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支出论文篇1
2．国内学者的研究。我国学者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的研究始于1998年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以后。国内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结论也是莫衷一是。财政部办公厅课题组（2001）认为，关于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有人认为它们具有某种替代关系，这需要具体分析。从财政支出结构看，某些种类的政府支出例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支出的替代品；但其他一些支出诸如交通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其他许多公共支出可能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15］胡东书（2002）使用2000年以前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所做的回归分析表明，政府支出变动与居民消费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二者之间从整体上看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政府支出增加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是挤入的而不是挤出的。［16］谢建国和陈漓高（2002）通过建立一个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分析了中国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认为在短期内，中国政府可能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增加总需求，但在长期均衡时政府支出完全挤占了消费支出。［17］黄颐琳（2005）通过构建实际的经济周期（RBC）模型，利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DSGE）方法对中国经济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18］李广众（2005）在消费者最优选择欧拉方程基础上推导出用以分析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模型，然后对全国、城镇和农村的样本进行估计，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表现为互补关系。［19］张治觉和吴定玉（2007）利用可变参数模型对我国1978—2004年的数据进行了动态分析，结果表明，从总体上分析，在大多数年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引致效应；从结构上分析，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从1998年开始，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引致效应；政府转移性支出在大多数年份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引致效应。申琳和马丹（2007）对1978—2005年我国政府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两个渠道（消费倾斜渠道和资源撤销渠道）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我国人均政府支出增加通过消费倾斜渠道促使人均居民消费上升，通过资源撤销渠道使得人均居民消费下降；综合来看，人均政府支出增加通过两种渠道最终导致人均居民消费下降，即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存在长期替代关系。楚尔鸣和鲁旭（2008）通过构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跨期替代模型，并利用1990—2005年我国27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进行面板协整检验和完全修正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发现中国地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现较弱的互补关系。杨子晖等人（2009）通过面板协整分析发现，中国政府消费支出与私人消费成互补关系。陈创练（2010）所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但是，他又指出，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互补程度可能受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比如，随着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政府将减少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的公共物品（如国防支出）的提供，而增加与居民消费呈替代关系的公共服务（如科学教育卫生事业支出和学校午餐等）的供给。［24］胡蓉等人（2011）利用我国城乡居民1978—2009年的人均消费、政府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等数据，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政府支出如何影响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政府支出在短期内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而在长期则具有挤出效应。由上我们看到，我国学者主要是从总量上研究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或把政府支出划分为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再分别研究这两类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只有石柱鲜等人（2005）等少数几篇文章尝试从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或财政支出分类上分别考察这些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在这个专题研究上，研究者大多把居民消费函数看做是线性的，把函数关系看做是已知的或确定的。不少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与直觉或事实明显相悖，例如，有的文章认为，政府消费性支出增加会促进居民消费；还有的文章认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正相关；也有的文章认为，政府支出增加对居民消费没有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者把政府（财政）支出等同于政府消费。已有的研究成果提示我们，对中国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需求的关系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可行的研究路径可能是要改变模型方法选择。
二、中国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初步分析
笔者认为，从总量上研究中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过于综合，过于笼统，无法反映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真实效应。因为我国政府支出既包括政府消费支出，也包括政府投资支出，还包括转移支出和民生支出，这些不同性质的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应该是不同的，并且某些支出可能对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影响也是不同的。因此，本文试图从政府支出的不同分类上来考察它们分别对城乡居民消费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2007年我国国家统计局对财政支出项目分类进行了重大调整，由原来的5类27个项目调整为22个项目，不再按功能性质分类。1978年到2006年，我国政府财政支出按其功能性质划分为5大类：经济建设费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国防费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和其他支出。图2显示的是1978—2006年我国政府的5大类支出分别在政府财政支出总额中所占比例的变化。可以看出，从1978年到2006年，经济建设费支出占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社会文教费支出占比呈现先上升后平稳的趋势；国防费占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行政管理费支出占比和其他支出占比都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化从一个侧面映射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经济建设的任务越来越多地由企业和个人承担，国家对经济建设的直接干预不断减少，这就导致了经济建设费支出占比大幅度下降。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会文教费支出占比不断提高。行政管理费支出占比上升较快反映了我国政府规模扩张较快，公部门控制和消费的资源过多。这5大类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应当是不同的。经济建设费支出。这类支出是国家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它们主要形成物资资本和公共物品，如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电力、环境保护等。这类支出在短期可能会排挤居民消费，但是在长期可能会促进居民消费。经济建设费支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对企业和个人征收的税收，并且这类支出代表政府配置资源的规模，因此它在短期内可能会排挤居民消费。
在长期，这类支出可能会促进居民消费。例如，交通便捷会促进居民出行和旅游消费，电力供给有了保障会促进居民购买和消费家用电器。从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看，政府通过经济建设费支出来配置资源的规模必须适度，不宜过大，否则会挤占市场和居民消费。社会文教事业费支出。这是国家用于科学研究、文化、教育、卫生、出版、广电、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等方面的事业费支出。这类支出主要是形成人力资本和民生工程，它有助于提高社会及其成员的科学文化素养和受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这类支出应当会促进居民消费。显而易见，政府投资九年制义务教育，提供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设施，必然会促进居民在教育、文化、体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消费。国防费。这是国家用于国防建设的各种经费支出。国防是一个国家最大和最重要的公共物品，是防止企业和个人遭受外来侵略和掠夺的保障。因此，国防费支出虽然可能会挤占居民收入和消费，但是一个强大和稳固的国防会大大降低国民生存、发展、生产、消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行政管理费。这是一种社会消费性支出，主要用于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和外事机构行使其职能所需要的开支，包括人员经费支出和公用性经费支出。在我国行政管理费支出中，直接用于行政人员开支的费用约占50％上下。近几年受诟病较多的“三公”经费就是行政管理费中的一大部分。在行政管理费支出中，一部分是政府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这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但是在我国的行政管理费支出中，相当一部分是政府行政人员的纯粹性消费，这部分支出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没有什么相关性。一个公务员使用公款消费得越多越好，不意味着他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就越高，反而有可能会降低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其他支出。这包括政府财政年初预留的预备费，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地震捐赠支出，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等等。这类支出很可能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中性的或影响不大。
三、基于可加模型的经验研究
笔者在文献综述部分提到过，在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问题上，我国一些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与直觉或事实明显不符，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研究者把居民消费函数看做是线性的，把函数关系看做是已知的或确定的。本文尝试改变这种经验研究方法，使用可加模型来进行研究。1．可加模型简介。可加模型（additivemodels）是非参数统计分析中很重要的模型之一，它是线性模型的推广。与线性模型相比，可加模型具有以下特点：（1）假设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未知；函数关系根据数据本身而得到。相比线性模型这更符合变量之间的实际关系要求。（2）对于因变量的分布没有限制，估计的结果具有稳健性。与线性模型要求因变量服从某个分布相比，可加模型更为合理。因为因变量是否服从某种分布实际上很难验证。虽然计量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检验服从分布的方法，但是严格来说，它们往往是检验其不服从某种分布，很难检验出服从某种分布。因为它们的原假设是服从某种分布。不拒绝原假设不等于接受原假设，这是两个概念。分析政府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可加模型具有先天优势。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是一个静态过程，应该是一个动态过程；也可以说随着政府支出的变化，它们对居民消费的边际效应也是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另外，计量经济学分析中通常假定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线性关系，但是这些线性关系是在很强的假设下得到的，而实际经济活动中的变量之间关系呈线性关系的极少，绝大多数都是非线性的。因为影响变量的因素很多，在实际研究中，由于研究者受到主观和客观原因的制约，或为了研究的简化和方便，不可能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所以很强的假设易于构建模型和得出结论，但是很难符合实际和刻画变量之间的实际关系。2．可加模型应用。（1）数据来源与选取。
由于国家统计局在2007年对政府财政支出统计口径进行了重大调整，使得2007年前后的数据不可比，所以本文选取的是1978—2006年的政府支出数据，这些数据均来自1979—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1978—2006年按照功能和性质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划分为五大类：经济建设费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国防费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和其他支出。下面我们将分析1978—2006年政府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①。为了消除数量级的影响，将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另外，为了方便，我们作如下记号：x1为经济建设费，x2为社会文教费，x3为国防费，x4为行政管理费，y1为农村居民消费，y2为城镇居民消费。（2）政府支出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分析。根据（1．1），政府支出结构与农村消费需求的可加模型为。从图3可以看出：（1）政府支出中的经济建设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在一定范围内是有促进作用的，但当经济建设费支出超过该范围便会出现阻碍作用。（2）社会文教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增加。下图②显示，随着社会文教费支出的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也在增加。（3）国防费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即这两类支出挤占了一部分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下图③和图④显示这两类支出增加导致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减少。从图4可以看出：（1）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费支出对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在一定范围内是有促进作用的，但当经济建设费支出超过该范围便会出现阻碍作用。（2）社会文教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促进了城镇居民消费的增加。下图②显示，随着社会文教费支出的增加，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也在增加。（3）国防费支出在一定范围内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具有促进作用，但超出这一范围其影响变小。（4）行政管理费支出降低了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下图④显示这类支出增加导致了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减少。（4）比较政府支出结构对农村、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综合起来看，政府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费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对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几乎是一样的。但国防费支出的影响不同。国防费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而对城镇居民在一定范围内有促进作用。我们认为，这个结果符合实际，许多军用设施和军民两用设施位于城镇，农村则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当然，这个差异也可能是由于城乡居民对国防保障带来的安全性的认知程度不同，这种认知程度不同可能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函数中的不确定性的大小不同。（5）模型效果评价。为了评价模型，我们引入MSE（均方误差）、MAE（平均绝对误差）和MAPE（平均绝对百分误差）指标。从表1可以看出这三个误差指标都比较小。在应用可加模型时，如果MAPE＜10，模型预测的精确度就较高，而我们现在得到的MAPE小于0．5，可见我们使用的可加模型的效果非常好。［32］模型的拟合结果如图5和图6所示。从两个拟合图看，模型的效果也很好。
消费支出论文篇2
1.经费支出的原则
1.1执行预算（经费收支计划）。经费支出应坚持先预算再支出的原则，且预算经费来源也已确定，能够得到充足保障。反之，预算中没有列入的项目，就没有经费保障，自然不能办理借款、预支、报销等经费支出业务。
1.2保证火场。火场的经费保障一般可通过猜测列入预算，但一些重、特大火场和抢险救援的开支，往往是不可猜测的，也就不可能列入预算。这是消防部队的职能、性质决定的。对重、特大火场和抢险救援事故现场这种具有战斗性质的非凡经费开支应采取先支出经费保障灭火战斗和抢险救援任务的完成，后办理调整预算、追加经费支出指标的手续，决不能以没有经费支出预算而贻误战机。
1.3压缩消耗。消防大队的经费开支大部分是行政消耗性支出，经费支出应以生成、提高战斗力为前提，合理计划，尽量压缩日常消耗品支出，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1.4恪守权限。按照公安部消防局《有关经费审批权限的规定》，大队一级的经费开支审批权限为摘要：200元以下开支由财务人员根据预算（计划）和有关标准制度审核，大队分管领导审批；200元至500元以下开支由财务人员根据预算（计划）和有关标准制度审核，大队分管领导提请大队党委（总支）审批；500元以上开支，按上述程序审核，由大队党委（总支）提请支队业务部门同意后，报支队后勤处审批。经费开支的审批权限规定的很明确，报销审批程序也很严谨，但仍有不少干部乱序、越权审批。这里首先要解决的是熟悉新问题。任何时候都要清醒地熟悉到摘要：权力和责任永远是相等的，人的人生价值不是用审批权限来衡量的，工作的权力和责任不是个人待遇，按审批程序办理开支业务是分清经济责任的重要环节。
2.经费支出的审核
消防大队的经费支出业务，有货币直接支出、货币换回物资、经费报销结算和个别的实物支出四种类型。办理消防大队的经费支出业务，财务人员既是经费物资支付的经办人，又担负着经济业务审核复查的职责。作为经办人，不可能经办四种类型的全部业务，但作为审核复查人，大队的所有经济业务都在其职责范围以内。下面以审核复查为主线，探询消防大队经费支出业务的重点管理环节。
2.1货币直接支出业务。消防大队的经费支出业务，多数属货币直接支出业务，因此，货币直接支出业务是大队经费支出业务的主要业务类型。货币直接支出业务又可分为凭票报销付款，转账预付货款，现金临时借款和凭票配发实物四种性质不同的业务。在办理和审核这四种性质不同的货币支出业务时，应根据其性质确定不同的侧重点。
2.1.1凭票报销付款。凭票报销付款是以办理经济业务的原始凭证，经过审核、验收、批准等程序后，直接报销经费并领取现金或银行付款票据的业务方式。凭票报销付款业务方式的性质是本单位的经济权益和货币资产等额减少，表现为本单位自愿承担该经济业务的经费支付。凭票报销付款业务方式的特征是付出的货币收回的概率极小，也就是说其经办人、审核人和批准人防止经济损失的责任极大。因此，办理凭票报销付款业务必须注重以下事项摘要：一是受理业务票据时必须对票据进行严格、规范的审查。对经审查发现不合法、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和不符合报销程序的票据，不得受理。二是核对预算。看该付出业务是否列入预算，是否超出预算数额。三是对审查合格的票据在支付货币时，支付的现金不但要认真清点，而且必须复点，并和收款人当面结清；支付银行存款开具付款凭证不但要数字准确，而且要收款单位名称、收款银行、开户账号、填证时间、预留印鉴等情况都要清楚齐全；货币支付后在原始凭证上加盖“现金付讫”或“银行付讫”戳记。四是对“钱变物”的经济业务，不但要审查经费支付的票据，还要严格审查物品管理的手续资料。够固定资产标准的，是否办理了固定资产管理资料；属库存物资的，是否办理了入库手续；属在用物资的，是否办理了验收责任手续；应入账核算的物品，要根据原始凭证和有关资料记账。五是对用凭票报销的经费清偿债券债务关系的综合业务，要和原债权债务凭证一并审查，仔细结算清楚，假如有收回款项还应按收回款项的数额开给收据，结算结果要在经费结算表上的“结算栏”中填写清楚。
2.1.2转账预付货款。转账预付货款是在经济业务没有完成时提前支付一部分款项，在经济业务终结时结清所有款项的业务方式。转账预付货款业务的性质是支付经费，但并没有报销，使单位形成了债权。表现为本单位货币资产减少，而债权资产增加，单位的资产总额没有变化。转账预付货款业务的特征是债权资产的变现率较低，也就是说要承担预付的款项能否收回的责任。因此，办理转账预付货款业务时应注重以下事项摘要：一是严格审查付款依据。预付款项有合法的、符合经费支出审批程序文字依据，财务部门才能据以办理转款业务。付款依据可能是经济合同，可能是领导批件，也可能是某项协议。但都必须指明经济业务的具体内容，如和之发生经济关系的单位名称和性质，购货数量和单价，交货方式和地点，验收标准和办法，结算方式和期限，开户银行和账号，违约责任和处罚等情况。付款依据还必须有收款单位的收据，作为收到款项的证实凭证，不能仅凭文字依据办理付款业务。二是核对预算。就是看预付款项所办理的经济业务是否在年度预算项目之内，不在预算项目之列不能办理预付款。三是办理过付款业务的所有凭证资料，要及时整理并编制记账凭证登记入账。不能形成“票据抵库”使账账不符或账款不符。在核算往来款项的“暂付款”科目下，必须按收款单位名称设置明细科目具体核算债权清算情况。四是在经济业务结束清算货款时，先要抵扣预付款，以免形成死账、呆账、无头账。
2.1.3现金临时借款。现金临时借款业务方式和转账预付货款业务方式的性质、特征基本是一致的，它们的区别在于转账预付货款是由银行划转给债务单位，而现金临时借款是直接支付现金给个人。办理现金临时借款业务应注重的事项摘要：一是凭“借据”付款。借据一式三联，一联存根；一联付款记账；应交给借款人的一联，暂押在财务部门作为借款的证实，还清借款后再退给借款人。二是核对预算。没有列入支出预算的项目不能借款。三是临时借款要根据“借据”记账联，按照借款人姓名在往来款项科目即“暂付款”科目设置明细科目，具体核算债权清算情况。四是借款人办完经济业务报账时，必须先抵扣临时借款。五是严禁“白条抵库”和借款不入账的行为发生。
2.1.4凭票配发实物。凭票配发实物业务是大队凭物资调（支）拨单无偿地将库存物资配发给消防中队和大队机关使用。这类业务虽然没有直接和货币资产发生关系，但是，库存物资也是资产，资产无偿地发出必然要引起大队权益的减少。大队的库存物资有自购物资和供给物资两种来源，自购物资的减少必然要引起大队有关经费权益的减少；上级供给物资的减少，必然引起“供给基金”的减少。因此，凭票配发实物业务的性质实际上也是大队资产和权益的等额减少。凭票配发实物业务的特征是“明物暗钱”，受“重钱轻物”思想的影响，轻易忽视管理和核算。在办理凭票配发实物业务时应注重的事项摘要：一是配发实物必须开具正规的物资调（支）拨单。物资调（支）拨单最少一式四联，一联存根；一联大队财务记账；一联中队司务长记账；一联仓库保管员记实物账。不得无票发物，也不得打白条领物。二是分清“自购物资”和“供给物资”。大队的库存物资是流动实物资产，作为资产必然有其来源。自购物资的来源是用“银行存款”这一流动货币资产换回的流动实物资产，虽然其经费已从银行支付了，但并没有报销，实物资产无偿地发出形成减少，按照借贷相等的原则必须找出权益减少的对象。因为大队的自购物资是用大队的经费购买的，只能在大队把握的有关经费中报销无偿发出的实物资产；供给物资的来源是上级无偿调拨，大队并没有支付经费而增加了实物资产，当时实物资产入库时就按照借贷必相等的原则，给其确定了一个来源科目即“供给基金”，因此，对供给物资配发使用时形成减少，必然同时等额减少“供给基金”科目。三是对发出的实物资产既要登记经费账，又要登记物资账，还要做到账账相符。四是每次配发业务办完后，要及时清点盘库，检查核对发出物资业务的准确程度，切实做到账实相符。
2.2货币换回物资业务。消防大队的货币换回物资业务，就是通过支付银行存款或库存现金购回库存物资，把货币资产变成了实物资产，其权益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其经费并没有报销。
货币换回物资业务在基层单位的业务量较少，但却是管理上易出现新问题的部位。其原因主要是领导等管理人员思想熟悉和观念存在偏差，认为经费支出后已报账，物品长短和自己已经无责任。这种思想就是熟悉不到货币资产变成实物资产后，其经费并没有报销，仍然还是挂在账上的。因此，办理货币换回物资业务必须注重以下事项摘要：
2.2.1严格控制物资管理定额。物资管理定额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摘要：一是库存物资限量。就是大队库存的各种物资不应超过的数量定额。超过限量存放物资，最易发生物资的积压、损坏，最终造成经费的浪费，因此，基层大队应尽量少购置库存物资，库存物资能够保障部队正常的物资保障即可。二是库存物资限额。就是大队库存的各种物资总计不得超过经费定额。超过物资定额购置存放物资，不但易造成物资的积压浪费，而且还会造成影响各项经费保障的严重后果。
2.2.2严格执行单位综合预算。大队的预算不是仅仅对经费而言的，大队的库存物资也是大队预算的主要内容之一。有的预算支出项目发出库存物资就可把预算支出保障项目完成，有的预算支出项目既要支出经费，还要发出物资才能完成保障任务。因此，用预算既控制经费管理，同时控制物资管理，是一种综合管理行为，其效益肯定高于单项管理效益。
2.2.3认真落实财产物资清查。财产物资清查盘点制度是财务管理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检查、核对、检验大队经费物资支出业务质量的主要办法。目前，我们基层单位在财产物资清查盘店制度方面普遍落实的不太好，从而引发了不少的经济新问题甚至案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必须熟悉到，经费和物资管理是相辅相成、唇齿相依、互为因果的关系，任何重此轻彼的熟悉或行为都是不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坚持定期认真地、彻底地、全面地清查财产物资，对清查出的新问题，必须查明原因，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经济、法律责任。
2.2.4积极学习市场经济知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同时存在机遇和挑战。新形势就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学习市场经济知识，把握市场经济规律、市场价值规律、区域经济规律等经济知识；必须尽快学习市场采购经验，把握物价行情、供需矛盾、讨价还价、谈判技巧乃至集中采购、政府采购、军队采购等方法和经验；必须尽快学习财政金融知识，把握经济发展趋向猜测、财政状况升降猜测、银根松紧物价猜测等知识和眼光。按市场经济要求来处理大队的支出业务，就会趋利避害，减少经费支出，提高保障质量和效益。
2.3经费报销结算业务。经费报销结算业务是指办理经济业务开始时预支或借出经费，在经济业务办理终结时凭据办理经费报销和结算原预支或借出款项手续，解除债权债务关系的综合业务活动。
经费报销结算业务从三个方面引起单位的资产和权益的变化摘要：一是经费支出增加，二是债权权益减少；三是还可能引起货币资产的增加或减少。经费报销结算业务的特征是经费报销业务、债权债务结算业务和货币收付业务综合在一起进行，使业务内容复杂化，对基层财务人员的业务素质要求较高。办理经费报销结算业务应注重以下事项。
2.3.1严格审查凭证。审查经费报销结算业务的原始凭证包括摘要：一是报销经费的原始凭证。原始凭证是否真实、合法、准确、完整，需报销经费的业务是否纳入预算（计划）、是否超出预算，经办、复审、验收、批准等手续是否齐全，是否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纳入固定资产核算和管理；二是原借款、预付款项的原始借据。原借据是否保管完整，有无分期还款记录，是否和借款人或单位的债务余额相符，和债务人或单位有无分歧；三是结算后需应收回一部分货币的原始票据。假如是结算后应支付货币，其原始凭证就是经费报销凭证，但必须在经费结算表的“结算栏”填清原借款数额、报销数额和付款数额，以明确结算关系和责任。假如是结算后应收回货币，则必须按入库货币数额开给收据。
2.3.2认真办理结算。办理债权债务结算业务必须头脑冷静，仔细认真，核对清楚，才能达到债权债务双方满足的效果，心平气和地解除债权债务关系。办理债权债务结算业务解除债权债务关系时，会出现三种结算情况摘要：一是报销数大于借款数。报销数大于借款数时，用报销数偿还原借款或预付款项后的余额，应支付给相应数额的货币（现金或银行存款）才能解除债权债务关系，现金或银行付款票据和原借据必须当时付清，并在原始凭证上加盖“现金付讫”或“银行付讫”戳记。不得“打白条”。二是报销数小于借款数。报销数小于借款数时，报销数不够偿还原借款或预付款项，必须收回相应数额的货币，才能解除债权债务关系。收回货币时必须开给和收款数额相符的收据（该收据应和报销凭证一并编制记账凭证），根据收据办理完货币收付后，应在收据上加盖“现金收讫”或“银行收讫”戳记，并将收据的“缴款人收执”联和原借据退给债务人或单位。假如暂时不能收回货币，那就不能解除债权债务关系，应当在原借据上注明扣还日期和数额，并由债务人在原借据上签章，仍在财务抵押。并在经费结算表的“结算栏”注明结算数额情况。三是报销数等于借款数。报销数等于借款数，正好用报销数偿还原借款或预付款项，不发生货币收付业务就解除了债权债务关系。应在经费结算表上的“结算栏”填明原借款数额和报销数额，以明确结算关系和责任。并将原借据退还给债务人或单位。
2.3.3细心清点货币。办理经费报销结算业务引起的货币出、入库业务，因为数额一般不大且比较繁忙，致使对货币的清点、鉴别、整理等方面会出现一些疏漏，是应当非凡注重的。不管业务头绪多么繁杂，都应以冷静的心态认真地、仔细地对货币或银行收付票据坚持清点、鉴别、复点的制度和手续，避免长、短款事故的发生。
2.4实物支出报销业务
实物支出报销业务就是库存物资投入使用时报销其占用的经费的经济核算业务。实物支出报销业务的性质是大队的经费和流动实物资产等额减少。实物支出报销业务的特征是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将进入固定资产核算范围；达不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将进入物资账或在用物品登记簿按在用物品管理。实物支出报销业务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基层普遍不重视这个核算环节。因此，办理实物支出报销业务时应注重的事项有摘要：
2.4.1认清实物支出实质。一是实物支出报销是经费支出报销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实质和经费支出报销的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单位的资产减少。二是库存物资虽然在购置时也付了款，报了账，但它只是资产类型的变化，由货币资产变成了实物资产，其所占用的经费并没有报销。三是对实物计价核算是新时期财务工作主要的拓展领域，是加强部队财务管理的重要举措，也是堵塞基层财务管理“暗流”的具体办法。四是库存资产的实物和经费都可以用“统一尺度”——货币来衡量。
消费支出论文篇3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城乡居民的收入也大幅度增加。然而，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居民消费在整个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也逐年下降，其中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从1990年的0.84下降到2011年的0.69，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从1990年的0.85下降到2011年的0.74。相反，伴随着平均消费倾向的不断下降，城乡居民的储蓄却屡创新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医疗、教育、住房的不断改革，逐步实现了市场化。然而，医疗、教育和住房的市场化似乎并没有给国民带来多大的实惠，相反，使得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这些社会保障公共支出逐渐转移到了老百姓自己的身上。再加上市场化改革后，药价、学费和房价不断上涨，且上涨幅度已经远远超出普通百姓所能承受的范围。从消费结构看，1993年开始，娱乐教育文化支出超过家庭设备成为第三大居民消费支出项目，90年代中期以后，住房成为第四大居民消费支出项目；而从增长速度来看，1990—2006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在所有消费支出项目中增长最快。所以，在老百姓身上出现了新的三座大山：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因此，学术界出现了这样的声音：新的三座大山使得居民不敢消费，反而增加储蓄来预防未来不确定性支出，使得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萎靡不振。那么，真的就如大多数学者所说的这样，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抑制作用？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Leland（1968）对预防性储蓄进行了理论阐述，后来经过多人的不断改进，形成了目前为大家所认可的消费理论。Kimball（1990）认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会使得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但国外对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程度并没有统一的观点。那么，中国居民消费不足是否是因为居民过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引起的呢？黄继炜（2008）研究教育和医疗价格的变化，发现教育和医疗价格的上升会对居民的消费支出产生负面的影响。杨水根和雷楚晶（2013）基于2001—2011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医疗保健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与消费支出存在正向相关。骆祚炎（2010）研究了住房支出、住房价格与居民消费的影响，他认为住房支出的比例与居民消费的增长呈负相关。杨汝岱和陈斌开（2009）研究了高等教育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他们以经验时事观察为基础，利用CHIP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截面分析表明，高等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它使得有大学生的家庭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12%，两年混合截面分析也有类似的结论。张乐和雷良海（2010）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研究了住房、医疗、教育支出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制度变革引起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支出是制约城镇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
三、实证研究
结合国内外文献，本文利用1993—2011年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相关数据，通过协整模型，分别研究了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对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本文与其他文章不同之处有四点：（1）与大多数研究不同，本文的住房支出不是统计年鉴中消费支出中的住房支出，而是购房支出。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住房支出不包括购房支出，居民的购房支出属于固定资产投资，而不属于消费。（2）本文直接研究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而不是像其他研究那样，将三者综合为不确定性支出，这样能更好地观察三者对消费的不同影响。（3）本文使用中国统计年鉴1993—2011年的数据，而并没有选用从1978年至今的数据。这是因为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和房地产市场改革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选用这些数据能更好地分析“三改”之后对消费的影响。
（一）模型构建
本文将使用协整模型，利用OLS模型研究三者对消费的长期均衡关系，并且，本文将对城镇和农村进行分别研究。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影响居民消费的回归模型为：
ct=α0+α1ht+α2et+α3mt+ut
其中，ct为t期居民消费支出，ht为t期住房支出，et为t期教育支出，mt为t期医疗支出，ut为白噪声。
（二）变量选取、数据说明及平稳性检验
本文使用1993—2011年城乡时间序列数据，主要变量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居民住房支出、居民教育支出和居民医疗支出。其中住房支出为居民的购房支出。
注：D（c，2）表示对消费二阶差分，其他类同。检验类型中依次表示是否有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其中滞后阶数根据SZ准则自动选取。根据上述ADF检验，发现这些变量都是二阶平稳的。
（三）协整检验
运用Johansen检验方法检验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结果如下：
根据Johansen检验（表2），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与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
（四）回归结果
该方程的拟合优度为0.999372，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999087，F检验的值为3503.187，概率为0.000，DW值为1.343328。除了教育支出e在15%水平上成立外，其他均在95%以上显著。因此，该模拟的方程还是可以接受的。
该方程的拟合优度为0.993890，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992668，F检验的值为813.3679，概率为0.0000，DW的值为1.024508。所有的变量均在95%的水平上显著。因此该模拟方程可以接受。
（五）回归结果分析
城镇居民消费与医疗支出、住房支出以及其滞后一期、二期呈正相关，从模型来看这几个变量都十分显著。其中，医疗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城镇居民消费虽然与住房支出呈正相关，但住房支出对消费的促进作用非常小，可以说住房支出几乎不会促进消费。而消费与教育支出呈负相关，虽然是在15%水平上显著，但我们还是可以认为两者是负相关的，并且教育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出作用也是相当强的，教育支出每增加1元，消费支出就减少1.09元。再看农村，农村居民消费与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都呈正相关，且所有变量都显著。与城镇居民一样，医疗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住房支出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也是极小。不同的是，农村居民消费与教育支出呈现很明显的正相关，且教育支出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很强。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城乡宏观数据，利用协整模型，分析了长期城乡居民消费与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的关系。结果发现医疗支出与消费呈正相关，且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住房支出虽然与消费呈正相关，但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不强；教育支出对与城乡来说都有很强的正的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论，针对“新三座大山”的现实背景，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对于住房来说
自从开始房地产市场改革以来，不论是城镇还是农村，房价上涨都过快。尽管本文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发现住房支出对消费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在这个动辄需要用一辈子的储蓄买一套房的现实下，政府应当采取适当的政策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抑制市场上的过度投机行为，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保证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条件，控制资产过度膨胀带来的危害和风险。另外，在进行城镇化建设时，多多考虑普通百姓的利益，让他们住得起房。
2.对于医疗来说
虽然本文实证研究表明医疗支出对消费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笔者认为，医疗支出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是因为现在人的健康意识增强，很多人会去购买一些医疗保健用品。因此，作为政府部门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要求，继续重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药品供应、公共卫生以及监管体制等综合改革；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和医保体系；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3.对于教育来说
农村居民普遍意识到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因此他们会更多地为子女在教育上投入资金。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城镇的孩子在择校方面有时要投入很大一笔资金。前段时间说某城市幼儿园一年二十万，还有许多家长排队去给孩子报名。这说明我国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存在很大问题，政府应该规范学校的收费项目，严禁学校乱收费。
参考文献
[1]郭志仪，毛慧晓.制度变迁、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分析[J].经济经纬，2009（05）.
[2]杨汝岱，陈斌开.2009高等教育改革、预防性储蓄与居民消费行为[J].经济研究，2009（08）.
[3]张乐，雷良海.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的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研究[J].消费经济，2010（04）.
[4]田青，马健，高铁梅.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J].管理世界，2008（07）.
[5]杨水根，雷楚晶.我国医疗保健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3（03）.
[6]易行健，王俊海，易君健.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基于中国农村居民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8（02）.
[7]骆祚炎.住房支出、住房价格、财富效应与居民消费增长——兼论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关注[J].财经科学，2010（05）.
消费支出论文篇4
一、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也持续增长，但居民消费增长却远低于经济的增长，也远低于居民收入的增长，表现为我国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居民消费倾向持续下降，而居民金融资产同期却持续大幅增长。1990年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0.85，1999年下降至0.79，2008年进一步降至0.71，而同期城乡居民储蓄却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1990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2.5%和48.8%，到2008年下降至仅为48.6%和35.3%，比钱纳里（H•Chenery）等人研究的工业化中后期国家的消费率标准值低30个百分点以上霍利斯•钱纳里（H•Chenery）等经济学家对多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工业化初期（人均GDP达到140美元），投资率、消费率的平均水平分别为15%、85%；到工业化中期（人均GDP达到560美元），投资率、消费率的平均水平分别为20%、80%；在工业化末期或经济发展到初步发达阶段时期（人均GDP达到2 100美元），投资率上升到23%、消费率下降到77%。20世纪末，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目前正处于中期向后期发展的过程中，按照钱纳里的研究，消费率应为77%―80%之间，居民消费率应为66%、投资率应为20%―23%之间，而实际上，2007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仅为48.8%，居民消费率仅为34.5%，均比标准值低30个百分点以上。
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需要实现的是具有稳定消费需求的消费型社会，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才是真正健康的可持续的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足，导致总消费需求与经济发展之间不能形成良性循环，阻滞了经济顺畅、高效的增长。针对这种现象，很多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寻找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如从收入分配影响消费倾向的角度，李军［1］、袁志刚和朱国林［2］、苏良军和何一峰［3］、吴晓明和吴栋［4］、杨汝岱和朱诗娥［5］等的研究都得出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降低居民消费倾向，缩小收入差距能够扩大消费需求的结论。从预防性储蓄和不确定性的角度，龙志和和周浩明［6］、万广华等［7］、施建淮和朱海婷［8］、罗楚亮［9］、杭斌和申春兰［10］、田青等［11］的研究认为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是城镇居民存在预防性储蓄动机的重要原因，并导致了居民强化储蓄、减少当期消费的行为。从测算消费过度敏感性的角度，王合绪和夏阳［12］、宋冬林等［13］、申朴和刘康兵［14］、王芳［15］等的研究验证了中国居民存在消费过度敏感性，并分析了产生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革，持续的收入分配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体制、住房体制及社会保障体制等改革，使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渐加大，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学者们的研究也检验了收入差距对总消费，以及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然而大多数学者或者研究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或者研究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很少有文献在实证检验中考虑上述两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利用1998―2008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由于部分年份统计数据不全，所以本文利用除以外的其他30个省市作为研究对象。的面板数据，探究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其中既考虑传统的消费习惯、收入、物价、利率等因素，也考察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收入分配差距以及不确定性（主要讨论住房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保障体制改革引发的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模型建立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第四部分结合动态面板模型的检验结果，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第五部分给出本文的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数据源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信息网（cei.省略），所有计算均采用Eviews 6.0软件。
二、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模型建立的理论基础
1.西方消费理论的发展
西方消费理论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是第一阶段的主要代表。凯恩斯从消费心理出发，认为消费者的消费与收入正相关，但消费的增长低于收入的增长，居民消费呈现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凯恩斯之后，杜森贝利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他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其自身收入的影响，也受周围人的影响（即消费的“示范”作用），同时，还受过去时期收入和消费的影响，特别是受过去所达到的消费水平的影响（即消费的“惯性”或“不可逆性”）。凯恩斯提出消费理论不久，经济学家就开始收集数据以验证该理论的正确性，并在家庭调查数据和短期时间序列数据中得到了验证，但很快就出现了“长期停滞假说”和“库兹涅茨与消费之谜”两个凯恩斯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为什么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在家庭数据和短期时间序列研究中能够成立，但在考察长期时间序列时却不成立？莫迪利阿尼和弗里德曼在各自的理论中对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给出了解释。
莫迪利阿尼和弗里德曼各自从消费者的选择理性出发，提出了消费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简称LC-PIH），这是消费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LC-PIH认为，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是由他一生拥有的总收入决定的，当前收入增加导致消费者一生可利用的资源增加，从而引起消费者消费的增长，但这些增加的收入要均匀分配到生命周期中，使其在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消费同等程度地增加。LC-PIH将消费者看做是理性经济人，具有“前瞻性”，其消费决策不仅依据现期收入而且还依据未来的预期收入，即消费者依据持久收入进行消费，当期收入与当期消费之间不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然而，实证检验并不支持以上假说，Flavin［16］发现，消费与收入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Flavin把这种现象称为消费的“过度敏感性”。
霍尔将理性预期引入消费持久收入模型中，得出了消费的随机游走假说，这是消费理论发展的第三阶段。随机游走假说认为，如果消费者关于持久收入预期是理性的，则前期消费就是本期持久收入的最佳预期，因此本期消费仅与前期消费有关，其他任何变量（包括当期收入）对消费都没有解释或预测能力。然而，大多数的实证检验不支持这一假说，且随机游走假说有很多严格的假定，因此，该假说并不具有现实解释力。
20世纪80年代以后，预防性储蓄理论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利兰德和扎德斯对预防性储蓄理论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居民消费除受收入的影响外，还受到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影响，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越强，预防性储蓄动机就越强，相应地居民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这是消费理论发展的第四阶段。预防性储蓄理论可以说明不少被理性预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现象，例如Flavin发现的消费“过度敏感性”与坎贝尔和迪顿发现的消费“过度平滑性”这一对看似矛盾的现象可以同时被预防性储蓄理论所解释。
上述消费理论都只能解释部分消费现象，且各消费理论研究的基础不同。凯恩斯的理论依据是“基本心理法则”，莫迪利阿尼、弗里德曼、霍尔、利兰德、扎德斯等人的研究则假定消费者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近年来，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对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莱布森等人对消费的研究重新开始回归心理学，他们认为，消费决策不是由极度理性的完全相同的经济人做出的，而是由真实人做出的，其行为只能是有限理性的，他们的一项调查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由上述消费理论的发展过程可见，在西方的消费理论研究中，尚没有哪一个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的消费现象，经济学家也并未达成关于消费理论体系框架的一致的结论。
2.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特征及其消费模型建立的理论基础
就我国而言，市场经济完善程度、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各项制度的稳定性等方面还远未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社会中的传统文化、生活理念及价值观与西方社会也存在着较大差异，我国消费者的理性远未达到西方消费理论所假定的理性经济人的程度，但又不是“短视的”、完全“后顾的”消费者，居民的消费处于日渐理性的发展过程中，且在主观上希望达到跨时或一生效用的最大化。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在综合前述西方消费理论框架中提出的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各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以往关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研究和经验分析，建立如下模型：
Ct=β0+β1Ct-1+β2Yt+β3Xt+εt（1）
其中，Ct表示t期消费，滞后1期的消费Ct-1表示消费习惯（或称为消费惯性），Yt表示t期收入，Xt表示影响消费的其他因素，其中主要包括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收入分配差距以及政策变动等因素。
关于不确定性预期对消费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大都以预防性储蓄理论进行解释。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未来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居民消费并不是平滑的，在不确定情况下，预期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要大于确定情况下的消费的边际效用，未来的风险越大，预期未来的边际效用越大，消费者储蓄动机越强。关于不确定性大小的度量，国外文献通常采用失业率或收入的变动来表示。由于预防性储蓄理论产生于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基础上，消费者的选择行为更多地依赖于收入的变化，因此采用这种度量方法是合理可行的。而在我国，由于市场机制还不健全，城镇居民福利保障制度尚不完善，教育和医疗等制度改革带来的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的影响很大，因此，关于不确定性的度量，本文采用支出预期变量作为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变动最大的支出是购房、教育和医疗支出，且购房、教育和医疗支出具有明显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期的特征，因此，代表不确定性的支出预期变量可进一步分解为居民购房支出预期和教育医疗支出预期。
在消费政策方面，1998年以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包括中央银行连续降低储蓄存款利率，调低普通商品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税率，推行消费信贷，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等。本文将储蓄存款利率作为影响居民消费的政策变量，一方面，利率调整是各国央行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对投资和消费都有一定影响，另一方面，除利率以外的其他消费政策都可归于影响消费的收入变量和价格变量中。
基于以上分析，式（1）中Xt可分解为购房支出预期、教育医疗支出预期、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利率四个变量，具体变量含义以及数据见第三部分的模型及“数据说明”部分。
三、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基于前述分析，本文将理论模型（1）进一步扩展为（2）式的模型形式，其中收入分配差距用基尼系数表示。（2）式中，除利率和基尼系数外，其余变量都取对数形式，因此，估计系数可以看做是弹性系数。
ln（cit）=α+β1ln（cit-1）+β2ln（yit）+β3iit+β4ln（jyylit）+β5ln（fjit）+β6Giniit+εit（2）
其中，i＝1，2，…，30由于部分年份统计数据不全，所以本文利用除外的其他30个省市作为研究对象。，代表不同省份；t代表时期。cit代表我国不同省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性支出，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平减得到；cit-1代表消费习惯，用前期居民人均实际消费性支出表示；yit代表不同省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平减得到；iit代表不同省份一年期实际存款利率，用一年期存款名义利率减去相关省份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数据利用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年=100）减去100得到。计算得到；fjit为不同省份城市的平均房价，代表购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jyylit代表不同省份城镇居民的教育和医疗消费支出及支出预期，用各地区人均医疗、教育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表示。Giniit代表各省份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用全国平均的基尼系数表示。
1.变量选取说明
（1）购房对居民消费影响的衡量。
住房体制改革以来，随着商品房价格的不断上涨，居民用于购房的支出越来越多，同时居民手中积累的房产财富逐年增多。总体来讲，房产对居民消费具有带动和挤占的双重影响。对于无房户来说，房价升高，其购房支出或预期购房支出相应增加，这部分居民必须攒更多的钱用于购房和之后的还贷支出，这会挤占消费；而对于有房户甚至有多套住房的居民，由于房价的上涨引致了财富效应，财富的增加会直接增加房地产所有者的财富水平，提高其消费倾向，从而带动消费。此外，房地产业作为国家支柱产业，产业链长、关联度大，能直接或间接带动上下游60多个产业的发展，相关产业的发展又带动了行业内个人收入的增加，进而带动消费的增加；对于个体购房者来说，购房之后的装修、家具的购买等消费行为是随之而来。因此，从宏观上看，居民购房情况对消费的影响是带动还是挤占并不十分确定。国外学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也没有得出定论，国内学者的观点也未达成一致。
本文用房价作为城镇居民购房支出的替代变量，主要原因在于房价的高低一般决定了购房支出的多少，并且房价高低的变动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未来购房支出的预期。模型中各省市的平均房价的计算公式为：
fjit=xseitmjit（3）
其中，xseit表示各省商品房销售额，mjit表示各省商品房销售面积。
（2）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支出及支出预期的计算。
近年来，我国的教育体制和医疗体制不断被社会所诟病，药品价格虚高、大处方、过度医疗和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导致家庭投入负担过重和教育乱收费等一系列问题，使居民对未来在教育医疗上的支出预期不断增加，居民不得不进行更多的储蓄以应付未来的大额刚性支出。这是经济转型期我国城镇居民面临的主要风险，也是不确定性的主要根源。
本文用不同省份城镇居民实际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娱支出之和占实际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居民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支出预期。计算公式为：
jyylit=jyit+ylityit（4）
其中，jyit表示教育文娱支出，ylit表示医疗保健支出，yit表示居民可支配收入。
（3）基尼系数的计算。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反映居民收入差异程度的指标之一，本文有关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参考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发展报告1997》讨论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基尼系数=∑ni=1xiyi+2∑ni=1xi（1-Vi）-1（5）
其中，x为各组人口比重，y为各组收入比重，V为各组累计收入比重，n为分组数。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关于城镇居民收入7个等级的分组数据，计算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并用该基尼系数表示各省的居民收入差距。由于各省城镇居民的收入数据所分等级不完全一致，且数据不全，因此无法计算各省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总体来看，虽然各省之间城镇居民的绝对收入有较大差距，但各省内部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趋同，因此本文用全国的基尼系数替代各省内部的基尼系数。
2.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由本文所构建的模型形式（2）可以看出，因变量的滞后项出现在方程的右边，会导致内生性问题的出现，传统的使用带有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的OLS回归会造成估计系数有偏。为有效克服上述情况给方程估计所带来的问题，本文选用工具变量法（IV）及广义矩法（GMM）对方程进行估计。工具变量选择的是被解释变量的二阶滞后值以及外生解释变量的水平值。
为了避免伪回归，在构建模型之前本文对各指标变量的单整阶数进行了检验。具体的检验方法选择了相同根检验方法LLC和不同根检验方法Fish-PP。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三个模型中的变量ln（ck，it）、ln（yk，it）、ln（jyylk，it）、ln（jfk，it）、Giniit都是一阶单整的，ik，it是平稳的，符合建模要求，可以对方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式（6）所示。
ln（cit）=0.05（1.80）*ln（cit-1）+0.83ln（yit）（46.7）***+0.0005iit（2.46）**+0.19ln（jyylit）（14.6）*** +0.04ln（fjit）（5.01）*** -0.21Giniit（-3.76）******、**和*分别表示表示在1%、5%和10%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括号中为t统计量。（6）
Sargan检验值为36.7%，表明不能拒绝工具变量约束有效的原假设，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约束有效。
四、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上述估计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我国城镇居民受消费习惯的影响显著，弹性系数达到0.05
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认为，如果消费者关于持久收入的预期是理性的，则前期消费就是本期持久收入的最佳预期，因此本期消费仅与前期消费有关，其他任何变量（包括当期收入）对消费都没有解释或预测能力。用模型可以表示为：
Ct=Ct-1+et（7）
本文的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不符合随机游走假说，消费者对于持久收入并没有肯定的预期，因此他们不能按照前期消费来支配本期的消费行为，这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消费者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的特征是相符的。
2.收入始终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弹性系数达到0.83
因此，提高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可以极大地刺激居民消费。图1显示了1978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关系，经检验表明，城镇居民的消费与收入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在长期内，消费将与收入维持同步增长的态势。
3.反映实际利率变化的系数虽然显著，但只有0.0005
表明居民消费在样本期内受利率变动的影响很小，实际利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会相应提高0.0005%，利率调整对消费具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是指利率下调实际上提高了未来消费的价格，降低了当前消费的价格，使居民更倾向于减少储蓄，增加当期消费；收入效应是指利率下调实际上减少了居民的财富收入，迫使居民减少消费。在一般情况下，替代效应要大于收入效应，因此，一般认为，利率下调具有减少储蓄和促进消费的作用。实际利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正，说明储蓄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提高利率，相当于在长期中增加了居民收入，可以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利率对消费的影响系数非常小，接近于0，因此，调整利率基本达不到刺激消费的目的。
4.表示不确定性的教育和医疗支出预期的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其值为0.19
表明教育和医疗支出的替代变量每提高1%，城镇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将增加0.19%。由于教育和医疗支出是总消费支出的一部分，因此它们呈现出同向变动关系，但教育和医疗支出的替代变量与居民总的消费支出并没有同比例地增长，而是远远高于消费支出的增长，这说明教育和医疗支出已经挤占了其他项目的消费支出。教育和医疗改革导致个人教育和医疗支出迅速增加，居民面对这一问题的理性选择只能是减少其他消费项目的支出，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教育医疗的需要，这必然导致居民当期消费减少，我国总体上的居民消费不足。
5.购房具有消费和投资双重属性，相应地会对居民消费具有带动和挤占的双重影响
本文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城镇居民的购房支出在总体上表现出对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即财富效应以及相关联的消费支出高于替代效应。购房支出每增加1%，居民消费支出将提高0.04%，但依靠房价的上涨带动居民消费增加这一思路是不可持续的，政策上也是不可取的。居住是住房的基本功能，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释放了大量的财富，住房分配的货币化也导致大量资金流入商品房市场，这改善了居民居住条件，同时也促进了与住房相关的消费需求。但近年来，房价持续快速走高已经超出预期，甚至已成为社会问题，高房价必然导致一部分消费者无力购买住房，贷款买房后必然会挤占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我国开始全面开展住房体制改革始于1998年，本文的实证分析在1998―2008年的样本期内表现出房价与居民消费具有正相关性，但并不能表明持续的非理性的高房价可以带动居民消费需求。
6.近年来，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差距明显扩大，贫富悬殊问题日益严重
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上表明收入分配处于高度平均状态，在0.2―0.3之间为相对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比较合理，超过0.4时收入差距偏大，达到0.5时，收入差距过于悬殊，容易引起两级分化，导致多种社会问题。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城镇居民收入7个等级的分组数据，计算得到的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如图1所示。
由图可见，2002年以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2004年以后一直高于0.4，2008年达到0.413。这还只是统计局的调查数据，若考虑到城镇高收入阶层的灰色收入、隐形收入等不合理收入，Gini系数将更高。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整体上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居民消费不足，本文研究表明，Gini系数每增加1，城镇居民消费将减少21%，因此，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改善居民收入分布结构，是政府相关政策应遵循的方向。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建立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理论模型，之后，基于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本文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收入和收入差距都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重要变量
为了扩大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政府应努力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的购买力，尤其是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减小贫富差距，利用税收杠杆，增加对城镇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2.住房价格的快速增长增加了居民购房的成本，抑制了消费
但另一方面住房的财富效应又能对消费产生带动作用，因此，政府应当采取适当的政策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引导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保证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条件，抑制市场上的过度投机行为，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
3.实际利率变动对消费的影响非常有限
因此，调整利率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不大。城镇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期主要来自教育和医疗等大额支出的增加，从国家政策的制定上，主要还是应当考虑强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长效机制，以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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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支出论文篇5
关于消费理论的研究有很多，影响比较大的有凯恩斯学派的绝对收入消费理论、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消费理论等等，现在的大部分消费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些消费理论之上并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发展。潘彬（2006）认为收入是影响农村消费的主要因素。李春琦（2009）建立一个动态宏观经济分析模型，认为农村居民消费习惯非常稳定，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负影响。刘伦武（2010）以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系数模型分析了农村基础设施与农村消费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对农村消费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胡东兰等（2013）采用1978-2010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认为中国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有一定的挤入效应，这种挤入效应效果不明显，且农村居民消费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为更好地拉动农村居民消费、拓展农村消费市场，政府应从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做出努力。
通过对已有文献梳理发现大部分学者从收入、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和财政支出的角度研究农村居民消费，但从劳动力负担的角度研究农村居民消费的文献很少，本文尝试运用VAR和VEC模型，研究嵌入劳动力负担的农村居民消费行为以及居民纯收入、消费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二、变量、数据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和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是改革开放后1979-2012年湖南省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数据全部来源于《湖南省统计年鉴》以及wind资讯。本研究所采用的主要变量描述如下：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总支出（Y），本文用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总支出衡量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额，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总支出受劳动力负担，收入，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居民个人纯收入（X1），从绝对收入假说到相对收入假说再到生命周期假说，收入都是影响消费的首要因素，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导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劳动力负担（X2），本文的劳动力负担指农村居民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人口数（包含本人）。消费价格指数（X3），消费者价格指数反映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的价格变动本文用环比年度CPI作为消费价格指数的变量。农村固定资产投资（X4），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是指政府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为了增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变量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影响的解释，选取人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变量。
将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自然对数转化，不但没有改变原有数据的协整关系，而且能使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异方差现象。
消费支出论文篇6
Key words：local government； fiscal expenditure； residents' consumption； effect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内需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新的拉动力。为扩大内需、刺激居民消费，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特别是民生方面的支出。在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政府又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此来释放消费潜力，从而“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从影响方向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财政支出促进了居民消费，即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二是财政支出抑制了居民消费，即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关于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效应，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仍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国外学者很早就开始研究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Bailey（1971）就通过研究发现公共部门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挤出了θ（0
国内学者对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效应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二是研究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
（一）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李广众（2005）依据消费者最优选择理论来构建计量模型，运用1952-1978年与1979-2002年两个时期的样本实证分析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表现为互补关系[3]；张治觉和吴定玉（2007）、陈冲（2011）、胡永刚和郭新强（2012）等通过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也认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4-6]；胡永刚、郭长林（2013）通过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运用我国1996Q1―2011Q4的季度数据分析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支出扩张会导致居民消费增加[7]。但另外的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却与上面的截然相反。黄赜琳（2005）通过构建一个三部门实际经济周期模型来我国研究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8]；申琳和马丹（2007）、方福前和孙文凯（2014）通过实证分析也认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有一定的挤出效应[9-10]。
（二）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储德银、闫伟（2009）运用1998-2007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来实证分析地方政府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而转移性支出与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程度并不明显[11]。陈冲（2011）经过实证分析认为政府投资性支出和民生性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而消费性支出产生挤出效应。刘小川、汪利锬（2014）运用乘数―加速数模型来研究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一般公共事务性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民生性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经济事务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呈现为先挤入后挤出的“倒U型”效应[12]。武晓利，晁江锋（2014）利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框架来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指出政府消费性支出在长期内挤出居民消费，而投资性支出在长期内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服务性支出和转移支付能有效挤入居民消费[13]。
上述研究文献，特别是国内文献，对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效应的研究都是基于全国层面的研究，很少具体研究某个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李广众、黄赜林、胡永刚等）。由于在现行的政府财政支出里，除国防和外交支出需中央承担外，其它支出都是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或者是地方独自承担。其中如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等有关民生的支出都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并以地方政府为主。因此，单独研究某个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很有必要。同时，在研究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效应时，有的学者没有考虑到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性（陈冲等）；或者考虑到了这种特殊性，但没有同时研究财政支出影响城乡居民消费效应，并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异（储德银等）。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模型，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样本，从总量和结构效应两个视角来实证分析安徽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量和各类支出项目对城乡居民消费的“挤入”与“挤出”之争，并分析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效应之间的差异。本文随后部分的安排结构如下：第二部分阐述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第三部分构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模型；第四部分实证估计安徽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结果并进行分析；最后就是本文的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
本文利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来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在这里不考虑各地区之间的经济结构差异和国内产业分工情况，同时假定该地方政府辖区为一个封闭的经济，则引入的收入决定模型为：
依据经济性质的不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可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首先，购买性支出直接作用于生产和就业，购买性支出的增加会直接增加社会总需求，在社会总供给小于总需求或经济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时，社会总供给也随之增加、就业增加，居民可以选择更好的就业机会或更多的人获得就业机会，使得居民收入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居民收入的增加导致居民消费的增加，即GADS、就业YYdC；其次，转移性支出直接作用于收入分配，当增加转移性支出时，如社会保障支出，通过分配和再分配使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从而促进居民消费，即TRYdC。
上面是分析了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总体影响，由于不同支出项目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不同，因此就有必要分析各支出项目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即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结构影响。第一，行政管理支出与居民消费。行政管理支出是政府履行行政管理这一基本职能发生的支出，政府通过行政管理来维持生产和生活秩序，为企业与居民提供稳定安全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促进居民消费。当行政管理支出规模过大时，就意味着政府规模的扩张和干预程度的加强，此时政府就可能过度干预市场，存在“越位”可能。政府的过度干预可能引起市场机制扭曲，从而抑制了居民消费；第二，教育支出和居民消费。政府教育性经费支出直接影响着教育水平的提升与劳动力素质的高低，而劳动力素质的高低又直接影响着劳动者工资水平的高低。政府通过增加教育支出改善学校基础设施、引进优秀人才等，来提高学校的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从而提升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劳动者的专业技能和素质。劳动者专业技能和素质提升后，可以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劳动者的工资待遇水平也会提升，从而促进了劳动者的消费水平；第三，社会保障支出和居民消费。一是社会保障支出具有收入再分配功能，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促进居民消费，二是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可以减少居民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间接提高居民消费愿望；第四，医疗卫生支出和居民消费。政府通过增加医疗卫生支出，来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从而提高了居民的健康水平，而健康对工资率有显著影响（田艳芳，2013）。因此，居民好的健康水平促进了收入水平的增加，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居民消费。
三、模型构建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本文在消费者最优选择理论的框架下，借鉴储德银（2009）、睢党臣（2012）、邹红（2014）等文献的思路，构建以居民消费为被解释变量，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为核心解释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考虑到居民收入对居民消费有着重要影响，为了提高模型估计结果的精确性和科学性，故将居民收入也加入到模型中，具体的实证分析模型如公式（4）所示：
模型（4）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城乡居民消费总量效应的模型。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地级市和第t个时期，c表示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y表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zc表示人均财政支出，且为了减少变量的波动性，对所有变量做对数处理。
考虑到本文还要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用人均行政管理支出、人均教育支出、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和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来代替模型（4）中的人均财政支出变量，实证分析模型如公式（5）所示：
模型（2）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效应的模型。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地级市和第t个时期，xz表示人均行政管理支出，jy表示人均教育支出，sb表示人均社会保障支出，yl表示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所有变量做对数处理。
（二）数据说明
本文的分析样本为安徽省16个地级市，时间跨度为2008-2013年。由于安徽省2011年进行了行政区划改革（撤销巢湖市），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本文将巢湖市2011年之前每年的数据并入到合肥市处理。本文所有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2009-2014），为了增强实证结果的可信度和科学性，所有数据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平减（2008=100）。模型中的各类财政支出的人均变量是指某地级市的该类财政支出总量除以该市的户籍人口数的数值，如人均财政支出就是通过某地级市的财政支出总量除以该市的户籍人口总数得到，其中行政管理支出用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来代替。各变量的统计特征如表1所示。
四、实证估计结果及其分析
（一）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
1.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
由于本文仅仅分析安徽省内的情况，本文认为固定效应模型在理论上比混合回归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更适合。同时根据协方差分析检验，本文最终选取固定效应变截距面板模型来实证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实证估计结果如表2中（1）列所示。
从估计结果可知：首先，人均财政支出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安徽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促进了城镇居民消费，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其次，人均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182 7，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财政支出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平均增加0.182 7%；最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同方向变化，且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加一个百分点，其人均消费平均增加0.457 9%。
2.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
通过协方差分析检验，本文选取固定效应不变系数面板模型来实证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实证估计结果如表2中（2）列所示。根据实证估计结果可知：人均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089 6，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财政支出增加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平均增加0.089 6%。这意味着安徽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即地方政府财政对农村居民消费也具有“挤入”效应。同时，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也促进了其消费水平，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加一个百分点，其人均消费平均增加0.657 4%。
3、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城乡居民消费总量效应差异的分析
根据表2中的估计结果可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都具有“挤入”效应，但是挤入的程度却不相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入程度高于其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入程度。本文认为这是由于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造成的。当前，安徽省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问题比较突出，并由此使地区间、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逐步拉大。城镇居民享受到的公共服务高于农村居民享受到的，这就使的政府增加财政支出时，城镇居民得到的优惠多于农村居民的，从而更能够促进城镇居民的消费。同时也可以得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消费弹性也不相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消费弹性小于农村居民的消费弹性，即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更能促进其消费水平的增长。本文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低于城镇居民的，导致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也低于城镇居民的。当居民收入水平上升时，农村居民会更多将收入用于消费，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
本文除了分析安徽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总量效应外，还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由于本文在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结构效应时的样本时期跨度较短，而且时期较短的原因是我国在2006年进行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安徽省从2007年开始实施新的收支口径，从而使得样本只能从2007年开始，这种客观原因是无法克服的。因此，本文采用混合堆积回归的形式实证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也正因如此，本文仅能运用OLS对模型（5）进行实证估计，实证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实证估计结果可知：首先，人均行政管理支出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74 9、-0.079 6，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t检验，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行政管理支出增加1%，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分别减少0.174 9%、0.079 6%，即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均具有“挤出”效应。本文认为这是由于行政管理支出是非生产的消耗性支出，在政府预算规模不变的情况下，行政管理支出增加必然会减少其它方面的支出，如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民生性支出，从而不利于增加居民消费。同时，政府行政管理支出规模扩大，意味着政府规模的扩张和干预程度的加强，此时政府就可能过度干预市场，存在“越位”可能。政府的过度干预可能引起市场机制扭曲，从而抑制了居民消费。其次，人均教育支出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99 4、-0.052 2，且前者在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了t检验，而后者没有通过t检验，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但是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却不明显。再次，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的回归系数均没有通过t检验，说明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均不明显。本文认为这是因为安徽省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不能降低居民的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明显。最后，人均医疗卫生支出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99 8、0.237 4，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t检验，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增加1%，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分别增加0.299 8%、0.237 4%，即地方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均具有“挤入”效应。本文认为这是因为政府增加医疗卫生经费的投入，有利于提高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从而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好的健康水平促进了工资收入水平的上升，从而引起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五、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安徽省1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总量和结构效应两个维度来实证分析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总量效应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均具有“挤入”效应，且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入效果更明显。从结构效应看，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均具有“挤出”效应；医疗卫生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均具有“挤入”效应；教育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但是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却不明显；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均不明显。
消费支出论文篇7
1.1 论文选题的学术和实用意义
中国消费市场的发展态势，既是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隐患和契机，同时也是撬动世界经济的杠杆。目前，我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与出口，对消费需求的重视严重不足，这必将导致经济增长原动力的倾斜，抑制国民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一直是构成我国最终消费的主体，但是其发展已步入正轨，发展潜力有限。因此，消费需求的发展趋势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民消费需求的发展趋势，扩大消费内需的关键在于发展城镇的消费需求，刚起步的消费市场才是未来我国消费市场的重点和热点。其重要性不仅体现于庞大的市场规模，也体现于巨大的市场潜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没有离开消费的生产，消费为生产提供最终的动力”。在经济学 GDP 分析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被誉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作为总需求构成因素之一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具有持久的推动力。最终消费是由居民消费和集团消费两部分组成，居民消费又可分为城镇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消费两类。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国民经济基本保持健康平稳的发展，社会产品日益丰富，居民生活消费选择空间不断加大，消费对生产供给及国民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力越来越明显。
消费作为国民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一环，在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对经济的增长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从需求方面看，消费对经济具有直接与间接拉动作用；从供给方面看，消费能够创造出生产发展所必需的人力资源，从而创造出社会生产力；从均衡性角度看，消费又起着“自动稳压器”的作用，防止国民经济大幅度地波动；从结构方面看，消费结构变动是产业结构变迁的根本动因，可引导产业结构不断地升级，促进经济增长。从理论上讲，消费结构问题是消费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是一定时期人民群众消费状况的重要标志。居民的消费结构，不仅仅涉及消费领域的问题，更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层次，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经济运行的状况是处于良性循环状态还是处于不良运转时期，关键问题之一就是看居民的消费结构是否合理。进行消费结构的分析研究，对了解居民自身的合理消费、社会消费水平、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变化以及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平衡市场供给与需求，都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就杭州市区城镇的情况来说，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几年的发展，特别是自 1995年杭州市以来，居民生活水平有了跨越性的提高，当前正处于从初步小康型向全面小康型转变的关键时期。同时，杭州市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水平，特别是消费结构较以往发生很大变化。细致地研究近几年来杭州市居民的结构变化状况，系统地把握消费结构变化同经济增长的关系，对准确把握居民消费需求、促进居民消费具有指导意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微观方面，可以为企业、商品生产者组织生产、合理决策提供现实参考；宏观方面，可以为本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民经济的宏观决策提供依据，达到优化产业结构、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目的。
1.2 论文研究目的，内容和技术路线
① 研究的目的
1）利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了解杭州市城镇居民消费消费支出结构变动的特征，寻求影响杭州市区城镇居民消费变化的因素。
2）通过恩格尔系数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进行研究分析
3）根据消费变动的原因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合理化结论，为政策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依据。
② 研究的内容
研究是以杭州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为考察和分析对象，研究的时期主要是 1995 至 2008年杭州市城镇居民消费状况。主要研究内容：
1）概述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基础理论和内涵，消费结构变化及发展的一般趋势和意义，论述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运用恩格尔系数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计量经济分析方法、统计分析方法和比较分析法，对杭州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进行分析，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和特点进行分析，找出消费变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对策建议。
③ 技术路线
1）首先是对消费结构的综述，描述国内外的消费结构的研究，再对消费结构概念和应用的阐述。
2）然后是对杭州市城镇居民的消费统计数据和家庭消费数据样本进行分析，根据需要选取建立消费函数、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的方法，对杭州市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变化和特征进行实证分析，找出影响的主要因素。
2）再是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研究方法的一个总结。
3）最后从实证论的角度，论述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针对主要影响因素给出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行性对策建议，给出政策制度的合理依据。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1.3.1 国外消费结构的研究综述
西方对消费结构的研究较早，17 世纪末，乔治金对曾对工人阶级生活消费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当时消费结构被称为“预算分析”或“收支研究”。他不仅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国家消费支出的构成情况，还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了英国家庭的生活消费支出结构。最早提出“消费结构”这一概念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爱德华迪克佩蒂阿格兹收集了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收入组的消费结构资料，并首次提出家庭消费结构消费支出的分类方法。弗里德里克勒普拉尔对消费结构的研究主要是调查每一家庭的生活收支情况，目的为了社会改革服务【1】。 研究消费结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德国统计学家和工程师恩斯特恩格尔，1857 年他在研究当时欧洲大陆居民几十年的消费数据，特别是居民的食品消费与总消费以及与总收入之间的关系后提出：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其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品的费用所占比重就越大；反之，一个家庭收入越多，其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品的费用所占比重就越小【2】。这就是世人所熟知的著名的“恩格尔定律”。马克思在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时，把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中的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进一步区分为生产必要生活资料和生产奢侈消费资料这样两个分部类【3】；此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把消费品区分为以商品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和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4】。这实际上以宏观的角度分析了消费结构。恩格斯也曾把消费资料划分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揭示了人们的消费结构从低向高发展的历史进程。列宁则更明确地指出过：“一定的消费状况是比例的要素之一”，他还概括了需求上升规律，即一个国家的生产率较高，工人的工资也较高，满足的需求也就较多【5】。这些都是对消费结构的阐释。当代西方消费经济理论是在古典消费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主要内容包括：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函数理论、消费结构理论、消费水平理论、消费品的供给和分配中的政策和技术问题等等。近现代许多西方学者对消费理论提出了各种假说，如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等，为消费结构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开始把家庭作为消费决策的基本单位，分析消费结构。其中，希尔提出“家庭文明”分析，斯梅尔塞等提出家庭消费支出功能分析，威廉威尔斯和乔治古伯尔利用“家庭生命周期”对消费行为进行分析，体现了消费结构在家庭消费中的变化趋势。在研究方法上，恩格尔定律被提出以后，它的适用性得到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同，随着经济学家对消费结构变化的不断研究，按照恩格尔定律的基本规律，得出了衣着消费支出类似食物消费支出的变化规律，称之为恩格尔定律的引申定律。在研究各国居民生活水平时，经济学者经常使用恩格尔系数来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也是定量研究消费结构的开端。最近几年，消费结构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及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线性及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是用收入水平、价格水平等做解释变量，只能反映总支出和价格变动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对一些潜变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如地区因素、收入分配因素、预期因素等潜变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无法显现出来。因此，一些国外学者提出用面板数据的方法研究消费结构，即用 PanelData 方法分解潜变量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主要代表人物有乔晨、马蒂尔斯和塞维斯特，该方法在消费结构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使消费结构研究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1.3.2 国内消费结构的研究综述
我国对消费结构研究起步较晚，发展迅速。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教授在 1963发表的《关于消费问题的探讨》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消费构成，一方面是由他们的需求结构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消费基金的物质构成决定的。”这里的消费构成等同于消费结构。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开始对此高度重视，消费结构的研究真正活跃起来，对消费结构的全面深入的理论研究开始进行，从“六五”起到“九五”国家都将消费结构方面的研究列为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983 年由尹世杰教授主编的《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填补了我国经济科学一个空白，开拓了经济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在这部著作中，尹世杰教授专门分章系统研究了消费结构问题，是我国进行消费结构理论研究的开端。
八十年代中期至上世纪末是我国消费结构理论发展的十分重要的阶段，在这十几年里相继出版了几部专门研究消费结构的专著，包括中国社科院杨圣明教授于 1986 年所著的《中国消费结构研究》；山东大学林白鹏教授于 1987 年所著的《中国消费结构学》和1993 年所著的《中国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关联研究》；尹世杰教授于 1988 年所著的《中国消费结构研究》和于 2000 年所著的《中国消费结构合理化研究》。这些著作把中国消费结构学的研究推上一个又一个的新台阶，并且基本构筑起了我国现有消费结构理论体系。杨圣明教授在《中国消费结构研究》中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入手，研究了消费结构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书中建立了数学模型和对消费结构的预测方法，这些方法至今仍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林白鹏教授《中国消费结构学》中把消费结构作为一个要素放在社会再生产这个大系统中研究，指出：“消费结构的变化的不同阶段是生产力一定发展水平的反映，在社会主义国家研究消费结构有特殊意义”。在《中国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联研究》中，林白鹏教授首次将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两个领域联系起来研究。他认为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是两种相辅相成的经济要素，产业结构只有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结合起来。
尹世杰教授的《中国消费结构研究》一书是以我国居民的生活消费结构为着眼点，以消费需求为始点，以经济、社会、文化等影响消费结构的诸因素为内容，以消费结构合理化为目的，并以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求和提高消费质量为终点，建立了自己的消费结构理论体系。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居民消费结构出现的新情况给予了理论指导。他的新著《中国消费结构合理化研究》更反映了当代消费结构研究的最新成果，开创了消费结构研究的新局面。在对现阶段我国消费结构定量的研究和预测方面，江西财经大学的董福荣教授从中国家庭消费结构方面入手；山东大学藏旭恒教授从居民资产与消费选择行为关系方面研究，在他所著的《中国消费函数分析》中，研究了消费结构、消费倾向、消费的收入弹性以及和利率价格的关系；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范剑平研究员以及孙凤研究员分别从居民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和消费行为数量研究方面作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使得我国对消费结构学的研究理论系统逐步发展和完善，为推动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3.3 居民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长期以来得到论证，居民消费是拉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大量文献对于城乡居民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了城乡居民的消费对经济增长均有很大影响但是力度不同的观点。在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方面，国家统计局课题组通过对中国居民购买力水平的实证研究，得出“提高城乡居民购买力水平是扩大内需的关键”结论；河北经贸大学课题组经过实证分析，得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内需的增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小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刘缉川在《江西农村居民消费研究》一文中认为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对人力资本具有创造作用，消费还是防止经济萧条的稳定力量。
常欣在《供给与需求结构双向调整》中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局已由“资源约束”转为“需求约束”，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经济的增长。敖琴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中认为，占全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的城镇居民消费占了全国居民消费的 70%左右，城镇经济在国家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其发展水平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与水平。城镇居民消费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变化将直接引起市场供求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关系到城镇自身乃至全社会的发展。从消费结构与经济持续增长关系的角度，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增长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增长，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刘树信《改善山西消费结构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思考》一文，研究了山西省消费结构改善拉动经济增长，论述了应该如何按照消费的要求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张泽一的《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论述了消费结构是如何通过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问题。
黄丽馨的《广西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联的实证分析》，在文章的论述中提出了消费结构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思想。在家庭消费结构方面，高荣升《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与特征研究》中对比考察一些典型国家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特点，通过借鉴和参考这些国家的经验，以实现我国家庭消费结构的优化。余金凤《论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优化》指出家庭消费结构是整个消费结构的基础。我国经济要持续保持适度增长和协调发展，必须始终保持国内消费市场对经济发展的有效拉动，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优化家庭消费结构。由于众多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我国的消费结构理论体系已经基本成形，其主要内容包括消费结构的类型、影响消费结构的因素、消费结构合理化的指标和途径、消费结构的差异、消费结构的国际比较以及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联等，为我国消费结构理论研究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章 消费结构的基础理论
消费结构理论是消费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结构的研究将宏观经济中的消费理论与消费实际联系起来，为宏观消费问题提供了实证研究的角度、方法及应用。
2.1 消费结构的基本概念
致谢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我已经在上海海洋大学度过了近4年难忘日子。在本文完成之际，我要向这几年里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老师和朋友们表示我诚挚的谢意!在这即将告别校园、走向社会的时刻，我由衷地感谢给过我指导和帮助、鼓励和欢乐的师长、朋友和家人。
在校学习期间，我在学习和生活上得到了老师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老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学识，宽厚豁达而正直随和的为人风范，令我敬仰，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从治学态度到治学方法，从做学问到做人，都给了我莫大的启迪，让我受益终身。
我要感谢我尊敬的老师们。四年来，老师们悉心教授了我各方面的知识。特别是郑奕老师，本文从选题、构思、成文都倾注着老师的心血。在此，谨向我尊敬的导师致以诚挚的感谢!其次，我要感谢陪伴我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的同学和朋友们。他们不仅让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而且帮助我克服了生活和学习中的一个个困难。这些珍贵的情谊我会永远珍惜。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家人。他们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给我了极大的支持，他们的教导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他们的关爱让我充满了勇气与信心。
我所取得的任何成果都是老师，朋友和家人支持的结果，在这里我忠心祝愿他们生活幸福、身体健康！
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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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支出论文篇8
财政社会性支出中包含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支出，财政社会性支出对经济增长不仅仅产生直接影响，更重要的是可以营造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是影响居民消费函数的重要因子，进而解释其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效应。借助西方消费函数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做出推断：财政社会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消费函数理论为基础，通过数理方法推导出财政社会性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理论模型，并进行计量检验，以探讨实证结果与理论假设是否一致。
理论模型的构建
为了得出财政社会性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传导机理，本文在消费者最优选择框架内对财政社会性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推导。首先假定代表性消费者在其一生中最大化的效用函数及其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1）
s.t.At=At-1(1+r)+Yt-Ct-Gt （2）
其中Et代表基于t期信息对未来的预期，β是折现因子，C*t为t期有效消费，At表示t期所拥有的实际金融资产，r是实际利率，Yt是实际收入，Ct是居民消费支出，Gt是政府支出。联立方程（1）、（2），可知为确定条件下求解效用最大值问题，构造其Lagrangean函数为：
（3）
上式中λt是Lagrangean乘子，在此度量财富的边际效应。假定个人消费效用函数为相对风险厌恶函数（CRRA）：
（4）
其中δ>0，U`(C*)=C*-δ>0，U``(C*)=-δC*-δ-1
消费者不仅消费私人产品而且消费公共产品，所以其获得的消费效用应由两部分组成，Baily、Tsung-wu Ho等认为有效消费函数是一个线性的组合即：C*t=Ct+θGt，式中θ代表政府支出与居民实际消费支出之间的效用关系。当θ>0时，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完全的替代关系，当θ
C*=CtGtφ （5）
式中φ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系数。这一改进更符合中国居民的实际消费情况，因此本文采用改进后的模型来定义有效消费函数。接下来对（3）式求解，得到其一阶条件为：
（6）
E0[β(1+r)λt-1]=λt （7）
又因为根据（5）式有，，将（6）式中解出的λt，λt+1代入（7）式中得到：
Ct-δGtφ(1-δ)=[β(1+r)Ct+1-δGt+1φ(1-δ)] （8）
对（8）式两边取对数，整理后有：
（9）
令，，随机误差项为ut，则（9）式可改写成：
lnCt=α0+α1lnGt+ut （10）
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很多，通常认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居民的消费习惯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使实证检验的结果更加真实，可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Yt作为解释变量，从而得到基本方程：
lnCt=α0+α1lnGt+α2lnYt+ut （11）
实际上，如果假设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政府支出相关，即令Yt=β0Gt，则Ct=β1+β2Yt+β3Ct-1=β1+β0β2Gt+β3Ct-1=α0+α1Gt+α2Ct-1，该表达式同样具有可解释性，然而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政府支出之间的相关性有待考证，所以本文选择（11）式作为下一步实证检验的基础。
财政社会性支出与居民消费总量关系的协整检验
（一）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关于财政社会性支出、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推导为实证研究提供了逻辑基础，为了从实践角度考察居民消费总量（C）与财政社会性支出（S）、居民可支配收入（Y）之间所存在的函数关系，本文运用1990-2009年的数据资料进行论证，得出三者之间关系的经验结果。其中居民消费支出总量为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居民消费支出，财政社会性支出根据前文的统计口径计算所得，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总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口总数（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为了消除期间通货膨胀对数据的扭曲，居民消费总量和居民可支配收入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978年=100）进行调整，财政社会性支出采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1978年=100）进行调整。为了减少时间序列的异方差和波动性，采用对数化形式对其进行处理，即把C、S和Y转化为LnC、LnS和LnY。模型的数据全部使用Eviews5进行处理。
（二）单位根检验
在时间序列平稳的基础上，确立的计量经济模型才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然而现实中绝大多数时间序列数据都存在非平稳性的特点，将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会带来“伪回归”问题，使得估计出的参数产生偏差，所以需要首先判断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可以采用单位根检验的方法，考察时间序列是否平稳，如果序列不平稳，一般可以再通过差分使之变得平稳，经过N次差分，则称之为N阶单整。用ADF方法对LnC、LnS和LnY及其差分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的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显示，LnC、 LnS、LnY的一阶差分的t统计量都小于5%水平的临界值，因此可以认为不存在单位根，均为平稳时间序列。为了考察三者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需要继续进行协整检验。
（三）协整检验
协整理论（Engle和Granger）认为虽然某些经济变量是非平稳的，但是它们之间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因此可以通过协整理论介绍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非平稳数据。本文运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先做两变量之间的回归，然后检验回归残差的平稳性。以lnCt为被解释变量，lnSt、lnYt为解释变量，用OLS方法估计回归模型，其回归结果如下：
lnCt=0.12094-0.095913lnSt+1.062850lnYt+et
（0.024168）（-1.501024）（10.52225）
R2=0.996432 F=2373.455
对上式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其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t值为-3.304841，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3.029970，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这也说明变量lnCt与lnSt、lnYt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四）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ECM）是具有特定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lnCt与lnSt、lnYt之间存在协整，表明从长期来看三者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短期波动可能产生失衡，其经济关系是一个从短期失衡趋于长期均衡的动态过程。为了使模型更加精确，可以把误差项et视为均衡误差，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把短期行为与长期变化联系起来，建立的误差修正模型基本结构如下：
VlnCt=β0+β1VlnSt+β2VlnYt+β3et-1
本文以VlnCt为被解释变量，以VlnSt、VlnYt和et-1作为解释变量，估计回归方程，使用Eviews5操作得到的结果如下：
VlnCt=0.058898-0.023993VlnSt+0.357823VlnYt-0.396047et-1+εt
（3.012640）（-478690）（1.944425）（-3.548781）
R2=0.495698 F=4.914690
上述的结果表明，从短期来看，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更大，而财政社会性支出对其影响并不是很显著。如果前期居民消费偏离均衡水平，则本期将以-0.396047的力度对偏差进行调整。
（五）格兰杰因果检验
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不意味着相互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缺乏因果关系则相互之间的关系就没有实际意义。所以需要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检验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取两期滞后，Eviews得出估计结果（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LnS不是LnC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即LnS是影响LnC的重要原因；而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LnC不是LnS格兰杰原因”，即接受原假说。说明两者之间只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而不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结论
本文通过单位根检验发现，财政社会性支出、居民消费总量的增长都是相对平稳的。通过进一步分析财政社会性支出与全体居民消费总量之间的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本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财政社会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总量都存在程度较弱的“挤出效应”。 短期内财政社会性支出增加虽然可以改变消费者的暂时收入水平，但是由于对持久收入水平产生的影响较小，所以其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较弱，实证研究正好印证了这一点。财政社会性支出的长期变化可以改变消费者持久收入水平，并影响消费者的未来收入预期，进而改变其消费决策，即从长期来说财政社会性支出能明显刺激居民消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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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支出论文篇9
收稿日期：2011-05-18
作者简介：李敬子(1988-)，女，河南新乡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跨国公司理论与实践;张彦(1986-),女,宁夏银川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国际竞争力。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GDP平均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但是居民消费需求占GDP的比重一路下滑，到2004年才有上升的趋势，但2006年又开始下降，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贡献却在逐年减小，消费需求偏低是造成中国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2007年席卷全球的次债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海外债权投资损失增加、中国货币政策加息空间减小、国内出口降低、通胀压力加大等等问题都如期而至，2008年中国政府投资4万亿元来刺激经济。广东省作为贸易大省，2008、2009年GDP均居全国第一位。近年来，政府重视协调投资与消费比例，加大力度刺激居民消费需求，从财政政策方面做好促进消费需求以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到底是具有挤入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不一，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是广东省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需求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针对广东省经济振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
二、 文献综述
（一）国外对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需求理论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财政支出与消费需求理论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第一，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政府支出增加会导致税负上升从而减少人们的预期可支配收入, 因此它对私人消费有挤出效用；Bailey［1］从政府公共部门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与私人消费角度，Ahmed［2］从小型开放经济中政府的临时性支出和持久性支出与居民消费角度，Tsungwu Ho［3］从经合组织24个工业国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都得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
第二，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4］是阐述有效需求与财政支出的密切关系的第一人，认为地主、牧师和政府的支出对增加社会有效需求是很必要的；凯恩斯［5］根据乘数效应理论认为政府财政支出通过乘数效应带动国民经济成倍增长，并且拉动消费增长；Jordi Gali、J. David LopezSalido 和 Javier Valles［6］将价格黏性和非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引入新凯恩斯主义宏观模型，论证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正向影响；Athanasios、Tagkalakis［7］运用1970-2001年19个经合组织国家的面板数据，单独分别对经济萧条和经济繁荣时期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经济萧条时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能刺激私人消费。
国外学者对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观点不一，Carlos Fonseca Marinheiro［8］认为基于简单消费函数的经验分析研究，产生不同结论的原因主要是通过总量关系的分析构建当事人的简单消费函数不同，这种函数在计量分析时除了存在变量的度量问题外，还存在变量的内生性和识别问题。
第4期李敬子，张彦：广东省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效应分析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1年 （二）国内对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需求理论的研究
对于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需求理论之间的关系，中国学者们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进行了研究，并试图为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和增强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发展寻找出路。
基于居民消费行为视角，李广众［9］在消费者最优消费选择欧拉方程基础上推出用以分析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模型,并对全国、城镇以及农村样本进行估计,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 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表现为互补关系，但是由于分析模型缺乏微观基础，所以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就居民消费行为变化的真正原因做出解释；李永友、丛树海［10］通过构建中国加总消费函数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这表明财政政策对总需求波动具有明显的稳定效应，但是稳定效应的微观基础不是来自于有限期界的居民消费决策行为，而是来自于中国存在较高比例的流动性约束消费者，这一比例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在60%以上；孔祥利、司强［11］对新农村建设财政支出与农村消费需求的相关性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政府财政对农业的各项支出提高了中国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促进了农村消费的增长，农村消费需求与GDP增长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洪源、肖海翔［12］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得出：两者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并且政府民生消费性支出是导致居民消费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而且提出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大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的民生消费性支出，构建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但是也有学者得出相反的结论，黄赜琳［13］利用实际经济周期模型，构建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的非线性关系，结论证实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李春琦、唐哲一［14］通过建立代表性消费者的跨期迭论模型，得出：政府的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对私人消费有挤出作用，政府的社会文教费用支出、经济建设支出以及其他补贴性的财政支出对私人消费有拉动作用。由此可见，国内学者对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需求理论之间的关系看法也不一致。
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角度，胡琨、陈伟珂［15］利用向量自回归方法，选用居民消费、民间投资、进口、出口四个变量，并采用脉冲响应分析和预测方差分解分析对中国财政政策有效性进行定量分析，得出财政政策加强了宏观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和提高了宏观经济系统对外部冲击的灵敏度，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和进口的调控能力比较明显，而对民间投资和出口的调控能力较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策效力的发挥；冯珍［16］认为中国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是进一步增加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比重，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放慢资本性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给私人资本更多的投资空间；宋汉光［17］从当前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实施的反周期经济调节的积极财政政策入手，分析了新政策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并对未来经济的预期效应做出评价，并从优化资金的投向配置、区域配置、期限配置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叶文辉、楼东伟［18］对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所实施的两轮积极财政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设定IS-LM模型对1998-2008年两轮财政政策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并测算了中国4万亿投资在2009-2010年的有效性，发现1998年至今，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在逐年递减，金融危机使中国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更加突出和严重，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还有待调整和改革。
从制约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和公共政策角度，童大龙、储德银［19］根据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和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分别建立了农村居民收入消费函数，并且基于后者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现期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流通中的货币量对消费不具有显著影响，但收入水平对其消费具有系统显著性，特别是永久性收入，而且当前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具有示范效应和攀附行为，最后基于公共财政视角提出促进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对策。
三、模型建立与说明
为了研究广东省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建立如下模型：
lnCont=β0+β1lnGovt+β2lnInct+ut（1）
其中：lnCont表示t时期的居民消费；lnGovt表示t时期的财政支出；lnInct表示t时期的居民可支配收入；β0、β1、β1可以为正数，也可以为负数，也可以是0；ut为扰动项。
考虑到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加入该因素可以分离其它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增强模型的解释力度，得到一致的估计，从而更加清晰准确的反应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为了减少模型间的异方差与多重共线性等，模型中的变量均做了对数处理。
四、数据来源与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2010》和《广东统计年鉴2010》，选用1978-2009年“各地区最终消费支出及构成”中提供的关于广东省最终消费支出、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城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与“地区生产总值项目结构”中的劳动者报酬等相关数据。运用Eviews6.0进行实证分析，来研究广东省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需求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针对广东省经济振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支出法国民收入核算中最终消费项下居民消费（由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共同组成）作为lnCont的衡量指标，政府消费作为财政支出lnGovt的衡量指标。
（二）实证分析
1.序列的平稳性
考虑到时间序列数据可能是非平稳的，采用简单的OLS方法可能产生“伪回归”，因而首先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采用ADF单位根检验。
表1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变量ADF检验值1%临界值5%临界值10%临界值P值结论lnCon-2.0289-4.2967-3.5684-3.21840.5625不平稳DDlnCon-5.0362-4.3393-3.5875-3.22920.0020平稳lnGov-1.2057-4.2845-3.5629-3.21530.8918不平稳（续表1）DDlnGov-6.5589-4.3240-3.5806-3.22530.0000平稳lnInc-0.9419-4.2967-3.5684-3.21840.9374不平稳DDlnInc-6.4573-4.3098-3.5742-3.22170.0001平稳注：DD代表二阶差分。
表1显示lnCont、lnGovt和lnInct都是二阶单整序列，即都服从非平稳的I（2）过程，满足协整的必要条件。考虑序列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只有存在协整关系，参数才不会出现有偏估计。
2.协整检验
首先采用AEG检验残差的稳定性，来判断lnCont与lnGovt、lnInct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检验结果显示，通过查麦金农表发现，AEG值为-3.0923
然后探讨lnCont与lnGovt、lnInct之间到底存在几个协整关系，采用常用Johanson协整检验来判断，检验结果如下表：
表2Johanson协整检验特征值H0H1迹统计量最大特征值迹统计量5%临界值最大特征值5%临界值0.5450r=0r=143.977642.915323.622925.82320.4367r1r=220.354725.872117.217419.38700.0993r2r=33.137312.51803.137312.5180综合考虑迹统计量与最大特征值与临界值的比较，得出模型（1）式存在1个协整关系，既然各个变量是同阶单整又存在协整关系，故可对（1）式进行估计，运用OLS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lnCont=-0.085-0.113lnGovt+1.082lnInct+ut（2）
（-0.549） （-1.863）（16.136）
（0.587）（0.073）（0.000）
注：第一排括号内为各变量的T值，第二排括号内为各变量的P值（下同）。
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从整体上模型中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影响显著；就单个变量而言，常数项和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居民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显著。去掉常数项，重新设定模型如下：
lnCont=-0.081lnGovt+1.145lnInct（3）
（-4.983） （81.891）
（0.000） （0.000）
用怀特检验模型（3）发现它也不存在异方差性。可以看出，在经济系统达到长期均衡后，广东省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财政支出每增长1%，居民消费就会降低0.081%；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消费具有很大的挤入效应，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长1%，消费就会增长1.145%，这说明长期而言，居民消费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收入。
3.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方程只能说明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和趋势，但是无法得知变量的短期变动关系，误差修正（VEC）模型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前面已经证明选取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我们也就可以利用VEC模型来考察短期动态关系：
ΔlnCont=-0.041-0.329ecmt-1+0.264ΔlnComt-+0.023ΔlnCont-2+0.053ΔlnGovt-1+0.098ΔlnGovt-2+0.661ΔlnInct-1+0.084ΔlnInct-2（4）
R2=0.625R2=0.500Log likelihood=145.059
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短期内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具有挤入效应，滞后一期财政支出每增长1%，当期居民消费就会增加0.053%，滞后二期财政支出每增长1%，当期居民消费就会增加0.098%。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消费在短期内具有很强的挤入效应，滞后一期居民收入每增长1%，当期消费就会增长0.66%。
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为了进一步研究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需求之间的变动关系，挖掘它们之间潜在的因果性，对两者之间双向因果关系做进一步的分析。
表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因变量原假设F值 P值 lnContlnGovt的变动 不是lnCont变动的原因3.422470.0486 lnGovtlnCont的变动不是 lnGovt变动的原因2.354800.1156上述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上，政府消费即财政支出的增长变化可以显著地影响居民消费的增长变动，财政支出是居民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但是反过来，居民消费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却不显著，居民消费的变动不能引起财政支出的变动。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广东省政府财政支出总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广东省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在长期内存在反向变动的函数关系，也就是说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需求具有挤出效应，而且财政支出变动是居民消费变动的Granger成因。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弹性-0.081，即财政支出增加1%，居民消费支出将减少0.081%，弹性的绝对值小于1，说明广东省的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有一定的挤出效应，但不大。在短期内，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但效应也不是很大。居民可支配收入对消费无论在长期或是短期都具有挤入效应，长期内更明显。
根据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结果，政府应该着力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或者是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上，文章试图基于财政挤出和挤入效应从区域层面提出促进消费需求的财政政策建议。就城镇地区而言：（1）由于行政管理费用对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所以应当减少政府行政管理费用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增加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的投入。继续加大水、路、气、电等的投入力度，加快教育、文化和生态环境等基本公共服务建设；（2）合理调整经济建设支出资金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居民的基本生活，缓解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危机；（3）改革并逐步完善医疗卫生体系。就农村地区而言：（1）进一步减少农业税，实行农业生产补贴，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从而带动农村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加；（2）提高农村居民就业、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和各种补贴；（3）提高社保的覆盖面，从而提高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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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Financial Expenditure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LI Jingzi， ZHANG Yan
消费支出论文篇10
文化消费[1]是一个精神活动过程，它包括图书、文学、广播、电视、、教育、网络、科技、体育、旅游等。文化消费必须通过一定的载体表现出来。而载体又分为实物形态和虚拟服务形态。实物形态包括光碟、书本、手机、音像制品等，服务形态包括教育服务、咨询、文化娱乐服务等。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网络成为人们了解世界，学习知识的主要工具。手机上网浏览新闻、购物、看视频在年轻一代更是司空见惯，所以笔者把通信消费支出也列入文化信息消费的范畴。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把文化消费划分为以下几类：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用品和文化娱乐服务。这四方面基本上涵盖了实物形态和服务形态的大部分。
二、参数估计及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中国统计年鉴》获取1996-2000年和2006-2010年全国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文化消费性支出和可支配收入数据。具体将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结构划分为通信消费支出、文化娱乐用品消费支出、教育支出以及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为了适应本文对文化消费结构的研究要求，重点从城镇居民的ELES模型进行相关估计和检验。
2.1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结构分析
2.2边际消费倾向
边际消费倾向是指居民每增加一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加消费支出的部分[4]。边际消费倾向能反映出居民各类消费需求的顺序和新增加购买力的投向。从表1对比1996-2000年和2006-2010年的边际消费倾向可以看出，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文化边际消费倾向（0.26）明显高于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时期（0.078）。这说明在十多年前文化消费受收入高低的影响明显大于近五年。再分别对比各项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发现除了文化娱乐服务其它各项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都明显降低。一方面说明我国城镇居民对通信、教育和文化娱乐用品的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减少，另一方面说明文化娱乐服务的消费比例在增加。
具体来说，通信的边际消费倾向由之前的（0.088）降低为（0.023），原因在于我国邮电事业的不断发展和通信工具的不断普及，通信需求也会由爆炸性增长越来越趋于平常。随着人们通信消费意愿降低，通信消费支出也会减少，这与我们的实际感受相符；文化娱乐用品的边际消费倾向由0.037降低为0.013，说明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对文化娱乐用品的消费意愿在降低。进一步说明我国加大公共设施建设（包括高校校园对社会开放和博物馆免费开放等）取得了成效。教育的边际消费倾向由0.113降为0.006，降低幅度最大。这与国家的相关政策有关，一是因为近几年中小学学费的减免，二是由于从05年起国家对高校的收费也开始控制。文化娱乐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增加，说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已经摆脱了以吃、穿、住为标志的低级层次改为追求精神娱乐的较高层次生活水平，人们追求的不再是衣食住行等物质消费，而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享受[5]。
2.3基本文化消费支出
由表1对比两个时间段的文化消费基本需求可得，1996-2000年的文化消费基本支出是-782.675，而2006-2010年文化消费基本支出是815.906。说明文化消费在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由较高级需求转为一般需求。其中，通信、文化娱乐用品和教育的消费需求缺口都有大幅度减小，而文化娱乐服务的消费需求缺口由-25.182增加为-155.608。当城镇居民基本生活用品、服务需求得到满足后，额外的收入就会被考虑消费在较高级的商品和服务上。文化娱乐服务的消费缺口增大正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实际论证。
2.4需求收入弹性
对比表1两部分各项文化消费的收入价格弹性可以看出，各项消费的收入弹性都明显减小。文化消费在1996-2000年期间对于我国城镇居民来说是奢侈品，各项消费弹性系数都大于1。在2006-2010年，通信、文化娱乐用品和教育的弹性系数都小于1，说明它们对于居民来说是正常商品消费，作为一种基本需求已经得到满足。镇居民对通信、教育和文化娱乐用品的投资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变大，但其占总本文转自ter-spacing: normal; color: rgb(51,51,51); word-spacing: 0px;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
2.5需求价格弹
三、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在对我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种类界定的基础上，运用ELES模型对居民文化消费结构变动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通过分析比较边际消费倾向得出，人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化娱乐服务的消费比重在增加，对文化娱乐用品、通信和教育的消费倾向都有所减少。
从基本文化消费支出来看，我国现阶段的文化消费水平不高，还停留在基本的教育支出占主要地位。从需求收入弹性分析可以得出，我国现阶段的文化消费结构不稳定，受收入影响较大。并且随着收入的增加，对文化娱乐服务的消费比重要的增加量要大于对其它三种消费的增加量。从借个弹性分析可以看出，各类文化消费品的需求量受价格影响较大，且对自身价格变动更为敏感。
3.2政策建议
政府部门应该努力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收入是影响消费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并决定着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其次应该加强监督管理，让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价格体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合理的文化娱乐商品价格会促进消费需求。最后，政府应该加大对文化娱乐服务业的投资和监管，因为文化娱乐服务类消费将会成为文化消费的主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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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支出论文篇11
可以具体将前人研究的文献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探讨政府支出对消费的影响，另一部分探讨政府融资方式对消费的影响。
一、政府支出对消费的影响研究
关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较多，因为这个问题与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从理论上讲，政府支出的变化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可分为两种。"挤入效应"，即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导致居民消费增加；"挤出效应"，即政府支出的增加会抢占居民消费的资源导致居民消费的下降。
政府支出是政府必须向社会付出的成本。政府为了完成其公共职能，对购买的所需劳务和商品进行的支付活动。政府支出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政府购买，如政府花钱开办学校、设立法院、修建道路、提供国防等。另一部分有转移支付、公债利息等。
1.国内研究现状
对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最终影响性质，国内外不同学者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国内方面，石柱鲜等将政府支出划分为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无论长期还是短期，政府消费支出均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占居民消费，而政府投资支出则会促进居民消费。
洪正华、夏兴园（2002）很好地梳理了财政政策的消费传导机制。他们认为，政府支出的增加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居民消费的扩张。胡书东（2002）的研究也同样支持了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存在正向相关的观点。
李永友、丛树梅构建了中国加总社会消费函数，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了经验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政府支出不会对私人部门的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但是会对私人部门的消费带来引致效应。
马栓友（2003）认为财政支出和社会总需求存在正相关，采取积极财政政策能够明显提高居民消费。李广众（2005）选择欧拉方程为研究基础，分析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之间关系的模型得出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两者之间表现为互补关系。刘宛晨等（2006）也认为我国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引致效应，特别是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引致效应尤为明显。黄赜琳的观点与上面几位学者的结论截然相反，在他的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导致居民消费的减少，即二者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
许先普在《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中研究得出：基于消费跨时期最优化理论框架，消费者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及私人消费支出与政府支出之间的相关系数是影响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作用的主要因素。他的研究得出，李嘉图等价在短期内是不成立的，政府支出增加将导致居民消费增加；政府支出在长期内将完全挤占居民消费支出，因而政府支出政策不适合用于实现政府的长期经济目标。
谢建国、陈漓高（2002）的观点和许先普的观点大致相似。他们指出我国政府支出在长期内将会完全挤占居民消费支出，短期内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居民消费需求。
2.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研究中，早期经验研究的结论也是各执一词。Bailey（1971）构造了一个消费函数，对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们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基于他的研究，Barro（1981）建立了一般均衡宏观经济模型，深入研究政府在消费和服务上的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他认为，政府的公共支出就像私人生产过程的一种投入一样具有正的消费与产出效应。
Karras（1994）用多国资料研究了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的关系。结果发现，居民消费同政府支出之间存在一种互补关系。政府支出增加会提高居民消费的边际效用水平，因此会提高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即政府支出并不会导致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
Tryphon等（2004）采用多个欧洲国家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数据来研究二者关系。他们基于持久收入理论框架并运用广义矩来进行估计，结果表明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是互补的关系。
近些年来的一些研究大都得出了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之间的同方向变动的关系。但是另一些研究得到了的结果还是有差别的。
BaxterandKing（1993）使用单部门新古典增长模型来考察政府支出冲击的影响。结果得出，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导致居民消费的下降。Kormendi（1983）则利用传统永久收入及生命周期模型，证实了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存在的替代关系。
Tsung-wu（2001）通过对多个国家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当采用多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协整分析时，会发现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但在单一国家中，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之间并不存在一定的规律性。
Christiano等（1992）也考察了政府支出冲击对私人消费的影响。发现政府支出会影响私人家庭的持久收入，从而降低了居民消费。但是为了防止消费的大幅度下降，私人家庭又会相应地增加他们的劳动供给。不过相比之下居民消费总量还是会减少，因为这种替代效应并不足以抵消负财富效应对消费的影响。因此，政府支出的增加必定导致居民消费的下降。
二、政府融资方式对消费的影响
1.国内研究现状
政府传统的融资手段有两种：发行债务和征税。不论是亚当斯密提倡的"廉价政府"，或是凯恩斯提倡的干预政府，都需要使用一定的社会资源来保障其职能的实现。广义的政府融资可以这样理解：政府从国家的经济系统中获得可供其使用的社会资源。从动态上，财政收入表现为政府在一个财政年度内筹集资金的过程；在静态上，财政收入可以看成是政府在一个财政年度内筹集资金的数额（邵冰、华猛，2009）。
政府运用税收和借债为支出筹集资金是否会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最终可以归结为居民是否把自己持有的政府债券当作其财富的一部分这样一个问题。于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私人持有的政府债券是否被消费者当作其总财富的一部分。如果全部的债券仅仅被消费者视作为未来延迟的纳税义务，则这些债券就不能作为总财富的一部分。反之，如果消费者由于某种原因并不明白这些债券代表的真正含义，那么这些债券就可以被视作为总消费函数中总财富的一部分（类承曜，2003）。
赵蓓和战岐林基于霍尔不确定条件下的消费理论，建立了一个分析消费决策的模型来分析税收对消费的影响。利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显示，投资收益的增加会在相当程度上减少消费，但减少税收与扩大政府支出都对消费有促进作用（赵蓓、战岐林，2010）。
郑幼锋在《促进消费的税收政策研究》中写到，税收可以通过整体税负结构和宏观税负水平来影响消费状况。在居民的税后可支配收入较少、国家宏观税负水平较高的情况下，由于消费首先是收入的函数，即由可支配收入决定的，因此居民的消费水平显然会下降。又因为收入水平的高低是决定消费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所以，降低宏观税负水平会促进居民消费（郑幼锋，2009）。
2.国外研究现状
政府传统的融资手段有两种：发行债务和征税。尽管这两种手段的融资能力大致相同，但是他们本身所内涵的经济特征却有可能会产生财政融资外的一系列经济连锁反应。这两种方式是否等价从来都是经济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
Aschauer（1985）研究指出，个体始终会保持确定性的消费路径进行消费。税收与政府债券的互换只会影响个体每期的储蓄数量和可支配收入。假设个体用储蓄买入与减税等值的债券，政府债券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利率将不会改变，即不存在挤出效应。
RobertJ.Barro（1974）发表了《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并坚持和发展了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文中，他运用了深奥的数学推理支持了李嘉图债务和税收等价的思想，同时抨击了莫迪利亚尼等的储蓄和消费行为理论。他认为一个具有无限期界、前瞻性、理性的消费者在进行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能够准确地认识到当前债务融资对未来税收的影响。
以巴罗、萨金特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基于实际和货币因素，得出财政政策无效的结论。这种观点认为，私人市场不愿意做的事，政府的融资政策也无法起到作用。政府的实际采购也不例外，可视为一种完全的替代，因为它们只是置换了私人购买和私人行为。
Buchanan（1957）提到了国债的偿付利息。他认为考察国债规模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国债的偿付利息。无论是外债还是内债，利息的偿付可以理解为对资源和收入重新分配以及转移的过程。那么税率，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用作执行分配和转移过程的工具。内债会导致收入重新分配，而外债是执政当局担心国内收入的外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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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支出论文篇12
二、理论诠释:基于拓展的C-D效用函数解析框架
居民消费满意度指的是居民从消费各种商品和服务中获得满足感的程度。一般来说，居民从消费商品和服务中获得的满足感越强，其消费满意度相应就越高。本文在理论分析中选取居民效用作为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变量。在经济学术语中，效用是消费者从一个市场篮子中得到的满足程度的数值表示，它实际上也反映了消费者从一个消费组合中获得满足感的程度。因此，本文以居民效用替代居民消费满意度，借鉴效用函数分析框架分析财政民生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居民消费的对象既包括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等私人品，也包括教育、医疗保健、交通通信等公共品。通常情况下，居民消费的私人品可以通过市场获得，其对应的成本通常由消费者本人负担，财政民生性支出的增加不会对私人品的数量和价格产生直接影响。但另一方面，如果教育、医疗保健等公共品完全由市场来提供则容易导致供给不足，为此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而政府民生性支出的增加可以直接影响公共品的数量、质量和价格。实践中，居民消费的公共品成本通常由个人和政府共同分担。令居民消费的私人品数量为C1，对其支付的价格为P1，消费的公共品数量为C2，对其支付的价格为P2。假定一个代表性居民的效用函数符合C-D效用函数形式，则居民通过消费私人品和公共品得到的总效用为:需要注意的是，公式(1)－(5)的推导过程存在两个重要缺陷:一是居民的效用函数仅仅考虑了居民所消费商品和服务的数量，而忽视了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对居民效用的影响。事实上，财政民生性支出的增加即便没有扩大居民享受的公共品数量，但如果改善了居民享受的公共品质量，则居民的效用同样是增加的。二是忽略了政府提供公共品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从而无法全面把握财政民生性支出对居民效用的真实效应。这是因为，财政民生性支出是政府为居民提供公共品的成本，按照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逻辑，财政民生性支出的资金来源于居民直接或间接承担的各种税收，这就意味着财政民生性支出的变动与居民税负的变化是联动的。基于上述考虑，有必要对前面的C-D效用函数形式进行适当拓展。考虑到对公共品质量的精确度量比较困难，本文采取了一种简易处理办法，将公共品的质量视为其数量的θ倍，也就是说，如果居民消费的公共品名义数量为C2，则在虑及公共品质量的条件下，居民消费的公共品实际数量相当于(1+θ)C2。具体来看，在公共品的名义数量保持不变但其质量得以提升时，θ为正，此时(1+θ)C2＞C2，即居民享受的公共品的实际数量大于名义数量;反之，在公共品的数量保持不变但其质量出现下降时，θ为负，此时(1+θ)C2＜C2，即居民享受的公共品的实际数量小于名义数量。在考虑财政民生性支出与居民税负的联动时，假定一个代表性居民的税前收入为I，税收负担为T，社会人口数量为N，政府提供公共品的单位成本为Pg，则政府提供公共品时的预算约束为:根据公式(10)－(12)，可以得出如下几点推论:(1)居民的消费满意度与居民享受的公共品质量θ呈现正相关，即居民享受的公共品质量越高，其消费满意度越大。(2)居民的消费满意度与居民为享受公共品支付的价格P2呈现负相关，即居民为享受公共品支付的价格越低，其消费满意度越高①。(3)居民的消费满意度与居民承担的税负T呈现负相关，即居民承担的税负越低，其消费满意度越高。因此，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财政民生支出的增加是否改善了居民享受的公共品质量、是否降低了居民为享受公共品支付的价格以及是否以增加居民税负为代价。一般来说，财政民生支出的增加既可以在保持居民税负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提高税收用于民生支出的比例来实现，也可以在保持税收用于民生支出比例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增加居民税负来实现。在比较乐观的假设下，如果财政民生支出的增加是在保持居民税负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提高税收用于民生支出的比例来实现，而且财政民生支出能够得以有效配置和使用，那么，它应该有利于提高公共品质量和降低公共品价格，从而可以推动居民消费满意度的上升。反过来，如果财政民生支出的增加提高了公共品质量、降低了公共品价格，但却是以增加居民税负为代价，此时，其对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在理论上并不确定。当然，在比较悲观的假设下，如果财政民生支出的增加不仅没有提高公共品质量和降低公共品价格，反而增加了居民税负，此时，其对居民消费满意度将会产生负向影响。因此，总的来看，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有待进一步实证检验，其影响方向和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政民生支出对θ、P2和T的实际效应。另外，由于财政民生支出具有不同分类，其在不同领域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客观上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不同类别的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
三、变量选择、数据来源及相关说明
(一)变量选择由于本文旨在分析财政民生性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因此，财政民生性支出和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成为研究中关注的核心变量。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体现的是城镇居民的一种主观评价，本文采用李克特量表对其进行刻画。设计问题如下:您对自己目前的消费水平满意吗?城镇居民的评价等级分别为“满意”、“一般”和“不满意”，分别赋值为3、2和1。对于个体城镇居民而言，财政民生性支出的规模是客观的，其对城镇居民收入及公共品数量、质量和价格的影响同样不取决于个人意志。从理论上分析，如果能够得到每个城镇居民实际分享到的财政民生性支出的客观数据，则本文的实证分析将可大大简化。遗憾的是，财政民生性支出通常不会直接分配给个体居民，试图通过对城镇居民的问卷调查获得每个个体所能分享的财政民生性支出的确切数据并不现实。不过，由于城镇居民的生活与政府的财政支出息息相关，每个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所提供的公共品的数量、质量和价格有其特有的认知和评价，而且个体之间认知能力、信息渠道、主观偏好、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也会导致他们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评价各异，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测度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主观评价，并据此对财政民生性支出进行刻画。为此，本文选取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满意度作为财政民生性支出的变量。事实上，对这种满意度的测量不仅有助于了解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规模的认知程度，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反映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资金使用绩效的认可程度。从理论上分析，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满意度不仅取决于他们所能享受的民生性公共品的数量和质量，还取决于这些公共品的数量和质量与城镇居民期望值的相对差距以及公共品在不同地区和群体之间分布的公平程度。比如，如果财政民生性支出的增加总体上提高了辖区内的教育质量，但却使不同学校之间的教育质量差距变得更大，那么可能带来的结果是，有的城镇居民会对财政民生性支出持有较高评价，有的则会更加不满。为了能够更清晰地度量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评价，本文同样采用李克特量表刻画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满意度。虽然“民生”一词已经广为人知，加大财政对民生的投入也是民之所求，但究竟何为财政民生性支出却仍是一个有待明晰的话题。考虑到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认知的有限性，本文将财政民生性支出进一步细化为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文化体育支出、交通通信支出和住房保障支出六个方面，分别询问城镇居民对上述领域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满意情况，共设定“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五个等级，分别赋值为5、4、3、2、1。然后根据城镇居民对六个方面民生性支出的评价得分，利用因子分析法计算综合得分得到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总体满意度。这样处理的好处在于，既避免了因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模糊认知而导致其对财政民生性支出评价的理解偏差，也有助于考察不同类别财政民生性支出与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关系，为优化财政民生性支出结构提供微观证据。尽管本文重点考察财政民生性支出与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关系，但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却是复杂多样的。为此，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还选取了如下控制变量:(1)城镇居民的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2)城镇居民的家庭特征，主要选取了家庭收入水平和在校子女数量两个变量。无论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消费理论和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还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消费理论，均将收入作为影响私人消费的核心变量，后期的大量实证文献也证实收入对居民消费存在重要影响。一般来说，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其对应的消费水平也越高，居民的消费满意度也会越高。在校子女数量也可以通过多种机制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现阶段，城镇居民普遍对子女教育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父母抱着“绝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心态逐年加大教育投资①。在家庭收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为保障孩子的教育支出，一些城镇家庭只能削减其他消费开支。此外，他们还要为子女将来的就业、结婚、购房而增加储蓄，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3)城镇居民的户籍身份。改革开放后，我国财政再分配政策有明显的城市偏向(雷根强、蔡翔，2012)［15］，即便在同一城镇内部，是否拥有城镇户籍对于城镇居民所能享受的公共品也有着重要影响，因为在现实中，城镇的许多社会福利与户籍挂钩，拥有城镇户籍的居民享受的公共品水平总体上高于没有城镇户籍的居民。据此推断，拥有城镇户籍的城镇居民的消费满意度可能更高。(4)城镇居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如果城镇居民拥有较强的借贷能力，则他的现期消费可以大于现期收入，但如果城镇居民存在借贷约束，则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决策，进而影响其消费满意度。屠俊明(2012)［16］的研究发现，流动性约束通过弱化居民消费跨期优化能力而增加居民消费波动，而且流动性约束的增加会减损居民福利。为了刻画城镇居民是否存在流动性约束，本文设置了如下问题:如果家庭出现收支缺口，您认为向银行贷款或向他人借款容易吗?如果回答“容易”，则认为其不存在流动性约束，否则认为其存在流动性约束。(5)城镇居民的消费观念。一般来说，消费观念越强的城镇居民，通常也越愿意和敢于消费，因而其消费满意度可能会越高。本文通过以下问题刻画城镇居民的消费观念:您认同“借钱消费是不会过日子的一种表现”这种说法吗?如果认同，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城镇居民的消费观念比较保守，否则可以认为消费观念相对较强。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本文样本数据源自对广东省发达程度不同地区城镇居民的随机抽样调查。此次调查缘起于作者主持的2012年度广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广东省宏观税负、民生财政支出与城乡居民消费增长》。调查由惠州学院部分经过专门培训的在校大学生于2013年暑期完成，调研地区涉及深圳、惠州、汕头、潮州和揭阳五个地市。上述地市虽然均隶属于广东省，但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差异。表1显示了2012年5个地市的人均GDP。其中，深圳市的人均GDP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2倍，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可将其视为发达地区的代表;惠州人均GDP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530元，可视为中等发达地区的代表;汕头、潮州和揭阳的人均GDP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将其作为欠发达地区的代表。因此，本次调研兼顾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有利于强化样本的代表性。为了保证问卷调查的质量，在调研实施之前，调研人员对问卷内容进行了认真学习和交流，并选择部分城镇居民进行小范围的预调查，根据预调查反馈结果对问卷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正式调查期间共发放和回收问卷2107份，其中有效问卷1745份，有效率为82.9%，问卷在各地市的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本次调研采取的是“一对一”式问卷调查，在调研实施过程中，调研人员向访谈对象解释了相关的专业术语，使其准确理解问卷内容，避免了访谈对象因理解偏差而影响作答质量。出现较多无效问卷并非主要缘于问卷回答不够完整或存在逻辑矛盾，而是因为许多访谈对象在问及其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满意程度时选择了“说不清楚”。考虑到本文主要关注城镇居民的财政民生性支出满意度对其消费满意度的影响，“说不清楚”不能简单等同于“不满意”，所以，这部分城镇居民的问卷信息由于无法满足本文实证分析的需要，故将其作为无效问卷加以处理。回收问卷并剔除无效问卷后统一对问卷进行编号，将调研数据录入Epidata3.1数据库，运用计算机进行逻辑检查并进行随机抽查，以确保数据录入的准确性。受访城镇居民基本特征如表2所示。从性别来看，女性访谈对象所占比例稍高;从年龄来看，访谈对象呈现低龄化特征，其中年龄在40岁以下的城镇居民占比达到71.1%;从受教育水平来看，访谈对象的文化程度总体较高，其中高中及以上的访谈对象所占比例为63.1%。这表明多数访谈对象年富力强，文化水平较高，有助于增进其对相关问题的理解能力，从而提高问卷的作答质量。
四、实证检验
(一)模型设定及变量特征鉴于因变量的多值离散变量性质，本文选择OrderedLogistic模型对财政民生性支出与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二)模型估计运用Stata10.1对OrderedLogistic模型进行估计，得到表4所示结果。由表4中回归结果(1)和(2)可知，不论有无控制其他影响因素，财政民生性支出与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如前所述，城镇居民的消费对象不仅包括食品、衣着等私人品，还包括教育、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公共品，政府的各项财政民生性支出通过提高城镇居民享受的公共品数量和质量提高了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类别财政民生性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不尽一致。回归结果(3)和(4)显示，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交通通信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教育、文化体育和住房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表明，教育、文化体育和住房保障方面的财政民生性支出的配置和利用效率不容乐观，其提供的相应公共品的质量以及居民为享受这些公共品而支付的价格与城镇居民预期还存在一定差距，在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满意度方面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各个控制变量中，家庭收入水平、在校子女数量和消费观念对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在统计上具有显著影响，而且影响方向均与理论预期吻合。城镇居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户籍身份对其消费满意度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根据前面的分析，拥有城镇户籍的居民其消费满意度可能更高，但实证结果并未支持这一推断，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很长时期以来，社会福利与户籍挂钩似乎成为人们默认的社会规范，拥有户籍的城镇居民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享有这种福利，而且也已习惯于享受这些福利，而没有城镇户籍的城镇居民似乎也逐渐认可社会福利与户籍挂钩的潜规则，因此，两者在评价消费满意度时没有过多考虑户籍身份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民生财政建设的推进，许多地方的公共服务开始逐渐向常住人口覆盖，户籍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正在逐渐弱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户籍对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流动性约束对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在统计上表现出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与理论预期不太吻合，背后蕴含的机理有待进一步发掘，本文初步认为可能的原因在于，存在流动性约束的城镇居民在进行消费决策时往往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对自身消费的心理期望值相对较低，更容易形成“知足常乐”的心态，因此，较之不存在流动性约束的城镇居民其消费满意度反而更高。为了进一步比较不同类型财政民生性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本文还报告了Or-deredLogistic模型的标准化估计结果(见表5)。从中很容易就能看出，社会保障领域的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影响最大，其次分别为医疗卫生支出和交通通信支出，而教育、文化体育和住房保障领域的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并未表现出显著影响。虽然各级政府近年来在教育、住房保障领域的投入不断增加，但由于相关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而且分配不够公平，“上好学难，上好学贵”、“住房难，住房贵”等现象并未得到根本缓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育、住房保障领域的财政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的正向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为了确保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1)前面的实证分析将城镇居民对消费满意状况评价划分为“满意”“一般”和“不满意”三个等级，而将其对各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满意状况划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五个等级，考虑到“非常满意”和“满意”、“非常不满意”和“不满意”之间的界限并不特别明确，同时也为了保持两个变量赋值规则的一致性，本文进一步将“非常满意”和“满意”统一赋值为3，将“一般”赋值为2，将“非常不满意”和“不满意”统一赋值为1，再次对OrderedLogistic模型进行估计。(2)运用OrderedLogistic模型的前提是假定残差服从logistic分布，本文进一步假定残差服从正态分布，运用该模型对财政民生性支出与城镇居民消费满意度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上述实证检验结果证实，本文的核心结论没有明显变化，表明实证结果是稳健的①。
(四)进一步讨论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满意度与其消费满意度呈现显著正相关，这为我们从消费的视角提升国民社会福利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但需要反思的是，尽管当前各级政府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城镇居民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满意度总体上却并不乐观。表6显示了城镇居民对各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满意程度及其得分。满意度得分的计算方法如下:根据李克特量表的规则，非常不满意=1，不满意=2，一般=3，满意=4，非常满意=5，其对应的频数分别为x1、x2、x3、x4和x5，则城镇居民对某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满意度得分score计算公式为:由表6不难看出，城镇居民对各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满意度总体较低，只有在财政用于文化体育方面支出的满意度指标得分上勉强及格①，对其余各项财政民生性支出的满意度均在及格线以下，其中对住房保障支出的满意度最低，这应该与目前多数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和居高不下有着密切关系。
消费支出论文篇13
Study on the Effect of Civic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ZHANG Rongxia1， 2， HE Ying2， 3， SHI Xiaodan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yuan 030024；
2.School of Graduate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3.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ses the effect of civic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ncluding expenditure for education，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as well as social security net and employment effort，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based on the 2003～2011 data of 26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employing FGL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otal expenditure of these three items and the expenditure of social security net and employment effort， not for education or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influence household consumption significantly， and they can promote household consumption to its maximum level when their ratios of GDP are 10.4% and 6.1% respectively.
Key words： civic government expenditure； household consumption； FGLS
一、引言
马克思认为个人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最终目的。只有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生产进而经济才会不断发展，因此消费毫无疑问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政府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激励，中国经济主要依靠投资和净出口驱动，而消费因素所发挥的拉动作用较弱。如图1所示，自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从改革开放初期的621%下降到2011年的491%。其中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一直在15%左右波动，所以消费占GDP比重降低的主要原因为居民消费持续走低，从1978年的50%左右一直缓慢降低到2011年的35%左右。
居民消费水平降低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首先，国内消费市场萎靡使得企业产品被迫转向海外市场，造成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会引发对外贸易摩擦、影响我国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等风险。其次，消费不足导致储蓄增加，进而国内投资率提高。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从1981年的196%提升至2011年的659%。然而投资率提高并不等同于投资效率提高，白重恩认为1993年我国平均投资回报率为157%，此后一直稳步下降到最近的5%左右，且投资的边际回报率远远低于资本成本。[1]最后对于微观个体而言，其生活水平不能通过自身消费进一步提高，有悖于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因此为了克服消费不振对宏观经济增长和微观个体的负面影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强调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且认为扩大内需的关键是提高居民消费。特别是1999年至今，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增长的政策，但是从图1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政策对居民消费增长并没起到显著作用，相反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
许多学者将我国居民消费持续走低的现象归因于预防性储蓄，他们发现，当居民面对教育和医疗等支出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且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情况下，大部分家庭将会进行预防性储蓄，从而降低消费。这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经济现实相符，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行了主要针对城镇居民的国有企业医疗体制和住房等改革，企业将医疗、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支出转移给家庭，因此家庭必须增加预防性储蓄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支出；而对于农村居民，1980年代的农村承包责任制直接影响了当时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例如原有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因其传统的集体经济保障的丧失而在全国迅速崩溃，而此时新的医疗保障还没有建立起来。自此之后，虽然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不断改革，但是直到近几年的新农合制度建立之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仍一直处于摸索阶段。
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刺激居民消费的重要途径是降低预防性储蓄，而降低预防性储蓄的有效途径是增加政府支出，特别是民生类财政支出。民生支出由于涉及到人民的切身利益，与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备受关注，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政府民生类财政支出及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其中民生类财政支出包括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类。
二、文献综述
自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民生理念以来，“民生财政”应运而生[2]。民生财政是一个中国化的概念，本文仅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三方面的财政支出来综述国外已有文献研究。Baldacci等利用OECD的24个国家1990～2008年间数据分析发现增加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政府对教育、医疗和养老金的支出对消费均有显著作用[3]。Steven和Ray主要研究了我国政府教育和医疗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近几年政府支出对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和刺激居民消费有显著作用，且医疗支出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显著，而教育支出对消费促进作用不显著[4]。Kuan和Chen用双差分模型对我国台湾地区1995年施行的全民健康保险的效应进行了研究，发现该保险对预防性储蓄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而且对储蓄率较高或者户主已经退休的家庭影响较大，从而增加其消费[5]。由于其他国外文献在该问题上实证研究的结论比较相似，只是作用幅度有所区别，故不再赘述。大部分国外学者认为民生类财政支出会促进消费增加，但也有不同的观点，比如世界银行认为若社会保障的筹资模式为完全累计制，则社会保障可能会增加居民储蓄，减少消费[6]。
国内对民生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学者们主要从城乡和区域差异、财政结构和长短期效应等三方面来研究该问题，在此举例进行综述。首先，基于城乡和区域差异的研究表明，政府民生类财政支出可以促进居民消费，且对农村居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大于城镇居民，进一步研究表明加大财政教育和医疗支出可以有效促进居民私人消费品方面的消费，但是在减轻农村居民教育和医疗私人支出方面存在地区差异[7～8]；其次，基于财政支出分项的研究表明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挤出作用，科教文卫支出挤入了居民消费，而经济建设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较弱，其中保障性支出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率，政府医疗保险开支的增长将带来2倍的消费增长[9～11]；最后，基于长短期效应的研究表明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经济建设支出对居民消费都是挤出的，而教育文化支出及行政管理支出则是挤入的，但是针对农村的研究表明，短期内农村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但长期看则是挤出效应[12]。与以上结论相反的文献也不少，例如，王晓霞和孙华臣通过对我国1993～2005年社会保障支出和消费需求关系的实证分析发现两者呈负相关关系，社会保障支出每增加1%，消费需求将减少037%[13]。
因此，可以发现国内外实证研究结果各不相同，这可能是由于模型界定的差异、数据统计口径差异以及样本的差异，也可能是由于不同国家的财政支出体系的重大差异而导致计算结果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同时也发现两个问题：（1）大部分学者将民生类财政支出作为总体，分析其对居民消费的整体和分地区影响，而对于民生类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2）已有文献主要是针对已发生的民生类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否显著进行研究，而对民生类财政支出在何种条件下对消费促进作用最大则没有给出相关分析。因此，本文将主要研究财政性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是否具有促进作用，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最大程度刺激消费等相关问题，以期为政府制定合理的财政支出政策提供参考。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1模型设定
实证论文在关于居民消费或者储蓄与公共支出之间关系建模时，首先要考虑消费或者储蓄的影响因素，综合国内外文献发现除公共支出外其他主要影响因素包括经济、人口结构、金融发展等因素。变量选取主要参考Baldacci等[3]，该文章主要研究24个OECD国家公共支出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鉴于我国城乡、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与不同国家类似，而且储蓄和消费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本文结合该文章中的模型并考虑中国实际情况列出如下模型：
Hconsumptionit=α+X′itβ+γZit+εit（1）
其中，HConsumptionit表示第i个省在第t年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Xit代表经济因素，Zit代表政府公共支出，εit为扰动项。
Xit包括①经济因素：人均GDP实际值（GDPperReal）及其增长率（GDPGper）。Kelly 和 Schmid分析了89个国家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3组横截面数据，结论表明储蓄率在人均GDP较高的国家中比较高，在人均GDP增长率较高的国家也比较高。这说明富裕地区和经济发展较快区域的储蓄率较高，消费率较低[14]。②人口结构：包括少年抚养比（CDR）和老年抚养比（ODR），分别表示0～14岁与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与15～64人口数之比。③金融发展：文献中已经给出了多个度量金融发展水平（FinDev）的指标，比较著名的有麦金农指标和戈氏指标等，鉴于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以中介主导型为主，上述指标相关数据无法获得，而相关统计年鉴上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信息较为详细，本文采用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与GDP之比表示金融发展水平。
Zit包括①教育支出，即教育支出占GDP比重（EduExp）；②医疗支出：即医疗支出占GDP比重（HealthExp）；③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即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GDP比重（SocSecExp）；④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3项支出之和占GDP比重（TotalExp）。
由于线性框架下研究只能得出政府财政支出与消费之间的平均趋势关系，如果二者呈非线性关系，则不能准确说明二者的实际关系，而且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该观点。李建强认为政府民生类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倒V字形影响[15]，陈冲认为民生类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呈“倒U字型”[16]，王明成也认为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呈倒“U”型关系[17]，因此本文也假设民生类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是二次型关系。另外，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消费与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因此本文假设经济增长与消费为二次型关系。
2数据来源
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本文数据集为2003～2011年全国26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其中少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若有缺失则用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或者《中国人口与就业年鉴》补充。其他数据均来自CEIC数据库，其中人均实际GDP以2000年为不变价进行折算。
（二）估算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由于本文中T=9，N=26，故属于短面板数据，每个个体信息量较少，所以无法讨论扰动项{εit}的自相关性，一般假设{εit}为独立同分布，即假定不存在序列相关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各省市区具体情况差异较大，故可能会存在截面异方差现象，这会导致回归结果偏误。对于这种问题一般采用修正后的沃德F检验（原假设为同方差）来检验截面异方差问题，结果发现chi2 （26） =2095427，其对应的收尾概率为0，故该检验认为存在组间异方差，因此本文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运用Stata12进行运算，结果见表1。同时使用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对FGLS回归结果进行稳定性检验，结果显示变量符号均一致，且系数误差不大，因此该模型参数可以通过稳定性检验。
（三）实证结果分析
1政府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显著，但各分项差异明显
表1第（1）列显示政府民生类财政支出总和对消费影响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但是估算结果为非线性，表明消费随着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逐渐上升，最高消费率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三项公共支出占GDP比重上升到104%时达到（样本平均值为64%），此后其对消费的作用为负（如图2）。所以一定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公共支出水平，否则不利于刺激消费。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例如政府向居民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当替代效应超过互补效应时，就会出现政府支出抑制消费的现象。
第（2）列将第（1）列的民生类财政支出按分项进行计算，发现虽然公共支出总和对居民消费影响显著，但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3项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GDP比重对消费占GDP比重影响显著，其他两项不显著。教育之所以对消费影响不显著，是因为居民在教育开支上有逐年递增预期。因为虽然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免费义务教育全国城乡一体化格局，但财政仅仅担负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而部分成本更高的基础设施、教学条件和师资等方面的建设开支最终得转嫁给居民；同样我国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投入也不足，医院更新医疗设备、发放工资和医院建设等费用必须自筹，从而导致不合理用药和过度治疗等问题，而居民必须为此进行额外预防性储蓄。社会保障和就业对消费的影响模式与三项支出之和对消费影响模式一致，首先消费随着该项支出的增加逐渐增加，当增加到61%时（样本均值为22%），居民消费率最高，此后会抑制消费（如图3）。此外为了加强政府财政支出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应该加大对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人群的支出，并且加大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的政府支出。
2消费支出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表1第（1）、（2）列人均GDP增长率的系数符号相同，均为负值。由于我国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地区，比如青海和陕西在2003～2011年间的人均GDP增长率分别为116和132，而北京和上海仅为76和82。所以人均GDP增长率为负说明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消费较低，而发达地区消费较高，这与Kelly 和 Schmid （1996）的研究结论不一致。
从人均GDP对数及其对数平方项的符号可以看出当经济刚开始发展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储蓄；而当人均GDP对数达到约1158%，即107267元左右（2000=100，样本均值仅为19140元，如图4）时，经济的继续发展才会促进消费增加。这与余官胜和王睿的研究结论类似，他们认为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社会保障参与率的提高会降低消费需求，较高时才会促进消费需求的增加[18]。3金融发展可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我国居民消费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信贷约束的限制，使得消费者不能在没有现期收入或者收入不足时通过信贷方式进行消费。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的《中国消费信贷发展报告》指出，1元消费信贷可以带动15元的商品消费[19]。可见金融发展会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
4老年人口抚养比促进消费，少儿人口抚养比抑制消费
实证结果表明，老年人口抚养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消费占GDP比重会提高037个百分点，说明老年人口抚养比例上升会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原因是老年人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而少儿人口抚养比每提升一个百分点，消费占GDP比重会降低011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孩子的培养更加受到重视，每个家庭必须为孩子的教育支出进行预防性储蓄。
四、政策建议
基于上文估算结果，为了促进消费，政府首先应该增加民生类财政支出总量，特别是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加大支付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20]。在教育方面除担负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以外，应该对基础设施、教学条件和师资等方面的建设开支予以支持。在医疗卫生方面，应该加大各医疗卫生单位，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单位开支，减轻各单位自身的财政负担，从而减少医院的不合理用药和过度治疗等问题。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鉴于其不仅可以在微观上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而且在宏观上可以通过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释放居民储蓄刺激消费，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所以政府应该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和就业的各项制度。
其次，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会自动促进消费水平的提高。应该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和人力资本等渠道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最终使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之间达到一个均衡稳定的状态。
最后，改变居民的传统消费观念，加快金融发展速度，加快开发与居民消费有关的金融产品，促进消费与金融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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