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的诉讼状篇1
[3] 魏新璋，张军斌，李燕山. 《对"虚假诉讼"有关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以浙江法院防范和查处虚假诉讼的实践为例 》. 载法律适用2009 年01期
民间借贷的诉讼状篇2
2、系列案件增多，经营性借贷日趋增多。传统的民间借贷是一种互助式的民间融资，所以传统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多为“一对一”的模式，现如今，东阳的民间借贷呈现出来大量对外举债或专业放贷的模式，反映到诉讼上来，经常会出现“一人欠多人债”或“一人放多人债”的局面。据统计，2013年1-5月份期间，案件数在3件以上的同一原告有68人、同一被告有93人，其中涉案最多的原、被告分别为19件、28件民间借贷案。东阳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借贷明显增多，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化，呈现出一种全民参与的趋势，为谋取高利，许多人将闲置资金投入到放贷市场，更有甚者将房产抵押获取贷款用来放贷盈利，民间借贷的社会风险巨大。
3、涉诉建筑企业居多。东阳为建筑之乡，东阳的建筑公司遍及全国，建筑公司资金来源，除了银行之外，还有很多是来自于民间资本，近几年，国家对房地产行业进行严厉调控，建筑公司的资金短缺是众所周知的事情。2013年，法院受理的涉企案件共265件，涉案企业为房产、建筑类的为101件，占38%。
4、借贷呈职业化且高息借贷隐蔽性高。在东阳，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随处可见，“职业放贷”群体从银行低息贷款或吸收他人存款，再以高息转贷给公司、企业或个人，从中赚取高额利差，他们手中的借条日益格式化，借条中对利息、违约金、管辖法院、担保人及担保范围进行了详细具体的约定。为实现高息放贷，职业放贷人采取的是预扣、另行支付利息或者重新结算后再出具借条、收条来规避已收取的高息。
5、虚假诉讼增多，涉刑案件增多。2013年，东阳市人民法院发现的民间借贷的虚假诉讼案件多起，上半年建议公安立案侦查的2起，直接移送公安的1起，多起不诚信案件因未涉刑犯罪，经承办人教育后自动撤诉。东阳因民间借贷而涉刑的案件有闻名全国的吴英案、马中苏案、凌晨运动品公司林永嘉案、捷顺彩印王文育案。
二、民间借贷诉讼风险防范分析
（一）法院在民间借贷诉讼风险防范中的司法对策。
1、加强审查，统一标准。加强立案审查，对于经常性涉诉的原、被告应进行仔细审查，从源头上防范虚假诉讼；审理阶段，重点对当事人关系、出借款项来源、借款目的、款项交付情况、利息约定及支付情况等事情进行审查，最大可能地排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况，特别是对于超出银行四倍等量利率借贷的，超出部分一律不予保护，树立合理的借款等量利率导向。同时，统一裁判尺度，做好法律释明和服判息诉工作，提高法院裁判的公信度。妥善处理与民间借贷有关的民刑交叉案件，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黑社会性质犯罪，及时依法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2、慎用诉讼保全制度。在不影响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审慎诉讼保全措施，不扣押机器、运输车辆等生产设备、不直接查封厂房，只查封企业权属、限制其转移、抵押，使这些企业保持正常运行，更有利于解决借贷纠纷。
3、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涉诉者风险应对能力。通过上课培训、发放警示案例等方式进行指导示范，不仅要提高企业的风险意识，还要引导企业将资金投入实体经济，遏制其功利性的投资倾向。妥善处理破产案件，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有挽救希望的企业，积极进行破产重整，尽快实现重生，确保企业平衡良性发展。开展法律知识进社区、进农村活动，通过发放风险提示、典型案例、法律法规等形式，以巡回审判、公众开放日等为载体，加强普法宣传，引导群众树立安全放贷意识，规范民间借贷秩序，实现投资借款法制教育全覆盖。
（二）借贷当事人诉讼风险防范。
1、借款当事人身份及身份关系方面的诉讼风险。民间案件之时，要查明原被告的身份，有些借条当中，出具的借款人与出借人都只是草草的签了一个名字，无其它任何关于身份的信息，这样不利于原、被告身份的确定，更别提查明借贷关系与事实，不利于立案以及审理，所以，借条当中要明确双方身份，写上名字以及身份证号码。在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中，法官为了加强对借贷关系合法性、 真实性的审查， 以避免造成错判或纵容违法犯罪行为的后果，会查明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关系、 借贷双方是否相识、 彼此亲密程度等情况， 这有助于对双方借贷关系的真实性形成心证，以排除是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是否有当事人为隐匿财产，逃避债务，故意与亲属串通的假借贷，是否有虚假诉讼、问题诉讼等情况。
2、借贷款目的方面的诉讼风险。在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中，法官会严格审查出借人的目的、 借款人的目的及借款用途， 审查出借人是否知道借款人的借款目的、 用途，法官对于这一项的查明，不仅限于出借人承认与否， 而会结合案件的其他情况予以综合认定。 如出借方明知对方借款用于、 、 走私、 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仍出借， 那么该债权非但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还应当将涉嫌犯罪的人员移送公安或相关部门处理。所以，借贷要合法，在中国，合法的借贷关系才受法律保护。
3、 借贷关系真实性方面的风险。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会注意借款人的相应借款能力、 资金往来情况、 借贷款项在会计帐簿上记载的依据等证据，以审核借贷关系的真实性。 对于一些仅有借据的大额借贷案件， 会注意审查出借人的经济能力， 如出借人没有相应的经济能力， 则借贷的真实性大打折扣； 同时， 巨额资金的往来通常要通过银行流转， 当事人辩称以现金交付， 还应注意查证交付的情况， 如有违反日常生活经验之处，法官会凭良知和理性形成内心确认以排除借据的证明力； 此外对于借入资金作为公司债务的情况， 借贷款项应当在会计账簿或银行资金往来上有所体现， 如在会计账簿上未有记载、 银行资金出入上未有体现， 则很难形成证据链对借贷事实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所以，在借贷真实性的方面，除有借款亲自签名画押的借条之外，还应该有相应的给付凭证，大额的民间借贷，一般都会有银行资金往来的凭证，如果是小额的民间借贷，也一定要保管好借款人收到款项后的收条等证明文件。
4、 借据形成过程、 利息计算标准及出借人资金来源等方面的诉讼风险。 法官为了预防虚假诉讼、问题诉讼，在审理案件时会严格审查借据形成的过程，以印证是否有真实、合法的借贷关系存在，也会严格核算计息方式，因为现实的司法框架之内，可以支持的最高利率是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但是实际当中会有很多方面来规避这个四倍的上限，如预扣利息、如重新结算等等。关于出借人资金来源方面的审查，也是为了审查是否有真实的借贷关系存在，以及资金来源是否合法等问题。法院从审理的层面上尽量发现、 严厉打击 “问题借贷” 和“虚假诉讼”。所以，借据的形成过程，要清晰合理，利息的计算标准最高不应超过四倍，出借人要有资金能力，而且来源合法，这样形成的借贷关系才能够受到法律的保护。
5、 借条中担保问题方面的诉讼风险。近年来，出借人同时借款与担保人的案件数量增长较快。在诉讼中，担保存在的问题如下：1、担保法规定的担保方式为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2、担保效力的问题。并不是所以的担保都有有效的担保，也并不是所以的人都是可以提供担保的，例如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3、担保范围的问题。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4、担保方式的问题。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5、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6、担保身份不明， 有的借贷双方只让保证人签了个字， 未注明是保证人的身份。而有些人是见证人， 却在保证人栏边签字。7、担保手续的问题。 在一些设有抵押担保的借贷案件中， 约定以车辆或房屋作抵押， 但却不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的情况十分普遍， 以致在出现纠纷时， 抵押权及债权无法顺利实现。 有的担保人根本没有偿还能力， 却频频给人提供担保， 收取一定费用的担保费用以获利， 到了诉讼阶段则一走了之， 使担保形同虚设。所以，在诉讼中，如果涉及到担保问题，那么要明确是一般责任还是连带责任，担保的范围是什么，约定好保证期间，明确担保的人身份，注意担保人的资金能力等问题，在诉讼中，关于担保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注意保证期间是否已经过期，这直接影响到担保人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
6、民间借贷案件送达方面的诉讼风险。在借贷案件的审理工作中， 有效的送达就是成功的一半，成功的送达不仅可以让法院的诉讼程序正常速度走完，有时候可能还会直接影响到一个民间借贷资金的回笼，如果不能正常送达，不仅要费时、费钱公告，整个诉讼程序也会被拉的很久，变成累诉。为了以后方便送达考虑，出借人借款时就要对借款人的身份、家庭住址、工作住址、家庭成员关系摸的一清二楚，到时候可以协助法院送达。在案件审理的过程当，出现法院不能送达的情况时，发动自己的亲缘、地缘、血缘关系，直接、间接的说服被告配合送达，协助法院送达，在送达的问题上，法院并不是万能的，一个案件顺利审理下来，少不了当事人的配合与协助。
民间借贷的诉讼状篇3
（2）民间借贷案件缺席和公告判决数量不断上升。主要表现在被告故意逃避诉讼，不出庭应诉情况较为普遍。部分借款人拒签法院的诉讼文书，还有部分借款人外出躲债，增加了此类案件的审理难度。
（3）部分当事人恶意诉讼、虚假诉讼，借贷案件审理周期长。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非传统因素造成案件中止审理的情况增加，导致审理周期被不断延长。
（4）案件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申请保全比例高。该类纠纷，借款人恶意转移财产现象日益严重，可供执行财产线索较少，而当事人申请诉讼财产保全比例提高，保全方式多样化。申请保全方式也由过去单一的冻结银行存款到冻结房屋、车辆过户手续，冻结银行存款、基金、股票等有价证券多种方式。
（5）民间借贷趋向专业化，部分当事人反复涉诉，有以非法放贷为业或放高利贷的嫌疑。此类案件中，出借人熟悉法律有关民间借贷的规定程序，一旦胜诉立即申请执行态度非常强硬，有利用法律诉讼投机的意图，而借款当事人往往情绪激动，矛盾容易激化。
（6）系列案件较多，涉及标的较大，稍有不慎，容易引发群体性的等事件 。
二、民间借贷案件的审理难点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表面看似简单，主要证据不过是一纸借据，但隐含在背后的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复杂，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
（1）被告消极应诉，公告案件增多，有些事实难以查清，判决难。由于被告不应诉、不到庭，对于原告的证据因没有被告的抗辩，其真伪性不好辨别，被告是否履行过部分债务，原被告之间是否就借款还有无其他的约定，法院都无法查清。
（2）隐性非法活动多，在案件审理时无法查清。部分民间借贷案件涉嫌放高利贷，但由于高额利息往往采取在借款时预先扣除或者在借条上直接约定以本金方式归还，有的是重复打借条却未载明借款日期，因此单凭借条内容体现不出高利贷的痕迹。
（3）系列案件多易形成不稳定因素。如今的民间借贷用途已由原来的家庭急用转变为投资经营，涉及同一个人或同一企业向多人举债的系列案件、群体性案件明显增多，社会敏感程度较高，处理不好易激化矛盾，甚至转化成刑事案件，影响社会的稳定。
三、破解民间借贷案件审理难点的对策
（1）法院积极作为，延伸服务职能。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已由原来的个案单发、案情简单转变为群体多发、疑难复杂。法院审理此类案件要增强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不能就案办案，充分发挥好司法的能动和服务职能。对因资金链断裂引发的系列案件要审慎处理，协调好各方利益关系，防止一判了之，从而引发群体性上访等社会问题。
民间借贷的诉讼状篇4
一、在签订借款合同中利用法律手段来控制风险
我国《合同法》第199条规定:“订立借款合同，借款人应当按照贷款人的要求提供与贷款有关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在贷款的调查过程中，商业银行要对借款人的偿贷能力进行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借款人的状况和负债状况、借款人的信誉状况、借款人的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在调查方式上，不能只从财务账目上进行调查核实，要对借款人资产所有者权益的真实性、债务状况的真实情况以及产品销售和盈利状况的真实性进行调查核实，对于资产负债比例较高、信誉程度较差、管理水平较低和产品销路不畅的借款，银行要慎贷、惜贷。因此，建立贷前的预警机制，将风险泯灭在萌芽状态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在订立借款合同时，是以严格地履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前提的，否则会导致合同无效。法律规定借款合同应彗约定贷款种类、借款用途、金额、利率、还款期限、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内容。如欠缺借款合同主要条款，合同是否成立就存在问题。另外，对这些内容的约定要符合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以此来规范借款合同，以加强对银行信贷的保护。但如果银行在尽了合理范围内的注意义务仍难以奏效的情况下，如借款人提供虚假的财务资料，签订了借款合同，那么商业银行是否就山穷水尽没有了救济的渠道呢?也不尽然，根据《合同法》第54条第2款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因此，商业银行可以以受欺诈为由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借款合同，合同撤销后，合同就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借款人应当返还借款数额，如果是分期贷款的，贷款人免除继续给付剩余贷款的义务，对于借款人所得款项的利息，借款人也应当予以返还。但在实际工作中，贷款银行没有很好地行使“变更或撤销”这项权利，到贷款无法清收时，再去“亡羊补牢”，已为时晚矣!
商业银行在签订借款合同时，大部分情况下要采取担保的方式。但担保并不是根治风险的良方，它只是借款人信用的补充和后备，只是一种为降低借款人道德风险的补充措施，是第二位的还款来源，其存在本身就意味着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的借款人的偿还能力的某种缺陷，因此担保仍有潜在风险。担保的存在并非使贷款的偿还进人了“保险箱”，若判断失误或操作不当，就会导致过高的风险和成本，这是不言而喻的。我国《担保法》已明确规定的不能担任保证人的几种情形:一是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二是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三是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商业银行在签订保证合同时不能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否则合同无效，但并不意味着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就完全丧失了追偿的民事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此时虽然不承担保证责任，但仍应根据其过错大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二、在依法收贷中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据统计，我国商业银行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达数百亿元。大量超过诉讼时效、丧失了司法保护的债权，给银行带来了巨大的资产风险和资产损失，大大降低了银行资产的质量。所以，银行应很好地利用法律上规定的诉讼时效制度，及时有效地中断借款人和保证人的诉讼时效，防止借款人和保证人逃避责任，保护银行信贷资产的安全。
及时采取超过诉讼时效的补救措施。根据《担保法)第25条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6个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对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商业银行要正确把握诉讼时机，选择合适的时间依法清收，有利于把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依法维护债权。
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这条规定，贷款银行可以向借款人所在地方法院起诉，也可以向贷款银行所在地地方法院起诉0借款人下落不明的，贷款银行向债务人的原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在起诉时要选准起诉被告。诉讼时，被告的选择相当关键，“好的开头是成功的“半”。一个诉讼案件中，可能有多个被告，如连带保证责任中，债权人既可起诉债务人，也可单独地起诉保证人，当保证人的法院管辖更为有利于原告利益时，则可选择保证人为被告。根据不同的贷款合同，采取不同的方式。如果贷款是信用贷款，没有采取任何担保措施，银行在起诉时，只能起诉借款人。如果贷款时采用的是第三方担保的方式，银行在起诉时，可把借款人和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如果贷款人采用的是抵押方式，在起诉时可依法要求法院处置抵押物，优先偿还银行贷款。
三、借款企业在改制、破产中产生还贷问题时的对应法律措施
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目前经济改革中的一部重头戏，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件大事，随着企业改制工作进一步深人，采取兼并、破产、减员增效、引资嫁接、拍卖等方式对国有企业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给银行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一些企业借破产之名逃避银行债务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对此没有进行及时制止，以至于愈演愈烈，形成了“破产风”。因此，研究企业破产情况下如何保全银行债权就显得特别重要。
及时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借款人破产。按照刚实施的新破产法的规定，银行作为债权人，有申请企业破产的权利。只要借款人到期不清偿银行贷款，银行就有权向法院申请借款人破产;债权人未依照本法规定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银行应及时按要求申报债权，尽快实现担保债权，不要等到借款人把财产转移后，再向法院申请破产，以保证贷款人有财产进行破产还债，尽量减少贷款损失。在贷款合同中，如果银行在执行贷款合同时，发现借款人不能按时付息、停止向其他债权人付款，与他人产生债务纠纷且法院的处理结果足以影响到银行的贷款利益等情况时，银行均可根据民法中“情事变迁原则”及时终止协议收回贷款。
行使质押物、抵押物的处置权。银行对原来没有办理质押、抵押的贷款，也可以根据风险增加情况，要求企业提供质押或抵押。对已办理质押或抵押贷款的，一旦债务到期，银行经催讨无效时，应及时向法院申请拍卖抵押物，或用抵押物补偿债务。由于质押权、抵押权具有优先于一般债权，优先于破产债权受偿的特性，因此它在银行债权保全中具有重要地位。这也要求银行在日常贷款中注意更多地选择这种方式，并切实掌握相关的权利证书，以利于对质押物、抵押物的处置和对债权的保全。银行在对借款人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强制其偿债时，应当主动利用民事诉讼中的财产保全程序，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或诉讼保全，禁止债务人对其财产实施处分行为，以保证银行债权的充分实现，把信贷资产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
民间借贷的诉讼状篇5
诉讼时效的中断指在诉讼时效进行期间,因权利人行使权利的行为,使已经进行的时效期间全部归于无效,待法定事由消除后,时效期间又重新开始计算。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根据该规定,可以引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有以下三种:1、提讼,指权利人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出请求,申请给予法律上的保护。信贷业务实践中,借款期限届满后,借款人没有足额偿还贷款本息时,银行通常会通过向法院提讼的方式来引讼时效的中断,而较少使用仲裁这种方式;2、当事人一方提出请求,即权利人向对方主张权利、提出履行义务的要求。信贷业务实践中,借款期限届满后,借款人未足额偿还借款本息时,银行通常会向借款人发出贷款本息催收通知书,此种行为即属于主张权利性质的行为,从银行发出贷款本息催收通知书之日起,诉讼时效中断;此外,银行从借款人账户扣收贷款的行为,亦属于主张权利的行为。不论扣收多少金额,均从扣收之日起引讼时效的中断。3、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信贷业务实践中,借款期限届满后,借款人未足额偿还借款本息的情况下,借款人向银行提交还款计划的行为即属于此种性质,从借款人向银行提交还款计划之日起,诉讼时效中断。
关于诉讼时效中断争议
民间借贷的诉讼状篇6
一、宋代田宅纠纷与诉讼
在宋代“不抑兼并”的社会背景下，加之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冲击，田宅所有权的出让与转移更为经常化，这期间也夹杂着许多矛盾冲突。本部分的讨论以田宅界至争讼、亲邻优先权争讼、买卖契约争讼为中心而展开。
与宅院间的界至纷争相比，因土地边界所产生的争讼更为常见。强势一方的恶意包占、田宅的长期闲置以及某些特殊田界的可移动性是这类纷争的主要起因。土地侵界事件的频繁发生既与宋代的税收制度关系密切，也与民户生活息息相关。宋代以资产的高低作为国家税收的标准，若疆界不正，土地的出产会有所亏折，难免影响到对国家赋税的供输。若以被侵削之田的出产供输原有田亩的税赋，民户自身的生活常常难以维持，所以，为避免欠负国家税赋，许多人是不得不争。为解决此类纠纷，有的官员从防范抓起，重视教化；有的官员则综合运用刑罚威慑与劝谕手法，责令辖下百姓限期改正。
学界曾对中国古代亲邻优先权问题作过细致论述，但其讨论均由静态的制度入手，与其不同，本部分着重探讨宋代社会中围绕亲邻优先权所发生的动态纷争。通过对田宅交易中亲邻购买和收赎的优先权的考察，可以发现，宋代与亲邻权相关的民事法规的内容日趋详备，法律对“亲邻”概念的界定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其目的是尽量减少此类纠纷，为田宅交易能更快捷地进行提供法律保证。但法律对亲邻范围日趋严格的限定也反映出当时田宅交易的繁荣。由亲邻权所致争讼可以看出，除商品经济因素外，传统的家族观念也是当时田宅交易频繁发生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契约反映的是人们在交易过程中彼此作为私有者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在宋代，经官印押的田宅契约是买卖关系成立的合法依据，亦是理断田宅争讼的凭据。然而，为了逃避沉重的契税，许多交易者或伪造文契，或行用白契。为规范契据市场，宋朝廷加强了对伪契和白契的惩处力度。宋代与田宅典卖相关的官方制定法中有关税契的强制性规定本为减少词讼，抑止兼并，但此举反而为兼并广开其门，并未收到应有的积极效果，社会中因伪契和白契所致田宅争讼之多便是对当时境况的真实反映。
二、宋代钱债纠纷与诉讼
本部分主要讨论与无息信用借贷和有息契约借贷相关的纠纷与诉讼。
宋代社会中的无息借贷多发生在邻里亲戚等较为熟悉的人们之间。其中既有生活性借贷，也有生产性和经营性借贷，借款额有大有小，借期有长有短。大多数情况下，此类借贷既不计息，也不立契，属信用担保借贷。由于缺乏制约性机制，无息借贷纠纷时有发生。当时虽有告官追债者，但道德谴责仍是许多出借人追债无望时的无奈选择。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出借方产生了吝贷心理。采用这一方式的出借方不仅要负担有损“亲谊”的风险，还常被告贷方挟嫌报复。
宋代举息借贷一般数目较大，不仅计息，而且要订立书面借贷契约，写明借期、利息、中人、保人、见证人、抵押物。这类借贷的发生多起因于家庭中的重大事件。由于大多数人是在经济压力下借贷，负债人常常难以支付利息与本金，每当此时，纠纷也就不可避免。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因“倍称之息”所致。“倍称之息”虽为宋政府所限制，但由于百姓的极度贫困和民众的惧官心理，国家法律的限制与社会舆论的监督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大多数债务人身受其害，却不敢告官争理；少数以诉讼维权者，也很难获得公正的裁断。
民间的有息借贷纠纷，多发生在债务清偿过程中。不以本色偿还、私自追理欠负极易导致债务争讼。这类现象的普遍存在与债权人追求最大利益的心理有很大关系。在这类问题的处理上，宋代律令注重维护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对违反国家放贷、还贷法令的债权人予以限制；但由实际司法效果看，法律上的“理索”规定并未落到实处，其实际效果与立法目的相差甚远，显示出民众对当时司法系统的低支持率。
三、宋代家庭中的特殊财产争讼
这里所说的家庭是一种介于家族和直系小家庭之间的广义家庭。这种家庭中的特殊财产是根据其用途来划分的：家庭中的共有财产和女性的陪嫁奁产均属这一范围。这类财产本应专款专用，但财利面前是非多，围绕这些财产发生了诸多的侵权之讼。
宋代家庭中的共有财产主要包括：尚未分析的家产、父母的养老田、家族的墓祭田。共有财产的产权归属是全体家庭成员，个体成员无权私自处分。然而，社会经济环境对人们观念的作用力，是别籍异财的法禁与传统道德的约束力所无法抗衡的。两宋社会中纷繁复杂的共财纷争反映出士大夫阶层所倡导的“敬宗收族”的活动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孤立，它与唐宋变革背景下社会中阶级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
奁产是指女子出嫁时由娘家陪送的所有物品和财产。在宋代，奁产是奠定女子在夫家地位的经济基础，是女性的重要财产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当奁产权受到侵害时，为人女者，为人妻者，为人子者等与奁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家庭成员多采用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众多女子为维护奁产权而诉诸官府，寻求法律援助的现象向我们展示出在经济利益多元化、私有权观念不断深化的宋代社会中，女性权益观念的提高和维权活动的进一步加强。
四、宋代遗产继承中的纠纷与诉讼
在延续宗桃的前提下，宋代家庭中的财产传继以法定继承(含代位继承)为主，户绝继承和遗嘱继承为辅，但围绕家族产业的传继，家庭成员之间的纠纷却是接连不断。
宋政府制定了相当完备的遗产继承法规，但是，在宗法制父权社会，由于法定继承涉及到嫡子、寡妻妾、庶子、别宅子、女儿、义子、赘婿等诸多人员，而这些人拥有的对家财的继承权的大小并不完全一致，他们之间因此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通过对这类纷争的考察，我们发现，亲子间及非直系血亲问的遗产纷争不仅大量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中，且十分复杂。
与户绝立嗣相关的争讼往往涉及到户绝之家的兄弟及其他家族成员、亲戚、甚至异姓，为了平衡这些关系出现了双立现象。立嗣之后，会因双方关系恶化、父辈好恶等影响出现遣嗣行为以及围绕户绝之家财产分配的纠纷与诉讼。宋代社会中围绕户绝立嗣所发生的种种纷争表明，国家的立继法令并没有完全对户绝立嗣及其争讼产生应有的约束作用。同处理其他家庭财产争讼一样，宋代官方在处理此类纷争时，注重保护家族利益；而家族势力对此类纠纷的影响作用也不可忽视。在这两种力量的影响下，户绝之家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和分割。
由宋代法律规定看，遗嘱继产原则上只能在没有男性法定继承人即户绝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但宋代的遗嘱继产已不再仅限于户绝之家，这一现象的日益普遍与人们的耻讼心理不无关系。因遗嘱具有改变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顺序和遗产份额的效力，关系到继承人继承权的取得和丧失，再加上与立嗣又有关联，所以宋代围绕遗嘱继产亦产生了不少争讼。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宋代遗嘱继产争讼自有其特征：一、遗嘱适用范围的限定性使得争讼往往与立嗣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使争讼呈现复杂化、多元化的特点；二、宋代遗嘱继产法强调义务与权利的一致性，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却对这种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整体性继承”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破坏，降低了民众对国家司法系统的信任度，遗嘱争讼反而增多。
五、宋代民间财产争讼的调处机制
由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诉讼效益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宋代民间财产纠纷中的相当一部分由民间自行调解解决，但也有一部分财产纠纷以诉讼途径来解决，由官府调处息讼。
宋代许多民间财产纠纷在尊长、邻里、陌生人等调解人的参与下获得解决，并未进入诉讼领域。无形资源与有形资源是民间调解者调解成功的前提条件，民间调解人参与调解与被调解人接受调解的动机亦各不相同。民间调解虽是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途径，但由于是在差序格局的社会中运作，亦不乏妥协性、不稳定性和局限性。其中，道德评价直接起作用，法律发挥间接作用。
未能在民间调解阶段解决的纠纷，极有可能进入官方的诉讼程序。宋代法律并未规定诉讼前调解为官方审理案件的必经程序，但不少官员都把调解作为其解决民事财产诉讼的首选方法。为息讼，主张以调解结案的官员们除采用“情”与“理”的教化方法外，多从讼累入手进行劝谕，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由于国法的存在，与民间调解相比，官方调解更接近于儒家的理想制度，自有其特色。
由前述对民间调解与官府调解的讨论，我们发现，宋代的调解基本上建立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并贯穿始终。由国法在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中的作用所决定，调解的非强制性倾向较为明显。而且，官方主持下的调解不仅受到时限的制约，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转贴于 六、宋代民间财产争讼案件的执行状况
宋代的民事执行包括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即对民事判决的执行)两种。前者是一种个人行为，后者则是由国家司法机关根据判决实施的行为。
宋代的两部法典《宋刑统》和《庆元条法事类》中，有一些散见的关于民间私力救济(主要是民间私债的追偿问题)方面的法律条文，但结合具体史实来看，这些法规与法律实践之间却存在着差距：债务人违契不偿时，不少债权人自行违法追偿。强牵财物过本契、限制债务人及其族属人身自由等违法收贷现象禁而不止。这一状况的出现是多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宋代对民事判决的执行有其较为固定的形式，存在一些共性。以财产诉讼案件为例，其执行条件有二：生效的给付之判和败诉方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由行政机关兼理司法的特点所决定，宋代在民事执行权的配置上实行的是混一制的执行主体。其执行方式有：当厅执行、案后执行、限期执行和协同执行，既可单独使用，也可混合使用。宋代财产案件的执行标的物包含物质和禁令两方面。另外，当时还出现了永久性的中止执行程序——执行终结。
不可否认，宋代司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其民事诉讼程序中执行环节亦不乏强制性，但由于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和“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其民事执行行为却体现出浓厚的伦理法色彩，它也是当时民事执行难的思想根源。宋代的司法行为附属于行政行为的制度上的缺陷，是这类现象大量存在的制度根源。已判决案件的执行不得力、司法缺乏有效监督的制度弊病、频繁的大赦、社会成员法律意识的淡薄、民事执行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等因素则使宋代民事执行呈现出非规范化特征。
七、宋代民众在财产争讼中展现的法律观念
通过对宋代民间财产纠纷与诉讼由发生到解决的全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宋代民众的法律价值观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对法制的支持并非毫无保留。具体而言：
宋代士大夫阶层中具有务实精神者已将无法实现的传统的“无讼”理想转化为“息讼”理念，并以多种方法付诸实施，这一变化是对民众维护自身权益而兴讼的合理性的承认。但由于传统“无讼观”的作用，官方息讼思想的消极作用不仅存在，且对民众的法律观念与法律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影响悠久的法律传统密不可分，自有其社会、文化和政治根源。
人们的法律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法制系统的支持程度。宋代民众所掌握的法律知识是参差不齐的，其法律观也因人而异。虽有不少人放弃了通过诉讼解决财产纷争的意愿。然而，处于唐宋变革期的宋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相适应，意识形态领域亦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整个社会心理变得越来越重利。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宋代的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均表现出对财产问题的重视：为维护合法权益而诉诸司法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结语
宋代社会中财产纷争的多发性与其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与前代相比，宋代财产诉讼当事人的构成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出民众渐渐苏醒的法律意识，同时也说明了当时发达的商品经济带给社会的紧张关系。它与宋代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繁荣状态下的经济利益多元化趋势有很大关系。
民间借贷的诉讼状篇7
二、约定利率的效力
实践中有不少债主误解民间借款不能收取利息,所以利息只能口头约定,而没有写进借条中。事实上,法律规定民间借款双方可在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范围内约定利息。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部分不予保护。
《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息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的规定,如果没有将利率写入借条中,出借人一起诉,借款人不承认双方约定,出借人的利息请求将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三、还款期限的法律效力
借条一般都有借期和利息,借条的借期和利息计算的起始点一般都是出借日,而欠条虽然也可以约定还期以及逾期未还的法律后果,但这个日期一般是欠条出具后某一个时间点。借款在诉讼时效内受法律保护,实际中却有很多出借人不知道“诉讼时效”的概念。有人主张适用2年的诉讼时效,也有人主张使用20年诉讼时效。从债权安全回收的角度出发,当事人借款时应将还款期限写入借条中,如借款人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出借人应当在借款到期后2年内向其主张权利(包括向人民法院起诉或由借款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确认)。
四、当事人称谓的书写
民间借贷的诉讼状篇8
一、借款人、保证人主体方面存在的问题
合同主体存在缺陷是导致合同无效，甚至信用社败诉的最常见原因。从今年以来审理的案件来看，合同主体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非自然人的法人、组织作为借款人或担保人签订合同时未提供营业执照。无营业执照的“法人”、组织（如乡镇财政所、农经站、未申领营业执照的煤矿等）无资格从事民事活动，其签订的合同无法律约束力。实践中一旦出现这种合同，往往难以确定责任主体，且证明难度大。
建议：严格审查借款人、担保人的资格，除自然人签订合同时必须提供身份证明外，法人、组织签订合同必须提供经年检有效的营业执照。
2、合同载明地址与实际地址不符。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自然人作为借款人或担保人上。如借款合同或担保合同中写的地址是杨庄镇某村的，但在诉讼中却发现该人实际是石桥镇某村的，或者是鲁山的。查明当事人身份是诉讼的前提，上例中从法律上应认为二者不是同一人，严格来讲属被告不明确，以民诉法第108条之规定，后果是裁定驳回原告的。
建议：提高信贷员的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签订合同时查明对方身份。
3、合同当事人既未亲自签订合同，亦无委托书。诉讼中借款人或担保人不承认借款或担保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某社诉许某、赵某一案，可能是担保人赵某自己拿着许某的身份证办理的借款手续，诉讼中许某不承认自己签合同，由于赵某下落不明，信用社因无法证明谁是行为人而败诉。
建议：加强对信贷员的责任心教育，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让借款人或担保人亲自在合同上签字，无法亲自在合同上签字的，应有有效的委托书，避免留下类似的后遗症。
二、时效、期间方面存在的问题
超诉讼时效案件依然存在，因超诉讼时效、担保人脱保，在立案、审理时请求“通融”的现象并不罕见。这是一个老问题了，其成因、危害和后果无须再谈。
建议：一是要进一步健全制约机制，加强内部监督。二是信贷员、基层社不要回避问题，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争取主动。三是摒弃拖拉工作作风。
三、合同履行中存在的问题
个别案件，信用社履行合同的手续不完善、还没有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常见的是借款人是甲，而误将款交付给乙；款未直接交付借款人，受借款人委托处分借款但无委托手续。如翟xx借款一案，借款人是翟xx，担保人是牛xx，合同的签订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最后该社在履行合同时，认为翟xx与牛xx是夫妻，所以没有把款交付翟xx，而是把款交付给了牛xx，诉讼中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贷款时双方就已离婚，引起了不必要的纠纷。
建议：真正树立严格依法履行意识，摒弃按“理”办事的习惯。在日常工作中，一定要严格依法放贷，严格遵守合同的约定。
四、诉讼程序方面存在的问题
1、个别人有时出庭不及时。
2、格式化诉状的使用太机械。格式化诉状的使用给工作人员带来了一定的方便，减轻了劳动强度，但是个别社在使用中太机械、太死板，没有考虑格式诉状所未能涵盖的内容，这样既不严肃，又不利于保护原告的合法权利。
建议：单笔无其他特别情况的贷款，时可以使用格式化诉状；二笔以上贷款合并或有其它特别情况时，不宜使用格式化诉状。
民间借贷的诉讼状篇9
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司法建议书县信用联社：最近，我们对今年以来信用社的借款合同案件特别是信用社败诉的案件进行了调查分析，目的是从审理案件角度，找出你社在签订、履行合同以及诉讼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并向你社提出一点建议，这些建议如能被采纳并能收到一点效果，我们将不胜欣慰。
一、借款人、保证人主体方面存在的问题合同主体存在缺陷是导致合同无效，甚至信用社败诉的最常见原因。从今年以来审理的案件来看，合同主体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非自然人的法人、组织作为借款人或担保人签订合同时未提供营业执照。无营业执照的“法人”、组织（如乡镇财政所、农经站、未申领营业执照的煤矿等）无资格从事民事活动，其签订的合同无法律约束力。实践中一旦出现这种合同，往往难以确定责任主体，且证明难度大。建议：严格审查借款人、担保人的资格，除自然人签订合同时必须提供身份证明外，法人、组织签订合同必须提供经年检有效的营业执照。2、合同载明地址与实际地址不符。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自然人作为借款人或担保人上。如借款合同或担保合同中写的地址是杨庄镇某村的，但在诉讼中却发现该人实际是石桥镇某村的，或者是鲁山的。查明当事人身份是诉讼的前提，上例中从法律上应认为二者不是同一人，严格来讲属被告不明确，以民诉法第108条之规定，后果是裁定驳回原告的。建议：提高信贷员的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签订合同时查明对方身份。3、合同当事人既未亲自签订合同，亦无委托书。诉讼中借款人或担保人不承认借款或担保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某社诉许某、赵某一案，可能是担保人赵某自己拿着许某的身份证办理的借款手续，诉讼中许某不承认自己签合同，由于赵某下落不明，信用社因无法证明谁是行为人而败诉。建议：加强对信贷员的责任心教育，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让借款人或担保人亲自在合同上签字，无法亲自在合同上签字的，应有有效的委托书，避免留下类似的后遗症。
二、时效、期间方面存在的问题超诉讼时效案件依然存在，因超诉讼时效、担保人脱保，在立案、审理时请求“通融”的现象并不罕见。这是一个老问题了，其成因、危害和后果无须再谈。建议：一是要进一步健全制约机制，加强内部监督。二是信贷员、基层社不要回避问题，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争取主动。三是摒弃拖拉工作作风。
三、合同履行中存在的问题个别案件，信用社履行合同的手续不完善、还没有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常见的是借款人是甲，而误将款交付给乙；款未直接交付借款人，受借款人委托处分借款但无委托手续。如翟*借款一案，借款人是翟*，担保人是牛*，合同的签订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最后该社在履行合同时，认为翟*与牛*是夫妻，所以没有把款交付翟*，而是把款交付给了牛*，诉讼中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贷款时双方就已离婚，引起了不必要的纠纷。建议：真正树立严格依法履行意识，摒弃按“理”办事的习惯。在日常工作中，一定要严格依法放贷，严格遵守合同的约定。
四、诉讼程序方面存在的问题1、个别人有时出庭不及时。2、格式化诉状的使用太机械。格式化诉状的使用给工作人员带来了一定的方便，减轻了劳动强度，但是个别社在使用中太机械、太死板，没有考虑格式诉状所未能涵盖的内容，这样既不严肃，又不利于保护原告的合法权利。建议：单笔无其他特别情况的贷款，时可以使用格式化诉状；二笔以上贷款合并或有其它特别情况时，不宜使用格式化诉状。3、随意变更诉讼请求。《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该规定施行前，法律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变更诉讼请求是没有限制的，该规定施行后当事人增加、变更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诉讼中还有随意变更诉讼请求的现象，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建议：转变诉讼观念，时弄准被告和诉讼请求。
民间借贷的诉讼状篇10
合同风险 诉讼时效中断
随着商业银行市场化程度的逐年加强，我国金融法制建设的步伐也随之加快，金融立法呈现出一种超常规的发展态势，已经出台的法律、法规基本上覆盖了商业银行业务的经营范围。同时，为适应新形势所规划的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以及新的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划、制订等方面工作也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是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防范债权风险、保证债权安全一直是商业银行的工作重点。为了更好地保全银行债权、防范借款合同、债权诉讼时效风险，本文就如何从法律上对银行借款合同有关条款的风险及中断诉讼时效风险作一探讨。
一、借款合同存在的风险和法律防范对策
近年来，随着社会法律意识的增强，商业银行与客户在合同文本上的法律博弈也不断加剧。在客户提出必须使用非标准格式或对银行标准格式合同做出修改的情况下，如何防范合同风险，成为银行法律工作的一大课题。签订借款合同是贷款发放的一个主要环节，它是对签约双方产生法律约束力的标志。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的签订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同时还应注意下述问题:
(一) 严格按法律来确认借款人的主体资格。按《合同法》及《贷款通则》的规定，可以签订借款合同的借款人必须为具有签约主体资格的企(事)业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或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我国《合同法》第9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和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人订立合同。” 《民法通则》第42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目前我国企业集团公司分公司较多，有一部分是没有法人资格的，有一部分的经营活动是在集团公司授权下进行的，所以，确认合同主体资格非常重要。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提讼首先必须要有明确的被告。而借贷合同签订后，合同主体常常发生变化，是把签订合同的一方主体列为被告，还是把已经变化的主体列为被告，或是把其他主体列为被告，就成了诉讼方式解决借贷合同纠纷的首要问题。如果不能明确诉讼主体，错列或漏列被告，都有可能造成诉讼失败，如诉讼驳回、原判被撤销、发回重审、再审等。
（二）由借款人填写借款合同，防止理解纠纷。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借款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正意识的表示，双方当事人就合同的主要内容、条款达成合意的，借款合同即告成立。而银行合同一般都是格式合同，《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立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所以，借款合同应由借款人填写，可以让借款人熟悉、了解、理解合同内容、条款，填写过程也是熟悉理解过程。对合同的填写应工整规范，不得错填、漏填、留有空白，合同主体应写全称，主从合同内容相互对应，不能矛盾。防止合同填写漏项，防止出现经济纠纷时，因合同理解分歧，对贷款人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 明确借款用途。目前，银行业普遍存在借新还旧即借“新贷款用于归还借款人的老贷款”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9条规定：“债务人有多个普通债权的，在清偿债务时，债务人与其中一个债权人恶意串通，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抵押给该债权人，因此丧失了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权益，受损害的其他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抵押行为。”由于此规定对“恶意串通”未作进一步解释、“部分财产”到底占抵押人全部财产的多大比重也没有具体标准，客观上给法院处理纠纷留下很大空间，抵押合同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认识。而目前借新还旧中办理的补办抵押多属于事后抵押性质，抵押的效力容易出现上述争议，存在着法律风险。所以，应在合同上注明此贷款的用途为“借新还旧”字样，使第三人（担保人）知道借款的真实用途，防止第三人以“借贷双方恶意串通欺骗第三人”为由提出抗辩。
（四） 严格借款合同履约规定
1、在现在市场中，普遍存在借款人提前归还借款的情况，如果借款人提前还本，属于提前履行合同。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提前归还借款实质上是不按照合同履行的行为，将影响到银行资金的利息收入计划。借款人应经贷款方同意并附一定的补偿金才能提前还款。在实践中，是否同意借款人提前还本及支付补偿金，贷款方可以根据贷款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至于支付补偿金的问题，根据中国银行业“关于加强借款人提前归还贷款管理的有关规定”精神，借款人提前还本时，贷款行向借款人收取补偿金应是一个总体原则，但可根据具体项目及借款人的实际情况予以适当减免。银行借款合同虽然是格式合同，但借款人提前还款并需支付补偿金的条款，在法律上将约束借款人、贷款人严格履行借款合同。
2、银行借款合同中明确借款人违约的责任。贷款行在与借款人签定借款合同时应尽量争取按银行借款合同格式文本规定，不宜片面满足借款人的要求而随意更改。如借款人要求将借款合同中（以中国建设银行人民币借款合同为例）借款人违约情形中的第八点“未履行对建设银行的其他到期债权”删除，我认为这一点不宜删除，理由是：借款人在借款合同履行期间，如果未履行对银行的其他到期债务，已属于《合同法》第108条规定的预期违约。在实践中，如果借款人未履行对银行的其他债务，已经严重影响银行对其信誉的评价，其将不履行本合同的贷款行的债务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同时目前中国银行业已在实行一个统一法人制，如果将这一点删除，银行对其产生的不良后果将无法进行违约救济措施，则银行的经营风险将增大，所以这一点不能删除。另外，这一项中的第十条约定“乙方认为足以影响债权实现的其他情形”，这一点是对借款人违约情形作的一个补充性约定，因为在合同履行期间，可能有其他借款人违约情形的出现，所以约定这一条款在法律上达到一个严谨、完善的效果，同时也表现出银行对储户资金安全的负责态度。
3、其它约定事项。《合同法》第69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在银行借款合同中，贷款方未有通知条款，应在其它约定事项中增加，“如发现借款人有违约行为要终止履行时，贷款方应在多少天内通知当事人。”的条款，以免借款方以贷款人未尽通知义务而提起抗诉、抗辩。
二、诉讼时效的中断和补救对策
诉讼时效是指法律规定的，在权利受到侵害后，权利人有权请求国家执法机关给予司法救助的期限。超过法律规定的这一期限，权利人仍未行使权利的，执法机关对其权益不再给予保护（法律规定的具有中止、中断和延长事由的除外）。根据民法通则第137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银行贷款合同纠纷适用的是最普通的两年期诉讼时效。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在诉讼时效的规定上就要灵活、科学得多。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诉讼时效期限相当长，而且，对于银行债权，在诉讼时效上的出台了一些特别规定。发达国家这种充分考虑债权人利益的思路和做法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据了解，福州市建设银行城东支行现已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不包括曾超过诉讼时效但后采取措施得以补救的债权）共计8笔，涉及金额266.5万元。截止2001年7月31日，建设银行全行系统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共计62,187笔，累计金额236.9亿元。其他商业银行在这方面的准确数字虽然没有做详细调查，但确信也已经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所以，如何中断诉讼时效，如何避免诉讼时效风险、如何中断、延续、补救诉讼时效等法律问题应引起大家的注意。
(一)正确理解法律规定，依法中断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的前提条件，是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法律事实发生，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前提是必须有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发生。因此，如果没有权利被侵害的事实发生，更进一步说，如果不具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这一前提，诉讼时效期间不开始计算。实践中，由于贷款银行部分信贷管理人员缺乏责任心，在崔收贷款时，只注重收贷而忽视了法律规定；部分借款人借款后下落不明或因个人债权额小、户多、分散，主张债权的难度大；部分担保单位法定代表人变更后，“新官不认旧账”，对担保债务不承认；加之贷款企业有意逃债，我国在时效时间以及中断时效的事由上的规定又过于死板，欠缺灵活性，从而使诉讼时效间接成为债务人逃废银行债务的一种工具，实际上鼓励了债务人的避债行为。所以，贷款银行在采取不同方式中断诉讼时效，保全债权时，一定要正确理解法律规定，防范风险，依法保护银行债权。
1. 。是最基本的中断诉讼时效的方式，《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 诉讼时效因提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关于适用民法通则的意见》第173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权利人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后，权利人在新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再次主张权利或者义务人再次同意履行义务的，可以认定为诉讼时效再次中断。权利人向债务保证人、债务人的人或者财产代管人主张权利的，可以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因此，时，既要选对时机，又要注重诉讼效益。在实践中，为节约费用，有的银行曾探索过后不交费让法院裁定撤诉的方式中断时效，现最高院已用答复的形式明确这种方法不能中断时效，只有诉状送达对方当事人才能中断诉讼时效。
2. 向借款人发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和“会计结算对账单”。这种方式是效力较强的中断时效方式。《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中断事由的规定大致为两个方面，一是债权人主观上有催贷行为；二是债务人还款或认可（基本上为书面，口头的不易认定）所负债务。这种看似具体、明确的规定在执行中显得相当不够细致。在实践工作中①银行的催收通知书五花八门，有门房签收的，有收发室签收的，有财务室签收的、有不知是债务单位上的什么人签收的，有法定代表人签收的。上述催收，不能说无效，但有的方式确实存在争议，按照诉讼时效中断的定义，“必须债务人知悉或者应当知悉才中断”去理解，比较稳妥的方法最好是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②法院以不具备上述两点为由，不承认银行与借款企业之间的《对帐单》具有中断诉讼时效效力的问题。所以，贷款银行在向借款人发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和“会计结算对账单”时，一定要按照法律规定来让债务人签字和盖章，确保手续的合法性。
3. 申请支付令。“支付令”是债权人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督促债权人限期还款的维权措施。《民事诉讼法》第189条规定“债权人请求债务人给付金钱、有价证券，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1、债权人与债务人没有其他债务纠纷的；2、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的。（应写明请求给付金钱、有价证券的数量和所根据的事实、证据）”。所以，只要债务人收到“支付令”后15日内未提出书面异议，即可申请强制执行。实践中，银行申请“支付令”很少，其主要原因是银行担心债务人提出异议，导致“支付令”失效，难以达到维权效果。但事实上，如能适时巧用“支付令”，可以收到事半功倍效果。①、对一些零星、分散的银行债权追收，且合同关系明确，债务人纯属赖帐的情况，可向法院申请“支付令”。这类债权金额一般不大，采用“支付令”，则最多35天就可以进入执行程序，而申请费用只需100元。②、发挥“支付令”中断诉讼实效的功能。在实践中，银行大多忽视利用“支付令”中断诉讼实效。对于逾期贷款，银行一般采取发催收通知书的形式，而一些债务人拒绝签字，在法庭上，银行难于举证，导致败诉。如果申请支付令，可以收到双重效果，如债务人不提出异议，银行可以在半年内申请强制执行。如果提出异议，该笔债务诉讼时效重新计算，为银行提讼争取更充裕的时间。申请支付令既可以达到中断时效的目的，又可以节省诉讼费用。但申请支付令时，提供的事实证据一定要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
4.扣收债务人帐户利息或本金。这种方法是《合同法》规定的抵销权制度，抵销又分为协议抵销和法定抵销。银行通常采用协议抵消，在合同中约定抵销条款，到期对债务人帐户资金扣收；在合同中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运用法定抵销，要注意符合法定抵销的条件并且要通知债务人，否则构成侵权。所以，依据《民法通则》第88条 “合同的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部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银行在签订借款合同时，一定要约定贷款人可直接从借款人存款帐户中直接扣收贷款本金和利息，确保贷款人的权力。
5.公证催收。公证催收是银行要求采取的方式：一种是现场公证催收，就是债务人拒签的情况下，由公证员现场送达催收通知，使用这种催收方式应注意催收时应有债务人的人员在场，公证文书应采用《公证暂行条列》规定的文本；另一种是公证邮寄催收，主要适用于异地的债务人，同时应注意邮寄时债务人地址应写明是债务人工商登记的住所地，公证文书也要合格。关于公证送达的效力问题，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原因在于按照公证送达的规定，被送达单位必须有相关人员在场，因此，目前的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被送达单位的“相关人员”所指范围的认定模糊，哪些人员在场才能够保证公证送达的效力，并且如何认定相关人员的身份也是一个有一定难度的问题；二是银行在催收贷款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在于催收时找不到被送达人的任何人员，而且就被送达单位情况而言，采取诉讼方式又暂无任何意义（没有还款能力），此种情况，实际上是最需要采用公证送达方式的，但从目前的规定看，此情况下，视公证送达无效。2003年10月10日，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法律事务部发表的《银行债权的保护》中，介绍了广东省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于“认定诉讼时效中断”的意见，该法院主张催收的效力应为“主张主义”，而非到达主义。根据这种观点，广东省高院认定，债务人如下落不明，债权人公开登报催收的，视为有效（即中断诉讼时效）。尽管这种观点仅适用于广东省，但无疑是符合“诉讼时效应为保护债权人利益服务”这一发展趋势的。我认为，广东省的这一做法是超前、合理的。
6.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有关单位主张权利。《关于适用民法通则的意见》第174条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民事权利的请求，从提出请求时起，诉讼时效中断。经调解达不成协议的，诉讼时效期间即重新起算；如调解达成协议，义务人未按协议所定期限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从期限届满时重新起算”。使用这种方法中断时效应注意：一是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张权利的效力，因各地法院认定不同，有的认为有效，有的认为无效，实践中使用这种方法应关注当地法院怎样认定；二是司法解释没有界定“有关单位”的范围，使债权人主张权利无所适从。
（二）超诉讼时效的补救对策
根据法律规定，对于超诉讼时效的债权丧失了胜诉的权利，程序上已不受法律的保护，但实体上变成了自然债权，可以采取补救措施，重新确认时效。《民法通则》第138条：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关于适用民法通则的意见》171：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义务人履行义务后，又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翻悔的，不予支持。在现实市场经济中，公司发生兼并、合并、出卖、破产收购的情况很多，而债务人主动自愿履行债务的情况很少，按照法律规定来延续诉讼时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对于已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应根据法律规定，采用签订债务安排协议、贷款重组等方法恢复时效，或更新债权关系，降低资产的时效风险。
1、贷款重组，就原债务达成还款协议，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
法复[1997]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达成的还款协议是否应当受法律保护问题的批复》规定“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的还款协议，属于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企业在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时，参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告通知了债权人。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完毕后，债权人就原企业资产管理人（出资人）隐瞒或者漏报的债务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如债权人在公告期内申报过该债权，股份合作制企业在承担民事责任后，可再向原企业资产管理人（出资人）追偿。如债权人未在公告期内申报债权，则股份合作制企业不承担民事责任，人民法院可告知债权人另行原企业资产管理人（出资人）。对于出卖人或企业资产管理人未参照《公司法》第184条规定公告通知债权人，或者虽然公告但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则由出卖人或者资产管理人承担责任。《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和改制案件中切实防止债务人逃废债务的通知》第10条规定：卖方隐瞒或遗漏原企业债务的，由卖方对此承担责任。
因此，根据法律规定，实践中在债务人兼并、分立、重组时，可运用“贷款重组，就原债务达成还款协议，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方法进行超诉讼时效补救。但应注意及时了解债务人情况，及时申报债权，利用债权人的优势地位，对超时效债权督促当地政府召集改制各方与债权人签订债务安排协议，并在协议中明确保证人的对原债权、债务关系重新担保的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90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的精神，该还款协议应受法律保护，从而达到超诉讼时效补救、保全债权的目的。
2、 让债务人在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9]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借款人在催款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法律保护。”对于原保证人在催收通知上签字或盖章，保证人并不能因此承担保证责任，只有保证人对重新确认的债务重新承担保证责任有明确的书面意思表示，才能受法律保护。实践中应注意签字人应是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办理这项业务的人，其他人签字都可能导致不受法律保护，或为债务人抗辩提供条件。
参考资料：
1、林培阳 <<银行债权的法律保护>> ,建设银行报，2003.10.10
2、施海波 <<关于银行诉讼时效中断几个相关问题的看法>>, 建设银行法律网站 ,2003.10.16
民间借贷的诉讼状篇11
(一)企业利用改制机会逃废债务，打击难度大，效果不明显
由于历史等原因，一部分企业长期存在信用意识差，对于银行贷款“敢借、敢用、敢不还”的思想普遍存在，加上信用环境恶化，扭曲了银企之间的信用关系，导致一部分企业出于各种利益考虑，利用各种兼并、破产、改制行机会逃废银行债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机构制裁逃废债企业的有关规定，对逃废债企业采取发出通知书，督促其纠正逃废债行为，以及组织公开曝光，利用社会舆论工具，共同打击逃废债行为……。在逃废债企业通报期间，各借款人要对该企业采取停止授信、不开新户，并提请人民法院进行诉讼、保全、冻结其结算帐户、停止对外支付等，制裁措施可谓相当严厉。然而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打击逃废效果仍然不理想，企业特别是改制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现象贸然十分突出。截至2006年末，在某市建设银行开户的改制企业有126户，涉及贷款本息4.74亿元，其中经金融债权管理办公室认定的逃废债企业71户，占改制企业的55.6%，逃废银行贷款本息1.62亿元，占改制企业贷款本息的34.2%。经过艰苦的清理逃废债工作，目前已纠正逃废债务行为的企业5户，涉及贷款本息0.09亿元，仅分别占逃废债企业和逃废银行贷款本息的7.1%和5.6%。在打击逃废债中被列入“黑名单”的逃废企业多数已是“名存实亡”或已私自转包、重组，无法落实债务的企业，因多年不与银行发生结算往来，制裁措施对其影响不大，达不到预期目的。
(二)企业利用多头开户，恶意拖欠，故意逃废银行债务
一些企业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债信观念淡薄，片面理解甚至曲解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产生拖欠有利思想，想方设法以种种改制名义为逃废银行债务，有的企业贷款不愿还，对银行要求补办合理的保全手续不配合，有的企业通过承包、租赁、合并、分立等形式改制后以不是原借款单位或原借款人为由，拒绝承担原借款人所欠贷款的清偿责任。有的企业对银行定期上门催收贷款采取一是“躲”，企业负责人长期回避，不与信贷人员见面，致使银行无法落实债权；二是“拒”，在还款协议书上不肯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拒绝签字。例如有些企业领导干部，不管企业收益的好坏，巧立名目，公款销费，一年下来的开支少则十万八万，而所欠银行的贷款尽管你日日去，月月催，年年追，却连贷款利息也不肯还。甚至某些企业为躲避债权银行监督，达到逃废银行债务的目的，千方百计钻银行空子，到其他银行或异地银行虚构项目，变相开立帐户。上述种种故意行为，无疑加大了银行维护债权的难度。
(三)银行自身管理机制滞后缺失，监督不力
由于以前金融机构对贷款管理缺乏科学、系统、规范实用的风险管理和约束机制，风险意识不强，信贷管理工作不到位，没有真正把贷款“三查”制度落到实处，使贷前调查流于形式，贷中审查跟着领导走，贷后检查空白，放松对企业贷款使用情况的监督，目前贷款质量差、金融债权难落实正是多年来风险积淀的集中暴露。例如某市农业银行逾期两年以上的不良贷款有5230户，其中丧失诉讼时效的有2420户，包括呆帐贷款707户，涉及贷款金额6534万元，占贷款总额的63.5%。另外贷款担保抵押未依法到房产局登记换证或手续不齐全的43户，涉及贷款金额1487万元，还有5个房屋已被转卖给他人，甚至有的已拆除，只剩下一块空地。同时贷款的抵押物资产评估价格比实际偏高，造成变现难，如某山区县饮食服务公司抵押给信用社的土地和房屋经有资质的合法评估机构，估价为142.8万元，但经调查，按当地市场实际价格计算，该抵押物不过80万元，造成有价无市，贷款难以收回。
(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对保护金融债权工作支持不够
虽然地方政府认识到金融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没有认识到企业恶意逃废银行债务会对地方投资环境和对外形象造成严重影响。在对待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问题上，银行与地方政府认识和处理方式差距较大，地方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在企业改制中首先要考虑的是下岗职工生活保障，相对忽视了银行的合法权益。面对一些企业效益低下，亏损严重的现实，地方政府在调整结构、制订企业改制方案时，没有充分考虑银行债权落实问题，对企业逃废债行为采取默许的态度，甚至干预司法公正，造成银行对企业诉讼生效的判决无法执行，助长了企业的无信行为，使个别企业逃废银行债务有持无恐。如某市百货公司(目前已采取承包经营或租赁经营方式)为逃避还贷，以无法安置职工为由拒绝执行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和裁定，继续拖欠工商银行某市分行贷款本息562万元，银行也多次向地方政府反映情况，但至今仍未得解决。而此前该公司已经采取经营收支现金交易，并停止向债权行支付贷款本息，很明显，该公司意在逃废银行债务，那为什么该公司对法院的判决书这么有恃无恐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地方保护主义作怪。
二、以上金融债权问题通过民事诉讼可以最大限度地依法保障银行债权利益，减少信贷风险。但也面临一系列的实体性和程序性的法律风险：
(一)诉讼主体的风险
1.原告债权主体不明确引起的风险。金融机构在解散、接管、分立、合并时，产生相关债权的转移或变更；国有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过程中，将难以收回的债权让渡给专门以收回债权为业的资产管理公司(这是当前国有银行盘活信贷存量、优化资产结构的措施之一)，也需要办理相关的债权变动手续。实践中，如果银行债权转移时主体界定不明确，那么将来主张债权就可能因“主体适格”争议而难以进入正常的诉讼程序。
2.被告债务主体不明确产生的风险。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人、公民、其他组织可以作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享有诉讼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诉讼义务。一般地，借款人死亡、下落不明，其继承人应就其所承担有限责任；个人企业成为法人后，当事人和法定代表人可能为同一人，但当事人和法人是各自独立的人格，其承担责任范围也有别，对企业法人在签订借款合同后发生合并或分立的，是将原法人列为被告，还是将合并后的企业法人列为被告，还是将分立后的企业法人列为共同被告。遇到此类情况，银行在时，如果不加以甄别，就可能产生错列或漏列被告问题。
3.被告选择不当产生的风险。当一个诉讼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平等债务主体时将选择谁为被告就显得很重要。比如在民事诉讼开始前或过程中，银行可能遇到诉讼相对人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时，是将企业列为被告，还是将企业的股东列为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三条规定，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讼，债务人与保证人为共同被告或追加为被告即可，但如果债务人先前宣告破产，债权银行是否参加债务人的破产清算并主张债权，将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债权能否完全实现。因为，按照我国《破产法》和《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如果债权人在债务人的破产清算中主张了债权，就不能再对保证人主张债权。然而，破产财产往往有限，在破产清算中申报的债权一般不可能完全实现，这样，银行就可能因此造成不必要的债权风险。
(二)诉讼标的风险
1.被告及相关债务人亏损严重产生标的物执行风险。欠债企业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甚至已无资抵债，银行即使胜诉，也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这样会给银行实现诉讼目的带来极大的风险。
2.“悬空”诉讼标的产生的风险。企业通过联营或兼并；或划小经营体，留下法人背债务；或使其国有民营或公有民营，从而悬空银行债权，造成诉讼标的风险。
3.债务人破产后，诉讼标的优先追索风险。依据我国《企业破产法》及《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银行诉讼与其他诉讼处于同一地位，这时，谁具有优先追索权就显得很重要。上述法律同时规定了担保财产有别于一般破产财产，被排除在一般破产财产之外，并受法律保护。然而在实践中，宣告破产企业的一些有价值的财产亦被多次用于抵押担保，担保物权竟合、冲突现象屡见不鲜。
(三)诉讼时效风险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就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律制度。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限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般情况下，贷款逾期二年以上，如果不履行有关法律手续，贷款债权将失去法律保护。目前，各银行对各种风险贷款的考核指标不尽相同，对诉讼时效问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不少沉淀贷款已经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债权。
(四)银行的违约过错风险
1.银行制定的格式条款不符合规定引发的风险。按《合同法》规定，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权利义务，并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并与对方协商一致。否则，将导致有关格式条款的无效或最终不利于银行的解释。由于借款人在鉴订借款合同时求款心切，处于劣势，一般对条款内容提出异议。当发生纠纷时，借款人会借此提出抗辩，从而给银行赢得诉讼构成风险。
2.银行因不熟悉程序法导致的风险。目前的民事诉讼已经由以前的纠问式审判转变为辩论式审判，过去“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已经不适合现时的形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自2002年4月1日起施行，该司法解释有不少突破性的规定，部分条文已经超出民事诉讼法的原有内容。当事人如果忽视程序法的规定，有可能面临败诉风险。
3.银行因其它过错而引发的风险。如银行的审贷、核贷过失，贷款跟踪监督过失；不按约定的时间发放、收回贷款；发放贷款金额不足或未依约行使收回全部或部分贷款的权利；以及已知借款人违反贷款用途却仍然继续提供贷款，明知借款人丧失还款能力，银行通过“借新还旧”掩盖了借款人到期不能还贷的事实，错过强制收回良好时机，人为沉淀风险等，这些原因都可能被法院判决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三、为合理利用诉讼资源，实现诉讼目的，有效地防范和规避上述法律风险，最大限度维护金融债权，银行应采取的防范对策：
(一)对诉讼主体风险的防范对策
1.针对上列诉讼主体风险，银行作为原告时，首先要解决好自己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明确自己主张的是直接债权，还是代位权；其次要谨慎分析、区分借贷合同的有关法律关系，以便结合相关当事人的工商注册登记等实际情况，合理确定被告。审查义务主体的法人资格，决定着借款担保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以及担保责任能否承担，如何承担的问题。因此在订立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时一定要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认真审查贷款主体的法定资格是否合法，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诉讼能力，必要时可向工商登记部门进行查询，以防借款人拿已被吊销或暂未被收缴的营业执照而骗取贷款。
2.值得注意的是“法人”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企事业单位中的职能科室不得作为借款主体。特别是需要强调的是银行平时就应有专人对当地报刊上的企业变更被吊销、被兼并、解散及破产宣告、转让声明、注销声明等情况予以特别必要的关注，并收集整理做成专门的档案资料，以备信贷人员查阅，这样对于了解借款人是否有独立承担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义务主体的法人资格，履行借款合同或担保合同的能力等情况，会有很大的帮助。
3.针对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企业诉讼主体问题，应区别不同情况予以对待，对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整个企业机构、人员、财产都存在的企业，应将该企业直接列为被告；对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而企业已无机构、人员、办公场所，或虽有机构、人员、办公场所，但无承担民事责任财产的企业，如有清算组织的，应将该企业和投资设立该组织的股东列为共同被告，在要求该企业承担借款合同法律责任的同时，要求该企业的股东承担清算责任；如果确信保证人有偿债能力，就可选择保证人偿债而不参加清算，但银行应履行通知义务；由于诉讼相对人变化频繁或变化复杂，一时难以明确诉讼主体的，银行应向有经验的律师或向当地人民法院的相关部门咨询，以免选择失误造成不必要的风险。
(二)对诉讼标的风险的防范对策
根据2002年12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59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由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1.企业、公司改制后的主体资格认定及债务承担，该规定第四条“国有企业依公司法整体改造为国家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原企业的债务，由改造后的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该规定“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或者转让部分产权，实现他人对企业的参股，将企业整体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原企业债务由改造后的新设公司承担。”如企业以其部分财产和相应债务与他人组建新公司，对所转移的债务，债权人认可的由新组建的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对所转移的债务未通知债权人，而债权人不予认可的，由原企业承担民事责任，原企业无力偿还债务，债权人就此向新设公司主张债权的，新设公司在所接收的财产范围内与原企业承担连带民事责任。企业以其优质财产与他人组建新公司，而将债务留在原企业作为共同被告提讼主张债权的，新设公司应当在所接收的财产范围内与原企业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2.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后的主体资格认定及债务承担。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的，根据《规定》第八条，企业向其职工转让全部或部分产权或通过职工增资扩股，将原企业改造为股份合作制的，原企业的债务，由改造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承担；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后，债权人就原企业资产管理人(出资人)隐瞒或者遗漏的债务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如债权人在公告期内申报过该债权，股份合作制企业在承担民事责任后，可再向企业资产管理人(出资人)追偿。如债权人在公告期内未申报过该债权，由股份合作制企业不承担民事责任，人民法院可告知债权人另行原企业资产管理人(出资人)。
3.企业进行分立后的主体资格认定及债务承担。依《民事通则》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企业法人分立、合并后的权利和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合同法》第九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合并的，由合并后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订阅合同后分立的，除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由分立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企业进行分立的，债权人向分立后的企业主张债权，企业分立时对原企业的债务承担有约定并经债权人认可的，按照当事人的约定处理；企业分立时对原企业债务承担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或者虽然有约定但债权人不予认可的，分立后的企业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分立的企业在承担连带责任后，各分立的企业间对原企业债务承担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根据企业分立时的资产比例分担。
(三)对诉讼时效的防范对策
1.根据《民事通则》第七章规定“诉讼时效因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可以引讼时效中断，从而延长贷款的诉讼时效，以维护银行债权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对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贷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2月11日法释[1999]7号《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抵押人在催收通知单上签字或者盖章在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可知，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金融机构发出催收贷款通知书，让借款人在签名或盖章的，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和同意履行义务，该债权债务关系受法律保护，引讼时效中断，从中断之日起延长诉讼时间两年。
2.要注意贷款担保人的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在担保合同中写明保证期限的，主债务引讼时效中断，担保债务要相应办理中断诉讼时效手续，才能追索其连带责任。否则因保证人只在保证期间内承担保证责任而银行未在保证期间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保证人可以免除保证责任。合同中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一律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起6个月。
3.对于保证期间那些想逃债、赖债、废债，拒不在催收贷款通知书上签名或下落不明的借款人，银行机构可打电报、寄挂号信、发电子邮件、登报催收公告、贷款催收通知书，并经司法公证出具公证文书进行公证送达，以予中断诉讼时效。另外如果债务人未依法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债权人必须在申请执行的原法定期限半年或一年内向人民法院提出执行申请，以确保银行的合法权益最终得以实现。
(四)对银行违约过错风险的防范对策
依《合同法》和《物权法》的规定使用代位权和撤销权及程序法可有效保护金融债权。
1.代位权制度是指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众所周知，“三角债”的存在使企业间债权债务关系纠缠不清，即使银行与借款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借款人也常常以“某某无钱还我，我无钱还银行”之类的借口推托，而代位权的设立为银行保全信贷资产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当银行贷款到期得不到偿还，而借款人有到期债权却不去行使时，银行可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法院提出请求，代位行使借款人享有的债权，用以偿还贷款本息。法律还规定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以加大对债务人逃债为应属于遗产继承、人身伤害赔偿等专属于个人的权利，而且代位权的行使范围必须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
2.撤销权制度是指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在实际工作中，银行经常可以遇到这样“金蝉脱壳”的借款户，在从银行骗取贷款后，便以家族中别的成员的名义另外注册公司，将资产通过投资或交易等方式转移到新公司名下，等贷款到期，银行去收贷时，已人去楼空或即使找到人，也是经营不善，无力还贷。掌握了法律这一规定后，银行一方面要做好贷后检查，密切关注信贷资金动向，防范风险的发生；另一方面在不慎出现贷款风险时，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行使撤销权，对借款人放弃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进行撤销，以保全银行资产。应当注意的是：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销灭。
3.用程序法的规定保障银行权利得到实现。银行在依法时就应首先考虑向法院申请诉前或诉讼保全，依法查封、扣押、冻结借款人的财产，以便于将来执行能收到实际效果，更加有效的保护银行金融债权，尽可能地将损失降至最低。符合条件的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先予执行。同时根据《破产法》行使别除权和不安抗辩权，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有效保存银行债权。
总之，银行在保护金融债权中，必须以人为本，加强管理，规范操作，不断完善自身机制，掌握和运用法律并聘请专职律师诉讼，才是防范和规避保护金融债权中法律风险的根本途径，也是依法控制金融风险的关键所在，从而有效地维护金融的正常运行，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协调、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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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官正旺，池治新.信社贷款业务操作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对策.南方金融，2002(12).
[3]朱淑华，黄成君.依法操作贷款业务.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1(12).
民间借贷的诉讼状篇12
作者简介：唐烈英，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401120）
以按揭贷款为付款方式购买商品住房的买受人，与出卖人签订的商品住房买卖合同发生诉讼纠纷，会涉及贷款人银行的利益，银行是否有权参与诉讼？在何种情况下能够参与诉讼？参与诉讼，其地位如何确定？发放购房贷款的银行不是商品住房买卖合同当事人，银行在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纠纷中的诉讼地位，学界和司法部门有争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商品房买卖合同问题解释》）第25条规定：“以担保贷款为付款方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一方请求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或者撤销、解除合同的，如果担保权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提出诉讼请求，应当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纠纷合并审理；未提出诉讼请求的，仅处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担保权人就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纠纷另行的，可以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合并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
收稿日期：20120520
*商品房分为商品住房和商用商品房。本文仅对商品住房的买卖贷款按揭纠纷进行研究。文中作者撰写部分，使用“商品住房”；因不能修改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在使用相关司法解释名称及引用其规定时，使用“商品房”一词。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这一规定，确立了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纠纷中银行参加诉讼的三种处理方式：（1）银行对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纠纷没有提出诉讼请求的，不将银行列为诉讼主体，仅处理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纠纷；（2）商品住房买卖合同发生纠纷，银行就按揭贷款合同纠纷另行的，法院合并审理；（3）银行对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纠纷提出诉讼请求的，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法院将担保贷款合同纠纷合并审理。细细体会这一规定，对商品住房买卖合同发生纠纷，银行可以或不，可以参加到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纠纷的诉讼中，也可以不参加而另行。银行的诉讼地位是以银行的态度来决定。这一规定切实体现了尊重当事人诉权的原则《民事诉讼法》第13条2款：“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对银行的诉讼地位作了初步规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有关第三人的法律规定以及从相关理论看，第25条的规定有一定缺陷。
一、 商品住房买卖合同与按揭贷款合同具有连带关系
购买商品住房的人（以下简称买受人）需要以所购商品住房按揭贷款方式支付购房款的，除与开发商出卖人（以下简称出卖人）签订商品住房买卖书面合同外，买受人作为借款人，还需与贷款人银行（以下简称银行）签订书面贷款合同。银行发放购房贷款为买受人购房提供了帮助，也使出卖人能够尽快地实现其经营利润。但是，银行在没有任何担保的情况下将大量的贷款供给买受人，将面临贷款不能收回的巨大风险。为化解风险，银行并非对任何买受人都发放购房贷款，只有与银行签订有合作项目的开发商出售住房、买受人需要借款时，银行才会与买受人签订购房贷款合同。同时，银行要求买受人以其所购买的房屋作为还款的担保；买受人所购房屋为期房的，银行要求出卖人为买受人的贷款归还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担保。这种以所购住房为抵押、以出卖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或者以回购住房保证贷款归还）而产生的买卖、贷款、担保三方关系的合同，司法解释称为“商品住房担保贷款合同”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商品房买卖合同问题解释》。，购房贷款实践中，多称为“按揭我国法律没有规定“按揭”担保方式。关于“按揭”的定义，参见唐烈英《商品住房买卖按揭贷款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页。贷款合同”。
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是买受人和出卖人；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又是按揭贷款合同的借款人，按揭贷款合同会形成买受人与银行之间的借贷关系、物的担保关系；商品住房买卖合同出卖人为买受人归还贷款承担保证责任的，又是按揭贷款合同的担保人，与银行形成保证担保关系。
在商品住房买卖中，出卖人买受人的情况极为少见，其原因在于，出卖人拟定商品住房买卖合同格式条款时就已经相当地注意维护自身利益；在买受人与银行签订的按揭贷款合同生效后，银行就以买受人名义一次性将购房款划归出卖人；出卖人收取银行划拨买受人借款支付的购房余款后，其经营利润就已经收取，在商品住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权利就已经全部享有，就很难出现买受人侵犯出卖人民事权利的情况；相反，在商品住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履行合同义务时，在如下七种法定情况下，会侵害买受人的权利：（1）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押或者出卖给第三人，导致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买受人无法取得该商品住房。（2）出卖人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住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住房预售许可证明；或者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或者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3）房屋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不能交付使用；或者房屋交付使用后，房屋主体结构质量经核验确属不合格。（4）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5）房屋面积误差比绝对值超出3%。（6）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经买受人催告后在3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7）依照规定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的期限届满后超过一年，由于出卖人的原因，致使买受人无法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参见《商品房买卖合同问题解释》第8、9、12、13、14、15、19条。。
买受人的权利受到侵害，引发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纠纷，买卖双方协商不能解决时，买受人会寻求公权救济而出卖人。买受人从大的方面讲，有请求退房和不请求退房两种情况。
商品住房买卖合同是债权关系，是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建立的以交付商品住房和给付购房款为内容的法律关系，银行不是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在出卖人擅自改变合同中约定的商品住房价款、结构、房层、质量等条件，出卖人迟延交付商品住房，出卖人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水、通电、通气等违反买卖合同约定买受人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下，如果买受人诉讼请求不是要退房，不是要求退还已经收取的购房款，只要求出卖人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且买受人仍然在按期归还贷款、履行按揭贷款合同；同时，出卖人也有条件继续履行合同，则商品住房买卖合同仍然有效。双方的这类纠纷原则上与银行无关。司法实践中，法院受理后，银行没有也不参加诉讼的，法院只处理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纠纷，审判结果不涉及也不损害银行利益，也就不会通知银行参加诉讼，银行也没有必要加入到诉讼中。第25条关于银行“未提出诉讼请求的，仅处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的规定合情合理。
但是，出现上述七种法定情况，侵害买受人的权利，买受人要求退房或者出卖人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会导致商品住房买卖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
商品住房买卖合同与按揭贷款合同，各自的主体、客体不同，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同，签订的时间、地点不同，等等。从形式上看、从债权独立理论来讲，商品住房买卖合同与按揭合同是两个各自独立或者相对独立的法律关系。但是，人们是需要住房才购房，是没有钱购房才贷款。商品住房买卖合同无效终止后，如果按揭贷款合同仍然有效，这就会意味着，买受人没有实现购房目的还要为一个丧失权利的商品住房继续按期支付贷款本息；但住房问题没有解决还需要钱另行购房。需要贷款才能购买住房的人，有财力履行一个无法购房的按揭贷款合同？会有人一处购房两处付款吗？还会履行无法购房的还款义务吗？如果不履行有效的按揭合同、支付按揭款，是不是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如果要承担违约责任，于情于法是否说得过去？是否显失公平？这些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即或是买受人的过错导致商品住房买卖合同无效，认定按揭贷款合同仍然有效，也行不通。其理由也是一样的：要解决住房的钱有限，需要借款才能购房的人，难以承受一处购房两处付款。买受人签订按揭贷款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购买商品住房，当购房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时，买受人的购房贷款即失去意义，如果不允许解除合同，对买受人不利。实际生活中，无法购房时，买受人不仅必然会停止支付剩余的购房款，还会要求出卖人返还已经交付的首期购房款和已经交付的贷款本息。因此，从商品住房买卖、按揭贷款整体运作过程的实际情况看，按揭贷款合同并非能够完全游离于商品住房买卖合同这一基础性法律关系之外，商品住房买卖合同无效，必然引出按揭贷款合同是否仍然有效、是否继续履行、银行能否对按揭物行使优先受偿权等一系列问题。对此，《商品房买卖合同问题解释》第24条规定：“因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应予支持。”
由此可见，商品住房买卖合同与按揭贷款合同两者并非各自独立，而是具有连带关系；商品住房买卖合同无效，按揭贷款合同亦无效。
二、 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终止必然对银行产生的不利后果
按揭贷款合同因商品住房买卖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解除，银行不是商品住房买卖合同当事人，其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
根据债的相对性理论，出卖人和买受人是商品住房买卖关系的当事人，购房借款是银行以买受人名义划拨给出卖人的，买卖合同终止，买卖当事人双方返还：房屋已经交付，买受人应当退还给出卖人，尚未交付的，出卖人不再履行交房义务；出卖人应当将所收的购房贷款本息以买受人的名义返还给银行，将所收的购房首付款返还给买受人。在商品住房买卖按揭贷款关系中，银行的利益体现在按揭贷款合同中。商品住房买卖合同无效，银行收回已经划拨给出卖人的购房款，但银行可否有权按照原约定期限要求借款买受人或出卖人偿付利息？比如，原定贷款期限为20年，划款后2年，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终止导致按揭贷款合同终止，出卖人将收取的购房款全部返还给贷款银行，但是，其贷款利息是支付2年？还是要另加18年的预期利息？
关于按揭贷款合同的变更，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第27条规定：“借款合同需要变更的，必须经借贷双方协商同意，并依法签订变更协议。”各大商业银行对于借款合同的变更，都有类似的规定如《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第34条规定：“借款合同需要变更的，应当由借贷双方协商同意，并依法签订变更协议；有担保合同的，应事先征得担保人同意。协议未达成之前，原借款合同继续有效。”。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合同的变更，须经合同的双方同意。如果银行不同意变更，坚持要收取原约定期限的贷款利息，不修改原定的按揭贷款合同期限，按揭借款人和承担保证责任的出卖人就不能单方修改或变更按揭贷款合同。但是，按揭贷款合同因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终止而终止，原定的贷款期限发生变化，其利息、利率应当如何处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以及各商业银行的住房贷款管理办法都没有明文规定。
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问题解释》第25条规定，商品住房买卖合同无效、被撤销、解除导致按揭贷款合同终止的，“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这里所说的“购房贷款的利息”仅指占用购房贷款期间的利息，不是指按揭贷款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银行可得到的全部贷款利息。这即是说，按揭贷款合同无效，银行没有任何过错，借款买受人也只返还银行贷款及其占用期间的利息。按揭贷款合同终止，如果银行有过错时，须承担责任，不能收取全部贷款本息，这对银行而言，不存在不公平；但银行没有过错，仅以合同无效，双方返还的方式处理银行贷款本息，对银行来说，似乎就不公平。然而，约定按揭贷款期限20年，在2年后因各种原因致按揭贷款合同无效，借款买受人除将全部贷款和2年利息归还银行外，由有过错的出卖人或买受人，承担另18年没有占用款项的利息，又是否公平？是否就不损害买受人或者承担连带责任的出卖人的利益？银行收回全部贷款和占用贷款期间的利息，又可再行发放，另收利息，又会有多大损失？
有人认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内容和应当追求的价值目标；其中，在私人交易中起矫正作用也是公平正义之一种喻中：《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机制》，《法制文明》2012年第3期。。然而，必须承认，法治的公平正义，并非绝对。商品住房买卖合同无效、银行收取买房贷款约定利息对借款人不公平，但是，银行依按揭贷款合同约定放贷的可得利益损失由谁弥补？由借款人或出卖人弥补都于法无据。这就意味着，按揭贷款合同的解除会使银行发放贷款的预期可得利益受到损害。这实际上是让无过错的银行承担了按揭贷款合同无效的后果。
当商品住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担保标的物的现实权属状态将会发生变化。这种基于判决发生的物权变动在性质上属于依公法发生的物权变动参见《物权法》第28条之规定。，与担保物权设定人以法律行为（如买卖）转让担保物所有权、担保物权的追及效力继续存在的情况不同，作为限制物权的担保物权的追及效力因公法发生的物权变动而丧失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11页。。银行行使住房抵押物权追及效力发生变化后，只能要求出卖人承担住房回购的连带责任保证。当出卖人经营管理不善、资不抵债时，银行就会由一个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担保物权人沦为普通的债权人，对担保物商品住房的优先受偿权随之丧失，其贷款利益的实现，就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传统民法理论认为，物权具有优先于债权受偿的性质，债权则具有平等受偿的性质，简称物权优先性和债权平等性。对物权优先于债权受偿性质，《物权法》第170条明确加以规定：担保物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在商品住房买卖合同无效、银行在行使住房抵押物权追及效力丧失、要求开发商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时，其贷款债权优先受偿权就丧失了。贷款债权优先受偿权丧失，意味着银行没有权利全额优先受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7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根据这一规定，当商品住房按揭贷款合同被解除后，应当赋予当事人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的请求权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页。。为此，有律师认为， 银行有权就担保贷款合同单独提讼李正国、钟瑾：《按揭购房纠纷，银行的权利如何保障？》，《中国律师》2004年第10期。。这是法律已经明确规定的权利，但是，因商品住房买卖合同无效、被撤销、解除导致按揭贷款合同终止，使银行发放贷款的预期可得利益受到损害，以及银行享有优先受偿权丧失受到的损害，如何请求恢复原状？向谁请求赔偿损失？请求赔偿损失有何法律依据？
由此可见，在商品住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按揭贷款合同随之终止，会对银行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三、 银行在诉讼中的地位应当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当商品住房买卖合同发生诉讼纠纷，银行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是否可以参与诉讼？能否提出自己的诉讼请求？
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问题解释》第25条的规定，银行有三种选择。当银行不参加诉讼、未提出诉讼请求时，不存在诉讼地位的问题；当银行就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相关的按揭贷款合同另行，其诉讼地位是原告，没有可置疑或争议之处。然而，商品住房买卖双方纠纷涉及到退房还款，银行与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存在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解除商品住房买卖合同必然涉及银行的利益，案件的处理结果与银行有直接利害关系，当银行作为担保权人参与商品住房买卖合同诉讼时，按照第25条的规定，法院“应当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纠纷合并审理”。将两个合同纠纷合并审理，有利于案件事实的调查、减少诉累、提高诉讼效率和解决纠纷，以及避免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
当法院合并审理时，银行的诉讼地位如何定位？能不能以银行将款项划给出卖人、出卖人违约又损害了买受人的利益为由，将银行与开发商列为共同被告？这显然不行，这会背离银行不是商品住房买卖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前提。按照第25条规定，银行的诉讼地位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何谓“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民事诉讼法》第56条1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讼。”这即是说，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原告、被告之间争议的诉讼标的，认为有独立的请求权而参加到原告、被告已经开始的诉讼中进行诉讼的人。第三人请求权具有的“独立”性是指第三人的请求权独立于原、被告在诉讼中主张的权利，第三人既不同意原告的主张，也不同意被告的主张，而是以他们双方为被告单独提起一个诉。在涉及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民事诉讼中，原、被告之间存在一个争议民事法律关系，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同原、被告之间则存在另外一个争议民事法律关系。在后一民事法律关系中，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以独立权利主体资格对原、被告主张请求权；该请求权既针对原告，也指向被告；第三人的请求得到确认，原告和被告的主张就会全部或部分地被否定唐力：《论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纠纷，因银行与买受人订立有贷款担保合同，合同的有效无效与银行发放的住房贷款存在利害关系，银行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有权参加到这一诉讼中。但是，银行参加诉讼并不意味着银行就是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就有权利提出商品住房买卖合同是有效还是无效。在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纠纷中，买卖合同有效，不会影响贷款合同效力，银行因合同有效能够收取贷款利息，为维护自身利益，银行提出的主张应当是商品住房买卖合同有效，这与被告出卖人的主张一致，而非同时既针对原告又针对被告，这就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中“独立”的含义不符。在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的诉讼中，原、被告诉讼地位的丧失，将导致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诉讼地位的转换。在本诉中的原告撤回，第三人认为其有必要继续诉讼以保护自己的权利，那么其诉讼地位就会由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转变为典型的原告。然而，当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纠纷的原告撤诉，银行本来就与被告出卖人的主张一致，不可能又转变为原告而与出卖人对立；原告撤诉，银行与商品住房买卖合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其他的纠纷，更不可能转变为典型的原告。这也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特征不符。如果商品住房买卖合同最终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商品住房的所有权将因公法发生转移，此时银行对设定担保物权的住房没有追及效力，其贷款的收回存在一定的风险，银行有权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但是，这是在本诉结束后的另一个新诉，不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诉讼请求的范畴。可见，将银行的诉讼地位规定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不恰当的。
除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外，“为了解决相互勾连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保障和义务分担的问题，避免相互关联的案件做出悬殊的裁决，同时节约诉讼成本，提高效率和减少诉累”于立刚、李司杰：《我国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缺陷与完善》，《理论观察》2012年第5期。，民事诉讼法还设立有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原告、被告之间争议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参加到原告、被告已经开始的诉讼中进行诉讼的人常怡：《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二版），第111页。。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根据是“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为本诉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和原告或被告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的另一法律关系存在牵连性关系。牵连性主要体现在：（1）主体的牵连：法律关系发生争议的原、被告的一方当事人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之间存在一个民事实体关系；（2）内容、客体的牵连：两个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存在内在联系；在有特定标的物的情况下，还存在标的物的同一性。
民间借贷的诉讼状篇13
我国目前受理的借款合同纠纷中，农村信用社向法院起诉的占收案总数的80%；银行向法院起诉的借款纠纷案件虽然较少，但其不能收回的逾期贷款数量却很多，且国有集体企业借款居多，给银行自身发展带来严重困扰的同时，也给国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有债不诉的现象较为普遍。
（二）原告不及时起诉、贷款续贷转贷的现象多，贷款被拖欠的时间长。
当前，许多银行、信用社对借款人逾期拖欠贷款不还的情况，不愿意或不善于及时诉诸法律、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而是通过不适当的转贷、续贷方法解决，有的转贷、续贷数次，多的甚至达数十次。许多案件从纠纷形成到起诉，一般都要接近两年时间，如果不考虑诉讼时效的限制，原告还不会向法院起诉；金融部门不及时起诉，丧失了收贷的良好时机，不仅给收贷带来了困难，而且加大了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审理和执行难度。
（三）无效担保的案件多，借款方主体变更的案件增幅大。
在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属违法担保、空头担保、关系担保及无效抵押等无效担保的占了绝大多数。如有的乡镇政府为所属乡镇企业担保贷款；有的企业或公民自己无代为履行的担保能力，盲目为借款人提供空头担保；有的企业亏损严重，为取得金融部门贷款，不惜采取“父子互保”的手段套取贷款；还有一些企业在贷款时将企业全额财产作为抵押，而有关金融部门明知这种抵押无效，却予以认可。同时，借款方主体变更的案件也增幅较大。
（四）被告无力还贷的案件多，案件的执行难度较大。
在被告无力还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 被告多是一些严重亏损、资不抵债或濒临倒闭破产的企业，法定代表人躲债外逃，法院对于这些案件，如果采取强制执行或破产措施，一些企业势必倒闭或破产，企业职工难以妥善安置，影响社会稳定；如果不果断采取强制执行等措施，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则难以保障，法院在执行这些案件过程中处于进退两难境地，案件执行难度很大。
三、产生借款合同纠纷的因素
（一）经济政策因素。
由于国家加强了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对金融市场的整治力度，促使银行等金融部门加强了收贷工作，对于已逾期仍未归还或无法偿还贷款的单位，只好诉诸法院，要求其归还。
（二）金融部门的因素。
一是贷前审查不严。许多金融部门特别是信用社的信贷管理存在漏洞，放贷前不审查借款人的资信状况和还贷能力，盲目将巨额贷款投放给生产经营不景气或经济效益差的企业，致使大量贷款逾期无法收回，从而引发纠纷。同时有的银行、信用社违反有关金融法规的规定，对一些到期不能偿还贷款的借款人采用“以贷还贷”的转贷方法延长还贷期限， 从而导致一些确无还贷能力的借款人包袱越背越重，积重难返。二是贷后监督不力。一些银行、信用社给借款人发放贷款后，对其贷款用途和使用情况监督不力。有的借款人将贷款挪作它用，有的将名义上用于生产经营的贷款用于挥霍或等违法活动，致使贷款无法追回；有的借款人则钻金融部门对贷款用途监督检查不力的空子，采取多头贷款的方式来吃“贷款”，使得许多贷款难以收回。三是“三款”现象突出。银行、信用社等金融部门的某些信贷人员利用职权发放“人情款、关系款、好处款”等现象较为突出，地方行政领导指定金融部门向某些严重亏损的企业贷款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四是担保流于形式。许多银行、信用社的信贷人员在发放贷款时，执行担保制度不够严格，有的甚至视担保为儿戏，对保证人的主体资格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保证人是否具有真实的实际代偿能力和担保能力不加以严格审查，只要有人担保，不论有无实际担保能力，一般予以许可。
（三）借款人的因素。
一是只顾自身利益，法律意识淡薄。有的借款人并非无力归还到期贷款，而是只顾自身利益，想方设法“拖债”、“逃债”，造成“贷款容易还款难”的局面，致使金融部门的贷款难以收回形成纠纷。二是有些企业、部门单位频繁更换法定代表人，且许多“新官”不理“旧账”，致使金融部门的收贷搁浅，只好诉诸于法律。三是经营管理不善，严重资不抵债。一些借款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处于停产半停产状况，亏损严重，根本没有清偿能力。
四、借款纠纷案的处理办法
审理借款合同纠纷重点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准确地列明借款合同的当事人
一般情况下在借款合同中主要就是原告和被告，原告多为债权人，即出借人，被告多为借款人。在特殊情况下原告可能是借款人即原债务人，所谓特殊情况是在债务人认为债权人侵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时可能向法院起诉，如债权人银行等金融机构直接扣收贷款，或者债务人重复还款等。除这些情况外：
1、借款同时有保证人的保证人是共同被告；
2、行为人以他人名义 借款的，借款人知道行为人同时也知道借款人的，应以行为人和借款人为共同被告；
3、“私贷公用”情况下当事人的确定。实践中有些地方出现“私贷公用”的情况， 所谓“私借公用”是有的“公”即企业，由于已经有逾期贷款未还等原因而不能贷款，于是便由个人或私营企业以自己名义代为贷款，所贷款项由企业使用。这就是所谓“私贷公用”。私贷公用以合同法的规定，应该属于委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出借人为原告没有异议。如何列被告，应考虑以下情况：
（1）出借人不知道贷款人是企业，贷款后贷款人也未披露企业用款情况，企业也未主动介入还款事宜的，应以借款人为被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