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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概念篇1
2、民间借贷是一种合约行为；
3、民间借贷关系成立的前提是借贷物的实际支付；
4、民间借贷的标的物的权属需明确属于出借人个人；
5、民间借贷可以有偿，也可以无偿。
民间借贷概念篇2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及其法律性质
1.民间借贷的概念
“借贷”一词古已有之，它涉及两方当事人，由约定俗成的习惯逐渐上升至法律，我国《合同法》中就有借款合同的规定。民间借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学者对其概念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从国内外的学术著作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认识：
（1）国外学者认为民间借贷是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不受国家信用控制和中央银行管制的存款、贷款以及其他金融交易，是和正规金融是同一国家中同时并存的，相互割裂的。正规金融处于国家信用和相关金融法律控制下，而民间金融则在这种控制之外进行运转，二者利率不同、借款条件不同，目标客户不同。
（2）国内学者中有人将民间借贷界定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认为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不经国家金融行政主管机关批准或许可，依照约定进行资金借贷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也有人认为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与非金融机构的法人，其他组织与公民之间的相互借贷货币、实物和其他财产的行为。
本文认为，民间借贷是游离于官方正规金融机构之外，与正规金融并存的，发生在个人、非金融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相互之间的以货币资金为标准的价值让渡及偿付本息的活动。
2.民间借贷的性质
民间借贷在本质上为法律行为，符合法律行为的特性。《民法通则》颁布前，国内学者对法律行为的概念存在两种不同认识：一种是，将法律行为视为民事主体基于意思表示而从事的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包括有效地法律行为、无效的法律行为、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和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另一种是，将法律行为视为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而从事的必然产生、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合法行为，将其范围界定在合法行为上。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及大陆学者董安生教授均倾向于传统民法中的法律行为概念，即法律行为本质乃意思表示，是一种法律上的意效行为。目前，学界多倾向于第一种观点。民间借贷是当事人之间基于借贷的意思表示而进行的行为，它能够引起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终止。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的性质不在仅仅局限于私法领域的法律行为上，其发展变化对公法领域的金融市场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其又具有公法性质。
二、民间借贷的优势及其监管的必要性
1.民间借贷的优势
民间借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符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制度状况。其优势主要体现在：
（1）民间借贷是一种直接的融资方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正规金融服务的不足，同时也分流了国家正规金融服务系统的一部分放贷风险。如果能合理利用民间借贷的话，它能够成为国家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
（2）民间借贷资金满足了民营中小企业主等的融资难问题。这些民营中小企业在促进城乡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及吸收人员就业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其自身的一些特点使得其很难在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取得其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这时，庞大的民间金融市场满足了其资金要求，而且手续方便简单，效率较高，能够满足其发展要求。
（3）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起到了示范作用，对正规金融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民间借贷的市场化利率促使正规金融加快利率改革；民间借贷的手续简便，效率高对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提高效率，改善服务等方面起到示范效应。
2.监管的必要性
民间借贷是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本质上是自由的，为何还需要监管？这是因为民间借贷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民间借贷给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调控、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企业和个人正常生产生活都带来一些不可避免的影响。
（1）影响国家宏观货币政策的实效。政府根据国家总体经济形势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避免经济危机。但是，由于民间借贷一般处于地下隐蔽状态，政府相关部门很难对其进行监测，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难以将其考虑在内，而且，民间借贷资金的走向经常是与宏观货币政策相反而行的，这样就会影响国家宏观货币政策的实效，国家的宏观调控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2）干扰正常的金融秩序。民间借贷资金庞大，影响银行等正规金融的资金来源。有的民间借贷资金是从正规金融市场上取得的，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走向不能掌控，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市场上资金的配置效果，对金融秩序产生很大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小城镇及乡村的经济发展。
（3）法律地位尴尬，正常发展困难。由于目前民间借贷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不明朗的尴尬地位，监管缺位，其问题突出，人们经常将民间借贷等同于高利贷及非法集资等非法的民间金融，导致民间借贷不能正常发展，一直处于政府部门严加防范之下。
三、我国民间金融监管的现状及其完善
1.我国民间借贷监管现状
（1）在立法上，没有给予民间借贷这种合法的民间金融以相应的法律地位地位。《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等金融法律均未明确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政府相关部门陆续出台的有关规章文件，如《严禁擅自批设金融机构》、银监会制定并颁布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等均未界定民间借贷的合法性、规范性，也未明确界定民间借贷金融机构的性质。虽然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民间借贷行为有一定的规范，但是总体来说比较原则，操作性不强，主观随意性较大，有些规范甚至还出现矛盾的情况，导致行为人和司法机构在认定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上出现分歧。在对非法集资、金融诈骗、地下钱庄等非法的民间金融，我国一直严厉监控和打击，《刑法》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入罪说明了我国对这些非法金融的打击力度。以至于司法实践中出现将民间借贷归于非法民间金融的误区。2003年在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的孙大午案以及近期热烈讨论的吴英非法集资案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官方对民间借贷这一民间金融的态度。
（2）在监管上，存在监管缺位的问题。目前对民间借贷的立法尽在民法领域，民法的特性使得民间借贷仅仅体现为当事人自由意志的活动，国家对其态度是，在没出现问题时未有具体措施加以引导和规范，在出现问题时则是严加打击。因此，关于我国民间金融的监管，一直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对于高利贷、非法集资、地下钱庄、抬会等非法民间金融，国家一直是严加控制和打击的，而对于合法的民间借贷则是法律和监管均是缺位的。
2.我国民间借贷监管的完善
要规范民间借贷并给予其合法的地位，使其阳光化运作，必须有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这就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放宽金融市场。
（1）开放金融市场，放宽准入机制。要规范民间金融，首先要在金融体制上进行改革，逐步开放金融市场，放宽准入机制，使得民营中小企业能够有机会进入金融领域。
（2）认可民间借贷，给予其合法的发展空间。政府逐步放宽金融改革的政策，为民间借贷的正规化、合法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后，总理在十一长假期间带领财经人员专赴温州调研，提出探求化解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借贷可能引发的“中国式次贷”风险，这无疑是加快了政府部门在政策上对民间借贷的正视。另外，温州市委、市政府为遏制民间借贷危机蔓延出台相关文件，采取各种措施防止资金链断裂后引发的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其中就有加强对民间借贷的规范等措施，这也说明地方政府在积极探索，不断认可、肯定民间借贷并寻求民间借贷规范化之路。
（3）加快立法进程，规范民间借贷。鉴于我国目前民间借贷立法的状态，应该在法律规范上进行改进。对于民间借贷，在已有的《民法通则》、《合同法》等原则性规范的基础上，加快出台民间借贷相关法律法规或其他规章制度，使民间借贷在法律上正名。同时加快对《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以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条例》相关条款的修改，增加有关民间借贷的规定。由于民间借贷是一种普遍的融资渠道，而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建议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尽快出台民间借贷法律法规，如《民间借贷法》、《民间借贷管理条例》，依法确定民间借贷的概念、范围、基本原则、期限、利率、管理部门及其职责等，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依法合规进行，而且能够为相关部门加强监管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
（4）创新机制，加强民间借贷监管。在融洽的金融环境和有效地法律规范之上，我们还要创新机制，加强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在监管的具体制度设计上，一方面吸收正规金融机构的经验，另一个方面要根据民间借贷自身的特征积极创新。
首先，形成多元化监管主体，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积极配合，促进民间借贷自律机构的形成。其次，区分监管方式，根据民间借贷的不同形式做区别对待。对于普通的个人之间的自由借贷，可以做消极监管，引导双方当事人尽量采用合规的借贷合同，减少纠纷；对于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要加强监管，规范借贷合同，建立借贷登记制度，以对借贷规模、资金用途等进行积极监测；对于有中介机构的民间借贷，要加强对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的监管，对其资质、信用度、运营方式等进行指导和监督，必要时协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定期检查和考核。再次，培养专业的民间金融监管人员，监管人员进行相关培训，使其熟知民间借贷监管业务知识，增强对民间借贷金融市场的敏感度，方便及时有效地收集相关信息。最后，创新监管制度，建立民间借贷存款保险制度、民间借贷利率监测制度、民间借贷征信体系、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逐步形成一个安全、诚信、稳定、可控、能预见的民间借贷金融市场体系。
参考文献：
[1]张志昆.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研究.中央民族法学硕士论文
[2]戴建志.《民间借贷法律实务》.法律出版社，1997
[3]黄向红.完善法律制度 脱范民间借贷软环境.改革与理论，2002（1）
[4]许孟洲等.《金融监管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民间借贷概念篇3
《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规范民间借贷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于今年6月5日颁布，9月5日正式实施，是金融改革启动以来，国内出台的首部系统规范民间借贷的规范性文件。《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不适用于商业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行等依法设立的机构为个人和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也暂不适用于自然人之间用于生活消费的借贷活动……放贷人是指出借资金到期收回本金并收取利息的自然人。” 该条款规定，放贷人仅可以是自然人，排除了企业作为放贷人的情况。但《合同法》中没有采用“民间借贷”一词，而仅将此概念界定在“自然人之间”订立的借款合同，与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贷款人的借款合同相区别。这样一来，“民间借贷”主体范围界定则更加不清晰。
我国的法律法规中并未对民间借贷的概念范围进行明确的界定，只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相关法律中稍有提及。1999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可知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是属于民间借贷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可知，其将民间借贷分为三类，且每类的一方主体都是公民。
《合同法》中没有使用“民间借贷”的概念，但在第 196 条规定了借款合同：“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根据主体的不同，划分为金融机构借款合同和自然人间的借款合同。
由此可见，我国法律上已经明确的民间借贷的主体范围是自然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企业之间。在民间借贷合同当事人中，借款人是指在信贷活动中从贷款人处借得货币资金的一方当事人。贷款人是指在贷款活动中运用信贷资金或自由资金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的一方当事人。有的学者认为，民间借贷合同的主体是自然人、非金融机构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其中贷款人一方只能为自然人，非金融机构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能作借款人，依法不能作为贷款人，否则这一民间借款合同就是无效的。 那么贷款人一方是否必须为自然人呢？
根据我国相关立法规定，并没有明确将民间借贷的贷款人严格限制为自然人，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对于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借款的效力，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自然人作为贷款人借款给企业有效，企业作为贷款人借出贷款无效。理由是前者有利于整合民间闲散资金，企业得到民间的支持从而求得生存与发展，因而有效；而企业作为贷款人的行为属于企业从事非法金融业务，因而无效。有的则认为，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借款应该都是有效的，而无需区分贷款人一方是否为自然人，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条的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
相比较而言，笔者认为，后一种意见更为合理。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都只提及“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并没有强调贷款人一方一定要为自然人，而且《合同法》第196条对“借款合同”的定义中也未对贷款人作出限制；其次，将企业作为贷款人的行为一概定性为从事非法金融业务，从而否定企业作为贷款人的民间借贷的效力，这是混淆了借贷行为与借贷业务的结果。借贷业务必须经过特许才可以经营，并且借款对象具有广泛性和不特定性，而企业的借贷行为却是临时性的，不具有经营性，并且其借贷的借款对象是特定的，不应该纳入金融业务的范畴。而且企业向公民出借款项，是其行使财产权的表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条，以及《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民间借贷包括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因此，企业与个人之间借贷行为的性质应认定为民间借贷。只要借贷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借贷行为一般应认定为有效。
综上所述，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其他非金融性组织之间的相互借贷均属于民间借贷。贷款人的资格不限于自然人，企业非出于经营性将借款出借给个人也是可行的。
（作者：湘潭大学法学院2011级研究生 ）
注释：
民间借贷概念篇4
一、民间借贷的概述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民间借贷”是相对于“官方”而言的，即民间借贷是对存在于个体经济、民营经济之间以及个体民营经济和自然人之间的融资活动的一种统称，指不是通过金融监管机关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所开展的金融活动。易言之，民间借贷是脱离我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机构监管之外的，不进入官方统计报表的金融活动，或者是将民间借贷定义为没有被中央银行监管当局控制的非正式金融。
（二）民间借贷的特点。一是民间借贷较之其他的融资渠道交易信息高度对称，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借贷期限和借贷利率，交易成本低。二是民间借贷手续简便，方式灵活，企业规模小的商户从事的行业往往有周期或季节要求，需要通过短期简便的手续融资。三是多数民间借贷交易还具有依托人际关系（熟人居中担保）的隐性担保机制，交易主体本身是亲友或者通过中间人介绍而达成借贷交易。考虑到个人的信用名誉和亲友的利益，债务人即使在经营失败时也不会废债逃匿，客观上降低了借贷资金难以收回的风险。四是民间借贷活动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民间借贷活动本身在不断发展完善。
二、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现状
现有法律法规并没有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规定，从宏观层面看，从事民间借贷交易的公民拥有对自己资金使用的权利，是保护公民合法私人财产权利的一种表现。从微观方面看，公民私人之间可以按照约定的条件转让使用资金的权利，合法的借贷关系受到民法保护。但是仅仅依据宏观法律原则或政策精神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规范以及监管，将会造成在执法和司法方面缺乏严格的同一性。目前对民间借贷以“行政管制（为主）和刑事惩治（为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管理，《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相关条款可以规范和保护“合法借贷”民事法律关系。《刑法》第三章中有多个罪名可以用来对民间借贷过程中产生的金融犯罪活动进行刑事规制。由于行政监管和刑事规制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和结合不够，既可能过度压制合法的“民间借贷”活动，也可能放纵以“民间借贷”为掩护的非法金融活动，出现“真空地带”。
当前民间借贷活动，在高利润的驱动之下有的民间借贷活动不可避免地朝着非理性的空间发展，从事民间借贷的主体很有可能涉嫌触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高利转贷罪和骗取金融机构贷款罪、贷款诈骗罪等罪名，民间借贷带来了高度的资金风险，扰乱了正常金融秩序甚至影响当地社会稳定。
三、民间借贷的规制
（一）民间借贷应采用分类规制。对于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不宜采用由一部法律进行全面规制的模式，而应当区别不同情况采用分类规制的立法安排：（1）对于私募基金，因其与一般直接融资不同，主要投资领域为证券市场中的股票和债券，而不是直接投向实体经济或解决人们的生活所需，故应将其纳入资本市场法制体系加以规制；（2）对于间接融资中具有合作金融性质的合作基金会与金融服务社等，其性质和功能定位于民间的互助，应通过制定专门的合作金融方面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制定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等。随着城乡统筹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推进，有关合作金融的立法应当扩大调整范围；（3）对地下银行（私人钱庄），因其脱离了法律的控制可能会积累很高的风险，故应设定合理的准入条件，将其纳入银行类金融机构体系，实施正式和有效的监管。银监会出台《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大致就是这样的路径；（4）对于专门从事贷款业务而不吸纳存款的金融机构，如财务公司、贷款公司等，应根据其性质不同，由专门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等。
（二）建立商事性借贷主体准入制度。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涉及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合法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之间的普通民事行为性质的借贷为法律所允许，但企业之间和带有经营性质的商事性民间借贷则一直受到法律的排斥。从我国的现实来看，一方面金融机构网点分布不均，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不少居民难以享受最起码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现有的正规金融机构没有能力完全消化整个社会的融资需求，中小企业融资难、“三农”融资难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业性的民间借贷在农村借贷中占有20%以上的份额。
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08年，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鼓励和指导各省积极开展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2007年人民银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代拟稿）》报送国务院法制办，2009年列入国务院法制办的二档立法计划。2010年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法制办报送的《贷款通则》修订稿扩大了借贷主体的范围，对于未经批准设立为放款人的非金融企业和个人，允许在限制总额、笔数和利息收入的前提下从事放贷行为，进一步放松了对民间借贷主体准入的管制。
参考文献：
民间借贷概念篇5
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是指保证人与贷款、借款人协商，在最高贷款债权额度内，就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于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借款行为提供担保而签订的书面协议。它是基于“最高额保证合同而达成的借款担保合同，是最高额保证合同与最高额借款合同的统一体，它对于减少金融部门人、财资源的浪费，简化借款手续，增加借款行为的透明度，维护借、贷、担保三方的合法权益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最高保证额借款合同的特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具有以下特征：
1.最高额保证合同是约定保证人、借贷人、贷款人三方权利、义务的协议。
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涉及到保证人、借款人、贷款人三方的切身利益，如果不能作出明确约定，将来可能会引发纠纷及至形成诉讼，从而使各方利益受到影响。
我国法律规定公民、法人的权利、义务是平等的，任何公民、法人都不能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体现各有不同。在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法律关系中，借款人的权利、义务表现为：借款人在一定期间内按约定的最高债权额、贷款的时间、方式将借款交付给贷款人，履行监督贷款人的生产经营状况、使用用途等职责，行使追还借款本息的权利，以维护社会主义金融秩序，保护借贷资金安全。贷款人的权利义务表现为：享有申请借款，按约定使用用途支配借贷资金的权利，同时应承担按约定时间、方式归还借款及支付利息的义务；担保人的权利义务表现为：享有监督借贷行为是否符合法律及合同规定，在发现借贷行为违法时有提出抗辩的权力，在贷款人不履行归还借款义务时，应在最高债权限额内承担保证责任。为此，借、贷、担保三方在签定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时，应当遵守民主、平等、自愿、诚实守信的原则，做到审慎无欺、守法而行。
2.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是借、贷、担保三方基于“最高债权限额”而订立的借款合同。
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有别于其它担保借款合同的本质特征是它限定了最高债权限额。“最高债权限额”是指“最高债权发生额”，还是指“最高债权余额”呢？《担保法》本身就此问题未作出明确解释，在银行金融业务和法院审判实践中，各届对此理解不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担保法》若干问题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不特定债权确定后，保证人应该在最高债权限度内就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余额承担保证责任。可见，该解释采用了“债权余额”的概念，也就是说“债权余额”只要不超过合同规定约定的最高债权限额，保证人就应当在“债权余额”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它为审理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纠纷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金融部门大多采用的制式合同，将“最高额”约定为“最高债权累放额”，即“最高债权发生额”。该约定与《担保法》解释第二十三条发生抵触，而我国法律对合同的内容采取的是任意性原则，人民法院在审理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时，在不违反强行法规定的前提下，应当尊重当事人自愿约定的条款。所以说，借贷担保三方在签定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时，对“最高债权限额”的涵义应充分理解，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作出明确约定。
3.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是一种要式合同，应采取书面形式。
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涉资金数额大，借款期间长，保证责任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为此，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且借、贷、担保三方必须在合同上亲笔签字或画押。在采用盖章方式时，必须是由本人加盖。故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属于一种要式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三、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是一种特殊的借款合同，它的内容除应当符合《合同法》的一般规定外，还应当具备其特有的内容，其主要内容有：
1.合同主体，即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的借款人、贷款人、担保人。作为贷款人和担保人应当符合国家法律规定。作为借款人的金融机构对贷款人和担保人的资格、能力、经济状况应当进行严格审查，以避免主体不合格而影响合同的效力。
2.最高贷款限额、币种、贷款期间和方式。
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最重要的条款，核心内容就是最高额贷款限额是重中之重，它是指“最高债权发生额”即“累放额”，还是指“最高债权余额”，可由借款人、贷款人、担保人在不违反强制性规定情况下自行协商确定。
3.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亦称保证责任期间。即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存续期间。它涉及到债权人应当在什么时间内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同时关系到保证人在什么时间内不承担保证责任，为此在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中，借、贷、担保三方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对保证期间加以明文规定。
4.保证责任范围及保证方式。
保证责任范围是指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具体项目，包括本金、利息、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等项目。其目的就是解决保证人承担多少保证责任的问题。
保证方式分为一般保证、连带保证和按份保证三种。
5.借款人、贷款人、保证人的权力与义务、违约责任，纠纷解决方式，管辖等属于合同的一般条款，可由借、贷、担保三方自行约定。
四、最高额保证借款合同在金融业务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民间借贷概念篇6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特征
民间借贷不是现当代社会才兴起的，在中国古代就有初具规模的雏形，比如明清时代的钱庄、典当、票号等，就是其最初的原型。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建立了国家自己管控的银行来扶持一些企业，但在民间有个人间互助的小额贷款。它正式活跃大概是在1980年东南沿海的浙江温州一带，当时成立了私人钱庄、台会、庄会、摇会、标会等民间融资组织，因为这些私人发起的组织较为活跃引起了国家的关注开始严格管控，最后逐渐悄无声息，2010年后再次掀起一股大浪，主要原因是国家政策的导向，2003年国家放开了民间小额借贷的限制，制定了一些扶持政策，2005年国家把非公有资本引入金融领域，2010年又把民间资本引入到金融领域，当前我们所提到的民间借贷，已经是经历了几次洗礼后的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有相对确定组织领导的、有一定专业性的民间组织。关于何为民间借贷，字面含义出发一般把它理解为借款最后还本付息，参考我国学界相关理论以及2015年最高院出台的审理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的解释，通说认为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笔者更倾向于对它进行否定性定义为利用社会闲散资金进行融资和盲目投资追求高利润的一种行为，这样定义的目的有点先入为主，但笔者认为以此方式更能认清民间借贷的利弊和本质。
不管是民间小额借贷还是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笔者认为考虑民间借贷的特点需与一般的借贷――银行向企业和公民之间的借贷对比，方能知晓其特点。银行的借贷一般经过经过六个流程，第一递交借贷申请，第二银行要了解借款人和担保人的情况，以企业向银行借贷为例，银行需要查询该企业的上年度财务报告（包括借款申请前一期）、借款用于投资的项目、相关的保证人、抵押物等等，第三审查借款行为是否合法、安全，第四对借款人的信用进行等级评估，第五对贷款进行上报分级进行审批，第六，决定是否放贷，确定以后签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有可能还会进行一定的跟踪调查：而我们的民间借贷一般是只要有人担保要么你自己有一定资产和地位，以签合同要么不签合同，以借据的方式代表合同取得借款。按照银行正轨流程，从银行申请贷款到获得贷款一般需要一个月，即使是长期合作、信用等级高的有一定还款能力的老客户，最快也要10天，而我国民间借贷，据相关调查显示，在上海民间人士筹得借款资金一般只花三到五天，虽然利息高于银行，但所用于办理借贷的手续费也远远低于银行为办理贷款所花的费用。综上分析不难看出，银行的借款准入门槛较高，层层审批程序比较繁琐，最后要获得贷款估计企业已经是“夕阳落下黄花菜已凉”，而且事倍功半，而民间借贷因为借贷条件远远低于银行且手续简单，不仅省时还是省费用，用最短的时间就获得了贷款，弥补了资金链条的缺失，如果合理利用不仅满足了企业实际所需而且能使企业起死回生引导其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在评价其方便、获取资金快、弥补银行对企业的扶持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因为时间短贷款人对出借人审查力度可定远不如银行，风险肯定远高于银行。
（二）法律定性
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定性主要是探讨其合法还是违法的问题，参考2015年最高院关于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解释，总结为两种，第一种是民间借贷行为合法，依据的标准的依据高院关于民间借贷合同解释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订立的借款合同，认定其借款行为有效，认定标准主要考虑到两种情况：一是满足法律规定的借款合同生效要件；二是当事人依据个人意思订立的借款合同，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第二种认定民间借贷行为无效，也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当事人订立的借贷合同违反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二是违反高院民间借贷合同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从金融机构、企业或者企业获得的贷款进行转贷，且借款人主观是恶意，以及利用贷款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由此看出，民间借贷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不能一概而论，要分情况讨论，如果借贷行为在法律规定的合理范围内，应当认定为有效，如果违反法律规定，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认定为无效。凡事有度，超过一定度的范围，不仅对出借人和借款人百害无一利，而且有可能损害社会大众和国家的利益。
二、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有关民间借贷产生的问题很多，结合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客观情况，笔者认为凸出的问题有以下三个，只有对以下出现的问题运用法律进行合理的解释，才能更好的规制民间借贷行为。
第一，企业、个人开展的经营性贷款泛滥。此处讨论的企业特指我国的中小型企业，不讨论大企业是因为大企业的财务管理国家对其监管相对到位，不论是其流动资金、固定资产的变动还是资金链缺失，企业自身有一套相对规范的控制手段也能很好的利用银行等金融机构解决自身问题，实践中中小型企业出现的问题较多。讨论的个人特指2005年至今存在的大量小贷公司、担保公司下的股东。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企业之间不能借贷，一些企业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转而采用自己主导经营性贷款与个人之间进行借贷乃至转贷，获得贷款的对方因为经营的企业不善或自身没能合理利用借款融资失败，借贷利率偏高，导致债务人所在的企业破产或是债务人弃身而逃。讨论小贷公司、担保公司下的股东是因为，自2005后我国的小贷公司和担保公司在工商局设立门槛低，大量开展所谓的合规借款，公司的内部股东也开始开展经营性贷款，主要是利用自身优势和良好的平台融入低成本的银行进行的转贷。笔者认为在法律上，应考虑对其主体进行特别规制以及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对其签订借贷合同的效力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以更好的维护金融秩序以及社会各大众的利益。
第二，最高院颁布的法律解释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仍较为模糊，失去了其应有存在的必要和意义。
我国最高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表面上看，借贷利率可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有所变动，有上限限制，在实务中也使法院在裁量、把握和执法上很便捷，但笔者看来却不尽其然，似有一刀切的做法，因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影响民间借贷利率变化的因素日趋复杂，与国家货币政策、区域性经济发展程度、合同履行成本、信息收集及监督成本、借款人还款能力及信用记录等许多方面息息相关，还一味的固守这条红线，显然不妥，在其中就有学着提出此种做法影响市场资源配置，不能保护弱势群体反倒成了金融市场发展的一大障碍。
第三，在构成非法集资等犯罪中，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的效力如何仍定以及程序上是否还遵循先刑后民的审理模式还是要变换思路换成先民后刑。
原则上我国是为了避免民刑冲突，一般是先刑后民的审理模式，如果刑事裁判为非法集资犯罪且争诉的借款被刑事裁判为非法集资犯罪的事实，原则上认定借款合同无效，但有学着就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其并不当然无效，认定合同的效力应以《合同法》为主要参考标准，不能但从刑事审判结果来判定，认为刑法目的是对犯罪人的行为进行规制，不能干涉对私法效力进行规制，所以刑事判决效果不能作为判断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效力的依据。
对于审理案件是采取先刑后民还是先民后刑，有学者认为刑事裁判结果的定性最后才能认定一些借款合同的民事事实，认为刑事介入更深入，民事介入较为肤浅，也有学着认为提倡把刑事推置前方，不利于被害人民事救济权利的保护，比如未被侦查以及在逃的犯罪嫌疑人，如果提倡刑事在前，犯罪嫌疑人不被抓获，
被害人的民事救济权利就一直被搁置直到最后彻底丧失。
三、对民间借贷问题的反思
对于问题一，是否对企业、个人开展的经营性贷款这两类主体对其规制，笔者赞同姚辉教授的观点，不对这两类主体做绝对的限制性规定，因为明显与客观事实想悖离，我们不能否认小贷公司、担保公司的股东以资金融通为目的，没有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最后使借款人合理的利用了资金，做限制的话也只能交由其他部门法限制生活中无证经营的主体，合同效力也可以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再考虑此种情形；对于企业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转贷自营，可以结合2015最新的司法解释以及1996年中国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61条，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其他不是转贷的情形，直接结合2015年高院关于借款合同有效和无效合同的规定即可。
对于问题二，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笔者认为应该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国外对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如欧洲对民间借贷没有上限做出规定，即使有规定也有例外条款做补充说明，有利于个案处理，也可以考虑德国的规定，只规定一般性利率，在案件审理认定标准上采用主客观结合的标准，排除显示公平的暴利规定以及违反公序良俗的规定加以认定，美国对于民间借贷只规定了一个基本利率，再结合具体借款金额、用途、担保形式做具体规定，我国可以去粗取精吸收合理运用。
对于问题三，对于因非法集资等犯罪中认定两类合同的效力，在实践中法院以非法集资形式形成的合同认定为非合同并且不予受理，引起了广泛争议，笔者认为认定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效力与非法集资犯罪构成判定是两类情况，认定民间借贷的民事法律事实与认定是否构成非法集资犯罪的事实，两者不存在一个共性的法律事实认定标准，应各用各的。非法集资犯罪的事实指向的应为不特定借款而民间借贷指向的是特定借款的事实，前者是一个经过量化引起质化的非法借贷，后者只是一个非法量化的民间借贷，不能一概而论认定刑事裁判的事实可以作为民法事实认定的标准。对于采用先先刑后民还是先民后刑的审理模式，虽然学着们说的各有道理，笔者认为应根据案件事实做具体认定做区别对待，如果一方审判的结果可以作为另一方案件事实认定的依据，甚至可以考虑民刑并行，没有绝对统一的标准。
（作者单位：甘肃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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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淑娟.关于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分析及立法司考.[J]20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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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周孟亮.蒋文华.我国民间借贷的风险防范研究.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0.
[5] 高圣平.申晨.民间借贷中利率上限规定的司法适用.[J]政治与法律.2013.12.
[6] 周茂清.关于我国民间借贷问题的探讨.当代经济管理.2011.10.
[7] 陆青.论民间借贷的司法规范――以江浙沪三地高院意见为中心的实证考察.[J]法治论从.2011.10.
民间借贷概念篇7
1、O2O即Online To Offline（在线离线/线上到线下），是指将线下的商务机会与互联网结合，让互联网成为线下交易的平台，这个概念最早来源于美国。O2O的概念非常广泛，既可涉及到线上，又可涉及到线下，可以通称为O2O。
2、P2P是英文peer to peer lending（或peer-to-peer）的缩写，意即个人对个人（伙伴对伙伴）。又称点对点网络借款，是一种将小额资金聚集起来借贷给有资金需求人群的一种民间小额借贷模式。属于互联网金融（ITFIN）产品的一种，也属于民间小额借贷，借助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网络信贷平台及相关理财行为、金融服务。
（来源：文章屋网 ）
民间借贷概念篇8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在美国学者麦金农(1973)的金融发展理论中，曾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划分为二元式金融结构，即一部分是以商业银行等为代表的有组织的现代化金融组织及金融市场，另一部分则是以私人借贷、合会、钱庄等为代表的传统金融组织和金融市场。对于麦金农所说的传统金融市场部分，许多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也相应地提出了不同的概念，尤其国内研究更是如此。称谓亦是多种多样，如有非正规金融市场(Informal Financial Market)、灰黑色金融市场(Gray and Black Finance)、地下金融市场(Underground Finance)、民间金融(Folk Finance)等。这些概念的研究对象大体一致，但其侧重点和观察的角度又有所不同。其中国内普遍使用的是非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两个概念，为了避免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及研究的需要，在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相应区分。
一、非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概念辨析
非正规金融概念与正规金融相对应，在国外文献中使用的较普遍，有时也将二者称为非正式金融和正式金融，而民间金融概念在国内学术界以及媒体中使用得较为普遍。事实上非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因经济交易的需要，由下而上自发形成，即都具有内生性。而区别则表现在对其概念界定的角度不同。首先，从相关的文献上看，正规与非正规金融主要是从法律或者政府监管的角度进行分析，即某一金融组织是否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而国有(官方)金融与民间金融则主要从所有制的角度进行分析，即由某一金融组织的产权主体归谁所有进行界定。其次，两者的差异与国内外的习惯用语有关，在国外主要是从“法”的意识上界定；而在国内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原有的意识形态成分即“所有制色彩”，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意识中国有(官方)与民间是一个鲜明对立的概念，非国有的则就是民间的，如我们在经济体中有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称谓，因此相对应地在金融领域就使用了国有金融与民间金融的概念。
因此非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的概念实际上是从两个角度进行界定，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逻辑关系，从具体的金融组织形式上看，两者在大部分情况下是重合的，如私人借贷、钱背、合会、互助会、私人典当、私人钱庄等既属于非正规金融又属于民间金融。但两者又存在不一致之处，如民生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从所有制或产权角度上属于民间金融，但是它们已被官方承认，并纳入了官方的监管范畴，因此它们又属于正规金融组织；而如20世纪90年代我国商业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形成之初的行为，初期并没有纳入官方的监管范围，属于非正规金融活动的范畴，但是它们又不属于民间金融，因为其行为主体本身是以国有形式存在(如四大国有银行)。
按照以上思路，我们认为非正规金融并不代表就是民间金融，同时正规金融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国有金融，两者之间概念不存在等价关系。为了保持与国际上的学术惯例相一致，以及避免公有或私有等国内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我们运用非正规金融这一概念。在本文中我们把非正规金融理解为由于市场主体交易需要，在经济体内部由下而上自发形成，但不被监管当局所认可，并以隐蔽的方式进行经营活动来取得收益的金融中介组织及其行为活动。对于参与、贩毒、洗钱等地下违法交易活动的黑色金融活动既不能得到现行制度规则的许可，更不具有经济合理性，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演变分析
我国非正规金融活动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而且组织形式多种多样。依据各种形式出现的历史时间先后顺序，相对应的组织化程度，以及与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功能演变，农村中非正规金融经历了民间自由借贷、各种合会、钱背、钱庄等由简单组织到复杂组织的历史演变过程。
在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变迁的过程中，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两种功能属性即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地位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在民间私人借贷阶段，其起源于农村乡土社会，主要表现为亲戚、朋友之间的交情借贷，这种借贷方式几乎没有利息。可以认为在私人借贷方式中，交情借贷是源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最原始意义，这个阶段的借贷需求基本上是以平滑生活需求为主，生存性借贷是其基本要义。因此这个阶段，刚从农村乡土社会中脱胎而产生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其社会属性远远高于它在高利贷所表现出的经济属性，其社会属性是其主要表现形式。
但伴随着农村经济逐渐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开始以合会形式出现时，其经济属性日益突出，而且开始超过原有的社会。在这个阶段，合会分成了两种不同模式，一种是互质如轮会等，这实际上是从民间私人借贷中的社会属性发展而来。另一种是以赢利性为主要目的抬会等形式，这种形式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区，其规模影响越大，如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这意味着随着市场规模扩大，农村非正规金融逐渐脱离了原来“乡土气息”的社会属性，经济属性日益重要。
当农户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大多数交易者将倾向于节约人情成本，更愿意通过支付利息的商业行为来完成交易，于是原先的友情无息借贷逐渐向有息方向发展。因此当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到钱庄形式时，原有的社会性属性已基本上不存在，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经济性组织。所以农村非正规金融变迁的历程是其从乡土社会中产生，由最初的社会属性为主导，然后从其社会属性中衍生出经济属性，最终又脱离原始的社会属性演变成为具有经济属性的金融组织。
同时伴随这一过程，也是信用类型发生变化的过程。在起初，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中所表现的只是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交易基本以口头协议为主，我们可以把这种信用类型理解为简单的关系型信用。当农村非正规金融以合会的形式出现时，由于市场交易规模扩大和其经济功能逐渐增强，原来依托于社会属性的“简单关系型信用”将难以保证交易任务的完成。于是出现了一些简单、松散的章程安排，原来的口头协议也逐渐转变为签字协议，与原来的相比，可以理解为“复杂的关系型信用”。当其进一步发展到钱庄等形式时，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属性已经主要表现为经济意义上的属性，在这一
属性下形成的信用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今天金融现代信用所具有的功能，可以认为是“准契约型信用”。因此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化的进程中，实际上是其属性由以社会属性为主，发展到社会属性与经济属性并存，最后转变为以经济属性为主；信用类型从简单的关系型信用，到复杂的关系型信用，再到准契约型信用的过程，具体如表1所示。
三、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规模分析
由于非正规金融交易活动具有隐蔽性等特征，使得对其资料和数据的搜集十分困难，因此其真正的市场规模也就难以确定，目前大部分数据主要是通过调研获得。表2显示了亚洲发展银行和世界银行在1990年的一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农村非正规金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各国农村金融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非正规金融主要存在于农村和中小城市，尤其在沿海地区如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更为普遍，国内学者大部分通过案例调查的方式进行，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推算，近年来部分学者的调查情况如表3所示。
此外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3)对全国20个省份的实地调查，发现全国地下信贷的绝对规模在7450-8300亿元之间；若按照郭沛(2004)年估计，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从1997年到2002年，按窄口径计算大致在1802亿元至2001亿元之间，按宽口径计算规模大概在2238亿元至2750亿元之间。我们根据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可以得到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的一个更为长期发展状况，如图1所示，从中可以发现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在不断加强。
上图中反映了自1986年以来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趋势，从地区差异上看，可以发现非正规金融在农户整个借款比重中，东部地区的比重最高，中部次之，西部较低，而且从1989年开始东中西部各地区所占比都已超过了一半。从全国趋势上看，农村非正规金融呈现出递增的趋势充分反映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平滑农户的消费与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显示出其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在分散化的农村金融市场中，非正规金融基于在信息和履约机制上的相对优势，使得它与正规金融相比更能节约交易费用，降低违约率。在一定程度上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有利于农村社会资本的形成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正如IFAD(2001)指出，在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信贷机构的四倍，对于农民来说，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正规金融市场。
四、政策选择分析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变迁的三种可能方向
从各个国家和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经验来看，大致有三个可能的演化方向(姜旭朝，2004)。第一种方向是一部分非正规金融组织继续保持其互助合作的“原始形态”，如以轮转会等形式，作为一种临时性松散组织，只在约定的时期内存在。这主要是由于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现代主流正规金融组织不愿进入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而国家实施的政策性金融尚不完善，使得这些具有传统互质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得以存在。
第二种方向是由互组织演变为非法的地下金融，以诈骗或洗钱等为目的的各种合会，则其形成机制和背景较为复杂。这种形式在经济发展较快而政府金融监管缺乏效率的地区比较普遍。严格地讲，这种形式属于本文定义中的广义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形式，已经脱离了经典意义上的非正规金融，属于非法范畴，不是本文讨论的对象。
第三种方向是从具有合作性质的非正规金融逐渐演变为带有商业性质的正规金融组织。其运作机制在转变过程中也会发生较大变化，如从轮转模式(Rotating)转变为非轮转模式(Non-rotating)；从短期金融组织转变为永久性金融机构；从只存不贷变为存贷结合；从定期运营转变为每日运营等(Seibel，1999)，这种存在形式有如日本的“无尽”、韩国的“契”、中国台湾地区的合会公司等。
(二)政策选择
中国的金融制度变迁历程已经告诉我们，其并不是简单的遵循节约交易费用和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路径，而是与按照政府的偏好密切相关。显然政府的介入要么推动金融制度向更为有效率的方向演进，要么阻碍这种进程(官兵，2005)。因此，政府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甚至决定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变迁方向。与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变迁的三种方向相对应，政府亦有三种政策性选择。
第一种是政府采取放任自由政策，在农村非正规金融演进中充当无为之手，无所作为。在这种政策下，政府完全不干预，任其自由发展。但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基于特殊信任基础上的，当其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就会存在社会资本“失灵”现象，如发生的各种倒会风潮，都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由于这种形式长期得不到法律认可，交易契约又不能受到政府有效保护，这使得农村非正规金融很可能被一些食利者或金融诈骗分子所利用，偏离其原有的发展轨道，严重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
第二种政策选择是采取强行干预政策，无所不为。事实上，这种强行“拔高”做法亦会中断农村非正规金融原本正常的演进方向。经典的案例是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农村中兴起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合作基金会曾在缓解农村资金紧张等方面都起到了促进作用。在1990-1996年间全国农村基金合作会的支农资金合计达63.2％，远远高于农行、农信社同期支农的比重，但由于地方政府的强行行政干预导致了其最终失败(温铁军，2000)。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地方政府强行介入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行为，打断了农村非正规金融演进的正常路径，正是这种不正当干预造成了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最终衰弱。
第三种是政府采取有所作为的政策。前面分析了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变迁，政府采取“不作为”或“无所不为”的政策都不能使其从“关系型信用”演变成“契约型信用”。因此，政府应当意识到既然执意打压非正规金融和任其自由发展都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可考虑根据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状况，适当降低市场准入条件，引导并扶持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各种不同形式的农村非正规金融交易给予法律上的有效保护。将其信用关系纳入到正式制度的调节范围，使其最终成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
五、结论性评语
民间借贷概念篇9
一、我国民间借贷的基本要素分析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
1.一般认为，民间借贷是与正规借贷相区别，二者形成相互对应关系的概念。其特点是不受国家金融监管机制约束，官方数据不统计，法律不给予主动保护，是一种特殊的不正规的金融活动。很多学者称之为地下金融。通说认为，民间借贷是指处在国家正规金融体系之外，自然人、企业及其他组织等非金融机构主体实施让渡货币价值、取得本息偿付，同时少有法律规制、法律保障的融资行为。
2.民间借贷是民间融资的重要手段。它的运作方式是资金借贷方把自有闲置资金作为其资金来源，采用合同方式将这部分资金借贷给资金需求方，资金需求方向借贷方支付约定利息享有资金的使用权，资金供给方承担金融违约风险。
（二）民间借贷的特征
一是具有广泛参与主体，包括个人、企业等社会主体。二是具有广泛资金来源，主体广泛性直接导致产生资金来源广泛性的特征。三是具有灵活借贷方式，主要采用现金交易方式。四是具有多样化借贷形式，包括传统的企业集资、民间放贷、私人钱庄借贷，以及新兴的会所借贷、互联网借贷等形式。五是金额持续增大。六是具有长期借贷期限。七是具有市场化利率，主要是根据市场变化制定利率，往往同比高于银行，甚至有时会出现高利贷现象。八操作性很强且简单方便。
二、我国民间借贷需要进行法律规制的原因解析
民间借贷虽然比正规金融占有地缘、血缘和人缘等方面的优势，但是由于民间借贷主要是依靠个人信誉和道德规范的约束，缺乏法律规制，导致民间债权债务纠纷大量出现。
1.民间借贷缺乏法律保障。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专门成文法明确民间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一旦发生纠纷，民间借贷行为很难得到法律保护。
2.民间借贷当事人法律意识和证据观念不强。出借人往往因顾及情面不好意思索取必要的证据，纠纷产生时，出借人因证据不足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追回欠款。其次出借人对《担保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学习不够，不会保护自身权益极易受到损害。
3.盲目追求高额利息回报是民间借贷危机形成的内在原因。出借人的逐利心理和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面临的资金困难成就了民间借贷。需求造就市场的同时，也成为专业放贷人和民间借贷诉讼大量出现的直接原因。
4.诚信缺失是造成民间借贷纠纷多发的社会原因，加强我国公民诚信体系建设刻不容缓。部分借贷主体道德滑坡，把朴素的“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基本准则抛弃了，“欠钱是大爷”的歪理却成了这部分人的信条，这是民间借贷纠纷大量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我国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建议和对策
（一）承认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将其纳入正规金融管理系统
民间借贷自古产生并存在至今是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民间借贷利用血亲地缘关系，依靠亲属、朋友和乡亲邻里等社会关系，以简便快捷的办理特点，解决中小企业和个体业者、农户的融资难题，弥补正规金融的不足。同时，民间借贷还具有合法性特征。只有承认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将其纳入正规金融管理系统，在法律的规制下运行，才能有效防控和打击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活动。
（二）制定完善民间借贷法律法规，使法律规制有法可依
关于民间借贷，在我国的《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刑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当中有一些规定，但过于粗放分散。笔者认为，必须制定民间金融借贷专门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民间借贷的地位、运行规则、利率、资金来源、借贷人的资金用途、放贷人的索债方式、规制方法及惩罚措施等，切实保护正当民间借贷行为，打击非法借贷。重点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细化和完善，构建民间借贷法律规制框架。
1.降低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标准，实行分类监管。2015年 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最高法院《规定》）明确了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这意味着企业之间为了生产、经营需要签订的资金拆借行为是合法的，司法应当予以保护。但对生产经营型企业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扰乱金融秩序，造成金融监管紊乱的行为作了否定性规定。
笔者认为，对于较小数额（如一万元以下）的借贷行为，可以不纳入规制范围。法律应对以发放贷款赚取利息为主业的放贷人进行准入规范，明确规定自有资金最低数额和主体审查方式，确定其主体资格。商业放货主体在设立上应区别于一般公司，不适用现行的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度，严格按照实缴登记原则核准。同时应对商业放贷人进行严格资格审查。排除有不良社会记录的人员从事高风险的民间借贷业务。
2.确定合理的民间借贷利率水平，使借贷双方互利共赢，让放贷人更加积极让渡自有资金使用权。借贷双方从各自角度争取最大利益是无可厚非的。那么利率标准怎样确定才算合理，法律界是有争议的。笔者认为，只有本着互利共赢这个市场经济基本价值准则，才能让民间借贷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否则只能最终两败俱伤。最高法院《规定》中对民间借贷利率作了三个区间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有权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但如果约定利率超过年利率36%，则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应当被认定无效，借款人有权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介于年利率24%至36%之间的利息，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如果借款人已经偿还了这部分利息，之后又反悔要求退还，法院同样会驳回。这个规定对利率的认定不再用四倍的模糊标准，便于操作，有其合理性一面。但笔者认为，本规定的利率仍然未脱离“四倍”利率限制，应当把36%作为一个分水岭，36%（含36%）以下均应包含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利率高于36%的借贷应确定为高利贷，高利贷从民事角度应视为不当得利，出借人所得超过36%利率部分的利息应当返还借款人。对于利率高于36%且因乘人之危造成借款人企业破产、家破人亡等恶劣社会后果或严重社会影响的应该追究出借人放贷罪刑事责任。只要利率未超出年利率的36%，同时借款合同不违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那么约定的利率和利息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理由是，近几年民间借贷的利率随着国家金融财政政策的收紧而逆势上扬，通常利率远超年利率24%的限度。借贷双方通常采取预先扣息、订立阴阳合同等方式来规避法律。这一现象首先说明了借鉴四倍利率设定的新标准仍然未反映出现实要求，因此，应对现行利率规定进行适当的修改，以适应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进程。
3.严格审查放贷人的资金来源，禁止扰乱国家金融秩序行为。对于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问题，笔者认为，规定放贷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是完全必要的，有利于更好地维护金融安全。民间借贷毕竟是国家正规金融的补充，是发挥脱离国家金融机构监管散落在民间资金作用的一种方式。虽然民间借贷手续简便，但多数存在无抵押等低级管理的特点，如果允许放贷人吸收存款负债融资极易发生损害存款人利益的行为。另外，把从国家金融机构所贷款项转贷他人谋利的行为会严重扰乱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因此，笔者认为，民间借贷的资金必须是自有资金这道红线不能越，除非放贷人具备了注册正规金融企业标准。
4.强化对非法民间借贷的刑事责任追究。为规范我国的民间借贷行为，可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尽快将涉及民间借贷的严重违法行为入罪。例如，将超过规定放贷利率的行为设定为超利率放贷罪；将通过黑社会组织等非法手段逼贷、要贷的行为设定为非法逼贷、要贷罪；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借贷，数额较大期满不还或跑路的设为非法借贷罪。同时，明确民间借贷罪与非罪的界限，对于违法的民间借贷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的同时，对于合法的民间借贷应予以法律支持和保护，如明确划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正当民间借贷的界线，保护民间借贷的正常运转和放贷人正常的融资行为。
5.以书面形式明确民间借贷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按照《合同法》民间借贷应为要式合同、实践合同，但也可以是不要式合同。由于民间借贷客体与国家金融秩序的联系紧密，应该从严规定借贷合同的形式，故而，民间借贷合同应该以要式合同为一般。本人认为对于金额在1万元以上的民间借贷应明确规定为要式合同，这是从减少矛盾的产生，保持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的。同时，大部分的借贷行为发生于亲缘和熟人社会中，以口头形式订立合同就已具有很强的可靠性，所以不要式合同可以作为补充，体现出了民间借贷形式的灵活性。对于不要式借贷合同在数额上应限定在1万元以下为宜。
（三）加强对民间借贷的政府监管
建立民间私人借贷登记管理制度，同时强化交易行为的政府监管。加强网络建设，构建完善的社会诚实信用体系。正确区分民间私人借贷与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犯罪行为，建立健康的民间借贷秩序，进一步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 戴建志.民间借贷法律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民间借贷概念篇10
一、网络平台借贷概念
网络平台借贷主要使用的手段是通过互联网作为载体，网络平台借贷在我国能够在短期之内能够迅速的发展起来，并且应用的范围较为广泛，我国的运营手段、自身的网络平台借贷模式对网络平台借贷的发展也有着直接的影响。作为新出金融市场交易手段之一，并且快速发展起来的金融创新服务平台，利用互联网作为载体，在当下时代的金融市场很轻松的扩大了金融借贷范围，并且在民间的借贷范围增长快速。网络平台借贷模式中主要借贷的形式是小额金融借贷服务，对于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的作用，缓解了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尤其对于中小型企业的资金不足的情况，对于借贷的需要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对于网络平台借贷在国内外的称呼是不同的，在国外欧美等国家网络平台借贷发展较早，同时由于欧美等国家的经济发展体制较为发达，网络平台借贷模式利用互联网为载体，发展的金融规模非常广泛，网络平台借贷在这些国家发展也是相当的成熟。网络平台借贷发展的这么好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发展发达，更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对网络平台借贷制定出了一系列合理化、科学化、全面化的法律规制的条例，使我国的网络平台借贷能够健康而持续的发展。
二、网络平台借贷对法律规制需要
一部分观点对网络平台借贷是认为金融创新与网络经济合并作用下产生的小额金融的尝试点，网络平台借贷只是个人通过互联网方式媒介的借贷方法，在法律规制中应制定关于私法自理的理念，并不需要按照金融法进行处理。事实上，如果网络平台借贷只是采用民事法律进行规制而不涉及金融法律，那么2011年的中国银行监会就不会对网络平台借贷存在的风险进行提示。
另外一部分观点则是与依民事合同规范的观点是相对的，网络平台借贷如果涉嫌非法集资，这就是应该属于刑事法律制裁的范围了，这样的判定是根据于网络平台借贷控制着贷款人提供的借贷资金的情况。网络平台借贷中的这项资金无论是缴存在网络平台中的自己源，还是有第三方对这项资金进行托管。根据我国的刑法指出非法集资活动应该具有四项特征，分别是：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非法性。如果网络平台借贷中的某项资金运用符合了非法资金中的四项特征，那么就要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对此并不需要金融法律进行处理。在网络平台借贷中出现的非法活动资金情况采用刑事法律来解决，这其中还是存在着很难解决的问题，首先网络平台借贷是金融中新出现的借贷模式，主要是对金融难以服务到的中小企业出现的资金短缺进行补足，这是指在利率管制条件下。在中国基本实际国情下结合国外的金融创新的实践的网络平台借贷模式，对其采用刑事法律管理对经济发展是不对的。其次在网络平台借贷中有很多利益存在的考量，金融监督部门要严格的行使监督职能在网络平台借贷中，地方政府希望通过网络平台借贷模式能够对资方政府企业经济发展进行资金的有效援助，促进金融发展与增进地方财政的收入。在对社会发展与金融经济发展造成影响之前，对网络平台借贷采用刑事法律手段还是具有一定的困难。
因此采用法律对网络平台借贷出现的问题进行一刀切是对新生事物兴起的否定，但对其随意发展不采取法律规制是不行的，网络平台借贷在很多的利益引导下，在金融创新的形势下，发展迅速，但由于网络平台借贷带来的问题，需要解决，因此对网络平台借贷的法律规制进行详细的研究，促进我国的网络平台借贷行业的发展。
三、对网络平台借贷中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
对网络平台借贷的法律规制一定要先明确设立与运营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地位，对于网络平台借贷的法律规范的设立与登记，银行监会在2011年就过在银行金融资金借贷较为紧张下，网络平台借贷行业迅速发展起来，从的内容来看，网络平台借贷行业已经被银行监会作为信贷服务中介，在法律规制中对网络平台借贷制定为信贷服务中介只是需要时间。
要加深网络平台借贷自律性是非常重的，良好的自律性可以避免企业中出现很多的很多问题，同时监督部门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了监督部门的严格监督，网络平台借贷行业的工作人员就会自觉遵守法律规定。
要对放贷人的法律定位要明确，同时也要对民间放贷人法律定位要明确。这样无论是在民间借贷人还是网络平台借贷的借贷人的权益会受到保障。对我国小额贷款业务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网络平台借贷的概念以及出现的时机，采用合理的、科学的、全面的方式分析出了网络平台借贷中法律规制中出现的法律问题，并进行了有效的解决。对于网络平台借贷日后健康持续的发展铺垫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对网络平台借贷概念、网络平台借贷的法律规制、对网络平台借贷中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与论述。促进我国的网络平台借贷能够健康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姚海放，彭岳，肖建国，刘东，左坚卫.网络平台借贷的法律规制研究[J].法学家，2013，（05）.
[2]黄良夏.我国P2P网络借贷法律规制问题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4，（12）.
民间借贷概念篇11
社交借贷是社交金融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基于社交环境下的信贷金融体系，在社交信任的基础上通过互联网建立用户之间的金融关系，充分发挥社交网络高效、便捷、即时等优势，并利用社会网络进行风险管理，实现普惠金融。社交借贷不限于人与人个体之间的短期借款，也包括企业间的借款，企业间合作融资等。社交借贷与传统民间金融、互联网P2P借贷在借贷行为上有诸多不同，所以社交借贷有其独特的运行机理。通过违约的社会惩罚和还款激励机制，社交借贷可以管理借贷前后的风险。
二、社会网络控制借款人违约风险
在单纯中介型的P2P网络借贷平台上借款人为成功获得贷款，借款人在按照平台的要求，提供收入、身份、资产情况以及借款用途等公开信息的同时，有动机在叙述中过分突出他们的“质量”，比如自身的还款的意愿、能力以及项目未来稳定收益等。由于借款人没有抵押品，出借方只能通过借款人提供的信息来判断其违约可能并做出投资决策。为降低信息不对称，互联网社交借贷平台可通过引入不同的风险控制设计，提高借款人的社会网络，增加其可信度。社会网络能够帮助出借人做出投资决策，并最终能够在一定程度降低借款人的违约风险。在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社交借贷中，社会网络在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逆向选择，事前道德风险和事后道德风险。可信的借款人能够通过小组的审核或出借人的横向选择，此时社会网络发挥的是甄别作用，出借人选择违约概率较低的借款人，防止逆向选择。借款人获得款项投资后，会受到小组或出借人们的监督，迫使借款人努力工作，按时还息，防止事前道德风险，此时社会网络发挥的是监督作用。特别是在贷款到期时，通过小组或出借人施加监督以及社会惩罚，迫使借款人及时还款，控制借款人的违约风险，防止事后道德风险，此时社会网络发挥的是惩罚作用。从最初筛选借款人到最后还款，社会网络能够一步一步地迫使借款人严格规范地借款、投资、还款，并最终降低违约风险。
三、出借人社会监督下的违约风险模型
出借方中有借款人的出借人及社交网络延伸产生的其他出借人。如果出借人拥有更多有关借款人的私人信息（软信息），在借款人投资项目过程中，出借人可以进行监督，及时观测到借款人是否降低努力水平、改变资金用途等自利行为，并选择监督强度为m(m>0)，还能及时观察到借款人的违约行为。当项目成功、收益实现，借款人选择违约，则将会受到出借人施加的社会惩罚W（W>0），无法再次获得出借人的信任和下一期贷款，友情也随之断裂;当借款人履约，可以获得社会网络价值V。
四、社交借贷对于创新农村民间金融模式的借鉴意义
（一）正视民间金融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使民间金融公开合法化，缓解农村地区金融排斥。民间金融对于缓解农村地区金融排斥具有重要作用，企业和个人融资难，并不是农村地区没有富裕资金，而是资金因为信贷约束等问题，没能到真正有需求的企业和个人手中，社交借贷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线下社会资本的结合，扩大农村金融市场交易可能性。
（二）政府应该鼓励发展社交金融，创新民间金融新形式，也应加强对社交金融的监管。结合互联网金融，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根据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寻找社交借贷与农村消费金融的结合点，开展社交金融营销。支持小微型金融服务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开展合作，创新社交金融新模式，积极鼓励互联网社交金融平台、产品和服务创新，激发市场的活力。社交金融也存在和互联网金融相似的监管问题，比如社交借贷平台的集资法律风险，社交借贷的平台安全性和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的落实和审核等等，政府应该监督社区和互联网社交借贷平台建设。除此之外，社交金融还存在互联网金融没有的问题，比如平台或出借人而因借款人违约而扩散借款人个人信息的行为是否违法等等。这一切都需要政府完善自己的监管机制。
（三）应积极规范引导民间金融发展，如社区型农村金融互助组织等。在我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农村地区，正规信贷市场发展比较落后，农村金融抑制和金融排斥问题一直比较突出。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金融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但是农村富余资金外流缺愈加严重。正规金融机构出于盈利性的考虑，发展农业及农村的业务成为在寻求政策补贴的被迫行为。在农村信用社改革成为农商行之后，支农力度进一步缩减。中国的微型金融机构应该借鉴互联网平台的社交借贷技术，依托独特运行机制管理风险、开展关系借贷。
作者:郝强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陈熹.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户借贷行为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4.12
[2]杨汝岱.陈斌开.朱诗娥.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农户民间借贷需求行为研究（J）.经济研究.2011.12
[3]马九杰.社会资本与农户经济：信贷融资、风险处置、产业选择、合作行动（M）.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民间借贷概念篇12
社交借贷是社交金融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基于社交环境下的信贷金融体系，在社交信任的基础上通过互联网建立用户之间的金融关系，充分发挥社交网络高效、便捷、即时等优势，并利用社会网络进行风险管理，实现普惠金融。社交借贷不限于人与人个体之间的短期借款，也包括企业间的借款，企业间合作融资等。社交借贷与传统民间金融、互联网P2P借贷在借贷行为上有诸多不同，所以社交借贷有其独特的运行机理。通过违约的社会惩罚和还款激励机制，社交借贷可以管理借贷前后的风险。
二、社会网络控制借款人违约风险
在单纯中介型的P2P网络借贷平台上借款人为成功获得贷款，借款人在按照平台的要求，提供收入、身份、资产情况以及借款用途等公开信息的同时，有动机在叙述中过分突出他们的“质量”，比如自身的还款的意愿、能力以及项目未来稳定收益等。由于借款人没有抵押品，出借方只能通过借款人提供的信息来判断其违约可能并做出投资决策。为降低信息不对称，互联网社交借贷平台可通过引入不同的风险控制设计，提高借款人的社会网络，增加其可信度。
社会网络能够帮助出借人做出投资决策，并最终能够在一定程度降低借款人的违约风险。在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社交借贷中，社会网络在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逆向选择，事前道德风险和事后道德风险。可信的借款人能够通过小组的审核或出借人的横向选择，此时社会网络发挥的是甄别作用，出借人选择违约概率较低的借款人，防止逆向选择。借款人获得款项投资后，会受到小组或出借人们的监督，迫使借款人努力工作，按时还息，防止事前道德风险，此时社会网络发挥的是监督作用。特别是在贷款到期时，通过小组或出借人施加监督以及社会惩罚，迫使借款人及时还款，控制借款人的违约风险，防止事后道德风险，此时社会网络发挥的是惩罚作用。从最初筛选借款人到最后还款，社会网络能够一步一步地迫使借款人严格规范地借款、投资、还款，并最终降低违约风险。（见图1）
三、出借人社会监督下的违约风险模型
出借方中有借款人的出借人及社交网络延伸产生的其他出借人。如果出借人拥有更多有关借款人的私人信息（软信息），在借款人投资项目过程中，出借人可以进行监督，及时观测到借款人是否降低努力水平、改变资金用途等自利行为，并选择监督强度为m（m>0），还能及时观察到借款人的违约行为。当项目成功、收益实现，借款人选择违约，则将会受到出借人施加的社会惩罚W（W>0），无法再次获得出借人的信任和下一期贷款，友情也随之断裂；当借款人履约，可以获得社会网络价值V。借款人进行还款的预期事后收益是：
四、社交借贷对于创新农村民间金融模式的借鉴意义
（一）正视民间金融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使民间金融公开合法化，缓解农村地区金融排斥。民间金融对于缓解农村地区金融排斥具有重要作用，企业和个人融资难，并不是农村地区没有富裕资金，而是资金因为信贷约束等问题，没能到真正有需求的企业和个人手中，社交借贷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线下社会资本的结合，扩大农村金融市场交易可能性。
（二）政府应该鼓励发展社交金融，创新民间金融新形式，也应加强对社交金融的监管。结合互联网金融，依托大数据和云计算，根据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寻找社交借贷与农村消费金融的结合点，开展社交金融营销。支持小微型金融服务机构和互联网企业开展合作，创新社交金融新模式，积极鼓励互联网社交金融平台、产品和服务创新，激发市场的活力。
社交金融也存在和互联网金融相似的监管问题，比如社交借贷平台的集资法律风险，社交借贷的平台安全性和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的落实和审核等等，政府应该监督社区和互联网社交借贷平台建设。除此之外，社交金融还存在互联网金融没有的问题，比如平台或出借人而因借款人违约而扩散借款人个人信息的行为是否违法等等。这一切都需要政府完善自己的监管机制。
（三）应积极规范引导民间金融发展，如社区型农村金融互助组织等。在我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农村地区，正规信贷市场发展比较落后，农村金融抑制和金融排斥问题一直比较突出。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金融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但是农村富余资金外流缺愈加严重。正规金融机构出于盈利性的考虑，发展农业及农村的业务成为在寻求政策补贴的被迫行为。在农村信用社改革成为农商行之后，支农力度进一步缩减。中国的微型金融机构应该借鉴互联网平台的社交借贷技术，依托独特运行机制管理风险、开展关系借贷。
参考文献：
[1] 陈熹.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户借贷行为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4.12
[2] 杨汝岱.陈斌开.朱诗娥.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农户民间借贷需求行为研究（J）.经济研究.2011.12
[3] 马九杰.社会资本与农户经济：信贷融资、风险处置、产业选择、合作行动（M）.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民间借贷概念篇13
区域金融中心是区域金融产业和金融资源高度集聚的地方，通过金融中心资金融通和资本运作，实现资源在该区域的优化配置，并促进金融中心所在城市及周边地区的经济繁荣，形成相关产业的扩张和交易的集聚，提升城市和地区竞争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金融中心带来的诸多利益，各地政府竞争成为区域金融中心也就在所难免。截至2011年，国内有26个以上城市以建立金融中心为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掀起了一股“金融中心热”。然而什么是区域金融中心，其建设需具备什么条件？在没有厘清这些问题之前，便盲目地争抢区域金融中心地位并进行盲目建设，无疑是不经济也是不明智的。
一、农村金融生态的理论内涵
金融生态这一概念是由周小川（2004）提出，周小川把金融生态与金融生态环境相等同，因为，他认为“金融生态”是一个比喻，它指的主要不是金融机构的内部运作，而是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也就是金融运行的一些基础件。徐诺金（2005）认为金融生态是指“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张鹏、姜玉东（2005）认为金融生态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制度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
二、农村民间金融的概念
（一）基本概念
广义的农村民间金融指的是农村领域中的非公有制性质的全部金融组织和金融活动的总和。狭义的农村民间金融指的是农村领域中未登记注册或尚未纳入中央银行监管范畴之内的金融组织和金融形式的总和。在当前中国的转型时期和二元经济明显的阶段，对农村民间金融的界定采用狭义解释更为合适，也就是说农村民间金融形式以剔除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宜。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农民自发组建的合作性质的农村金融组织，具有自发性，国际上有将其划入民间金融的惯例。但中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已逐步从民办机构蜕化成为国家银行的附属机构（陈元，1994），实际上是商业银行在农村的分支机构，已经成为正规金融或者说是政府金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组织形式
（1）农村合作基金会。从性质上看，农村合作基金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它是合作制集体经济组织。其兴起于1983年一些乡村为有效地管理和用活集体积累资金，清理整顿集体财产，将集体资金由村或乡管理，并有偿使用而设立基金会。（2）合会。合会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是各种金融会的通称，通常在亲情、乡情等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带有合作、互质，其在国外较现代的名字是“轮转基金”，在国内包括以下一些会:“标会”，又称“写会”。（3）民间自由借贷。民间借贷是指民间个人之间、个人与经济组织之间以货币形态（也有少量的实物形态）授受信用的行为，是一种直接的借贷活动。民间借贷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尤为盛行。民间借贷可以分为友情借贷（无息借贷）、灰色借贷（中等利息借贷）和黑色借贷（高利贷）。（4）集资。民间集资是指集体或个人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这是为了组织生产而快速集中社会闲散资金的一种有效的直接融资方式。
三、农村民间金融与农村金融生态的关系
民间金融是金融生态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民间金融与农村金融生态的关系是相互的、辩证的。一方面，农村民间金融总是依赖一定的环境而生存和发展，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构成农村民间金融的服务对象和活动空间，它决定着农村民间金融的生存条件、健康状况、运行方式和发展方向。不同的环境会创造出不同的金融生态主体结构及其行为特征，这就像不同的自然环境中会存在不同的生物形态及其生物特性一样。另一方面，农村民间金融也不是消极被动的适应环境，它能在积极主动地通过调整自身而适应环境的同时，也直接和间接地作用环境，使环境更加适合自身的需要。
四、规范民间金融、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