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篇1

一、多元文学系统理论简述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提出了一个概念――多元系统。翻译文学被佐哈尔定义为多元文学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并通过其在多元文学系统中的位置来研究翻译文学对主流文化的影响，以便于更加客观有效地了解和发现文学翻译的规律。

佐哈尔认为，存在着三种情况，使得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学系统中处于中心位置。佐哈尔认为，如果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学系统中处于中心位置，这就意味着引领着文学形式库的创新，并会对文学史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这时，作品的原创与作品的翻译之间不再有很严格的界限，翻译规范很有可能过于异化，而翻译作品存在着忠实性和充分性相统一的趋势。主流的翻译作品都是由主流的作家翻译的。在这样的文学模式的构建中，翻译这一行为引进了新思想，引进了新的语言和模式以及技巧。

多元系统理论的提出，在翻译研究方面可谓是创新之举。多元系统理论从以往的纯翻译研究扩展到了翻译理论方面的研究，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传播。从该理论的应用我们可以看出，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会随着当时翻译文学在多元文学中的地位而变化，以满足不同的翻译需求。但是，该理论也存在着一些不足，这将是接下来所要探讨的问题。

二、多元文学系统理论存在的一些不足

在多元文学系统理论中，佐哈尔仅仅详细论述了文学或语言多元系统，因此该理论还有需要完善之处，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多元文学系统理论存在以下几点局限性：一是忽略译者的主观性，没有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考虑进来；二是忽略其他社会因素，诸如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完全没有加以说明；三是对核心概念的标准定义不清，对于多元系统论的核心概念的标准评价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1、忽略译者的主观性

根据多元系统论，在周而复始的系统运作之中，译者的主观性成为系统之外的因素，这是多元系统论的一大缺陷。拟译文本的选择不仅仅是由对多元系统起支配作用的情况决定的，译者的主观性也对文本的选择起直接作用。在实际操作中，译者会尽可能选择与自己风格一致的文本，或尽可能选择自己熟悉的体裁，以发挥自己的优势，提高译文质量。在这一方面，译者的主体性不容忽视。

此外，多元系统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的翻译策略选择的规则，但实际上，译者不是机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多元系统理论一再强调并规定了翻译策略的选择并不符合实际，明显剥夺了译者本身的主观能动性，一味强调客观而忽略了人的主观性。

2、忽略其他社会因素

多元系统理论将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了抽象简化，简单地认为译入语的文学形式库就能决定翻译文本采用什么样的翻译策略。但实际上，多元系统理论所提供的规则只是一方面，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更是要考虑之前提到的译者本身，以及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

佐哈尔并没有从真正的实际出发来研究文本的产生，而只是将假设的结构模式和概括的理论用在了文本上，并分析其与事实的相符度。但是，多元文学系统中的“元”不能仅仅是某类文学，还应该将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考虑进来，并加以详细地说明。而佐哈尔仅仅在其理论中简略提到了以上因素的作用，并没有将其对于多元文学系统的影响一一加以说明。这是多元系统理论的不足所在，也是多元系统理论可以丰富并加以挖掘的地方。

3、没有关键概念的明确标准

在多元系统的概念中，处处可见作者对于多元文学系统理论核心概念的定义，如一级、革新等等。然而我们不由得会产生疑惑，这些一级与二级、强势和弱势、中心与边缘的标准是什么？

以我国民国时期的多元文学系统为例，一部分认为我国的文学系统亟需变革，因此主张直译，如鲁迅等；而另一部分则认为我国文化博大精深，仅需吸纳西方文化的一些特色，因此主张意译，如梁秋实等。所以说，判断一个文学系统是“强势”还是“弱势”、处于“中心”还是“边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标准。那么，怎样判断一个文学系统是处于“强势”还是“弱势”状态？标准在哪里？佐哈尔在他的理论中并没有给出标准。也就是说，佐哈尔自己也没有对这些核心概念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仅仅通过主观上的分析来进行判断。

三、小结

科学告诉我们每个理论都有局限性。佐哈尔的理论产生土壤在以色列文化，放之四海，必然存在着与实际不甚相符之处。首先，多元系统理论忽视了译者自身的三观取向，没有考虑译者的主体能动性。其次，该理论对于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因素考虑不够深刻，还可以继续完善和挖掘。最后，佐哈尔对于理论内的一些核心概念定义不清，存在着一定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色彩。因此，我们在分析文学活动现象时，要批判地、辩证地来运用该理论。可以看出，多元文学系统还存在着很大的完善空间，只有充分认识到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才能够更好地促进理论贴合实际，进而完善理论、使多元系统理论具有更大的普适性。（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伊塔玛・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J].张南峰译，中国翻译，2002（4）.

[2]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J].外国语，2003（4）.

[3]谢世坚.从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看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4）.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篇2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由以色列著名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Zohar ）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和译作与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历史背景等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20世纪末，埃文-佐哈尔的同事图里（Gideon Toury）发展了他的理论，提出“描写性的翻译研究方法论”。该方法论是将翻译结果视为既成事实，追寻影响翻译过程的社会历史因素以及翻译作品在译语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功能和地位，并对此进行“全面历时性描述”（comprehensive diachronic description）。这一描写性的方法适用于对多年以前产生的翻译作品或是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研究。由于能有效地避免评论者自身所处历史时期的审美期望的干扰，可真正昭示每一个翻译作品的特征和价值。因此，这种方法可以为《伤寒论》的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二、伤寒论文化负载词分类及举例

1.文化负载词。不同民族的人具有不同的认知环境，由于各自特殊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节程中形成了民族间的文化差异，这是产生文化负载词语的根源。按照纽马克的定义：文化负载词是能集中反映或表达某一民族风俗习惯，气质情感，历史典故，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宗教心态等特有事物的词、词语和习语。作为文化的核心部分，语言既折射着民族文化，也随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不同民族生活在各自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生活习俗，并在一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各自政治经济氛围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性格。所有这些都会以浓缩了的民族特色的文化负载词进入民族生活习惯。

2.伤寒论文化负载词分类及举例。《伤寒论》专业术语纷繁复杂，是全文的核心，参照魏杰对中医术语的分类，本文按如下分类：

1）按中医病证名：如“中风”，“伤寒”，“风温”，“厥”等一类病名；

2）按中医症状名：如“恶风”，“往来寒热”等，十分准确和形象地描述了病证的特征性及表现；

3）按病因病机名：如“汗家”，“淋家”，“酒客”，“虚烦”等反映疾病特点的词；

4）中医哲学类：如“阴阳”等。

按其他类术语分类：主要用于描述特定类概念，比如方药名：“如苦酒”，“法醋”，

“白粉”，“清浆水”等特殊的煎药方法：古代文字及器物名：如“博棋子”，“索饼”等。

三、《寒论》文化负载词英译举例

罗希文译本（以下简称罗译）：Treatise on Febrile Caused by Cold （Shang Han Lun）中医上的“伤寒”与西医学的“伤寒”名虽相同，但实际所指却大相径庭。“伤寒”有三层含义，一为多种外感热病的总称，二为感受寒气而引发的病症，三指冬季受寒。而西医学中的“伤寒”则指的是因伤寒杆菌而引起的病症。所以，中医中的“伤寒”不可译作typhoid。中医院校规划教材《伤寒学》把伤寒分为广义的伤寒和狭义的伤寒。广义的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狭义的伤寒为风寒外感感而即发的疾病。罗译“Febrile Disease Caused by Cold”回译为“风寒造成的发热性疾病”这种译法没有全面译出“伤寒”的含义，有两处值得商榷，一是它只强调了外感发热，而广义的伤寒可以表现为发热也可以因患者年老体弱、正气衰微不能与邪抗争表现为不发热；二是广义的伤寒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而不单只有热病一种。所以，“伤寒”的译法在形式与实质的等值上有不尽人意之处。因为理解上的障碍和对应语的缺乏，在目前翻译实践条件限制下，为了保持特有的文化内涵，音译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较好翻译手段。因此，在世界卫生组织 （WHO）、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世中联，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cieties ）等主持的中医用语英译国际标准化（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简称IS TTCM）审定工作的研究成果《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以下简称《术语标准》）中，《伤寒论》书名的翻译采用音译，即译为“Shang han lun”相信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Shang han lun”最终会成为代表一定意义的中医专用术语。

中药方剂数量十分庞大，其名称的翻译也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拉丁语翻译到英语翻译再

到音译的过程，如“桂枝汤”以前译为Decoction of Ramulus Cinnamomi（罗希文），除decoction外，全部为拉丁文，冗长难念，后来英译为Cinnamom twig decoction（黄海），虽有简化但仍然拗口。目前基本上采用音译法翻译，以利统一。

中医的药物剂型，有些与西医相同或接近，如丸、散、膏、片等，可以直接译作pill， powder， ointment， tablet等。但更多的却是中医特有的，在西医里没有相应的概念，如汤、饮，丹等，这些中医特有剂型的翻译，国内外比较统一，如“汤”译作decoction，“丹”译作bolus.

四、《伤寒论》文化负载词英译策略

1.强调对自然对应语的使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在文化、语言和民族心理等方面虽然存在这样和那样的差异，但其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日常生活体验，却有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如对一些疾病的感受和体验，对一些病理表现的认识和分析，中西方均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因此就有了一些较为致的概念和用语。对这些中医概念，可采取相应的西医术语予以翻译，而不必逐字对译。例如“失眠”：insomnia；“头痛”：headache；“呃逆”：hiccup等等。

2.简明扼要，再加注解。根据多元系统理论，中医最初在西方医学文化中是作为一种弱势文化而存在的。要想让中医在西医强势文化中找到生存空间，让外国人了解并接受中医，早期的中医翻译中，有些术语的确比较冗长，不太实用，但是在中医翻译刚刚起步，中医文化进行推广的最初，这样的翻译探索己经是开创性的壮举了。如罗希文将“奔豚”译为a syndrome characterized by a feeling of gas rushing up through the thorax to the throat from the lower abdomen。在中医翻译初期，这样的解释性翻译是历史的必然，是无法逾越的。

多元文化系统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其中各个子系统也会因时间的推移相互转化。随着中医对外交流开展得日益广泛和西方人对中医理法方药认识的更为深入，虽不能说中医文化已在西方医学文化中处于强势，但足以说明国际社会对中医文化更加认同、更加热衷。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目前的翻译，便会感受到中医英译简洁化的趋势。

中医用语的突出特点是简明扼要，因此在翻译时理应保持这一特点。如目前对“奔豚”的翻译，合理的做法应是先将其译为较为简洁的术语running-pig syndrome，然后加以注解，以利读者理解。

3.保持民族特色和独有概念。中医学具有特殊的认识体系，在思想原则、概念等方面都有自身独到的规定性，在理论系统与操作程序方面，也与现代医学有着强烈的不可相通性。就文化特征而言，中医学只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医学体系，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这一点在翻译时也应予以充分体现。这主要体现在“异化”与“音译”筛龇矫妗

“异化”，就是在译文中保持原文的结构和语义特色，医学中有相当一部分概念和用语是中医所特有的，在翻译时应该努力保持其原有特质，过分“归化”的翻译往往使译文失去原文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如早期将“风寒咳嗽”译作cough due to wind and cold。现在更多的译者选择了更为“异化”的方式，按原术语的结构将其翻译为wind-cold cough。

4.形神兼备，音意结合。在中医语言中，有些用语的前一部分是具体的，而后一部分却是抽象的。如五脏、肾气等。以前多将“五脏”译作five solid organs，一定意义上揭示了脏器的结构特点，但并不准确。近年来人们逐步采用音意结合的方式将“五脏”译为five zang-organs. “气”，虽统一音译为Qi，但与其相关的用语可采用“音意结合”法予以翻译。如将“肾气”译作kidney Qi等。

5.强调回译。回译，又名翻译还原，就是例如原来是中文，被译成英文，现在再把英文还原成中文。在中医翻译上强调“回译”是为了使英译的中医名词术语在结构上应与中文形式相近，更好地实现在国际交流中信息、的双向传递。如“伤寒”曾被广泛翻译为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意思可能是准确的，但相对于原文较冗长；另外，从翻译方法来看，属于意译，与原文缺乏回译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向交流。所以，目前逐步被cold attack所取代。

五、结论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不同教育背景、文化程度、工作经历和历史因素对翻译者的翻译倾向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中医英译，单个译者在专业性和语言能力等层次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译者之间应加强交流和沟通，甚至合作，协调好不同译者间的主体性，将各自对原文不同的理解及不同的翻译风格融合到同一翻译工作中，尤其是中医专业术语这种科技类的译作中。对已有的相关国际标准，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完善、制订和推广。

参考文献：

[1]惠佳蓓.关联理论与《伤寒论》文化负载词英译对比研究： 基于两种译本[D].南京中医药大学.

[2]李照国.中医英语翻译技巧[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16-20.

[3]林巍.中西文化比较及翻译研究[M].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2.

[4]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J].中国翻译，2000（4）：4.

[5]魏酒杰.汉英英汉中医词典[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5.

[6]奚飞飞.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伤寒论》英译的比较研究[D].南京中医药大学.

[7]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闭[J].外国语，2003.（4）：59-66.

[8]杨红英.文化负载词语在《围城》翻泽的处理仁丁[J].科教文汇，2008（8）：250.

[9]Even-Zohar LPolysystem studies[M].Tel-Aviv：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a（Poetics Today），1990：11.

[10]Newmark P.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Hemel Hempstead： prentice Hall，1988：23.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篇3

1 引言

孙致礼、谢天振、查明建、方长安、吴S等学者对我国1949年至1966年间的翻译文学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但大都没有运用多元系统理论的视角，也没有论及此阶段翻译文学的地位，更没有论及翻译文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文章拟从多元系统理论的角度对我国1949年至1966年间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2 多元系统理论描述

以色列著名文化学者、翻译理论家――伊塔玛・埃文佐・哈尔在系统观察了翻译对社会的影响之后，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多元系统”理论。他认为，这些系统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个开放的，动态的多元系统相互作用而成。由于他们之间永不停歇的竞争，他们的地位时时刻刻随之发生变化，处于系统内部的子系统的地位也会随之而变化：位于中心的系统有被“挤压”到边缘的可能，位于边缘的系统也有主动“占领”中心的可能。[1]

他还认为，翻译对于文学创作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多元系统这个大系统必须包含文学这个子系统，尽管翻译文学只是研究的一个方面，但他发现，一般总认为翻译文学是一种次要系统，这是不准确的[2]。因此他把重点放在了研究翻译文学在文学这个大多元系统中所占的位置。在他看来，翻译文学既可以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占主要地位，也可以占次要地位，这要视当时翻译发生的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而定。他指出：指出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内处于主要地位的社会条件[3]：（1）当某一多元系统还处于雏形中，或者说该文学系统还“年幼”，尚且处在孕育阶段时；（2）当某一种文学处于“边缘”地位，或者尚且还“幼弱”，亦或是两种情形兼而有之；（3）当转折点、危机或真空出现在某一种文学之时。

那么，根据多元系统理论，我国1949年至1966年间的翻译文学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3 1949年至1966年间我国翻译文学的地位

发表于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4]”。

1949年10月1日之后，中国逐渐建立起一元化、具有明显单一性和排他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开始指向社会主义一体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排斥欧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此时的社会多元系统中，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处在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服务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新文学还处于“孕育”或者“幼弱”的阶段，政治标准对当时尚处于文化边缘的文学翻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导致1949年至1966年间文学翻译的核心是服务于政治的社会主义联盟国家的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和亚非拉文学。

新文学形成之初，新的经典文学形式库尚未成形，担负政治任务和目的的苏联小说、诗歌等成为主流文化。根据多元系统理论中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的条件之一，即当某一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也就是说该文学还“年幼”，尚且处于孕育时期，翻译文学理应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给新文学“输送”新鲜的“血液”，提供新的规范模式和创作方法。

由于翻译文学此时主要是为政治服务，主流意识形态操控着整个文学翻译的过程，译者对作家及作品的选择受主流意识形态等外部条件的高度制约，译者主体性几乎难以体现，因此为政治服务的翻译文学若想要在整个纯文学多元系统占据绝对的中心位置，几乎不太可能，所谓的中心也只能是系统中的次中心。

经过前面七年的积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中心的创作文学慢慢由“弱小”变得“强势”起来，而翻译文学的地位则一降再降。1957年之后一系列如反，反右倾和修正主义等政治运动，文艺界也未能幸免，主流意识形态对外来物种――翻译文学排挤的越来越厉害。1960年之后，外国文学翻译几乎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翻译的数量也急剧减少，到前夕，文学翻译活动几乎停止。此时，翻译文学已经不可能参与经典文学形式库的构建，翻译文学的地位也由次中心的位置一步步下滑到边缘位置。

纵观1949年到1966年间的翻译文学，由于受当时的文化政治历史背景的影响，在整个当代文学系统中的演进是一个逐渐从次中心位置到边缘位置的过程。

4 1949年至1966年间我国翻译文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创作并没有停止对外国文学及文化的借鉴和吸收。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尤其是青年作家的文学创作深受前苏联文学的影响[5]。“十七年”时期的作家，很多都是受社会主义苏联文学的影响和启发而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他们的作品也多有对该国文学的借鉴和模仿。

苏联文学对我国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诗歌和小说上。

“十七年”时期大多数诗歌都是“政治诗”，确切地说是“政治抒情诗”。正如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所述，这一时期影响中国政治抒情诗的主要诗人之一就是马雅可夫斯基。他“从处理现实政治，到艺术表现，都给当代政治抒情诗提供可直接仿效的基本方法[6]”。尤其是“楼梯诗”的诗歌形式深受中国诗人的喜爱。

在1949年至1966年的中国诗坛，有着一大批受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熏陶的诗人。根据李万钧[7]的描述，艾青、何其芳和田间都受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极深。其中尤以郭小川和贺敬之所受影响为最，两人把马雅可夫斯基的写作特色发挥得淋淋尽致，这客观上使我国1949年至1966年间政治抒情诗得到发展、壮大与繁荣。

郭小川在1955年至1956年间，以《致青年公民》（包括《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为题，发表了一组“楼梯体”的政治鼓动诗。

当时影响力不输郭小川的贺敬之也是当代驰名的政治抒情诗人。他采用“楼梯体创作”的抒情诗《雷锋之歌》、《放声歌唱》在当时的中国诗坛影响力十分巨大。

在小说方面，苏联小说家肖洛霍夫享有较高的声誉。《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共两部）被译介过来，对当时的青年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中，周立波作为《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中文版的首译者，从译作中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灵感，作品《山乡巨变》和《青枝绿叶》就有其译作《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影子。50年代有着“神童作家”之称的刘绍棠就曾深受肖洛霍夫的影响。他“学习到了肖洛霍夫写景、写情的宝贵经验。”[8]在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和《夏天》中，他惟妙惟肖地描写了运河两岸的乡村风景和及运河的水色。而受苏联文学影响最深的人当属王蒙，他曾说走上写作的道路是受爱伦堡作品的影响，法捷耶夫对他作品的精神之美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创作的《青春万岁》不难看出深受《青年近卫军》的影响。

1949年至1966年间的文学创作除了受苏联文学的影响，也受着亚非拉文学的影响。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彻底解放、独立与和平愿望的文学作品与中国文艺政策相符，因此在中国有着相当的“市场”，反过来也对中国文学创作产生着积极作用。

1949年至1966年间，我国也译介了大量的亚非拉等国的文学作品，主题大都是描写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对新生活的热爱和歌颂。亚非拉国家翻译文学对我国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作家的政治化、民族化、大众化写作上。受此影响，我国作家茅盾、冰心、刘白羽、艾青等人在此期间创作出了不少反对殖民主义和侵略的作品，同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中国作家出版社也于1958年出版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的友谊》。美帝国主义于五十年代末强占了巴拿马运河，此时，我国作家老舍等纷纷发文表示对古巴和刚果人民所进行的正义斗争的支持。1958年亚非作家会议召开，开拓了中国作家的视野，对他们的大众化写作有着重大的影响。茅盾在《崇高的使命和庄严的呼声》中这样写道：“人民正在以自己的斗争写下可歌可泣的史诗。以人民的斗争作为自己斗争的作家们的事业，必将有助于人民斗争的胜利。”夏衍、杜前、季羡林等都发表了作品歌颂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反帝国主义的光荣事迹。刘白羽、曲波、袁水拍等人也纷纷在作品中赞美亚非人民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命运做斗争。

5 结语

多元系统理论强调系统的动态性，开放性，全方位性，为翻译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纵观1949年至1966年间我国的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多元系统中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文学多元系统次中心向边缘运动的一个过程。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我国的文学创作也受着翻译文学的影响，其中尤以苏联文学和亚非拉文学的影响为最，产生了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1][3]Even-Zohar， Itam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System [J]. Poetics Today. 1990a，（11）：46-48.

[2]李.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85.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文艺论集[C].北京：中共文献出版社，2002：73.

[5]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34.

[6]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5.

[7]李万钧.欧美文学史和中国文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719.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篇4

一、引言

佐哈尔于1978年提出“多元系统”概念，将翻译研究置于文化多元系统中进行考察，大大拓展了翻译学研究领域。

作为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文学翻译活动，晚清小说翻译符合多元系统论中翻译文学占中心位置的情况，但当时小说翻译是否如多元系统论描述的那样，打破旧有文学模式?译者的翻译策略又是怎样的?影响策略的因素是否只是翻译文学的客观位置问题?本文将就此作出分析，并阐述多元系统论的局限性。

二、多元系统论概述

佐哈尔认为，各种符号现象，也就是由符合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须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zohar1979：1-2)。任何一个多元系统里面的现象，都不能孤立地看待，而必须与整体文化甚至于世界文化这个人类社会中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现象联系起来研究(张南峰，2002：19)。

翻译文学会在三种情况下占据文学多元系统中心位置：

1、文学多元系统还未“结晶”，处在“年轻”阶段

2、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者处于“弱势”

3、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者真空

该理论认为，翻译策略取决于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时，译者着重译文的“充分性”，即异化策略：而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译者着重译文的“可接受性”，即归化策略。

三、晚清小说的翻译策略

晚清小说翻译在当时已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根据多元系统理论，译者应着重译文的“充分性”，更愿意突破本国文学规范，贴近原文文学规范，再现原文语篇关系，采用异化策略。然而经过分析，晚清小说翻译中占主流的仍然是套用本国现有文学范式的归化策略。“直译”在晚清没有市场，小说翻译界基本上是“意译”一边倒(陈平原，2005：39)。

晚清小说翻译策略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将原作中的地名、人名和称谓改为中国地名、人名和称谓

2、改变小说体例，沿袭中国传统小说章回体的范式

3、叙事模式的调整

4、随意增删

由此可见，晚清小说翻译策略，大多是倾向于归化策略，即“意译”。造成晚清小说翻译呈现归化策略倾向的原因，一是当时译者普遍外语水平不高，翻译时有任意删减和更改的现象也不足为奇：二是当时盛行对译的翻译方法，如林纾就不懂外文，是在他人的口述中完成的翻译工作：三是政治意图和读者需要，晚清小说大都怀着“新一国之民”的政治目的，而国民仍然以传统小说模式为阅读习惯。

四、多元系统论的局限性

在明确晚清小说翻译策略之后，我们发现，多元系统论在解释晚清时期小说翻译策略时，其阐释力明显不足，由此暴露出多元系统论的局限性：

第一，忽略了系统外的因素对翻译文学的影响。根茨勒指出，多元系统论只是就着其假设的结构模式和抽象的概括来讨论问题，而轻视文本和译者所面对的“真实生活”(Gentzler，2004：121)。赫曼斯也指出，多元系统论对于现实中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关注较少，而且给人以决定论的印象(Hermans，2004：118)。这都说明了系统外因素在多元系统论分析翻译现象时的缺失。

第二，“中心”与“边缘”的模式在描述过程演变上阐释力不足。多元系统论对“中心”和“边缘”的描述不够清晰，依照该理论，是否只有出现翻译高潮，才可证明翻译文学处于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7国内学者也大多攫取中国翻译史上翻译高潮的情况进行研究，那么在漫长翻译史中的其他阶段，该理论是否还具有普遍的阐释力?多元系统论还未就这些问题做出详尽描述。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篇5

“多元系统论”是早期翻译研究派符合逻辑的发展和超越[1]。描写翻译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多元系统论”的创始人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将翻译文学置于译入语文学、社会和文化这个多元系统中进行考察,提出“多元系统论”和翻译准则等重要概念。张南峰认为,从清末以来到五四时期,“随着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从强势变为弱势、从地区大系统的中心走到世界大系统的边缘,翻译系统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边缘走到了中心;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本文从多元系统论角度阐释晚清的小说翻译,并特别分析林纾和严复翻译策略形成的文化原因。

2.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多元系统理论是佐哈尔在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1978年,佐哈尔首次介绍了“多元系统”这个术语,它是指在某个社会中相互关联的文学、半文学和文学以外的整个系统,包括“高雅的”、“经典的”文学形式和“通俗的”、“非经典的”文学形式。在创建自己的文学理论的过程中,佐哈尔不仅创造了“多元系统”这个术语,而且把它发展成“多元系统论”,试图用它解释所有书写的功能,从中心的、经典的文本到边缘、非经典的文本。多元系统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

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既可占主要位置,又可占次要位置,具体要根据该文化里当时其它文学的状态而定。占主要位置时,翻译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具体出现可以分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当一个多元系统尚未定型、文学的发展还处于正在建立的状态;二是该文学在一组相关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或弱势阶段;三是该文学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阶段。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原来的文学不单要借助翻译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译来提供。所以,这时翻译活动就会占据主要和中心地位,扮演重要的创新角色。相反的,如果原来的文学系统处于强势地位,已经发展完备时,翻译便会处于次要地位,翻译文学在文化系统中就会处于边缘地带。

3.晚清文学翻译

3.1在中国翻译史的地位。

晚清时期的翻译,尤其是在小说、戏剧和诗歌各方面齐头并进。首先,晚清的小说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这是任何比较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思想史都不能忽视的研究领域。其次,虽然严复的《天演论》在中国思想界打响了轰天炮,但就翻译而言,仅以他的“信、达、雅”翻译原则来囊括整个晚清生机勃勃的小说翻译活动,则有失偏颇。晚清的小说翻译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理应引起翻译研究者的兴趣和热情,然而一度被排斥在“翻译”正殿之外。最后,晚清的小说翻译所呈现出的工具主义和浓厚的政治色彩是前所未有的,它不同于以往只借鉴学习西方仍不失帝国尊严和文化优势的科技翻译,相反,它是士大夫文人对中国文化各层面进行思考和改良的一种努力。

3.2从多元系统论看林纾、严复翻译策略的文化成因。

多元系统论的倡导者认为,接受方的文化决定了翻译家的美学观念,进而影响其翻译过程中的策略。我们知道,在晚清时期,林纾、严复的译作对原作的大量增删极大地影响了译文的充分性,对此,我们应该在大的文化背景下审视其原因。结合多元系统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简要地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文化成因。

首先,是因为晚清翻译高潮的兴起是受当时内忧外困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功利主义的目的,翻译者大都抱着实用主义的心态。当时没有严格的翻译规范,对翻译的本质并没有达到我们现在的认识程度。他们翻译的目的主要是译介传播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而轻视或忽略原作的艺术价值。翻译方法也以意译为主。

其次,对小说的地位和艺术价值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清末各译家虽然态度有所改观,大量译介西方小说,但也主要以译介情节见长,而将小说中优美动人的自然景色描写和人物心理刻画大量删减,在选材上也显得良莠不分,这说明他们并没有认清西方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即使是林纾,他虽然有敏锐的审美感受和极高的鉴赏能力,但也仍不能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评论名家小说,常常将西方名作拿来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对比,这都说明他对西方小说艺术价值的理解还是较为肤浅的,他按照自己的认识增删原作也就不足为怪了。

再次,翻译者采用的译法对译作的忠实程度也有很大的影响。林纾是一位不懂外语的翻译家,采用的方法是所谓的“西译中述”的方法,口译者的理解和表达在林纾的翻译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同时代的译者相比,严复称得上是中西兼通,可他的译作同样的有大量的增删现象。他虽然提出了“信、达、雅”,但在实践中,“达旨”是他采用的主要方法。之所以用“达旨”的译法,首先考虑的是西学论著用汉文表达之难,当然最重要的,是为了便于他“随取发挥”,即结合西哲的论述表达自己的主张,这也是严复的用心。

最后,翻译者的文化立场在翻译过程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译者进行语言转换的背后,实际上是对另一种文化和另一个世界的翻译。在翻译中,译者的文化立场和美学观念也渗透到他的文学翻译、文化译介和思维方式转换的过程中。如果译者以自身文化传统为正统,不能正确理解和对待另一种文学(文化),那么他在翻译中增删误解原作的情况就是不可避免的。晚清译者们多以高等文明的民族自居,傲视西方蛮夷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翻译文学在当时的文化系统中属于弱势,处在边缘地位。

4.结语

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在翻译过程中,大到源语和目的语,小到译者的语言功底、翻译方法、文化立场等,都会对文本的转换结果产生影响,而运用这个理论,我们可以发现翻译背后隐藏的文化因素,以便更好地理解原文和译文。

参考文献:

[1]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Routledge,1993:105-123.

[2]Even-Zohar,Itamar.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1990[A].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London: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2000.192-197.

[3]Bassnett & 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 & Culture[M].London & New York:Pinter Publisher,1990.

[4]张南峰.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中国翻译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外国语,2001,(4).

[5]王继权.略论近代的翻译小说.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3-55.

[6]朱光潜.谈翻译.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篇6

清朝末年这一时间点，对于中国翻译史而言有着特殊意义。虽然国门大开有着被迫的意味，但是不可否认这一时期是中西方交流的重要时期。大量的西方书籍被翻译，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各种文学应有尽有，特殊的历史时期导致了翻译文学的空前繁荣。大量翻译作品的出现，加上动荡的时局，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语料库资源。本文旨在运用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分析清末侦探小说的翻译策略，说明该理论的局限性。

一、多元系统理论之追根溯源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由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Evan-Zohar）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多元系统一词是佐哈尔将自己的一系列论文集结成集――《历史诗学论文集》出版后提出。埃文・佐哈尔将社会中的各种现象视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动态系统，系统中包括：语言、文学、历史、政治、文化、经济等，它们每一个都是一个单一的系统，单一但并不独立而是错综复杂、相互依存且部分重叠的多元大系统，该系统作为整体有组织的运作。虽然整个多元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整体，但是该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有的系统处于中心当然就有其他系统处于边缘地位，而且该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系统之间会进行无休止的斗争从而使整个大系统一直处于动态：边缘系统可能占据中心，中心系统被挤到边缘。虽然该理论着眼于多元文化并未过多提到翻译，但是翻译理论家们最早将其运用到翻译理论研究中。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作品在整个文学系统中的位置对于翻译活动中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有很大影响，如果其处于中心位置，那么译者就不仅仅在本国的文学形式中寻找现有文学样式，而是借鉴源语言文本模式进行创新，翻译方法大多采用异化，此时译文能最大程度的保存原文的意境；若翻译文本处于系统边缘，译者会在目的语文化中寻找现有的文学样式，采用归化手段，译文更易使目的语读者接受，但对原文保留程度不够充分。

二、从侦探小说的翻译策略选择看多元系统理论的局限性

想要研究清末的翻译文学，自然无法脱离此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清朝末年，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古老中国紧闭百年的国门被迫打开，面临民族危机，很多志士把目光转向西方，开始关注西方的科技。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给当时的知识分子们以极大的打击，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自此人们将向西方学习的重点转向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方面。

小说翻译是此次文学翻译热潮的主要载体，即使清末的翻译小说并没有在今天广泛流传，但其出现时间最早、作品数量繁多，且小说类型、情节和题材的多样无一不对现代小说产生影响。侦探小说的翻译也是在此时产生的，而且侦探类小说的作品数量和翻译范围都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翻译小说。在清末侦探类小说的翻译之所以如此风行，自然与小说的文学价值与故事可读性分不开，故事中充满悬念，情节曲折离奇但最终仍会惩恶扬善，而且侦探小说中的逻辑推理、新鲜事物和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都令国人十分仰慕，所以侦探小说的翻译无论是就作品本身，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都十分相得益彰。

就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在西方文化的猛烈攻势之下，清朝末年的中国文化已经是强弩之末。中国文化面对如此“危机”，在整个世界文化的大系统中应该处于边缘或是弱势，按照多元系统理论，此时的翻译文学应该占据中国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各种翻译文学应该按照原文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创作，译者大都采用异化的手法进行翻译，侦探小说这一类似新生的文学形式更应该如此。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清末社会动荡，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客观上我们属于佐哈尔理论中，多元系统的边缘。但是国内的文人心理上仍然有绝对的文化优越感，将西方视为“蛮夷之邦”，认为西方的文化不值一提，所以在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时，仍然坚持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这样的观点也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体现了出来。在清末的侦探小说翻译作品中，译者大都采用归化的翻译原则，不仅用文言文描述故事情节，而且在结构和内容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变，比如：将西方的章节小说结构，改为国内的章回体小说，在每章节添加自己的评判；在翻译中改变叙事模式，将主人公的第一人称换为明清小说中惯用的第三视角；将原文中的心理分析、景物描写删去不译，只保留与故事情节发展相关的细节等等。

三、结语

综上所述，多元系统理论在解释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有局限性，因为该理论只考虑了影响翻译策略的客观因素、文化大环境，而忽略了整个翻译活动中最有主观能动性的部分――人。文化的优劣本就是相比较而言的，这种认识针对人而言更是一种主观的看法，最终的选择权在译者本人手中，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决定源语和目的语的强弱。多元系统理论虽然在翻译理论中突破了固有研究视角做出创新，也极大地推动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当然这些优点值得我们借鉴。但基于多元系统理论并没有绝对普适性，所以它无法充分解释清末侦探小说翻译的现象。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篇7

一、引言

多元理论自近代被引入国内以来，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兴趣。该理论由以色列文化学家伊塔文?埃文?佐哈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它拓宽了翻译理论的视野，把翻译活动放在一个由各种社会符号现象（例如语言、文学、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组成的一个混合体——多元系统中来研究。此理论对近代中国的翻译状况研究是否能做出合理解释，对于这个问题，本文将展开讨论。同时，该理论也受到很多批评，很多学者也指出该理论忽视了译者的主体能动性。基于此，赫曼斯和勒菲弗尔所倡导的操纵学派，在此方面对多元系统做了补充。勒菲弗尔提出了制约翻译的三要素，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

二、多元系统论简介

多元系统理论是由以色列著名学者埃文?佐哈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多元系统”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从诗这样“高级的”或者说“经典的”形式（如具有革新意义的诗），到“低级的”或者说“非经典的”形式（如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这些系统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止境地在斗争以取得中心位置；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也有可能攻占中心位置。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在下列三种情况下会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一是文学多元系统依然“稚嫩”。二是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者“弱势”。三是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者真空。

三、操纵学派理论简介

操纵学派是在比较文学的范畴内发展起来的，主要研究文学翻译。代表人物是赫曼斯和勒非弗尔。在《翻译，改写与文学名声的操纵》一文，勒非弗尔认为，文学（包括创作和翻译）可以看作是由两个相互制约的因素组成的系统：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具体指文学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士”，如批评家、评论家和翻译家等。当一部作品远离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观念时，“专业人士”就会站出来进行干涉或禁止。主导观念由两部分组成，即诗学和意识形态。外部因素则指赞助人力量。因此勒非弗尔总共提出了三个要素：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力量。

四、从多元系统论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翻译状况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篇8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3-0209-02

一、作者简介

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文化研究中心的教授，他曾在欧美多所大学做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并且他能够使用10几门语言，其中包括母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以及英语，法语，德语，瑞典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罗斯语等主要欧洲语言。他主要研究的是文化领域，所以根茨勒说“他主要不是翻译理论家，而是文化理论家”。但是，他提出并发展的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在世界翻译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理论综述

多元系统理论是埃文-佐哈尔1969年首次提出来的，并在其随后的研究生涯当中发展和完善成一个理论。其理论基础是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该理论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方式（文学，语言，文化，社会等），不是由互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必须视为有许多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这些不同的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各的行为，却又相互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任何符号多元系统，都只不过是一个较大的多元系统的组成部分。

三、主要观点

埃氏1990年在《今日诗学》杂志发表了“多元系统研究”，里面涉及翻译文学方面的论述可以分为5个部分：

1.翻译研究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尽管翻译对某个文化的成型有巨大的作用，但针对翻译的研究相对来讲非常少。并且，翻译从来没被视为一个整体，只是被当作零星或个别的作品来研究。埃氏呢，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对翻译进行研究，即把翻译文学当作一个系统来对待。

埃氏认为，各个翻译作品之间至少在两方面相互联系：⒈在本国文学对外国作品的选择方面，选择原则都与本国文学中其他并存系统相互联系；⒉在翻译作品所采用特定的规范，行为模式和政策（即文学形式库）方面，这些都取决于他们与其他本国并存系统之间的关系。

埃文-佐哈尔把翻译文学看作文学多元系统里不可分割的一个系统，同时也是最活跃的一个系统。翻译文学并不是一直都处于文学系统的边缘地位的，有时候它会占据系统的中心位置。

2.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位置，意思是指，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翻译文学会积极参与文学多元系统中心的塑造过程，成为文学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并因此有可能促成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发生。在这种情形下，原创作品与翻译作品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而且通常是主流作家创作出那些最杰出或最另人赞赏的翻译作品。那么这些使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的特定条件具体有哪一些呢？有三种情况：一是当一种文学多元系统尚未定形，也就是说该文学还很“幼嫩”，处于正在建立的状态。例如，墨西哥刚刚建国的时候，其文学系统内的作家们尚不能立刻创作出各类文学类型的文章，很难满足公众的精神需求，因此翻译外国的文学作品就成了其填补这一文学空白的有效手段。二是当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大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尚还“弱小”，或两种情形皆有，比如，西班牙文学通过翻译引入一些经典化（如具有革新意义的诗）及非经典化（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的英语文学作品；三是当一种文学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阶段。当文学系统中已确立的模式不能再满足新生一代的需要，尤其是当转型时期到来之时，本土文学作品都不能被读者接受，这时文学真空就出现了，此时，外来模式更容易渗透进本国文学当中，因此，翻译文学就占据了中心位置。

3.所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就是指翻译文学在文化多元系统中构成一个边缘系统，采用二级即保守的文学模式。在这种情形下，翻译文学不会对重要的文学进程产生积极的影响，而是只会照译语文学中固有的某种文学模式早已确立的规范，成为保守力量的一大支柱。而与此同时的原创文学可能在不断探索新的规范和模式，但翻译文学却死守着刚刚或早已被确立的系统中心拒之门外的规范。

4.埃文-佐哈尔指出，说翻译文学位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或边缘位置，并非意味着整个翻译文学都处于统一位置。作为一个系统，翻译文学本身也有层次之分；在某部分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的时候，另一部分翻译文学仍然处于边缘位置。当有强大的外部干涉之时，占据中心位置的最有可能是文本来源为主要文学的那部分翻译文学。比如说，处于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希伯来文学多元系统中，翻译自俄语的文学作品毫无疑问占据着中心位置，而其他译自英语，德语，波兰语以及其他语言的翻译作品显然处于边缘地位。

埃文-佐哈尔和其他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翻译文学通常处在的位置是边缘地位。因为从理论上推断，一个文学系统不可能长期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转型期或危机阶段。此外，各类多元系统的构造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文化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例如，显然，法国文化系统（自然包括法国文学），比其他系统更加一成不变。这个特点，结合在欧洲文学系统中法国文学长期处于的传统中心地位，使得法国翻译文学处在一个非常边缘的地位。与法国文学相似的有英国文学，但俄国，德国以及斯堪迪纳维亚文学在这方面却是与之截然不同。

5.那么翻译文学所处的地位对翻译规范，行为模式以及政策有什么影响？埃氏认为，翻译作品与原创作品在文学行为上的区分，是由特定时间下翻译文学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如果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翻译作品与原创作品的界线就模糊了（diffuse）。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就参与创造新的、一级（primary）模式，译者的任务相应地就不是仅仅在本国的文学形式（repertorie）中寻找现有的模式，而是乐意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此时，译文更倾向采取异化的翻译，译文在充分性（adequacy）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更大；在文学多元系统处于稳定状态，即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翻译文学的行为就截然不同，此时，译者的任务就是为外国文本寻找最佳的现存二级模式，译文也更倾向于采取归化手段，追求译文的可接受性，其结果导致译本的充分性不足。

由此看来，不仅是翻译的社会文学地位取决于翻译在多元系统内的位置，而且翻译实践也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此。从这点来看，翻译不再是本质和界限都固定不变的现象，而是依赖于其在特定文化系统里位置关系的一项活动。

多元系统理论的出现对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其朝着一个更加描述性而非规定性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Even-Zohar, Itamar. “Introduction( to Polysystem Studies)”Poetics Today 11:1 (1990a).

[2]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Rev 2nd ed. Clevedon, Buffalo, Toronto, and Sydney: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1.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篇9

多元系统；文学翻译；策略研究

一、多元系统论视角下对文学翻译的概述

所谓“多元系统”就是指由社会各种相关系统共同构成的多元化系统模式，其中包括文学系统以及与文学相关的其他系统。在多元系统视角下，国内外的文学翻译事业对其有了更好的应用，并且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为翻译研究工作带了有利的帮助。在多元系统理论的视角下，如果一个民族在文化方面具有强势的地位，这就属于强势文化，而翻译文学就相应的处于弱势地位，在进行文学翻译工作时多采用归化式的研究策略，相反的如果一个民族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在翻译文学中的强势地位，要求翻译人员采用异化式的翻译策略。

二、多元系统论视角下关于文学翻译策略的探究

文学翻译策略针对翻译工作而言的，主要是指在翻译工作中应当遵守的翻译原则和规范性方式，翻译策略对翻译工作有着一定的积极性作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学翻译策略也是一种行为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较好的翻译效果，需要采取多样性的文学翻译策略，归化式的翻译策略和异化式的翻译策略不是文学翻译策略的全部，但却占有较强的地位。下面我们来举例说明归化式翻译策略和异化式翻译策略。以《简爱》为例，由于这本著作的优秀，先后被多个国家翻译，但是不同的翻译版本，形成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下面我们来列举两个翻译的不同版本，通过对比说明多元系统论对翻译策略的影响。首先我们来说异化式的文学翻译策略，这种翻译方式主要侧重于译文的贴切程度，使用这种方法在翻译的过程中大量的保留了原本欧式风格，翻译工作人员在注重原文语言风格的情况下，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来自异国的语言风格和情调，让读者有更贴切的感受；接下来我们说归化式的翻译策略，相对异化式翻译方式，这种翻译方式与其有很大的不同，它侧重于行文的流畅程度，贴近中国文化中遣词造句形式，这样方便读者进行阅读，不仅看着舒服还有顺畅感，这是一种典型的归化式翻译策略。

三、多元系统论的不足之处及对文学翻译策略的启示

以上我们对多元系统论有了一定的了解，下面我们来阐述一下多元系统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客观的角度出发，西方文化具有强势的地位，然而我们的中国文化却处于劣势的地位，在整个世界化的大系统内，中国文化没有凸显出自己的优势。在佐哈尔的提出的多元系统论中，中国的翻译文学理应处于中国文学多元系统汇的中心位置，翻译工作者也应当相应的采用异化式的翻译策略，但是就实际的情况来看，多元系统论存在自身的不足之处，它忽略了文学翻译主体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没有较好的发挥自身的能动性作用。为了更好的促进文学翻译工作的发展，下面我们讲述几点针对翻译策略的启示：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篇10

宏观文艺学的学科特色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4-0001-005

Diverse Integral and Politics Integrate of Multinational Country Hou wanfeng

Abstract：how to coordinate with national integrated multi-ethnic relations are multinational political integration to solve the basic problems facing the modern multi-ethnic country’s basic problems. “Pluralistic one，" ethnic structure of the multi-ethnic country is notable features. China is a multi-ethnic nation’s main structure of the multi-ethnic country. “Pluralism and unity t" Theory is a mainstay of China’s national multi-ethnic structure of the theory of sublimation，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China’s multi-ethnic countr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theory，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our multi-ethnic country will be the starting point starting point pattern.

Key words：diversity and unity；multi-ethnic country；political integration

在多民族国家里，每一个民族既具有民族属性，也具有国家属性。民族属性表现出的多元性是多民族国家的特点与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国家属性表现出的统一性又是现代民主国家政治整合的必然要求。这就使现代多民族国家面临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协调民族多元与国家一体的关系，如何保证多元性与统一性的有机统一，即政治整合问题。“多元一体”是多民族国家民族结构的显著特征。从多民族国家的多民族结构的类型看，我国是一个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的国家。这种多民族结构，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它是由56个民族单位构成的多元一体的整体。如何把“多元一体”理论与我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分析中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民族结构的显著特征

从国内政治和国家层面看，一个国家的民族结构是指“构成国家的人口的民族组合及其相互关系，它偏重于国家这一特定社会范围的民族构成。这种民族结构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以数量构成即一国之内民族的数量；二是性质构成，即国家范围内民族之间发展状况、经济形式和族体形态等方面的不同组合；三是相互关系，即，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①(P119)从民族数量构成看，构成一个国家的民族数量是一个，这种类型国家的民族结构就是单一民族结构，构成一个国家的民族数量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这种类型国家的民族结构就是多民族结构。如果仅从民族的数量构成看，在现代社会，纯粹的单一民族结构是不存在的，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只是一种理想。即使像日本、朝鲜、孟加拉等所谓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也都包含有其他民族成分。因此，多民族结构是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

民族理论研究多民族国家有着多样化的民族结构。从一国国内层面看，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结构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是单一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在这种类型的国家里，居住着多个民族，但主体民族只有一个，其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绝对多数，其他民族种类虽多，但人口数量却不大，都是少数民族。二是两个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在这样的国家里，国内存在着多个民族，其中有两个民族的族体规模较大，其人口在全国人口数量中占绝大多数。有两个民族是主体民族，其他民族则为少数民族。三是多个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这种国家里不仅民族数量繁多，而且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民族的族体规模较大，在全国人口数量中占绝大多数，其他民族族体规模较小，人口数量也相对较少。四是尚未形成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在这样的国家里，国内的民族种类很多，但各个民族的族体规模较为均衡，各民族人口数量相当，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或多个主体民族。放眼当今世界各国，“如果按一个国家境内人数最多的民族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将世界各国区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在95%以上，第二类在95%―75%之间，第三类在75%―50%之间，第四类在50%以下，那么，这四类国家的数量各占1/4左右。”②(P44)显然，这四类国家中的每一类仅从民族构成的数量看，都不是单一民族组成。在现实的国家中，的确有个别国家是民族成分相对单纯，民族构成相对单一如朝鲜、韩国、日本、孟加拉国、埃及、丹麦等。在朝鲜和韩国，朝鲜人都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9.5%以上；在日本，大和民族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9%；在孟加拉国，孟加拉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7.7%；在埃及，埃及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9.8%；在丹麦，丹麦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7.3%。但即使如此，这些国家在主体民族之外也还存在着其他民族集团，并非单一民族结构，而是多民族结构。正如有学者指出：“没有一个现实的民族国家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在主体民族之外还存在着少数民族是民族国家不可避免的现象。”③(P49)

可见，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由多民族组成，民族多元在多民族国家具有普遍性。单一民族结构的国家只能被看作“理想中国家形式”，甚至被看作“一场虚构”。④(P266-267)民族多元是当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活生生的现实。但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这些多元的民族并不是被放任的，都是要凝成“一体”的国族。“国内各民族形成一个统一的国族，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⑤(P350)统一国族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国家一体的过程。也就是基于现代国家的多重统一性展开，即国家的统一性、领土的统一性、法律与制度的统一性；经济生活方式与规则的统一性；核心价值的统一性等。正是借助这些统一性获得实现的国家的一体。显然，“多元一体”是多民族国家的显著特征。

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阐析

从多民族国家民族结构的类型看，我国是一个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的多民族国家。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全国人口12.9533亿人，汉族人口11.5940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1.59%。其他55个少数民族的人口0.10894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41%。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重占绝大多数。这种多民族结构，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它是由56个民族单位构成的多元一体的整体。即“它的主流是由许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统一体。”⑥(P3-4)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中，“多元”、“一体”各有不同的指代和涵义。“多元”指我国56个民族单位，“一体”是指中华民族。“众多民族各有其发展的历史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多元性；有着长期在同一国家共处并发展其统一不可分割的联系，最终自觉联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中华民族的一体性。”⑦(P252)在这里，中华民族“不是中国各民族相加之和的称谓，而是一个复合民族的称谓，它是指中国版图这个共同区域里生息的各个民族的语言、经济、文化的相互渗透、交融中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心理素质的复合民族。”⑧它“具有中国国家象征，由中华各民族共同组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与中国同义。”⑨(P5)中华民族的“多元”，表现为民族的多元，即中国56个民族，包括汉族这一主体民族在内一样是平等的，是多元中的一元。多元不仅仅是民族的来源的多元，而是文化、风俗、经济等多方面表现的多元，其本质是民族文化的多元。中华民族的“一体”，最根本的是国家的一体或政治的一体，是国家疆域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各民族血脉相连和利益相关的不可分割性，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与各民族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相互交融性和凝聚力。“‘一体’绝不是主体民族对非主体民族的同化，而是各民族文化的互动，最终形成各民族共有的‘合文化’的过程，这个合文化的根本是各民族共创、共治、共有中华，国家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完全一致、重合。”⑩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中，56个民族是基层，汉族虽是主体民族，但和其它55个少数民族是同一层次的民族单位，具有平等的地位，享有平等的权利，他们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多元形成的一体，是高一层次的民族实体。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形成的过程中，“多元”和“一体”始终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正如林耀华先生所说的，“认识到多元一体，或说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这一对矛盾确实主导着中华民族的现实格局和历史进程。几千年来，中国这个辽阔版图上发生过无数次分分合合的事件，但无论是分是合，多元与一体这一对立统一体中的两个相辅相成的侧面始终没有停止它的矛盾运动。[11](P305)”国内也有学者从现实出发，认为，“‘中国’则主要是一个定义为具有56个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个政治概念了。因此，‘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应当表述为‘文化多元’与‘政治一体’的关系。[12]”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理解，“多元”是以“一体”为前提和基础，是在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统一条件下的“多元”；“一体”必须以多元民族文化为载体，是充分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一体”，抹杀“多元”，否定“多元”，不尊重和保护“多元”的利益，必然会危及“一体”的整体。

三、“多元一体”理论为多民族中国的政治整合提供理论依据

“多元一体”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它是研究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多元一体”理论的逻辑推演，以中国地域文化的多元特征为起点，在多元的地域文化的交融和汇集过程中，汉族逐渐成为多元一体的凝聚核心，它从中原扩展到中国的北部、南部和西部，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作为这一理论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的范围基本对应于中国的国家疆域，尽管“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又有联系的概念”，但“同时从宏观上看，这两个范围基本上或大体上可以说是一致的”。[13](P3)显然，“多元一体”理论中的中华民族是相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概念而言的，而中华民族之所以时至今日依然被概括为多元一体，这本身就表明中华民族是由多元的诸民族构成的，是相对于中国这个国家实体而存在的。可见，“多元一体”理论是从当代中国各民族关系现状和大局来探讨或建构中国各民族相处和联系的历史过程。它是以当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为参照框架，结合中国各族体历史发展的状况，以族体为中心的一种观照方法，为如何理解现实中国国内各民族的关系和互动提供了一个富有创见的思路，这对我国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和现实的民族工作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和指导意义。

“多元一体”理论也是研究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的重要依据。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作为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应该以这一理论为其研究的重要的理论起点。这主要可以从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研究所涉及的几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是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研究的切入点就是中国的多民族结构，就是在中国民族构成上的多样性以及各民族在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利益要求和文化诉求，在充分尊重各民族的各项权利，并未从国家层面予以关注。“多元一体”理论无疑提供了理论指导。正如郝时远研究员对“多元一体”理论的解读：在5000多年发展过程中，中国经历了多次领土盈缩、朝代更迭，但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在互动交融中构建了“文化多样、国家一体”的多元一体格局。[14](P46)主要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是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多元”与“一体”的关系问题，亦即基于我国多民族的状况，基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现实发展起点、民族成分多样与宗教的信仰的差异，把国内各个民族统一到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中，从制度、法律和政策的设计上协调好“多元”和“一体”的关系。显然，“多元一体”理论对“多元”与“一体”的相关界定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理论铺垫。

二是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研究的目的就是强调多元共存的统一与协调，是在坚持国家统一性和整体性基础上的协调性和有机性，就是要把国内各个民族统一到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中，在尊重各民族多元差异的基础上，最终实现政治一体和文化一体的目的。不断促进从各民族认同向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升的过程，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的过程。在这方面，“多元一体”理论提供了一把钥匙。费孝通先生在对“多元一体”理论阐释中，认为“多元一体”理论中的中华民族包括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中华民族作为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这种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高层次的民族可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包含了差异的一致，并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15]

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国多民族政治整合的现实起点

多民族国家的多元一体，即凝成国族的过程大部分还没有实现，民族一体远未完成建构，民族和国家一体还停留在国家政权层面，这是一种低水平的整合。从现实看，世界上许多的多民族国家在政治发展中已暴露出不整合的因素，有的国家已深受其害。如冷战结束后，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新世纪以来，英国的北爱尔兰、加拿大的魁北克、印度的克什米尔等地区和非洲的一些多种族、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冲突和矛盾。“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既是民族确立自己的疆域和空间活动范围即领土的过程，同时，也是共同体成员形成一种联系形式的过程，是共同体成员确立一种可见外延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一种排斥性的政治认同以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地域构成了具体空间，构成了建构共同体和民族性的现实基础。现代国家的国民是通过领土聚合在一起的，民族的整合是在领土范围内进行的。一个国家在逻辑上只能有一个民族(nation，国民意义上的民族)，但是国民却是由一个以上的具有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口集团组成的。国家疆域的确定性和疆域内人口的非均质性，使整合过程成为必要。”[16]从国家层面看，目前多民族中国政治整合面临的潜在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政治上的统一与民族多元之间的矛盾。如何在尊重各民族多元差异的基础上把国内各个民族统一到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中，并把各民族认同上升为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多元一体”是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的客观概括。“多元一体，或说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这一对矛盾确实主导着中华民族的现实格局和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连绵不断的发展，终于形成今日这样的统一国家；这样一种汉族和少数民族插花分布，交错杂居而又各有畛域的分布格局；这样的一套建立在互补共生的基础之上，由多种经济文化类型构成的完整的体系。凡此种种，甚至包括我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无不与‘多元一体’这个特征密切相关。几千年来，中国这片辽阔版图上发生过无数分分合合的事件，但无论是分是合，多元和一体这个对立统一体中的两个相辅相成的侧面始终没有停止它的矛盾运动。一般说来，在国家的政治统一时，文化多元这个侧面会得到强调并得到合理的体现；而在天下动荡时，政治统一这个侧面又会顽强地上升为各民族普遍认同的当务之急。”[17](P9-10)基于“多元一体”现实，有学者指出，“在国内政治层面，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内部的诸民族对中华民族及其相对应的中国的认同情况，依然是当代中国内部整合的重要事项之一。[18]”因此，“多元一体”从现实角度看，它是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起点。

第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构成的现实情况，而国内各个民族对这个现实的认同程度，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命运。“在具体的‘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各族体是如何从多元认同于一体的，这种认同过程主要是通过何种方式、何种步骤进行的，是少数族群中精英人物的认同带动整个族群的认同，还是通过文化的传播、文明的扩张，使得一个地区、一个族群的百姓对‘中华民族’有了共同的体认，这些具体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19]当前，国内各个民族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仍然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也是当前我国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现实难题。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篇12

一、中国译学史上对音译准则的分类

1.名从主人

“名从主人”最早出自孔子之口。《春秋谷梁传》记载，桓公二年，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周作人在1950年1月11日《亦报》上发表《名从主人》，又在来年的《翻译通报》第3卷第2期的《翻译通报》上发表《名从主人的音译》，提出了“名从主人”的原则，即“凡人名地名，尽可能地依照它本国的读法，忠实地用汉文对译出来”。虽然“名从主人”体现了音译时的严谨态度，但这一原则真正执行起来却很难。因为，文字处在不断演化的文学系统中，本身也经历着发展变化，这一演化包括其读音的变化。如处处究其古音，“名从主人”就容易陷入一种不切实际的“还原主义”。

2.约定俗成

约定俗成指因循过去的音译习惯。对于有些名称，一些旧的译法已深入人心，即使译法未从“主人”，或是与后世的翻译准则有异，仍不宜旧译采纳新译。近来，“奥巴马”改为“欧巴马”的呼吁频频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原因是 “Obama”的 “O”在英语中发音是 “「ou”，但反对声随之而起。因为网友分析，偶=我？ 巴马=爸妈？，全球华人称他为“我爸妈”？，谁叫欧巴马谁就是他儿子？？？不过玩笑归玩笑，按照惯例，已经沿用一段时间的译名不能随便更改。中国人所熟知的“白求恩”（Norman Bethune），若译成“诺尔曼·贝修恩”，那“白大夫”就失了依据；在这种情况下，“约定俗成”的必要性就凸显了。

3.主从客便

“主从客便”体现在如今的翻译实践中，即是遵循不同语言环境里的发音来进行音译。岂不说不同国家发音的不同，就是在同一国家不同地区的译名都可能会大相径庭。就拿世界政要的中国译名来说， 第35任美国总统John Fitzgerald Kennedy大陆译名：肯尼迪，台湾译名：甘乃迪，香港译名：甘乃地；英国第一位女首相Margaret Thatcher的大陆译名是撒切尔夫人，台湾译名为佘契尔夫人，而香港译名则是戴卓尔夫人。可见，在采用什么音译上，“主从客便”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4.以一概全

中国译学史上，不少人呼吁译名的统一，如傅兰雅、高凤谦、严复、梁启超、罗振玉、林纾等。他们中的一些人的主张就反映出“以一概全”的思想。“以一概全”的音译原则有利于消除音译时译名混乱的现象，但一种语言的发音岂能替代其他一切语言之音呢？就像一些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学作品中的人名，如果全部依照英美发音译出，那熟知这些古代人物的读者，看到他们顶着个英国人的名号，不免会感到滑稽。以此类推，用英美的读法习惯来叫那些古人的名字，这种做法，犹如汉语的方式称柏拉图为“柏子”、亚理士多德为“亚公”，令人啼笑皆非。

二、多元系统观点下的音译原则探究

多元系统理论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普通文化理论。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文化、语言文学、社会不是孤立的，而应该把文学和文化等社会符号现象一起看，作为一个开放、动态的大系统。这些系统之间又相互交叉而且相互依存。在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所处的位置影响着翻译的策略。当翻译文学处于一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时，译者更倾向采取异化的翻译，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更大； 然而在文学多元系统处于稳定状态，也就是说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译者也更倾向于采取归化手段，追求译文的可接受性。

佐哈尔探索翻译文学和文学多元系统的关系是按以下两个思路进行的：⑴文本怎样翻译是由译入语文化选择的；⑵翻译文本怎样采取一定的准则和功能是它们与译入语系统关系的结果。按照多元系统的观点，音译准则作为翻译准则的下位准则，是否被译者选择，则应取决于当时的翻译文学与整个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的关系。那么，译者在选择了音译的前提下，在中国历时的文学多元系统中这四种音译主张也呈现出一定的动态变化。

“名从主人”的音译原则主张“尽可能地依照它本国的读法，忠实地用汉文对译出来”，最大限度地追随该名在源语文化中的读音而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的观点，在一个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所处的位置影响着翻译的策略。当翻译文学处于一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时，译者更倾向采取异化的翻译，译文在充分性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更大。

“约定俗成”的音译原则主张沿袭已有的特定译法，重视已进入该国文学系统中的外来名词的已有地位，尽量不去对其进行新的处理。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处于稳定状态时是处于边缘位置时，此时译者的任务就是为外国文本寻找最佳的现存二级模式，译文也更倾向于采取归化手段，追求译文的可接受性，其结果导致译本的充分性不足。

“主从客便”意味着文学系统对翻译系统中多种音译处理方法的默认，即同一名词多种音译并存。佐哈尔指出，任何“一级”模式，一旦得以进入经典化形式库的中心并且持久化，过一段时间就会变成“二级”模式。对于系统的演进来说，一级与二级选择项目之间的斗争，与系统内高低阶层之间的张力（和斗争）同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篇13

一、基本术语

根据生态统一统应论的考察、研究，所有人类生态调控统一均具有下述两种多元原、新因子（即下述两种生态调控统一控制的多元原始型、固有型、低碳型或绿色型因子与多元新生型、现代型、介入型或高科技型因子）：

1.横向生态调控统一控制的多元原、新因子

（1）生态基层统一多元因子：作为生态调控基层统一控制的多元原、新因子的简称，以电磁场变化为基础、原子核运动为核心，主要通过生态基层统一多元原、新因子的质、量变化——原子的数量变化及结构重组来实现生态调控的统一。可分下述3种纵向类型：

①“体”之生态基层统一多元因子：生态个体型（或生态暗箱型，以下以此类推）基层统一多元原、新因子的简称。例如体温、血压即属此类因子。而生态机器“人”、生态机械“人”则实为生态基层统一多元因子的整合产物及结晶。

②“入”之生态基层统一多元因子：生态输入型基层统一多元原、新因子的简称。例如芯片植入即属此类输入。

③“出”之生态基层统一多元因子：生态输出型基层统一多元原、新因子的简称。

（2）生态中层统一多元因子：作为生态调控中层统一控制的多元原、新因子的简称，以基因表达调控为基础、脑神经调控为核心，主要通过生态中层统一多元原、新因子的质、量变化——生物大分子的数量变化及结构重组来实现生态调控的统一（以哺乳动物为例）。可分下述3种纵向类型：

①“体”之生态中层统一多元因子：生态个体型中层统一多元原、新因子的简称。例如基因、大脑、中枢神经、组织器官、血红蛋白，即属此类因子。而生态动物“人”、生态植物“人”则实为生态中层统一多元因子的整合产物与结晶。

②“入”之生态中层统一多元因子：生态输入型中层统一多元原、新因子的简称。例如植物嫁接、预防接种即属此类输入。

③“出”之生态中层统一多元因子：生态输出型中层统一多元原、新因子的简称。例如孕妇分娩即属此类输出。

（3）生态高层统一多元因子：作为生态调控高层统一控制的多元原、新因子的简称，以生态认知质量变化为基础、生态思维质量变化为核心，主要通过生态高层统一多元原、新因子的质、量变化来实现生态调控的统一（以人类为例）。可分下述3种纵向类型：

①“体”之生态高层统一多元因子：生态个体型高层统一多元原、新因子的简称。例如认知能力、思维模式即属此类因子。而生态社会“人”、生态自然“人”则实为生态高层统一多元因子的整合产物及结晶。

②“入”之生态高层统一多元因子：生态输入型高层统一多元原、新因子的简称。例如健康教育即属此类输入。

③“出”之生态高层统一多元因子：生态输出型高层统一多元原、新因子的简称。例如见义勇为、著书立说即属此类输出。

2. 纵向生态调控统一控制的多元原、新因子

（1）“体”之统一多元因子：作为统一多元原、新因子型生态整体的简称，具有表现性、规范性、调整性及应变性。可分下述3种横向类型：

①“体”之生态基层统一多元因子：亦即上述基层统一多元原、新因子型生态个体；

②“体”之生态多元中层统一因子：亦即上述中层统一多元原、新因子型生态个体；

③“体”之生态多元高层统一因子：亦即上述高层统一多元原、新因子型生态个体。

（2）“入”之统一多元因子：作为统一多元原、新因子型生态输入的简称，具有表现性、适宜性、持续性及合理性。可分下述3种横向类型：

①“入”之生态基层统一多元因子：亦即上述基层统一多元原、新因子型生态输入；

①“入”之生态中层统一多元因子：亦即上述中层统一多元原、新因子型生态输入；

③“入”之生态高层统一多元因子：亦即上述高层统一多元原、新因子型生态输入。

（3）“出”之生态统一多元因子：作为统一多元原、新因子型生态输出的简称，具有表现性、适合性、发展性及优劣性。所有生态输出除集中体现在“体”之生态统一多元因子的应变性上外，还可分为下述3种横向类型：

①“出”之生态基层统一多元因子：亦即上述基层统一多元原、新因子型生态输出；

②“出”之生态中层统一多元因子：亦即上述中层统一多元原、新因子型生态输出；

③“出”之生态高层统一多元因子：亦即上述高层统一多元原、新因子型生态输出。

二、科学发现

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生态条件下，所有人类生态调控统一均具有下述两种运作机制：

（1）纵向生态调控统一的运作机制 =[生态输入：“入”之生态统一多元因子的合理性（即“入”之生态统一多元因子的表现性、适宜性与持续性）生态暗箱：“体”之生态统一多元因子的应变性（即“体”之生态统一多元因子的表现性、规范性与调整性）生态输出：“出”之生态统一多元因子的优劣性（即“出”之生态统一多元因子的表现性、适合性与发展性）]的一统对应性

（2）横向生态调控统一的运作机制 = [生态基层统一多元因子（以生态电磁场变化为基础、生态原子核运动为核心）的应变更新·生态中层统一多元因子（以基因表达调控为基础、脑神经调控为核心）的应变更新·生态高层统一多元因子（以生态认知质量变化为基础、生态思维质量变化为核心）的应变更新]的一统对应性

上述纵、横向生态调控统一的运作机制亦即生态统一运作的统应性，简称生态统一运作机制或生态统一机制。

对于生态统一机制，应用不同类型生态统一统应论考察、研究，可以得出不同类型生态统一运作的统应性结论。如以生态基层统一统应论考察、研究，即可得出生态基层统一运作的统应性结论；而以生态高层统一统应论考察、研究，即又可得出生态高层统一运作的统应性结论等。

在一定生态条件下，“出”之优劣性与“体”之应变性主要取决“入”之合理性；惟有使“入”之合理性达到生态运作的统应性底线（即“体”之应变性的底线与“出”之优劣性的底线）时，才能获得一定生态效能；而所施生态运作之合理性与所察生态整体之应变性越适应、越匹配，则所致生态效能显然也就越优异。

所有生态统一运作的统应性均可用“以‘体’为本（即以生态个体的原有自主性、自更新、自优化、自适应为基础），各面多元，一统对应，应变更新”概括，而这种生态统一运作的统应性，即为人类对于生态统一运作的机制、本质、规律、真谛、真相或奥秘的科学揭示。

三、研究体会

生态统一统应论的创立无疑是人类生态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原始创新。

纵观历史，随着人类生态理念的不断提升，生态统一机制已经历了唯心型生态统一机制[可用“唯心型论生”或“封闭式考察，僵化式应对，刻板式处理”概括，受制于人类对传统文化及生态文化的解读与传承]唯物型生态统一机制[可用“唯物型论生”或“碎片化考察，功利化应对，特色化处理”概括，受制于人类对社会实践的考察认知与科学解读]统应（又称开通）型生态统一机制[可用“统应型论生”或“统应化考察，统应化应对，统应化处理”概括，受制于人类对宇宙、生灵与自身的考察认知、信息提取与思维提炼的积累与整合]的漫长发展历程。

生态统一各面多元因子的变化格局，尽管犹如变幻莫测、奥妙无穷的超级大魔方，但始终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对应、相互制约。显然，这是由生态统一运作的统应性决定的。

生态统一运作的统应性随着生态暗箱的出现而出现，并随着生态暗箱的失调或灭亡而消失。

唯有通过统应化生态运作而使“入”之合理性达到生态统一运作的统应性底线（即“体”之应变性的底线与“出”之优劣性的底线）标准时，才被认为是健康（生态）个体（或正常生态整体）。

当健康个体演变为异常个体时，则其生态统一运作的统应性即由临床统一运作的统应性所取代。

生态统一运作的统应性一旦受到削弱，即可出现健康个体身心素质的下降。

生态统一运作的统应性一旦受到严重破坏，即可危及健康个体的稳定，甚至出现健康个体的非程序性消亡。

这就是全新的统一运作型保健机制与统一运作型康复机制（图1）。

人类考察认知、科学发现历来受到理论思维的影响与制约。

人类生态实践与研究表明，从一定意义上说，所有生态输出效能的获得，均是基于人类生态经验而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对生态统一运作统应性的维护、激发、强化或优化来实现的。

生态统一运作统应性的发现与应用，无疑从生态调控的统一运作机制上为人类生态保健、生态保护、生态建设提供全新、科学与先进的理论支撑。

生态统一机制的发现及应用，对于指导人类科学应对、合理处理人类生态复杂问题，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生态统一统应论的观点看，不是人类不能扭转“乱像环生，怪圈频发”的生态局面，而是人类尚无以生态统一统应论作支撑的生态运作人才、观念、理论、体制、管理、律法、文化、科技、教育、规则、策略、手段、方法、习俗及经验使然。

从一定意义上说，惟有以生态统一统应论为指导，通过对生态健保理念、体制、管理、律法、文化、科技、法则、策略及方法的整合变革，才能大大降低人类生态运作成本，并大大提升人类生态运作效能。

以统一论、系统论与控制论为基础的生态统一统应论，以全新、科学的思维模式与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开创了人类从控制论中暗箱输入|输出关系解读、揭示及概括生态运作机制的先河。

生态进步的动力从哪里来？从人类的生态共识而来；人类的生态共识从哪里来？从革新生态理念、优化生态机制而来。

显然，人类要想科学应对、合理处理生态复杂问题，通过扭转“乱像环生，怪圈频发”的局面来实现生态革命、生态改革的宏伟目标，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生态统一统应论的支撑；不管人类生态理论、生态行为如何，它们最终都得受生态统一统应论的支配。

参考文献

[1]荆正华著. 大统应论.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

[2]荆正华. 社会大统应论.《新经济》杂志稿件录用通知（专函字2013 第0127 号）：“您撰写的《社会大统应论》一文，经编辑部综合审阅，认为符合入编要求，可以在《新经济》正刊上全文发表，本期将于2013年8月28日正式出刊”.

[3]荆正华. 临床统一统应论（临床9大统应论之五）. 中国崛起系列丛书编委会. 中国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与发展论坛. 中国国际传媒文化出版社，2012：68|71.

[4]荆正华. 临床统一统应论（临床9大统应论之五）. 入编《共和国史册上的优秀儿女·时代思潮 实践与探索》.

[5]荆正华. 临床统一统应论（临床9大统应论之五）. 入编《共和国杰出国学专家优秀文集》.

[6]荆正华. 生态运作与社会文明机制对国家管理体制的挑战. 中国环境科学协会生物农业专业委员会. 全国转基因生物技术与生物安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 2012年9月21～23日）第24～28页.

[7]荆正华. 生态运作与社会文明对国家管理的挑战. 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编. 领导干部创新社会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12年，第663～667页.

[8]荆正华. 世事感怀.齐 功主编. 建国大典.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4月第1版，第298页.

[9]荆正华. 世事感怀——对大统应论的初步解读. 霍松林主编. 世界名人大辞典·华人文艺卷.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685|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