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论文篇1
在我院发展历程中，历届院系领导和学科带头人都认识到：学科建设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基础，而重点学科则是高等教育实力和水平的重要标志。作为全国最早建立的无线电工程系，1952年院系调整，这里汇集了华东地区各高校的精英，拥有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在培养高层次人才、建设部级的知识创新与科技创新基地、增强学科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国民经济[/url]建设和科技发展中都有所作为。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项，发明四等奖1项。1988年起无线电工程系不断扩大招收硕士、博士、博士后的人数，培养了一批在国内外崭露头角的优秀人才，每年在国际核心刊物上发表高水平的论文数不断增加，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数居全校之首。这吸引了一批国内外优秀人才，研究出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使我
院不仅在全校和全省确立了重中之重的地位，而且在全国同领域中也享有了较高声誉。
二、以教学和科研为两翼
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培养一流人才必须有一流的教师、教材、教学计划和教学水平。我院对长期侧重基础课教学的教师，让其以教学为主；而对于理工科专业课的教师，则要求他们既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又要有较强的科研动手能力，还要有跟踪国际科技前沿的能力，使其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来教育学生。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基础理论扎实、动手能力强，毕业生供不应求，又进一步吸引优秀生源，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我院管致中、何振亚、谢嘉奎等知名教授长期坚持在教学第一线，著书立说，编写的教材已成为经久不衰的全国统编教材。我院独创的系统实验平台课，多次在全国教改会议上介绍经验并获奖。1989年在全国首届各学科50个教改特等奖评比中，获全国电子学科中唯一的一项教改特等奖，此后又多次获全国教学改革一、二等奖。2001年我院二年级本科生戴戈同学独立研制的便携式“多功能示波器”获全国挑战杯特等奖，2005年研究生二年级的戴戈再次以“掌上智能示波器”获得全国挑战杯特等奖。
研究生教育在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比中获奖一次，获省级优秀博士论文奖7次，获优秀硕士论文奖9次，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3项。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我院施行本科生与研究生教育并重的方针，2002年招收本科生人数与研究生人数已经持平。当前教学观念更新的重点是要求教授、博导亲自授课，编写新教材，同时引进国外原版教材，推广双语教学，使学生掌握的知识尽快与国际接轨。
我院教师在完成教学工作量的同时，大力开展科学研究，2005年科研经费达7000多万元。研制出以第三代移动通信CDMA的基站系统、高速集成电路、精确制导技术等为代表的具有国际水平的标志性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CDMA与3G基带处理、ASIC与RF芯片成果转化及产业化与中试基地将以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应用基础研究支撑，以江大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和南京东大宽带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力量和现有产品成果为核心，联合省内外相关企业，形成上下游企业的联动，建成移动通信芯片核心技术产业化成果转化与示范工程基地，为提高我国通信领域国际竞争力，增强国防实力做出了贡献。为了瞄准国际通信发展的趋势，我院与德国西门子公司等单位共同研制第四代移动通信取得新进展。并适时启动了面向2010年的无线通信产业发展的国家863重大项目FuTURE计划，以及相应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三、以抓师资队伍建设为核心
众所周知，当今社会无论是科技竞争，还是综合实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有了一流的人才，才能创建出一流的学科、研究出一流的成果。我院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努力创造和谐的人才发展环境，做到环境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
通信与信息系统学科创建人吴伯修教授，热心培养程时昕教授，程时昕教授又主动让年轻的尤肖虎教授脱颖而出，使他36岁就担起全国第三代移动通信总体组组长的重任。何振亚教授精心培养的博士生、博士后，留在系里工作的就有20多位。全系已形成了一个青年学者群体，目前三、四十岁的青年教师占全系教师的80%，已完成了新老教师的交替工作。
全院四个学科人才梯队结构合理，可谓人才济济，战将如云。目前拥有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1名加拿大皇家工程院、科学院院士，1名国家攀登计划首席科学家、4名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第二层次人选、9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4名教育部跨世纪人才、5名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5名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7名全国各学科专家组成员、15名江苏省“333”人才工程人选。
院党政领导坚持开拓创新，以人为本，通过多种途径，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活动，增进活力和战斗力，努力争取校友和企业来院设立奖教金，连续4年，200多名教师每人均获1000～5000元不等的奖教金，从而增强教师的自豪感和凝聚力。为了使师生热爱我们的集体，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好形势，学科带头人也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王志功教授从德国回来后，使本来发展较弱的电路与系统学科马上兴旺起来。在他的影响下，短短的五年时间里，引进了一批优秀教师，出了一批国际高水平的成果。
四、以培养高质量人才为目标
随着我国社会信息化程度提高，社会对人才层次要求的重心上移，对高层次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对高校通过知识创新和高科技孕育新的经济生长点的期望值增大，经济发展对知识、技术创新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因此社会对研究生的需求呈不断增长之势。
教育研究论文篇2
实践证明，学校管理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焕发教育科研的生命力，与时俱进，才能做到科研不息，发展不止。
一、坚持“以人为本”，强化队伍建设
教师管理是学校诸多管理要素中的第一管理要素，因此，关注教师的成长、关注教师主体需要的满足和生命质量的提升，鼓励每个教师获得充分个性化发展，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鉴于此，学校领导认为，除了进一步提高教师的学历水平外，在树立“以德立身、以身立教”的良好形象，提高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能力、教学实践能力、教育科研能力、心理辅导能力等方面，还需要有新的发展和提高。为此，学校采取了“立足学校实际，立足教师实际”，以教推研，以研促教的策略，逐步构建了教研、科研、师训紧密结合，灵活、持久、经济、高效的师资培训活动管理机制。几年来，形成了三种“以校为本”的教师成长和发展的特殊培训方式：
(一)“因人设学”的特殊学习方式。根据我校教师队伍庞大的实际，确立了“全面培训，形式多样；分层要求，面向全体”的培训思路。在实践中逐步构建了“围绕一个中心，确立两个目标，实现三项策略”的继续教育新机制。
“一个中心”就是以新一轮课改理念与现代教育的要求为中心。“两个目标”：其一通过学习，发展和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使之与新课改要求相适应；其二，通过实践，形成符合学校实情的可持续发展的教师教育的管理模式。“三项策略”一是师训工作科研化。以研究课题为载体，开展逐层推进的系列研究，一个课题一个阶段，前后课题内涵紧扣，并呈递进状态，促使师训工作逐层推进。二是学习形式多样化。学习内容从实，培训形式力求多样，适合教师个体的不同要求，在全面实施的基础上分层运作，使不同类型的教师通过培训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三是科研、师训一体化。把校本师训纳入学校《“文化理校”基本理念下，学校管理的创新研究》课题范畴，并与《“校本教研”实践与管理策略的研究》课题的实施紧密结合。
具体说来就是建立了三个“载体”：
1．以“初为人师工程”为载体，把新教师的成长视为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生长点，确立了“一年站稳讲台，三年有所成效，五年初成风格”的培训目标，并安排了相应的培训内容。
2．以“而立工程”为载体，着手壮大中坚力量，促使他们冲破高原现象。培训的重点是提高教学实践与教学理论水平与教育教学的研究能力，重心落在实践和行动研究上。
3．以“名师工程”为载体，把34位县、市级教坛新秀、优质课获得者、学科带头人纳入学校“名师工程”，并制订了培养和发展目标。
(二)“关注实践”的特殊行走方式。最有教育研究价值的问题，总是潜藏在具体教育、教学活动之中，离开了真实的教育教学现状，就不能有效地解释教育、教学中的问题。为此，我校确定了具体的关注教学实践的思路。几年来我们制订了《柯桥小学学生素质发展的目标体系》，开展了学科素质教育课堂结构模式的研究，形成了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学生学业评价制度。使素质教育的实施在徘徊中创出了新路，也使学科课堂教学的面貌焕然一新。
现实表明，研究的内容能够体现时代性、前瞻性、针对性，教学研究才会有鲜活的生命力。如新课改把《综合实践活动》列为小学生的必修课程，我校早在2001年就开展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的实践探索》和《“小课题进班级”研究性学习的实验研究》两个课题的系统研究，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专家组鉴定认为“研究成果居省内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
(三)“教学反思”的特殊言说方式。教师是教学实践工作者，每天都在发生着动人的教学故事。讲述并反思这些鲜活的教学事件，写成案例，不仅帮助教师发展了专业能力，提升了教学水平，并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信仰和教学风格，而且也找到了得心应手、会讲、乐写的言说方式。
倡导教师的叙事反思，一方面我们要求参与“三项工程”的全体教师，加强学习理论，更新观念，反思教学实践生活，勤于动笔，如实叙事。另一方面，组织教师深入开展课题研究，即将几个重点研究课题再分解成若干个子课题或一个课题分阶段以若干个递进课题的形式开展全方位研究。目的是扩大课题对研究成员的覆盖面，既追求研究的深度，从中探索规律，又充分调动教师参与研究的积极性，为他们创造叙事、反思的机会。
由于找到了符合教师成长特征的教育研究的言说方法，大大提高了教师的教育科研水平。三年来学校领导和教师在省市级以上教育报刊发表教科研成果(论文)194篇，获奖157项，其中《人民教育》刊载2篇，全国级获奖论文3篇。2003年，教师在县内外执教35节课，外出讲学71次。
“以师为本”的“校本培训”建设优质师资队伍，体现了对教师的人文关怀，为他们完成教书型——教研型——科研型的过渡，开辟了持续发展的通达之路。二、发扬求实精神，追求“实际、实在、实效”
教育科研，其价值在于求真。追溯教育科研历程，我校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从零星到整合、从单一到系列的发展过程。在实践中探索，在研究中发现，在反思中改进，在总结中提升，实践使我们体会到：求真、求实，是学校教育科研的根本，无论是起始、过程与归宿都必须追求与体现“实际、实在、实效”的价值取向。
(一)研究的内容——教育中生成
学校要发展，应该在教育运行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问题是研究解决的起点，它的选择一要紧跟时代步伐，瞄准教改前沿热点。二要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发现与遴选。三要符合学校校情。由于紧贴实际，所以也产生了实效。试举二例：
例一：“综合实践活动”的尝试。学生长期围着学科、课堂转，闭塞了他们的思路，束缚了他们的手脚，所学的知识得不到综合性的应用，抑制了学生学习的活力。于是，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扩大了第二课堂内涵，开展调查、研究、采访、社区服务等的综合实践活动，使学生的校园生活进一步活跃起来了。在国家第八次课改前后，又相继把研究性学习、劳动技术教育与信息技术教育纳入“综合实践活动”，并列入教学计划。这不仅符合国家的教育指导方针，而且符合了学生的学情：学习领域扩充了，思维活跃了，各类知识有了应用的机会，综合素质发展—了，使学校教育更具生气和活力。
例二：学科教学的突破性探索。素质教育进课堂，改变了课堂教学面貌。但大量的调查表明：对照新《课标》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其一是：学生学习中那种单一的、他主的、被动的局面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学习的主体性还未得到充分的发挥。针对这一现象，确立了《新课程标准下，变革学生学习方式》的课题研究，引导教师在教学中寻求“自主、合作、探究”的课堂结构与模式，上挂新《课标》，下联教学实际，使教育科研抓到点子上。
(二)研究的管理——在教训中汲取
我校的教科研工作，启动初期，课题数量不多，内容往往随大流，无个性，且管理松散。因而操作不规范，过程不扎实，收效甚微。学校领导开始关注教育科研管理的研究，几年下来，终于柳暗花明，使学校内的教育科研工作从无序走向有序。
其一：强化管理机构。选定有一定研究能力的教师主持教科室工作，聘用了几位有一定经验的老教师参与，并明确工作职责：组织课题研究与管理、提供理论指导、宣传教改信息，并做好校长的教育科研参谋。自此，教育科研进入了有序化管理的新阶段。
其二：构建课题研究网络。我校规模大，立项研究课题多，一些有研究能力的教师往往跨课题参与，负担重，精力难集中，研究缺少力度；同时，课题之间疏于沟通，效率不高。于是，我们提出了“课题研究网络化”的新思路：以“一题为中心，多题作支撑”，把几个相对独立、互有交叉又相互呼应而促进的课题，织成课题研究网络，并明确共同的研究任务，以期实现“顾及共性，突出个性；协同研究，有机整合；成果共享，各取所需”的合力共进的目的(载于《小学教育科研论坛》2003年第5期)，实践中收到网络管理与协作实践的双重效果。
其三：组建课题序列。我们从实践中发现有些课题进入研究网络略显牵强的弱点，悟出了一条新的管理思路，即一个总课题分解成多个子课题，总课题的结论来自所属子课题的实践。如《“文化理校”基本理念下，学校管理的创新研究》这一辐射学校全方位工作的课题，分解成8个子课题，内涵虽有交叉，但如此分类便于实施，要求抓住本质属性，各有研究重点，交叉部分，相机协同。这种总分式研究，符合学校实情，分线作战，殊途同归。
(三)过程操作——扎实、踏实、落实
计划是课题研究的第一步。我校凡立项课题均事先制订实施计划，内容遵循“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准则，提出实实在在的目标与扎实的措施保证，并使前后计划，环环扣紧。要实现计划，过程操作踏实是关键。我们提倡在实践中探索，反对搬抄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反对经验式；在探索中提炼，反对无为式。使课题研究过程做到真正落实。
教育研究论文篇3
众所周知，皖北高校从规模扩展到追求内涵式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研究、开发地方文化的重要性。“2003年，安徽省社科联提出厚重安徽的品牌，联合省内高校、地方政府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对安徽的三大文化圈，即皖江地区历史文化、淮河流域历史文化和徽州文化的研究，以提高安徽历史文化的影响力，为安徽的科学发展，加速崛起服务。”皖北高校积极响应文化强省和服务皖北崛起的号召，审时度势，抢抓机遇，立足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办学定位，主动发挥高校研究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功能，努力探索文化育人的新途径。组建研究机构，推进皖北文化研究。近10年来，皖北高校凝练人文社科研究方向，选择地方文化资源，有针对性地开展地方文化研究，成立了校内文化研究机构。在安徽省教育厅和财政厅的指导和经费支持下，一些文化研究机构通过培育，升格为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或协同创新中心。这些研究基地(中心)的建设和发展为大力开展皖北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加快转化，将皖北文化研究成果融入课堂、教材和校园文化活动。近10年来，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皖北文化研究中心、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亳文化研究中心和淮河文化研究中心，在各自的研究方向上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注重成果的运用和推广。淮北师范大学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培育了一个省级重点学科———古典文献学、一个硕士点，招收培养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生。阜阳师范学院皖北文化研究中心和皖北文化协同创新中心，正在组建淮河文化展馆，“保护、传承地方传统文化，发挥地方文化教育学生的功能。”宿州学院大学文化研究中心，致力于抓好以孟二冬精神为核心的大学精神研究、赛珍珠研究等学术研究工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献计献策。依托赛珍珠研究所、孟二冬与中华传统文化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在文学与传媒学院开设了《赛珍珠专题研究》《孟二冬精神与传统文化》选修课。亳州师专的亳文化研究中心，一是积极开发独具特色的亳文化教育系列课程，如《亳文化研究》《五禽戏》《亳州民俗剪纸》《民乐与地方戏曲》。二是面向全校师生开设亳文化大讲堂、亳文化沙龙等，为阐释亳州历史人文、传播思想、交流文化搭建平台。三是组建亳文化教育教材编写团队，开发校本教材，《亳文化概论》《曹丕集校注》《逞才任情的乐章———曹操父子与建安文学》《魏晋文学论》《蒙城方言研究》等教材相继出版、发行。蚌埠学院淮河文化研究中心面向全校开设了《淮河文化概论》等以普及淮河文化为主题的选修课程，成立了淮河文化兴趣小组，从经济、历史、音乐、艺术等方面普及淮河文化，培养大学生自主学习淮河文化的兴趣。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难题。皖北各高校在开展皖北文化研究的同时，深入挖掘皖北文化教育资源，开发校本教材，开设皖北文化教育系列课程，积极营造充满地方文化色彩和时代气息的校园文化氛围，拓展皖北文化教育阵地，加强皖北文化学术交流，并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弘扬皖北文化的重要意义，增进大学生对皖北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可以说，伴随着皖北高校服务于皖北经济转型发展和自身文化建设的需要，皖北文化融入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文化问题的多元复杂性和多样性结构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的历时性，为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一系列必须面对的课题:皖北文化的农耕文化性质如何转化为现代文明资源?如何认识皖北文化的历时性价值?哪些文化可以转化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资源?如何转化?皖北文化研究应该以学术文化形态还是社会文化形态呈现，两者关系如何?如何处理异地学生与皖北文化教育的关系?他们的接受心理和意愿如何?这种地域文化进课堂的实践是否有违文化平等的观念?地方文化课程设计应如何找到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平衡?诸如此类的深层次问题是课程开发者不容忽视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当然，在这些方面，皖北高校面对的不是区域性，而是普遍存在的系列难题。因此，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形而下的策略研究，就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命题。
3皖北文化融入教育研究的对策与措施
“五四讲话”后，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向全国教育系统提出了“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要求，并在如何落实方面指明了具体措施，强调:“要在课程建设和教材修订中强化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组织编写普及读物，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推进教学方法改革创新，引导各学科教师在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同时，将积极的情感和正确的价值观自然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事实上，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教育都要通过灌输和倡导一定的思想来实现自己的培养目标，达到自己办教育的目的。教育目的和培养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面对当前多元价值观的交融交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软着陆”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文化恰恰为这种“软着陆”提供了基础。
3．1强化文化育人的教育理念，确立目标定位
文化天然具有教育功用和潜能。《周易•贲卦》提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揭示了文化的本质是“以文化人”。可见文化与育人密不可分。党的十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育人的意义高远重大。将皖北文化融入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对文化育人理念的有力践行，而且是皖北高校发挥文化育人作用的重要选择，需要高校、全体教师员工、学生、家庭、大众媒体、社会相关组织深刻领会文化育人的意义和作用，在目标上达成共识，即对培养什么样的人作出正确的回答。目标的设定往往与需要密切相关。为此，不妨从皖北区域经济转型发展需要、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需要、皖北高校大学生实现个体全面发展需要三个角度综合考量。皖北区域经济转型发展需要专业知识扎实、专业技术过硬、能留得住、乐于为皖北经济振兴奉献的人才。受经济发展落后、区位优势不强等因素影响，皖北高校的招生和就业压力明显大于省内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会和沿江城市的高校。面对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既需要培养一批批热爱皖北、敢于担当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又要完成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养青年学生担负起实现中国梦的重任。了解、认同皖北文化，进而产生文化归属感，并将个人的全面发展与国家、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是满足三方共同需要的最好选择。由于缺乏文化视野，在服务皖北经济转型发展的初期阶段，皖北高校往往把培养社会急需的专业人才作为追求目标，忽视文化素质的培养。自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的号召以来，高校逐步认识到文化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中的特殊优势，自觉地将文化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中。皖北高校将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已充分说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比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更有竞争力。由单项培养皖北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人才，到培养认同皖北文化、敢于担当社会责任、具有高度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可持续全面发展的人才，应成为皖北文化融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定位。
3．2大力传播、传承、创新皖北文化，提升内涵
“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宝藏，蕴含着取之不尽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巨大的潜在作用和能量。”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首要的任务是将文化中的育人资源和潜能，通过研究挖掘、开发弘扬，传播转化成动能和势能。首先，“文化的力量归根到底来自凝结其中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历史故事、小岗村大包干的创举所蕴含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历代人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皖北高校应主动发挥皖北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和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优势，加大对皖北文化中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的研究和宣扬，并把这种深层价值和精神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校园文化生活中，传播到广大师生员工中，由注重皖北文化的知识普及到追求核心价值的挖掘弘扬，这应该成为皖北高校全体师生的强烈意识和自觉行动。其次，“高等教育作为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社会文化的传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皖北区域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蕴含着丰富历史文化底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在皖北文化普及宣传的基础上，创新方法，通过网上论坛、实地走访等多种方式，培育在校大学生对皖北文化理解和认同，进而激发热爱皖北的家国情怀和对皖北文化的自信，培养一批了解皖北、热爱皖北的青年学子。皖北地区的书画艺术、民间剪纸、玉雕石刻艺术、花鼓灯、泗州戏受到了广泛关注，皖北高校开设了文化产业管理、书法等相关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紧密结合专业素质教育，“加强地方民间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培养出一批传承和弘扬皖北民间艺术的专业文艺人才，为适应发展势头强劲的地方文化产业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持。”由此，“皖北文化育天下人才，天下人才兴皖北文化”自然会成为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3．3加强顶层设计，建立运行机制
首先，建立校党委领导下的文化融入工程指导委员会，由党委宣传部、团委共同负责，吸纳相关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制定《皖北文化融入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施办法》，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工作目标和任务，制定工作计划，深化研究，加大传播，指导思想政治部、学生处、教务处、公寓管理等部门开展工作，加强统筹协调、组织实施、督促落实，推动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同实际工作融为一体，相互促进。其次，建立二级学院党总支领导下的辅导员工作室，结合专业特征，努力找寻专业与皖北文化知识的结合点，大力弘扬皖北文化中艰苦奋斗的精神;通过辅导员专题讲座、微博、校外专题实践等形式，把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同辅导员的专业、学业、就业等指导工作结合起来。第三，成立班级皖北文化寻根和开发兴趣小组，由团总支、学生会负责策划，有组织地开展地方文化进校园文化活动月、皖北文化资源大调查、皖北文化知识竞赛、皖北文化名人访谈、皖北旅游地参观等专项活动，把皖北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同大学生自我教育结合起来。
3．4培育组织文化，促进多元互动
将“文化育人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原则、一套行为准则”，建立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关系，形成“人人参与、人人践行、人人受益”文化环境。皖北文化融入皖北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程，首先，学校成立的“指导委员会”“辅导员工作室”“兴趣小组”三级组织之间要加强平等对话，思想上多交流沟通，业务上多配合支持，努力做到教师的研究成果能有效转化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源泉和内在动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所遇到的难题能转化成文化研究中新课题，推动皖北文化研究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的双向建构。在这种建构中，每一个人既是施教者，又是受教者。“文化环境既是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外部环境，又以持续的信息流直接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运行之中，使思想政治教育呈现为以文化形态为中介的互动过程。”其次，皖北高校之间可以借助“皖北文化协同创新中心”，加强横向交流和协作，促进成果转化和文化传播以及资源共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培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必须抢占大学生网络文化阵地。目前教育部正在推进实施“中国大学生在线引领工程”，启动“易班推广行动计划”“大学生网络文化工作室”计划，成立高校校园网站联盟。皖北高校应当适应形势需要，成立皖北文化研究和传播工作联盟网站，及时皖北文化研究成果，跟踪宣传联盟高校文化融入工程的实际情况，充分运用网络和新媒体的传播，加强互动。同时，思想政治课教师、学生工作者、辅导员、团学干部要充分利用各高校正在组建的“多媒体工作室”，保持与学生的密切互动。
教育研究论文篇4
（一）数据来源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是目前国内惟一能提供全面的数据批量下载功能（即施引文献和参考文献能一起被套录）的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且收录数据质量较高，使得其评价功能较有权威性。所以，本文利用CSSCI数据库，以“特殊教育教师”、“特殊教育师资”、“特教教师”、“特教师资”、“特殊教育and教师”、“特殊教育学校and教师”、“聋校教师”等作为关键词检索项，下载了1998－2013年间相关文献的所有题录和参考文献数据，删除重复文献和非学术性质的文献，最终得到有效引文共116条，包含162个关键词和700条被引文献，并对关键词和被引文献作规范化处理，以便于后续的统计分析，如：将“特教教师”、“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统一为“特殊教育教师”，将“教师培养”、“教师培训”统一为“师资培养”。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研究工具为CiteSpace软件。该软件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华人学者陈超美博士与大连理工大学WISE实验室联合开发的科学文献分析工具，在图书情报学、管理学、科技政策等方面都有应用。它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径网络算法等，对特定领域文献进行计量，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其知识拐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来形成对学科热点领域的分析和学科前沿的探测［5］。这种历时性可视化技术可以自动聚类和对术语进行标识，绘制的图谱可视化效果好，通过图谱中各节点之间连线的粗细和各节点圆圈的大小、年轮的厚度、颜色的差异等，可以了解该节点的共现频次、中心度、在不同年份的被引情况和热点动态等。
三、特殊教育教师研究的热点领域
关键词是文章主题的高度概括。对某个领域一段时期内的关键词出现频次进行高低排序，某个关键词出现的次数越频繁，表明该领域对其的关注度越高，高频关键词通常可用来确定某个研究领域的热点状况［6］。本文利用CiteSpace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运行软件时，时间跨度选择1998—2013年，单个时间分区长度设为1年，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keyword），术语类型选择“突现术语”（BurstTerms），TopN选择Top50，意味着选择每一年的出现频率最高的前50个关键词进入图谱绘制，网络简化算法选择Pathfinder对图谱进行精简，适当减少连接数量能使网络的主要结构更清晰、更明显。调整可视化图谱时，阈值选择频率≥4，即：只有至少出现4次的关键词才会在图谱中以文字标出，字体大小和出现频次是成比例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如图1所示。根据陈超美博士的定义，图1中各圆圈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频次的多少，圆圈越大表示出现的频次越高，受研究者关注的程度越大，也即是研究的热点领域［7］。图中具有深色中心的圆圈代表可视化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中心性≥0．1），它是图谱中中心性和频次较高的节点，这些节点可能成为网络中由一个时间段向另一个时间段过渡的关键节点。关键节点在网络图谱中起到连接和过渡的桥梁作用，这些通过突现术语（BurstTerms）找出来的关键节点可以看作研究的热点领域。由图1可知，按照节点大小寻找到的1998—2013年特殊教育教师领域的高频关键词包括特殊教育、特殊教育教师、教师、教师资格制度、美国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师资培养、社会支持、师资培训等。另一方面，按照节点的中心度来挖掘整个网络图谱中起过渡作用的关键节点，一个关键词的节点中心性越强，意味着它控制的关键词之间的信息交流越多。按照关键词的中心性大小排序，结果如表1所示。结合表1和图1可知，从节点中心度来看，“特殊教育”和“特殊教育教师”两个节点的年轮最大，占整个研究领域的核心地位，这和本文的研究主题一致。另外，“教师”、“美国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教师资格制度”、“师资培养”、“社会支持”、“心理健康”等也是较为明显的关键节点。通过以上对高频关键词和高中心性关键词的进一步归纳和汇总，并结合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和二次相关文献的阅读，总结出当前我国特殊教育教师的研究热点领域主要包括：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特殊教育教师的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认证制度。
（一）特殊教育师资培养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我国历来重视特殊教育领域的师资培养和建设，《残疾人教育条例》第六章就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重视从事残疾人教育的教师培养、培训工作，有计划地举办特殊教育师范院校、专业，或者在普通师范院校附设特殊教育师资班（部），培养残疾人教育教师。”［8］《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中又明确提出要“加大特殊教育教师培养力度，鼓励高校在师范类专业中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加大部级教师培训计划殊教育教师培训的比重”。在培养体系上，我国特殊教育师资培养形成了中等特殊师范教育、大专、本科及研究生学历层次相衔接的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体系。在培养模式上，我国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一般包括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两种。职前培养主要由高等特殊教育师范院校或高等师范院校中的特殊教育专业承担；职后培训没有固定的模式，一般为校本培训、远程培训和由特殊教育培训中心定期举办的短期培训等。但有学者提出，我国特殊教育师资同时存在着专业化程度不高、学历层次低和培训效果欠佳的问题［9］，还面临着数量缺乏、教学能力与经验匮乏、教师资质偏低以及自我效能感不足的发展瓶颈。在融合教育的大背景下，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知识与技能的融合成为当今教师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应当改变当前特殊教育师资培养模式，加大对特殊教育骨干人才、融合教育专门人才以及随班就读普及型人才的培养［10］。
（二）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教师专业化”是指教师职业具有自己独特的职业要求和条件，有专门的培养制度和管理机制，把教师视为一个履行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11］。特殊教育由于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对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才能促进特殊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唐春梅提出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的内涵包括4个方面：掌握系统的特殊教育领域的科学知识、有效地解决特殊教育中的实际问题、有充分的专业自、恪守共同的职业道德［12］。但学者们关于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现状的调查结果并不让人乐观：冯建新对陕西省197名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现状进行调查后发现，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程度偏低、培训次数少，特殊教育教师科研意识淡薄［13］；丁相平对山西省进行相关调查后发现，特殊教育教师存在专业化程度偏低、科研能力较弱、社会地位不高、工作满意度低和压力大等问题［14］；有学者对湖北省、吉林省等地的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发展进行调查研究后也发现有类似的情况。这些实地调查表明，虽然国家一直在强调要加强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但在实践中仍有许多实际困难。为此，郑俏华提出了特殊教育学校师资队伍专业化发展的策略，认为：建立完善的人才引进、任用制度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良好前提；改革评价与激励机制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有效保障；强化继续教育工作，开展校本培训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有效途径；以人性化的管理打造和谐、融洽的社会关系可形成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良好氛围［15］。
（三）特殊教育教师的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
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仅影响其自身的教学工作，也会对施教对象产生重要影响。特殊教育教师是一个高应激的特殊群体，由于特殊儿童的身心障碍，导致其学习能力和情感发展较为缓慢，短时间内不会有明显教育成效，因而特殊教育教师教学成就感低下，甚至产生职业倦怠感。另外，特殊儿童往往伴有情绪和行为障碍，特殊教育教师的注意力必须保持高度集中，以随时应对突发事件，这使他们长时间地处于疲劳状态，容易导致各种身心不适。申仁洪对重庆市132名特殊教育教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表现突出。教师缺少社会支持会导致无助感，进而又陷入更深的社会孤立中，如此循环容易导致教师产生彷徨及抑郁等心理问题［16］。周玉衡调查发现：山东省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健康总体水平较低，在385名特殊教育教师中，发生心理问题的比例为50．13％［17］。赵小红等在2012年对国内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总结分析，发现多数研究认为，我国的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健康水平不容乐观，并存在一定程度的职业倦怠问题［18］。因此，特殊教育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应该引起自身和教育管理部门以及社会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特殊教育教师的社会支持是指特殊教育教师从他人或者社会网络中获得的支持性资源，是缓解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压力的重要资源［19］。一方面，社会支持可以降低特殊教育教师感知压力的基线水平，降低对压力事件的严重性评价；另一方面，社会支持能够为特教教师提供问题解决策略和情感抚慰，帮助教师有效地应对压力情境，从而降低其危害程度。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可以提高特殊教育教师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减轻应激压力，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四）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认证制度
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是国家对特殊教育教师实行的职业资格认定制度。特殊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决定了特殊教育工作的艰巨性和专业性，对特殊教育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为了保证特殊教育的师资质量，国际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实行了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美国的特殊教育教师任职资格认证制度较为系统和全面，在认证机构、认证标准、认证考核与认证的更新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规定和说明，在世界上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20］。英国特殊教育教师的任职资格采用“普通教师资格”＋“特殊教师资格”的双证制度，并分别针对听觉障碍、视觉障碍和多重感官障碍3类学生的教师的准入资格进行了明确规定［21］。我国尽管于1994年在《残疾人教育条例》第三十七条中明确规定“实行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证书制度”，但缺乏切实的措施来保障其落实，只是在经济发达的上海率先实施了一段时期。2014年，国务院颁布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再次提出“研究建立特殊教育教师专业证书制度，逐步实行特殊教育教师持证上岗”。我们应该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与实际，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出台专门而具体的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认证条例及实施办法，并配套相应的法规以保障实施。特殊教育教师的任职标准应区别于普通教育教师任职标准，突出其专业性和针对性，以促进我国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另外，英国细化特殊教育教师资格种类的做法也很值得参考。
四、特殊教育教师研究热点的知识基础
知识基础是一个有利于进一步明晰研究热点本质的概念。如果把研究热点定义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那么研究热点的引文就构成了相应的知识基础。一个研究领域可以被概念化成一个从研究热点到知识基础的时间映射［18］。对关于特殊教育教师研究的106篇核心论文的700条引文进行文献共被引分析，可以发现某一研究主题的知识基础。因此，有必要了解所收集数据的引文情况，从而揭示其研究热点的知识基础。CiteSpace软件不但能够提供直观的、可视化的科学知识图谱，而且通过软件操作处理还可以得到与图谱相对应的详细数据。运行软件时，节点类型选择“参考文献”（CitedReference），经过网络算法Pathfinder的精简，得到包含464个节点和1573条连线的可视化图谱。节点越大，表明文献的被引用频次越高，其在特殊教育教师研究领域的地位越为重要。从中提取出的高被引文献如表2所示，其中半衰期描述文献的老化程度，半衰期越小，其老化速度越弱，有效价值也就越大。从表2可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是丁勇于2003年发表在《中国特殊教育》上的《近年来我国对特殊教育教师教育研究综述》［22］，其半衰期为1年，老化程度较弱。该文主要对2003年以前的国内外特殊教育师资培育的总趋势、目标和方向、培育模式、培育课程及任职资格、制度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由于综述整合了近年来特殊教育教师领域的研究现状，信息量比较多且综合概括，阅读综述可在较短时间内了解该专题的最新研究动态，了解若干篇有关该专题的原始研究论文，因而不难理解其为何有如此高的被引用率。被引频次排在第二位的是华国栋于2001年编著的《特殊教育师资培养问题研究》［23］，它是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的研究报告。该课题集结了全国各个地区特殊教育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主要围绕在普通师范院校如何培养特殊教育师资开展研究，具体包括特殊教育师资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课程大纲、教材、教学和训练方案4个部分，是我国较早大规模系统研究特殊教育师资培养问题的教育部重点课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此对后来的特教师资研究影响较大。其中，赵微发表的《英国培养普通师资具有特教技能》一文即为该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徐美贞于2004年发表的《特殊教育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和刘在花于2006年发表的《特殊学校教师职业枯竭特点的研究》虽然发表时间较晚，但至今均已被引用了9次，从中可以看出，特殊教育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和职业枯竭问题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这和特殊教育教师所处的教育环境有关。特殊教育教师的教育对象是有着各种障碍的特殊儿童，发展较普通儿童落后，还有部分学生有情绪问题和过激行为，特教教师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保持良好的状态，防止职业枯竭，把特殊教育作为一门终身热爱的职业来对待，是以往研究者比较关注的问题。顾定倩发表的两篇有关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的论文被引频次也较高，其通过对国际上特殊教育教师的类型划分、资格标准、任职资格的获得等比较分析，探讨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教师资格制度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策略。虽然我国有关特殊教育的法律法规几次提出实行特殊教育教师专业资格认证制度，但多止步于此，少实际落实。因此直至今天，特殊教育界的学者们仍然在大力宣传和呼吁落实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张悦歆于2004年发表的《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与特殊教育需要》［24］一文，其半衰期为两年。该文分析了当前我国特教教师素质的现状和教师专业化存在的问题，指出了特教教师走专业化道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总结出我国特教教师达到专业化的标准和促进专业成熟的途径。普通学校教师需要专业化发展，施教对象为各类残障儿童的特殊教育教师更需要专业化的素养和技能。结合特殊教育教师研究的热点领域和知识基础的计量分析可以发现，聚类出的特殊教育教师热点领域均可在知识基础分析中找到相应的引文和著作，这进一步印证了陈超美博士提出的“一个研究领域可以被概念化成一个从研究热点到知识基础的时间映射”的观点，从而也进一步印证了本文计量分析结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教育研究论文篇5
一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可追溯到近代。张之洞、康有为、蔡元培、胡适等近代著名学者曾围绕高等教育问题发表过不少名篇佳作，但当时高等教育研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成果很少。新中国成立以后，高等教育研究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50年代，高教界翻译了大量苏联高等教育著作，并对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建设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但1957年开始的“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使高等教育研究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对“教育革命”的宣传。60年代上半期，高等教育研究有所恢复，对高校教学工作的研究成为重点，但1966年“”的爆发使这一切都毁于一旦。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之后，有关高校招生工作等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可当时的高等教育文章仍然以政治批判为主，“一株乱教的大毒草”、“一份假左真右的反面教材”之类的文章仍不时见诸报端，高等教育研究依然处于沉寂状态。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于厦门大学的。
1977年底，厦门大学党委为了贯彻“抓纲治国”的方针，提出把学校逐步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综合性大学”的发展目标，并决定恢复和新建一批文科科研机构。当时学校数学系一位教师向时任教务处长的潘懋元建议，把“”前撤销的教育学教研组恢复起来，为学生开设教育学课程，也研究一些学校的教改问题。但潘懋元更倾向于创建一个高等教育研究的专门机构。于是，他把这个想法向校党委书记兼校长曾鸣提出来，得到了他的支持。不久学校办公会讨论通过了潘懋元的建议，于1978年1月成立了“厦门大学高等学校教育研究组”（以下简称“高教研究组”），作为当时学校9个文科研究机构之一。
高教研究组由4名兼职人员组成，潘懋元被指定为负责人。根据厦门大学当时制定的一份计划，学校打算每年给高教研究组拨款1000元，专职研究人员数量计划在1980年达到3人、在1985年达到5人[1]。潘懋元回忆：当时厦门大学的各项工作尚在恢复之中，各方面事情千头万绪，高教研究组虽然成立了，但因为没有专职人员，几乎没有开展工作。尽管如此，这次组建高教研究组的实践进一步增强了潘懋元创建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信心，为后来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这为我国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潘懋元敏锐地意识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机遇终于来了！于是，他再次向厦门大学党委提交报告，建议成立正式的高教研究机构——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5月17日，为了贯彻全国科学大会的精神，厦门大学党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学校的科研工作问题。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乎后来厦门大学科研发展的重要文件——《关于恢复、扩建、新建十六个科研机构的决定》。该文件采纳了潘懋元的建议，决定以“”前停办的教育学教研组为基础，成立直属的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潘懋元为主任。十天以后的5月27日，在厦门大学隆重召开的第七次科学讨论会上，校领导宣布了校党委这一重要决定。
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的成立，使58岁的潘懋元备感振奋，焕发出比年轻人还充沛的活力。尽管在这一年潘懋元被任命为分管教学和科研的副校长，行政工作更加繁忙，但他仍然抽出相当一部分精力来精心规划研究室的建设和发展。
一是确立了研究室的目标。潘懋元明确提出把编写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宣传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作为研究室的首要目标。为此，在研究室成立后不久，他建议把“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改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以下简称“高教研究室”），以充分表明这个崭新的机构以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为己任的态度和追求。同时，潘懋元意识到研究室刚成立，依据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资料的情况，本“应当先埋头苦干，学习，搞资料，不要急于出头露面”，但研究室首先要站住脚，尤其要在学校站住脚，若“不出头露面，搞点对学校有用的东西，就不被承认，不会受重视”[2]。因此，探讨高等教育改革、为学校教改服务成为研究室的另一个主要工作目标，这与曾鸣校长希望研究室“多为学校发展做贡献”的思路不谋而合。
二是招募专职研究人员。潘懋元认为，专门的高教研究机构一定要有专职的研究人员，否则只能像原来高教研究组那样有名无实。在他和学校有关部门的努力下，陈汝惠、王增炳、张曼因、罗杞秀和他一起成为研究室最早的成员，不久又从福建师范学院调来吴丽卿。这是一个并不年轻的集体：六位成员平均年龄超过五十岁，最年长的陈汝惠（研究室副主任）已过花甲之年，最年轻的罗杞秀（研究室秘书）也已四十有三。他们虽皆教育学“科班出身”，可多年的政治运动和屡次转行，使他们大多快要淡忘自己本来的专业，但这并未妨碍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集结在一起，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最早的专业人员。
尽管有了招牌和人员，但高教研究室的最初发展仍举步维艰，毕竟高等教育研究在当时中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理解者和支持者寥寥无几。据1978年下半年调入研究室的吴丽卿回忆：当时学校除曾鸣校长和个别教师外，不少人对高教研究很不理解，有人甚至冷嘲热讽——“教育研究是师范大学的事情，综合大学搞什么教育研究。”也许因为这个原因，高教研究室虽是学校批准建立的16个研究机构之一，但难以享受到与其他研究机构同等的“待遇”，工作条件之简陋，令人难以置信。高教研究室成立之初的几个月连一间专门的工作室都没有，每次开会只好在潘副校长的书房里进行。后来，经过多方争取，才借用了学校化工厂一间废弃的实验室为工作室。这间工作室临近校外街道，非常嘈杂，徒有四壁，连一个订书机都没有，也没有多少书刊，更没有电话，有事情与外界联系，只能跑到化工厂办公室借用厂里的电话。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无论别人怎么不理解，作为研究室主任的潘懋元始终非常执着地坚持高等教育研究的方向和目标。在他的感召下，研究室的教师们很团结，始终一心一意地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工作。吴丽卿回忆道：当时研究室的家当就是几张办公桌，平时上班办公桌是分开的，到了开会的时候大家就把桌子拼在一起，成为一张大桌子。正是在这张拼起来的大桌子周围，中国最早的几位高等教育研究专业人员畅谈着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许多重要问题，憧憬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美好的未来。
1978年8月3日，研究室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正式把研究室的名称定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讨论和确定了研究室的工作目标。同年10月，研究室创办了外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专业刊物《外国高等教育资料》，这也是“”后创办最早的高等教育研究专业刊物之一。不久，为了弥补研究力量的薄弱，也为了带动厦门大学各部门高等教育研究的开展，研究室在校内聘请了一批有经验并热心高等教育问题研究的教师和干部作为兼职研究人员。兼职研究人员的加入，充实了研究室的队伍，活跃了学术气氛，使厦门大学初步形成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氛围。
1979年4月，在全国第一次教育科学规划会议暨中国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被建议列为全国高等教育的重点研究基地。从此，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开始走出校园、走出鹭岛，逐渐为国内高教界所关注，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旗帜和先锋[注:1984年2月、2004年4月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先后更名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二
在追溯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早期创业史的时候，也许有人会问：70年代末的中国有众多高校[注:统计，1978年全国有普通高校598所，成人高校10395所。见教育部计划财务司编《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39页.]，其中不乏在教育研究领域有很好基础的大学，但为何偏偏是孤踞东南一隅的厦门大学在建立高教研究机构方面“抢得先机”？笔者认为，这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用这句名言来回答上面的问题恰如其分。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厦门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先锋的地位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初见端倪。1957年，时任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主任的青年学者潘懋元就在中国教育界第一次提出，要重视高等专业教育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建立一门高等学校教育学[3]。同年，在潘懋元的主持下，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编写了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在建立高等教育学科方面进行了初次探索[4]。由于政治运动的原因，这本讲义未能修改出版，搁置达二十年之久。这期间，潘懋元曾调动工作，也曾一度中断高等教育研究，但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愿望始终没有泯灭。“板凳敢坐十年冷”是潘懋元坚守的信条。为了建立高等教育学科，他整整坐了二十年的冷板凳。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环境如何变幻，他从来都没有放弃等待、放弃思索、放弃准备。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50年代末和60年代上半期，潘懋元和教育学教研组的同事们依然默默无闻地坚持高等教育研究。他们结合当时教学改革的实际，对高等学校教学理论进行了专门研究，仅潘懋元一人就发表了《试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原则》、《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的矛盾和统一》、《少而精教学原则初探》等多篇在当时高教界有一定影响的论文。笔者认为，从五六十年代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的工作内容和成果看，它已经完全具备了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雏形。特别是该教研组创建高等教育学科的探索，在当时的高教界独树一帜。这些工作为“”结束后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打下了至关重要的基础。“”结束后，揭批“”破坏高等教育的罪行成为高教界的首要工作，潘懋元也积极投身其中，他连续撰写了多篇文章，批判“”诋毁“高教六十条”的谬论。但历经新中国高等教育风雨和坎坷的潘懋元此时显示出了一个教育家的眼光和理性。他认为，高等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靠写政治性的批判文章是不够的，必须有更深层次的理论研究和反思。对于“”祸害高等教育的谬论，应该从高等教育理论上批判其错误实质。“如果只是摆普通中小学教师的事实，说普通教育学的理论，未必都能打中要害，批得透彻。必须摆高等教育事实，说高等教育理论，才能打中要害，说得具体，透彻”。因此，只有研究高等教育理论，才能拨乱反正[5]。同时，潘懋元深知，高等教育研究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不是像写批判文章那样临时拼凑一个写作班子就可以搞好的，必须以稳定和专门的学术机构为依托进行长期的研究。特别是对“”结束后高等教育恢复和重建中许多重要问题的探讨，靠几个研究者的“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必须把一批热心高等教育的教师干部组织起来共同来研究。基于上述考虑，潘懋元萌发了创建一个高等教育研究专门机构的设想。
1978年的中国，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带来了“科学的春天”，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高等教育事业逐步走向正轨，高等教育实践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客观需求日益显现……这一切都意味着建立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机遇已经到来。等待和准备了整整二十年的潘懋元抓住了这个机遇！尽管当时厦门大学的教育研究力量和水平无法与各大师范院校的教育系相比，但潘懋元再次发扬了当年“敢为天下先”、编写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的精神，毅然把“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的牌子率先在中国的大学里挂了起来。1979年7月，潘懋元曾向来访的上海师范大学（即现华东师范大学）高教研究会的研究人员谈起当时建立高教研究室的情形：“我们几个人志同道合，还舍不得搞了几十年有感情的教育理论，认为凑起来还能做点工作。至少做点大喊大叫的工作，引起国内对高教研究的重视。所以，不自量力，把招牌挂起来再说。”[2]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厦门大学主要校领导的支持也是促成高教研究室建立的重要因素。据潘懋元回忆，“粉碎‘’之后，高教问题（主要是校内的问题）很多，党委认为有必要搞一些人当理论上的参谋，（同时）也需要有人写批判文章或总结经验的文章”[2]。因此，学校对建立高教研究室持支持态度。特别是当时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曾鸣对高教研究室的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结束后，曾鸣在潘懋元的协助下为《红旗》杂志撰写过高等教育文章，对开展高等教育研究、按教育规律办学的重要性有明确认识。当潘懋元提出建立高教研究室的时候，作为学校党政“一把手”的曾鸣欣然赞同，使这一意见在党委会上顺利通过。
由此可见，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创建过程，即使从1977年底筹建高教研究组算起也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但实际上，厦门大学潘懋元等学者已经为此整整准备了至少二十个春秋。正因为“二十年磨一剑”，拔剑出鞘的舞剑者才抓住了机遇，走到了时代的前列。
三
三十年前，当厦门大学党委会通过设立高教研究室的时候，也许并没有几个人能意识到这个研究机构的价值和意义，更无法想象到一个属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辉煌时代此时已悄然拉开帷幕。三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追忆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创建过程的时候，仍然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才能充分认识和理解当时这一创举的意义。
首先，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通过前文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历史的回顾，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判断：1978年以前的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虽然有所开展，但处于极为薄弱的状态，既无法与当时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相提并论，也难以和同一时期的中国教育学研究同日而语。毋庸置疑，没有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是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
从社会科学的发展史看，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是社会科学研究能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才有可能获取稳固的基础，得到持续的发展。一个专门研究领域从初步形成到走向成熟是一个研究制度逐步完备的过程。所谓研究制度就是规范研究行为的准则体系和支撑研究发展的基础结构体系，通常包括研究的机构、人才、刊物、著作以及图书文献中心、学术会议、课题管理、研究经费、人才培养、学术规范、学术评价等各种要素。其中专门研究机构是这个“基础结构体系”中的“基础”，是汇集研究制度体系各要素的枢纽，是各要素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组织依托。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其他诸要素难以出现，即使出现也是偶发现象，无法演变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化、专门化的研究。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为例，尽管1978年以前中国一直有不少学者、官员、教师关注高等教育，撰写高等教育文章，但由于中国没有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这些高等教育文章的“撰写者”只能“散落于”各种各样的机构与组织中，其身份无法以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人员”来称谓，其研究行为也主要是自发的。不难想象，这种仅仅体现为“散兵游勇”自发行为的研究，即使产生了一些成果，也无法纳入专门研究领域的行列，更不可能得到什么发展。
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虽然这个研究室很小，却是中国第一个以高等教育研究为工作任务的研究机构；虽然这个研究室的人员很少，但他们都是以高等教育研究为工作职责的研究人员；虽然这个研究室的建立在当时并非惊世骇俗之举，却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从此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其次，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对中国其他高教研究机构和组织的建立起到了带动和示范作用。
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成立当年的9月，北京工业大学成立了工业教育研究室。翌年，上海师范大学、华中工学院、兰州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师范大学、武汉师范学院等十多所高校先后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室或研究组或研究会。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八所上海地区高校联合成立了上海市高等教育研究会。同一年，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武汉地质学院、吉林工业大学、武汉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西南师范学院、青海师范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山西大学等院校也成立了高教研究机构或组织的筹备组，计划在近期成立正式的高教研究机构或组织[6]。
虽然中国早期的高教研究机构和组织的建立，不一定都受到了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直接影响，但作为国内第一个高教研究机构和当时中国教育学会评定的“全国高等教育的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开风气之先，其示范性和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第三，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直接促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诞生。
众所周知，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既是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源地，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显而易见。50年代，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前身——教育学教研组，曾经为建立高等教育学科进行了初次探索，为后来高等教育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二十年后，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成立，使潘懋元和他的同事们重新踏上了创建高等教育学科的新征途，他们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筚路蓝缕，勇着先鞭”[7]，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最终建立了崭新的高等教育学科。
1978年底，潘懋元连续发表了《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两篇著名的论文，时隔二十年后再次发出了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的呼吁；1979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第一次倡议建立全国性高等教育研究组织，并在其后几年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建立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筹备工作；1981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招收了国内第一个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1984年，潘懋元主编的中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正式出版；1986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成为国内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权单位；1988年，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建成国内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
不难看出，没有高教研究室的建立，厦门大学几乎不可能完成此后一系列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也正因为厦门大学创造了包括创建高教研究机构在内的一系列“第一”，才促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诞生。可见，创建厦门大学高教研究室的意义绝非仅仅在于她的“标志性”和“示范性”，更在于她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当之无愧的先锋，为这一崭新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参考文献］
［1］厦门大学文科科学研究机构概况表［Z］.1978-01.
［2］潘懋元.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简介——向上海师大代表团谈话提纲（手稿）［Z］.1979.07.
［3］潘懋元.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A］.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C］.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1-14.
［4］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M］.厦门大学，1957.
教育研究论文篇6
教研教改之现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教育改革几乎伴随教学没有间断的进行。而真正成功的改革，应该改过之后几十年不变，生命力还是极其旺盛，不应该今天也改明天也革，那不是改革，是对改革的歪曲。而教改现在就是这样。教育科研人员只研究课本的科学性，(由于竞争)大量的教师使用教材，独立摸索教材的使用，很少共同精确研究教材的使用方法，几年这样，十几年还是这样，几十年呢？对自己的教学了解是片面的，静止的，孤立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没有看到同一课别人的优点和自己的缺点。对教师定位应实是求事不应太高。教师不应该是教学改革和研究者，而应该是教学执行者，教学之最佳执行者。教材有些年级和学科已执行了几年十几年，至今却没有人给出一个使用方法。只有参考书泛滥成灾(重复没有直观操作程序，作用甚微)，没有一个单位(人)对其它人进行系统教学交流。我们的教育，相当于五千人重复地研究一个，最多几个课题，而教学也是五千人研究百十左右课题。由于独立教学，错误时无法快速校对，正确时无法百十人共享，是人力资源的浪费，这就是教研和教改方向之错。
教研教改新方向
如此说来，教研和教改方向该动了，必须朝有利于教育教学方向动，必须有助于教师互助交流方向动，必须朝资源共享方向动。
过去这样的教学交流也有。小范围听课互助，大范围县市省优质课。对提高教师业务水平上起了一定作用，那是历史之产物，但也必须随历史之发展而被淘汰。优质课由于是一节课，它只从微观教学研究，缺乏宏观教学研究，优质课的影响力是孤立的，有的是片面的虚假的。它不易同步影响，同时还受教师水平和学生水平限制脱离教学实际不易执行。当我们研究衡水之教学经验，不仅盯住他们的名师，复习资料，有一点不能忽略，这就是对教学全程监控，这一点必须足够注重视。它有什么作用呢？消极的讲教师不能不好好干；而积极呢，你干不好，有你学习的空间，而且是全程同步学习空间，有现在的过去的，甚至还有将来的这样对教师就直观形象同步，可操作，作用力大，一此名校除了有好的用人机制外，还应该有闭路或相当于闭路系统。但这也不是说我们到这些名校购买一些这样的光碟，就可以提高我们水平，它可能脱离了我们的学生教师资料的实际，我们必须把外校的先进经验与本单位的实际结合起来，利用我们的名师，构建适合我们自己的全程教育系统，这样即经济又实用，还有效果，完全不必闭路监控就能初步实现。现阶段各校电脑摄影机已为这种教研提供了有力之工具，但现在这些器材，利用率不高利用方向不对，电脑除服务学生信息技术学习还应该为教学服务，不仅去用它查资料写教案出试题，写论文，讲优质课，更应用于教学传播，而用它把用摄影机实录存储下来，以供其它同学科目年级教学之参考，这比参考书直观，比听课实用，以研究几个题用处大，会解决所有教师之通病，彻底走出教师高投入低产出的教学阶段，改变过去各种低级的劳作方式和方法，同时还可以把大量教育教学理论做成了案例影响一代教师，影响一代代学生，改变一大批教师教学习俗，极大提高教学效果。那么如何运作呢?
教学实录制做和应用方法
我们选择一个小学校一科的一个年级的几个在中考高考中优胜教师，用摄影机做出天的教学实录，实录不是某课的，而是一节一章一册的，必须实出一个实而不是剪辑，平时讲课怎讲就怎讲，教学方式方法不求新，其它教师易操作即可，实录时显示使用的讲义教学参考书，用以比较不完成时下节课的补救措施，体现课下学生作业内容的及解决学生学习的教育行为，这样的教研的有益之处应该不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只需自编自导自演。然后，制成压缩光盘放入其他学校，全面地同步的影响同一学科的其它人。如果有效全面开花。其他教师每天在教学时间内利用50分钟（还可以回家看）象影碟一样观察对比，找到每个问题说法正确吗？怎么就正确；这样教学准确吗？怎么改进就准确；这样教学简洁吗？怎么教学就简洁；这样课堂结构合理吗？怎么布置就合理；这样效率高吗？怎么就高。不仅研究宏观布局,还能研究微观处理.
教育研究论文篇7
现代的各种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而素质教育不是某一种教育的片面发展所能代替的，素质教育是需要事实艺术教育的。如此，才能使受教育者的智力、意志、审美、体能体魄、动手技能的全面培养和提高。欲达此目标，不能没有兼有感性和理性、自由和规范、功利和超越的艺术教育。因此，历史上的思想家对艺术教育的思考、论述；当代学者对艺术教育意义的充分肯定；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艺术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教育实践提出的课程，必然导致艺术教育学的建立。由此，以马克斯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进行艺术教育学的研究。探讨并尝试建立一个相对科学和完善的理论体系，是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
二、艺术教育的的对象和范畴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艺术教育学的对象和范畴将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认识能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等因素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就现阶段的状况而言，艺术教育活动应该作为教育研究的对象。艺术教育活动通常具有两种含义。一方面，它指不同门类艺术教育活动中的教育结构、功能和规律；另一方面，它又包括各种艺术活动中的教育结构、功能和规律。如唤醒某种情绪，并使之跃动，使人发觉出心灵中美好的思想和观念。使邪恶、不幸与灾难不在恐吓人的心灵，并转化为可以认知的因素等。从艺术教育的操作来看，执教者多以艺术品为媒介，教化和感染受教育者，受教育者又不断与之沟通，不断调整着艺术教育的运做过程。而艺术教育活动，作为社会教育系统的子系统，还要受艺术教育环境的推动和制约。
如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方针、政策、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社会经济状在内的艺术教育环境的推动和控制。艺术教育学科的范围，通常应该包括艺术教育学的基本理论，艺术教育学说、制度，遗迹艺术教育学的基本操作方法。艺术教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应该包括艺术教育活动的性质和特点，艺术教育在教育体制中的地位，艺术教育施教者和受教者的素质、能力要求；艺术教育本身的操作方法；作为教育媒介的艺术品的特性、要求；艺术教育活动的功能、方法、过程、效应，他的最终目的以及与社会精神文明的关系，还要探讨不同门类艺术教育的方法等。艺术教育学的理论涵盖面较广，涉及到许多学科。他作为教育学的一个分支，要依靠教育学，离不开教育学的基本原理；他又离不开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研究以艺术为媒介的教育。他作为一种社会性教育，也是社会现象和行为，将受社会制度、科学技风俗伦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审美趣味的影响。因此，艺术教育学应该与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运行协调一致，它应该以个体和群体、情感和理智的统一为最终目标。
教育研究论文篇8
科技全球化是指科技活动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科技活动的成果全球共享，科技活动的影响超越国界，科技活动的规则与制度环境在全球范围内渐趋一致的发展过程。进入21世纪大科学、大技术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冷战的结束，科技全球化更像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迅猛发展，席卷全球。科技全球化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研究问题的全球化。随着跨国界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国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奥秘方面所关心的问题不断趋同。在当代，人口、资源、污染、生态、核扩散等所谓“全球问题”的提出，正是全球化的反映。
（2）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科技研究资源的全球化是科技全球化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其主要特征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描述。首先，在研究者的层次上，不同国家科技工作者进行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发明、论文由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合作完成。其次，在企业层次上，跨国公司已经在大力推进R&D全球化的进程，在许多高科技领域中，各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不同R&D的机构，争夺信息，争夺人才，多方合作，建立战略联盟。最后，在国家层次上，各国政府之间以双边或多边形式进行的科技合作也日益增强。
（3）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与科技活动全球化相关的是科技活动规范的全球化。这是科学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结果。这种制度安排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规则，其中既包含科技活动的学术规范和行为标准，也包括市场规律在科技活动范畴应用的基本准则。
（4）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科技活动影响的全球化，也就是科技活动及其产出的影响远远超出国界的趋势。随着科学技术应用周期的缩短及其在全球应用范围的扩大，科技产出对不同社会及文化的影响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教育全球化已经成为全球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普遍趋势，只是长期以来我们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此熟视无睹罢了。学者吴华认为，“教育全球化”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态:第一种形态是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日益壮大的留学生潮是其典型表现；第二种形态是全球性的教育现象，比如义务教育制度；第三种形态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基于互联网的现代远程教育使得独立的跨国教育体系成为可能。“教育全球化”的第一、第三种形态与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s,GATS)》中的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在服务消费国的商业存在；自然人的流动相契合，第二种“全球性的教育现象”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建立在现代教育基本观念全球传播和普遍认同基础上的文化融合现象。
教育全球化与科技全球化是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两股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潮流。首先，科技全球化促进了教育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中科技资源的全球性流动，必然带动教育资源的全球流动，促进全球性教育合作与竞争关系的发展。其次，教育全球化又促进了科技全球化。教育资源的跨国界流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教育活动造成了科技资源的全球性流动，提高了世界范围内各种科技主体的相互依赖性，从而促使各国积极参与各种全球性科技活动，参与各种全球性科技制度安排与规则制定。
2科技全球化与教育理念的发展
教育一向被认为是需要保持本国特色也必须保持本国特色的国内活动，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这些所谓的特色正在逐渐减少，而在各国教育活动中相似和相同的方面却越来越多。首当其冲的便是教育理念。世界各国虽然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各不相同，但关于教育的基本理念却越来越趋于一致。比如教育宗旨，正在形成以“促进学生健康发展”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共识；在其他方面，由生理科学、心理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以及自然科学各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正在构筑起关于教育活动的核心观念：认知发展阶段理论、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终身教育理论、多元智力理论、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产业理论等等。而在理念层面的融合与趋同为制度层面的仿效和教育技术的扩散提供了基础。
科技全球化对教育理念的变革产生重大的辐射，能否实现教育观念的转变，实现教育质量的提升，对于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前景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教育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是教育主体与客体都必须转换“范式”，即作为主体的教师在教学活动的视野拓展到“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学会共同生活”之后，必须自觉完成从“教书匠”到“合作者”、“指导者”的角色置换，实现教学效果最优化，以精湛高超的教学艺术和教学策略促进学生的发展与进步；而作为客体的学生也应该转变以往的追求目标，不仅完成对知识的学习和探究，更应该让自己做一个完全的人、健康的人、具有自我发展意识的人。
究其原因，“范式”的转换与科技全球化是息息相关的。科技全球化提供的环境充满了残酷的竞争和激烈的争夺，教师必须对教学活动实施灵活机动的策略，教会学生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外在情境，才能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反过来，学生也应该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寻求自我发展、自我提高、自我提升，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要将这种教育理念物化为现实，应做到：①转变教育思想，实施全面素质教育。在各层次教育中实施全面素质教育，是全面提高我国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战略措施；②按素质教育要求，加强教育教学改革。按素质教育的要求，重新设计对学生的评价指标体系等，一切着眼于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③坚持因材施教，注重个性化教育；④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重在实践能力培养。
3科技全球化与教育实践的发展
在科技全球化背景下，教育活动的全球化亦日趋明显,这与科技全球化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天然联系相关。结合学者郭扶庚、吴岩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科技全球化对我国的教育活动从宏观到微观均有着深刻的影响。
（1）教育全球观的树立。根据我们在教育服务方面的承诺，我国教育将融入国际教育中，直接参与国际教育的竞争。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发展必须树立全球观，应特别加强国际理解教育，使公民拥有理解、包容不同文化、习俗的胸怀和品质，树立世界公民意识。
（2）教育的重新界定。根据我国入世有关教育服务承诺的条款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规定，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我国教育并不产生根本性影响。学界一般认为，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不需要设置禁入领域，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一切教育服务领域都可以允许外资进入，但应该根据不同的目标市场设置不同的市场准入规则，以控制市场风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
（3）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对教育人才培养标准提出新的要求。教育应培养熟悉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具备优良的外语水平和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具有国际意识、合作精神、创新能力和诚实守信的国际型专门人才以及符合国际职业资格标准的劳动力。这必将促使中国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发生新的变革。全球化背景下，市场必将逐步规范，竞争和人才流动也必将加剧，由于规则透明，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个人待遇有所上升，来华投资、就业的外国人及归国的留学生会越来越多。他们带来的资金、信息、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会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成长。
（4）课程教材逻辑体系的创新。人才流动全球化、人才标准国际化将要求作为教育核心领域的课程教材改革走上高速公路。教育国际化要求确立全球化课程理念，借鉴国外先进的课程理念，引进、合编、改编、借鉴国外先进的教材，增加国际竞争和国际理解教育的内容。全面改革以应试、升学为特点的课程体系，构建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己任的课程体系，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力推进课程和教材的国际化程度和水平，以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5）教育发展空间的延伸。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长期存在需求与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长期处于“卖方”市场的状态之中。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升级。中国高等教育市场的潜在价值及发展空间早已被发达国家看好，尤其是中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市场价值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发达国家的教育机构、企业已进入中国教育市场。只要善用这种资源，我们就能面向世界办学，培养面向世界的人才，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补充。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国内学到与国际接轨的知识。在国外教育资源走进来的同时，中国的教育也会积极地走出去。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所需的教育资源，可以来之于国内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也完全可以是国外教育机构和学校；教育服务的实施地点，可以是中国境内，也可以在中国境外，当然，我们更愿意在中国境内向外国人提供教育服务，不但可以增加外汇收入，而且还可以增加国内就业，也更有利于实现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传播目标。应该说，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有着非常重要的优势。如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发展“外向型教育产业”取之不尽的特种教育资源，再如遍及中国各地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旅游资源，也是教育资源，可以在此基础上把教育资源与旅游资源相结合，实现教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共同发展等等。
结合科技全球化看中国教育发展是全球化时代必须具备的战略思维能力。一种不设上限的教育发展新观念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确定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新基点。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应延伸思维半径，以全球主义的精神进行教育观念和制度上的创新。过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必须加以重新审视，对不适应全球化的教育观念、制度、内容、方法等辩证地进行变革。
参考文献
1林慧岳，易显飞.科技全球化对R&D的影响及对策[R].课题研究报告，2003
2吴华.“教育全球化”与中国教育发展的全球战略[N].中国教育先锋在线，2004-01-30
教育研究论文篇9
一、以学科建设为龙头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为了增强科学研究能力，培养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要根据同行评议、择优扶植的原则，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然而学科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不仅要经过长期坚持，看准方向，组织起一个有较高水平的优秀学科团队，而且还要有非常好的设备、环境等基础条件，才能有所建树。
2001年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的600多个反映当时我国高校在各学科领域最高水平的重点学科点中，东南大学信息学科与工程学院的通信与电子学科的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学科均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紧接着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选中，我院毫米波实验室和移动通信实验室又有幸入围。经过多年的努力，我院建立了“通信与信息系统”和“电子科学与技术”两个一级学科和两个博士后流动站，2002年在教育部公布的新的一轮全国重点学科名单中，我院又增加了一个信号与信息处理学科。最近教育部、国家计委等部门对我院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给予较高的评分。全院四个学科均设有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岗。2007年两个一级（4个二级）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在我院发展历程中，历届院系领导和学科带头人都认识到：学科建设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基础，而重点学科则是高等教育实力和水平的重要标志。作为全国最早建立的无线电工程系，1952年院系调整，这里汇集了华东地区各高校的精英，拥有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在培养高层次人才、建设部级的知识创新与科技创新基地、增强学科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国民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中都有所作为。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1项，发明四等奖1项。1988年起无线电工程系不断扩大招收硕士、博士、博士后的人数，培养了一批在国内外崭露头角的优秀人才，每年在国际核心刊物上发表高水平的论文数不断增加，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数居全校之首。这吸引了一批国内外优秀人才，研究出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使我
院不仅在全校和全省确立了重中之重的地位，而且在全国同领域中也享有了较高声誉。
二、以教学和科研为两翼
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培养一流人才必须有一流的教师、教材、教学计划和教学水平。我院对长期侧重基础课教学的教师，让其以教学为主；而对于理工科专业课的教师，则要求他们既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又要有较强的科研动手能力，还要有跟踪国际科技前沿的能力，使其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来教育学生。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基础理论扎实、动手能力强，毕业生供不应求，又进一步吸引优秀生源，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我院管致中、何振亚、谢嘉奎等知名教授长期坚持在教学第一线，著书立说，编写的教材已成为经久不衰的全国统编教材。我院独创的系统实验平台课，多次在全国教改会议上介绍经验并获奖。1989年在全国首届各学科50个教改特等奖评比中，获全国电子学科中唯一的一项教改特等奖，此后又多次获全国教学改革一、二等奖。2001年我院二年级本科生戴戈同学独立研制的便携式“多功能示波器”获全国挑战杯特等奖，2005年研究生二年级的戴戈再次以“掌上智能示波器”获得全国挑战杯特等奖。
研究生教育在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比中获奖一次，获省级优秀博士论文奖7次，获优秀硕士论文奖9次，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3项。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我院施行本科生与研究生教育并重的方针，2002年招收本科生人数与研究生人数已经持平。当前教学观念更新的重点是要求教授、博导亲自授课，编写新教材，同时引进国外原版教材，推广双语教学，使学生掌握的知识尽快与国际接轨。
我院教师在完成教学工作量的同时，大力开展科学研究，2005年科研经费达7000多万元。研制出以第三代移动通信CDMA的基站系统、高速集成电路、精确制导技术等为代表的具有国际水平的标志性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CDMA与3G基带处理、ASIC与RF芯片成果转化及产业化与中试基地将以东南大学移动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应用基础研究支撑，以江大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和南京东大宽带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力量和现有产品成果为核心，联合省内外相关企业，形成上下游企业的联动，建成移动通信芯片核心技术产业化成果转化与示范工程基地，为提高我国通信领域国际竞争力，增强国防实力做出了贡献。为了瞄准国际通信发展的趋势，我院与德国西门子公司等单位共同研制第四代移动通信取得新进展。并适时启动了面向2010年的无线通信产业发展的国家863重大项目FuTURE计划，以及相应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三、以抓师资队伍建设为核心
众所周知，当今社会无论是科技竞争，还是综合实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有了一流的人才，才能创建出一流的学科、研究出一流的成果。我院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努力创造和谐的人才发展环境，做到环境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
通信与信息系统学科创建人吴伯修教授，热心培养程时昕教授，程时昕教授又主动让年轻的尤肖虎教授脱颖而出，使他36岁就担起全国第三代移动通信总体组组长的重任。何振亚教授精心培养的博士生、博士后，留在系里工作的就有20多位。全系已形成了一个青年学者群体，目前三、四十岁的青年教师占全系教师的80%，已完成了新老教师的交替工作。
全院四个学科人才梯队结构合理，可谓人才济济，战将如云。目前拥有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1名加拿大皇家工程院、科学院院士，1名国家攀登计划首席科学家、4名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第二层次人选、9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4名教育部跨世纪人才、5名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5名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7名全国各学科专家组成员、15名江苏省“333”人才工程人选。
院党政领导坚持开拓创新，以人为本，通过多种途径，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活动，增进活力和战斗力，努力争取校友和企业来院设立奖教金，连续4年，200多名教师每人均获1000～5000元不等的奖教金，从而增强教师的自豪感和凝聚力。为了使师生热爱我们的集体，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好形势，学科带头人也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王志功教授从德国回来后，使本来发展较弱的电路与系统学科马上兴旺起来。在他的影响下，短短的五年时间里，引进了一批优秀教师，出了一批国际高水平的成果。
四、以培养高质量人才为目标
随着我国社会信息化程度提高，社会对人才层次要求的重心上移，对高层次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对高校通过知识创新和高科技孕育新的经济生长点的期望值增大，经济发展对知识、技术创新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因此社会对研究生的需求呈不断增长之势。
为适应这种趋势，我院发挥教学、科研和实验条件的优势，扩大了硕士、博士生的招生规模，今年招收了270名硕士、70名博士生，考虑到师资等资源有限的情况，适当控制本科生的招生规模，对他们“精雕细刻”，将其培养成精品，使之成为研究生的后备军。今年招260名本科生，生源质量较好，成绩均在630分以上。目前，本科生与研究生之比为1∶1，较早成为研究型系科。
近两年，我院每年有7000余万元的科研经费，其中80%是国家纵向项目，课题经费基本上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高科技项目等，因此研究生参与老师的课题研究起点高，同时研究生能从中直接了解到国内外高科技的信息和国际科技前沿发展的动向。我院给研究生确定的指标是，毕业时不仅要有三篇高水平论文的发表，还要有具体科研项目实物的验收。在高起点、高要求的培养方式下，研究生还没毕业，就被兄弟院校和高科技公司盯上了。毕业生不是在兄弟院校电子信息学院（系）担任领导，就是在高科技公司担任技术总监，有的毕业生一去就能救活一个企业。因此，只有确立高起点、高要求、高目标，才能打造出一流的创新高质量人才，为快速发展的社会服务。
五、坚持学科交叉与企业联合办学求发展
在日新月异的科学研究中，单靠个人小作坊式的研究试验是出不了高尖端成果的，因此，国内外出现了跨学科合作、跨高校与研究所、与企业优势互补的联合发展的模式。我们不能满足于每年出点小成果，完成十几万的科研项目，而要真正成为有国际竞争力的系科。这就要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核心，着力于学科前沿的纵深开拓，使之成为重点学科领域的核心力量。与企业合作成立研究中心，这不仅能在选题上面向市场，同时也能获得经济的支援。企业优势在于了解市场、有资金投入、有生产和营销手段，而高校则有人才和科技成果的优势，因而争取多方的强强联合就可以为高校科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我院目前已与研究所、企业、地方政府建立了八个联合研究中心，像东大——台湾华邦电子联合研究中心，五年投资1500万元，资助王志功等教授开展集成电路的设计。华为公司也在我院建立了联合研究中心。全院从横向获得科研经费每年1000多万元。
为了发挥学科的综合优势，我院于1998年进行了优化重组，将十几个教研组合并成四大学科，构建学科大平台，促进学科的交叉和融合，组成了合理的人才梯队。经过四年的努力，各学科的特色已经形成，三个学科入选国家重点学科，这便是得益于学科战略结构的调整。
我院以通信学科研究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为重点，又与微波学科、信号与信息处理合作，进行合理分工、资源共享、共同开发，促进了科技资源的最佳配置与充分利用，提高了承接国家重大科技攻关和高技术发展的能力。我院在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学科下新增了“信息安全”学科，现在5个学科相互渗透、自成体系，较好地完成了各个科技攻关项目。因此，除了与社会的横向联合外，加强院（系）内的学科横向联合也很重要。
六、以产学研相结合为动力
在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中，高等学校应发挥自身的优势，把科研成果早日转化为服务社会的生产力，积极架设科学研究与科技产业的桥梁，创办高新技术产业。这一方面能拓展大学社会服务功能，另一方面对大学而言是其快速发展的历史机遇。近日，美国马里兰大学校长在访问我校时，发表了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研究型大学的演说，他认为当前大学教育已经全球化、国际化，要建设一流大学必须要走研究型大学发展之路，而研究型大学具备全球影响力就必须培养四个特色，即企业精神、国际伙伴、国际影响和学术竞争力，企业精神是研究型大学的重要特征。
教育研究论文篇10
纵观统计学的发展状况，与整个科学的发展趋势相似，统计学也在走与其他科学结合交融的发展道路。归纳起来，有两个基本结合趋势。
（一）统计学与实质性学科结合的趋势
统计学是一门通用方法论的科学，是一种定量认识问题的工具。但作为一种工具，它必须有其用武之地。否则，统计方法就成为无源之水，无用之器。统计方法只有与具体的实质性学科相结合，才能够发挥出其强大的数量分析功效。并且，从统计方法的形成历史看，现代统计方法基本上来自于一些实质性学科的研究活动，例如，最小平方法与正态分布理论源于天文观察误差分析，相关与回归源于生物学研究，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源于教育学与心理学的研究。抽样调查方法源于政府统计调查资料的搜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统计学家同时也是生物学家或经济学家等。同时，有不少生物学家、天文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学家等都在从事统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他们在应用过程中对统计方法进行创新与改进。另外，从学科体系看，统计学与实质性学科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并列的，而是相交的，如果将实质性学科看作是纵向的学科，那么统计学就是一门横向的学科，统计方法与相应的实质性学科相结合，才产生了相应的统计学分支，如统计学与经济学相结合产生了经济统计，与教育学相结合产生了教育统计，与生物学相结合产生了生物统计等，而这些分支学科都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统计学的分支，另一方面也是相应实质性学科的分支，所以经济统计学、经济计量学不仅属于统计学，同时属于经济学，生物统计学不仅是统计学的分支，也是生物学的分支等。这些分支学科的存在主要不是为了发展统计方法，而是为了解决实质性学科研究中的有关定量分析问题，统计方法是在这一应用过程中得以完善与发展的。因此，统计学与各门实质性学科的紧密结合，不仅是历史的传统更是统计学发展的必然模式。实质性学科为统计学的应用提供了基地，为统计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21世纪的统计学依然会采取这种发展模式，且更加注重应用研究。
这个趋势说明：统计方法的学习必须与具体的实质性学科知识学习相结合。必须以实质性学科为依据，因此，财经类统计专业的学生必须学好有关经济类与管理类的课程，只有这样，所学的统计方法才有用武之地。统计的工具属性才能够得以充分体现。
（二）统计学与计算机科学结合的趋势
纵观统计数据处理手段发展历史，经历了手工、机械、机电、电子等数个阶段，数据处理手段的每一次飞跃，都给统计实践带来革命性的发展。上个世纪40年代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给统计学方法的广泛应用创造了条件。20年展起来的多元统计方法虽然对于处理多变量的种类数据问题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由于计算工作量大，使得这些有效的统计分析方法一开始并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很好推广开来。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诞生与发展，使得复杂的数据处理工作变得非常容易，那些计算繁杂的统计方法的推广与应用，由于相应统计软件的开发与商品化而变得更加方便与迅速，非统计专业的理论工作者可以直接凭借商品化统计分析软件来处理各类现实问题的多变量数据分析，而无需对有关统计方法的复杂理论背景进行研究。计算机运行能力的提高，使得大规模统计调查数据的处理更加准确、充分与快捷。目前企业经营管理中建立的决策支持系统（DSS）更加离不开统计模型。最近国外兴起的数据挖掘（Datamining,又译“数据掏金”）技术更是计算机专家与统计学家共同关注的领域。随着计算机应用的越来越广泛，每年都要积累大量的数据，大量信息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信息过量，难以消化；信息真假，难以辨识；信息安全，难以保证；信息形式不一致，难以统一处理；于是人们开始提出一个新的口号“要学会抛弃信息”。人们考虑“如何才能不被信息淹没，而是从中及时发现有用的知识，提高信息利用率？”面对这一挑战，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DMKD）技术应运而生，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数据挖掘就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实际应用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人们事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数据挖掘是一门交叉学科，它把人们对数据的应用从低层的简单查询，提升到从数据中挖掘知识，提供决策支持。在这种需求牵引下，汇聚了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尤其是数据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统计、可视化技术、并行计算等方面的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投身到数据挖掘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形成新的技术热点。虽然统计学家与计算机专家关心Datamining的视角不完全相同，但可以说，Datamining与DSS一样，使得统计方法与计算机技术的结合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因此，统计学越来越离不开计算机技术，而计算机技术应用的深入，也同样离不开统计方法的发展与完善。这个趋势说明：充分利用现代计算技术，通过计算机软件将统计方法中复杂难懂的计算过程屏障起来，让用户直接看到统计输出结果与有关解释，从而使统计方法的普及变得非常容易。所以，对于财经类统计专业的学生来说，一方面要学好统计方法，但另一方面更加要学会利用商品化统计软件包解决实践中的统计数量分析问题，学好计算机信息系统开发的基本思想与基本程序设计，能够将具体单位的统计模型通过编程来实现，以建立起统计决策支持系统。
所以统计与实质性学科相结合，与计算机、与信息相结合，这是发展的趋势。了解这一点，再来看我们目前教育中的问题就更加明显了，所以一些课程要改革，教学方式也要改革。以下谈一谈统计教育需要改革的几个方面。
二、统计教育的改革
(一)统计专业课程建设问题
专业建设考虑的是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怎样培养这样的人才。专业建设的核心问题是课程设置和规范课程内容。课程设置主导学生的知识结构，培养统计理论人才应当设置较多的数学课程，目的是让学生能对各种统计方法有较深刻的理性认识；培养应用统计人才应当设置较多的相关应用领域的专业课程，目的是让学生如何能将统计方法正确地运用到相关领域。例如培养从事经济管理的统计人才，在课程设置上至少应当包括四方面的知识：（1）经济理论课程，让学生了解经济活动的主要进程和基本规律；（2）研究社会经济问题主要统计方法，包括常用的统计数据搜集方法，统计数据处理方法和分析方法；（3）适用电脑技术，让学生初步掌握运用电脑进行统计数据处理和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技能；（4）有关统计理论和统计实践中的前沿性问题，目的不在于要学生真正掌握这些问题，而是让学生了解统计理论和统计实践的前沿发展动态，启迪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
(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
统计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中，有两个焦点问题：一是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统计学的兴趣；二是应用什么教学手段来达到较好的统计教学效果等。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学手段，更新教学方法，促使教育技术、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有机结合。
1.改灌输式教学为启发式教学，特别注重教育多样化和多层次性，不仅让学生掌握如何搜集、整理数据的技术，还要教学生读懂数字背后的事实。学会按照具体与抽象、动态与静态、个体与总体、绝对与相对、一般与特殊、演绎与归纳等不同的思维方式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注重利用一题多解与一题多变，开拓学生的发散思维。
2.改单向接受式的教学为双向互动式教学，以案例分析与情景教学开启学生的思维闸门，使学生更形象、快捷的接受知识，发挥其独立思考与创造才能，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
3.构建以课堂、实验室和社会实践多元化的立体教育教学体系。在传授和学习已经形成的知识的同时，加强实践能力锻炼，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只有将统计学的方法结合实际进行应用，找到应用的结合点，才能使统计学获得最大的生命力。
（三）统计学与计算机教学相结合
教材要与统计软件的应用相结合。现在许多教材都是内容与软件分家，现在计算机已非常普及，无论是高校、高职和中专，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会用统计软件分析数据，不管哪一个层次，都已说不过去。统计学是一门应用的方法型学科，统计学应从数据技巧教学转向数据分析的训练。统计学与计算机教学有机地合为一体，让学生掌握一些常用统计软件的使用。除了要培养学生搜集数据、分析数据的能力外，还要培养学生处理大量数据的能力，即数据挖掘的能力。
（四）教学与实际的数据分析相结合
统计的教学不能只停留在课本上，案例教学与情景教学应成为统计课程的重要内容。统计教学和教材增加统计实际案例，通过计算机对大量实际数据进行处理，可以在试验室进行，亦可在课堂上进行讨论，这样学生不仅理解了统计思想和方法，而且锻炼和培养了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要有一批能用电脑、网络来教学的新型教师
电脑、网络的出现，不仅改变了教学的手段，还深深地影响着教学的内容，因为它影响着经济、生活的发展和需求。语文（中文、外文）、数学、计算机、专业知识是一个统计人才必备的素质，它们之间不是分离的，而是要尽可能结合在一起来进行教学，各管各教一套的办法已不适应现代化教育教学的需要，现代教育特别注重教育信息技术中的多媒体、网络化、社会化和国际化、多样化和多层次，有了电脑、网络，必需要更新，要培养出一批能用电脑、网络来教学的新型教师，以便培养出新型的21世纪的人才。
[参考文献]
教育研究论文篇11
美国的档案高等教育一直以研究生教育为主，没有档案专业本科教育。教师授课没有标准的教材，通常都是自编讲义，档案教师少之又少，全美加起来不足十位。迄今为止，共有23个州的38所大学设有档案专业的研究生教育。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于1994年通过了《档案学硕士学位课程指南》。该指南将学习课程分为三类，即档案学知识、相关学科知识和辅知识。教师授课的原则是偏重于具体原理和实际操作的讲授，授课形式灵活多样。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美两国档案高等教育，无论是在教育体系、还是在教学内容、师资力量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其主要异同点在于：（一）在学科设置和师资力量方面，我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档案高等教育体制，拥有丰富的档案专业教材和齐全的师资力量。而美国只有研究生教育，没有档案本科生教育，缺乏专门的档案学标准教材和专职教师。（二）在授课内容和形式方面，我国的档案专业授课形式略为死板，教师非常注重理论知识，对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要求不是很强。而美国则注重于专业技能、相关学科知识和科研能力的培养。教师经常带学生去各类档案馆参观实习，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模拟表演，这种形式类似于MBA的案例教学，其教学效果相当不错。对照美国高等教育而言，我国档案专业教育存在着一些不足：①教材内容滞后，跟不上档案工作发展的最新形势和国内外档案学研究的最新成果；②学生动手能力弱，知识结构单一，对现代信息技术和相关学科知识缺乏相应的了解和掌握。笔者认为，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精神，强调实践技能和个人能力的发展；关注现实、保持与实际部门的联系应该是我国档案高等教育今后发展所应侧重的内容。
二、继续教育
1992年，国家档案局档案干部教育中心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举办了“档案干部继续教育电视讲座”，并出版了相应的电大教材。1997年制定了《档案专业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提出了档案专业人员继续教育的目标、形式和要求。随后，又颁布了《全国档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九五”培训要点》，该要点列举了18个方面的教育内容，主要有：电子文件的产生对档案工作的影响；档案术语的标准对档案学理论的影响；新型载体材料的保护技术、方法；当代档案馆的性质、功能；档案馆网布局及档案流向问题；走向21世纪的档案开放与利用；档案鉴定理论与企业档案的管理；信息共享档案目录中心的建设；文件中心和联合档案室；建立和完善科学的检索体系等若干问题。
美国的继续教育是指某些大型档案馆对本馆新聘任的档案业务人员进行的一种大学后教育。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建立了为期2年的在职培训制度。该制度要求新聘人员必须具有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通晓美国历史，且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由于竞争激烈，应聘者一般都具有相关专业的硕士学位。培训内容分为课堂教学、岗位轮训、论文写作及考评四个大方面。课堂教学的内容，主要有档案原则与技术、国家档案与文件局及其各部门的职能和任务、行政组织和管理程序以及人事、财务制度等、档案保护技术理论与实践、联邦文件管理和新技术的应用。这种培训方式，自始至终对学员要求非常严格，任何人都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美两国的继续教育对推动两国档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两国继续教育都是由行政管理部门牵头，教育内容丰富多彩，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现代社会。不同点在于：（一）对教育对象要求不一。在中国，所有从事档案工作的人员，不论其学历高低与否，均可以参加继续教育学习。而在美国，只有拥有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才有资格参加继续教育学习。（二）在教育内容方面，中国比较注重对档案学基础理论及核心课题的研究。而美国则注重于对新技术的学习及对档案部门行政职能及人事、财务管理等知识的提前介入。岗位轮训是美国继续教育工作中最独到、最吸引人之处。学员在2至3个月的轮训期间，被交叉派往10至12个部门进行实习，熟悉馆藏、广泛直观的了解档案局（馆）的各项业务。各部门负责人可借此了解每个学生的特长和弱点，方便日后的聘用工作。无论是受训者还是培训者，都对这种作法感到非常满意。笔者认为，中国可以参考借鉴美国的这种轮训方式。当然，良好的投资是这项培训成功的必要条件。
三、岗位培训
1985年6月，国家教委、国家档案局在成都召开了“全国档案学教育改革座谈会。”会议提出中国档案教育必须由倚重职前教育向在职教育转变。自此，档案在职教育迅速发展，类型不断丰富。各地陆续建立了档案干部培训机构或基地，受训者不计其数。1990年7月，在辽宁鞍山召开的“全国档案教育工作座谈会”特别强调了要将岗位培训作为迅速提高在职档案干部队伍专业素质的有效方案。随后，国家档案局又在《关于开展档案人员岗位培训工作的意见》一文中明确要求，在1995年年底之前必须对所有在职人员轮训一遍，并将岗位培训合格证书作为上岗任职的资格证明。此后，该项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
美国岗位培训对象可分为三类：即从业前接受过和未接受过档案教育的档案专业人员和对档案专业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者。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一直是为美国档案界提供最为全面系统的岗位培训的重要力量。该协会在每年的春、秋两季以及夏季年会期间，大约要举办25－30个培训班。培训内容主要有16类，即收集和征集、鉴定、档案教育、著录与编目、电子文件、职业道德、信息科学、管理、社会宣传（包括档案馆及档案人员的管理）、口述史、保护、利用服务、特殊载体、专门馆藏、概论（档案原则与实践介绍）等。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的现代档案学院也是提供档案管理人员培训的一个主要机构，每年夏、冬季都要举办一期培训班。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的岗位培训为两国档案工作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主要异同点在于：（一）培训目的不同。中国的岗位培训是一种上岗资格证明，而美国的岗位培训则是档案专业人员和档案业余爱好者获取和加强专业知识的一条主要途径。（二）培训内容不一。中国的岗位培训课程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档案五门基础课，即文书学、档案管理学、档案编纂学、科技档案学、档案保护学，课程内容相对而言比较滞后。美国的岗位培训课程比较侧重于对档案工作具体业务环节的讲授。尤为突出的一点是，非常注重对“口述史”的讲授，这一差异缘于中美两国档案工作者对“口述史”的理解程度。美国档案工作者比较注重对“口述史”的研究和探讨，中国档案工作者还没有普遍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美国史密森研究院档案馆前任馆长威廉·W·莫斯先生所著的两本口述史专著——OralHistoryProgram（口述史计划手册）和Archives，OralHistoryandOralTradition（档案、口述史与口头传说）在国际档案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笔者认为，把这项工作当作填补历史空白、完善馆藏结构的一种有效措施，应该是行之有效的。
参考资料：
1窦晓光：《论我国档案继续教育的几个问题》，《档案》1998年第1期。
2张照余：《走向辉煌——档案教育事业的形成与发展》，《中国档案》1999年第7期。
教育研究论文篇12
一、法制教育在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地位
法制教育在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是由现代学校法制教育的功能决定的。我们认为，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对建立法治国家、造就法治人才和培养守法公民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是弘扬法治精神，彻底摒弃“人治”思想的基本途径。法治精神是指尊崇法律、维护法律的勇气和毅力。“假定人人都有这种勇气和毅力，经过相当时间，便可形成一种风气。风行既久，便会变成习惯。这种习惯一日不形成，法治之实现便一日靠不住，真正的法治是把这种习惯作为条件的”（蔡枢衡）。法治精神是推动法治化进程的源动力,是一种可以沉积的民族文化。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却没有民主法治的文化遗产，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演绎下来的中国现代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人治轻法治的封建残余，如果再不强化法制教育，法治精神就无从谈起，法治国家就难以实现。现代学校教育的系统性、有组织性、规模性和科学性等显著特点，使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在培养受教育者的法治精神中具有特殊的作用。通过学校法制教育，向社会输送一批又一批具有法治精神的社会成员，就能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良好的法律文化和法治环境，逐步消除封建人治思想，为最终实现法治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现代学校法制教育为国家造就合格的法律操作者和守法公民。法治国家是法律主治而不是权力主治的国家，是法律操作者主导而不是行政官僚主导的国家。西方社会几百年的法治实践经验和现代中国二十多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历程表明，法治需要执法公仆，需要护法忠臣，需要弘法良才，“必须造就一大批合格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而所有这些法律人才的摇篮就在学校，根本途径就是学校的法制教育（包括法律教育）。同时，开展法制教育，使社会成员在学法、懂法的基础上，运用法律武器，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勇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法律尊严，这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基础性工程。尽管自1986年开始的三次全国性的普法宣传和正在进行的“四五”普法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最富有实效的途径仍然是学校的法制教育，无论从“英才教育”意义上，还是从“普及教育”意义上，唯有学校法制教育才能持久而有效地担当起培养“法治英才”与“法治公民”这一历史使命。
第三，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是教育青少年学生知法、守法，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最有效途径。青少年犯罪是我国当前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从数量上看，青少年作案成员占全部刑事犯罪作案成员的比例逐年增长，在九十年代一个时期以来曾经高达73%。他们以“财”、“色”、“霸”为作案目的，以暴力型、故意型、团伙型为主要方式，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同时，犯罪趋于低龄化，在校学生犯罪占青少年犯罪人数的比例大有增长之势，同志在2000年初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所举的几个实例，更让我们对在校学生的法律素质充满忧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社会变革的原因固然有之，但更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国学校多年来忽视甚至放弃法制教育的结果。“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指出了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指明了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有效途径，也就是加强教育，尤其是学校法制教育。因此，只有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利用学校优势，根据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有的放矢地施加法制影响，使青少年学生知法懂法，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从而有效地扼制青少年犯罪。这也是现代学校对建设法治国家和维护社会稳定应尽的法律责任。
二、当前学校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是否具备法律素质,有无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是衡量个体社会化程度的一项基本标准。随着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个体受教育年限的逐渐增长，学校已成为个体社会化必经环节。法制教育应当成为现代学校教育的一个重点，强化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提高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实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当前学校法制教育现状与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它直接影响了中国法治化进程。
1.把法制教育作为学校德育的一个组成部分。除大学有专门的法律教材外,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制教育内容不仅少得可怜,而且全部散见于德育类教材中,作为学校德育内容的一个相对次要的组成部分，不系统、不全面、无规律，缺乏内在连续性。孰不知，“道德人”与“法律人”尽管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有道德的人会因为不懂法而触犯法律，而不道德的人却会因为了解法律而不敢犯法。邓小平同志在讲到“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人才时，也是把有道德和有纪律（合理理解就是有法纪）并提的，而且特别强调纪律的重要性，丝毫没有把纪律纳入道德范畴之意。同时，德育概念本身也没有包括法制教育，学校德育广义理解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品德教育，狭义理解仅指品德教育。政治教育主要指政治立场、观点、态度以及政治鉴别力等方面的教育，思想教育仅指人生观和世界观教育，而品德教育旨在培养教育者良好的道德品质。德育的三大组成部分本身并不涵盖法制教育内容。另外，比较美国、德国与瑞士等国的学校教育，尽管也强调道德或宗教教育，但法制教育却是这些国家学校教育的传统，它与道德或宗教教育无论从教材编写、专业设置还是教师配备上都有区别。可见，把学校法制教育内容变相为德育内容，这种做法从理论上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同样，在学校教育实践中，德育实践本身就在以分数和升学率为杠杆、以智育为中心的教育体制面前毫无地位可言，再把法制教育纳入德育范畴，无疑于彻底否定了法制教育的重要地位。
2．把法律素质排除在素质教育内容之外。法律素质是指个体通过法制环境影响和法制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并按照法律要求自觉地规范自己行为的内在稳定的特征和倾向。如前所述，在法律已经遍布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法律素质已成为个体社会化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然而，一直以来我国素质教育理论研究中，法律素质的理论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即没有明确提出“法律素质”概念，也没有对法律素质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培养受教育者法律素质的途径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当前的学校素质教育也没有突破传统学校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认识上只承认“法律意识”或“法制观念”的存在，在实践中忽视甚至放弃对学生的法律素质培养。熟不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政治理想。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为政治服务的，当今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同样要为实现政治理想服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强大推进器，这种作用的集中表现就是培养法律职业群体和包括法律素质在内的综合素质人才。如果素质教育理论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无视法律素质的存在，不重视法律素质的研究，学校教育实践仍然沿用原来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加强法律素质教育，就必然影响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
．把法制教育等同于法律知识教学。法制教育是指通过学校的各种教育形式，使学生知法、守法并学会用法，培养和提高法律素质，形成良好的守法用法和护法习惯，自觉树立法律权威。当前学校法制教育实践，绝大多数仅仅停留在“知法”这一层次上，忽视了对学生进行法律情感的陶冶和法律行为习惯的培养。当然，法律知识教学是法制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两者有着重要区别，法律知识教学不能代替法制教育，知法者并不一定是守法者，知法是前提和手段，守法、用法和护法才是法制教育的目的和归宿。现在知法犯法青少年大有人在，有两点可以说明，一是模仿犯罪，不少青少年模仿影视小说中罪犯的犯罪方法和手段实施犯罪；二是反侦查，比如作案时带手套，伪造证件，破坏现场等等。所以，把传统学校德育中的法律知识教学转变为法律素质养成已是现代学校教育的当务之急。
三、现代学校法制教育构建
法制教育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的重大功用与现代学校教育忽视法制教育、不重视法律素质培养的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教育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民主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理所当然地要为民主法制建设服务，培养大批的民主法治人才和守法护法公民。现代学校教育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改革那些与民主法制建设不相适应的教育教学体制，把法制教育摆在应有的地位并真正落到实处。我们认为，当前加强法制教育，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法律素质必须着手以下几方面的构建。
（一）完善素质教育理论，把法律素质作为重要的素质教育内容加以研究。九十年代初期，国家以法律性文件的形式大力倡导“改革人才教育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在全国形成了“素质教育”的理论研究高潮。从实质意义上讲，素质教育应该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教育”的进一步诠释和具体化，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全面培养和发展所有学生的各种素质，而“全面发展教育”是它的基本实现途径。传统学校教育中的德育、智育和体育是素质教育的几个重要途径，但决不是全部途径，80年代教育改革增加了美育和劳动教育，九十年代又大力推行心理教育。素质教育的途径随着社会进步以及科技文化和教育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完善，九十年代末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又为学校素质教育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那就是法律素质教育，这是社会、教育和人的发展的共同要求和必然选择。加强法律素质方面的理论研究，明确法律素质在个体综合素质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法律素质的基本内含、层次和养成规律，对完善素质教育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立科学的法制教育课程体系，使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能够接受到系统的法制教育。法制教育在学校教育中之所以没有地位，得不到应有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没有法制教育课程，没有相应的教学计划和教材，使法制教育成了可有可无的“软任务”。比如，许多学校仅仅是每一学期或学年请校外的“法制辅导员”举办一至二次法制讲座。其实，法制教育与其它学科教育一样，具有自身的认知规律和结构体系，没有相应的课程就难有法制教育实效。因此，教育决策部门应当及时修改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建立法制教育课程体系，让法制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学科纳入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当中，使法制教育在学年编制、课时分配、学周安排和教材编写等方面都加以明确，把“软任务”变成“硬任务”。这不仅是法制教育地位使然，也是课程现代化的一个客观要求。同时，要加快法制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在法学院校开设一定比重的教育学科，在师范院校增加一定比重的法律课程，从而使法律专业人员能够有机会进入教师队伍，使师资队伍具有相应的法律素质，最终使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具有可靠的智力资源保证。
（三）努力探索法制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提高法制教育实效。法制教育与学校德育一样，不能只注重知识的灌输和概念的掌握，而应把重心放在素质的提高上，养成较强的法制观念和良好的守法用法行为习惯。为此，在认真完成正规法制教育课程教学任务的基础上，还需要努力探寻其他富有实效的途径和方法。我们通过对多所中小学校法制教育的调查和思考，认为法制教育活动应该可以是丰富多彩和富有成效的，除了正规课程教学外，还可以包括：1.利用学校部分教师和校外司法专业人员的法律智力资源，开展“周末法制教育系列讲座”，制定计划并严格执行；2.帮助学生建立法律协会，进行有关法制方面的学习讨论和实践；3.组织青少年学生旁听各类案件的审理，切身感受违法与制裁、犯罪与刑罚的必然联系；4.在法官和检察官的协助指导下开展模拟法庭活动，通过实践提高素质；等等。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丰富了校园生活，减少了违法违纪行为，对建设良好校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实行依法治校，民主管理，努力建设良好的法制教育校园环境。依法治校既是依法治国方略的一种生动体现，同时也是学校得以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实行依法治校，健全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并严格按章办事，就能在校园内形成讲求民主、积极参与学校管理、自觉维护校规校纪的良好氛围，这是一种强大的隐性课程，它能使置身于其中的全体学生，在潜移默化当中，不知不觉地养成认真学法、自觉守法、善于用法、勇于护法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使法制教育事半功倍，最终实现代学校法制教育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1]田克勤：《邓小平理论概论》，高考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程燎原:《从法制到法治》，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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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论文篇13
一、美国研究生教育结构的演进与现状
1．研究生教育初级阶段(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
1826年，哈佛学院为大学毕业取得学士学位并愿意继续学习的人开设课程，是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开端。1853年，密执安大学开设正式的研究生课程，并创立正式的攻读文科硕士学位计划。1859年，该校首次授予两名学生硕士学位。可以认为，这是美国大学最早正式设立现代研究生教育和硕士学位制度的标志。耶鲁学院是美国最早开设博士学位修业计划的学校，1860年该校首设哲学博士学位，1861年，授予了美国历史上首批3个博士学位，标志着博士学位制度在美国的产生。1876年，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大学——霍普金斯大学正式成立，吉尔曼校长宣布：“研究生教育和高一级教育是大学最重要的使命。”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对此评论为：“直到有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榜样，才促使我们的教授们把力量投入到扩展研究生教育的教学上来。”
2．研究生教育迅猛发展阶段(1920～1970年代)
美国研究生教育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70年代进入黄金时期，表现之一是：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数大幅度上升。
据统计，1920～1930年，美国人口增长率为16.2％，1930～1940年为7.2％，且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40年，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增加不到一倍。各级学位授予数的增长率都大大超过人口增长率和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增长率。在1920～1940年的20年间，博士学位授予数增长4.3倍，硕士学位授予数增长4.8倍；在1940～1970年的30年间，博士学位授予数增长8.1倍，硕士学位授予数增长7.5倍。
表现之二是：研究生增长快于本科生增长。
表现之三是：学位类型多样化。硕士学位类型除传统的文学硕士、理学硕士等学术学位外，各种专业硕士学位，如教育硕士、企业管理硕士、社会工作硕士、公共卫生硕士、城市规划硕士也开始出现。各专业性博士学位也不断涌现。如1920年哈佛大学设立教育博士学位，1930年又设商业博士学位。其他大学在社会科学、药学、图书馆科学、家政学和公共卫生学等领域也授予了专业博士学位。而且专业博士学位数量增长迅速，1921～1930年间，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数占博士学位授予总数的16％，1950～1958年间，该比例上升为34％。
美国研究生教育得到巨大发展是与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奉行科技至上的政策，对高等院校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给予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密不可分的。大学科研的大力发展始于二战、冷战的爆发以及卫星事件，从此联邦政府不断增加对科研的投入。联邦科研开发经费的10％用于高等学校，这笔费用占联邦基础科研经费的50％。1958～1968年10年间，联邦投入到大学的经费每年增加五倍，特别是基础研究，大学所占份额已从1/3上升到1/2。联邦政府通过合同和资助方式拨给大学研究开发经费总数超过高等院校科研开发总开支的60％。从1965～1975年，联邦资助高等教育增长了262％，创造了联邦资助大学最辉煌的时期。也正是从50年代开始，美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特别快。
3．研究生教育的缓慢发展阶段(1970～1980年代)
美国研究生教育在经历长达50年之久的“黄金时代”后，于1970年代进入低速发展时期。阿波罗飞船登月的成功，使政府当局满足于已有的科技优势，再加上在政治(越南战争及水门事件)和经济(随石油能源危机而来的经济发展不景气和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的压力下，美国实行全球性战略紧缩，政府对高校科研投资急剧减少，高校科研面临严重困难，培养研究生的能力下降，研究生教育发展缓慢。从1970～1981年11年间，硕士学位授予数仅增长42.2％，博士学位授予数仅增长10.4％，与繁荣时期相比，增长速度大大减缓，尤其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数还出现负增长。自然科学和工科方面情况更严重。1970～1980年，工程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数从3816名降至2600名，10年间下降了31.9％。
4．研究生教育的稳步发展阶段(1980年代～)
攻读高级学位研究生人数下降的直接后果是高级科技人才的短缺。到1980年代，联邦政府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重新重视研究生教育。1983年，里根政府加强对大学科研的资助，把物理科学和工程科学作为优先发展的重点，把国家基金会的经费预算增加13.6％，把研究生奖学金和用于鼓励大学青年教师开展科学研究的经费增加20％。美国研究生教育终于结束低谷期，转入缓慢的恢复阶段。
1978年秋研究生新生注册数比1976年秋减少0.36％，1980年秋比1978年秋增长1.76％，1982年秋又比1980年秋减少0.89％。从1984年开始，研究生新注册人数结束徘徊的局面，开始稳步增长，1984年秋比1982年增长2.23％，1986年又比1984年增长5.17％。到1990年代，美国研究生教育进人新的大发展阶段。
2000年，美国在校研究生总数超过200万，是居于美国之后的10国研究生总和的1.2倍。美国每10万居民中的研究生人数为747人，总体指标远远高于其它国家，综合实力无可匹敌。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为美国在短时间里从一个蛮荒之地发展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科学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知名科学家。据1901～2004年诺贝尔理、化、生、医和经济学获奖人次的统计，美国获奖学者中83.73％的人具有博士学位，特别是在经济、物理、化学领域，具有博士学位者高达94％以上，产生了大量科研成果。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调查，在数学、化学、天文物理和地理学四个关键领域，70％的重大进步都是大学科研的成果，与研究生教育培养出的高科技人才密不可分。同时，美国大学还有很多国家研究中心，这些大学研究机构中相当部分研究人员是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
二、美国研究生教育结构特征
1．在学位层次结构上呈现出研究生教育迅猛发展、硕博比逐渐稳定的趋势
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学位层次主要由硕士和博士组成。硕士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学术型硕士分文科硕士和理科硕士。专业型硕士学位种类繁多，常见的有工商管理硕士(MBA)、计算机科学硕士等等。美国目前的博士学位主要有传统研究型、应用研究型、一级职业学位等类型。
传统研究型博士以研究高深学术为主要目标，适用于绝大部分学科。目前它分为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两大类。传统研究型博士是博士学位授予的主体，1998年全美授予传统研究型博士学位数占全部研究型博士学位人数的92％。
应用研究型博士主要分布在应用研究领域，包括教育学博士、法学博士、公共卫生博士、工程博士等近50种类型。应用研究型博士学位的授予量相对较小，1998年只占研究型博士学位授予总数的8％左右。
一级职业学位(First-professionaldegree)也称为职业博士，其培养目标不是指向学术研究，而是指向完成一定课程学习之后的职业实践，反映的是高层次的职业水准，和研究型博士学位是平行的。
在学位层次结构上，美国研究生教育体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本研比呈缩小趋势。到1995年，美国在读研究生达到243.2万人，本科生与研究生人数比例为5.9:1。到1999年，美国高校各类注册学生14367520人，本专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为7.1:1。可以想象本科与研究生之比将更低一些。
这与美国政治、经济发展密切联系。1957年前苏联卫星上天，犹如第二次珍珠港事件，极大地震动了美国。政府以非常时期的决策速度，于1958年通过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防教育法》。它规定设立国防学习贷款，并于1959年为1000名研究生提供奖学金，在以后五年中每年再增加1500名。同时，为鼓励研究生学习国家安全所急需的学科，设立专门奖学金。《国防教育法》一通过，国会立即专拨10亿美元用于教育。此后，国会又于1964、1968年两次修订了国防教育法，延长其适用年限。自1958年国防教育法颁布到1969年，共有150万人靠国防学习贷款上完大学，1.5万人完成了博士学位学习。
第二，硕博比从大幅度缩小到小幅上调并逐渐稳定。1880年，美国共授硕士学位879名，博士学位54名，硕博比为16.3:1。1890年，共授硕士学位1015名，博士学位149名，硕博比缩小为7:1。到1900年，全美共授硕士学位1583名，博士学位382名，14硕博比变为4.2:1，较之1890年进一步缩小。以后在上升和下降中微调，目前稳定在10:1左右。
2．在学位类型结构上呈现出专业学位加强的趋势
美国研究生教育非常注重实用的专业性学位，因此大力发展专业硕士学位和专业博士学位，以满足社会对实用人才的要求。据统计，1987年全美硕士学位名称超过660种，其中专业性学位占85％，学术性学位仅占15％。至20世纪90年代，美国专业硕士学位获得者的比例已占全部硕士学位获得者总数的55％以上。在博士研究生层次，有47种博士专业学位。这些学位的设置与经济发展、工业结构调整密切联系。早在1981年，里根政府就颁布了《经济复兴税法》，规定了企业R&D投入优惠措施。这项政策极大地刺激了美国企业对R&D的投资。据统计，1921年美国设有研究机构的企业为290个，到1950年，共有4060个企业设有共4834个研究所。企业研发和管理的加强反过来需要大量高级人才，尤其是大量自然科学、工程等领域的博士，并且越来越需要心理学、社会学、农业、经济学和商业等应用领域的博士。这些需要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并直接导致研究生类型结构的变化。
3．在培养方式上非全日制研究生发展迅速
美国在20世纪50、60年代就提出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由于全日制与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整合较好，且几乎在所有的学科领域，无论科学学位还是专业学位，都可以采取非全日制学习的形式，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在近几十年来得到快速发展，在研究生总体中比重逐渐增大。1969年，美国非全日制研究生已达59.3万人，1969～1974年，非全日制研究生增长28.5％，而同期全日制研究生仅增长17.5％。1991年，美国非全日制研究生占到研究生总数的20％。到1999年，美国非全日制研究生占到研究生总数的56.8％。
4．在学科专业结构上集中体现根据社会需求调整培养规模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