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论文实用13篇

中外历史论文
中外历史论文篇1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发表后,被陈伯达等把持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1]史学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历史科学如何走上复兴、发展、繁荣之路,成为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史学在“文革”中的惨痛教训使大家认识到:反革命野心家的兴风作浪,以及理论的无知、混乱和荒谬,给中国史学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

“文革”结束初期,以及“文革”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史学界影响颇深的一种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因此历史学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论。如果有,那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之,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史学惟一的、全部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研究无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过去需要,今后仍然需要,但是它的指导作用并不仅仅在历史学方面,而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社会生活诸领域。因此,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还需要自己具体的理论方法论,特别在历史学这个“重灾区”拨乱反正,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的指导。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同年,《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文中就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写道:“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上述观点反映了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认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迫切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召开了11次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百余人参加,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理论思考;新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展望;历史学的性质等等展开了较深入的研讨。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受到广泛好评。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系招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不断增加,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后继有人;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革”后,高等院校历史系普遍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吴泽、陈高华、庞卓恒诸先生也撰有史学概论方面的著作。以后又有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等10余种版本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进一步推动了高校史学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对理论的迫切需求,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科学水平。

“文革”后,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展开热烈讨论和争鸣的主要问题有: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分期问题;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及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戊戌维新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性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讨论和争鸣进一步培养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历史理论思维能力,有效地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理论水平,为深入研究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年来,中国史研究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在通史、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专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中国政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这些专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宽泛,内容十分丰富。如果没有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支持,如果不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那是无法开展研究的。此外,这些专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本身就是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如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形式问题;中国古代经济结构问题;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和当代文化启蒙的主潮问题;民族史研究中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等。这些专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与史学理论研究迅速发展有直接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理论素养的提高。

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已有多种著作出版。①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不断得到发展。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近年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如彭吉富著《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在较广泛地汲取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

史学方法研究的重点,近年主要关注的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和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对这些方法的研究并不是要用这些方法取代以往行之有效的史学方法,而是作为一种补充,在原有的诸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史学方法。方法是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任何一种史学方法,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方法,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方法。近年在传统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史学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并日益对中国史学发生有益的影响,这也是近年史学理论研究不断进步的积极成果。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文革”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在“文革”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是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并产生积极的反响联系在一起的。如20世纪初期,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进化论,就没有中国的“新史学”和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史学理论研究。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强调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追踪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前沿性的理论问题。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课题,译介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著作。②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世界史所博士后流动站还接受了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博士后,以加强这方面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介绍和研究当代外国史学思潮和史学理论方法论。

近20年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欧美和俄国等有影响国家的史学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西方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外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等。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完全改变了只局限在某一断代或某一国别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经过必要的精心组织,近50种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中译本已相继出版,③为深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近年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已经由以往一般性、概括性的介绍为主,逐渐转变到以系统的科学研究为主,其主要标志是一批内容广泛、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术研究著述先后问世。这些研究相当一部分是基础理论研究,但也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其进行研究,使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如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李祖德、林志纯、林甘泉、廖学盛、刘文鹏、施治生、刘欣如等学者,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原则错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政治意图。

近年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对这些成绩的进一步发扬,以及对存在的问题的改进,决定了今后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科学精神的精髓是求实创新”。一部中外史学发展史表明,史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或发展,首先是史学理论研究求实创新的结果。在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科学精神。追踪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勇于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将是新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展望21世纪初叶的史学理论研究,首先是研究的内容在现有的基础上将不断深化,史学思想史、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理论和历史思维等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国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某些前沿问题,有可能成为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新的热点。

中外史学思想史是对历史学科建设十分重要,但又是十分薄弱的研究领域,至今为止,只有一部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有较大影响。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是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外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重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中外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今后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将更加受到重视。在外国史学思想中以及中国历代史学大家的历史思想研究方面,将会有精品力作问世。

在历史哲学研究中,一方面将继续深入探讨西方历史哲学的前沿问题,如对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分析历史哲学的研究、福山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以及关于宗教或神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的研究等等;另一方面,将结合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现实,探讨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问题。学者们不再认为历史哲学仅仅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历史演变规律和关于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或专指“那种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社会历史观”。

历史认识理论研究是历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往对其研究虽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却缺少系统的整体研究。随着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广大史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完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认识理论的研究将逐步深入,在大量个别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将会有自成体系并有一定开拓意义的历史认识理论的专著问世。

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的实证研究如何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是长期以来没能得到较好解决的问题。现在,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关注实证研究的同时,自觉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使整体理论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样,就为今后史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将加强中外历史研究的理论描述和理论概括,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使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不断加强。

今后在研究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同时,将有计划地开展中外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是:历史发展规律与五种生产方式,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动力,“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地区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范畴等。今后将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中国封建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明清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中国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及分期、中国近现代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等。

历史研究要充分实现其社会功能,必须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研究。而这种研究首先是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我们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时代呼唤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如何科学地认识时代的本质及其特征;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文明的碰撞和交融———批判“文明冲突论”;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历史教训;“冷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变迁;大国战略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等,都应是深入研究的课题。

史学方法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将呈现出多元的局面,这是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及史学实证研究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目录学方法、辑佚的方法、辨伪和校勘的方法、诠释的方法、考证的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以及整体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方法等,将继续应用,并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当代史学、特别是国外史学常用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系统方法与跨学科方法、历史宏观与微观研究方法以及种种新出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族学方法和政治学方法等等,也将会被广泛应用。史学方法的多元化,不是用什么新的方法代替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而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使之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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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课程世界史内容比例的合理性问题

新课程的专题史体例实行中外历史混编,但中国史专题与不含或极少含有中国史的世界史专题之别依然较为清晰,中国史并未真正融入世界史之中。邵老师认为世界史内容中欧美史比例过大也是基于将中国史不作为世界史一部分来考察的。

关于高中世界史中欧美史所占比例,邵老师将必修三个模块中除中国史专题以外都划为欧美史,事实上除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及“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等属于欧美史,其他专题如“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及“19世纪以来世界的科学艺术”等都属于世界史。高中世界史内容取材是由世界史上突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制度创建及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决定的,而欧美在这些领域曾有诸多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贡献,所以欧美史占有较大比例,这是合理且必要的。

邵老师认为在高一学生尚无通史知识基础的情况下,不应该进入专题史学习。由于地域、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以及学生兴趣、努力程度千差万别,高一学生的通史知识基础良莠不齐,但片面认定高一学生尚无通史知识基础显然欠妥。另外,他认为专题史体例“为了‘创新’而不顾历史学科特点,忽视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史学传统,实不可取”。专题史体例是否违背学生认知规律有待商榷,而指出专题史体例不顾历史学科特点及忽视史学传统是讲不通的。我国的二十五史即可看作是一种专题史,古今中外的专题史著作不胜枚举,国外中学历史编写体例亦并非囿于通史,我国的专题史体例可借鉴国外可取之处,不断探索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编写体例。

二、对质疑“欧洲中心论”倾向的反思

通过分析高中历史新课程的世界史内容,邵光前老师认为欧美史所占比例过大,亚非拉史太少,存在“欧洲中心论”倾向。这一观点值得商讨,邵老师所述“欧洲中心论”的起源及被质疑的学术渊源等有一些错误。

邵老师对“欧洲中心论”的介绍存在不少失当之处。如认为“自19世纪以来,欧洲人编写的多卷本历史,有的直接就命名为世界史,只是在涉及和欧洲有关的问题时才述及世界上别的地方。这可以看做是欧洲中心论的起源”。吴于廑认为“欧洲中心论”之前还有“波里比阿的罗马中心论,奥托的基督教国家中心论,塔巴里的伊斯兰国家中心论等”。[1]而近代“欧洲中心论”发端于18世纪末德国的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公元1744―1803年)。早在启蒙时代,著名历史学家赫尔德的世界史理论已流露出以西欧为历史发展中心的倾向。而后穆勒(公元1752―1809年)成为“欧洲中心论”的始作俑者。19世纪的黑格尔和孔德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欧洲中心论”,兰克与阿克顿则编写史著实践了“欧洲中心论”。①

邵老师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开始关注欧洲以外的国家和民族,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才有所改变。”“最早对‘欧洲中心论’提出挑战的是文化形态学派的历史理论。虽然这个学派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最为声名卓著,不过它的第一个代表人物则是俄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夫斯基(Nikolai Yakovlevich Danilevsky,1822―1885)。”[2]P73可见在汤因比之前有斯宾格勒,斯宾格勒之前还有丹尼尔夫斯基挑战“欧洲中心论”,改变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研究。

关于所谓的“欧洲中心论”在高中世界史中的具体表现,邵老师指出:“‘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要求‘了解希腊自然地理环境和希腊城邦制度对希腊文明的影响’。这极易使学生以为希腊的地理位置是希腊文明产生的首要原因,现有的教科书又多从希腊境内多山、海岸线曲折等方面,让学生认识对希腊民族的特点和文明形成的原因,有些教师还牵强附会地和中国比较,得出希腊开放、中国闭塞保守的结论。”了解希腊自然地理环境和古希腊城邦制度对古希腊文明的影响合理且必要,“地理环境决定论”固然不可取,但不能忽视地理因素的重要影响,对于学生可能存在的错误认识可以在教学中引导纠正。古希腊与古中国也并非全无可比性,古希腊文明被称为“蓝色文明”,即海洋文明,相对应的古中国文明被比作“黄色文明”,即农耕文明,两者的地缘环境都对这两个文明产生重要的影响,也使得两个文明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对于东西方政治体制的比较,邵老师指出:“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主要讲的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而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却突出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对社会经验和历史知识不多的学生来说,这就极易产生中国(东方)自古以来就是集权、专制,而西方早就实行民主和法治的印象。”对这一问题,郭秀平老师的观点颇为中肯,他认为:“在教学中,将希腊的民主制度与同时期的中国专制制度相比较,其意并不在于苛求我们的祖先,目的是进行国情教育。应使学生明白: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同时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两千多年专制政治的传统在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等方面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决定了中国的民主进程只能是在大多数人没有民主意识的条件下起步的,中国发展民主政治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3]

高中世界史的欧美史占较大比例,并非是“欧洲中心论”倾向,而是介绍世界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或者现象时欧美处于较突出的地位。

高中历史内容取材首先应取决于是否具有重大的历史影响,是否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对于欧美曾经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事实不应回避,对于亚非拉地区出现过的灿烂的古代文明及近现代争取独立与平等发展的呼声同样值得关注,但要取其典型,不必刻意突出。亚非拉史在世界史中的份额是要靠亚非拉人民在历史上的作为争取的,如古埃及文明、古玛雅文明等灿烂的古代文明,甘地、凯末尔等引领本国人民走向民族独立与发展的政治家,泰戈尔、马尔克斯等享誉世界的文坛巨匠,等等。

新课程高中世界史并非欧美史,也不具有“欧洲中心论”倾向。邵老师提出专题史体例存在的问题,尤其是高中学生对于专题史学习的困难等值得进一步探讨。我认为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深化课程内容改革,加强中外交流并借鉴国外先进的编写模式,探索是否可以在专题史的基础上实现中外历史的融合等,另一方面要提高初中历史的地位,着实提高高一学生的历史知识基础。另外,历史教师应更加重视教学研究与学术探讨,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专业硕士乃至博士进入中学,这势必影响中学历史的教研水平。

注释:

①该段参考了张广智,张广勇著.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41-4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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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正在全国井然有序地推进,中学历史课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新课程实施的关键在教师。“没有教师发展,就没有课程发展”,英国著名学者斯滕豪斯的这句话高度概括了课程与教师的关系。因此,了解目前高校(包括高师和举办教师教育的综合性大学)历史教师教育的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一些改革设想,对于促进高校历史教育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更好地保证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的顺利开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调查的概况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为了比较全面地了解高校历史教师教育的现状,我们特地设计了三种问卷,在2005年3、4月间,分别向江苏南京、镇江、扬州部分高校历史教育专业的教师、学生以及近年参加工作的在职中学历史教师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共207人,回收问卷191份,回收率92.3%。其中,在江苏大学、扬州大学和南京晓庄学院历史系教师中发放问卷34份,回收34份,回收率100%;在这三所高校历史专业大四学生中发放问卷81份,回收79份,回收率97.5%;在江苏扬州市区及郊县不同层次学校的中学历史教师中发放问卷92份,回收78份,回收率84.8%。在被调查的中学历史教师中,近年大学毕业、年龄在39岁以下的中青年教师占大多数。

三、调查的结果与分析

通过分析调查得到的数据,我们了解到高校历史教师教育的现状大体如下。

(一)关注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的程度

当前,新课程改革成为中学教育改革的核心。2001年和2003年教育部公布的初中、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等方面提出许多新的理念、目标与行动策略。作为培养未来教师的高校历史教育专业应当及时关注新课程改革的信息,适时调整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以培养出适应新课程改革的合格教师。为此,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调查。1.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的了解程度。“很了解”的高校教师只有11.8%,学生占20.3%;“有一点了解”的高校教师占44.1%,学生占55.7%;35.3%的高校教师和29.1%的师范生表示“听说过,但不了解”,5.9%的高校教师和1.3%的师范生甚至“没有听说过”。2.高校课程内容是否适应中学历史教学的需求。高达48.7%的中学教师认为“不适应”,认为“基本适应”的占46.2%,“很适应”的仅占l.3%,另有3.8%的中学教师“没有考虑过”。3.中学历史新课程内容在高校教学中是否注意涉及。51.3%的师范生和47.4%的中学教师认为“涉及了少数内容”,认为“基本没有涉及”的师范生和中学教师分别占21.8%和20.5%。调查表明:相当数量的高校教师和师范生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基本上不太了解、不甚关心,而且大学教师的情况更糟;中学历史新课程知识在高校的教学中仅仅涉及少数内容;大多数中学历史教师都认为高校的课程内容严重滞后,不能适应目前历史教学的需求。由此可见,在新课程即将全面推行的背景下,高校历史教育专业的师生亟须提高对中学历史新课程的了解和关注程度,并且要注意课程内容与中学历史教学的衔接。

(二)历史专业课程的设置和内容

中学新课程改革带来许多新变化和新特点,如,高中历史新课程的专题性、包容性、学术性以及中外历史合编等特点,要求历史教师关注学术动态,善于以宏观的、全球的视野来审视相关的中外历史知识。这对高校的历史教学是很大的挑战。我们发现,对于高校是否开设过将中外历史贯通起来的课程这个问题,50.6%的师范生和51.3%的中学教师认为“没有”或者“基本没有”,觉得“很少”的师范生和中学教师分别占35.4%和27.6%,只有13.9%的师范生和21.1%的中学教师认为自己现在就读或者曾经就读的高校“有一些”这方面的课程。对于高校历史专业课上教师是否注意介绍一些“新观点”“新成果”,有高达53.2%的师范生和43.6%的中学教师认为“只有少数教师介绍”,12.7%的师范生和15.4%的中学教师认为“没有老师介绍”,5.1%的学生和12.8%的中学教师表示“没有什么印象”。对于高校历史教育专业是否开设一些相关学科或交叉学科的课程,有39.2%的师范生表示“很少”,32.9%的师范生表示“有一点”,27.8%的师范生表示“基本没有”。在新课程背景下,最缺乏的历史专业知识是什么?35.4%的师范生和37.3%的中学教师认为是“考古和文明探索知识”,22.8%的师范生和29.3%的中学教师认为是“历史理论知识”,17.7%的师范生和24%的中学教师认为是“专门史知识”,还有16%的师范生和中学教师认为,考古和文明探索知识、历史理论知识、专门史知识以及通史知识等“都缺乏”。关于现行高校历史教育专业课程的弊端,高校教师、师范生和中学教师的看法大体相同,按照选择的由多到少排序是:忽视科研能力的培养、教学内容陈旧和重复、忽视教学能力的养成、课程口径狭窄、教学方法和手段落后、偏重理论灌输等。许多调查对象都主张开设或加强“史学原著研读”、“史学论文写作”、“史学理论与方法” 、重要的专门史以及史学研究类课程等,历史专业课教学应该“更新教学内容”“注意介绍学术动态”“注意与中学教学的接轨”“加强对学生能力、素质和研究方法的培养”。调查表明:目前高校历史教育专业的历史类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仍然比较陈旧,在“考古及文明探索知识”“史学理论与方法”“专门史”“史学名著研读”“史学论文写作”的教学以及开设中外历史贯通的课程、相关学科课程、史学研究新成果的介绍等方面显得比较薄弱。

(三)教育类课程的现状和师范技能

与普通历史学专业不同,历史教师教育专业要体现出一定的师范性,也就是说,教育类课程和实践环节在它的课程体系中应占有一定的比例。随着基础教育新课程的推行,教师的教学行为必将发生较大的转变,因此要求教师在教育理论和重要的师范技能的掌握方面具有更高的水平。我国高校历史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中的教育类课程主要是传统的“老三门”,即“教育学”“心理学”和“历史教学论”。此外再加上“现代教育技术”和6—8周的中学历史教学见习和实习。那么,目前这些教育类课程对中学历史教学是否真正有帮助呢?高达76.7%的中学教师表示“帮助不大”,只有14.3%的中学教师认为“非常有帮助”。关于教育类课程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学教师和师范生的认识基本一致,其中,62.8%的中学教师和49.4%的 师范生认为是“与实践脱节”,20.5%的中学教师和25.3%的师范生认为是“内容陈旧”,16.7%的中学教师和15.2%的师范生认为是“缺少案例”。关于现代教育技术(包括多媒体课件制作)技能,大多数中学教师认为当初在高校读书时“缺乏训练”(71.4%),现在的师范生中有一半的人认为“有训练,但不实用”(50.6%)。 很多调查对象表示,培养教师的高校应该加强“班主任工作”“多媒体课件制作”“三字一话”“演讲与口才”等师范技能的训练;在“历史教学论”之外,增加“中学历史教材研究”等历史教学类课程;将“教育学”“心理学”课程改成几个较为实用的微型课程,如“教育心理学”“现代教学论”“教育研究方法”等;重视教学实习等实践性环节,增强师范特色。调查显示,教育类课程体系结构仍然是“老面孔”,内容陈旧,与中学实践脱节,缺少案例分析,游离于新课程改革与实践之外,现代教育技术技能的训练虽然逐渐受到重视,但实用性仍有待增强。

(四)历史教学科研能力培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师即研究者”已经成为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教师从事教学科研活动,不仅有助于深化教学改革,而且还可以改变教师的职业形象,使教师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1]因此,加强教师教学科研能力的培养,既是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也是实施新课程的必需。

反思是教学研究的起点,[2]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首先表现为对自己的教学实践和周围发生的教学现象是否注意反思。调查发现,55.1%的中学历史教师平时经常反思自己或他人的教学,46.1%的中学教师只能做到偶尔反思。提升教师教学科研能力的途径很多,其中参与课题研究是重要的形式之一。但是,“经常参加课题研究”的中学历史教师仅占8.9%,绝大多数中学教师只是“偶尔参加”(73.l%), 有近1/5的教师表示自己“从未参加过课题研究”(19.2%)。有47.4%的中学教师曾经在公开刊物发表过文章,23.1%的教师在“内刊”发表过文章,11.5%的教师的文章曾在“会议交流”,还有18%的教师表示自己“从未写过或发表过”文章。关于发表文章的动机,有高达65%的中学教师表示是“评职称的需要”,有26%的教师是为了“与同行交流”。在回答在高师读书阶段所受到的科研能力训练时,51.3%的中学教师表示“一般”,32.9%的教师表示“很少”,10.5%的教师表示“没有”。同样的问题,师范生的回答与中学教师非常接近,48.1%的师范生认为科研能力的训练“一般”,34.2%的师范生认为“很少”,11.4%的师范生认为“没有”这方面的训练。调查显示,高师历史教学往往注重知识的灌输,缺乏对学生进行科研能力的培养,师范生的科研能力亟须加强。教学反思并没有成为大多数中学历史教师经常做的“功课”,许多中学历史教师虽然有过发表文章的经历,但是主要是基于评职称的需要,而且有相当比例的文章是在“内刊”发表的。许多中学教师不善于从日常的历史教学活动中发现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应该说,这与职前培养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四、调查后的思考与建议

从以上的调查结果看,高校历史教师教育的现状,既不能适应21世纪对高素质教师的培养要求,也难以应对当前中学新课程改革的严峻挑战。因此,必须下大力气深化历史教师教育的改革。

(一)拓宽专业口径,开设相关学科课程和辅修系列课程

“拓宽专业口径,就是打破过去人为的过分强调专业的限制,使学生掌握更为宽泛的知识,达到一专多能的目的,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3]综合性是中学历史新课程的一个显著特点。譬如,初中开设的综合课程历史与社会,整合了历史、地理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关内容,其综合性自不待言。即使初中仍然保留的分科课程历史,其知识综合化的程度也可谓今非昔比。高中历史,特别是选修模块,其内容的综合性非常强。例如,选修模块《探索历史的奥秘》,增加了带有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前沿成果互相渗透交叉的“人类起源之谜”内容。除了历史学,还涉及民俗学、考古学、社会学、动物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知识。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历史教育专业应该打破传统狭窄的课程体系,在压缩通史课的基础上,开出更多的相关学科和交叉学科课程。如“政治学”“社会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学”“文学概论”“文化人类学”“宗教与艺术”“高等数学”等。还可以开设辅修系列课程,实行主辅修制。这样,学科之间相互交融、渗透,有助于学生开阔视野,适应新课程的教学,增强历史专业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二)改革通史课,增设重要的专门史课程、史学理论课程和史学研究方法课程

目前,高校历史教育专业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课程一般要讲授三年半左右,课时较多,学生的收获却不大。之所以如此,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学生在初中、高中阶段已经学习过两轮中外通史(高中新课程虽按照专题编排,但教学中仍不免要整合相关内容进行联系与比较),进入高校以后,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知识体系再学习一遍,即使知识有所加深、拓宽,也难以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必须下决心把通史课程压缩到用两年左右的时间讲完。

压缩后的通史课要重在“通”(贯通历史发展脉络和突出历史发展特征),少而精,以质量求效果。[4]打破传统的通史课讲法,将通史课上成导读课,着重讲历史过程所揭示的规律,讲历史演进的基本特征。中国通史可以突出社会转型,世界通史可以突出文明的发展与现代化历程。总之,通史要“通”,主要讲纲,讲线,讲基本规律,讲研究动态,使之成为引领学生进入史学之门的入门课。通史课的内容要能够反映时代变化和学术的最新成果,要增加有关生态、人口、社会思潮、大众心态等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内容,并努力把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进行考察,把中外历史贯通起来。

在压缩通史课的基础上,需要增设一些重要的专门史课程、史学理论课程和史学研究方法课程。比如,开设“史学名著研读”“历史哲学”“历史诠释学”“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等课程,真正使学生读懂读通几本史学名著,初步了解国外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一些发展轨迹,能够接触到人类的思想大师,与他们进行“思想对话”,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理论涵养和研究方法。在开设主要的断代史、国别史、地区史之外,重点增设专门史课程,如“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军事史”“风俗与礼仪制度史”“宗教史”“艺术史”“考古及文明的探索”以及“中美关系史”“中日关系史”等,这样从纵横两方面比较全面地展示历史的面貌。这些专门史课程要着重介绍某一领域的基本史实、基本理论、基本研究范畴和动态。此外,还可以开设部分专题研究课。如“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晚清会党史研究”“明清边疆史研究”等,这类课程以教师的研究方向为中心,在内容上突出前沿性、学术性,注意介绍研究方法和研究心得,引导学生进行初步的学术研究。

(三)改造“老三门”, 开设系列微型教育类课程,增强教育理论的实效性和学术性

总体上看,传统的“老三门”,即“教育学”“心理学”和“历史教学论”课程由于存在知识体系陈旧、内容比较空洞以及与实践脱节等问题而不受学生的重视,也不易引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其中,“教育学”“心理学”两门基本上属于概论性质的课程,内容难免流于空泛,我们认为不妨将“教育学”“心理学”两门课程进行整合,开设几门针对性较强的系列微型教育课程,比如,“现代教学论”“教育心理学”“教育测量与评价”“教育研究基本方法”“班主任工作基本技能”等。这些微型课程的课时一般控制在18学时左右,可以采取专题讲授的办法,内容不求面面俱到,而是要突出应用性、实效性。“历史教学论”要在汲取、消化教育学科研究成果的同时,努力与历史学科相结合,体现出历史学科的特色。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套用普通教育学、教学论的原理、方法。此其一。其二,要大力解决历史教学论的“理论贫困”问题,注意对规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其三,内容体系要与时俱进。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应突出历史课程目标、历史课程标准、历史课程资源、历史教学模式、历史教师的专业化等新内容、新知识。在开设“历史教学论”课程之外,还可以考虑再增设几门历史教育微型选修课,如,“中学历史教材研究”“历史教学测量与评价”“历史教学心理学”“计算机辅助历史教学”等。所有这些教育类课程,一方面要注意其实用性,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其学术性。要认识到教师教育院校的师范性其实就是学术性的一部分,不要把教育教学研究打入另册,从学术研究中剥离出来或者将教育教学研究与学术研究对立起来。当然,我们应该加强教育教学研究的深度,增强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学术品位。

(四)注重科研能力的训练,培养研究型的中学历史教师

如前所述,“教师即研究者”已经成为教师发展的时代呼唤。而且,随着用人市场的全面放开,许多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这无疑会对师范生产生巨大冲击,也会把师范生科研能力不强、发展后劲不足的弱点暴露出来。因此,高校必须大力培养师范生的科研能力。就历史专业而言,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开设与之相关的课程或讲座,如,“史学论文写作”“史家论文研读”等。“史学论文写作”课重点介绍史学论文写作的基础知识,结合知识的教学,选择一些写得好的和写得不够好的论文让学生阅读、分析,体会史学论文写作的基本方法和要求。“史家论文研读”课则主要精选一些名家之作,比如,《试论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和村社组织》(杨宽)、《论春秋时代之道德精神》(钱穆)、《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周一良)、《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向达)、《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陈寅恪)、《元代的儒户》(萧启庆)等等,课堂上教师可以适当评介作者及论文的学术背景,引导学生做好文章论点的摘要,深入体察作者的“问题意识”,研究作者写作的出发点,以及作者是如何搜集整理资料、如何用资料架构出历史图像的,等等。

第二,分阶段训练学生的科研和写作能力。例如,要求一年级学生阅读几本重要的专业书籍,撰写内容提要,以培养其综合和概括能力;二年级学生可以进一步扩大阅读面,学习撰写书评或介绍性文章;三年级学生结合选修课的学习或个人兴趣,撰写学年论文,形式可以是读史札记或其他类型的小论文,为最后完成毕业论文打好基础;四年级学生针对史学研究或者历史教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和新问题进行探讨,在教师的指导下,撰写毕业论文。通过分阶段、循序渐进的方法,从低年级开始就逐步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写作能力。可以采取为学生科研立项、拨给一定经费、论文评奖等措施,激发学生科研的积极性。

第三,创造浓厚的学术气氛,把最新的科研成果介绍给学生。比如,开设学术论坛,邀请校内外专家前来讲学。邀请的对象,既可以是校外的,也可以是本校其他学科、专业的;既可以是史学名家,也可以是教育学家、历史教育专家。通过专家讲述“学科前沿”,既可以使历史教师教育的内容与学术发展紧密相连,也可以使学生领略他们各具特色的学术风格和风采,从而影响学生的求学之路。此外,还可以进行考试改革,如在内容方面,注重考查学生的文献阅读、史料处理、甄别正误等能力;在形式方面,在传统的考试形式之外,提倡学生写读书报告、课程论文,并把它们纳入课程的学习成绩之中。

总之,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给中学历史教师和历史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这必然要求作为“工作母机”的高校历史教育专业在未来中学教师的培养上,注意拓宽专业口径,改革传统的通史课教学,在历史专业课程设置和内容上适时调整,及时介绍新的史学研究成果,使教育类课程的教学更加具有针对性、实效性和学术性,重视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和训练。

参考文献:

[1]宁虹,刘秀江. 教师成为研究者:教师专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J]. 教育研究,2000,(7):41.

[2]李润洲,张良才. 论“教师即研究者”[J]. 教育研究,2004,(12):60.

中外历史论文篇4

一、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历史观念

今天我们看历史,一般认为它包括三个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人类社会的历史、人类思想的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主要以人类生活的环境与物质生产方式为基本研究对象,关注历史上的自然环境与物质生产方式变迁。社会史以人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研究人类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方式及其变动。思想史以人们的理论化的社会思维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思想结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

侯外庐先生认为,研究历史的本质内容,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相关的经济制度,一个是人们理论化的社会思维。他说:“自三十年代开始,我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社会史研究,二是思想史研究,我向来认为,社会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不可或缺,而‘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当然,我研究社会史,并非仅仅为了研究思想史,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方面,侯外庐先生通过翻译《资本论》,“从经典著作的原著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 ,确立了他研究中国社会发展最基本的理论依据。他认为研究社会经济形态是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最核心的内容,而研究社会经济形态,关键要研究特定历史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化。简言之,即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相结合的特殊方式。对于物质生产方式的观察,则既不能简单看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不能简单看社会生产关系,而是要看它们结合的特殊方式。根据这一原理,他系统研究了中国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并剖析了其主要特征。

侯外庐先生认为观察理论化的社会思维,既要看其世界观(哲学思想)和逻辑思想,更要看它对于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考,并需要揭示出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的内在联系。他指出,要把握好社会历史和思想历史的互动,判断历史上的思想命题,如果要避免以思想解释思想的随意性,只有把思想置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具体背景之中。他说:“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里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 否则,对于中国思想史的解释,不仅容易犯主观化的错误,而且容易使古人的思想被曲解,即“流于附会臆度” 。需要指出的是,侯外庐先生并不是经济决定论者,他虽然认为“经济发展对思想史的各个领域起着最终的支配作用”,但同时意识到“思想意识的产生又属于社会分工的特殊部门,因而思想史本身有其相对的独立性” 。

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侯外庐特别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以此发现中国历史的特点。他说:“我们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科学研究,同时也反对这样的态度:或者孤立地用一句封建主义的定义来代替各个角度的全面分析,或者动不动就武断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这种态度妨碍人们对科学理论进行虚心而认真的研究。” 在中国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代表中,侯外庐先生与郭沫若先生有很大的不同。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运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理论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及其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第一次提出并且论证了中国古代同样存在奴隶制社会,从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史一般规律的普遍意义,揭示的是中国古代历史和思想与西方社会的相似形。侯外庐同样运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但得出的结论却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有巨大的差异,他发现的是中国历史和思想发展的独特路径。

二、侯外庐先生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路径

侯外庐先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以纵向的历史发展脉络为坐标,力图从中探寻中国社会历史的独特道路。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研究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等方面:

第一,中国文明起源的独特路径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维新道路”。

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文明社会的起源遵循的是一条特殊的路径,它“采取了土地为国家所有的路径,一开始便是大土地所有制,这不能不说是‘早熟’”,“氏族公社的保留以及转化成为土地所有者氏族王族,是它的‘维新’的路径” 。因此,中国古代社会保留了大量的氏族遗制,氏族贵族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紧密结合,土地地域化的私有制及国民阶级具有巨大难产性,形成了古代东方国家的“维新路径”或“亚细亚道路” 。他总结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基本标志是家族而不是家庭,是氏族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是国野之分而不是国民意义上的国家。与恩格斯所揭示的古典的古代不同,古代希腊文明社会的建立路径是:家族的消灭、私有制的起源、城邦国家的产生;而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路径是:家族和氏族制度与奴隶制度结合,土地财产为土地国有或氏族贵族专有,“宗子维城”的城市国家出现。中国文明形成之际,土地所有形态的发展过程走的是从氏族公社公有到氏族贵族的土地国有的路径,中间未经过土地的氏族成员私有化阶段,个体私有财产权不发达。侯外庐以氏族、公有制、城市国家作为研究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路径,以及力图探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独特途径的科学精神,对后来者探索文明起源有很大的启示。

最重要的是,侯外庐先生通过对中国文明起源独特路径的研究,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的“维新道路”,即在社会变革的关键时刻,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往往采取与旧制度和思想妥协的改良路径,而非实行彻底变革的“革命”路径。他说:“‘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代是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后者却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 在他看来,这正是中国社会历史独特路径的重要表现,并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地影响。

第二,封建社会的所有制形态与中国古代的集权政治道路。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侯外庐先生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判断封建社会确立的依据、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封建土地国有制等。他认为法典(体系化的制度形式)是判断封建制度最终确立的主要依据。他说:“真正作为分界线以区别古代和中世纪的标志,应该从固定形式的法典来着手分析。” 对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不能因为古代社会有封建因素的萌芽就断定其为封建社会,而应当以制度体系转变为标准,即法典化为标准来衡量。所谓法典化标准,就是以体系化制度形式作为判断社会形态的标准。侯外庐先生据此把中国封建化的过程划在战国末以至秦汉之际,他认为战国时期虽有封建因素的萌芽,但只是一种局部现象,没有取得全国的支配性质,经过汉初一系列法律形式的确定,至汉武帝法律化过程的完成,中国的封建制才最终确立。

此外,侯外庐先生通过考察土地与生产力的结合方式以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等,探讨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并明确提出了封建社会“土地国有制”的论点,即土地为皇族地主(国家)所有,其他阶层仅有占有权或使用权,其对于土地的所有权不过是“法律的虚构” 。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就是君有、皇族地主所有,封建土地国有制作为“一条红线贯串着明清以前全部封建史”。但这不等于整个封建社会土地的基本形式都没有变化,他以两税法为标志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阶段从秦汉起到唐代开元、天宝之间,以军事的、政治的统治形式为主,表现为对土地的直接干预;后一阶段从唐代安史之乱后到清初,以经济的所有形式为主,表现为通过赋税方式的变化实现对土地所有,经营方式虽有改变,但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侯外庐指出,与西方中世纪相比,中国封建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自由的土地私有的法律观念的缺乏” 。封建思想定于一尊,根源就是统治阶级掌握着土地所有权。皇族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秦汉以来中央专制的经济基础,伴随着土地国有制的所有形式,在主要的手工业生产方面也实行国家管制。这种以土地为主而以其他产业为副的国有的财产形态,从秦汉社会发源,一直是中国封建所有制主要的形式,也是理解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思想史的关键所在。侯外庐先生通过对封建土地国有制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独特发展路径,以及专制集权政治长期存在的深刻历史原因。

第三,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与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曲折道路。

侯外庐先生从土地关系的变化、手工业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三个方面考察了的明代嘉靖、万历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情况,力图证明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他说:“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已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幼芽,这是在十六世纪中叶开始的” 。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中叶以后私有土地所有制和经营地主的势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一条鞭”法的施行是对土地商业化和私有化的法典式总结 ;虽然土地商品化的程度还很低,还不足以改变整个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已经反映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此外,明中期以来城市手工业及海外贸易的发展、商业资本的活跃也逐渐将封建生产方式解体,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内容。但侯外庐先生同时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有其独特性,与西欧是不同的。他说:“从十六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没有如欧洲那样走向资本主义社会,……既在封建社会的母胎内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形态,又在发展过程中未能走进近代的资本主义世界。” 而原因就在于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方式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他说:“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形式,既然是东方封建制的生产方式的条件,又是巩固东方专制政制的基础” 。虽然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更名田,使旧制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清朝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策也并未能长久的阻碍历史进程,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依然很难突破封建自然经济的束缚。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有了一点自己的民族工业,但资本主义萌芽仍然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这种“近代社会的难产”正是中国社会的独特发展路径的又一重要表现。

侯外庐通过对中国历史的通贯性阐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独特发展路径。他说:“从古代文明的难产到近代文明的难产,说明旧的传统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巨大堕力,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 出现这些独特路径的根本原因就是“旧的传统”——作为中国文明和社会基础的家族血缘关系,以及相应的维新道路,文明起源的独特道路、封建土地国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曲折都与此有关。

三、侯外庐先生论中国思想历史发展的独特性

侯外庐先生将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史划分为先秦社会思想史、封建社会思想史和启蒙时期的社会思想史三个阶段进行研究,并从中揭示出了中国思想历史发展的独特路径。

第一,维新道路束缚下的中国思想史。

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思想史整体上存在着保守与改革的矛盾,旧有的社会制度或思想传习往往束缚新哲学思想的产生,反映新社会要求的思想中往往保留着旧的思想形式,即“新的拖住旧的”或“死的拖住活的” ,这在先秦诸子思想和近代启蒙思想中有着集中的体现。他将先秦思想史看作国民阶级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在他看来,先秦诸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受到商周尤其是西周先王观及礼乐思想的严重束缚。他曾这样评价诸子思想的共同特点:“在中国,思想史起点上的思想家,不论孔子和墨子,其所论定的问题,大部分重视道德论、政治论与人生论;其所研究的对象也大都以人事为范围;其关于自然的认识,显得份量不大,其关于宇宙观问题的理解,也在形式上遵循着西周的传统。” 各派思想实际上就是围绕对先王观和礼乐观的批判而展开的,其中,儒家学派的特点是形式上认同礼制,而精神上则倾向于“仁”,他们把礼、乐观念化,并从道德心理和道德情操出发,批判了礼、乐的形式,并强调了其中思维的内容;道家学派的特点是发现了自然天道的某些规律,并把这种自然史的规律视为社会思想意识的依据,从而否定了孔、墨言必称先王的观点。先秦诸子“穿着古衣裳,说着古语言,而企图说明未来世界的自己的憧憬” ,即他们在表述政治、人生理想时,只有求助于对传统的重新诠释,而对自然只有“用‘譬如’的类比方法来证成思想家(贤人)的政治与道德的主张,从不为更进一步的自然认识而定立命题” 。侯外庐先生认为近代资产阶级的反封建运动依然受到“维新路线”的影响,采用了变法改良而非革命的方式。例如早期启蒙思想代表人物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进步思想,一方面在自然观、政治观、伦理观上提出了反封建神学和道学、反君主专制、要求个性自由解放等新要求,体现出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理性等近代启蒙的思想属性;但另一方面,正如先秦诸子思想的发展受氏族血缘纽带的制约一样,早期的启蒙学者也受到了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在他们的理论中常保留着旧的内容,而且常显出矛盾的体系” ,如对宋明理学旧形式的保留等。鸦片战争以后的启蒙思想家如改良派的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民主革命派的孙中山、章太炎等人。虽然其进步思潮受到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影响,也从西洋民权、法治思想中汲取了近代的思维方法,但他们依然摆脱不了儒学、佛学等传统思想及思维方式的影响,如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和孔教论、章太炎的“建立宗教论”等正是这种束缚的表现。

从根本上说,出现这种新旧纠葛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维新道路。在中国古代,国民思想的晚出与先秦诸子对“先王观”的保留,古代思想的“贤人”类型与人们对伦理道德的偏重,“是‘亚细亚的’或‘维新的’中国古代图景的思想史面貌” 。而中国虽然从16世纪晚期就开始了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但中国并没有能够走进近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封建社会“旧的生产方式以及旧的思想影响太深” ,这些都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这一特殊路径的具体表现 。在他看来,这种“维新传统”正是理解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关键之一。

第二,正统思想中的宗教因素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浓厚宗教性。

侯外庐先生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过程中,提出“东方史更好像宗教史”,即中国传统思想中具有浓厚的宗教性。他是在研究商周时期思想的时候提出这个观点的,这一观点实际上贯穿于他研究中国思想历史的整个过程,是他对中国思想史以及中国社会史发展的独特路径的一个整体判断。

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思想的宗教性很浓厚 ,主要理由是:第一,中国的思想具备西方宗教的一般特征,如有神论的“神灵崇拜”,圣经、教主、神职人员、教团组织和寺院等。第二,中国思想中具有相当于西方宗教哲学或神学的理论。侯外庐先生认为宗教思想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哲学的,另外一方面是神学的,哲学主要以世界观作为核心,中国的哲学大多表现为自我意识的循环;神学则探讨神性、神意、神启及神迹等内容,以感性的心灵直观和想象的形式出现。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的神启说、“天人合一”的神迹说、“天命”的神意说,天“寂然不动,感应万端”的神性说,都相当于宗教神学。与西方中世纪的政治服从于宗教,政治是宗教的婢女不同,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是宗教服从于政治,宗教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第三,中国传统主流思想的儒学发挥了宗教的功能。侯外庐先生比较早的指出儒家思想具有宗教化倾向,具备宗教性质,发挥了宗教作用。他认为思孟学派就已经开始对孔子进行神圣化,孟子 “天人合一”的神秘宇宙观使儒学的宗教色彩更浓厚,是后世儒教的起源 。汉代的儒学是国家化的宗教,“到了汉代,谶纬之学大盛,儒学即附带了儒教的职能” ,汉代的官方哲学“在两汉是‘经学’的正宗神学” 。宋明理学是比汉代儒学更加高明的宗教,“中国的道学是一种特别形式的中古宗教” ,宋明理学的天理论及方法论便具有宗教神学的特征,以朱熹为例,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朱熹的哲学也尽了它作为神学奴婢的作用” ,即发挥了神化专制君权并巩固封建统治的国教作用,道教和佛教的宗教性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影响自不待言。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的启蒙思想也有非常浓厚的宗教色彩,进步思想家往往利用宗教“旧形式及材料”表达新思想,比如王夫之、傅山等人都是用利用佛学的概念或思维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鸦片战争以后,康有为的孔教论实际上是宗教改革的中国式的再版,谭嗣同思想的实质则是泛神论的孔教观,章太炎是一方面反孔教的迷信,又用佛学的思维来表达新思想。因此,侯外庐先生指出中国思想的历史更好像是宗教史,这是中国思想史的又一重要特点。

第三,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存在着正统与异端思想的矛盾斗争。

在侯外庐先生看来,中国思想史并不是自三代开始的“道统思想”的传承与延续,也不是西方学术语境下的“哲学思想”自身发展与逻辑展开的历史,而是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矛盾斗争的发展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历史与逻辑之间的统一得以揭示。他说:“思想史以‘正宗’与‘异端’,唯心与唯物的对立或斗争为其发展规律。” 侯外庐在中国思想史及哲学史的研究中,就注意探讨唯心思想与唯物思想之间的辩证矛盾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中,他突出了孔、墨的对立,老庄与孔、墨的对立,法家思想与儒、墨、道家思想的对立;在两汉思想史的研究中,他突出了正统经学与异端思想的对立,“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有神论和无神论的斗争,通过汉代是有一条线贯穿的” ;汉代异端思想的代表司马迁、桓潭、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人,他们表现出对社会弊端的揭示和神学世界观的怀疑。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主要是理学思潮,作为哲学化的儒学,“道学成为维护和承认封建统治的精神力量”。 侯外庐认为,理学唯心主义和反理学唯物主义哲学的斗争则是贯穿封建社会后期思想史的主线。他说:“我们一致认为,中世纪思想史,必须着重研究异端思想和正统儒学的斗争,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表彰中国思想史上唯物论的光辉传统。” 他在探讨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理学思想的同时,还发掘了杨万里、罗钦顺、王廷相、吕坤、李贽、方以智等反理学思想家,以此显示思想史内部的矛盾发展过程。需要指出的是,侯外庐并非机械的将“正宗”与“唯心”,“异端”与“唯物”等同起来,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他认为:“有的利用思想资料进行改编工作,为统治阶级说教,这就是‘正宗’;有的利用思想材料,进行改造工作,反抗统治阶级,这就是所谓‘异端’。他们所利用的材料都可能是经学形式,然而他们的立场观点却又可能完全相反”。

四、侯外庐先生中国历史观的现代启示

第一,在对中国历史作出整体判断整理的基础上,侯外庐先生指出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不足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首先,中国历史和思想文化需要进行批判性的整理。侯外庐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缺陷在于:一是缺乏私有权和独立的法权观念。在中国古代最能够体现私有权的是土地,而国家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土地制度, “自由的土地私有权的法律观念之缺乏,土地私有权的缺乏,甚至可以作为了解‘全东方’世界的真正的关键” 。私有权观念的不发达,以国有土地为核心的所有制以及它的政治形态,影响了中国思想家的生活空间和思想的范围。二是受维新道路影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在分析人类社会的时候,缺乏深刻的批判精神,思想的自我循环色彩十分明显。三是中国的自然观念不发达,先王观念特别发达。中国的思想中关于自然的研究,没有成为人类生活真正的科学依据。从侯外庐先生对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批判性分析中,可以看到他对神学世界观、法律的不平等性、私有权的缺乏、专制主义制度等持坚决的批判态度。与此同时,他也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反专制思想、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自由私有权观念等可资发掘利用的优良传统,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即通过辨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以及科学观念、法权观念、自由民主思想的启蒙,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时代课题。

其次,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发展需要引入外来的动力。在侯外庐先生看来,中国社会和历史虽然有其特殊性,但从世界历史的总体发展趋势来看,统一性和普遍性将是世界各国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也就是说,未来的中国社会将是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不过,与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不同的是,他认为中国社会实现自我进化的内在动力是不足的,这一点已经为文明起源、封建社会国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等历史事实所证明。因此,要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必须从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各方面引入外部动力,即马克思主义。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历史和思想的目的是为扫清中国现代化的思想障碍,他将当时学术研究的时代课题视为“民主潮流的在中国的现实解决” ,他从不讳言其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希望以学术研究的手段促进社会和思想的解放,并为时代课题的解决寻找答案。侯外庐认为:研究历史,主要的工作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思想家的遗产在其时代的意义,批判其腐朽的糟粕,发掘其优良的传统。他说:“从新事物里剔除腐烂渣滓,从旧事物里提取新生契机,发扬它。这是当前哲学上的首要任务。” 他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将当时的自由主义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派视为资产阶级史学和封建史学的余绪,并通过对其理论弊端与缺陷的深刻揭露,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原则和科学性。他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具备真正的科学性。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治史要求,“在乎详细地占有史料从客观的史实出发,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认真地分析研究史料,解决疑难问题,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可以节此解决清算封建糟粕的思想任务。侯外庐先生对实现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为中国当前及未来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参考和启示。

第二,侯外庐先生对中国历史学研究进行了理论思考,并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学研究内容及研究视野的独特见解。

首先,中国历史研究应当是社会史、哲学史、社会思潮史研究的结合。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注意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并以社会史研究为基础,侧重于探讨社会思潮的发展与演变,这一点已经为学者熟知。他说:“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我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包括政治,经济,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 此外,侯外庐先生对哲学史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研究手段,初步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范式,其研究方法在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流方法和范式 。他认为哲学史与思想史两者为有机的统一体,哲学史是思想史的核心部分。哲学思想是思想家的世界观,即思想家对世界总体的认识,具体内容包括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历史观三个主题。他的哲学思想史研究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重视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和历史观的内在逻辑,重视利用“矛盾律”来发现某一哲学体系中固有的矛盾。二是重视对世界观性质的考察。他说:“世界观是一种更高的、即更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属于哲学的范畴” 。在他看来,世界观的首要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存在决定思维的是唯物主义,反之是唯心主义。三是关注哲学思想所反映的经济意图。他特别注重探讨哲学思想与经济运动的关系。在他看来,哲学思想在上层建筑中处于较高的位置,它通过政治和法律等制度反映出经济基础的情况,哲学思想、制度与生产方式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研究中国思想史必须对社会史、哲学史和社会思潮史进行整体性的把握。

其次,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必须坚持“世界视野与中国问题结合”的研究视野。侯外庐先生对中国历史和思想的上述考察,并不是就中国而论中国,而是围绕中国的现实问题与时代课题,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宏观范围内加以考量,力图对中国历史的特点、价值与不足作出全面的考察。他说:“我常注意从世界史的总范围去考察以及从各个时期中外历史的比较中去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自信不是削足适履。” 例如,他研究中国的文明起源道路,就把“古典的古代”的希腊城市国家作为主要参照;在先秦思想的研究中,则以古希腊哲学思想为参照,认为古希腊思想起源在于对自然界本原的思考,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之际的思想则萌芽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思考,对应于希腊古代探究宇宙根源的智者气象,在中国则为偏重伦理道德的贤人作风 ;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想的研究中,则以欧洲历史上16世纪初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与文艺复兴为参照,在考察明末以来“三百年”的社会变动和学术思想时,既注意从世界史的普遍性角度看待中国启蒙思想的发生发展,又注重从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出发审查中国启蒙思想的个性特点。这种辽阔的世界历史视角,使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摆脱了自我中心的局限,突破了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的狭隘眼光,进入了世界史学的领域。只有立足于中国历史问题,同时以世界历史的视野进行中西比较,才得以发现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及其症结所在,正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及侯外庐先生中国历史研究给我们的启示,这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第三,侯外庐先生对中国历史特殊路径问题的理论探索,为今天的文化自觉指明了方向。

中外历史论文篇5

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历史”这门在中考和高考中所占比重不大的学科往往受到忽视,在中学教育中处于尴尬的境地。当今中国提倡加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注重发掘地方历史文化特色。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在学生课堂教学之外的日常生活中融入学校所在地的历史特色。汉中市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将汉中市的历史背景、历史知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遗迹景点与普通中学的日常教育教学过程紧密地融合起来,对于学生而言在不影响日常教学和应试教育考试成绩的前提条件下既可以提高学生的个人修养、人文气质、整体素质,又能够增强他们对历史学习的兴趣,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历史考试成绩。对于学校而言,既能推动学校整体的素质教育建设步伐,又能主动传承和保护地方历史文化,提升所在城市的历史影响力和知名度。最终能够实现应试成绩、素质教育、特长发展、学校建设、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的“共赢”。

一、布置校园环境

“对于一个学校而言,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发展的灵魂和持续前进的不竭动力。”[1]在学校校园文化的布置过程中,应当由学校管理者和广大师生在教育、教学、管理、服务等活动中共同创造形成与当地历史特色相结合的历史文化氛围。在中学校园环境布置设计中,可以运用中学生喜闻乐见的历史图片来增加学生对历史的了解,在校园里合适的地方张贴地方历史人物画像,譬如在教室墙上、楼道、校园宣传板报中张贴历史人物画像,并附上历史人物简介。如被称为中华民族智慧化身的诸葛亮在汉中屯兵八年北伐曹魏,“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的发明者蔡伦,这些人物都与汉中市的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学生可以在课间通过对历史画像的浏览增加对相关历史的了解,从而学到历史知识。又如各个校园在翻修和新建过程中都喜欢篆刻著名人物的书法,这时就可以主动选择与所在城市相关的著名历史人物的字迹遗存。汉中市褒河栈道悬崖石壁上所篆刻的历代名家书法众多,被外界称之为“褒斜道石刻”,其中三国时期曹操所书“衮雪”二字广为流传,汉中市各个中学在布置校园环境时将名家所书进行拓刻,既能够提升校园的文化品位,又能够提升学生对历史知识的了解,还能够培养学生的书法审美,获得一举三得的效果。

在传媒和资讯极为发达的当代,可以通过现代化多媒体手段增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如汉中市的历史文化厚重,尤其是“汉文化”博大精深,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历史遗迹留存众多。如古汉台、拜将坛、张良庙、张骞墓、蔡伦墓等著名历史遗迹就可以通过拍摄、录像等制作成历史遗迹微电影,在校园、食堂、操场这些地方通过多媒体放映来宣传历史遗迹,增添校园历史遗迹文化气息,从而促进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提高学习历史的兴趣。

在中学校园的课间活动期间,可以通过校园广播播放地方历史名人名言来培养学生对所在城市历史背景知识的了解,通过对本地历史文化的学习而增加对所在城市的热爱。此外,还可以通过举办校园历史文化节诗歌朗诵比赛等方式来培养学生对学习历史的兴趣,进一步学习、了解地方历史知识。例如:文化名人余秋雨在汉中游览了两天后发出感慨:“我是汉族,我讲汉语,我写汉字,这是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伟大的王朝――汉朝,而汉朝又与汉中密不可分,汉中这地方不来,那我就非常遗憾了!因此,我有一个建议,让全体中国人把汉中当作自己的老家,每次来汉中当作回一次家!”当学生们听到这些名人名言,就可以知道家乡深远厚重的历史背景和独特优越的历史地位,引导学生们热爱历史、热爱家乡,使学生在课余时间继续学习、了解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为继承、发扬当地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课外拓展训练

笔者在带队实习的过程中发现,中学生的历史基础普遍相对较差,只注重课本知识的狭隘学习,不会结合当地历史特色文化去主动学习历史知识,学生完成的作业都是一些较“死板”的课本内容。在当代中学的历史教学中“要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的基础上,不断开发学生的潜能,促进其主体性进一步发展,把被动接受‘要我学’转化为主动的‘我要学’,实施学生参与式的教学方式”[2]。学校可以提倡网络化历史知识学习,教师给学生布置课后作业,通过让学生上网查找相关历史文化知识、历史图片记录和历史纪录片等方法来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而不是一味地主张应试教育。如三国时期割据汉中的张鲁政权曾在汉中建立了中国道教的早期派别之一“五斗米道”,这种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将“五斗米道”相关知识的了解作为课外作业布置给学生,不但能够加强学生对三国时代汉中历史知识的了解,而且能够启发学生对中国历史上统治制度的认识,能够激发学生“我要学”的思想和潜力。

此外,当代中国兴起了新一轮的旅游热潮,这激起了家长利用假期时间带孩子出外旅游的热情。总体来看,大多数家长喜欢把孩子带到风景区或者游乐场所进行娱乐消遣。但是在社会文化日益繁荣的今天,家长应该多带孩子到历史文化遗迹景点进行游历,尤其是距离较近的本地历史文化景点。教师可以要求家长在五一、十一、寒暑假期间带领孩子参观如汉中市的拜将坛、古汉台、武侯祠、张骞墓等本地著名的历史景点。类似这样的假期活动既丰富了孩子的课余生活,也增加了孩子对两汉三国时期汉中当地历史文化的了解。此外,家长还可以督促孩子通过旅游日记、观后感、作文等方式进一步巩固对当地历史文化的了解与掌握,鼓励孩子撰写图文并茂的历史游记,在提高孩子学习历史知识的兴趣与效率的同时增强动手写作的文字功底,促进孩子在历史和文学方面的共同发展。

三、组织相关比赛活动

“课外活动是信息传递的渠道,亦是通过实践发挥学生才能和个性的重要平台。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都是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都是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3]在带队实习过程中,笔者发现中学时常以班级为单位举行一系列的以爱国、拼搏、道德等为主题的演讲比赛,但是以当地历史为主题的演讲比赛寥寥无几。因此,学校应该充分利用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以班级为单位举行与当地历史文化相关的演讲赛。如汉中市的学校就可以以“汉文化”为主题举行演讲赛,最大限度地让每一位同学都参与到活动中来,从演讲活动中调动学生对当地历史文化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师生通过互相交流和讨论,从中促进学生对当地历史文化知识的进一步了解与掌握,增强学生身处本地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以史育德,既体现历史教学上的史论统一,又实现了历史在全面发展教育上的德育与智育的统一”[4],借此来增强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与人文素养,从而使自己的综合素质得到不断提升。

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推进,“中学教育的方式要从通过灌输‘现成的结论’转变为通过引导提高分辨能力的培养上来”[5],而针对特定问题的辩论能够积极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分析问题。在中学校园的课外活动中,学校都会定期举行辩论赛活动。笔者通过对辩论赛活动主题的分析发现大多都是以社会现象为主,如以老人跌倒了扶还是不扶、开卷是否有益、上网的利与弊等为主题的辩论赛活动。但是很少有取材于历史文化的辩论赛。因此笔者建议学校应该多开展以当地历史文化为题材的辩论赛,包括地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功过、优劣等,如魏延建议出子午谷取长安是否可行、汉中石马坡虎头桥斩魏延是否是一起冤案等,在辩论中拨开历史的迷雾,探寻历史的真相。

四、结语

“教育是人的活动,素质教育要求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育手段。”[6]笔者发现在中学日常的教育、教学、生活等整体运转过程中,校方与家长应当最大限度地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把学校所在地的历史特色与普通中学日常的教育教学过程紧密地融合起来,在不影响日常教学和应试教育考试成绩的前提条件下推进学生的素质教育,同时提高他们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在参观历史遗迹、演讲赛、辩论赛等活动的基础上提升他们的历史考试成绩,从而保证在提高学生应试成绩的同时推动中学的素质教育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突出学校所在地的地方历史特色,一方面便于学生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随着中学生年龄的增长,前往外地学习和生活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也是为当地历史知名度的提升和旅游业的繁荣打造了一支未来的宣传队伍,既能推动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又能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增长,对学生、教师、家长、学校、教育、经济等各个方面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宋发刚.实施素质教育创办特色学校[J].教育教学论坛,2013(12):21.

[2]程建友.中学历史素质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J].华章,2012(34):279.

[3]李红宾.中学素质教育实施途径初探[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08,5(10):196.

中外历史论文篇6

一、国外关于“神入”的研究

英国关于“神入”的研究,侧重于对儿童历史思维的概念研究。英国历史教育专家在上世纪90年代开展了一项重要的研究――“7至14岁儿童历史概念与教学取向”(简称CHATA),在研究中狄更逊(A.K.Dickinson)依据“神入”历史的步骤和联结资料的解释,设计出几种测试儿童“神入”历史的认知概念,并以儿童的答案来区分其认知水平。

美国方面对于“神入”历史的研究,不论是国家课程标准还是个别学者的论著,都着重于教学实务方面。在1994年公布的美国历史科国家课程标准中,“神入”是“历史的理解”、“历史的分析与解释”的一项要素。

“神入”历史被视为理性理解历史的一个重要元素,是一种引导历史思维的教学方法和策略,但自从被列为历史的基本学习能力并广为宣传后,在英国历史教育界,围绕“神入”这个概念的争议始终不断。

二、中国大陆关于“神入”的研究

国内对“神入”的研究起步较晚,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才有学者涉及这一问题。

于西友等编著的《历史学科教育学》和白月桥的专著《历史教学问题探讨》都涉及“神入”,但这两部著作只是对“神入”的概念作了初步的界定,并没有对“神入”作进一步的详细论述,没有深入到教学实际中的应用。

陈新民在编译的《运用历史神入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你能神入张伯伦的内心世界吗?》一文中,介绍了历史神入的概念、特征,以及在一节历史课中运用神入的教学范例。

王德民在《论历史课堂教学的神入现象》一文中,就课堂教学层面上对神入的教学形态、教学特征及其教学机制作了初步的探讨。

赵士祥在《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神入”艺术杂谈》一文中,论述了历史“神入”教学艺术的特征,历史“神入”教学艺术的意义,历史“神入”教学的一般形式与例述。文章还结合历史课堂教学的一些实例,阐释了作者对“神入”教学艺术的感受。

从上面的简要综述可以看出,中国大陆的学者和教师对“神入”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理论探讨也不够深入,但比较注重其在教学实际中的应用。

三、中国台湾地区关于“神入”的研究

对Empathy一词,台湾地区的历史教学者也多译为“神入”。“神入”被视为理解历史的重要一步。台湾历史教学界对“神入”的研究,较大陆地区略晚,但有些探讨比较深入。

吴翎君的《历史教学理论与实务》一书中的第五章《理性理解历史的教学示例(一):“神入”历史》专门探讨了神入历史的问题。该章所论神入历史的教学,从三方面示例。

黄苓在《谈历史教学中的“神入(empathy)”概念》一文中认为,神入是一种对人事理解与谅解的能力,奠基于对史料做深度解读与判断的能力。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神入的定义、争议及其在台湾的研究进行了探讨;第二部分思考与empathy相关的历史教学概念;第三部分提出对这一主题的展望。文中将历史教育上关于empathy的争论归结到四个方面。作者还针对20世纪“实证主义”、“相对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历史哲学家对历史本质的批判进行了说明、澄清。

综合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历史教育界关于“神入”的研究起步较早,也比较深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欧美学者对于“神入”并未达成完全的共识,还存在许多争议。我国对于“神入”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比较少,缺乏较系统的理论阐释。随着新课程的实施,教师们接触到越来越多的新理念,开始打破传统的教学观念并改进教学方法,在实际教学中时常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神入”,但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神入”看似是一个小问题,但所涉及的层面却很广,不论是理论研究方面还是教学实践方面,值得探讨的地方还很多。

参考文献:

[1]于友西.历史学科教育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吴翎君.历史教学理论与实务[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4.

[3]陈新民.运用历史神入激发学生的历史学习[J].历史教学,2001,(6):49-52.

中外历史论文篇7

所谓“历史合力”,是指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多环节、多因素构成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动力系统。

在社会形态层次(最抽象、最根本的层次)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的基本结构可以划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层次,由它们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判别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揭示了社会历史运动的本质,是对一切社会历史规律的普遍抽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历史是一个包含多样性统一的丰富总体,本质的抽象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分析,一般性规律不应代替特殊性规律,“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况且,经济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作用,往往要通过各种环节的中介,在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因素的相互联系中才得以实现。这就需要将历史合力由抽象的层次引入到更为具体的层次(社会结构层次)上来。

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社会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经济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形成的历史动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动力;经济对政治、文化、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既非机械的,也非总是直接的。因此,“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当然,这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总是通过与经济力的相互联系(如依赖经济条件、反映经济要求等),或者在一定条件下相对独立地作用于社会历史进程。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准确理解社会历史的合力,既要看到经济力的决定性作用,又要看到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往往需要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来实现;既要看到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同时又要看到它们自身对历史进程的独特作用机制和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这样,历史合力论就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上的“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等机械决定论、单一决定论划清了界限。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前提层次上,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生产劳动发展史,生产劳动实践是理解社会历史的锁钥。生产劳动无非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生产劳动过程无非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结合的过程。所谓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就是指人类以社会组织的形式与自然协同进化。这种协同进化从来都是通过共存、冲突、融合等形式的矛盾运动历史地展开的,社会与自然决不允许单单把和谐或斗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社会力对自然力的作用集中表现为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制约和促进作用突出表现在,自然环境状态即和谐与斗争的哪一个方面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直接表征着相应的社会历史阶段和人类文明程度。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双重作用也以重大自然灾害破坏社会生活、引起社会动荡甚而延缓或加速社会形态更替等非常规形式直观地表现出来。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问题上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超越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唯经济中心论。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层次上,历史合力是“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因而人们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承认人的社会历史主体性,但不能走向唯意志论(历史主观主义、历史目的论);承认历史的客观性,但也不能走向历史客观主义、历史悲观论。“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这个“总的合力”实质上就是历史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主体选择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而且,“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虽然“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使每一人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但并不因此否认每个意志对历史有所贡献。“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意志的“相互冲突”,因为历史不过是人们的交互活动,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大多数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问题上坚持了群众史观,根本区别于英雄史观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唯心史观。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外动力层次上,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如果说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内部力的话,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交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则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外部力。外部力与内部力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历史合力。社会历史发展的外部力,突出地表现为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通过作用于各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内部力),引起各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观念变革,从而影响社会历史的进程。“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可见,无论社会历史外部力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多大,但它必须通过作用于社会历史内部力而显现自身的作用。社会历史外部力通过作用于内部力而影响历史进程,内部力规定外部力的作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历史的合力就是不同社会之问的交往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的相互作用。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源与外源问题上超越了封闭发展与依附发展、狭隘民族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发展的内部力与外部力的辩证统一。

综上,从根本上说历史合力就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各种历史动力的辩证综合。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思想既为我们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抽象层次、社会形态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又向我们提供了理解同一历史阶段社会发展具体规律的方法论原则(各具体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以历史合力论指导当今的社会发展实践必然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观在坚持发展方向的坚定性、发展目的的人本性、发展内容的全面性、发展机制的协调性、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发展方法的统筹兼顾性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的社会发展动力系统思想。

在发展方向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环节、因素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动力,规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科学发展观认为,求发展首先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科学发展观强调,始终坚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关键是要把坚持科学发展同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统一起来,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统一起来。这就既坚持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运动的基本原理,又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基本原理有机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把阶段性发展战略与根本性发展方向辩证地统一起来。

在发展目的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力与客观规律制约力相互作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发展就是一个“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并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的过程。这个“总的合力”的实质就是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又反对为发展而发展的“唯发展主义”;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坚持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作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当作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质上就是要以人民群众为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人民群众看做历史剧作者与历史剧中人的有机统一,看做发展手段与发展目的有机统一;就是要在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好又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上,正确应对社会利益格局变化,统筹兼顾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利益,充分调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一切积极因素,激发一切社会活力。这样,科学发展观就在坚持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的原理的基础上,鲜明地突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具体生动地再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进步是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

在发展内容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社会有机体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社会管理、社会组织等层面上的狭义的“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其中的经济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它总是要通过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相互联系和凭借许多中介环节发挥其最终决定性作用。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社会历史的合力就是经济力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成为历史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同时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正是在此基础上,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强调坚持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既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推动政府、市场与社会良性互动,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建构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可见,科学发展所要求的全面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根本基础和重点,涵盖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的全方位发展。这样,坚持全面发展既与社会结构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在精神实质上达到了高度统一,同时又根据中国实际赋予了历史合力论以具体的内容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发展机制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动力系统各环节、各要素相对平衡运动的思想。按照历史合力论的观点,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是一个由多因素、多环节构成的不平衡的动态系统。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动力系统由不平衡逐渐趋向相对平衡,然后引起新的不平衡再逐渐趋向更高级的平衡的矛盾运动过程。如果社会动力系统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就可能导致社会发展失调甚至崩溃。这就要求我们主动协调各种社会动力,坚持社会协调发展。针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协调发展主要是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城乡发展、协调区域发展。经济发展是在社会中发展、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发展、依靠社会力量发展,最终也是为了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基础和根本保障,这就要求必须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此外,只有协调城乡发展,才可能为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从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只有协调区域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发展所需的稳定社会环境,才能建成真正全面的小康社会,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可见,坚持协调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对发展机制的创新,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要求。

中外历史论文篇8

从1949年至今,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光辉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流,它不仅超越了具有优良传统和丰硕成果的古代史学和近代史学,也大大发展了1919年到1949年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和初步发展时期的史学。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划时代阶段。然而,在建国初期,特别是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逐步发展起来的“左”倾路线的干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束缚下,中国史学经历了很多的曲折。中国历史学在对待历史和现实这一基本问题上,未能适时地完成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转变,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长期存在”、“革命得长期进行”、“历史学也得长期为革命服务”等观点,从而影响了史学自身的正常发展。同时,由于许多史学工作者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一时尚不能完全领悟其精髓,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过程中,难免出现教条主义和简单化的倾向。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左”倾路线发展到了极端,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了空前的历史考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和兜售的“影射史学”,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不仅使中国史学脱离了科学轨道,而且使它声名狼藉,失去了应有的学术尊严。而那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真正的史学工作者又受到了无情的压制。总之,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可概括为“唯革命论”。在“唯革命论”思想指导下的中国近代史仅仅是政治斗争史或阶级斗争史,完全忽略了“现代化”的其他方面的存在。

“唯革命论”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把阶级斗争看作是历史的全部,从而夸大阶级斗争存在的时空,夸大 “革命”的功效。第二,过分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革命)服务”,从而大搞影射史学,歪曲历史真相。第三,混淆了马克思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把马克思阶级分析的观点教条化、简单化,从而全盘否定传统史学和外来史学。“唯革命论”的这些观点错在哪里呢?

首先,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的全部,从而夸大阶级斗争存在的时空,夸大革命的功效,是片面的、教条主义的历史观。

列宁曾指出;“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还表明,只要阶级存在,阶级斗争也就不可避免。这都说明“阶级的存在”和“不同阶级的利益对抗”的存在是“阶级斗争”的前提。

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社会主义的改造,使中国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因此,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也就不复存在了。虽然,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仍没忘记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阶级和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将长期存在,但是这不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人们的需求同生产力落后之间的矛盾才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关系中,阶级斗争应该从属于生产斗争。只有弄清了这一关系,才能把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然而,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却把这两者的关系颠倒过来了,阶级斗争压倒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级斗争压倒一切。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气候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则表现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全部。许多史学家对这一观点大力论证;戚本禹说:“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⑵,关锋、林聿时说:“历史(文明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和转化的历史”⑶,张玉楼也说:“无产阶级根据对于客观历史的研究,证明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从来没有阶级和平,残酷的阶级斗争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始终”。⑷

这些片面的论调,否定了现代化建设,而大力强调阶级斗争,这是受政治上“左”倾思想指导的结果。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从此中国的政治路线是“一左再左”。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更因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以致形成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泛滥。1959年以庐山会议为标志,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全体会议上指出;“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些同志不坚定,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他们离右派还有三十多公里,相当危险。”毛泽东还把党内思想上、意见上的分歧当成“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因而轻率地把党内矛盾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等同起来,而且毫无根据地与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致使“左”倾错误进一步泛滥。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重提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进而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而且是党内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因此,他号召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阶级斗争要保持清醒头脑,“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此,毛泽东还发动了“四清”运动(1963.2,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当时的毛泽东没有认识到这是“左”倾的错误,反而还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毛泽东还在“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驱使下,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从此,毛泽东也便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领袖,他说对的那就是真理,他说错的那就得批判。例如就史学问题而言,毛泽东说海瑞是好人,那么就有一大批人写文章歌颂海瑞;他说海瑞不是好人,也就有一大批人写文章攻击海瑞。195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要学习海瑞,还讲“海瑞既攻击皇帝,又对皇帝忠心耿耿”的故事。此后于6月,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明史专家吴晗撰写的文章《海瑞骂皇帝》,9月又发表了他的《论海瑞》,后来吴晗又编写了戏剧《海瑞罢官》,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史家的诸如《三女抢板》、《海瑞上疏》、《海瑞背纤》等历史剧上演,以歌颂海瑞。但是,随着“左”倾错误的进一步漫延,1962年江青、康生等人便多次向毛泽东“告状”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毛泽东听信了江青、康生等的一派胡言。从此“海瑞”以及赞许海瑞的史学家们都成了右倾分子。1965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合谋,出台了《评新编历史剧》,猛烈攻击“海瑞”及吴晗同志。1966年对《海》剧的批判已全面地“揭盖子”,各大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吴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把这场极“左”的运动推向了高潮。由于史学家翦伯赞在批判吴晗《海》剧问题的大会上,拍案而起,仗义执言,林彪江青等人便说“史学界有一个以吴晗、翦伯赞为头子的反革命集团”,“有一条反革命黑线”遍布全国各地。“这个反革命集团有核心人物,还有外国人物,他们同文化部、文艺界、出版社,以及党政领导部门都有联系”,形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从此“海瑞”问题开了“影射史学”的恶劣先例,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不一而足。讲历史被说成“借古讽今”;评皇帝,被诬为“影射攻击”领袖。学术问题不能进行自由讨论,稍有不慎,便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无限上纲,逼使人们见“洋”则忌;见“古”就批;见“名”即反。形而上学横行,唯心主义猖獗。这是“唯阶级斗争”、“唯革命论”在历史学中的体现。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历史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内容,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历史主义的重要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那些标榜强调阶级斗争是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的学者,则严重违背了马克思历史主义,他们把马克思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教条化、简单化,从而走向了马克思历史主义的反面——非马克思历史主义。提出了“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片面的、狭窄的主张。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古典作家那里,也并非仅限此见。史学家蒋大椿对马克思主义古典作家关于人类历史及其内容的各种表述作了综合考察后提出:“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即从用阶级斗争手段改造当时社会的政治角度对文明史内容所作的表述,而当马克思恩格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文明史的内容时,提法则全面得多。⑸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便揭示了人类历史五个方面的内容,而归结为生产力、社会状况、意识这三个要素交错发展过程。这些都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把“阶级斗争”看作是历史内容的全部。那些把 “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唯一内容,夸大阶级斗争,夸大革命功效的观点,是片面的、教条主义的历史观。

其次,过分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革命)”服务,从而歪曲历史真相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一直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史学一直具有“兴替之鉴”的功能。如《资治通鉴》就明显指出了史学研究的这一用意。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解放前就有过论述。1938年,毛泽东在他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和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⑹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严厉批评了“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极坏作风”⑺,再一次强调了学习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建国后,“历史为现实服务”已成为史学史的共识。尚钺在《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中指出:“历史科学是阶级斗争的重要武器之一”,“不深入地研究今日的中国社会(现代史),就不能深刻地了解现实的具体的革命实践,固然难免要犯错误;不研究昨天(近代史)和前天(古代史)的中国社会,对今天的中国社会,和产生、发展于中国社会内部的革命实践,也很难有深刻的认识。”⑻这是强调历史学对于现实革命实践和政治决策的重要。周谷城在回答“历史究竟怎样才算为现实服务”这个问题时,提出:首先,“要把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讲个清楚”,使人们“知道今日的祖国和今日的世界是怎样来的,今日的社会主义道路何以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其次,要使人们在学习历史过程中,“获得阶级斗争的教育,提高自己的革命品质”。再其次,“必须重写很多历史书,也必须新编很多历史书,以为祖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⑼这是强调历史学对于人的教育作用和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郭沫若认为:“学历史有它的重要性。历史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具体教材。通过历史来教育人民、教育后代,甚至教育人类,是有它的不可轻视的功用。⑽这是从更宽广、更深远的意义上来看待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吴晗在讲到“为什么要学习历史”时,认为;“对于我国浩瀚的文献中所记载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只要能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整理研究,从中引出规律,总结成为理论,惩前毖后,批判地继承,必将大大丰富我们的文化,发生巨大的教育作用,鼓舞英勇豪迈的人们,更加信心百倍地、有效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⑾这是从文化建设、思想建设和物质建设来看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以上这些史家的论述足以证明,历史为现实服务是历史社会功能的普遍认识,这是应该肯定的国情意识。因为,历史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是有阶级性的。哪一个阶级掌握了政权,哪个阶级控制了意识形态,历史就为哪个阶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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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国史学界许多研究者片面地强调“服务现实”,而忽视了历史的科学性。他们强调:应把历史研究与社会主义事业,无产阶级政治,甚至总路线等现实斗争的需要结合起来,并提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口号,坚决反对“超现实”、“超阶级”、“为学术而学术”、“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研究。这类文章在50—60年代如雨后春笋,不胜枚举。这使当时对此问题的探讨出现了片面化和绝对化的趋势,并且不能容忍不同观点的出现。1963年,刘节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现实政治服务》中指出:“阶级斗争的理论用之于当前政治是切实有效的,用以解释古代历史事件,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教条化、机械地利用起来呢?这确实成为问题。 相反地, 如果恰如其分地把历史事件的真相写对了,倒能够古为今用的。”⑿刘节本来是要求克服教条化,要客观地研究历史。然而,却遭到了多方的攻击。其中以张玉楼《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为典型。张玉楼攻击刘节先生说:“刘节先生是傲慢的。从他的一些文章,人们只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他所研究的每一个范围。——我是中国史专家,马克思主义适合于说明外国史,不适合于说明中国史!——我是古代史专家,马克思主义适合于说明近代史,不适合于说明古代史!——我是文化史专家,马克思主义适合于说明经济史,不适合于说明意识形态史!”,“刘节先生用来反对阶级分析方法的武器,其实不过是孔夫子所用的两个陈旧的概念,一个叫‘仁’,一个叫‘礼’。”⒀张玉楼先生攻击刘节异己思想的目的是“使历史研究成为无产阶级政治的有力助手”。这种过分强调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思想,最终会导致 “以论带史”的“先意识后存在”的“主观影射史学”的发展。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十年内乱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操纵舆论,把历史学作为宣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错误理论的工具,标榜“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历史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并以歪曲和篡改历史的手段来实现这种“服务”。文化大革命前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文革中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水浒》”,“评《红》”等运动都是这种错误的具体表现。

“历史为现实服务”这是一个真理,但是这里能够用来为现实服务的历史,是科学的历史,而非那些“影射史家”臆造的“历史”。孙思白在《试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中指出:“绝不能把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混为一谈;历史之所以作用于现实,一可以阐发规律,二可以开拓视野,三可以鉴往知来,四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研究者既可以历史为现实之借鉴,又可以从现实中领会历史上的相似现象以加深认识,既要秉笔直书,又要客观冷静。”⒁孙思白的论述是强调在讲历史为现实服务时应遵循“秉笔直书,客观冷静”的原则。在“文革”时期用歪曲历史真相以为现实服务的做法,严重背离了这一原则,是主观唯心史观的表现。

再次,把马克思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等同起来,把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教条化、绝对化、简单化,从而彻底否定传统史学和外来史学。这种倾向也是严重错误的。

马克思历史主义,是指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去观察历史,这是史学方法论问题,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阶级观点,是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对人类历史作出科学的解释。它包括两层含义,一则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是历史的研究对象问题,属历史理论的范畴,二则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历史作出评价,这却是一个历史方法论问题,属史学理论的范畴。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是具有明显区别的两种概念,前者以历史学本身为研究对象,后者是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因此,不能把马克思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完全等同起来。虽然阶级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是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指导思想,但是它却不能代替具体的马克思历史主义。正如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普遍原理不能代替某一自然科学的自身理论一样。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自成体系的理论。然而,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历史学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指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为指导史学工作的全部理论;而对历史本身是否应当建立自己的理论(史学理论),则缺乏明确的认识。”⒂而常常把对于客观历史研究中所提出的“历史理论”,同对于史学自身发展中所提出的“史学理论”问题等同起来,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没有其他的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把马克思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混淆起来,甚至连“历史主义”这一概念都取消,用阶级观点来代替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全部。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还认为“历史主义”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货色”,应彻底打倒。

这种错误的思想在“左”倾思想泛滥时期表现得非常普遍。由于强调阶级观点,一大批历史学家不是把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具体考察,而是抽象地进行所谓阶级分析,对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历史作用一概加以否定;或者用现成的套话去贴标鉴,把千差万别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对于这种现象,我国老一辈史学家翦伯赞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一些人”对待封建主义和地主阶级的问题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了站稳立场,有些同志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但是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来,任何剥削制度、剥削阶级都曾经在它的上升阶段起过进步作用。例如当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时候,它是一种进步制度;当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时候,它是一个革命阶级。只有当这些阶级走向没落的时候,当这些制度走向崩溃的时候,才是反动的、该骂的、该反的。如果当这个阶级、这个制度一出现历史就反对他们,岂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而有些文章把农民革命的领袖说得比现在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还要进步,这难道是历史主义吗?”⒃范文澜同志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必须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⒄然而,针对诸如翦、范等史学家的正确提议,1965年戚本禹却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中进行了大势攻击。说什么:“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的“问题的提出使人感到惊异。”并且认为他们“对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错误理解,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不清的问题,这里实质上反映了一些人对于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的一种怀疑和动摇,有的甚至反对。”⒅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便把学术上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争议上纲为政治斗争。从此以后,便把“历史主义”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把那些提出“要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建议的历史学家说成是阶级敌人。从而把学术讨论引入了政治斗争和人生攻击的误区。这种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了的“政治化史学”使历史科学和历史学家失去了自由,从而不能科学地反映和研究客观历史。这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 “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原则,是非马克思主义史学。

用阶级观点代替历史主义的错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到了极端,其表现就是“除了阶级斗争以外别无其他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于是就彻底否定传统史学和外来史学。“文革”期间,把我国的传统史学作为“地主阶级的历史”、“封建糟粕”而加以彻底摒弃;把外国史学理论也当作“资产阶级黑货”而无情禁断。这种否定一切的做法,实际上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糟蹋和浪费。中国的传统史学就其整体而言是有封建性、落后性,甚至反动性的—面,这是我们要坚决摒弃的;但是它又有多样性、社会性、时代性的一面,这是我们应当继承的。对于外国史学也是如此,外国史学当然也有资本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应该反对的一面,然而又有一些方法论如何“计量法”、 “系统论”等可以借鉴的一面。这就是说,对待中国传统史学不能全盘否定,要批判地继承;对待外来史学不能盲目自满、夜郎自大,要批判地吸收它们的优点。人类的文明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发展,如果脱离了传统史学,那么“现代史学”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何以谈发展。先进的文化成果是人类共享的,如果把外国的先进成果拒之门外,无异于乞丐“拒绝”被施舍的肥肉和面包,最终只能毁灭于那“浅薄”的虚荣。事实上,如马克思、恩格斯等思想家之所以能够创立起自己的科学理论,原因在于他们都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者的著作,吸收了其中有用的养料。当然这种吸收是批判的吸收,而非照搬全收。正如列宁在谈到马克思时所说的:“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从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所束缚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⒆列宁的论述有力地说明了那些自认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而“否定—切”的做法,实则是把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教条化、绝对化,这正违背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原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总之,对“唯革命论”的主要观点的批判,足以证明“唯革命论”的上述思想是错误的。在“唯革命论”思想指导下,本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内容的、丰满的中国近代史却变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这种 “史学”,从它的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到研究目的都是“言必谈阶级”。如“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研究是为阶级斗争服务”,“历史研究的方法是阶级分析的方法”……诸如此类的辞令不胜枚举。由于阶级“将广泛长期存在”,存在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关,存在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存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即阶级“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哪里有阶级,哪里就有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斗争也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因此,在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方面的“革命”活动也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根据这一推理,毛泽东便得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论。于是就轻率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此后,“革命”便是最时髦的词汇,因为它最能表明人的立场。人们便由“言必谈阶级”发展到“言必谈革命”。这就是“唯革命论”的来历。

“唯革命论”者认为,“革命”使新中国得以建立,“革命”使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革命”也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不仅我们过去要“革命”,而且现在和将来都要“革命”。在“唯革命论”思想指导下,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共产党史”,甚至是某一个革命家的历史。因此,在这一时期,科学的历史几乎没有,都是阶级化、革命化、政治化了的历史。这是中国史学的厄难时期。

在“唯革命论”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因此也只有“阶级斗争(革命)”的内容,即使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了很大的推进,但那也只能从属于“阶级斗争”。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把“革命”与“现代化”割裂开来,片面地强调“革命”,是错误的,应该严厉批判的。当然,由于现时期,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些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仍然没有忘记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颠覆和破坏,因此,我们对这些制造破坏的反革命分子的革命镇压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要有革命的觉悟,不忘革命。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夸大阶级敌人的存在时空,夸大革命的功效。所以,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既要保持革命的高度警惕,又要防止“唯革命论”思潮再次泛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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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历史研究》,196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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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玉楼,《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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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郭沫若,《关于厚古薄今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光明日报》,1958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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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刘节,《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学术研究》,1963年,第2期。

(13)张玉楼,《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

(14)孙思白,《试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15)肖黎,《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6)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

中外历史论文篇9

所谓“历史合力”,是指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多环节、多因素构成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动力系统。

在社会形态层次(最抽象、最根本的层次)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的基本结构可以划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层次,由它们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判别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揭示了社会历史运动的本质,是对一切社会历史规律的普遍抽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历史是一个包含多样性统一的丰富总体,本质的抽象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分析,一般性规律不应代替特殊性规律,“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况且,经济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作用,往往要通过各种环节的中介,在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因素的相互联系中才得以实现。这就需要将历史合力由抽象的层次引入到更为具体的层次(社会结构层次)上来。

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社会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经济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形成的历史动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动力;经济对政治、文化、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既非机械的,也非总是直接的。因此,“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当然,这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总是通过与经济力的相互联系(如依赖经济条件、反映经济要求等),或者在一定条件下相对独立地作用于社会历史进程。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准确理解社会历史的合力,既要看到经济力的决定性作用,又要看到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往往需要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来实现;既要看到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同时又要看到它们自身对历史进程的独特作用机制和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这样,历史合力论就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上的“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等机械决定论、单一决定论划清了界限。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前提层次上,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生产劳动发展史,生产劳动实践是理解社会历史的锁钥。生产劳动无非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生产劳动过程无非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结合的过程。所谓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就是指人类以社会组织的形式与自然协同进化。这种协同进化从来都是通过共存、冲突、融合等形式的矛盾运动历史地展开的,社会与自然决不允许单单把和谐或斗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社会力对自然力的作用集中表现为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制约和促进作用突出表现在,自然环境状态即和谐与斗争的哪一个方面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直接表征着相应的社会历史阶段和人类文明程度。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双重作用也以重大自然灾害破坏社会生活、引起社会动荡甚而延缓或加速社会形态更替等非常规形式直观地表现出来。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问题上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超越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唯经济中心论。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层次上,历史合力是“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因而人们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承认人的社会历史主体性,但不能走向唯意志论(历史主观主义、历史目的论);承认历史的客观性,但也不能走向历史客观主义、历史悲观论。“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这个“总的合力”实质上就是历史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主体选择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而且,“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虽然“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使每一人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但并不因此否认每个意志对历史有所贡献。“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意志的“相互冲突”,因为历史不过是人们的交互活动,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大多数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问题上坚持了群众史观,根本区别于英雄史观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唯心史观。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外动力层次上,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如果说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内部力的话,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交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则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外部力。外部力与内部力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历史合力。社会历史发展的外部力,突出地表现为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通过作用于各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内部力),引起各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观念变革,从而影响社会历史的进程。“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可见,无论社会历史外部力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多大,但它必须通过作用于社会历史内部力而显现自身的作用。社会历史外部力通过作用于内部力而影响历史进程,内部力规定外部力的作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历史的合力就是不同社会之问的交往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的相互作用。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源与外源问题上超越了封闭发展与依附发展、狭隘民族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发展的内部力与外部力的辩证统一。

综上,从根本上说历史合力就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各种历史动力的辩证综合。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思想既为我们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抽象层次、社会形态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又向我们提供了理解同一历史阶段社会发展具体规律的方法论原则(各具体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以历史合力论指导当今的社会发展实践必然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观在坚持发展方向的坚定性、发展目的的人本性、发展内容的全面性、发展机制的协调性、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发展方法的统筹兼顾性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的社会发展动力系统思想。

在发展方向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环节、因素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动力,规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科学发展观认为,求发展首先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科学发展观强调,始终坚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关键是要把坚持科学发展同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统一起来,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统一起来。这就既坚持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运动的基本原理,又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基本原理有机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把阶段性发展战略与根本性发展方向辩证地统一起来。

在发展目的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力与客观规律制约力相互作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发展就是一个“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并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的过程。这个“总的合力”的实质就是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又反对为发展而发展的“唯发展主义”;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坚持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作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当作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质上就是要以人民群众为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人民群众看做历史剧作者与历史剧中人的有机统一,看做发展手段与发展目的有机统一;就是要在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好又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上,正确应对社会利益格局变化,统筹兼顾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利益,充分调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一切积极因素,激发一切社会活力。这样,科学发展观就在坚持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的原理的基础上,鲜明地突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具体生动地再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进步是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

在发展内容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社会有机体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社会管理、社会组织等层面上的狭义的“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其中的经济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它总是要通过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相互联系和凭借许多中介环节发挥其最终决定性作用。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社会历史的合力就是经济力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成为历史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同时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正是在此基础上,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强调坚持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既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推动政府、市场与社会良性互动,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建构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可见,科学发展所要求的全面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根本基础和重点,涵盖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的全方位发展。这样,坚持全面发展既与社会结构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在精神实质上达到了高度统一,同时又根据中国实际赋予了历史合力论以具体的内容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发展机制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动力系统各环节、各要素相对平衡运动的思想。按照历史合力论的观点,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是一个由多因素、多环节构成的不平衡的动态系统。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动力系统由不平衡逐渐趋向相对平衡,然后引起新的不平衡再逐渐趋向更高级的平衡的矛盾运动过程。如果社会动力系统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就可能导致社会发展失调甚至崩溃。这就要求我们主动协调各种社会动力,坚持社会协调发展。针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协调发展主要是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城乡发展、协调区域发展。经济发展是在社会中发展、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发展、依靠社会力量发展,最终也是为了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基础和根本保障,这就要求必须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此外,只有协调城乡发展,才可能为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从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只有协调区域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发展所需的稳定社会环境,才能建成真正全面的小康社会,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可见,坚持协调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对发展机制的创新,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要求。

中外历史论文篇10

论坛分为三大板块:风云人物,热点解剖,事件追踪。

在学习过程中要求学生准确把握“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之间的区别联系。三者内涵不同,但不是各自孤立,而是三位一体构成完整的历史知识。要了解历史人物,就必须了解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因为历史人物的活动一定要由历史事件来表现,历史事件必定由历史人物完成。历史现象是历史上较广泛地域、较长时间内发生的,带有普遍性、共同性的社会现象,它不是抽象地表现为若干历史事件或众多历史人物的活动。要了解历史现象,就一定要了解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论坛话题一:评说历史风云人物

历史课本中的杰出人物很多,可让学生们选择自己最欣赏的人物,有军事家、政治家、艺术家等,走进人物内心,探讨其坎坷命运,评价其是非功过。从历史人物的命运起伏中,学生们均能不同程度地解读,谈出自己的观点,闪耀着思维的火花和理性的光芒。例如:晏子的机智,曹操的谋略,达・芬奇的多才多艺,凡・高的博爱,杰斐逊的无私,这些不朽人物在历史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令后人景仰。

通过创设历史情境,熟悉当时的历史氛围,也体会当时历史人物的感受,让学生“观史如身在其中”。诱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思考历史和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进而培养“言之有据,论者符实”的科学态度,以及“理解偏见、容纳悖论”的人文精神。

论坛话题二:说古论今,进行热点解剖

中学生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求知欲,他们希望了解每天发生在身边的社会新闻和大家极为关注的热点、焦点等现实问题,而且渴望倾吐和交流。教学中要善于发现这些现实资源与历史课本知识之间的联系,通过历史论坛活动将它们引进课堂。这样既可以引导学生把对现实问题的各种印象和感受、怀疑和问题带到课堂上来,展开热烈的交流,使学生在课堂上积极思考、主动学习,又可以以现实问题为媒介,引起学生对一些历史现象和问题的关注与探索。

历史学科的热点包括两类,一是学科内的热点,如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制度的变革,中国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外交往,民族关系,“三农”问题,等等。二是学科外的热点,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恐怖主义问题。论坛的选题十分重要,在教师的指导下,要求学生紧扣时政热点、焦点,既提高认识,又服务高考,更增强能力。在增强兴趣,培养学生感悟能力方面多下工夫,让学生思考得更深入,拓宽视野,学以致用,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关注社会现实,关心民族、国家乃至人类的命运,树立感恩、悲悯情怀,同时将史学界、教育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入课堂,使学生能举一反三,豁然开朗。

论坛话题三:反观现实,进行事件追踪

中外历史论文篇11

在《历史认识理论》这部文集中,编辑者主要选取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作者生前在关于历史认识的理论与方法、当代人文学科认知体系中的史料学问题以及历史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等方面的所思所想,体现了作者将历史学着重作为认知科学去研究的重要理念,而这种理念在俄学术界已被公认为具有范式的特点,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在俄罗斯的一面旗帜。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有不少学者认为当代人文学科认知体系存在着两方面缺陷:一是缺乏适应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理论,二是缺乏能够界定各领域知识的概念。因此,针对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俄学术界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历史认识客体本身的特点――人类内心世界的波动性及不易被认知、个人及团体的外部行为无法体现人类的本质属性、实验及直接观察所能开展的范围极其有限――决定了纯粹意义上的历史认识不可能实现,即在任何情况下,历史认识成为严肃的科学是不可能的。然而,梅氏的研究成果则通过界定人文学科各知识领域的理论与方法,揭示出认知科学本身的逻辑方式,对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以新的哲学观点给予另外一种回答。梅氏认为,历史学期望获得理想的成果,就必须遵循科学的认知方式;而只要存在真实的、能够被重新诠释的客体――历史进程,并以能够客观反映客体状况的数据、素材等史料为支撑,那么客体便具备了为主体所认识的必要条件,最终以经典史料学为方法论基础即可实现准确可靠的历史认识。在这种状况下,历史学作为发现人类现象系统属性的知识体系,便能够被认为是一门严肃的科学了。同时,作为关于人类思维的科学,认知历史这种思维,除了通过历史学家所创造的精神产品展现自己之外,还通过人类有目的行为的信息产物展现自己。可见,梅氏对历史认识论的见解是20世纪在俄国得到充分发展的经典史料学方法论与新兴信息理论的综合。它反映了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跨学科研究中所取得的实践经验,指明了俄罗斯学术进步的方向。

自然科学在19世纪的发展,既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又极大地转换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知识体系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进步,与自然科学家们注重事实、严格实证的态度密不可分,这一点同时也对人文学科领域尤其是历史学家们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在历史学研究中,遵循与自然科学同样的方法,即通过对史料的搜集和考证实现对历史真实状况的描述,从而将历史学建设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的观点,在当时的历史学界几乎成为一种共识,这便是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受其鼓舞,历史学家们开始怀着饱满的信心和充分的热忱,积极投身于搜集、鉴定历史档案和批评、考证历史资料的工作中,“结果是详尽的历史知识大量地增加起来,根据对证据的精确的和批判的考订而达到一种史无前例的程度”。不过,尽管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提升了历史认识的水平,但它将历史学简单等同于自然科学,把历史研究仅仅降低到史料的搜集和考证这一高度,实际上是将具有复杂内在逻辑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认识过于简单化了,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丧失方向感的理论危机。

进入20世纪,实证主义的思潮在学者们的反思中开始退却。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以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为代表,其主要集中在对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方面的批判上。在区分人类知识体系上,文德尔班提出“一种纯粹方法论上的、以严格的逻辑概念为依据的经验科学分类法”。在文德尔班看来,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目标、方法和结果都是不同的:“自然研究与历史的分别,首先开始于利用事实来构成知识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前者追求的是规律,后者追求的是形态。在自然研究中,思维是从确认特殊关系进而掌握一般关系,在历史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李凯尔特继承和发展了文德尔班的思想,在学科间关系上更重视形式原则。他强调:“自然科学致力于用它的概念去把握为数众多的、甚至可能是无限多的各种各样的对象,而历史学则力求使它的叙述符合于它所研究的某个与所有其他对象不同的对象。”概括地讲,弗莱堡学派的主张反映了当时的学者一方面试图从实证主义那种机械阐述社会现象的束缚中解放出

来,另一方面对个人内心世界和自主性的研究开始予以关注。然而,由于过分强调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性,历史思维被个体性所封闭,进而走向不可知主义,历史科学仍旧不能真正被建立起来。

到20世纪末,对上述观点进行修正,已成为学术界十分迫切的需要。修正的主要关注点集中在对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所遵循的认识论原理存在何种程度统一性这类问题的探索上。在《历史认识理论》中,梅杜舍夫斯卡娅教授就以“认知一信息”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独创的历史认识理论,作为对以往历史哲学观点的修正。梅氏认为,在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那里已经脱节了的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必须以确定的方式使其共同性得以复原;而无论历史学还是自然科学,离开了基本质料――人类在从事有意识活动中所取得的发现――便无法对其所记录的有关自然与文化等各类现象的必要信息予以解析。因此梅氏强调,“在探索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各自认识论原理的共同性过程中,两类学科领域研究方向的交叉点显示为:历史史料”。在这里,“历史史料”应被理解为研究人类思维和拟定还原该思维方法的基础。可见,梅氏对新康德主义的修正,并非是对实证主义的简单回归,而是对史料学和档案学中具体分类原则和结构功能方法进行的重构。

中外历史论文篇12

我们党素有重视学习研究历史科学的优良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就对历史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全面系统地研究历史教育的特殊功能?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党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体系?对历史教育活动的蓬勃开展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学习研究历史科学对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将历史教育置于它应有的重要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抗日战争是需要动员千千万万民众共同参与的伟大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负有领导全民族人民救亡图存的重大历史责任。利用历史知识的教育功能?动员广大民众奋起抗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工作方针。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段话?把革命的理论、历史知识、对实际运动的了解摆在相同的地位?使历史知识这一要素与革命运动胜利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号召全党?“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1]刘少奇曾经指出?“所谓中国党的理论准备?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21他要求“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针对党内一些人不注重学习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现象?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严肃指出?“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他要求在全党形成学习研究历史的浓厚风气?使全党同志“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明天”E“。

中国共产党的经典作家们对历史及历史教育功能的精辟阐述?深刻地揭示了学习研究历史科学对于促进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从理论上奠定了历史和历史教育在我们党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

二是学习研究历史科学的目的在于深入认识国情?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保证革命事业顺利发展。深入认识国情?理论联系实际?是革命党克敌制胜的最重要的法宝。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1]因此?要想认识中国的现实?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

只有充分深入地认识了国情?才能找到现实中国社会“内部联系”这个中国革命之“的”。找到了中国革命之“的”?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对于这点?陈云曾强调?“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时事政治的情况?不然也就不能规定当前的革命工作的任务和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既是倡导学习研究历史的典范?又是身体力行的典范。他在党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最早、做得最好和贡献最大?这与他深厚的历史科学功底密不可分。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那样?“毛泽东的着作有不少篇幅是讲历史的。读毛泽东的着作也得懂得历史。”

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学习研究历史的科学成果作为革命事业的有益借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我们党在整风中加强了党史教育?目的是使全党“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3]。经过认真系统的党史学习?广大党员干部对以往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有了深刻地体会?从而把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思想轨道上来。对于这点?邓小平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凡是研究了一下党史的人?一定会深感整风的重要的。”[61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还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党员干部学习的文件?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吸取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因胜利而犯错误的深刻历史教训。

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教育中所始终遵循的重要原则。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1]。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对这份珍贵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毛泽东要求全党要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因为“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这些重要论述?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弘扬了爱国主义的伟大民族精神?对于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坚持抗战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三是学习研究历史科学?应该着重学习研究中外革命史?特别注意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认真学习研究中外革命史?是民主革命的需要。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召开时?要求全党认真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刘少奇也指出?“为了要使我们有知识、有经验和有预见?我们就必须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历史?学习外国人民斗争的经验?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在革命实践中?既要“根据群众斗争的经验?同时也要参照历史上、各国的经验”。

认真学习研究中外革命史?把重点放到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上?更是民主革命的迫切需要。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不重视学习历史的现象指出?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另外?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还就学习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作出过很多精辟阐述?例如“古今中外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等?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我们学习研究历史提供了正确的原则和法。

二、党在抗战时期历史教育的实践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充分发挥历史教育的独特教育功能?动员更多的人投身到神圣的抗战事业中去,中国共产党在重视历史教育理论研究的同时,又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积极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教育活动。

首先,随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党领导下的革命史学工作者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为了培养更多的十部,我们党加快了建立干部学校的工作步伐。1940年底,毛泽东强调:

“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川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各个根据地的各类干部学校不断涌现。在革命圣地延安,更是集中办起了一大批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按成立时间为序,我们党所开办的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学校是:1935年成立的中共中央党校、1936年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37年成立的陕北公学、1938年成立的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和华北联合人学、1939年成立的中国女子大学、1940年成立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1941年成立的延安大学等。另外,中、小学教育.农民夜校等也广泛发展。

各类学校都对学员和学生进行社会历史和时事政治教育,特别要求开设中国革命史课程。例如,延安大学开设的课程包括边区建设概论、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时事教育等。大学的教育原则是强调为抗日战争服务,培养一大批能做事、了解中国国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用一致的革命青年。十部学校的领导人多为久经革命锻炼的党的高级干部;教师多为富有革命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也有来自全国各地学术界的名流;学员多为全国各地有较高政治觉悟的先进青年。

其次,在延安整风中,我们党把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列为党员干部学习的主要内容。党的七大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历史教育活动。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周恩来等高级领导干部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党史和党的政策,学习中国历史,了解中国国情,结合学习对“三风”进行整顿。1940年前后,毛泽东写了大批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文章,例如《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对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经典的分析和评价,成为延安整风运动中对全党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文献。党的七大召开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的报告和发言,在对国家前途命运、战争形势、党的地位和作用等重大问题进行深人细致的科学分析的同时,也对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从而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育。

再次,抗日战争时期,在我们党领导和影响下,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外的东北沦陷区、重庆等地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历史教育活动,涌现出一批革命史学工作者和历史文学作家。

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是我们党领导成立的培养东北军政千部的基地。该校在教学安排上,不但系统讲授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史,而且还专门开设红军长征史、《八一宣言》、东北的历史和地位、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及******的卖国行径等专题课程。着名历史文学家郭沫若在重庆坚持以笔作刀枪,写出《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五部大型历史剧,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现历史的本来面目,给人们以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爱国主义情感的教育,起到激励人心、焕发民众抗战热忱的宣传效果。

1944年,郭沫若还以历史为依据写了《甲申二百年祭))一文,运用唯物史观对明末农民战争予以分析评价。由于文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被我们党作为延安整风运动中对党员干部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文献,列为整风文件之一。另外,革命史学工作者李平心、韩启农等也编写出版了一批史学着作。李平心所着的《中国现代史初稿》、《论新中国》两部历史着作,运用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结合中国革命运动近百年的历史事实,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新中国成长的道路,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批驳了******政府在皖南事变前后的倒行逆施。韩启农所着的《中国近代史讲话》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是一部通俗易懂的大众历史知识普及读本,被陕甘宁边区政府列为历史教育的基本教材之一,在对群众广泛开展的爱国主义历史教育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鼓舞了广大民众抗战必胜的昂扬斗志。

三、党在抗战时期历史教育活动的特点

党在抗战时期的历史教育活动,具有创新性、实践性、广泛参与性花大特点,为我们今天开展历史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外历史论文篇13

中日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近代新史学形成的重要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了宣传救亡图存,推进政治改革,积极从欧美、日本富强发达的历史经验中吸取营养,取得借鉴,从而把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对世界史的关注与追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导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轫。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不仅编写了一批论述世界一些国家兴衰成败的书籍,而且还从建设新文明的高度认识借鉴世界历史的重要性,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各国史学的状况。康有为说:“然且地球之国,启自泰西,其政学、律历、风俗皆出于希腊、罗马,而法为罗马之宗邦,美开民主之新义,百余年来,为地球今古万岁转轴之枢……故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比哉!”[2]维新派在此期翻译编写的西史著译主要有:康有为的《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唐才常的《日本宽永以来大事述》等。章太炎主笔的《译书公会报》在1897至1898年连载多种西方史学译著:《英民史略》(英人约翰力查葛林著、慈溪胡浚谟译)、《万国中古史略》(法人高祝著、张国珍口译、胡惟志笔述)、《拿破仑兵败失国记》(英华尔司雷著、陈佩常译)、《增订五洲通志》(法蒲以贤原著、古雷业增订、吴宗濂译)、《交涉记事本末》(美人威廉司著、张书绅译)[3]等。这些译著的出版发表,显示了维新派输入西方史学的最初成绩。

康有为等人还看到,仅靠清政府现有的少数几家翻译出版机构,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于西学追求的需要,于是奏请朝廷设立京师译书局广译日本书籍。输入和介绍国外历史学著作,亦是他们争取的目标之一。康有为强调广译日本书籍,指的是吸收那些日本明治维新后取得的学术新成果,实际也是属于西学类的内容。甲午战后,中国朝野改变了以往视日本为“蕞尔小夷”的偏见,逐渐形成学习日本的思想潮流。1896年3月,清政府派出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等13人赴日留学,开近代国人留学东瀛之先河。一些开明士大夫,包括张之洞等朝廷显宦,也都不断撰文鼓吹,东学日本遂渐成风气。康有为于1898年春出版的《日本书目志》就收录了日文历史著作560种之多,共分11大类,其中“万国历史”31种,“各国历史”35种,“日本史”204种,“传记”127种,“本邦历史考证”21种,“年代记”6种,“年表”14种,“行记”33种,“名所记”33种,“旅行案内及道中记”22种,“类书”34种。[4]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两种关于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一是下山宽一郎著《史学原理》,一是铃置仓次郎纂译《历史哲学》。1898年夏,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吸收王国维、樊炳清等加入,开始翻译日本历史、地理、理化、教育等方面的教科书。

总之,戊戌维新时期,中国社会与学界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国人在学习外国方面出现的新要求、新动向,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准备了重要条件。

20世纪初,以挽救民族危亡、改变国家社会政治状况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政治斗争风起云涌,“史界革命”蓬勃兴起,新史学思潮风靡一时。与此同时,近代新文化事业发展方兴未艾。由中国人创办的报刊杂志、出版机构,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为人们发表反映新知识、新思想的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园地。一批留学欧美、日本的学子已经脱颖而出,充当了译介域外新知的骨干力量。在此种时代背景下,域外史学的大量成果及信息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出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引进国外史学的新高潮。

国人创办的一些报刊是介绍国外史学的重要途径。经常刊登国外史学信息的报刊主要有:《清议报》、《新民丛报》、《译书汇编》、《译林》、《国民报》、《民报》、《教育世界》、《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广益丛报》、《江苏》、《国民日日报》、《萃新报》、《杭州白话报》、《新世界学报》、《国粹学报》等。这些报刊一般都辟有“历史”、“史学”、“史传”、“史髓”、“传记”、“论说”、“学术”等栏目,专刊包括国外史学及其信息在内的各种历史类文章,为数之多,难以胜计。

《译书汇编》曾登载大量关于日本学者史著的译作,诸如《近代政治史》、《近时外交史》、《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欧美日本政体通览》、《最近俄罗斯政治史》等。该社还把有的连载译述副以单行本,先后出版《波兰衰亡战史》、《美国独立史》、《比律宾志士独立传》、《爱国独立谭》等书。

《译林》一至十期刊载翻译的外国史著述有:《印度蚕食战史》、《世界商业史》、《明治法制史》、《日本近世名人事略》、《维多利亚大事记》等。

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更是连篇累牍地刊载介绍国外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的文章,如《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新派生物学家小史》、《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格致学沿革考略》、《万国思想家年表》、《英国商工业发达史》、《欧美各国立宪史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

《浙江潮》刊登有《希腊古代哲学史概论》、《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等。

介绍国外史学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各种名目不一的出版机构。诚如论者所称:“自商务印书馆崛起,申江延聘通人,注意新籍,开吾华书林之新纪元。厥后继之云起以主者,具奋斗精神,译著与日俱进。”[5]出版外国史书较著名的出版单位有:

商务印书馆,曾出版《美国独立战史》、《法国革命战史》、《苏格兰独立史》、《义大利独立战史》、《菲律宾独立战史》、《葡萄牙革命史》、《尼罗海战史》等译著。

作新社,出版《英国革命战史》、《哥萨克东方侵略史》、《朝鲜政界活历史》等译著。

广智书局,出版《希腊独立史》、《埃及近世史》、《十九世纪大事变迁通论》、《俄国蚕食亚洲史略》、《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世界十二女杰》等译著。

群学社,出版《美国独立史》、《美国独立史别裁》等书。

文明书局,出版《世界女权发达史》、《滑铁庐战血余腥记》、《利俾瑟战血余腥录》、《埃及惨状》等书籍。

开明书局,出版《南阿新建国史》、《印度灭亡战史》等书。

明权社,出版《希腊兴亡史》、《十九世纪亚美利加之风云》、《林肯》等书。

此外,还有一新书局《意大利建国史》、新民社《越南亡国史》、人演社《佛国革命战史》、青年会《法兰西革命史》、大同译书局《义大利侠士兴国传》、国民丛书社《近世欧洲大事记》、普通书室《法兰西近世史》、闽学会《西力东侵史》[6]等。

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是收录出版于辛亥革命期间各种译书书目的重要目录书,其中“史志”类译书共125种,包括通史11种,近世史4种,政治史20种,文明史2种,国别史41种,传记24种,女史4种,战史15种,历史编年3种,教科书2种。值得玩味的是,《译书经眼录》所收“史志”类译书在数量上超过其他门类,诸如“法政”、“学校”、“交涉”以及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各学科,因此排列在全书之首,占显著地位。而在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中,“史志”类译书仅有25种[7],位置排序第14位。排名在前5位的学科依次为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等。“史志”类译书在这两种目录书中前后地位的变化反差甚大,生动地反映出20世纪初国人对史学新知的迫切追求和新史学在国人心目中地位的加重。

20世纪初,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世界历史作为一门“开民智”的重要课程而进入课堂。为了解决教材问题,商务印书馆、江楚编译官书局、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学部图书局等出版机构组织人力,编译包括中外历史课程在内的教科书。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教科书是翻译外国人编著出版的书籍。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有《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分16科分别列举了选用的教科书。“中外史学门”一科开列的书目有:《普通新历史》(普通学书室日译本)、《支那史要》(日本市村瓒治郎著、陈毅译,广智书局本)、《支那通史》(日本那珂通世著,东文学社本)、《最近支那史》(日本河野通之辑,振东室本)、《世界近世史》(作新社译本)、《东洋史要》(日本桑原著、樊柄清译,东文学社本)、《西洋史要》(日本小川银次郎著、樊柄清译,金栗斋本)、《欧罗巴通史》(日本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译,东亚译书会本)等。1906年江楚编译官书局出版陈寿彭译的《万国史略》四册,“称此原书经美国会批准,作为中学教科书,故译之。”[8]其质量可谓上乘。

概而言之,中国在20世纪初输入域外史学主要表现为两个明显的特征:

其一、数量庞大,内容广泛。在此以前,国人对西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科技方面,翻译世界历史方面书籍的数量很少,而且内容浅显。自戊戌维新以后,尤其在20世纪初,国人对西学的兴趣转移到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追求域外历史知识的热情空前高涨,出现了大规模翻译国外史学书籍的热潮,导致史学译著数量的激增。从以上谈到的情况可以看出,输入内容包括: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人物传记、历史编年、历史教科书,以及少量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类著作,基本涉及到当时西方及日本所具有的历史学体系的方方面面。

其二、中国自己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输入西史新知的主要力量。在此以前,国外史学知识的主要传播者是外国传教士。如19世纪50至90年代流行的《大英国志》、《欧洲史略》、《希腊志略》、《泰西新史揽要》等书,均出自慕威廉、艾约瑟、林乐知、李提摩太等西方来华传教士之手。20世纪初,随着近代教育和留学运动的开展,中国已经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翻译队伍。他们中的许多人热衷于输入域外史学的工作,勤奋译述,成果丰硕。仅《译书经眼录》收录此期出版的国外史学译著涉及到的中国译者就多达57人。其中著名者有:赵必振、樊炳清、丁文江、戢翼翚、麦鼎华、李鼎新、顾学成、唐重威、林长民、章宗元、褚家猷、马君武、范熙庸、廖寿慈、陈澹然等[9]。这尽管仅是当时实际数量中的一部分,但与以前相比也算得洋洋大观了。

20世纪初,西方史学思潮的大规模输入对中国社会,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具体说来,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思想启蒙方面,其二为学术研究方面。

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翻译介绍的国外史书,诸如各种不同名目的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文明史,在其叙述历史中大都贯彻了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思想内容,渗透着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这些都是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思想启蒙极好的精神营养,是他们从事爱国救亡宣传,开展政治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许多革命志士,诸如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秋瑾等人,都熟读世界各国的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从中汲取思想营养,从而坚定了他(她)们进行民主革命的信心。在他们撰写的文章著作中,征引有关世界史方面的事例论证反清革命主张之处,比比皆是。邹容写的脍炙人口、风靡一时的《革命军》就强调国人要阅读世界各国“革命时代之历史”,以明时代潮流,“鼓舞民气”,推动革命,声称:

吾闻印度之亡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犹太之灭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此亡国之往迹,为中国所未梦见也,我中国擅其有也。不宁唯是,十三洲之独立,德意志之联邦,意大利之统一,试读其革命时代之历史,所以鼓舞民气,宣战君主,推倒母国,诛杀贵族,倡言自由,力尊自治,内修战事,外抗强邻。[10]

陈天华的《猛回头》盛赞南非布尔人“人人都是顶天立地的大国民,不甘做他人的奴隶,遂与英国开战。”并强调“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要学那,德意志,报复凶狂”,“要学那,美利坚,离英独立”,“要学那,意大利,独立称王”。[11]这些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开展思想启蒙的宣传素材,均取自当时流行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世界史译著。

风行一时的世界各国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译著在广大读者中同样引起强烈反响,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萃新报》的一位撰稿人因阅读了有关印度、埃及的兴亡史,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危亡更加痛心疾首,写道:

我中国,我中国,而遂为各国集矢的,而遂为各国集矢的。俄北瞰,英西眈,法南瞵,日东睒,强敌亭四周,伸指各思染。此何时?此何时?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稍一迟延,白晰民族即拈粉笔一支,以红绿之颜色,注定各区域。我读印度史,伤心佛树之花;我读埃及史,断肠金字之塔。返观我祖国,时为何时?势为何势?虽未为印度,虽未为埃及,而江由山碧,已是斜阳,美雨欧风,遍遮大陆。其时则甚危也,其势则甚险也。[12]

《译书汇编》的一些作者特别推崇法国大革命,撰文称:

尝观三千年来人类文明之历史,足以启发国民之思想,刷新社会之制度,俾凡百物类之进步,影响之远,感化之溥者,孰有如法兰西革新之功者乎?

又说:

余尝翻万国史,每至法兰西之革新时代,不禁于旅馆沉寂之时,残灯明灭之际,徘徊往复,感激而不能置也。夫扑灭三千年混沌之迷想,开发十九世纪未有之文明,孰不沐法兰西一举之余泽者乎?[13]

这里不难看出外国史学译著对国人革命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

输入的外国史书中所包含的进步理想、爱国情怀、忧患意识、变革精神,大都在中国读者的思想上产生震动,引起思想共鸣,唤起他们对祖国热爱的赤诚之心。历史译著以其特有的内容和魅力,在启蒙宣传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文化形式所无法替代的。

20世纪初西方史学的输入有力地推动了“史界革命”,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此期输入国内的域外史学内容中,除有大量专业性、知识性的成分外,还有一些关于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内容,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学人的眼界。1903年,西方实证主义史学著名学者博克尔(buckle,1821——1862)的《英国文明史》译成中文出版。作者主张,把民族、社会以及文化作为历史的主体看待,“历史家的责任就是显示一切民族的活动都是有规律的。”[14]而支配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有三种,其一是自然规律,其二是道德规律,其三是知识规律。这些看法对于那些长期受到儒学束缚的中国士人来说,是十分新颖的。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发表《史学概论》(根据日本历史学家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讲义和久米邦武等人有关论著编译),1903年李浩生译出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都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史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此外,严复等人介绍的西方进化论在海内风行,促使人们接受进化论历史观,并以此观解释历史。文明史观、民史观、进化史观的引进与传播,为中国“史界革命”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

1901年至1902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两文,正式揭出“史界革命”的旗帜。新史学提倡者首先对封建旧史学展开批判,这种批判,既是在思想领域内对封建思想的斗争,又是为创建新史学而进行的学术清理。梁启超揭露旧史学有“四弊”、“二病”,“四弊”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由“四弊”而生,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15]由于“四弊”、“二病”作怪,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被写成“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章太炎则抨击清朝统治者“欲褒扬其祖考”,焚史隐恶,迫使史家作“浮虚之颂”,卒使一家之史,捇焉以斩,遗美往恶,黯黕而同尽。”[16]

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新史学提倡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新史学的基本主张:

第一,

以近化的历史观取代传统的历史循环论,着眼于探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求得其公理公例”。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自从达尔文进化论告世后,人们知道了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皆循“进化之公理”,由野蛮而日趋文明;包括政治法制、宗教道德、风俗习尚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都是“进化之历史”。在梁启超看来,新史学的使命就是阐述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进程,揭示其进化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即规律性。他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故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独立,则进化终不可期,而历史终不可起。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求得人群进化之“公理公例”[17] ,正是历史学的根本宗旨。他们认为以近化论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不仅指明“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范围”,一遵进化的规律,而且借助逻辑上的归纳法、演绎法,形成了一套可据以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内在规律的理论和方法。“斯学既昌,而载籍所诠列,均克推见其隐,一制一物,并穷其源,……可谓精微之学矣。”[18]他们坚信,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进化发展的,而非“一治一乱”的往复循环,应该以进化史观取代传统的循环历史论。梁启超批评传统的循环历史论说:“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孟子此言盖为螺旋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19]直到晚年他还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很驳他)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20]梁启超强调进化史观的重要性,实际上提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更新的问题。他在《新史学》使用了“历史哲学”一词,阐述道:“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21]这是相当有见地的论断。

第一,

主张打破旧史学以表现帝王将相为中心内容的格局,以修“民史”为职志。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社会的进化即是群体的进化,而非少数帝王将相的行为,因此,历史的本质应是“群体的现象和影响”。历史学理所当然地要以全体国民及由国民组成社会为表现对象,阐明社会群体及社会兴亡盛衰之理,增进文明进步,造福国家民族。章太炎拟著《中国通史》便是“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22]国粹派邓实称:“是故,所贵乎民史者何?贵其能叙述一群人所以相触接、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使后之人食群之幸福,享群之公利。”[23]他们的结论是,史家写民史,既是为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又是为了充分发挥史学作为“天下公器”的社会功能。

第二,

扩大历史研究领域,丰富史学内容。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旧史学对于“史”的理解和实际研究领域过于狭隘,导致了它的偏枯衰微。为了克服此弊,他们主张扩大历史研究领域,以丰富其内容。陈庆年强调历史学应该具有鲜明的知识性,指出:“知识全而后国家全,历史全而后知识全,完全之历史造就完全知识之器械也。”[24]才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习史需要,发挥历史学教育国民、提升国民精神品格的作用。马叙伦提出“析史”之名,主张实现“史学大同”。他认为,“史”乃群籍之总称,可“析史”之名于“万殊”,以求史界的开拓,不必拘守于政治、教育、宗教、学术四部分的传统划分。凡历史上的事物能引起今人的研究兴趣,且能成一家之言的,皆可谓之“史”。他说:

若是析史,则何必二十四史而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为史?更何必六经为史宗?凡四库之所有,四库之未藏,通人著述,野叟感言,上如老、庄、墨翟之书,迄于《水浒》诸传奇,而皆得名之为史。于其间而万其名,则饮者饮史,食者食史,学者学史,立一说成一理者,莫非史。若是观史,中国之史亦夥矣,而史界始大同。[25]

马叙伦的“史学大同”说的实质是主张打破传统史学观念和旧史体系的束缚,把更多的领域包括到史学研究范围中来,从而丰富史学的内容。梁启超拟撰《中国通史》,从已确定的内容目录来看,确是规模宏大,包罗万象。其书计划分为三大部:一为政治之部,包括朝代、民族、地理、军政、藩属、国际、清议、政党等12编;二为文化之部,包括语言文字、宗教、学术思想、文学、美术、音乐剧曲、图籍、教育等8编;三为社会及生计之部,包括家族、阶级、乡村都会、礼俗、商业、货币、通运等13编。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治史视野已经突破旧史学的狭隘界限,包括了相当丰富的内容。

第三,

变通史书编写体例。

编年、纪传、记事本末等三种编史体例,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随着近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新史学提倡者对中国传统史学在体例上不足的认识日益深入,主张新史书应当另辟蹊径,创立新的体例,即在继承我国传统史学编写体例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史学编写体例的优点,“折中贵当,创成史例”。[26]即以“上古”、“中古”、“近世”三段来划分时代,将分时与分类结合起来,采用以篇、章、节分层次的新体例。梁启超在他的一些史著中便使用了新的写作体例,如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从黄帝到秦统一)、“中世”(从秦汉到清乾隆)、“近世”(清乾隆以后)三个阶段;把中国学术思想史划分为“胚胎时代”(春秋以前)、“全盛时代”(春秋战国)、“儒学统一时代”(两汉)、“玄学时代”(魏晋南北朝)、“佛学时代”(隋唐)、“理学时代”(宋元明)、“近世学术时代”(明末至清末)等七个时期。他在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著述时,就破除旧的写史模式,采取当时在欧美、日本流行的章节体,在创立新的史书体例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用新史学观点和写法编写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夏曾佑于1904至1906年陆续出版的新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名《中国古代史》)。该书贯彻了历史进化论观点,把中国古代史分为三个时期:自草昧至周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为“近古之世”。上古之世又分为二期,自草昧至周初为传疑期,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期。中古之世又分为三期,由秦至三国为极盛期,晋至隋为中衰期,唐为复盛期。近古之世又分为二期,五代宋元为退化期,清为更化期。这种历史时期的划分尽管不够准确,但却从整体发展过程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历史,强调古今演变的进化趋势,体现了进化史观。在编写体例上,夏曾佑一改旧的写史方法,采用西方史学通行的章节体,以时间发展先后为序来陈述历史的演变递嬗,展示新体例的风貌。是书出版后产生颇大影响,被誉为新史学的创构。此外,当时出版的同类著作还有:刘师培编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周末学术史序》、柳诒徵的《中国商业史》等,大都体现了新史学善因善革、求变创新的精神。

在鸦片战争后兴起的西学东渐浪潮中,西方史学著作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诸如进化论、民权说、逻辑学,以及进化史观、文明史观、民史观等西方学术思想、史学思想及方法都得到迅速的传播,大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和思路,并为新史学倡导者批判封建旧史学、创立近代新史学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和效法的模式,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即使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确立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堪称中外史学交流史上的精彩一页。

郭沫若在谈到中日文化交流的意义时说:“中国就是这样地倾力向日本学习,更通过日本学西洋的文化。由于当时受到某种客观的条件的限制,中国的资本主义阶段的革命并未成功。但向日本学习的结果,却有巨大的收获。这个收获,既有助于打破中国古代的封建的因袭,同时又有促进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作用。换言之,近代中国的文化,是在很多方面受了日本的影响的。”[27]其实,这也是对近代中外史学交流积极意义的肯定。任何一门学术都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得到正常的发展,而需要在开放的环境中广泛地吸收其他学术,乃至域外学术的营养来充实自己,焕发活力。无论何种学术,要想得到顺利的发展,决然离不开学术交流的推动。也可以说,学术交流乃是学术健康成长、不断创新的一个强大动力。历史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如上所述,在晚清,本来中国传统史学在原来的环境中已经步入衰落期,出现了重重弊端,受到学人的批评。然而,社会变革与西学东渐给它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输入的域外新史学思想与方法给中国传统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血液,启动了中国近代“史界革命”的闸门,使它枯木逢春,再展新颜。诚如论者所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各种学术思想和研究历史方法论传入中国,这些和中国的传统中的历史进化思想和传统的治史、考史方法结合,从而使中国史学领域内出现了一股新史学思潮;传统的考据学发展为近代的新考据学。”[28]

回顾与总结这段历史,或许会使我们今天在思考处于新世纪的中国史学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时,从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卷中,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2]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4,《康有为全集》第3册,第702页。

[3] 参见《译书公会报》第1——20册目录,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0——900页。

[4]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3册,第697——734页。

[5]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述略,民国甲戌年(1934)刊本。

[6] 张于英:《辛亥革命书徵》,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75——181页。

[7]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卷中,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8] 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教科书之发刊概况》,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35页。

[9]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卷1,“史志第一”,民国甲戌年(1934)刊本,第1——25页。

[10] 邹容:《革命军》,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0页。

[11] 陈天华:《猛回头》,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165页。

[12]《论处金衢严四府之关系及其处置之方法》,《萃新报》第2期,1904年7月11日。

[13] 赤门生:《法兰西革新机关》,《译书汇编》第2年(1901)第10期。

[14] 引自谭英华:《试论博克尔的史学》,《英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79页。

[15]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4页。

[16] 章太炎:《哀清史》,《章太炎全集》(三),第328页。

[17]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5页。

[18] 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国粹学报》第4年第9期。

[19]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286页。

[20]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5页。

[21]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286页。

[22]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7页。

[23] 邓实:《史学通论》(四),《政艺通报》1902年第1期。

[24] 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序》,光绪二十九年普通学书室编印。

[25] 马叙伦:《史学大同说》,《政艺通报》1903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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