是法人，它是以共有财产关系为基础建立的社会组织，各个合伙人必须以自己的个人财产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实际上，合伙一方面同时具有自然人和法人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又有自己所独有的特征。有学者认为，合伙是自然人独立经营与法人经营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经营方式。但是，合伙并非仅是过渡性的联合，它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稳定的经营方式，形成自己特点，这些都是法人和自然人所无法比拟的。[5]依据合伙在近、现代的变化中所体现出的特征，近、现代的合伙可作如下定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通过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经济实体。[6]这种合伙与契约性合伙的本质区别，同时也是其所具有的本质特点在于，这种合伙不仅具有契约性特征，同时还具有团体性的特征，是一种经济实体。合伙协议与依其成立的经济实体（合伙组织）是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合伙协议是合伙组织的前提和基础，合伙组织是合伙协议的结果和实施保障；合伙协议形成合伙之间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合伙组织则以全体合伙人作为相对独立的团体同第三人形成外部的权利义务关系。

这种以注重团体性为特征的合伙，虽然在近现代社会大量出现，但其并未有也不可能将早期的契约型合伙排斥于社会经济生活之外。相反，早期的、契约型的合伙在现代生活中，仍然比比皆是，并仍发挥着其独特功能。但以注重团体性为特征的合伙，其体现出的不同于契约型合伙的特点，对作为其外在反映的法律提出了挑战。法律面对其社会基础的变化是否应做出相应变化，应如何做出变化，成为法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

二、关于合伙是否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观点

关于合伙的是不是民事主体，是一个历来有争议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两种观点：

（一）、合伙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对合伙的性质存在多种态度，包括“非法人团体说”、“准法人说”、“法人说”以及“第三民事主体说”等。将以上观点的理由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包括支持部分合伙是独立的民事主体的理由）：1、合伙的财产共同共有，相对独立。因为合伙人在合伙关系存续期间，对于全部共有财产不分份额地、平等地享有所有权，实际上失去了自由支配、处分个人出资财产的权利，只有在合伙散时，才能对合伙财产主张相应的权利。个人合伙财产的这种相对独立性，足以使其成为民事主体。因为财产自主权是作为民事主体的必具条件。个人合伙，它既然能够作为商品交换关系的一方来处分商品所有权，就说明享有财产权，即使这种财产权不是独立的所有权、经营权而是由合伙的应有份额所合成的共有权也并不影响其民事主体资格的成立。[7] 2、合伙具有相对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合伙作为一个组织实体，是以自己相对独立的合伙财产为基础开展各项经营活动，并以这些财产承担债务和责任，只有在合伙财产不足以补偿合伙债务和亏损时，才由合伙人以自己其它的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即合伙组织承担的是直接责任，合伙人承担的是补充责任，因此，合伙组织具有相对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8] 3、国外民事立法先例表明，部分国家确认了合伙的民事主体地位。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并没有规定合伙为法人，由于合伙几乎适用有关法人的一切规定，后来，法国不得于1978年重新修订《法国民法典》，通过新的立法澄清旧法含混的规定，明确宣布合伙为法人；美国《统一合伙法》赋予了合伙独立法律实体地位。我国应借鉴国外的民事立法先例。[9] 4、赋予合伙独立民事主体地位是合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为适应进入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正式确立了法人制度，并明确了法人的主体地位。从而打破了自然人作为主体的格局。法人被法律确定为民事主体归要结底是由法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当前，由于合伙本身的特点和经济形势，决定了合伙在社会生活中会发挥巨大的作用，赋予这类组织民事主体资格，不仅有利于维护合伙组织及债权人的权益，而且有利于国家对其进行必要的管理与监督，从而确保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10] 5、合伙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对于任何法律制度来说，无论它在立法中是否承认，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法律都将赋予一定的人、团体、机构和组织以法律人格，否则，他们无法在社会中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活动。现代法律只赋予了自然人和法人以人格。但从逻辑上讲，并非不可能将法律人格赋予其他团体，如合伙。法律人格的构成要素来看，合伙符合相关要求，因此，合伙也应成为民事主体。[11]

（二）、合伙是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主要有：合伙本身不是民事权利主体，不具有法律直接授予或实际承认的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合伙本身不具有独立的财产；合伙不能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12]

（三）、评析：综合以上理由，无论是肯定性理由还是否定性理由，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不足。从总体上来看，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1、部分学者没有注意到合伙的不同类型，在论证对象上存在偏差。合伙作为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具有历史性。法学界之所以到近现代才讨论合伙是否应当成为民事主体，根本原因在于合伙在历史发展中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出现了新的类型，即体现为团体性的合伙。法律对这种新的类型的合伙是否应当做出相应规定，是否应将其“翻译成新的法律形式”，是法学界出现争论的根本原因。而其争论的着眼点，当然在于这种新出现的、表现出新的特点的合伙。只有将这种合伙作为研究对象，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才能在法律上有所创新。但新类型的合伙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原有类型的合伙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社会生活中仍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新旧类型的合伙在同一社会是能够共同存在的。因此，我们所研究的重点应是体现为团体性特点的合伙，而不是旧的体现为契约性特点的合伙。但部分学者在此处出现了偏颇，没有能够正确区别合伙的不同类型，而是把将所有的合伙都囊括入其研究的对象，导致重点不清，方向不明，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2、大多数学者都是以是否具有法律所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作为能否成为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13]因为，民事权利能力是由法律规定的，因此，这一标准可以说是以法律规定为标准。以法定规定作为判断民事主体的标准，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没有从根本上分析问题。因为法律只是反映立法者思想的一个工具，其本身没有解释将权利能力赋予某一主体的原由，其反映的是“民事主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只是国家向民事主体提供的取得民事权利的一般前提。”[14]公民、法人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单纯地由法律所规定的，归根结底是由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只有看到作为工具性质的法律条文的背后所隐含的根本原因，即立法者的界定民事主体的实质、内在标准，才能真正认清民事主体的实质。这样才可以跳开原有的误区，不再局限于就标准论标准等简单的思维模式，而是从实质来把握问题。因此，以是否具有法律所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作为能否成为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具有不足之处。

3、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同时还提出国外已有相关的立法，我国因此也应作相应规定，同样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为法律制度的移植绝非简单的抄袭，而应当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最终做出综合的判断，不能因为外国法有规定，因此我国法也应做出相应规定。

4、有些学者提出赋予合伙独立民事主体地位是合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合伙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这两种观点，无疑更注重从本质上分析问题，似乎已经触及了问题的实质。但遗憾的是，学者们并没有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只是从其中的一个方面来分析和观察问题，没有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在认识上不够深入，没有能够真正把握问题的实质，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尤其是关于合伙具有法律人格的论述，在观点颇为正确的情况下，其论据又陷入了民事权利能力范畴内，十分可惜。

三、判定合伙能否成为民事主体的标准

法人作为一种民事主体已成为不争之事实，而同样作为联合经营方式和社会组织之一、并且与法人有众多相似之处的合伙，能否同样成为民事主体，可以从法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找到答案。

（一）、法人制度的形成和实质。古罗马时期，尚无完整的法人制度，也没有“法人”一词。至共和国时期，开始承认某些特种团体享有独立的人格。帝国时期进一步认为国家、市政府也具有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因此，当时罗马的法人实质上就是一种“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特殊团体”。至帝国后期，这种团体已大量存在。罗马法时期法人制度的萌芽，其理论基础是罗马法中人格观念的产生和演进。[15]同时，罗马法时期的学者对其做出了精辟论述。五大法学家之一乌尔比安提出，“团体独立的性质，虽然由于它的组织成员全部改换，也不影响其独立存在；因为团体的债务并不是其各个成员的债务，团体的权利也不是其各个成员的权利”[16]但在罗马法时期，具有团体人格性质的社会组织只是由法学家们以理论的形式指出的社会客观情况，罗马法时期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法人概念和真正意义上的法人制度并没有形成。

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促使资产阶级通过联合的方式来扩大自身规模，增强竞争力，同时又尽可能地降低风险。“十八世纪较大发明”-股份公司应孕而生。这类组织在凝集资本快速性、巨大性，获取利润的较大性，及降低商业风险的程度性等方面，体现出的前所未有的魔力，使十八、十九世纪高度膨胀的个人本位主义受到了严重冲击。“随着个人本位主义诉求的不断理性化，在产权领域，个人所有权开始由支配向利用方向发展。当投资者（股东）凭藉股权获得预期回报时，遂改变了当初的”所有权偏好“。公司法人所有权── 一种以团体的名义受领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机制或方式逐渐获得了社会的认可。个人本位主义最终在团体（社会）本位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依归和理性参照，并使个人价值取向的”个体功效性“同整体价值取向的”社会功效性“互为条件，相得益彰。现代公司制度进入黄金发展时代。”[17] 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及时适应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正式确立了法人制度，并明确了法人的主体地位，从而打破了自然人作为民民事主体的格局。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社团法人乃是随着社会（团体）本位思想的兴起和西方各国在相应立法中明确规定法人制度之后才得以出现。

祁克认为，这种以团体本位为思想基础建立起来的法人组织，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组织体，具有实在性，其拥有独立的意志，进行独立的活动。同时，团体并不是还原为或拟制为个人，而是本身就是一个单一体，构成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独立单位，它具有法律的人格，成为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因此，在个人人格之外，还有团体自身的人格。[18]从这理论出发，并结合法人制度产生的历史，可以得出，法人之所能够成为民事主体，在于其具有了团体人格，或者说，团体人格是决定法人能够成为民事主体的根本因素。这种团体人格是从组织整体利益出发，通过淡化组织成员的个人人格，提高对组织成员的管理、协调程度，使组织成为成员与第三人产生法律关系的、具有独立性特点的中介。其具体体现为：及时，意志的单一性。在具有团体人格的组织中，个人意志大大弱化，其收敛的个人主义转向在共同意志中寻找价值目标，并努力促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有效地结合。个人意志更多地被上升为共同意志，共同意志又被抽象为“单一意志”。第二，组织的整体性。在对外关系中，组织是以独立的民事主体出现。必须以自己的商号进行民事活动，并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第三，行为的统一性。为保障统一的意志不受第三人以及内部组织人员的非法影响，必须设置一定的机构来统一执行组织意志，将组织其它任何成员的意志都排除在执行主体之外。以公司为例，股东出资后，将失去对其出资财产的支配权，其得到的只是间接控制公司的股权。（当然，股东同时也会获得只是以其出资承担有限义务的权利。）并且股权也是其得以控制公司的的合法方式，不得以其它任何行为来干涉公司行为的统一性。第四，财产的独立性。组织不仅能够聚敛巨资，兴办个人难以企及的事业，更为重要的是实现财产增值。要保障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以确保组织的管理机构对财产的能够有效地、自主地管理利用为前提。正是由于组织所具有的上述特点，使组织成员的个人意志、个人行为、个人财产被彻底地由团体意志、团体行为、团体财产所代替，从而形成了团体人格，使组织成为成员与第三人产生法律关系的中介，进而使具有团体人格的组织被法律确定为民事主体。同时，这种业已形成的集团人格也会反作用于成员，对其有关的民事活动做出限制。例如，竞业禁止、限制成员与组织间交易等。这些限制同样是集团人格的重要体现。

（二）现代意义上的合伙属于独立的民事主体。

如前文所述，在现代社会，合伙这种联合经营方式并没有因法人等高级联合经营方式的出现而走向衰落，相反，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出了蓬勃发展之势。而合伙之所以如此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其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其典型代表即是注重团体性的合伙的出现。这种新的类型的合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具备了意志单一性，组织整体性，行为统一性，财产独立性等特点，已符合团体性人格的标准，因而应属于民事主体。但这种民事主体既不同于自然人，也不同于法人，而是一种独立的民事主体，它的出现必将会打破原有的民事主体二元制结构的体系。及时，合伙已形成了单一的意志。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由此可以看出，合伙的对外决策已不再是合伙人的个人意志，而是全体合伙人的共同意志。（即使由单一的合伙代表人所做出的决策，同样也是反映了了全体合伙的共同意志，因为其代表权是由全体合伙共同决定的，是以全体合伙人的共同意志为基础的，其个人的行为只不过是共同意志的反映形式。）同时，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共同意志又被抽象为单一意志。当然，并非所有合伙的共同意志都会被抽象成为单一的意志，其共同意志未有被抽象成单一意志的合伙并不具有团体人格。第二，合伙具有整体性特点。如个人合伙可以起字号、刻图章，可以在银行或信用社开设账户，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申请注册商标，可以成为独立的纳税单位，并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应诉，所有这些合伙都是以整体性质的组织出现的。第三，合伙行为具有统一性。如各合伙人可以委托一名或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并且，依法已经委托一名或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对于不参加执行事务的合伙人，只是享有监督检查权。第四，合伙的财产相对独立。合伙可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但这种共有，并非合伙人财产所有权的简单合并，而是在合伙存续期间，合伙人对于全部财产不分份额地、平等地享有占有、使用、管理权。合伙人实际上已失去自由支配、处分其个人出资的权利。只有在合伙解散时，才能对合伙财产主张相应的权利。[19]同样，作为具有团体人格的合伙，其所形成的团体人格会对合伙人的权利做出了一定限制。如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合伙人不得人事损害本合伙企业利益的活动等。总之，合伙已具备组织团体人格的所有特征。由于具有团体性特点的合伙既不同于自然人，又不同于法人，因而应确定为第三民事主体。

（三）、能成为民事主体的合伙的范围界定。如前文所述，由于现代社会合伙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并非所有的合伙都具有团体人格，只有具有团体性的合伙才是民事主体。判定是否具有团体性的主要标准在理论上体现为：意志的单一性、组织的整体性、行为的统一性、财产的独立性。如果将这些理论具体为法律规定，笔者认为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依法定程序成立，并经当地主管部门登记核发营执照；2、有自己的名称或字号，并以其对外进行民事活动；3、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应诉；4、有自己的负责人，并由负责人进行相关的诉讼行为，其行为对全体合伙具有法定效力。5、合伙目的的营利性。当然，团体性质的合伙同时还应具有一般合伙所具有的特征，如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组成人员多数性等基本特征。依此标准，商事合伙，[20]包括两合公司、无限公司、合伙企业等都应属于具有团体性特点的合伙，应当第三民事主体。其它的以营利性为目的、并且符合上述条件的合伙也属于第三民事主体。隐名性合伙、临时性合伙、非营利性合伙等不具有团体性特征，应排除在第三民事主体之外。

当然，合伙要成为民事主体，最终还需要法律的确认。但法律只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只要社会存在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其需要制度认定的情况下，法律就必须适应其需要，而不应人为的设置阻碍。“法律原本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每一项法律制度都应该积极发现和承认合理的社会存在而不是人为设线控制之。”[21]

民事法律论文: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的重新思考

[摘要] 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是理论上的一个失误，它导致了民法学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也违背了逻辑规则。应该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重新认识。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必备要素和成立要件，只能把合法性作为国家对当事人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评价和法律控制的生效要件来对待。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阶段，强调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要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利于激发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而取消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要件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 民法通则 民事法律行为 合法性 意思表示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民法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内容，它是联结权利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这三大民法理论的纽带；是客观权利义务向主观权利义务跨越的桥梁；是法制度向法现实转化的接口。民事法律行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人们应商品经济发展规范化、简约化的要求，而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具体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进行的抽象和概括。可以说每一项民法基本精神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民事法律行为作用的发挥。所以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拟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根本特征人手，来探讨民事法律行为的确切含义。

一、现行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立法的误区

考察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历史沿革，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原称为法律行为，起源于德国法学家贺古(又译胡果)所著的《日耳曼普通法》一书中。法律行为在德语中是Rechtsgeschäft，由"Recht"和"Geschäft"组合而成，其中"Geschäft"是“行为”的意思，“Recht”指“法”、“法律”，同时兼有“公平”、“合法”之意，只是日本学者借用汉字中的“法律”和“行为”二词，将“Rechtsgeschäft”译为了”法律行为”。[1]因此，法律行为原有意义含有合法性。既为合法表意行为，这在逻辑上显然存在着矛盾，于是引起了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的争论，学说理论莫衷一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在立法上，一方面肯定了民事法律行为专指合法行为，一方面特创“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从而结束了争论。《民法通则》的这些规定，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理论上的矛盾，但从另外的角度，又制造了新的矛盾和混乱，使民法学理论处于潜在的困境之中。

及时，在理论上，引起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导致民法学理论整体上的不协调。

首先，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这一规定与具体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理论产生了冲突。例如：合同是一种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而无效合同也是合同，也应是民事法律行为，但无效合同却是不合法的法律行为。同样在婚姻关系中存在“无效婚姻”，在继承关系中存在“无效遗嘱”等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来法律行为是从合同、遗嘱、婚姻等行为中抽象出来的概念，理应反映它们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质，从逻辑学上讲，其外延应比合同等下位概念要大，所以仅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违反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其次，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与法理学关于法律行为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法理学认为法律行为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或能够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包括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2]，并不仅指合法行为。因而，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在整个法学系统中也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的问题。再次，民事行为的独创，由于《民法通则》未作明文规定，使得人们在对其含义的理解上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的属概念；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能够产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或具有民事法律意义的行为；甚至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统率民法上所有行为的总概念”[3]，从而造成对民事法律事实理论内部结构认识上的混乱。

第二，在立法技术上，有悖于形式逻辑基本规则的要求。

首先，通过对《民法通则》具体法条的分析，可以知道民事行为包括有效的民事行为、无效的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其中有效的民事行为就是《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一个种概念，而民事行为是一个属概念。然而从《民法通则》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及其及时节“民事法律行为”这种立题，以及及时节“民事法律行为”下作出关于民事行为的规定来看，根据形式逻辑的概括规则，“民事法律行为”倒成了属概念，而“民事行为”反而变成了种概念。其次，从《民法通则》第四章具体条文的表述来看，有些条文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出发来要求一般民事行为，俨然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行为的上位概念。例如，《民法通则》第56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第62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才生效”。难道只有合法的民事行为才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才可以“附条件”吗?

以上两点实际上也恰恰反映了立法者内心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引进了“民事行为”概念，概括一切合法、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解决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不舍得放弃民事法律行为的统率性，因为它具有很丰富的历史传统和对所有意思自治领域民事活动强大的示范力量。同时这也向我们的民法学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今后对于民事主体意思表示行为的一般模式研究，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民事行为的角度出发?

第三，在立法价值上，没有必要独创一个民事行为。

首先，分析《民法通则》中民事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只是一种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那么我们可以用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作为民事行为的一个分类概念来取代民事法律行为。正如人可以分为正常人和病人，却没有必要将正常人用一个莫名其妙的概念，来代替“正常人”概念，然而用取消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代价来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却也并非我们的本意。

其次，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是存在争论的，有的学者早已指出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如：“法律行为，是权利主体所从事的，旨在规定、变更和废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4]法律行为，指能够发生法律效力的人们的意志行为，即根据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形成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可以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5]。由此可见，为了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学者们并未仅仅把眼光局限于“法律行为是合法表意行为”上来考虑独创一个新的概念，而开始考虑“合法性”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地位了。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将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有效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认为合法性只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6]。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将民事法律行为划分为成立和生效两个阶段，将合法性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中剔除，从而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实际上，《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行为，只不过是包括合法行为和不合法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即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状态的换种说法而已。至此可见，我们没有必要特别地创立“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而应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进行重新改造，取消其合法性。

二、取消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性要件的理论依据

及时，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

所谓特征乃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标志。然而考察民事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关系时，可以知道，事实行为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具有产生、变更或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意思，只是客观上由于法律的规定而产生一定法律后果的行为。事实行为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合法行为，“例如遗失物之拾得、标的物之交付等”，它们都属于民事合法行为，“均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在当事人之间发生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效果”。合法性并不能将民事法律行为同与其相对应的事实行为区分开。相反，民事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于是否存在意思表示，也即要看法律后果的产生是由当事人的主观意思表示，还是法律的客观规定。“可见，《民法通则》第54条为民事法律行为所下定义，未能正确揭示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及其内涵和外延。”[7]

第二，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要通过当事人的法律行为和国家的法律评价来落实，这是应当予以区别对待的两个不同阶段。民事法律行为首先是民事主体的行为，而不是国家的行为，是民事主体基于自主自愿而为的，以影响一定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的行为，应集中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至于该行为本身合法与否，行为产生何种法律效果，是国家对其进行的法律评价，不是当事人所能随便确定的。在实际生活中，当事人也往往不可能对一切意思表示都有正确的法律观念，意思表示也不可能包括民事法律行为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合法性只是在确定已经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时才有意义。所以，合法性是国家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外在评价。并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内在要求。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是病人而否认其为人一样，也不能因为一项民事法律行为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要求，而否认其为民事法律行为。

第三，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

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必备要件，无意思表示不足以成为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表示行为，集中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史尚宽先生曾经反复说过，“法律行为系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之法律要件，无意思表示不得成立法律行为也”，“意思表示以外的事实虽亦得为法律行为之要件，然不得有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之法律行为。”[8]另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区别于其他民事法律事实的根本特征。无论是事件中的自然事件、社会事件，还是行为中的行政行为、司法行为、事实行为都不具有意思表示。

由此，我们可以围绕意见表示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民事主体旨在以设立、变更、持续、终止一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的表示行为。首先，民事法律行为是行为人以民事主体的身份或资格实施的行为，并且必须按照民事活动的准则进行，以此区别于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此为民事法体行为构成的人的要素；其次，民事法律行为是有目的行为，无目的行为和精神病患者所为的行为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主体行为的目的旨在设立、变更、持续或终止一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此为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目的要素；再次，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是意思表示，无意思表示则不为民事法律行为，以此区别于事实行为，此为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意思表示要素。

三、民事法律行为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民事法律行为不以合法性为要件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

所谓概念，“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人们通过实践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撇开非本质属性，抽出本质属性概括而成……概念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的。”[9]由此可见，概念是发展的，而且制约概念发展的因素有两个：—是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发展程度；另一是人们对于对象的认识程度。

前文中已说明，民事法律行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人们应商品经济发展规范化、简约化的要求，面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的抽象和概括。所以，一方面我们从概念随所反映的对象的发展而发展的角度来看，民事法律行为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也必然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考察民事法律行为的原初意义知道其含有合法性，这是因为当时商品经济尚不发达．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尚不普遍，国家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的控制比较严格，因而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必须是合法行为，而在现今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是具有自觉性、自主性、自为性、自律性的主体，“经济和社会则要求民法给予民事主体以充分的自主权，因此，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包括不合法的表示行为”[10]。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表示，这将有利于激发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尤其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阶段，在私法自治原则渐受肯认和尊崇的时代，强调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就更具有现实意义了。

另一方面，我们从概念随着人们对概念所反映对象的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应该深化。作为科学研究，理应深入探究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法律”是中性词语，只是表明具有法律性而已。所谓法律性主要指民事法律行为是受民法调整并由民法规定的行为，是能够发生民事法律效果的行为，是民事法律现象的组成部分。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性并不表明其必须是合法行为。过去人们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含有合法性，是囿于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客观现实，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反映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之本质特征的认识自应有所深化。

对于概念的这一发展过程，有学者指出：“概念是从凝固、僵化客观事物的运动，到突破凝固、僵化，在自身的往返流动，这就是概念运动的基本特点，……概念所以是运动的，因为它们是流转的变化的客观事物的反映，这也就是认识运动的辩证性质，人类就是在概念的辩证过程中无限接近客观事物本身，在概念和它所反映的现象之间的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过程中认识和改造世界。”[11]对于民事法律行为不以合法性为要件这一发展，也是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相统一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