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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治命题建议篇1
示例1 （2016年全国Ⅰ卷文综第33题）1702年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去世，安妮女王即位。当时议会内部存在两个党派，安妮厌恶占多数席位的辉格党，于是解除了辉格党人的行政要职，代之以托利党人。这说明在当时英国（ ）
A.议会无权制约国王
B.君主立宪制尚未完善
C.内阁制已基本确立
D.《权利法案》遭到破坏
【解析】题干时间1702年是在《权利法案》颁布之后，《权利法案》等法律文件表明议会有权制约国王，A项错误；材料说明在当时的英国国王权力还很大，可以随便解除辉格党人的行政要职，还没有“统而不治”，因而君主立宪制有待完善，B项正确；内阁制基本确立于18世纪中期，不符合题干时间的限制，C项错误；《权利法案》颁布后，国王仍然拥有最高行政权，其解除辉格党人的行政要职没有破坏《权利法案》，D项错误。
【答案】B
变式练习 光荣革命后，威廉三世直接任命内阁成员、出席并主持内阁会议；在讨论重大决策时，他的旨意常常起到拍板定音的作用。这表明当时的英国（ ）
A.光荣革命成果受到侵蚀
B.立体未能阻止国王专权
C.议会仍然无力对抗王权
D.国王仍旧保留一定的行政权
【解析】光荣革命后，《权利法案》颁布，国王虽然失去很多权力，但仍拥有行政权，材料中国王的行为符合《权利法案》的规定，D项正确，A、B两项错误；《权利法案》颁布后，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C项不准确。
【答案】D
示例2 （2016年江苏卷历史第16题）下表是美国制宪会议中出现的三个国会建设方案。
[方案一（弗吉尼亚方案）＼&方案二（新泽西方案）＼&最终方案（康涅狄格方案）＼&设立一个按人口比例分配表决权的国会＼&设立一个各州无论大小有同等表决权的国会＼&设立各州享有同等表决权的参议院和按人口数确定代表名额的众议院＼&]
最终方案的形成过程体现了（ ）
A.选举是民主原则的基本体现
B.国会是代议政体的权力中枢
C.妥协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机制
D.分权是共和制度的关键措施
【解析】表格主要体现美国制宪会议形成国会建设方案的过程，但没有涉及选举问题，A项错误；上表的内容是国会建设方案形成的过程，没有涉及国会的地位问题，B项错误；国会建设的最终方案充分考虑了方案一和方案二双方的利益，协{了大州和小州的矛盾，说明政治具有妥协性，C项正确；共和制度下的分权是指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分权，材料只是讲述国会的建设问题，没有涉及和其他部门的分权问题，D项错误。
【答案】C
变式练习 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说：“在共和政体中，立法权必然处于支配地位，立法权拥有的这种优势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因此，必须在制度设计上淡化这种危险。”美国“在制度设计上淡化这种危险”的措施有 （ ）
①确立联邦体制 ②以三权分立原则构建中央政府权力 ③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 ④以一定比例计算南方黑人奴隶的人口数量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③
【解析】联邦体制解决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与材料中“在共和政体中，立法权……”不符，①错误；依据材料中“共和政体中，立法权必然处于支配地位”“必须在制度设计上淡化这种危险”的信息可知，在权力结构中突出体现了“制约与平衡”的原则，②正确；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各有分工，能“淡化这种危险”，③正确；黑人奴隶制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南方和北方的矛盾，但不是在权力结构中体现制约与平衡，④错误，B项符合题意。
【答案】B
示例3 （2016年全国Ⅲ卷文综第35题）1875年以后，法国确立了共和政体，议会处于政治运行的中心，党派林立，内阁更迭频繁。1958年，戴高乐就任总统，修改宪法，规定总统拥有任命总理、解散议会等权力。这一政治体制的变化（ ）
A.有利于政局稳定
B.确立了总统国家元首的地位
C.剥夺了议会的主要权力
D.有助于两党制的形成
【解析】根据“党派林立，内阁更迭频繁”可知，法国1875年确立的共和政体下内阁更迭频繁，1958年赋予总统“任命总理、解散议会等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局不稳定的局面，A项正确；法国1875年宪法就规定了总统是国家元首，B项错误；议会的主要权力是立法权，材料只是提及规定总统拥有任命总理、解散议会等权力，没有体现剥夺了议会的主要权力，C项错误；法国是多党制国家，这一变化与两党制无关，D项错误。
【答案】A
变式练习 钱乘旦在《各国现代化模式的比较》中写道：1870年后，法国模式突然发生转折，由对抗转为妥协。此后没再发生大规模的革命，法国人逐步建立起民主制度。促使法国模式发生转变的重大事件是（ ）
A.工业革命 B.普法战争
C.巴黎公社 D.“一票共和”
【解析】工业革命不能决定法国模式的变化，可以排除A项；普法战争、巴黎公社仍充满着暴力与对抗，而通过1875年“一票共和”，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正式确立了共和政体，D项正确。
【答案】D
【重点突破】
一、英国君主立宪制、美国总统制、法国总统制与德国君主立宪制的比较
[项目＼&英国君主立宪制＼&美国总统制＼&法国总统制＼&德国君主立宪制＼&国家元首＼&国王＼&总统＼&总统＼&皇帝＼&元首产生方 式＼&世袭＼&选举（任期四年，可连任两届）＼&选举（任期七年，可连选连任）＼&世袭＼&元首任期＼&终身制＼&任期制＼&任期制＼&终身制＼&元首实权＼&无＼&有＼&有＼&有＼&政府首脑＼&内阁首相＼&总统＼&总理＼&帝国宰相＼&行 政 权＼&内阁首相＼&总统＼&总统＼&宰相和皇帝＼&政府首脑与议（国）会的关系＼&首相与内阁对议会负责，由内阁协调首相与议会的关系＼&总统不对国会负责，总统与国会互相制约＼&总统与议会相互制约，经众议院同意有权任命内阁，经参议院同意可解散众议院＼&议会由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组成，皇帝有权召集和解散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立法权＼&议会＼&国会＼&国会＼&议会＼&确立标志＼&1689年《权利法案》＼&1787年宪法＼&187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特 点＼&君主虚位，议会至上＼&三喾至，相互制衡＼&议会共和，相互制衡＼&军事封建，皇帝权重＼&相同点＼&都有形式上代表民意的议会；都实行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的原则＼&认识＼&欧美资产阶级代议制有着共性和个性的差异，有的还体现了不完善不彻底性，但毕竟是人类追求民主政治过程的一大成果，是历史的必然和进步＼&]
二、全面认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
1.概念
代议制是指由选举产生的代表民意的机关来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这种代表民意的机关就是议会。代议制最早产生于英国，由于这种制度代表了人类在民主政治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所以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效仿。
2.确立的主要原因
（1）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确立、发展和完善都与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两次工业革命的进行，加速了民主化进程，因而代议制的确立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必然结果。
（2）代议制的确立同时也受到各国国情特别是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
3.确立的途径
先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改革）或民族统一运动，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然后再颁布法律文献来保障资产阶级的利益。
4.基本特点
（1）具有形式上代表民意行使国家权力的议会。议会由议员组成，议员由普选产生。国家重大立法和重大决策都须经议会讨论并经多数通过，议会享有立法权、财政权和行政监督权。
（2）实行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的原则，权力之间相互制约平衡，防止专制独裁和官僚腐败，提高了行政效率，保障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3）实行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即必须由在议会选举或大选中获胜的政党领袖出任总统或总理、首相，并以本党人员为主组成内阁。政党政治的主要内容是各党通过对议席的争夺，来实现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5.资产阶级代议制形式上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1）统一性的表现：①一个核心，即代议制民主，在如何解决人民行使权力的问题上，代议制民主是在直接民主难以实现的情境下的一种最优选择，其实现的主要途径是实行和完善普选制。②两种政体，一种是君主立宪制，一种是民主共和制，两种政体均以防止专制统治为目的。③三项原则：一是民主化原则；二是法律化原则；三是制度化原则。
（2）多样性的表现：①法、德是欧洲大陆上的两个典型国家，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1875年颁布宪法确立共和政体，但与美国的共和政体又有差别――法国实行议会制共和制，议会是国家权力的中心，而美国实行总统制共和制，国家权力中心在总统。②1871年德意志完成统一，颁布《德意志帝国宪法》，确立君主立体，但与英国也不同，英国是议会制君主立宪制，议会是国家的权力中心，而德国是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皇帝是国家元首和军队统帅，是国家权力的中心。
6.历史作用
（1）代议制否定了封建专制制度，避免了少数人的专制独裁，保证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具有民主精神，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政治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这一制度有利于调整资产阶级内部关系，缓和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从而有效地防止了封建势力的复辟，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
（3）代议制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在推动世界民主化进程中具有极其重大的进步作用和历史意义。
（4）在这一制度下，无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合法斗争，有助于维护无产阶级的合法权益，推动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
三、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实践
1.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不同之处和相互关系
不同之处：前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起了积极作用，结果是了沙皇专制统治，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后者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结果是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两者的关系：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紧密相连，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2.巴黎公社革命和十月革命在成果上的区分
巴黎公社只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尝试。十月革命成功地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3.巴黎公社革命和十月革命的不同点
（1）前者无本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后者有本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
（2）前者没有取得农民的广泛支持，后者取得了农民的广泛支持。
（3）前者没有迅速消灭革命残余力量，后者迅速消灭了革命残余力量。
（4）革命成果和持续时间不同。（巴黎公社只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尝试，持续71天；十月革命成功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俄国及后来的苏联持续74年）
4.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1）俄国化：列宁主义；斯大林模式。
（2）中国化：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强化训练】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12个小题，每小题4分，共48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1784年，英国首相庇特试图通过改革来抑制国王乔治三世专权倾向的抬头，而当时有不少议员被国王收买，庇特下令解散下院重新选举议会，他的改革得到新议会的大力支持，庇特得以继续主持内阁17年。这一现象表明（ ）
A.英国责任内阁体制的出现
B.首相取代国王的元首地位
C.行政制衡立法的机制形成
D.国王丧失对立法权的控制
2.下面是关于英国国王、内阁、议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图示，下列选项中叙述正确的是（ ）
A.首相和议员由国王任命产生
B.议会由上院和下院组成，上院握有实权
C.议会有权对首相进行质询
D.内阁可以拒绝首相的决定
3.前国务卿、前第一夫人、前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宣布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再次向白宫发起冲击，她正式宣告，“我想成为冠军”。如果希拉里・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成功，她必须（ ）
A.A得国会参众两院的支持
B.成为国会多数党的领袖
C.获美国一半以上州的支持
D.在间接选举中赢得多数
4.1791年生效的美国联邦宪法第1～10条修正案也称《权利法案》，其中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剥夺公民的言论、出版、和平集会和请愿等自由的法律；非依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公民的自由、生命或财产。”这体现了该法案（ ）
A.受到《独立宣言》精神的影响
B.为君主立宪制的建立奠定了法律基础
C.反对森严的封建特权等级制
D.确立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的基本原则
5.读图2，图中著作的部分目录及内容研究的国家是（ ）
A.英国 B.法国
C.美国 D.德国
6.法、德两国是“一战”交战双方的主要成员国。德国首先向法国宣战，其后法国也对德国宣战。在宣战之前，双方需要经过的合法程序是（ ）
A.德国：首相经皇帝同意后宣战。法国：议会提出法案，总统同意后宣战
B.德国：皇帝提出法案，议会同意后宣战。法国：议会直接宣战
C.德国：皇帝直接宣战。法国：总统提出法案，部长副署，议会同意后宣战
D.德国：皇帝直接宣战。法国：总统经议会同意后宣战
7.1871年统一是德意志历史上划时代的转折点，有重大的进步意义。民族的活力、解放了的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国威的张扬，都表现出了实现统一给德意志国家带来的历史创造力。这说明德意志统一后（ ）
A.德国开始了工业革命
B.德国走上民主的资本主义道路
C.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
D.出现了经典力学和细胞学说
8.图3是反映俾斯麦与德国议会之间关系的漫画。该漫画从本质上反映出德国（ ）
图3
A.宰相掌握一定立法权
B.代议制民主不健全
C.帝国议会对宰相负责
D.议会成为宰相的工具
9.圣西门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依然是人剥削人、人奴役人的制度，无非是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更高阶段，因此他把资本主义制度形容为“新封建制度”，而这个依旧矛盾不断、弊病丛生的“新封建制度”，必将被“各尽所能，各尽其劳”的“实业制度”取代。由此可知，圣西门（ ）
A.肯定了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
B.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不准确
C.主张用暴力资本主义制度
D.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
10.1871年4月17日，当巴黎公社还在浴血奋战的时候，马克思在写给路・库格曼的信中就指出：“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马克思这样说的依据是，巴黎公社（ ）
A.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B.是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C.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D.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11.“事态的发展表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已公开地用暴力反对革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自己的叛变行为破坏了革命和平发展的道路。政权已完全转到资产阶级手中，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为资产阶级一个政权的独占所代替，革命和平发展的道路已经不可能了……”此情况最有可能出现在（ ）
A.二月革命后 B.七月流血事件后
C.十月革命后 D.斯大林上台以后
12.《五四时期民主观念的演变路径》一文指出，在新文化运动向前推进的同时，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走势，民主观念又开始了新的转变。这里民主观念“新的转变”是指（ ）
A.追求英国君主立宪体制
B.效仿美法的共和制民主模式
C.实行德日式的形式民主
D.追求俄国苏维埃形式的民主
二、非选择题（本大题共2个小题，其中第13小题28分，第14小题24分，共52分）
13.（28分）政治文明的演进是一个漫长、艰难、复杂的过程。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材料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代议制民主政治发展的特点。（10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在民主化发展进程中着力解决的问题，并分析其对英国的影响。（18分）
14.（24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道德与法治命题建议篇2
B. 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立宪君主
C. 丘吉尔夸奖她是出于对国家元首的尊敬与畏惧
D. 她一生爱国爱民，用王权保障了英国的发展
2. 孟德斯鸠曾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利，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都完了。”为防止此种情况的出现，美国的对策是（ ）
A. 规定总统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
B. 实行两党制，形成竞争与监督
C. 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
D. 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独立平等
3. 美国著名评论家汤姆斯・弗雷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这段话中省略掉的部分应是（ ）
A. 经验和技术
B. 法律和制度
C. 浓厚的文化内涵
D. 移民的奋斗
4. 1873年，法国某报纸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写到：“我们是工业家和土地所有者，需要秩序，并不喜欢共和政体。但是，如果‘联合派’（属于君主派）获得胜利，那些现在还留在我们方面的大部分人将投入极端共和派的怀抱去了。”这段话反映出当时在法国（ ）
A. 政治局面错综复杂
B. 无产阶级建立了共和政体
C. “联合派”能带来社会安定
D. 共和派已获得政治上的绝对优势
5. 下图是讽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漫画，能体现其寓意的是（ ）
“我们自由派绝不锯掉我们坐着的树枝”
A. “德意志的未来不在于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在于强权”
B. “帝国议会是‘一个没有政府的议会’，只好‘发表独白’”
C. “在上帝的天堂和这个国家之间，不允许有任何文件作为第二天意出现”
D. “现在有效的国家生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是在一位明智的国王领导下的议会制”
6. 一位学家说：“拿持久性，缺乏剧烈骚动，法律和秩序的维护力……以及对其他国家政治思想和制度的影响来说，政府是世界上闻所未闻的最出色的一个。”中应该出现的国家最有可能是（ ）
A. 英国 B. 美国
C. 法国 D. 德国
7.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国际“分赃”会议在巴黎召开，商讨解决战后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大会由协约国的“三巨头”组成最高委员会，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美国总统威尔逊出席，按照国际会议对等原则，法国出席巴黎和会的是总理克里孟梭。这一外交安排说明（ ）
A. 法国宪法规定总理是国家元首
B. 法国宪法规定总理有权缔结条约
C. 法国总统的权力被议会削弱
D. 当时法国的权力中心在内阁
8. 17世纪～19世纪欧美资产阶级先后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从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角度看，各国革命普遍具有的共同本质特征是（ ）
A. 彻底君主专制
B. 实现生产力的飞跃
C. 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D. 向法制化国家过渡
二、非选择题
9.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英国“光荣革命”（实际是次）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设计。它在一个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找到了一个摆脱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能有效地控制“控制者”的办法。……这大概是改造专制制度以进行制度创新，摆脱专制的革命循环，走向长治久安的最完美的例子。
――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
材料二 俾斯麦统一德国，较之以往的德意志分裂，是一种“革命”，但俾斯麦统一德国的道路，较之资产阶级的革命道路，则是一种“倒退”。
――丁建宏《德国通史》
材料三 正是因为德意志是以战争为主要手段来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它强调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对个人权利并不重视，这样在德意志民族心理中就加强了“强权即公理”的信念，这一信念的畸形发展强化了民族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种族主义倾向。……并且作为普鲁士军队核心力量的容克军官团依旧坚持老式保守主义，忠于君主个人而非国家，从而现代化的普遍兵役制与君主独裁紧密相连，这也就使得君主可以轻易调用军队来反对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并使得整个社会有了军事化倾向。
――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
（1）材料一中提到“光荣革命”所创造的完美政治设计是什么？这种政治设计是如何有效控制“控制者”的？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材料二中认为“俾斯麦统一德国，是一种‘革命’，又是一种‘倒退’”的含义。
道德与法治命题建议篇3
但中考试题中仍出现了一些有问题的题目和答案。
道德与法治命题建议篇4
2．随着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资产阶级开始在思想领域对旧体制发起冲击，法国启蒙思想家把启蒙运动推向了高潮并在政治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启蒙运动的思想被凝练为"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波及全世界。在数年之后的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把他的思想作为旗帜，充分调动第三等级的人们推翻了君主立宪派的统治，把法国大革命推向高潮，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历史上最为彻底、最为波澜壮阔的革命，也为美国独立战争起了动员作用，并影响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同时也鼓舞了亚洲国家的仁人志士。
二、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代议制的特征
1．英国：以君主立宪为主要特征，国王（君主）"统而不治"，只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议会拥有立法权，行使国家最高权力；内阁是中央行政机关，内阁首相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高决策者和领导者。
2．美国：美国实行典型的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原则。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国会、总统、联邦法院执掌，三个部门行使权力时，彼此互相牵制，以达到权力的平衡。
3．法国：1789年大革命后，民主力量与专制势力进行了长期反复斗争，直到1875年才确立了议会制共和国制度。总统执掌行政权，议会掌握立法权。由于总统和内阁向议会负责，实际权力掌握在议会手中。
4．德国：1871年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但德国首脑拥有绝对的实权；君主是实，立宪是虚，是一种不彻底和不完善的代议制。自上而下王朝战争的方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德国带有浓厚的封建残余，即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和军国主义色彩。所以它给德国人民、给世界带来了灾难。
三、近代中国的民主思想与反对专制的斗争
1．洋务派的洋务运动主张师夷长技、中体西用，追求"自强"、"求富"，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2．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派诞生在洋务运动中。其主张发展工商、兴办西学、革新政治。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未付诸于行动，成为康梁思想来源。
3．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后发展为戊戌变法运动，具有进步性、爱国性、启蒙性。
4．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①三民主义与论战：提出民族、民权、民生思想，改良派与革命派就政体展开论战；②建立共和：建立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建立南京临时政府，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③巩固共和：进行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独裁与民主的斗争中促进了民主思想传播；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
四、《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内容和影响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它带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民主性。其内容有：宣布国家主权属于人民，规定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临时约法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制度；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宣布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由此确立了民主共和的代议制度。资产阶级激进派---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与科学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以孔子为首的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空前解放、民主科学弘扬、推动五四运动、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五、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
1．抗日战争期间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实行普选制。建立"三三制"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为团结一切力量支持抗战，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1947年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支持解放战争积极性。
道德与法治命题建议篇5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后，欧美各国先后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其中法政文献资料浩繁无涯。今日的中国正处于政治转型时期，迫切需要学习成功国家制宪建国的法政经验，鉴取它们的教训。目前中国法政学界译介西方专业性的学术著作已经较为成功，各种译丛名目繁多，但是，以西方现代大国立国时期的法政思想为主题的综合性翻译丛书尚有遗缺，而我这些年学术思想的关怀，恰恰在此。
自从当年主编《大国》丛刊（后来改名为《大观》丛刊）之时起，我就对现代国家的发生学情有独钟，认为那是一种非常时期，即制宪立国兴邦的伟大时期。这个时期的现代诸国各自究竟是如何开源生发出来，以至于根深叶茂、蔚为壮观的？时下的各种翻译文献并没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去深入浅出地把握辨析。因此，选择当今世界在政法方面业已取得成功的六个国家（尽管其中有些国家的制宪立国之路不无曲折）——确切地说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六国，尤其是精选这些国家在建国时期（或非常转型时期）的一些重要法政篇章、文典宪制，按照政治宪法学的学术体例加以遴选、编排和翻译，从而为我国的法政理论乃至制度实践提供思想理论上的资源储备，就成为我主持的这套《六国立宪文典》之六卷集的主旨。
按照我在八年前的设想，这一系列当时暂定名为《现代国家立国法政文献编译》的译丛总共六卷，集萃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六国的立宪文典。每国一卷，篇幅在50万字，全部《译丛》总计300万言。为了尽可能保持历史原貌以及思想蕴含，计划每卷遴选的法政人物5人-10人，他们主要是政治家（如大臣、外交家、大法官等）、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法学家等传统意义上的法政人物或国家精英，而不是20世纪以降的所谓大学职业教授。因为立宪不仅是个理论工作，更是一项最为严肃的实践工作。宪法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关注技术细节，更应有一种大的视界与实践感。这常常是今人所短，亦是前人所长。
整个《译丛》文献的选择时间段，大致在15世纪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从政治史的视野看，在这个时期西方诸国，包括日本等东亚国家，都大致完成了各自国家作为现代国家的立国建制之功。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政治情势等具体境况不同，在这个时间跨度内，每个国家独具的立宪建国的非常时刻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久经斟酌，这部译丛最终命名为《六国立宪文典》。
为了达致荟萃现代国家“立宪建国之非常时期之非常法政人物之非常法政文献”这一编辑目标，就需要我与各个分卷主编对于具有政治宪法学意义的“立宪时期”具有深刻而审慎的理解，并据此审视历史，遴选和把握其中的立国文典。因此，我觉得这部《文典》翻译文本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学术性和思想性的工作，作为总主持人，我的编选指导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即客观、富有张力地呈现各个国家关键时期的法政思想遗产。
我以为，这部出版在即的《六国立宪文典》，贯穿其中的主导性思想脉络大致有三个声部，即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上述三股强有力的现代政治思潮，发轫于各国的立宪建国的非常时期，因不同的政治机缘喷薄而出、相互激荡，构成了今日世界范围内各国制度之思想基础。 诸国之英
基于上述设想，通过数年之努力，《六国立宪文典》六卷集编译完成，其构成如下：
英国卷，《传统与变迁——英国革命时期法政文献选编》，由毕竞悦、泮伟江主编。英国卷包括六编，内容分别涉及有关和国家的争论、共和与自由的探讨、宗教与政治的纠葛、政党与议会政治的产生、国家的经济职能、普通法的“技艺理性”之特质。
1688年的“光荣革命”标志着英国历史转型的重大成功，由此在时间节点上向前可追溯到英国宗教改革、柯克大法官与詹姆斯一世国王关于普通法的论辩，及至1640年“清教徒革命”和后来的复辟；向后可延伸到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以至英国式议会、两党制和内阁制在18世纪中的缓慢形成与定型。在这个大历史的时段中，许多思想家围绕着英国命运的论辩不仅是思潮的交锋，而且在历史上直接影响到了英国在现代转型时刻的立宪实践。
英国卷的编选立足译丛的主题构想，入选的人物著作涉及弥尔顿、哈林顿、霍布斯、洛克、博林布鲁克、柏克、胡克、温斯坦莱、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柯克大法官和黑尔大法官等人。入选的相关制度法令有《权利请愿书》（1628年）、《人身保护令》（1676年）、《宗教宽容法令》（1689年）、《权利法案》（1689年）、《王位继承法》（1701年）。英国卷所涉及的思想家多是近现代法政思想史上耳熟能详的关键人物，但是很多著作却未必为国人所熟知，而且这样的专题汇集也是第一次。
美国卷，《自由与命运——美国建国时期法政文献选编》，由柯岚、毕竞悦主编。美国卷共分五编，内容分别围绕殖民地的权利和地位、联邦政府、财政和联邦主义、司法权和司法审查、权利法案等来组织。
收录的人物著作，涉及托马斯·潘恩、杰斐逊、约翰·马歇尔、詹姆斯·威尔逊、汉密尔顿、麦迪逊、约翰·杰伊、乔治·梅森和理查德· 亨利·李等，荟萃了《美国危机》《常识》《联邦党人文集》和《联邦农夫》等为人熟知的经典著作。此外，附录中还选编了《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美国联邦宪法》《权利法案》《葛底斯堡演说》等。
以上涉及的人物，不仅是当时法政领域内的著名思想家，而且很多同时是政治参与者，有些长期担任国家领导人，在当时美国的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他们的思想和理论经受了美国立国实践的考验，有着建国创制的独到经验。美国史中的重要人物与事件基本都为国内法政学界所掌握，本卷的选编在参考前人文献的基础上，尽量突出立宪文典的特色。从1776年美国发表《独立宣言》，到1787年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正式成立美利坚合众国，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条主线：一是强调统一国家的重要性，构建一个统一的政府；二是注重基本的权利和自由。本卷选文即围绕着上述两个主题凸显了美国立宪中的核心话题。
法国卷，《革命与秩序——法国革命时期法政文献选编》，由施展主编。法国卷分为两部分，包括革命时期和后革命的复辟时期。
近代的法国，是欧陆发展的策动地，也是各种思想的实验室。在大革命时期及其后的复辟时期，多种思想之间有着激烈的交锋，并且多有付诸实践，给后世留下了诸多遗产。故而法国卷选辑书目即集中在这一段时期。
西耶斯所代表的“原则”是法国大革命初起的温和阶段，其理性共和国主张奠立了法国大革命的整体基调，并且是嗣后法国共和派的精神渊源。罗伯斯庇尔是雅各宾派的核心人物，激发了后世各国激进革命的想象力，而贡斯当是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他对雅各宾派思想的分析相当精当。特拉西是督政府宪法制定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空论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这部作品写于复辟时期，是写给美国的杰弗逊的，对北美思想影响很大，奠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理论基础。他此时既有实际的政治经验，又有足够的反思时间，故而其思考兼具学理性与现实性，奠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理论基础。
迈斯特的著作是其政治思想的导言，从中可以看到欧陆保守主义的主要理论诉求。基佐著作中所论述的思想，在七月王朝基佐当政时期获得推行。他面对一个充满意见冲突的社会，对于秩序的思考是相当值得重视的。圣西门号称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还是个执迷的工业主义者和精英主义者，他在19世纪前半叶提出的工业立国，工业家和法学家依凭理性治理社会，以此来建设现代国家的诸多想法，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法国嗣后的政治人物进思方向，并在实际上成为拿破仑三世所统治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官方哲学，推动了法国的工业革命。
日本卷，《维新与立宪——日本明治前期史料选编》，由张允起主编。日本卷由五部分组成：政治背景编、著述学说编、建议建言编、论说论争编和宪法草案编。
日本社会转型时期的法政选择既有现实的利益纷争，又有东西碰撞的深厚历史背景，需要发掘其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从而揭示出选择方案的多样性及其时空局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本卷试图通过对相关历史文献的译介，从政治背景、学说论争、建言建议、制度设计等多重角度，全面展示明治初期政治转型过程中学界、政界、舆论界对立国法政新秩序的构想与谋划。
入选的人物，则有40多位，加藤弘之、西村茂树、福泽谕吉、穗积八束、中江兆民、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山县有朋、黑田清隆、井上馨、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森有礼、中村正直、马场辰猪、井上毅等星光灿烂的人物被编译者一网选入。这么多人物，相应的文献著作和文章达到70多篇，很难一一列举，张允起等编译者所耗费的心血汗青可鉴。
例如，建议建言编中那些给天皇提出的立体建议，特别是宪法草案编所收录的五部宪法草案，既是立国法政理论浓缩的精华，更直接地反映了当时朝野重臣的认识水平。又如政治背景编入选的法律、诏令和制度有五条誓文、政体书、废藩置县诏书、太政官职制、议院宪法颁布之诏、地方官会议开会之诏、爱国公党之本誓、立志社设立趣意书、大阪会议约定之草案、渐次树立立体之敕谕、元老院开院典礼之诏书、命元老院起草宪法之敕谕、进呈国宪草案之报告书、赐告开设国会之敕谕、为调查宪法诸制度派遣参议伊藤博文至欧洲之诏敕、内阁改制之奏议、内阁职权、内阁改制之诏敕、伊藤枢密院议长进呈上奏宪法稿案之表等19部文献，多为国内学界以往所未引介。
俄国卷，《法治与传统——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法政文献选编》，郭春生主编。俄国卷分为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三编。
自由主义派文献有政治改革的推行者、当时的大臣会议主席（即首相）斯托雷平在国家杜马等公开场合的17篇讲话，立宪人米留科夫的两篇公开讲话，自由主义左派人士司徒卢威的选集摘译。
激进主义派文献有革命恐怖主义者涅恰耶夫的《革命者教义问答》（涅恰耶夫的纲领被马克思称为兵营式社会主义的典型），民粹派革命家、布朗基主义者特卡乔夫的《恐怖是俄罗斯精神和社会复兴的唯一手段》，还有切尔诺夫为社会革命党撰写的纲领。
坚持俄国传统的保守主义阵营的文献，则有波别多诺斯采夫的《莫斯科文集》，吉霍米洛夫的《我为何不再当革命家》与《君主制国家体制》（节选）。他们大都亲身参加了俄国1900年前后大变革时代国家道路选择的政治实践——甚至是以反政府的恐怖主义方式，因而著作文献中有着不同观点和实践的激烈交锋，是对那个时代法政思想资源最精准最浓缩的反映。
当时俄国激进主义特别是马列主义的著作，已经大量地出现在中文文献中，因此限于篇幅，本书着重选译了当时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著作。正如该卷主编郭春生在“导读”中所说：“保守主义之对俄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影响之大，是其他思想流派所无法比拟的。在沙皇专制制度下，保守主义属于为专制制度辩护的思想流派，自然也就受到专制制度的庇护，二者相辅相成，力量强大。从十二月党人武装起义开始，俄国的专制制度开始受到质疑，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专制制度从来也没有遭受到重大冲击；哪怕是进入20世纪之后，1905年革命也并没有否定沙皇专制制度，沙皇政府只是颁布了一纸准备召开国家杜马的宣言，就轻而易举地扑灭了革命的火焰，沙皇的权力没有受到多大损害。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专制沙皇仍然牢牢地把握着国家政权。正因为如此，整个19世纪一直延续到‘一战’前，作为专制权力保卫者和辩护者的保守主义也一直占有优势。”
阅读俄国卷书稿期间，我也深切体会到郭春生教授的灼见——即保守主义并非是完全固守传统，它往往也是主张变革的，只不过其所主张变革的程度较低罢了。作为思想精英的保守主义者，不可能对周围快速变化的世界无动于衷或抱残守缺，他们也会适时提出变革主张，来应对时代变革所造成的挑战——只是自后世看来，历史在很多关节点上是“时不我待”而已。
德国卷，《理性与经验——德国魏玛时期法政文献选编》，由黄卉主编。
德国卷的编译围绕着魏玛时期的立国宪制思想展开，内容是富有德国特色的国家理论和国家法学。从人物上可以分为三组，一组是在魏玛共和国诞生前的第二帝国时代就奠定了德国国家理论和国家法学基础的两位重要思想家奥托·冯·基尔克和格奥尔格·耶里内克；第二组包括被称作魏玛宪法之父的胡果·普洛斯、格哈特·安许芝、瑞查德·托马以及马克斯·韦伯等人，他们的思想直接关系到魏玛宪法精神的生成，可以部分解释魏玛宪制后来的得失成败；第三组是魏玛共和国建立之后论辩中最重要的几个法政人物，他们分别是汉斯·凯尔森、鲁道夫·斯门德、卡尔·施米特、海因里希·黑勒和艾里希·考夫曼。由于韦伯、施米特和凯尔森的重要著作都已翻译成中文，本书除了节选若干已有翻译外，选择了尚未有中译的几篇重要文献，比如施米特的《国家的价值与个人的意义》、凯尔森的《民主的本质和价值》。其余作家的所选文献均是德国国家理论和国家法学发展史中的经典文献。魏玛宪法的制定，不可谓不是精英荟萃、思潮汇集，魏玛宪法的条文，不可谓不是博大精深、条缕详尽；但是魏玛道路上的实践，却是功败垂成，天才与群魔共舞，德意志国家与民族陷入浩劫。其中曲折隐忧，处于大变革时代的国人不可以不处变不察。 演进之道
翻译是一件苦事。早在筹划组织这部立宪建国之文典的翻译时，我就知道这份私家功业之艰难，因为它既没有国家资助，也不是单独一部外文作品的翻译，而是一项纯粹的志业，是传承殷鉴他国立宪建制之薪火得失。而且就学术来说，也非现有大学专业体制之所限，涉及政治学、公法学、历史学和法政哲学等多个学科，就外文来说，涉及英、法、德、日、俄五个语种。因此，组织起这部《文典》的翻译学术团队，其实本身就是法政思想学术共同体的一桩事业。好在经过八年的大浪淘沙和相互砥砺，其间也经历沉潜打磨与修葺重订，终于逐渐凝聚起这支翻译队伍。尤其是各位分卷主编，历经漫长的年轮岁月，经受住坚韧与清贫的煎熬，较为圆满地完成了各自承担的遴选文本、组织翻译、校对勘误等工作。
由于国内业已翻译出版的著述，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经典丛书等，与《六国立宪文典》的主题存在某些方面的交叉叠合，故各位分卷主编经过审议，对于已经翻译出版的某些篇章，如能择善而从，就尽可能采用，而问题较多者，则根据原文重新翻译。
此外，各位分卷主编根据我的要求，还为每卷撰写了相关国家立宪建国文献编译的《导读》，将选辑诸文献的内在线索、价值等予以梳理辨析，并将其放在一个更大的政治历史背景之下，展示这些文献作为立宪文典的重要意义。
在组织编译《六国立宪文典》的过程中，我的学术思想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这部《文典》同时俱进、生命相系。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政治宪法学的主张和理路。
应该指出，中国政治宪法学的兴起，虽然发轫于中国百年的立宪建国之道，但其彰显的还是古今之变的文明立宪之构建，属于人类普遍的事业，其中蕴含着普世治道的内在诉求。因此，西方诸国的立宪文典对中国所仍身处的古今政制转型，就不是外在的，而是可以内化蕴含的，中华文明的传续与这个政制之道的交通就不是敌意的，而是相契的，所谓中西政制的立宪之道具有若合符节之功。故而，我所服膺的政治宪法学，就不属于极端的激进主义，而是演进论的改良主义，虽然政治革命在此具有动力因的作用，但宪法出场，革命退场，立宪建国是一项宏大的政治守护事业，属于我所揭示的“革命的反革命”之国家创制与运行的机理。
因此，虽然《六国立宪文典》洋洋洒洒，汇编了政经法之众多国家建设的议题，但在我看来，它们均没有超出政治宪法学的圭臬，都可以纳入政治宪法学的立宪建国的法政逻辑之中。虽然有些国家的立宪创制，囿于环境、民情以及天意，而步入或保守或激进的偏狭路径，因而为此付出时间和血泪的代价，但通观整部《六国立宪文典》，我们便不难发现，在忠实于客观史实文献的梳理编选之下，依然凸显出一条立宪建国的正道。
道德与法治命题建议篇6
我们作为人民教师，立德树人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关系到广大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和民族的未来。因此，我校紧紧围绕“做人民满意教师，办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要求，开展以“坚持立德树人深入进行师德师风专项教育”为主题的师德教育活动，激励全体教师树立起以德治学、育人为本、乐于奉献、奋发向上的职业理想，带动起规范执教、精益求精、爱生如子、创新进取的良好教风，形成相互理解、相互关爱、相互激励、相互帮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干群关系、同事关系和师生关系、促进我校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学生爱戴，如何实现长期执教儿不败，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要求全体教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提醒全教师，教师的初心和使命是教师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教，越不能忘记教师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和师德风范，在新时代把教师的师德师风整治行动推向深入，把教师队伍建设成为始终走在行业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教者。
安排这次大规模的“师德师风整治行动”，目的是总结教育行业的历史经验，结合新时代新要求，推动全体教师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切实搞好主题整治行动。这也是省市乃至全国教育部门带头开展主题教育的一项重要安排。基层一线教师要作好示范，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上为全国作表率。
我们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始终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贯之体现到具体行动之中。回顾历史，为什么我们教师在那么弱小的情况下能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在腥风血雨中能够一次次绝境重生，在攻坚克难中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管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教师始终坚守为教书育人这个初心和使命，义无反顾培育一代又一代接班人，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文化的举起。我们千万不能躺在功劳簿和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教书育人的初心和使命，逐渐陷入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状态，而是要牢记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教职员工的终身课题。
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在长期执教条件下，各种弱化教师的先进性、损害教师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教师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如果不严加防范、及时整治，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任重而道远，决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师德师风整治行动要靠全教师共同努力来实现，每一个教师、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常怀忧师之心、为师之责、强师之志，积极主动投身到这次主题教育中来。
师德师风建设，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要坚持问题导向，真刀真枪解决问题。这次主题教育列出的突出问题，都是可能动摇教师的根基、阻碍教师的事业的问题，必须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加以解决。对教师内的一些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往往看得很清楚。教师队伍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要坚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不断纯洁教师的队伍，保证教师的肌体健康；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固根本，防源头、治苗头、打露头，堵塞制度漏洞，健全监督机制；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通过革故鼎新不断开辟未来；自觉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身边榜样学习，加强师德历练，不断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全面增强执教本领，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我校师德师风整治行动，要坚持加强党支部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解决教师内问题相统一，学校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敢于同一切弱化教师的领导、动摇教师的执教基础、违反教师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作斗争，坚决克服教师内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同时要以新的理念、思路、办法、手段解决好教师内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统一，完善监督管理机制，捆住一些人乱作为的手脚，放开广大教师担当作为、教书育人的手脚，把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激发出来，形成建功新时代、争创新业绩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要坚持组织推动和个人主动相统一，既要靠党支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又要靠广大教师自觉行动，主动检视自我，打扫身上的政治灰尘，不断增强政治免疫力。
师德师风整治行动，关键在我校的校级领导干部。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带头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带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头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带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作为校长我提出以下几点问题：要倡导十佳师德（上好每一堂课的老师是教师最好的师德；做一个学生喜欢的教师是教师最好的师德；努力提升教学质量的老师是教师最好的师德；无流失学生的老师是教师最好的师德；无安全事故的老师是教师最好的师德；能转化后进生的老师是教师最好的师德；能建言献策的老师是教师最好的师德；有正能量的老师是教师最好的师德；能团结同事的老师是教师最好的师德；能关心爱护学生的老师是教师最好的师德）；要杜绝十劣师德（不备课就去上课的老师是教师最劣的师德；不批改学生作业的老师是教师最劣的师德；有偿家教的老师是教师最劣的师德；收受学生家长礼品、礼金的老师是教师最劣的师德；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老师是教师最劣的师德；不能按质按量完成任务的老师是教师最劣的师德；弄虚作假的老师是教师最劣的师德；擅自调课、停课或请人代课的教师是教师最劣的师德；上课玩手机或接听电话的老师是教师最劣的师德；向学生代购或推销教辅资料和其他商品的老师是教师最劣的师德。）
我给几点建议：1、召开教师会，向全体教师通报德育工作案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坚决杜绝师德失范、法制观念淡漠、教育手段和方法简单粗暴等现象发生，坚决防范师德师风建设和教师队伍管理工作中的漏洞和缺失。 2、开展师德师风专项教育，认真组织广大教师进行学习，学习主要内容：《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引导广大教师自觉践行职业道德规范，切实提高广大教师爱岗敬业、为人师表的思想认识，规范教师从教从业行为。严禁教师从事有偿家教或者动员、组织、诱导、暗示、强制学生接受、参与有偿补习；严禁在职教师为任何有偿家教活动提供和组织生源，或向学生宣传、推介有偿家教活动；严禁在职教师接受社会各种文化补习机构的聘请，参与有偿文化补习活动或为其提供任何便利；严禁在职教师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擅自受聘于其他教育机构任教师。3、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教师从教行为监管制度和师德师风考评制度。切实把师德建设摆在教师队伍建设的首位，贯穿于教师管理的全过程。明确学校校长是师德师风建设第一责任人，学校教育主管部门是师德师风管理主体，严格实行师德建设“一票否决制”，切实规范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行为。4、切实结合全省“尊师爱生”主题教育，进一步增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充分认识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针对师德师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整治方案，立即予以整治，树立教师和教育的良好形象，确保教育事业健康持续发展。我校全体教师必须统一思想，明确目标，营造师德师风专项整治行动的舆论氛围，让每位教师充分认识到新形势下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争做“四有”好教师。
道德与法治命题建议篇7
一、清教伦理与乡绅统治
在美国早期历史上，作为一个年轻的移民国家，美国的政治腐败问题不像同时期有更长久历史的、经历过漫长封建社会的欧洲国家那样严重。然而，到19世纪初，政治腐败在美国开始成为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从完全没有控制的腐败，到建立起比较严格和周密的对政治腐败的制约，美国经历了一个相对长期的历史过程。
从第一批殖民者到达北美至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当年这些殖民者逃离欧洲专制统治的政治和宗教压迫，来到北美这片荒芜的土地，就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没有腐败和专制统治的社会。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向往一个尊崇道德的社会，把公共服务看作是公民的责任，而不是个人发达或致富的手段。清教徒建立了一项道德遗产，这就是延续至今的清教伦理。【注释】William L. Richter， Frances Burke， Jameson W. Doig， Combating Corruption， Encouraging Ethics， a Sourcebook for Public Service Ethics (Washington， D. C.: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90)， p.30.【注尾】它的信念是，通过勤奋工作来创造繁荣。每一个清教徒都被召唤到参加建设上帝的正义之国的事业中。
在这个新世界存在的前一个多世纪中，几乎没有人对政府的道德命令表示过怀疑。在清教徒生活的新英格兰，政府有责任确保教会的道德规则被执行，因此政府不过是精神社会的世俗形式，是上帝之国在尘世的反映。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伦理和道德不能同政府行为相分离。因此，促进共同体成员的个人诚实和道德行为是政府明显关注的事情。
新英格兰地区马萨诸塞州海湾殖民地建立于1630年，在此后的五年中形成了一个规则，只有立誓信教和受到检验的圣人，才能成为在教会和选民之间传达信息的人。只有圣人才能统治国家，只有由圣人统治，政府的诚实才能得到保证。许多神权政治的设计加强了这一保证，包括在选举日的布道中，牧师为选民解释选民选择候选人的神学含义，描述优秀统治者的特点，以及人民及其管理者的共同责任。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al Boorstin）认为，选举日布道是清教徒生活的特征，“牧师通过它而影响政治事件，在美国革命之后这仍然是新英格兰的机构的特征。”【注释】Hubert G. Locke， “Ethics in American Government， A Look Backward，” in Richard D. Lambert and Alan W. Heston， ed.， The Annu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ume 535， 1995， p.16.【注尾】
指导海湾殖民地行政的原则同现代政府道德法的原则几乎完全一致，两者共同的标准是理财清廉。清教徒选举的地方官和管理公共财政的地方官员被海湾县的人称作“看得见的圣人”。这些官员的责任是强制执行节制、虔诚和平衡经济的教规，通过自己为共同体所做的贡献，来向公民显示他们确实是上帝的选民。【注释】Ralph Clark Chandler， “A Guide to Ethics for Public Servants，” in James l. Perry， ed.， Handbook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9)， p.602.【注尾】
在这一安排中存在着一个基本假设：道德上正直的公民们从他们自己之中选举代表来执行政府公务，能够确保政府的诚实和政府决策合乎道德。约翰·科顿（John Cotton）对这一安排的重要性有很深刻的理解，他说：“清教制度……的平衡……就像是一只三角凳，其要素——自由人、地方行政长官和教会一起相互支撑，这样，自由、权威和虔诚就在其适当的范围内得到了保证。决定（是否是好）公民的不是阶级立场，而是虔诚：统治者是虔诚的绅士，他们不过每年被虔诚的自由人所选举出来；教会和国家相互分离而又相互重合。这一民主制、贵族统治和神权统治的奇特混合体有助于解释清教主义留给后代的含义不明确的财产。”【注释】Cushing Stout， The New Heavens and the New Earth: Political Relig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p.17.【注尾】
与此相并行的是，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流行观念是，绅士阶级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道德水准和管理素质，清教徒应当从他们之中选举管理者。若要保证政府的廉洁必须由那些代表贵族阶级的、具有优良素质的人来进行统治，这个阶级被认为对管理问题具有天然的兴趣和能力。一位新英格兰牧师曾这样说：“让我们订立一个原则：政府是从人民之中产生的；但让我们教育人民：他们没有能力管理自己。”【注释】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48)， pp.6～7.【注尾】
旧的清教徒神权统治在以后的100多年内由于各种原因而瓦解了，取代它的是一个表达更明确的贵族统治观念的形式，即：政府应当由那些具有财富和地位的人来管理，他们不仅对政府的形式和过程有既得利益，而且具有天然的倾向以自己的诚实和正直来从事这项工作。
这样，从新英格兰地区到佐治亚州，最初公众都是从乡绅上层阶级的成员中挑选道德上诚实正直的人来担任公职。公共服务成为上层阶级独有的责任。许多上层阶级家庭也教育他们的子女认识到承担公民责任和公共服务的重要性，鼓励他们承担帮助社会的道德责任。例如弗吉尼亚的乡绅特别认真地对待这一责任。由于担任公职并没有报酬，乡绅们必须动用自己的钱袋来支付与担任政府职位有关的旅行和支出。由于此，当然更由于社会权利的不平等排除了贫困的白人、妇女和黑奴的投票权或担任公职的权利，积极参与政治的人一般仅限于拥有财产的白人。对普通人的不信任在以乡绅阶级组成的国家管理者中相当普遍，他们不愿把不受约束的大众情绪当作管理和公共政策的基础。正是这一乡绅阶级的代表1787年在费城聚集在一起，制定了美国宪法。有人做过统计，最多除了6个例外，出席费城会议的人都是些相当有地位和财产的人的后代。
当美国革命发生时，清教伦理已经丧失了对神圣共同体和上帝之城的原有含义。为了避免道德的抽象化，清教伦理经历了世俗化，并被解释为理想主义的实用道德。甚至在清教徒生活的新英格兰，英国法也已对僧侣集团有了某种约束力。清教徒不能理解政治自由和经济活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某些不道德。人非天使，如果他们是天使，政府的存在就没有必要，这是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格言。邪恶必然会产生，制约邪恶必须靠适当的政府体制。经验告诉美国的国父们，公共管理者并非圣人，必须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来确保他们遵从道德。
在美国通过独立战争摆脱了英国的控制之后，新的联邦政府所承担的全国管理责任仍然有限，而且联邦官员很少直接接触政府之外的组织，这客观上限制了联邦雇员的腐败。早期的美国总统为了自己的信誉为自己的政府成员制定了很高的标准。例如，华盛顿总统为其任命的政府官员制定了“品德的适当标准”。此时政府官员总体上是讲廉洁的。不过，用现在的标准来看，美国联邦政府中并非不存在滥用权力的现象，如华盛顿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担任这一职务之前，帮助建立了实用制造商协会（the Society of Useful Manufacturers）。在担任这一职务之后，他劝说纽约银行给予这一集团低息贷款。如果财政部长今天参与这样的活动，一定会受到国会的调查。而且，在美利坚共和国诞生后不久，就有两名美国参议员、两名众议员、一名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其他两名高级法官，以及新英格兰政治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卷入了一些以后成为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州一部分的土地的出售。 二、最腐败的时期的出现
在美利坚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内，很快变得明显的是，有钱有势的人在政府中的活动常常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私利。而在乡绅阶级统治时期，一个新的关于卑贱者有权管理政府的观念被孕育出来。事实上，这一观念在美国立国时业已存在，它在原则上反映了那些认为自己受到英国统治的压迫的立国者们的认识。这一观念的倡导者是1828年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安德鲁·杰克逊。杰克逊开创了一个以“政府掌握在人民手里”的口号为标志的时代，他于1829年12月在国会中说，“在一个建立官职的惟一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的国家，任何人都不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占据官职的固有权利。”【注释】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p.20.【注尾】他在同年的一封信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看法：“我确信，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可以担任官职和显赫的职务；诚实、正直和能力构成惟一和独一无二的检验标准……。”【注释】Ibid.【注尾】
在杰克逊担任总统之前，美国由于扩张、投机和非法经营银行业而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引发了人们对更民主的政府的要求。从杰克逊时代开始，分赃制成为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分赃制的特点是获得大选胜利的政党候选人作为报偿把政府官职分配给那些曾帮助其在选举中获胜的人，而不论他们的品格和能力如何。虽然分赃制的盛行以后造成了更大的政治腐败，但杰克逊在其执政初期采取这种做法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帮助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心”。【注释】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Age of Jackson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45)， p.35.【注尾】关于轮流担任公职的分赃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这样评论道：“分赃制被构想成为一个真诚的改革措施……无论它给美国的生活带来了什么罪恶，它的历史作用是缩小了人民和政府之间的鸿沟——扩大民众对民主工作的参与。”【注释】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Age of Jackson， p.35.【注尾】
分赃制的建立也为下述原则打下了基础：一个民主政府要保持诚实需要普通公民参与政府的过程，正如杰克逊本人所论证的：公共职务的责任可以设立得“如此平常和简单，以致于具有智力的人可能有现成的资格来担当这些责任”。虽然公共职务的责任将会变得日益复杂，下述原则日后将仍然是一个美国民主的永久原则：公共职务可以被有智力的人，而不仅仅是那些由于财富和地位而自认为在这方面具有特殊责任的人所承担。如果说政府的道德与官员个人的诚实和正直有关，那么杰克逊时代建立了一种信念：普通人像天生的贵族一样有能力具备这些品德。杰克逊的这一功绩得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承认，他说，“美国人组成的任何集团在任何时期都将永远不可凭财富、知识、遗产或经济权力来保持任何授权、任何永久的权威，冒称自己具有对美国公共生活进行政治控制的权利……我们受益于杰克逊的民主——这样一个美国主张：不把普遍的福利委托给任何一个集团或阶级，而是为下述目标而奋斗：美国人民将不屈不挠地实现自己永远做自己命运主宰者的崇高目的。”【注释】Ibid.， pp.522～523.【注尾】
到19世纪20年代，政治变革之风席卷美国，越来越多的出身于不同阶级的人有了选举权，全国性的政党逐渐成型。虽然杰克逊并没有发明分赃制，但是他建议轮流担任公职，为各种美国人提供公共服务的机会，从而使分赃制变得合法化。分赃制的发展在腐蚀政府道德方面起了最重要作用。上百万新移民的涌入促进了全国性政党的成长，而后者模糊了公共服务和政治服务的界限。政党能够通过帮助新移民找到住房和工作，并帮助他们取得公民证来收买他们。新的分赃制度对原有的占主导地位的关于公职观点提出了挑战，政治忠诚，而不是血统，成为政府录用官员的资格标准。政党很快变得沉湎于分赃制，两党都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利用分赃制。政党需要分赃任命来奖励为政党忠诚工作的人，而大量新选民也期待政府维护他们的利益，并用他们的选票来回报政党。分赃制的采用实际上结束了绅士阶级所享有的对官职的垄断。
与此同时，一些其他因素也助长了美国的政治腐败：
首先，联邦和州政府开始把大量公共资金用于促进州和国家经济的项目上。例如，纽约于1826年完成了伊利运河的修建，它使纽约市成为“通向西方的枢纽”。其他州也仿效纽约市兴修运河，或者向运河公司贷款。各州资助了大量公共项目以确保它们在竞争中不处于劣势。各级政府支出范围的扩大，增加了政府官员贪污的机会。在联邦层次上，国会在特殊利益集团和公众的敦促下，扩大了联邦部门的责任。在联邦岁入增加的同时国会增加了公共开支拨款，于是道德低下的公职人员和公民个人便有了更多的机会来把公共资金装入自己的腰包。
其次，1830年以后，那些在革命战争或1846年的美墨战争中遭受财产损失的人或那些认为自己有资格因服役而得到养老金的人，都涌入国会要求得到补偿。1850年以前，联邦法律要求国会拨款赔偿所有合法的赔偿要求。由于从美国全国各地到华盛顿来提出赔偿要求既耗费时间，又开销太大，那些有赔偿要求的人通常求助于一些在华盛顿的有影响的朋友或人来进行起诉。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会议员乘机挂牌营业，帮助这些人向国会、财政部和其他政府部门提出赔偿要求。他们公开作广告说，他们有各种关系可以帮助这些人尽快得到赔偿。
第三，工业革命使强大的私人组织有可能控制很大一部分国民经济，并能够收买各级政府中重要的官员。例如，1872年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the Union Pacific Railroad）给国会议员大量股票来阻止国会调查该公司在修建铁路中的严重腐败；海军部长不能对他如何能在其任职期间聚敛起了几十万美元的财富做出合理解释；1894年国会的调查揭露出了圣·路易斯市威士忌酒集团的违法行为，它有计划地逃避了政府对蒸馏威士忌酒的征税，而财政部官员参与了这一行动；势力强大的铁路利益集团收买了州议员。美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大国的速度之快，使得它几乎来不及思考和发现一个控制腐败的方法。
第四，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联邦政府需要支出大量的开支来打赢南北战争，这使政府官员有了更大的权限来控制资金。南北战争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联邦范围内的贪污，合同商把战争部成百亿的美元花在了伪劣产品上，而战争部的官员可以通过帮助合同商取得军事合同来得到回扣。
于是，从18世纪20年代后期起到1883年，美国出现了一个公共官员最严重的腐败时期。大量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官员都想得到用权力来交换填满钱袋的机会，强大的私人利益集团能够轻而易举地收买公共官员。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出钱购买联邦政治中的官职变得司空见惯。国会议员手里有几百个可任命的联邦职务，他们可以拿这些职务来对政治上的支持者论功行赏。更为不利的是，公众对这些腐败现象并不特别的反感，反而适应了政府雇员和官员猖獗的贪污现象，公众舆论也不反对腐败的政府。历史学家莫里森（Morison）和康马杰（Commager）这样描述这一时期：道德标准的败坏几乎影响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人们能够在州和大城市的政府、在商业和金融业以及运输业，甚至在专业职业中发现这一现象。几乎在所有的地方，旧道德标准都被破坏了，对于许多人来说，正派似乎离开了公共生活。”【注释】Robert N. Roberts and Marion T. Doss， Jr.， From Watergate to Whitewater， The Public Integrity War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1997)， p12.【注尾】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各种改革运动用几十年的时间积蓄起充分的力量来掀起一场持久的改革运动。
三、反腐败改革力量的兴起
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腐败时期是靠社会改革力量来结束的。严重的腐败最终激起了社会强烈的改革要求。改善公共管理的努力遇到的最大阻力是分赃制的辩护者，他们认为，分赃制的批评者夸大了腐败的程度，其目的不过是想要回到上层阶级垄断政府职位的时代，而这样做会使来自下层阶级的人不再有同等的机会来为地方社区或国家服务。分赃制的捍卫者不愿意进行重大的行政改革，包括限制分赃任命，但他们愿意加入具有改革思想的人的行列，推动建立新的制约公共官员行为的法律。在每一次腐败丑闻被揭露之后，国会都颁布新的法律来处理新形式的官员滥用职权。美国20世纪通行的大多数公共规则都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
一个重要的概念——“利益冲突”在19世纪后半叶建立了起来。“利益冲突”的含义是，利益相关的人参与决策，或做出决定。其产生的背景是，在美国革命战争结束后，国会成为政府中负责举行听证会和解决针对联邦政府的赔偿要求的部门。然而，国会委员会并不是司法机构，其成员缺乏专门的知识来对赔偿要求的法律依据做彻底调查，于是，出现了许多欺诈性的、过分的或不公正的要求。强大的社会压力要求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阻止欺诈性的赔偿要求起诉，尤其是政府官员或雇员介入的起诉。为此，国会在1853年通过了一个针对财政部的欺诈行为的法律，禁止任何美国官员，包括国会议员因代表私人主顾向联邦政府提出赔偿要求而得到报酬。 【注释】Robert N. Roberts， White House Ethics， the History of the Policies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Regulation (New York，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Greenwood Press1988)， pp.9～12.【注尾】1864年6月11日，国会通过了另一项法律禁止联邦政府官员和雇员，包括国会议员，通过提供与对美国的起诉有关的服务而得到报酬，其起因是国会得知政府官员因帮助私人个人和公司获得战争部的合同而收取报酬。
这些最初的关于利益冲突的法律反映出美国当时的一种公众舆论：政府雇员和前政府雇员不应在对美国政府的赔偿要求起诉中代表公民个人，他们在针对美国的行动中代表私方是对政府的不忠诚。公众担心，如果公共官员和雇员在与自己有直接或间接财政利益的问题上采取行动，就存在滥用公职或表现为滥用公职的可能性。
19世纪70年代民主党的兴起，给当时美国总统格兰特政府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带来更大的压力来采取一些针对公共腐败的措施。1872年6月拨款法第3节关于对邮政部的拨款，禁止前行政部门各机构和政府各部的官员和雇员帮助私人起诉美国。
1874年大选之后民主党自南北战争以来第一次控制了众议院，它立即提出“开始净化政府并为即将到来的总统竞选提供竞选资料”，意即收集关于共和党白宫腐败的资料，来为其竞选服务。共和党总统格兰特的许多合作者因此被迫辞职，如战争部长威联·W.贝尔纳普（William W. Belknap）于1876年辞职，他被揭露出售了联邦政府专有的同保留地印第安人进行贸易的商船。他的辞职避免了国会对他的弹劾。但是，民主党只是出于党派斗争的目的和为了控制全国政府和保留分赃的特权，而不是出于对公共服务的真正关注来批评共和党政府的腐败。
与此同时，两个独立的改革运动立住了脚，一个是共和党内部的自由主义改革运动，另一个是进步主义运动。
自由主义改革者把文官制度的改革当作限制公共腐败的惟一有效方法，他们希望文官制度的建立能够使新一代的文官免受意识形态和党派的影响，把不道德的人赶出政府。他们来自美国东北部的上层阶级，大多数是律师、编辑、牧师、教授和商人。他们中很多人拥有继承的财产，天然地不满于粗俗的工厂老板。他们的兴趣是商业和金融业而不是工业。“作为绅士，他们天生区别于更普通的社会要素，他们可能感到有世袭的权力来管理国家事务……这些被取代了往昔领导地位的人成为一些改革者，他们试图限制和扭转对他们天生影响的篡夺。”【注释】John M. Dobson， Politics in the Gilded Age: A New Perspective on Reform (New York: Praeger， 1972)， p.74.【注尾】
文官改革运动起源于19世纪50年代，它寄希望于靠英国的文官制度来解决美国政府的道德危机。英国于1855年建立了文官委员会，但英国真正结束在政治从属的基础上任命官员的方法花了更长的时间，直到1870年英国才建立起公开的考试竞争制度，从英国上层阶级中录用人员。尽管1865年12月托马斯·詹克斯（Thomas Jenckes）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文官改革法，但直到70年代在美国才形成超越新英格兰上层阶级改革小集团的文官改革势头。
19世纪70年代初共和党的分裂，对于形成更广泛的支持文官改革的基础起了重要的作用。内战中和第一届格兰特政府期间的腐败丑闻导致共和党内的自由主义者对旧体制失去了信心，他们把扩大选举权看作是为分赃制铺平了道路。他们提出了明确的改革日程来“医治共和党的腐败”。另一方面，60年代和70年代初民主党的复兴使格兰特政府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十分恐慌，他们担心民主党将利用共和党的丑闻来败坏共和党的名声。1871年3月，随着总统选举的临近，国会通过法律授权格兰特总统“建立一个委员会来制定政府录用和提升官员的规则”。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美国文官制度最终在国会1883年通过《彭德尔顿法》（Pendleton Act）之后建立起来，它授权总统成立一个道德委员会来为任命联邦雇员的程序订立规则。该法的通过代表了文官改革运动的高潮，其目的是把联邦文官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择优录取成为联邦任命的重要规则，其执行方法是“运用公开的竞争性的考试来检验公职申请人的资格”。根据这一原则，录用“最优秀的”人员为政府服务是政府管理中高道德标准需要的保障，对“最优秀的”评价标准不是出身背景或个人财产，而是客观的检验。从此，技术专家逐渐取代政治忠诚成为公共服务的首要资格。
与文官改革运动并行的是进步主义运动和人民党运动。19世纪后期，纽约市市长塞思·洛（Seth Low）和圣路易市市长约瑟夫·福克（Joseph Folk）对城市改革和大量其他进步主义时期的地方改革运动做出了响应，制定了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委员会计划，虽然这些计划没有产生那些早期支持者所期望的效果，但预示了一个发展趋势，即地方行政机构的扩大、合理化和稳定。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把文官制度扩大到城市政府。例如纽约市政厅以前为庇护制保留的职位，都被文官制所覆盖。
人民党运动于19世纪8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中西部农业地区，它反对新的工业巨头滥用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要求政府采取积极的措施保护美国人民不受工业巨头的侵害，因为它们的为所欲为在全国制造了经济混乱，损害了小商业者和劳动者的利益。人民党运动同进步主义运动一样，强调政府应对大企业进行有效的控制。
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进步主义运动和人民党运动的许多建议在地方、州和联邦的层次上被采用了，其中包括：秘密投票、直接初选；倡议、公民投票和罢免；市政规则；文官制度改革；城市政府管理形式的改革；税收改革和建立独立的规章机构。在联邦层面，这一运动获得了重大的成功。1887年，国会建立了州际商业委员会（the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并授权它为铁路和其他种类的州际交通订立收费标准。在世纪之交后，联邦制定规章的机构被普遍建立起来。1913年，各州批准了宪法第17修正案，规定美国参议员需经公众选举产生。同年，宪法第16修正案被各州批准，授权国会征集税收。此外，国会颁布了《反托拉斯法》，目的是为了防止市场垄断，改善市场经济。
报纸的积极支持是人民党和进步主义运动得以发展的关键。报纸通过公开报道改革运动进程支持了这一运动。然而，报纸取得独立性同样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1828年以后，全国性政党的兴起和分赃制的产生加强了政治家对报纸的控制，政党需要更有效地把其纲领传达给越来越多的选民。为此，政党向报纸的编辑和出版人的亲朋好友提供庇护任命。在一段时间里，报纸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同政治家建立密切的联系，此时，报纸成了政党的工具、总统的喉舌，忠实地服务于当选官员和政党领袖。
从19世纪中叶起，读者面的扩大给报纸和杂志提供了稳定的收入，使它们得以摆脱对政治机器的财政依赖。财政上的独立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编辑立场的独立。此外，内战也有助于报纸摆脱政党的政治控制。在整个南北战争中，报纸大量报道了关于欺诈和腐败的传闻。大城市的报纸还广泛地报道了战况，把战争的残酷性告诉读者。这样，新闻业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受尊敬的职业和一个商业性的、而非政治性的行业。报纸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如何报道可以大量吸引读者的内容。
进步主义运动之所以能够得到公众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丑闻报道者”的贡献。大多数所谓的“丑闻报道者”把自己看作是公共利益的直接代表，不与任何政党结盟。丑闻报道者大量揭露了大公司如何贿赂议员以得到优惠待遇，如何向政治领导人支付贿金以使自己免受政府的调查或限制。丑闻报道者使纽约、明尼阿波利斯、圣路易斯、费城、匹兹堡和其他城市的政治机器的腐败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ens）揭露城市政府丑闻的畅销书《城市的羞耻》(The Shame of Cities）为进步主义的城市改革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丑闻报道者的揭露唤醒了国民的道德意识，并迫使立法者颁布新的道德限制来保证公共官员的独立和公正。
无论是羽翼渐丰的人民党运动还是文官改革运动，都在19世纪80年代初实现了其目标。在接下来的30年中，美国在建立联邦政府道德标准方面取了令人瞩目的进步。进步主义运动止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它为新的国家行政体制打下了基础。随着文官制度的建立，职业公共管理在全国的层次上确立起来，并扩大到州和地方政府。公共官员滥用权力的行为至此不再是一个严重的全国性问题。不过，虽然政治腐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开始时期没有达到19世纪后半叶的水平，但联邦政府仍然存在着道德问题。城市政治机器，如纽约的市政厅，重新获得了其狼藉声名。1921年美国联邦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之一——“怀俄明州蒂波特山丑闻”【注释】1921年哈定政府的内政部长艾伯特·B.福尔（Albert B. Fall）同海军部长合谋，在没有竞标的情况下，把加利福尼亚州的埃尔克山油田的钻井权给了百万富翁爱德华·L.多赫尼（Edward L. Doheny），另一个俄怀明州的蒂波特山油田给了另一个石油巨头哈里·F.辛克莱（Harry F. Sinclair）。福尔从两人手里接受了40万美元的贿赂，而多赫尼和辛克莱每人从开采石油上至少得到了几千万美元的利润。福尔在事情败露后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投入监狱的内阁官员。【注尾】也标志着联邦政府的道德滑坡。
总的来说，19世纪末至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中，美国的文官改革运动、进步主义的城市改革运动推动了行政部门结构性的变化，使政府改变了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
四、政府道德标准的建立和修订
建立美国反腐败机制的下一个重要步骤是建立和修订政府道德标准。
美国现代政府责任的扩大带来了新的腐败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倡议政府扩大经济责任和社会作用的人提供了一个把其理论付诸实施的机会。新政直接导致两党接受了政府管理经济的责任。联邦政府支出了巨额公共开支来帮助国家走出萧条，新政推动政府在许多领域里采取了新的行动，从建立证券管理规章，到农业补助和家庭贷款保障。联邦政府雇员从1933年的7.5万人扩大到1940年的16.6万人。【注释】Kevin Phillips， Arrogant Capital， Washington， Wall Street， and the Frustr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Boston， New York， Toronto and Lond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4)， p24.【注尾】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迫使政府支付大量开支同法西斯作战。政府开支的剧增和新政，为公共官员创造了利用其地位来获得个人利益和帮助私人利益集团得到好处的机会。不过在这一时期，没有一件丑闻导致白宫工作人员或政府行政部门的其他官员和雇员被定罪、起诉或被迫辞职。战争期间或战后被揭露出的联邦官员和政府承包商牟取暴利的行为相对较少，尽管仍然存在着一些严重的公共管理方面的问题，如在分配从华盛顿得到的救济资金中，政治常常起作用。
1935到1937年期间，罗斯福政府指示文官委员会着手研究禁止联邦雇员进行股票投机的问题。1937年，白宫颁布行政令禁止联邦雇员“为了投机的目的”购买或出售“公司股票、债券或商品”。罗斯福政府的另一项杜绝滥用权力的措施是，要求战时生产署（the War Production Administration） (WPA)实施基本的利益冲突清理制度，即要求为政府服务的1美元人【注释】“1美元人”是私人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派去帮助政府工作的雇员。他们仍然从原来的雇主那里领取薪水，只从政府部门象征性地领取每年1美元的报酬，因此被称为“1美元人”。【注尾】和无补贴的人公开其所有的证券财产，并对这些人的背景进行广泛的审查。国会随后颁布了许多关于利益冲突的法律，防止从私人部门借调的行政人员帮助其所在的公司进行与战争相关的对政府的赔偿要求。其中的一项法律要求前政府官员在离开政府机构两年内，不得“通过起诉来帮助私人对联邦政府提出赔偿要求，如果这一要求与其前就业有关。”
通过这些法律和措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私人部门同政府合作得相当好。1美元人和无补贴的行政人员为政府提供了额外的服务，很少有证据揭露他们利用其职务来为自己或其私人雇主谋利。
1941年，司法部下的行政程序委员会（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曾建议在行政部门指导处理公共商务方面做重大的改革。虽然罗斯福的白宫反对在这方面立法，1946年，鉴于对政府行政状况批评的增多，国会通过了《行政程序法》（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1946)，该法为公众参与制定规则提供了更大的便利，并确认了法院在审查行政决定方面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进入了和平建设和经济起飞时期，开始面临许多新形式的腐败问题，并需要政府采取新的措施来加以限制。这样，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杜鲁门总统时期起，如何建立联邦政府的道德标准就成为一个持久的问题。
促使杜鲁门政府建立道德标准的是公众对政府腐败问题的严厉批评。杜鲁门在任期间曾由于政府丑闻而声誉大跌。批评者说，“密苏里帮”（密苏里是杜鲁门的家乡，杜鲁门曾是来自该州的参议员）的成员利用其同总统的密切关系中饱私囊。例如1950年，“重建财政公司”（the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因传闻中的向在政治上同它有关联的人贷款而受到调查，而且是杜鲁门所在的民主党中的进步主义者推动了这次调查。阿肯色州的民主党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领导了此次国会调查。
另一个例子是国内税收署（the Bureau of Internal Revenue）的丑闻，它对杜鲁门政府造成了更严重的损害。该部门长期以来一直存在问题，但文官改革从未触动它，而历届总统仍然用政治任命来安排该局的许多关键职位。1950年初，传闻该部门的雇员因收受贿赂而减免了税收拖欠，这导致财政部、司法部和国会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这些调查揭露了该部门雇员接受贿赂、逃税、部门各个层次管理上的混乱等问题。在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后，白宫和国会很快采取行动改革了税收制度，以避免类似行为重演。
上述丑闻也导致了参议院进行对政府道德情况的特殊调查。伊利诺伊民主党参议员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受命调查。1951年在他的主持下，参议院委员会举行了对联邦公共服务道德状况的听证会，听证会之后委员会提出了题为《对改善联邦政府道德标准的建议，包括建立道德委员会》的报告。报告指出，滥用职权或利用权力在下述地方最为严重：政府分配有价值的权力或特权、建设庞大的公共工程、在军事供应和设备上大量开支、贷款、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征税、管理有特权的垄断活动或具有公共利益的经济实践。报告建议，为了维护公众对行政状况的信任，有下述行为的联邦雇员应被解雇：（1）利用保密的政府信息来进行个人交易或商业交易；（2）帮助个人或组织同政府进行商业交易，并从个人或组织那里收受有价值的礼物、纪念品或服务；（3）同将要与政府作生意的个人或组织讨论未来在政府外的就业；（4）向未得到授权的人泄露“具有保密性质的、有价值的商业或经济情报”；（5）不适当地通过如晚餐、聚会或其他社会娱乐介入可能同政府作生意的非政府的个人活动。【注释】Robert N. Roberts and Marion T. Doss， Jr.， From Watergate to Whitewater， The Public Integrity War， p.39.【注尾】
政党政治迫使杜鲁门政府采取行动。1951年9月27日，杜鲁门向国会传达了“行政部门道德标准”，并敦促国会通过立法，要求公众揭发所有总统任命的官员，包括当选联邦官员、军事官员和某些年薪在1万美元以上者的可疑财产状况。然而，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不支持这一倡议，他们担心民主党想要利用这些措施来使选民相信它要清扫门户。对杜鲁门政府的丑闻调查最后也不了了之。
建立政府道德标准直到1961年民主党的肯尼迪总统当政，才被再次提上议事日程。肯尼迪入主白宫后不久，任命了一个咨询小组就政府的道德问题向他作汇报，以改善现存的道德管理。这一小组在行政部门中没有发现严重的道德问题，但为了避免仅仅做事后惩罚，该小组强烈建议政府制定一个统一的道德指南。在这一报告的推动下，白宫在后来担任文官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梅西（John Macy）的主持下，提出了适用于总统任命的高级官员的统一的道德规则，并指示联邦各机构更新其适用于其所有行政部门雇员的行为标准规则。1961年4月27日，肯尼迪通知国会，白宫建立了管理下述方面的暂行规则：(1)接受礼物；(2)为个人目的使用内部信息；(3)在政府外任职；(4)联邦雇员的财政利益冲突。其中的重点在于财政利益冲突。
1961年5月，肯尼迪总统颁布了第10939号行政令，提出了政府官员的道德标准指南，为总统任命、提名的官员和其他联邦高级官员提出了新的关于财政利益冲突的规则。行政令要求政府官员在下述情况下不得从非公共资源接受任何有价值的物品：(1)利用官职来获取私人所得；(2)给予任何个人予优惠条件；（3）失去完全的独立和公正；（4）通过非官方渠道做出政府决策；（5）对公众对政府诚实的信心产生影响。肯尼迪的总统行政令包括7项总则，它们构成了美国现代公共道德管理的基本要素。【注释】Robert N. Roberts， White House Ethics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airman Administrative Confer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8)， p.84.【注尾】
约翰逊政府时期继续担任文官委员会主席的约翰·梅西说服了约翰逊维持肯尼迪道德命令的效力。1964年后期文官委员会审查行政部门的道德管理规章后，约翰逊命令大大扩大文官委员会在道德管理方面的作用。约翰逊政府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重大的公共道德丑闻可能削弱公众对约翰逊“伟大社会”和越南战争支出的支持。越战期间，公司为获得重大的国防合同而送礼的行为特别使约翰逊有理由有此担忧。
为此，总会计办公室（the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开始严格审计受到指控的国防合同承包商的账目。审计员们在审计中发现国防合同承包商向国防部官员提供了礼物和娱乐，并把它们作为商业开支，许多国防部的人员接受了诸如狩猎、打高尔夫球、餐饮、鸡尾酒会、体育比赛入场券等赠与的大量事例，而当时国防部明令禁止从国防合同承包商者那里接受大多数礼品、食宿和娱乐。
关于利益冲突的争论涉及到了商业部助理部长赫伯特·W.克洛茨（Herbert W. Klotz）【注释】据说约翰逊政府的助理商业部长赫伯特·W.克洛茨依靠内部消息购买了得克萨斯海湾硫磺公司的股票。在克洛茨购买股票之前，该公司已经在一个地区发现了价值20亿美元的锌、铜和银矿藏储量。保险和交易委员会指控该公司的大量高级雇员在公司宣布这一发现之前购买了数千股公司股票。在公司宣布这一发现之后，该公司的高级雇员进行的股票投机造成了市场混乱。克洛茨事后否认他得知了具体的情报。他所购买的股票价值在上述发现被宣布后从最初的每股29.7美元一下子上涨到大约70美元。虽然没有为克洛茨定罪的证据，但1965年4月，克罗茨向约翰逊政府提出了辞呈，而媒体报道说是约翰逊政府要求他辞职。【注尾】，这最终使约翰逊政府意识到有必要进一步建立关于利益冲突的规则。1965年初，约翰逊总统提出了新的行为标准行政令——11222号行政令，这是至那时为止最详尽的政府道德规则。
首先，约翰逊用适用于所有行政部门雇员和官员的行政令取代了原有的行政令。它最重要的方面是要求行政部门的官员和雇员避免下述行为：（1）利用公共职位来谋取私利；（2）给予任何组织或个人优待；（3）妨碍政府效率或妨碍政府经济；（4）丧失完全的独立或行为公平；（5）通过非官方渠道泄露政府决定，对公众对政府诚实的信心带来负面影响。【注释】Stuart C. Gilman， “Presidential Ethics and the Ethics of the Presidenc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37 (January 1995)， p.71.【注尾】其次，该行政令要求每一个联邦政府各部门建立一个正式的道德项目，由一名道德官员负责，该官员的首要责任是执行新的行为标准准则。各机构有责任制定适合于自己需要的规章。
关于这一命令争议最大的条款是，要求总统提名的官员提出秘密的财政申报备案。这一条款也赋予文官事务委员会权力命令其他联邦雇员照此行事。财产申报的条款要求改变了对联邦政府道德方面的管理。所有高级被任命者都被要求把财产申报交文官委员会主席备案，由该主席审查其中的利益冲突，并同其他官员一起解决冲突问题。虽然高级文官申报财产的制度很少受到阻力，但对其他1万名联邦雇员申报财产的要求受到了争论。这迫使文官事务委员会缩小了要求申报财产的对象。
约翰逊政府之后，虽然历届总统上台都为其政府提出道德指南，但1965年约翰逊总统所颁布的11222号关于政府道德的行政令迄今仍然是联邦政府官员和雇员的道德标准。
1972~1974年尼克松政府时期发生了美国政治历史上具有持久影响的“水门事件”。尼克松在调查揭露出真相后被迫辞职。“水门事件”最重要的后果是竞选经费的改革，这一改革的起步实际上要先于“水门事件”的发生。1971年国会通过了《联邦选举法》(the 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它取代了《腐败行为法》，严格了对公开竞选经费的要求。对水门丑闻的调查揭露出1972年个人向尼克松的竞选连任委员会捐款高达5万美元以上，调查还揭露出，一些人向尼克松捐赠了总数为170万美元的捐款，其后他们获得了大使任命。【注释】Drew， Elizabeth， The Corrup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What Went Wrong and Why (Secaucus， N. J.: Carol Publishing Group， 1999)， pp.47～48.【注尾】不过，真正重要的改革是在“水门事件”后完成的，1974年国会通过了《联邦选举法》的修正案，当年10月由福特总统签署生效。《联邦选举法》是到那时为止最彻底的竞选经费改革法，它建立了对联邦竞选捐款和开支的严格限制，规定在每一次总统和国会议员竞选中个人对候选人的直接捐款不得超过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不得超过5000美元；对所有联邦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总额不得超过25000美元，禁止超过100美元的现金捐款。1974年的修正案还为实施公开竞选经费的要求建立了一个执行机构——联邦选举委员会（the Federal Election Committee）。【注释】Drew， Elizabeth， The Corruption of American Politics， What Went Wrong and Why， p.48.【注尾】 以后《联邦选举法》又得到多次修正。
五、《政府道德法》的制定
政府道德标准只是政府本身对其官员和雇员的道德要求，还不是法律。违反政府道德标准的官员的行为并不一定违法，他可能受到有关部门通告的谴责，并被迫辞职，但如果他没有违法，即使他受到起诉，也不会受到法律惩罚。但《政府道德法》属于法律范畴，具有法律效力，如果一名政府官员或雇员被法院判定违反《政府道德法》，就会受到法律的惩处。
在美国，政府道德标准的建立和《政府道德法》的制定是同步进行的。在政府制定和完善政府道德令的同时，国会于1962年通过了《联邦利益冲突和贿赂法》。该法规定了对前行政官员游说的新限制：禁止任何官员在离开联邦机构之后立即在联邦程序中代表私人主顾，如果该前官员“在为政府服务期间个人或实质性地”参加了该事务。
1978年10月26日，在尼克松政府辞职4年多之后，国会通过了《政府道德法》（The Ethics in Government Act）。该法包括了一个新的“旋转门”（即从政府部门转到私人部门或从私人部门转到政府部门工作）限制，其最重要的部分是新规定了一个对GS－17级以上雇员的一年冷却期，禁止他们以私人主顾的名义同其服务过的政府部门签合同，并禁止前高级联邦官员在其离开政府一年内为任何事务游说其前机构。《道德法》还规定，所有总统提名官员的额外收入不得超过其正式收入的15％，这一限制实际上防止了被提名者通过兼职来获得额外收入。《政府道德法》通过建立一些新的联邦公共机构扩大了对联邦道德的管理，最引入注目的是建立独立检察官制度。该法还要求政府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中的几千名高级官员申报财产。该法律的通过是美国现代公共道德管理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1980年到1988年的里根政府时期，与30年前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非常相似的是，里根从私人部门雇佣了大量人员来担任政府的重要职位。也与前者相似的是，里根忽视其行政部门官员应遵守行政规则和刑法及道德限制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为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里根是“带着改革和解除规章的坚定信念来到华盛顿的”。【注释】Paul Stephen Dempsey， “Deregulation and Reregulation: Polic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Handbook of Reg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105.【注尾】对里根来说，规章改革意味着推动解除对美国公司和工业的规章，使它们摆脱政府的管理人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里根任命副总统布什担任“总统解除规章工作小组”（the Presidential Task Force on Regulatory Relief）的主席。
1988年10月，国会通过了新的《道德改革法》，扩大了对前联邦官员变更工作的限制。里根总统否决了该法案，理由是它使政府录用急需的人才更加困难。其结果是，到里根1989年1月离开白宫时，有150多名总统任命的官员由于违反道德法而辞职，【注释】Steven Cohen and William B. Eimicke， “Ethics and the Public Administrator，” i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97.【注尾】其中最引入注目的是“伊朗门事件”。
接替里根总统的布什总统决心推行雄心勃勃的道德改革计划。1月25日，他仿效肯尼迪的道德改革，建立了联邦道德法改革总统委员会（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Federal Ethics Law），任命出色的法律学专家和公共道德专家马尔科姆·理查德·威尔基（Malcolm Richard Wilkey）担任委员会主席，卡特的司法部长格里芬·B.贝尔（Griffin B. Bell）担任副主席。这个委员会的倾向是对联邦政府的道德管理改革持保留态度，而对国会的道德管理更为关心。其时正值国会的道德丑闻频出，公众对此非常关注。
布什总统指示该小组考虑三个指导原则：（1）“公共官员的道德标准必须充分严格，以确保官员最诚实地工作，不辜负公众对他们的信任。”（2）“道德标准必须公平，必须客观且合乎常理。”（3）“道德标准必须对所有政府的三个部门一视同仁。”（4）不可不合理地阻止有能力人的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注释】Robert N. Roberts and Marion T. Doss， Jr.， From Watergate to Whitewater， The Public Integrity War， p.134.【注尾】
全国法律中心（the National Legal Center）的学者、1985～1988年期间任司法部官员的托尼·伊斯特兰（Tony Eastland）敦促总统推动其道德倡议，他建议布什挑战国会，要求国会遵守自己为行政部门订立的同样的道德法，因为只有这样做，国会议员才可能意识到那些规则的过分之处，使他们遵从理性和常理。
1989年4月12日，布什总统正式对国会提出立法建议，要求“严格一些联邦道德标准，放松其他一些标准，使法律在三个部门更加统一，并把联邦法官的收入提高25％。”【注释】David S. Cloud， “Bushs Package on Ethics， Pay Seeks Uniform Standard，”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April 15， 1989)， p.817.【注尾】 在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全国大会的演讲中，布什表示，他想要国会改革道德标准；“适用于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工作人员的标准也应适应于国会山的国会小组委员会工作人员。如果华盛顿想要成为一个公平的游戏场，那么每一个游戏者都应当被一视同仁。”【注释】George Bush，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To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April 12.【注尾】
布什的《政府范围道德法》(the Governmentwide Ethics Act)包括：（1）对三个部门中的官员实行统一的财产申报制度；（2）把现行《联邦道德冲突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国会中的官员和资深雇员；（3）对三个部门实行统一的礼品和旅行补贴规则；（4）实行新的在政府中退职后的游说限制；（5）把独立检察官制度扩大到国会；（6）把外来收入不得超过收入的15％的限制的适用范围从行政部门扩大到国会。【注释】Ann Devoy， “Bush Offers Proposal on Ethics， Pay，” Washington Post， April 12， 1989， pA1.【注尾】
然而，《政府范围道德法》没有像国会的批评者所期望的那样走得那么远。法律并没有包括禁止国会议员接受演讲和参加会议的报酬。这受到监督国会腐败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共同事业”主席的强烈批评，《华盛顿邮报》也要求布什对此表明态度，并采取相应措施。【注释】“An Ethics Test for Mr. Bush，” Washington Post， April 12， 1989， p.A22.【注尾】
国会最初强烈抵制废除酬金。1989年11月妥协逐渐形成，国会接受了对议员接受酬金的严格限制、更严格地接受礼物的规则和对前国会议员和雇员的游说的某些限制。作为回报，国会议员将得到提薪。白宫要求“适用于行政部门官员的《利益冲突法》也适用于国会的工作人员”，虽然参众两院的谈判者拒绝接受这一要求，但他们还是同意放宽许多对行政部门的道德限制。
11月，布什签署了国会通过的一揽子《道德改革法》，该法包括一个统一的限制所有三个部门联邦官员和雇员接受馈赠的法律，限制向任何人要求或从其手中接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如果那些人（1）寻求该官员或雇员个人任职的部门的官方行动、同其部门做生意、或（在行政部门官员或雇员的情况下）进行受到其部门限制的活动；（2）其利益可能受到执行或不执行该官员或雇员个人责任的实质影响。【注释】Robert N. Roberts and Marion T. Doss， Jr.， From Watergate to Whitewater， The Public Integrity War， p.138.【注尾】
然而，统一接受馈赠的法律仍含有一个很大的漏洞。该法律授权联邦政府各部门监督道德的机构来“制定规则执行（该条款），并在适当的情况下提出合理的例外”。众议院随后颁布的规则虽然对馈赠作了严格的限制，但是它允许众议员接受数量不限的“价值不大的”礼物。《道德改革法》关于接受旅行补助的条款准许所有行政部门接受来自非公共资源的补助。在此之前几十年，参众两院的道德规则曾允许议员从非联邦资源接受旅费和食宿费。
《道德改革法》关于财产的条款把关于“利益冲突”的新规定加到联邦税法中。其标题是“出售财产以符合利益冲突的要求”，它“允许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的官员或雇员保有出售财产的任何所得，以符合任何利益冲突的要求。”【注释】“Qualified Rollover Can Also Avoid Conflict of Interests，” Journal of Taxation 73 (September 1990)， p.138.【注尾】对于行政部门的道德官员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解决总统任命的官员和其他联邦雇员的利益冲突问题的方法。从1990年到1993年，政府道德办公室主任颁发了461个出售财产证书。353个家庭单位在这4年中得到了一个以上的出售财产证书。【注释】Robert N. Roberts and Marion T. Doss， Jr.， From Watergate to Whitewater， The Public Integrity War， p.139.【注尾】 《道德改革法》对现存“旋转门”制度的条款只做了微小的调整，并首次增加了对前国会议员和雇员游说国会的限制。
仔细观察美国的政府道德法，就会发现防止腐败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利益冲突概念”建立起来的。行政部门制约利益冲突行为和利益冲突表现的制度的建立经历了130年的时间。虽然在美国历史上，公共官员的诚实问题一直是一个在政治上令人关注的重大问题，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公共诚实的注意力才集中到了利益冲突问题上。这是同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责任的扩大和官员权力的扩大分不开的。也因为此，虽然国会在19世纪中叶就颁布了禁止利益冲突的法律条款，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利益冲突问题才对美国总统的任命产生强烈影响。从那时起，白宫不得不更密切地关注被提名者的私人问题和他们在任职中的行为，以确保这些高级决策者的行为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
利益冲突规章建立在下述概念之上：公共雇员不应有任何可能造成利用官职来谋取私利的表现。“利益冲突”规章是“在事件发生之前阻止罪恶发生；它针对的是潜在的损害。” 【注释】Robert N. Roberts， White House Ethics， the History of the Policies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Regulation， p.17.【注尾】它假定，利益冲突的表现威胁到了客观的决策和公众对决策客观性的信心。换言之，公共官员和雇员在作为公仆在采取行动时其动机必须是无可怀疑的。 六、行政部门中监督公共腐败的机构
在美国，对政治腐败的制约不仅依赖于政府道德法和道德规章，而且还依赖于监督和执行这些法律和规章的机构。这些法律和规章及监督和执行机构及其工作程序，构成了一整套反腐败的机制。目前在美国，执行监督和制止公共腐败的政府部门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负有对公共腐败行为进行调查和起诉的功能，它们是联邦刑事调查和起诉机构，主要有：司法部刑事局公共诚实处（The Public Integrity Sec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美国检查官（American Attorneys）、联邦调查局（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和独立检察官（Independent Counsels）。
第二类监督和制止腐败行为的机构是非刑事公共诚实机构，它们不具有对腐败行为进行调查和起诉的功能，其主要责任是为了避免利益冲突而审查联邦雇员和官员的财产情况，解释刑法和行政部门的公共诚实规则，确保联邦雇员和官员对它们的理解。“水门事件”后，负责公共诚实的联邦机构不仅增多了，而且扩大了其活动范围。它们获得前所未有的独立地位，并成为许多公共道德争论的最后仲裁者。非刑事公共诚实机构包括：司法部律师办公室（the Office of Legal Council）（OLC）、政府道德办公室（the 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监察长办公室（Inspector General Offices）和白宫律师办公室（the Office of White House Counsel）。
关于这些机构的功能、构成、演变和发展，限于篇幅，在此就不详述了。
在美国，到1996年有36个州制定了道德规则，并设立了“委员会”或“办公室”来监督道德管理。【注释】Steven Cohen and William B. Eimicke， “Ethics and the Public Administrator，”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27 (January 1995)， p.97.【注尾】这些委员会一般执行公共道德调查、提出咨询、监督或审查财产申报。州司法部长办公室和地方检查官日常执行州的关于公共腐败的法律。不过，在进行对最严重的公共腐败调查方面，联邦执法机构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有50个以上的联邦执法机构具有执行公共腐败调查的责任。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刑事局公共诚实处、美国检察官、独立检察官，以及各部门的监察长办公室，都在揭发、调查和起诉地方、州和联邦公共腐败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从80年代到1992年，联邦法庭立案的与公共腐败有关的刑事案件增加了70％，从27968件增加到47472件。同一期间，联邦检察官起诉了12897件针对地方、州和联邦官员和雇员的公共腐败行为，有11256件公共腐败案件被定罪。【注释】Robert N. Roberts and Marion T. Doss， Jr.， From Watergate to Whitewater， The Public Integrity War， p.88.【注尾】根据司法部1993年给国会的报告，从1974年到1993年，6824名联邦官员、1195名州官员、3706名地方官员和4186名其他个人在联邦检察官起诉其违犯《政府道德法》的基础上被定罪。【注释】Ibid.， p.90.【注尾】这一事实也说明，在美国，州的执法机构仍然有相当大的困难来发现州和地方层次上的公共腐败，因此州需要联邦的支持来把腐败的州和地方官员绳之以法。
观察美国的反腐败实践，可以归纳出如下一些主要特点：
第一，美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是通过诸如文官改革运动和进步主义的城市改革运动这样的社会改革运动来结束的，这些运动推动了行政部门结构性的变化，使政府改变了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
第二，建立联邦政府的道德标准从杜鲁门政府起被看作是反腐败的一个主要措施。政府在建立道德标准的同时，还设立了监督执行道德标准的机构，其主要关注在于事先预防，而不是事后惩罚。
道德与法治命题建议篇8
胡锦涛同志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我们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这个思想是江泽民德治思想的战略基点。
2001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以德治国”，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所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认真领会这一治国方略的深刻内涵，对于我们更加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大力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以德治国”的提出，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邓小平理论与我国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实践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的结晶。
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详细阐述了“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新局面”这一重大课题。江泽民同志指出，邓小平同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中，我们应该得到一些重要启示：第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第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特征。第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第五，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第六，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处理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关系，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始终注意把握它们的内在联系，增强全面性。这里，江泽民同志已经勾画出“以德治国”的蓝图。正是这次中央全会，主要讨论了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的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在2000年6月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明确使用了“德治”概念。他指出，“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这样，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随着理论探索和思考的不断深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并做出了“以德治国”的重大战略决策。
“以德治国”同“依法治国”是相辅相成的。道德与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正如江泽民同志所阐述的那样，“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概括了十三年来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的十条宝贵经验。其中之一，就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其后，又在“文化 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部分再次强调指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不难看出，“德治”思想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分量。
高度重视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
胡锦涛同志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我们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江泽民德治思想的
价值目标。
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是“治国”的主体。充分发挥人民“以德治国”的主体性，必须坚持不懈地提高人民的“治国”能力，其中包括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参与公共行政的伦理水平。为此，在“以德治国”战略决策提出八个月之后，即2001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制定，特别是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实施，都是在江泽民同志的指导下进行的。
早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就强调，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落脚点的总体构想。为人民服务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和优越于其他社会形态道德的显著标志。集体主义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原则，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关系的必然要求。这里，江泽民同志已经勾画出“公民道德建设”的蓝图。
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再次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大力提倡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
在2000年6月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有了良好的道德素质，就能使人们自觉地扶正祛邪，扬善惩恶，就有利于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努力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必须放在突出的位置来抓。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全党和全社会要共同行动，努力把上述内容和要求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全国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根据江泽民同志的指示，中共中央2001年9月颁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特意提炼出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一基本道德规范的形成，是我们党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的最新认识成果，标志着我国公民道德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基本道德规范，言简意赅，科学准确，易懂易记，既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包含了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道德传统，又借鉴了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适用于不同社会群体。大力倡导这一基本规范，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是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
简而言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江泽民同志的德治思想，从公民道德建设入手，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发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道德，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明成果，努力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对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不断提高，全面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突出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建设
胡锦涛同志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我们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关于领导干部一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思想，关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关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思想，关于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的思想，等等”。这是江泽民德治思想的核心内涵。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性质、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在“治国”中处于领导地位。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公务员依据人民的授权，代表人民“治国”，在“以德治国”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实施“以德治国”，必须突出强调“以德治党”、“以德治政”。
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和国家机构中出现了一些违背从政道德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对领导干部来说，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严思想政治防线，最根本的就是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世界观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在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中，权力观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有什么样的权力观，就有什么样的地位观、利益观。”在公共行政领域，世界观特别是权力观集中表现为从政道德观。从政道德观在根本价值的层面上影响或指导着每一位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行政行为。
江泽民同志深刻地指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好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问题。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必须正确认识手中权力的性质。只有把这个问题真正搞明白了，才能正确地看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一，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是代表人民并领导人民去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以后则要代表人民并领导人民掌握和行使好国家的各项权力。第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来自于人民，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说到底都是人民赋予的。第三，领导干部必须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国家的发展、富强、安全服务，为人民群众的团结、富裕、安宁服务，一句话，必须始终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第四，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必须始终信守为人民掌握和行使权力的原则，同时要自觉接受党和人民对自己行使权力的监督。这些，应成为正确权力观的重要内容。这也是关于从政道德基本问题的精辟阐述。在公共行政活动中，从政道德的基本问题就是权力与利益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公共行政主体（执政党、国家机构和国家公务员）如何利用所掌握的公共权力调节社会中各种利益关系的问题；从政道德的基本问题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其一是权力代表谁的利益，其二是怎样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利益。这一基本问题的解决，决定着对其他问题的回答，从政道德判断都是以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为依据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以后，能否正确看待和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个必须长期经受的根本性考验，也是一个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根本性课题。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种客观实际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需要全党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保持清醒的认识。一是各级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这样那样的权力，这同我们党执政以前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二是社会环境复杂，领导干部受到外部各种消极东西的影响会日益增多。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干部要坚持正确的权力观，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的确很不容易。不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难免要犯错误，甚至走向犯罪的道路。对此，江泽民强调指出：“努力使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作为党的一项长期的重大任务，坚持不懈地抓下去。”
道德与法治命题建议篇9
（一）基层组织建设持续夯实
1、乡镇事业单位改革全部完成，“两中心一所一大队”实现编制、人员、财务全部划归乡镇管理，解决乡镇公共事务管理的权责对应问题；2、村级党建标准化建设持续提升。2018年村两委换届，全县182个行政村和6个社区党组织、村委会及村务监督委员会、团、妇、兵等配套组织齐全，书记主任一身兼比例达到57.4%以上，村两委年龄、文化程度等结构持续优化，基本实现了大学生村级后备干部全覆盖；3、村级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实现全面上台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人民调解室、道德讲堂等均实现标准化配备；4、村级优秀带头人不断涌现，“双十佳”评选选拔机制稳步推进。
（二）基层民主活力显著增强
1、全县各村坚持“四议两公开”制度，保证群众对村级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提升村民参与村务管理积极主动性；2、规范建立村级财务监督委员会，实行村务公开和“阳光村务”；3、各村均成立了“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等“四会”组织，让群众推选自己的代表参与管理服务。
（三）群众法治意识得到提升
1、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司法资源和党政资源，乡、村两级均构建了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等多元纠纷化解体系；2、“ 七五”普法取得较好成效，群众法治意识得到增强，特别是在护林防火、生态保护等方面法制意识提升较快；3、扫黑除恶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群众安全感和对政法工作满意度综合指数和排名不断提升。全县共打掉黑恶势力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89人。
（四）德治氛围日渐浓厚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深入人心，特别注重从“娃娃抓起”；2、乡风文明建设开始启动，通过采取乡贤论、榜上亮、群众评，每月评选“文明户”、“身边好人”、“道德模范”“好媳妇好婆婆”等；3、“道德讲堂”全面铺开，结合“扶贫夜校”等弘扬慈孝和睦、诚实守信等传统文化，提升群众道德素质；4、村规民约均已建立，部分取得良好效果，如我县天堂镇城东社区查湾组早在三年前就用共同约定禁限放烟花爆竹且一直共同遵守。
二、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城乡统筹发展、市场经济、社会自组织发展的日益活跃，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加快流动，社会利益关系协调难度加大，原有社会规范和管理手段逐渐弱化。尽管乡村治理能力水平得到整体提升，呈现向好发展态势，但是也面临一些亟待破解的问题：
（一）村民自治能力不强
1、部分村级党组织出现软弱涣散情况，全县摸底越有11个“软弱涣散”村，缺乏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来实施村民自治；2、部分村村委会班子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能力不足，不能很好调动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主动性；3、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占大多数，特别是边远山村出现了“空心村”现象，在家“三留守”人员参与自治意识不强，能力不足；4、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不优不快，大部分村除了光伏之外，很难找到集体经济增收途径，距离县委提出的“351”目标仍有差距。
（二）治理主体法治意识不够
1、乡村治理主体运用法制思维和法治方式不够熟练，乡镇依法行政能力有待加强，村级熟人社会、人情社会仍然存在；2、针对外出务工人员和流动人口的法制宣传存在空白，没有做到全覆盖、高频率，宣传手段以传统散发传单、以案说法、会议宣传为主，缺乏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一些村民法制观念淡薄，陷入“套路贷”网络骗局，影响社会稳定；3、信访机制存在漏洞，少数群众“信访不信法”、“以访代法”等观念仍然存在，通过信访渠道反映问题的意愿强烈，不愿依法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权益；4、基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仍不够深入、及时、有效,有的地方潜在的矛盾纠纷隐患，例如两性情感纠纷等，难以及时发现，发现后不能及时有效化解，存在较大稳定风险。
（三）基层德治缺乏有效手段
1、农村普遍存在传统道德观念淡化现象，受拜金主义等不良风气影响，上慈下孝、勤劳致富、邻里和睦、耕读传家等家德家风传承出现断裂，不愿意赡养父母、懒惰散漫、不服从管理等现行均较为常见；2、乡村存在诚信缺失问题，少数群众不愿履行公共义务，对修路、水利等公共设施建设不愿筹资筹劳，欠钱欠款不愿偿还，特别体现在贫困户不积极主动偿还扶贫小额贷款，逾期率逐渐上升，影响较大；3、村规民约执行缺乏有效监督，对不遵守执行的村民，尽管写了惩罚性条款，但是缺乏较真碰硬的执行主体和强制措施；4、道德评议会的影响力有限，部分乡贤、“五老”等道德评议会组成人员因为多种原因参加道德评议的积极主动性不够，有的有怕得罪人的思想，导致评议流于形式，扬善惩恶的作用没有发挥到位。
（四）治理体系运行不畅
1、基层党委、政府还没有实现从“社会管理”到“乡村治理”的根本转变，治理方式单一、被动，主要依赖于行政命令和国家强制力， 疲于应付和解决具体问题，缺乏源头性、长效化的治理机制和措施，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乡村治理体系的运行协调性不高；2、村级治理手段有限，村两委工作有行政化倾向，不适应新时代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快速流动趋势，主要依靠行政推动、口头调解等传统手段，在掌握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治理方法和治理手段方面先天不足；3、普通党员、村民组长、村民代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年龄普遍老化，加上待遇不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找不到人当组长现象，在发动群众、引导群众参与自治管理服务最后一米上出现“空档”。
（五）乡土人才留不住
1、城市人才虹吸效应明显，农村产业发展提升与需要匹配的专业技术型人才已经形成剪刀差, 年轻人不愿意到乡、村工作, 来了也留不住人, 基层农技队伍知识严重老化, 年龄结构、专业结构、梯次结构不合理现象普遍, 推广新技术的人才尤其缺乏；2、村两委年龄结构虽有改善，但是由于工资待遇相对不高，村干队伍留不住年轻人的现象仍普遍存在；3、农业产业化带头人、农业专业合作社带头人、农产品深加工龙头企业严重缺乏。
三、乡村治理的对策建议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做到“德治、法治、自治”相融合，是适应形势变化、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
（一）构筑乡村治理基础
1、要强化村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加强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健全以村党组织为核心，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村级团支部、妇女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一核多元”乡村治理架构，加强和改进对农村自治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群团组织的领导，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转变成乡村治理的制度优势；2、加强乡村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大从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选派优秀人才担任村党组织第一书记的力度。进一步提高村干部的待遇水平和工作保障，逐步实现与外出务工平均收入基本相当，调动其工作积极性；3、提高民主协商治理能力，善于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方式推进乡村治理。
（二）创新乡村治理机制
1、深化细化压实“网格党小组+”治理服务机制，将行政村化分为若干个网格，乡村党员干部全部进网格，在每个网格成立以先进党员代表任组长、其他党员为成员的党小组，建立“村两委成员+乡网格干部+党员+乡贤+群众”联动体系，把乡村治理中所有人的因素联动、带动起来，延伸服务群众解决问题最后一米；2、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道德讲堂+扶贫夜校+乡村振兴连心讲堂”等思想政治宣传新平台，在村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把党员干部、乡贤五老、发展能手组织整合起来，常态化深入群众及时学习宣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四中全会精神，把扶贫政策、慈孝文化、技能培训等送到百姓庭院、田间地头；3、真正发动群众参与村民自治，提高村民参与自治的能力。在村党支部引领下，通过宣传、发动、引导群众遵守村规民约，参加“四会”， 拓宽党员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让村民一道对村里要办的大事、要解决的难事、影响和谐稳定的矛盾纠纷等进行讨论解决，包括低保评定、乡村建设、产业发展、收益分配、邻里纠纷等，让村民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把合理的建议提出来，把心里的怨气释放出来，提高广大群众脱贫致富、建设家园、振兴乡村的积极性，最终实现邻里和睦、农村稳定、产业发展。
（三）推进乡村法治建设
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乡村治理中，自治是基础，法治是前提，德治是支撑。法治是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之举，自治和德治都要以法治为前提基础，通过法治加以引导、规范和保障。1、紧密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按照“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要求，坚决扫除“村霸”、宗族恶势力、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净化、优化农村发展环境；2、充分运用综合治理手段，建立村级法律顾问制度。加强对乡村治理的法治指导，确保乡村事务依法妥善处理，自治章程、议事规则，村规民约等自治行为在法律规定内依法运行。探索将文明创建、环境整治、移风易俗、诚信文化等涉及公共事务的管理纳入地方规章框架；3、进一步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选择村民集中回村的重要时间节点，通过以案说法、法治讲座、法律援助进农村等多种形式，扎实开展法律进乡村宣传教育，加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涉农法律法规在广大农村的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引导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4、运用法治治理成果，建立农村诚信体系，对违规违法的村民建立约束限制机制，树立违法行为除了接受法律惩罚外，在生产生活其他方面受限制的鲜明导向。
（四）提升乡村德治建设
道德与法治命题建议篇10
1突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增强实效性
当时红四军中存在轻视甚至贬低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如单纯军事观点，《决议》一开始就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针对这种现象，《决议》强调指出，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首先从思想上建党，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来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把党员培育成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才能完成党和军队的历史使命。习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把理想信念在全军牢固树立起来，适应强军目标要求，把鉴定官兵理想信念作为固本培元、凝魂聚气的战略工程，把握新形势下铸魂育人的特点和规律，着力培育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理想信念的牢固树立、新一代“四有”军人的培育，为我军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进行的理论武装和思想引导工作，是党对军队实施思想政治领导的根本途径，是加强军队全面建设、完成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增强部队凝聚力、提高部队战斗力、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重要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当代青年大学生而言，也是确保其成人、成才的必要条件。
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摆脱形式主义，增强实效性，首要的就是要突出其核心地位。主席在新形势下召开的古田会议，再次强调了“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看家本领，是我军的最大特色、最大优势，是我军同一切其他性质军队的最大区别，也是我军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的重要保障”，我军政治工作起到的是生命线的作用。学校教育讲求“学校教育、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的思想观念，在大学生教育中突出学生的道德教育，将其置于育人工作的首要位置。
当前，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各种思想文化在网络上相互激荡，非无产阶级观点随处可见，不少极端组织、分裂分子、敌特人员在网络中散布不良信息，青年大学生所能接触到的资讯越来越庞杂，如若缺乏一定的政治辨别力，很容易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形成错误的价值取向。再加上大学生没有工作经验，容易轻信他人言语，往往成为文化渗透、思想渗透的重点目标。同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个别学校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局面。大学教育实施教育改革，突出任职教育，强调专业、技能教学，思想政治教育逐渐成为边缘学科，缺乏应有的重视。因此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让其回归应有的地位，任务非常艰巨。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不应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应真正落实到学校教育的大局中，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加以帮助扶持，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2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形式，增强针对性
重温《决议》内容可以发现，制定科学合理的教育内容是搞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决议》对思想政治工作内容进行了划定，指出必须根据党的中心任务来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红军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纲领路线教育。同时《决议》从不同角度出发，将教育内容分层确定，根据时代环境的不同、解决现实问题的立场，以及教育对象的差别等方面，具体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式应该有所区别。
当前大学生以90后青年为主，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状况从总体上说是积极向上的。但是由于其成长于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形势下，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受到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个别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一些偏差。从国内环境看，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社会思想领域异常活跃；就国际形势讲，国与国之间交流越来越频繁，综合国力竞争不断加强，各国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各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相互激荡。这些情况，既有利于大学生形成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和成才意识；同时也导致少数青年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立场不坚定、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功利化等倾向。思想政治教育者应抓住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心理特征以及学校学习的优势，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学生从内心认同教育内容，进而达到教育目的，培养出真正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有用人才。
（1）要积极创新教育内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鲜活度，让学生想听。提到思想政治教育学什么，学生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理论、哲学等理论性较强的课程，这些内容既深奥又枯燥，在课堂教学中是最容易打瞌睡的课。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与院校各项教学目标相配合，坚持围绕中心任务服务大局。但是客观上来说，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确实存在理论性强、枯燥乏味的特点。在教学中部分教师仍存在针对性不够的问题，具体体现学生工作、生活需求的内容不多，时代气息欠缺，与大学生的新观念贴合不紧。要切实针对新时期青年学生的新情况，结合社会实际来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创新。将大学生个人成才目标与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如何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实现个人成才愿望；把专业课的学习与社会发展实际联系起来，激励学员以出色的专业技能为社会服务；使大学生了解网络信息化的利与弊，提醒他们在享受网络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要练就“火眼金睛”，能够明辨是非，坚定政治立场。
（2）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灵活性，让学生爱听。目前高等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以课堂教学形式为主，因此个别思想政治教育稍显教条主义，学生不爱听。英国著名教育家洛克曾言，“任何东西都不能像良好的方法那样，给学生指明道路，帮助他前进。”教学方式方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决议》提倡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教育官兵，宣传群众。其中还列举了18种方法进行党内教育。例如办党报、办训练班、开小组会、对不识字的党员读报纸、游艺、改良待遇等。对于怎样上政治课，《决议》也给出了多种官兵乐于接受的方法，如启发式、由远及近、由浅入深，说话要通俗、明白、有趣味，干部班要用讨论式等。这些方法在当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尤其是要废止注入式的课堂讲授。注入式的讲授政治理论，学生即使被动听课，但是内心并不完全接受，甚至反感教育内容，达不到预定的教育目标。应积极发挥大学教育的优势，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如专题研讨、社会实践、小型辩论等，让学生在自觉探索中达到教育目的。
3注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建设，增强渗透力
道德与法治命题建议篇11
一、在地位上提出它“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我党一贯重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_江泽民在1989年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进一步指出：“从现在开始，要牢记我们肩膀上有这样一种责任，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青年。这些青年人是我们的希望和未来，将来要接班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崭新时期，胡锦涛特别强调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观点。
胡锦涛认为：“国家兴盛，人才为本。”大批青年人才的成长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希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是培养千千万万德才兼备的青年人才，因此，青年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且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关系社会主义江山不改变颜色”嘲的战略问题和全局问题。在2005年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明确指出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养造就千千万万具有高尚思想品质和良好道德修养、掌握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丰富知识和扎实本领的优秀人才，对于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
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胡锦涛提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旧他第一次把我党治国治党的思维方法用于思考青年的教育培养。邓小平提出“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命题，江泽民提出“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命题。秉承这一科学思维方法，胡锦涛提出了“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时代命题。他进一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把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重要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担负起政治责任。”胡锦涛第一次把加强和改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把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和青年工作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空前重要的战略高度。
二、在内容上特别强调“要突出抓好理想信念教育”
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很多，但胡锦涛特别强调要突出抓好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德智体美，德育为先；德育中坚持正确的方向，以理想信念教育为先，这是符合教育规律的。2000年胡锦涛在共青团十四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进行了十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青年中思想问题的表现多种多样，说到底都是同理想信念有关。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的手法形形色色，说到底也都是企图动摇和改变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抓住了理想信念教育，就抓住了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这不但阐明了理想信念教育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为现阶段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
胡锦涛还明确了对青年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核心内容，最根本的就是要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帮助青年认清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们牢固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一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在2005年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他的这一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形成了以思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的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科学体系。
胡锦涛同时指出了对青年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方法，那就是要敢于、善于同错误思想作斗争。他认为：“正确的理想信念总是在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树立起来的。对思想理论上的杂音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思想认识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因此，他明确要求各级党、团组织一定要坚持原则，把握方向，旗帜鲜明地反对政治方向、政治原则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帮助青年澄清模糊认识、分清原则是非，绝不能给错误言论提供传播阵地。
三、在对象上注重未成年人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贯性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现在我们的青少年中，有些人有些坏的风气。改变这种风气，要从小学开始教育。”胡锦涛继承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认为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人的成长是不可分割、连续性的过程。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等从小就开始形成，只有从小及早抓起，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才能明显并且牢固。因此，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不能只停留在青年这一特定的群体，必须向前推移，与未成年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紧密衔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取得实效。胡锦涛在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上既强调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同时又强调未成年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注重未成年人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贯性。
2004年5月和2005年1月中共中央先后召开“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和“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胡锦涛分别就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两篇重要讲话是指导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纲领性文献，充分体现了他关于未成年人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贯性思想。这一思想要求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和未成年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手段等方面相互一致、相互协调，形成一个完整、有机的系统。
胡锦涛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他认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全民族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强我国发展后劲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这三个“必然要求”，充分表明了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进一步指示：“关心未成年人的成长，为他们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社会环境，是党和国家义不容辞的职责，是开创国家和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战略工程，也是实现亿万家庭的最大希望和切身利益的民心工程。”这两个“工程”，昭示了全党同志要增强做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各项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胡锦涛特别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他指出：“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要使大学生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不仅要大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更要大力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只有真正把这项工作做好，才能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代代相传、长治久安。”因此，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此外，胡锦涛还注重对特殊青年群体的思想工作。他说：“青年中存在的思想问题，有些是带有共性的，有些则具有特殊性。因此，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有的放矢地去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解决，而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上。当前，特别要注意加强对一些特殊青年群体的思想工作。”指出要加强对下岗青年、进城务工青年、违法犯罪青少年、辍学青少年、社会闲散青少年、残缺家庭子女、有劣迹和心理障碍青少年的教育帮助，尤其要努力清除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不良因素，进一步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道德与法治命题建议篇12
课程代码：00312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2.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2B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20小题，每小题1分，共2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不得分。
1.政治的最初含义是
A.城邦B.帝国
C.共和国D.君主国
2.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
A.制度研究法B.法律主义研究法
C.行为主义研究法D.历史主义研究法
3.由氏族直接产生的家庭婚姻形式是
A.血缘家庭B.普那路亚婚
C.对偶婚D.家长制家庭
4.“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这句话表明
A.国家本质上代表整个社会成员利益
B.国家在形式上代表整个社会
C.国家代表所有阶级利益
D.国家代表所有社会组织
5.中国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
A.领主占有制B.地主占有制
C.国家占有制D.自耕农占有制
6.国家历史类型更替的具体方式和途径是
A.政治改革B.政治革命
C.政治改良D.政治动员
7.欧洲封建社会中的封建主获取土地的主要方式是
A.强占B.分封
C.购买D.赠予
8.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政策主要是采取
A.民主B.自由
C.平等D.政府干预
9.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础是
A.按劳分配B.人民民主专政
C.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D.人民代表大会制
10.议会君主制和二元君主制的区别集中体现于
A.有无议会B.议会权力大小
C.君主的影响力D.政府对君主还是对议会负责
11.体现国家横向权力结构和权力分配关系的是
A.国体B.国家结构形式
C.政体D.国家形式
12.具有社会管理权的国家机关是
A.国家元首B.立法机关
C.行政机关D.司法机关
13.国家政权和本质的系统化体现是
A.执政党B.国家元首
C.军队D.国家机构
14.社会政治总问题是指
A.民族问题B.经济问题
C.文化问题D.革命和政权问题
15.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那些未掌握政权的主要的政党则会联合为
A.参政党B.反对党
C.在野党D.合法政党
16.议会内阁制下的两党制国家有
A.美国B.英国
C.法国D.德国
17.与主导型政治文化相协调的政治文化称为
A.亚政治文化B.次主导政治文化
C.次级政治文化D.亚文化系统
18.革命发生的主观条件是
A.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B.广大群众革命积极性的普遍提高
C.革命阶级发动强大革命行动D.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存下去
19.第三世界的形成标志是
A.波茨坦会议B.巴黎公约
C.万隆会议D.海地独立
20.以下属于一般政治性国际组织的有
A.国际大赦组织B.联合国
C.世界气象组织D.世界海事组织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2分，共2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纸”的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少涂或未涂均不得分。
21.道德政治观的主要内容是
A.以道德的观点解释政治B.政治的目的是追求道德
C.政治与道德没有明确分野D.强调贤人治国
E.强调以法治国，严刑峻法
22.下列哪些书是属于空想社会主义的
A.《政治学》B.《理想国》
C.《乌托邦》D.《太阳城》
E.《共和六论》
23.国家历史类型更替的推动力量是
A.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B.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C.政治革命D.政治改良
E.农民起义
24.法西斯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基本特征是
A.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B.提出民族至上论
C.提出生存空间论D.国民经济军事化
E.实行寡头统治
25.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方式包括
A.政治领导B.经济领导
C.思想领导D.军事领导
E.组织领导
26.民族问题
A.与阶级问题的范围相同B.是社会政治总问题的一部分
C.与国际政治问题密切相关D.实质是阶级问题
E.与阶级一起消亡
27.政治文化的构成包括
A.政治思想B.政治心理
C.政治信念D.政治情感
E.政治价值观
28.国家机构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A.阶级性B.社会性
C.整体性D.强制性
E.历史性
29.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中，认为推动政治发展应依靠的力量有
A.精神领袖B.政党
C.文官组织D.军队
E.文化
30.形成国际条约的形式一般有国家间的
A.条约B.宪章
C.盟约D.规约
E.专约
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6小题，每小题2分，共12分)
31.国际法
32.压力集团
33.执政党
34.国家元首
35.共和制
36.公共权力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5小题，共28分)
37.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基本特征。(6分)
38.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的主要内容。(6分)
39.如何理解民主概念的基本含义?(6分)
40.契约论的主要内容及评价。(4分)
4.1.中国封建官僚制的特点。(6分)
道德与法治命题建议篇13
1952年教育部规定的中学德育目标是：发展学生效忠祖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养成其爱祖国、爱人民、 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物的国民公德和刚毅、勇敢、自觉遵守纪律的优良品质。到1958年，明确提出用工人 阶级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集体观点、劳动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教育学生。主要途径是依靠教师通过课 内各科教学和课外各种活动进行，还有班主任工作。基本方法是说服教育。
对学生的基本要求是《中学生守则》、《小学生守则》。当时，根据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青年要做到“身 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要求，在学校开展了争做“三好学生”、评选“三好学生”的工作。当时北京市规 定，身体好的标志是获得“劳卫制证章”，即，体育成绩达到“劳卫制”体育锻炼标准；学习好的标志是获得 北京市统一制作颁发的“学习优良奖章”，即，主科成绩必须优等，副科成绩可以有两科是良，其余也必须是 优等；工作好的标志实际是操行评定获得优等。因为毛泽东主席当时提的“三好”是对全国青年提的，所以提 “工作好”。学生正处在学习阶段，这个工作好在学校里就是品德好。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提出了“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 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此后，学校的“三好”就是德、智、体这三好了。
关于这块工作的名称，当时既有德育的提法，也有政治思想教育的提法。
由此可见，中小学德育工作体系虽然还没有形成，但已有了一些基本的目标、内容、原则、要求、制度， 而且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符合学生的实际。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需要指出的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逐渐成为全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加强阶级、阶级斗争教育，抓意识形态领域里 的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教育，争夺接班人等问题提得越来越突出。
二、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
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社会是全面破坏，教育则首当其冲，中小学德育工作更是被严重扭曲。当时，虽然中央 没有关于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具体文件，但毛泽东主席就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给毛主席的信及寄给毛主席《 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回信给他们，热烈支持他们 的革命行动，从此，就把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向了参加全部斗、批、改的政治运动。现在回顾起来，中小学德育 工作的情况是：
德育目标是：培养千百万坚强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其条件是（仅看第一条）：“他们必须是真正 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者。”就这一条便可知，把革命领袖的条件当成中小学的 德育目标，显然太高了，太脱离中小学实际了。
德育的途径是：在大风大浪中游泳，即，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锻炼成长。
德育的方式是：运动式。
德育的方法是：学习毛主席语录，活学活用，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早 请示，晚汇报，讲用会，路线分析会，等等。
德育的成果是：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由于全国是在“左”的路线下开展政治运动，所以，不难看出，德育的目标与要求“高”、“大”、“空 ”，德育方式方法“运动式”、“成人化”、“一刀切”、“大轰大嗡”，都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显 然，正常的德育工作被扭曲了。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7—1993）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十年动乱的破坏，学校教育同社会各行各业一样进行“拨乱反正”，经历了恢复 整顿的过程。从德育工作的角度看，当时的教育部抓了重新制定颁发《中学生守则》、《小学生守则》的工作 ，使学校要求学生有依据，使学生有遵循。这在当时学校的恢复整顿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个阶段很快就 过去了，以至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破坏，特别是“左”的影响来不及彻底清理。1978年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 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面对新的形势，新的要求，中小学德育 工作怎么办，大家感到困惑。当时有一个说法是：“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明，蛮办法不行”。这可以说是当 时状况的写照。这期间，教育部中学司召开了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讨会进行探讨。到1987年基本形成了比较清 晰的思路。于是，1988年召开了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会议，确定了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新格局。这个新格局表现 在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确定了正确的德育目标，规定了德育内容、途径、方法、领导管理体制、学生品德评 定办法等。这些问题的具体内容都反映在教育部颁发的一系列文件中。这些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 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中学德育大纲》、《小学德育纲要》、《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小学生日 常行为规范》、《中学班主任工作暂行规定》、《小学班主任工作暂行规定》、《学生品德评定的意见》等。 这里值得提出的是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 线，遵循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 际出发，从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实际出发，从青少年儿童实际出发。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爱国的、具有社会公德和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 好公民。在这个基础上引导他们逐步确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并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他们中 的优秀分子将来能够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里，指出了培养好公民是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基本目标、基本 任务，也可以说是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基点”。同时，还指出了这不是最终的目标，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引导他 们逐步确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并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将来能够成为坚定 的共产主义者。这是高层次的培养目标。这里讲的培养目标是分层次的。基本目标应该是首先努力达到的。高 层次目标应该是不断争取的。与此相适应的是要求德育的方式方法应有一个大的转变。
中小学德育的基本内容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德育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 确定“五爱”为基本内容，既符合国家的要求，又符合中小学生成长的需要，还有利于中小学德育内容的相对 稳定。我们应该高扬“五爱”的旗帜。
中小学德育的领导管理体制是：校长负责德育工作的领导管理体制。在1988年中央14号文件里确定校长负 责德育工作之前，学校的德育工作叫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是由党支部领导并负责的。确定校长负责领导管理德 育工作，是由于确认了德育的内涵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个性心理品质教育。德育包含政治教 育，但不等于政治教育，不属于政治的范畴，而是属于教育的范畴，是教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学实行 校长负责制，德育工作自然由校长负责。党支部要支持校长负责并抓好德育工作，同时发挥党支部的监督保证 作用。
以上这些是很重要的内容，也是很重要的改革。纵观建国以来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 1988年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其最大的功绩是确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中小学实 际的德育工作的基本的新格局。
这次会议之后，各地积极贯彻会议精神，使中小学德育工作生机勃勃，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是，1989年 那场政治风波后，一些人在反思时曾对1988年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会议的某些精神提出非议，主要有两点。其 一说培养好公民的目标定得太低了。其二说抓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教育“淡化政治”。这显然是一种偏见 、浅见。应该看到《行为规范》里有政治，尊敬国旗不是政治吗？当然，多数条文不是政治要求，但用这些条 文为国家培养具有良好道德行为、文明礼貌的新一代，这难道不是政治吗？至于“好公民”的提法低不低，中 央14号文件中的那段话讲得非常明白。“好公民”是普遍性的要求，“共产主义者”是先进性的要求。前者是 全体的，是基点。后者是少数的，而且是将来达到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一些人不能正确反思的情况下， 我们也曾收到来自地方一些同志的忠告：“1988年会议的精神是正确的，对各种非议要顶住，千万不要变，否 则上头一变，下边跟着变，以后再往回扭就费劲了，损失太大。”这些忠告是十分正确的、深刻的、有远见的 。
国家教委从1990—1994年先后在南京、潮州、抚顺、三明、上海召开了5次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经验交流会 、现场会， 平均每年一次大会，推动1988 年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会议精神及中央有关精神的落实。1990年南 京会议期间，一位记者问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这次会议有什么新的精神，柳斌同志说：“认真抓落实，研究新 问题。”这既是国家教委对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的要求，又是这期间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的现状。
四、我国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以后（1994—）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的转 变引起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大变化，也给德育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1994年，颁发了《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这是在新的形势下学 校德育工作的纲，也是完善中小学德育工作的纲。对这个文件要认真学习、理解、贯彻落实。这里提出以下几 点供思考。
第一，这个文件与1988年中央14号文件的共同点与区别。共同点都是中央发的关于学校德育工作的文件。 不同点，首先是两个文件颁发的背景不同。1988年的14号文件是中央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进行拨乱反正，党和 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的情况下提出的关于德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等一系列问题；1994 年的《若干意见》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情况下，中央提出的关于学校德育工作的一 系列方针、政策。其次是对象不同。1988年的文件专指中小学德育工作，对中小学针对性特别强；1994年的文 件是指学校德育工作，包括大学、中小学、中专、技校及职业高中。所以，大多是从共性的角度讲的，也有一 些是专指高校或专指中小学的，这要根据党和国家的一贯要求并结合中小学实际进行贯彻。还有一点是1988年 的文件用了“改革”一词，而1994年的文件用了“改进”一词。虽然都要改，但“改革”是在一些大的问题上 进行变革，而“改进”是在大的问题上不变或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进行修改完善。由此看出，“改进”一词既体 现了对过去的肯定和工作的连续性，又体现了新的要求。
第二，《若干意见》提出了新形势下对学校德育工作的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很多，最重要的是提出了新 形势下，也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校德育工作要研究解决的5个问题，或曰课题，即5个“如何”。要在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这5个“如何”还需要广大德育工作者、 科研人员努力实践，努力探索。
第三，《若干意见》提出了整体规划学校德育体系的要求。《若干意见》的第五条文字不多，却概括了十 分重要的德育原则与要求，对中小学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如，遵循教育规律，区分教育阶段，循序渐进逐 步提高，改进教育方法，解决好大、中、小学德育工作的衔接，等等。
第四，《若干意见》在有关德育的内容、途径、方法、队伍、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政策规定。如， 要完善德育队伍的专业职务系列，解决好专业职务、待遇等方面的问题。培养和造就一批德育专家、教授、特 级教师和理论家。要合理确定德育方面的经费投入科目，列入预算，切实保证。学校德育工作要有法制保证。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要领导要抓德育，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