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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幸福论文篇1
消费者幸福（Consumer Well-Being）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而被众多的学者所关注。从2010年以来，有关消费者行为的相关文献和国内外知名期刊的核心版面上，消费者幸福是常见的研究主题之一，并且随着像顾客满意度（CS）、主观幸福感（SWB）、生活质量（QOL）等与消费者幸福相关的一些心理学研究领域的理论进一步完善，消费者幸福的研究呈现出多视角和多方法的特点。
一、消费者幸福的内涵
目前，消费者幸福（Consumer Well-Being）存在很多种定义和解释，但是大多数的概念都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人们消费的初衷是满足需求，从而达到幸福的生活。所以，消费者幸福是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满足需求程度的利益感知和情感体验。Kahneman、Wakker & Sarin （1997） 探索了消费者购买中的实际感知效用，Kahneman（1999）在其基础上，认为幸福是享乐购买的终极目标。徐菁（2004）认为，幸福与消费者经济效用紧密相连。Desmeules（2002）在Day（1987）定义的消费者满意的内涵上延伸，认为消费者幸福是一种消费可能性和消费者体验，或者表达为，消费者在整个消费体验中的主观感受。 Hsee & Hastie（2006）指出，消费者幸福是消费者预期效用和消费者实际感知效用的差异，是消费者没有实现最大效用水平下的次优选择，消费者购买是以幸福为导向的。Sirgy， Lee， Kressman等人认为，消费的物质欲望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其内心的情感需求往往越得到满足，二者呈现正相关的关系。与此研究恰恰相反的是，美国学者艾伦・杜宁认为，幸福与消费满足需求的程度没有必然联系。为了使学者们的研究有一个统一的标杆，Sirgy，Lee和 Bae等人对消费者幸福进行了共识度较高的定义，他们发现，消费者幸福是消费者从工作、生活和团体生活各个体验中的各种商品或服务的利益体验和识别。类似的，Day（1987）则认为，消费者基于自身对生活各个层面的认知体验后的总体满意度是消费者幸福的来源。笔者认为，消费者幸福是消费者对其消费生活及其他生活领域的生活质量的认知性和情感性的总体评价，消费者幸福是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的积极情感，是消费个体对消费感受的总体评价。
在市场营销和消费行为学研究范畴，消费者幸福这一概念的界定，与顾客满意度及其消费者生活品质的概念界定有着紧密的联系。顾客满意度描述的是一种主观心理感知，这种感知是基于产品消费或者服务体验之后的一种认知状态和满意程度，是一定时期内波动性变化的主观感受。与之相对应的消费者生活质量则是一个较为全面的度量指标，反映的是消费者在物质方面的满意程度，及其与之相对应的精神方面的满意程度。这一指标的测量方法主要是从消费者自身所处的客观存在条件和环境出发，来反映消费者的总体生活状况。那么，消费者幸福的定义是基于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的进一步衍生。消费者幸福反映的是一个较长时间的波动不大的消费者内心感受，这其中既包括了消费者亦正亦负的情感认知，又包括了其对生活满意度的感受，是一个综合了消费生活和其他生活元素的总体心理感受。
二、消费者幸福的影响因素
消费者幸福影响因素的研究非常多，学者们的研究对其影响因素大致集中在两类维度上：一是物质条件因素影响消费者幸福，二是消费者个体心理因素影响消费者幸福。这两个因素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Ethan Pancer，1990）。从现有学者们的研究看来确实如此。
（一）物质条件因素
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服务是为了满足自己及其家人的物质和心理需要。从这一方面来讲，个体消费者所面临的环境和消费的对象都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幸福感水平。
Nakano，MacDonald和Douthitt（1995）；Sirgy，Lee，Larsen（1998）等人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消费者对消费对象的幸福感体验上。他们假设：消费者对耐用消费品和其他物质财富的拥有情况会影响消费者的幸福感水平。通过调查和实证研究，他们证明，个人对物质拥有方面的满足感会带来总体生活满意或幸福。
消费者所处的环境会影响消费者幸福（Sirgy，2000；Sirgy和Cornwell，2001）。消费者的幸福感来自对自己所处消费环境满意度的总体体现。这些商业环境包括生活环境的各种场所：金融机构、保险购买、公交系统、餐饮娱乐、百货商店和超市、专卖店、医院疗养、移动营业所及其家电维修、广告媒体等。众多研究场景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消费者幸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消费者所处的环境因素的影响。
另外，国内学者陈惠雄教授根据快乐（幸福）产生原因的主体客观性与满足主体快乐的对象客观性的理论提出，影响快乐（幸福）的因子有健康、亲情、收入、职业环境、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他认为绝大多数人都能够从优质的食物、洁净的环境、宽敞的居所等这些对象与状态中感受到快乐（幸福）。
Huffman & Kahn（1997），Lehmann（1998）认为，消费者感知多样性影响消费者幸福，感知多样性包括适度的可选择商品数量和有着合理可区分度的商品，Desmeules（2002）把他们的研究基础上升到战略层面，认为适当的多样化选择战略影响消费者幸福，并对消费者总体幸福感有积极影响。
通过文献总结发现，虽然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地域环境、物质条件为研究背景探讨了消费者幸福问题，但都指向同一个研究结论，即物质的持有程度和地域环境会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幸福水平。
（二）消费者个体心理因素
学者们研究发现，现实生活中，凭主观评价对生活进行感知的人有99%以上（Andrews和Withey，1976）。因此，有学者把幸福界定为个体对生活的情感认定和积极评价（Diener，1995）。从这一界定可以看出，消费者幸福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消费者个人心理特征的影响，譬如：消费者观念和消费者态度等。
在物质主义消费观念（消费主义）的研究方面，Belk（1984）将物质主义定义为消费者对世俗财物的重视程度；Richin和Dawson（1992）等人则提出，物质主义主要是消费者的一种生活信念和态度。在以上定义的基础上，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有趣的研究结论。学者们发现，消费过程中，物质主义的追求者比非物质主义的追求者更难获得消费者正面情感，而购买结束后，物质主义的追求者比非物质主义的追求者有着更深的后悔、自责和挫败等负面情绪（Richins和Dawson1992；Richins、McKeage和Najjar，1992）。与这一研究结论类似的，Schwartz等人（2002）的研究发现，购物满意者和购物最优化两种消费者在幸福水平上差异明显，前者的幸福水平要明显高于前者。
Peterson和Ekic（2007）在Gaski和Etzel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消费者营销情绪，或者称为消费者态度能够反映消费者的幸福水平，其在土耳其的实证研究成果很好的证明了他们的研究假设。
另外，研究发现，退休消费者的是否幸福，与其受教育水平、性别因素、身体状况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婚姻状况、经济条件与消费者幸福关系也很紧密，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Bearden和Wilder，2007）。国内方面，吴丽民、陈惠雄、黄琳（2007）以浙江省部分居民为例探讨了婚姻、性别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他们得出结论，婚姻因素与性别因素交互影响幸福感的产生。
综上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于消费者幸福水平的影响因素主要归因为有如下几个因素：消费者的经济条件、消费理念和方式等个体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有左右消费者幸福的作用。
（三）其他因素
随着学者们对幸福研究的深入，幸福理论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研究逐渐上升到社会化层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从消费公平的角度对全球消费者的幸福感水平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果显示，最富裕的国家的消费占到所有国家总体消费支出的85%，并且一国的消费开支越大，其国家的消费者幸福水平越高，代表着一种优越的消费者情绪。
Sirgy（2004）独辟蹊径，从全球化视角考量了消费者幸福的水平。研究发现，国家中产品、服务等有形和无形资源的输入和输出关系，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宏观层面的幸福感水平。
Lee和Sirgy（1999）上升到企业文化和社会文化的高度，独辟蹊径地研究了社会文化在企业营销活动和消费者幸福之间的中介作用。他们主要关注于营销伦理和民族主义两个因素，通过对美国和韩国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的研究发现，这两个因素会对一个国家的消费者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水平产生影响。
由上分析可知，在消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上，不同的学者从多种角度进行了研究，不管是客观社会环境因素还是主观的个人因素，其在一定程度上都与消费者幸福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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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幸福论文篇2
幸福是什么？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在《经济学》一书中从经济学角度给出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该公式说明，幸福程度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效用一定，欲望越小，或欲望一定，效用越大，人们感到越幸福。因此，幸福取决于效用与欲望的相对大小，获取幸福的途径有两条:增加效用或减少欲望。经济学利用实证数据分析收入对幸福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在1974年发表的《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伊斯特林悖论”，即经济增长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较高，但是当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后，这种相关性就会弱化甚至消失。除此之外，经济学还试图研究其他影响幸福的因素，如结婚与否、是否是独生子女、学生干部等。
近年来，我国政府越来越关注民生，注重提升人民幸福感受。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那么，从消费角度来看，什么样的消费才是幸福的消费？立足于幸福的消费初衷，居民消费时会受哪些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以家电为例，从幸福的视角分析安徽省居民的消费情况，以期更深入了解居民的真实需求，完善居民消费模式，提高居民的幸福水平。
1实证分析
1.1研究对象及过程
1.1.1 调查对象
在安徽合肥、六安、滁州等地区随机抽取了479户城乡居民进行调查，并对典型个人进行了深入访谈，完成有效问卷343份、访谈记录15份。本次调查中，男性占总样本的56.3%，女性占43.7%。年龄在20岁以下的有26人，占7.6%；20至30岁的有111人，占32.4%，所占比重最大；30至40岁的有62人，占18.1%；40至50岁的有92人，占26.8%；50岁以上的有52人，占15.2%。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其以下的占17.6%，初中及高中的占49.4%，大专及其以上占33.3%。家庭人口为有3～6人占到85%以上；家庭年收入为10000元以下的占总样本12.4%，10，000至50，000元的占71.2%，50，000至80，000元的占9.4%，80，000元以上的占7.0%。
1.1.2 调查过程
根据幸福经济学理论和居民消费理论设计了“安徽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调查问卷，其内容包括家庭信息、消费现状、消费心理及消费预测等多个方面。经过培训，2010年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居民消费行为研究”调查团队深入安徽合肥、六安、滁州等地选取343名居民进行实证调查。调查过程中，对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居民当场发放问卷由居民自己填答并及时回收，对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居民由调查人员逐一口述每个项目及选项，被试做出口头选择后，再由调查人员帮助填写答案，最后利用SPSS11.0对343份有效问卷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2研究结果
1.2.1 幸福消费理念分析
根据幸福方程式，当效用和欲望的比例达到最优时，个人幸福感达到最大。对众多居民来说，适度消费是适当、合理的消费，其消费数量和质量通常能达到个人欲望和实际购买力的平衡，消费行为带来的效用和个人被满足的欲望形成的比例在此平衡上容易达到最优。因此在通常情况下，适度消费能给居民带来最大化的效用，即最大化的幸福感。在对消费理念的调查中，选择适度消费、保守消费、超前消费的被试分别占78.1%、19.3%、2.6%。大多数居民的消费偏好受传统理念和客观经济水平的影响，无法接受超前消费，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反对滞后消费。居民在长期的消费实践中形成了适度消费的偏好，认为其最符合自己家庭消费的实际，也最能满足自身消费欲望，达到了客观实际情况下的最大效用。
1.2.2 幸福消费动机分析
1）内部诱导因素分析
（1）物质基础动机
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来说，相同消费所带来的效用是不同的，因而消费产生的幸福感也会不同。以购买促销产品为例，居民对待促销产品的态度不一。图1所示，居民对促销产品需求量上，中等收入水平的较大，高收入和低收入的较小，其中高收入的需求量最小，基本无需求。一般而言，促销产品能使居民在收入水平有限的情况下获得性价比较高的产品，实现效用最大化，获得较强幸福感，因此中等收入水平的居民愿意购买促销产品，且需求量较大。而对于低收入的居民来说，促销产品不一定是必需品，由于收入水平的限制可能无力购买；对高收入的居民来说，购买促销产品所带来的幸福感边际递减，这部分居民对产品的外观、档次等方面有更高的要求，为追求消费效用最大化，可能会放弃对促销产品的购买。
（2）情感需要动机
消费行为由居民的物质基础动机和情感需要动机共同促成。居民的情感需要因人而异，产品能否满足差异化的个人情感需要，是影响居民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如图2所示，在购置家电的幸福感来源的问题上，认为幸福感来源于使用需要满足的居民占67.8%，家电质量、服务好的占16.7%，和谐家庭氛围的占13.7%，获得同事友人赞扬羡慕的占1.8%。数据表明，只有满足居民差异化的情感需要才能使其产生最满意的幸福感。
（3）特殊需要动机
居民消费过程中除了考虑物质基础与情感需要外，有时还追求某些特殊的需要。攀比和炫耀消费动机作为较为常见的特殊需要动机，通常是为了保持相较于外界的优越感。对少部分居民而言，能满足其攀比和炫耀的心理会使他们获得较大的心理满足。
攀比和炫耀心理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图3所示，选择较小和非常小的分别占34.7%和20.7%，而选择非常大和较大的仅占2.9%和11.7%。这说明绝大多数居民是理性人，宁愿退而求其次也不愿消费超出自己能力承受范围的产品。但对于少部分居民来说，奢侈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异化为一种地位象征。由于职业需要、工作环境影响或其他原因，他们认为必须消费一部分高端或奢侈品来维护自己的外在形象，对他们来说消费奢侈品会产生更大效用，别人的赞誉比实用品更能带来幸福感。
2）外部刺激因素分析
（1）产品本身的影响
消费行为决策主要根据产品自身的特征。家电等耐用品具有单位价值高、购买频率低、使用时间长等特点，因此居民消费时会衡量产品能否最大化满足自身需求。表1数据显示，居民消费受价格、品牌、质量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从影响程度来看，选择价格、品牌、质量、售后服务影响大的居民所占比例都超过50%，其中认为质量影响大的占85.9%，而广告和促销的影响则相对较小。这说明了居民最看重产品的质量，其次品牌、售后服务、价格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居民的消费观念、消费行为是受产品整体影响的结果，不局限于产品的某一特征，综合满意才能最大限度的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
（2）相关群体分析
人们通常会根据心理距离远近将周围的群体从影响最大到最小依次分类，然后选取影响最大群体的意见，结合与自己相似或期望达到的人为参照点去评估一个结果。表2数据显示，在影响居民消费的相关群体中，家人占73.6%，亲戚占8.7%，朋友、同事、同学分别占7.8%、3.6%、1.5%，另外有钱人、明星、专家等相关群体共占2.1%。可见人们消费时通常参照与自己心理距离最近的家人亲友的意见，结合与自己相似或接近的群体习惯做出决策，此类消费评估的结果多为积极的幸福体验，有利于消费幸福感的增加。 转贴于
（3）优惠政策影响
当居民产生消费欲望时，如有相应的优惠政策作为外部刺激，居民通常容易迅速做出消费决定并因此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目前国家为刺激消费，特别是农村市场的消费，实施了“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优惠政策。研究发现虽然这些政策会影响消费，但是居民普遍认为其具体实施效果一般。在对“家电下乡”政策的态度上，34.2%的居民认为影响一般，49.7%的居民认为影响较小；在对“以旧换新”政策的态度上，31.2%的居民认为影响一般，51.0%的居民认为影响较小。由此可见，居民希望政策能给自己的消费带来优惠，从而获得额外的幸福附加值。但实际上政策带来的满足度较低，政府需要更贴近实际地为居民考虑，从多方面权衡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切实满足居民的消费欲望。
1.2.3 追求幸福消费的顾虑
由于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当幸福消费的目标不能最大限度满足自身欲望时，居民通常会退而求其次来规避可能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使居民产生顾虑，从而在消费过程中限制或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幸福感。表2数据说明，居民在购买家电产品中的确存在一些顾虑因素，而最为主要的是家电产品的自身问题，其比例占总比重的38.9%。担心市场价格降低和家电政策变化为第二和第三大影响因素。同时调查也发现仍有部分居民存在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顾虑。因此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帮助居民消除这些顾虑，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让居民放心消费。
2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安徽省343份有效问卷的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及相应建议：
2.1适度消费为主，适当鼓励超前消费。
适度消费是中国目前的主流消费理念，它倡导过一种理性的、合宜的物质生活，人们在这种消费方式下能获得欲望的满足与消费的平衡。但由于经济危机影响，中国需要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适当鼓励超前消费，制定相应政策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从而使中国尽快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
2.2消费需求多样，多层次开发产品才能满足居民幸福消费的不同需要。
幸福感受内部诱导因素与外部刺激因素的影响。由于物质基础、情感需要、相关群体等方面的差异，居民对幸福消费的目标定位不同，因而产生了不同层次的需要，只有针对居民不同需要开发不同层次的产品，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2.3政府应改善客观消费环境，深入贯彻并适时调整优惠政策，增加居民消费的幸福附加值。
社会保障不健全、基础设施不健全等大环境问题会遏制居民消费欲望，影响居民的幸福程度，政府应采取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加强对产品的监督等措施，从多方面对其进行调整从而造福于民。对于优惠于民的政策要贴近实际、适时调整，以适应人们时刻变化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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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幸福论文篇3
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从罗宾斯开始便深陷理性人假设中，致使之后的经济学家对于幸福几乎是完全不知道，从而出现了“价值无涉”的错误判断。自从“伊斯特林悖论”出现，人们开始意识到启蒙运动之后的社会对道德的丢弃，专注于功利，使自身陷入了无法解决的道德困境。对此，伊斯特林直接将其研究方向定位于幸福，同时其他国家实行的将物质与精神生活相并重的理念，都为经济学在幸福方面的研究做好基础，也开创出了经济学新的研究方向，即幸福经济学。
二、重新解读财富
自古希腊到古典经济学，再到现代经济学，财富的内涵与外延都在不断被丰富，经过了单一到多元、具体到抽象、物质化到非物质化的不断演变。幸福经济学理论认为人的幸福不仅仅是对财富的生产，还应该包括财富的分配、对人的欲望的满足，人口、环境因素，还有其他一些定性标准。因此，幸福经济学主张的是广义的财富论，在物质上，不单包括可以用货币进行衡量的劳动力以及商品，还包含愈发稀少却依然是无偿的自然资源，如空气、阳光等。在精神上，不但含有知识对于人类进步的作用，还要包含人类灵魂所能感受的每个部分，诸如公平感、安全感、幸福感等诸多主观价值。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克思等财富思想，就是幸福经济学对财富的最好阐述。[1]
三、重新解读成本
幸福经济学对经济学的成本进行了一定的扩展。古典经济学通常讨论的是生产成本，而新制度的经济学则对交易成本进行主要的探讨。行为经济学通常是对心智成本的探讨，而人本经济学则主要对生命的成本进行探讨。这些成本理论从不同角度来对经济学中关于稀缺资源合理利用和有效配置的问题进行讨论，为幸福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古典经济学主要是对人与物间的关系进行考察，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是对人与人间的成本进行考察。行为经济学主要是对经济行为内部的人的行为和心理的考察，人本经济学主要是对人对经济终极目标的考察，表现的是人类行为所具有的终极性。[2]随着经济理论的不断发展，成本理论也在不断地被丰富。这展现的是经济学对人类价值观的恢复，同样也是人本主义的具体体现，给幸福经济学作出了全新的微观解释。
四、重新解读消费
西方传统主流的消费观念，仅仅局限于在市场中交换和生产劳动力以及商品对人类需求方面的满足。事实上，人们的幸福需求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诸如大自然为人类所提供的白云蓝天、青山绿水、阳光等资源，以及感情、友爱、尊重还有对美的感受等，均是我们需要消费的内容。从广义上来说，人类在消费时不但有着市场行为，还有许许多多的非市场行为，实际上就是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内容，这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不断转化的过程。古典经济学在消费上有着浓厚的人文色彩，不仅包括收入消费，还有满足道德的消费。幸福经济学使消费又恢复到注重社会结构等因素对消费行为的作用上，显示出经济学的核心转变为对人的最终目标的关注上。因此，幸福经济学认为要确立的是广义的消费观，可以实现快乐的消费，合理取舍生活，健全社会协调机制，提供重要而基础的原则。[3]
五、重新解读效用
传统经济学家以及早期哲学家确信，效用是可以进行度量的，含有精神和物质的内涵，人类的幸福可以通过对快乐的加总来获取。但是在其他一些理论以及学科面前，尤其是在心理学方面的探索下，效用的内涵有重新回到了本质，即效用可以从主观幸福感形式上从基数的角度进行衡量。这就处理了经济学所面临的效用的测量、计算以及物质化的问题，避免了经济学从个人到社会效用最佳化的艰难求证，也避免了效用对幸福水平有限的表现。因此，主流经济学始终在尝试将效用函数加以扩展，以对人们的幸福进行解释。实际上，效用与幸福有着诸多不同的含义，幸福比效用的内容更加丰富。幸福经济学要通过幸福而非效用来对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幸福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其他的仅仅是手段。
六、重新解读方法
主流经济学历经了古典、边际、古典分析法过程，对于幸福的衡量也经过对快乐加总发展为对货币加总最后形成对幸福加总的过程，幸福经济学不是对福利基于收入理论的替代，而是对经济学中幸福更加丰富的测量方式的补充。幸福经济学以明示偏好为基础，对主观的幸福感进行分析和测量，从而解决幸福问题。仅仅是通过自身的体验来对自己的感受进行表达，使结果更加接近实际的幸福水平。幸福经济学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发展目标直接对准幸福，同时使用幸福指数来对以往的效用函数进行代替，对个人幸福水平与国民幸福水平进行衡量，并建立一套合理的体系来对人类的幸福进行研究。[4]
七、重新解读政策
传统经济学将经济增长看做是政府与政策实施的纲领，然而幸福经济学则从本质和内涵上对当前经济政策加以探索，并将幸福看做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唯一的、终极的目标。几乎全部伟大的思想家都认为，幸福对于人们的生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幸福经济学是在对传统经济学进行挖掘和反思的基础上对经济学理论的突破，并且深刻地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幸福，幸福才是社会、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因此，幸福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不是政策制定的方向，幸福才是。[5]
八、结语
幸福经济学看起来是经济学所涉及的一个新的方向。但是，在经济学独立成为一门学科后，“幸福”始终是经济学中的主线，虽然经历了诸多的波折。幸福经济学的目的主要是将主流经济学中被舍弃的营养物质，也就是幸福进行复活，使其成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使经济学恢复到原有的幸福之路。主流经济学不能再只注重对财富的追求，而要进行反思，反思自身的发展是否符合人类的追求。经济学家要将目光变得宽容和开阔，用更有建设性的对话来有效解决经济中的问题。
（作者单位为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招商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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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幸福论文篇4
1 消费主义思潮与经济增长方式
对于消费主义的概念，各国学者有着不同的定义与理解。英国学者Celia Lury认为消费主义是消费文化于20世纪后半叶出现在欧美社会的物质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美国学者Deniel Bell提出：将大量消费、高水准的生活视为经济制度的合法目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个人生活的根本追求为消费主义的主要表现。本文将消费主义定义为通过渲染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途径，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以达到刺激人们消费，让人们以超出、透支自己的经济能力来达到满足欲求的消费主张。
消费主义思潮，源于西方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二战”结束后为了摆脱经济发展的困境，制定了一系列刺激国民消费的经济政策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为消费而生产成为经济学家、工商业经理、政治家们的经济策略，由此消费成了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1953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主席宣布了新经济政策：美国经济的首要目标是生产更多的消费品。在这些经济政策的引导下，商家也不遗余力地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销售分析家维克特•勒博称：“我们庞大而多产的经济……要求我们使消费成为生活方式，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并从中寻求精神和自我满足……需要消费东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穿坏、更换或扔掉。”
消费主义思潮极大地促进了消费需求，在短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恶果。
美国投资银行家乔纳森指出：资本主义促进社会前进的核心手段就是消费、消费、再消费。人们在对物欲的疯狂追逐中助长了人性的贪婪。“消费―赚钱―更高的消费―赚更多的钱―更高更频的消费―快速赚更多的钱”，于是人们不再安心本分地赚钱，却想尽办法投机，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都是这样产生的，这是一条不归之路。即使不发生金融危机，照这样消费下去，用不了300年，地球的资源就会被耗尽。已经有经济学家提出，赢利和过度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末路。以过度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确实值得反思。
消费主义刺激经济增长，不仅造成资源的迅速耗竭，而且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在消费主义的引导下，西方发达国家不足30%的人口，却消耗了世界超过80%的物质资料与能源，其人均消耗是发展中国家的几十倍。如果每个国家都像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这样消费的话，所有的不可再生资源将在40年左右全部消耗完毕。这就是说这些国家是通过牺牲本应属于下一代的资源或者说属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为代价，来获取本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此外，消费主义促进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明显，消费主义通过支持“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以消费主义的大量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主张，是建立在地球自然资源无限的假设之上，但是这种经济主张所激起的人类欲望是地球自然资源所不能负荷的，大量的废弃物也大大超过了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和转化限度。
2 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
经济增长与国民收入增加和人们所拥有的幸福感之间是否成正比？微观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收入增加会扩张生产可能性和预算线的边界，使国民到达更高的效用无差异曲线，从而获得更高的幸福度。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结论却告诉人们：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收入与幸福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1974 年南加州大学Easterlin R. A.最早关于“收入与幸福”的经济学研究。其数据主要采自美国，结论是经济增长并不会提高福利与幸福，个人应思考与他人收入比较中的效用。换言之，幸福可能只是相对的。国外数十年的研究表明，经济的发展，GDP的增长确实能够提高人民幸福指数。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带来较多的国民幸福；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GDP达到3000美元时，经济增长带来的国民幸福就呈现递减的趋势。由此可见，国民幸福是不完全能够用GDP来衡量的。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访问教授、芝加哥商学院教授奚恺元的《2005年中国城市及生活幸福度调查报告》提出，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经济无直接关系的因素，“生活当中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高收入的人的确比低收入的人要幸福，但是随着收入的增加，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渐渐减弱。而相对收入(个人与同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生活幸福度之间仍存在着显著的关系，比绝对收入更影响人们的幸福感。
此外，由于经济增长、收入提高，人们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且比经济增长、收入提高可能还要更快，当期望高于现实客观条件时，人们往往不是感觉幸福，而是痛苦。
3 消费主义思潮与国民幸福
消费主义是一种以推销商品为动力，进而无形中使现代社会的普通大众被挟裹进去的消费至上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它是现实生活层面的大众消费，常常是由商家以文化、艺术的方式通过广告向普通大众推销，并将个人幸福、社会地位和国家发展道路都奠定在高消费上，从而使消费成为正当的、道德的和合法的或者是自然的和普遍的。
消费主义认为，消费是自我精神满足的根本途径，是人生的根本目的，人生的意义就体现为消费的质和量：物欲的满足、感官的享受是人生追求的最高价值。换言之，消费即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消费得越多，人们获得的幸福也就越多。其鲜明的物质主义特征表现为享乐主义，通过对物的占有与消费实现肉体与精神的满足。此外，消费主义的符号意义日益明显，将不同层次的消费视为体现个人社会地位及身份的反映，即将物质消费看做是自我表达和社会认同的主要形式，看做是高生活品质和幸福生活的标志。
消费是为了满足人们需求、期望，当其得到满足后，人们就能获得幸福感，相反人们就会失落、不快乐。但是，消费主义所倡导的消费需求是永远无法得到完全满足的。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蒂博尔•斯克托夫斯基证明：“消费是上瘾的，每一件奢侈品很快变成必需品，并且又要发现一个新奢侈品。”因此，对物质消费的追求，在诱使人们过度消费的同时，还造成人们需求、欲望的永无止境，使得人们无论消费多少都得不到满足，即人们无法从消费主义倡导的消费中获得幸福。此外，消费主义还造成了人类的精神危机，使人类的价值取向单一化，即以物质消费的多寡作为衡量人的唯一价值标准，完全否定了人类的其他维度的价值取向。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也就丧失了精神上的追求，因此在消费浮华的表面，普遍感到空虚无聊，没有人生意义，更加不用奢谈幸福感了。
4 国民消费、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的和谐统一
综上所述，消费主义思潮以国民的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虽然它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却给世界经济危机、金融海啸埋下了祸根。同时，过度的消费主义思潮还造成了人类的精神危机。
联合国1992年通过的《里约宣言》指出：“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各国应减少和消除不能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倡导适应的人口政策。”这里十分明确地把消费同生产、人口一起列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因此，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在全社会倡导可持续的文明消费方式，必须实现国民消费、经济增长、国民幸福的和谐统一。
经济发展是国民幸福的基础，没有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就不会有国民幸福水平的提高。但是，经济发展必须最终服务于国民幸福。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就应该在国民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文化建设等方面加大投入，将经济发展的成果与国民共享，切实提升国民幸福。此外，国民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也有益于提高国民消费信心，促进国民消费，最终形成经济增长与国民消费的良性循环。
深度挖掘国民消费需求，改善国民消费结构，保证国民消费的可持续性，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经济增长必须通过深度挖掘国民消费需求，通过国民消费需求的有效满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不断改善消费环境，拓宽消费领域，增加消费品种，优化消费结构，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提高消费质量和效益，从而引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加快建立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收入增长机制，增强国民的消费能力和信心，以消费拉动内需，实现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的和谐统一。
应在全社会倡导文明的消费价值观念，提倡文明的消费方式。要打破过分追求物欲的消费主义思潮，鼓励国民多样化物质文化需求，提高国民的消费结构与层次，尤其需要鼓励国民在教育、健康、信息、旅游、休闲等方面的精神消费。消费应遵循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的原则，特别需要保护不可再生资源，对可再生资源加以充分利用，从而实现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使国民真正受益于经济增长，通过文明消费提高国民幸福感，而不是让过分的物欲满足成为人们沉重的精神枷锁。
参考文献:
［1］秦朔.从国内生产总值到国民幸福总值［J］.南风窗，2004（5）:41-42.
消费幸福论文篇5
2.“节俭”悖论
凯恩斯认为，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使得资本投入减少，从而经济衰退，国民收入减少。反之，则有利于刺激投资，有利于促进经济繁荣，增加国民收入。这就是所谓的“节俭”悖论。毋庸讳言，对这一理论的片面理解，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长期以来，为了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增加新的就业机会，我们采取一系列政策鼓励人们消费，拉动内需，不断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但当我国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时又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主张，节约资源成为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节俭，所以，新一届政府在执政不到两年的时间，多次就节俭问题做出重要批示，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节俭、适度消费之风。这样，使更多的公众陷入“是节俭好还是多消费好”的矛盾和纠结中。
3.“经济增长”与“幸福感下降”悖论
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查理・伊斯特林发表《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提出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这一论点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也叫“幸福悖论”。“幸福悖论”是指幸福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不一致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更多的财富没有带来更大幸福。一般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的增加，人民的幸福感应该增强，特别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是很高，人们收入较少，处于贫困阶段时，收入的增加、财富的增长无疑是影响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受此影响，我们曾一度相信：增加收入是增加幸福的主要方式和途径。中国随着30多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幸福感并未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而相应提升。富裕起来的人们却惊奇地发现：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表面上是幸福的，我们比父辈、祖辈住的房子越来越大；出行越来越方便、快捷；吃的、穿的、用的商品琳琅满目，既饱眼福，又饱口福，我们拥有的物质财富越来越多，但更多的物质财富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烦恼并不比贫穷时少，甚至更多，而且带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失去了蓝天、白云、绿地、清新的空气，经常开着宝马喝着“敌敌畏”，住着别墅嚼着不放心的馒头、吸着有毒的空气，这样的生活没有安全感，毫无幸福可言。
4.“著名杰文斯”悖论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在《煤炭问题》一书中提出通过长期的历史考察认识到：人们总以为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会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事实恰恰相反。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这是因为效率的提高会导致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如在英国，蒸汽机的每一次成功改进都加速了煤炭的消耗。再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汽车行业经过技术创新，生产出能源利用效率更高的省油汽车，但由于汽车数量的急剧增加，反而增加了汽油资源的消耗量，这就是“著名杰文斯”悖论。这说明技术的改进与创新虽然解决了一些能源资源利用过程中的浪费现象，但无助于从根本上遏制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
5.“消费”悖论
消费幸福论文篇6
一、消费主义的界定及其特征
所谓消费主义，主要是指以美国为代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也在不发达国家发现的一种文化态度、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在这里，消费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满足实际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不断被大众传媒刺激出的消费欲求。商品的使用价值让位于其符号象征意义，价格昂贵的商品成为了人的地位、品味等的同义词，人们进而认为消费等同于高质量的生活，等同于幸福。
刘晓君对于消费主义的特征总结的比较全面，他认为:
(1)西方消费主义文化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以大规模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特点的一种工业文化，它以鲜明的重视物质消费的物质主义为特征，并通过物质的占有来达到心理的满足。
(2)消费主义的大规模消费需求是被制造出来的，并于无形中将所有人都卷入其中，使人们永无止境的追求高消费。
(3)消费主义是对商品象征意义的消费，并将其看作是自我表达和社会认同的主要形式，看作是较高生活质量的标志和幸福生活的象征。
(4)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的消费主义日益在全球获得其正当性和合法性，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统治方式，体现着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组织。
在这种消费方式中，人们失去了作为消费者的自由性。在大众传播媒介的鼓吹下，人们看似自主的选择已经被预先设定了方向。这种被制造出来的消费需要，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最流行的需要”，它们是“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得东西”，也就是“虚假的需要”。他认为，“这种需要使辛劳、攻击、不幸和不公正长期存在下去”。那么，奢侈的消费究竟等不等于幸福生活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二、消费主义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国参加了一次国际调查。数据表明，当时我国国民的幸福指数为64%。到1991年，这一数据上升为73%，这主要得益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多项经济改善措施的实施。而到了1996年，这一数据却下跌为68%。按照消费主义的观点，物质财富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相应的人们对于生活的满意感以及幸福感也应该有所增加。但是大量事实表明经济增长和消费主义与主观幸福感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在工业化程度相当高的国家，随着物质财富急剧增长，跨时间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也没有表现出实质性的变化。Diener和Biswas-Diener总结财富和幸福的研究时认为:(1)富裕国家的人们比贫困国家的人们更幸福;(2)最近的10年里，发达国家的财富增加并未导致幸福感动的增加;(3)同一个国家内，财富差异与幸福仅有微弱的正相关;(4)个人财富的增加不一定导致幸福感的增加;5.迷恋金钱的人并不比那些对财富淡漠的人感到更幸福。
这表明，物质财富在一定范围内增加时，由于丰富的消费品极大的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人们的幸福感会相应提升。但是超出某一临界值之后，纵情消费已经无助于人们内在的幸福感受，甚至会带来不良后果。
1.就整个人类群体的角度而言
消费主义有两大表现，分别是浪费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用美国销售分析家维克特勒博的话来说就是:“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要求我们从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我们需要消费东西，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穿坏、更换或扔掉”。这便是消费主义所倡导的过度消费、一次性消费等的生动描摹。
这种消费方式带来的后果不言而喻。生产商为了最大程度的实现自己的利益，加快了商品更新换代的速度，“新包装”、“新配方”层出不穷的吸引消费者的眼光，从而使得消费者大量抛弃仍具有使用价值却已经“过时”的商品，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此外，庞大数量的生产和生活垃圾远远超过生态环境的修复和自净能力，必然导致生态的危机。
不论是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还是注重享受的生活方式，都是十分短视的。自然资源的总量是一定的，其再生能力也有限，经不起人们经年累月的浪费和破坏。人类在肆意消费中体验到的短暂的快感，是以牺牲后代更为长远的幸福为代价，这代价不可谓不大。
2.就个体的角度而言
消费主义是一种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信仰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沉迷于财富的累积和感官的满足。他们认为消费品一定意义上象征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品牌越大、档次越高自我价值感和幸福感也就越大。然而，Richins和Dawson在关于物质主义者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重视财物获取与消费的物质主义者比非物质主义者对生活更不满意。马斯洛在其需要层次论中指出，人的最高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只有当人们能够最大程度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才能体验到真正的幸福。发自外在强迫性的而不是内在的需求和目标，只会阻碍人们求知与求美。艾伦杜宁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经济活动只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活动，它不应被当做具有最高意义的活动，人类的追求应“从物质的一端转向非物质的一端”。
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迈克尔阿吉尔认为，真正的幸福是被掩盖了的社会关系、工作和闲暇。社会关系主要是指家庭以及团体中个体与他人的关系，然而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人们减少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对社会问题保持更为冷漠的态度，人们彼此的依恋水平有所下降。在一些探索物质主义与幸福感之间潜在中介变量的研究中，Christopher等人发现控制社会支持会导致物质主义与积极情感的相关水平降低，这说明缺少社会支持可能是物质主义与低幸福感相联系的原因。工作的全部以及唯一目的成了物质利益这一外在动因，个体很少从工作中感受到自我效能感的提高所带来的愉悦。人们由于受到消费主义的极大驱动，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了财物的获取之中，面对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可供身体与精神放松与休闲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弗洛姆指出，消费的意义在于给人一种更幸福、更满足的生活。消费是通向目的即幸福的手段，遗憾的是，人们沉溺在消费主义所带来的虚幻的感官愉悦之中，将消费与幸福错误的划上了等号，以为物质性的东西能代替心理上的需要，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现代人精神上的荒芜，人的本质渐渐流失在对物的追逐中。如何才能摆脱消费主义的泥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幸福呢?对于个人来说，Boven提出了一种更为健康的分配金钱的策略，即将可随意支配的部分更多运用到生活经历上面，比如旅游等，而不是用于购买物质性商品。他认为这是由于生活经历不像物质财富那样容易受到负面的社会比较。而与他人比较正是产生不幸福的原因之一。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越来越多的学者倡导我们采取文化消费的方式。所谓文化消费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选择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精神需要的消费活动。这种非物质追求的消费活动，在人们已经基本不需再为吃穿发愁的当今社会，能够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金钱的确是高质量生活的必要条件，消费也的确能在带给我们物的享受的同时带来精神的愉悦，但是如果把生活的全部意义都附加在这些冰冷的外物之上，随着它们的消耗人生的价值也会磨损。
参考文献
[1]Burroughs J E， Rindfleisch A. Materialism and well-being: A behavior.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004， 14(3):198-212.conflicting value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2， 29(3): 348-370.
[2]刘晓君.全球化过程中的消费主义评说[J].青年研究， 1998，(6).
[3]贾小玫，文启湘.文化消费:国民实现幸福的上佳途径[J].消费经济， 2007， 23(5):3-5.
[4]Diener E， Biswas-Diener R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Will money make us happy.Unublished manuscript，Univ of Illinois， 2000.
[5][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5.
[6]Richins M L，Dawson S.A consumer values orientation for materialism and its measurement: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1992.303-316.
消费幸福论文篇7
“幸福―收入之谜”及其相关研究概述
在经济学中,幸福(Happiness)被定义为效用(Utility);在心理学中,幸福被看作主观福利。经济学家往往倾向于简化假设,将收入当作决定效用的唯一变量,这样,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增加收入能够使消费者更幸福。与之相反,心理学家倾向于直接测度主观福利。最流行的方法是进行大样本调查。然而,实证研究表明,收入增长并不总是伴随着消费者福利水平的提高。这一现象被称为“幸福―收入之谜”,由于经济学家Easterlin(1974)最早研究这一现象,所以“幸福-收入之谜”又被称作Easterlin悖论。
由于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幸福-收入之谜”,许多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经济学,特别是福利经济学中的一些假设及其分析框架进行修正。总的看来,主要存在以下两种理论。
第一种理论是在效用函数的自变量中引入一些非收入因素,如健康状况、婚姻质量、就业状态等,如果非收入因素与收入因素负相关,那么随着收入增长,许多影响幸福的非收入因素会下降,从而抵消收入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使得效用水平不变甚至下降。但是,DiTella和MacCulloch(2006)指出,在过去几十年里,许多非收入因素(例如闲暇),不但没有下降,相反却呈现增长的趋势,收入和许多非收入因素正相关,从而降低了这一理论的解释力。
第二种理论则是引入了社会偏好,对传统的自利经济人假设进行了修正。个人的效用不仅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也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负相关,当社会变得更富裕时,攀比水平也会随之提高,从而使得效用不变甚至下降。这种理论的缺陷在于仅仅关注人们的收入,并未对其他相关因素进行考虑。田国强和杨立岩(2006)对这两种理论进行了整合,他们认为,存在一个临界收入水平,在达到临界值之前,经济增长对提高幸福水平有重要作用,当收入达到临界值后,进一步增加收入对提高幸福水平效果很小甚至有反作用(田国强、杨立岩,2006)。然而,这一理论解释并没有得到国内相关经验研究的支持。
在现有文献中,研究者建立模型时考虑的消费品只包括的是私人消费品,均未将公共品的供给及消费考虑在内。如果个人的福利水平完全取决于私有品的消费,那么收入增加会提高一个人的福利水平。但是,个人的福利水平还依赖于公共品的消费,如基础设施、教育、环境等因素,此时个人收入的增长不一定能增加个人福利。本文将构建一个包含公共品供给与消费的理论模型,能够解释“收入―幸福之谜”。其基本逻辑是,用工资衡量个体收入水平,当工资增加时,个人更愿意花费更多时间在创造私人财富上,而不愿意花费时间在公共品的提供上,这是因为个人在考虑其时间分配决策时,很少或根本不关心其行为对他人福利造成的影响。如果每个人这样行事的话,公共品的供给不足,这将会降低个人的福利。在工资较低时,这可能超过工资增加带来的正影响,个人的总体福利将下降。而当个人工资水平足够高时,虽然公共品的供给进一步减少,但个人从私有品消费中获得的效用足以抵消公共品的影响,因此个人的总体福利趋于上升。
基于公共品供给与消费的理论模型
(一)基本假设
假设经济中个体的偏好为:
(1)
其中:ci为私有品的消费,价格标准化为1;效用函数满足条件u′>0,u″
经济中有n(≥2)个个体,每个个体的禀赋为1单位劳动时间,他能够将其分配在赚取私人财富或者生产公共品上,用于赚取私人财富时单位时间劳动的报酬表示为w>0,而生产公共品时的报酬为0。w可以被看作是个体提供公共品的机会成本。
为简单起见,假设个体没有储蓄,其报酬均用于当期消费,则:
(2)
其中yi为个体i用于生产公共品的时间。公共品的供给数量取决于每个个体提供的劳动时间之和,即:
(3)
其中:Y-i为其他个体提供的公共品劳动时间之和;公共品生产函数G满足条件G′>0,G″
(二)最优化决策
现在我们考虑个体i的时间分配决策,个体的最优化问题可表示为:
(4)
拉格朗日函数写为:
(5)
其中:λ1≥0,λ2≥0,λ1 yi=0,
λ2( 1-yi)=0
一阶必要条件为:
(6)
由于个体是同质的,在均衡时yi=Y/n,ci=w(1-Y/n),式(6)变为:
(7)
如果均衡时总的公共品供给时间Y=0,G′( Y)无穷大,上式不可能成立,则Y一定大于0,此时λ1=0,λ2≥0,式(7)可化为:
(8)
当个体将时间完全用于提供公共品时,Y=n,此时λ2>0,根据式(8),要满足的条件为w
而当w≥G′(n)/u′(0),个体 将所有时间用于提供公共品,此时Y
(9)
由于G′(Y)是Y的单调减函数,u′(w(1-Y/n))是Y的单调增函数,此时均衡解Y *存在且唯一。根据式(2),个体的私有品消费c*=w(1-Y */n)
(三)效用分析
现在我们考虑随工资增加时个体效用水平的变化。
令G′(n)/u′(0)= w,当工资水平w
当工资水平w≥w时,U*=u(w(1-Y*/n))+G(Y*),此时:
(10)
将式(9)带入式(10)得:
(11)
按照经验原则,一般情况下劳动力供给曲线不会向后弯曲,则
当w在w附近的时候,n-Y*非常接近于零,而(n-1)w为负的,因此得到n-Y*+(n-1)w0。因此,存在一个临界工资w >w,当工资水平w
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工资处于低水平的时候,工资的增长会降低个体的福利水平。这是因为当工资增加的时候,个人更愿意花费更多时间在创造私人财富上,而不愿意花费时间在公共品的提供上,如果每个人都这样行事的话,那么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将致使个人总福利下降。本文中的模型能够解释朱建芳和杨晓兰(2009)得出的1990年中国收入与幸福异常的实证结果。这是因为,根据本文中的模型,“幸福―收入之谜”更易发生在工资水平较低的时期,因此在1990年前后,国内收入水平虽然在快速增长,但绝对水平依然较低,低于w,此时收入的增长带来的是幸福的下降。在1995年之后,收入与幸福呈现正常关系则是因为绝对收入水平突破了w的临界点。
结论
许多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经济学,特别是福利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结论、假设及其分析框架进行过修正。然而,这些研究者建立模型时考虑的消费品只包括是私人消费品,而忽略了公共品的供给以及消费对福利的影响问题。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公共品供给与消费的理论模型,对“幸福-收入之谜”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本文认为,“幸福―收入之谜”更易发生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个人更愿意花费更多时间在创造私人财富上,而不愿意花费时间在公共品的提供上,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将致使个人总福利下降。
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容易出现“幸福―收入之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共品的自愿供给机制。个人在进行公共品供给决策时,很少或根本不关心其行为对他人福利所造成的影响,最终造成总体福利水平的下降,这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困境问题。如果每个人能够将其行为对他人的影响纳入自己决策中,整个社会的总体福利将会提高。因此,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的发展过程中,应当设计适合的机制来促进公共品供给的提高,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
参考文献:
1.Easterlin, R.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J]. published in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d. P. David and M. Rede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2.Di Tella, R. and MacCulloch, R. Some Uses of Happiness Data in Economics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6
3.Easterlin, R. 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95
4.Easterlin, R. Income and happiness: toward a unified theory [J]. Economic Journal, 2001
5.田国强,杨立岩.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J].经济研究,2006(12)
6.朱建芳,杨晓兰.中国转型期收入与幸福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09(4)
消费幸福论文篇8
浙江丰田车主“补偿梦”两日破灭
3月29日,浙江省工商局表示,一汽丰田方面对其提出的制定时间表、上门召回、提供代步车、允许全额退还定金和补偿经济损失五项要求均表示接受。但是,国内第一次经济补偿召回车主的梦想只维持了2天就成为了泡影。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松木秀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将针对全国RAV4车主推出一个“三选一”的免费检测服务,除此之外,不会对召回车辆车主(包括浙江地区)给予额外的经济赔偿。
相关评论:同样的问题车,针对不同的市场,丰田对美国采取的却是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态度,我们除了愤慨还是愤慨。但是,通过此次事件,我们也应该反思――假如我们的立法能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外国企业不就没法钻空子了吗?在华丽数字的背后,这些GDP的含金量到底如何呢?
中石油建议消费者加油时交消费税
3月29日,中国石油财务总监周明春在深圳业绩说明会上,建议成品油消费税在消费环节征收,让消费者加油时交消费税,以真正起到一个提示消费者的作用。2009年1月1日我国正式施行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以汽油为例,成品油的消费税由原来每升0.2元提高到1元。目前的征收方式从炼油厂即生产端征收,由国税向当地的炼油厂直接征收,有的地方还采取预征收的方式。国内能源专家韩学功表示,如果成品油消费税从消费端征收,购买汽油时就会给一个明细,油价和消费税分别是多少钱,这将有利于老百姓明明白白消费。
相关评论:不知道这家亚洲最赚钱的公司又在琢磨什么,难道真的是想让老百姓得实惠?衷心希望那些坐在办公室的领导不要老是琢磨老百姓的口袋,要多想想怎么样来服务好大众!
中国千万富豪达87.5万人
胡润百富榜4月1日在三亚《2010胡润财富报告》。这是胡润百富榜连续第二年以省份和城市为单位,调查中国富裕人士分布状况。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底,除香港、澳门、台湾之外的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千万富豪人数已达87.5万人,相比去年增长6.1%。北京、广东、上海三地千万富豪人数占全国的近一半。
相关评论:87.5万千万富豪,这个数字着实让人兴奋,想想20年前,多少人只是做着“万元户”美梦啊!只是,希望这数字不是因为经济泡沫!
《2009幸福指数调查报告》出炉:
消费幸福论文篇9
然而，Dieneretal.的研究发现，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量当中，收入所占的比重不超过2%。苗元江认为年龄、性别、教育、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变量可以解释幸福感变异的15%[6]。黄有光的研究发现，性格较开朗比性格较不开朗的人更加快乐，结过婚的人比没有结过婚的人更加快乐，有稳定职业的人比没有稳定职业的人更加快乐，健康状况好的人比健康状况差的人更加快乐，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更加快乐，有某种嗜好（如养花、书法、钓鱼）的人通常要比没有嗜好的人更加快乐等③。老年人的健康与幸福感是步入老年化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因素众多，如经济来源、健康状况、婚姻状况、丧亲、退休状况、社会支持、社会互动等，但是、从医疗保险角度考察老年人幸福感的文献并不多。Hughes&Waite发现，在51岁到61岁的美国中老年人中，养老模式和自评健康、死亡率、忧郁症之间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亓寿伟，周少甫发现公费医疗显着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农村合作医疗分别对城镇和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理论模型
在理论分析中，幸福感一般用效用函数表示，我们借鉴李涛等的理论模型[9]，把医疗保险引入老年人的效用函数。假设老年人的效用函数取决于两个因素：医疗保险消费（I）和其它满足老年人生活需要的消费。考虑到保险的运作，具有跨期平滑风险的功能，效用函数为存在两期的跨期效用函数：U(C1,C2,I)=V(C1)+βV(C2)+W(I)其中C1，C2分别为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消费，I为医疗保险消费，效用函数可分，β为贴现因子。W(I)衡量了医疗保险对老年人效用的影响，其中包含了各种可能的作用机制，如健康、风险、情绪等等。假设V(?)、W(?)满足效用函数的标准条件，一阶导大于0，二阶导小于0，即V'(?)＞0,V''(?)＜0,W'(?)＞0,W''(?)＜0，这一假设约定医疗保险消费和其它消费一样，都满足边际效用为正且边际效用递减。
医疗保险支出受保险合同约束，因此，医疗保险消费外生给定，老年人的跨期预算约束为：P1*C1+P2*C21+r≤Y1+Y21+r其中P1和P2分别为外生给定的消费价格，Y1和Y2分别为老年人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收入水平（是扣除了医疗保险支出之外的预算收入），r为外生给定的实际利率水平。此外，假设收入水平外生给定且不存在不确定性，而且不受到流动性约束，可通过自由借贷以平滑消费。这时，老年人的最优化问题为：maxU(C1,C2,I)=V(C1)+βV(C2)+W(I)s.t.P1*C1+P2*C21+r≤Y1+Y21+r其一阶条件为：VC'1=β(1+r)P1P2VC'2进一步，我们假设，β(1+r)=1，P1=P2=1，此时VC'1=VC'2，即C1=C2=(Y1+Y21+r)/2。在此情形下，老人的总效用为：U(C1,C2,I)=(1+β)V(12Y1+Y22(1+r))+W(I)此时，医疗保险的边际效用为U'1=W'1，假设医疗保险的边际效用W'(I)为正，且边际效用递减，因此，在流动性不受约束的情况下，老年人可以平滑其消费，稳固的医疗保险消费给老年人带来正向的边际效用，由于医疗保险的边际效用递减，因此，最优的医疗保险购买应该满足购买医疗保险的边际效用等于其边际成本。在此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待验证的理论假说，医疗保险可增进老年人的幸福感。
三、实证检验
1.数据本文数据来自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数据库（CLHLS），该调查项目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教授主持，调查于1998年启动，随后的跟踪调查分别在2000年、2002年、2005年、2008年以及2011年进行，调查涵盖了中国31个省中的23个，涵盖区域总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5%，调查时，随机选择大约一半的市/县作为调研点进行调查。本文使用2005-2008年的两期面板数据，2005年共有15638位老年人接受问卷调查，其中5209人在2008年接受调查时已去世，另有2957人在2008年调查时失去联系。由于城乡之间在老年人收入结构、医疗保险等方面存在差异，本文只考察城镇人口，所以剔除了来自农村的老年人样本7433人，为了排除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剔除了百岁以上的老年人样本（713人），为了消除缺失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在变量处理过程中我们剔除变量信息缺失的老年人样本，本文最终使用的样本包括3662位受访者。2.变量本文的因变量是幸福感，我们参照现有文献对幸福感的测度方法，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中有这么一个问题：“您觉得您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有“很好”、“好”、“一般”、“不好”、“很不好”几个选项，考虑到老年人样本在两期间存在一定的死亡比例，我们把死亡看作是老年人健康和幸福状况的最差情况，因此，我们把老年人的幸福感分成6个等级，从1到6分别表示“死亡”、“很不好”、“不好”、“一般”、“好”、“很好”，分值越高意味着幸福度越高。
医疗保险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由于问卷中关于医疗保险的调查，形式繁杂，难以清晰定义老年人是否拥有医疗保险，因此，我们以医疗费用的支付方式来表示老年人医疗保险的差异，若医疗费用的支出主要由社会医疗保障支付，在我们定义的医疗保险虚拟变量中取值为1，若老人的医疗费用主要由自己、配偶和子女等家庭内部成员承担，则取值为0。考虑到老人的幸福感还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我们控制了婚姻、健康、嗜好、年龄、性别等人口学变量。除此之外，物质生活水平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CLHLS通过询问以下问题来了解受访者的生活水平：“您的生活在当地比较起来，属于：”，有“很富裕”、“比较富裕”、“一般”、“比较困难”、“很困难”几个选项。
CLHLS调查问卷中有洗澡、穿衣、室内活动、上厕所、吃饭、控制大小便等六个方面问题，可以衡量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我们设置一个反映自理能力的变量ADL，变量值最大为6，表示每一项都能自理，变量值最小为0，表示所有六个项目均需别人帮助。老年人的初始健康状况会影响其幸福感，我们采用调查员对受访老人的健康评价，1-4分别代表很不健康到健康。考虑到住房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住房变量取1代表老人对住房拥有产权，取0则意味着老人对住房没有产权。社区的条件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幸福感，问卷中有问题询问：“您所在社区有哪些为老年人提供的社会服务”，我们选择“出诊”和“保健知识”作为虚拟变量，代表老年人所在社区的条件，取值1表示提供这种服务，取值0表示没有提供。婚姻状态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幸福感，因为陪伴、互相照顾是老年人之生活所需，我们设置婚姻虚拟变量，老人结婚且与老伴同住取值为1，其它情况都取值为0。
另外，老年人若有一定的生活爱好，也可提高其幸福感，因此，我们引入两个变量表示老年人的生活爱好，一是锻炼，二是看电视听广播，前者是二元虚拟变量，后者是频次选项变量，如几乎每天、每周至少一次、每月至少一次等等。变量名称及定义如表2所示：3.计量分析估计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是可能互为因果，二是可能遗漏掉一些重要变量，三是可能存在测量误差。内生性的解决是个普遍难题，因为从数据库中寻找工具变量比较困难，我们参考类似文献的处理方法，采用两期数据（2005，2008），为了更清晰地体现因果关系，因变量使用2008年的数据，自变量使用2005年的数据，这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小内生性，但仍然没有完全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两期微观数据，检验第t期到第t+1期间老年人的医疗保险对第t+1期的生活幸福程度的影响。具体计量模型设计如下:Happinessi,t+1=β1medinsurancei,t+nj=2ΣβjXi,t,j+εi,t+1因变量是幸福感，自变量是医疗保险，控制变量包括生活水平、年龄、性别、婚姻、教育、健康、锻炼、住房、生活自理能力、社区条件、喜爱电视广播程度等等。关于估计方法，由于幸福感是有序离散变量，适合使用有序离散因变量概率模型（Orderedlogit或Orderedprobit）进行回归估计，其中，Orderedlogit假设随机变量服从逻辑概率分布，而Orderedprobit假设随机变量服从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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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9-3729（2012）05-0005-04
[摘 要]幸福是人们主观愿望同客观状况及主观感受比较接近时而产生的心理上的满足感，其本质是人以理性超越动物性而逐步实现人性完善的过程。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是基础性的，但不能把幸福归结为物欲的满足，人应通过节制来调节本能与理智的关系以实现自我超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价值论的物本主义是对唯物主义的误读，人应协调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及心境与物境的关系来建设幸福生活；贡献是更高境界的幸福，人应通过贡献获取收获并借助收获推动贡献，使二者达至平衡。总之，幸福是人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创造与协调是幸福之源。
[关键词]幸福；创造；协调；物质生活；精神生活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5.001
人人向往幸福，但未必人人都知道什么是幸福，生活中常常有人误读、误解幸福。
从哲学的角度讲，幸福是人们对主客观和谐状态的感受。人们对自己的生活都有美好的愿望，当主观愿望同客观状况及主观感受比较接近时，就会产生心理上的满足，即幸福感。幸福感的强弱一方面取决于主客观之间的接近程度，同时还取决于人们的心理。
如何获得幸福？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但具有创造能力和协调能力的人会比较幸福，这是已被生活实践证明了的，相信不会有人提出疑义。
人是物质实体与精神主体的统一体，具有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双重规定性。唯有人能使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所以唯有人有幸福感。幸福感是一种高级心理活动，动物是没有的。
人体是生物体，在“人猿相揖别”之前，他就是动物群中的一个群落，人具有动物性是很自然的。人之初，性本物（动物）。我们在人生旅途中，应不断以理性超越自身的动物性，逐步实现人性的完善，这是幸福的本质。
人的物质性决定了人在生活中需要消费物质资源。大自然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物质基础。但自然物不可能满足人的日益增长的且要求越来越高的物质需要，所以人类就要创造在自然条件下不可能出现的人工自然物，从而创造了新的生活。这种同时可以享用自然物和人工自然物的生活比之前仅靠自然物生存，显然是幸福的。为此人类就要不断提高创造能力。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对人的生存的延续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先行性和基础性，所以生活的幸福首先是指达到了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是违背人性的。
物质资源的消费会自发产生资源危机与环境危机。我们应当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力戒过度消费和奢侈性消费。奢侈消费未必幸福。当然，我们要努力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种物质需要的满足，会诱发更大的欲求和新的物质需要。正当需要的合理满足才是幸福，否则同幸福相悖。
不能把幸福归结为物欲的满足。人的物欲与生俱来，并有不断膨胀的自然趋势。物质资料的消费会带来生理、心理上一时的。但这种遵循边际效益递减原则，当到达一定程度后便会逐渐减弱乃至完全消失。一味地追求物欲的满足，欲壑难填，没有止境，反而会带来痛苦甚至精神的失落。同禁欲一样，都不幸福。应适当节欲。节制能力是检验一个人成熟与否的一项重要指标。自我节制就是自我超越，人应通过自我节制来自觉协调本能冲动与理智的关系。
人类不仅有物质需要、物质生活，还有精神需要、精神生活。在物质生活资料已不再匮乏的情况下，精神生活的幸福显得尤为重要。在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后，精神生活突显，是符合人的需求由低到高的发展规律的。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对人的需求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需求层次论”，5种需求呈阶梯状递升，如图1所示。
在这个呈阶梯状的需求层次图中，处于低层次的第一层次（生理）及第二层次（安全），都是物质性或接近物质性的需求，而处于中间层次和高层次的则都是心理需求、精神需求，它们由低到高依次为交往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
人的幸福是个综合的概念，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交相辉映。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才会形成较高境界的幸福生活。
近代以来，市场的繁荣和技术的创新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给人们带来了幸福。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创造了新的精神文明。但市场与技术都是“双刃剑”。市场运作遵循的是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技术创新遵循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要的原则，由此实现创新者利益的最大化。二者都是通过刺激、诱发、制造人们的消费欲望来实现自己的发展。市场与技术的成功会自发滋生拜物教、
拜金主义和畸形的消费观念，导致物本主义的泛滥。价值论的物本主义是相对于人本主义而言的，强调物欲至上，它不是本体论的唯物主义。物本主义是对唯物主义的误读。物本主义幸福观认为，人的所有物欲都天然合理，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物欲，是人生的目的。可是，物质消费的一时岂能取代精神上的追求？物质生活上的放纵者一般都是精神生活空虚的人，而缺少或没有精神生活所反映出来的正是这些人身上的动物性，即兽性。人若无心灵的充实，又何异于一般动物？有何幸福可言？所以，我们应当不断协调自己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将物质生活保持在适当的水平，将精神生活提高到应有的高度。节欲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超越原始本能并非易事，需要精神的动力。
幸福是一种感受，它不仅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东西，还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些东西。我们不仅要努力创造我们的“物境”，还要积极协调我们的“心境”，心物交融，共建幸福生活。
幸福当然伴随着收获，但贡献是更高境界的幸福。贡献与收获应达到某种平衡：通过贡献谋取收获，借助收获推动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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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经济生活角度分析
1.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居民的收入和物价水平。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物价的变动影响人们的购买力。居民的幸福感最主要来自于对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感受。收入依然是最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因素，提高工资水平成为提升公众幸福感最有效的方式。
2.生产决定消费。生产决定了消费对象、消费水平、消费质量和生活方式，也为消费提供了动力。因此，要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指数，就必须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3.按照消费的目的，生活消费可以分为生存资料消费、发展资料消费和享受资料消费。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是反映人们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的恩格尔系数。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指数就必须适当减少生存资料的支出，降低恩格尔系数，适当增加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消费。
4.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是劳动者谋生的重要手段，实现充分就业对整个社会生产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家要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
5.收入分配不公平和收入差距也会导致人民群众幸福感下降。因此，一方面，要保证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合理比重；另一方面，要促进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缩小收入差距，保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促进社会和谐。
6.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成为“最具幸福感城市”的一员，当地政府既要关注民生，加强对人民群众的人文关怀；又要加大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从政治生活角度分析
1.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其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是政府的责任。
2.我国政府要依法履行保障人民民主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职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职能、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职能以及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共享幸福生活。
三、从文化生活角度分析
1.人们的精神活动离不开物质活动，精神产品离不开物质载体。文化是通过物质活动或物质载体体现出来的。因此，推进城市文化建设必须发展经济，搞好民生。打造“最具幸福感城市”，文化与经济的发展都不可缺少。
2.文化对经济、政治具有反作用，先进的文化能够促进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因此，打造“最具幸福感城市”，必须拥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拥有发达的文化产业。一座拥有幸福感的城市必须充满着文化气息，这也是一座城市应该具有的气质。
3.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城市也应当拥有自身的人文素养和精神气质。一座拥有幸福感的城市应该是中华民族精神得到弘扬和渗透的城市。如连续五年被选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长春就拥有“宽容大气长春人，自强不息城市魂”。
4.坚持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相统一。市民是城市的主人，要打造充满幸福感的城市，必须要培养高素质的市民。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市民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市民的思想道德素质。
四、从生活与哲学角度分析
1.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打造“最具幸福感城市”，离不开强大的经济发展作推手，经济繁荣会为文化繁荣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要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
2.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原理。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部分对整体有影响，关键的部分对整体也起决定作用。打造“最具幸福感城市”，需要全体市民共同努力，形成创造幸福生活的合力，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
3.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我们要注意量的积累。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先从量变开始的，建设“最具幸福感城市”，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这要求我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坚持正确价值观的导向作用。这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坚持劳动和奉献服务于社会，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变成美好的人间。
【新题快递】
2012年荣获“最具幸福感城市”第九名的苏州，一边是GDP增长跟外资的趋之若鹜，另一边是“只长骨头不长肉”和民族名牌的淡出；一边是优惠政策与科技园区建设，另一边是资源代价和“飞来经济”。据此回答1～2题。
1.“只长骨头不长肉”是指经济的繁荣并没有带来居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影响到居民的幸福指数。为此必须做到 （ ）
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合理比重 ②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合理比重 ③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满足居民消费 ④取消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2.一边是优惠政策与科技园区建设，另一边是资源代价和“飞来经济”。这里的经济发展付出资源的代价，对我们的警示是 （ ）
①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②要加强能源节约和生态保护 ③要追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能力 ④要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2012年央视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推出了《走基层百姓心声》特别调查节目“幸福是什么？”在生活中，每个人心中的幸福标准各有不同。据此回答3～5题。
3.在生活中，每个人心中的幸福标准各有不同。这表明 （ ）
A.幸福没有客观标准 B.幸福根源于人的主观想象
C.真理是主观的 D.角度会影响人们的认识结果
4.之所以需要走基层才能获得幸福的真谛，其辩证唯物论哲学依据是 （ ）
A.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
B.真理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
C.意识具有能动的决定作用
D.意识对事物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5.每个人心中的幸福标准各有不同体现的唯物辩证法哲学原理是 （ ）
A.发展具有普遍性，要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B.矛盾具有特殊性，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C.要善于从整体中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
D.要善于抓重点，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据了解，“城市幸福感”是指城市市民主体对所在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安定感、满足感，以及外界人群的向往度、赞誉度。据此回答6～8题。
6.城市的幸福感必须来自于城市市民主体，其唯物史观依据是 （ ）
A.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B.人民群众是实践的唯一主体
C.只有人民群众才能创造价值 D.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7.要打造“最具幸福感城市”，使市民获得认同感、归属感、安定感、满足感，政府必须 （ ）
①依法履行各项职能 ②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 ③坚持依法行政 ④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8.评选“最具幸福感城市”，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其标准最应该是 （ ）
A.客观真理 B.科学理论 C.社会实践 D.社会存在
9.2012年9月19日，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在人民网联合进行了“中国幸福城市评价体系课题”和中国幸福城市排名的。在中国幸福城市排名中，合肥、太原和广州名列前三，北京、上海分列第五、第六。计算幸福指数的三项指标分别是，基本需求、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通过三个适应不同人群的需求指数来比较分析城市发展满足大多数人需求的状况。最后，对全国33个大城市进行中国幸福城市排名。课题组将中国城市居民分为三个主要收入人群。一是低收入人群，包括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两个阶层，人数比例约为40%，他们的需求称为基本需求；二是中等收入人群，包括中等收入和中高收入两个阶层，数量比例也约为40%，他们的需求称为发展需求；三是高收入人群，数量比例为20%，他们的需求称为享受需求。
（1）结合上述材料并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课题组将中国城市居民分为三个主要收入人群的经济学依据。
（2）简要分析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在人民网联合进行的“中国幸福城市评价体系课题”和中国幸福城市排名的评价体系的局限性。
10.材料一 就长春市连续五年被评选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长春民生办相关负责人发表“幸福感言”认为，今年长春再次被评选为“最具幸福感城市”，对于老百姓来说并不意外，而普通市民也切身感受到了这种幸福感。“长春市2012年民生行动计划中包括就业增收工程、社保提升工程、‘大救助’工程、文化繁荣工程、教育惠民工程、交通顺畅工程、医疗保障工程、扶残助残工程、公共环境改善工程、安全保障工程等民生行动，实实在在的政策和切实可行的措施，老百姓的幸福指数真是一年比一年提升。”该负责人如是说。
材料二 2012年7月末，由长春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我爱长春十大理由’”出炉，它也成了长春的靓丽“城市名片”。具体的“我爱长春十大理由”包括：满城好人，文明之都；绿色宜居城市；最具幸福感的城市；长春到处充满文化气息；一座车轮上的城市；科技创新之城；在这座城市生活很有安全感；油油黑土地，东北大粮仓；有了“暖房子”，寒冬不再冷；宽容大气长春人，自强不息城市魂。
材料三 “2012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揭晓后，一些网民也纷纷留言。网友“我爱我家”在网上回帖中写道：“榜单上不少一线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的幸福感均排在90位之后，长春虽然在综合实力上跟这些一线城市还有差距，但我们长春人有着自己的‘小幸福’。”紧接着网友“爱深沉”回复道：“举双手赞成！一线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及生存环境中的竞争压力相比长春要高得多，导致生活幸福感降低，因此在‘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中名落孙山。”
（1）试运用《生活与哲学》和《政治生活》的相关知识，谈谈对材料一中“幸福感言”的认识。
（2）试运用《文化生活》的相关知识尝试解读材料二中“我爱长春十大理由”这一靓丽的“城市名片”。
（3）结合材料三网友的回帖，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分析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应该如何缩小与“最具幸福感城市”之间的差距。
参考答案：
1.A 2.D 3.D 4.A 5.B 6.A 7.D 8.C
9.（1）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我国当前存在着分配不公，居民收入有较大的差距。课题组按照收入水平将城市人群分为三个主要人群有一定的科学性。
（2）课题组虽然看到了收入和消费需求的差异对居民幸福感产生的重要影响，但城市居民幸福感不仅来自于收入和消费需求的满足，还来自于多个方面，如劳动和生活的尊严、食品安全、精神文化享受、社会治安、生态环境保护等。因此，评价的标准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指标，而不能单一以收入和消费的满足为标志。
消费幸福论文篇12
一、当前经济学幸福研究的劣势
经济学出现的目的之一是帮助人类追求幸福，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它是建立在资本增加导致幸福增加的核心理念基础之上的。所以，在过去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经济学自身的发展证明：经济学一直在遵循快乐和幸福效用化一效用化幸福物质化一物质化幸福理性化和数理化的发展路线，进而在此基础上研究幸福问题，该问题的核心在于解释资本增加的原有与增加资本的方法，这样的发展路线已经与怎样实现人类幸福的目标越来越远。
亚当・斯密提出的富有同情心而且具有利己心的经济人会在看不到的手的指引下，满足自己的私欲而获得幸福感，并且运用利己利他来实现全国富裕。边沁延续了这一理念，建立了追求大多数人幸福的功利主义思想，从此幸福便被效用和功利取代，幸福最大化逐渐演变为效用最大化和功利最大化，被迫成为经济学工具，通过效用和功利计算出来的幸福已经没有多少情感认知了，更没有人类的主观感受。世界从此追求物质，人类似乎真的变成了只追求物质的赚钱工具。
二、从幸福的角度解释经济学对当代经济的影响
消费幸福论文篇13
一、“幸福”概念的界定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幸福”定义为“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这既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也是整个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这一定义是对于外界的情形而产生的一种愉快的心理情绪的体验，更加偏向于心理学意义上的“幸福感”。
幸福是一种感觉，往往还是一种快乐的感觉，那么幸福和快乐又是什么关系呢？在古希腊时期，昔兰尼派享乐主义和犬儒派禁欲主义都对于两者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前者把幸福等同于感觉方面的快乐，也是自然欲望的满足。快乐是目的，是善，而幸福仅是“一切特殊快乐的总和”。后者认为幸福不等于快乐，完全排斥快乐。而伊壁鸠鲁学派虽然把快乐与幸相相等同，但却坚决反对把快乐与享乐相等同。
在中国，对幸福作出直接限定的并不多，主要是以儒家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士族。“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成为了几千年来传统知识分子人生追求的最高标尺，也是中国文化中关于“幸福”的典型定义。
现在学界则以王海明、孙英提出的幸福概念比较典型：“幸福乃是享有人生重大的快乐和免除人生重大痛苦；是人生重大需要、欲望、目的的肯定方面得到实现和否定方面得以避免的心理体验；是生存发展达到某种完满和免除严重损害的心理体验”，同时，幸福还有主观形式“快乐的心理体验”和客观内容即“人生重大需要、欲望、目的之实现和生存发展之完满”。此定义从伦理视角准确的把握了“幸福”概念的脉搏。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依据人的需要、欲望、目的的类型把幸福分为如下四类：
一是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这是依据幸福实现的直接来源来划分的。我们获得了物质上的满足后，会从感官心理上获得一种幸福感，这是比较基础的幸福，而我们获得了心理上、社交上的一种自我满足感，也可以说是马斯洛的“高峰体验”，我们称此时的感觉为“精神幸福”。
二是创造型幸福和消费型幸福。根据有无创造性把幸福分为创造型和消费型两类。所谓创造型幸福是具有创造性的生活的幸福，所谓消费型幸福则是不具有创造性的或无所创造的生活的幸福，也就是说消费、使用别人的创造性的成就或者消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如一个人著书立说，他所得到的幸福就是创造型的幸福，而无著书欲望，以读书为自娱，那么他所获得的幸福就是非创造型幸福即消费型幸福。就两种幸福的价值而言，创造型幸福高于消费型幸福。
三是利己幸福和利他幸福。所谓利己幸福就是为了自己的幸福，是一个人利己目的得到实现的幸福。就是对自己的一生具有重大意义的利己的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的心理体验。所谓利他幸福是为了他人的幸福，是一个人利他目的得到实现的幸福。
二、幸福的实现因素
关于“幸福的实现”，我们都无法否认的一个因素就是，个人对于自我幸福目标的设定的高低，其实现的难易程度直接影响着个人幸福的实现。同样是个人幸福的目标，甲认为家里大富大贵，有车有房才是幸福，乙认为家庭和睦、身体健康，能够吃饱喝足便是幸福，那么相对来说，乙的幸福就要更容易实现一些了。这和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人体认是相联系的。对于幸福目标的设定，我们不能从万千幻象中总结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律，但对于，个人如何体认幸福却可以探寻出一些端倪：
（一）个人的品德。德福关系在伦理学界至今仍无定论。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人的品德越是高尚，他对于幸福的体认就越是深刻。德行出众的人总是心怀感恩的对待上天赐予的成果，甚至是人生中的坎坷、挫折。因此，他们总是能够时常感受到多于他人的幸福感，并得出自己拥有一个幸福人生的结论。
（二）个人的知识水平。一般来说，知识水平较低的人总容易设定比较基础的幸福目标，比如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丰厚的物质收入等等，这些目标往往偏向于物质方面，而且不注重精神上的自我实现，因此较容易实现。而知识水平较高的人总是会设定比较高的人生幸福目标：创造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事业，在思想层次上希望能够与人交流、碰撞等等，这些目标往往充满挑战，并不是大部分人都能够实现的，尤其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许多大学毕业生设定了较高的幸福标准，但现实往往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因此，相对于同龄人中知识水平较低者，他们的幸福感也要低一些。
（三）个人的心理健康程度。随着社会快速发展，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公民的心理健康素质每况愈下、压力的日益增大，对于许多不正常现象不能够及时调整自己的认识，许多人出现了心理方面的障碍，抑郁症患者愈来愈多，每年都有许多因为心理问题而走上不归路的人。心理健康的人能够正确认识、积极面对出现的负面情况，并随时调整的心态，因此他们对幸福的体认能力也强于那些心理处于亚健康或者不健康水平的人群。
（四）外界环境的阻力。同样一项幸福的标准，如果甲面临的阻力大于乙，那么，当他们都达到这个标准时，甲的幸福感也必然大于乙。比如，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青年男女谈恋爱不能公开化，他们对于爱情的体验虽然不能和今时今日的青年相提并论，但是他们在情感上、心理上所感受到的震撼普遍要比现在的青年强烈，对爱情的幸福感也更加持久。
时至今日，我们都依然在不停的讨论幸福这个话题，应该说，随着时代的变迁，幸福概念的界定以及它的实现因素也在不断改变，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握时代脉搏，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认真的面对并解决，努力让幸福之花常开不败。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