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新特征篇1
第二个特征：社会发展进入了 “矛盾凸显期”。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经验来看，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时期，也是社会各种矛盾比较充分展现和暴露的时期。贫富差距、就业压力、土地拆迁、等其他国家在这个时期出现过的问题，我国也相当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但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给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危害，也势必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现实需要我们对社会发展规律进行新的探索，致力于改善民生，创新社会管理体系，提高执政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经济发展新特征篇2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稳中求胜”成为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国家应该在保持工业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制定政策以确保我国工业取得较大的改革突破。基于此，本文就新常态下工业经济的运行特征与发展对策展开探讨，以期为国家工业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深度调整期，我国的工业经济整体处于工业结构高级化、工业增速下行的情况。
为了更好地促进工业经济发展，在维持经济稳定的基础上突破传统工业发展模式，国家要加强对新常态下工业经济运行特征的分析，积极探索工业经济发展的新对策。
一、新常态下我国工业经济的运行特征
1.工业经济增速放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然而近些年来，我国工业经济的增速却明显出现了下滑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当前工业企业的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不过尽管工业经济增速下滑，其总体趋势仍然较为平稳。
2.产业结构升级加快
根据数据调查显示，2014年，造成我国工业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是电力、采矿业和燃气等生产和供应产值的下滑，而这些重工业产业的下滑正是因为我国工业经济目前正处在转型的阶段。当前，我国能源结构正在向更加节能环保的方向发展，城市中的燃气设施日益完善，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也开始进入市场并飞速发展，这些都表明了我国工业产业结构的升级速度正逐步加快。
二、新常态下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对策探析
1.继续刺激市场需求
首先，国家要在保证投资效益的基础上，加大投资的力度，促进投资平稳较快发展。投资效益可以分为经济效益和综合效益，经济效益仅仅体现了企业方面的成果，而综合效益还涉及对社会长远发展的综合影响，关系我国的民生稳定和社会稳定问题。
目前我国还有许多地区存在产业不平衡的问题，这些地方的设备落后，工业经济发展缓慢。所以，国家必须加大对民生项目的投资，同时还要把控好投资的步伐，避免因集中投资而产生经济急速发展的不稳定现象。其次，国家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工业发展和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减少对房地产行业的干预，并且取消限房令等制度，实现消费者的自由购买。
同时，国家还要改变土地的出让方式，增加公共土地的供给，使房地产行业朝着积极健康的市场方向发展。最后，国家要制定积极的进出口贸易政策，降低我国进口关税，鼓励国内的高新技术产品、高加工度产品进行出口贸易，鼓励中间产品进口。积极的进出口贸易政策能够为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机制，避免贸易争端，从而提高我国工业企业竞争力，促进工业经济发展。
2.持续引导转型升级
为了更好地促进新常态下工业经济的发展，国家要持续引导工业产业的转型升级。首先，国家要鼓励工业企业创新。企业创新能给企业和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活力，能够迅速提高整个工业行业的技术水平，为工业转型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其次，国家要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企业的数量多少是决定一个国家工业结构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准，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可以与其他产业产生乘数效应，加快工业经济的整体发展步伐。
国家在发展知识密集型企业时不能仅仅专注于高端技术企业，而是更多的从要素结构升级的角度出发，主动承接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转移，促进国内具有发展潜力的低、中端知识密集型产业取得发展。
最后，国家还要积极培育和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将信息消费培养成市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和发展。
3.改革体制机制，实现配置优化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体制机制是影响其工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体制机制的优化能够更好地促进工业焕发活力，催生更强的发展动力。对此，国家应该加快对工业经济的体制改革，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首先，国家要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快速推动国有企业在股份制、公司制和国企股权结构方面的优化，实现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优势互补，促进双方共赢发展，进而提高工业产业的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国家要积极促进垄断行业的改革，在工业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同时一些垄断行业的供给无法进一步保障，难以满足市场需求。
对此，国家应该以宏观调控为手段，将一些资源从产能过剩的行业转移到供给不足的垄断行业，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三、结语
经济发展新特征篇3
一、美国“新经济”的缘起和本质特征
1．“新经济”缘起
最早提出“新经济”概念的是美国《商业周刊》主编谢博德。根据谢博德的解释，“新经济”就是建立在高科技，即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它的基本动力来自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化，同时也受到政府宏观调控和企业重组等因素的影响。“新经济”是相对于“旧经济”而言的，因为从社会经济发展历史来看，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可以划分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三个历史发展时期，前者为“旧经济”时代，后者为“新经济”时代。“旧经济”主要通过不间断地投入资本和劳动力得以实现；“新经济”则主要通过高科技，即知识的大量投入而形成。因此，知识投入的比重便成为区别“新经济”与“旧经济”的主要标志。从这个意义来说，“新经济”的实质就是知识经济。
2．“新经济”的本质特征
美国“新经济”的本质特征：一是经济持续增长时间为美国历史上最长。据前可知，二战后美国持续时间最长的记录是106个月（1961～1969年），而此次“新经济”却创造了长达120个月（1991年4月～2001年3月）持续时间，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被美国各界称为“繁荣的十年”，那么“新经济”时期就应该被称为“奇迹的十年”了。
二是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罕见的“一高三低”现象。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增长率平均高达3%（1999年达到最高点4.2%），而同期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却只有1%上下；与此同时，美国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持续不断降低，通货膨胀率由1990最高时的5.4%一度降至1999年的1.5%，失业率由1992年的7.5%的最高点一路狂降至2000年的4.5%，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则由20%骤降至1998年的0%，1998年出现了美国二战以来首次财政盈余（盈余629亿美元）并持续盈余至2001年。这些现象令美国各界尤其是经济学界感到困惑，因为美国以往历次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般都是“一高一低”（即高增长率、失业率低），至于通货膨胀率和财政赤字必然与经济持续增长成正比例关系，也是一路走高。然而，这次却大相径庭，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不但失业率降低了，而且通货膨胀率和财政赤字占GDP比率也跟着持续走低。
三是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企业国际竞争能力增强。20世纪90年代，美国劳动生产率年递增速度一直保持在3%的水平，1990～1994年为2.8%，1996年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比上年增长3.9%，尤其是服务业的领先地位更为突出。如美国商业零售业效率相当于日本的2倍，电信业效率相当于德国的2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大增强了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世界前10大银行和全球500家最大企业的拥有数量和排位已有力地说明了这一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在前世界10大银行中曾占据7个席位，到1998年只保有1个。美国曾一度被挤出前10大银行的行列，而今占据了5个席位。世界500强中，美国企业上榜家数高达222家，其次为日本（71家），英国（60家），其中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微软公司、艾克森石油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和英特尔公司分别排在第1、3、4、5、6的位置上。”
3．“新经济”时期与美国“关键发展期”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美国的“新经济”时期好像是横空出世，与以往毫无瓜葛，但实际不是这样，因为“新经济”所表现出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关键发展期”的基本属性之一是一致的，而失业率持续走低则是“关键发展期”的基本特点之一，此外，没有“关键发展期”所累积的科技与人才资源，也就不可能有“新经济”时期的出现，由此可见，两者在某些方面不仅是一致的，而且还有着某种前后相承接的渊源。
二、美国“新经济”的发展动力与潜在危机
1．美国“新经济”时代的发展动力
美国之所以能出现“新经济”这样的时代，并非凭空产生的，它是由各种因素累积起来共同起作用而产生的，目前的比较认同的主要因素如下。
第一，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政治局势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这表现为前苏联解体后，美国便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这“大大促进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美国在世界上占领了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资源，成为所谓‘经济全球化’最主要的受益者，从而又拉动了美国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就是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美国出现了所谓‘新经济’的9年好光景”。
第二，美国政府不断加强宏观经济调控且重点放在促进科技发展上。虽然美国通常被称为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但实际上自罗斯福“新政”后，它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混合型”经济，市场机制与美国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美国政府在“新经济”时代对经济的干预尤其突出。
第三，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使得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出现了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群的高速发展，刺激了空前的投资高潮，拉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高增长”。
第四，对教育的高投入所储备的人力资本成为推动“新经济”的根本动力。绝大部分学者已经肯定美国“新经济”时代本质上就是“知识经济”时代，而“知识经济”时代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依托人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主要是信息产业和生物基因产业）。
2．美国“新经济”时代潜在的危机
美国“新经济”时代虽然不如“关键发展期”那样社会矛盾与经济发展同时显著地表现出来，但实际上这种表面平和的外衣下面却隐藏着社会危机。首先，“新经济”时代的美国工人阶级因工资待遇有所提高，便相对减少了请愿、示威等活动，可资本家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程度却随着设备科技水平的成千倍、成万倍的提高而不断增强，目前虽未引发冲突，但却危机重重。其次，中产阶级地位虽然没有太大变化，但实际生存空间却被资产阶级“新贵”（依靠高新技术起家的资本家）逐渐压缩，不满情绪有所抬头。最后，一直被认为具有“均质化”（即贫富差距不大，“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特点的美国社会在“新经济”后期也存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如1998－2001年，5%的美国富有家庭其实际收入增长了62%，而60%的低
收入家庭增长不到5%。总之，在这一时期的最后几年，社会危机正在逐步扩大它对美国这一庞大经济躯体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Z］.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Z］.1999，9.
［3］张塞主编.1995年国际统计年鉴［Z］.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2.
［4］欧阳小华，杜辉.“美国‘新经济’的特征及影响分析”［J］.企业经济.
［5］林丕.“评‘新经济’”［J］.新视野，2002，2.63.
［6］甄炳禧著.美国新经济［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1.
经济发展新特征篇4
从圣光集团的成长历程到圣光模式的产生，创新成为引领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十五年来，圣光集团始终坚持了“实践―创新―再实践―再创新”的发展路径。从医疗器械加工制造业起步，经过七年的创新发展，拥有238种注册产品，56项专利证书，被认定为“部级高新技术企业”，输注类医疗产品产能及种类在全球名列前茅，实现了企业发展的第一次跨越。面对医药流通领域“小、散、乱”而制约企业扩大再生产和成本高企的局面，从2007年用三年时间创建了在全国同行业有影响力的圣光医药物流公司，开辟了市场新通道，增加了发展的新动能，实现了医药制造与医药流通“双轮驱动”新发展的第二次跨越。在“三期叠加”新形势的逼迫之下，医药行业同样面临转型升级的严峻挑战。圣光集团以国家医改政策为引领，以市场化运作为手段，经过多轮“实践―创新”的探索，于2015年在全国第一个推出了“供应链协同运营模式”，创造了现代服务业与生产制造业贴合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推动医药行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圣光模式在上下游企业中产生了巨大的“磁石效应”，在省内和周边省份迅速推开，圣光模式的推出实现了圣光集团创新发展的第三次跨越。必须指出的是，圣光集团的创新发展得益于企业有一个创新发展的核心团队和领头人，董事长周运杰出身医药世家，终生一个梦想：改善医疗，造福百姓。做事业的原则：不断创新，永不停歇！
圣光集团创新发展的“三级跳”，呈现“s型曲线理论”的三次攀升，有力地验证了：创新发展是新形势下“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的源动力。
二、市场化运作是动能转换的必然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圣光模式的核心就是遵循市场规律，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以市场化运作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联强汰劣，市场化推动
我国医药生产企业达8000多家，按专家的话讲1000家就能满足市场需求，这类似钢铁、水泥行业的产能过剩现象，同质化一般药物供过于求，而优质高端药品和优质低价药品却供给不足。圣光集团筛选市场信誉度高的药品生产企业的优质药品品规作为供应链上游协同运营的战略联盟，采取“集中采购”数量大、可持续的办法，支持优质产品满负荷生产，以“先款后货”的措施，激励生产企业让利供货。圣光模式的集中采购让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供给侧助力医药行业结构性改革，创造发展新动力。
（二）市、县布局，股份化合作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当前正值全面深化医药体质改革的攻坚期，用市场化手段整合医药流通领域的资源则处在窗口期。全国市、县医药公司达2300多家，这批企业长期以来一直是医药流通的“精神中枢”。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绝大多数退出了国有，市、县政府为保障市场供给，支持这些企业采取承包、租赁、买断、挂靠等多种形式保留下来，由于包袱重、发展定位不明确，造成流通领域“小、散、乱”现象严重。“圣光供应链协同运营模式”对下游这批企业实行的“控股式股权合作，稳定市场为当地社会做贡献”的操作方案，符合国情现实，符合改革方向，所以圣光模式的推出出现了“一呼百应”的效果，在河南股份合作的37家公司，全面实现了收入、税收、利润大幅增长，多数公司实现药品“零库存”，资金月周转率达300%。圣光模式颠覆了市、县公司原有的经营方式，实现了新旧动能的彻底变革。目前加入或正在签约加入的省内市、县公司达100家，安徽、陕西、山东等周边省份市、县公司达200多家，这一跨区域资源整合，市场机制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三）让利直供，价格市场化
“先款后货”是圣光模式依托市场机制撬动药品厂家“让利直供”（6―10个点）的一大亮点。市场中药品生产企业推销成本能占药品销价的一半以上，可以说是新药七分靠推销。国内一家知名的上市药企，仅在河南的推销人员达300人，各类推销费用达2000多万元。自加入圣光供应链后，河南经销人员减少为十几名，每年可节约90%以上的推销成本。同时，原来的18条进口生产线停了8条，现在全部启动生产。这笔账一算，生产企业自愿为基层医疗单位让利，换来的是：资源有保证、生产有保证、降本增效有保证。生产企业的让利反过来进一步激活了供应链下游市场的各个环节，形成良性循环。
圣光模式以供应链新业态，促进了生产与流通一体化发展，形成了以价格换市场、以市场促集约化发展，最终形成市场调节、运营可控的新机制。圣光模式的实践印证了市场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市场化运作应成为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关键手段。
三、政策引导已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助推器
十以来，深化医药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国务院相继制定下发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深化医改的政策措施和工作意见，已成为引导、支持、鼓励医药行业深化改革的方向标和助推器。圣光模式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紧跟国家政策导向，主动创新发展，打造了市场认可的新业态，形成了新的发展动能。政策引导的成效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执行了“两票制”。圣光整个供应链的运营，执行了“从药品生产厂家到市、县级医药经销公司和从市、县级公司到基层医疗机构各开一次发票”的“两票制”。把国办〔2016〕26号文中“推行两票制”的要求真正落到了实处。国家“两票制”的引导作用十分明显，过去依靠“过票”度日的市、县公司，有的公司在流通环节承接开票能多达5票、6票，抬高了药价，扰乱了市场秩序。“两票制”向市场释放了压缩流通环节、整顿购销秩序的明显信号，斩断了非法利益链条。“两票制”从一方面肯定了圣光模式，引导和激励市、县公司参与圣光模式的运营，从而带动了新旧动能的转换。
第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引导圣光集团大胆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思想动力，经过多轮商磋，今年圣光集团与河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集团公司正式签约，成立“国控圣光现代物流有限公司”，形成了4：3：3股权结构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新体制对规范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对改变独资非公企业融资难问题、对增添新动能实现“百年圣光”梦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信息化和圣光模式深度融合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指出：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推进产业组织、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链创新，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圣光集团紧跟中央部署，自主研发了“药流通”供应链智能云平台和CDC供应链分析系统，支撑起庞大缜密的供应链“互联网+”协同运作，使上下游企业的资金流、物流实现“填补”式自动化运行和对每日的营销状况“补短板式”的精准分析。圣光模式全覆盖的智能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加速了资金周转、降低了成本、增加了企业和社会效益。信息化建设成为圣光模式的重要内容，也成为壮大新动能的新引擎。
第四，落实共享发展、发展惠民的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全过程。圣光集团把贯彻党的发展理念，结合实际认真加以落实。其中，把“共享、惠民”理念贯穿于供应链协同运营的全过程，实现了“三个共享、一个直惠和一个贡献”。“三个共享”是：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市场共享、发展共享和利益共享；“一个直惠”是：药品生产企业的让利，直达基层医疗单位，惠及用药群众，从一个侧面支持了“医药分家”改革的实施；“一个贡献”是：圣光控股的市、县公司根据净增利润的一部分，捐助当地医疗事业，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做贡献。另外，圣光集团免费为供应链企业安装语音视频设备，定期组织营销业务培训，不断提高管理人员素质，特别是CDC系统培训效果明显，统一了操作方法，提高了整体效益。圣光模式“共享、惠民”的理念转化为供应链提质增效的又一发展动能。
四、从圣光模式延伸的政策思考和建议
（一）培育壮大新动能要坚持生产力标准
生产力标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是发展新经济的新动能，当新事物出现后，就要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看看“蛋糕”是否做大了，生产效率是否提高了，就业是否扩大了，群众是否受益了。而不能一味以旧眼光看新事物，举轻避重“怕出问题”，而不发现、不接受、不支持新生动能。单就圣光模式而言，有关部门应该研究如何拿出支持方案的时候到了，贯彻国办〔2016〕26号文件关于“努力提炼可复制推广的改革模式”的要求，以实际行动支持新动能的成长壮大。
（二）在政策运用上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标准
经济发展新特征篇5
一、企业文化的概念
企业文化这个名词，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是指在特定时期内企业员工所普遍认同并自觉遵循的一系列理念和行为方式的总和，通常表现为企业的价值观、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沿袭的传统与习惯等。
企业文化被称作第二只“看不见的手”，自问世以来，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就风靡全世界，成为许多企业走向成功的强大动力和制胜法宝。现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主题。伴随着人类观念、时代背景的变化和以信息化为基础的新经济的产生，企业文化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无论是基本的价值观念，还是具体的行为准则，新经济时代企业文化都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工业经济中传统企业文化模式。
二、新经济时代企业文化的基本特征
1.新经济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美国兴起并广为传播和使用的一个概念，从经济表现来看，是指在高科技产业的带动下，美国已经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又与低通胀和低失业率并存的一种经济现象，即：“一高两低”现象。而从更深层次上讲，新经济是指在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联合推动下，经济发展过程产生的一系列质和量上的变革并导致世界经济的系统关联结构、功能和所遵循的规则发生了质的变化。具体表现为经济已经由生产实体产品转变成基于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和运用。知识和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知识、拥有知识的劳动力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新经济的支柱产业。可以说，新经济是指建立在网络经济和知识、信息经济基础上的，以知识为主要生产要素、以规模收益递增为主要特征、以享受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外部性为条件、以电子商务为主要交换手段的新型经济形态。
2.由于现代通讯传输工具的广泛应用和互联网的普及，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时间上的竞争。美国思科系统公司信奉的企业信条是：“在未来的商场中，不再是大吃小，而是快吃慢”。因此，培育起一种重视速度的企业文化已成为现代企业的当务之急。
3.市场充满着机遇也同样充满着挑战，一个企业的成败取决于其快速适应变化的能力，企业采取的应对措施除了要具有针对性，更要具有时效性，其制定和实施的速度决定着企业的成败。在当今信息时代，慢一步，机会就会一闪而过；快一拍，成功就会如期而至。
首先，企业速度文化要求在最快的时间里发现并满足消费者的当前需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消费者消费观念的转变，现代市场竞争的焦点不仅看谁的技术更优良，谁的规模更强大，谁的资本最雄厚，更要看谁最先发现并满足消费者的当前需求，抢先占领市场。其次，企业速度文化要求企业每个员工更新观念，树立时问观念，增强危机意识。企业要营造出能够充分发挥员工知识和才智的企业文化氛围，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建立起最快速的反应机制，让员工充分发挥自身潜力，在各自工作岗位上都讲求效率，不断增强企业的合力，牢牢把握稍纵即逝的商机。
4.新经济时代的企业文化是一种虚拟文化。新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无形资产在企业的各种资产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于有形资产。虚拟文化可理解为通过专利局、互联网和其它媒体使无形资产增值的人文环境，例如企业的知识产权、专利、网页和广告宣传等，以及由于电子商务的产生和迅速发展，引起的市场全球化，营销观念、交易和支付手段的变化所带来的思想和观念上的转变。
企业虚拟文化的要旨在于具有灵活、柔性、合作、共享、快速反应、高效输出等素质。耐克、可口可乐等美国公司就是虚拟经营的典范，它们不断地制造概念，通过概念来进行市场扩张。此外，在新经济中，企业大小的重要性在减少，因为进入虚拟市场的门槛很低，所以任何个人都能够通过网络象大企业一样向全球市场提供非物质产品，既不需要自己拥有生产设备，也不需要拥有销售网络。虚拟的另外一个含义是创造消费、购买消费。在全球生产普遍供大于求的形势下，人们的消费越来越超市化，传统的消费概念已经过时，发现消费、创造消费，从有限消费转变为无限消费，就成为虚拟经营的重要内容。
5.新经济时代的企业文化是一种学习文化。崇尚知识将成为新时代的基本素质和要求。有专家认为，近十年来，人类的知识大约是以每3年增加一倍的速度向上提升。知识总量在以爆炸式的速度急剧增长，老知识很快过时，知识就像产品一样频繁更新换代，使企业持续运行的期限和生命周期受到最严厉的挑战。
6.一个完善的企业文化的形成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过程。企业的文化建设不能是一劳永逸的，在内外条件发生变化时，企业文化也应相应地进行调整、更新、丰富、发展，保持企业文化的时代性，以符合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和员工个人发展的需求。成功的企业不仅需要认识目前的市场环境，而且还要了解其发展方向，能够有意识地加以调整，选择合适的企业文化，使之能够成为持续地激发员工工作动力的潜在力量，做到与时俱进以适应未来的挑战。
7.更注重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企业形象直接与企业的兴衰、优劣相联系，企业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有机结合构成了企业在公众中的形象。良好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是企业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如果声誉卓着，企业就能招揽到更多的优秀人才和顾客，能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能得到所在社区机构的支持和帮助。经济全球化使得竞争尤为激烈，企业要脱颖而出，形象战略尤显必要，它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运作的实力、地位的体现。2l世纪，企业间的竞争除去人才与科技的竞争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一谁最先发现消费空档，并以良好的形象占据消费之心，谁就能领先占据市场而获得超额利润并不断扩大企业经营效益。
经济发展新特征篇6
一、新常态下我国工业经济的运行特征
1.工业经济增速放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然而近些年来，我国工业经济的增速却明显出现了下滑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当前工业企业的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不过尽管工业经济增速下滑，其总体趋势仍然较为平稳。
2.产业结构升级加快
根据数据调查显示，2014年，造成我国工业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是电力、采矿业和燃气等生产和供应产值的下滑，而这些重工业产业的下滑正是因为我国工业经济目前正处在转型的阶段。当前，我国能源结构正在向更加节能环保的方向发展，城市中的燃气设施日益完善，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也开始进入市场并飞速发展，这些都表明了我国工业产业结构的升级速度正逐步加快。
二、新常态下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对策探析
1.继续刺激市场需求
首先，国家要在保证投资效益的基础上，加大投资的力度，促进投资平稳较快发展。投资效益可以分为经济效益和综合效益，经济效益仅仅体现了企业方面的成果，而综合效益还涉及对社会长远发展的综合影响，关系我国的民生稳定和社会稳定问题。目前我国还有许多地区存在产业不平衡的问题，这些地方的设备落后，工业经济发展缓慢。所以，国家必须加大对民生项目的投资，同时还要把控好投资的步伐，避免因集中投资而产生经济急速发展的不稳定现象。其次，国家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工业发展和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减少对房地产行业的干预，并且取消限房令等制度，实现消费者的自由购买。同时，国家还要改变土地的出让方式，增加公共土地的供给，使房地产行业朝着积极健康的市场方向发展。最后，国家要制定积极的进出口贸易政策，降低我国进口关税，鼓励国内的高新技术产品、高加工度产品进行出口贸易，鼓励中间产品进口。积极的进出口贸易政策能够为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机制，避免贸易争端，从而提高我国工业企业竞争力，促进工业经济发展。
2.持续引导转型升级
为了更好地促进新常态下工业经济的发展，国家要持续引导工业产业的转型升级。首先，国家要鼓励工业企业创新。企业创新能给企业和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活力，能够迅速提高整个工业行业的技术水平，为工业转型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其次，国家要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企业的数量多少是决定一个国家工业结构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准，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可以与其他产业产生乘数效应，加快工业经济的整体发展步伐。国家在发展知识密集型企业时不能仅仅专注于高端技术企业，而是更多的从要素结构升级的角度出发，主动承接跨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转移，促进国内具有发展潜力的低、中端知识密集型产业取得发展。最后，国家还要积极培育和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努力将信息消费培养成市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和发展。
3.改革体制机制，实现配置优化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体制机制是影响其工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体制机制的优化能够更好地促进工业焕发活力，催生更强的发展动力。对此，国家应该加快对工业经济的体制改革，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首先，国家要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快速推动国有企业在股份制、公司制和国企股权结构方面的优化，实现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优势互补，促进双方共赢发展，进而提高工业产业的经济发展水平。其次，国家要积极促进垄断行业的改革，在工业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同时一些垄断行业的供给无法进一步保障，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对此，国家应该以宏观调控为手段，将一些资源从产能过剩的行业转移到供给不足的垄断行业，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三、结语
经济发展新特征篇7
一、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
随着现代高新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带动当今世界经济迅猛发展和经济社会结构及运行方式的深刻变化，就我国而言，还发生着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些，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其具有新的特征：
第一，知识成为最主要的资源和财富。以高科技为特点的知识产业是未来社会的支柱性产业。正如世界管理大师彼得.P.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所说“知识的生产率将日益成为一个国家、一个行业、一家公司竞争的决定因素。”
第二，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在高科技条件下的知识经济是一种新型的以智力资源开发为基础，以知识和信息的创新、传播和应用为灵魂，以高新产业为支柱的经济形态。它不同于过去以经验积累为主要手段的经济形态，因此需要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开发出新的成果。
第三，学习成为生活和工作的前提。在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里，随着“知识爆炸”、科学知识更新周期缩短，人们必须不断学习。“活到老、学到老”的终生教育成为现实。
第四，经济全球化，加强了世界范围的竞争和融合。现代通信技术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使知识的瞬时全球传播成为现实，为大规模的生产与共享知识奠定了基础，面向世界，在竞争中加强联系已成为大势所趋。
第五，新科技和经济发展要求人们新的价值取向。首先，知识经济的价值体现在知识和智力的占有，要求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真正实现。其次，知识经济要求人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要求人们加强合作，建立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再次，高科技不再以探索系统知识为标准，而以追求效用增殖为目标。它们能够大幅度地增强产品的功能，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工作效率，从而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二、经济社会新发展对人才心理素质的新要求
心理素质不仅指人心理承受挫折、压力的能力，广义的讲，它包括一个人全部心理特征的质量、水平。是指人适应和应对社会生活、学习、工作要求已形成的稳定的个性品质及其发展水平。包括人的性格、能力、气质的特点和水平。而性格又包括理智、情感和意志诸方面的特征，以及对待现实和自己态度的特征。经济社会新发展突出了相应心理素质的要求：
第一，创新的意识和品质。无论是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还是“创新成为知识经济的灵魂”，都使创新精神和品质成为时代对人才心理素质最重要的要求。
具备创新意识和品质要求人：在性格的理智特征方面，具有主动观察感知，独立思考、富于创造、辨证全面看问题的思维特征，具有能动广阔、创造性想象的特征。在性格中对自我和现实态度特征方面，具有自信、独立意识，积极进取的特征。在性格的意志特征方面，具有对行为目标的明确态度，能够自觉控制自己的行为，以及认真细致的特征。在性格的情绪特征方面，具有探索热情执著专一、甚至忘我，为实现目标孜孜以求、积极进取，心境保持积极愉快、富有幽默感的特征。
第二，开放和包容的思维方式。经济全球化、通讯技术和网络化、世界面临如环境生态等发展的共同问题、不同民族和国家思想文化的交流融合，要求当代人树立开放意识和包容心态，在世界范围内了解新动态、新信息、新成果，由此去借鉴、吸收、比较，从而获得成功。
第三，竞争性的意识观念。市场经济是效益和竞争的经济，经济和社会活动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竞争更趋激烈。人无我有，人有我强。“领先”、“ 专利”、“特色”、“填补空白”已是现代人才具有的意识。
第四，合理的知识信息吸纳、处理能力。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呼唤知识储备、更新和有效应用的能力。这将决定人才的成功与成就的大小。
第五，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当代科学技术和社会活动综合性、复杂性和应用性强的发展特点，已使过去那种脱离社会、远离同行而孤立地从事科技研究和社会活动的人难有作为。无论是科技攻关、公司经营还是企业生产都需要参加者具有良好的整体协作和人际协调的精神和能力，能够在创新活动中解决好独立意识和互相配合的关系，解决好合理竞争和友好合作的关系。这就需要不但有高智商还要有高情商。
第六，坚忍不拔的承受挫折能力。科技创新和知识经济蕴涵着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却同时存在着经历失败的风险。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和价值多元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巨大的冲击，给人们的心理适应能力带来考验。机遇和挑战、利益和竞争，前所未有的得与失，深重影响牵动着当代人才的心理。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竞争的加剧，随着实现目标挑战性加强，能否具有不怕失败、失利而勇于承受严重挫折的心理能力，成为新条件下个方面人才应具备的重要心理素质。
经济发展新特征篇8
1．1．2模型评价标准及含义。在异速生长模型中，每组变量都有其相应的标度因子临界值，取决于模型中两变量维数的商。根据分形研究，城市用地维数的平均值为1．7左右，人口的维数为2，在理论上得到b的临界值为0．85。但是，实际应用中发现b符合实际情况的临界值为1。当b＞1时，城市用地面积的增长速度大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b=1时，二者速度相等;b＜1时，城市用地面积的增长速度小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1］(表1)。但是在实践中，异速生长系数对于城市人地关系的反映还需要结合城市化发展的其他指标进一步进行分析。例如异速增长系数＜1时，可能是由于城市经过高速发展之后，受到自身土地资源的约束，城市用地外延扩展减缓，用地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也很有可能是城市发展停滞，城区面积扩张缓慢，从而导致人均用地的减少。这说明城市人均建成区面积的变化在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同发展时期有不同的意义，不能够一概而论。
1．1．3数据选择新疆城市人口与城市用地的数据来源于2000—2011年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1年新疆城市体系中共有2个地级市和20个县级市。其中阿拉尔市、图木舒克市、五家渠市、北屯市由于进入建制市序列的时间较晚，统计期间内统计数据不足，故在样本中剔除。
1．2城市人口与用地异速生长特征
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2000年至2011年新疆城市人口由358．34万上升为560．32万，增长了56．37%，年均增长4．6%;城市建成区用地面积由473．41km2增加到921．82km2，增长了94．72%，年均增长7．89%。城市用地面积增长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2000年新疆城市人均用地面积为132．11m2，2011年上升为164．52m2，增长了24．53%。将新疆城市人口总数及建成区面积总数作对数处理，绘制双对数坐标图(图1)，可以看出新疆城市人口与城市面积呈直线分布趋势，表明新疆人地关系满足异速生长关系。
利用Eviews软件对新疆2000—2011年城市人口及城市用地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异速生长分析，得到异速生长系数b=1．2923(R2=0．965)，呈现出明显的正异速增长特征。这反映了新疆城区总面积增长速度大于城市总人口增长速度，会导致城市人均用地面积逐年增加，土地利用粗放。利用异速增长模型对新疆各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作进一步分析。大多数城市异速生长分析结果的拟合优度高于70%，部分城市分析结果的拟合优度甚至达80%，90%以上，这说明新疆多数城市人口与用地的增长关系符合异速生长规律(表2)。满足异速增长规律的城市异速生长系数差别较大。b＞1的有奎屯、吐鲁番、库尔勒、喀什、克拉玛依、阿勒泰、乌鲁木齐、昌吉、和田和哈密，其中奎屯、吐鲁番、库尔勒、喀什的b＞2，呈现出明显的正异速生长特征，这些城市用地面积增长快于人口增长，这部分城市包括了仅有的两个地级市，城市规模大，对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的整体发展趋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b＜1的有乌苏、阿图什、阜康、塔城、石河子、伊宁和博乐，呈现出明显的负异速生长特征，这部分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大于城区面积增长速度，城市用地呈现集约化发展的趋势(表2)。新疆城市体系内只有阿克苏市的分析结果拟合优度较低，人口与用地的增长关系不符合异速生长规律，该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呈现逐年减少的发展趋势，伴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人均建成区面积不断减少，城市用地也呈现集约化发展的趋势。
2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对新疆各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能够对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的基本情况进行基本判断，但是为了准确判断其发展趋势，需要结合各城市经济实际发展情况及所处的发展阶段进一步进行分析。从科学性、一致性和可得性的原则出发选取评价指标建立新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3)。使用SPSS软件对2002—2011年新疆城市整体经济发展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其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只有一个，且主成分累积贡献率已达88．076%，故选取其为第一主成分。根据软件分析结果计算可得主成分综合模型:K=0．3857X1+0．3841X2+0．3831X3+0．3441X4+0．3800X5+0．3786X6+0．3837X7。通过该模型可以得到各年度新疆城市经济发展主成分得分。加权综合量K值的大小反映出2002—2011年新疆城市整体经济保持持续增长，且有加速的趋势(表4)。结合具体经济指标判断，新疆城市经济发展整体上处于加速阶段。进而利用指标体系对2002—2011年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测，求得每一年度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得分，得分越高越好(表5)。将各城市经济发展速度与全疆整体经济发展速度对比，可将全疆各城市划分为三类。(1)经济发展速度与全疆整体速度基本一致，如克拉玛依、库尔勒、乌鲁木齐、阿勒泰、阿克苏和阿图什。其中克拉玛依、库尔勒的经济发展水平评测得分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乌鲁木齐经济发展水平评分一般，其他三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评分较低。(2)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全疆整体速度，如哈密、昌吉、奎屯、伊宁、石河子、和田和喀什。其中，哈密、石河子、昌吉经济发展水平评分一般，其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评分较低。(3)经济发展速度慢于全疆整体速度，如吐鲁番、阜康、塔城、乌苏和博乐。其中阜康经济发展水平评分较高，吐鲁番经济发展水平评分较低，其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评分较低。
结合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及各指标特征，对新疆城市经济发展所处阶段进行综合判断。其中克拉玛依处于经济发展的发达阶段，塔城、乌苏、阿克泰、博乐、阿克苏和阿图什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其他城市均处于经济发展的加速阶段。
3城市经济发展中人口与用地关系评价
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整体趋向正异速生长，城市用地开始出现粗放化利用的趋势，但是当前新疆整体城市人口与用地正异速生长趋势仍不明显，并且目前新疆城市经济发展处于加速阶段，这一阶段城市用地的合理增加能够有效带动经济发展。新疆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总体处于良性发展趋势，只有库尔勒市、奎屯市、喀什市、和田市和阿勒泰市出现了恶性发展的趋势。新疆城市体系内城市人口与用地增长呈现正异速生长特征的有10个城市，其中克拉玛依市处于经济发展的发达阶段，奎屯市、吐鲁番市、库尔勒市、喀什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市、和田市以及哈密市处于经济发展的加速阶段，阿勒泰市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呈现负异速生长特征的城市有7个，阜康市、石河子市和伊宁市处于经济发展的加速阶段，乌苏市、阿图什市、塔城市和博乐市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阿克苏市人口与用地增长不满足异速生长特征，其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将新疆城市分为6类。
(1)呈现正异速生长特征且经济发展处于发达阶段。这一类城市只有克拉玛依市，从该城市人口与用地异速生长特征值可以看出该城市的土地利用虽然存在一定粗放化的趋势，但是城市经济在较高水平上仍然保持了相当高的发展速度，城市经济与用地扩张进程一致，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趋势。(2)呈现正异速生长特征且经济发展处于加速阶段。这一类中共有8个城市，其中奎屯市、喀什市、昌吉市、和田市、哈密市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评分基本保持正向增长，城市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疆发展速度;库尔勒市、乌鲁木齐市评分变动不大，与全疆经济发展速度一致。其中昌吉市、和田市、哈密市正异速生长特征值略低于全疆的特征值，土地利用粗放化的趋势不显著，且经济发展速度远高于其他城市，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趋势;乌鲁木齐市正异速生长特征值也与全疆一致，虽然经济发展速度近年来出现减慢的趋势，但是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趋势;库尔勒市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为全疆第二，且经济发展速度与全疆一致，但是城市人口与用地正异速生长特征值较高，土地利用粗放化趋势明显，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恶性发展趋势;喀什市、奎屯市城市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疆，但是城市人口与用地正异速生长特征值很高，土地利用粗放化趋势明显，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恶性发展趋势;吐鲁番市城市经济发展速度低于全疆水平，且正异速生长特征值很高，土地粗放化明显，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恶性发展趋势。(3)呈现正异速生长特征且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这一类中只有阿勒泰市，城市经济发展基础较差，经济发展水平评分明显落后于其他城市，城市人口与用地出现正异速生长趋势，且趋势显著，虽然城市经济发展速度略高于全疆速度，但土地的粗放利用没有带动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恶性发展趋势。(4)呈现负异速生长特征且经济发展处于加速阶段。这一类有3个城市，包括阜康市、石河子市和伊宁市，其中阜康市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全疆水平，石河子市、伊宁市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全疆水平。这一类城市人口与用地负异速生长特征显著，且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疆排名前列，城市经济发展稳定，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趋势。(5)呈现负异速生长特征且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这一类有4个城市，包括乌苏市、阿图什市、塔城市和博乐市。这一类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城市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全疆速度，但是城市人口与用地负异速生长特征明显，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趋势。(6)不满足异速生长规律且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这一类中只有阿克苏市，该城市经济发展速度略慢于全疆，但是经济发展基础差，在统计期间内伴随着人口的逐年递增甚至出现了城市建成区面积递减的趋势，从而导致其不满足城市人口与用地异速生长规律，城市人口与用地关系处于良性发展趋势。
4结论与政策建议
经济发展新特征篇9
其一，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它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存在显著区别。为论述方便，我们不妨把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一并称为“发展经济”。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上看，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这两种经济形态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应。
其二，知识经济具备以下两个最基本的特征：（1）技术要素作为一种内生变量的投入，使得要素收益递增，有力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之一；（2）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改变着人们的交往范围，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三，在当前，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正日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我们更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一新趋势：一方面，必须认识到知识经济正在有力地推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且从长远看，这一趋势将愈加强烈。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还未在全球正式形成。即使在美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中也仅有1/4～1/3来自信息产业的发展，因此，那种认为知识经济已独立于工业经济等发展经济而成为当前一种主要经济形态的观点是不客观和不符合实际的。
因此，当前我们既要保持现有的发展经济形态下的税制优化结构的稳定性、连续性，又要重视加强新的知识经济形态下关于税源、税基、税种、税收征管能力及税收国际协调等方面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国税制建设与改革既顺应我国具体国情，又迎头赶上动态发展的国际税制优化的、趋势。
二、优化税制理论与税制不断变化
80年代末以来，以斯蒂格里茨、米尔利斯为代表的优化税制理论逐步取代了现代新古典诸派税收理论的主流地位，对各国税制改革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优化税制理论究的是税收制度的不断优化、完善过程，强调的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在政府适度干预下获取税制优化状态的重要性与现实性，考虑的是在税制优化过程中税收效率目标。公平目标与收人目标的并重，并注意分析税制在不充分信息条件下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的刺激作用问题。
具体说来，在已有的优化税制理论研究文献中，对税制不断优化过程的分析主要有两种思路：其一，从“市场约束”是否存在，即市场是否完全、竞争是否充分、信息是否对称等角度，将税制优化描述为“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不断迫近的一个过程。其中“理想优化”既是税制优化的目标，也是参照系。它是市场无约束状态下的税制优化，其主要特征包括税收完全中性、无超额税负损失、税收公平等，这些都是优化税制的目标集合。“现实优化”则指在现实市场约束下的税制优化。而由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迫近的过程，也就是市场约束逐步被突破的过程。现实优化的程度取决于市场约束集合的参数组成情况（如信息是否对称、竞争是否充分等）。其二，从优化税制的经济理论基础——“新政府──市场观”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诠释。该理论致力于重新认识政府的经济职能，希望在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寻求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平衡与结合点。例如，斯蒂格里茨强调一方面应像认识市场机制重要性一样认识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应像研究“市场失灵”一样研究“政府失灵”。以这些思想为核心的经济学观点在西方税收理论中的代表性体现就是优化税制理论。因此，优化税制理论的一个重要侧面就是致力于寻找包括税收工具在内的财税政策与市场调节机制之间的稳定平衡。
三、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新特点
将知识经济特征与优化税制理论思路结合起来，本文的立足点是结合知识经济背景下经济发展过程中税收实践的变化，探寻与知识经济发展特征相符合的税制优化一般模式，并将此模式具体运用于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并重的现实经济发展阶段、对我国税制优化进程提出具体建议与对策。具体分析框架可以概括为：“两块基础、一个问题、一种模式、一组建议与对策”。其中“一个问题”即指本文所期望解决的核心问题──寻找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共存条件下我国税制优化的思路；“一种模式”则指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一般模式；“一组建议与对策”则对应于这一模式中各参变量对我国税收实践提出对策与建议。而上述这些问题的解决又必须建立在“两块基础”之上，即一是对知识经济的辩证理解及其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的论证，二是对优化税制理论与税制优化进程之间关系的揭不。
必须指出，知识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对于广大经济研究工作者而言无疑是一件新生事物，对其的研究与讨论都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因此，研究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的探索，这一探索本身就是不断完善、优化的过程，它既体现为对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一般过程理解的逐步加深，又表现为对知识经济下我国税制优化的不断实践。在深入探讨之前，应该承认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的许多问题的解决本身还取决于知识经济的发展与完善。本文将试图通过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回答两大部分，在给出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具体研究方向的同时，力求尽可能准确地把握税制优化的发展趋势。
四、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指导思想
一般而言，税制优化研究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提出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与指导思想，为税制改革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与发展方向；二是具体考察税制结构的优化内容，即税制要素的构成、组合及安排如何更好地实现税收原则。
首先，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在内容上必然具有历史延续性与继承性，在理论基础上也存在其相通性。从税收经济学角度看，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是，税制的优化是否有利于税收原则的实现；是否有利于促进与引导经济发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否有利于公平税负、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是否有利于组织财政收入。税收的效率、公平、收入诸原则是税收实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理论概括，具有各种经济形态社会税收活动的共性。以其来判断知识经济下税制的优化程度，在理论上是可靠的。
其次，应将优化税制理论与知识经济发展的特征相结合作为优化税制的指导思想。以前述的优化税制理论的思路为分析框架，这一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可表述为：完全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过程仍应该是税制由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不断迫近的过程，迫近的目标与参照系也仍然是理想税制，制约这一迫近进程的仍是现实的约束集，只是在知识经济下，税收优化的目标集除了原有的纯市场条件（完全竞争、信息完全对称等）之外，还应加入完全知识经济这一重要条件（如信息流动占据相当重要地位，信息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等）。这是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理论依据的新特点之一。新特点之二在于制约税制优化进程的约束集合中所包括的参数情况，在知识经济下，还应增加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即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长期共存这一现实情况对经济发展各方面产生的影响。这样，在上述税制优化理论依据与新特点基础上，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过程既要符合知识经济下税收中性的要求，又要兼顾现实两种经济形态并存条件下的税收其他目标的制约。
五、知识经济下税制结构优化问题
首先，知识经济下税负水平优化。我们发现，在世界上人均收入处于695美元左右的国家中，其平均税负分布于18．2%～36．6%之间，且总体显现上升态势。这说明，在目前条件下，决定一国税负水平的因素主要在于该国国民收人水平及政府支出规模，这也反映了一国税负水平的可能与需要的统一。从这一思路出发，研究知识经济下世界各国税负结构不断优化的趋势时，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探讨：在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中，目前影响国民收人水平与政府支出规模的主要因素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存在，这些因素有无新的表现形式？如果原有因素发生变化，那么有没有增加新的影响因素？新因素对国民收入与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具体表现包括：（1）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支柱产业的转换，信息产业的发展对GDP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2）在这一过程中，信息产业的发展对政府职能是否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知识经济下政府参与市场调节的度是否与发展经济存在区别？如果存在，这种区别是否体现为参与的范围更广泛，力度更深刻？（3）在这一过程中，支柱产业转换，生产方式改变对GDP增长的贡献与其对政府支出规模改变的要求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弹性关系？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知识经济下税负水平优化问题的理解。结合现有的发展特征及趋势，笔者认为，知识经济下随着主导产业转换与生产方式改变，世界经济发展水平将获得很大的提高，但同时，由于经济的知识化与全球化，技术、专利、专有技术等重要交换产品的流动性、公共性、外溢性将不断增强，这些都要求政府支出规模必须相应提高，而且在一定时期，这种提高幅度会更先于、高于知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及贡献程度。因此，在知识经济下，税负水平有一个提高的趋势。当然是否还存在某些导致税负水平下降的因素，也值得研究。
其次，知识经济下税种结构优化。税种的构成、组合及主体税种的选择是税制结构的主要内容之一。税收种类按照税收主体（纳税人）与税收实际负担者是否相同等标准划分为直接税与间接税两类。目前，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间接税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直接税主体地位不断加强：另一方面间接税由于其具有的税基大、税源稳定、易于征管等特点又在不少发达国家有受到重视的趋势。那么在知识经济下，税种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产业主体的改变与商品流动形式的转换——即信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信息流动成为重要的商品流动形式。随着主导产业与商品流动形式的变化，间接税内部结构是否会产生变化？间接税是否会成为主体税种？直接税的主体作用是否会继续上升？等等。这些都需要加以研究。从理想的角度看，在完全知识经济下，出于征管损失最小化、税负公平与提高效率的目的，传统意义上的间接税的作用将下降，而直接税的主体作用将有所增强；而在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共存的现实约束下，由间接税为主向间接与直接税并重这样一种双主体结构过渡还是符合税制结构现实优化条件的。
第三，知识经济下税收征管优化。税收征管优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税收征管损失最小化。在现实中，税收征管损失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减少，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征管手段是否先进，税种结构设置是否合理，税负水平是否适当等。在完全知识经济条件下，随着税收征管手段全面电子化，随着税种结构的更加优化，税收征管构成的优化必然要求税收征管损失趋向于零。然而，在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共存下，税收征管手段电子化相对于交易电子化的发展具有不对称性，并且相对网络交易而言，税收征管收益的增长远落后于成本的增长。因此，就现实而言，应加强对知识经济下交易形式多样变化的研究，探寻一套与交易电子化相适应的征管手段。
第四，知识经济下的税收国际协调。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必将对税收国际协调内容与形式提出更高要求。从理想化角度出发，完全知识经济条件下，伴随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税收完全一体化显然是最符合税收效率原则的，这也是税收国际协调优化的一个终极目标。然而，在现实中，当知识经济仅仅处于萌芽阶段，当国家与区域合作组织同时并存时，税收国际协调的优化不仅要考虑效率原则，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考虑国际税收的原则与公平原则。这样，在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共存的约束之下，税收国际协调现实优化主要指：在充分尊重与公平前提下，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逐步参与国际协调与合作，从而逐渐减少由于税收政策在各国间的不协调而造成的效率损失。
六、知识经济发展与我国税制优化
知识经济发展对我国税制改革可能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三：（1）应逐步适当地提高我国的平均税负水平，特别是实际税负水平。目前，我国的税负水平是相对偏低的，如果再考虑知识经济发展趋势下税负水平提高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则应该逐步提高目前的税负水平，使其既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又能满足财政支出进一步扩大的要求。（2）根据知识经济下税制理想优化与现实优化思想的要求，抓紧对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条件下税收领域出现的新间题的研究。目前要着重研究网络贸易、电子交易是否应征税及开征何种税、如何征税等问题，鉴于这一交易行为在我国总体规模偏小、征收技术要求高、征收成本大等现实条件约束，同时考虑到运用税收工具保护新兴产业的目的，暂时不对网上交易行为开征税收为宜，日后这一税种是否开征，如何征收都应视这些约束条件的变化而定。（3）加强涉外税收协调与合作，制定独立的税收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协调，以适应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区域税收一体化所提出的新要求。特别要重视从税收协调上减少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资本、技术、人力流动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影响，探寻利用税收政策减轻这些不确定风险的对策与措施。
主要参考书目：
（1）邓力平《优化税制理论与西方税制改革新动向》（《税务研究》1998年第2期）。
（2）邓力平、郭庆旺《知识经济、内生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涉外税务》1998年第9期）。
（3）J.A.米尔利斯《最优税收与信息》（《财政研究》1998年第二期）。
经济发展新特征篇10
一、新经济时代下我国资源税改革发展状况
1.新经济时代对资源税改革的特征要求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中国经济加入到世界经济全球化中，同时也进入到新经济时代。新经济时代特征要求经济资源配置全球化、环境保护问题更加突出，而我国经济资源分布、使用、价值链等严重不平衡，与资源全球化要求存在较大差距；环境保护问题尽管得到普遍认同，但执行力度和实际成效还不够，与新经济时展要求相差甚远。如何真正使中国整体经济步入新经济时代，需要从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和宏观政策多方入手，资源税便是改善资源管理，促使资源全球化配置的一个有效手段。因而加大我国资源税改革，是世界新经济时展的特征要求。
2.中国资源税改革的自我完善过程
我国于1984年起开征第一代资源税，课税对象仅石油、天然气、煤炭3种自然资源，后来1986年开始扩大到对铁矿石征收资源税，1987年4月开征耕地占用税，1988年11月开征城镇土地使用税。1994年1月1日开始征收第二代资源税，对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盐等7种自然资源依据从量计征资源税。2011年11月1日起执行新修订的资源税条例。新的资源税改革在税率和计税依据方面都有了新变化，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
二、新经济时代下中国资源税改革的新要求
1.国内外环境压力要求
社会经济发展及资源无序利用导致国际环境恶化严重，全球矿物燃料大量消耗排放的二氧化碳增加，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矿物燃料产生大量的硫、氮带来的酸雨，严重影响着森林、土壤、水体、农业和建筑，破坏了生物多样性的结构等。许多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具有非关税贸易壁垒性质的国际环保认证标准，迫使其他国家的产品向其标准靠拢，近年来欧盟的碳排放标准推出，迫使众多国家不得不加大本国产品生产的调整。近年来我国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水资源短缺、大面积干旱、荒漠化、水资源污染等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节能减排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中重要的核算依据，而对资源的节约利用已刻不容缓，因而加大我国资源税改革，保护资源和监督资源，是我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2.中国经济增长转型需要
由于受到我国国情影响，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都是靠资源粗放型投入方式，农村大量毁林开荒，致使森林资源严重破坏，地表水土流失；企业对富矿资源的垄断性开采，对贫矿资源的漠视浪费，对我国可持续性发展和循环经济发展目标造成严重伤害。为了使我国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高能耗的高碳经济向低能耗的低碳经济转变，从忽略环境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变，从自然资源为代表的物质投资增长向以技术为核心的非物质投资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加大资源税改革力度，事企业主动规划开采量和开采范围，提高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效率。
3.中国资源税的不平衡性要求
我国资源税开征较晚，课税范围较小，而且税率偏低。这与我国体制特点相关。长期以来我国矿产资源的开采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而且国企在发改委的调控下对市场的供给和价格具有一定垄断性。国家对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和税率都相对较低，对资源的开发和保护起到不利的影响。表面上资源税对资源开采企业起到税收杠杆作用，而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则存在行业间的不平衡性。为了缩小我国目前行业间差距，达到资源可持续开采利用目的，加大我国资源税改革是适应市场行业平衡性调整的一大有效途径。
三、中国资源税改革的建议
1.公平性思路
资源税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杠杆调节，但税收调节作用是有限的，甚至是有条件的，这一条件就是税赋是否具有转嫁性，如果税收是轻易可转嫁的，那么即使征收再高的税率，对企业行为起不到任何调节作用，相反会成为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因素。税收转嫁结果取决于供求双方的价格弹性，谁的价格弹性越小，谁承担的税赋就越少。从资源供给弹性来看，我国资源开采企业主要国有大中型小企业为主，对市场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其供给价格弹性相对较低，而消费者对市场价格是十分敏感的，尽管不能决定价格和放弃消费，但可以减少消费和增加消费，其弹性相对较大。因此在我国资源税普遍被转移给了消费者，资源税的征收具有不公平性。为了维护公平，减少二元结构下的收入差距问题，我国资源税改革应与企业所得税有机结合，有必要开展特别资源收益税，作为资源税的后续补充，迫使企业重视资源的合理数量开采。
2.保护性思路
我国资源税经历多次改革都是在征收方面的修订，但都没有达到资源税作为大税种来加以实施，没有在过度开采和环境代价方面体现资源税的作用。因此我国的资源税改革首先应确定资源税的开征和使用原则，其次按资源特征划分资源类别等级，对资源再生性、存储量、对国民经济重要性等进行分类定级，对不可再生资源、存储量较少、关系国民经济运行的资源全部纳入资源税范围，针对这一类资源国企参与度较高、垄断性突出的特点，应按开采量、边际收益纳入特别资源税征收范围，并且使用超额(率)累进税率，将资源税源头征收为分配环节征收相结合，降低资源税转嫁程度，这样可以限制企业无节制开采，实现资源可持续开采和保护目的。
3.可持续性思路
可持续发展要求在不影响或不掠夺下一展的前提下发展，主要是针对资源和环境的自我约束，维护代际公平的自我责任意识。资源税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还应起到维持资源可持续使用的作用。因此资源税改革应体现这一时代特征，要把资源税额用于对资源的补偿、循环、替代、研究等，这样才能达到资源开发和保护的可持续性，才能真正体现代际公平和代际责任。而我国目前征收的资源税主要直接由于发展消费，而补充、环境替补、转移支付等都难以实现，征收额相对资源恢复、修缮的成本而言相差甚远，资源税改革应确立取之于资源，用之于资源的原则。
经济发展新特征篇11
数字新媒体产业是在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电信产业等新兴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内容产业、大众媒体产业等传统文化产业，形成的一个综合的产业。因此，数字新媒体产业就不可避免地延续了各个相关产业的特点。
数字新媒体产业又因其与大众广泛而密切的互动、与政府职能部门重要而紧密的关系，从而深受社会文化和政府决策的影响。基于以上各方面的因素，数字新媒体产业在其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经济特征。
一、外部性经济特征
外部性经济[1]是指经济主体（包括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外部性经济又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外部负经济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
数字新媒体产业在几个层面上都反应出了强烈的外部性经济特征。一方面，数字新媒体产业是其他产业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后续产业，因此，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严重依托于其他产业的发展状况。如，电信产业的网络架构范围严重制约了数字新媒体产业的渠道资源；信息产业的宽带技术、存储技术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速度等。另一方面，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也影响了其他产业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如，一部电视剧或一部电影，甚至是网民的博客和播客中所宣扬的文化内涵和承载的道德伦理，对社会舆论、社会文化的形成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长此以往，当数字新媒体产业中的某一种思想形成潮流后，甚至会对整个民族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产生影响。
当数字新媒体产业的某个外部性经济特征日益显著之时，就会使数字新媒体产业出现企业合并或企业分离的经济现象。业界人士已经形成共识：渠道和内容已经成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两条腿，缺了哪个方面，都会使该产业停滞不前。在这种情况下，渠道运营商联合内容提供商发展内容产业，内容提供商联合渠道运营商的案例层出不穷。如渠道运营商中国电信在21世纪初就看到了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外部性经济特征，先后联合内容提供商在全国各地区开展互联星空业务，充分利用中国电信的用户资源、网络资源、应用支撑平台资源、营销网络、客户服务和宣传渠道等资源，营造数字新媒体产业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积极推动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最大的内容提供商中国广电集团也积极兴建广电网，构建自己的渠道网络。数字媒体产业的从业者以自己原有的核心业务为中心，不断联合数字新媒体产业的相关外部经济主体，拓展外部业务，使自己在数字新媒体产业上站稳脚跟。
以上是企业积极顺应数字新媒体产业正外部性经济特征而做出的经济行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负外部性经济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体制问题带来的。因为很多处于数字媒体产业链上的经济主体都是由事业体制转化为企业体制的。这是由于数字新媒体产业中的内容提供商生产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公共领域的，渠道运营商搭建的网络也有相当一部分原本是用于公共事业的原因。随着国家政策的转变，虽然很大一部分事业体制的机构被逐渐商业化、产业化，但这种转变还是不彻底的。两种体制的思想掺杂在一起就导致了一部分属于公共领域的内容被商业化运作，使得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另一部分应该完全商业化的内容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商业运营，致使企业经营不善，得不到应有的利润回报。这都是数字新媒体产业负外部性经济特征的表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2009年10月，上海文广集团拆分为上海广电和东方传媒的举措就在体制问题上迈出了里程碑的一步，这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负外部性经济特征。
二、长尾经济特征
长尾理论[2]是网络时代兴起的一种新理论。长尾理论认为，由于成本和效率的因素，当商品生产成本急剧下降以至于个人都可以进行生产，并且商品的销售成本急剧降低时，几乎任何以前看似需求极低的产品，只要进入市场，都会有人对其消费。这些需求和销量不高的产品所占据的共同市场份额，可以和主流产品的市场份额相比，甚至更大。从此，企业关注的不仅仅是那个代表畅销商品的头部；而是那条代表冷门商品的经常被人遗弃的长尾。
数字新媒体产业在表现出长尾经济特征的同时，还具备了实践长尾理论的现实基础。首先，数字新媒体产业具有一次性生产投入大，再次生产成本极低，甚至可以忽略的特点。其次，数字新媒体产业利用无处不在的网络渠道可以把小众化人群集合在一起，使提供相应小众化产品的企业找到他们进行针对性营销成为可能。这就构成了长尾经济的现实基础。例如，一个大型书店销售的书籍一般不会超过10万本，这些书几乎都是按照畅销排名进入销售网络的。数字新媒体产业的长尾经济特征还表现在社会舆论的导向层面上。在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社会舆论反应的只能是精英群体的主流意见；而在数字新媒体崭露头角的年代，无数弱势群体的小众化、非主流民意也有了发声渠道（如博客、播客等）。这解决了社会舆论片面化、一面倒的社会舆论扭曲现象，使社会舆论向着多元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当然，这同时也存在着对非主流舆论进行恶意炒作，混淆大众视听、左右公众价值判断的恶劣现象，这就要靠政府职能部门对各种民意进行调节，以保持社会舆论健康发展。
三、规模经济特征
规模经济[3]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出的增加则生产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经济现象。 数字新媒体产业相对于传统媒体产业，呈现出了规模经济特征。首先，随着技术和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不同的人群对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各种相关产品都产生了需求。这就奠定了数字新媒体产业规模经济特征的市场基础。其次，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标准的制定，使得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产品源无论是在制作过程，还是传播过程，以及播放过程中都是以“0”、“1”代码的形式存在的。形式的统一就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规模经济特征创造了技术条件。第三，在需求不断扩大、技术标准统一的前提下，数字新媒体产业链上就集聚了不同的企业群，使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分工不断细化、标准化。这就形成了数字新媒体产业规模经济特征的现实基础。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加大了从事数字新媒体企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从而加速了数字新媒体的产业化进程。
四、范围经济特征
范围经济是指由产品生产的范围（即品种）而非规模（即数量）带来的经济。也就是说，当同时生产多种产品的费用低于分别生产每种产品时，存在的经济现象被称为范围经济。如果把两种或更多品种的产品合并在一起生产比分开来生产的成本要低，或者说当一个企业生产多种产品的利润比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多个企业的利润总和还要大时，我们就可以说该产业构成了范围经济现象。那么，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该产业的从业者就应该选择多种产品进行生产，从而获得更大的投资回报。
数字新媒体产业就表现出了明显的范围经济特征。这是由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产业结构决定的。因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产品源（如数字音乐、电视剧等）通过集成处理后，就可以通过多种媒体渠道，出现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选择各种形式的终端设备进行播放，并且可以为形形的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从业者为生产不同品种的产品付出的成本主要集中在内容集成这一个环节上，却能够从多种传播渠道上、不同的媒体平台上、形式各异的终端设备上、各种个性化的服务上获得丰厚的利润。例如，《喜羊羊与灰太狼》首先是以动画系列剧的形式出现在电视媒体中的，由于该剧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从而又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喜羊羊与灰太狼牛气冲天》《喜羊羊与灰太狼虎虎生威》等影院版动画片，该剧的DVD光盘、视频点播、游戏甚至是服装、文具、家居用品等衍生品也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据采访，大多数观众都认为影院版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不过是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浓缩，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动，但这丝毫没有减少观众对该剧影院版的热爱。《喜羊羊与灰太狼》的运营商在对其中任何一种产品的营销，也都会提升该剧其他形式产品的价值。
可见，在范围经济的效应下，企业为产品研发、生产、营销的成本可以降到最低，不同产品之间还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共同提升每种产品的价值。企业还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企业内部市场的合理配置、整合资金和人力资源，以降低管理成本。企业在采取多元化生产的方式后，就为企业构建了多条食物链，这不仅减少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也扩大了企业的发展空间，对企业的长远利益也十分有利。
因此，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处在数字新媒体产业链上的各种角色都会主动利用范围经济效应，以达到降低成本、扩大收入的目的。但是，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往往会过度地扩大经营范围，不断进军新的产品领域，形成庞大的集团企业。此时，国家就必须出台相应的政策或者用经济手段进行调节干预，以保护自由竞争、防止垄断、维护产业平衡和可持续发展。3G牌照的逐步发放就是国家把握数字新媒体产业中无线移动网络竞争与垄断程度的最好说明。
参考文献：
经济发展新特征篇12
认识新常态要准确把握新常态带来的趋势性变化。从消费需求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从投资需求看，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从资源环境约束看，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这些趋势性变化，既是新常态的外在特征，又是新常态的内在动因。新常态的特点说明，经济增长速度正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传统增长点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增长点。
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认识新常态，首先要全面认识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深刻理解新常态带来的趋势性变化，用这些主要特点和趋势性变化审视我们自己的心态和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状态，不能把经济发展仅仅理解为数量增减、简单重复，找到认识上的偏向和发展上的差距。适应新常态，首先要从观念上适应，学会新常态思维，掌握新常态下稳中求进的方法，提高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惠民生的能力。引领新常态，就要引领新常态带来的趋势性变化，用新常态思维打造新增长点，创新驱动形成新方式，而不是视而不见新变化，面对新问题素手无策，继续盲目铺摊子，贻误转方式、调结构、换动力、促升级的良机，使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积累、激化，最后总爆发。
经济发展新特征篇13
经济管理法律行为是经济管理行为法律层面的范畴。其主要特征是经济管理行为受到法律的制约，并经过了法律的调整。经济管理的范围包含了国家对于经济财产事务的公共管理，同时也包含了对个人、家庭以及企事业单位的经济实物管理。在文中主要论述公共经济管理和因社会化而导致内部关系外部化具有公性质的私的经济管理方面的相关内容。公共经济管理行为可以定义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非营利组织等公共部门对于国民经济实施管理的行为。其显著的特征是在管理过程中突出以社会的整体利益作为管理的基本原则。管理内容包含相关规章制度的建立、实施、组织协调等多个方面的内容。
可持续发展是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对于世界上各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经济管理中发法律行为制度是为了保证国家对于经济管理行为的实施，是其管理的重要法律保障。因此在管理过程中，相关的法律制度要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不断变化，实施可持续发展。根据法律现实主义的观点，法律要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要能够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的基本理念，作为在经理管理法律行为过程中的行动指南、行为标尺，最终形成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二、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基本特征
（一）持续性特征
经济管理法律行为中的首要基本特征就是经济管理法律行为的可持续发展。在此特种中要求法律管理行为能够兼顾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结合，避免各种短视行为对于国家经济生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可续行在经济管理法律行为中坚持以和谐型内涵作为基本的方向，可持续性的核心要求就是要能够保证人类的经济以及社会发展不能够超越资源以及自然环境可承受的能力。经济管理的法律行为持续性特征人类的经济体系与生态体系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特征，生态体系较为稳定、变化较慢，而人类的经济体系则变化较快，呈现动态的基本特征。因此人类的经济发展要能够满足持续性的特征，保证不破坏生命支持系统的多样性，复杂性及其功能，人类活动的影响应该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二）和谐型特征
经济管理法律行为要能够体现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在此基本特征下人与自然界之间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不是能够对自然进行随机支配的主人，而应该更为关注自然界的独立意义和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在经济管理法律行为中药能够给予自然充分的尊重，不能够安排超越自然承受能力，经济管理法律行为要能够适应和谐性的要求，要能够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吸收生态中心主义的合理科学因素。
（三）系统性的特征
经济发展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其发展的特征不是孤立的，在经济管理的法律行为中不能够存在孤立发展的观点，简单的方法也不能够解决经济管理中诸多复杂的问题。局部发展或者某一个方面的发展不能够形成真正意义上社会经济的发展。历史的经验证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和微观效益的方案对于经济整体发展都是不利的，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也是在管理过程中缺乏整体系统观念的体现。
三、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
（一）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于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市场是实施资源配置最为有效的手段，社会主要市场经济也是最有效率、最为成功的经济制度之一。但是市场不能够有效解决人类经济发展所有重要的问题，因此经济管理的法律行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于市场可以实施有效的管理，纠正市场在发展过程中的不正确走向，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其主要实现方案主要有反垄断、消除不正当竞争；采用税收、补贴及法律规制等各种手段，增加外部的收益和负外部的成本，使外部性内在化以及提供公共用品等，通过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实现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有助于整体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管理的法律行为主要体现的持续性、和谐性等方面的特征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群体之间能够协调运作，健康发展。因此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个群体、不同阶层要能够保持一种共赢与和谐竞争的关系。公共利益的存在是个人利益存在的重要保证。个体的理性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但是缺乏合理的格局，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坚持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运用经济管理法律行为来纠正个人理性所导致的偏差，实现个体理性和公共理性和谐相处，达致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共赢。
四、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经济发展中的贯彻实施
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首先要能够倡导经济的绿色转型，要能够发展绿色战略性新兴产业，保证经济转型以及在此过程中培育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对于经济整体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管理中要能够体现对于产业的地区合理布局、实现经济发展以及环境社会发展的协同效果，在进行相关制度的建立的社会要能够进行正确引导，避免避免恶性竞争、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规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
主管部门同时也可以通过财税管理手段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要能够建立稳定的资金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工程进行合理的补助，并采用税收等行政手段对于不同类型的经济主体进行有差别的税率，提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资源产品和初级产品出口关税税率，使得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的引导的作用。最后还可以通过金融手段为循环经济体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在当前阶段，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的发展急切需要进行经济管理法律行为进行绿色经济的转型。
五、结论
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于社会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缺乏管理的机制下，市场的竞争以及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是无序混乱的，对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具有不利的影响。经济管理法律行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可持续性、公平性以及整体性的特征，通过制度的建立实施，以管理的手段以及各种调控方案对经济发展进行正确引导，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