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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家庭教育篇1
一、 家庭教育的涵义
何谓家庭教育？北京师范大学教科所赵忠心先生认为：“按照传统的说法，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即由家庭里的长者（其中主要是父母）对子女及其他年幼者实施的教育和影响。”这是他所认为的狭义的家庭教育。“广义的家庭教育，应当是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实施的一种教育。”本文所要研究和探讨的家庭教育，指的是狭义的家庭教育。也就是指父母对子女、年长者对年幼者实施的教育，主要是指对儿童、青少年实施的教育。[1]
二、 家庭教育城乡差异表现
（一）教育认知
城乡家长对家庭教育的认识存在着明显差异。城市家长一般能够充分肯定家庭教育的作用，对家庭教育作用的认识也比较理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很重视子女的家庭教育，在教育方法上也有一定的选择性。但是，相当一部分农村家长对家庭教育作用的认识却比较模糊，家庭教育意识不强。农村父母虽然重视子女的学校教育，但却往往忽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对子女的教育侧重于依赖学校，认为教导孩子是学校、老师的事，父母的责任只是为他们提供物质上的帮助，让其吃饱穿暖而已，没有进行家庭教育的必要。[2]
（二）教育期望
父母对子女有各种各样的教育期望，如品德期望、学习期望、身心期望、职业期望等等。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是直接影响个体发展的家庭心理环境因素，它甚至直接影响着子女的成就机会。由于父母的期望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期望，而一个孩子关于教育与职业的抱负，又深受父母和其他同类教育经历和文化生活机会的影响。因此，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直接影响着其下一代的发展。
一般而言，城乡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是不同的，城市父母对子女都抱有较高的教育期望，父母对子女的学业和将来的职业要求都很高。相对于城市父母而言，农村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通过读书改变自身的生存现状，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读书跳出农门，改变社会底层的现状，能够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誉以及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城市父母在重视子女的学习期望的同时也会兼顾孩子品德、身心各方面的教育，而农村父母更是过于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期望比较单一。
（三）教育内容
家庭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生活能力、思想品德、身心健康、智力和知识、审美能力等方面。
不论是城市家庭还是农村家庭，对子女生活能力的教育都是不可或缺的。在思想品德、身心健康、智力以及审美能力这些方面的教育，在城市家庭出现较多，而在农村家庭出现很少，甚至没有。城乡家庭教育大多都注重对孩子综合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只要有条件，都让孩子学”，许多家长都是本着这样的观念，积极地开发和培养子女的各种能力。相对而言，农村家庭则没有那么丰富的活动，农村家长大都只顾养家糊口，无暇顾及子女这方面的教育，对子女兴趣的培养较少或几乎没有。
城市家长对子女在学习上，部分家长除了指导子女完成学校课业外，还增加一定数量的附加训练，农村家长虽也提学习要求，可绝大多数是些笼统的愿望，没有具体措施或规定，绝大多数的家长只是笼统地希望他（她）好好学习。由于他们知识水平和教育能力的限制，对子女的教育主要寄希望于学校，自身涉及较少，通常仅仅是督促子女完成功课，缺乏对子女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系统家庭教育，更谈不上对子女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了。
（四）教育方式
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教育的重要环节，而家长的教育方式直接影响未成年人身心素质的提高与完善。城乡家长在教育方法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差异。
大部分的城市家庭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往往对子女言听计从，事事代劳，过分溺爱，缺乏对子女劳动和生活实践能力的培养。相对而言，农村家庭的孩子从小要为父母分担家务活，因此显得更为独立，生活能力也较强。
在城市，家庭教育的方式和途径更是多于农村，城市家长在这方面的意识也更强些。城市家长可借用城市的各种资源对子女进行教育，例如一些大型的展览、书籍、专家的指导等。而这些资源是在农村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农村也有许多可用于培养孩子的资源，如大自然的风景、环境等。只是许多农村家长没有意识到这些也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因此，城市家庭教育的内容较为全面和丰富，而农村家庭教育的内容则比较单一。
在农村，许多家长深深地体会到当农民的辛苦，希望孩子将来能跳出农门，远离农村。也有的家长希望孩子将来能光宗耀祖，因而对孩子的期望较高。这些家长的教育方式比较严格，较多干涉，比如只让孩子学习，不让其干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更不用说到田地里参加农业劳动了。农村家庭为子女大多提供的只是物质条件，因而忽略了从精神上关心孩子，尤其是与孩子进行平等有效地交流和沟通。相当一部分家长不检查孩子的作业，他认为检查作业是老师的事，与家长无关，更不要说辅导孩子功课，过问孩子在学校里的事了。再者，由于农村父母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即使想要辅导子女功课，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靠孩子自己学习。而城镇父母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能够很好的辅导孩子功课，也知道孩子各方面的，能够即使查缺补漏，提高孩子学习效率。但也存在一个问题，父母过分重视孩子学习成绩，盲目的给还在报名参加更重学习辅导班，给孩子造成很大压力。
（五）教育投入
城乡家长对子女教育投入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上。农村居民对子女教育的经济投入主要用于承担子女的基本教育费用，包括交纳学校教育的学、杂费和购买学习用具等，除此之外，基本没有其他的教育开销。即便如此，对农民来说，这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居民对子女的教育已经不再满足基本的教育需求，而是转向注重教育质量以及教育内容的多元化，重视子女各方面的培养和均衡化，使他们能更好地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而这方面所需的花费是很大的，甚至超过了学校教育的费用。此外，城市父母花费在子女教育上的时间也比农村父母的多得多，对子女的学习也常常投入较多心思，陪读陪学的现象大量存在。但事实上农村父母的闲暇时间不见得就比城市父母少，而他们真正花费在子女教育上的时间却不多，主动跟学校或老师沟通的次数也很少，常与学校教育严重脱节。[3]
三、 家庭教育差异原因分析
（一）家庭环境
在城市家庭中，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家长注重家庭环境的建设，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家庭空间。在物质方面，有诸如独立书房、各类名著和刊物、电脑、钢琴等；在精神方面，主要是父母自身高素质对子女潜移默化地影响，和谐的家庭成员关系等。这些对于许多城乡家庭来说，都是有条件和能力去实现的。但对于生活水平较低的农村家庭来说，都是很难实现的。许多农村家庭的孩子没有自己的房间，没有课外读物，而父母又忙于劳作，没时间和子女在语言上进行沟通。因此，不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方面，农村家庭教育环境的建设显得非常空洞。
（二）社会环境
城乡居民由于所处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环境不同，造成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也不相同，而且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父母能够提供给子女的教育资源也有很大差异。城市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识字、画画、背诗、弹琴，接受各种训练并显得多才多艺，丰富的课外书籍和多彩的网络世界也使他们能够接触各种领域，拥有广阔的知识面；另一方面，由于城市良好的社会环境，城市父母能够从中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及信息。与之相反，农村孩子所享有的教育资源远远不及城市孩子，除了从学校课本上获得知识以外，农村孩子更多的是通过大自然接受教育，农村家长即使有心为孩子提供更多的教育形式和学习资料，也缺乏相应的条件，所能接触到的教育信息自然十分匮乏，加之无法得到正确的指导，他们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往往是依赖自己亲身的体会和传统经验，较为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
（三）父母受教育程度
家长的文化程度与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存在相关性，因此，城乡家长在文化水平上的差距对子女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一个人的文化水平与其所受教育程度有关，目前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仍然不高，特别是担当母亲这一重要角色的农村妇女的文化程度更低，与城市居民相比，差距较大。父母的文化修养对子女家庭教育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它除了为子女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外，还直接影响其对子女的教育水平、教养态度、教育期望等。通过家庭生活的耳濡目染和父母的言传身教，让子女在无形的熏陶中得以继承他们的文化资本。因此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便成为了城乡家庭教育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并不是文化水平越高的父母家庭教育水平就越高、文化水平越低的父母家庭教育水平就越低，相反，在农村，一些教育意识观念比较强的父母，外出打工深刻体会到教育的重要性，自己文化水平越低，就更要自己的子女努力读书，提高受教育程度。也许他们对教育知之甚少，但是他们都会尽最大的努力给孩子提供最好的学习环境，从小培养的教育意识。
（四）经济差距
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对其子女的家庭教养方式产生着影响，家庭经济阶层越高，子女实际享有教育机会的可能性也越大。农村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总的来说比较低，虽然城市人口中仍有一部分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不高，但总体而言，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农村居民在沉重的经济压力下，常为生计而奔波，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和自身素质的提高，造成大量家教缺失的留守儿童。而许多农民子女也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帮助父母干活挣钱而荒废了学业。很多农村家庭的教育消费只能满足子女基本教育支出，甚至连基本的学费都负担不起。且目前高中和大学的学费又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常常使得农村家长望而却步，几经权衡，还不如让子女外出打工，早点挣钱。而城市的孩子则通常很少出现由于经济负担而造成的无法继续深造的情况，城市父母在经济收入上的优势也为子女带来了教育消费上的优势。
四、 对于缩小家庭教育城乡差异的建议
针对城乡家庭教育的差异，近年来，国家及地方各级部门都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如有些地方城市的妇联“切实担负起指导和推进家庭教育的责任”，着眼农村家长、城市家长、留守流动儿童的不同需求，开展了以“亲子和谐”为主题的“科学家教乡村行”、“家教知识五进”等活动；有的乡政府、村委会发动专家队伍、妇女干部和社会工作者，多形式让家庭教育不留 “盲区”，不断提升广大家长对科学家教知识的知晓率等等，这些具体的做法不外乎就是为了缩小家庭教育城乡差距，下面就围绕如何进一步促进城乡家庭教育均衡统筹发展，提以下几点粗浅想法。
（一）提高认知，转变家庭教育观念
从孩子的一生来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她们的首任教师。有很多人把家庭教育比喻为“第一道染缸”，及最先对孩子的成长有重要影响的地方，所以要高度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农村家长要紧跟时展，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转变家庭教育观念，一言一行处处为孩子做出表率，使孩子受到良好的品德熏陶。要积极主动地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不再过度依赖学校，改变过去教育子女光宗耀祖、“跳出农门万丈高”、出人头地的狭隘观念，改变子女必须无条件服从家长等传统强势观念，要克服重智轻德、重知识轻能力甚至重男轻女的倾向，把培养孩子的思想品德素质，树立健康的思想道德意识作为当前家庭教育的核心目标，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以德施教，以德育人，努力培养孩子的科学民主、自立自强、公平竞争与合作等现代意识，把孩子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要将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单一期望扩展为对孩子品德、身心的教育，有这样一句话说的好，“一个人的身体不好是废品，成绩不好是次品，品德不好是危险品”。
（二）注重方法，创新家庭教育方式
家长的教育方式直接影响未成年人身心素质的提高与完善，城乡家庭教育在方式上的差别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了很大影响。作为农村家长，一定要创新教育费方式，变孩子的言听计从为父母的言传身教。将对直观行为的单一关注转变为行为、精神的和谐关爱。俗话说：沟通是理解的前提，理解是沟通的根本。在家庭教育过程中，也要注重理解和沟通，离开了理解和沟通，家庭教育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效的沟通、理解才能达到家庭教育的最高境界。首先，农村家长要学会与孩子沟通，通过言传身教，把理性的教化、爱的滋润、美的熏陶有机融为一体，倾注到孩子的成长过程，指导孩子在做事中开智明理。其次，要充分理解孩子，与孩子成为知心朋友，及时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和爱好兴趣，给孩子一个充分展现自我的空间再者，。表扬与批评相结合。家长要学会赏识教育，对孩子哪怕是一些微少的进步，也要给予充分的鼓励，不要总是与其他孩子作横向比较。最后，要维护孩子的自尊心，允许孩子犯错误，并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万不可揪住一点错处不放，“一棒子打死”，没完没了地指责。
（三）加大投入，优化家庭教育环境
教育投入，不仅仅是指经济上的投入，还包括时间、精力上的投入。同时，这些投入对于农村家庭教育来说，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责任，也是政府、社会应该关注的主题之一。所以，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家庭教育事业和家庭教育工作的政策支持、经费投入，改善农村教学条件，如加强学校图书阅览室等场所建设，让更多的孩子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有可去之处，从而实现家庭教育和社会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而各级妇联组织要以提高家长素质为主线，以特色活动为载体，以培养“双合格”人才、促进儿童身心健康为目标，大力弘扬家庭教育主旋律，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等各种宣传阵地，广泛开展家庭教育传播行动，积极组织家庭教育讲师团，有计划的组织他们深入社区、村子、学校举办家教知识讲座，宣讲现代家庭教育的新理念和新知识，帮助广大农村家长解疑释惑，树立现代家庭教育理念。构建筑牢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家庭教育工作网络，大力推进家长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发展各类家庭教育指导机构，推广家庭教育新典型新经验，推进家庭教育由经验育人向科学育人转变，努力营造全社会人人关心、人人重视、人人支持家庭教育尤其是农村家庭教育的良好氛围。
五、 结语
综上所述，家庭教育的城乡差异存在于各个不同方面，包括教育认知、教育期望、立场、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方法、教育投入等，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既有家庭、社会原因也和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经济环境有关系。个体的整个受教育过程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三个方面都对个体的成长产生重要影响，而家庭教育是整个教育的起点，是孩子的启蒙教育，家庭教育是否成功也影响到孩子的学校教育、社会教育。
由于教育环境的差别，从小个体形成的社会思想意识也不同，在整个成长过程中，慢慢形成各自独具特色的个体特征。城乡家庭教育的差异，也使生长在城市和农村的孩子形成特色鲜明的两类性格特征，包括自身性格特点、社会交往能力等各个方面。为了缩小家庭教育的城乡差异，使农村家庭教育向城市家庭教育积极靠拢，学校、社会、政府、家庭必须形成共同的合力，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全方位塑造家庭教育的和谐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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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家庭教育篇2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选取南昌大学在校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南昌大学为省部共建的地方综合性大学,覆盖11个学科门类,面向全国招生,在全国大学的综合排名在65位左右。发放问卷时间是2008年10月和11月。考虑到新生入校时间短,他们和家人交流的内容还未形成稳定特征,所以未从新生中取样。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86份,回收率95.3%,其中有效问卷262份,有效率91.6%。
采用分层抽样③的调查方法,将样本划分了性别、年级、专业类别几个层次。调查工具为课题组自编《大学生家庭教育现状调查问卷》。文中主要用到问卷人口学资料中的一道客观题:“您的生源地为:①直辖市、省会城市、地方城市、县城;②乡镇、农村”。家庭教育内容部分是采用五级计分法④的13道客观题,包括学习、生活、就业等内容。
二、研究过程
(一)样本分布
城乡大学生分别为156人和106人,各占59.5%和40.5%,比例约为6∶4。由于存在抽样误差,只从样本数据还不能断定城乡大学生比例是6∶4,还需对样本数据进行二项分布检验,“就是根据收集到的样本数据,推断总体分布是否服从某个指定的二项分布”⑥。此处就是检验样本所在总体是否为符合城乡大学生比例为6∶4的二项分布。零假设:样本所在总体的城乡大学生比例为6∶4,备择假设:样本所在总体的城乡大学生比例不是6∶4。检测值为农村大学生在总样本中所占比例的假设值0.4。结果如表1所示,显著性值为0.465,大于0.05的显著水平,所以只能接受假设,认为样本所在总体的城乡大学生比例为6∶4。
2.家庭教育内容得分
从表2可以看出城乡大学生均值最高的前三个项目均为生活琐事、健康安全和就业择业,得分低的三个项目均为“性教育”“理财能力”和“专业知识”,在图1中,从得分均值看,城市大学生在每个项目上都高于农村大学生,说明总体上城市大学生和家人交流比农村大学生要多。从标准差看,城市大学生分值高的前两个项目为“社会责任”和“专业知识”,农村大学生的项目为“生活意义”和“健康安全”,即这几个变量的数据比较分散,距离平均值比较远,说明城乡大学生在这两个方面和家人交流程度的差异比较大。城乡大学生的标准差最低得分项目均为“性教育”,即该变量上的数据很集中,距离平均值比较近,结合该变量的均值发现,城乡大学生在“性教育”方面和家人的交流都非常少。
3.卡方检验
“曼-惠特尼U(Mann-Whitney U)检验方法用于对两个独立总体的分布进行比较判断,零假设是两组独立样本来自的两总体分布无显著差异”[⑦。表3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以“生源地”为分组变量将原样本分为城乡两个独立样本,样本所在的两个总体为城市大学生和农村大学生,这样可以采用曼-惠特尼U检验方法对大学生家庭教育的内容进行卡方检验,从第五列显著性值中可以看到大学生家庭教育内容中,有关“生活琐事、专业知识、思想心理、健康安全、人际关系、性格个性、就业择业、风险意识、理财能力、生活意义”方面都存在城乡之间的显著差异,其中“健康安全”是0.05的显著水平,其他为0.01的极其显著水平。而在“性教育、吃苦精神、社会责任”几个方面的p值分别为0.73、0.09和0.80,均大于0.05,说明在这几个方面城乡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说明:显著性值为0.01p0.05视为显著,p0.01视为极其显著。
三、结论与分析
(一)大学生家庭教育内容有偏差
调查中“生活琐事”项目上选择“比较多”和“非常多”的达175人,占总人数的66.8%,健康安全项目上选择“比较多”和“非常多”的有147人,占总人数的56.1%;而“性教育”选择“比较少”和“非常少”的为134人,占总人数的51.1%,“专业知识”选择“比较少”和“非常少”的有167人,达到总人数的63.7%。所以大学生家庭教育内容有偏差,过多注重生活琐事、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方面,而忽略了性教育、专业知识与技能以及理财等方面的交流,这是不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
产生偏差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很多大学生虽然远离家庭单独生活,但他们对家长的依赖性还很大,独立生活和自我管理能力不强,生活中遇到问题,仍倾向于和家人沟通;第二,很多家长认为到了大学阶段孩子的专业发展就交给了学校,所以在专业方面过问的少;第三,有的家长因为自身文化水平的关系,特别是农村的大部分家长,无法和孩子在专业领域进行沟通;第四,性教育的得分明显低于其他方面的内容,主要是文化层面的原因。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性的问题一贯不喜欢被公开讨论和交流,很多家长认为孩子长大自会明白,加上受开放社会思潮影响,家长和孩子在性观念、方面的认识存在很大分歧,交流自然就少。
(二)大学生家庭教育内容的城乡差异明显
城市大学生在和家人交流的程度上明显高于农村大学生,调查显示家庭教育13个方面的内容,城市大学生得分的均值全部高于农村大学生。另外从卡方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到家庭教育内容除了“健康安全”“性教育”“吃苦精神”和“社会责任”四个方面外,其他方面都存在城乡之间的显著差异。
城市大学生得分高的原因有:第一,城市家庭中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⑤居多,家长的精力更容易集中到孩子身上,另外,独生子女对家长的依赖性更强,和家人的沟通比较多;第二,城市大学生家庭经济基础一般要好于农村大学生,因为沟通自然要花费一定的费用,这对农村学生来说可能是要考虑的因素;第三,城乡家庭文化水平上的差异。“专业知识”“风险挑战”“理财能力”等内容的沟通,都需要家长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农村的家长大多不具有这方面的条件,所以在以上内容上的沟通自然城乡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而在“健康安全”“吃苦精神”“社会责任”和“性教育”等方面的交流,受文化水平的直接影响较小,所以城乡之间差异不显著。
注释:
①按照大学生的生源地将来自直辖市、省会城市、地方城市和县城的称为城市大学生,来自乡镇和农村的称为农村大学生.
②本文使用教育内容广义上的含义,相对于学校教育中主要以课程形式表现出来的教育内容,可以作为广义课程来理解。因此将大学生和家人交流的内容作为大学生家庭教育内容来使用.
③先把要研究的总体按某些性质分类,然后在各类中再随机抽取样本。吴喜之编著.统计学:从数据到结论.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15.
④每道题目的选择项均为“非常多、比较多、不多不少、比较少和非常少”,分别计分为5、4、3、2、1.
⑤核心家庭是家庭结构中的一种,主要指由亲生父母和其子女共同组成的家庭。参见奚从清,沈赓方主编,《社会学原理》(第五版),15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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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家庭教育篇3
2 社会的发展变化，也在影响学生思想形态的形成。社会在不断进步的同时，社会上的许多不良因素也在侵蚀学生幼稚的头颅。这些不良因素也往往成了学生不良行为形成的诱因。
3 我校是一所地处城乡结合部的学校，学生父母60%左右是当地“村改居”的农民，他们绝大部分思想观念还停留在“农民”意识，尚未进入“居民”意识，普遍忽视对子女的家庭教育，认为教育是学校的事，把子女送到学校，学校就应该把子女教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学生，认为教育和家庭、父母无关，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问题学生”；另外40%左右是外来务工人员，原来把孩子留守在家要么有爷爷奶奶抚养，要么托付外公外婆代养，有的甚至托付其他亲戚朋友看管，来泉州接受中小学教育后，由于父母都忙于打工，普遍疏忽对子女教育，给孩子“问题”的形成提供了契机，从而加大了教育的难度。所以在现阶段的中学教育中，我们必须加大对城乡结合部“问题学生”案例的研究力度，探寻“问题学生”形成原因，从而提出矫正学生问题的对策。
二、“问题学生”家庭教育案例分析及对策
1 案例基本情况
孩子基本情况：学生陈某，男，15岁。
孩子基本问题：该生智力正常，注意力涣散，自我控制力较弱，刚入学时，上课喜欢表现自己，但上课又经常开玩笑，不能集中注意力。学习成绩下降后，上课总是昏昏欲睡，不能及时完成作业，不能自觉承担责任。虚荣心强，出现问题的时候，总是要求父母来替自己解决。喜欢交朋友又不会关心别人，当同学都不与他一起玩时，就到社会上去寻求所谓的朋友。学习成绩不好，语数英三科总成绩加起来不上100分。既依赖父母又不喜欢父母过问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父母多次耐心教育均无效果。
家长基本情况：他们是从四川来泉工作的。父亲在泉州从事基建工作，经常在外面奔波，母亲在本地一家工厂打工，经常加班，父母双方工作都比较忙。
家庭基本情况：父母的文化程度一般，平时工作都很忙，对孩子无法顾及，物质方面也无法给予孩子充分的满足，对孩子未能进行有效教育和指导，更多的是表现出对孩子的所谓“棍棒教育”。
2 查找造成“问题学生”的家庭教育原因
母亲为了工作对他照顾不周，很少有时间和孩子沟通，使孩子每天中午都在网吧度过。于是学会了撒谎、强词夺理。生活条件一般，又比较自我封闭，自我感觉不好，形成一种消极心理。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人成才，陈某的父母也不例外，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才，但是平时无法正常教育子女。平时教育多棍棒教育为主，以此强迫孩子好好学习。长期在棍棒教育下的陈某，心理和行为上都比较叛逆，经常与社会上的青年混在一起，经常很晚回家甚至发展到夜不归宿。当其父母不能接受陈某的这一种行为的时候，就更加粗暴地打骂。
3 提出解决家庭育人环境的主要措施、实施步骤
第一步：定期家访。根据家庭情况和家长谈心，正确指导家长在各方面给予孩子科学、合理地教育。要求家长要加强学习家庭教育的知识。只有系统地学习家庭教育的知识，才能明白家庭教育的内容是对孩子进行全面的素质教育，其核心是对孩子进行健全人格教育，而不是纯粹的初放式教育。
第二步：要求学生要端正学习态度，提高认识，调整心态。在学习上只要自己努力就行，成绩低一点也没关系，只要一天进步一点，就能逐步迎头赶上。改善与同学之间的关系，融入到整个集体中。在学习上给予帮助，力争赶上。
第三步：父母平时多花点时间与该生谈心，打消其心中的各种畏难逃避情绪，提出适合该生实际的各项要求，要求其根据要求努力学习，培养责任感。
第四步：要求家长合理解决孩子的午休问题，严格控制孩子的作息时间。平时多注意给孩子加强营养，增进父子之间的情感。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发现问题应该及时地提出来，不能简单的“棍棒教育”。
第五步：帮助学生正确合理地选择自己的课余生活，禁止孩子上网吧、游戏室等娱乐场所。教会学生正确择友，远离损友。
4 指导成果
学生方面：目前可以安心在班级上课，基本上能完成老师布置的各项作业，与社会上的无业青年已断绝来往。
家长方面：能较好地反思自己家庭教育方式，对造成孩子不良行为的家庭初放式教育的危害有了较深的认识。能积极配合学校共同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
城乡家庭教育篇4
一、城乡结合部初中生家庭及家庭教育方面存在以下的情况
城乡结合部初中生家长的职业多为工人、农民，属于社会中下层；有部分家长因为婚姻受挫，导致家庭关系冷漠或紧张，不能很好地对孩子尽到管教义务；有部分家长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只好把孩子当做留守儿童，孩子的日常教养责任转移给自己的父母或一些亲戚长辈；甚至有的家长完全推脱责任，让孩子自己独立生活，任其放任自流。
更有大部分家长对学校有过度的期望值。对学校期望过高，就有可能弱化自己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自动削减了本应承担的责任。
二、城乡结合部初中生家庭教育责任转移的原因分析
1.家庭经济利益与教育职责权重难分
（1）家庭经济压力过重、家长时间和精力不足
城乡结合部大多家长是工人和农民，如何增加经济收入是家庭的主要功能。家长忙于生计，每天回家后与孩子的交流只限于晚上回家的“抽空”时间，有的甚至在孩子睡梦中才能回到家。家长与孩子接触的时间少之又少，不能保证家庭教育的实施，造成孩子的日常教养责任过重地转移给了学校或亲戚长辈。
（2）家长观念的误区
城乡结合部初中生家长对家庭教育认识普遍还比较欠缺，大部分家长在家庭教育的理解上出现偏差，把家庭教育单纯地理解为只是对孩子学习成绩和将来工作的关心，甚至有些家长直接把家庭教育看作是“养育”，其它一切事情都是学校的事情，与己无关，甚至有部分家长认为家庭就是提供吃和穿，花钱让孩子到学校接受教育，因而出现了父母的家庭教育责任转嫁给学校、教师、保姆或祖辈的现象，造成孩子与父母之间亲子交流的空白，进而使家庭教育责任落空。
2.家长文化素养和教育素质低下、家长教育能力与子女教育需要之间相差甚远
城乡结合部的家长文化层次普遍较低，大部分家长误以为自己的文化水平有限，不能够辅导子女的学习，因而放弃了对孩子其它方面的管理，忽视了对孩子的思想道德指导和心理支持作用。因此，在这样的家庭中，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家长越来越觉得无力承担教育孩子的任务，使得家长不得不放弃或把家庭教育责任转嫁他人。
3.社会环境与传统价值观的多重影响
（1）不良社会环境的影响
城乡结合部普遍存在社区自然环境差、治安隐患多、部分村民无所事事甚至生活颓废等社会问题，城乡结合部家庭子女的行为受到了潜移默化的负面影响。
（2）传统教育价值观约束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家长把孩子交给老师就意味着把孩子发展和进步的责任完全交给了老师，从学习到生活，从身体到心理，一切的一切都是教师的职责，教师是无所不能的人。把子女全权交给学校和教师是最放心的，自己只要提供物质经济支持就足够。家长的这种教育观念与我们传统的社会取向有关系，学校的专权与封闭、教师的权威与崇高，在人们的内心当中根深蒂固。
综上所述，虽然出现家庭教育责任转嫁现象的原因复杂，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城乡结合部初中生的家庭教育问题的解决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但真正解决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而绝不是城乡结合部家庭自身的问题。今后我们将对城乡结合部初中生家庭教育责任转移的状况、原因及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借鉴国内外的一些政策与实践经验，结合现状提出构建城乡结合部教育责任共同体的建议。
参考文献
[1]韦乡逢 城乡结合部初中生家庭教育责任转移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08。
[2]裴水凤 城乡结合部学校学生家庭教育误区及对策探析[J].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7（5），102-104。
城乡家庭教育篇5
一、单亲家庭对子女身心的影响
单亲家庭的话题是沉重的，单亲家庭受影响最大的是孩子。单亲家长很少能像家庭健全时那样关心子女的生活质量、学习状况、思想动态和行为习惯，即使孩子出现了问题，也不可能实施有效的家庭教育，及时予以纠正。有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则是自顾不暇。笔者经过深入了解和细心观察，并参阅一些相关的书籍，了解到单亲家庭的孩子一般存在着如下几方面问题：
1.不大合群，性情孤僻。心理学认为，人格异常的形成与恶劣环境有关，家庭不健全往往是其子女性格畸形发展的温床。他们很害怕与人交往，害怕别人瞧不起他、嘲笑他。所以，单亲家庭的学生，大多游离于集体之外，不喜欢参加集体活动，也不喜欢与同学交往，逐渐变得性情孤僻，冷漠。
2.意志薄弱，消沉厌学。单亲家庭的孩子，再没有了温馨的家庭，原先惬意舒适的生活也随之改变。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在父母面前甜蜜地撒娇，幸福的生活没有了，美好的憧憬消失了。这种消沉低迷的情绪使他们变得迷惘和不知所措。进而产生厌学、逃学，毫无朝气，暮气沉沉。
3.叛逆不羁，以自我为中心。家庭的破裂，导致他们心中几乎没有了亲情、没有了信任。他们不接受批评，有典型的逆反心理。他们在扭曲了的心理支配下，为所欲为，以此来发泄愤恨不平的心情。如骆同学，他是一个很典型的单亲孩子，上课时故意发出怪叫声扰乱课堂纪律，常常睡觉，作业不做，撕烂教科书。不做值日，乱丢垃圾。学校段考时骗家长说放几天假，自己赶集去了。还常常拿同学的钱，有一次还偷窃小卖部二十包鸡腿……
综上所述，单亲家庭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作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肩负着教育、感化、挽救他们的艰巨的任务。
二、单亲家庭子女的学校教育对策
1.建立单亲家庭学生的成长档案袋，关注其成长的足迹。当学生一步入初中学校的大门，学校应及时调查了解单亲学生的人数，建立其成长档案袋。老师要想办法了解他们的家庭、生活、思想和学习动态，用耐心、爱心、恒心教育他们，使其初中阶段健康地成长。注意观察他们的言行，及时解开他们的思想疙瘩。单亲家庭的孩子往往比较敏感，某些普通小事会使他们的心理产生微妙变化。教师要多注意这些孩子的言行，若发现有异常的苗头，要及时跟他们谈心，了解情况之后，能及时疏导处理的就及时疏导处理，不能一下子解决的事情，先进行多方面的调查，找出问题的所在，再对症下药，同时加强孩子的心理矫正和学习辅导。
2.双管齐下，极力争取家长与学校的配合。本地由于政府开发新城区，征收了学校周围村庄大量的田地，一些家庭日子宽裕起来，不大重视孩子的教育。再就是本地是旅游胜地，很多家庭从事与旅游相关的职业，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对孩子的教育抱无所谓的态度。部分人的观念是孩子在学校读书，不指望他学得多好，反正将来找碗饭吃也不难。家里放松了对孩子的要求，这些孩子在学校的生活纪律可想而知。所以学校必须与家长沟通好，孩子在学校读书，首先要学会做人，其次是学会学习。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父母都不能缺席，必须履行好教育的职责，不能扔给学校不管或父母间互相推诿。
3.爱心抚慰，严格教育。父母之爱的缺失，使这些孩子过早地承受着巨大的思想压力，每位教师应用爱心去抚慰他们受伤的幼小心灵，像父母一样关心这些孩子，如发现他们情绪不稳定时及时谈心，生病时热情地嘘寒问暖。若发现其沉迷于游戏机、网吧、武侠小说中应及时提醒，多方面启迪，并安排一些有良好兴趣且人际关系较好的同学与之同桌或者参加集体活动。对于一些违纪行为，应在课堂或课下及时批评，一旦改正，及时表扬。
4.要培养孩子的耐挫力和责任感。教育孩子正视逆境，敢于同命运挑战，做到自强自立，勇往直前，并对他们取得的进步多表扬和鼓励。在家里要体贴长辈，生活自理，做一个懂事听话的好孩子；在学校里要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关心集体，做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每位教师必须抱着对教育工作极端负责的态度，应认真全面地掌握这些孩子心理的发展规律和心理特征，采取科学的教育方式，帮助他们走出青春的阴影，接受社会的阳光和雨露。
5.激励孩子树立起信心。单家庭的孩子，情绪消沉、低落，失去信心。教师可以给他们讲一些励志故事，如张海迪身残志坚的故事，高位截瘫仍然笔耕不辍；美国作家海伦凯勒一出生就遭遇不幸，却不懈努力，写出《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等书籍；他们身边同类学生的事迹等等。通过经历对比，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不幸与别人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从而消除心理困惑，重新树立起生活、学习的信心。
城乡家庭教育篇6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需求日益扩大，即便在1999年中国实行高校扩招政策以来，日益扩大的高等教育需求仍然没有得到完全满足。日益膨胀的高等教育需求到底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已有研究做了很多探索，其中，收入水平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有关家庭教育支出与收入关系的研究很早就受到学者们的重视[1]。很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富裕和贫困家庭的孩子的教育成就是存在显著差别的 [2]。再进一步说，家庭收入水平会显著影响孩子的入学水平[3-4]。hossain s. a.对中国的研究发现，1993年中国城乡家庭收入最高组与最低组7～11岁的入学率差异达到了l0.7%，12～14岁的入学率差异达到了49.6% [5]。此外，很多研究还发现，家庭收入水平对孩子的学习成绩也存在着显著的影响，影响了孩子教育成就的获得[6-7]。
与高等教育需求不断扩大相伴随的是，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那么，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如何影响高等教育需求的，其影响又 有多大？对此，本文将使用已有宏观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此深入探讨收入与高等教育需求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城乡居民的家庭收入
1.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统计中国城乡居民的家庭收入时，由于城乡家庭收入渠道存在差异，所以使用的指标也不同。具体说来，城镇居民使用的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而农村居民使用的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幅度很大，增加很快。但由于中国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城乡居民收入存在较大差异，为更全面准确地描述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本文将分别对其予以分析。
图1显示了1980—2009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纯收入的情况。对于城镇居民家庭来说，1980年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 477.6元，而到了2009年，这一收入水平达到了17 174.7元，即在29年的时间里增加了16 697.1元，增加了近35倍，平均每年增幅120.55%。从时间上来看，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80—1990年期间增加幅度有限，10年期间增加了1 032.6元，平均每年增幅21.62%。而从1990年开始，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水平驶入快车道。199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 510.2元，而到了2009年，这一收入水平达到了17 174.7元，翻了10番还要多，年均增幅54.59%，是1980—1990年增幅的2.5倍。
对于农村居民家庭来说，1980年其人均纯收入只有191.3元，而到了2009年，这一收入水平达到了5 153.2元，即在29年的时间里增加了4 961.9元，增加了近25倍，平均每年增幅89.44%。从时间上来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不同，没有出现较为明显的阶段性。
通过城乡收入比较可以看出，二者都呈指数增长，增长速度快，增长幅度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始终高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之间的差值越来越大，表明城乡之间收入水平差距拉大，而且有继续拉大的趋势。
2.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额。中国城乡居民历来有储蓄的传统和习惯，对于有子女就学的家庭来说，这种储蓄的传统和习惯就更为强烈。而且，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大众化，教育收费已经成为“共识”，即要想读完大学，每年必须要支付足够的学费，四年大学读完必须要有充足的学费作为保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城乡居民有一定的储蓄习惯和存款水平，这是保证子女读完大学的物质基础。反过来讲，如果城乡居民具有一定的储蓄习惯，并有较高的存款水平，那么其资助子女读大学的积极性就会提高，其对“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的推动能力就会增强。为此，本文选取了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额这一指标来考
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
图2显示了城乡居民的人民币储蓄存款额。数据显示，1980—2009年的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的年底余额和年增加额呈不断增加的趋势，经过拟合呈指数方式增长。1980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年底余额为395.80亿元，到了2009年，这一数字达到了260771.70亿元，增长了650多倍。1980年，城乡居民人民币年增加额为114.80亿元，到了2009年，这一数字达到了42886.35亿元，增长了370多倍。尽管存在通货膨胀等因素，但从巨大的变化量上来看，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水平较高，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子女就读大学、完成学业，推动了高等教育需求的扩大。
3.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和人均纯收入。虽然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纯收入以及城乡居民的人民币储蓄存款额这两个指标都表明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为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由于它们都没有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其可比性不高，不容易看出其真实的增长幅度和水平。对此，本文选取了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这一指标对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再做评价。图3显示了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和人均纯收入。该指数以1978年为基准期进行测算。图3主要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和人均纯收入指数均以指数方式增长，增长速度快，增长幅度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增长了88倍多，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数增长了85倍多；第二，总体上来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的增长水平和增长幅度快和高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数，但二者之间的差异较小，且远远小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第三，从2003年开始，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的增长水平和增长幅度快和高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数的状况发生了逆转，表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增长水平和增长幅度超过了城市，虽然超过的幅度有限，但其意义重大。 4.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恩格尔发现：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因此，通过考察中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可以发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图4说明：（1）总体上看，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1980年开始一直处于线性下降态势，表明城乡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呈增长的趋势；（2）从城乡差异上来看，1980—1989年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差异较小，曾一度黏合，但从1990年开始这一差异开始扩大，直到现在才有差异缩小的趋势，这与前面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和人均纯收入指数所展现的结果是一致的；（3）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目前中国的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维持在 30%～40%之间，属于富裕水平。
三、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高等教育需求的关系
通过上述指标的考察和相互印证，总体上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简单的结论：第一，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很快，增加幅度大；第二，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差异总体上呈现“缩小-扩大-缩小”的趋势。那么，上述指标代表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否真正实现了推动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的作用呢？本文将对此进行数据分析。
表1显示了以表征收入水平的各指标为自变量和以表征高等教育需求水平的两个指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每万人口平均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之间的各自线性回归结果。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指数、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以及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增加额均呈指数增长，为了使其具有较好的线性关系，以便模拟其对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的线性推动作用，本文在进行回归时，均使用了其对数。从表中可以发现，表征收入水平的各指标均与表征高等教育需求水平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每万人口平均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具有较好的线性关系，其普遍较高的beta系数说明，无论从哪个层次的收入水平来看，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
水平的提高都对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如果分城乡来看的话，从表2中可以发现，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和人均收入指数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每万人口平均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之间的 beta系数和回归拟合优度都要高于农村居民，这说明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对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的推动作用要大于农村居民。但从恩格尔系数这一指标来看，情况正好相反，城镇收入水平提高的推动作用弱于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这一指标主要是从消费内容上来考察居民收入水平的，恩格尔系数的下降除了表明收入水平提高以外，还表明食物消费支出的减少和教育文化消费支出的扩大。因此，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每万人口平均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之间的 beta系数和线性回归拟合优度都要高于城镇居民可以解释为，农村居民在收入水平提高之后比城镇居民更愿意把收入投入到教育中去。此外还可以发现，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对于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的推动力要远远大于年底增加额，这也说明，在高等教育需求扩大的过程中，城乡居民的年储蓄增加额有限，教育费用的确是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大项。
参考文献：
[1]金莲.中国贫困地区的教育与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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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家庭教育篇7
模糊综合评价就是以模糊数学为基础，应用模糊关系合成的原理，将一些边界不清、不易定量的因素定量化，从多个因素对被评价事物的隶属等级状况进行综合性评价的一种方法［9］。
(一)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综合评价的因素集(指标体系)的确定
(二)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评语集的确定风险意识的大小，可以将其分为一定的等级，本文定义为5个等级。
(三)确定各级指标uij隶属于V中评语的隶属度R采用评委会评分法确定隶属度。由此可见，农村家庭风险得分从大到小排序为:教育质量风险、专业选择风险、教育过度风险、个性风险、就业风险、主体风险、预期收益风险。(3)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一级指标的综合评价。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系统风险的评估矩阵整体而言，农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属于“一般”;从一级指标来看，系统风险高于非系统风险，前者属于“一般”水平，后者属于“较小”水平;从二级指标来看，除“主体风险”和“预期收益风险”属于“较小”的水平外，其余指标均为“一般”水平，且“预期收益风险”最低，“教育质量风险”最高。(5)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部分指标按投资时期区分的模糊综合评价得分。借助模糊数学的分析方法，我们分3个时期对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及其一级、二级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表1)。由表1可以看出，投资前、中、后三个阶段的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水平并无显著差别。
三、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特征
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的风险具有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的普遍特征:(1)客观性:即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不受投资者个人意志的影响。(2)复杂性:即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会有多种类型，其产生的原因复杂多变。(3)滞后性:由于高等教育个人投资过程相对较长，其风险往往实在投资结束后才能逐步显现出来。(4)两面性:即高等教育个人投资不仅可能遭受损失，也有可能获得收益。(5)可优化性:指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部分风险(如系统风险)通过政府调整相应政策和个人调整个人投资决策可望实现风险优化。
城乡家庭教育篇8
首先，依据城乡大学生家庭月平均收人的调查数据(见表3)，计算其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依据问卷中调查对象选择的家庭月平均收人档次的中位数和该档次人数所占比例来加权平均计算大学生家庭年可支配收人，以1年12个月为准来计算，则农村大学生家庭年平均可支配收人为：
几=(1000 x 10.8%+3 000 x 33.5%+5 000 x 33.5%+7 000 x 14.2%+9 000 x 8.0%)x 12=54 024.00元。
考虑到城乡居民平均收人存在差距，若同样取中位数可能低估了城镇高收入大学生家庭可支配收人，因此，利用201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人比(2.92：1 )}zz〕作为调整系数对高收人家庭平均收人进行上调，则城镇大学生年平均家庭可支配收人：
I},}=( 1 000 x 0+3 000 x 13.3%+5 000 x 24.9%+7 000 x 30.60}0+9 000 x 31.20}o x 2.92)x 12=143 824.32)石。
其次，依据问卷中调查对象选择的学费档次，取其中位数并以各档次人数比例作为权数计算学生年均学费(见表4)。农村大学生年均学费=3 500 x 1.7%+4 500 x 32.4%+5 500 x 19.9%+6 500 x46.0%=5 602.00元；城镇大学生年均学费==3 500 x0+4 500 x 23.70}0+5 500 x 20.20}0+6 500 x 56.10}0=5 824.00元
再次，依据问卷中调查对象选择的月均生活差距费档次，取其中位数并以各档次人数比例作为权数计算学生在校期间的年均生活差距费(见表5)，以一学年9个月为准来计算。农村大学生在校年均生活差距费=( 750 x 57.4%+1 250 x34.1%+1 750 x 6.8%+2 250 x 1.7%)x 9=9 126.00元；城镇大学生在校年均生活差距费=(750x13.3%+1 250 x 50.3%+1 750 x 28.9%+2 250 x7.5% ) x 9=12 627.00元。由于本次调查对象生活在发达城市，生活差距费自然较高，故将“1 000元以下”选项设置为最低组。
另外，本研究利用算术平均数分别求得农村大学生在校年住宿费、获得奖学金、获得助学金约为959.66元、602.84元、693.18元；城镇大学生在校年住宿费、获得奖学金、获得助学金约为1 033.53元、551.16元、83.24元。由于大学生求学期间兼职收人数据不齐全、口径不统一，为了方便计算，本文在实际匡算过程中，并没有扣除大学生兼职收人的部分。
因此，通过计算可以得出农村大学生与城镇大学生家庭高等教育负担比分别为：
此结果与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数值上存在差距，如，殷红霞和罗剑朝只考虑学费标准作为家庭高等教育直接成本，通过家庭高等教育直接成本占家庭收人的比例公式计算出1998年城乡高等教育家庭相对成本分别为12.33%和22.85%, 1999年城乡高等教育家庭相对成本分别为22.31%和43.65%；黄照旭以大学生因接受高等教育而产生的额外支出占所在家庭剩余存款的比例来衡量家庭高等教育支付能力，计算出2000-2007年我国城乡家庭高等教育经济负担总量比例分别介于37%-56%和74%-89%之间。但是，研究结果揭示的本质是一致的，即都表明农村大学生家庭高等教育负担要远远大于城镇大学生家庭。
由表6可以看出，分样本和总样本的偏度系数均大于0，数据右端有较多极端值；峰度系数均大于0，数据分布较为陡峭。这说明：城乡大学生家庭高等教育负担比还存在内部差距，且农村内部差距大于城镇。就农村大学生而言，极大值为1.52，极小值为一0.09，全距为1.61，标准差为0.285 4，差异系数Cv等于1.071，表明农村大学生家庭高等教育负担比存在较大差异，并且两级分化严重。有些学生家庭总收人远低于高等教育实际总支出，造成极大负担；有些学生由于扣除奖助学金后的家庭高等教育实际总支出为负数，因而没有负担。就城镇大学生而言，极大值为0.65，极小值为0.02，全距为0.63，标准差为0.1564，差异系数cv等于1.193，表明内部两极分化现象不如农村严重，但差异系数大于农村，说明城镇大学生家庭负担比存在更大差异
2.大学生家庭高等教育负担比的主观评价
为了较为全面地评价大学生家庭高等教育负担比的城乡差异，在问卷中设计了对家庭高等教育负担的态度、对教育公平满意度等方面的问题，然后用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结果如表7、表8所示。
城乡家庭教育篇9
教育支出，是居民家庭支出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是有些家庭的重要支出。近几年，居民教育支出一直是关系民生的社会热点问题，也是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关于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研究，国内外学者根据各自研究的出发点或落脚点，分析了多种影响因素的不同组合，如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不仅与教育阶段有关，而且存在城乡差异。然而，对于各因素对城乡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模式或作用机理的研究尚属空白，对于影响因素之间逻辑架构的研究有待深入。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以可获得数据为依据，从多视角研究城乡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及其模式，以期为相关影响因素的控制以及相关教育政策的制订提供参考依据。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在加拿大，虽然政府财政承担了小学和中学等基础教育成本，但学生家庭常常要支付材料费、学校各种活动费、私人家教费或子女就读私立学校学费等成本。加拿大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07年，有35%的家庭产生了教材、学校设备和学费等教育费用，这项费用平均高达2949美元，其中学费最高，“小学-中学”的平均学费为1306美元。印度学者桑德拉.J.休斯顿研究了家庭收入和家庭特征对家庭教育消费与服务支出（用于非必要性支出）占家庭收入比重的影响，她假设教育支出是教育价值的评价指标，那么教育对家庭的重要性评价来说，年龄、家庭生命周期、教育水平、收入、地区、种族和家庭规模等因素具有显著影响。2007年西班牙家庭生均教育支出为1099欧元，不同性质学校的费用差异很大，如：公立学校为658欧元，政府资助型私立学校为1433欧元，非政府资助型学校为2804欧元。从非洲平均水平来看，居民教育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为4.2%，占GDP比重为1.7%；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为3.7%。国外研究表明，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可能来自学校的性质、收费制度或政策，也可能来自家庭结构和特征、家庭经济情况、种族或所处地域。
国内相关研究也不少。楚红丽认为，教育阶段、家庭人口数、父母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和支出、教育期望等影响义务教育阶段的城乡居民教育支出，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受到家庭内部因素影响较少，而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同时受到家庭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倪咏梅认为，家庭收入、家庭上学子女数量、民族、地区等因素影响农村小学生居民家庭的教育支出；薛海平等人认为，家庭层次和家庭经济收入影响居民教育支出，其中家庭经济收入是重要影响因素；张恩英认为，居民收入增加的部分主要用于改善居住条件和子女教育投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调查与数据中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调查”课题组认为，子女性别、单亲家庭结构、家庭人口数、子女数、父母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支出状况、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家长对子女成绩的满意度是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内部因素，教育阶段、家庭所处地域是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外部因素，农村家庭教育总支出受子女性别、单亲家庭结构、子女数等变量的影响。
综观国内外研究成果，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分析。这些研究大体上认为：居民教育支出不仅受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和宏观教育政策的影响，还受到居民家庭收入和支出水平以及家庭内部结构和特征的影响；同时，不同的教育阶段、城乡二元结构也影响居民教育支出。然而，这些研究没有涉及各种因素对城乡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模式。
三、因素分析框架及指标选择
居民不是教育投入的唯一主体。因此，居民教育支出也不是教育经费的唯一来源，影响教育经费其他支付主体的相关因素也会影响居民的教育支出。本研究从教育经费的支付主体出发，分析影响这些主体支付教育经费的主要因素。
（一）支付主体：政府、居民家庭和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相关统计，大体上讲，政府、居民家庭和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是教育经费的主要支付主体。在教育经费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三者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保持教育经费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财政教育支出增加，居民家庭和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的支付比例就相应减少，或者政府和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教育支出增加，居民家庭的教育支出所占比例就可以相应下降。但是，这样灵活的教育经费支付机制，需要在相应制度和执行力度的保障下才能有效运行。
（二）影响因素：居民家庭收入与消费支出、教育政策、公共支出与宏观经济水平
由于城乡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教育经费支付主体为线索，可以把三个支付主体的相关因素当作城乡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
首先，考虑政府。政府是教育支出的重要主体，人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是政府支付教育经费的直接体现，但受财政预算的约束。因此，把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作为政府的两个影响因素。此外，政府还通过教育政策对教育经费产生影响，最常见的是教育收费政策，如义务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等，在此用人均学费表示。
其次，考虑居民家庭。教育支出是居民为教育支付的费用，它受居民家庭收入的约束，还受到家庭消费总支出及其结构的影响，如食品支出、居住支出和家庭设备与服务支出等。为了体现三者之间的结构关系，分析使用三个变量与家庭消费总支出之比的数据。因此，从居民家庭这个主体，找到了居民收入、居民消费总支出、居民食品支出、居民居住支出、居民家庭设备与服务支出等五个影响因素。
再次，考虑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包括企业、校办产业、国际组织等。该主体对教育支出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在一致性、规范性条件下，获得这方面数据的难度比较大，数据完整性和城乡可比性也较差。因此，本研究只考虑居民家庭和政府两个主体的影响因素。
最后，把宏观经济水平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引入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中。人均GDP是体现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的常用指标，因此把它作为影响因素之一。
至此，以教育经费两个支付主体为依据，加上宏观经济发展水平，本研究找到了居民教育支出的九个主要影响因素，即居民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例、居民居住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例、居民家庭设备及服务支出占消费总支出比例（分别简称为食品支出比例、居住支出比例和家庭设备及服务支出比例）、居民消费总支出、居民收入、人均学费、人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人均财政支出、人均GDP。相关因素及变量代码如表1所示。
四、数据处理及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及其处理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1992-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从《中国统计年鉴》统计指标来看，对于居民教育支出部分，城镇使用“城镇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的同时单列了“城镇居民教育支出”，而农村只有“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城镇和农村均使用“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的数据。也就是讲，本研究的对象是广义上的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和农村居民教育支出（下文简称“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和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居民收入数据也存在城乡差异，城镇使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使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二）分析方法及意义
模式分析具有发现规律的探索功能。分析并把握家庭收入和消费支出、教育政策、宏观经济水平对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模式，对于政府将来制定教育政策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现实中的各种现象之间并不一定总是存在线性关系，曲线关系则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本研究将通过线性模型、线性对数模型、双对数模型、二次模型、三次模型，最终根据模型解释力、显著水平以及估计标准误等统计指标值和参数检验结果，来选取比较贴近现实的影响模式。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线性模型系数代表一种倾向，即城乡居民教育支出倾向。线性对数模型说明当自变量变动1%时，居民教育支出变动多少个单位，即自变量的相对变动带来因变量的绝对变动量。双对数模型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一种变形，亦即不变弹性的函数形式，反映因变量对自变量变动的敏感程度。二次函数图形是一条倒U型曲线（二次项系数为负数时），通常用来描述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而变化的曲线或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的财富分布状况，即在该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其财富分布不公状况经历了由小到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拐点）之后，又从大到小的倒U型变化过程。三次函数可以用来解释居民教育支出持续增加而居民边际教育支出经历了递减、拐点和递增阶段。
五、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通过单因素模型拟合，并对常数项不显著的模型进行重新修正，观察相关指标值的变化程度，综合比较相关变量系数的T值以及模型的调整R方值和F值，最后确定最优的居民教育支出单因素影响模型。各因素对城乡居民教育支出的具体影响模式如表2所示。
（一）居民教育支出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及其模式
首先，相对于家庭收入与消费总支出因素，城乡居民教育支出倾向不断提高。家庭收入、消费总支出对城乡居民教育支出以及居住支出比例对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为线性模式，即随着家庭收入和消费总支出的增加，城乡居民教育支出倾向也上升。
其次，有些因素对城乡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模式存在不确定性。家庭设备及服务比例对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模式为二次模型，而对农村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模式为三次模型；人均GDP对农村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模式为二次模型，但对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模式为线性对数模型。从城镇看，家庭设备及服务比例的影响处于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下降阶段，即随着家庭设备及服务比例的上升，城镇居民教育支出不断下降。换言之，城镇居民教育支出被家庭设备及服务支出挤占了。从农村看，人均GDP的影响处于农村居民教育支出的上升阶段，即农村居民教育支出随着宏观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增加。根据二次曲线趋势，最近几年，随着人均GDP的逐渐增加，可能在未来几年，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将近最高值后逐渐下降，但达到最高值的时间并不确定。原因可能在于，根据弹性理论，我国宏观经济可能会出现下滑以及随后出现的公共教育投入减少；或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政府出台更加优惠的教育政策，使国民以越来越少的教育支付获得所需的教育机会。
再次，随着人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和人均财政支出的提高，居民教育支出不断增加，但增速先下降后上升。人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和人均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模式为三次模型，即：随着人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和人均财政支出的增加，城乡居民教育支出一直在增加，增速先下降；当增速下降为零时，城乡居民教育支出达到拐点；按三次曲线的走势，到达拐点之后，城乡居民教育支出不断增加，增速也上升。此外，家庭设备及服务比例对农村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也是如此。
最后，从敏感程度更能解释城乡居民教育支出对人均学费变动的反应。人均学费对城乡居民教育支出以及食品支出比例对城镇居民教育支出的影响模式为双对数模型。换言之，从反应的敏感程度更能解释城乡居民教育支出对人均学费变动的反应，但比较缺乏弹性；而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对食品支出比例变动则比较富有弹性，如食品支出比例变动l%，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反向变动5%以上。
（二）居民教育支出对影响因素变动的敏感性
弹性是常用的微观经济学分析方法，是一个敏感性指标，衡量因变量对自变量变动的敏感程度。弹性公式一般适用于任何两个变量之间的反应敏感程度分析，其计算公式为：ε为1时，x变动百分之一引起Y变动的幅度相同；ε介于0～1之间时，意味着Y对x的变动比较缺乏弹性或反应不敏感；ε大于1时，说明Y对x的变动比较富有弹性或反应比较敏感，或者说x的较小变动会带来Y变动幅度较大。这里分析居民教育支出对家庭收入与支出、教育政策、公共支出与宏观经济水平变动的反应敏感程度。
表3的弹性分析结果表明：居民教育支出对人均学费、人均财政预算教育经费以及人均财政支出的变动比较缺乏弹性；城镇居民教育支出对各种因素变动的敏感程度普遍高于农村；从弹性大小看，城镇和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对家庭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变动反应比较敏感，说明家庭收入与支出的较小变动会带来城乡居民教育支出较大幅度的变动。这些结果表明，假设以弹性大小为依据来判断影响因素与居民教育支出的关系密切程度，那么影响因素与城乡居民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居民收入和消费与居民教育支出的关系是最紧密的，紧接着分别是宏观经济水平、公共支出和教育政策。
六、结论与启示
城乡家庭教育篇10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2010年全国高考的报名人数为946万，比2009年1020万的考生数减少74万。戴家干表示，高考报名人数的减少，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按毛入学率计算的适龄入学人口数量在逐年下降。但同时，农村参加报名考试的人数还在进一步上升，因为在广大农村，上大学仍然是农家子弟跳出农门、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据预测，今后几年，中国适龄入学人口数量仍将不断下降，高考考生人数持续下滑。在未来的数年内，接受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群体将集中在农村，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村学生比例也会相应扩大。这就意味着农村家庭将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需求群体。
1.学费及住宿费的不断攀升严重影响了中国农村家庭高等教育的支出能力。近年来，高校学费在不断攀升，而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却相对缓慢，同时，由于物价上涨过快，高校学生生活费不断提高，这就使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支出成本与农村居民支出能力的矛盾凸显出来。从表1可以看出，1990年中国高校学费及住宿费为200元，占农村年人均纯收入的29%，对农村家庭来说负担很轻；到1997年上升为约2300元，对农村年人均纯收入2090元来说占到了110%，可见，一个劳动力还供不起一个大学生；到2000年，学费和住宿费涨到约4300元，而农村年人均纯收入却涨得不快，仅2253元，农村供养大学生的压力也比1997年再次大了许多；到了2005年以后，学费基本上处于比较持平的状态，随着农村年人均纯收入的较快增长，供养大学生的压力也相对减小，但到2009年，学费及住宿费也占农村年人均纯收入的116%。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学费及住宿费，农村家庭是存在一定的承受压力的。这也表明，中国现阶段高校学费及住宿费与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支出能力之间存在着矛盾。
2.物价上涨影响中国农村家庭高等教育的支出能力。从表2可以看出，1997年中国食品类价格指数比上年增长-0.2%，这一年的物价处于一种比较平稳的状态；然而，到2007年中国的食品类价格指数比上年增长12.3个百分点。这个数字对普通居民来说意味着在有限增长的收入面前，家庭的生活开支增长了许多；到2008年，食品类价格指数比上年增长了14.4个百分点，成为近年来涨幅最大的一年。虽然大学食堂有国家的补贴，但是大学生的伙食费还是比从前高出了许多。这就加大了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支出的压力。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11年7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6.5%，创下37个月的新高。然而导致物价上涨过多的主要原因还是食品类价格上涨过多。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4.8%，影响价格总体水平上涨约4.38个百分点，占物价上涨的2/3。其中，猪肉价格上涨56.7%，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1.46个百分点，占整个涨价因素的22.5%。物价、特别是食品类价格上涨了，在校大学生的生活费就增加了。加上现在每个大学生电子产品的费用，供一个大学生的费用越来越高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家庭高等教育的支出能力。
3.城乡发展差距影响中国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支出能力。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然而，农村基础薄弱，城乡发展不平衡，要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我们还应当不懈努力，加快步伐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城乡居民年人均收入在逐年提高，但是很明显，城乡差距非常大。1997年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60元，而农村年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47倍；到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农村年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可见人们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年人均纯收入的3.22倍，城乡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到2009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是2005年的1.64倍，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是2005年的1.58倍；可见，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更快，城乡居民的发展差距也就更大。由以上分析可知，近年来中国人们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随着教育支出的逐年加大，农村家庭的孩子要和城镇家庭的孩子接受相同的高等教育，就要付出相同的代价，然而很明显，农村家庭的支出能力远远低于城镇家庭。所以说城乡发展差距是影响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支出能力的重要因素。
三、调控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支出能力的对策
城乡家庭教育篇11
城乡大学生之间家庭教育的氛围、关爱程度、文化程度均不同,所接受的学校教育中的课程设置、教学师资、教学质量也有差异,在社会教育中所接受到的社会信息同样有所差别,因而所形成的价值观必然存在差异。而目前学界针对城乡大学生的价值观专题研究极少,现有的一些成果也仅仅是通过采用国外引进修订的“罗克奇价值观调查量表”或自编选择题的形式调查研究所得,[5-6]且对于城乡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差异成因,尤其是教育层面上的因素研究不深。城乡大学生从小接受到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巨大差异,直接影响着他们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最终影响他们发展的后劲。
一、家庭教育
农村大学生从小接受到的家庭教育与城市大学生相比差异较大,这就使得一些农村学生竞争观念和自我约束意识较弱,从而影响了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不利于其自身的可持续成长。
1.城乡家庭教育氛围存在差异
家庭教育氛围对孩子从小能否正确培养竞争意识和树立自我管理观念有着重要影响。基于我国农村有着农业劳动密集型的特点,加之几千年来已在农民的大脑中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和相对自主自由、且基本能够自给自足的生活的影响,农民多为自由耕种,竞争意识不强,这样相对松散的生活状态对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产生了负面影响。在我国,城市既是一个地区的经济中心,同时又是文化中心。城市孩子的家长能够较早较多地接受到工业和信息文明所带来的影响,早已成为城市家庭所拥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
由此可见,城乡大学生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氛围不同,观念、意识的养成就有差异。进入高校,对于绝大多数有竞争意识且能自我管理的城市籍孩子来说,学习生活一如既往,全面发展,积极进步。而不少农村孩子由于家庭教育氛围的影响,未能培养良好的竞争意识,在班级很快就会跟不上竞争的步伐,同时也会因为缺乏自我约束而逐渐落伍,偏离正常的大学生活轨迹。
2.城乡家长关爱孩子的程度存在差异
农村家长外出务工的居多,他们背井离乡,短则数月,多则数年,见到孩子的机会都不多,更谈不上对孩子的教育和关爱了。这些“留守儿童”在学习、生活、情感等方面都长期缺乏家长的关爱,久而久之,很容易形成“亚健康”的性格特征和我行我素的心理特质。而多数城市家长都就近在本城市工作,基本上每天都能和孩子见面,从而有效地兼顾了孩子的学习、生活、情感等。
步入高校阶段,农村家长的“终极任务”便是举家族之力解决孩子的学费问题。几乎没有农村家长主动联系班主任或辅导员老师了解自己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状况。相比较而言,城市的家长素质高,见识广,非常注意与班主任或辅导员老师的沟通,并能够积极配合学校,共同关注、培养孩子的成长。心理学有关“皮格马利翁效应”的研究表明:学生在受到老师关注下容易取得成功。这样,城乡学生就容易产生“马太效应”,即一方面城市学生表现越来越好,另一方面农村学生因受关注不足而表现越来越差。
3.城乡家长的文化存在差异
城乡家长的知识文化水平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对孩子的教育。农村家长知识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几乎没有能力辅导孩子的学业,更谈不上教育关心孩子心理的成长。即便少数农村家长注重孩子文化课的学习,城市家长又先进一步,要求孩子在课余时间参加各种特长爱好培训,关注孩子综合素质全面协调发展。农村家长自身都严重缺乏社会共有的精神文化,更无法将人类的文明很好地传承给孩子。
鉴于此,城市和农村的孩子同在大学的一个班里上学,从表象上看是同在一条起跑线上,然而他们的思想观念、人生观、价值观都存在显著差异。
二、学校教育
农村大学生从小接受到的学校教育与城市大学生相比差异较大,这就使得一些农村学生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处于劣势,影响其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1.城乡学校实际课程设置大相径庭
尽管我国实行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统一了城乡学生的教科书,表面上学生的学习内容相同,实则不然,无论是在知识的广度上还是在教育的深度上,城乡的差别都是巨大的。不少农村学校从校长到任课老师为了在市县统考排名中争得好成绩,一门心思只抓语文和数学的教学,素质教育只是作为口号喊一喊而已。相反,由于受到社会的有效监督,城市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管理都比较规范,城市的孩子在完成规定课程的学习外,家长还积极支持他们参加各式各样的素质培训。
2.城乡学校教学师资严重失衡
一方面,由于受农村学校的校舍条件差、教师待遇低、发展空间小、生活不方便等因素的制约,很少有专业人才主动扎根农村,从而导致农村学校师资严重匮乏。另一方面,相对农村而言,城市学校有着“环境好、收入高、够体面”等明显的优势,以至于近几年出现了“教师招聘考试热”的现象,一些知名度高的学校列出一两个招聘教师的岗位,往往会蜂拥数百人前来争夺。
3.城乡学校教学质量差距悬殊
由于受条件限制,农村学校普遍缺乏上级部门的督导,教学比较松散。老师也因为极少有机会出去进修学习,教学能力和水平得不到提高,教学质量令人担忧。相反,对于城市孩子来说,单就英语这门功课而言,城市的小学早就开设了,甚至一些幼儿园的孩子都会用简单的口语与老师和同学交流。
进入大学,城市和农村的孩子表面上不分上下,实则不然,这种强大的心理落差则会诱发“马太效应”:一方面,城市孩子由于素质全面而备受关注,产生皮格马利翁正效应,另一方面,原本优越感较强的农村孩子突然失宠,心理边际效应减小,心理反差加剧,从而感到失落,很容易意志消沉下去。
三、社会教育
农村大学生从小接受到的社会信息与城市大学生相比严重不足,这就导致一些农村学生社会教育比较贫乏,从而在高校产生过度且广泛的猎奇心理,影响到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生活在工业和信息双重文明之中的城市孩子,从小所接触到的先进教育信息和生活理念远比农村孩子多。由于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当城市家庭在考虑淘汰纯平电视,更换等离子液晶电视的时候,农村还有许多家庭连黑白电视都没有;当城市家庭在考虑更换G3手机的时候,农村还有很多家庭连固定座机都没有;当城市家庭在考虑更换无氟变频空调的时候,农村还有许多家庭连电风扇都没有。农村孩子跨入城市的门槛,步入高校,往往因为见识少而自卑、嫉妒、攀比、猎奇等,心理时常处于亚健康水平,当遇到突发事件或者超出自己的心理承受底线的事情时,就会做出比较极端的事情。
农村孩子接收社会信息教育不充分的状况,直接使他们在高校“兴趣爱好广泛”,特别是对很多“新鲜事物”有强烈的猎奇心理,甚至把持不住花花世界的诱惑,比如对异性好奇、男女恋爱甚至对性的猎奇。相反城市孩子因为身处观念前卫而开放的大环境里,有更多的途径对恋爱和性方面知识进行正确的了解,而农村受落后的思想观念影响,谈性色变,正是因为神秘反而更加促成了孩子的猎奇心理。
四、结语
显然,由于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存在巨大差异,城乡大学生在身心素质、知识结构以及能力水平等方面也存在差异,这影响了他们早期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特别是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要解决由城乡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差异所引发的“不和谐”的现象,根本上还得统筹城乡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推进城乡之间的“教育公平”,从教育的源头缩小差距,同时须进一步加强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弥补因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差异产生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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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家庭教育篇12
1986年9月26日，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张，标志着新中国从此有了股票交易，迄今为止，股票市场发展已经有将近30年的历史。家庭作为股票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其参与程度既关系到股票市场的发展壮大，又关系到家庭财富的保值增值。CHFS调查数据显示，在2011年的8432个有效总样本家庭中，745户家庭参与了股票市场，占有效总样本比例为8.84%。分城乡来看，在3991个有效城市样本家庭中，参与股票市场家庭户数为661户，占比为16.56%；在4441个有效农村样本家庭中，仅有84户参与股票市场，占比仅为1.89% 。由此可知，过去几年的“全民炒股”热潮已经消退，当前我国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率低下，特别地，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城乡差异显著，农村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率远远低于城市。
二、家庭股票市场参与城乡差异的原因
根据CHFS进一步调查结果，未参与股票市场的7687户家庭中有7677户回答了未参与股票市场的原因。具体原因分布如下图所示，由于没有股票相关知识和资金有限而未参与股票市场的家庭占比超均过一半，分别达到52.55%、50.71%；18.67%的家庭认为股市风险太高因而没有参与股票市场；10.37%的家庭竟然没有听说过股票。
图1 家庭没有参与股市的原因
从理论上看，影响家庭是否参与股票市场的因素一般有内外部两大方面。常见的内部因素有家庭成员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等；而外部因素主要有股票市场发展状况、政策因素、信息可得性等。基于上述CHFS调查结果，不难得出影响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因素主要有――股票知识水平、家庭闲置资金、股票市场风险、股票的知名度 。前两者可归为家庭内部因素，后两者属于外部因素。分城乡看，家庭面临的股票市场风险大小并无差异，而股票知识水平、家庭闲置资金及股票知名度差异显著，由此导致城乡家庭股票市场参与差异显著，下文从这三方面展开阐述。
（一）家庭股票知识水平的城乡差异
家庭股票知识水平高低主要受家庭成员文化程度的影响，一般而言，家庭成员文化程度越高，对股票的了解会越多，即家庭股票知识水平越高，参与股票市场的可能性自然越大。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在师资力量、基础教育资源、教育经费投入等方面都远落后于城市，农村家庭文化程度显著低于城市。据统计，我国6岁以上人口中，农村高中及以上人口比重仅为6.28%，而城市该比重为37.37%；另外，未上学的学龄儿童主要在农村，农村未上过学的10-14 岁儿童共86万，占全国未上过学同龄人的88.97%。农村家庭文化水平远低于城市，由此农村家庭股票知识水平普遍低下，是农村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率远低于城市的原因之一。
（二）家庭闲置资金的城乡差异
家庭闲置资金多少与家庭收入高低紧密相关。一般来看，收入越高的家庭闲置资金越多，越有可能参与股票市场。2002年以来，我国城乡收入比一直在“3”以上，近年城乡收入比有所回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前三季度，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301元，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5875元，城乡绝对差距10426元，城乡收入比为2.77：1，这是自2002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比首次回落到“3”以内 。但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我国依旧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城乡收入差距作用下的农村家庭闲置资金远低于城市，能够部分解释农村家庭相对较低的股票市场参与率。
（三）股票知名度的城乡差异
家庭主要可以通过证券公司营业网点和报刊、电视、互联网等传媒渠道认识股票。证券公司营业网点越多，互联网普及度越高，家庭接触股票的机会越多，股票知名度越高，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可能性自然越大。当前我国大部分证券公司均未在县级及以下地域设立网点，并且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程度远低于城市，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截止到2012年末，城镇网民的普及率和农村网民的普及率分别是72.4%和27.6%，城镇是农村的3倍多 。由此农村家庭接触股票的机会更少，其参与股票市场的家庭占比自然更低。
三、对策建议
基于前述分析，当前我国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率低，并且农村家庭远滞后于城市，促进城乡家庭理性参与股票市场，既有利于激发股票市场活力，促进股票市场发展壮大，又有利于为家庭开拓投资渠道，促进家庭优化金融资产配置，实现家庭财富保值增值，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缩小城乡教育差异，着重提高农村家庭文化程度
实行区别城乡的教育收费标准，对农村生源要适当降低高等教育学费，帮助更多的农村孩子实现“大学梦”；缩小城乡教师待遇差距，鼓励教师到农村，提高农村教师质量；关注农村薄弱学校的建设，增加农村地区教育经费，逐步缩小城乡教育差异。
（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着重提高农村家庭收入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民寻求致富免去后顾之忧；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贯彻农业生产补贴政策，支持留守农民进行农业生产；要逐步消除进城农民在城市就业面临的各种歧视性政策，支持农民提高就业技能，提高农民创收能力。
（三）促进股票市场风险与收益相匹配
当前我国股票市场价格波动剧烈，投资风险过高，我国股民普遍热衷短线投资，而不愿进行长期价值投资，家庭参与股票市场决策具有很大的投机性和盲目性。因此要加强股票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促进股票市场风险和收益相匹配，引导家庭理性有序参与股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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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家庭教育篇13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0～2012年），《年鉴》囊括了学前教育阶段教育经费总收入和总支出的具体数据。对于《年鉴》中数据的处理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整理收集后直接采用，诸如事业收入中的学杂费收入等；二是通过计算获得，诸如成本分担比等数据。由于计算方式在下文中有所涉及，故此处不做赘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研究中，研究者的初衷本是探究《年鉴》有记录以来所有年份家庭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情况，以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与了解，无奈1978～1998年的数据并不完整，采集起来非常困难，2012、2013年的数据暂难获得，故被迫定为研究1999～2011年13年间的具体分担情况。
2. 研究内容
本文拟以家庭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具体情况及家庭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类型两部分为研究重点。为了明晰1999年到2011年家庭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具体情况，文章从四个角度发力：比较家庭分担与政府、社会分担，探究家庭在成本分担结构中的地位；厘清家庭经费投入及分担比的发展变化趋势，探究家庭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现状；计算幼儿园收费所占城乡居民收入的比值，探究城乡二元制结构下家庭所承受的经济压力；挖掘家庭分担比与教办园、民办园比例的关系，探究不同办园体制下家庭的成本分担压力。在呈现、分析家庭成本分担情况的基础之上，对不同地区、不同体制状态下的家庭分担类型进行划定。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简单描述统计的分析方法描绘研究对象的数量特征及发展变化趋势。其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某些数据的计算公式。
第一，家庭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形式为缴纳学杂费，统计年鉴中通常提供“学杂费收入”这一数据，我们可以直接借用此数据作为家庭分担的教育成本。那么学前教育成本中的家庭分担比=学杂费/幼儿园教育经费总支出。《年鉴》中部分年份还提供了更为精准的“本年实际收取学杂费”，在提供“本年实际收取学杂费”的情况下，家庭分担比例的计算方式为：本年实际收取学杂费/幼儿园教育经费总支出。
第二，由于要准确测量政府财政投入在学前教育成本中的分担比例并不容易，因此，这里我们以政府拨款在幼儿园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来近似代替政府在幼儿园层面办学经费的成本分担指标 [1 ]。即学前教育成本中的政府分担比=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②/幼儿园教育经费总支出。
第三，由于《年鉴》中并没有把 “社会投入经费”单列出来，因此必须借助幼儿园教育经费总收入、政府财政投入经费、家庭学杂费的数据计算得出。即社会投入经费=幼儿园教育经费总收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学杂费（这种计算方式也并不是准确无误的，它极易把原本隐藏在统计数据之中的家庭交纳的赞助费等纳入社会分担经费之内，扩大了社会投入的基数）。
学前教育成本分担中的社会分担比=（幼儿园教育经费总收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学杂费）/幼儿园教育经费总支出。
二、呈现与分析
在探讨学前教育成本分担问题时，研究者大多把目光聚焦到政府或是社会分担的现状及其面临的问题，而较少关注家庭这一分担主体。家庭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现实状况关乎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是否符合我国居民需求，对于家庭成本分担研究的欠缺，使得家庭“合理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愿景变得难以触及。因此，对家庭学前教育成本分担作一全方位的透视变得很有必要。
1. 家庭成本分担与政府、社会成本分担的比较
虽然学前教育的成本需要各受益主体进行分担的政策已经得到研究者的普遍认同，但在各分担主体应该投入多少经费、分担多少比例的问题上尚无明确的标准。因此，探究家庭在三方分担主体中的分担地位是验证我国学前教育成本结构合理性的有效途径之一。
（1）家庭投入经费与政府、社会投入经费的比较
投入经费体现了各分担主体对于教育投入的绝对量。绝对量虽不如相对量能反映出家庭在学前教育成本分担主体中的相对地位，但能反映出与政府、社会相比较，家庭投入经费的基数变化趋势。
如图1所示，1999年到2011年13年三方投入经费虽有波动，但从总体上来看呈上升趋势。家庭学杂费投入在2007年和2010年这两年发生了极为明显的变化。2007年之前，家庭经费投入低于政府和社会投入，在三方分担主体中投入经费最少。但在2007年，社会投入降到最低值604 758（千元），与此同时家庭投入则依旧保持增长趋势，这就使得家庭学杂费的投入不再是最少的，而是介于政府财政投入和社会投入之间。2010年是家庭投入和政府投入发生变化的分水岭。这一年，家庭投入经费横冲直上，超越政府财政投入，成为三方分担主体中投入最多的一方。而在此之前，家庭投入经费远低于政府财政投入经费，且差距有逐年拉大的趋势。
（2）家庭分担比与政府、社会分担比的比较 分担比是反映分担主体分担教育成本多少的指标，它以分担主体分担的教育金额与教育支出总金额的比率来表示，该比率越大表明分担主体承受的分担压力越大。在上文中，笔者已明确了分担比的计算方式，在计算出各分担主体的分担比例值后，得出如图2所示的比例趋势。
从整体上来看，家庭分担比一直保持着曲折 中上升的趋势。与投入经费发展变化趋势相一致的是，2007年和2010年仍然是家庭分担比富有戏剧性变化的两年。
截至2006年，与成本分担比徘徊在20%的社会相比，成本分担一直不超过20%的家庭充其量只是一个配角。家庭分担和社会分担远落后于政府分担。2007年，家庭分担与社会分担发生逆转，在三方分担比中占据中间位置，此时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主角依旧是政府。
家庭一跃成为主角是在2010年，分担比例占到53%，而政府分担由前一年的历史最高值69%降到历史最低值34%。成本分担的“绝对主角”就由分担学前教育一半以上成本的政府变为家庭。
2. 家庭经费投入及分担比的发展变化趋势
将家庭的成本分担状况与政府、社会的成本分担状况进行比对，是把家庭成本分担置身于宏观系统中进行探究。对家庭自身的分担现状进行简要描述则是从微观系统出发，更为细致地把脉家庭分担的基本状况。家庭学杂费投入及家庭分担比是了解家庭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现状的两个重要指标。
如图3所示，家庭学杂费投入呈逐年上升趋势，2007年以前学杂费投入变化甚微，从2007年开始，家庭对于学杂费的投入提高到4 826 441（千元），比上一年增加了3 064 604（千元）。2008年、2009年两年又保持平缓趋势。2010年家庭学杂费投入急剧增长到38 419 749（千元），其数额是2009年的6倍，家庭学杂费投入越来越多，且涨幅惊人。
从图4中可以看出，1999年到2009年家庭分担比例一直不大，最高时为2007年的0.31，最低时为2006年的0.14，就分担比例来看，此时家庭承受的分担压力并不大。2010年，家庭分担比一跃变为0.53，成为成本分担的最大主体，情况变得不容乐观。家庭分担比在2011年虽有小幅度下降，但仍分担了总成本的一半。随家庭分担比增长的无疑是家庭承受的经济压力。
3. 幼儿园收费所占城乡居民收入的比值
家庭以缴纳学杂费的形式直接承担教育成本。家庭可支配收入是家庭成员得到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其他非义务性支出以及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家庭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它是反映家庭实际收入水平的综合性指标 [2 ]。幼儿园收费（即生均学杂费）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数据）之比能够反映出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比值越大表明家庭承受的经济负担越重。
其中，幼儿园收费=统计年鉴中的学杂费收入/在园幼儿数。
由于支付能力的差异，幼儿园收费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情况要分城市和农村两条线进行分析。就城市居民而言，由于人均可支配收入高，故承受的经济负担相对要小。截至2010年，幼儿园收费仅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2010年以后大幅上涨到7%。这一占比，相对而言，在城市居民的可承受范围之内。与之对应的农村居民的情况则并不乐观。与城市居民的情况相仿，2010年仍是一个分水岭。2010年以前，农村居民虽比城市居民教育支出负担重，但占比未出现超过5%的情况，2010年情况发生急剧变化，幼儿园收费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剧增到22%。这一比值的变化，无疑使学前阶段的教育费用成为农村家庭的不能承受之重。
从图5中我们看到，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所承受的经济负担一直较重，从2007年开始城乡差距逐渐拉大，2010年差距达到顶峰状态，2011年稍有回落，但与之前几年相比，城乡之间需要填补的沟壑更深。
4. 家庭分担比与教办园、民办园比例的关系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教育支付能力有限。有限的政府财政投入不可能满足我国接近1.3亿学龄前幼儿受教育的需求，这直接导致幼儿在公办园和民办园面前的分流。由于公办园以教办园居多，故此处借用可以查明的教办园数据近似代替公办园数据。教办园大多以政府的财政支持为主，家庭的分担压力小。民办园很少或得不到政府的财政投入，家庭的分担压力大。因此，教办园、民办园的比例直接影响着家庭的分担情况（见表1）。
由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数据的缺失，2001 ～2004年的教办园数量、2001年及2004年的民办园数量无从查获，但这不影响我们从剩余的数据中看出教办园和民办园数量的发展趋势。教办园的发展一直较为平缓，从1999年至2011年13年间，其在各类幼儿园中的占比一直保持在20%左右。也就是说，全国只有五分之一的幼儿园是由教育部门直接投资的。截至2011年，民办园在各类幼儿园中的比例达到69%，全国超过三分之二的幼儿园是民办性质的，而在1999年民办园只占到全国各类幼儿园的五分之一。
教办园之所以为公办园在于政府承担了其大部分办园经费，这意味着家长只需支付相对低廉的、在家长经济可承受范围内的“费用”。而对于民办园来说，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小，大部分的教育成本需要由办园者和家长承担。办园者毕竟财力有限，且其办园目的具有逐利性，因而教育成本这一重担实质上主要由家庭承担。从1999～2011年，教办园比例处于减少状态，而民办园比例处于增加状态，这无疑在加剧家庭的经济负担。贸然下结论认为民办园比例过高是家庭分担过半教育成本的唯一原因是不明智的，但办园性质的不同无疑是影响家庭分担情况的一个重要变量。
通过对《年鉴》中成本分担数据的呈现、透视与解读，研究者发现，目前我国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并不合理，家庭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情况并不乐观，承受着超负荷的经济压力。展开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分担结构中的处境不利 有研究者曾经指出，“幼儿教育不能成为家庭沉重的负担，严重影响民生的教育不可能是民众满意的教育。家庭对幼儿教育的支出与政府对幼儿教育的支出应保持一个恰当的比例。” [3 ]科学合理的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应该是以政府为主导，由政府、家庭、社会三方以合理的方式共同建构的。
2009年以前，政府在学前教育成本分担中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超过50%的分担比是其主导地位的强有力证明。而在此期间，家庭分担最多时也不过占总成本的三分之一，更多时候其分担比低于20%。2010年，我国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家庭分担比超过政府，一跃成为成本分担的“龙头老大”。政府由分担最多的“主力军”转变为分担次之的“辅 助者”，而家庭由分担最少的“享受者”转变为分担最多的“苦劳力”。家庭无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实力，却被迫分担最多的教育成本。主导地位的转移其实质是经济压力的转移。家庭的教育支付能力远低于政府的教育支付能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分担结构的这一逆转，使家庭真正成为成本分担中的“苦劳力”，在分担结构中处境不利。
（2）分担比的严重超标 家庭学杂费投入不仅绝对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总体上看相对量亦呈上升趋势。在2007年以前，家庭分担的教育成本一直低于20%，且呈逐年下降趋势。此时，家庭只是成本分担中的配角，享受着政府及社会提供的便利条件。2007年开始，家庭分担比在曲折中上升，且长势惊人，并在2010年达到最高点53%。
家庭承担多大比例的成本视为合理，国际上并无定例，我们可以借鉴在高等教育领域中一个相对公认的说法，即家庭分担成本不高于教育总成本的20%。如果超过这个比值，家庭的生活质量将会下降。需要指明的是，学前教育与高等教育所承担的教育成本并不相同，因而不能直接套用20%这一数据。
一方面，学前教育与高等教育的教育性质不同。高等教育处于学校教育金字塔的顶端，是一种精英式的教育，不具备普惠性，因此家庭承担的教育成本比例高；而学前教育处于学校教育金字塔的底端，是一种全社会适龄幼儿都应接受的大众式教育，具有普惠性及社会福利性，因此家庭承担的教育成本比例要低。另一方面，学前教育与高等教育具体分担的教育成本不同。高等教育阶段，家庭需要额外承担个人机会成本，即法定劳动年龄段学生因上学未就业可能放弃的就业收入 [4 ]。学龄前幼儿由于尚不具备劳动力价值，因此并不存在个人机会成本。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家庭分担的学前教育成本的比例要低于高等教育成本。然而现实状况却是，家庭分担成本的比值远远超过了总成本的20%，严重影响着家庭的生活质量。
（3）农村家庭的不可承受之重 从居民教育支出的负担率来看，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面临的经济压力并不相同。就城市居民而言，因其经济收入更多、社会福利更好故而承受的经济负担相对要小。2010年及2011年幼儿园收费仅占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达到最高点7%，这一占比在城市居民的可承受范围之内。
相比之下，人均纯收入较少的农村居民的情况则并不乐观。幼儿园收费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值在2010年剧增到22%。这一比值的变化，无疑超出了农村老百姓的经济可承受能力，对其正常的生活消费会产生较为明显的挤出效应。学前教育学费的制定标准应该以消费者的收入情况为依据，这样才能避免因贫富差距存在、社会成员经济实力不同而导致低收入家庭无法正常消费某些准公共产品。然而就现实情况来看，农村居民目前承受的学费压力已超出其承受范围。为了防止社会分配不公的进一步加剧，政府及社会应及时接手农村家庭所面临的经济压力。
（4）不同办园体制下家庭面临的待遇差异 从家庭分担比与教办园、民办园比例的关系来看，截至2011年，全国只有20%的幼儿园是由教育部门直接投资的，民办园的比例占到三分之二。教办园作为“质优价低”的代表且由于数量稀少，因而成为家长们趋之若鹜的选择。在择园竞争中，有权有势有钱的优势阶层家庭无疑占有更大的优势。在教办园竞争中败下阵来的家庭，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民办园。民办园由举办者自筹资金、自负盈亏，因而其教育成本主要是由社会办园者和消费者也即家庭承担。从上面的图表中可以看出，尽管民办园数量猛增，但社会的经费投入量并没有增多，反倒是家庭承担的部分增加，家庭成了民办园教育成本最大的分担者。民办园在办园质量和收费标准上并无统一要求，因此市场上的民办园可谓鱼目混珠，而其中以“质优价高”园和“质低价低”园居多，当然不排除极少量的“质优价低”园及“质低价高”园。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差异，家庭优裕的家长能为子女选择“质优价高”的民办园，而贫困家庭的子女则只能选择收费较低但质量并无保障的幼儿园。这进一步加剧了学前教育的不平等。
三、家庭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类型
政府本应是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最大主体，是保障和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家庭反倒成了成本分担的最大主体，政府和家庭在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主次错位 [5 ]。整体看来，家庭分担比严重超标，且在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结构中处于处境不利地位。具体而言，不同地区、不同体制状态下家庭的承重大小并不相同。上文通过比较幼儿园收费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发现，农村家庭承受的成本分担压力大于城市家庭；通过分析家庭分担比与教办园、民办园比例的关系发现，子女身处民办园的家庭其经济负担重于子女身处教办园的家庭。这就意味着，家庭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多少受到城乡差异和园所性质的双重影响。根据城乡结构和办园性质这两个维度，可以把承受经济压力不同的家庭划分成三种成本分担类型，即城市、公办园下“双重减压的家庭”，农村加压、公办园减压及城市减压、民办园加压下“单一压力的家庭”，农村、民办园下“双重加压的家庭”（如图6所示）。
1. 双重减压的家庭
“双重减压的家庭”即是身居城市，且子女在公办幼儿园就读的家庭。我国城乡二元制结构的发展格局导致城乡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又导致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正如上文中的数据分析所示，在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过程中，城市家庭较之于农村家庭经济负担更轻一些。
公办园的性质本身就意味着该幼儿园在政府的财政庇护下，这对于家长的经济负担亦是一种解脱。有研究者对不同类型幼儿园之间政府财政投入的差异情况进行了分析，发现大约66.2%的公办幼儿园能够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只有3.7%的民办幼儿园获得了政府的财政拨款 [6 ]。这一强烈的数据差彰显出政府对于公办园的经费支持力度，从这一角度来看，公办园在经费来源上具有民办园无法比拟的优势。
城市与公办园的双重减压，使得此类家庭成为“双重减压的家庭”。
2. 单一压力的家庭
笔者将“城市+民办 园”与“农村+公办园”组合的家庭称为“单一压力的家庭”。因为在城乡差异和办园结构的双重压力下，他们既占有一定的优势，又不得不面对一定的劣势。“城市+民办园”这一组合的家庭，虽身处城市，具有较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但是因为子女身处民办园而不得不承担高额的学费；“农村+公办园”这一组合的家庭，子女虽就读于公办园，但由于家庭身处农村人均纯收入低这一窘境，因而公办园的学杂费对于整个家庭来说亦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城市的相对高收入与公办园的相对低收费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使得此类家庭只需面对民办园的高收费或是农村的低收入这一单一的经济负担，故而是“单一压力的家庭”。
3. 双重加压的家庭
三种类型中压力最大的是这样一类家庭：一方面不得不正视家庭收入低这一事实，另一方面还要忍受民办园过高的学杂费。在收入低、教育消费高的双重压力下，经济负担可想而知。“双重加压的家庭”即是此类的代表。
我国城乡发展一直遵循着先城市后农村的步调，甚至城市的发展是建立在牺牲农村发展的基础之上，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造成城乡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从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来看，如果扣除农民用于扩大再生产费，再把城市居民各种福利也计算进来，那么中国的城乡差距实际已达5：1或6：1，这个数字差不多居世界之首 [7 ]。农村经济的落后致使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少，且远低于城市居民。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家庭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已属不易，投资学前教育的经费更显不足。
民办幼儿园是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由举办者自筹资金、自负盈亏 [6 ]。如果说公办园在于凸显其普惠性，那么民办园则更多的表现为营利性。民办园由于得不到政府的财政支持，只能自筹资金。办园者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不可能完全支付办园经费，而是把办园所需资金转嫁到家长身上，家庭为民办园的运转所付出的经济代价不言自明。
较低的家庭收入和高昂的教育成本是此类家庭遇到的最大障碍。然而他们的付出与他们承受的经济压力并不成正比。公办园作为“优质优价”的代表，被少数优势阶层所霸占；“质优”的民办幼儿园虽然存在，但也都是建立在高价的基础之上。农村中大部分低收入家庭只能选择收费相对较低，但质量也相对较差甚至不合格的幼儿园。面对这类承受着最多的经济负担，但其子女却接受着质量最差的教育的家庭，教育公平、教育质量的问题不得不再次引起我们的重视。
四、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学前教育成本分担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家庭投入过高，严重超出居民的支付能力范围，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家庭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减轻家庭的分担负担成为当务之急。由于各分担主体的财政能力有大有小、城乡居民的收入有多有少，所以各主体及各家庭的成本分担能力并不相同。鉴于此，在分担学前教育成本时，应重点考虑能力支付原则。
1. 转移成本分担重担，实现家庭分担合理化
学前教育投资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政府、社会及家庭既是教育投资的共同受益者，也应当是教育投资的共同主体 [8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规定：“非义务教育实行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在此，我们有必要强调家庭在成本分担中秉承合理分担的原则，而非扮演首要分担主体的角色。根据能力支付原则，财政能力较强的政府应当成为学前教育成本的主要分担者。出现“政府分担过低、家庭分担超负荷”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政府责任的缺失。
若要强化政府的主导责任，就应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力度，着力优化财政投入结构，完善学前教育专项投入经费制度，确保学前教育经费专款专用。统计幼儿园的各项支出，进行成本核算，力求真实、准确地反映幼儿园所需的成本，并以成本核算为基准，进行财政划拨，使政府投入有标准可依。社会的投入是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一个强有力支撑，社会力量的注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小成本分担的压力。当政府及社会对于学前教育成本的分担力度增大时，家庭投入在学前教育总成本中的占比就会相应降低，家庭面临的过重的经济负担亦会减轻，最终实现家庭成本分担的合理化。
2. 财政性投入有所倾斜，重点扶持低收入家庭
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不平衡的现象，导致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存在不小的差距，这使得在分担学前教育成本的过程中，农村家庭比城市家庭承受着更大的经济压力。政府“马太效应”式的倾斜于城市的投入方式更加剧了农村家庭的经济压力。当前，政府经费投入体系还不够完善，政府财政投入的力度小且集中于城市地区，致使乡村地区的学前儿童及家庭享受到的政府财政支持明显不足。这直接影响着教育的公平，成为阻碍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学前教育均衡发展的绊脚石。
在居民收入存在差距这一问题上，按照能力支付原则，收入高的家庭需多支付学前教育费用，而收入低的家庭则可少支付些费用。通过为不同收入家庭设立不同的收费标准，从而实现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之间的平衡。
政府的财政性投入，归根到底应该是以“补差”为根本要义的，也就是说在解决城乡差距的问题上，政府要做的是给乡村地区“雪中送炭”，而非给城市地区“锦上添花”。政府在财政投入上应体现出其公平性原则，在政策和经费投入上对乡村地区有一定力度的倾斜性。对于经济发展较慢的地区，扩大财政支持比例；对于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减少财政支持比例。通过政府财政投入结构的调整，减轻乡村家庭的学前教育成本分担压力，并着重解决农村中子女入读民办园家庭支付能力不足这一问题。通过降低城乡间学前教育发展的差异，确保乡村及贫困地区的学龄前幼儿都能享受到与城市幼儿教育质量相当的受教育机会和受教育条件，从而凸显出学前教育的普惠性，体现教育公平。
3. 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严格规范民办园市场
由于政府的财政扶持与政策倾斜，公办园无论是在硬件还是软件上都具有民办园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成为家长们心之所向的最优选择。当所有 家庭都把目光聚焦到公办园时，导致的后果必然是优质教育资源被少数优势家庭所“截获”。政府对于学前教育经费投入的长期不足，教育资源配置的“扶优强优”，对弱势群体的教育补偿和优先扶持力度不够 [10 ]，更是进一步加剧了低收入家庭的处境不利地位。因而调整“公办园偏向”、“优质园偏向”的不合理分配结构，均衡配置教育资源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保障公办园良好运作的前提下，发挥其对民办园的辐射和示范作用，同时加大对社会办园、低质量园的资金扶持力度，大力发展普惠性民办园，从而减轻低收入家庭的支付负担，实现教育过程的公平化。
由于民办园是自筹经费且以营利为目的的，这一方面使“天价园”、“贵族园”的出现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使低收费低质量园有机可趁。目前市场上民办园收费标准不一，严重影响着民办园质量与居民生活质量。规范民办园收费，设立民办园收费标准是改善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规范民办园的收费不能无视民办园的运作成本，也不能不顾及民办园举办者适当追求合理回报的心理预期，这就涉及到一个良性运作的民办园其办园成本到底是多少的问题，而这需要通过相关研究才能测算出来 [10 ]。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民办园办园成本的核算既要保证幼儿园的正常运转，同时还需要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实际情况，最终实现办园者利益、民办园质量、受教育者权益的三方共赢。
注 释：
① 由于《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是对上一年全国教育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的反映，因此本研究虽是整理、分析2000～2012年《年鉴》中的相关数据，但实际上研究的是1999～2011年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的数据。
② 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2005～2011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数据可直接采用，1999～2004年的数据则需通过计算获得。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预算内事业性经费拨款+教育附加拨款+校办产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收入+基建拨款。
③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 http：//stats.gov.cn/tjsj/ndsj/2012/indexch.htm；搜索路径为：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人民生活——城乡居民人均家庭收入及恩格尔系数。
④ 教办园比例=教办园数量/幼儿园总数；民办园比例=民办园数量/幼儿园总数。园所数量的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教育统计数据（1999～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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