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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形成要件篇1
（一）银行仍然是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主力军
在调查的20户小微企业中，2015年三季度通过银行、民间借贷及其他渠道发生的企业融资金额累计达16620万元。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金融机构贷款余额15520万元，较上季度减少2305万元，下降12.93%；民间融资余额1100万元，较上季度减少1600万元，下降59.26%。民间融资占比继续缩小，为融资总额的6.62%，较上季度下降6.53个百分点。辖区企业没有通过互联网金融公司借入或借出资金的情况。
（二）民间融资利率略有下降，融资成本依然偏高，全为短期融资
2015年三季度，民间融资利率略有下降，融资成本依然偏高，平均月利率为14.25‰，较上季度下降0.82个千分点。其中，工业类企业民间融资成本为月利率17‰，较上季度上升0.1个千分点，融资成本仍高于平均值。所有融资皆为短期借款，融资期限有延长的趋势。累计发生融资5笔，其中，2笔借款期限在1个月以内，3笔借款期限为1～6个月。借入渠道更加分散，依次主要从“民间融资中介”、“股东或内部”、“其他个人”和“其他民间融资”获得借款，占比分别为40%、20%、20%和20%。全用于“过桥资金”和“流动资金”所需，分别占60%和40%。
（三）民间借入资金协议形式、担保方式分别以借据、合同和财产、第三方保证为主
从民间融资的协议形式来看，主要为正式合同和借据。调查显示，2015年三季度民间融资协议形式为正式合同、借据、口头约定的笔数占比分别为60%、20%和20%，各协议融资量占比分别为29.17%、58.33%和12.5%。从民间融资的担保形式来看，主要为财产担保和第三方保证，本季度民间融资担保形式为“第三方保证”、“财产担保”和“无担保，仅凭信用”，分别占比40%、40%和20%。
（四）民间融资偿还情况与上季度不变，还款潜在风险上升
从企业民间融资还款情况来看，辖区企业民间融资40%的能够“全部按期偿还”，20%的为“尚未到期等其他情况”，20%的为“有过延期情况，但大多能按期偿还”，20%的为“大多不能按期偿还”。总体还款情况与上季度基本不变。因多数民间融资企业当前经营状况不佳，加上融资成本上升、融资成本承受力下降，且经营困境短期内不会改变，民间融资还款潜在风险有上升趋势。再因企业融资过桥资金所需居多，且辖区已有个别投融资公司出现不能按约支付民间融资本、息的情况，密切防范一旦资金链吃紧企业还贷风险和融资偿还风险加倍显现的紧迫性日益突出。
二、当前A市民间借贷存在的主要问题
调查显示，民间借贷具有独特的融资优势，诸如借贷方式简便、借贷条款约定比较灵活、民间借贷利率的高收益集聚了大量社会闲散资金，使资金需求者向社会寻求资金支持成为可能。但是，民间借贷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亟待加以规范。
（一）民间借贷案件数量快速递增
随着民间借贷的蓬勃发展，民间借贷诉讼案件发案数量快速递增。民间借贷多发生在熟人之间，借款合同多采用普通借条、口头协定的方式，借贷合同规范性不强，加之利息较高，还款压力较大，一旦借款人信用意识不够强，极易产生民间借贷纠纷。我们在A市中级人民法院，随机抽取了2013年的26个民事裁判文书作为样本，发现26起民事案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有6起，占民事案件的23%。由此可见，民间借贷诉讼案件所占民事案件的比重较大。
（二）易导致非法集资活动
民间借贷利率一般高出银行贷款利率2-3倍，有的甚至超出4倍。由于缺乏民间借贷相关法律规范，高额的利息收入促使很多人假借融资之名，进行非法集资。由于非法集资的手续不规范，且涉及人员较多，金额较大，一旦不能到期偿付，容易引发突发性，极大地危害了正常的金融秩序。今年以来，A市陆续收到有关单位的情况报告，同时从舆情监测中了解到多则可疑信息，并就此开展了融资担保公司全面的风险排查和专项整治，目前正在处置“中盛投资”事件。
（三）外部监管难度加大
一是资金监测难度较大。民间借贷活动的当事人，如农户、个体工商户、企业、典当行和投资公司，一般都不愿意向外界透露民间借贷数量和方式。农户和个体工商户是不想透露自己的隐私，企业是怕影响和银行之间的信贷关系，典当行和投资公司则是为了逃避监管，从而导致监管部门难以及时掌握民间借贷的真实情况。二是监管措施有待完善。调查显示，A市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尚未出台涉及民间借贷健康发展与阳光化运作的规范性文件和重大措施，尚未成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民间融资服务中心和及类似组织，因此，有关部门往往只能被动地处理违约事件，难以及时、有效地发现、控制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
三、对策建议
（一）完善民间借贷法律法规
关于民间融资，我国并没有专门的立法加以规制。《民法通则》、《合同法》、《刑法》以及一些司法解释都有涉及，较为零散而不成体系。因此，建议借鉴国际经验，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明确民间借贷的定义、主体、资金来源、最高限额、利率、监管部门、法律责任等内容，使赋予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清晰界定合法活动的范围界限，使其在法律的框架内健康发展；同时，严厉打击非法融资和金融诈骗活动，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保证金融市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有序引导民间资金“脱虚入实”
民间借贷风险的积聚，很大程度上源于虚拟经济的过渡膨胀。从长远来看，民间借贷“正能量”的有效释放，关键在于“脱虚入实”，在实体经济中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随着国家稳增长政策的出台，相关行业和领域相继对民间资本放开了限制。建议下阶段人民银行加强与地方政府经济、金融等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合作，共同规范、引导民间资本有序发展，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使目前正在暴露风险的民间借贷资金转化为有益的产业资本。
（三）切实完善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与民间借贷问题的交织重叠，导致了民间借贷风险的进一步加剧。负债率高的中小微企业一旦发生资金链断裂，就很可能成为民间借贷的典型案例。因此，对于众多亟需资金支持的中小微企业而言，一方面坚持在信贷资源配置上继续给予适度倾斜，通过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满足其多样化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加快推进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直接融资业务发展，促进民间资本与民营企业的有效对接。
民间借贷形成要件篇2
（一）民间借贷案件的基本数据统计表（见表一）
从表一可以看出，自2009年至2012年，诸暨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数量逐年递增，案件标的额迅猛增长。特别是在2012年，民间借贷案件数量更是井喷式增长，2011年的案件数量比2010年增长了40.2%，2012年1月-10月份的收案数又比2011年增长了49.7%。涉案金额也大幅攀升，2011年的涉案标的额是2010年的3倍多，而2012年1月-10月的民间借贷的标的额为25.4亿元，比2011年增长109.9%。从上表可以看出，民间借贷案件占商事案件的比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09年、2010年、2011年分别占年度民商案件总数的36.3%、42.8%、52.1%，从2011年开始，民间借贷案件已经开始占据商事案件总数的半壁江山。
（二）民间借贷案件结案方式统计表（见表二）
从表二可以看出，2009年至2012年10月，在审结的7959件民间借贷案件中，其中判决结案4124件，占审结案件数的51.9%，调解和撤诉结案的分别为2364件和850件，分别占29.8%和10.7%，其他结案方式621件，占审结案件数的7.8%。这说明在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中，诉讼调解仍然是化解矛盾纠纷，促进案结事了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方法。于此同时，我们不难发现，调解结案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被告人的履行积极性远远高于判决结案的当事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方当事人的对立情绪，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二、目前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呈现的特点及审理难点
在对案件进行梳理、归纳的过程中发现，现在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和以往的民间借贷案件相比，呈现以下特点：
（一）民间借贷纠纷的主体趋于复杂化，一些中小企业深度参与
以往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大多发生在熟人、亲戚朋友和邻居之间，通常借款人和出借方比较熟悉，一般出借人是出于帮助的心里出借款项。但近年来，通过中间人的介绍向互不认识的人借款的现象日趋普遍化，借贷案件的主体范围有明显扩大的趋势。比如一些民间借贷案件中，款项的交付一般是经由中间人之手，在庭审中双方互不认识，对彼此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各执一词，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审理的难度。此外，诸暨中小企业发达，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趋紧、国有金融机构贷款门槛高、手续复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企业的资金压力不断加大。而民间借贷手续简便、操作灵活，因此，不少企业将目光转向资本活跃的民间借贷市场。随着民间借贷的市场规模日益扩大，纠纷也随之增多。在2012年1月至10月受理的3330件借贷案件中，企业作为当事人的有1063件，占借贷案件总数的31.9%。
（二）出现了一些专门放贷赚钱的职业放贷人群，同一主体涉诉的系列案增多
在审理借贷纠纷案件中，出现了一批以专门放贷赚取高额利息为业的职业放贷群体，同一主体作为原告或作为被告的现象日益增多，批案现象普遍存在。[1]虽然目前对职业放贷人涉案的金额及次数尚没有统一的规定，但通过对借贷案件的民事主体进行分析发现，仅在2012年1月至10月份审理的借贷纠纷案件中，同一被告或原告涉诉五件以上的有927件39人，其中诸暨市野珍食品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宣六九作为被告的系列案共有25件，涉案金额高达1.06亿元。
（三）民间借贷案件中担保不规范，涉及担保人的比例大幅度上升
民间借贷案件的出借人为了增加收回款项的保险系数，一般会要求借款人提供物的担保或担保人，一旦借款人无力偿还或资不抵债，担保人的案件数量大幅上升。有的借贷借贷案件虽然约定以车辆或者房屋作为抵押，但却没有办理相应的抵押登记手续，以致担保形同虚设，一旦出现纠纷，抵押权和债权无法顺利实现，加大了风险系数。在一些案件中，一些当事人的身份不明确，只是在借条的空白处签上名字，原告诉称其为借款人或担保人，被告提出抗辩，这在无形中加大了法官对当事人身份认定的审核，增加了审理的难度。以前的借贷案件中，担保人一般是财力比较充实的人，而今的民间借贷案件中，担保人的身份开始涉足公务员、老师等职业的工作人员。据不完全统计，仅在2012年5月份至10月份诸暨法院简案庭受理的担保人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涉及老师、警察、交通管理等部门的工作人员的案件就有29件8人。
（四）被告下落不明或恶意逃避诉讼的行为日益增多
近年来，在法院受理的借贷纠纷案件中，债务人或拒绝签收法院送达的民事诉讼副本等应诉材料，或签收后不愿出庭应诉；或借款后全家外出下落不明等情形较为普遍。通过对随机抽取的2009年-2012年10月份审结的以判决方式结案的500件民间借贷案件进行统计发现，因被告经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或公告送达而缺席判决的高达六成之多。
这种情形给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点，一是降低了送达工作的效率。借款人一旦得知自己被，常会想尽办法予以抗拒，希望以未曾收到为由抗辩诉讼活动的进行，而达到不实施一定法律行为的目的。于是，被告人借款后就长期外出下落不明，以致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无人签收，无法排期开庭，从而导致一些相对简单的借贷案件也为了审慎处理而按照普通程序公告开庭，这就在无形中延长了审理期限，影响了整体的审判效率；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下，诸暨法院简案庭专门配备了送达人员，在被告拒绝签收的情况下，根据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精神，采用拍照等方式留置送达，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送达工作的效率；二是在被告不到庭的情形下，案件只能依法缺席审理，这对于查明案件事实造成了的障碍。原告在法庭上可能会隐瞒对自己不利的案件事实，比如隐瞒被告已归还部分借款或利息等的事实，而被告不到庭应诉视为自动放弃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辩解的权利，从而导致案件上诉后被改判、发回重审甚至是再审，从而影响案件的整体质效考评指标；三是由于被告不到庭，无法进行调解或协商，导致借贷案件的调解、撤诉率下降，案件的被告自动履行少，判决后进入法院强制执行的比例升高，在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加大了法院的执行难度，权利人的债权长期难以实现，从而加深了债权人对司法的公正性和法院公信力的怀疑，也容易导致案件的发生。
（五）民间借贷极易演化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涉嫌违法犯罪的活动，刑民交叉问题突出
在高额利息诱惑下，一部分放贷人会因追求高额的利润而失去理性，开始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诈骗、高利转贷等违法犯罪行为，扰乱金融秩序和社会治安。在此类案件中，民事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交叉在一起，无论是从程序方面还是实体方面都比单纯的民间借贷案件要复杂得多，给法院增加了案件的审理难度。诸暨法院2012年1月份-10月份审理的案件中，涉嫌刑事犯罪的有42件，大多是被告为同一人的系列案，其中王春法涉嫌诈骗案的受害人有50人左右，标的额达1351万元。
三、法院妥善审理借贷纠纷案件的司法应对措施
（一）高度重视送达和调解工作，和谐高效地解决民间借贷案件
在借贷案件的审理工作中，有效的送达可以说是成功的一半。针对当前“送达难”的特点，法院民二庭合理配置力量，专门安排一名经验丰富的法官负责送达工作，优先采用直接送达方式，合理协调公安、社区、村居委等机构与组织，采取有效措施，确保送达到位率。同时开展送达调解工作，在直接送达的同时，送达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积极说服被告到庭应诉，以便在审判中查清案件的真相，避免因原告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事实而承担对被告方不利的后果，为借贷双方的调解工作打下基础。2012年10月份，在送达的同时调解成功的案件数量有14件。
法院在审理涉及中小企业以民间借贷的形式融资用于企业发展的案件时，要拒绝用刚性手段搞垮本可以生存和发展的企业的僵硬做法。在处理涉企借贷纠纷时，在充分了解案情及摸清企业实际经营状况的基础上，对资信良好、有发展前景但暂时资金周转有困难的企业，注重从促进企业长远健康发展的角度，准确把握双方的利益诉求，提出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案，促使当事人达成分期付款等和解方案，给企业以喘息的机会。
（二）重视调研，积极应对民间借贷案件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对当事人来讲，法院审判工作的目的是案结事了，但面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在审时度势依法把握好审判尺度的同时，还要通过加强审判业务指导、典型案例等形式确定裁判规则，统一裁判标准，统一适用法律，为完善规范民间借贷的相关立法出谋献策。如我国的香港地区作为亚洲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其同样也存在民间借贷纠纷突出的问题。但香港地区有对放贷主体、放贷对象、利率及交付、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具体规范的专门性条例，这就给法院合理界定民间借贷活动提供了有益借鉴，使其逐渐走向规范化。[2]我省民间资本雄厚，但民间资本大多投资投资无门。2012年3月，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的成立，是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将民间金融纳入有效监管轨道的有益探索。据中国金融网报道，鄂尔多斯、晋江、成都、长沙、福州、南昌等地效仿温州筹建民间借贷中心，摸索民间借贷阳光化路径，开辟直接融资渠道。[3]而法院处在审判工作的一线，更应该结合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判工作的实际，及时提出司法建议，为有关部门依法采取有效措施提供参考。
（三）延伸审判职能，加强宣传，减少民间借贷的发生
我们法院不仅要立足审判职能，做好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工作，而且还要进一步贯彻能动司法的理念，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营造民间融资的良好司法环境。一是加强对公民借贷风险意识和投资风险意识的教育，从而减少纠纷的发生。如诸暨法院以青年干警送法下乡、法官进村入企等活动为载体，运用宣传小册、以案说法等形式，向人民群众进行相关法律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和普法教育，强化其对民间借贷相关法律知识和风险意识的了解和认识。二是通过公众开放日活动，加强典型案件审判的示范作用，让更多的人旁听案件、了解案情达到引以为鉴的目的，着力通过审判，矫正借贷实践中的违法违归规行为，引导借贷双方回归理性借贷、合法借贷；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对高利贷、非法集资等违法融资活动的自觉防范和抵制，努力净化民间融资环境，从根本上减少借贷纠纷的发生率。
（四）形成合力，加强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协同合作，共同促进民间融资活动有序、健康发展
法院在做好自身审判执行工作的同时，还要注意加强与相关职能机构的沟通协调，因为促进民间融资市场有序、规范发展，减少民间借贷纠纷，单凭法院一已之力实难完成。法院在审理借贷类案件的过程中，对有证据证明有赌债、非法集资、经济诈骗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及时向公安部门的经济犯罪侦查科等部门通报情况，交由相关部门调查处理；对于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隐患的群体性借贷纠纷，应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通报案情，请求相关部门出面协助，共同做好调解工作；对在借贷纠纷中涉及企业可能引发金融风险的情形，应及时与金融监管部门沟通联络，通过司法建议等形式，发出预警性信息，以促进民间融资监管制度的完善，引导民间借贷向着健康的方向有序发展。
注释：
[1]陈晓佳.《浅谈近年民间借贷纠纷的特点、成因及对策》，载广东科技2011.11第22期。
民间借贷形成要件篇3
一、当前民间借贷的成因
2009年度至2013年上半年度，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呈现逐年激增趋势，尤其在2012年度呈现井喷式增长（见下表）。
通过对该类案件分析，笔者发现该类案件激增主要原因是：
1、民间资本投资渠道窄，依靠民间高息放贷获取利润者众多。改革开放以来，部分民众通过创业和其他劳动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在其他投资渠道不畅时，转向民间借贷这一古老的行业。相对其他专门领域，民间借贷不需掌握专业投资知识，且能获得高收益，因而，成为了民众当前的一种普遍的投资形式。但并不是所有的出借人都能取得预期收益，借款人借款后是否能为其产生收益，难以预料，且出借人对借款人的使用借款情况、诚信情况及对借款人自身经济能力缺乏充分了解及对出借款项的可控性差，加之出借人只考虑远远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息的借贷会给自己带来高利润的回报，没有考虑借款人的履约能力和自己面临的风险。因此，民间借贷案件势必增多。
2、金融机构贷款手续复杂，借款人转向民间融资。根据银行信贷政策，需贷款者要有足够的财产作抵押或有实力的担保人作担保，且银行为规避金融风险，贷款审批严格，手续繁琐，导致民众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很难及时贷到其所需款项。个人和企业为其自身发展，急需大量资金，其通过银行所贷资金有限且难度大，而民间借贷自由、手续简便、操作灵活，出借人很容易获得借款。因而，转向民间融资，以获取其自身所需资金。因此，民间借贷市场规模日益扩大。
3、缺乏监管机构。民间借贷的管理主体不明确，并不属于人民银行或银监会所管理，成为一个盲点。唯有出现群体性重大事件时，才会定性为非法集资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但这种事后追究性管理，造成民间借贷市场的从业人员良莠不齐，加大了民间借贷市场的风险。
二、当前民间借贷的特点
1、个案数量激增，类案增多，个案标的额呈上升趋势。在个案增加的同时，类案凸显，例如2012年延平区法院受理的陈文斌借贷案件，涉及当事人100多人，郑德妹借贷案件涉及当事人近80余人等类案。2009年至2011年间，延平法院受理的标的额的大多在几万元至几十万元间，2012年以来大多在几十万元至上百万元间，2012年最大标的额为499.999万元。
2、借贷形式不规范、约定上随意性大。借贷手续上通常只有简单的借条，没有利息的约定；或者没有借款期限、还款方式、借款用途等方面的约定；甚至连借据都没有，只能提供见证人。在担保条款中，绝大部分不动产抵押担保都未办理有效的抵押登记手续。有些借款案件，双方只签订借款合同，无收条或银行转账凭证等借款交付凭证，导致部分借款法院只能以证据不足，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借款约定的利息偏高，延平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借条中约定借款利率大多数为月息3分，有的甚至约定月利率为4%、5%，明显超出了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这一法定最高标准。
3、申请诉讼财产保全比例高。2012年以来，民间借贷案件当事人申请诉讼财产保全比例已经高达40%左右，且申请的财产保全方式增加，从通常的查封房产、车辆，冻结银行存款到申请冻结货款或合同权利、扣押机器设备、产品等。
4、部分借款人为躲债而下落不明。导致法院直接送达法律文书困难，调解、撤诉率在低位徘徊。有的借款人甚至收到法院传票也不出庭，造成借款人到庭率较低、调解困难、审理周期延长。同时，由于部分案件的借款人不能到庭参加诉讼，导致法庭无法组织当事人对出借人出示的借据等直接证据进行当庭质证。在此情况下，法庭大都以借款人放弃抗辩权认定出借人主张的事实成立，而作出对借款人不利的裁判。这其中难免不发生因原告故意向法庭提供虚假的证据，而导致错误裁判发生的情况，加大了裁判的风险。
5、少数案件的客观事实难以查清。如有的债务人在案件审理中反映借条系在受对方胁迫情况下形成、借款系用于偿还赌债以及出借方在出借时就已将利息扣除或将利息计算在本金中等情况，但对此无法举证，法院也无法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查证。
6、要求借款人配偶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案件增多。在现实借款中，往往只有借款人在借款凭证上署名，而在诉讼过程中往往把借款人配偶作为被告要求其共同清偿。
7、担保公司等机构从业人员介入民间借贷市场现象明显。延平区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可发现，部分当事人为担保公司股东或员工，为绕开担保公司不能从事民间借贷的法律，以自然人名义出借，这些案件的借款凭证大多为格式合同。
三、当前民间借贷的对策
综上所述，对规范当前民间借贷及借贷案件的处理，笔者梳理出以下几方面的对策。
（一）健全民间借贷法律体系、增强民众法律意识。
1、尽快制定关于民间借贷的相关专门法律，赋予民间借贷主体及相关行为应有的法律地位，给民间借贷构筑一个合法的活动平台，让民间借贷有法可依。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有争议的程序及实体上的问题作出统一标准，尤其是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方面，大额借款是否需配套银行转账凭证等等。
2、运用各种载体向社会公众广泛宣传相关的金融法规，树立金融风险意识，使其认清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的区别，防止陷入融资陷阱，引导公众正确运用合法、规范的形式开展民间借贷活动。政府要坚决打击和取缔非法集资、金融诈骗和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行为，维护民间借贷发展的良好市场秩序。
（二）设立专门主管机构对民间借贷进行有效的监督与指导。
建立民间借贷登记、公示制度，出借人可通过对借款人借款情况进行查询，降低风险，专门主管机构对民间借贷的借贷形式、相关手续、双方的权利义务、准入条件、融资使用范围、利率水平、税收征收、违约责任进行指导，以达到减少民间借贷纠纷的目的。
（三）重视对中小企业债务的调解工作。
对于中小企业以民间借贷形式的融资用于企业发展的案件，法院应从大局出发，积极促成借贷双方和解，合理安排企业的还款计划，鼓励双方通过债转股，降息、展期等形式达成调解，使民间借贷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避免中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造成的倒闭、破产等问题，以引发其他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事件，从而高效、和谐地解决借贷纠纷。
民间借贷形成要件篇4
2、系列案件增多，经营性借贷日趋增多。传统的民间借贷是一种互助式的民间融资，所以传统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多为“一对一”的模式，现如今，东阳的民间借贷呈现出来大量对外举债或专业放贷的模式，反映到诉讼上来，经常会出现“一人欠多人债”或“一人放多人债”的局面。据统计，2013年1-5月份期间，案件数在3件以上的同一原告有68人、同一被告有93人，其中涉案最多的原、被告分别为19件、28件民间借贷案。东阳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借贷明显增多，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呈现出一种全民参与的趋势，为谋取高利，许多人将闲置资金投入到放贷市场，更有甚者将房产抵押获取贷款用来放贷盈利，民间借贷的社会风险巨大。
3、涉诉建筑企业居多。东阳为建筑之乡，东阳的建筑公司遍及全国，建筑公司资金来源，除了银行之外，还有很多是来自于民间资本，近几年，国家对房地产行业进行严厉调控，建筑公司的资金短缺是众所周知的事情。2013年，法院受理的涉企案件共265件，涉案企业为房产、建筑类的为101件，占38%。
4、借贷呈职业化且高息借贷隐蔽性高。在东阳，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随处可见，“职业放贷”群体从银行低息贷款或吸收他人存款，再以高息转贷给公司、企业或个人，从中赚取高额利差，他们手中的借条日益格式化，借条中对利息、违约金、管辖法院、担保人及担保范围进行了详细具体的约定。为实现高息放贷，职业放贷人采取的是预扣、另行支付利息或者重新结算后再出具借条、收条来规避已收取的高息。
5、虚假诉讼增多，涉刑案件增多。2013年，东阳市人民法院发现的民间借贷的虚假诉讼案件多起，上半年建议公安立案侦查的2起，直接移送公安的1起，多起不诚信案件因未涉刑犯罪，经承办人教育后自动撤诉。东阳因民间借贷而涉刑的案件有闻名全国的吴英案、马中苏案、凌晨运动品公司林永嘉案、捷顺彩印王文育案。
二、民间借贷诉讼风险防范分析
（一）法院在民间借贷诉讼风险防范中的司法对策。
1、加强审查，统一标准。加强立案审查，对于经常性涉诉的原、被告应进行仔细审查，从源头上防范虚假诉讼；审理阶段，重点对当事人关系、出借款项来源、借款目的、款项交付情况、利息约定及支付情况等事情进行审查，最大可能地排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况，特别是对于超出银行四倍等量利率借贷的，超出部分一律不予保护，树立合理的借款等量利率导向。同时，统一裁判尺度，做好法律释明和服判息诉工作，提高法院裁判的公信度。妥善处理与民间借贷有关的民刑交叉案件，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黑社会性质犯罪，及时依法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2、慎用诉讼保全制度。在不影响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审慎诉讼保全措施，不扣押机器、运输车辆等生产设备、不直接查封厂房，只查封企业权属、限制其转移、抵押，使这些企业保持正常运行，更有利于解决借贷纠纷。
3、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涉诉者风险应对能力。通过上课培训、发放警示案例等方式进行指导示范，不仅要提高企业的风险意识，还要引导企业将资金投入实体经济，遏制其功利性的投资倾向。妥善处理破产案件，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有挽救希望的企业，积极进行破产重整，尽快实现重生，确保企业平衡良性发展。开展法律知识进社区、进农村活动，通过发放风险提示、典型案例、法律法规等形式，以巡回审判、公众开放日等为载体，加强普法宣传，引导群众树立安全放贷意识，规范民间借贷秩序，实现投资借款法制教育全覆盖。
（二）借贷当事人诉讼风险防范。
1、借款当事人身份及身份关系方面的诉讼风险。民间案件之时，要查明原被告的身份，有些借条当中，出具的借款人与出借人都只是草草的签了一个名字，无其它任何关于身份的信息，这样不利于原、被告身份的确定，更别提查明借贷关系与事实，不利于立案以及审理，所以，借条当中要明确双方身份，写上名字以及身份证号码。在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中，法官为了加强对借贷关系合法性、 真实性的审查， 以避免造成错判或纵容违法犯罪行为的后果，会查明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关系、 借贷双方是否相识、 彼此亲密程度等情况， 这有助于对双方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形成心证，以排除是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是否有当事人为隐匿财产，逃避债务，故意与亲属串通的假借贷，是否有虚假诉讼、问题诉讼等情况。
2、借贷款目的方面的诉讼风险。在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中，法官会严格审查出借人的目的、 借款人的目的及借款用途， 审查出借人是否知道借款人的借款目的、 用途，法官对于这一项的查明，不仅限于出借人承认与否， 而会结合案件的其他情况予以综合认定。 如出借方明知对方借款用于、 、 走私、 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仍出借， 那么该债权非但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还应当将涉嫌犯罪的人员移送公安或相关部门处理。所以，借贷要合法，在中国，合法的借贷关系才受法律保护。
3、 借贷关系真实性方面的风险。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会注意借款人的相应借款能力、 资金往来情况、 借贷款项在会计帐簿上记载的依据等证据，以审核借贷关系的真实性。 对于一些仅有借据的大额借贷案件， 会注意审查出借人的经济能力， 如出借人没有相应的经济能力， 则借贷的真实性大打折扣； 同时， 巨额资金的往来通常要通过银行流转， 当事人辩称以现金交付， 还应注意查证交付的情况， 如有违反日常生活经验之处，法官会凭良知和理性形成内心确认以排除借据的证明力； 此外对于借入资金作为公司债务的情况， 借贷款项应当在会计账簿或银行资金往来上有所体现， 如在会计账簿上未有记载、 银行资金出入上未有体现， 则很难形成证据链对借贷事实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所以，在借贷真实性的方面，除有借款亲自签名画押的借条之外，还应该有相应的给付凭证，大额的民间借贷，一般都会有银行资金往来的凭证，如果是小额的民间借贷，也一定要保管好借款人收到款项后的收条等证明文件。
4、 借据形成过程、 利息计算标准及出借人资金来源等方面的诉讼风险。 法官为了预防虚假诉讼、问题诉讼，在审理案件时会严格审查借据形成的过程，以印证是否有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存在，也会严格核算计息方式，因为现实的司法框架之内，可以支持的最高利率是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但是实际当中会有很多方面来规避这个四倍的上限，如预扣利息、如重新结算等等。关于出借人资金来源方面的审查，也是为了审查是否有真实的借贷关系存在，以及资金来源是否合法等问题。法院从审理的层面上尽量发现、 严厉打击 “问题借贷” 和“虚假诉讼”。所以，借据的形成过程，要清晰合理，利息的计算标准最高不应超过四倍，出借人要有资金能力，而且来源合法，这样形成的借贷关系才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
5、 借条中担保问题方面的诉讼风险。近年来，出借人同时借款与担保人的案件数量增长较快。在诉讼中，担保存在的问题如下：1、担保法规定的担保方式为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2、担保效力的问题。并不是所以的担保都有有效的担保，也并不是所以的人都是可以提供担保的，例如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3、担保范围的问题。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4、担保方式的问题。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5、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6、担保身份不明， 有的借贷双方只让保证人签了个字， 未注明是保证人的身份。而有些人是见证人， 却在保证人栏边签字。7、担保手续的问题。 在一些设有抵押担保的借贷案件中， 约定以车辆或房屋作抵押， 但却不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情况十分普遍， 以致在出现纠纷时， 抵押权及债权无法顺利实现。 有的担保人根本没有偿还能力， 却频频给人提供担保， 收取一定费用的担保费用以获利， 到了诉讼阶段则一走了之， 使担保形同虚设。所以，在诉讼中，如果涉及到担保问题，那么要明确是一般责任还是连带责任，担保的范围是什么，约定好保证期间，明确担保的人身份，注意担保人的资金能力等问题，在诉讼中，关于担保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注意保证期间是否已经过期，这直接影响到担保人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
6、民间借贷案件送达方面的诉讼风险。在借贷案件的审理工作中， 有效的送达就是成功的一半，成功的送达不仅可以让法院的诉讼程序正常速度走完，有时候可能还会直接影响到一个民间借贷资金的回笼，如果不能正常送达，不仅要费时、费钱公告，整个诉讼程序也会被拉的很久，变成累诉。为了以后方便送达考虑，出借人借款时就要对借款人的身份、家庭住址、工作住址、家庭成员关系摸的一清二楚，到时候可以协助法院送达。在案件审理的过程当，出现法院不能送达的情况时，发动自己的亲缘、地缘、血缘关系，直接、间接的说服被告配合送达，协助法院送达，在送达的问题上，法院并不是万能的，一个案件顺利审理下来，少不了当事人的配合与协助。
民间借贷形成要件篇5
1、民间借贷的定义
民间借贷在我国最早期的表现形式主要为私人之间的借贷，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的形式逐渐多样化，开始形成了有固定组织形式的机构，我国目前民间借贷的形式主要包括：个人借贷、小额信贷公司、合会、标会、私募基金、地下钱庄、典当等。从法律意义上讲，民间借贷是指区别于正规的金融贷款，存在于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的统称。在民间借贷的过程中，借方将一定数量的金钱转移给贷款方，双方约定贷款方到期返还借款并按约定支付利息或者免除利息。我国目前法律规定，低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四倍方为有效的民间借贷，对于高出约定的利息，法律不予以保护。
2、民间借贷的特征：
（1）参与主体与资金来源的广泛性，民间借贷的参与主体较为广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势头十分迅速，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受我国现行垄断金融体制的影响，银行基于其逐利性，一般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另一方面，中小企业信用体系的不健全，担保制度未完全建立，财产的流动性较为灵活，故银行要承担较大的贷款风险，所以一般银行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这也给民间借贷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较大滋生的土壤与空间。民间借贷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的服务对象不同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其民间主体也十分广泛，其主体主要有个人、企业、私营业主、个体户等，与此同时，其资金来源也十分广泛，主要有城乡居民积蓄，生产经营资金，甚至包括向银行借入的资金以及向亲戚朋友等的借入资金。
（2）隐蔽性和融资范围的地域性。出于对金融监管和国家安全的考虑，我国目前对民间借贷的限制十分严格，除了合法的典当等形式的集资行为，国家原则上不允许其他民间借贷的存在，所以民间借贷一直游走于灰暗的边缘，极其具有隐蔽性。与此同时，民间借贷的内生性，它的产生与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致，具有不可避免性民间借贷基于一定的地缘、血缘、熟人关系而建立，其流动与发展都集中于本地，具有地域性。比如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广东等地区，民间借贷的发展十分迅猛，而在内地及西部偏远地区，民间借贷的发展则较少。
（3）交易手续便利、条件灵活。民间借贷交易手续不像银行贷款需要提供营业执照、代码证书、会计报表、购销合同、验资报告等一大堆材料，一般只需考察房产证明及还贷能力等并签订合同即可，双方基于自愿及其熟人关系，一般情况下，很容易获得贷款，条件也较为灵活。按银行的正常贷款程序，企业从向银行申请贷款到获得贷款，期间大约需要一个月，即使是长期合作客户，最快也需要10天左右；而民间借贷一般仅需要3～5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即可获得所需资金。与此同时民间借贷资金使用效率较高，银行贷款期限一般以定期形式出现，而民间借贷可以随借随还，适合小企业资金使用频率高，期限短的特点。民间借贷正是具备了这些比较优势，才日趋活跃起来。
二、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
1、确立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我国目前法律体系中甚至没有民间借贷这一概念，1996年为借贷活动制定的规则是贷款通则，把贷款人限定为必须持有“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的中资金融机构，所以只适用于商业银行，不适用于民间借贷。但就就目前我国情况来看，贷款通则早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应通过立法的形式赋予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使民间借贷不再游离于法律的边缘。
2、健全民间借贷配套制度。在给予民间借贷合法的地位同时，也要规范民间借贷融资秩序，加强对民间借贷融资市场的监管，制止和打击违法违规、恶意提高民间借贷融资标准等扰乱民间借贷秩序的行为，建立和完善民营企业民间贷款、担保和信用评级机制，促进民间借贷市场的健康发展。对拥有资金、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应允许其开办贷款业务，并予以一定的利率浮动空间，以保护和引导正当的民间借贷行为，为民间金融搭建向规范化、合法化转变的制度平台，为中小企业融资开辟合理健康新渠道。
3、构建民间借贷监管体系。首先，应在创新中优化完善我国金融监管框架，着重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机制的完善，包括建立和完善系统性风险预警应对机制，加强防范金融风险跨境传播。其次，既要提高金融监管的针对性，又要加强监管协调机制，形成监管合力，要合理划分金融监管的边界，既不能出现金融监管盲区，监管的缺位，也要尽可能避免重复监管。应统一规范和明确地方金融办的职能，强化金融办的管理职能，将其金融管理工作的重点从争取资金投入转向协调和服务上，提升金融风险的规避与处置能力，促进地方金融机构稳定发展。最后，高度重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民间借贷在实践中存在着交易隐蔽、风险不易监控等特点，容易引发高利贷、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以及非法集资、暴力催收导致人身伤害等违法犯罪问题，对金融秩序乃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也使得人民法院妥善化解民间借贷纠纷的难度增加。因此，人民法院应当高度重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通过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有序发展，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通过对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允许民间借贷的合法存在，进行阳光化经营，充分发挥其支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其投机性和诈骗性，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使民间借贷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金融制度和信贷体系的组成部分。（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李建军：《中国地下金融调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版。
[2] 徐孟洲：《金融监管法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民间借贷形成要件篇6
1.民间借贷的主体,狭义的民间借贷合同是指自然人之间一方将一定数量的金钱转移给另一方,另一方到期返还借款(或并支付一定利息)的民事法律行为。广义的民间借贷合同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一方将一定数额的金钱转移给另一方,到期返还借款(或并支付一定利息)的法律行为,可见民间借贷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它组织。
2.民间借贷的标的物是货币,至于货币的种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二条规定:公民之间因借贷外币、台币发生纠纷,出借人要求以同类货币偿还的,可以准许。借款人确无同类货币的,可参照偿还时当地外汇调剂价折合人民币偿还。可见我国民间借贷的标的物不限于人民币。
3.民间借贷行为是借贷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意思表示是指表意人将欲成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于外部的行为,故,一方面当事人双方都必须具备进行意思表示的能力,当事人意思表示不健全,例如一方当事人为无行为能力之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未得法定人的同意的出借及借款行为、出借行为是处于相对方的胁迫或者欺诈,都将影响到借款合同的成立及生效,也是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须主动进行审查的事项;另一方面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内容决定了借贷合同的内容,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中须尊重当事人的合意,在法无禁止且不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下,应该按照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进行裁判。
(二)民间借贷合同的生效要件
一般情形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是一致的,法律行为成立并同时生效,例外情形下法律行为成立但未生效。从法律理论上分类即所谓要物行为与诺成行为,从合同角度讲,即实践性合同与诺成性合同。《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显然《合同法》明确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属于要物行为,借款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合同以贷款人实际提供借款时方生效。在现实生活中,民间借贷的主体并不仅限于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情形时有发生,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对上述借贷合同的生效要件做出相应规定。从法律条款的文义解释角度,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是实践性合同,其它主体之间的借贷则属于诺成性合同,但是法院遇到此类型的借款合同无相应的明确的法律依据可循,造成法律适用的不统一。对此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必要分类处理: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自然人与法人、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合同自合同订立之时生效。理由如下:(1)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往往基于特殊身份关系而发生,例如亲戚、朋友、同学等,因此一般情形下,双方之间并不会订立借款合同,甚至不会出具借条,大多数当事人之间依据的是欠条、借条、借据的形式,不存在订立合同的前提条件;自然人与法人、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合同涉及此类身份关系较少,并且都会订立较为正式的借款合同或者出具较为正式的收款凭证,存在对借款合同进行认定的基础。(2)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多用于生活性支出,因此借款数额相对较少,借款形式更加灵活多样,随意性较大,以贷款的实际交付为生效要件较为合理,即使合同成立,出借人实际未交付对当事人的生活影响不大;自然人与法人、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一般用于企业的经营发展,数额较大,若订立合同后借款合同并未生效,出借屈a href=//shici.7139.com/2654/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宋词导事男?对企业的经营发展必然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规定在合同订立时借款合同即生效,对出借人的行为予以约束,对违约方予以相应的法律制裁;从出借人角度讲,出借人多是出于投资性借贷的目的,其借贷行为必然经过谨慎的考虑,并且规定合同成立同时生效,从一定程度上促使出借人更加慎重考虑出借风险。综上,在以后的立法中或者司法解释中有必要对不同借贷主体订立的借贷合同的效力予以明确,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有法可依。
二、民间借贷纠纷中举证责任之分配
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民事诉讼的核心内容。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并非基于法官的自由裁量,例如我国《民诉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一规定设定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为《证据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其它条文中分别规定了特殊条件下的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可见法官仅是举证责任分配法律规范的执行主体,但是法官对举证责任的理解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与裁判的结果都起着重要的影响。结合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及司法解释,民间借贷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可概括为以下情形:(1)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对权利发生或者取得的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若原告主张借贷关系存在,应对借贷关系存在的成立要件及生效要件负举证责任;若被告抗辩借贷关系已经变更、终止的,则应对借贷关系变更、终止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2)主张权利妨碍的当事人,对阻碍权利发生或者取得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如借贷人主张合同应为无效或者可撤销合同,则借贷人须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3)凡主张权利消灭的当事人,对权利消灭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如原告主张债权,被告则抗辩他已经清偿时,被告应当对已经清偿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此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举证责任是法律的明确规定,并非裁判者的自由心证,前已述及,某一事实举证责任由谁承担,在起诉时也已确定,并不随着诉讼程序的进行而转换;二是举证责任的转换问题,举证责任的转换是指法律基于各种考虑之后,将待证事实的举证责任,不按照一般举证责任原则分配,而是做出法律上的特别规定。故,法律认为举证责任存在转换的可能性,但是该种转换也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同样并非裁判者的自由裁量。
结合审判实践中的具体案例,按照民间借贷行为要件的内容,在认定案件事实时须借助于举证责任特别予以注意的有如下几种情形:
民间借贷形成要件篇7
一、对“民间借贷”的界定
现在关于民间借贷的概念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与非金融机构之间、其他非组织与公民之间相互借贷货币、实物与其他财产的行为。”;有的学者认为民间借贷是,“公民之间不经国家金融行政主管机构批准或许可,则依照约定进行资金借贷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在这种行为之间贷款人将自己的所有货币借贷给借款人,借款人按约定期限界满时返还本金并支付相应的利息。”还有的学者认为,“民间借贷是指游离于经官方批准的农村正规金融组织之外的农户之间、个私企业、乡镇企业等中小企业之间,农户与中小企业之间发生的以偿还为前提的借贷行为,以此为前提的借贷行为以及由此形成的借贷关系。”
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借贷若干意见》)第1条规定,民间借贷是指一方为公民的借贷纠纷,双方均为企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借款纠纷,不属于《借贷若干意见》所规定的借贷纠纷范畴,而且,根据《借贷若干意见》第2条、第12条的规定,借贷纠纷的范畴不限于以人民币为标的借贷,还包括以外币、台币和国库券等有价证券为标的的借贷纠纷。最高法院《法释〔1999〕3号批复》所再次明确民间借贷纠纷性质。
从上面学者关于民间借贷的定义中可以看出来,以上学者对于民间借贷的定义都有合理的地方,但各自也存在争议,这些学者对于民间借贷的定义中对于民间借贷的主体的认识存在不同认 .通过对民间借贷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民间借贷合同的内涵。民间借贷合同是指由贷款人与借款人签订由贷款人将一定数量的货币提供给借款人,借款人定期或不定期返还相同数额货币的合同。以下笔者将对于民间借贷的主体进行分析。
二、关于民事借贷合同的主体的认定
(一)夫妻分居期间一方举债的债务主体如何认定
从《婚姻法》和司法解释的现有规定来看,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的,均应认定为共同债务。但为了维护债权人的利益,立法设定了两个例外:第一,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第二,债权人明知夫妻约定分别财产制的。
据此,有观点认为,只有符合这两种例外情形才可以认定为个人债务,否则,仍应作为共同债务处理。对于分居期间一方举债的,必须是对方明知,如果仅能证明分居状态,但债权人不知晓的,也不能因分居而认定为个人债务。对夫妻共同债务或者一方个人债务的认定,须以现有的法律法规规定为标准。还有观点认为,司法解释规定夫妻共同债务以“共同生活”为目的,但事实上这一规定并不能直接判定债的对外效力。因此,在欠缺分居公告或者登记制度的前提下,不能以分居为认定个人债务的标准,应以债权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为标准判断债务的对外效力。另有不同观点认为,分居期间一方举债的,鉴于双方之间的日常家事权已中止,举债合意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故应作为例外情形予以考虑,宜认定为个人债务。另有观点认为,长期分居可以作为判断有无举债合意的重要参考。我们认为,为防止借贷双方恶意串通,在审理中注重对未举债方的利益保护。倡导在协议中明确举债的性质、偿还债务的主体以及偿债的责任范围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项,包括日用品购买、医疗服务、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费等。
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负债的,应认定为个人债务,但下列情形除外:(1)出借人能够证明负债所得的财产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经营所需的;(2)夫妻另一方事后对债务予以追认的。
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负债的,出借人可以援引《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表见的规定,要求夫妻共同承担债务清偿责任。
援引表见规则要求夫妻共同承担债务清偿责任的出借人,应对表见的构成要件承担证明责任。
表见的证明责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3条的规定。
(二)借款人与实际收款人不一致时债务主体如何认定
有观点认为,原告起诉时应有明确的被告,借款人与实际收款人不一致时,应以借条为凭证,确定借款人为被告。也有不同观点认为,为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在确定借款人为被告的情形下,可以将实际收款人追加为当事人,只有实际收款人能证明借款人委托的事由,才能查清借款事实,方可免除还款责任。
(三)持有借据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推定为债权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如果被告对原告的主体资格提出异议,并提供证据足以证明债权凭证的持有人并非债权人或者债权受让人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
(四)借据上署名的借款人推定为债务人,具有被告主体资格
原告在起诉时应有明确的被告,被告不明确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如果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有行为人虚构借款人或者以已注销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义借贷等被告不适格情形的,法院应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拒不变更或者无法变更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如查明被告属被借名、冒名且无过错的,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五)出借人两人以上的共同债权主体如何认定
出借人两人以上的共同债权主体,仅一个或者部分出借人对借款人提起诉讼的,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出借人为共同原告,但明确表示放弃向借款人主张权利的其他出借人除外。放弃债权的其他出借人对借款人另行提起诉讼的,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六)在连带责任保证中债务主体如何认定
在连带责任保证中,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或者仅起诉保证人的,法院不主动追加保证人或者借款人为共同被告。被诉保证人主张借款人参加诉讼的,经法院释明后,出借人仍不申请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的,法院可仅就保证之诉审理。
(七)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借款债务主体的认定
1.以夫妻一方名义向他人借贷,诉讼时夫妻关系仍然存续,债权人未将配偶列为共同被告的,法院不宜主动通知借款人的配偶参加诉讼,但配偶申请参加诉讼或者案件涉嫌虚假诉讼的除外。
2.借贷行为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诉讼时出借人或者借款人一方已经离婚的,原告或者被告可以申请追加其原配偶为共同被告。
(八)私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出具借据为公司借款应如何认定借款关系
在审判实践中,法院对民间借贷关系的认定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做法是严格按照借据的主体和内容认定借款法律关系,其他因素不影响对借据所确认的借款法律关系的认定;另一种做法则是对证据和其他证据全面加以审查,综合认定借款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借款事实是否存在,以及借款是否归还。然后,依法对案件作出处理。此类民间借贷,实为私人企业之间拆借资金的纠纷,案由应定为企业借款合同纠纷。认定私人企业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借款属于公司借款还是个人借款,应根据借据内容、借款用途和实际由谁支付借款来确定。借款用于单位的,由单位偿还;借款用于个人的,由个人偿还。债的主体是指向特定人的。本案中,公司人格与个人人格是混同的。虽然借据中载明的当事人为自然人,但双方均为其所在私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且知道实际出借方为甲公司、借款方为乙公司以及借款的用途,应认定双方的行为属于公司之间的借贷行为。
三、民间借贷事实认定及举证分配
(一)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形成要件篇8
（一）借贷程序混乱，信用缺失严重。
我国民间借贷基本是各司各法，没有一个统一的借贷程序，主要表现为：借贷手续不齐全、不规范，借贷缺乏有效的担保，借贷随意性强，借贷资金用于非法领域。这些问题造成了民间借贷的信用缺失，不仅使出借人和借入人的利益都得不到保证，而且还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除此之外，民间借贷参与者对于借贷违约情况的处理手段非常单一和粗暴，雇佣打手，施加酷刑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二）新债偿还旧债，恶性资金循环。
一般来说，民间借贷的利息较高。在一定程度上，民间借贷在短期内确实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然而，中小企业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沉重。中小企业本身盈利能力较低，民间借贷沉重的利息包袱压得许多中小企业喘不过气来。因此，不少中小企业就靠借新债还旧债来缓解自身的债务压力，形成一个恶性的资金循环链条。一旦资金链断裂，借出人血本无归，随之引起一系列社会纠纷。
（三）立法严重欠缺，缺少有效监管。
目前，我国关于民间借贷的立法缺位的。第一，没有个人破产制度，这直接引发了借贷关系破裂后借贷双方的激烈冲突，引发社会矛盾。第二，法律对于民间借贷、高利贷、非法集资的法条解释都较为简略，不能实行切实有效的监管。第三，由于民间借贷问题的敏感性很高，相关部门对于民间借贷纠纷的处理也十分简单，不能起到规范民间借贷市场的作用。
三、解决民间借贷问题的建议
（一）适当降低信贷门槛，努力提高金融服务。
民间借贷需求之所以如此旺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银行的信贷门槛过高，中小企业拿不到贷款。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银行的“惜贷”行为是造成民间借贷飞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正是由于民间借贷的疯狂需求，导致了其畸形的发展。因此，降低信贷门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这是缓解民间借贷畸形发展的一剂良药。
（二）引导民间借贷发展，促成游资和企业对接。
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政府应该加以积极的引导。努力把民间借贷从“地下”带到“地上”，这应该是中国经济转型期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政府应该适当放宽民间借贷的制度条件，允许成了小额贷款公司，使民间借贷和企业的需求对接起来，让民间借贷阳光化、产业化。最终形成一条利息合理、用途合法、借贷程序规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良性循环资金链。
（三）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提高居民的风险意识。
民间借贷要规范化，不能缺少借贷主体的正确参与和积极配合。然而，目前我国居民的金融知识普遍偏少，大多数人对民间借贷的风险并不了解，对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也没有研究。因此，政府应多开展金融知识方面的宣传活动，使居民能够知晓民间借贷的规则和风险，正确引导居民投资，使其理性的对待民间借贷的高利润状况，避免盲目跟风，减少上当受骗的悲剧。
（四）完善民间借贷立法，全面规范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的立法几乎是一片空白，这直接加大了许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判的难度。首先，完善立法，使民间借贷有法可依，为民间借贷的科学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其次，金融机构应该密切注意贷款走向，严禁借贷放债情况出现。再者，对于民间借贷获得的利息收入也应该纳税，防止游资牟取暴利。最后，对于非法集资的行为要坚决打击。
四、结语
面对目前纷繁复杂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相关部门要冷静对待，正确处理，合理引导。我们坚信只要完善民间借贷的立法，并对民间借贷进行适当的引导，最终形成一条利息合理、用途合法、借贷程序规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良性循环资金链，民间借贷的明天定会大放异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增砖添瓦。
（作者：河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2009级学生）
参考文献：
民间借贷形成要件篇9
（二）中国民间借贷存在的原因分析
对民间借贷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其产生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法律规制的缺陷和监管的缺乏。
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对民间借贷的调整体现出以下缺陷。
其一，缺少一部统一规范民间借贷活动的法律。中国目前对于民间借贷的调整散见于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立法、司法解释、政策性文件之中，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对其进行规范。因此，对于民间借贷的合法性等基本问题无从确认，导致实践中民间借贷存在制度性风险。
其二，规范形式多样、体系复杂，相互之间不能协调。由于“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政出多门”、立法技术欠缺等原因，民间借贷相关规范之间缺乏协调性、统一性和逻辑性[3]，规定相互重复、上下级规范之间相冲突、与其他法律法规衔接不合理等问题普遍存在。
其三，规范更新速度缓慢，大量过时规范仍有效，与现行政策及实际情况严重脱节。受过去政策影响，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仅认可公民间以及公民和企业间直接借贷，对于其他形式较复杂的民间借贷采取压制和取缔的态度。而最近几年对民间借贷的政策逐渐宽松，但现行法律体系却未能作出及时的跟进，使得如吴英案等依现行法律只能作出与民间借贷发展趋势不同的判决，这对于民间借贷的发展极为不利。
除了法律规制方面存在的上述问题之外，中国民间借贷监管机制也暴露出如下不足。
其一，监管态度过于严格。在目前的金融体制之下，民间借贷的合法性未能得到承认，这就决定了中国对于民间借贷的监管态度就是予以取缔。这违反了监管的应有之意，仅仅是打击而无管理和引导。
其二，监管依据空白、监管主体缺失、监管措施单一。由于对民间借贷采取压制和取缔的政策，也就无监督管理的必要。因此相关监管法律几为空白，现实中监管主体缺位，监管措施沦为取缔和禁止。虽然近几年在政策趋势的影响下温州等地央行开始逐步对民间借贷进行一定的监测，但仍属于探索性质，在监测目标、监测手段上均存在着一些问题。
其三，有限的监管流于形式。根据《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要求，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应当予以取缔。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对于一些地下钱庄、非法集资等严重危害社会经济的活动放任不管，等到发生了严重事故才追悔莫及。
三、民间借贷域外发展经验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自发的金融活动，是现代正规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也是各国金融发展过程中都要面对的问题。各国面对民间借贷所采取的措施各有特色，但是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其中也透露出某些规律，对这些规律的把握相信能够为中国解决民间借贷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路。具体来说主要有三点启示：一是各国民间借贷发展路径的选择；二是各国对民间借贷进行规制时的路径选择；三是具体的制度设计。
（一）民间借贷的发展路径
民间借贷在不少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相类似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各国的金融秩序，同时造成了一定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考察各国对于民间借贷的处理思路可以发现不外乎以下两种。
第一种处理思路主要是将民间借贷逐渐纳入正规金融体制之中，日本轮转基金组织的演变是这一发展路径的典范。日本轮转基金组织产生之初具有互助的性质，而在其发展过程之中逐渐具有了商业性，因此日本政府在1915年出台了专门法律对其进行规范。随着轮转基金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法案在地域、资金额度等方面越来越体现出局限性，于是日本政府在1951年又通过了《互助银行法案》，促使该组织转变成互助银行。在互助银行发展30多年后，其业务活动已与商业银行没有分别，于是在1989年，日本政府又出台政策使所有的互助银行都转变成了商业银行。至此，轮转基金组织完成了由民间金融向正规金融的转变[4]。
第二种处理思路主要是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使其与正规金融相互补充，共同为经济发展服务。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中国台湾地区。在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之后，中国台湾对于民间金融总体上持打压的态度，后来由于合会倒会风波，又加大对民间金融的管制力度，一律予以取缔。然而民间金融并未因此消失，反而因体系严密、运作高效而继续发展。这种情况下，中国台湾逐渐放松了管制，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并加以引导。1999年，中国台湾地区“立法院”通过的“民法债编”中对合会进行了专门规范，合会等民间借贷形式也便成为了正规金融体系的必要补充[5]。
当然这两种民间借贷的发展路径并非是截然对立的，大多数国家均将两种路径相结合，对于符合转化条件的民间借贷形式就将其逐渐纳入正规金融体制，对于不符合正规金融的条件的民间借贷形式就对其加以规范，使其成为正规金融的补充，为正规金融无法覆盖的群体提供融资服务，共同促进经济发展。
（二）民间借贷规制路径的选择
对民间借贷进行规制几乎是所有经历过民间借贷问题的国家持有的共识。考察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体系，发现均对民间借贷进行了必要的立法。但是在其规制路径的选择上，则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如中国香港所采取的以行为法为主的规制路径，另一种是大部分国家所采取的以主体法为主的规制路径。
中国香港是国际金融之都，以自由的金融制度而闻名。民间借贷在中国香港也具有更为自由的空间，其与正规金融相互竞争，促进了金融的繁荣。中国香港在民间借贷方面主要的规范为1980年推出的《香港放债人条例》。该条例并未区分民间借贷的各种形式与主体，而直接从民间借贷行为入手，对民间借贷作了极为自由的规定。当然在实际从事放贷行为时还需要取得放贷人牌照，以便于对民间借贷进行直接监管。
大部分国家采取的规制路径主要是区分各种借贷主体和借贷形式的分类规制方式。各国受其传统影响，民间借贷具有不同的形式，当某一种民间借贷形式发展到一定规模需要政府介入监管时，政府就对该类形式民间借贷制定相关规范进行约束。因此一国的民间借贷规范体系就是由适用于不同形式、不同主体的规范集合而成。
一般来说，以行为法为主的规制路径代表着自由的金融体制，而以主体法为主的规制路径更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能够适应民间借贷的发展。但是二者并非相互排斥，中国在对民间借贷进行立法规制的时候可以考虑将二者结合进行，即用一部类似《贷款人条例》的法律对民间借贷进行宏观层面的把握，然后进一步根据现实需要制定针对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形成多层次的完善的法律体系。
（三）具体的制度设计
关于民间借贷，各国都有其具有特色的配套制度。在此仅选取能够为中国所借鉴的制度进行简单介绍。
1.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为了更好地解决融资过程中面临的信用问题，美、日、德等国均构建了各自的社会信用体系。以美国为例，其通过美国信用管理协会、邓百氏公司、穆迪、标准普尔信用评级机构等信用评价主体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覆盖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社会信用体系[6]。该体系不仅为正规金融机构从事业务活动提供信用信息，也为民间借贷机构服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民间借贷的风险。而目前中国仅存在一个以银行为主体构建的信用系统，并且民间借贷机构由于不具备合法性也无法利用该信用系统来降低风险。因此应当尽快使民间借贷合法化，并将民间借贷机构的信用系统与银行已有的信用系统相连接，这样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违约成本，降低民间借贷风险，同时也可以逐步构建中国的社会信用系统。
2.个人破产制度
民间借贷属于关系型借贷，放贷人基于对借款人的信任而提供借款，主要依靠小范围社会中的个人信誉来增加违约成本。总体来说民间借贷个人恶意违约的情况并不多见，但是出于对债权人的保护考虑，仍应当出台个人破产制度以降低可能的风险。一般发达国家均建立了个人破产制度，通过对个人财产进行破产清算、对破产人实施一定的惩罚等措施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和减少个人违约行为的出现。中国《企业破产法》目前并未承认个人破产制度，但是学界普遍认为个人破产制度在中国建立的条件已经成熟，应当尽快进入立法程序。个人破产制度的完善对于降低民间借贷风险，促进其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高利贷相关制度
高利贷是民间借贷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然而考察中国法律规范可以看出，中国目前关于高利贷的规定仍是空白：既未规定严格意义上高利贷的标准，也未规定高利贷法律责任。同时司法实践中最高院却以非法经营罪对高利放贷行为进行定罪，这不仅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也导致了行政权向立法、司法的扩张[7]。在这一点上，中国香港地区的做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中国香港《放债人条例》对于高利贷规定了两档法律责任，“实际利率超逾年息48%”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实际利率超过年息60%”即属犯罪[8]。这样的规定实现了不同法律责任的衔接，具有较好的实际效果，值得借鉴。
4.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机构的衔接
民间借贷往往面临着资金来源的问题，大部分民间借贷获取资金行走在非法集资的边缘，面临着极大的法律风险。与此同时，正规金融机构被要求加大对中小企业和农村地区的金融扶持力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该政策一直无法落实。因此，可以考虑将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机构进行衔接，一方面为民间借贷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民间借贷的比较优势，解决上述对象融资不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可以参照菲律宾稻米联结贷款的经验。菲律宾政府为解决稻米生产户资金不足推出了一项资金扶持计划，由稻米供应商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资金，然后向稻米生产户提供贷款，农户在稻米成熟后将稻米出售给供应商，以偿还贷款。这一计划很好地解决了农户资金需求和贸易商资金短缺的问题，取得了不错的社会效果[1]88。中国对此问题也应当给予一定的关注。
四、中国涉及民间借贷金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民间借贷问题从本质上说是金融体制的问题。过度管制的金融体制无法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符合现代金融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国务院近年来逐步展开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试验。2012年3月国务院设立温州市综合改革试验区，在《浙江省温州市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对民间借贷的改革提出了如下要求：“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同时鼓励民间资金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依照这一方案，温州制定了相应的实施方案，提出“研究制定规范民间融资、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管理办法，设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深化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试点”等一系列细化办法。目前，管理办法正在研究制定之中，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已经设立并开始运营，民间融资监测正在逐步推进，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也在建立之中。但是目前的改革也体现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根据《地方组织法》和《立法法》的规定，较大的市有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权力。而温州市不属于国务院确认的49个“较大的市”，因此没有地方立法权。这使得温州市在制定相关民间融资管理办法时面临着无权制定的尴尬局面。
第二，温州市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目前的运行情况也不理想。从理论上说，民间借贷登记备案有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高利贷问题并降低民间借贷风险。然而研究发现，以下一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登记服务中心在实践中的效果：（1）登记服务中心公益性质与股东利益之间存在冲突；（2）对于中心所引入的中介机构的角色定位、监管等问题并未解决；（3）未解决民间借贷通过登记中心完成的积极性问题。
第三，对民间融资的监测不到位。温州市依靠的监测渠道主要有两个：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和温州市人民银行。由于民间借贷登记的非强制性，因此登记中心的监测效果有限。目前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对民间融资利率的监测体系已初步形成，并定期向社会公布温州民间借贷监测利率该监测体系由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于2003年在全国率先建立，是反映社会资金余缺、分析金融市场秩序的晴雨表，在全国均具有影响力。参见：《温州正式向社会公布民间借贷监测利率》（http：///native/finance/201205/t20120516_509632956.shtml）。 。应当说利率的公布对于民间借贷信息透明化、决策理性化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仅仅对利率进行监测并不能反映民间借贷市场的风险与实际情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对民间借贷的规模、形式、违约率、风险形式等进行更为细化的监测。
第四，民间借贷新型金融组织的建设情况不理想。由于中国金融领域的管制，民间借贷新型金融组织的设立需要存在相应的规定。目前仅存在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种形式。农村资金互助社因其互质而无法自由放贷，因而并非民间资本选择的主要形式。而目前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其中小额贷款公司主要面临设立条件、资金来源和向村镇银行转化的问题。而村镇银行最主要的是发起人资格限制及成为发起银行分支机构等问题。基于这些问题，全国2009年提出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三年计划未能完成。
五、中国民间借贷规制机制的基本构想
结合金融改革试点到目前为止在民间借贷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问题，与上文所涉及的中国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及国外的发展经验，笔者对接下来一段时期中国民间借贷规制机制的构建提出以下基本构想。
（一）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民间融资体系，充分发挥民间借贷的优势
在中国目前严格管制的金融体制之下，民间借贷普遍的合法性得不到承认，只能通过法规、政策等规定对个别形式予以认可。这样就限制了民间借贷具有的创新特点，因为当局的认可总是落后于其现实的存在。就像温州金融改革中所体现出来的一样，改革总体方案中提出要鼓励民间资金参与设立新型金融组织，但仅对其三种形式作了列举，然而民间借贷形式除了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这三种形式之外还有很多，诸如合会、合作社、私募基金、产品供应商、P2P平台、典当行等。这些形式的民间借贷因无法律规范的确认因而降低了其适用性。在目前情况下，首先要做的不是对民间借贷的合法性进行个别形式的认定，而是应当从整体上概括确认。支持现有民间借贷形式的发展并鼓励新型民间借贷的出现，以覆盖不同层次的民间融资需求并给予民间资金自由选择的空间。从而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形式、全覆盖的民间融资体系，在保持民间借贷信息和成本优势的基础上[9]，为正规金融不愿或者不能提供服务的行业、地区等提供资金支持，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建立和完善民间借贷法律体系，引导民间借贷规范发展
从域外经验的分析中可以得知，民间借贷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间借贷的发展。而中国目前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仍存在着诸如法律缺失、体系庞杂、更新缓慢等问题，需要进行一定的改进，以引导民间借贷规范发展。结合温州金融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在目前的金融改革试验中，要给予试点地方更多的立法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目前几个试点城市如温州、丽水、义乌等均不具有进行地方立法的资格。而在金融改革试验中，很多改革措施只有通过立法进行确定才能较好地保证其权威和效果，特别是在现有法律体系未作出改变的前提下，仅通过层级较低的规范性文件无法保证其政策执行的稳定性，也无法给配套的司法、行政等提供合法的依据。这对于金融改革的效果极为不利。因此，在作出金融改革试点的决定时，应当给予其更多的立法权，使其能够与经济特区类似，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对现行法律法规规范作出变通规定，这样才能保证金融改革试点的顺利进行。
第二，条件成熟时，逐步构建民间借贷法律体系。首先应对《贷款通则》等规范性文件中过时的条文进行统一清理，使其符合民间借贷规范发展的趋势。而后制定一部统一的民间借贷法律，从总体上对民间借贷作出规范。如规定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各方权利义务、利率水平、担保、各种类型和形式、禁止事项、法律责任等。同时针对未受到法律法规规范的民间借贷形式区分其规模大小和规范的必要性，逐步建立相应的规范，与统一性的法律一起构成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
第三，在构建民间借贷法律体系的过程中，充分重视各种民间借贷配套制度的建设。各国经验表明，民间借贷配套制度的建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民间借贷的风险。上文中提到的四种制度：社会信用体系、个人破产制度、高利贷制度以及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衔接等目前在中国亟需建立并且已经具备一定的条件，因此在温州等试点城市可以先行尝试，条件成熟时再向全国推广。这些配套制度的建立对于促进民间借贷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建立和完善民间借贷监管体系，促进民间借贷健康发展
金融行业由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需要政府对其日常经营进行监管，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民间借贷也属于金融体系的一部分，也需要建立相应的监管体制来规范其活动。结合中国民间借贷监管存在的问题，在构建民间借贷监管体系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制定全面的监管办法，明确民间借贷监管的主体、对象、原则、内容。只有在立法先行的情况下，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才能做到有法可依[10]。为了对民间借贷进行全方位的监管，就应当制定一个全面的监管办法，对涉及民间借贷监管的各方面进行规定。关于监管主体，可以由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进行统一监管，同时考虑到民间借贷的地方特色可以设立地方监管主体，具体贯彻实施人行和银监会的政策，保证监管效果。在监管对象方面，要重点把握主要的民间借贷形式，如合会、地下钱庄、典当、P2P平台、小额贷款等，对于其他民间借贷形式仅进行违法性监管。在监管内容方面，目前仅仅对利率的监管远远不够，可以充分利用登记备案制度进行规模、形式、用途、利率、违约情况等方面的监督管理。总之充分考虑到民间借贷监管的相关问题，在监管办法中予以体现，以真正实现对民间借贷的全方位监管，保证其健康发展。
第二，构建多层次、完善的监管体系。在国际社会上，通过登记备案来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是一种普遍做法[11]。温州地区目前已经建立了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但其运行效果并不明显，其存在的问题上文已经进行论述。民间借贷登记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课题，这里只简要阐述笔者看法。笔者认为民间借贷登记可以采用自由登记主义，但对登记的法律效果进行鼓励性的规定，如登记税收豁免、放宽登记利率、登记效力优先等；同时采取大额备案的登记制度，确定一定的标准以节约资源；最后依据各级登记部门建立民间借贷监测体系，对民间借贷进行实时监测，降低风险。在备案制度以外，建立民间借贷主体资格审查、政府风险预警、司法监督等涵盖事前、事中、事后监管的各项制度，采用合规监管和风险监管相结合的混合监管模式[12]，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将政府部门的监管与行业协会的自律相结合，构建多层次、完善的监管体系。
六、结语
民间借贷的问题归根结底与中国金融体制存在密切关系。中国目前严格管制下的正规金融体制是导致民间借贷问题产生的内在原因。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民间借贷问题，除了上述民间借贷规制机制的构建外，还需要从改革现有的金融体制入手。总理在2012年人大期间的表态和温州地区所做的金融改革尝试使人们看到了希望。金融体制的改革加上对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和政府监管，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民间借贷问题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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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形成要件篇10
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的一部分，对民间借贷纠纷处理的及时、恰当，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和国家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全国各个地区的“地下钱庄”异常活跃，私人之间的借贷迅速攀升，为此，在民间借贷案件异常增多的情况下，其所产生的纠纷也迅速增长，在全国各地法院所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在案件的标的额上不断增大，如今的民间借贷纠纷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借贷法律问题，更多的是逐渐成为了一个受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比如温州地区的民间借贷纠纷的各类报道纷纷充斥于众多媒体中。
对本院来讲，通过深入调研摸清本院在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有关情况，及时分析、了解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有关规律，显得尤为及时和重要，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法官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效率，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促进本区社会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为此，我们通过对本院近几年来在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调研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也与其他地区的法院一样，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突出表现为：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数量增加，在全年案件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案件标的额增大，由单纯的民间借贷纠纷迅速向社会化问题转变。在本院所受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中，2008年本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6件（由于历史原因，本区所辖的地理范围较小，全年本院共受理经济纠纷案件共38件），占全年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的16%；2009年，本院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8件，占全年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的18%；2010年，本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5件，占全年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的22%；2011年，本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6件，占全年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的33%；2012年1月至3月，本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6件，占共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的43%。与此同时，在所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标的额也由原来的几千元、几万元上升到现在的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元。
从以上数据显示，虽然本院在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绝对数量有限，但是在所受理的案件数、所占的比重和标的额仍然与其他地区的法院一样保持着逐年增长的趋势，一方面反映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手中的积蓄越来越多，同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降低存款利息等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影响，人民群众已不再满足存款所得的利息，而是追求高额利息，得到更多的收益，这样，为民间借贷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也反映本区民间借贷有不断发展的趋势，在后金融时代本区经济仍就能够保持活跃的发展。民间借贷的迅速发展，对本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充分、合理的利用社会闲散资金，有利于促进本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由于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对民间借贷进行具体、完整的规定，如果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势必会扰乱我区金融秩序的健康发展。因此，对民间借贷这把“双刃剑”，应该引起区委、政府和人民银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正确引导民间借贷的发展，促进民间借贷的良性发展。
二、特征
在这次调研中，我们通过采取查卷法、对比法、分析法、经验总结法等调研方法，对我院从2008年以来所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分析。通过对案卷材料的分析，发现我院在所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具有如下的特征：
一是案件数量和标的额增加。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区所管辖的地域范围狭小，我院一年中所受理的案件数有限，我院2008年共受理经济纠纷案件38件，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6件，占全年经济纠纷案件的16%；2009年共受理经济纠纷案件45件，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8件，占全年经济纠纷案件的18%；2010年共受理经济纠纷案件69件，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5件，占全年经济纠纷案件的22%；2011年共受理经济纠纷案件48件，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6件，占全年经济纠纷案件的33%；2012年1月到3月，共受理经济纠纷案件14件，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6件，占受理经济纠纷案件的43%。因此，从以上数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虽然我院在一年中所受理的经济纠纷案的总数有限，但是在所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却是逐年增多，占全年经济纠纷案件数的比例也不断上升，与其他地区法院所反映的基本情况一样。同时，在近年来所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诉讼标的额也由以前的几千元逐渐增加到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究其原因是由于近几年来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人民群众手中的积蓄变得越来越多，同时随着辖区旧城改造、城建步伐加快，经营者对资金需求量较大，而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家对金融市场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人民群众把钱存在银行所获得的收益越来越少，经营者从银行融资也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一些小的建筑开发企业资金链断裂，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更趋向于把自己手中的钱投入到收益更高的行业，从而导致民间借贷和地下钱庄变得异常活跃。
二是普遍存在事实的高利贷现象。在所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借贷双方关于利息的约定从月息1.5%至3%不等，但通过大量案件审查我们发现这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大部分借贷双方利息约定远远高于此。经庭审查证利息达5%、6%甚至8%都存在。同时，在有些民间借贷纠纷中，贷款人为了能够保证利息的实现，首先在本金中予以扣除了利息，而在借条上写的借款金额却是本金，而不是扣除利息所剩余的那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因借款人迫于急需用钱，对贷款人这种违反法律的行为显得捉襟见肘，同时借款人的举证便变得相当的困难，甚至无从举证。对此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法院在查证属实的情况下应该不予以支持，保护借款人的合法权利，严惩贷款人的违法行为。另外，当然也有的由最初的借贷为了生产到后来玩起了资本游戏，最后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于该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要求人民法官秉着保护合法、妥处违规的原则处理此类案件。一要坚持兼顾各方当事人合法利益的原则，坚持保护民间资本与维护正常金融秩序兼顾，还要注重发挥司法裁判对民间资本规范和引导作用，二者不可偏废，更不能走向任何一个极端。我院在审理所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中，一直遵循以上原则，做到合法、合情、合理——对借贷方同意放弃高利息的，人民法院予以确认；对双方重新约定利息且在合法范围内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对坚持高息不放且构成违法犯罪的，人民法院予以坚决打击，绝不放纵。从2008年以来，我院一直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加强合法性审查，对预先扣息、职业高利贷等金融违法行为以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嫌集资诈骗犯罪等问题借贷，依法予以移送有关机关处理，有效地打击扰乱金融秩序的犯罪行为，净化了辖区借贷市场。
三是被告多数下落不明。从2008年以来所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情况来看，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大多数被告下落不明。有的债务人负债累累，为躲避债权人追讨，在当事人没有以前便玩起人间蒸发的把戏。在我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有近一半的案件的被告下落不明或拒不到庭。案件受理后，人民法院无法联系到当事人，导致无法向当事人直接送达应诉法律文书，对此法院只能依法公告送达相关的法律文书并缺席审理和判决。因此，在所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调解结案的案件很少，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比例偏高，权利人的债权长期难以实现，成为法院执行难案件新的增长点。
三、成因
在全国各地，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增多，不仅给法院的审判增加了压力，同时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复杂的个体原因，更有深层次的社会背景，是在宏观经济调控、金融危机等多重影响下，经济最基本单元的必然结果，“借贷案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社会问题”。而对此类案件的处理，确实在考验着人民法官的智慧，既要化解纠纷，又要促进辖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因此，对于每位法官来说，为了更好的把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实质，公正、合理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更应该去了解和把握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在最近几年来逐年增多的原因，以及贷款人和借款人在借贷过程中所运用的伎俩。通过调研发现，我院在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增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传统的渊源。民间借贷是最早出现的信用形式，它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而产生，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由于我区位于沅江和巫水的交汇处，在古代属于西南五省的必经之路，因此我区的工商业特别发达，历史上称之为“小南京”。工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资金的流动，同时也促进了民间借贷的发展，因此我区至今还保留了许多关于金融业发展的遗迹。建国后，我国的民间借贷在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比较活跃，但在计划经济时期规模和范围都很小，可以说已经基本消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间借贷逐渐发展起来。同时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乡土社会”，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强的家族血缘意识，加上亲朋好友之间互相了解，交易成本低，从而为民间借贷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所以，尽管民间借贷在我国至今未获得合法地位，但是在许多地区的发展仍呈生生不息之势。
第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积蓄逐年增多。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跨步发展，邓小平所采取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也使得他们有更多的积蓄；同时近年来中央的惠农政策使我国的农牧民得到了更大的实惠，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手中的存款也不断增多，民间资本在不断增长。同时由于资金的逐利性，追求高额的利润，而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发达，县以下缺少证券投资，国债也很难买到，加之近年来国家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存款利息较低，对资金持有者缺乏吸引力。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民间借贷可以获得比在金融机构存款高得多的收益，因此，在各种条件的影响下，民间借贷迅速发展。在多数借高利贷者中，他们都是为了做生意赚大钱，或者是在商场上一时亏损为了“翻本”，而放贷者则是为了牟取暴利。对于有钱者来说，将钱存入银行利息太少，投资股票风险太大，投资房地产时间太长、投资钱币、邮票等专业知识又不够，而放高利贷则使他们既能较快获取暴利，又能逃避工商、税收等部门的监督，这是其存在并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一些人只考虑远远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息的借贷可能会给自己带来高额利润，便不顾一切地放款，他们只关心利息多少，多长时间结一次利息，对借款人的履行能力和自己所面临的风险根本不予考虑，有的甚至对借款人家住哪里都一概不问。特别是周围个别通过放贷一夜暴富人的“示范”作用，更刺激他们的冲动，最后导致本息都得不到受偿的结局。
第三，城市建设加快。随着城建步伐的加快，房地产开发成为暴利行业，同时也是资金密集型行业，他为民间资本找到出口，也为民间借贷找到市场。房地产市场价格逐年上涨，商品房竣工面积逐年增多，资金需求量逐年增大，致使民间资本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手中虽然有了几个钱的农牧民，在自己经济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也不惜凑钱到城里或乡镇买商品房，从而导致民间借贷和地下钱庄异常活跃，造成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人为地推高了房价。
第四，信贷政策的影响。近年来受宏观经济环境和多种因素影响，县域金融机构存贷差在增大，一些国有商业银行甚至出现了贷款负增长，进而造成了——一方面有不少资金在银行沉淀，另一方面急需用钱的农民、中小企业却得不到贷款，其原因有：一是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贷款积极性不高，国有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体制改革，信贷权限上收，对中小企业、个体户发放贷款慎之又慎；二是金融机构信贷门槛过高，表现在贷款手续复杂，一笔贷款需要经过调查、担保（抵押、质押）、审批等多个环节，所需时间较长，不能及时满足农户和个体工商户的资金需求。同时金融机构为了规避金融风险，大都严格贷款发放，使许多人难以取得充足、及时的贷款。在我国农户的生产经营投资中，有相当大比重由借贷资金承担，大多数农户遇到如婚丧嫁娶、子女升学、建房治病等大的生活支出时，也需要举债。由于农民的土地、住房、果树等都难以变现和用于抵押担保，贷款数额不大，且季节性强，农户对小额贷款的利率“并不太敏感”。而我国民间借贷手续简便、操作灵活、方便快捷的固有优势适合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之间的资金调剂，与银行信贷相比，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融资方式。此外，从2003年以来，国家扩大了贷款利率浮动幅度，银行贷款利率与民间借贷利率的差距缩小，使得一部分农民和个体工商户更倾向于民间借贷。因而一些小企业、个体户、农户资信程度不够高，又没有足够的财产作抵押，也难以找到有实力的担保人作担保，所以很难达到银行的贷款条件，从而导致了那些无抵押而又急需贷款的个人、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很难从金融部门获得贷款，无奈只好求助于民间借贷。
第五，资金供求的失衡。资金作为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短缺状态，并且长期以来资金的配置存在不合理之处，资金的利用效率不高，呆、坏账比例居高不下。一方面，个别行业的贷款利用效率不高，形成浪费，另一方面，农村正规金融不能有效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新的银行不断出现，老的银行不断进行改革，但从获利的角度出发，基本把提供金融服务的眼光投向了城市中的优质客户，面向农村和乡镇的只有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而且网点不断撤并。农业银行作为我国商业银行系统中惟一一家面向农村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在农村个私经济的发展中却发挥不了大作用，主要是由于门槛太高，农民贷款太难。即便是农村信用社，其贷款的90%左右也集中在乡镇企业，“垒大户现象”普遍存在，而绝大部分农户却告贷无门。农户旺盛的资金需求既然得不到满足，民间借贷市场应运而生也就成为必然。这种严重的资金不平衡导致了民间借贷的快速膨胀。
第六，诚信的缺失是民间借贷案件增加的又一重要原因。现实中，很大一部分案件的当事人在借款之前就已经明知自己没有履行约定的能力，但看到别人住进了楼房，开上了汽车，出于投机和赌徒心理的支配，大量借贷，对利息多少一概不问，只要能借到钱就行。有些当事人甚至说，只要你借给我钱，多高的利都行，而到了还钱的时候却说没有钱，除非你再给我从别处借来我才能还你，至于利息，笑话，还本就不错了。还有些当事人借款的目的是为了转借，从中获取利差，然而，转借出去的钱无法收回，导致自己摊上了官司。还有的借款人借款后由于经营亏损而无法按约定偿还借款，是以诚信为基础的民间借贷市场混乱不堪，诉讼案件频频发生。
第七，正规金融制度与民间借贷的不兼容以及金融监管的薄弱。我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管理制度一直在保护正规金融的垄断地位，如《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个人不得设立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非金融机构也不得经营金融业务”。因此，在正规金融不能满足农村金融需求，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也不能产生的情况下，民间借贷，以“灰色”的形式存在，形成不和谐的金融二元格局。基层银监部门监管任务重、人员少，而民间借贷又大都十分隐蔽，监管起来多少有点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有关民间借贷管理尚无明确的规定，令基层银监部门监管无章可循。
四、影响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金供求矛盾也日益突出，民间的借贷活动不断增多，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有效解决个人、企业生产及其他急需，弥补金融机构信贷不足，加速社会资金流动和利用，起到了拾遗补缺的正面作用。但不规范的、盲目的民间借贷行为向企业或乡村两级政府、集体经济部门渗入，并不断蔓延和发展，将会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甚至对整个区域经济金融运行产生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容易发生债务纠纷，不利于社会安定和谐。一是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管理和法律法规支持，具有盲目性、不规范性、不稳定性，容易引起借贷双方的纠纷；二是民间借贷金额小，涉及人员广泛，且多发生于社会基层，一旦发生纠纷，将对社会安定产生负面影响；三是民间借贷一旦发生欠债不还，部分通过暴力收回借款，借贷双方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民间也因此出现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追债公司；四是有的民间贷款用于、吸毒等严重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更大。
第二，加重了企业负担，导致企业资金使用恶性循环。企业高息负债后，财务支出进一步增大，使本来效益不好的企业雪上加霜。虽然一时解了燃眉之急，但受企业所吸收的高息负债带来的有限效益制约，往往得不偿失。借贷资金在退出生产经营过程后，增值有限，企业难以支付到期债务，往往通过吸收新的高息资金来偿还到期的高息负债，拆东墙补西墙，企业资产被挖空并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企业今后的健康发展。
第三，加重了经营者的负担，助长高利贷的存在。许多企业或个体户从民间所借资金利率水平一般都比较高，比银行同期利率高3—4倍。过高的利率水平，一方面加重了经营者的财务负担，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民间借贷资金主要使用者——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导致了高利贷的存在，在社会上造就了部分食利阶层。
第四，影响国家利率政策的实施。正规金融机构资金价格由国家确定，而民间借贷的利率是根据资金的市场供求关系，由借贷双方自发制定的。民间借贷大部分都是在资金需求紧张、迫切，银行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的，基本上是一个卖方市场，利率水平通常远比银行同期利率高，影响了国家利率政策的全面贯彻实施。
第五，社会信用难以控制，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国家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来，各金融机构限制了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及效益不好企业的信贷支持。这些企业在得不到银行信贷支持后，利用支付高额利息直接从社会上融资，诱导民间闲散资金投入，使社会资金从非正常渠道流入到本应该淘汰的企业中进行无效流动。一方面使社会资金失去控制，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健康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干扰了金融机构正确执行国家的利率政策、信贷政策等，一定程度上扰乱了金融秩序。由于民间信用的利率高，借款人总是想方设法归还高息贷款本息，而对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则能拖就拖、能欠就欠、能逃就逃、能废就废，不利于银行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另外还影响了银行筹集资金的能力，对金融系统宏观调控不利。
五、解决措施
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法官既要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保障法律的公平与公正，又要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达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对原告提出诉讼保全的案件，同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法院应该及时作出保全并予以执行，以使原告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对利率约定过高的案件，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坚决予以调整；对既约定了利息，又约定违约金的案件，只保护其中的一项，并且均调整为法律所规定的范畴，即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下计算为准。因此，为了更好的促进民间借贷的发展，使民间资本充分发挥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国家、政府、银行等各个相关部门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金融部门要积极筹措资金，提高服务水平。一是在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前提下，适时对那些经营管理水平较高，产品有市场竞争能力，能够还本付息的企业加大信贷投入力度，支持其合理的资金需求。二是努力改善服务水平，利用现代技术为居民提供简便、快捷的存款服务。在保障银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金融部门要对符合贷款条件的中小企业或居民简化贷款手续，提供简便、快捷的信贷服务。要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引导中小企业以入股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拓宽民间融资渠道，减少民间借贷资金。三是各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在向大中型企业或大项目倾斜的同时，也应该适当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求，以缓解资金供求矛盾。四是人民银行应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政策引导，要设立支农贷款比例、农户贷款发放量、发放户数和资金回收率等若干指标，加大信用社支农服务的检查监督和考核力度。五是金融部门要创造条件，积极开拓融资市场，为企业直接融资创造条件，从而规范企业行为，同时也为投资者正确地把握投资方向提供稳妥的金融条件。
第二，要制定完善的、合理的民间借贷法规和办法，正确引导民间借贷行为。鉴于目前我区民间借贷案件普遍存在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国家或相关政府部门要尽快制定《民间借贷法规》或《民间借贷管理办法》，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对一些乘人之危而攫取高额暴利的高利贷者要坚决予以打击、取缔，以维护社会的稳定。通过对现阶段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特点和成因进行调查后我们发现：借贷案件增多有其偶然更有其必然，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时期的出现的必然现象。虽然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但也有规律可循。具体表现为：先经济发达地区后落后地区，先城市后乡村，形成由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落后地区传导的蝴蝶效应。所以制定一套完整的、便于操作的规范性规章制度，让民间借贷按规矩办事、按规定操作势在必行。同时相关职能部门应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管和引导，既给以地位，也受规矩约束，要努力实现引导与打击两手都要硬，要加大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把民间借贷向良性、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轨道上引导，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三，银监会应切实担负起金融监管职责，制止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金融监管部门应制订严格的管理规定，以加强对金融监管的力度，使民间借贷行为在国家监管之下有序的发展，同时也要给予民间金融一定的法律地位，尤其是对自发形成的有组织的金融活动加强监管，避免“金融风波”。对合法的民间借贷，国家要坚决予以保护，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对于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民间借贷行为，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加强监督，进行打击，使违法人员受到相应的惩罚。
第四，政府应切实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直接投资。受我国特殊国情的影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仍然存在，为此，政府等相关部门可以加大对投资体制改革的力度，引导民间资本向落后地区投资，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建立储蓄投资转化核心机制，加快资本市场发展速度，积极为民间社会资金顺利进入投资领域拓宽渠道、扫除障碍。另外，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民间借贷形成要件篇11
民间借贷并不是法律上明确规定的概念，并且从现在已有的文献看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与清晰的界定，本文认为可以从概念的含义和形式对民间借贷的概念进行界定。
本文认为狭义上的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按照不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进行的货币或者其他有价证券借贷的一种民间金融的形式。广义上的民间借贷还包括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
民间借贷的交易主体具有多样化的特点，比如有的民间借贷交易是以自然人的身份独立开展资金融通活动；有的民间借贷交易是依托民间借贷组织为中介而进行，有的民间借贷交易是在自然人与企业法人之间进行[1]，如此多样化的交易主体相应地导致民间借贷的形式多样化，民间借贷的形式包括：自由借贷、民间中介借贷、民间互助会，典当行等。
二．当前中国民间借贷市场规模与现状
当前我国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对经济发展影响也是越来越大。1995年，中国的民间借贷资金约有700至1000亿。90年代中后期以来，民间借贷的发展速度更快，规模更大，而且形式越来越多，信用工具越来越复杂，对社会经济余融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2002年，在广东、福建和浙江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通过民间借贷市场的融资规模大约相当于国有银行系统融资规模的1／3左右[2]。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对全国20个省份的实地调查显示，2003年底中国民间借贷的规模在7405至8146亿元之间，占同期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业务增加额的比重近30％左右[3]。央行的调查统计表明，到2010年3月末，民间借贷余额为2．4万亿，占当时借贷市场比重5％以上，而近两年来，我国民间借贷资金量逐年增长，存量资金增长超过28％。特别的部分地区民间借贷规模发展迅猛，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7月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规模已达1100亿元，温州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浙江省之外，还有江苏、福建、河南以及内蒙古等省区，其中内蒙的鄂尔多斯民间借贷规模据保守估计大概是2000亿，且最高年利率在60％以上，已超温州地区，50％以上的居民都参与了放贷与借贷的资本运作。
通过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已经很大，并且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但是我国民间借贷的极速发展和迅猛扩大的结果却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爆发就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比如近两年来温州老板的跑路、自杀多和民间高利贷有关。除了温州，江苏"宝马乡"高利贷市场崩盘事件，其涉及人员之广、资金量之大着实让人触目惊心，还有福建、河南、山东、内蒙古等地接连发生的债务人出逃、中小企业倒闭等事件，这些事件的爆发直接破坏了民间信用机制，冲击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虽然政府的最终介入及其扶持政策暂时稳定了市场信心，但民间借贷的制度风险及其法律规制问题实已无法回避。
三．民间借贷的困境
民间借贷尽管有自己的一套运行方式，但是，这种运行方式是建立在惯例和自律基础上的，并不像正规金融机构那样在政府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下产生，所以民间借贷活动的程序不规范，
在加上民间借贷缺少像法律这样的硬约束，缺乏立法上的监管，使得民间借贷在利益的驱使下，以及一些不法分子的利用下，已经脱离了生产和自用的途径而是用于投机圈钱，滋生短期行为，非法集资的现象屡禁不止。使得部分民间借贷往往伴随着高利贷甚至带有黑社会性质。这些不法及不规范行为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纠纷和社会问题，甚至危害到了社会的安定。然而，长期处于地下隐蔽活动状态的民间借贷由于往往会与高利贷、非法集资等不法行为联系起来，而受到金融监管部门的严格监控，并且屡遭非理性的治理整顿，使得民间借贷只能游离在法律之外，进行地下运行，这样使得民间借贷的问题更加得不到的解决和保护，民间借贷的发展陷入了没有尽头的恶性循环，并且为爆发民间借贷危机埋下了隐患。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困境。
（一）法律上缺乏对民间借贷的规范与保护：
现阶段我国在民间借贷方面的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规范本身不健全、规定不统一。目前，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数量较少，并且相当零散，尚未形成系统的制度体系。从内容上看，没有明确民间借贷在金融体系中应有的地位，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权益保障、交易方式和合同要件、利率水平等方面规定都不明确，二是在对民间借贷的调节实践中，主要是政策在发挥作用。对有的民间借贷问题的处理没有法律依据，仅依据政策进行，从而缺乏稳定性。并且已有相关法律规范和政策之间相冲突。既表现为法律与司法解释的冲突，也表现为法律与政策的冲突。三是法律严重滞后现实，与民间借贷实践活动相矛盾。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缺少，但我国的民间借贷却大量存在，因此与之相关的纠纷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增多[4]。
（二）监管的障碍
主要体现在对民间借贷监管的相关制度和法规的缺乏，监管技术不够先进和监管态度的非理性严格。
首先，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的监管法律不健全。当前我国关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没有专门的法律去明确其在现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也没有相应的法律去约束和规范民间借贷，为民间借贷的监管提供法律依据。
其次，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的监管专业化水平低。 经过多年的金融改革，我国的金融监管水平虽然提高不少，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仍显得落后，主要表现没有一个专门的平台统一对现场监管、非现场监管以及市场准入信息进行集中有效的管理，仅能根据监管人员的经验了解民间借贷的历史情况。并且民间借贷是游离于正规金融组织之外的非正规金融活动，金融监管部门依靠现有的监管力度和监管手段，难以获取民间借贷的真正活动情况和准确的数据资料[5]。
再次，由于对民间借贷的监管没有专门的法律可以遵循，造成监管部门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力度不能很好的把握，容易因为打击高利贷和非法集资而管制过严，殃及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而无视民间借贷对经济发展的功绩，不区分民间借贷的优劣之处，非理性地封杀了民间借贷合法存在的空间，堵上了民间借贷进入正规金融市场的道路。
（三）民间借贷的不规范
1、借贷当事人信息不对称
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对借款人的信息不甚了解，即信息不对称。民间借贷关系中的贷款者在放贷前并没有对借款人的资产状况等信息进行详细了解，这为不讲信用的企业肆无忌惮地通过民间借贷渠道大量贷款埋下了隐患。而且，民间借贷的放贷人在放贷后也不能掌握借款人使用借款的情况，更无法约束贷款人合理使用借款。
2、借贷合同不规范
由于我国民间借贷行为多产生在熟人之间，因此民间借贷的行为通常比较随意。借贷过程中经常签订的是不规范的借贷合同，或者签订"借条"作为借款和双方权利义务的凭证，甚至只是当事人之间口头约定便产生效力，这些不规范的行为往往会影响了借贷行为的顺利实现，导致借款纠纷的出现。
3、偿还协调机制不完备
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大多是凭借对借款人的信任而发放贷款的。尽管没有直接的抵押品，但人们通常认为应该由贷款的自然人及其家人来偿还全部债务，这实际上是扩大了"抵押品"的范围，相对于正常贷款中仅以抵押品或企业全部资产为债务追索限度，这实际上是无限追索了。当发生或可能发生违约时，贷款人缺少与借款人的协调。贷款人想到的只是如何索取自己的本金和高额利息，却不知此时企业可能连本金都难以偿还。如果此时能够减免企业的高额利息，并改以较低的利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则有可能实现贷款人和借款人的双赢。
4、民间借贷经营上的分散性
提供民间借贷服务的个人中介和机构中介在经营和服务上具有分散性的一面，基本都是各自为政、分散经营，组织结构也很不完善。这样既不可能产生科学的管理模式，也不可能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从而不利于民间借贷的健康和长远发展。
5、信用的缺乏导致民间借贷不能的顺利进行
民间借贷很多都靠信用来维持借贷行为的进行，但是有些个人缺乏信任，有些中小企业，由于其自身规模小、竞争能力相对较弱、自有资金不足、银行融资不易、市场信息不畅、人才缺乏等先天缺陷，使得信用缺失行为更为严重。这一系列的信用问题，不仅影响了民间借贷的顺利进行，而且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四）引发犯罪问题
当前民间借贷活动，在高利润的驱动之下有的民间借贷活动不可避免地朝着非理性的空间发展，从事民间借贷的主体很有可能涉嫌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高利转贷罪和骗取金融机构贷款罪、贷款诈骗罪等罪名，民间借贷带来了高度的资金风险，扰乱了正常金融秩序甚至影响当地社会稳定。
我国民间金融市场由于长期缺乏有效的监管，合法民间借贷容易与高利贷和非法集资混杂于民间金融市场之中。其中绝大部分的"高利贷"民间借贷交易出现问题后难以寻求国家公权力救济，放贷方通过黑恶势力来帮助追索债务。高利贷现象和高利贷犯罪对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都造成了冲击，干扰了贷款管理制度和贷款秩序。除了高利贷之外，非法集资也是民间金融市场上的一颗毒瘤。近年来不少企业再融资困难的情况下，不得不铤而走险非法集资。高利贷和非法集资不仅不利于合法民间借贷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还会影响正常金融市场秩序，阻碍经济健康发展。
（五）引发的金融问题
民间借贷从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使得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更难贷到款，转而通过民间借贷融资，进而形成民间借贷不断挤出正规金融机构正常放贷、企业不断通过民间借贷融资的恶性循环。
一方面，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从事借贷交易的个人或者组织可能会通过合法或不当的行为手段从正规金融机构贷出资金，然后再利用这笔资金去从事高利润的民间借贷。银行存款的减少直接导致了银行信贷总量的减少，进而导致对企业贷款的减少。另一方面，人们可采取多种渠道向银行贷款，并将贷到的款再投入到民间借贷市场上，赚取二者之间的利率差。在银行信贷总量一定的前提下，这使得银行向企业发放的贷款更加少了。于是，企业就得更加依靠民间借贷来筹集资金，这就使得民间借贷市场更加扩大，并挤出银行贷款，最终形成民间借贷融资额不断扩大，银行贷款额不断减少，企业不得不更依靠民间借贷，融资利率不断上升的恶性循环。
（六）引发社会问题
上述的金融风险的发生，以及民间借贷引起的犯罪率的不断攀升，最终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种民间借贷由于涉及的人员通常较多，而其活动又局限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风险无法有效分散，当偿付危机发生时，会产生多米诺骨牌一样的效应，使参与者的利益严重受损，甚至导致黑社会性质的行为、恶性暴力行为、以及不堪高利贷压力自杀身亡事件（比如包头亿万富豪金利斌的自焚事件）的屡屡发生，对社会安定产生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民间借贷的犯罪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浙江"亿万富姐"吴英非法集资案就是典型。对于民间借贷来说，目前在我国从正常的合法的借贷行为演变为非法的，带有欺诈性的犯罪行为好像并不遥远。
四．民间借贷的法律解决机制
目前，我国民间借贷规范性差，从而导致各种问题的滋生，民间借贷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困境之中，要想让民间借贷打破怪圈走出困境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建立健全的法律规范体系，构建和完善具体制度，使民间借贷主体权利义务规范化，将民间借贷纳入规范化轨道上来，促进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
（一）确立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划清与非法民间金融行为的界限
由于当前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民间借贷制度建设，造成了我国民间借贷活动长期处于合法与非法相交界的模糊状态。目前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还有赖于确定民间借贷真正的合法地位。
为了有效管理民间借贷行为，首先重要的一环是，将民间借贷与其他非法的民间金融行为严格区分开来，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明确民间借贷与高利贷和非法集资的界限。其次，要在法律上明确区分现有民间借贷的合法成分与非法成分，对其分别准确定义，明确合法民间借贷的活动内容和范围，从法律上予以保护。"对民间借贷，在法律上要界定出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对资金来源是否正当，使用是否合法等方面加以规范。"张健华教授建议[6]；而对非法的民间借贷特别是危害性极大的民间借贷活动，比如，无真实借贷内容、以诈取他人钱财为目的、对抵押品提出不当要求、收取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高利息等借贷活动，均要以法律形式明令禁止。
（二）建构相关法律以规范发展现有民间借贷的活动
目前，我国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条文仅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然而这些法律法规还远远不能满足目前的实际情况，相关职能部门应针对目前民间借贷的情况，尽快建立和健全适应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法规，来应对民间借贷普遍存在且迸一步扩大的趋势。具体地说，可以从设置民间借贷机构和规范现有民间借贷活动两个方面来建构相关法律制度：
1、允许民间资本设立合规的民间借贷机构，并创设相关法律规范民间借贷机构。
可以允许民间资本创建合规的民间借贷机构，并与现有正规金融机构共存；明确其职能是专门从事合法的民间借贷工作。这样将民间借贷的地位用法律予以明确，指明民间借贷的活动内容是与正规借贷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可以实现民间借贷和正规借贷的良性共存。除了明确其地位之外，还可以对其机构类别、组织形式、设立条件、审批登记程序、业务范围、市场退出及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为我国民间借贷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2、建构相关法律以规范发展现有民间借贷的活动。
可以在民法中增设民间借贷部分，同时在金融法律制度中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引导现有民间借贷组织及其行为规范化。具体而言可以从借贷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合同要件、利率水平、借贷最高额、违约责任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确[7]，对合法的民间借贷与其他非法融资手段的区别与界线进行明确的法律解释，从而用法律手段规范、保护符合经济发展的民间借贷行为，保护合法民间借贷双方的利益，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
民间借贷基本以信用为主，一般没有担保和抵押，这加大了民间借贷的风险，因此，要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对于资金数额较大的民间借贷必须有抵押或者担保。对法律规定担保抵押须办理登记手续的，可以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让应有的权利得到法律保护。
随着民间借贷纠纷越来越多，而我国的诉讼程序复杂，耗时长，费用高，加上民间借贷本身手续不全，难以取证，使得民间借贷的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甚至出现采取非法手段追讨借款等现象，致使本来的合法行为转向了非法甚至犯罪。因此建立民间借贷的救济渠道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对民间借贷纠纷采取调解为主诉讼为辅的程序。通过立法授权某些部门或机关在管辖范围之内进行调解，对于不能调解的，可以通过简易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及时审理，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三）完善民间借贷监管的法律制度
建立起对民间借贷行为的有效监管和制约机制，其主要目的是要规范民间借贷的活动，保证民间借贷资金的良性流动，防范民间借贷风险，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而只有在立法先行的情况下，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才能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在监管方面的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明确我国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监管主体和对象。
长时间的民间借贷运行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则和习惯，我们可以发展民间借贷行业的自律组织，发挥民间借贷自律组织在借贷监管中的主体作用。对于民间借贷进行监管的政府主体必须是确定的，这样可以杜绝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相互推诿。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形成互动，可以充分发挥自律组织的作用，共同维护民间借贷的良好运行。
我国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主要监管对象是合规民间借贷机构，之前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要求创设民间借贷机构，并且制定相关法律来规范这些机构，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为高效的对民间借贷活动进行监管。对这样的民间借贷机构按照一般金融机构的监管方式进行监管。这样，一方面可以促使民间借贷机构向规矩金融机构的转化：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处在同一竞争水平上，消除对民间借贷的歧视。
2、从利率控制入手，强化现有民间借贷的监管。
中国人民银行要对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规定要进一步具体化，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借贷确定具体的利率上限，对违规者要进行严惩。只有抓住利率这个核心，才能对民间借贷进行有效的监管。建立民间借贷利率信息的监测体系，不仅对引导我国民间借贷有序健康发展有积极作用；同时，对改进提高金融调控水平有重要作用。因此，要建立一种有效的民间借贷利率信息的检测体系，引导民间借贷有序规范发展。
3、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健全内部审计监督机制。
首先，应提高有关法规的可操作性，加强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等手段的综合运用。其次，改变目前的手工操作，尽快实现监管手段的电子化，实现监管的网上运行，提高监管效率。再次，应设立专门的内部审计部门，有效开展内部审计工作，并将内控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情况作为工作重点。要畅通信息反馈和报告渠道，保证审计结果及时、完整地为最高决策层掌握。
参考文献：
[1] 苏虎超.民间借贷活动与金融犯罪相关问题探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6）．
[2] 钟伟．中国金融风险评估报告[N]．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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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徐燕青．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的完善[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10）．
[5] 张志昆．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0．
民间借贷形成要件篇12
一、民间借贷的概述
从理论的角度上而言，民间借贷的这个名词是对金融的有效补充。在我国经济发展与运行的过程中，民间借贷也体现出了重要的作用。在研究民间借贷的过程中，首先就应明确民间借贷的定义。关于民间借贷的具体含义，不同的学者在这方面持有不同的观点。但万变不离其宗，即使不同的民间借贷在不同的学者看来具有不同的定义，其中的宗旨始终不会变化。在笔者看来，民间借贷的行为主体主要是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也就是在这几类人之间产生一种借贷性质的行为。民间借贷产生在民间，因而从根本上可以说其属于民间自发性的一种金融融资渠道，也是民间组织、自然人以及其他组织实行投资的一种途径。虽然民间借贷存在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是不同的区域在经济发展特色方面又具有不同的借贷方式。民间借贷方式主要依赖于借贷双方之间的借贷性质来决定。在各种借贷形式中，民间信用借贷是最为常见的一种融资方式。
从这就可以看出，民间借贷这一行为不仅具有自己含义，同时还具有自己的形式。由此可以看出民间借贷在民间金融活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从民间借贷发展的历程就可系统的了解到，民间借贷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这么几种。首先。民间借贷是一种自由行为。民间借贷没有固定的借贷模式，利率约定与否主要由双方关系人协商而成，他人无权干涉。其次，借贷的标的物主要为货币。民间借贷产生主要缘由是缓解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在资金周转方面的问题。因而借贷的标的物主要以货币为主，但是也可以存在其他的形式。再次，借贷主体非银行机构与自然人。民间借贷的参与主体并不是银行机构组织，在借贷关系产生的过程中并没有金融机构参与其中。最后，以民间自有资金来借贷。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手中的自有资金会持续增加。在此种情况下，民众愿意将自有资金转向低风险、高回报的民间借贷活动中。另外民间借贷行为产生的前提条件是将个人信用为借贷行为产生的基础。也就是说，民间借贷产生的关系主要是在“熟人”之间发生。
二、民间借贷中的民法问题
无论是从性质还是从行为根本性来看，民间借贷受到我国民法的调整与约束。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民间借贷属于典型的民事法律关系。
（一）民事立法的缺失与冲突
在民事立法方面，民间借贷关系适用的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借贷意见》。从我国民事立法的层面就可以看出，这几个法律就民间借贷问题产生与解决措施方面的规定层次较低，并且分布于不同的部门法中。民间借贷一旦出现了问题，能够查询到的法律依据多为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实施细则。同时，利息、高利贷等相关问题方面的法律体系严重落后，没有统一、详尽的法律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从这就可以看出，民间借贷在立法方面由于制定部门以及效力之间的关系，使得民间借贷案件在审理的过程中，适用法律范围不同，产生的效果也就不同。较为严重的情况就是《合同法》中关于民间借贷行为之间的适用的规定与《借贷意见》中的内容具有冲突性。虽然有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指导原则，但是在实践中《借贷意见》更体现出民间借贷行为的客观规律。
（二）利率问题
在民间借贷行为产生的过程中，利率是民间借贷关系中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问题，主要体现在这么几方面。首先，利率确定问题。民间借贷利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借贷双方自由约定，以现有的借贷事实作为利率产生的前提条件。在利率确定问题上，国家对借贷利息的最高数额有相关的规定。在《合同法》与《借贷意见》上，都明确民间借贷利息限制在一个规定最高数额的限度内。虽然国家在这方面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但是从市场经济运作的自然性而言，这种规定干涉了民间借贷市场化运行。与此同时，民间借贷属于自然人、法人以及组织之间的自由行为，国家的这种规定违背了民事法律关系的公平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其次，高利贷问题。在民间借贷行为运行的过程中，不能杜绝有部分的民间借贷行为存在“合法借资”行“高利贷”之实的行为性质。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为规避某种风险或者是相关部门的监管，为追求高额利息，借贷双方以某种名义将实施将资金出借给借款人，而实际上却是高利贷放贷行为。
（三）借贷合同问题
借贷合同中存在问题。民间借贷合同其实就是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之间，贷款人将手头资金出借给借款人，在合同到期归还本金的合同。依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要想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必须符合订立合同关系的条件。在合同有效的基础上，才能够确认双方之间的债权关系。但是从现今的民间借贷合同就可以看出，借贷合同问题主要有债权金额的认定、借贷合同担保效力以及诉讼时效等。这是民间借贷合同中主要问题的表现。如诉讼时效问题方面。借贷双方之间诉讼行为是否正确将直接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自身利益具有紧密的联系。如果诉讼行为时效确定，还能节约成本和司法资源，提高洗发司法行政行为的效率。但是在一些民间借贷案中，借款人并没有事先申明存在诉讼时效已过的事由，贷款人却主张自己的债权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的期间，这就会在此问题上产生分歧。从这就可以看出，民间借贷诉讼时效确定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
三、完善民间借贷民法制度的措施
从前文的分析中就可以看出，民间借贷存在的民法关系不仅影响民间经济市场的自行运转，同时还会对借贷双方产生较为严重的法律纠纷。在经济市场提逐渐完善的过程中，民间借贷中存在民法问题应从制度方面着手，尽快完善民法中民间借贷制度。
（一）从法律角度明确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
如果民间借贷的定义模糊不清，就难以从制度方面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依据制度来保护民间借贷行为，就可以促使民间借贷认识方面的宽泛性或者是狭窄性。首先，加快民法典的颁布行程。民法对保障民权、经济运行以及人民利益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已经颁布民法典的国家来看，通过民法典更能保证秘法作用的发挥。其次，通过立法直接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民间借贷从行为本质就可以看出，从立法层面来规范借贷双方之间的行为，促使民间借贷行为步入金融监管的范围中。同时，通过立法能够更好地维护借贷人员的合法权益，制约民间借贷的发展。最后，有效防范因民间借贷引发的经济犯罪行为。要防范因民间借贷产生的经济类犯罪行为，就应当对过去强制性的刑事处罚做出相应的调整，将民事法律规范应用于民间借贷行为中。针对发展规模逐渐扩大的民间借贷行为，但依赖于刑事处罚并不能防范经济类犯罪行为的产生。将民事调解作用应用到民间借贷中，就能够打破过去对金融犯罪以刑法为主的防控体制。同时，针对由于民间借贷产生的经济类犯罪，可以从多角度多领域完善经济类犯罪处罚的相关规定。
（二）区别对待利息，制定灵活的利率政策
在民间借贷利息这一方面，可以根据借贷人员对本金的适用途径不同，将利息划分为生活消费型借贷与生产性借贷，也就是针对具体用途来制定不同的法律政策。在此方面，可以针对生产借贷利息调整为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的6倍。生产借贷利息高于同期银行利息，就能够促使企业在优胜劣汰的经济环境中，更合理的配置市场资源。但是生活消费性质的利息不能设置过高。这样可以帮助生活困难的人顺利度过困难时期，同时还能限制贷款人不正当的谋求利益。由此可见，这样区别对待利息，制定灵活的利息政策，就能够维护借款人的争取当权益。当然，在民间借贷中，利率的计算方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利息计算的过程中，应当综合考虑各种实际情况、生活条件以及当地的发展水平，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在具体实施操作的过程中，应当明确规定，防止出现计算方法不一致使得合法利益受到损害。
（三）防范民间借贷合同风险
民间借贷形成要件篇13
近年来民间借贷作为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成为小微企业及“三农”经济获得资金的重要渠道。但由于立法、监管等的缺位，民间借贷存在借贷行为不规范、借贷资金用途违规等问题。中国人民银行绍兴市中心支行在最近的调研中发现，受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变化的影响，部分中小企业资金链总体趋紧，民间借贷活跃化、高利化、短期化特征明显，并且相关风险已通过多种途径和渠道向银行体系传递扩散，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并采取有效措施严加防范。 民间借贷风险向银行体系传递的四类风险 银行信贷资金直接或间接流入民间信贷市场产生的信贷风险。其表现形式主要是获得授信的企业或个人通过信托理财、直接借款,甚至是欺骗等形式，将从银行套取或骗取的资金转贷给他人；或者将资金存放到投资公司、典当行等企业，再通过它们发放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谋取利差。整条资金链中，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风险，或是案情暴露，势必影响银行贷款的归还，引发银行体系的风险。 部分中介机构超越经营范围违规从事民间借贷活动产生的信贷风险。从调研情况看，在净资产收益率有限的情况下，部分担保公司偏离主业、违规经营，参与民间借贷。甚至个别担保公司各股东企业将从银行获得贷款作为担保公司的注入资金，这些资金不仅作为担保金，而且也参与民间借贷和房地产投机。今年在长三角地区不断爆发的“钢贸领域”老板跑路潮即为典型。在同一钢铁市场商圈的钢贸商，成立并控制某家担保公司，借助钢材质押、联保互保等模式从银行获得贷款，再将贷款资金集中到担保公司，从事高风险、高回报的民间借贷，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投机和民间高利借贷。一旦民间借贷出现风险，必然要传递到银行体系。 企业盈利无法覆盖民间借贷利率致使资金链破裂产生的信贷风险。受产业转型升级困难，原材料、劳动力、资金成本上升等诸多不利影响，部分中小企业通过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来偿还银行到期的本金利息。据人民银行绍兴市中心支行的相关监测，2012年4月末辖内民间借贷的年利率约为27.5%。由于民间借贷利率高、催款手段多，有的甚至涉及暴力催款，借款企业一般先还民间借贷，而最终导致银行信贷资产出现风险。高利贷往往比较隐蔽，只有当企业资金链条真正断裂后才会“水落石出”。绍兴市中心支行2011年第三季度的调查发现，当前经营者出逃、倒闭和关停的主要原因，有74.7%的企业认为是“民间融资成本过高，到期无法偿还”。近年来绍兴市发生的资金链断裂、给银行资产造成巨大风险的案件中，涉案的企业民间借贷金额均在10亿元以上，严重削弱了其还贷能力。 银行员工利用单位身份、客户资源，参与民间借贷给银行带来风险。有些银行员工在民间借贷交易中充当中间人、介绍人，不仅对银行的声誉产生不良影响，而且导致银行信贷资产出现风险。从调查来看，近几年受市场资金面偏紧等因素影响，银行风险呈现出“涉案人员内部化、涉案机构基层化”等特点，同时绝大部分案件与民间借贷相联系。尤其是基层一线银行员工往往利用在“转贷”过程中企业还贷资金压力大、筹措资金困难的机会，介绍高利民间借贷用于“搭桥”，并以个人或单位名义提供担保。一旦企业资金链断裂，银行的利益和名誉将受到严重影响。 政策建议 加快民间借贷制度立法进程，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是一个渐进和动态的过程，当前民间借贷处于合法和非法相交界的模糊状态，部分风险已经蔓延到银行体系，亟需在法制建设方面及时跟进。一方面加快立法进程，给民间借贷合法定位，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尤其是要规范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的市场准入，使当前大量在“地下”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能够走到“地上”；另一方面要加大司法力度，依法遏制民间借贷高利化和投机化倾向，依法打击非法吸储、高利放贷、非法集资和暴力催收等违法行为，确保民间借贷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为实体经济服务。要营造信贷有效投放的良好外部环境，切实解决融资中存在的“融资难、融资贵、融资乱”的不良现象。要加强投资者风险教育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工作，使社会公众能够正确认识和对待民间借贷，倡导“做守信人、办诚信事”“守信获利、失信损失”的观念。 建立民间借贷工作机制，构建区域金融稳定有效平台。按照民间借贷事件发生的脉络，人民银行基层行主要建立和发挥三个工作机制：一是民间借贷监测机制，要不断扩大监测范围，将依托机构由农村合作机构扩展至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网络融资平台等，建立民间借贷监测网络，按季进行监测分析。二是民间借贷预警机制，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形势分析会、情况通报会、案件协调会等，分析交流民间借贷影响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新情况、新途径，及时预警区域经济金融运行中潜在的风险，构筑区域金融稳定的“防火墙”。三是民间借贷应急处置机制，人民银行基层行针对民间借贷一旦出现风险矛盾容易迅速激化的特点，应本着“风险信息快速传递、快速研究和快速处置”的原则，在地方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明确部门职责、建立处置流程，在第一时间报告风险，并根据案件随时续报，以最大限度减少风险损失。 金融机构要加快金融创新，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有效信贷支持。金融机构要正确认识民间融资的积极作用，创新更多方式，积极扩大与合格担保公司的信贷合作，进一步满足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同时要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方式，及时高效提供多层次的融资产品，从源头上遏制非法民间借贷的活动空间。华夏银行绍兴分行在全国首推“年审制贷款”，对小微企业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在贷款到期前对其授信业务进行年审，凡通过年审的，无需归还原贷款、无需签订新的贷款合同即可自动延长贷款期限。这就克服了众多企业在传统贷款转贷过程中“先贷后还”资金压力，因为无需民间借贷“搭桥融资”，不仅减轻了企业财务负担，而且还有利于部分民间资金从寻求高利转贷回报回归到实体经济，有利于构建良好的金融秩序及降低银行员工的道德风险。#p#分页标题#e# 金融机构要强化信贷管理和员工行为约束，切实防范由民间借贷引发的银行风险。金融机构还要进一步完善内控机制、采取有效措施，严加防范民间借贷风险向银行体系传递。要严格信贷“三查”和全流程管理，密切关注信贷客户的民间借贷行为。当前重点关注由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多户多笔贷款资金流入同一账户、贷款本息由同一账户支付等异常行为的客户；关注大规模偏离经营主业或以委托贷款等形式融出资金，其他应收款、现金流异常波动的客户；关注生产规模和融资需求不匹配、票据贸易背景真实性存在瑕疵、他人权利质押频繁更换的客户；关注个人创业贷款、综合消费贷款、信用卡透支异常的客户。对存在直接或间接挪用资金介入民间借贷行为，要“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要强化员工道德行为约束，规范员工行为，严禁银行员工利用工作便利以任何形式参与民间借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