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论文实用13篇

国际传播论文篇1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page_break]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国际传播论文篇2

文化差异制约着文化交流的有效进行。而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效果,实际上就是克服文化差异的过程。国际传播中影响跨文化交流的障碍主要有三个:一是传者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事物的判断往往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而这会影响到对新闻事件的取舍和报道中的态度;二是传播过程中会因为语言、文化习惯不同,带来表现方式和风格的不同,从而造成认知上的偏差;三是受者接收心理的差异,也会带来主观评价的多义性。

要建立一套适合全球的话语体系是十分困难的。任何国际传播都承担着弘扬本民族文化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的双重责任,同时还要克服传播的消极因素。目前,国际传媒通常采取两种态势:一方面,加速本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以其突出的民族特色和时代感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实行本土化的传播版图扩张策略,不但内容本土化,合作伙伴也实行本土化,针对不同地区的受众特点,提供不同形态、不同面孔、不同包装的内容产品,以符合接收者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心理。即以文化的融合来适应跨文化传播的原则要求,力求在全球化语境下报道世界。

事实上,任何从事跨国界传播的全球性媒体,都不可能真正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超越文化,成为“无国籍”的“世界公民”。任何媒体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独立生存,而且传受双方均处于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这使得在许多情况下,对国际事务的评价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标准。因此,跨文化交流中的冲突、沟通与理解将会长期并存。

二、单向度的媒介帝国主义

加拿大经济史家、传播学家英尼斯于1950年提出了著名的“传播偏向论”和“帝国模式论”。在其著作《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中,他没有给“帝国”下定义,而是将概念建立在传播媒介的性质偏向上,对历史模式做出了有深度的解释。这把解释的钥匙就是他的“偏向论”——媒介、传播、时间、空间、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都有各自的偏向。主导媒介的时间偏向表现在它对文化和制度产生的影响上。倚重时间媒介的文明固守传统,强调连续性,突出社会的黏合力,紧守神圣的信仰和道德传统。相反,所谓空间偏向的文明是:强调地域扩张,强调中心对边缘的控制,世俗制度发达,宗教体制薄弱,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区生活逐渐瓦解,甚至衰亡,个人主义盛行。

国与国之间不能不交往,然而这种交往并不总是平等的关系。以美国学者伊曼努尔•华勒斯坦为代表的“依赖/全球系统论”(Dependency/WorldSystemTheory)认为,在全球系统中,所有国家通过交往而相互依存、联系,经济一体化将各种文化、政治整合在一起。然而经济力量的差异导致了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不平等。发达国家总是利用自己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优势,将一些不平等的新闻交流条件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头上,并对发展中国家予取予求,使得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从而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各方面的依赖。

然而,相互依存的全球系统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国际网络。由于国际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导致了国际关系的不断调整和变化,因此,国际传播中的信息流动实际上便是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1971年,美国学者嘎尔滕提出的“中心-边缘结构”(Center-PeripheryStructure)概念认为,在“中心-边缘”结构中,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带。这种结构实质上是全球帝国主义的表现。

国际传播领域的帝国主义表现在经济、政治、军事、传播、文化五个方面。其中,传播作为当今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世界范围内信息交流过程中不平等的权力话语关系。在信息时代,传播科技的跨越时空特性使得中心国家能凭借雄厚的财力和科技成果,通过全球性通讯社来操控世界范围内的新闻传播,从而达到新的殖民主义。最明显而直接的形式便是大量向边缘国家倾销传媒产品,形成了以单项流通为特色的媒介帝国主义。

中心国家在国际新闻传播中充当主角的表现形式有两种。首先,作为产品形式的国际新闻传播,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关於中心国家的报道;其次,作为国际新闻传播领域最大的传播者,在国际新闻输出和期刊贸易的数量上占据著中心地位。边缘国家由于没有占据全球传播系统的中心地位,任何产生于或关於这些国家的报道都得通过更多关卡的过滤,方能在国际新闻中聊备一格。

按照通常的分类法以及考虑到不断变化的新闻中心等因素,现在的“中心-边缘”国家划分情况是:美国、西欧(特别是英、德、法)、日本、加拿大为中心国家;其他欧洲国家(如瑞典、瑞士、俄罗斯)、亚洲的中国、南韩、新加坡、马来西亚、拉美的阿根廷、墨西哥,非洲的埃及为半边缘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独联体的一些国家)则被划为边缘国家(Chang,1998)。

三、重构文明的全球化走向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写道:“地球是圆的,但世界是平的。世界正在被快速的摊平或铲平,全球化也正在进入继国家全球化、公司全球化之后的全球化3.0时代,即个人全球化时代。”

处于全球化时代,媒体将为人类呈现一个无比透明的地球,不同地域的距离将被极大地拉近,人们朝夕相处,不分彼此,合而不同,欣赏和关心着对方的文化和现状。这时,媒体将很难分清对内、对外,而是要具备人类共通的价值取向。

实际上,自全球化理论出笼之日起,西方学者就没有停止过对它的质疑。赫兹和汤普森认为,现代社会充其量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某些鼓吹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巧妙地利用技术进步,在制造贸易和资本流通全球化假象的同时,事实上拉大了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为自身积蓄着统治世界的力量。《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夫尖锐地指出,全球化是人们在兴致勃勃地享受技术发展带来的全球化便利时,面对斑斓世界所产生的错觉,其实它是政治家宣传的结果,全球化进程将永远局限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

全球化不是单极化、西方化、同质化,不是全球资本主义化。全球化有不同的领域和层次,在每一个层次上,全球化都是一个理想而又不能完全实现的目标。全球化不应该也不可能磨灭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差异,更不能消解各个国家的。

全球化与多元化既是对立的两极,也是相反相成的同步历史进程。只有超越二元对立的僵化思想,寻找两极之间的平衡,才能创造一种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和各种民族文化的全新的全球文化,而不是武断地以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作为全球文化的中心或主导。

其实,广义的全球化是一个贯穿人类历史的进程。全球化是人类文明重构的过程,各民族必然要重新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审视、判断、筛选和定向。由隔膜走向交往,由自给自足走向世界市场,由相争、相搏走向多元一体,在各种矛盾对立中走向和谐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全人类的唯一选择。

参考文献:

[1]张振华.坚持实事求是改进国际传播.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3).

[2]金初高.当代世界传播研究.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9.

[3]刘继南.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86-405.

[4][美]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

国际传播论文篇3

一、媒介技术与国际舆论

从技术角度看，媒介技术的发展及其所形成的媒介形态直接决定了受众如何获取外界信息和传播信息，并改变了信息的性质；媒介本身也成为信息的一个组成部分。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acLuhan)提出了“媒介(体)即讯息”的论断，认为。传播媒介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何种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影响和培养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方式。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有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正是媒介的形式上的特性革新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和理解世界的进路，因为媒介对信息具有强烈的反作用，它决定着信息呈现的清晰度以及信息的内在关系；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意味着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方式的改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以及新社会类型的出现。

当代舆论处在全球化传播时代，依靠的主要是电子媒介，形成的主要是媒介舆论场。媒介技术从根本上决定了国际舆论生成的时间快慢、范围大小，以及国际舆论本身的质量问题，如理性成分的大小、偏见的多少等。

二、媒介信息与国际舆论

与媒介技术发展相适应的是，媒介内容的革新以及受众对媒介内容的消费需求对国际舆论生成和发展具有同样重要而显著的影响。媒介技术、媒介信息以及受众对媒介内容的消费需求这三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起作用，就像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化时代一样，媒介技术的革新迫使(或者允许)媒介内容的形式和种类都发生了改变，我们对这些媒介内容的需求也改变了，旧有的媒介使用习惯被打破，当新兴媒介提供崭新的内容选择的时候，新的媒介使用习惯也在形成，从而完成媒介的“功能置换”，即当原有的媒介功能被新的技术所代替时，原有的媒介往往不是就此消失，而是通过自身的某些转型抑或直接赋予自身某些新的功能。从而获得“新生”。

因此，从媒介内容上看，其承载的信息本身也决定了受众如何观察和认知周围环境。当信息与公众认知形成共鸣，并产生一致效应时，国际舆论就能够形成。在国际信息传递过程中，各国媒体在不同程度上都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国际信息传播，并在影响国际舆论上发挥中大小不等的作用。尤其是在国际信息传播过程中，大众媒体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而从普通人的认知能力上说，由于我们不可能直接面对如此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现实环境，我们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如大众传媒来认识外部世界，特别是众多的国际事务远离一般他们的视野，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借助于大众媒体来认识国际事务。

这其实说明r，虽然国际事务的相关信息与我们具有某种相关性或我们有了解的兴趣，但由于这些信息远离我们的直接认知范围或超越我们的认识能力，而且一般人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真正客观、独立地思考这些国际事务，尤其是国际性公共危机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公众对媒介更为依赖，依靠大众传媒来作出判断和通过大众传媒所构建的“虚拟环境”来认知世界。而一旦这种从媒介获取的认识形成，就会慢慢的被“固化”，“人们会对相反的一面视而不见，于是很容易对一个国家形成‘明显的态度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的形成具有某种导向和指示器的作用。

然而，在分析这种影响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各种干扰媒介信息对国际公众和国际舆论的因素。关于这些干扰因素，传播学界先后提出了多种理论假设来说明在媒介的影响力到达现实舆论(或公众)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缓冲体(区域)，阻挡、分散、曲解、消融着媒介发出的信息，或减缓着信息的传播速度。对此，美籍华人学者、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李金铨认为，“受众不完全被动，他们隶属于各种团体，生存于各种社会关系，也有七情六欲，这些都构成媒介信息的‘缓冲体’，而这些‘缓冲体’(buffers)或‘过滤器’(filters)，把媒介的信息加以解释、扭曲、压抑，信息一旦到达受众身上，已经和原来面目不同了”。

虽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提出了受众对信息进行主动“解码”(Decoding)的三种立场更是体现受众主动性、能动性的理论结晶，因此。有人提出了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形成究竟有多大影响力的问题。虽然，我们不能回到“魔弹论”的老路上，但在当今信息交流高度发达，人们对信息依赖程度在逐步加深的时代背景下，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的重要建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戴维?莫利(DavidMorley)和凯文，罗宾斯(KevinRobins)所说的，“不应过高估计媒介消费者个人随意评说传送来的节目的自由。即使他们有这个自由，他们选择重新解读的节目也局限于势力强大的媒介机构建立的‘菜单’之内。再说，这些节目通常制作成‘更倾向于’某种解读的样子，从而即便人们永远也不会同意这种‘解读’，也诱使观众以某种特定方式‘领受’该启示。”。

综合来看，媒介信息对国际舆论的影响是明显的。在短期内，受众从媒介上获得了认识外部世界的信息，知道了超出自身经验范围之外的人和事；从长期来看，受众在获得信息时。也会受到媒体对信息如何解读、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影响受众自身对事物的态度倾向。因此，在媒介对国际舆论倾向性形成的影响来看，国际受众是在对信息进行解读的基础上会逐渐形成自已的某种态度、倾向、意见等，只是这种影响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是一个逐渐发挥作用、不断修正的过程。这对于我们更有效的开展国际舆论营造和引导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三、媒体言论和报道倾向与国际舆论

国际舆论的生成和发展与大众媒体有着明显的内在关系。对此，我国大多数学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国际舆论就是指国际媒体的言论，因为在国际事务上，大众传媒扮演的角色最为重要。

一方面，大众媒体是国际舆论生成的主要载体和传播渠道。在媒介化生存的当今世界，传媒技术的发展以及传媒信息的传播极大地扩展了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和范围。从早期的印刷媒体到电子媒体再到当今的数字化媒体，它们不仅时刻在向人们构建“拟态环境”，而且其发挥的作用在逐渐增大，人们对外界世界的了解越来越依赖媒介机构，以至于将“拟态环境”等同于客观环境本身。“在这种由媒体构建起来的‘拟态环境’基础上，媒体决定了人们关注什么，决定人们从哪种角度看待问题和用什么逻辑来分析问题”，因而国际舆论的媒介化特征就愈发明显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谁支配着媒介，谁就控制着媒介话语权；谁支配着媒介话语权，谁就拥有掌控国际舆论的主动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舆论全都负载于大众媒体之上，国际公众通过其他方式表现出来的对国际事务或对某一，某些涉及民族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态度、意见等也是国际舆论。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态度调查项目”(thePewGlobalAttitudesProject)每年就全球范围的若干重大问题在很多国家进行舆论调查，年度报告。当然，对于能否将舆论(包括国际舆论)简约为个人层次上的意见聚集曾有争议，但目前人们普遍倾向于将舆论调查测量出的意见作为舆论的一种呈现方式。

另一方面。国际媒体言论和媒体对事实报道的方式及其倾向直接影响受众对国际问题、他国事务的认识。虽然对媒体传播效果的认识不能回到“魔弹论”的老路上，但大众媒体对受众态度的影响一直是相当明显的。从国际舆论形成角度看，大众媒体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国际事务的知识结构，而且也改变了国际公众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方法和思想过程，并促使人类社会由相对分散、孤立的发展逐渐走向相互依赖与融合，从彼此陌生到相互有所了解。传播学理论中“启动效应”、框架作用以及议程设置能力等，就明确指出了大众媒体言论和大众媒体对事实报道方式和报道倾向对国际舆论倾向性的生成和发展趋势的内在关系。

国际传播论文篇4

少林寺作为中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知名品牌，在世界范围内可谓声名远播。当然，无论是今天的少林寺，还是它的当家住持释永信，都从未离开过各种评价的漩涡。显然，少林寺的国际名望与释永信出家少林俨然是两条并行的线索。漩涡的核心就是：少林寺可谓“传播有道”，那么传承是否亦“有道”？少林寺或者可以算做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彼此攻击对方的当代“标本”。溯本求源，释永信的一些观点，将从一个侧面揭示其中的玄妙，不妨借用释永信著作《我心我佛――释永信方丈禅语录》中的一个章节名称“入世禅机”，来总揽这些观点。

保守就是创新，创新就是保守

有人诟病少林寺二十几年来的发展模式，认为千年古刹一改传统佛教庙宇的清静，过于“入世”，“寺将不寺”。也有人称之为“创新”，换言之，现代的宗教存在模式必将不同以往，变化是必然的。处于争议中的释永信表现得非常平静，在他看来，这种争议是没有存在的前提的。他以中华文化传统为基点，进行了以下阐释：“我自认为是坚定的保守者，因为我们的传统，蕴涵着创造性地应对现实人生以及社会、自然问题的智慧资源，对我们来说，保守就是创新，创新同时就是保守，一禅一武，一动一静，出世入世，保守创新，都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和选择的。它们从来不是二元论，而是一回事，没有分别。”[4]

他的回答似乎进入了循环论证的“怪圈”，而如果把这一观点与当代法国著名汉学家佛朗索瓦・于连在其《论效力》一文中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阐释，就会发现有异曲同工之效。于连认为，当西方人直面某个“局势”，并强制性地约束它时，为的是改变它，中国人则陪伴着它，和它结为亲密伙伴。在后者看来，所谓“效力”之精髓便是“顺势而为”：“势”乃一切，唯设法竭尽之[2]。

鉴于此，对于争议双方而言，其思维之起点是西方思维模式。文化“传统”就是我们面对的某个“势”，当其在传播过程中面对某种问题时，将作为我们的对立面：传播与传承出现抵牾时，只能是一种二元的选择题。追随前者，强调传播之策略与效力，为此对文化做出调整，谓之创新；反之，追随后者，强调文化之传统与本源，竭力维持文化之“应有面貌”，谓之保守。这样，“改变”成为创新的本质，保守则是“不变”。“改变”就是西方近现代史中的“关键词”。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不存在这种“保守”与“创新”的对立，或者说两者是“亲密伙伴”，强调彼此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这便是释永信的“保守就是创新，创新同时就是保守”。在释永信看来，少林寺的今天与昨天没有什么不同。“顺势而为”是一切发展之趋势，其中势必有“创新”，而这“创新”是“保守”的自然表现：“因为我们的传统，蕴涵着创造性地应对现实人生以及社会、自然问题的智慧资源”，不是“勉强为之”，更不是“急流勇进”。所以用西方思维模式来理解这种“变”与“不变”的关系，动辄倒向一边的观点于他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少林寺今天之影响力与存在模式，就是这座千年古刹的“自然之道”。

如此来看，释永信并不存在一般人关于保守与创新的困惑，因为中华传统之智慧使他没有这种西方式的困扰：一切关于少林寺文化之国际传播的误解或许正是这种传统智慧缺失的结果。

传播作为传承的有效渠道

“禅武合一的少林功夫是中国佛教乃至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人类理解与和平的方便法门，而扩大对外交往，也是保护少林千年法脉传承的有效途径。”[4]“让少林文化走向国际，将少林弘扬为响亮的中华文化品牌，最终形成以少林寺品牌为核心的文化产业，这样才能确保中华文化的弘扬，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4]

在释永信看来，正如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一样，无论是少林文化的传承，还是中华文化的复兴，都离不开文化的传播，离不开文化影响范围的扩大。换言之，传承就是传播，传播就是传承。传播与传承从字面上看，都包含了“传”的因素，其区别在于“传”的范围：传播指向更广泛的范围，尤其是对于不同的文化群体；传承则指向一个既定范围，指向一种代际传播。所以，传播与传承的关系可以描述为：更广泛的传播有利于文化的保有与不衰。文化，尤其是作为一种建筑于群体之上的文化，其群体基础是其存在的依据，而传播或传承都是群体互动的重要方式与渠道。文化的“传”是在既定范围内，还是更任意的、更广大的范围，无疑都是这种文化拥有更广阔与坚实的群体基础。所以，“传”是文化的生命所在。从这个角度看，传播与传承没有质的区别；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之间做一个区分，那么今天，我们更关注的是传播，一个更大范围的“传”，传播作为传承的“有效途径”。无独有偶，著名文化学者Hall对于文化与传播的关系也进行了类似的描述，那是他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Culture is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is culture。”“communication”可以译作“交际”，也可译作“传播”，两种译法紧密相关、互相补充。Hall认为文化作为与某一群体息息相关的符号系统，其起源、发展与传承离不开交际或传播；反过来，交际与传播受制于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有效的交际或传播。

那么，少林寺是运用什么有效的传播策略，做到“传播有道”呢？释永信认为这是“少林功夫”的重要特质――“方便法门”。从佛理上讲，少林功夫与一般中国武术不同，它首先是少林禅宗的一种修行方式，故为“功夫”，而不是武术。“功夫”是佛教的专门术语，与修行、修炼密切相关，首先建立在基础之上。应该说功夫涵盖了武术。不过对于一般俗众而言，恰恰是“中国功夫”、“少林功夫”、“功夫”作为中国武术的代名词传遍了世界各地。“功夫”、“武术”，暗合了不同文化群体对于“强身”、“个人修炼”等生活方式的一种追求与表达，所以，它可以非常有效地克服不同文化间可能的壁垒与隔阂。而随着“少林功夫”的传播，其背景中的少林文化也就水到渠成地传播五湖四海。所以，少林寺成功的传播策略中，“少林功夫”是一种“方便法门”。在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中，近似语策略与这种求同策略相似。近似语策略尝试用笼统的、模糊的策略，尽可能消除不同文化间的差异[1]。“少林功夫”之所以是“方便法门”，在于它首先没有过于强调其宗教内涵，没有强行纠正已经在国际上传播已久的“功夫”、“武术”等同说。

关于传播手段,释永信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佛教都是运用最先进、最现代的传播方式。佛教在中国最早用纸，抄经抄得洛阳纸贵。佛教界也是在中国最早运用雕版印刷的。刻碑建塔就更不用说了。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一座塔就是一座广告牌，彰表高僧大德一生的修持成果。”[4]今天，少林寺从建立互联网网站到少林功夫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武僧团的世界巡回演出到俄罗斯前总统普京与各国政要的频频造访，在传播手段上，今天的少林寺显然走在了诸多佛教寺院，包括国内其他文化管理机构的前列。在释永信看来，这一方面是佛教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当代科技、社会发展的结果。少林寺的发展正当其时。

传播中的控制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如何保持文化的原创性、系统性和历史性，也是我们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创新必然不同于“妥协”，不同于文化本质的扭曲与变形。文化传播的真正价值在于不同文化的碰撞，所以是否保持传播中文化的应有特质，是否对其进行“控制”，将直接影响文化传播本身的品质与结果。传播中的控制其实也是一种重要的传播策略，只是相比于一般而言的传播策略，它更强调传播内容的掌控，而不是传播的具体策略。

“少林寺不只属于少林僧人，也不只属于河南，它属于中国，属于世界。但是不能因为它是世界的，就可以盗用。作为传承人，如果失去了对它的控制，少林文化的传承文脉就会中断。”[4]释永信不回避在少林文化大力传播的今天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频频出现：“假武僧团”频频出现，“少林”品牌漫天飞，“少林寺”牌火腿肠也出现了。“控制”就是释永信应对传播中“杂音”的具体举措，像将少林寺注册为品牌、申请“少林功夫”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都是他进行的针对性工作。当然，这些强调传统的具体举措仍然让一些人不安，因为它们本身又都是现代社会体系中的操作手段，尤其是把少林寺注册为品牌这一现代商业操作模式。对此，释永信认为：“我们希望通过现代的商业理念，更好地弘扬佛教文化。”[4]换言之，手段的商业化并不妨碍佛教本体的非利益性，“我们强调奉献精神，聘请的职业经理人都是佛教信徒，不追逐利益，公司只是一个载体和手段”[4]。

结语

通过对释永信若干观点的分析、梳理，少林寺文化之国际传播的基本模式“浮出水面”：这里既有宏观的关于文化保守与创新、传播与传承的理论建构，也有具体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与文化“控制”的具体举措；这里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智慧，亦有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结晶。这本身就是多元文化交流的硕果。综观世界，将传统演绎得如此丰富和充满生机，少林寺恐怕当位居前列。如何理解当代社会里中华文化之国际传播，少林寺显然可以作为一个具体而微的模式与参照。究其核心，我们认为还是开放的文化态度：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历史性、地域性和偶然性，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智慧、资源与启示。前者强调文化之平等，后者强调文化之特质。态度决定一切，释永信的成功与他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佛教经典的阐释，以及现代社会的理解，无不来自他更深层次的开放态度。这种态度当是一切文化发展与繁荣的本源，当为人类所共享、共有。基于这一点，文化是相通的。

（本文为2011年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项目名称：汉语推广中的中原文化国际传播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1B508）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472.

[2]乐黛云,李比雄.跨文化对话――中法文化年专号第17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90-195，258-263.

[3]姚新勇.世纪的焦虑：全球化、文化认同、中国、民族主义［J/OL］.北语新闻网.news.blcu.省略/detail.asp?id=879，2002.04.28.

国际传播论文篇5

二、国际新闻传播与媒介素养

国际新闻顾名思义是跨越了一国国界的新闻，它是国际传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国际新闻的形态，学界有以下主要观点：一种是把对发生在本国之外的新闻事件进行的报道视为国际新闻，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世界新闻观”，这种观点为中国媒体界普遍认可。我国家喻户晓的《新闻联播》节目里设有的“国际新闻”栏目，就是“来自外国的消息”。《人民日报》里的“国际版”也是关于中国以外新闻事件的报道，这些都属于国际新闻的范畴。照此理解，最地道的国际新闻莫过于《世界新闻报》、《环球时报》等专名媒体。另一种是把对外宣传视为国际新闻，可以称之为“对外宣传观”。这方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做法较为典型。属于这一类型的还有《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上述各单位的英文网络版以及一些其他英文报纸（如Shanghai　Daily）和电视英语新闻节目等。把上述媒体的新闻传播视为国际新闻传播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的传播对象是国外，而对外国受众来说，这些信息都来自本国之外，自然是国际新闻，尽管都是关于中国的报道，更何况上述媒体都有“名副其实”的关于世界性事件的国际新闻报道。还有些学者把全球性的新闻报道视为国际新闻，认为国际新闻传播实际上是世界性新闻媒介机构从世界各地采编信息，并向“世界受众”传播的活动。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国际传播观”。按照这种观点，新闻传播的主体，即媒体，不属于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而是不受任何政府支配的跨国媒体，而受众也不限于某一地区或国家，是国际受众群体，这一观点是信息全球化的具体体现。基于这一观点，诸如CNN、BBC一类世界媒体一般所传播的新闻皆属此例。从以上三种观点中不难看出，“跨国界”是国际新闻传播的显著特征。不管是“世界新闻观”、“对外宣传观”还是“国际传播观”都强调新闻传播活动的世界性或国际性。相比较，从传播方向上看，“世界新闻观”和“对外宣传观”都是单向的，前者是“引进来”，后者是“传出去”，而“国际传播观”则是交互的，既有“引进”又有“外播”，新闻传输的范围更为广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传播观是国际新闻的广义范畴。采取这种广义的国际传播观，有助于构建全球化的信息交换平台，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在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要融入世界，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媒体自然肩负着对内传播世界信息、对外宣传中国的双重责任，以便让中国了解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中国。与此相一致，我国国际新闻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也必然具有双重性：对国内受众主要是做好“报道世界”的工作，对国际受众则要履行“宣传中国”的职责。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工作者的特殊使命。从结构上来讲，国际新闻作为新闻传播活动的一种，必然具有所有新闻活动的一般属性，即新闻性和大众传播性。除此以外，因为国际新闻是跨越国界的新闻传播活动，那么还应具有涉及不同国家文化交融的跨文化性。新闻性。新闻性本身包含大众性，但新闻又不同于诸如电影等其他大众传播内容，因而这里专门与大众性区别开来。把新闻性作为第一要素提出来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新闻性是国际新闻传播的根本属性，是它赖以存在的前提。国际新闻可以有不同的形态，但哪一种形态都离不开新闻这个中心。这就是说，国际新闻从业人员首先必须是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新闻业务所要求的一切基本素质。大众传播性。新闻传播依赖的载体是大众传媒，因而必然具有大众传播性，这对于国际新闻传播也不例外。任何形态的国际新闻都具有大众传播的一般属性，例如传播要借助于大众媒介工具、新闻受众具有广泛性、不确定性、自主性等特点，所传播的新闻信息要有实效性和可信性等。这就意味着国际新闻工作者必须能够熟练运用大众传播工具，认识大众传播的内在规律和特点，并熟知大众传播的各种方法和技巧。跨文化性。按照“媒介文化”（mediated　cul－ture）研究的观点，“新闻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新闻文化是一种传播文化和文化传播”。如前文所述，国际新闻是跨越国界的新闻传播活动，这就必然涉及不同文化背景人员之间的交流，即跨文化交流，这一特点决定了从事国际新闻传播的工作人员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工作者，而且还是跨文化传播者。因此，国际新闻传播还具有跨文化的特性，这一点是国际新闻区别于一般新闻活动的特殊属性。总之，跨国际、跨语言、跨文化的性质是国际新闻的特殊性，它决定了国际新闻工作者除了具备一般新闻业务的基本素养外，同时还必须具备跨国际、跨语言、跨文化的媒介素养。

三、跨文化传播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国际新闻传播是跨越国界的信息流通，这种传播活动的载体是新闻信息，但其实质却是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传播）的具体表现形态之一，在传播过程中承载着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所谓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交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信息的编、译码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交际就是跨文化交际”。国际新闻传播主体，即作为信息发出者的新闻工作人员，将异国的新闻事件通过一定的文化视角进行解构、编码形成“国际新闻”，再将其传输给作为信息接受者的本国受众，这一过程正是一个交互的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编译码过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际新闻是通过大众媒介进行的跨文化交际。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一种，国际新闻传播活动具有跨文化交际的一般属性，即在新闻信息传播过程中涉及到不同文化和语言的交流与转化。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和文化的恰当交流与转化成为国际新闻传播是否有效的关键因素。不同的文化和语言都有其独特的传统。了解各国文化尤其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从事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前提。一些文化研究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中人们交际的目的是“贯和”，通过谈话融洽关系，言语表达比较委婉。而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中人际交流的目的是“个人本位”，在于通过说服、规劝来伸延自我，言语表达上比较直接。这一点体现在对应的语言及其使用上也有差异。语言文化的差异往往表现在实际交流中。在东方特别是中国，语境对言语行为的影响很大，同样一句话在不同的语境下意义会大相径庭，这也就是所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理。而西方人在很大程度上靠清晰的言传，语境虽然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与东方相比还是相对较弱，也就是为什么西方人更注重“face　value”，即相信言语本身。

与此相似的是，在汉语、英语篇章结构对比分析中我们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中国人在谈论某一问题时，不是直接切入主题，总是经由一个次要到主要，由相关背景信息到话题发展的过程。人们在向别人提出要求时，总是先陈述原因、背景，以使对方有个思想准备，引起对方同情和理解，之后才提出自己的具体要求。西方则相反，他们径直提出要求，开门见山，对原因的陈述则有可有可无。对于国际新闻传播来说，哪些跨文化因素制约着传播效果呢？实际上，文化差异存在于国际新闻传播的整个过程。我们以中美文化差异为例，从传者、传播方式和接受心理这三个方面来分析。首先从传者来看，由于新闻传播主体———新闻记者是有意识、有思想的人，导致新闻信息传播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新闻记者本身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中美记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所持有的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这就会反应在新闻报道上两者选用的视角和叙述方式不同，最后有可能导致同一新闻事件不同记者的报道却会使受众得到不一样的信息，这一点在国际新闻报道特别是有关国际政治事件的报道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这当中除了新闻记者本身的偏好所致以外，更多的是不同文化和价值取向所使然。其次从传播方式来看，中美属于不同的文化语言体系，因而在叙述结构、语言习惯和表达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也反应在新闻传播活动之中。根据文化语境的相关理论，中国文化属“强势语境”，所传播的信息很多情况下不是靠传者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是靠听者“悟出来”。在交流方式上，中国人一般重含蓄，忌直言。在表达风格上，汉语讲究工整对仗、和辄押韵等技巧。与之相对，美国文化属于“弱势文化”，传播的信息主要靠传者明白地说出来，而不是靠听者“悟出来”。在交流方式上，美国人喜欢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在表达风格上，英语一般讲究简洁、明确。最后从接受心理来看，由于不同的认知习惯，中美在传播取向上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人受几千年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重视社会关系、和谐统一，因而倾向于采取集体取向的主导模式。与此相对，美国人更注重自由平等和个人价值，所以倾向于采用个体取向的主导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同一新闻事件的报道，中国记者的视角可能更突出集体观，而美国记者的视角往往会从个体本身出发。

国际传播论文篇6

这种文化调适主要包括两个大的方面:

一、就广告自身的内容而言,国际广告传播要充分注意不同地区的文化对国际广告的语义、语音、形象等具有不同地要求和禁忌

首先是语义上,国际广告的文字撰写者不仅应注意不同语言之间的表面区别,更应注意文字是否符合当地习惯。如弥尔盖特・帕尔莫利夫公司选用CUE作为牙膏的牌号,而CUE一词在法语国家的习语中却是“屁股”的意思,这就显得有粗俗、猥亵之嫌。其次是语音上,国际广告词的语音要符合广告对象、广告地区的发音习惯。如跨国公司在巴西南部推销一种叫“山露”的饮料时,却发现该饮料的英语发音“Mountain Dew”在当地竞无人能够念出,以至这种饮料最终无人问津。再次是广告形象、图案设计上要避免与当地的习俗、信仰冲突。日本索尼音响曾在泰国做过一创意广告,广告中佛祖释迦牟尼随着索尼音播放的音乐节全身扭动起来,后来居然睁开了慧眼。这一广告一播出就遭到泰国佛教徒的强烈抗议,最后只好停播,并赔礼道歉。当然,广告的内容不止于此。广告作为一种符号,还具有更深层的意义。根据符号学的理论观点,广告同样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能指和所指。能指表现为声音和形象,是广告符号的物质形式;所指是指由这种声音和形象在人心理所引发的概念,例如阿尔卑斯奶糖使人联想到情人拥抱的甜蜜,舒肤佳使人联想到健康卫生,法国香槟酒使人联想到浪温古典。在广告的所指层面,国际广告所指意义的确定也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的文化的影响。一则成功的广告不仅在于它对商品的实际功能的介绍上,更在于它能够从商品本身延伸出某种与当地流行的信仰、追求、价值观相吻合时,往往就可以对广告宣传起到很好的推动效果。如法国鸡尾酒人头马的广告口号“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满足了国人追求吉利的思想;1998年百事可光的广告中,郭富城身着蓝色礼服,唱着“唱这歌”、“一变倾城”,以其活力无边外形和矫健的舞姿演绎百事“百事一代”、“新生代的选择”的主题,契合于国人追求青春活力的时尚观念。这两则广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国际传播论文篇7

3．事件营销举办公益和慈善活动是国际油服公司事件营销的主要方式。例如，哈里伯顿连续多年举办慈善高尔夫巡回赛，筹集善款用于孩子、妇女公益组织，并且每年在多个地区的公司发动员工捐款帮助公司所在社区，与所在国公众及社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贝克休斯公司每年赞助并参与春季徒步活动来支持怀孕妇女享有健康孕期的社区项目，并赞助美国糖尿病协会的徒步活动以提升民众对糖尿病的认识和关注。这些活动的举办，借助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大幅提升了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塑造了负责任、奉献和回馈社会的企业公民形象，达到了其他商业推广手段难以达到的宣传效果。

4．人员推销人员推销是最为传统及广泛使用的营销方式之一，具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需要面对面接触；二是能培养与对方的感情；三是能了解对方最直接的反应。对于人员推销，国际油服公司通常是在新产品或新技术问世后，派出团队主动向甲方进行推介。在建立客户的偏好、信任及促成其行动时，人员推销是最有效的工具，通过人员推销能直接建立与目标客户的关系，为下一步构建业务关系奠定基础，是实用且有效的营销推广方式。

二、新型营销传播渠道覆盖面广，便捷快速，顺应潮流

1．搜索引擎营销搜索已经成为了现代人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手段之一。搜索引擎营销最主要的工作是通过了解搜索引擎自然排名机制，对网站进行内部及外部的调整优化，改进网站在搜索引擎中关键词的自然排名，更多地挖掘企业的潜在客户。国际油服公司非常重视搜索引擎营销。以油田服务中的钻井液服务为例，用谷歌和百度两个搜索引擎搜索“drillingfluidsservices”，搜索结果首页如图1和图2所示，其中，斯伦贝谢在谷歌中排名第一、在百度中排名第二，贝克休斯在谷歌中排名第二，Newpark公司在谷歌中排名第三、在百度中居于首位。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国际油服公司注重对公司网页的搜索优化，在搜索中的自然排名领先，通过排名增加了公司的曝光率，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潜在客户，达到企业品牌及产品推广的目的。大多数从事国际业务的中国油服公司缺乏搜索引擎营销的意识，通常英文网站结构简单，内容单薄，信息量小，页面设计平淡，更新滞后，页面对用户不够友好，在搜索引擎中的排名大幅落后，很难通过两大搜索引擎轻松找到中国油服公司，可能导致知名度本来就不高的中国油服企业丧失一些商业机会。

2．社交媒体营销国际油服公司利用多种社交平台，将产品、服务及公司动态快速地送达关注者，并跟进反馈、保持互动，不但与用户建立起了超越以往的紧密关系，强化了用户对品牌的记忆，而且能通过互动了解潜在的客户需求。例如，哈里伯顿在公司网站为社交媒体开设了专门网页，Facebook、Linkedin、Twitter等所有流行的社交媒体一应俱全，在Facebook等平台上进行公司信息的和分享，在全球排名第一的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上设立了公司频道投放宣传视频，还开设了专门解决问题的博客SolutionBlog，通过与关注者探讨并征集深海、非常规以及成熟油气田勘探开发的复杂问题，了解用户难题，展示技术实力，挖掘潜在客户，有针对性地开展营销，促使营销工作更加精准。斯伦贝谢开发了移动应用客户端OILFIELDTITLE、OILFIELDGLOSSARY等，为用户提供免费的专业工具，不但体现了公司的专业能力，满足了用户需要，而且看似免费的客户端在被下载和使用中发挥了公司品牌宣传的功能。贝克休斯也通过Facebook、Twitter、Linkedin和YouTube四种社交媒体与关注者进行互动，在Twitter、Facebook上即时新闻，让关注者及时了解公司动向，保持用户的活跃度，在YouTube上传特色技术以及安全规程等视频短片，持续进行公司技术以及企业文化的推广。

3．线上商城营销由于石油装备、配件及材料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实体销售仍是主流渠道，但提供线上购物，为客户提供了简单、便捷的第二种选择，不失为是对传统销售渠道的有益补充。线上购物简化了采购流程，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贝克休斯已经进行了在线销售的尝试，从公司网站主页可直接进入在线商店，在线商店为客户提供了共6类超过1000种的配件，还提供公司培训课程及书籍的销售。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线购物，发展网上渠道，顺应了人们购物习惯和偏好的变化，拓宽了销售渠道。

三、结论和建议

国际传播论文篇8

一、引言

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在汉语国际教学中，汉语教师除了具备牢固的语言知识外，更需要具备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对外汉语教学实际上就是一次次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教学效果的有效性，取决于汉语教师的跨文化的交际能力。而人际交往功效的优劣是受诸多因素制约的。不同的文化背景、接受教育的程度、社会经历与兴趣爱好、认知水平等等，势必影响着汉语国际推广中的跨文化交际与汉语言教学，势必制约着每一位汉语教师的交际能力。而语言和文化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从事汉语国际推广的工作者，需要把相关的交际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理论体系的学习放在首要位置上，不仅仅是熟知汉民族的文化习俗，还需要对来华留学生的母语文化有一种包容姿态，从细微之处遵守言语交际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跨文化交际中更好地发挥交际言语的信息沟通、自我认识和人际协调的诸多功能。

二、跨文化沟通中的误区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语言和非语言及文化影响方面各不相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外界的认知必然存在着很多差异。跨文化沟通，最重要的是要对对方文化的了解和认同，能够在沟通中对对方的编码和解码求同求异，这样才能够保障沟通的畅通性。从对外汉语教学师资选拔与培训方面看，我们更多的是强调教师如何掌握中华才艺，如何把自己国家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等烂熟于心，而在了解他国习俗或文化方面一直是一种忽视甚至是无视的态度。这种状态明显会影响到跨文化交际的效果，因此分析归纳跨文化沟通中的障碍与误区很有必要。

（一）思维模式

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就是特别重视直觉感受到的东西，并且在人际交往中常常以自己的感受“以己度人”，那就是思维的整体性与统一性。有人认为汉字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相联系的文字，为中国人擅长形象思维提供了便利的参照工具。

按照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语言决定论”，即一个人的思维完全由母语决定，因为一个人只能根据其母语中编码设定的范畴和区别定义来认识周围世界。而中国人的直觉感受与形象思维又恰恰是依赖于客观世界的，所以我们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表象定势。这种表象定势带来的先入为主，忽视了个体差别，从交际活动开始就带着明显的固化模式，这样的思维定势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与汉语言教学的效果，造成跨文化交际的种种失误。主要表现在：

1.文化差异导致误解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现在社会用语方面，就是语言的表达方式是本民族早已习以为常的交际模式。而这种模式在跨文化交际中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体在交际时出现误解或失误，达不到预期的交际目的。比如中国人的好面子吃完饭抢着付钱、在车上抢着买票等等行为举止，在外国人眼里是非常不文明的行为。外国人擅长契约制，在外出就餐或旅行中奉行AA制，所以通常不会发生各自抢着付钱、买单之类的肢体碰撞的行为。再有因为认知范围的局限性，导致一些个体无视跨文化者之间的差异，盲目类推，或自高自大，总是设想自己的文化高于其他民族的文化。这些都是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

2.交际界定导致语用失误

在跨文化交际时，交际者对对方的文化掌握得不够全面，就会造成语用失误。比如，中国人习惯询问他人的年龄、工资、婚恋状况、所购物品的价格等，自认为是关心或喜欢与对方交往才会如此表达。而许多异民族认为是自己的隐私问题，不宜在社交场合公开谈论。这方面在对外汉语教材语料使用中，也是一种普遍现象，西方人则对此很敏感，甚至反感。在与学生交往过程中，汉语教师往往会热心提醒学生衣食住行方面的注意事项，而作为成人的学生并一定领情，甚至觉得教师过于干涉他们的个人行为，或小瞧了他们的判断能力与自理能力，从而引起不快。

3.角色意识导致语用失误

中国传统教育中，师道尊严使得教师的角色一直是处于被尊敬的地位。师生之间的交流基本是导师引导、W生回答这样的模式，课堂一切进度与环节都在教师的掌控之中。而在汉语国际教学中，这样的格局并不能适用于任何课堂。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来华留学生，或是国外中学大学的汉语课堂，学生们对待汉语教师都是尊敬的，但是在教学过程中，他们积极学习的态度，往往会不停地打断教师的讲课程序，影响教师的讲课进度，学生会因为刚刚听课过程中自己没有理解的问题随时发问。针对这种情况，一部分教师能够及时调整心态以应对这种自由开放的互动式教学，与学生迅速建立起合作友好的沟通关系，创设愉悦轻松的教学课堂。而另外一些教师则始终坚守自己的教师身份，从表情到身体语都流露出一种“为何要打断我的讲课秩序”的情绪来，甚至有教师说出：“这个问题我上节课已经讲过了，你不认真听讲或者你就没来听课，跟我没关系”等诸如此类的怨言来，严重影响了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就失去了建立合作关系的良好契机。

（二）语用差异

在跨文化交际中，同一种语用表达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中往往有不同的含义。人们能够容忍对方语音的缺陷或语法的误用，但对语用的失误，人们常常把他归结于不礼貌或不友好，甚至认为是粗鲁和恶意的自然流露，因为各自民族或文化群体固定的文化模式制约相互之间的沟通与领会，甚至会带来一定的冲突，产生尴尬的局面，直接影响到交际的效果。

以一种包容的姿态对待所有的异族文化，语用失误就会大大减弱。我们应当承认，本民族文化中视为阳光的、正义的，也许不能被另一种文化所理解。因为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绝不可认为自己所处的价值标准是先进的，而另一种价值标准是落后的。每当交际双方编码与解码出现偏差，交际活动中语用失误的发生就不可避免。

1.称呼语的误用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说话方式或语言使用习惯上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些差异，意识不到文化因素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就会不自觉地受到本民族语言使用习惯的影响和干扰，在跨文化交际中就会犯“文化错误”，让对方感到迷茫或困惑，甚至引起相互之间的误解。不同国家、不同种族，面对的关系图式基本一致，称谓方式大同小异。但不能小瞧这“小异”，这可作为一个镜像，折射出不同国家在文化上的差异。比如汉语中由词头“老”构成的称呼语，老王、老李、老刘等等是表示对对方的尊敬，后来由此衍生出“老外”这个词语，统称外国人，在实际使用中并不能外国人愉快地接受。早在2000年毕继万先生就这个词语的使用专门发表文章，明确提出：“老外”一词还是慎用为好[1]（毕继万，2000：35）。但是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并不受外国人欢迎的称呼语竟然进入部分教材，让留学生很无奈，在教学中往往需要花时间去解释。2007年东南大学还出版了一本《老外在中国》的汉语教材，网络媒体方面也出现英语脱口秀“老外看东西”，“老外在中”等等栏目，而中央电视台首个以外国人为主体的纪实性专题节目的名称却是《外国人在中国》，语体很正规，很得体。笔者认为“老外”一词还是得慎用，它仍旧是一个值得商榷的称呼语。

2.问候语的范围

问候语是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的言语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问候语表面看是一种礼貌语的使用，似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它传递的信息是潜在的，表示双方的友好关系的建立或延续。汉语的一些询问式的问候语常常因与对方文化因素的差异，造成一些本不该发生的误会。比如，你到哪里去？你吃了没有？今年多大啦？你家里有些什么人？你的爸爸收入高不高？你的妈妈为什么不工作？你怎么还不结婚？等等诸如此类的询问语，让大部分留学生觉得中国人喜欢探听隐私，甚至觉得很不舒服。再有，在教学中当请学生介绍“我的家”之类的话题时，有的教师非得纠正学生表达中的“我家有爸爸、妈妈、哥哥、我，还有小狗皮特”这样的句子。在西方人眼里，小狗就是他们家庭的一分子，自然是“我家”的一个成员。再有，汉语教学中，我们也常常面对这样的句型练习：你好，好久不见，你的身体好吗？我很好，你呢？……其实这样的句型是英文翻版，并不是汉语的常用问候语。达到较高汉语水平的留学生很快发现，在与中国人沟通中，中国人并不喜欢这样的问候语，大多数中国人与普通人交流时并不是很乐意把自己的身体状况做为一个话题来谈论。诸如此类的问候语，在汉语教学中，我们主张求同存异，尽量使用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语句，以确保交流的质量。

3.态势语的界定

在人际交往中，交际者的风度美、气质美、形象美等等，都必然给对方留下良好的印象。因此态势语的运用不是一般的信息传递，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沟通，一种情绪和情感、态度和兴趣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感应，是语言交流的最好补充，而且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沟通手段。在人际交往中，人与人间隙大小取决于沟通情景及交际对象的关系。交际距离远近又受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习惯、性别、政治地位的影响，因而人际交往距离的远近就有不同的观念。比如，中国人为了表示彼此的亲近，长辈在夸赞对方孩子的时候，伴随的体态语常常是抚摸对方孩子的脑袋或搂抱孩子等动作，这在欧洲人眼中是不尊重孩子的举动，因为他们的传统教育是，只有父母才可以抚摸或搂抱自己。未经许可，外人不得随意抚摸或搂抱对方的孩子。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必须清楚地了解什么行为是对方比较忌讳的，哪些行为是对方接受和认可的。只有正确掌握并辨析彼此文化上的种种差异，规范个人的行为举止，才能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

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需要。他认为人类对自己独有的空间表现为四个区域：（1）亲密距离（2）个人距离（3）社交距离（4）公众距离。对外汉语教学中，通常使用的是公众距离，有的教师忽略了这个界定，引起学生的不快，就会影响跨文化交际的效果。当然，人际交往的空间距离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具有一定的伸缩性，这依赖于具体情境、交谈双方的关系、社会地位、文化背景、性格特征等。只有当交际双方了解了彼此所需的自我空间及适当的空间需求，才能有意识地选择最佳的社交距离，更好地开展跨文化的人际交往活动。

三、跨文化交际与汉语言教学

在汉语国际推广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与对外汉语教学，是学者同仁需要探索的共同话题。

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理念是确认文化存在差异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跨文化交际者不仅仅是依据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选择适合自己的语言编码程序，而是同时需要了解对方与自己有关联的所有的关系。这里面包括所有的自我特征、文化的独特性与认同感，再进行双方都认可的语言编码程序。因此，研究跨文化交流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交际学、文化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理论知识，并且在汉语国际推广中加以运用。

（一）熟知各国的礼仪文化

跨文化交际的双方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了解并熟知不同的文化背景与风俗习惯已经成为跨文化交际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几年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来华留学生的文化背景更为复杂多样，对外汉语教学不再是简单面对西方人，或是亚洲人，而是同时面对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各国人。因此了解各国的风俗习惯、信仰与禁忌、尊重各国的交往礼仪、区别言语之间的差异，就显得更为重要。比如，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数字6，西方人认为是不吉利的野兽数字；俄国人偏爱的7，加纳人视为不祥之兆，在中国人的礼仪交往中也是一个忌讳数字；俄国人喜爱的3，在汉语中同样是极为活跃的数字，3在汉族文化中往往表示很多、极多，甚至是表示尊贵之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生有幸、三思而行、三朝元老、三绝韦编、三句不离本行等等。不同国家与民族对数字有着不同的喜好，因此 “在跨文化交际中慎重运用数字就显得十分重要，掌握不同民族的数字文化，可以帮助人们克服语言交际中的文化心理障碍，促进相互沟通，使交际更为顺利，人际关系更为和谐” [2]（刘光准、黄苏华，1999：137）。

（二）包容并理解异族文化

在跨文化交际中，许多事实证明，当交际双方对彼此文化上的差异了解得越多，认识得越深，跨文化交际就能顺畅进行并获得成功。所以，交际双方在文化方面的相互包容与理解就显得至关重要。

为了M足自身的需求而创造出来的本民族物质和非物质产品的总和就是本民族的文化。当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在进行持续不断的直接接触时，文化适应性便产生了。文化适应性主要体现在一种文化对于另一种文化环境的适应，有时也指文化的各个部分的相互适应。确认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超越自身文化的过程，即通过反思自身的文化价值，由民族中心主义向文化价值平等的方向转变。

跨文化交际不仅仅是从理解尊重异族文化差异的角度进行说教，而是必须从文化交流实践过程中去感知、理解并解开双方的心结，以达到包容、适应、理解的目的。洪堡特曾在探讨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时指出，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都是人类精神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自我显示的结果，语言是精神的创造活动，或者说是“精神不由自主地流射” [3]（威廉・冯・洪堡特，1999：48）。人类的跨文化交际活动都是人类精神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自我显示的结果，探求各种文化之间的微妙的心理差异，寻求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可能性，是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另一个有效路径。

（三）知己知彼，提高认同感

21世纪是跨文化交际日趋频繁的时代。重视并开展相关的跨文化交际的教育已成为世界公民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教育不仅可以帮助交际者提高文化差异的认知度，还可以帮助交际者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力求避免跨文化交际中语用失误和行为习惯的不得体。

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常常以本族文化的行为习惯来解释和评价另一种文化现象或他人的行为，用本族文化的语用规则去套用另一种文化中的语用规则，这种因语用迁移造成的交际障碍屡见不鲜。比如，汉族文化别注重面子，双方在交往过程中，无论是小到时间的商定，大到请客送礼都是要考虑面子问题的。维护自身形象和寻求他者认同是在汉族文化人际关系中显得尤为突出的一大特点。离开他者的理解和认知，自我认同就变成了自言自语，失去了意义。根据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4]（丁允珠，1998：336），中国人所讲究的积极面子包括“要面子”和“给面子”。“要面子”表示人们生活在群体当中，有被接纳被保护被包容的要求；“给面子”是鼓励、支持并满足人们对被包容被接纳被承认的需求。这种群体价值导向的文化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谋求“群体包容”，也就是通过不断地“给面子”，来满足人们的“要面子”，从而化解冲突。这种面子协商策略在中国文化群体内是有效的，一旦转移到与他者的跨文化交际中，“面子协商”由于文化的差异，不能分享面子的意义，就无法在面子问题上沟通了，这种谋求他者包容的“要面子”心理很难得到西方人的理解。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他者并不能理解主人在喝酒、请客时劝酒劝吃的那份热情都是源自于“要面子”的心理活动，往往弄得双方尴尬不已。许多民族文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文化礼仪是崇尚平等与自由的。只有了解了彼此之间的差异，才能避免让“面子”尴尬。

（四）强化文化认同意识，提升交际能力

汉语国际教师和来华留学生管理者都应增强文化差异的认知能力，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不断提高语用的应变能力，在教学中得体得当地进行交流，逐步提高汉语教学的效率。

何兆熊认为“跨文化言语交际指交际一方或双方使用非母语进行的言语交际。由于在这样的环境中所使用的第二语言总是伴随着母语的一些特征，因此称为跨文化言语交际”[5]（何兆熊，1999：243）。汉语国际教师在语言教学中需要不断提高学生对目的语文化传统的认知与认同，在课堂与课外帮助学生不断提高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克服文化的制约和语言的制约，从而减少语用失误。同样的课堂有来自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学生，他们的信仰不同，饮食习惯不同，对待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同。有一些善于谈论的学生，常常喜欢提一些话题，来了解目的语国家的社会现状，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汉语表达能力。比如，“大龄青年”“ 闪婚”“ 白富美”“ 高富帅”等等，在与中国年轻人交往中获得的新词新语，留学生往往会向教师询问。教师在教学中应客观而中性地讲解，并借此机会引出“中国人喜欢询问年轻人婚恋问题是一种民族习惯，不是打探对方隐私，而是一种关怀……”等话题，诸如此类的教学环节就是对汉文化习俗讲解的最佳契机。再比如同性恋问题，在欧洲一些国家是可以受到法律保护的，人们也是可以谈论或者持包容的态度。而对于南亚与非洲的穆斯林来说，同性恋问题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在课堂上，教师不易就这个问题多加讨论，而是借机对有关词语的理解与发音开展分类训练，从而发挥课堂教学话语策略，减少语用失误，力争国际学生彼此都能接受。因此，在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中，双文化比双语言更加重要。只有熟知双文化、多文化的差异，才能在教学中不断提高文化认同意识，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才能超越文化交流的重重障碍，以确保汉语教学的顺畅进行。

注释

① 语文建设[J].2000.11：35

② 俄汉语言文化习俗探讨[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11：137.

③ 论人类语言机构向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商务印书馆，1999.11.48

④ 初识传播理论・面子协商理论（第7版・影印）[M].1988：31

⑤ 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243.

参考文献

[1] 贾玉新.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J]外语学刊，1992（3）.

[2]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在美国，外语研究[J].1994 .

[3] 胡文仲.论跨文化交际的实证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5）.

国际传播论文篇9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注释：

① 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 Otis W，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in Organizations， Calif1980

2）Stevenson， Robert， Foreign News and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lowa State Univ Pr1984

3）（Mowlana， Hamid，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1986）

4）Fenby， Tonathan， The Intermational News Services: a Twentieth Century， NY1986

5）Bamouw， Erik，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 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 Lesie John， Current L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0

2）Merrill， John Calhoun， Global Joumalism: Journ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1

3）Garnham Nicholas，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4）Herbert I Schiller，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J1993

5）Ali Mohammadi，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1997

② 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 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 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国际传播论文篇10

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实践考察

基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推动和现实需求，我国于1982年开设国际新闻专业，逐步形成了“英语新闻”的专业培养模式。随着国家发展和国际交往的不断深入，以及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国际传播逐渐成为新闻传播学科的重要分支。经过近四十年的学科发展与理论创新，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国家顶层设计与统筹布局，尤其是、教育部联合开展的“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已经拥有十余年的培养经验；二是为满足媒体“走出去”的战略需求，特别是国际话语权和传播效果提升的迫切要求而进行的国际传播专业人才培养；三是高校自主培养，主要依托不同高校的资源和学科优势，开展本、硕、博三个层次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1.政策驱动：国家顶层设计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政策动力来源于国家顶层设计。随着2009年国际传播总体规划的出台，以提升我国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为重要内容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项目正式启动。同年，在、教育部的支持与协调下，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与中国传媒大学五所高校设立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旨在为中央级主流媒体培养国际新闻传播高层次应用型人才。2018年，教育部和《关于提高高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能力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加强和改进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新闻传播专业，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适应媒体深度融合和行业创新发展的复合型新闻传播后备人才的总体学科规划。在研究生层面，“深入实施国际新闻传播硕士人才培养项目，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提升培养质量。”在本科层面，“启动国际新闻传播本科人才培养试点工作，建立完善‘全媒体国际外语’课程体系，加强‘国情教育国际视野’的社会实践和国际交流。”在培养模式方面，“探索与境外高水平大学联合培养模式，深化国际传播相关新闻单位与高校合作，创新国际新闻传播合作办学、合作培养、合作就业、合作发展新机制。”在国家顶层设计的政策推动下，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已发展出了“国情教育融合新闻业务外语媒体实习”的立体培养模式。我国当代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定位逐渐清晰，致力于培养具有坚定政治立场、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职业荣誉感和务实创新精神，通晓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国情，了解世界局势和动向，熟悉并实践新闻传播理论、新闻传播伦理及有关政策法规，熟练掌握中文、外语新闻传播技能的高级复合型应用型人才。2.实践土壤：媒体战略需求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当前我国主流外宣媒体在人才选聘方面，一方面重视国际传播人才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外语和新闻实务等基本新闻传播知识的掌握情况，另一方面重视融合媒体技术技能的综合运用能力，以适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服务于新时代国际新闻传播任务。具体而言，媒体的人才需求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对外语新闻编辑人才有大量需求，二是对全媒体国际新闻人才有大量需求，三是对跨文化专家型人才有大量需求。3.教育基石：高校自主培养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基石是高校自主培养，主要依托的是以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为代表的本硕阶段教育，除此之外，国际传播理论创新主要依托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博士点。从学科建制层面看，我国自1997年以来设立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至今全国共有32个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从学科布局看，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呈现出以一线城市为主、以沿海地区为主、以区域中心城市为主的格局。总体而言，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城市中心沿海中心”格局，基本符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传媒事业发展的情况，以及对外交往和国际传播的现实需求，并为我国的国际新闻传播和文化交往输送了大量专业化人才。

以国家战略为导向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理念升级

当代国际传播已从全球物质交往和文化沟通的基本方式，演变为政治生态和全球治理的要件，并推动着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理念实现从“传播辅助政治功能”到“传播全面介入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转型升级。具体包括以下四点：一是从“英语国际传播”到“多语种国际传播”。随着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不断调整，国际传播进入“一国一策”甚至“一国多策”的新阶段，不仅需要培养熟练掌握中英文的国际传播专业人才，也需要逐步开展多语种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规划。多语种国别传播的深耕细作不仅需要擅长对象国语言、了解对象国国情的人才，因地制宜地传播信息和表达观点，更需要了解传播规律、掌握传播技术的“学者型”媒体从业者，依据对象国的传播环境、受众分层、媒体接触和语言习惯，制定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二是从“专业媒体”到“泛媒介平台”。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数字丝绸之路”与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提出与落地，中国企业、社会组织、民间机构和个人“走出去”也需要在社会化生产和国际劳动分工之外的国际传播层面达成有效的观念互动和文化理解。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要对接新全球化发展的时代机遇，拓展与经济发展路径相匹配的民间沟通渠道，从文化沟通层面打通商务贸易、公共外交的传播壁垒。三是从“国际新闻叙事”到“国际传播治理”。随着中国在全球媒体传播和政治经济发展中参与度的不断提升，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也需要在行动层面实现理念提升，将“话语建构”提升为“社会行动”，培养擅长讲好中国故事的“国际新闻叙事”实践型人才，培养能够通过国际传播实践，推动中国参与全球共建的“国际传播治理”专家型、战略型人才，从而在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全球传播中发挥应有作用。四是从“培养国际传播人才”到“建强国际传播专门人才队伍”。在新的全球传播生态环境之下，一般性地培养懂外语的国际新闻人才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的国际传播需求，建强这支“专门人才队伍”需要从国家战略传播和高等教育教学无缝对接的高度赋予这一领域更清晰、更准确、更符合时代要求的定位，使其与其他相似学科和专业区分开来，从新闻传播学或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中独立出来，强化其自身的特色。有学者认为，“专门人才队伍”应包括国际传播理论研究人才、区域与国别研究人才、多学科和多专业领域国际化人才及舆论斗争人才。这也顺应了当下新文科建设和学科交叉融合的大势所趋。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国际传播学学科建设的新思路

加强国际传播学学科建设是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新文科教育的时代所需，是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的战略选择，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传播理论的必然要求。+1.加强国际传播学学科建设是新文科建设的紧迫要求培养国际化人才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新文科建设的共识。2020年11月，由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了《新文科建设宣言》，提出“大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时代新人”，这也正是国际传播教育的目标和愿景。加强国际传播学学科建设有望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变革。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实践积极顺应世界格局变化大势，应对信息技术发展挑战，在全媒体国际传播方面开辟了独具特色的创新路径，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为国际传播学的引领性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当前，国际传播工作任务异常艰巨。通过交叉融合形成专业、专门的学科领域有助于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优化国际传播教育，夯实以“国情教育理论学习实操实训社会实践”为核心的课程体系，推动教育教学模式的创新，打造具有前瞻性、理论性、实践性的国际传播教育体系。2.加强国际传播学学科建设是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战略选择从学科建设的现实层面看，国际传播学学科建设具有广阔的发展潜力和战略意义。第一，在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方面，注重跨区域、跨文化、跨种族、跨体系的受众接受度这一传播效果的重要问题；第二，在加强中华文化感召力方面，注重国际传播在观念认同、情感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认同等感性层面的传播效度；第三，在提升中国形象亲和力方面，注重国际传播在执行层面强化文化接近性和文化亲近感的实际传播效果；第四，在加强中国话语说服力方面，注重国际传播在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相统一等理性叙事层面的传播信度；第五，在促进国际舆论引导力方面，注重国际传播在新闻舆论层面发挥重要的价值引导、观念引导和思想引导作用，把握文化领导权。加强国际传播学学科建设，完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体系，既是国际传播成为显学的必然出路，也是国际传播成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途径。3.加强国际传播学学科建设是构建中国学派的重要环节一方面，打破国际传播学的北美模式和欧洲模式，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学教育体系势在必行。加强国际传播学学科建设，有助于建构本土国际传播理论和知识体系，从学科基础架构的层面筑牢根基、抵御风险，开创国际传播教育的新局面。这一领域与国际学术界有密切联系和对话，跨国学术合作日益增多，有望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成为中国学派的奠基学科之一。另一方面，国际传播学是新闻传播学与外国语言文学的交叉学科，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这一交叉领域既有一批学贯中西、深耕不辍的海归学者，也有一批兼顾书斋与田野的本土专家，更有实践经验丰富、史料积累深厚的业界研究者，并且还在吸引更多从事交叉领域研究的学者加入。此外，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经济、国际法、汉语国际教育等领域的学者也在关注国际传播学，并从不同侧面开展研究。要围绕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视角进行深入研究，为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学理支撑。可见，国际传播学学科建设应积极探索“学科融合”路径。加强国际传播学学科建设，更充分地激发学科交叉的综合想象力和行动力，重新确立学科坐标，开展具有现实感的知识拓展、理论建构和国际传播后备人才培养，从而创造性地回应全球传播和全球治理的时代建设新命题。

参考文献：

[1]廖祥忠.媒介与社会同构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必须着力解决的三大问题[J].现代传播，2021（1）.

[2]张龙.新时代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的使命与作为[J].现代出版，2019（3）.

[3]张毓强.国际传播思想谱系与实践迷思[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

国际传播论文篇11

中国武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严格来讲，应该始于清末民初，中央国术馆、精武体育会等都对武术的国际传播起到了不容小视的作用。特别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的武术表演震惊四座；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十分重视武术运动的发展，中美关系解冻后，1974年中国武术代表团访美的精彩亮相，让美国乃至世界人民认识了中国武术。中国武术的国际传播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意义深远。本文拟对中国改革开放后33年间的有关中国武术国际传播的文献进行整理、分析，对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探讨，为进一步深化武术国际传播的研究奠定基础。

1 文献检索结果与分析

通过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方正”全文数据库以及百度文库，以“篇名”为检索项和以“跨文化、武术、传播”“武术、国际化、传播”为关键词，时间设定为1978—2011年的论文进行模糊检索，共检索出论文523篇；通过对1978—2011年这33年间与“跨文化武术传播”“武术国际化传播”相关的论文进行手动检索和筛选，其中与本选题相关的文献228篇，占总数的43.6%。为了使数据具有代表性和可信度，以近33年作为研究的范围，在期刊网上进行多次检索，远程检索与传统检索存在数量的差距，通过进行人工筛选和操作，避免了论文的遗漏，使研究样本更具有代表性和全面性。随着经济与文化领域的合作交流增多，从2000年开始，关于跨文化武术传播、武术国际传播的研究呈现出逐年增长态势，特别是2004年首次出现了研究的井喷，引起越来越多的武术专家、学者和武术爱好者的重视（如图1所示）。

2 中国武术国际传播研究的热点

从数量上可以看出，武术国际传播的研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学者们关注的研究角度来看，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研究论域（如图2所示），一些专家学者对于武术国际传播过程中的相关因素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这些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武术国际传播的意义与价值、传播历程、动力因素、阻碍因素和传播趋势展望等方面。

2.1 武术国际传播的意义与价值研究

在国家大力提倡文化“走出去”政策的支持下，武术的国际传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传播意义深远。陈建民[1]认为“在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阶级社会中，中国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不仅是单纯的活性物态，还是跨越生命两极的文化呈现。今天，在全球化设定的语境下，中国武术有必要参与跨文化传播”。刘树军等[2]在其论文中谈到“由于种种原因，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社会远远少于把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如何把民族文化有目的、有步骤地介绍到国外，使世界人民通过了解中国民族文化而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国，从而才有可能在纷繁复杂的民族碰撞和冲突中达成最终的相互谅解”。姬瑞敏等[3]则认为“武术虽是一种技击术，但在武术运动中处处体现着文化哲理，表现出一种处事方式……，中国武术走向世界是我们理智的选择，也是中国文化的必由之路”。崔秉珍[4]在其博士论文中说到“在中国积极构建‘和谐世界’的进程中，作为国家‘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武术国际化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骆红斌[5]认为“中华武术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是一个能够诠释中国‘和平崛起’展示中国形象的标识，是一个西方人体验中国、观察中国的视域，也是一个打造中国国家形象的利器与品牌”。对于中国武术国际化传播的意义与价值，学者们在其论述中从文化交流、缓解矛盾和冲突、构建和谐世界等不同角度都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毋庸置疑，中国武术国际化传播对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构建良好国家形象从宏观到微观都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2.2 武术国际传播历程的相关研究

对于武术国际化传播历程的研究，有助于理清武术国际化的发展脉络。邱丕相等[6]从传播学的角度对中国武术的国际化传播历程，从古代、近代和现代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张桂铭[7]则从历史的角度对武术国际化发展的历程进行了论述，着重叙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武术传播事件。朱向中[8]根据武术向世界传播的手段、形式、内容、范围、途径、特征和效果的不同，把武术的国际传播历程划分成解放前、解放后—1982年、1982—2000年3个阶段，并论述了不同阶段的特征。郑光路[9]根据郑怀贤先生生前叙述和对相关文献的分析，详细讲述了中国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期间第一次在世界性集会上宣传武术的历史。王开文[10]、雷春斌[11]、郭增麟[12]等研究了武术在各个国家的发展状况，认为 “中国武术第一次有影响地被带入美国口岸是在1847年，由那些被加利福尼亚淘金热驱使的中国矿工带去的”。 “清末至民国，大批中国人涌入东南亚地区，形成移民高峰。这一时期，许多华人华侨会馆和武术组织建立，中华武术在东南亚地区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和传播”。“《少林寺》的放映，很快就使波兰出现了中国‘武术热’，波兰的武术团体正式出现于1983年，当时的名称叫：‘中国功夫指导委员会’”。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文献进行检索和分析，依据不同的分类方法，划分了武术国际传播历程的阶段，叙述了各时期武术传播的历史事件，并对个别国家的武术发展进行了个别论述。

2.3 武术国际传播的动力因素研究

文化的多元化、合作化是推进文化传播的动力因素，当然对“他者”文化的需求和理解，更是文化传播的深层次的内在动力。目前武术国际传播的动力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化”时代背景的讨论，政治、经济、文化战略的需要。例如：张发钦[13]提出“建设‘文化中国’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建设‘文化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全面认识中国文化传统、提高建设‘文化中国’的文化自觉、大力继承弘扬中国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的交流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乐黛云[14]认为“跨文化研究是促进异质文化之间对话和沟通的一种最重要的手段，必将在21世纪文化研究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我国文化软实力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张国祚[15]认为“中国传统的武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武术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软实力要素”。邵长生[16]认为“跨文化交流，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推动跨文化交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消除中国崛起过程中种种疑虑的需要。武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应该被视为沟通中外交流的桥梁和媒介”。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特有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传播、推广优秀民族文化既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宣扬，也是为世界各国人民享有优秀文化带来的种种益处所作的贡献。武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其发展离不开传播，郭玉成博士[17]说“武术承继了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国际传播有助于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学者们对于武术国际传播的动力因素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进行了论述，而对于武术文化所要传播的对象的“需求和理解”动力因素的研究则略显薄弱。

2.4 武术国际传播的障碍因素研究

尽管武术国际传播意义重大而深远，但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阻碍和困惑，专家学者也从不同侧面研究探讨了阻碍武术国际传播的各种因素。例如：秦子来等[18]提到“随着武术与‘他者’交流内外部环境的改变，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了武术发展的自我中心主义、武术发展的自卑情结、武术内容结构的特殊表现形式、武术对‘道’的追求，以及对武术的‘误读’5方面跨文化传播的障碍”。赵岷等[19]分析了影响武术国际化的5大历史原因：1）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决定了武术发展的封闭性；2）儒道互补的感性认知体系决定了武术发展的非科学性；3）封建君主集权体制决定了武术传承形态上的宗派性；4）以伦理学为中心的认知观决定了武术意识形态上的模糊性；5）重视技巧缺乏科学指导决定了武术在修炼中的体悟性。刘同为[20]研究了影响武术在非洲发展的主要因素是：1）武术在非洲传播的环境较差；2）非洲人喜欢武术，但缺少传播者；3）非洲武联的发展工作困难重重；4）难舍的阿拉伯情节；5）非洲一些国家仍未与中国建交；6）未能很好地利用驻外使馆与当地武术组织建立联系。朱东等[21]对国际武联官员和部分武术教练员进行的调查显示武术国际化进程中不尽如人意的几个主要原因：1）缺少媒体关注，许多国家不知道什么是武术，缺乏对武术的直观感觉；2）在武术的发展过程中缺乏经费，也很难得到当地政府和来自官方的支持；3）缺少武术传统，主要体现在没有练习武术的习惯；4）在本国开展武术时，缺乏相互的合作；5）缺乏有资质的武术教学认证。袁春杰等[22]认为：在武术国际传播过程中由于传播者和接受者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各自的体育价值观，这种体育价值观的差异就是影响武术国际化传播的核心因素。在武术国际传播的过程中，语言的障碍也是制约武术发展的因素之一，无论是技击精髓的讲解，还是武术文化的传播都要遇到语言的沟通与理解问题。杨海庆[23]认为 “武术术语英译的混乱与不规范已经阻碍了武术国际跨文化传播”。佘丹[24]分析了我国从2000—2010年武术翻译研究情况，认为武术翻译存在着2个问题：1）武术翻译研究的力度和深度仍然不足，对武术翻译没有形成实际的指导作用；2）武术翻译研究的力量不足，致力于武术翻译研究的专业人员太少。上述障碍因素，已经严重阻碍了武术进一步向世界推广的步伐，如何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则是今后的研究应该认真思考的一个方面。

2.5 关于武术国际传播路径与发展趋势的相关研究

入奥是中国武术多年来的梦想，2008年武术与奥林匹克擦肩而过，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武术该往何处去的问题。由于文化全球化发展，体育全球化也在不断加剧。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武术便开始了长期的“土洋之争”，武术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在不同范围通过各种形式、途径进行不同程度的交往与碰撞是必然的。要实现在文化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的情况下促进武术文化的繁荣是每个武术人矢志不渝的目标。对于武术国际传播的未来，学者们见仁见智，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各种可能的传播路径，并展望了未来武术国际化的发展趋势。邱丕相等[25]认为：“世界文化的东移及其在中国的集结，将会给武术未来的传播提供空前发展的机会。正如深厚、博大的中国文化一样，中国武术在未来社会将大放异彩，其崛起和振兴是必然的！”陈建民[26]提出了“主体策略与受众策略、‘本土化’与‘国际化’‘和而不同’的文化诉求”等观点，立足于文化的差异性及文化的包容性，探讨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可行性。吴信顺[27]论述了中国武术所具有的养生内涵，提出了以武术养生文化的国际传播为切入点的传播新视角。来自德国的罗玲娜博士[28]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下通过实地调研得出，西方人的武术价值观在于健身、教育和审美而非技击。郭玉成博士[29]也认为“从传播学的角度，技术传播的效果是有限的，而文化传播的效果是无限的”“文化的传播是分层的，也是渐进的。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其传播也要遵循文化传播的特点。追求快速传播，并非武术发展的坦途”。于翠兰等[30]认为应加大武术适应不同文化的诉求，创编一些具有武术与文化特色，动作技法相对简单，同时具备健身性、表演性和观赏性为一体的新套路，以适应国外人群习练武术的需要。对于以孔子学院为依托进行武术国际化传播的构想，众多专家学者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述。例如：李守培等[31]从武术与孔子学院在文化传播上具有耦合性，武术入住孔子学院有助于多维度阐释“和”的理念等方面论述了武术入住孔子学院的可行性，并从文化的传播和提升中国软实力的角度提出了“由‘小武术’走向‘大武术’，形成‘大武术’发展观；文化与技术互彰，以文化为目的；传统与竞技并举，以传统为主导；技击与健身互融，以修身为旨归；武术与汉语互显，提炼‘武术汉语’教学模式”的策略。戴小平[32]提出了“应以孔子学院的办学宗旨为依据，突出人文教育的内容；重点应放在武术行为规范的礼仪和武德教育上；课程设置应包括套路类、健身养生类、徒手格斗类、短兵对抗类等内容；教材内容要注重简单、易学、见效快，采用不失武术风格特色的短小精悍的小套路或小组合的拳、械内容”等关于武术课程定位的问题。毛明春等[33]着眼于设立“关公武学院”并与孔子学院合作的思路，探讨了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文武双全”模式的可行路径。朱佳斌等[34]则论述了以国学为依托，通过孔子学院为媒介进行武术传播的模式。

由此可见，学者们对武术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持乐观的态度，普遍认为在愈加开放的世界环境下，文化的交流应该随之更加紧密。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不能仅仅依靠技术动作这种较为单一的方式进行传播，而是应该将其放在更大的文化环境下，以武术文化进行推广和交流，才是武术国际传播的正确路径。

3 对武术国际化传播研究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的统计

做任何事情，方法的选择很重要，做科学研究尤其如此。作为体育科学的探索者，必须掌握体育科研方法的基本特征，并根据所要研究的课题选择正确的方法，从而确保科学研究的可靠性。纵观武术国际传播研究，专家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运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多维度对所研究内容进行了论述（如图3所示）。

从研究方法使用的统计结果来看，关于武术国际传播的研究多采用文献资料法，通过对文献的整理、阅读和分析得出相应的结论，而较少有深入实地的调查研究。

由于国际传播方面的研究，所涉及的对象是具体的国家，而每个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国情；因此，实地调查作为科学研究体系中比较重要的环节，对正确地了解武术国际传播的现实状况，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和重要的作用。唯有深入实地，才有可能切身地感受和体会武术在当地的现实状况，对其形成整体的认识，并能够第一时间获得研究所需要的原始资料，以此发现其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而在此基础上寻找出适合当地发展的具体方法。正所谓“知己知彼”，才能在武术国际传播的路径选择上做到“有的放矢”。

4 结束语

通过对武术国际传播方面的文献进行整理和分析发现，武术国际化传播研究在数量上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并且研究的视角也愈加开放和多元。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武术国际传播的意义与价值、发展历程、动力因素、障碍因素和发展趋势等5个方面。众多学者的研究为武术国际化发展起到了指导与借鉴的作用，同时也为后人的研究开阔了视野，奠定了基础；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基于对文献的分析，从武术国际化发展的意义、必要性和策略等方面，进行较为宏观的论述。涉及到武术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历史轨迹、特征和影响其发展的内外因素等方面，尚需进一步的细化和具体。特别是深入到某一具体国家之中，掌握详细的具有一定深度的第一手资料的实证研究，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

建议对于武术国际传播的研究，应从探讨文化差异入手，比较不同文化对于武术跨文化传播的影响；采用理论结合实践的方法，了解武术在不同国家传播的实际情况，构建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不同传播模式，为武术管理部门有针对性地制订武术国际传播的战略方针提供有实践意义的借鉴与参考。

参考文献：

[1]陈建民.跨文化视野下中国武术的传播策略[J].体育学刊，2008，15（5）：25.

[2]刘树军，王苑苑.全球化与武术文化世界化发展[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6，24（1）：87-91.

[3]姬瑞敏，张建新.试论从文化视角看中国传统武术在跨文化传播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搏击：武术科学，2010，7（2）：9-11.

[4]崔秉珍.论中国武术的国际化发展[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 2009.

[5]骆红斌.武术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J].搏击：武术科学，2011，8（5）：1-2.

[6]邱丕相，郭玉成.武术在国际传播的历史、现状与未来[J].体育学刊，2002，9（6）：59-60.

[7]张桂铭.中国武术国际传播史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5.

[8]朱向中.20世纪中国武术的国际化寻绎[D].苏州：苏州大学，2006.

[9]郑光路.中国武术走向世界的序曲[J].体育文化导刊，2004（7）：63-67.

[10]王开文.中华武术在美国的传播与发展[J].体育文化导刊，2002（6）：69-70.

[11]雷春斌.中华武术在东南亚的传播[J].八桂侨刊，2002（1）：62-64.

[12]郭增麟.中国武术在波兰[J].环球巡礼，1989（6）：20-21.

[13]张发钦.“文化中国”彰显国家文化软实力[J].理论月刊，2009（11）：55-57.

[14]乐黛云.中西跨文化交流50年[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4）：153-162.

[15]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0.

[16]邵长生.从软实力角度看武术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作用[J]. 社会科学战线，2011（4）：273-274.

[17]郭玉成.中国武术传播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2.

[18]秦子来，王林.影响武术跨文化传播的障碍[J].体育学刊，2008，15（4）：96-100.

[19]赵岷，李翠霞.影响武术国际化的5大历史原因[J].体育文化导刊，2006（1）：29-31.

[20]刘同为.影响非洲武术发展的主要因素[J].搏击：武术科学，2004，1（1）：4-6.

[21]朱东，马克蒂姆，姜熙.中西方不同视角下武术国际化发展的现状与未来[J].体育科学，2010，30（6）：20-19.

[22]袁春杰，许永生.中西体育价值观差异对武术国际传播的影响[J].科技资讯，2006（29）：189-190.

[23]杨海庆.跨文化交流与武术术语的英译[J].搏击：武术科学，2008，5（10）：10-12.

[24]佘丹.2000—2010年武术翻译研究综述及展望[C]//中国武术研究.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0：252.

[25]邱丕相，郭玉成.武术在国际传播的历史、现状与未来[J].体育学刊，2002，9（6）：61.

[26]陈建民.跨文化视野下中国武术的传播策略[J].体育学刊，2008，15（5）：28.

[27]吴信顺.武术国际传播的新思路[R].中国武术研究.国际传播篇：2010.

[28]罗玲娜.中西文化比较视角下的中西武技及中华武术的西方推广[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06.

[29]郭玉成.中国武术传播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30]于翠兰，吴晓红.武术国际传播状况的跨文化调查[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10）：84-85.

[31]李守培，郭玉成.武术入住孔子学院的可行性与策略研究[C]//中国武术研究.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0：194.

国际传播论文篇12

武术的生命力在某种意义上即是武术的传播力。本研究将在梳理武术传播研究历程的基础上，重点述评2008—2011年的武术传播研究进展，对其作出整体分析与展望，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1 武术传播研究历程概述

尽管武术传播伴随武术的发生与发展自古已然，但学界真正开始对武术传播进行系统研究却是近些年的事情。2000年，邱丕相等首次提出“武术传播学”可作为武术学科的分支。2006年《武术传播引论》的出版，开辟并确立了武术研究的新领域。此后，“武术传播”成为国家重点培养学科民族传统体育学6个研究分支之一，上海体育学院也分别于2006年和2013年开始招收该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该方向也获武术首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07年首届申江国际武术论坛以“武术的国际化传播：中国武术与和谐世界”为主题，加快了武术国际传播的研究进程。2008年《中国武术传播论》的出版进一步提高了“武术传播”研究的影响力。2010年，以“武术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为主题的“第10届上海国际武术博览会学术报告会暨第2届申江国际武术论坛”在上海召开，众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共同完成了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中国武术研究·国际传播卷》，对于推动武术传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 武术传播研究进展与述评

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发现研究主要集中在武术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途径及武术国际传播等方面，以下笔者将从这4个方面分别述评。

2.1 武术传播者研究

凡是直接传播武术或是对传播武术具有指导和管理作用的个人和组织都是武术传播者[1]。武术传播者是武术传播过程中的第一环节，在整个武术传播过程中具有主导作用。按照传播者是否从属于组织，可将其划分为个人传播者和组织传播者。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武术馆校、武术社团、镖局等组织传播者方面，对个人传播者和中央国术馆、精武体育会、武术协会等组织传播者的研究较少。

对于武术馆校和武术社团的研究主要体现了3大特征：一是出现了一批博、硕士学位论文，如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民办武术学校可持续发展研究》和硕士学位论文《我国优秀武术馆校发展模式及运行机制研究》《武术馆校师生对中国武术认知程度的调查研究》《从现代社团发展的趋势探讨武术社团的改革与发展》等。二是研究的地域性较强，主要集中在山东、安徽、北京等地。如硕士学位论文《山东省武术馆校生源现状调查与研究》《安徽省高校武术社团发展现状及其前景研究》《安徽省民办武术馆校的发展现状研究》《北京市民间武术社团组织的现状调查及发展对策研究》，以及期刊论文《山东省武术馆校现状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三是研究大多从现状和对策的角度出发，如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市高校学生武术社团的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福建省普通高校学生武术社团的发展现状及其和谐管理对策的研究》，以及期刊论文《山西民间武术社团现状分析》《我国民办武术馆校办学现状的调查与分析》等。进一步研究应注意以下4方面：一是扩大研究地域的覆盖面，加强对于上海、河北、河南、广东等更多省份武术馆校和武术社团的研究；二是进一步细化研究地域，加强对于沧州、佛山、温县、郓城等武术之乡的武术馆校与武术社团的研究；三是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宏观规律与对策，指导更广范围武术馆校和社团的发展；四是研究视角不应仅限于现状与对策，而要多角度展开，如已有研究中的“清末民初中国武术社团文化研究”[2]便是较好的例子，其从清末民初武术社团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出发，以组织文化理论为依托，揭示清末民初这一特殊时期武术社团文化的本质内涵，可为当前武术社团的发展及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对于镖局的研究，主要是对华北“同兴公”镖局的产生[3]、发展、壮大[4]、衰亡[5]的历史归因及历史评价[6]的系列研究。镖局出现在明末，兴盛于清朝，历史寿命长达500余年。镖局的一系列活动，比如“亮镖”“走镖”、镖局内镖师之间的切磋交流等，对武术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有效“推动了民间武术的传承，促进了武术的交流和创新，弘扬了中华武术的武德”[7]。研究镖局，不仅有助于我们明晰武术传播史，对当代武术的传播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今后研究应注意从镖局形成的根源、发展的动力、衰亡的缘由，以及运作机制和对武术传承与传播的影响等方面入手，探寻其对当代武术发展的借鉴意义。

关于组织传播者，未来还应重点研究中央国术馆、精武体育会、武术协会、国际武术联合会等历史发展、社会价值、运作机制、管理模式等内容，当前这方面的研究极少，加强这方面研究对当前及未来武术的国内外传播均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个人传播者的已有文献较少，且主要集中在李小龙对中国武术的贡献与启示方面，如硕士学位论文《李小龙对武术发展的贡献与启示》。进一步研究应在关注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代表性武术影星的同时，注重对杨澄甫、孙禄堂等代表性武术宗师的多方面研究，并从中提炼武术影星和武术宗师们推动武术传承与传播的有益经验与策略，为打造当代武术传承与传播的代言人，更好地发挥武术明星与名家的作用服务。

2.2 武术传播内容研究

武术传播内容是武术传播的主体部分，可分为武术技术传播和武术文化传播2个大的方面。当前对武术传播内容研究较多的是武术教育及武术影视领域。关于武术教育，康戈武等研究指出当前武术教学内容以套路为主，武术的防身功能被淡化[8]。王增平通过调查指出山东省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武术课程教学内容陈旧，主要以技术为主，理论教学内容不足[9]。陶志超对上海市10所普通高校的武术教师和学生进行调查，指出：上海普通高校武术选项课主要强调技术教学，忽视理论课教学；教师忽略对套路动作中招式攻防含义的解析，在教学过程中未贯彻终身体育思想；以技能为主的单一教学评价模式过于片面[10]。可见，当前武术教育领域的武术传播内容偏重武术技术，尤其是武术套路，对武术文化的关注度不够；但正如学者所言，武术传播的核心是文化传承，脱离文化传承的武术传播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1]。未来武术教育的传播内容应以文化为核心，树立“文化第一是中国武术传播的终极目的”[12]的教育理念。同时，应清醒地认识到武术教育的瓶颈问题是教学内容，它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武术教育的研究重点，而且在当前定性研究占主导的情况下，相关量化研究将是武术学者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式。

在武术影视领域，学者们普遍认为其传播内容过于偏重技术，从而造成了对文化的忽视。以武林大会为例，其触发了武术传播质的飞跃，使武术尤其是传统武术的部分拳种进入了主流电视媒体，但是，武林大会对于武术文化的传播却并不理想。有学者通过分析“武林大会”认为：不同传播者有不同的把关角度，但均应以传播民族传统文化为中心；电视传播的武术内容应反映武术全貌，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精髓，“文”“武”交汇融合[13]。事实上，武术电视中的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存在“二律悖论”，在传播过程中要讲求武术的“品格”和节目的“品格”[14]；但是，针对二律悖论，如何在高雅与通俗之间把握好“度”，凸显出武术的“品格”和节目的“品格”，并赢得良好收视率，从而实现武术传播与影视发展的共赢，是当前及未来武术影视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事实上，武术传播内容是武术传播始终需要关注的核心，其贯穿于每一条传播途径，内容的选择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武术传播的质量；因此，今后的武术传播内容研究有必要细化到每一条传播途径，在以文化传承传播为核心目的的前提下，依据不同传播途径的特性确定具体传播内容，并在此“个性”的基础上，提炼“共性”，以服务于宏观工作实践。

2.3 武术传播途径研究

武术传播途径是武术传播者传播武术内容给受众的渠道、路径。具体而言，现在较为常用的渠道有网络、影视、教育、赛事、杂志、舞台等。当前研究较多的是网络、影视、教育与赛事。关于武术网络传播，研究认为它可以“加快武术产业的发展，促进武术的全面推广与普及，弘扬武术文化，促进武术与国际接轨、为武术的国际化发展提供契机，但网络传播对武术的发展同样带来了一些不利因素，如武术暴力、色情，网络武侠游戏成瘾，网络传播中的武术知识产权问题等”[15]；而且，从总体来看，当前的武术网站建设也存在很多问题，如“武术资料重复多、实质性资料少，武术视频缺乏质和量”[16]，“内容贫乏、缺少特色，更新迟缓、信息陈旧，外文版本有待加强，高校网站亟待发展”[17]等，建议“提高对网站传播的认识，加强武术网站建设增加投入，给予政策倾向支持”[18]，“建造富有个性化、高质量的武术网站，逐步提高武术网站的知名度，诚信传播武术信息、提高网络安全系数，建立和完善武术网站自律机制，加快武术网络人才的培养”[19]。可见，武术网络传播研究大都是从网络整体的角度进行的，对单个武术网站和单一传播形式（如论坛、贴吧、博客、空间等）的具体分析极少，在时效性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下一步研究需要注意的地方。

影视作为现阶段武术传播的重要媒介，几十年来不断掀起习练武术的热潮，实现了与武术发展的共赢，但是，武术影视对武术运动的影响也具有两面性。有学者认为：武术影视孕育了武术运动的一种新型表现形式——影视武术，促进了武术运动的传播与发展，吸引了更多的武术爱好者，并有效扩大了武术人口，促进了武术运动的产业化发展；可是武术影视中电脑数码特技的过度应用，使武术变得更加神秘化、虚幻化，对武术及武术文化造成了一定的误读，部分武术影视所宣扬的“影像暴力”对观众，尤其是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建议进一步加强武术影视对武术运动宣传、推广的力度，充分发挥武术影视的优势，促进武术的传播与发展；加强影视武术及其文化的研究，大力培养影视、武术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利用武术影视产生的经济需求和产业链效应，进一步促进武术运动的产业化发展；控制好拍摄、制作过程中数码特技的应用程度，并处理好其中“影像暴力”的消极影响；加强武术影视作品的教育功能[20]。总之，武术传播者要自觉守护武术文化的精神底线，引导人们对武术的文化价值与教育价值进行正确认知，培育人们正确的武术观，使武术在引起媒体和社会关注的同时，防止武术节目的娱乐化倾向，为武术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21]。如何实现以上对策，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于武术教育传播途径的研究，重点是武术传播内容，此外，武术教育的方法手段、功能价值、考评标准、师资队伍等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其中尤以方法手段的研究较多。比如，有学者指出“自主学练法”在武术教学过程中能够带来较好的教学效果[22]。有学者认为多媒体技术以其自身所拥有的直观性、高效性、生动性、趣味性和对信息容纳的兼容性以及全面性特征，为教学提供直观、形象、高效的辅助手段，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使学生更容易理解教学的重点、难点，并且能够提高教师的教学技巧，更好地拓展武术教学的空间和范围[23]。其实，各种方法手段只要用得其地、用得其时，均有可能发挥较好效果；因此，关于各种教学方法手段的研究若能结合具体的教学环境进行，也许更有实践价值。

关于武术赛事的研究，需要进行个案分析与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策略。当前研究主要对“功夫王”赛事、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世界传统武术节进行了个案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策略。后续研究应继续对一些有代表性的武术赛事加强针对性分析，与国外发展较好的同类赛事项目作比较，提炼赛事发展规律与经验，不断从传播内容、传播模式、赛制规则、推广宣传等更多方面加强研究，为正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武术赛事的发展提供指导，为打造品牌赛事服务。此外，武术杂志传播研究和武术舞台传播研究较少涉及，但它们在武术传播过程中却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将来同样需要加强研究。

2.4 武术国际传播研究

武术国际传播是近些年学界的研究热点。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和上海体育学院在2010年以“武术国际传播：现状与对策”为主题举办的“第10届上海国际武术博览会学术报告会暨第2届申江国际武术论坛”，尤其显现出了武术国际传播研究之热。虞定海等对会议论文作了综述，认为：针对当前武术国际传播中出现的问题，应大力发展奥运会之外的其他武术赛事，扩大武术在世界的影响力；平衡竞技武术套路在世界各国的发展态势，为武术进入奥运会作好准备；应努力实现武术跨国现代远程教育，提升武术对外教学质量；应大胆突破武术国际传播现状，以武术文化的传播为核心；加大武术人才的培养力度，致力于武术的长远发展[24]。由会议中的一些主要论文和易功夫网对一些武术专家的专访集结成的《中国武术研究·国际传播卷》开辟了武术乃至体育领域刊物出版的新形式，集中反映了武术国际传播研究的新进展，对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在此次会议之外，关于武术国际传播的研究成果同样颇丰。学者们认为，近年来，武术国际传播虽然成效显著，但仍面临许多问题，如：武术的竞赛内容、规则不够全面、科学；传播过程中对传播内容的阐释不足，宣传上的误导致使理解上的偏差[25]；传播者数量少、观念陈旧；武术技术内容过于庞杂[26]；普及程度不均衡；推广路径单一、速度缓慢；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的发展不协调，前者不能完整呈现中国武术的内涵；武术发展中缺乏统一的规范与标准；武术理论体系不完善；武术发展受到文化差异的障碍，存在自我中心主义[27]；武术传承固守不变的理论支撑和思想[28]；武术术语翻译不规范，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空白问题[29]等。鉴于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策：从文化的角度，有学者指出武术文化的国际传播应该融合国外经典的文化元素，而且其传播圆心不一定要完全在国内，而应该是多元的，海外的传播之源可能会成为推动中国武术未来发展的核心动力[30]；从路径的角度，虞定海等认为武术进入孔子学院是重要的武术国际传播路径，并提出融合性段位制、依托型培训、松散型普及等3种推广模式[31]；从效果评价的角度，黄强等倡导积极构建武术国际传播的绩效评估框架体系[32]，并作出了初步研究；从翻译的角度，杜亚芳提出零翻译的策略，认为零翻译理论对于武术术语翻译，尤其是其中的文化空缺词翻译有着指导意义[33]。

总体来看，学界对于武术国际传播的研究较多，且较为深入，为当前的武术国际传播实践提供了参考；但是在很多领域还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如武术术语的翻译问题、武术在孔子学院的传播问题、武术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安全问题、武术国际传播的绩效评估体系构建、武术教育的本土化问题等。

3 武术传播研究的整体述评与展望

2008—2011年的武术传播研究进展较大，许多成果填补了前期研究的空白，也深化了武术研究的深度，拓展了武术研究的广度，开阔了武术发展的维度，助推了武术国内外传播的进程。其中，“第10届上海国际武术博览会学术报告会暨第2届申江国际武术论坛”的召开及其论文集以及《中国武术传播论》的出版是本阶段武术传播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但是，从以上的述评中也可看到，武术传播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近几年的研究广度与深度不够，研究主要集中在武术国际传播、武术网络传播等方面。但即使在武术网络传播这样研究相对集中的领域，也仍有研究未涉及或涉及较浅的方面，而对于武术传播过程的阐释、武术传播对象、武术传播效果、武术传播环境等领域的专门研究成果同样不够丰硕，对武术传播基础理论的研究也涉及较少。

鉴于此，总体而言，今后武术传播研究的主要方向为：1）加强武术传播基础理论研究，包括基本概念、传播模式等基础内容；2）拓展关注广度，加大研究深度，如对武术传播途径全面而深入研究，对单一拳种流派传播规律、策略的研究，对不同拳种流派之间、武术与国外武技之间的比较研究，对武术传播对象、传播效果、传播环境、传播过程的阐释的研究等；3）借鉴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创新武术传播研究的方法理论；4）树立大武术观，注重标准化研究，为武术传播提供持久动力；5）积极转化研究成果，指导武术传播的具体实践。

参考文献：

[1]郭玉成.中国武术传播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89.

[2]林小美，厉月姣.清末民初中国武术社团文化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10，46（2）：134-139.

[3]吉灿忠，邱丕相.华北“同兴公”镖局产生的历史归因[J].中州体育：少林与太极，2009（6）：5-8.

[4]吉灿忠，邱丕相.“同兴公”镖局发展、壮大的历史归因[J].中州体育：少林与太极，2009（8）：5-8.

[5]吉灿忠，邱丕相.华北“同兴公”镖局衰亡的历史归因[J].中州体育：少林与太极，2009（9）：1-4.

[6]吉灿忠，邱丕相.对华北“同兴公”镖局的历史评价[J].中州体育：少林与太极，2009（10）：1-4.

[7]刘东波，马振东，周春太.镖局的生存空间与民间武术的传承与创新[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31（12）：1631.

[8]康戈武，洪浩.我国中小学武术教育状况调查研究[J].体育科学，2009（3）：82.

[9]王增平.山东省高校体教专业开展武术课程的现状与对策研究[D].武汉：武汉体育学院，2009.

[10]陶志超.上海市普通高校武术选项课开展现状调查及其对策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11]郭玉成.中国武术传播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3.

[12]王岗.中国武术传播的终极目的：文化第一[J].搏击：武术科学，2009（6）：扉页.

[13]郎勇春，张文涛，李伟艳.论电视媒体与武术传播：以“武林大会”为例[J].体育学刊，2009，16（2）：101.

[14]郭玉成.“武林大会”的文化思辨[J].搏击：武术科学，2008，5（4）：1.

[15]梁斌.网络传播对武术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搏击：武术科学，2009，6（5）：9-10.

[16]胡红，杨帆.武术传播在互联网中的应用和发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32（6）：42.

[17]王鼎.我国武术网站的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J].搏击：武术科学，2009，6（6）：16-17.

[18]胡红，杨帆.武术传播在互联网中的应用和发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32（6）：42.

[19]梁斌.网络传播对武术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搏击：武术科学，2009，6（5）：9-10.

[20]张振中.武术影视对我国武术运动的影响及发展对策研究[D].兰州：西北民族大学，2010：Ⅰ.

[21]郭玉成.武术商业化传播的文化定位[J].搏击：武术科学，2008，5（2）：1.

[22]刘鹏.体育教育专业武术普修课“自主学练法”的教学实验[J].体育学刊，2008（4）：65-67.

[23]田秀霞.河南省高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武术多媒体教学现状调查及发展对策[D].开封：河南大学，2010：

[24]虞定海，郭玉成，李守培.武术国际传播研究综述[J].体育文化导刊，2011（2）：82.

[25]董伟.中国武术国际化发展的问题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9（2）：139.

[26]李英杰，刘雅媚.新时期武术国际化传播的理论思考[J].湖北体育科技，2010，29（5）：514-515.

[27]张茂于.武术国际化进程的分析与思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35（9）：32-33.

[28]朱晓平.中国武术“传播的缺失”与“传承的固守”：以传播学的视角探析武术进奥运失败原因[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09，25（2）：126.

[29]郝红红.武术术语的特征探讨[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37（3）：146.

[30]郭玉成.《功夫熊猫》对武术国际传播的文化启示[J].搏击：武术科学，2008，5（7）：1.

国际传播论文篇13

国际传播主体是国际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传统意义上，谈及国际传播主体，关注点都在媒体，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媒体传播。随着国际交流与传播的不断深入，对国际传播主体的界定也需要相应作出调整。姜加林提出，对国际传播主体的研究应该拓展到传统媒体之外，如新媒体、智库、公共外交以及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等。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于运全也指出，对外展示国家形象，媒体只是渠道之一，我们需要全方位的知识、文化、人际等方面的交流。所以，传播应是“大传播”的概念，是一个立体的范畴。

怎样让中国的对外传播更有效果，让外界更加了解中国，这是我们亟须解决的问题，尤其是面对文化生产能力很强的西方发达国家时，这一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姜加林认为，构建支撑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知识体系极为关键。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这样一个比较系统的知识体系支撑，在国际传播理论研究、人才培养、专业教育等方面都需要更多的投入。于运全认为，媒体建设解决的是载体问题，而要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其根源仍是知识生产的能力。当前我国正在大力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将有利于提升我国整体的知识生产能力。

深化研究面临新问题

姜加林告诉记者，国际传播研究属于软实力建设范畴。实现我国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更具思想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真正实施起来会非常困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国际传播战略研究是涉及国际问题的动态研究。这需要及时把握国际传播环境的变化，扩大国际视野，不仅要追踪变化，更要具有前瞻性。其次，国际传播研究是一项跨学科综合研究，要求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需要对业界和社会资源进行整合。最后，国际传播研究更倾向于应用性研究，理论与实践必须对接才更具操作性。如何将学术成果转化为清晰的实践，是很大的挑战。

于运全提出，国际传播效果评估是我国国际传播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一环，需要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实力和效果进行综合评估。建立起评估标准和评估体系，才是一个完整的战略设计。

“事实上，要对我国国际传播的效果和影响进行监测和评估，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姜加林说，之前我们能直接参考利用的数据太少，跨国、跨部门的调研都要从零做起，而委托国外机构或使用他人调研成果则不能作为战略设计依据。

研究面临的新问题不断出现，国际上中西力量对比的变化也使我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外部环境愈加复杂。姜加林表示，新问题将使课题的后续研究工作安排面临较大调整。

借新媒体优势融会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