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设计论文篇1

一、会计制度设计的性质

会计制度设计是会计范畴里一项实务性、方法性较强的工作，但设计过程必须考虑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生产关系对会计制度的要求，设计的结果即会计制度本身则属于上层建筑，因而这一工作又必然体现生产资料占有者的意志和要求。可见，会计制度设计作为一种管理活动，和一切经济管理工作一样，具有双重性。

1.会计制度设计和生产力。生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生产力是生产得以进行的决定性因素。一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会计制度设计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所决定的。生产力的运动过程，是会计制度设计的物质内容；生产力运动的规律，决定着会计制度设计工作的主要方面。

生产力反映的是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会计制度设计涉及生产力方面的内容，如簿记技术，无论是和自然生产力还是社会生产力的关系，它不受社会制度的影响，都具有自然属性。因而会计制度设计具有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和不同社会制度下可以借鉴的技术性。

2.会计制度设计和生产关系。一切社会的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因此，任何社会的会计制度设计工作，都必定同生产关系相联系，从而使会计制度设计具有社会属性。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会计制度设计必须要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要求，以维护国有财产的安全和完整性，并通过设计工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协调好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争取最大的经济效益。

3.会计制度设计和上层建筑。在会计制度设计工作中，从上层建筑方面来理解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会计制度的设计工作，必须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各项会计规章制度，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法令、制度、计划和《会计准则》，以便维护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二是会计制度设计的结果是会计制度，本身则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因此，会计制度设计从上层建筑方面来分析，必然具有社会的属性。

二、会计制度设计的对象和任务

1.会计制度设计的对象。会计制度设计是为进行会计工作制订出准则和规范。为此，就必须针对现实的或将发生的会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原则或办法，并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作为日常会计工作的依据。所以，会计制度设计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其具体对象是会计工作过程。会计工作过程就是特定主体通过设置会计机构、配备会计人员、运用会计方法对资金运动进行核算和监督。正因为如此，会计制度设计可以理解为特定会计主体以国家统一会计规范，依据为研究会计事务处理办法、会计核算体系和会计监督工作程序的一项行为设计活动。

设计会计制度时，要根据特定主体的性质、业务的范围、分支机构和人员的多少，以及管理的需要等多种因素，研究适用的项目，使设计的会计制度能成为最简明有效的管理办法。一般来说，会计制度设计的内容应包括特定主体基本管理原则、业务处理和组织、财务会计制度设计（财务报表和财务评价指标设计、会计科目设计、会计凭证设计、会计帐簿设计、帐务处理程序设计和财务会计事务程序设计）、成本管理会计制度设计（采购成本会计制度设计、制造和作业成本会计制度设计、销售成本会计制度设计、标准和目标成本会计制度设计、物流成本管理会计制度设计、责任会计制度设计和质量会计制度设计）和会计工作设计（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的设置、会计制度的实施）等。

2.会计制度设计的任务。会计的主要职能是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资金运动进行核算与监督，这也就是会计工作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些任务，特定主体就需要建立起一定的会计机构，明确会计人员的职责，并在此基础上，再设计一套科学的会计指标体系，建立一套严密的会计信息系统和有效的会计控制系统，作为日常进行会计工作的依据。建立这些制度，以保证会计工作任务的完成，这就是会计制度设计的任务。

（1）明确会计机构的设置和会计人员的职责。会计工作要求对特定主体经济活动进行核算和监督。为保证独立地行使会计基本职能，不受其他业务部门的干扰，会计机构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在此前提下，根据特定主体的经济经营规模、内部管理体制及业务量的多少等，确定会计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置及其内部的分工。

（2）设计一套科学的会计指标体系。会计指标是会计制度设计的“牛鼻子”，是确定会计报告的种类和项目、设置会计科目、设置帐户、进行会计分析的依据。设计的会计指标应当包括三方面：一是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服务的综合性指标，以便国家根据国民经济细胞的汇总综合信息，决定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二是为特定主体的所有者、贷款者、供应者、潜在的投资者和信贷者、职工、财务分析和咨询人员、经纪人、证券承揽人、律师、证券交易所、经济师、财经报刊、同业协会及社会民众提供服务的指标，以向其外部利害关系人提供有关投资和信贷决策、估量现金流量前景，以及关于特定主体资财、资财上的权利和它们变动情况的信息。三是为特定主体管理当局决策提供服务的指标，以帮助特定主体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效益，实现其目标。

（3）建立一套严密的会计信息系统。会计信息系统，由会计指标、会计科目、原始记录、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告等形式和信息的收集、整理、分类、存储、传输等一系列程序所组成。信息组织形式必须严密，信息处理程序必须合理，形成一个完整的信息系统，保证及时、正确地提供会计信息。

（4）确定一套有效的会计控制系统。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对本单位实行会计监督，是《会计法》规定并受到《会计法》保护的。会计制度设计的任务之一，就是规划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规定所有经办人员在业务分工处理上和凭证手续上的岗位责任，使会计机构、会计人员既便于履行法律责任，又能使依法行使监督职权受到法律的保障，同时也利于会计行为的自我纠正和自我完善，保护资财的安全完整，保证会计信息的正确性和真实性。

三、会计制度设计的原则

会计制度设计是会计管理的一项基本建设，其质量如何直接影响到会计功能的发挥，因此，在设计会计制度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以保证设计的质量。笔者以为，我国会计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在不断总结我国会计工作的基础上，充分研究和借鉴国际会计惯例，设计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有利于转换政府职能，加快市场体系培育，利于深化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会计制度。笔者认为，我国会计制度设计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会计制度的基本要求。

（1）要求设计的会计制度能满足国家宏观调控的要求。市场经济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决定了生产目的和经济管理的要求有所不同，会计作为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度所反映的管理内容、所要达到的目的，以及反应用的原则、程序和方法等也有所差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必然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要求，以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保护国有财产的安全和完整。为此，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对国民经济运行作出准确的判断和进行宏观决策，依据市场规律要求合理运用国家宏观调控，必然赋予会计制度满足国家宏观调控需要的特征，即通过会计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提供宏观调控所必需的会计信息。

（2）要求设计的会计制度能满足有关各方面了解特定主体财务状况、理财过程和工作成果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而市场实际上是一种关系，是各种商品生产者之间的资金、物资、劳务、技术等契约和交换关系。建立和处理这些关系的直接前提是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而相互了解和信任的主要依据和手段之一就是会计信息。供货者必须了解购货方的财务状况是否良好，财务活动是否有效率，从而确定赊销风险，并据以作出销售决策；金融部门在办理贷款业务时，必须掌握借款人的财务状况及其资信水平，以作出信贷决策；投资人在进行投资业务时，必须掌握受资人的财务状况和获利能力水平，以作出投资决策，等等。显然，描述特定主体财务状况、理财过程和工作成果的会计信息，其表达和传输已成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基础。基于这种原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所设计的会计制度能满足有关各方面了解特定主体财务状况、理财过程和工作成果的需要。

（3）要求设计的会计制度能满足特定主体内部管理的需要。上面已经提及，市场经济要求企业行为自主化，还原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的独立的主体地位。这里至少包括两层涵义：一是国家给企业应有的自，各项法规、政策都不能阻碍企业自的发挥，不能束缚企业的手脚。这就是要求会计制度应当给企业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各个主体在市场中的地位应是平等的，即企业作为一个主体，其内涵应当确定，机会和义务应当均等。这就是要求会计制度的设计应从企业会计主体出发，本着明确产权关系的基本思想，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传递管理信息等提供起码的会计环境，以满足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需要。z

2.合规性原则。合规性是会计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它要求会计制度设计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把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现到会计制度中去。合规性原则在会计制度设计工作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所设计的会计制度，必须符合《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和《会计准则》等会计法规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是我国会计工作的根本大法，是居于最高层次的会计规范，是我们办理会计事务依据的基本法。《会计法》对会计核算、会计监督、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法律责任等作了规定。《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是国家财政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有关规定，为规范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组织的会计基础工作而制定的会计法规。《规范》共六章一百零一条，对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会计核算、会计监督、内部会计管理制度等会计基础工作作出了明确规定。会计准则是特定主体制定会计核算制度和组织会计核算工作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基本规范，是会计工作自由度和统一度相平衡的标准。就我国而言，会计准则包括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两个层次。基本准则是会计核算工作的基本规范，它主要规定了会计核算工作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要求，包括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一般原则、会计要素和会计报告准则；具体准则是对会计核算工作的具体规范，它以基本准则为依据，对具体会计信息业务和报告事项作出具体规定。

二是所设计的会计制度，必须与国家有关法规相协调。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对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组织的管理和调控，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一改以往的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将主要通过法律的、经济的手段来进行间接管理。其中包括通过统一汇总的会计资料，作为管理经济的基础和依据。这就要求进行会计制度设计时，必须使特定主体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方法符合经济、财务、税收等国家法规。如进行有关财务指标和财务报表设计时，必须遵守财务通则和行业财务制度的规定；进行有关货币资金的收支、保管、结算和核算规定设计时，必须遵守国家有关现金管理和结算制度方面的金融法规。又如为加强对罚款的会计监督，在进行会计制度设计时，可根据国家《经济合同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罚款开支范围规定，应设计出相对应的会计科目对罚款支出进行专项跟踪。

3.成本效益原则。会计制度设计的目的是规范会计工作，但不能因规范会计工作不讲运行质量和工作效率，而应该在满足会计工作质量的前提下尽量使会计制度设计简洁明了，可操作性强。会计制度作为加强管理、保护资财安全的办事规程，在设计时固然不能简化，失去其加强管理、保护资财安全的作用；但如果会计制度过于繁琐，在实施时消耗的制度成本大于其运行所能得到的会计制度效应，则说明会计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因此，会计制度设计必须考虑制度成本与效益的关系，以尽量少的制度成本获得尽可能多的会计制度效应，达到成本效益的最优组合。会计制度设计的成本效益原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设计会计制度时要尽可能地节省设计费用；二是在设计指标、凭证、帐簿、报表格式以及各类业务处理规程时，应以尽量少的成本获得尽可能多的会计制度效应，以实现成本效益的最优组合。

4.体现内部控制的要求。内部控制是特定主体为加强岗位责任，保护资本安全，确保会计记录正确可靠，及时提供财务信息，避免无意地面临风险，预防或查明错误和不正常现象，保证授权职责履行，在内部组织分工、业务处理、凭证手续和程序等方面所规定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一系列管理制度。因此，在会计制度设计中，必须对会计机构、会计工作程序设置必要的内部控制。因为内部控制具有预防和自动补偿功能。内部控制的基本方式有职务分离控制、授权批准控制、文件记录控制、实物保全控制、人员素质控制、业绩报告控制、目标计划控制、内部审计控制等。设计会计制度，就要将上述各种内部控制方式恰当地设置在会计机构、会计工作程序中，以体现内部控制的要求，使会计制度真正成为内部控制的组成部分。

5.管理权限相对集中，保持制度的相对稳定性。会计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应随着市场经济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改进。因而会计制度设计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但是，如果变更过于频繁，管理权限过于分散，将给会计工作带来不利，甚至会造成会计主体的财务混乱。因此，在设计会计制度时，应将制度权限的管理集中于管理决策的最高层，不宜分散；同时应注意保持会计制度的相对稳定性，除非特殊情况，一般在一个会计年度内不宜作较大的变动。

制度设计论文篇2

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文化创意企业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有一些问题，其中内部控制问题是一项重要的问题。一些文化创意企业未认识到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对内部控制问题存在一些误解，下文从几个方面对文化创意企业内部控制问题进行了研究。

2.1企业控制环境的失败实践证明，控制环境是企业内部控制问题的核心，控制环境能够决定其他控制要素的发挥，对企业的控制目标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前，我国文化创意企业内部的控制环境比较薄弱，致使文化创意企业的经济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调查研究显示，控制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氛围，是内部控制其他要素发挥作用的基础。从思想上分析，当前我国文化创意企业中的管理层对内部控制问题的理解存在误区，企业中的内部控制意识未能从根本上引起领导者重视以及关注。从组织上分析，文化创意企业的组织有趋于扁平化以及复杂化的倾向。需要注意到的是扁平化的组织虽然能够缩短信息传递的距离，但是会给内部控制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弱化了管理者的监督力度以及控制效果。

2.2企业内部的风险管理机制不完备文化创意企业的管理者在进行内部控制时，通常会对存在风险的环节进行定性分析，但是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即使是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对风险环节的分析也只能局限于定性分析，能够进行定量以及概率分析的情况很少。根本原因是企业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可行性强的风险识别系统，在风险管理机制上仍然处于“救活式”的状态，长此以往，企业管理层中的风险意识显然变得不足，因此也不能够很好地应对来自内部以及外部的风险。

2.3组织内部信息沟通不畅文化创意企业是一项服务性比较强的产业，各个环节的工作都需要全体工作人员全力配合。该企业中会计制度的实施，无论是经济业务的统计，还是各项财务信息的核算都需要相应的部门通力合作，这就需要企业在内部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渠道。但是当前的实际状况显示，我国很大一部分的文化创意产业内部组织混乱，沟通不畅，致使企业中的整体工作效益比较低下。这种现象的存在说到底是由企业内部控制工作不到位而引起的。

3加强文化创意企业会计制度设计与内部控制的重要性

3.1可以有效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从一定程度上讲，会计管理工作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强的管理工作，这项工作对职员的要求也比较高。对于文化创意企业而言，加强对企业内部会计制度的管理以及做好控制工作，能够促进文化创意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无论是文化创意企业还是其它企业，其内部都必须建立一套系统的管理制度，以使会计工作合理地渗透到企业内部管理的各个环节中，进而为发挥会计工作的职能奠定基础。总而言之，做好文化创意企业会计制度设计与内部控制工作，不仅能够改善企业内部的管理经营状况，还能提高文化创意企业的经济效益。

3.2适应了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要求文化创意企业发展到现在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内部会计制度，进而为做好企业的内部控制工作奠定基础。实践证明，会计制度的建立以及内部控制工作的良好进行将有利于文化创意企业科学地进行管理，企业中的经济效益无形中也能够得到提升。现代化企业要想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就必须建立完善的财产核算制度、内部管理制度以及会计审核制度等。文化创意企业中会计制度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企业做好政企区分工作。

制度设计论文篇3

“无赖原则”预设。在探讨制度必要性和它的功能设计时，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c)提出了一条著名的原则“无赖原则”。这条原则认为，人们在考虑制度安排时，必须持定“人人应当被假定为无赖”这样一种假设。人必须被看成是“理性”的谋利动物。而制度设计要达到的目的是：不论他多么利欲熏心，通过完善的制度机制的钳制功能，使人“规规矩矩”地服务于公益。休谟说：

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注：［美］斯蒂芬·L·埃尔金等编：《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28页。）。

制度设计必须达到以下效果：不仅要对“无赖”行径实施有效的钳制，而且要能防止和遏止人们萌发各种损公利己的“无赖”冲动。休谟认为，这一假设在作为描述性模式时是非真实的，而作为分析性模式时则又是真实的，可以得到事实的正当证明。这一预设表达了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既然所有的政治家和政治行动者在政治生活中，都可能成为“无赖”，那么必须有强大的制约机制在先，让人们服从制度规则。这一点，詹姆斯·布坎南是这样说的：

当人们的政治行为被认为一如他们其他方面行为一样是追求私利之时，上的挑战就成为这样一种挑战：构造和设计出能够最大限度地限制以剥削方式追求个人利益，并引导个人利益去促进整个社会利益制度和规章（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9页。）。

普遍“无赖”的假定，构成了国家方法论上必需的思想前提：基于“最坏情形”亦即每个政治家都可能是无赖这一最坏情形为基本出发点，而不是寄托于人性的自我完善。旅行中的安全检查就是这样。为保证飞机运行的安全，所有乘飞机的旅行者和行李都被要求必须通过一道X光机的安全门。美国"911"事件后，世界各国尤为加强了安检的力度。事实上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已被假定为潜在的可能违禁物品携带者乃至，尽管事实上，只有极少数人会这样做。然而为确保安全，人们必须概莫能外地接受一套技术实施的安全检查。

制度设计必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地采取消极预防措施，“最佳情形”和“道德圣贤”的假设是不能作为制度设计基础的。人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保证“正义”成为政治家们长期的无条件的行动准则。在休谟看来，人们显然不能靠改变人性来把人的罪恶动机变成善良的后果，人类社会在设定各种所需求的政治规则时，只能以消极的防御观为基本依归。这亦如杰斐逊所说：“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再侈谈对人的信任，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来约束他们不做坏事。”

休谟这一预设中，还蕴涵着这样的逻辑结论：即政治规则设计者们也应当被认为是“无赖”，他们可能会操纵所发明制度的有关信息。规则设计的努力应当采取一种设计与选择分开的办法：即规则的采用应当由那些不参与设计制度的人们来择定，以防止制度出现利益倾向性。这亦如哈林顿(JamesHarrington)提出的所谓“分饼”原则。哈林顿认为，“卓越的哲学家争论不休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以至整个国家的奥秘”，“就在于均分和选择”，为确保制度之“饼”的公正分配，只能是一部分人拥有“均分的自然权利”，而另一部分人拥有“选择的自然权利”（注：［英］詹姆士·哈林顿著：《大洋国》，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页。）。

非“天使统治”预设。如果说英国学者休谟的“无赖原则”是以一种“是什么”的判断方式，对人与制度的相关关系提供了逻辑结论的话，那么美国学家詹姆斯·麦迪逊(JamesMadison)则以一种“不是什么”的方式，从另一角度对人与制度的相关关系提供了逻辑结论。他在《联邦党人文集》一书中说：

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的预防措施（注：［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

麦迪逊这一论断包含着两层假设：第一，人不是天使，正因为如此，所以需要政府。（美国资产阶级启蒙学家潘恩说：“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所产生的”，政府是一个“惩罚者”（注：［美］托马斯·潘恩著：《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麦迪逊指出：“用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注：［美］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这也正如洛克指出的，政府起源是由于人性的先天不足所致，是一种“正当救济办法”，是人类理性的产物（注：［英］洛克著：《政府论》（下篇），第10页。）。

第二，政府作为社会的人，其统治本质在任何意义上都绝不是一种“天使统治”，不可能只行善不行恶——在麦迪逊看来，纯粹的“善”只能是“天使”之为，人类做不到——正因为如此，需要对政府这个管理被统治者的统治者本身，实施外在的和内在的控制，寻求“辅的预防措施”——而这实际上一直是主义的持久话题。这种“控制”最根本的，就是国家权力体系内部有分权制衡机制；外有社会力量对“利维坦”的制约。这一目标乃是政治设计的“最大的困难”，需要高超的政治艺术与技巧。

人不是天使，由人组成的政府也不是天使；政府是由人组成的，人的本性也是政府的本性。人必须有外在的制约，政府更必须有外在的控制。这就是这一预设的逻辑结论。

“局限存在物”预设。詹姆斯·麦迪逊关于政府非“天使统治”的论断，由人的特质出发考察和判定公共权威的特点，那么回眸人类这个社会存在物，它的一般性特点是什么？这是政治学一切理论的原发点，也是各类政治设计的逻辑前提。

关于人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被伏尔泰誉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作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预设：

人，作为一个“物理的存在物”来说，是和一切物体一样，受不变的规律的支配。作为一个“智能的存在物”来说，……他是一个有局限性的存在物；他和一切“有局限性的智灵”一样，不能免于无知与错误；他甚至于连自己微薄的知识也失掉了。作为有感觉的动物，他受到千百种的支配。……这样一个存在物，就能够随时忘掉他自己；哲学家们通过道德的规律劝告了他。他生来就是要过社会生活的；但是他在社会里却可能把其他的人忘掉；立法者通过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们尽他们的责任（注：［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页。）。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都把人的自然属性归为人的本质（注：马克思于1845年春，提出了一个超越一切关于人的旧理论的崭新论断：“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页）。正是马克思主义出现后，才从社会关系上真正揭示了人的本质。），孟德斯鸠这一论断基本上仍是从自然属性上界定人的。但是孟氏的这一论断对人的特质已注入了社会性的内容，强调了人的“社会生活”的特征，并提出人需要“道德”和“法律”的规范，才能介入社会生活。

这一理论预设价值在于，首先揭示了人类具有的局限性这一重大事实：人类作为“物理的存在物”，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作为一个“智能的存在物”，人类是一个感性的存在，受到种种不定因素的影响，“无知与错误”是必然的。其次导示出“局限存在物”必然的逻辑结论——人类的这一缺陷，只有通过社会生活外在的东西——一是“道德”、二是“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予以补偿和救济（这两种事物，按制度学派的定义，乃是“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人类制度的双重性构成。）。特别醒目的是，人类只有“通过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们尽他们的责任”这一历史性结论，必然使法律制度处于崇高的无可或缺的地位。人类设计和创制各种政治的和非政治的规则，便是理所当然的逻辑行为了。

权力无“休止界限”预设。孟德斯鸠还作过另一个经典性的、对人类政治生活具有重大揭示意义和认识价值的理论预设，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他对权力的特质所作的一个著名的言简意赅的判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注：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这就是权力或权力者的特质。由此，孟氏给出具有公理性的结论便是：

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注：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这个命题业已成为检阅人类社会权力现象的基本判准。“滥用权力”的基本“规则”是：权力载体——“即是以统治者的名义行事的人，当选的立法人员、法官、官僚以及在限制和规定公民自由的供选择的条件中进行选择的人”（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在运用权力时，一定会把权力运用到他可以运用的一切“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的最大范围，实现权力效能的最大边际化。

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这两个领域，公共权力的原始命题是为了保障私人权利。进入阶级社会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政治权力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逻辑起点），“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历史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为了“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页。），导致了政治权力的产生。由此，政治权力一经产生便具有了“公共”的性质和名义。孟氏这一理论预设蕴示：从权力的本性上说，它“总有着一种越出它自己的范围而发展的本能倾向……和一种特殊诱惑。权力总是倾向于增加权力……它喜欢自己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一个手段”（注：［法］J.马里旦著：《人与国家》，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页。）。亦如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指出的：政治活动家们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倾向，去扩展政府行动的范围与规模，去跨越任何可以观察到的“公共性边界”（注：参阅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第373页。）。

权力的这一内在特性，决定了外在制约的极端必要性。关于这一点，法国政治思想家夏尔·阿列克西·托克维尔指出：必然有一个高于其他一切权力的社会权力；但我又相信，当这个权力的面前没有任何障碍可以阻止它前进和使它延迟前进时，自由就要遭到破坏。……无限权威是个坏而危险的东西。（注：［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89页。）

孟德斯鸠这一理论预设归纳包蕴了人类政治生活中的历史经验：一是滥用权力是权力界的普遍逻辑，罗素将之表述为“权力嗜好”(theloveofpower)（注：邹永贤等著：《现代西方国家学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权力运作者总有着一种不“休止”、乃至跨越公共“界限”去实现“权力意志”的内在冲动。二是对于“权力滥用”，最符合“事物的性质”的做法，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权力是一种物质力量，对于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不能仅靠精神的力量、道德的力量，而必须有相应的物质力量。人类发展到今天，制权一般有这样几种方法：一是“以法制权”、二是“以民制权”、三是“以德制权”、四是“以权制权”。“以权制权”才是最本质、最见效的方法。因此在制度设计中，对于权力边界的设置，只能以另一个权力的存在为逻辑前提。

“必要的恶”预设。英国籍奥地利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波普以“证伪主义”的科学哲学、“渐进的社会工程”的政治哲学、“三个世界”的本体论哲学形成了批判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国家学说是其政治哲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证伪主义”科学哲学观点和批判理性主义哲学立场出发，波普反对本质主义的国家理论，注重探求“我们对国家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应当把什么作为国家活动的正当目的”（注：《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TheOpenSocietyandItsEnemies)第1卷，伦敦罗特列杰与基根·保罗公司1952年版，第109页。）诸如此类国家与社会的功能性问题。对“利维坦”这种政治存在物，波普作了这样一个理论预设：“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注：［英］卡尔·波普著：《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他说：

国家尽管是必要的，但却必定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或者（如我斗胆形容的）一种罪恶。因为，如果国家要履行它的职能，那它不管怎样必定拥有比任何个别国民或公众团体更大的力量；虽然我们可以设计各种制度以使这些权力被滥用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我们决不可能根绝这种危险。（注：波普著：《猜想与反驳》，第499页。美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潘恩(1737～1809)也表达了这一思想：“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因为，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当我们从一个政府方面遭受那些只有在无政府的国家中才可能遭受的不幸时，我们由于想到自己亲手提供了受苦的根源而格外感到痛心。”（《潘恩选集》第3、241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尽管“利维坦”对于保护公民的自由是必要的，在许多思想家们看来，却是一种危险的“罪恶”，“国家是手段，不是目的”（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92页。）国家如果取代目的，成为目的本身，无限制地扩展，自由这一“目的”就必然丧失。关于这一点，历史上思想大家们几乎持定一致的论断。）

如果说，孟德斯鸠关于权力“休止界限”的预设，是从权力个体着眼揭示权力的特质的话，那么，波普的这一理论预设，则是从权力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着眼揭示权力特质的。其基本判断：一是国家“是必要的”、二是它“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或者罪恶”，前者侧重价值判断；后者侧重事实判断。

“在现代世界里，由于国家权力过大所造成的罪恶很大，但却很少被人认识到。”（注：罗素著：《社会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页。）波普认为，国家权力扩张与滥用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无论谁执掌权力，即便是民主选举产生的统治者也不例外（注：美国法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即使是由选举产生的政权，也容易成为非正义的。他认为“政治制度中非正义的影响比市场的不完善更为痛苦和持久。政治权力迅速地积累，并且成为不平等的利用国家和法律的强制力量”（罗尔斯著《正义论》(ATheoryofJustice)英文版，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226页。）。因此，只要权力这种“罪恶”存在，无限扩张趋势的可能性就存在。恩格斯曾精辟地揭示过现代国家权力扩张的必然趋势：“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3页。）

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StuartMill)在《论自由》一书中，对国家权力的非制度化增长作过这样的假设：它不惜牺牲一切而求得机器的完善，由于它为求机器较易使用而宁愿撤去了机器的基本动力，结果将使它一无所用。（注：［英］约翰·密尔著：《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5页。）于是，德国籍近代著名政治思想家洪堡归纳的这样“两件事”，也就成为人类文明社会理所当然的抉择了：

对于任何新的国家机构的设置，人们必须注意两件事。其中任何一件被忽视都将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一方面，界定在民族中进行统治和提供服务的那一部分人以及界定属于真正的政府机构设置的一切东西；其次，政府一旦建立，界定它的活动的扩及和限制的范围。（注：［德］威廉·冯·洪堡著：《论国家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黑体为引者加。）

没有国家的干预，自由就会死亡；国家过多干预，自由同样也会死亡。这是“自由的悖论”（注：参阅波普著《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第11卷，第124、125页。）。波普主张，重要的是要设计出合理有效的制度，对“利维坦”进行控制。为了防止“利维坦”对社会生活的威胁，波普提出了类似中世纪“奥卡姆剃刀”的“自由主义剃刀”。（注：波普著：《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

英国政治理论家和现代分析哲学主要创始人伯特兰·罗素认为，社会组织和权威一旦形成后，便具有一种独立于人的、非人的意志所能驾驭的力量。一方面，组织和权威不可没有，另一方面，又要对它加以限制。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应该成为一切政治科学的中心议题。而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寻找一个适当的比率”，则应当成为国家理论尤其是现代国家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罗素呼吁：（像国家）这种巨大组织是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要想废除它们是不可能的……的确，它们使维护个性更加困难了，我们需要寻找一种使它们尽可能地与个人创造性结合起来的方式。（注：罗素著：《政治理想》，纽约世纪出版公司1917年版，第22页。）

“有限理性”预设。政治和行政管理归根结底是决策行为，决策具有对理性追求的倾向。按对理性作用的不同认识，决策理论分为三类：其一是绝对理性选择论，基本要点是认为决策者拥有完全的知识、明确的价值序列，并能利用所掌握的知识取得期望的价值选择。限制只在于外在的物质因素。其二是排斥理性的非理性决策，这种理论把焦点放在决策中的价值冲突上，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的，甚至是随意择取的，人们的决策并不以理性为旨归。其三便是美国行政学家、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西蒙(HerbertAlexanderSimon)为代表的有限理性决策论。认为人的理性具有局限性，决策理性充其量是一种“有限理性”。

西蒙在《管理决策新科学》一书中认为，传统的“完全理性”的假设不符合人类行为的现实。他从人的意识、决策环境与人的能力等方面否定了“完全理性”的假设，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假设。关于理性，西蒙认为，“理性就是要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注：［美］西蒙著：《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广义而言，理性指一种行为方式，它第一，适合实现指定目标，第二，而且在给定条件下和约束的限度之内。”（注：西蒙著：《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决策者是在有限理性中决策，因为决策者是在存在着无法控制的未知数和变化着的内外环境中决策。由于人的智能的局限，不可能搜集到和充分分析处理决策中所需要的大量信息，行政机构只能接受不圆满的决策，而不可能实现最佳决策。西蒙对这一问题进一步表述说：

如果我们假定决策者的计算能力是不受限制的，那么就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我们不必将真实世界与决策者对它们的认识区分开来：他或她对世界的看法与真实世界一样。第二，我们可以预言，一个理性的决策者根据对现实世界的知识所作出的选择，不需要有关决策者对感知或计算模式的知识。（当然我们确实得了解他或她的效用函数。）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接受决策者的知识和计算能力是受到严重限制的看法，那么我们就必须将现实世界同行动者对它的看法与理解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决策过程的理论（并在理论上检验它）。我们的理论不仅要包括理解过程，而且还必须包括形成行动者对决策问题的主观表述的过程。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人常常能根据给定的效用函数来达到有目的的或主观的最好决策。认知心理学中的理性人则是根据可得知和计算方式而以程序上合理的方式来作出他或她的决策（注：转引自［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1页。）。

人的“有限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环境是复杂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由于参加者很多，同一项交易很少进行，所以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越大，信息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并规范人自身的决策行为，从而提高决策的质量。

西蒙关于“有限理性”的预设表明，人拥有的知识能力和决策能力是有限的，不仅受到物质因素和环境不确定的影响与限制，还受到诸如记忆容量、判断准确程度、计算能力有限性的限制。这一预设的逻辑结论是：必须通过制度设计与制度创制，来预防和弥补人理性的不足。

政治是一个“社会中价值的权威分配”（注：［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系统》(DavidEaston,ThePoliticalSystem)，纽约艾尔弗雷德·A·克诺大出版公司1960年版，第113页。）的决策领域。从本质上说，需要“完全理性”的支撑。然而“理性短缺”正是政治领域最常见的现象。英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Wallas)在《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认为：国家政治首先必须克服“唯理智论”，传统的政治理论大都强调“人是理性的”，而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驱动下行事，“大多数政治见解并非是受经验检验和推理的结果，而是习惯所确定的无意识或半意识推理的结果”（注：格雷厄姆·沃拉斯著：《政治中的人性》，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6页。）。任何组织都是人的组合，虽然拥有相当大的解决问题的权能，但是由于人的智力与理性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决策绝非是一种全知全能的完整理性体系。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使得人们对环境反应所建立的主观模型差异很大，从而导致人们选择上的重大差异。人不但处于“有限理性”下行事决策，而且还常常处于“非理性”状态下行事决策。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人的理性的稀缺性，是政治制度需求与供给的一个深刻的内在原因。

“诺思悖论”预设。国家的目标是什么，国家的基本职能是什么，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断被思想家们审视和论辨的一个重大课题。在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诺斯看来：

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无论是无文字记载的习俗（在封建庄园中），还是用文字写成的宪法演变，都有两个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注：［美］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国家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税收。是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还是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在许多情况下，这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从历史上看，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注：［美］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诺斯认为，由国家来界定和保护产权可以产生规模效益，但是国家并不是中立的，竞争与交易费用的双重约束往往引导国家选择无效或低效的产权结构。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是构成有效产权安排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又是对个人财产权利的限制和侵害，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的衰落。这就是著名的所谓“诺思悖论”。事实上，包括产权在内的各种制度安排，并不完全取决于效率的或经济的原则，而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同规模、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团与统治者相互博弈以及各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这一“悖论”的实质，反映了国家行为存在的内在冲突：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确立与统治者的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按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国家是一种“制度”结构，其职能是生产和出售一种确定的社会“产品”，即公正与安全。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因此诺思认为：

无论如何取得效益最大化的行为准则对任何国家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具有一个好的行为准则对一个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要想取得交易成本低的经济市场和有效的政治市场，也需要这种诚实的、合乎理性的、好的行为准则（注：《经济学消息报》，1995年4月8日第4版。）。

由于“公共利益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了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了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页。），国家作为一个“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不可能漠视自身的利益机制。国家的两个目标，失却其中任何一个都是不现实的。办法只能以外在制约机制，促使国家行为的内在冲突减至最微限度，尽可能地确立公正的、合乎理性的社会准则。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这种冲突。“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注：诺斯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7页。）这是“诺思悖论”所蕴有的政治学启示。

“政治创租”预设。公共选择理论把市场经济下私人选择活动中适用的理性原则（注：在以个人为基本分析单位时，经济学假定人在市场中的私人经济活动是理性的。即经济活动中的个人在决策之前要经过仔细计算，力求一个于己最有利的结果，以追求其希望实现的目标或有价值的东西。具体到消费者身上，理便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具体到生产者身上，理便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应用到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活动中（注：丹尼斯·缪勒：《公共选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确立了国家人“经济人”角色和“寻租”预设。

在政治环境中，国家人同样扮演着“经济人”角色。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只要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有一部分实际上受效用最大化动机驱使，只要个人与群体的一致达不到让所有的个人效用函数相同的程度，那么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个人主义模型就具有价值，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利己主义行为都是正常的。问题在于，这种利己主义动机有一种与经济租金(economicrent)因素相结合的动势，由此便产生了“寻租活动”(rent-seekingactivities)。公共选择学派的“寻租理论”(rent-seekingtheory)描述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进行交换的过程，揭示了腐败产生的现实经济根源。

所谓“租金”(rent)，是指某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那一部分剩余。（注：在早期的李嘉图学派中，租金是指永远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它诱使这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所必需的最小的额外收益（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马歇尔发展了租金的概念，认为租金还应包括被称为准租金的暂时没有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现代经济学中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发现，政府对经济的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由于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也能形成类似地租的超额收入。租金是由于政府行为（干预和管制）阻止了供给增加的结果。按照布坎南(JamesBuchanan)的解释，所谓寻租活动，是指人们在某种制度环境下，凭借政府保护而进行寻求财富转移的活动，这种努力的结果不是创造社会财富而是导的社会的大量浪费（注：Buchanan,J.M.,"RentSeekingandProfitSeeking",inBuchanan,Tollison,edc.,Towarda

TheoryoftheRentSeekingSociety,U.S.A.TexasA.&MUniversityPress,p3-15,1980.）。

租金的本质乃是在政府干预下，由于行政管制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差收入，而一切利用行政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都是“寻租行为”。政府官员的寻租活动，一如塞缪尔·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的：“腐败的基本形式就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的交换”（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在寻租活动的过程中，政府官员一般不只仅仅扮演一个被动的、被利用的角色，而是“主动出击”进行“政治创租”(political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寻租活动与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紧密相关。没有政府过度干预，没有干预所提供的特殊垄断地位，租金便无从寻求。既然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能够创造租金，寻租活动便不可避免。

寻租理论阐明了腐败的深层本质。只要公共权力的存在和经济生活不停止运行，寻租活动很难根绝。一如詹姆斯·布坎南言：

纯粹租金的因素从而权力因素，更容易在复杂交易而不是简单交易中出现，从而更容易在群体关系而不是在两人关系中，以及在政治协定中而不是在市场协定中出现，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科学劳动的正确划分要求“政治科学”学科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安排上，而要求经济学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市场安排上（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页。）。

布坎南还指出：

政治家和官僚……的行为同经济学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为没有任何不同。对于这个简单观点的承认，以及由此对这个观点在现代政治环境中的含义的实证分析，是进入必定推动立宪改革讨论的更广泛的比较分析的基本通道。正是因为现代官僚理论和规则理论的洞察力，人们才逐渐意识到新的制度约束的必要性（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页。）。

腐败作为“政治之癌”（注：何增科著：《政治之癌——发展中国家腐化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在空间上是全球性的，在时间上是历史性的（注：恩格斯曾认为，在古代东方，掌握了政治权力的“社会公仆”正是在从事灌溉、治水等公共工程上升为“东方暴君或总督”的。（参见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腐化。”（注［美］哈耶克著：《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关于权力腐败，法国著名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说过一段这样的话：腐败在“任何社会制度中都将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缺点在于，它认为这种现象只存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畴内，只要消灭了私有制，这种现象就会随之消失。然而，所有的官僚阶层、领导阶层、比较富裕或有地位的阶层、特权集团和尖子人物都企图让后代子承父业。要想不让他们得逞，就必须建立一些制度机制来阻止他们这样做。但这些机制也难以实施，因为执行者通常正是这些机制所有限制的对象。马克思主义由于相信阶级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而消失，因而忽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对这个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始终保持必不可少的警惕性。”（迪韦尔热著《政治社会学》第157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迪韦尔热关于腐败普遍存在于当今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判断，是有警策意义的。但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把腐败现象只划定在私有制社会的论断，显然不符合事实。当然，迪韦尔热关于以“制度机制”“阻止”腐败的见解，是有参考价值的。）

制度设计论文篇4

一、引言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文献中养老保险被直接称为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System)。按筹资方式的不同，养老保险可分为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System或UnfundedSystem)和基金制(FundedSystem)两种类型。现收现付制是从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以来至今大多数国家采纳的一种养老保险制度模式；而基金制是自20世纪80年代人口老龄化及养老保险面临的财政支付危机以来，一些国家开始试行并逐渐实施的一种养老保险模式。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Samuelson(1958)和Diamond(1965)的世代交叠模型(OLG)的基础上，多数研究通过对个人储蓄、收入分配、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的认识，对养老保险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Barro(1974)从遗产动机的角度、Romer(1986)从个人储蓄、劳动供给的增长模型讨论了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等。不过这类研究通常不考虑技术、人力资本、制度等要素。

自Lucas(1988)和Rome(1990)等的新增长理论形成以来，经济增长更加强调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的重要作用，于是人力资本积累与物质资本一样也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此后，许多研究借助于人力资本积累这一桥梁来研究养老保险制度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在人力资本的新增长模型中，教育投入成为衡量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教育投入量、受教育时间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三者之间是成正比的，延长受教育时间意味着教育投资越多，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就越高；反之，受教育时间少则教育投资则相对会减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也较低。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可分为政府和非政府两类，其中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一般表现为财政性教育投入，而非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则包括企业、社会其他经济组织、学生家庭以及学生本人等。但从新近的文献研究来看，各类研究主要针对养老金制度与政府或者学生家庭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而进行，一般不涉及其他非政府主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如企业和社会团体对教育的资助)的内容，且研究路径也各有差异。

二、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研究

通过世代交叠模型假定年青期和年老期人力资本和养老保险效用存在代际间相互转化，是研究养老保险制度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属于公共支出，需要符合公共服务效用最大化的公共决策原则；而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则需要符合个人终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这样，通过2期或3期的世代交叠模型就可以针对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这两种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类研究，约束条件为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微观主体效用最大化和经济稳定增长。

(一)养老保险与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基金制条件下的强制性储蓄或社会保障税使父母在年老时获得的养老保险与子女未来承担的赋税无关，也无法产生遗产效应，这可能造成生育率上升和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下降，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Stuart，1998等)；反之，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则能通过对年青期个体强制征收养老保险或社会保障税并转移给当期的老年期个体(或者父母)，以保证年老期个体(或者父母)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也有利于鼓励父母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有利于经济增长。

Kemnitz&Wigger(2000)等则认为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实际上是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外部性时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政策手段，它可以促成人力资本积累达到最优水平，而基金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则与没有社会保障的自由放任经济一样会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其原因是，每一代人的人力资本积累总是建立在上一代平均基础之上的。如果每个人都增加学习时间，不仅可以提高其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还可以提高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及劳动生产力。在具有基金制社会保障制度的自由经济中，个人并不能获取人力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全部收益，也不可能为了提高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而增加学习时间，因此个人投人学习的时间往往少于最优配置的学习时间。

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条件下，养老金的数量往往与个人的工作年限和工资收入有关，而工资收入通常是与教育程度正相关的，这相当于将养老金数量直接与年轻时积累的人力资本挂钩，使得延长学习时间的人能够在年老时获得更多养老金，这种更高的回报是来自于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增加而带来的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所以从理论上讲，只有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才能体现出人力资本积累在代际之间的正向溢出效应，刺激各代人为了提高下一代的生产能力而积累更多的自身人力资本。

(二)养老保险与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离不开政府对公共教育领域的资助，许多研究还将政府人力资本投入引人理论模型分析之中。政府支出包括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其中，非生产性支出中包括政府用于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由于一国政府每年预算的约束，增加一方面的公共支出比重则必然会导致另一个公共支出领域预算的减少。

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中，当期工资与养老金数量挂钩，这利，养老保险计划不影响当年的财政收支平衡，政府可将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支出领域，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以提高全社会生产效率。而在基金制的养老保险模式下，个体的养老金数量或者说未来的福利是由他本人过去的储蓄和基金运作表现决定的，与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而带来的教育收益率的提高没有关系，他们希望政府能将更多预算投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这将会减少政府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公共支出，从而不利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因此从养老保险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结果来看，这些结论也大都偏向于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对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在一个3期的世代交叠模型中，Buiter&Kletzer(1995)考虑了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的代际转移再分配政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发现当年轻个体不能够从资本市场上进行借贷以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时，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尽管会降低物质资本的积累，但却有利于公共资源偏向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Kaganovich&Zilcha(1999)的研究表明，假定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下存在市场均衡，那么政府会将大量预算开支用于教育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这时养老金计划也许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在子女的福利状况是由人力资本水平决定的前提下，父母的效用函数由其自身消费大小和子女当期的人力资本回报来决定，因此，父母考虑到今后的退休福利水平，就必然会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这时政府给予家庭的教育补贴也会起到积极作用。此外，Bellettini&Ceroni(1999)还将公共支出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并引入理论分析，指出只有现收现付社会保障才会增强公众赞成提高生产效率政策的意愿，从而对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也有一些研究如Starketa1.(1997)、Panu&Poutvaara(2007)等从跨国之间劳动力流动或者技术转移的角度考察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结论是跨国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够促进欠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并通过技术人员的双向流动提高欠发达国家的人均人力资本，但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形式下，比例工资制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和固定费用制养老保险制度国家间的劳动力流动会导致前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减少和后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并由此带来帕累托改进。

三、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应用研究

与理论研究不同的是，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应用分析并不关注养老保险制度的唯一合理性问题，而是围绕着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这些主题，对不同经济体中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与受教育年限、退休年限、社会福利及生育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Rojas(2004)的研究配合了内生生育率选择来量化1985年以来西班牙的高等教育资助(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结果显示：西班牙的政府教育补助的增加改变了人口教育程度的分布并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受教育人群中低人口出生率和高人均寿命改变了总人口的年龄结构，使得政府必须增加社会保障税率以平衡养老金预算，因此这一机制实际上降低了教育投入政策的社会福利。

在充分考虑了美国劳动者工作期内缴费形成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这些参数的条件下，CruzAEchevarria.AmaiaIza(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美国，由工作期内劳动者缴费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支付制度会促使人们考虑提前退休，但随着未来社会保障费用负担人口的减少，预期寿命的提高也能够促进单位资产GDP增长速度的提高。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能够促使个人延长受教育时间，增加家庭或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但随着社会保障负担率的提高会带来单位资产GDP增长速度的降低，使政府面临着预算平衡等问题。

我国的养老保险模式是现收现付型还是混合型模式目前还存在许多争议，不过从目前养老保险资金账户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现阶段中国仍然处于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中。针对这种情形，近来国内也有一些关于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研究。例如，于凌云等(2008)针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过程中养老保险和人力资本公共支出的增长效应进行了分析，并通过人力资本这一指标来体现它们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从公共支出角度来看，政府对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与人力资本和长期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公共教育投入对于长期人力资本及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很明显，而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却不明显。

针对中国长期的城乡分割的现实情况，赖得胜等(2004)、田永坡等(2006)等的文献根据当前中国“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障模式，对我国城乡人力资本投资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由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位，造成了基层政府和农村家庭在教育投资领域的沉重负担，因此需要尽快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提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比重，从而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

制度设计论文篇5

随着我国中小企业开始实现信息化管理，运用信息管理系统来对企业生产进行管理，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管理的效率和科学性，使企业的生产、存储、财务、成本、控制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而另一方面，在实际的运行中不可避免的引发各种问题，其中包括信息安全性的问题，即存储在计算机或在传输中的文件和数据遭受到破坏和滥用，而且这种活动对企业的影响非常严重，例如：电子商务公司，如果网站出现故障，每天的损失会高达数额人民币，所以如何保障信息系统的安全，使其得到安全的控制，对于企业来说已经变的非常重要。目前，在我国的中小企业信息管理系统内部构建中，经常可以发现由于制度和管理中的疏忽、松懈以及信息系统的监管不到位，所出现数据的丢失或者数据的信息反应迟钝，不能使管理者及时得到有效的信息，使其信息系统的发挥起不到其最佳的效果，因此如何保障中小企业信息系统安全，加强中小企业信息的测控是非常必要的。

在目前关于中小企业的信息系统安全与效率方面的文章主要是集中在如何构建中小企业信息系统方面，涉及到中小企业信息管理制度这方面很少。如：杨斌、费同林(2002)，赵宏中（2005），刘仁勇，王卫平（2007），在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方面提到了制度设计方面，但是没有把其作为一个研究重点，其他一些相似的文献基本是从技术角度探讨。从中小企业实际的成本收益考虑，一般来说，由于运用的相应技术不是很高，基本都是基础的软件系统，所以有必要对中小企业面临的制度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

二、中小型企业信息系统制度方面分析

首先，根据Laudon对企业信息系统面临威胁，按照来源分为六类：硬件故障、软件故障、人为因素、数据、服务及设备被偷盗，这些都是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但Laudon从单个信息系统的角度进行分析，却没有把企业的信息管理系统管理制度考虑进去，在我国中小企业的信息系统建设上许多企业尽管设置了制度，但很大程度上都是形同虚设或者是制度管理存在缺失，容易导致中小企业信息系统实际操作上面临效率和安全的问题，下面具体从制度方面进行分析：

在中小型企业中，存在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的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主要包括法律制度、企业制度安排等；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习惯习俗、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是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是那些对人们行为的不成文的限制。

（一）正式制度的分析

在中小企业中，正式的制度包括国家信息系统法律的规定和企业的信息管理制度方面，根据我国199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也只是从信息交换角度来保护整个信息系统的安全，对于企业自身的信息系统安全只是规定各企业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制定，并没有对企业的实际业务中发生的关于信息系统自身安全进行风险标准规定，也没有一套正确引导进行风险防范的标准规定，所以中小企业的法规建立基本都是从企业各自实际出发，所以各企业的标准不一，导致安全隐患存在比较大。

从企业自己建立的信息管理制度来说，一般大型企业有明确的规定制度，包括维护、人员素质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防范信息系统存在的安全隐患，并能够及时有效的进行相应信息的反馈，对企业的信息安全与企业效率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由于企业自身比较小，相应的信息管理系统人员比较缺乏，其维护也是谁操作谁负责，这样只能根据各企业自身人员的情况来确定其系统的安全程度，其次在效率方面，由于人员缺乏以及其计算机操作应用存在的不规范，信息交换、反馈也相对比较落后，或者根本起不到效率作用。

再次中小企业虽然有一定的信息管理制度规范，却由于监管不到位，主要是由于中小企业的机构比较小，维护人员、计算机使用都是由使用人员一人来完成，所以容易导致即使有制度，也难以执行，这也是制约中小企业信息系统的数据安全的主要原因。

（二）非正式制度的分析

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它不仅蕴含价值关键、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性，而且在形式上构成某种非正式制度的“先验”模式。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公司员工的思想和过去的传统操作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信息管理系统运行效果。

在中小企业的管理信息系统中，由于员工的意识不强，对于信息系统的维护、使用存在一定的松懈，信息操作员经常在值班时没有定期维护计算机及信息管理系统，只是在当其产生问题时才处理，这样很容易导致企业数据损失，如果信息备份不完全的话，可能由于人为操作或者计算机病毒的侵入会造成整个系统数据损失。

在这里非正式制度方面主要是指员工以往的旧做法对中小企业的信息系统安全的影响，对信息反馈报告在效率方面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主要原因是领导层的要求不严格，操作人员的报告提交不及时等因素所致，因此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中小企业信息管理系统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三、加强信息管理系统管理制度建设的对策

在加强制度建设中，主要从国家信息系统的法律制度建设、企业信息制度的设置与执行，再次就是信息系统中操作人员与管理人员意识的改变三个层次来考虑。

（一）首先在我国信息管理系统的法律规范中，不仅应该对信息交换中安全问题进行规范，而且规定信息系统使用公司对其管理系统的安全达到安全的最低标准，这个标准是指从各因素方面来确定信息管理系统的一个安全性的最低标准值，不仅能够使信息安全从法律依据上得到一个基本的系统安全标准，而且也能对公司信息管理系统起到强制规范性的作用。

（二）在制度设定层面，加强中小企业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制度的健全及制度化，也是保障中小企业信息系统安全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信息系统运行过程中，信息系统管理部门应制定严格的服务器日常维护、巡视和记录制度、客户机维护、操作制度、用户管理制度、人员培训制度等等，并严格按照制度实施奖惩，从而从企业内部制度上认识到信息管理系统安全的重要性。

（三）培养与使用企业信息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领导层要高度重视外，设立一个既懂信息系统、又懂业务流程的复合型信息主管职位，也是非常关键的。在国外大学、大企业的CIO（首席信息主管），相当于企业级的领导，直接参与企业的重大问题决策。一个合格CIO，既能充分调动网络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又能把握企业信息化发展全局，并能随时为领导提供参考意见，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并对公司信息管理信息系统制度改善、监督、反馈上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小企业中也设立这样一个职位，从而使信息化系统成为企业运行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四）加强信息系统人员的培训，使其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操作、安全等方面了解能够熟练的掌握。信息系统人员包括操作人员以及维护人员，定期对信息系统人员进行培训，不仅有助于了解信息系统的最新发展，而且能够使其从意识中不断了解到信息系统安全的重要性，使其操作、维护的规范化不断得到改善，从而减少由于非制度性因素所产生的信息系统安全问题。

四、结论

在中小企业信息管理系统中，很大问题是由于中小企业的制度方面造成的，所以在企业内部加强其监管，使中小企业的信息管理制度得到很好执行是非常必要的，其次就是加强员工的素质培养，使其能够具有很好的业务水平，使信息管理系统得到很好的运行，并能够使管理层及时了解到企业的信息，保证企业的顺利运行；最后完善国家信息管理系统法律，是保证企业信息制度建立的重要标准，使中小企业达到基本的信息系统风险管理水平，从而从制度上使其信息管理系统得到很好的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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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霞，张永，彭智才，如何保障中小企业信息系统安全[J]，资源方法，2004(9):54-55

制度设计论文篇6

民营企业薪酬管理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探究

近年来，民营企业得到迅速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民营企业的管理方式仍然没有脱离家族式管理。在薪酬管理上由于制度的不公开、不透明，形式单一等种种原因使得对员工的激励不够，不能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1.薪酬制度设计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奖金发放制度不明确在民营企业中，薪酬制度往往是老板一个人说了算，并且由于制度的不严谨，在执行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另外也是经常变动。2.薪酬工具单一，员工的薪酬只有外在薪酬，没有内在薪酬我国大部分民营企业的薪酬多采用结构工资制的形式，它的薪酬理论过于狭隘，只注重人们的物质需求，而忽略了他们的精神需求，可以说工资成了企业员工劳动报酬的全部，而员工参与决策的权利、享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在企业中个人的晋升机会、发展机会等却从来没有引起管理者的重视。3.薪酬分配制度不公开、不透明很多民营企业对员工的工资和奖金采取秘密发放的形式。1.家族式管理对民营企业的影响中国人以治家的心态来管理企业。同时企业内部的很多员工甚至管理者都是家族成员或准家族成员，所以在薪酬管理上做不到客观、公平、公正。2.管理者缺乏必要的薪酬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我国许多民营企业没有人力资源部门。员工的薪酬统一由老板说了算，没有科学合理的薪酬管理体系，使得民营企业的薪酬管理存在很多不规范之处。3.没有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我国民营企业的薪酬水平同同行业相比普遍偏低，许多员工选择离职或者跳槽，这样造成企业老员工的不断流失，又不得不招聘新员工，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虽然我国民营企业的薪酬管理制度存在种种不足，但由于其自身独特的优点，使得它的薪酬制度也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只要管理者增大激励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优秀人员的加盟，并留住原有人才。因此，民营企业的薪酬策略应以激励性为主。

民营企业激励性薪酬制度的设计方案

前文论述了民营企业现行薪酬制度的不规范、不合理，薪酬所能起到的激励作用微乎其微，因此，薪酬体系急需变革，该激励性薪酬模型希望能够对民营企业起到导向作用。把薪酬收入分为基本薪金和绩效薪金两部分。基本薪金根据员工的个人条件和本公司职工平均收入水平等因素来确定。而绩效薪金以基本薪金为基础，与公司的经营业绩相挂钩。基本薪金用来保障员工的日常生活需要，起到保健的作用；绩效薪金用来激励员工，所以，员工的薪酬结构可以用公式表示为：I=t1x+t2y（x）+C±Q（1）其中，x为员工的基本薪金，t1为基本薪金的调整系数，y为员工的绩效薪金，t2为员工绩效薪金的调整系数，Q为员工解雇或者离职时给与的补偿或者扣除的金额。下面具体说明基本薪金和绩效薪金的计量。基本薪金：一般根据本企业员工的平均收入水平并结合员工的自身条件来确定。但也应随着企业经营状况和经营者各方面的综合考评随时不断调整，基于此，这里引入t1对其进行综合评价后的结果进行调整。t1的引入具有合理性，能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并激发他们的创造性。t1与年终考评相关联，如果经营业绩好，不仅绩效收入高，而且基本薪金也进行调整，大大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绩效薪金：根据企业内部管理模式、自身的经济实力、所处的行业发展状态以及企业年度的经营成果来确定。如果企业年度经营成果逐年上升，而运营成本也有略微的下降趋势，并且企业在自己所处的行业领域内的地位也在不断的提高时，员工可按t2的比例增加绩效工资。所以员工会更加积极地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国家法定节假日双倍或三倍工资和周末及工作时间以外的加班所得的薪酬.解聘补偿或离职扣除。如果公司对员工的表现不满意，要解聘时给与员工Q的经济补偿，同时如果员工对企业不满意，要离职或者是跳槽时，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损失，企业要扣除员工的一部分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企业既保护了职工中的弱势群体，又避免了员工的随意跳槽。前面设计的员工的薪酬制度既体现了报酬、利益，也体现了责任、风险，符合薪酬管理的要求；同时，在员工的薪酬结构中的风险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双因素理论，可见这种薪酬制度既能保证企业的正常发展，又对员工具有较强的激励作用。

本文作者：张润秀工作单位：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制度设计论文篇7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在政治建设方面，十六大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得到同时推进，共同发展。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智慧结晶，反映了人类在解决政治问题方面的积极成果。但是同时，政治文明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有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推进的过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人类的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需要在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实现其政治建设中的制度创新，以使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建设得到持续发展。

人类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政治文明的进程同时就是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创新过程，因而可以说，正是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创新水平，决定了一定时期的政治文明程度。根据恩格斯的分析，所谓文明社会，就是在人类创设了国家制度的时候开始的。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三次社会大分工的相继出现，社会产品开始出现了剩余，阶级这样的集团也随之形成，社会矛盾趋于激化。这种矛盾仅仅依靠氏族内部的力量难以调和，这就需要一种从社会中产生并且居于社会之上的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来干预，这种力量就是国家。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机器”[1]，正是这种“机器”的出现，在政治方面标志着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随着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时期……”。“以这些制度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1]我们注意到，恩格斯将这种以制度为基础的国家的产生，作为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特定内容，因为国家就是一种政治制度。”[2]作为文明社会在政治上的标志，国家制度在组织人类社会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近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标志是以代议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宪政制度的产生。《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这个政治上的成就表现为一系列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与其他种种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发明和创造一样，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也是人类政治智慧和政治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解决人类社会的政治问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近代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创新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主权在民”、“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等等政治思想的基础上，一批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政治制度进行了设计和创新，如潘恩、密尔等人对代议制度的设计以及洛克、孟德斯鸠、汉密尔顿等人对权力制衡制度的主张等等，都对近现代的政治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民主主义思想家潘恩认为，“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并且有平等的天赋权利。”[4]并指出，“代议”就是由人民选举的代表去商议和处理国家事务，在代议制共和政府下，政府由人民选举产生，人民是主权者，人民委托自己的代表行使自己的权力。在民主选举基础上建立的代议制政府，将人民主权原则与实际的政治运作结合起来，成为“一种能够容纳并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领土与不同数量人口的政府体制”。潘恩关于代议制的制度构想，为美国资产阶级统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历史发展的实践表明，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代议制较为成功地解决了民主政治的实际运作问题。因为按照民主制的严格意义，民主制意味着全体人民对于政治的权力。而在现实的政治中，要让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都来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这在操作层面上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对此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就说过，“就民主制的严格意义而言，民主从来就不会有，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无止地来讨论国家的大事。”[5]因此，代议制的制度设计就从操作的层面，将人民主权的原则贯彻到政治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在批判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同时，也肯定了代议制对于民主政治的意义，认为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成果。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什么是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的民主。”[6]还指出，议会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无产阶级政权可以利用的现成模式，“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废除代议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议机构由清谈馆变成‘工作’机构。”[6]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看来，资产阶级的很多制度设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提供了现成的经验。

英国的思想家洛克主张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绝对的权力。根据洛克的思想，政府是契约的产物，政府的权力本身就意味着它与人民的一种承诺关系，因而必须受到这种既定关系的前提限制，即政府的目的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违反了这种基本目的，政府的存在就失去了理由。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在英国的政治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责任内阁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使政府的权力始终受到议会的直接制约并间接受到选民的制约。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对国家权力的被滥用及其条件进行了分析总结，设计了防止权力被滥用的制度结构模式，形成了他的关于三权分立的政治主张。他的这一主张的基本要义是说，国家的权力可以而且必须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分；这三个权力必须交由不同的机构或不同的人所掌握；只有在这三个权力既分立、又互相牵制的条件下，才能保障权力不被滥用从而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7]。美国建国时期的制宪者们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孟德斯鸠的主张，设计了基于这一主张的政治制度。对此汉密尔顿曾说，“把权力均匀分配到不同部门，采用立法上的平衡和约束，设立由法官组成的法院，法官在忠实履行职责的条件下才能任职，人民自己选举代表参加议会——凡此种种完全是崭新的发现，或者是在现代趋向完善方面取得的主要进步……，通过这些手段，共和政体的优点可以保留，缺点可以减少或避免。”[8]可见，资产阶级对于制度的设计具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

总之，人类政治文明的推进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的过程。通过这些制度的实施，使人类日益成功地解决了许许多多的政治问题，从而使人类的政治生活不断地得到改善，使国家的政治统治更为稳定。

巴黎公社的实践，是无产阶级政权制度设计的第一次尝试。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的成功经验，认为公社的制度设计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如在谈到巴黎公社的制度设计时，马克思指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的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一切公职人员都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9]马克思、恩格斯还总结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不可避免，——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9]尽管从现实的情况看，巴黎公社的制度模式不一定就能够成为以后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现成模式，但是作为无产阶级政权的第一次尝试，为开创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产生，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一种新型的政治文明形态。作为与资本主义政治相对立并且是作为超越资本主义政治的这种政治文明形态，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制度设计上，都应达到其应有的一定高度。列宁对此充满了信心，认为“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达到而且真正达到了高度的文明。”[10]

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本身的基础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所以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方面的任务非常艰巨。在我们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抱持着一种“社会主义政权诞生之日即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之时”的观念，忽视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以至于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形态还没有能够在制度建设的层面得以形成，譬如说我们还没有形成一种持续稳定的宪政结构、政治运作机制和行为模式，使我们的政治形态实现持续的稳定和发展。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曾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11]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邓小平同志强调了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的意义，认为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因此，在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中注重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为我们提供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政治发展中的制度建设。早在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他就深刻地分析了“文革”的经验教训，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进而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1]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深刻论述是对新中国政治发展所面临问题的精辟总结，对于现时代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天，在我们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中，重温邓小平同志23年以前的深刻论述，应该说感触尤深。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政治发展有了长足的进展，政治发展中的制度建设也开始得到一定的重视。但是，十六大关于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战略，对我们的制度建设又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我们需要的是：如何根据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要求，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使我们的政治生活能够沿着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政治发展目标而进行。

在我们的制度建设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制度创新。因为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形态，它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形态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一套原则和模式，或者说，现有的一套政治模式不能适用于中国的实际需要。这就需要创新。在制度建设过程中，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2]江泽民同志也指出，“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13]党的十六大也提出了要吸收人类一切有益的政治文明成果的问题。对于处在社会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体制而言，现代社会文明的实现过程更需要制度的创新和发展。这个创新过程既包含着对自身的、经过实践证明是有益的东西的继承与发展，也包括对体制外的优秀制度文明成果的汲取和借鉴，同时又是对因循守旧之惰性的破除，对既得利益的放弃[14]。

转贴于 　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过程中，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由于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的基本方略。因而，各项政治制度的安排和创新必须全面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在这方面，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有必要强调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制度观念的培育。

所谓制度观念是说制度优先的观念，特别是在政治领域，需要用制度的权威来代替个人的权威。或者说只有通过制度的权威才能树立个人的权威。这也正是邓小平同志一向重视制度建设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培育适合社会主义的制度观念，为各种制度的创立、运作、维护提供观念支持和精神动力。特别是在当今社会制度观念还比较淡薄的情况下，更要把制度观念的培育当成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制度观念的培养是制度文明建设的前提，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现条件。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

社会主义制度文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础，是决定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的内在特征。在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注意人类制度文化的普识性因素，又要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特殊性品格。在制度文化建设过程中，建立一种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制度文化，充分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体现各种制度的设计和创新的先进性和前瞻性，同时在保证公共权力正常运作的前提下，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和监督，促使公共权力真正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本质。

第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各项制度的创新和发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必须加快各项制度的建设。

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包含了非常复杂的内容，从宏观的制度到微观的制度，从中央的制度到地方的制度等等。从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来看，重要的制度有以下基本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从而是构成政治文明的基本的要素。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必须加强基本制度建设。在我国，基本制度包括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宗教信仰自由制度、“一国两制”、司法独立审判制度等等，这些制度都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方向性的特点，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的素质不断提高，对民主的政治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生活的需要，应在坚持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制度的具体细节进行改革和完善，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如党内民主进一步落实的问题，这就需要新的制度安排确保党员的权利得到实现。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着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这些论述对党的民主制度建设提供了方向性指导。

二是完善各项具体的政治制度，提高党和政府治理国家的能力。具体的政治制度内容广泛，涵盖面广，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如国家公务员制度、民主监督制度、基层民主制度、行政公开制度、责任追究制度、民主选拔制度、民主考察制度、民主监督制度、质询与评议制度、人民举报制度、集体讨论制度、失察失误追究制度等。十六大报告特别强调决策的制度建设，指出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度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通过这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以确保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三是健全和规范有关部门规章制度。部门制度和规章是微观层面的具体规范和准则，对于确保部门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各个部门根据自身的特点，在不与国家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不同的准则和规范，实现对微观层面事务的有效管理。可以认为，微观层面具体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政治文明的建设成果。

从目前我国的具体情况看，在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注重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有三个：一是制度的科学性，二是制度的稳定性，三是制度的有效性。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切实的制度建设，当能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制度的科学性是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的前提。制度的科学性是一个制度有无生命力的主要标志。制度的科学性至少包括制度的合理性和制度的合法性，一个制度的好坏首先在于它的设计和创新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需要，是不是符合人类政治生活所追求的理想和价值，如果制度的设计和创新超出实际需要，与人类政治生活的理想和价值背道而驰，那就肯定不是一种科学的制度。同时制度设计和创新应该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认同，从而获得广泛的支持。这就是所谓合法性问题。一种制度只有获得了这种合法性，才能取得其稳定性和有效性的效果。

制度的稳定性是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的基本要求，也是制度权威的基础。一种制度缺乏了稳定性，也就表明这种制度失去了权威性。华盛顿大学教授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是社会中人与人、组织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博弈的规则，它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是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文正邦教授也认为，制度是关于人们从事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种社会关系、活动方式的稳定形式及其相应规则[15]。总之，制度是一种约束和规范个人、组织、社会行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机制，它具有持续性、规范性和稳定性，能确保各种行为和关系按照既定的方向发展。正是制度稳定性和规范性的这种根本属性，使制度可以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发挥导向、整合、规范和保障等功能。

制度的有效性是衡量制度建设成败的关键。设计的制度缺乏有效性，那这种制度也就失去了实际存在的意义。制度的有效性直接体现为制度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并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手段和载体，通过设计和创新，建立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制度，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设计和创新了很多的制度，但是有很多制度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除了受到制度执行者和环境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外，更多是制度本身设计的缺陷。就我国宪政制度来说，我国的宪法以及相关法律对于宪政制度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我们的政治实践中，有相当的宪政规范还没有能够得到切实的实施。这是需要我们的制度建设给予关注的重大问题。

总之，在加入WTO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大背景下，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以十六大报告中关于政治文明建设的精神为指导，以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为路径，认真总结建国以来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牢固地树立制度优先的政治发展战略，以提高制度的实施及其有效性为切入点，特别是要维护宪法法律的绝对权威，并以此来真正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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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设计论文篇8

欧洲各国中，英国、法国、荷兰、瑞士、爱尔兰的股票期权制度发展历史较为悠久，20世纪70年代初，这些国家相继在《公司法》或其他专门的法规中对公司股票期权制度进行相应的立法，股票期权的各类制度较为健全。相比之下，德国、意大利的股票期权制度起步较晚，显示出激励机制远滞后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面。

亚洲股票期权制度发展比较迅速的国家与地区有日本、印度、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其中香港地区采用的是认股权制度，与美国式的股票期权制度相比有一定的差别，但仍属于广义范围的股票期权制度。

澳洲各国中，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股票期权制度尚处于发展之中，且相互之间差别明显，其中，澳大利亚对股票期权的计税办法比较复杂，而新西兰则沿用美国的股票期权制度体系。

我国目前没有一家上市公司推出标准的获得官方认可的股票期权计划，急需在激励制度上进行创新。

我国实施股票期权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

1、上市公司治理结构问题。我国上市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现象比较普遍、缺乏独立的薪酬委员会，外部董事比例明显较低，监事会受内部人控制严重，管理者容易为自己发放过多的廉价股票期权。

2、证券市场非有效性问题。我国证券市场目前有效性较低，经常出现股价与业绩非对称的现象。在这种环境下实行股票期权计划有可能出现绩优公司的股票期权不能获利，或获利很小，而亏损公司的股票期权获利丰厚的不合理现象。

3、员工业绩评定标准问题。我国目前大部分上市公司没有职工贡献考核体系，很容易分配股票期权时出现不公平的现象，从而使股票期权的激励作用下降。

4、期权计划缺乏实施标准。我国目前对股票期权计划的实施主体资格、期权计划的有效期、股票期权的发放额度、行权价格、等待期、行权日、股票来源等重要问题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推行股票期权计划时容易出现混乱的局面。

5、行权所需股票来源问题。在目前的制度体系下，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试行的股票来源模式均存在一定的问题。（1）回购股份作为股票来源时：根据我国《公司法》第149条的规定，我国上市公司不能将回购股票作为股票期权计划中正常的股票来源渠道。（2）发行新股作为股票来源时：首先，行权期间每月都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并进行股本变更；其次，上市公司股本的每次变化需要及时公告，增加了不必要的程序。（3）赠予红股作为股票来源时：该模式下如果免费赠予红股，则造成上市公司利益向高管人员单方面转移，如果销售红股的收入返还给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将获得大量营业外收入，从而带来实质上的利润操纵。（4）大股东转让部分股票作为来源时：首先，这种股票来源的持续性没有保障。如果大股东破产、转让部分股权变成小股东或者转让全部股权脱离上市公司时，公司股票期权计划的股票来源就失去了依托；其次，主板上市公司实施这种模式面临着股票流通性质的变更，需要证监会的批准。（5）申请定向发行额度时：在该办法下，期权持有人只有在公司首次发行、增发新股、配股时才能行权，这背离了自由行权的重要特征；其次，申请定向发行必须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有一定的政策难度。（6）以其他方的名义回购。这种方式是目前回购受限制时的权益之计，合作双方的权利义务很难得到完全的保障。（7）采用股票增值权模式时：首先这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股票期权，其次这种方案在股价上涨时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现金流出压力。

6、高管人员出售股票限制过严。我国《公司法》规定高管人员所持股票在任期内不得出售，高管人员只能在离职或退休后六个月之后才能将手中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出售。

7、缺乏股票期权信息披露制度。我国股票期权计划的信息披露制度是一片空白，很容易出现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计划时透明度过低的局面。

8、税收、会计制度与其他问题。目前我国对股票期权持有者行权后收益的应如何征税无章可循。此外，股票期权试行中还应当解决的问题包括会计制度上如何对股票期权进行会计处理，如何对股票期权进行估价等。

我国股票期权主要实施标准探讨

1、股票期权计划的实施主体。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建议实施股票期权计划的上市公司应当符合下述条件：公司章程符合《公司法》和《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规定，最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行为；建立了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董事会中有2名以上独立董事，监事会中有2名以上独立监事，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分开；公司应当有明确的发展战略、经营目标及实施计划，并建立了有效的绩效考核体系；最近三年内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且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均未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股票期权的合法授予对象。建议相关部门规定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应当包括高管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普通员工、董事与监事（包括外部董事与外部监事）、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员工与母公司员工等，但拥有公司股权超过10％的内部员工被授予股票期权时必须经过股东大会的同意，且行权价格必须高于公平市价的10％。

3、股票期权的发行数量限制。建议有关部门规定：上市公司在股票期权计划期内发行的股票期权总数不得超过公司总流通股本的20％；本次股票期权计划的期限（如：十年）过后，上市公司可重新开始下一轮股票期权计划；计划期内每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应当限制在公司总流通股本的10％之内；每位股票期权计划的参与者可获得的期权总量不得超过计划总量的25％。

4、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限制。建议我国监管部门明确规定上市公司期权行权价格不能低于授予期权时股票的公平市场价格。该公平市场价格可以定义为授予期权前三个交易日的平均股价。

5、股票期权等待期与行权期限。建议有关部门规定：（1）上市公司股票期权自授予日至行权日的间隔不得少于一年；（2）上市公司股票期权行权期限一般不得少于五年，同时不得超过十年，股票期权超过上述行权期限的，其权利自动失效。

6、禁止股票期权计划中的内幕交易。（1）上市公司在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发生时以及公布业绩前的一个月内不得向参与者授予股票期权；（2）高管人员在上市公司发生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时以及公布业绩前的一个月内不得对股票期权行权；（3）如果公司出现严重违法，现任高管人员与独立董事、独立监事持有的期权取消行权资格。

7、特殊情况下期权方案的调整办法。当上市公司出现送红股、派现金股息、转增股本、配股、增发、换股等事件，员工因辞职、解雇、退休等而终止对公司的服务，公司出现要约收购、合并、控制权转移、分立等情况时，公司应当酌情采用加速行权、停止行权等办法。具体的措施应当在公布股票期权计划之前与财务顾问预先拟定。

我国期权行权的股票来源模式设计

1、相机发行新股模式。所谓相机发行新股模式是指上市公司发行股票期权的同时，证监会给予上市公司浮动的、可相机发行的新股额度，持有股票期权的员工在行权时可以按预定的行权价格认购该部分股票。相机发行新股模式下，由于员工持有的股票期权行权引起股份变动的，上市公司应当于每年年检期间，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

该模式的主要优点有：（1）对现行的法律框架修订较少，实施难度小；（2）根据M－M理论的修正模型，该模式能使负债率较高的公司的总价值增加。该模式的缺点主要为：（1）发行新股存在明显的稀释效应；（2）使负债率低于最优负债率的公司总价值下降；（3）无法将亏损公司排除在期权计划实施主体之外。

2、公开回购流通股模式。该模式的基本流程为：（1）上市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流通股的决议，决定回购股数、回购价格、回购期限、回购方式、回购的资金来源等重大事项，报请股东大会批准，然后上报证监会、交易所等机构备案；（2）上市公司以既定的回购价格与回购方式向全体流通股股东公开回购股份储存在库存股帐户中；（3）当股票期权持有人行权时，股票期权持有人通过报盘系统申请行权，清算机构记减期权持有人帐户上的期权与保证金数额、记减上市公司库存股帐户中的库存股数额，同时记增期权持有人股票帐户上的股票数额。

该模式的主要优点有：（1）为上市公司开辟了一条持久的股票来源渠道；（2）由于绩差公司、亏损公司没有能力实施回购，该模式自动地将绩差公司排除在期权计划之外；（3）回购可以为股东带来税收优惠；（4）股票回购可以为股东带来财富效应。公开市场回购模式的主要缺点为：（1）需要修改《公司法》第149条，规定回购股票可用于员工股票期权计划行权；（2）需要制定公开回购股票的实施细则，建立与完善库存股制度，包括规定库存股的转入与转出办法、库存股的会计准则与核算体系、库存股的信息披露办法等；（3）需要制定市场规则防止回购中的市场操纵行为。

3、定向回购非流通股模式。定向回购非流通股模式是指上市公司向大股东以协议价格回购股票，通过证监会批准后将回购的非流通股转变为流通股储存在库存股帐户中，当股票期权持有人对期权行权时，上市公司将库存股以行权价格转售给期权持有人。

该模式的主要优点有：（1）可以逐步降低国有股比例，促进上市公司股权的优化

；（2）该模式下非流通股可以逐步转化为流通股，从而结束我国上市公司长期以来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并存的局面。该模式的主要缺点是：（1）需要修订《公司法》中回购股权必须注销的规定，增设公司库存股帐户制度；（2）需要中国证监会同意回购的非流通股转为流通股；（3）上市公司在确定非流通股的回购价格时缺乏科学的依据，容易出现控股股东串通其他关联大股东为自己确定过高的回购价格的局面，从而损害其他小股东的利益。

我国股票期权公司内部监管体系设计

1、加强我国公司董事会独立性。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笔者建议我国应当规定实施股票期权计划的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至少有2名以上的独立董事，以增强董事会的独立性，监督公司中股票期权的合理发放。

2、建立相对独立的薪酬委员会。薪酬委员会的职责为确定上市公司高管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的工资、奖金、股票期权等薪酬的发放计划；薪酬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为薪酬委员会的当然委员，独立董事占薪酬委员会委员的总数比例不得少于三分之二。

3、建立上市公司独立监事制度。规定公司监事会中至少有2名以上的独立监事，独立监事不能兼任薪酬委员会的委员；监事会负责监督股票期权计划的实施，包括监督薪酬委员会的组织管理工作、公司及员工绩效考评的公正性、股票期权计划是否按照内部规定的程序执行等；监事会应当定期向股东大会汇报股票期权计划的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我国股票期权信息披露制度设计

1、股东大会通知中的信息披露。董事会提交的股票期权计划草案提交股东大会讨论时应在股东大会通知中明确披露下列信息：股票期权计划的主要内容及实现股票期权计划目的的途径；以图表方式注明公司最近三年股价的表现并与行业指数做比较；期权的授予总量或授予单个人的数量如超过有关限制、期权超范围发放、行权价格过低时董事会应当予以解释；公司薪酬委员会、监事会、独立财务顾问对于公司实行股票期权的意见等。

制度设计论文篇9

建立金融业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长效机制，主要体现在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领域，以及中小企业信贷的信用担保领域。

从间接融资方面看，现阶段齐齐哈尔市仅有35％的金融资源投向经济贡献率达50％以上的中小企业。尽管目前银行放松信贷的步伐正在加快，信贷资源正向中小企业倾斜，尤其是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这些已被有关部门提上议事日程。国有银行还针对中小企业贷款设立了专门的事业部，把人员、机构独立出来，单独考核、核算和定价。但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有关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间接融资组织体系仍不完善、机制和信贷产品缺乏针对性的问题仍十分突出。目前，我市没有适宜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社区银行、合作银行。银行对授信客户的准入门槛较高，多数中小企业达不到银行规定的贷款基本条件。由于改制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银行特别是基层银行信贷部门无暇了解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因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申请相当谨慎；由于中小企业贷款具有金额小、频率高、时间急等特点，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管理成本相对较高，在商业银行将盈利最大化作为主要经营目标和执行严格的不良率考核制度的前提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

从直接融资方面看，资本市场作为直接融资的平台，应当成为中小企业发展的助推器。当前在创投领域，政府引导基金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央1亿元资金以及各地方引导基金的设立，其对中小型创业企业的资本支持力度将越来越大。然而，由于中小企业板市场规模较小，资本市场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仍相对偏弱，尚未上市的优秀民企希望通过资本市场平台提升发展空间，创投业人士迫切要求资本市场退出渠道能够更畅顺，一些已上市的中小企业板公司则希望市场再融资的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显然这些个需求目前还很难得到满足。因此，在战略层面上谋划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同时，面对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如何在操作层面上完善中小企业资本市场支持体系建设，以适应不同的中小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包括通过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完善中小企业板，支持已上市中小企业做大做强等，这些成为当前有关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促进中小企业信贷的信用担保方面看，作为银企的桥梁和纽带，在当前严峻的金融、经济形势下，信用担保机构在增强企业信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据调查，截至2009年6月末，齐齐哈尔市拥有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11家，注册资金合计为28248万元，累计为308户中小企业、47290个个人担保，累计担保贷款近40亿元，其中中小企业贷款累计为12亿元，个人消费贷款累计为28亿元；目前在保的中小企业74户，在保贷款责任总额2.9亿元。但是，由于现行信用担保体系仍存在一些缺陷，尤其是担保公司普遍存在实力弱、成本高、风险大问题，从而在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仍然有限。因此，各有关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协调，抓紧完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支持担保公司做大做强。

二、建立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长效机制的基本思路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已不存在认识上的问题。目前要思考的是如何去实践与落实相关的政策，加强银行、信用等金融机构在金融上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可操作性，切实从金融机构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操作两个层面解决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问题。就齐齐哈尔市实际而言，必须从构建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组织体系、为中小企业定做融资产品、推动金融创新、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优化资本市场结构、探索和支持多元化融资模式等几方面同时努力人手，重点建立十项机制：

一是建立中小企业培优机制，促进中小企业贷款合理增长和结构优化。通过制定政策，引导和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品有市场、效益良好、有发展潜力、有利于增加就业、讲信用的各类中小企业予以重点支持。在企业信息储备库中进行筛选，把讲信用、财务管理规范、具有发展潜力的成长型企业及项目推荐给金融机构，并对其全程跟踪管理和现场辅导，定期编制信贷支持名录，列出重点支持的企业名单，对筛选出的中小企业有计划地予以优先支持，提供金融套餐服务，不断扩大优质中小企业客户群体。金融机构应认真深入企业调研，对不同行业企业和产品进行分类排摸，建立一批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储备库，努力挖掘一批成长型、潜力型的中小企业作为重点扶持的对象，属于政策扶持的，要建立联系档案，分别给予重点支持或辅导培育。特别是要关注经济主管部门推荐的企业和产品，只要符合信贷原则，都要列为支持对象。

二是改进中小企业信贷营销机制，建立健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机构应创新信贷管理模式，建立起一套适应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根据市场变化和客户金融需求，积极试办“多户联保、逐年授信、动态调整、周转使用”的中小企业联保贷款业务，依托行业协会，组织一定数量的中小企业按照“自愿组合、风险共担”的方式组成联保体，按一定比例建立贷款风险准备金，约定联保体的责任，明确申贷额度和分保额度，由金融机构根据联保小组成员生产经营等综合情况提供合理的授信。针对生产环节·以生产厂家为核心，通过有原料和产品交易的上下游企业相互担保，或以交易合同为抵押，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满足产业链条中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性资金需求。成功开展中小企业贷款服务，关键在于要用全新的理念、方式和经营模式来做。一是积极开发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贷款品种，如仓单质押贷款、货权质押贷款、商铺经营权质押贷款、银票质押担保贷款、信用证担保贷款、企业法人周转经营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等。二是引入自然人担保、大股东担保等担保方式，解决中小企业不动产抵押不充分的难题。三是针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提供不同的个性化融资产品，适当降低融资门槛。如对发展初期的小企业，只要能够提供足够的抵押质押担保，可以不进行评级授信，直接提供贷款；对持续发展能力较强的小企业，制定适合小企业特点的客户评级办法，按级给予相应的金融服务；而对于财务信息比较充分、信用记录较好的中型企业，在进行信用评级的基础上，给予一定的授信额度。以创新的金融服务方式最大限度地满足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

三是完善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定价机制，重点扶持优质、信用中小企业发展。金融机构应采取适当灵活的价格策略，根据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水平、筹资成本、管理成本、收益目标等因素，确立不同的价格。对不同借款人实行差别利率，并在风险发生变化时，自主灵活地进行调整，以确保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和发展动力，来促进中小企业贷款的持续发展。重点是以“有市场、有信誉、有效益”为主要评价标准，对风险较高、信用程度较低的中小企业，要以合理的贷款利率水平覆盖风险；对信用好、风险相对较低、进入重点支持序列的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尽量少上浮或不上浮，要合理降低中小企业经营成本。为重点扶持优质、信用中小企业发展，金融机构应健全内部经营管理机制，形成由市场内生的利率定价机制。健全的经营管理机制的核心是谋求确立一个能全面调动各个层面积极性、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制度规则，改变目前靠权力控制为制度约束。各金融机构可在目前推行的信贷终身责任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和完善下列制度：一是岗位竞聘制。在科学测定、民主评议基础上合理确定资产、负债规模和盈利水平。二是健全激励机制。尽快废除有关限制职工收入方面的制度规定，对在年度完成或超额完成利润指标的单位和个人按一定比例提取行长奖励基金和效益奖金。三是完善约束机制。四是相互监督制度。可成立特别稽查组织，赋予其超脱的地位、优越的待遇和特别稽查权力，对任何单位、岗位和个人实施监督处罚；可利用外部社会力量实施外部监督。金融企业一旦有了一个健全的内部经营管理机制，出于效益和风险的衡量，就必然增加其对利率及其变动的关切程度。

四是完善中小企业银企对接机制，进一步拓展银企双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有关部门应联合建立中小企业融资服务推进机制，组织开展中小企业融资知识、财务制度、信用等级等内容丰富的培训班，聘请专家对企业管理人员进行分片集中培训和个体定点辅导，把中小企业信用档案建设、开展第三方信用评级作为筛选、确定优质中小企业信贷服务对象，将金融机构信贷服务延伸到主动帮助优质中小企业健全和规范财务体系，定期组织开展银企资金项目对接会、银企洽谈会、新产品展示推介会、信贷政策咨询会、贷前辅导培训班等银企对接活动，通报中小企业相关动态信息、资金供求情况和银行支持企业推出的新政策、新产品，并对实现对接的重点项目进行经常性的跟踪，做好分析、评议和通报工作，加强政、银、企有效对接，疏通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积极开展“征信+评级+信贷”模式创新，构建新型银企战略合作关系。

五是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发挥担保机构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作用。以积极引导、多元投资、多层次构建、市场化运作、规范管理为指针，鼓励发展政府出资或出资参股的政策性担保机构，大力发展以法人资本、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投资设立的商业性担保机构，支持企业设立互担保机构，以健全风险分担机制和风险补偿机制为主要环节，做大做强做实各类担保机构，努力构建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以融资担保服务为主业、以政策性担保机构为引导、商业性和互担保机构为主体、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配套协作、有较强融资担保能力的覆盖各县区的社会信用担保体系。同时可以借鉴国外实践经验，由政府部门牵头，组合运用信用担保、直接投资、专项基金支持、财政补贴或优惠、利率优惠、辅助顾问等多项措施，加快推进以信用担保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和以风险投资为主的直接融资方式，为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生存、成长和发展环境。

六是完善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机制，为中小企业便利融资提供有效的制度保证。依托人民银行企业征信系统建设，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档案采集与更新机制，加强人民银行、经委、工商、环保、质监等相关部门之间的联动合作，加快非银行信息采集步伐，扩大中小企业信用信息入库面和使用范围，构建全方位、多功能的征信平台。改进商业银行内部信用评级制度，改变目前按大型企业的标准评估衡量中小企业资信的做法，逐步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资信评估制度，尽快制定中小企业信用评级标准，客观评定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合理确定对中小企业的授信额度。加快中小企业外部信用评级建设。积极引进第三方信用评级机构，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同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合作，把广泛应用第三方信用评级成果作为改善融资、防范风险的重要手段，将内部、外部信用评级达标的中小企业列为金融重点支持序列，在贷款额度、期限、利率等方面给予不同程度的倾斜支持。

七是健全中小企业直接融资促成机制，增强中小企业综合经营能力和发展潜力。建立资本对接服务机制，适时邀请国内外知名的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券商、信托等金融机构以及全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各类投资咨询服务机构等前来我市考察辅导，全方位介绍企业融资渠道及应注意的问题，帮助中小企业分析形势尽快找到发展资金及选择适合的融资方式，实现产业优势加资本运作的新型商业模式。选择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高成长性和上市意愿的中小企业作为重点培育对象，积极帮助企业协调和解决在上市融资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加快推进中小企业上市步伐。鼓励中小企业采取股权融资、项目融资、租贷融资、信托融资、基金融资等各类场外市场交易形式，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和规模。鼓励和支持一批发展潜力大、信用等级高的中小企业通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债券和中期票据，增强中小企业融资灵活性和资本综合运营能力。

制度设计论文篇10

国外长期护理保险概况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长期护理（LongTermCare，LTC）定义为“由非正规照料者（家庭、朋友或邻居）和专业人员（卫生和社会服务）进行的照料活动体系，以保证那些不具备完全自我照料能力的人能继续得到其个人喜欢的以及较高的生活质量，获得最大可能的独立程度、自主、参与、个人满足及人格尊严”。因此，长期护理包括非正规与正规两类支持性体系。正规的支持体系可能包括广泛的社区服务（即公共卫生、初级保健、家庭保健、康复服务和临终关怀）、私人疗养院以及临终关怀院，也指那些暂停或逆转疾病和残疾状况的治疗。

长期护理保险（LongTermCareInsurance），也称长期照料保险，是指为那些因老年、疾病或伤残导致丧失日常生活能力而需要被长期照顾的人提供护理费用或护理服务的保险。老年人是长期护理服务的主要使用者。20世纪70年代，长期护理保险开始在美国商业保险市场上出现。到了1986年，以色列政府率先推出了法定护理保险制度。随后，奥地利、德国、日本等国也相继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在长期护理保险的出资责任承担方面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个人和家庭应承担长期照料保险的主要融资责任，政府只有当个人无力承担出资责任时，才能作为最后的责任人，由此形成了商业护理保险。商业护理保险由商业保险公司自愿开办，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另一种是政府要确保老年人享受到综合的照料服务，政府应居于主导地位，而不管老年人是否具有经济上的承受能力，由此形成了社会护理保险。社会护理保险由政府强制实施，以德国和日本为典型代表。

实行长期护理保险需要考虑的因素

制定长期护理保险的必要性，在于老年护理保险的需求增加，而需求主体主要来自老年人个人（及其家庭）和政府。

从个人及其家庭的角度看，个人及其家庭对于老年护理需求的增加，主要受人口变动趋势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两方面的影响。人口变动趋势主要指生育率下降、离婚率上升以及分年龄死亡率下降等因素的作用；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主要指人口教育程度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工资收入和退休收入（包括社会保障金、退休金、资产等）也随之增加等变化。

老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日益显现，患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老年人数增多，如心、脑血管疾病、肠胃病、腰椎间盘突出等显著增加，由此导致老年失能和残障状况突出，使老年人对于长期医疗护理或日常生活护理需求急剧增加，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家庭的护理功能在弱化。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核心化，老年人独居或与配偶共同居住的人数增多；即使与子女共同居住的老人，大多也因子女工作而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护理。许多老人转而求助于住院护理，或入住专业护理机构，而庞大的医疗费用和专业护理费用给老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建立在“四二一”家庭结构基础之上，即一对独生子女夫妇要抚养一个孩子和赡养四位老人，家庭的护理保障作用明显不足。

从政府医疗保险支出的角度看，在长期护理保险出台以前，我国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不能解决老人的长期护理问题，明确地将长期护理费用排除在外，其结果造成投保医疗保险的老年人将医院当作护理场所，老年人长期住院费用导致医疗保险支出急剧上涨。

长期护理险是适应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保险产品。当前我国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大的城乡、地区差异决定了建立统一的社会护理保险制度尚不具备可行性。然而，商业性老年护理保险则有巨大的市场空间。一方面，老龄化发展迅速、护理需求较大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较高，市民保险意识也强，部分家庭已具备购买老年护理保险的能力；另一方面，老年护理需求的复杂性，决定了护理保险的内容应具有多样性，而商业保险灵活的保单设计能更好地满足这一要求。完善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的政策建议

（一）分阶段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配套措施

德国和日本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由政府强制实施，属于社会保险制。在德国，社会护理保险制度基本上解决了老年人的护理需求和经费问题。其护理保险制度分为居家护理和住院护理两个层次。近年来，其护理项目已经由日常生活护理，扩大到医疗护理和精神护理，还增加了心理咨询和治疗等内容，以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要。

日本护理保险一般采用“护理服务”给付方式为主，“保险金”给付方式为辅的做法。被保险人需要护理服务时，首先要提出申请，经过专门机构审查认定后，护理保险管理机关将根据病人实际身体状况提供相应内容、相应等级的护理服务。日本护理保险制度中护理服务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医生、看护人员上门进行访问护理；接送老人去日间护理设施，或保健设施进行康复训练；以及出借轮椅、特殊床等福利用具等三大部分。

在我国，现有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尚处于起步阶段，还仅限于对护理费用的补偿，一经确定丧失日常生活能力，老年人所得到的保险金金额也是相对固定的。今后，我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不仅应给予老年人“保险金”的补偿，而且应提供“护理服务”和“护理信息”在内的全面保障。与“保险金”给付方式相比，“护理服务”给付方式更能适应被保险人的多样需求，而且能较好地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节省护理费用支出。在“护理服务”给付方式中，应恰当划分护理等级，针对不同等级规定不同的给付数量和服务费用。此外，还应积极鼓励“居家护理”方式，既满足老年人居家愿望，又节省了住院等高昂护理费用问题。

（二）制定适合我国实际的《长期护理保险法》

我国应在调查的基础上，做好长期护理需求的预测，研究长期护理保险缴费起始年龄、缴费标准，划分长期护理等级，制定适合我国实际的《长期护理保险法》。

制度设计论文篇11

Keywords:depositinsurance;insurancesystem;bankcreditbusiness

一、贷款趋同现象成为银行授信业务的一个显著特点

从内蒙古自治区的情况看，金融机构授信大客户主要集中在工、农、中、建4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及交通银行。贷款趋同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客户主要集中在4家国有商业银行。截至2004年9月末，上述6家银行授信大客户共有181户，评估授信额度1115.87亿元，实际贷款865.44亿元，占其各项贷款总额的52.47％，其中：4家国有商业银行支持的大客户166家，占大客户总数的91.71％；授信额度1109.27亿元，占大客户总授信额度的99.41％；贷款余额613.3亿元，占大客户贷款总余额的70.87％。二是贷款在客户、行业和地区间的集中度较高。9月末，6家行前10位客户贷款余额394.46亿元，占其各项贷款总余额的23.92％，占大客户贷款总余额的45.58％。国家开发银行大客户贷款占该行贷款余额之比达97.39％。从行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电力、交通、煤炭、通讯等行业，9月末贷款余额为582.01亿元，占其各项贷款总余额的35.29％，占大客户总贷款余额的67.25％。从地区分布看，主要集中在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3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9月末3个地区大客户贷款余额578.56亿元，占其各项贷款总余额的35.08％，占大客户总贷款余额的66.85％，其中：呼和浩特市的大客户最多，达40户，贷款余额370.46亿元，占大客户总贷款余额的42.81％。三是大客户多头授信现象较为普遍。在181家大客户中，有44户在2家以上银行有授信，有的甚至在5家银行有授信，多头授信的现象较为普遍。

二、解决银行贷款趋同问题的对策

（一）转变观念，改革经营方式，走差异化发展的路子。商业银行要适应改革和发展的要求，借鉴国际通行的规则和做法，把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与加强结构调整和提高业务创新能力结合起来，改变多年来重同质竞争、轻差异化发展的经营方式；大力发展中间业务，改进对客户的服务，推进银团贷款和俱乐部贷款，完善项目融资，学会风险定价；大力调整资产结构、产品结构、客户结构和收入结构，提高规避风险和培育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制度设计论文篇12

保障《会计法》的实施，我国《会计法》 规定了会计主体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但由于缺乏对会计主体民事责任的规定， 不仅不利于从经济利益机制上预防会计违法行为的发生， 也不利于救济会计违法行为的受害人。 因此，我国《会计法》应与《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相协调，构建起会计主体的民事责任制度。

一、 我国《会计法》中会计主体民事责任制度的缺失与局限                

为确保 《会计法》 各项制度的贯彻，我国《会计法》在第六章第 42 条至第 49 条规定了相关主体与人员的法律责任。比如有违反会计法第 42 条第1 款规定的不依法设置会计账簿等违法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可以对单位并处三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会计人员有第 42 条第 1 款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现行《会计法》中的法律责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威慑违法行为，防范会计违法行为的发生。但民事责任是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并列的三大法律责任之一，纵观《会计法》第六章对会计主体法律责任的规定只有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两种， 缺乏民事责任的规定。

会计主体行政责任包括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在会计法领域，行政处罚包括警告、罚款、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等处罚形式。 会计主体刑事责任是依据国家刑事法律规定，对会计领域犯罪分子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追究的法律责任，《会计法》 中的刑事责任只适用于严重的会计违法行为。 加强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规定是《会计法》治理不规范的会计行为的一项重要举措，但缺乏民事责任的《会计法》责任体系却存在以下局限：

第一， 责任追究机制的局限造成违法成本较少。 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主要是由国家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来追究的， 比如刑事案件中只能由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察， 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除此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行使这种司法权力。 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会计领域的案件频频发生， 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案件层出不穷，导致国家监管资源相对不足，由于人财物的限制， 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无法发现和追究所有的会计违法行为，当监管力量不足的时候，违法行为被查处和处罚的几率大大减少，会计主体实际违法成本较少，使其存在侥幸心理而实施会计违法行为。

第二，责任形式的局限无法有效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 根据理性“经济人”理论， 会计主体实施会计违法行为无非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 实践中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动机除了确保高管职位、隐瞒违法行为之外，更突出地表现为筹集资金、操纵股价、获取高额报酬等特殊经济利益动机， 公司管理层通过操纵公司账面利润， 有机会达到自我高价定薪的目的， 通过虚增利润操纵股价有机会通过股票期权获利。 而违法行为即使被发现， 承担行政责任的形式有通报批评、行政处分、强制划拨等，承担刑事责任的形式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罚金等， 这种责任主要是惩罚性的， 不足以使违法行为人付出与非法获利相对应的经济利益代价。在“经济人”本性的决定下， 如果承担惩罚性责任不能使违法行为人的利益受损， 它宁愿去实施违法行为获取高额违法所得， 这就是为什么会计领域的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 立法上防止违法行为的对策只能是加大会计主体的会计违法经济成本。

二、我国《会计法》中构建会计主体民事责任制度的必要性           会计专业毕业论文                      

（一）只有民事责任能够弥补受害人的损害。 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是违法行为人向国家机关承担的， 其目的是维护相应的管理秩序和社会秩序，但民事责任以恢复被侵害人的权益为目的， 民事责任是违法行为人向受害人承担的，主要形式是赔偿损失，具有填补损害的补偿性质。 如果责任主体违法行为给企业利益相关者造成损失， 只有让他们承担民事责任才能够弥补受害人的损害。

（二）民事责任能够有效预防违法行为。 民事责任中的赔偿责任是违法行为人对已经造成的权利损害和财产损失给予恢复和补救。 在会计违法行为中，违规收益大、违法成本低，相对于违法会计活动的非法收益， 无论是刑事责任中的罚金， 还是行政处罚中的罚款都只占很小一部分。 民事责任要求违法行为人对其行为给受害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数额按照受害者的实际损害确定， 使违法行为人为违法行为支出巨额赔偿费用，在得不偿失的情况下， 相关人员的会计违法行为必然会大大减少。

（三）民事赔偿责任能够调动受害者检举、起诉违法行为的积极性。相对于国家行

政机关、司法机关经费有限、人员不足，不足以调查、处罚所有会计违法行为而言， 企业会计违法行为的受害者众多，《会计法》 完善会计主体的民事责任， 要求会计主体对其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后，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积极发动社会力量检举、起诉、监督会计活动。 另外，构建会计主体民事责任制度还可以与《公司法》等其他法律相协调。

三、我国《会计法》中会计主体民事责任制度的设计                    

在《会计法》中构建会计主体民事责任制度， 需要界定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形式、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等内容：

（一）承担民事责任的会

--> 计主体。

与会计信息的处理和提供直接相关的人员有一般会计人员、 财务总监（ 总会计师 ）、 单位负责人 ， 而承担会计违法行为民事责任的主体应该是单位负责人和财务总监（总会计师）。我国《会计法》第 4 条规定，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单位负责人有义务保证对外提供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 虚假有误的财务报告侵犯了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时，单位负责人应承担民事责任。

财务总监（总会计师）直接负责组织实施会计信息生成、监督会计活动，具有会计活动的组织管理权和监督权，在对外的报表中，财务总监和单位负责人一起签字， 这其实是会计信息合法性、真实性的对外承诺声明，如果出现财务报告造假等违法行为， 财务总监（总会计师） 应承担民事责任。一般会计人员不应对会计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一般会计人员与单位是一种雇佣关系，即使一般会计人员自己做出的会计违法行为，一般会计人员的民事责任也应该适用民法侵权理论中的雇员侵权责任，即雇员执行职务行为所致的他人损害， 雇用人应承担赔偿责任，而不能要求雇员承担责任。

（二）会计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形式。

根据《民法通则》第 134 条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会计主体违反会计法及其他法律，主要是提供虚假财务报告，会侵害投资者的知情权， 在性质上为侵权责任， 对企业利益相关者及投资人造成的损失主要是财产损害， 会计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目会计毕业论文范文的是使投资者由于虚假财务报告所受的损失得到补偿，因此会计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形式应为赔偿损失， 即赔偿因会计违法行为如虚假财务报告等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失。

（三）会计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现行民法中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有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三种。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作为承担民事责任最终构成要件的一项归责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的核心是有过错才有责任，无过错即无责任。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只要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损害结果的发生， 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即可要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承担责任不考虑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这是为了使受害人的损失能够得到更容易的赔偿， 依法律的特别规定针对现代工业事故造成损失而规定的归责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不能证明自己主观上无过错时， 就推定其主观有过错而承担民事责任的一项归责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是为了解决特殊场合受害人难以证明加害人有过错而无法得到赔偿， 以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进行过错推定， 以救济处于弱势的受害人。 我国会计主体承担民事责任应适用哪种归责原则？

制度设计论文篇13

在事业单位，会计工作一般不是单位的中心工作，大多把会计工作列为“后勤”，财务管理松弛，用人不当，有的单位任用不熟悉会计业务的人员从事重要的会计岗位，导致会计业务流程不畅，账目混乱；对会计人员没有明确的考核、奖惩制度，形成了干好干差一个样，不能充分调动财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事业单位会计人员地位很低，职称聘任是个大难题，会计人员好不容易考取的专业技术职称，由于事业单位没有财会人员中级、高级指标迟迟难以聘任。

(二)会计人员岗位责任不明确

事业单位，有的会计人员不明确自己的岗位职责，不知道自己应该承担哪些责任；有的会计人员把会计和出纳的岗位职责混为一谈，不能有效地实行牵制；有的甚至把不能分割的会计业务分给两个人做，造成业务处理混乱，责任不明确。

(三)没有明确的会计人员岗位轮换制度

会计人员岗位轮换是内部会计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在事业单位，有的会计人员长期把守在会计岗位，没有轮岗意识，日子久了，工作拖沓，对新的专业知识和会计制度淡薄，导致会计工作滑坡。

(四)内部牵制制度不健全

实际工作中，有的单位出纳人员兼职保管或会计档案管理工作；有的会计人员将支票和在银行的预留印鉴全部集中在自己手中，只经会计人员一人之手就能把款项支付出去，这些做法都是严重错误的，不利于会计工作健康有序的运行。

(五)没有健全的会计交接制度

有的单位会计人员工作变换时，新任会计人员已开始了新的业务，前任会计人员对原会计工作尚未履行移交手续。这样，就会造成某些业务经济责任不明确，严重破坏了正常的会计工作秩序。

(六)事业单位会计人员业务水平普遍较低

会计是一种专业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事业单位专业化的会计人员很少，大多是“半路出家”，会计专业理论基础薄弱，对财经法规、会计制度不够熟悉，账务处理不够规范，财务管理水平不高。

(七)事业单位内部财产物资管理制度不健全

有的单位在存货、固定资产方面未设会计科目，有的会计科目设置了，但账目不完整，帐实不符，不能全面准确的反映财产物资的真实情况，会计科目的设置没有起到财务管理的作用；有的单位没有设置专门的资产管理部门和资产管理员，会计账目形同虚设，没有实际意义。

(八)事业单位会计机构缺乏内部稽核制度 事业单位应该在会计机构内部设立稽核岗位，对会计工作进行复核、检查，及时纠正错误、偏差。事业单位配备的会计人员少，常常忽视了会计稽核工作，没有设置稽核岗位。

二、如何加强事业单位内部会计管理制度建设

(一)建立内部会计管理体系

事业单位内部会计管理体系，主要是指一个单位的会计工作组织体系。事业单位应该在单位负责人领导下设置会计机构、配备会计人员，根据会计人员的业务能力进行分工,领导会计人员和其他人员认真执行会计法律，督促内部会计管理制度的贯彻实施。

(二)确立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度

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是单位内部会计人员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定员定岗，明确分工会计专业毕业论文，各司其职，作为会计人员，首先要明确自己的岗位职责。事业单位最基本的会计机构人员配备是会计主管人员和出纳人员，其岗位职责是：会计主管人员的岗位职责：熟悉财经法规，认真执行《会计法》及各项财务制度，组织本单位的会计工作，根据会计核算形式确立本单位的会计业务流程；依法设置会计账簿，对本单位的经济业务进行会计核算，切实做好会计基础工作。出纳人员的岗位职责：熟悉《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各项财经法规，严格遵守、执行国家会计法律法规和会计制度。认真审核各项支出的原始凭证，对违反国家规定的开支，应拒绝付款，对内容不真实、不合法、手续不完备的报销凭证，不予报销。严格遵守现金管理制度，库存现金不得超过定额,不坐支、不挪用现金。负责发放工资、各种奖金、津贴、补贴。负责保管空白支票和一枚在银行的预留印鉴，做好支票的签发工作，不得签发空头支票。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和安全防范措施，妥善保管现金和各种有价证券。

(三)建立内部牵制制度

内部牵制制度，是指凡涉及款项和财物收付、结算及登记的任何一项工作，必须由两人或两人以上分工办理，以起到相互制约作用的一种工作制度。

(四)建立财务收支审批制度

建立健全财务收支审批制度，是会计工作的关键环节。首先，确定财务收支审批人员和审批权限。具体地说，应当明确单位负责人、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其他有关部门负责人审批财务收支的范围和最高限额。

第二、确定财务收支审批程序：

1、对于材料采购方面的支出

首先由仓库保管员根据经办人采购物品提供的原始凭证，按其品名、数量、金额验收入库，验收完毕，开具材料入库单并且在原始凭证上签字；其次由相关部门负责人签字证明此业务的真实性、合理性、实用性；送会计部门进行财务审核；由单位领导根据审批权限审批；最后交会计人员审核、处理。

2、对于差旅费方面的报销

首先由出差人员根据差旅费报销的有关规定填制差旅费报销单，然后由相关部门负责人签字证明其业务的真实性，经会计部门

--> 进行财务审核后，由单位领导根据审批权限审批，最后交会计人员审核、处理。

(五)确立账务处理程序制度

事业单位应根据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确定本单位会计科目和明细科目的设置；根据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和单位会计核算的要求，确定本单位会计凭证格式、填制要求、传递程序等；确定本单位总账、明细账、日记账的设置、格式、登记、对账等要求；根据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按月编制会计报表。

(六)建立会计岗位轮换制度，保证会计工作质量

事业单位应当有计划地实行会计轮岗制，每隔3-5年轮换一次。实行会计轮岗制度，有利于加强会计工作的内部监督，防止贪污腐化行为的出现；可以使会计人员熟悉不同岗位的业务内容，毕业论文 有利于调动会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会计人员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不断提出业务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思想；通过岗位轮换，还可以发现各个岗位最适合的工作人选。

(七)健全会计交接制度，保证会计工作的连续性

事业单位会计人员工作变动、离职时，应当履行会计交接手续。进行会计手续移交时，必须将已受理尚未办理完毕的经济业务处理结束方可移交，对于遗留问题应写出书面说明材料；编制移交清册，按移交清册所列项目逐项移交；一般会计人员移交时由会计主管人员负责监交，会计主管人员移交时由单位领导人负责监交。

(八)建立财产清查制度

事业单位应当建立财产清查制度，成立财产清查小组，每年至少清查一次。财产清查的范围主要是现金会计专业毕业论文、材料物资、固定资产；每年末了，财产清查小组成员对各项财产物资进行清查、盘点，并将盘存数和会计部门提供的帐面数核对，若帐实不符，应查明原因，出现财产短缺的情况，要落实责任，属于财产管理人员的责任过失，要进行赔偿。最后将盘存结果和处理意见交单位领导审核批准后送会计部门做账务处理。

(九)提高财会人员素质，建立科学的会计人员考核、奖惩和聘任制度

提高会计人员素质，可以通过自学和培训相结合。鼓励会计人员参加会计专业学历考试、会计职称考试，不断提高会计人员专业理论水平和实务操作能力；重视在职培训，加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提高其业务素质；强化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提高会计人员思想道德素质。要充分调动财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树立以人为本，人尽其才的思想理念，对业务能力强，会计基础工作做的扎实、规范、财务管理水平较高的会计人员，应给予物质与精神奖励。事业单位会计人员在各单位所占比例很小，是一种弱势群体，他们考取的会计职称，都是有很大难度的，其技术职称已经代表了他们的业务能力，在职称聘任时应当给予鼓励、支持，和单位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聘任同等对待，让他们在希望中进取，在希望中不断提高理财能力。总之，在经济迅猛发展、社会快速进步的今天，只有重视会计工作，尊重会计制度,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加强事业单位内部会计管理制度建设，是搞好会计工作的关键。只有在健全的内部会计管理制度指引下，才能规范会计行为，促使会计工作健康、有序地运行和发展；只有健全的内部会计管理制度,才能调动财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促使他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不断提高财务管理水平，使事业单位有限的资金发挥最佳的使用效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