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杂志之家!发表咨询:400-888-7501 订阅咨询:400-888-7502 股权代码 102064

消费升级论文实用13篇

消费升级论文
消费升级论文篇1

改革开放后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阶段性特点

以满足吃穿为重点的温饱型阶段(1978—1984年)。在这一阶段,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消费的重点主要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即解决温饱问题,所以这一阶段食品和衣着消费占到居民消费支出的70%—80%。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是该时期的主要消费热点或标志性商品。

一般耐用消费品普及阶段(1985—1991年)。这一阶段是我国城镇居民在解决温饱之后,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进行的第二次消费结构升级过程。在这次升级过程中,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是该时期的主要消费热点。城镇居民消费从千元级迈向万元级,形成了以家用电器普及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热潮。

以居住、家庭设备等为重点的优化生活品质阶段(1992—2000年)。在这一阶段,我国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商品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化也逐步展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迈上新的台阶,家庭消费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居民的住房消费支出增加,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空调、大容量冰箱、影碟机、组合音响、家庭影院、高清晰度彩电、中高档乐器(如钢琴)、健身器材、手机、个人电脑等多种新一代消费热点产品大量进入寻常百姓家庭;城镇居民用于通讯、旅游和健康的支出增加。

以住房、汽车、教育文化、旅游等为重点的享受型和发展型阶段(从2001年起)。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是指本阶段的完成过程。这一阶段,家用汽车、住房至今等十万元至几十万元的大型耐用消费品成为城镇居民关注和消费的热点,以教育为龙头的教育、通信、文化娱乐、旅游等服务类消费大幅攀升。对我国城镇居民而言,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的本质是生活质量从小康向富裕的过渡和转变。

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的意义

从消费主体结构变化趋势来看,我国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将表现为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农民变市民,蓝领变白领,中等收入水平的人群在人口中的比重极大增加。橄榄型社会结构是最稳定的社会结构,它在效率和公平方面都能使大多数社会成员满意。根据调查,中等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达1.1,即这类人群每增加1元收入就可带动1.1元的消费。在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橄榄型社会结构将逐步形成,这将带来巨大的、快速而稳定增长的国内消费需求,从而有利于民众的就业、收入与产业利润在良性互动中增长,促进和谐社会向前发展。最近,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许多出口导向型企业陷入亏损或倒闭的境地。面对严酷的现实环境,我国必须从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向以消费拉动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即在保持投资和外贸合理增长的同时,充分利用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的机会拉动经济增长,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目前我国这一指标为50%左右,美国等发达国家为70%左右)。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需求层次的逐步升级,产业结构将沿着“轻型化”阶段—“重工业化”阶段—“高加工化”阶段—“高服务化”阶段这一路径演变。第一次消费结构升级强烈拉动了我国轻工、纺织产品的生产,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第二次和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有力地驱动了我国电子、钢铁、机械制造等行业的兴旺和发展。目前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呈现出新的趋势,城镇居民对节能环保和智能化的新一代家电产品、教育、电脑和互联网、住房、汽车、医疗保健、保险、旅游、文化娱乐等的消费需求迅速增长。这一升级过程将持续数十年的时间,如果能够抓住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的良好机会,我国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得到迅速发展,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得到很大提升。

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障碍

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加,使居民减少现期消费而增加储蓄。我国居民减少现期消费而增加储蓄,主要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劳动就业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对居民收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它不仅使居民的收入来源和收入构成发生了变化,而且失业现象的存在增加了居民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这迫使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减少现期消费;另一方面,原有的各种福利制度已经被取消,新出台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制度的改革短期内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居民的支出负担,在当前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的背景下,居民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从而促使居民节制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低,居民所得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减小。近10多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下降显著。与此相伴随的是,近几年中央和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更是大大高于实际GDP增速),企业利润增长也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低,居民所得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减小,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

中等收入群体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偏小,其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等收入群体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通常在60%以上。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低于20%。《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对大多数中等收入消费者来说,经济实用的基本生活用品仍是消费主流,千元级、万元级的消费已基本满足,受购买力的制约,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潜力仍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积蓄,才能得以充分释放。这说明,要充分发挥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除了扩大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外,还需进一步提高其收入水平。

消费信贷发展水平较低。自1999年以来,我国消费信贷总额从1996年的1396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2.4亿元,增长了近17倍。消费信贷品种从单纯的住房贷款扩充到现在的10多个品种,主要包括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个人汽车贷款、助学贷款、医疗贷款、旅游贷款等。但我国消费信贷发展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总体规模偏小,结构也不合理。2006年我国消费信贷总额占当年GDP的比重仅为11.46%,其中住房消费信贷在消费信贷总额中占82.5%,其余品种之和所占的比重还不足20%,也就是说,我国居民非住房消费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低于2%(近5年美国居民每年非住房消费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均超过20%)。消费环境的不完善抑制了居民消费愿望的实现。我国居民的消费软环境不容乐观。各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时有发生;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包括市场准入、行业规范、产品或服务质量等级与标准,以及对违规经营行为进行惩处的有关法律与规定都不健全;执法不严,处罚过轻,使经营者违法成本过低。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缺乏足够的力度。这种不良的微观消费环境对消费者的信心产生消极的影响,直接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愿望。

促进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的对策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确保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不低于GDP的增长速度。通过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拉动内需增长,关键要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在分配领域的不同作用,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分配制度的改革要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妥善处理好市场调节和政府管理的关系:能由市场调节的,政府不干预;能由企业管好的,政府不包办;对市场不能解决或解决不好的,政府要加强管理,而且必须管好;政府要通过减税等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劳动者收入;要完善与劳工工资有关的法律法规,除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规定最低工资水平之外,还必须规定劳工工资在一定条件下的增长幅度。通过多种措施,确保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不低于GDP的增速,更好地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及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是持续提高消费率的重要途径。这需要多种政策和措施的协同作用,如出台市场效率与社会公正相协调的政策,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和社会保障体系,赋予劳动者和其雇主分享利润的权利等。但是,提高劳动力素质对于提高劳动者薪酬水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的可持续途径。提高劳动力素质要从两个基本方面着手:一方面提高劳动者的教育程度(重点是普遍提高大众受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另一方面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重点是普遍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并提高培训质量)。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居民整体消费倾向以及最终消费率将逐步提升。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广大居民的消费率。我国自2005年以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各项政策陆续出台,但要达到预期效果,还需要将它们转化为有效的措施。要以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和养老为重点,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充分体现制度设计的人性化和科学化,提高社会对居民未来生活安全的保障能力,以逐渐减弱居民对未来支出的不安定心理,使其减少防范性储蓄,增加即期消费。

优化消费软环境,维护和增强消费者信心。优化消费软环境,维护和增强消费者信心是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必要措施之一。首先,要持之以恒地开展诚信体系建设,将社会信息化和诚信榜进行有效对接,进一步促进企业加强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其次,在继续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的同时,以健全法规实施机制为重点,切实加强市场秩序监管力度,提高对假冒伪劣和商业欺诈行为的惩处力度,提高违法者的侵权成本。再次,保持消费者维权渠道的畅通无阻,随时便捷地提供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援助信息和知识援助信息,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完善消费信用体系,促进消费信贷的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发挥消费信贷对消费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关键在于完善消费信用体系,促进消费信贷的持续健康发展。应加快个人征信体系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健全消费信贷法制环境,建立和完善信贷保险制度和消费者个人破产制度,在搞好风险管理的同时,加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消费信贷产品的创新与推广,大力拓展消费信贷供给渠道,形成多层次的、面向不同群体的消费信贷供给市场,从而推动最终消费市场的发展。

消费升级论文篇2

因此,漫无目的地去讨论所谓的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其实是无用的,只有真正将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的概念与具体的行业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明白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的现实内涵和意义。

简单来讲,无论是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只要我们能够找到精准用户,并且能够为这些用户提供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就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风口。

消费升级or消费降级,其实就是一场新概念之战从本质上来看,消费升级或消费降级其实都是一个概念而已,其实质必须与相关行业进行深度融合才能实现落地,而非仅仅只是停留在概念上。如果反思消费 升级or消费降级的诞生背景,我们不难看出,其实消费升级更像是一场新的概念之战。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判断,主要是基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所做出的。

1. 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概念诞生的背景与互联网的落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回溯到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的概念诞生,我们就会发现: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的概念,其实诞生在互联网时代落幕的背景下。正是由于互联网红利消耗殆尽,所以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技术手段来解决那些借助互联网技术无法破解的难题。

新技术与传统行业结合之后诞生的新事物必然需要用户来使用和埋单,于是消费升级的概念开始出现。所有需要新技术与传统行业结合的新事物的用户,都被当做是消费升级的用户。

基于这样一种逻辑,我们看到消费升级其实是针对互联网时代的用户来讲,而且很多人将消费升级单纯地理解为价格上的提升,其实这种仅仅以价格为最终考核方式的做法,让我们对于消费升级的理解陷入到了一个相当狭隘的境地。

正是由于互联网时代的落幕,所以才有了消费升级概念的出炉。基于消费升级的概念,我们又衍生出来了诸多新的概念,基于这些概念所诞生的许多新的机会,正是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的外在表现而已。

因此,消费升级或消费降级仅仅只是一个概念意义而已,并未真正改变行业本身。

2. 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其实一个概念的两个对象其实,人们当下对于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的争论,从根本原因上来看是对象不同造成的。对于行业来讲,新技术赋能传统行业,输出新的产品和服务,其实是一种消费升级;对于用户来讲,以用户的基本需求为出发点,以互联网的方式进行供给的方式,其实是一种消费降级。

因此,无论是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其实是一个概念的两个方向而已,对于行业来将是消费升级,对于用户来讲是消费降级。无论是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其实仅仅只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已。

之所以人们一直都在主打消费升级的概念,主要是因为人们将行业和用户等同起来看待,这就让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本身进行了混淆,难以真正实现发展。

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只是新技术赋能行业,行业再反哺用户的具体体现。只要抓住了这个精髓,我们在看到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的时候变不会陷入到两难的境地,只要按照新的发展思路和逻辑推进即可。

3. 无论是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满足用户需求才是第一位的其实,无论是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只要我们能够满足用户需求就是有用的。因此,把握好用户的真实需求,再借助消费升级或消费降级衍生而来的概念进行深度供给,或许才是保持行业发展的正道所在。

这也是为什么拼多多、趣头条这些看似并不太先进的平台之所以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能够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所在。反观那些远远要比拼多多、趣头条要高大上的平台,又有多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呢?

因此,我们在看待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的问题,必须要从用户本身的需求出发来考虑,只要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其实无论是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都是非常有用的。

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仅仅只是一个概念而已,这个概念本身是基于互联网时代的主流消费类型所提出的。提出这两个概念,其实是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针对互联网来讲的,而不是针对用户的真实需要来讲的。

如果我们将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严格区分开来的话,那么势必会陷入到思考的囚徒困境之中难以自拔。

争论不断,如何在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混乱的时代占得先机?几乎可以预计的是,未来有关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的讨论还将持续。对于什么是消费升级,什么是消费降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我们仅仅只是按照自己的判断,或者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想,当然地认为是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那么势必会陷入到新的困境之中。只有把握好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当中最本质的东西,才能在这样一个概念混乱的时代占得先机。

1. 以满足用户为终极目标,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仅仅只是一个虚假的概念始终将用户体验放在首位,并持续不断地满足用户的根本需要,才是移动互联网落幕的大背景下最值得关注的事情。对于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的争论,只会将我们的目光聚焦在行业本身和外部技术上,而忽略了用户这个最核心的存在。

可以确定的是,未来能够在移动互联网后时代占得先机的企业,一定是真正将用户需求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的企业。纠结是消费升级你还是消费降级,仅仅只 会让我们陷入到虚假概念的陷阱里,只要不断了解用户需求,借助新的方式来满足用户需求,我们才能真正抓住行业变革的大风口,真正实现新的发展。

无论是以BAT为代表的科技巨头,还是以拼多多、趣头条为代表的新锐力量,其实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基本需求,并且能够从满足用户基本需求的同时,找到新的发展可能性。

2. 新技术赋能是未来方向,拼多多、趣头条的崛起仅仅只是一个过程尽管我们看到看似是消费降级的拼多多、趣头条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抓住了用户本身的基本需求。尽管他们在现阶段依然在按照互联网的模式进行操作,但是这个阶段仅仅只是一个过程而已,真正的终极方向必然是新技术赋能传统行业。

明白了这个趋势,我们就可以确定只有不断地加持新技术,不断进行新技术的研发,才能真正找到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的真正发展归属。只有这样,我们在现在的发展过程当中才不会走弯路,才能通过不断加持新技术而占得发展先机。

想要在未来的发展当中持续获得力量,必然需要我们以新技术赋能为基本导向,通过不断将新技术应用到传统行业当中,借助新技术来优化传统行业的运作逻辑,提升传统行业的效率,才能在未来的变革当中占得先机。

3. 找准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的落脚点,拥抱风口才能占得先机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其实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仅仅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必须落地到具体行业上面才能真正具备现实意义。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对于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不断争论的时代,率先找到一个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的落脚点,或许才能在未来风口真正升腾的时候才能占得先机。

消费升级论文篇3

一、我国消费结构及消费结构升级现状

消费结构反映人们的消费水平、消费质量、和消费需求的满足状况,其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消费结构的升级也称“消费革命”,是指一个社会的消费需求的变化与发展,即代表一个消费时代的主流商品的升级和变革的过程。所谓主流商品,也就是大多数消费者已经或即将把主要支付集中在其身上的商品。这里的革命更多地体现出的是外延型的跃迁,即从无到有的过程。当然也包括了消费重点和热点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阶段性特点

以满足吃穿为重点的温饱型阶段(1978 ― 1984 年)。在这一阶段,随着居民收的增加,居民消费的重点主要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即解决温饱问题,所以这一阶段食品和衣着消费占到居民消费支出的70% ― 80%。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是该时期的主要消费热点或标志性商品。

一般耐用消费品普及阶段(1985 ―1991 年)。这一阶段是我国城镇居民在解决温饱之后,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进行的第二次消费结构升级过程免费论文下载。在这次升级过程中,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毕业论文题目,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是该时期的主要消费热点。城镇居民消费从千元级迈向万元级,形成了以家用电器普及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热潮。

以居住、家庭设备等为重点的优化生活品质阶段(1992 ― 2000 年)。在这一阶段,我国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商品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化也逐步展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迈上新的台阶,家庭消费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居民的住房消费支出增加,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空调、大容量冰箱、影碟机、组合音响、家庭影院、高清晰度彩电、中高档乐器(如钢琴)、健身器材、手机、个人电脑等多种新一代消费热点产品大量进入寻常百姓家庭;城镇居民用于通讯、旅游和健康的支出增加。

以住房、汽车、教育文化、旅游等为重点的享受型和发展型阶段(从2001 年起)。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是指本阶段的完成过程。这一阶段,家用汽车、住房至今等十万元至几十万元的大型耐用消费品成为城镇居民关注和消费的热点,以教育为龙头的教育、通信、文化娱乐、旅游等服务类消费大幅攀升。对我国城镇居民而言,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的本质是生活质量从小康向富裕的过渡和转变。

(二)、目前我国所处的消费结构升级阶段是“住行消费革命”,顾名思义,与住行直接关联的产业面临大力度的改革和发展。那么,这些产业即现阶段培育出的市场热点,已经具备了主流商品的市场。但这些商品在现有的市场运行和操作中,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成为其发展的瓶颈。住房,截至2008年底,我国已竣工的通过房地产开发商经营的积压房为9124万M2,市值大约为2000亿元。而我国的住房消费支出使用恩格尔系数计算不足5%,与国际标准的20%相差甚远。房屋的价格畸高,需要住房的人绝非少数,却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只能表明这个市场还不够发达,市场化程度低。在这种情况下毕业论文题目,住房信用贷款就可以缓解供需矛盾,从2000年起个人按揭贷款购房已经成为市场主流。有资料表明,个人购买商品住房占商品房销售总量的90%,而且代表着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商业银行也向消费者以自有产权的房屋为抵押申请用于装修房屋、购置家家电支出发放的一次性贷款。这些新的贷款办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也将这些商品的需求能量逐渐释放,不失为一个一举两得的好方法。同等道理也适用于我国的轿车行业,我国目前人均保有量为20辆/万人,与世界平均水平的1辆/11人的差距是巨大的。当然,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中国轿车市场潜力的巨大。

二、分析方法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xt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ELES)是经济学家Luch于1973年在美国经济计量经济学家Stone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基础上推出的一种需求函数系统免费论文下载。目前被广泛用于对消费结构的研究中,本文也将采取这一分析定量实证研究方法,用数据说明消费结构升级问题及亟待解决的消费信贷问题。 该系统假定某一时期人们对各种商品(服务)的需求量取决于人们的收入和各种商品的价格,而且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分为基本需求和超过基本需求之外的需求两部分,并且认为基本需求与收入水平无关,居民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将剩余收入按照某种边际消费倾向安排各种非基本消费支出。

假设将人们的消费支出具体划分为I类,则各类商品的消费支出可以用模型表示为:

Vi=Piqi+βi(Y-V0) (1)

其中,Vi是对第I类商品的消费支出, Pi和qi分别为第I类商品的价格和基本需求量,βi为边际消费倾向,V0为基本需求总支出,Y为收入水平。该模型即为“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模型)。

如果样本数据为横截面数据,可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估计毕业论文题目,则可以设:

αi=Piqi-βiV0 (2)

则模型(1)可以表示为:Vi=αi+βiY (3)

对公式(2)两端求和得:V0=Σαi/(1-Σβi) (4)

由公式(2)也可以得出:

Piqi=αi +βiV0 (i=1,2,3,...m)(5)

然后利用弹性公式计算相关系数

收入弹性= βiI/Vi 其中,I取平均收入

自价格弹性=-βi(1- V0+ Piqi)/ Vi

互价格弹性=-βiPjqj/ Vi (i≠j)

本文以2001~2008年的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支出情况(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并2001年为基年进行了处理,(表略),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及其变化进行定量分析。

三、消费支出构成分析及边际消费倾向实证分析

(一)、消费支出构成

表1 城镇居民家庭平均全年消费性支出的构成(%)

 

年份

食品

衣着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居住

杂项商品及服务

2000

39.18

10.01

8.79

6.36

7.9

12.56

10.01

5.17

2005

36.69

10.08

5.62

7.56

12.55

13.82

10.18

3.5

2007

36.29

10.42

6.02

6.99

13.58

消费升级论文篇4

凯恩斯主义指出总需求不足是经济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由此从理论上推论出只要将总需求提高到与总供给相等的水平就能恢复经济均衡则是有问题的,因为经济均衡不仅取决于供给与需求在总量上的相等,更取决于在结构上的一致。因此研究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对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机理

居民消费结构是指消费储蓄结构和消费支出结构的统一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将触发国内社会消费的结构升级。200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09。美元国内居民的财富积累达到了消费升级的临界点居民消费将出现显著的结构性升级换代,伴随着消费结构性升级消费支出也将大幅增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导致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因。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必定会不断增加。消费函数理论表明收入是消费的决定因素,居民收入是消费需求的基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是源于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而居民收入的提高依赖于经济的发展。由于居民收入变动方向和居民消费变动方向的一致性在居民收入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必然导致消费总量的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导致社会总供给及其结构不断升级为消费需求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提供了可能性和条件。一般地社会总供给可分为基本性消费品、享受性消费品和发展性消费品。在生产力发展初级阶段社会总供给以基本性消费品为主,与此相应的居民消费结构中基本的、必需的消费品占较大的比重此时消费结构是低级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各种享受性和发展性产品不断增多产品的质量也不断提高,在社会总供给结构中享受性和发展性产品的比重不断提高,实现了结构升级与此相应的居民消费结构中享受性和发展性消费品的比重逐步上升,此时消费结构也会逐步升级(表)。据世界银行对40多个国家的消费发展状况调查表明由日常消费进入住、行等重大消费升级一般发生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上。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住房消费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期;当人均GDP达到300。美元时将进入汽车消费快速增长期。我国目前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且有三分之一的省市人均GDP超过1500美元上海、深圳、广州、北京等大城市人均GDP已超过300。美元。这为消费水平从万元级向十万元级或几十万元级升级提供了积累和准备,可以说消费结构升级在我国已初见端倪。

二、我国消费结构的国际比较

与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GDP1000美元时消费结构比较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具有如下特点

1我国生活型消费比国际水平偏高。200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09。美元在城镇居民中只有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和高收入户等60%的居民家庭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时恩格尔系数41%以下的国际平均水平全国76%的人口恩格尔系数没有达到应有水平。

2农村居民居住类消费支出比重过高。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居住类消费支出比重为11%基本和主要国家不相上下农村居民居住类消费支出比重高达16%大大高于平均水平尤其是农村高收入组居民2003年的恩格尔系数为38%基本相当于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GDP1000美元的消费水平但其居住类消费支出比重高达19%和主要发达国家人均GDP20000美元左右时的居住类消费支出比重不相上下与其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严重不相匹配这对农村居民的其它类别消费具有严重的挤出效应不利于农村消费市场的启动。

3.其他发展享受型消费不足。我国居民家具、家庭设备消费支出比重不足: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家具、家庭设备及服务类消费支出比重分别为6%和4%,都大大低于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说明我国家电市场仍有发展空间,尤其在农村市场,彩电、冰箱、洗衣机等日常家用电器的普及水平还有待提高。

4教育和医疗消费偏高。我国城镇居民文教娱乐支出比重达14%,其中城乡居民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到50%,而一般国家这类比重为20%。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或地区以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为主我国也应该采取措施逐步减轻居民教育负担.为扩大其它消费创造条件。

三、我国消费结构变动的趋势预测

目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的稳步提高(表)使得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进入了加快升级阶段新的消费热点开始启动。未来我国居民的消费活动将进一步活跃消费率将继续提高,消费总量将持续增长。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居民消费结构进入升级换代的剧变期。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00。美元时,消费结构升级加快每一经济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消费热点不断切换。在现阶段,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30。美元,因此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将由前一阶段的平面扩张缓变期进入升级换代的剧变期导致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加快。

2.居民消费结构由生存型的温饱消费向享受型、发展型的现代消费转变。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100。美元一3000美元时,居民消费由温饱消费向现代消费转变。纵观近几年的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消费的内容是吃好、穿好、住好和玩好其中最突出的是恩格尔系数将进一步下降,非恩格尔系数如医疗、保险、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等发展型甚至享受型消费系数呈上升趋势,消费结构将出现良性变动。

消费升级论文篇5

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是构成我国国民经济的至关重要部分,人均产出的增长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带动消费结构的优化,进而引起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国外对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结构是产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大量研究了消费结构的定量分析。库兹涅茨(1956)指出人均产出的增长带动消费结构的化,进而引起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国内学者对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是从影响因素分析研究经济增长,研究三者的相互促进作用。吴瑾、张红伟(2010)认为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消费结构的优化会通过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三大机制作用于经济增长。查道中等(2011)认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城乡消费结构的升级。田学斌(2010)对国内外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理论框架进行研究,同时以河北省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王业雯(2016)本文运用广东省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广东省产业结构和城镇居民消费结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会促进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

但是研究文献大部分都是基于某一地区进行研究的,缺乏站在全局上的研究。因此,本文以我国1978-2014年的数据对国家整体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作用机制进行研究。

消费升级论文篇6

我国农村住户约2.34亿户,如果农村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提高1个百分点,耐用消费品需求量会增加234万台,这将极大解决我国工业品过剩的困境,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促进就业提供有力的发展机遇。我国农村耐用消费品消费行为具有典型的家庭消费特征。在消费行为上,以家庭收入为前提,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在家庭消费内容的层次上,生存型、享受型和发展型耐用消费品用于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对于不同发展阶段家庭,耐用消费品消费扩散过程各不相同。农村耐用消费品消费行为呈现独特的社会需求特征。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农村有2.26亿个家庭,是全社会最大的消费群体,耐用消费品消费总量潜力巨大。同时不同地区、城乡之间以及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农村居民消费行为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分撒性和功能性特点。

本文根据西方新古典消费理论,选用耐用消费品跨期消费理论模型、流动性约束理论模型和不确定性的理论模型框架,并结合农村家庭对耐用消费品消费行为的实际情况构建综合理论模型,优化农村耐用消费品消费行为的策略。

我国农村耐用消费品消费行为结构变化

(一)农村耐用消费品消费支出稳中趋降

在农村总体消费结构中,耐用消费品消费支出的变化幅度不大,呈现稳中趋降的趋势。1980年耐用消费品占消费性支出的比例为3.57%,1985-1999年一直保持在5.1%-5.8%之间,2000年开始下降,到2010年下降为4.47%,总体变化幅度较小。

(二)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地区消费结构和不同收入水平农村居民家庭之间耐用消费品支出呈不同变化趋势

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中,城镇居民耐用消费品支出一直高于农村,但是城镇的下降速度明显快于农村。在地区消费结构中,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支出差距较小,总体呈现东部略高于中部,中部略高于西部的发展趋势。2010年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设备用品支出比重为4.69%,中部地区为4.54%,西部地区为4.35%,差距较小。总体呈现出东部略高于中西部地区的趋势。在不同收入水平农村居民家庭之间,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支出差距较小。从低收入户到高收入户家庭设备用品支出总体呈现由低到高的趋势。

(三)我国农村耐用消费品消费行为升级趋势模型研究

按照消费经济学的消费行为升级理论解释,消费行为升级是社会消费需求由代表低一级消费时代的主流商品到代表高一级消费时代的主流商品的变革过程。消费品的升级次序,将呈现如下的变化规律:

一是长期需求成长曲线是短期需求成长曲线的包络线。假定Ci(i=1,2,3,4……)为主流商品的成长过程,Cd为主流商品的升级过程。Xi(i=1,2,3,4……),即X1、X2、X3、X4依次为主流商品升级的鼎盛时期,此时i主流商品的边际消费成长等于长期需求边际成长,即MCi=MCd;在Xi左侧,MCi>MCd,处于主流商品消费升级的导入期、成长期和成熟期,消费需求旺盛;在Xi右侧,MCi

二是消费升级的时间间隔越来越长。从图1中可以看到,X4-X3>X3-X2>X2-X1。这是因为随着消费升级,消费投入也越来越大,所以需要较长的积累时间(见图1)。依据以上消费升级模型,并且对应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过程,耐用消费品进入农村家庭的次序呈现出连续的倒“U”升级趋势。

农村耐用消费品消费行为特征模型

(一) 耐用消费品跨期消费的理论模型

欧文・费雪提出的跨期消费理论其观点是:一个相对理性、具有前瞻性的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其一生的收入在不同时期进行消费和储蓄的选择。消费问题的核心变为:在跨时预算约束条件下,消费者通过分配一生的收入来规划一生的消费,以实现预期生命周期内效用的最大化。在利率不变以及生命为T个时期的情形下,个人预算约束为:

(1)

假定瞬时效用函数为不变相对风险厌恶形式[],效用函数为:

(2)

根据欧拉方程,在任一时点t,最优消费路径是使相邻两个时期消费的边际效用的现值相等。即,整理得到:

(3)

因此,在这些假设条件下,消费者现期消费的最优水平为:

(4)

其中,ρ为时间贴现率,θ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各期替代弹性的倒数),r为实际利率。

由此上式可知,在确定性条件下,不考虑流动性约束,跨期消费最优选择的消费水平由资产存量、收入水平和利率三个因素共同决定。假定利率服从正态分布,资产存量、收入和消费变量的对数服从正态分布,则,

(5)

(6)

因此,消费跨期最优选择的经验模型可以近似表示为模型一:

(7)

通过模型一,验证耐用消费品跨期消费的特征。

(二)流动性约束的理论模型

如果消费者在其预算约束的范围内不能够自由贷出和借入资金,消费只能由当前收入决定,而不是一生的财富来决定,这样消费就受到了流动性约束。此时,消费者无法通过正常借贷实现理想的消费计划,无法实现收入的自由跨期转移,无法进行消费在不同时期的平滑。所以,居民储蓄的动机是预防流动性约束。流动性约束理论是从验证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开始的,变换方程式(3),假定利率等于r=ρ,则Ct+1=Ct+et,就是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即消费时服从随机游走的,从而使不可预测的。如果r≠ρ,令,则:

(8)

方程(8)表示,除了利率以外,其他变量对消费的增长不起显著影响。消费增长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取决于跨时替代弹性值的大小。

然而,验证消费对同期收入的变动非常敏感,具有过渡敏感性,能够更好地解释消费的增长。对于流动性约束的预测,把绝对收入假说和理性预期生命周期假说模型合并加以综合研究。其核心内容是将消费者分为两部分,即ΔCt=ΔC1,t+ΔC2,t。部分消费者由于受到流动性约束,仅仅花费其现期收入,其行为遵循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ΔC2,t部分的消费者不受流动性约束,花费其持久收入,其行为遵循理性预期生命周期假说。服从绝对收入假说的消费者:ΔC1,t=λΔYt;服从理性预期生命周期的消费者:ΔC2,t=+rt。全部消费者:ΔCt=ΔC1,t+ΔC2,t=+λΔYt+rt。因此,消费增长取决于收入变化和利率跨时替代弹性。利用以上结论建立模型二:

ΔCt=+λΔYt+rt (9)

通过模型二验证流动性约束对耐用消费品的影响程度。其中,λ是受到流动性约束农户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表示过度敏感性系数或流动性约束系数;是利率跨时替代弹性。

(三)不确定性的理论模型

预防性储蓄理论是以理性消费和效用最大化为基础,通过引入不确定来最优化消费者的跨期最优消费选择,是理性预期生命周期理论的补充和扩展。利兰德(Leland)提出消费者面对不确定性的谨慎行为的必要条件是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大于零,即边际效用函数为递增的凸函数,(即满足)。因而,消费者预期未来消费大于当前消费E(Ct+1)>Ct。由于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使消费者选择减少当期消费而增加储蓄。

参照方程式(3):,

令,ηt+1为t+1期的消费增长率,加入不确定因素,通过二阶泰勒在处展开,得到如下方程的不确定性理论模型:

(10)

进一步整理,得出模型三:

(11)

通过模型三验证不确性对耐用消费品消费的影响程度。其中,α0= -θ- 1ρ,σ=θ-1,α1=(θ+1)/2,UN=η2t+1。σ表示利率对消费的影响(跨期替代弹性),α1表示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借鉴卡罗尔(Carroll,1996),在研究预防性储蓄时的思想,即能够预测未来消费变化和消费增长率变化的指标体现不确定性变动程度。本研究采用的样本收入增长率与预期增长率的平方,作为衡量不确定性指标的方法。

(四)综合理论模型

综合以上三个模型,我们假定经验模型四:

(12)

通过模型四综合验证跨期消费、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对耐用消费品消费的综合影响。其中,Ct为耐用消费品消费,At-1为资产存量,ΔYt为当期收入变化量,UN为不确定性,(Yt-1-Ct-1)代表上期收入与消费的长期均衡关系,rt为实际利率。其中,

α1检验资产对消费的影响,α2检验本期收入变动对消费变动的影响,反映流动性约束大小;α3检验预防性储蓄动机对消费变动的影响,反映不确定性的存在状况;α4检验上期储蓄与本期消费变动的关系,反映生命周期特征;α5反映消费的跨期替代意愿。

参考文献:

1.韩丽娜.我国农村居民“波浪”式消费行为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0.8

2.邬德政.影响农民消费行为的制约因素及化解[J].经济体制改革,2007.1

3.崔海燕.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4

4.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商务印书馆,1983

5.罗振华.中国农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6.马树才.中国农民消费行为影响因素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5

7.贺菊煌.消费函数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消费升级论文篇7

消费结构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和社会集团)在消费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有实物和价值两种形式。而产业结构是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与联系方式。只有二者的和谐发展,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一般关系是由消费与生产的关系决定的: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具有同一性,二者互为前提;产业结构决定消费结构,没有产业结构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变化就失去了物质基础;消费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又决定产业结构,因为生产的根本目的和出发点是消费,没有消费的生产是不存在的,而且消费是生产的动力,消费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的终极拉动力量,产业结构必须与消费结构相适应。

从静态观点看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在相互联系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从静态的某一时点来看,产业结构对消费结构具有决定作用。产业结构(具体是产品结构)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直接决定了消费结构的数量和质量,在一个具体时点上,消费结构不可能脱离产业结构,其发展情况与产业结构的状况密切相关。

比较典型的是我国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实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生产类型为投资导向型,即在市场长期处于供给短缺的状态下。同时投资方向也并不以市场需求为主,而是以扩大积累,增加投资为目的,生产经营的重点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从而进一步组织生产。这一时期我国片面重视发展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几乎面临零发展,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中央在用计划手段严格控制主要产品生产的同时,对居民消费品实行计划定量配给制度。在这样的环境下,消费者在商品购买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消费结构单一,产业结构完全由生产者引导,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微乎其微,可以说产业结构的质和量直接决定了消费结构的质和量。

从动态过程看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从动态的过程看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二者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具有互动效应,特别是消费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产业结构的发展,消费结构的变动能够相应的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但与此同时,消费结构也要与产业结构相适应。

(一)消费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消费需求的变动必然会引起市场需求的变化,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消费需求的升级会推动产业的不断创新,同时潜在的消费需求也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留下了巨大空间,可见消费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在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需求是消费需求因素中影响产业结构的最主要因素(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和政府消费需求)。它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直接的,主要通过收入和价格来引导产业结构的变动。居民收入的提高引起需求结构发生变化,这必然要求产业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来适应这一变化;同样,居民消费需求变化引发的商品价格变化必然会引导生产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另外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另一重要因素国际贸易,实际上是通过国外居民的需求变动引导世界范围内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来实现一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的。

(二)产业结构必须与消费结构相适应

随着我国经济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侧重从消费的角度来考察产业结构的变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显得愈加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消费结构的变动决定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消费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可以直接带动消费品生产行业的结构调整与升级,使消费品行业的供给结构不断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发展。同时,消费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通过导致消费品供给结构的调整,最终也带动了投资品生产行业的结构调整与升级,从而大大改变产业结构的组成与运行方式。

2.消费结构调整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的发展提供动力。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会给产业技术的升级提出新的要求,要求企业必须不断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品的更新换代,从而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产业结构的调整要与消费结构的调整相适应,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是不断变化的,消费结构也是不断升级的,于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发展也是无止境的。

3.消费结构的调整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强制力量。消费结构的调整不但会迫使投资决策改变方向,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投资结构的变动,而且还会通过挤压衰退产品及服务的市场空间和利润空间促进存量资本的流动,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4.消费结构升级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拉动力量。消费结构的升级必然会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含义,产业的高附加值化和高技术化、产业的高集约化、产业的高加工度化。热点商品的消费必然会促进这一时期本行业和相关行业的发展,比如近期我国的汽车消费和住房消费必然会相应的带动汽车、房地产行业以及相关行业的发展。

(三)产业结构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消费结构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动因,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对消费结构也有重要的影响,消费结构也要与产业结构相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必定直接影响消费结构的现实变化。随着产业结构变动速度的加快,消费结构变动速度的加快是必然的。三大产业对消费结构产生的影响主要有:

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包括种植业结构、农业生产结构和农村生产结构(主要是非农产业内部多种生产部门共同发展的格局),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将加快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伴随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这就为农村居民消费商品数量的增加以及消费结构的调整奠定了基础。

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及第二产业内部各部门之间比例的不断合理化,会相应提高居民的消费量,并且随着汽车、高档家电、住房等耐用消费品不断的进入家庭,消费者的生活质量会不断得到改善,消费结构也会随之调整和不断升级。

城乡第三产业的加快发展,将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中服务消费的增加提供条件。“十一五”期间,我国第三产业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这将大大带动起服务消费的发展,从而对消费结构的升级起到促进作用。

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一)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政策选择

对一个国家来说,必须积极推进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进而使产业结构不断得到相应的调整并逐渐趋向合理化和高级化,这对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至关重要。

1.要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第一,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尤其是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一要建立和完善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大力推进工业化,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条件;大力减轻农民负担,进一步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而在城镇中应注重提高广大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第二,要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在东部率先发展的同时,要加快西部的开发和中部地区的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使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地区间的收入与消费差距,为消费结构的升级创造条件。

2.要积极调整消费政策,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同时为了适应鼓励消费,促进消费升级的客观需要,要逐步清理、废除各种限制消费的政策。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对鼓励消费的政策的实施认真落到实处。

消费升级论文篇8

一、消费结构转变轨迹与特点

(一)消费结构转变一般规律

1、消费需求上升规律

消费需求上升规律是消费经济客观存在的一个规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分别是需求总量的上升与需求结构的变化。在现实生活过程中,由于众多因素的限制,消费需求也呈现着不同趋势及特点。但是从长远角度分析,消费需求一直在稳定上升。正是由于消费需求的不断上升,才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2、消费水平递进规律

消费需求的上升主要表现在消费水平上面。消费水平上升表现出消费者消费具有不可逆特点,消费水平从开始低级逐渐向高级转变。根据经济数据研究发现,消费者消费效率与消费重点都受到消费者经济收入影响。

3、结构层次上升规律

结构层次上升规律主要表现在消费结构上面,如果要是将消费内容进行划分,一般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生存型消费、享受型消费与发展型消费。消费者经济收入要是增加,消费结构也会随着发生改变,这样生存型消费在消费者全部消费中的比值就会下降,享受型消费与发展型消费在消费者全部消费中的比例就会增加。要是从物质产品及服务产品消费角度分析,消费结构的改变,实物消费在消费者全部消费比例中会逐渐下降,服务产品消费在消费者全部消费比值会逐渐上升。要是从衣食住行角度分析,消费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伴随着消费者经济收入的不断增加,消费者在食品上面的消费会逐渐降低,在非食品上面的消费会逐渐增加。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行为特征

以市场经济条件作为背景,对于消费者行为特征研究中,利用新古典消费函数理论进行归纳。

1、关于消费者行为外部环境设定

(1)消费者有完全的选择自由

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在商品及服务选择中,能够完全根据自身偏好及预算进行选择,并且消费者这种选择并不会受到短缺或者是限量等等因素的影响。

(2)市场价格有充分弹性

市场价格所拥有的弹性主要表现在产品销售价格能够通过消费者的需求进行调价,当消费者对于某件产品需求较小的时候,产品销售价格自然就会下降;消费者对于某件产品需求较大的时候,产品销售价格自然就会相对应的上升。

(3)存在预算约束,但并不存在流动性约束

市场经济外部环境虽然具备预算上面的限制,但是同样也不具备流动性的约束,主要指的就是消费者在消费上面所拥有时间及有效性跨度较大,预算约束主要是对于消费者行为进行约束,因此消费者在消费上面并不具备流动性的限制,能够自由借贷,并且保持稳定消费。

(4)存在未来的不确定性

市场经济最显著一个特点就是在未来发展建设中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对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具有显著影响,能够让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具有风险预期的能力,消费者消费行为也更加难以判断预测,如图一所示,为消费结构与市场经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

2、关于影响消费者行为内部环境设定

(1)消费者行为目标是效用最大化

如果要是条件允许,消费者在消费上面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并不会受到效应的影响,在自身条件最大程度下消费,并且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2)消费者是理性主体

消费者是理性主体主要表现在,消费者在实际消费过程中并不会存在相互限制的问题,能够在众多限制条件内选择最适合自身的消费限制因素。

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目标与内涵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是彻底实现小康社会的要求与主要内容。在对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研究之后发现,经济转型升级内涵与目标应该与党十要求及任务相结合,这样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目标就是让经济向更加高效及公平的方向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一)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倍的目标

为了能够让我国在2020年彻底实现小康社会的建设,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而言提升一倍,这就需要保证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合理的速度。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其中关键因素就是速度,在党十会议中就提出,1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与居民收入两个全部都翻一倍的要求,这样对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提出了明确要求,并且经济增长速度应该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想要真正落实,首先就应该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倍的目标。经济增长速度合理化,从经济学角度而言,首先就是充分利用推动经济生产的要素,满足居民就业要求,其次让经济在增长过程中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及资产泡沫化的问题。想要保证经济增长速度合理最佳方式就是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根据国际有关机构所颁布出来的数据,美国在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就已经超过15.1万亿。中国仅仅为7.9万亿美元。按照现在对于国家收入划分标准而言,我国已经进入到了中高收入国家。只有根据党十的要求,在10年之内让国内生产总值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都翻一倍,才能够让我国所拥有的经济总量与美国接近,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中。

(二)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关键是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经济发展不仅仅是资本及劳动投入之后的结果,同样也是科学技术与经济结构完善之间的结构。我国在过去十多年内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是我国在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上面却十分缓慢,这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较多矛盾及问题的主要原因。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主要意义就是对于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因此,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应该以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核心,通过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形式,推动产业结构的完善,让城乡经济全面转型升级。

(三)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主要标志就是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大幅度提升。经济学在实际研究中,主要对于两方面关系十分关注,分别是费用与效用及投入与产出。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所存在的意义,市场经济就是通过最少的投入获得最高的经济效益,首要规律就是节约。我国现在市场经济中浪费及忽视价值问题十分常见,过分追求GDP的快速增长,对于经济快速发展中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及环境成本并不考虑,这样就不可能让经济增长质量及效益提升。因此,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以经济质量与效益的提升作为核心,这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

(四)加快绿色、低碳及循环经济建设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主要内涵就是建设经济发展节约型社会,推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在过去十多年内虽然在快速发展,但是整体发展方式为粗放型,也就是所投入的经济成本及能源都较高,并且污染物排放数量也较高,对于投资及重工业过分依赖,这样不仅仅对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增长十分不利,与经济增长目的也存在差异。要是不能够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对于我国经济能否顺利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影响。

(五)逐渐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经济发展成果合理分配,逐渐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我国现在社会经济发展最显著问题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在党十会议中,我国首次提出缩短城乡差距的课题,并且将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作为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原则就是共同富裕,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心愿。从我国现在发展现状而言,逐渐解决收入差距问题,能够显著提高社会大众工作积极性,保证社会和谐稳定,也是提高基层人民收入的主要方式。

三、推动消费结构转变的对策

消费者在消费行为上面所存在的矛盾,严重限制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笔者在对于消费结构的转变及经济转型升级研究之后认为,消费结构的转变,能够有效解决我国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的瓶颈,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一)增加消费者信心

经济转型升级属于宏观上的经济建设,就必须服从有关政策的制定,这样才能够转变消费者的消费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但是想要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首先就应该保证消费者在消费中拥有政策上的支撑,这样消费者信息能够得到显著提升,政府部门近几年虽然已经制定了较多转变消费结构的政策,但是所收到的效果并非十分显著,主要原因就是设计人员对于消费者行为及动机的过分忽视。为了能够消费结构转变,,带动经济转型升级,政府部门应该制定更加积极政策,进而提高消费者消费能力,这样才能够转变消费结构。

(二)加快改税步伐天平向贫弱一方倾斜

和谐社会构建的前提就是税收关系的和谐,也就是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和谐,想要保证税收关系的和谐,首先就应该拥有完善并且合理的税收制度作为基础。完善税收体系在各领域内的分配情况,通过调整税收的方式,缩小收入上的差异,是解决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矛盾的最佳方式。我国在初次分配上,将主要的资源都集中分配给了大型企业及机构,并且在二次分配上面集中将资源分配给了民众。想要改变这种资源分配方式,首先就应该创建综合所得税制度,并以此作为基础,在原有分类所得税基础上,保证税收制度的合理及科学。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主要标志就是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促进我国消费结构转变的主要途径。我国近几年财政收入要远远高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政府部门所拥有的资金超过1.7万亿,这样造成滥用财力现象十分常见,政府部门开支过高,行政收入与开支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近几年,我国GDP虽然一直在稳定速度增长,但是税收及行政上面的开支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GDP增长速度,这种现象是十分不正常的,部分地区政府部门甚至还出现大量额外支出,并没有将资金全部用在民生建设上面。因此,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细致划分,解决消费上面所出现的问题,提高消费者消费水平。消费者在不在承担政府部门支出之后,才能够让消费者更加放心消费,社会内部经济才能够快速增长起来,私人投资也能够逐渐恢复,经济转型升级才能够快速实现。

四、结束语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是小康社会实现的主要内容及要求,中国经济在未来发展建设中实际上拥有良好的空间,并且还具有较多的优势,但是同样也需要面对国内及国际所带来的挑战。我国消费结构与西方发达国家之前相比较,主要受到制度上的限制,并且消费结构与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存在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就是我国消费结构从建国到现在一直都是在平稳转变中,但是我国经济确实在过去十多年时间内快速发展。转变消费结构,就是降低物质消费在消费者总消费结构内的比例,提高服务消费在消费者总消费结构内的比例,这样也能够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让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对质量及效益更加关注,通过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进而落实我国小康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崔海燕.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研究――以山西省为例[N].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31(5): 82-84

[2]程水红.经济地理视阀下的福建省区域经济差异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版),2012(12),175-178

消费升级论文篇9

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环境保护是能源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问题,它们之间既相互制约也相辅相成。在人类发展进入工业化之后,往往仅注重经济增长,而相对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协调性,导致能源短缺与环境的破坏问题,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如何在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确保经济保持合理增长,高效使用能源又能使环境得到良好保护,是世界各国政府与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目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现代化进程,既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也面临能源约束的困境,如何降低能耗水平,提升能源消费效率问题迫在眉睫。

浙江是一个经济大省,同时也是一个能源消费大省(见图1)。一般的,经济体系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其中,第一产业以农业为主,而第二产业是以高耗能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第三产业为服务业。不同产业对能源的依赖程度不一,故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对能源消费带来直接影响。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结构变迁,结构变迁也反过来推动经济增长,两者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因此,我们可以因势利导,积极把握产业结构调整的一般规律,主动地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目前,浙江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较均衡的省份,转型升级具备比较成熟的条件,本文选取浙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浙江省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消费关系的研究,以期为浙江省与其他省份转型升级与节能减排工作提供借鉴参考。

二、理论回顾

现有文献表明,国内外学者对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问题已有大量研究。有的从能源消费视角检验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的长期均衡关系,有的从产业结构变化和经济发展视角研究能源消费,或者研究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变迁、能源消费的关系,但是得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

国外较早对该领域着手研究的是Yu和Hwang(1992),他们对美国1947~1988年的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是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不太明显。Zhang(2003)对中国1990~1997年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效率做了实证建议,他认为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对能源消费效率的提高没有促进作用。

国内学者对于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消费关系的研究也有较多的关注,研究结论各异。例如,路正南(2007)对中国1954~2007年产业结构变动与能源消费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证明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对能源消费的需求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产生较大影响。史丹(2009)认为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消费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中国工业能源消费占比较大,产业结构轻微变动都会对能源消费产生重大的影响。姜磊等(2012)利用1994~2010年数据,通过面板分析方法对中国29个行业的能源消费与工业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中国工业总能源消费、煤炭消费和电力消费分别与工业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陈玉英(2009)通过1990~2007年中国产业结构与能源利用效率数据建立有关模型,分析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与能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是产业结构是影响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因素,通过产业结构的合理优化升级可以提高我国能源的利用效率。

此外,部分学者通过模型对能源消费进行分解,着重研究影响能源消费的主要因素。例如,丁乐群(2007)通过单位GDP能耗分解模型,论证单位GDP能耗由各产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产业结构以及单位GDP生活能耗三个因素决定,认为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对单位GDP能耗下降的贡献较小。朱伟杰(2008)对浙江省单位GDP能耗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认为第二产业的变动是影响整个产业结构变动的主导因素。从单位GDP能耗的研究方法来看,多数使用层级回归方法和因素分解方法。冯泰文(2006)用层级回归的方法研究了产业结构、技术进步、能源价格和对外开放等因素对单位GDP能耗的影响。另外常用的方法还有LMDI分析方法(Wang,2010)。

从以往的文献来看,对浙江省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相对缺乏,而且浙江作为国内较早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省份,深入研究转型升级背景下的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变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浙江省1990~2013年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分别从理论层面研究浙江省单位GDP能耗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使用实证方法研究浙江省产业结构变化、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

三、浙江省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消费实证分析

(一)浙江省产业结构调整与能源消费描述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浙江省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相应的,浙江省产业结构也经历了较大变化。从图2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从1990年以来,浙江省第一产业逐步萎缩,从1990年的25%下降为2013年的5%,呈逐年递减态势;第二产业从45%经历了“两升两降”,最高达到55%,后逐步回调到49%;与第一产业相反,第三产业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从1990年的30%逐渐增加到2013年的46%。目前,浙江省三次产业比例为5U49U46。

我们借助产业结构演进――能源消费关联模型进一步分析产业结构变动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

表1中,产业结构演进程度随着经济发展变动较大,从4.02增加到21.05,但是主要的变动集中在1990年~2006年。同时,通过计算可得,浙江省能源消费总量与产业结构演进程度呈明显的正相关性,且相关系数为0.99。但是产业结构演进――能源消费(EEU)显示,随着产业结构演进程度加深,能源消费的增加更快,可能的原因在于经济快速增长带动了强劲的能源需求。

(二)浙江省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变动的长期关系

(1)模型介绍。在实证经济学中,验证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的过程称为协整检验,如果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则称经济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本文采用目前最流行的JJ协整检验法。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确保回归结果的有效性,在检验之前需要采用ADF方法检验变量的单位根存在情况。

(2)实证检验。本文采用能源消费、GDP(按照GDP指数进行相应平减换算)均来自《浙江省统计年鉴》(2006~2014年)。其中,产业结构数据(ESD)来自前文计算所得。1)平稳性检验。从表2的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来看,len、str与lngdp的水平系列不平稳与一阶差分序列均不平稳,二阶差分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非平稳的原假设,即所有变量均为二阶单整,符合协整的必要条件。2)协整检验。从表3可以看出,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表明浙江省能源消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协整方程为: 。从协整方程可以明显看出,浙江省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演化呈负相关,与gdp呈正相关关系。产业结构演化每增进1%,有助于节省能源消费0.023%个百分点,而GDP每增长1%,将需要能源消耗增加1.23%,这也解释了上文产业结构演进――能源消费(EEU)在产业结构不断演化的背景下逐渐增加的原因。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了转型升级背景下的浙江省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变动的问题,发现:一是1990~2013年以来,浙江省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是速度在逐渐减缓。二是产业结构演进――能源消费却震荡上升,能源消费的增长变动快于产业结构优化速度。三是浙江省能源消费、三次产业结构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产业结构演化每增进1%,有助于节省能源消费0.023%个百分点,而GDP每增长1%,将带动能源消耗增加1.23%。

当前,浙江省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如何加快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和能源节约型方向转变,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实现浙江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是加快推进以信息经济、文化创意为核心的高端服务业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继续把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浙江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努力推进电子商务、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重点产业领域和新一代移动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信息安全技术、互联网金融创新等关键技术环节实现率先突破,全面推广“互联网+”为浙江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二是加大能源科技投入,鼓励节能技术研发应用,进一步提升能源消费效率。通过税收减免、折旧资产摊销、融资支持等办法鼓励企业引进高效节能设备、新能源设备等,实施节能技术更新与改造。三是发展循环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将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克服环境资源约束,减轻因经济发展对能源与环境所产生的压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有利于实现能源、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银行丽水市中心支行)

[作者简介:王筱琴,中国人民银行丽水市中心支行调研员。]

参考文献

[1] Hwang D B K,Gum B .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nergy and GNP:the case of Taiwan[J] . The Journal of Energy and Development,1992(12):219-226.

[2] Zhang Zhong Xiang . Why Did the Energy Intensity Fall in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 in the 1990s.In:East-West Center Working papers,2003.

[3] 路正南.产业结构调整对我国能源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12):53-55.

消费升级论文篇10

一、引言

我国的国企不仅是一个经济主体,更是一个社会责任主体[1],受到政府、市场、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国企高管不仅具有“经济人”的身份,还具有“政治人”的身份[2],双重身份的国企高管,有着复杂的利益追求和行为动机,使得国企在治理层面和管理层面都表现出异于一般民营企业的行为倾向。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国企改革,释放了国企的活力,也引发了问题。随着委托—链条的不断延伸,国企终极所有人缺位现象不断显现,导致最终控制人虚位,有研究表明,目前国企高管实际获得了除企业并购、企业资产和股份处置以及管理层任命以外的所有经营权力[3]。为了减缓因内部人控制而引发的问题,政府对国企高管采取了显性激励契约与隐性激励契约相结合的激励体制[4],显性激励契约通过合同加以明示,如货币薪酬;而隐性激励契约易于融通,如晋升激励、在职消费[5]。

长期以来,国企高管的薪酬与业绩挂钩,这虽然激励了国企高管认真履职,但由此产生的“天价薪酬”也引发了“社会愤怒成本”等问题。为了对国企高管的薪酬进行治理,2009年,人社部等六部委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企业主要负责人的基本年薪与上年度中央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相联系。2014年,中共中央出台《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进一步对央企负责人的薪酬进行了规范,并要求地方国企参照执行。

两次严格的“限薪令”约束了高管薪酬,甚至出现了级别越高,薪酬增幅越低的现象[6],使得原有的薪酬激励效果减弱。薪酬激励效果的不足,使整个激励契约组合产生倾斜,高管会采取其他方式进行弥补,重新使激励契约达到最优效果[7]。显性激励契约以明确的合同形式对委托方和受托方进行约束,具有刚性的特征[8],而隐性激励契约易于融通,给高管留下钻营的空间,因此,当薪酬激励受到约束时,高管往往通过隐性激励手段进行弥补。陈冬华等(2010)[9]的研究表明,晋升激励与薪酬激励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我国的《公务员法》也规定“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可以调入政府机关担任领导职务”,使得晋升成为一种重要的激励措施。事实上,有30%以上的省部级官员具有国企高管背景[10]。

同样,在职消费也会成为高管的替代性激励手段,有研究表明,在职消费与货币薪酬存在替代性激励效果[11],关于在职消费产生原因的管制观就将国企中普遍存在的在职消费归因于政府对高管薪酬的管制[12]。本文关心的问题是,国企高管在同属于隐性激励的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之间会如何权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不同层次的企业之间,高管在选择上是否存在差异?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可为国企分类改革、政企关系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二、文献综述

晋升激励,是指组织通过职位晋升来激励管理者降低成本、提升组织绩效的手段。Lazearetal.(1981)[13]提出锦标赛理论,认为薪酬并不是单纯地对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力的弥补,薪酬实质上是对参与“锦标赛”获胜“选手”的一种奖励。Murphy(2013)[14]发现绝大多数企业采用以晋升为基础的激励体系而非报酬为基础的体系。与国外企业高管的晋升不同,我国国企高管的晋升主要是指政治晋升,即国企高管进入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政治晋升能够对国企高管产生激励效果,在于我国独特的晋升制度。我国对国企高管的评价、培养、选拔主要参照党政干部的选拔和任命标准,且较少由外部市场供应[15],形成了所谓的“内部劳动力市场”[2],使得对于国企高管而言,借助企业进入政府成为了最好选择。周黎安(2007)[16]认为,在锦标赛式的晋升制度下,必然产生激励扭曲,使管理者为了短期目标损害长期利益。晋升激励会导致企业出现严重的过度投资,且这种现象与高管的任职期限相关[17]。但也有研究表明晋升激励有助于提升企业业绩[18]。林浚清等(2003)[19]发现,公司面临的风险越高、行业内竞争者数量越多、公司规模越大,职务晋升对国企高管的激励效果越明显,对企业业绩的提升程度越强。

对于在职消费的研究,最早是基于理论进行的,Jensenetal.(1986)[20]认为在职消费是经理人对超级豪华的办公场所以及私用飞机等诸多方面的非货币性利益的消费。此后学者对在职消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在职消费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陈冬华等(2005)[12]认为,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有负面影响;权小锋等(2010)[21]认为在职消费实质上是经营者与外部股东冲突的一种,有降低企业价值的经济后果。也有研究结论与之相反,Rajanetal.(2006)[22]认为,在职消费可以提高管理层的工作效率,有助于提升业绩。此外,还有将在职消费、薪酬激励与管理层权力结合起来进行考察。Bebchuketal.(2012)[23]提出管理层权力理论,股权集中度越低,高管权力越大,管理层对董事会所施加的影响越大,从而在职消费对货币薪酬的替代性越明显;卢锐(2007)[24]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越可能通过在职消费契合薪酬的心理预期。

综上可知,关于晋升激励和在职消费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将两种隐性激励手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却不够充分,这对解释国企高管如何在隐性激励框架内进行合理地抉择是不够的,本文试图解析这一过程。

三、假设的提出

国企体制下的高管行政级别制使高管存在着政治升迁诉求,同样,政府为了对国企施加影响,不仅通过持有企业较高比例的股权,还通过保留对高管的任命、考核与解雇等权力来实现[25]。根据资源依赖理论[26],关系到企业和管理者长远利益的资源往往在利益相关者手中,这使得管理者有必要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Duetal.(2012)[27]的研究证实了政府在评价国企高管人员业绩时存在主观行为,从这个角度讲,国企高管为谋求政治晋升,必须去满足政府的考核要求,从而加深与政府的政治关联。在国企中,复杂的委托—关系形成了广泛的金字塔结构,加之国企高管的决策权力难以得到有效监督[22],使得国企高管攫取私人收益成为可能,特别是在薪酬受到管制的情况下,更容易激发高管谋取私利的动机。在职消费本身所具有的隐蔽性特征使国企高管在这一领域有充分的钻营空间[28]。但合理控制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是中央提出的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目标之一,Yermack(2006)[29]发现,中国国企高管的巨额在职消费丑闻一经披露,会引起公司股价下跌1.1%。那么,为了实现晋升的国企高管就会出于自身良好的社会形象和企业业绩方面的考虑,约束自身的在职消费行为。

因此,提出本文第一个假设:

H1:国企高管的晋升激励对在职消费存在抑制作用。

根据最终控制人级别的不同,国企可以分为中央国企(以下简称央企)和地方国企,两类国企中的高管在薪酬结构、受政府干预程度以及面临的竞争环境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地方国企受到政府干预的程度低于央企,且更多涉及竞争性行业,市场化水平较高,受到政府薪酬管制的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地方国企高管倾向于攫取货币收益。此外,地方国企高管行政级别较低,职务上的晋升所带来的相关利益也相对较低,因此晋升激励对地方国企高管的激励效果相对较弱。央企高管更多地受到政府和公众的监督,获得高额的货币薪酬的成本较高,加之社会舆论的压力,央企高管更倾向于在职消费等隐性薪酬[22],但是,行政级别本来就较高的央企高管因政治晋升所带来的额外收益要高于隐性薪酬本身,更高的级别意味着更多的在职消费等隐性薪酬,因此央企高管有着更强的动机抑制在职消费而谋求政治晋升。

因此,提出本文第二个假设:

H2:晋升激励对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在央企中更加明显,地方国企相对较弱。

处于不同市场化环境和行业竞争环境的国企,其高管的行为倾向存在差异。行业竞争程度越低的国企,政府的干预力度就越强,在生产要素等资源配置方面,企业就会越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倾斜,从而导致企业更加倾向于满足政府的要求,晋升激励强度会更大。与之相反,处于行业竞争程度高的国企,薪酬契约等方面更能体现高管的市场价值,且受到政府干预的程度较低,使得国企高管更加倾向于获取货币薪酬,薪酬激励的效果相对较强,从而使晋升激励对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弱化。

因此,提出本文第三个假设:

H3:行业竞争程度对晋升激励与高管在职消费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为了证实假设正确与否,本文利用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验证,同时,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四、实证设计与结果

(一)样本的选取

本文以国有上市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选取2004—2014年的公司相关数据;其中主要的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公司治理结构的数据来源于锐思(RESSET)数据库。为了尽量保证实证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类公司;(2)剔除ST、*ST的公司和数据缺失的公司;(3)剔除极端值,进行1%的缩尾(winsorize)处理。最终得到非平衡面板数据样本,该数据通过Excel2007进行基本处理,回归采用的计量软件为Stata13.0。

(二)变量的定义与度量

1.晋升激励。本文将晋升定义为国企高管被调任到政府部门和其他性质的单位,将国企高管定位于董事长和总经理,这是由于我国国企特殊的考核与任命机制决定的,高管往往由政府的组织部门任命,因此,政治晋升往往集中在治理层,而国企中低层的职务晋升更具一般性,与本文所探讨的政治晋升的相关性较弱。

有的研究通过管理层内部薪酬差距来测量晋升激励的强度,但在“限薪令”的背景下,薪酬激励的作用在不断被弱化,因此,通过薪酬差距测度晋升激励有一定的局限性;有的学者使用是否实现晋升表示晋升激励,但这种方法一般用作被解释变量,研究哪些因素影响到高管的晋升,因此这种方法不适合于本文的研究;有的研究通过政治生涯年限来测量晋升激励强度,即剩余任职年限与晋升激励正相关,但这个指标的噪音较大,此外,晋升激励作为一种隐性激励契约,更多地表现了高管的心理预期,该指标在绝对层面上具有较大的差异,本文没有选取这一指标。

为了克服以上晋升激励测度指标的缺陷并有利于研究,本文没有用具体的变量来测量晋升激励,而是通过观察事件发生引起的晋升激励强度的变化来研究晋升激励与高管在职消费的关系,2009年的“限薪令”是一次难得的自然实验机会。本文采用DID方法,观察在薪酬管制这一事件的冲击下,国企高管行为方式的变化。在自然实验中,观察组为国企,对照组为非国企。具体的思路是,将数据区分为:(1)国企和非国企样本(State),当样本为国企时,State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2)将样本区分为两个时期(Reform),2009年及之后取值为1,否则赋值为0。

2.在职消费。关于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有很多种测量方法,如管理费用率、销售管理费用率等。本文采用陈冬华等(2005)[12]的方法测量在职消费,即采用高管在职消费与那些由经济因素决定的高管正常在职消费之间的差额表示超额在职消费。基于此,本文构建了模型(1):

其中Perks表示高管的在职消费,等于管理费用减去董事、监事及高管的薪酬,计提的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及无形资产摊销等不属于在职消费的项目;PPE为本期固定资产净值;Inven为本期存货总额;LnEmp为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ΔSale为本期主营业务收入变动额;Assets为上期期末总资产,该模型通过残差表示超额在职消费Abperks。

3.调节变量。为进一步研究行业竞争程度对晋升激励与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本文加入调节变量,用赫芬达尔指数(HHI)来度量国企所处的行业竞争程度;用Center度量样本是否为央企,若为央企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4.控制变量。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控制可能影响到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变量,具体包括:管理费用率(Adm)、高管持股量(Stock)、年末现金持有量(Cash)、自由现金流量(FCF)、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盈利率(ROA)、成长性(TobinQ)、董事会规模(Board)、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Dual)、独立董事人数(Indep),Year和Ind表明本研究对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进行了控制。

表1变量含义解释

以上变量的具体含义及计算公式见表1。

(三)DID模型

本文将采用模型(2)~(4)验证提出的假设。为便于理解,文中所涉及的控制变量统一用Ctrl表示。

1.高管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模型:

通过模型(1)得出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数额,并将其用于模型(2)中,通过该模型检验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的相关关系。

2.国企按控制层级分类对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调节作用模型:

在该模型中加入了按照国企控制层级分类的调节变量Center用以验证H2。

3.行业竞争程度对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调节作用模型:

在该模型中加入调节变量HHI以验证行业竞争程度对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的调节作用以证实H3。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通过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超额在职消费在-9.4466~2.9741,初步说明国企的在职消费问题在国企高管之间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初步解释了本文的假设。但也应看到,在职消费的波动较大,表明在不同企业间具体情况存在差异(如表2所示)。

为了进一步说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以解释变量为基准,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分组,并进行组别间的均值差检验(如表3所示)。

通过表3可以发现,2009年之后国企样本的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有所下降,而非国企样本反而上升,这说明在“限薪令”和晋升激励的双重作用下,抑制了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行为,初步验证了H1。

2.回归结果分析。当控制影响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相关因素之后,对高管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回归检验,结果显示:

国企高管为了谋求晋升减少了超额在职消费的行为,有意识地塑造自身良好形象,为实现晋升奠定基础,验证了H1。从混合回归的角度看,这一交互项(Reform×State)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系数为-0.007,这表明在2009年薪酬管制后的国企中,晋升激励每上升一个单位,在职消费就会下降0.7%。在逐步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后,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之间仍然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以年度固定效应为例,薪酬管制后,晋升激励每提高一个单位,在职消费会下降0.5%。这说明对薪酬管制后的国企高管而言,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之间存在替代效应。

表2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3超额在职消费的分组均值及检验

通过对国企按照最终控制人进行划分,发现央企高管的超额在职消费现象弱于地方国企并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反映了央企高管受到“限薪令”的约束更加明显,转而更多地寻求晋升激励,减少了在职消费。从混合回归的角度看,交互项(Reform×State)的结果为-0.012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对于国企高管而言,晋升激励强度每提高1%,在职消费水平下降1.2%,这与H1的结果相印证。交互项(Reform×State×Center)的结果为-0.009,这说明对于薪酬管制后的央企高管而言,其晋升激励强度每提高1%,在职消费下降0.9%,在模型中逐步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后,结果没有显著变化。这表明“限薪令”的作用在央企高于地方国企,对央企高管而言,晋升激励对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相比于地方国企高管更加明显从而验证了H2。

在模型中加入了调节变量HHI之后,其交互项都与超额在职消费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HHI越大的行业,晋升激励的效果越明显,超额在职消费的动机减弱,验证了H3。具体到混合回归的结果而言,交互项(Reform×State×HHI)的结果为-0.038,这反映了对于薪酬管制后的国企而言,行业竞争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职消费会下降3.8%,这表明行业竞争程度对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在逐步加入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后,该相关关系没有明显改变,表明结果的稳健性,再次验证了H3。

五、稳健性检验

晋升激励会影响到高管的在职消费,同样,在职消费也会影响到高管谋求晋升的动机,如果不能消除这种因反向因果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将会对结果的稳健性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采取了变量替换以及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稳健性检验。在变量替换法中,本文采用销售管理费用率测度在职消费;在PSM方法中,将样本划分为国企和非国企,并在样本中进行匹配,完成稳健性检验。

通过变量替换以及重新选择回归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可以发现,主要变量的相关关系与之前的回归结果一致,保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消费升级论文篇11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凯恩斯认为通过实施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提高有效消费需求,会拉动生产、就业、个人收入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事实证明,促进消费的举措快速修补了被大危机毁坏的生产链条,改良了与生产力不协调的生产关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样,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形势下,很多学者认为应该采取扩大内需政策以保持经济平稳和增长。刘尚希在《当前经济社会政策应聚焦到消费上来》(2008) 中认为,消费率低下既损经济又害民生,提升消费率是化解经济、社会矛盾的共同钥匙经济。李文龙在《拉动农村内需为经济增长注入持续动力》 (2008)中认为,加大农村投资,促进农村消费,才能为经济增长积蓄后劲,但又以提高农民收入为前提。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认为,扩内需是保增长的根本途径。同时,中央也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条措施。也有一些学者的观点正好相反,张维迎认为,越救市落后生产力越得到保护,而落后生产力越要保护,就越需要救市。如此一来,经济结构就越低劣落后,而它就越需要凯因斯主义去挽救它。因此他认为凯因斯主义的刺激消费措施不仅不会解除危机,反而正是这种危机形成的关键原因,因此反对政府救市。

笔者认为,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而调整消费结构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核心所在。因为随收入提高而产生的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是导致产业结构转换的基本动因。库兹涅茨在其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代表作之一《现代经济增长》中认为,产业结构趋势和产值使用格局的趋势是高度相关的,后者包括最终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 钱纳里对不同国家工业化经验的研究已经证实,在工业化进程中,消费需求对工业结构的演进和转换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马克思主义也认为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消费结构通过需求结构决定产业结构。因此,消费结构升级会拉动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样才能保持经济可持续的增长。如果人们的消费总量增加了,但消费内容并不是以现代工业品为主,而以一些生活必需品为主,那么很难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如果消费结构升级,降低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比重,提高工业品的消费比重,企业才能摆脱困境,才能从根本上促进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

本文采用近代国民消费需求代替近代中国消费需求,并将近代国民消费需求结构分为两类:一是粮食,来反映农业产业;二是工业品及服务,包括衣服、房租、染料灯火及杂项,来反映工业服务业,本文用粮食占总消费的比重表示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是指近代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农业与国民所得的比重关系。本文通过分析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分析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二、中国近代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宏观变化

巫宝三、刘佛丁、王玉茹等人对中国近代产业结构都有深入的研究,张东刚在消费结构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文主要以他们的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

资料来源: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中华书局,1947;巫宝三,《,1933修正》,社会科学杂志,1947。

资料来源:张东刚,《近代中国国民消费需求总额估算》,南开经济研究,1999.2

注:加星号年份的数据是根据前后年份数据推算而来,方法是算出时期内的年均增长值,然后加上前期数值。存在的问题与理由:这样做存在一定的误差,但由于研究的是整个宏观消费需求变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忽略这种误差,而且经济发展和消费需求在短期内不会突然变化,可以认为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相关理论已说明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相关关系很强,则本文将通过这一点建立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回归模型,然后根据所得模型推算产业结构。本文用农业占国民所得比重表示产业结构,用粮食占总消费比重表示消费结构,建立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回归模型。根据表2和表3中的数据建立农业比重N与粮食比重L的回归模型,估计模型得:

N = 0.99*L

(77.34)

变量粮食比重L通过了显著性t检验,模型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用该模型预测1917年~1936年的农业比重。预测值见表4的预测农业比重项。1931年~1936年的原值与预测值的比较(见表2),预测误差率最大为4%,最小为1%,可见用该模型预测的效果很好,在5%的水平上完全可以接受。这样就可以观察1917年~1936年的产业结构变化和消费结构变化的长期趋势(图1)。

注:加星号年份的数据是根据前后年份数据推算而来,方法是算出时期内的年均增长值,然后加上前期数值。这样计算会有一定的偏差,但因为宏观经济发展和消费需求在短期内一般不会突然变化,可以认为有一定的稳定性。

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近代1917年~1936年期间,一是粮食占总消费的比重与农业占总收入的比重的变化趋势非常吻合,说明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同,这一点与经济理论相符和;二是从变化趋势看,除1927年和1930年以外,粮食占总消费的比重都处于60%以上,而且1927年和1930年的粮食比重业也接近60%,农业占总收入的比重除去1927、1928和1930年外,也都在60%以上。三是在1917年~1927年间,粮食比重由74%下降到59%,下降了15个百分点,农业比重由74%下降到58%,下降了16个百分点,工业与农业比例由1917年0.35上升到1927年0.72,这说明在这期间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有了一定调整,近代工业化进程也有了一定发展。四是在1927-1936年期间,粮食占总消费比重和农业占总收入比重还是缓慢上升,虽然幅度不大,也将近4个百分点,工业与农业比例在1927与1930年间变化不大,此后略有下降,说明这一时期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放缓,经济增长也有些放缓。

结论: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根据历史数据建立的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模型,反映了近代经济增长的缓慢进程。究其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本文认为近代消费结构升级缓慢导致了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也就影响了工业化进程即经济增长(图2)。影响消费结构的主要原因:一是收入,二是价格。因为恩格尔运用恩格尔系数认为,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从而消费需求层次也会上升。另外,价格的变化也会使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消费偏好和收入预算限制来调整商品消费量和消费结构。因此,本文认为,近代工业化进程缓慢的深层次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中国近代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消费结构不合理,减缓了产业结构升级;二是,中国近代价格体系的不合理,导致人们调整了其消费量和消费结构。如果中国近代收入分配和价格体系合理,自然会引起消费结构合理调整,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也会加快。显而易见,应对当前经济危机,如果单纯采取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措施并不能治本,关键要促进现代社会收入分配合理化和适当降低商品价格,才有利于促进消费结构的合理升级,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最终表现为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林白鹏:中国消费结构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

[2]林白鹏张圣平等:中国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关联研究[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

[3]》]阿尔文・汉森:凯恩斯学说指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4](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5]陈征李建平郭铁民等:资本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运用与发展》[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6]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M].中华书局,1947

消费升级论文篇12

非常有意思,如今我们面临经济危机,却苦于难以“扩展内需”――在以迅速提高集体生产力(GDP)的治理者看来,内需几乎要等同于“内急”,即紧贴着吃饭拉屎的那种十分基本的需要,所以,国家税收制度的设立,就是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以发展生产为基本指导方针。如今,突然之间要扩展内需,老百姓居然除了“内急”,暂时还无甚其他需要。这么说当然有点偏颇,当代中国的消费中,最困难的是消费行为的平衡,而不是消费的升级,或者说消费的升级并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对于先富起来的人群,消费讲品位、甚至培养贵族风范,是个伪命题:当一个国家并无自主品牌的消费品,贵族们消费的都是别种文明品牌,这样的贵族很可怜。而老百姓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竟然没什么好消费的,是一种内生的危机和耻辱。

这很长的一段话,引起了我们对“内需”与“内急”的好奇,于是贺承军先生就一拍板砖“论基本消费和炫耀性消费”,在那震耳欲聋的声音中,我们来看看

内需还是内急

在中国苦于扩大内需而难举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开始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消费理论,这一理论应该是基础性的。正如经济学家张五常不无揶揄地说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年的学习市场经济过程中,凡是不按西方经济学“牌理”出牌的,我们这付牌就打得很好,凡是照搬西方经济学制订的经济政策,往往很糟。类似地,已过世几年的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先生有更为朴实无华的观点:中国当代学习西方,要学其百多年前的经典思想,而不能直接学习当代西方的东西。这可能就关乎一个常识:落后者的制度建设,要从基础的地方开始清理。

在以外向型经济为旗帜的全民打工过程中,我们的主流消费观念类似于清教徒:把个人和家庭消费定义在基本的衣食住行方面,“物质文化需要”主要在基本的物质,而不是炫耀性的物质条件。这种消费观念,其实与新中国建国以来并无二致。吃饱就有幸福感,是实实在在支撑着我们改革开放可以激进也可改良的强大国民煮识平台。我称之为“后饥饿时代的意识形态”,就是基于自己经历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心理感受以及对社会意识形态表现的仔细观察。

消费升级论文篇13

其实,消费者的直观感受可能就是价格上发生了变化,品质上更好些,但在服务上感受又不那么强烈。这并不能说是消费升级了。

也有另一种说法就是东西越来越便宜。在消费升级的趋势下总会有一些新的消费品牌,这些品牌带来的并非越贵或者越出名,而是代表某种价值观或精神主张。显然,互联网的一些新品牌正在不断地迎合更多的80和90一代的年轻人。

瑞信研究院去年底了2016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家庭财富全球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到2021年中国亿万富豪人数将至少新增420人。

@然,对于中国普通的工薪阶层来讲,这样的新闻跟他们的生活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特别是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里,大多数工薪阶层会把“什么都涨,只有工资不涨”当成段子,每年不断地重复。

于是,很多关于消费升级的问题都指向了中产阶级的消费者。

那么,消费升级是不是就是中产阶级的事儿?

在我们国家里,关于中产阶级的概念一直是很模糊,为此,一些关于中产阶级的标准在网上也呼之欲出,观点层出不穷。但如果单纯以个人资产来划分的话显然不能让大多数人信服。如有的标准认为,中产就是家庭年收入在30万元至100万元之间,有的认为在12万元至50万元,甚至有人认为8万元至30万元就算是中产阶级。

从消费的角度来观察分析这一人群,有人士总结中产阶级消费特征有三点:第一是注重时间成本,追求高品质服务;第二是体验消费细节中的惊喜;第三是购买产品背后的“身份”标签。

另有观点分析,除了消费价格和品质之外,中产阶级更关注差异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消费的场景感、仪式感、专业性,成为中产阶级消费行为的情感驱动。换句话说就是“买的是一种享受,一种提高生活品质的体验”,并通过消费给自己贴上某种身份标签,拥有某样物品、某些经历,从而希望自己成为某种有“身份”的人。

中产阶级表达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通常并不意味着他们喜欢这个东西本身,而是喜欢它带有的标签贴到自己身上,这是他跟周围人区分的关键。比如像老罗的锤子手机与它独有的文艺青年标签。

我国前后历经三次消费升级,第一次消费结构升级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初,对粮食消费下降、轻工产品消费上升。第二次消费结构升级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家用电器消费快速增加,耐用消费品向高档化方向发展,大屏幕高清晰度彩电、大容量冰箱、空调器、微波炉、影碟机、摄像机成为城镇居民的消费热点。

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转型正驱动着相关产业的增长。增长最快的是教育、娱乐、文化、旅游等方面的消费,尤其是与IT产业、汽车产业以及房地产业相联系的消费增长最为迅速。

淘宝网副总裁张勤认为:“消费升级带来的除消费者购物能力提升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会带来消费者的消费知识的提升,因为借助现在的互联网发展,借助微信,借助于中国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去海外旅游,现如今,消费者对很多商品的了解,对它的知识,其实跟几年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张勤说:“随着消费者知识更加完善,对性价比要求会更高,相反过去那些所谓的高价,或者奢侈品,或者是低价,或者低质品会越来越被消费者抛弃,他们更多关注中高端市场,这是中国未来消费升级最大的增长驱动力。”

此外,他还认为,消费者行为的多样化,购物能力的提升,需求会更加细分。具体表现在更多具有新功能的商品会出现。对于大量的非标商品而言,细分就意味着个性化,所有的服装,功能都差不多,但更多差异只是在于品牌定位,在于个性化,在于故事包装以及你的价值观。

显然,对于消费升级来讲,中产消费人群已成为较为迫切需要升级的主力人群,而年轻一代的消费者也已不是简单买一个饱暖的诉求,而是要求认同感、个性化。

在线咨询
了解我们
获奖信息
挂牌上市
版权说明
在线咨询
杂志之家服务支持
发表咨询:400-888-7501
订阅咨询:400-888-7502
期刊咨询服务
服务流程
网站特色
常见问题
工作日 8:00-24:00
7x16小时支持
经营许可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企业营业执照
银行开户许可证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其它
公文范文
期刊知识
期刊咨询
杂志订阅
支付方式
手机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