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基础学说篇1
中西医学是在不同指导思想、思维方式影响下形成的不同医疗体系，由于看问题的方式角度不同，必然要产生不同的认知结果。因此，中西医学中所涉及到的脏腑或器官虽有共同的称谓，但本质上两者差别很大。所以，在给学生授课时，必须要将这一点强调清楚。以便同学在后面的学习中能够更好理解相关知识。我们可以举例讲解这个问题：西医中肝的本名应为Liver或hepar，西医学传入我国，借用了我们约定俗成的“肝”这一中文称谓来表述西医中的Liver这一器官。所以西医中的肝是一个消化腺，是人体的化工厂；而中医学中的肝则完全不同，它是具有主疏泄功能、可以调节血的蓄溢的一个脏。可见中医的肝不单纯是一个解剖学的概念，更重要的则是概括了人体某一系统的生理和病理学概念。虽然其与现代人体解剖学的脏器名称相同，但在生理或病理的含义中，却有很大差别。其余脏腑中西医概念的异同与之相仿。通过这样的讲解，可以使学生全面了解此问题的本质与核心。
2 以气为纽带，系统介绍各脏腑的生理功能
中医学中所讲的气，既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又是脏腑功能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脏腑的很多功能活动都要依赖气的运动变化而实现。所以在讲授脏腑的功能时，可以初步讲授气的功能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演各脏腑的功能，同时阐发脏腑生理病理与气的联系。例如在讲授肺的生理功能时，先讲肺气的运动特点：宣发、肃降，正是基于肺气的这些运动，才产生了肺的其他生理效应：主气、司呼吸、通调水道、辅助物质的输布代谢；脾气的运动方式是向上，所以脾才具有主升清、运化水谷、统血等一系列的功能；胃主通降，其气以降为和，所以胃气也助六腑传化糟粕。在藏象学说中，有很多方面都涉及到这些内容，所以在讲授时应以气的运动变化为主线，先讲清脏腑与气的这些联系，然后再讲解由气的运动变化所产生的生理效应—脏腑的功能，进而延伸到各脏腑的病理变化。这样的教学设计，可以使课程的内容更具有逻辑性，同时，也可以兼顾讲授内容的前后联系性。气的概念比较抽象，我们在这里讲了气与脏腑功能的关系，就可以增强学生对气的感性认识，在以后讲到气的概念时，学生就会觉得确有其物，而且这样做也能够使同学们充分认识到气的重要性。
3 以比喻方法讲述各脏腑的功能
每个脏腑的生理功能都是重点掌握内容，我们在讲授时都应该讲解清楚，而且我们应该反复向学生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各脏腑功能的相互协调才能共同完成人体的生理功能。那么，就五脏来讲，这个过程又是如何实现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讲授时可以用比喻的方法来描述。例如：《内经》中对各脏腑的功能有这样的描述：心，君主之官；肺，相傅之官；脾胃，仓禀之官。我们可借用这一比喻对各脏腑在共同完成全身生理功能的情形进行阐发。相傅之官具有辅助君主治理天下功能，将其对应于心肺的关系：肺可以朝百脉助心行血，主治节，治理调节全身各个方面的功能；脾胃，仓禀之官，要保证粮食的收集，收集后还要输送给肺，肺为相傅，天下之财，用之于民，所以这些营养物质应交付给肺统一调拔，分发到全身各处，应于《内经》中“脾气散精，上归于肺”。这样的描述可使学生更加形象地理解晦涩难懂的脏腑功能知识。
中医基础学说篇2
2．1中医基础理论发展及其必要性我国的中医理论源于先秦医学，其基本理论体系发展成熟于汉代之前，是中国现代中医学的基础，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对古中医学的继承与创新。中医主要关注人类活动，并对人类发展的身体技能与规律进行探讨总结，并在反复总结、论证、概括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体系的构建。在中医基础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众多医学大家的医学理论探讨，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意义突出，也决定了我国中医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中医基础理论作为中医发展与创新的核心，其中的认知思维与理论特点对中国现代中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医的发展不能脱离中医基础理论框架，也不能进行中医基础理论的片面取舍，导致中医研究精髓缺失。2．2中医基础理论发展的规律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具有必然性与不可逆转性，现阶段的社会需求与疾病演变都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大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并基于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规律不断在实践中创新应用，对推进中医基础理论的突破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阶段，中医基础理论在发展与研究中已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规律性不断强化。中医学从产生之初便与其它学科相结合，并注重对生命与自然的整体性、能动性及发展性的研究总结，近年来更多的是与西方现代科学的结合。现阶段，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不断进行整理、吸收与改造活动，还充分运用各种创新思维方法进行理论研究与诊治技术创新。中医基础理论发展基于传统医学学术思想与临床应用的基础不变，又加入了现代科技因素，发展更具有能动性。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以临床应用为基础，但其对临床的依附性呈弱化态势。传统中医的发展都以临床需求为推动力，可以说中医理论是在临床应用中完善发展的，由此看来，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对临床需求过于依赖。中医基础仍与中医临床学科相结合，但发展已呈现出临床依附弱化的趋势。中医基础理论开始注重假说临床验证，这是中医的进步与创新。中医基础理论发展中假说量不断增加，迎来了新的发展高潮。近年来，中医不断与西方学说理论相结合，各种假说应运而生，如中医着重脏象学说中脏象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并就传统中医经典学说进行论证，这是对中医科学化水平的创新探索，意义重大。中医基础理论发展还进行语言创新与规范。中医发展历史悠久，其中含有众多古言词汇，以致在使用过程中术语混乱，规范性缺失，且由于语言障碍，众多的中医理论不能被广泛解读与传播，影响了中医的可持续发展。中医基础理论的语言创新极大地提升了中医基础理论的严密性、准确性与严肃性。此外，中医基础理论语言规范过程中还进行了新的理论补充创新，剔除了中医基础理论中比较含混的理论词汇，推进了中医理论的系统发展。
3中医基础理论创新发展途径
3．1中医基础理论创新性发展的必要性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是整个中医学发展进步的关键所在，随着近年来中医学发展的新要求，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必须进行理论创新，与时俱进。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已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但我们仍应注重中医基础理论创新，并在理论创新的同时加大理论与临床实践的结合应用，力求在实践中检验理论，用成熟正确的理论指导临床实践。3．2中医基础理论创新发展的途径中医基础理论发展与创新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进行有效的中医基础理论创新需先进行创新途径探讨，笔者认为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需遵照中医理论发展的趋势，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不断推进中医理论研究，此外，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还要加大中医理论与其它多学科的结合，加大创新宣传。笔者认为要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引向科学实证研究的方向，是当代中医理论发展的趋势所在，以实现中医理论的实质进展。
中医基础学说篇3
中专学校在素质教育背景下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中专《中医基础学》是中医基础教学课程，对于中医学专业学生后期学习影响较大，中专学生由于中医知识积累较少，教学效果不明显，因此加强《中医基础学》教学质量成为中专学校中医教学中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中医基础学》教学要求
1.牢记概念。《中医基础学》教材最主要内容包括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三个方面，而基本概念是掌握基本理论和技能的基础。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要让学生理解、掌握基本概念。在教学过程中要采取精讲的方法，对于涉及到的概念重点讲解，例如对于阴阳的概念、脏腑的功能等需要详细介绍，在下次上课之前教师要对上次课中涉及的概念进行复述或者提问。在概念教学中教师要在最佳时机提出概念让学生记忆。
2.建立中医思维。《中医基础学》教学中的基础理论都是通过长年的临床实践总结归纳出来的，要对《中医基础学》基础理论进行研究必须让学生了解中医思维方法，通过合理运用中医思维从而更深刻地了解中医基本理论，同时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在教学中教师要对《中医基础学》各章节中体现的中医思维方法进行评析，让学生对中医思维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全面了解。例如，在讲述脏腑学说的时候，教师可以采用由表及里的思维方法，使学生认识到此概念不仅是解剖学概念，更是生理学和病理学的系统概念。
3.基本技能训练。在《中医基础学》中学生需要掌握各种辩证方法，例如四诊八纲。因此教师在教学中需要通过一定的技能训练让学生掌握这些基础技能。在具体实践中，教师首先可以让学生对四诊的类项和意义全面了解，然后让学生通过模拟病人，相互诊断。另外，基本技能训练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收集资料进行研究，最终保证学生具备独立分析和诊断的技能。
4.学以致用。一切理论学习的目的均是为了实践需要，而《中医基础学》中的基本理论、技能均来源于医疗实践，同时又在医疗实践中不断完善。因此《中医基础学》教学中的另外一个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在让学生掌握相关基础知识的基础上，让学生学会合理应用这些知识，为医疗事业服务。
二、如何提高《中医基础学》教学质量
1.培养学生兴趣。《中医基础学》是学习中医的基础课程，对于中专学生而言，学生在入学初期对中医的了解不够，学习动机也不是很明显，在此时培养学生兴趣，不仅能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而且能为其他中医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培养学生学习兴趣要从如下方面入手：第一，要强调《中医基础学》的重要性，让学生认识到《中医基础学》是其他课程学习的基础。第二，要端正学生的学习动机，充分展示中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建立学生发扬中医药学的信心。第三，合理选择历史典故，通过神农尝百草、张仲景坐堂、华佗创麻沸散等故事吸引学生注意力。
2.明确教学主次之分。《中医基础学》中有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等方面的内容，虽然大纲要求学生对这些内容均要掌握，但是教师在教学中要根据中专学校学生的特点和实际要求进行选择性教学，对教学内容详细划分。因为中专学生毕业后从事临床医疗的较少，大部分学生主要从事中药的生产、销售，因此在教学中要求学生掌握、熟记基本概念和理论，对于临床技能方面则以够用为标准。通过把握教学关键点，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同时学生对实践中需要知识的掌握更加全面和深入，对学生未来发展产生较大的帮助。
3.合理调整教材顺序。课堂教学是以教材为蓝本进行的，但是当前《中医基础学》教材中很多相关内容并未联系起来，给教学带来困扰，也阻碍了学生的理解。要改变这种现状，教师必须要深入研究教材，重新制定教学顺序。例如，在五行学说版块中包含了其在中医学中应用的知识，但是由于学生还未学习脏腑学说，因此理解起来难度较大，鉴于此，教师可以将五行学说的应用放到后面，在讲完脏腑关系之后进行。另外，在《中医基础学》中很多病证具有共性，教师可以将前后教材的病证归纳，让学生形成对共性病证的系统认识。
4.理论联系实践。《中医基础学》作为中医学习的入门科学，受到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较深，尤其在基础理论方面具有抽象性、整体性和主观性特点，学生对很多知识的理解存在障碍，教师需要让深奥的理论变得浅显易懂，可以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作为教师不仅要鼓励学生对日常生活中与中医理论有关的现象进行研究，而且自己要不断总结归纳，形成庞大的知识库，在教学中灵活应用。
5.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在《中医基础学》教学中要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教师要突破说教式的教学模式，采用多样化教学方法：第一，课堂讨论法。针对某一部分的教学内容，教师提出问题，让学生进行讨论，最后教师总结得出答案。第二，对比教学法。中医和西医作为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两者之间既存在共同点，又存在差异，教学任务可以通过两者的对比来实现。第三，扮演法。在学习完成之后，分别由学生扮演医生和病人，进行问诊，不仅提高学生兴趣，而且巩固了所学知识。第四，案例法。就是选择一些具体案例来说明课堂所讲授的内容，案例可以是以往蕴含医理的典故，也可以是学生常见的病理现象，还可以是临床中常见的病例，通过真实的案例让学生掌握知识，应用知识。第五，现代化教学。多媒体技术现代教学中应用最广的教学手段，通过多媒体教师可以绘制表格、展示图片、展示案例声像资料等，让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医知识的应用，加深学生印象。
综上所述，《中医基础学》教学中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基础实施，更重要的是要学生掌握中医思维和临床技能。提高《中医基础学》教学质量，需要教师了解学生特点，理顺教材内容，保证教学更加系统化。同时在教学中要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多元化的评价方法，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力，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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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娜.案例教学法在《中医基础学》教学中的尝试[J].科技信息，20011，（1）.
中医基础学说篇4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计算机应用技术已经成为了社会各个方发展所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技术，加上网络的不断完善，计算机与网络共同配合组成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了诸多的便捷。对于医高专院校来说，提升其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的教学质量和教学力度显得十分必要，根据我国医高专院校目前的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情况来说，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要想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提升医高专院校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显得十分必要。
一、医高专院校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从目前我国医高专院校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的过程来说，还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在教学理念上、教学思路上、教学手段和措施上、教学内容上等，包括医高专院校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的教学地位上都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针对于这些不足之处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我国医高专院校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效果的体现，甚至很多学校忽视了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所应该具有的地位，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将其抛弃，这些问题从本质上来说不利于医学教学的开展，不利于医学事业的进步。从目前来看，我国医高专院校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主要存在着如下几个问题：（一）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的定位不清晰受我国传统高校教学管理模式的制约，当前我国高校仍然存在着许多对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认识不清的问题。我国医高专院校在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过程中过于强调和重视教学的结果，将学生能够进行简单的计算机操作作为一个教学检测标准，加之在医高专院校中，计算机本身就是一个不处于优势的教学科目，其处于二类科目，无论是在教学的时间还是在教学的内容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学生、教师、学校这三者的重视情况来看，没有给与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应有的重视。对于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的认知不清晰，不利于我国医高专院校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改革工作的开展。（二）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制度落后从当前医高专院校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出发，医高专院校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制度和体制的不完善，也导致了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时效性难以得到发挥。教育制度和教育体制对于教育活动来说是一种规范和约束，能够为教育活动指引方向，明确教育路线和教育方式，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也需要这样的教育制度和体制去加以规范。但是，在我国医高专院校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发展的过程中，恰恰就缺失了对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制度和体制的完善过程，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制度和体制与迅速发展的社会和思维丰富的学生相对比，总是略显落后。（三）教师队伍综合素质有待提升教师队伍对于医高专院校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在医高专院校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过程中，良好的教师素质能够更好地带动我国医高专院校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但是从目前我国的医高专院校中，教师综合素质并没有达到对计算机共挤出课程教学改革的本质要求，其缺乏高素质的教师人才，尤其是缺少一些学历较高的专业教师，在整个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中，往往将高素质的教师分配到了一些本科类的学校和专业中，这就导致了医高专院校计算机公共基础教师资源的匮乏。
二、医高专院校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改革措施结合目前我国医高专院校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的现状来看，要想推动我国医高专院校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需要从根本上进行优化和升级，在教学理念、教学环节、教学手段、教学内容、教学地位等各个方面进行优化，并结合我国目前教育教学改革的潮流，有针对性的进行改革和完善，进而体现出医高专院校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效果。（一）强化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的认知在信息化条件下，医高专院校在组织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的过程中要明确计算机基础的教学战略，在进行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管理部署的时候要将教学管理目标细化，明确每一教学管理步骤在信息化中的体现，并且制定详细的教学管理目标。同时，在计算机技能的使用方面，要对各种信息化资源和信息化系统进行合理使用，尽可能的将教学管理和这些信息化资源结合起来，做到物尽其用。另外，从我国医高专院校的本身加之教师、学生的认知角度来说，要端正其对于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的认知，正视其应有的重要性，进而进行不断地优化和升级。（二）完善医高专院校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体制医高专院校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体制的不完善，阻碍了医高专院校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与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因此，在思想政治制度和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特点，制定出符合社会发展和学生需要的体制，在体制的完善过程中，要重点的进行，切忌片面改革。在新时期，其要结合现代元素，结合信息化条件为医高专院校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提供的优势，使得我国的医高专院校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能够在强有力的教学体制的支持下得到全面的改革和发展，进而全面地提升教育教学的质量。（三）优化教师综合素质一直以来，在进行医高专院校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将问题的重点放在了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手段的实行、教学内容的选择等方面上，本质上来说，这些问题的解决和优化是需要结合目前我国教师的综合素质而言的，再为科学的教学目标，再为合理的教学手段，再为丰富的教学内容，如果教师不能够把它呈现出来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针对目前我国医高专院校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中教师综合素质有待提升的这样一个现实情况，需要针对教师的综合素质进行必要的提升，从学校角度来说要强化培训，以培训带动教师素质的提升，并激发教师进行自我提升和自我完善，以便于更好地保证教师的教学效果。总之，在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改革的过程中，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且艰巨的任务，从目前我国医高专院校的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的整体情况来看，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的改革工作没有真正的发挥其优势地位，其需要结合我国医高专院校学生对于计算机应用的需求来进行改革，从教学理念到教学方法，到教学内容乃至是最后的教学评估，都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完善，以改革推动医高专院校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步伐，促进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为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乃至世界的发展搭建良好的平台。
中医基础学说篇5
王红阳说,她带领的课题组所开展的“肿瘤的信号网络调控与生物标记筛查”课题,其最新研究结果显示,采用“甲胎蛋白+MXR7(GPC3)”联合检测方法,可使肝癌早期诊断准确率在原有基础上再提高15%。
王红阳继续解释说,MXR7在肝癌中可以特异性地、稳定地高表达,因此可以作为肝癌血清学早期诊断的新指标;而目前临床诊断肝癌所使用的甲胎蛋白指标,对肝癌的漏诊、误诊率可高达60%。国内外大量研究证明,如果将MXR7与甲胎蛋白联合使用,诊断准确率可大大提高。
“出国留学前,我是个临床医生,抢救过很多患者,也亲眼看到了许多肿瘤患者在巨大的痛苦中病逝,而我作为医生却无能为力;特别是面对那些倾其所有送患者来治病的患者家属,我常常有愧对他们的感觉;这也是许多临床大夫共同的、经常的感受。临床诊断、治疗手段和使用的药物都是源于基础研究的成果,若没人去做艰苦的基础研究,癌症患者的治疗就毫无希望。”王红阳说,正缘于此,她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肿瘤学的基础研究。她说:“我们要弄清楚肝癌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规律,找到阻断病情恶化的关键途径,提出肝癌新的分子分型方法,以便能对不同基因型和不同病期患者开展个性化治疗。肿瘤是最需要精确的分类分型和给予个性化治疗的疾病,因为每个人的基因、遗传、发病诱因、发病阶段都不一样,而现在‘一视同仁’地治疗,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正是因为目前在基因和分子水平的发病机理尚不清楚,便制约了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目前,王红阳所在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肿瘤综合治疗病区正是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实践基地。
王红阳说,转化医学倡导以疾病防治为中心,从临床工作中发现和提出科学问题。先由基础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针对基础科研成果快速推进研发并转向临床应用。只有基础研究者与临床科技工作者密切合作,才能不断提高医疗整体水平。转换医学研究主张打破以往课题研究单一学科或“小作坊式”研究的传统模式,强调多学科交叉性的课题攻关协作,发挥各自优势,通力合作。
中医基础学说篇6
近年来，为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高等中医药院校新兴专业应运而生，如我校陆续开设了公共管理、医院管理、法学、医学英语等非医学专业。这些专业培养目标并非是医护人员，但毕业后的工作大多数都与医疗相关，这就要求该类专业学生具备一定的中医学知识背景[1]。因此，在这些专业的课程设置上都开设了一些概论类中医课程，使该类专业学生在扎实掌握本专业知识的同时掌握一些中医学知识。《中医学基础概论》为我校针对这些非医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必修课程，该课程由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四门基础课整合而成，分上下两部。该课程建设的目标，即通过合理精选内容教学，组织教学大纲与教材的编写等，为非医学专业学生提供一个结构较为完整、合理的中医学知识框架，使其能够利用有限的课时达到对中医学基础知识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对以后工作有所裨益。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是课程的具体化[2]。目前所使用的《中医学基础概论》教材，是由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四门基础课的内容组合而成，编制时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删除了一些重复的部分，但四门课程基本还保留原课程的基本框架结构。但由于篇幅所限，很多篇章都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缩写，使得该教材成了四门基础课的缩写版，这就造成了该门课程知识点繁多，内容庞杂，几乎涵盖了四门课程所有的教学内容。在教学过程中，由于课时数有限，讲课时教师不能缩减授课内容，对于很多知识点只能点到为止，无时间深入展开。对于学生来说，在很短的时间内既要理解和掌握大量生疏拗口的术语，又要了解或掌握各种中医理论的内涵、特点、功能等，加之老师没有时间就一些难点进行深入分析，使得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感到困难吃力，并逐渐失去兴趣。因此，根据非医专业学生的知识背景，结合非医专业的实际需要，组织编制更为适合的教学大纲和修订特色教材，成为非医专业中医学基础概论课程建设的核心问题。该课程开设已近十年，笔者根据多年教学实践的思索，对该课程在教学大纲与教材的编写提出一些探索性建议。
一、按照中医理、法、方、药的思维逻辑关系重新整合教学内容
理、法、方、药是中医学关于诊断与治疗操作规范的四大要素，也是贯穿应用中医理论、诊法、治法在临床实践中的思维方法，体现了中医的优势和特色。《中医学基础概论》包含的中医学最重要的四门基础课程，也正是理、法、方、药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因此，在教材编写时，建议打破原有四门课程的界限，将所有知识点重新整合，按照中医理、法、方、药的思维逻辑关系合理取舍教学内容，注重前后教学内容的衔接，使得整本教材的内容沿着一条主线贯穿下来，显现中医学知识的整体性与相互关联性。具体讲，可在总论中重点介绍中医学的特色，以及中医临证的特殊思维方法，然后按照：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学说，法――中医的特色诊法和辩证论治方法，方――体现治法的经典方剂，药――构成方剂的常用药物，组织归纳全书内容。在编写过程中要合理选取教学内容，与主线关联度不大的内容该删除的就删除，该简单介绍就简单，对于一些核心的理论与知识点，尽量详尽介绍，但也要考虑非医学专业学生的知识背景，论述要通俗易懂，不要超过学生的接受能力。
二、加强不同课程知识点的融合，体现整体优势
在确定整本教材主线的情况下，我们要反复琢磨教材内容，对涉及的四门基础课程的各个知识点进行综合和融合，这种融合不是对具体知识点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一定的逻辑结构和合理比例，将相邻学科的相关知识内容糅合在一起。中医学理论自成一体，其各部分内容常相互佐证或互释，在论述某一基本理论时往往要涉及后面章节的内容，甚至是中药学、方剂学或其他专业课的内容，例如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部分则会涉及藏象、诊断、治则、药物等各方面的知识，这就为多章节知识的融合提供了可能性，但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相互印证关系，也为内容的整合设置了难度。因此，我们在融合相关教学内容时，应该打破以前的章节框架结构，重新梳理整合各知识点内容，每个知识点只保留核心内容，而其他相关的或外延性的内容，分散到其他相关章节。如上面提到的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部分，可以从阴阳五行学说中删除，而在藏象、诊断、治则等章节编写中，体现该学说对各部分的指导作用。如此整合不仅可以避免各章节之间内容的重复，简化教学内容，而且加强了相关章节之间的联系，显示了中医学知识的整体性与相互关联性，也使教学实施更具有现实可行性。
三、把握中医学的精髓，凸显中医学思维方式
中医学是祖国的传统医学，至今仍以特有的理论体系和卓越的诊疗效果独立于世界传统医学之林。中医学孕育于中国传统人文土壤之中，与西方现代医学有明显的异质性，具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比如较多地运用哲学思辩，甚至直接借用哲学原理阐述医学现象。因此作为中医学概论课程，不仅仅在于给学生传授一些基本的中医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帮助学生构建中医学自身的思维方式，自觉运用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理解和看待生命现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和把握中医学整体观念、辩证论治的精髓。这就要求在教材编写中要彰显中医学的学术特征，在不同章节内容设计时，注意渗透中医“天人相应”、“阴阳五行”、“辩证论治”等基本观点，注重对中医经典理论的引用，使得全书显示出浓郁的中医特色。在教学过程中，利用有限的课时，使学生受到独特的中医文化、中医思维等熏陶，最终能够感悟中医，喜欢中医。
综上所述，针对当前非医学专业《中医学基础概论》教材建设中存在的不足，在教材编写和教案制定上进行探索和改革，从非医学专业的功能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出发，按照中医学独特的思维逻辑关系，精练浓缩中医学基础知识，优化知识框架结构，编写一本高度融合的、专门针对非医学专业的综合性中医教材，将有利于非医学专业学生获得良好的中医学背景知识，对复合型医药卫生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中医基础学说篇7
近20年来，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据报道，仅国家“973”计划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专项5年共投入近3亿元科研经费，171个参研单位、超过2000名参研人员携手攻关，在中医理论基础研究领域展开深入研究[1]。在这个过程中，中医学学术争鸣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盛况。本研究就近20年的学术争鸣进行了归纳整理，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基本资料
1.1 时间
文献资料搜集时间从1990年1月1日起，截止到2012年12月31日。
1.2 文献来源
公开发表的期刊、报纸、硕士、博士论文和会议资料。
1.3 文献检索工具
知网、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检索系统。
2 入选标准
只要涉及中医学理论的唯心与唯物、科学与伪科学、解构与反解构、继承与创新、标准化与泛化、中西医结合与纯中医争鸣的论点都纳入本综述。
3 方法
运用关键词搜索法及主题搜索法。关键词或主题有但不限于词语：唯心、唯物、科学、伪科学、解构、反解构，搜集相关文献进行分类处理，将作者的观点按照争鸣的归类，不限文章出处和内容。同类文献选取有代表性的文献摘录，观点涉及到多个争鸣分类的，分别纳入相关类别。
4 结果
本研究共检索了300篇相关文献，引用文献18篇次，涉
及中医学理论的唯心与唯物、科学与伪科学、解构与反解构争鸣的主要论点。三个方面引文观点分布均匀，观点明确。结果如下。
4.1 中医学理论的唯心与唯物之争
中医基础学说篇8
2.1总体情况
以立项年度为准，1998至2012年与中医药研究相关的“973”计划立项30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立项65项，两类项目（以下两类项目均指1998至2012年与中医药研究相关的“973”计划已立项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批准重点项目，不再说明）共95项。
2.2项目承担单位情况
2.2.1各类承担单位承担项目情况按照项目承担单位性质，把项目承担单位分为医药类大学（含军医大学，以下不再说明）、研究机构（含军医研究机构，以下不再说明）、非医药类综合大学、中医医院、医药企业五大类。除1999年立项的“973”项目《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共同承担之外，独立承担的94项项目中，各类单位承担的项目情况见表2。其中，承担项目最多的前三家单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12项，包括14个二级院所）、上海中医药大学（8项）、中国药科大学（7项），三家单位承担的项目总数占比287％。
2.2.2各省（区市）项目的承担数从承担单位所在地域分析，“973”计划项目承担单位分布于全国10个省（区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承担单位分布于全国17个省（区市）。
2.3项目研究领域分布情况两类项目按照研究领域大致可分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药方剂研究、针灸穴位研究、科研方法学四大领域，其分布情况见表4。其中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包括基础理论的系统整理与框架研究、脏腑津液气血体质、病因病机、诊断研究、证候研究、治则治法六个小方向，各方向的项目数见表5。中药方剂研究包括中药资源、中药炮制、中药药性、方药有效成分及作用机理、中药方剂配伍、中药研究的新技术六个小方向，各方向的项目数见表6。针灸穴位研究包括经脉穴位研究、针刺治疗及作用机制、灸法研究三个小方向。
3特点与问题
3.1中医药整体的资助力度在不断加强表1中反映出1998至2012年两类项目的项目总数总体上是上升的；经统计，2005至2012项目总数是1998至2004年的3倍，可见中医药基础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从两类项目的导向上看，“973”计划中医理论专题强调重大理论问题的解决，提出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指导实践的基本思路，结合多学科技术但坚持中医理论自身道路；国家自然基金重大项目针对重大问题，强调多种创新思路的探索，强调多学科新技术的应用，二者各有侧重和不同。
3.2医药类大学是中医药研究的主力北京、上海两地集中了中医药基础研究丰富的科研资源。两类项目中，医药类大学承担的项目总数超过一半，原因可能在于医药类大学集教育、科研于一体，有较为宽松的科研条件和优越的科研条件，为承担部级重大研究项目奠定了基础。同时，企业应该是医药研发的重要力量，企业的研发成果可以更快的促进中医药的产业化。医药企业在2005、2008、2011年分别承担1项“973”计划项目，显然离人们的期望有较大差距。从承担单位所在地域来看，北京、上海两地承担的项目占据总项目数的一半，说明京、沪两地集中了丰富的科研资源。而中西部地区承担项目数较少，此种情况与李氏等［4］从2005至2011年度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奖情况看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状况得出的结论类似，中医药的基础研究可能也存在地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3.3从研究领域分布看中医药基础研究的特点和热点1）整体来看，中药方剂研究是中医药基础研究的热点，且中药方剂研究吸引了更大程度的广泛参与。表4反映出中药方剂研究占据了中医药基础研究的主导，其项目数较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多出一倍有余。经统计，承担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21家单位中，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科研机构、中医医院共16家，比例为762％；承担中药方剂研究的56家单位中，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科研机构、中医医院共21家，比例仅为375％。其他承担中药方剂研究的单位中，不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985”“211工程”著名高校，中国医学科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等著名西医院校／研究机构。可见，中药方剂研究比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吸引了更大程度的广泛参与。有学者［5］统计了2011年《中国医学文摘—中医》全年收录文章中基金文章的结果，得出了“在中医药研究领域，重视中药方剂的研究与开发，高于重视中医药的临床实用”结论，本文数据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此结论。2）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脏腑津液气血体质和治则治法是研究热点，证候研究和中医诊断研究项目数相对偏少。6项脏腑津液气血体质研究中，五脏相关的理论研究占据了4项，分别是2008年立项的“肺与大肠相表里”脏腑相关理论的应用基础研究、2009年立项的“基于‘肾藏精’的脏象理论基础研究”、2010年立项的基于“肝藏血主疏泄”的脏象理论研究、2012年立项的“脾主运化、统血”等脾脏脏象理论研究。治则治法中，主要集中于死亡率高、危害大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COPD、Alzheimer病等。在中医基础理论系统整理与框架研究方向中，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邓铁涛教授负责的项目《中医基础理论整理与创新研究》于2005年获得“973”项目资助，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潘桂娟教授负责的项目《中医理论体系框架结构研究》于2012年也获得“973”项目资助。证候研究方面，辨证论治作为中医药特色之一，证候研究项目仅为4项，说明证候研究仍然是中医理论研究的难点，有待进一步加强。中医诊断研究方面，2004年由北京工业大学贾克斌教授负责的项目《中医关键诊断信息获取与处理理论与技术研究》是目前为止唯一的重大项目，这可能与中医诊断特有的抽象性、标准的多样性以及所需技术手段的多样性和多学科的交融性有关，该方面的研究还迫切需要加以重视。3）中药方剂研究中，中药方剂药效物质及其机理和中药方剂配伍是研究的热点，中药安全性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中医药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根本原因在于其在临床的有效性，但中药方剂组成成分复杂，确定中药方剂中的有效成分及其配伍规律自然成为研究的热点。同时，随着中药在临床广泛使用，中药的安全性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2002年批准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乌头类有毒中药的安全性研究》和2008年立项的“973”项目《确有疗效的有毒中药科学应用关键问题的基础研究》反映了此种趋势。4）针灸穴位研究中，针刺治疗及作用机制集中于针刺镇痛的机制，经穴特异性是经脉穴位研究的热点。与针刺镇痛有关的研究中，北京大学分别于2007、2012年获得“973”项目支持；在经穴特异性研究方面，成都中医药大学梁繁荣教授申请的项目获得2006、2011年的“973”项目支持，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许能贵教授申请的项目获得2009年“973”项目支持。灸法研究中，上海中医药大学吴焕淦教授领衔的团队于2008年申请的《灸法作用的基本原理与应用规律研究》获得“973”项目资助，该项目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灸法首次作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立项。5）随着循证医学、统计学、临床流行病学等学科新思想、新方法不断应用于中医药研究，中医科研方法学研究逐渐得到重视，中医药疗效评价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两类项目中，与中医药疗效评价的方法学相关研究的项目有5项，其中2项“973”计划项目，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但国内有学者［6］在总结中医临床疗效评价的现状和进展时谈到：“我国在研究中医药的临床疗效评价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问题，至今为止未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及传统文化的临床疗效评价体系，这在很大方面阻碍着中医药事业在国际上的发展，在这种医学背景下，如何健全发展中医疗效评价体系成为发展中医学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中医基础学说篇9
“中医是科学”
记者:赵教授您好,现在学术界对中医药的传统与出路等问题的探讨和争论十分激烈,尤其是关于“中医是不是科学”的争论已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对此您是怎么认为的?
赵国求:现在对中医理论科学性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中医是科学”,但不是现代意义的西方科学;中医有着东方独特的科学体系,不能归于现代科学的分子、原子、电子等物质结构学说。这种思想的主要代表多为中医业内的诸多老专家,当然也有一些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特别研究和特殊感情的学者代表。
二是“中医是科学”,但不符合现代科学规范;中医是物质运动学说的结晶,可以与现代科学物质观融通。融通后的中医既不是传统的中医,也不是现在的西医,而是既高于传统中医又高于现代西医的新中医学或系统医学,这种认识应该能逐渐形成主流。
三是“中医不是科学”,而是经验,是一种文化,至多处在科学的萌芽状态。这是从第一种认识相反的层面去否定中医具有现代科学意义;更有甚者,极少数学者认为中医是“巫术”,应该用西医取代中医,这是极端的非主流认识。
我通过多年研究建立的“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科学基础理论体系”,是以第一种、尤其是第二种认识为立论基础,并提出了五个对应表述,即基本定律;同时也进一步论证了“中医是科学”。
记者:但如何将现代科学思想及科学方法引进中医却产生了很大的争议。过去我们采用的科学方法,多为分析还原。众多的研究结果表明,现代科学的分析还原不适合中医理论体系。对此您有怎样的主张?
赵国求:我也不赞成将分析还原方法全盘搬进中医学研究。当然,不是说分析还原对中医完全无用,一些生理指标对中医诊断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现代科学也并不只是分析还原。许多学者都赞成将系统整体论用于中医,但系统整体论如何应用于中医,却很少有人做深入的科学研究;即使有人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也因为系统论的高难度而被置于一旁,难以进入主流舆论。拙著《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科学基础初探》,应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我认为,系统论方法是中医所需要的最合适的科学方法。中医自主创新,其中之一就是要将系统论科学方法全面引进中医理论。
记者:为什么还原论不适宜于中医?您是怎样将系统论方法引入中医领域的呢?
赵国求:这要深入研究中国的思维传统、哲学传统和科学传统。中医深受“易经”和“道”自然观的影响,而“道”的本质是运动和变化,是系统整体论。如果全盘用分析还原方法指导中医现代化,那就可能要犯方法论错误。西医用还原论作指导,它注重分析还原、人体结构等;中医以系统整体论作指导,它注重系统整体运动变化的过程,及运动变化带来的外在表象和状态变化。因此,西医是在结构观和还原论指导下的结构医学或实证医学;中医是在运动观和系统整体论指导下的过程医学或状态医学。中西医研究的对象相同,但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不同,所以中西医理论的概念、治病的方法也表现出重大差异。
人体作为一个整体,各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系统论方法正有对此作深入讨论的优势。心、肝、脾、肺、肾就是人体复杂巨系统的五个子系统。它既是系统的结构元素,又体现系统的功能作用;人脑则是另一个主控子系统。围绕系统的稳定性和功能的正常发挥,各子系统在相互协调、相互作用中演变着。作为过程医学的中医,它的目标就是使系统保持或恢复它的有序稳定性和功能的正常。现代生理学、现代脑科学、现代思维科学、现代神经科学都可以作为物质基础为中医所用。其实,中西医在物质基础上是可以通约的,只是看问题的视角不同,方法各异,理论体系有别而已。因此,我一直坚持中医是科学,中医可以现代化,并以科学的身份走向世界,关键是要我们去努力探索,攻克世界难题。
“中医现代化”
记者:关于您提到的“中医现代化”,目前目标好象仍不明确,为什么您要提出“中医现代化”呢?
赵国求:中医学是以先秦人文哲学和《黄帝内经》为基础建构的,因此是一种具有浓烈人文色彩的传统医学体系;同时还把哲学概念范畴直接运用于医学。这就使传统中医学理论在描述上与现代西方科学难以相融。中医学属于自然科学,应有其自身的内在结构,用人文科学的内在结构与语言方法来建构属于自然科学的中医学体系,这无疑使从小接受西方自然科学教育的现代中国人难以理解,因此需要“中医现代化”来解决这个问题。
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西医学治病方法快捷,疾病原理阐述清晰、分析确凿,让中国人深得其益;而中医与西医相比,这些方面却存在着严重的劣势。中医治好病,却难以明确得的是什么病;中医用药有效,却无法进行药理分析,即使做了中医理论的解释,也让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生理学知识的现代人难以听懂。“中医是否科学”、“中医还能发展吗”等疑问也就随之产生。中医从业人员的职业危机,也让中医业内人士不得不为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去寻求中医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因此,努力将现代科学为中医所用,从而更好地发挥中医的作用,是中医现代化的动力所在。
记者:您在倡导“中医现代化”的过程中是否有具体的方法可循?
赵国求:我是从三个方面提出的“中医现代化”主张,并由此试图建立新的中医自然科学体系。
一是中医基础理论现代化。首先是中医基础理论自身的发展与进步。其次,就是寻求中医基础理论中的传统概念,如阴阳、气、经络、精气神、脏腑、辨证等概念与现代科学的关系。中医必须有自然科学的描述方法和建构体系,让现代科学融于传统中医文明之中。
二是中医诊断和诊断方法现代化。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过程医学的重要体现。“望、闻、问、切”是传统中医辨证论治获取证候、疾病信息的基本手段,要求中医辨证论治中辅以现代科学手段及现代科学说明是自然的。通过“证”的实质研究,实现辨证规范化,是中医实现诊断标准化、现代化的重要工作。
三是中药现代化。最重要的是新中药和新中药药方的开发,是新药与中医理论的有机结合。中药药理成分的分析与化验是中药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结合中医基础理论的现代科学建构,加上相应的药理分析,我们很可能在对疾病的病理分析和治疗原理的分析上,寻找到符合现代科学的中医理论语言,它将有助于中医药为更多的人接受。
四是中医治疗康复标准的制定。中医多半不是靶点治疗,其疗效常表现出统计规律,结合辨证及证的演变,应有自身不同于西医科学的广义病理指标。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中医现代化必备的配套工程。
“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科学建构”
记者:赵教授,您是“中医现代化”的倡导者,更是实践者,您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也是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请您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情况;同时您作为“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科学”的建构者,请简述一下其基本状况和原则。
赵国求:在对“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科学基础”研究中,我力图运用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前沿研究成果,包括自然观、科学哲学、物理学、生物学、医学、思维科学及系统论等,充分论证和建构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科学基础研究”必须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有五条基本原则:一是必须深入研究中医自身的理论基础,学习中医临床经验,这是研究“中医理论现代科学基础”的前提和首要条件。二是必须深入研究并掌握人体自身的解剖学结构和现代生理学,从现代生理学和现代医学的视角掌握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救治的基本原理,将其与中医辨证论治进行比较,归纳总结出相同和差异,从本质上寻找它们的内在联系。三是要关注近百年来,尤其是近50年来中西医结合的前沿研究成果,了解研究先驱们的成功与失败。四是必须理论联系实际,研究中一定要将所得的结论和预言到医疗实践和科学研究中去加以验证。五是研究队伍要以中西医从医人员和研究人员的结合为基础,注意吸收自然科学工作者,尤其是理论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参与,这将会极大地扩展研究视角和思路,弥补业内人士所受到的专业知识的局限和禁锢。
记者:您在“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科学基础”的研究中,提出了“五个对应表述”,对此您能简述一下吗?
赵国求:第一个对应表述,即中医阴阳平衡态等价于人体复杂巨系统的最佳自稳态。
第二个对应表述,即中医的阴阳是人体内物质运动状态或物质的多少相对于最佳自稳态的左右偏离。一般偏快或物质增多是“阳”,偏慢或物质减少是“阴”;超阈值偏离则构成阴证、阳证。阴阳是生命物质动态平衡的状态参量。
第三个对应表述方式,即中医的“气”是生命物质的活力,表现在生命物质运动的状态中。活力由生命力决定。生命力是生命能、生命驱动力、生命潜力的总和。“气流”是人体内物质、能量包括电磁能、信息的流动和物质运动的转移。
第四个对应表述,即经络就是人体“间隙维”。“间隙维”并非完全的实体结构,它有通过现象、经验、理论及逻辑推理所做的建构成分;“组织液”就是经络物质,也要作相同的理解。经络是“现象实体”,是能量、信息传播的谐振通道。
第五个对应表述方式,即思维至少是一种电磁场物质结构形式。它既可以作用于人体自身,也可以作用于人体以外的他物。“意念守穴”就是思维的物质作用。
记者:这五个对应表述就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物质基础上的中医现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哲学与科学基础,您能再谈一下“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科学”建构的逻辑基础和哲学根基吗?
赵国求:建立现代科学物质观理论模型,将中医理论建于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克服中医的人文描述缺陷,这是中医作为科学建构的逻辑起点。
中医的阴阳平衡等价于人体最佳自稳态模型,采用现代科学物质观和系统论科学方法,保证了逻辑起点的科学性。中医的阴阳及阴阳相互斗争与协调达到阴阳平衡,就与现代生理学、西医理论及系统论中物质的运动状态相对于最佳有序状态的偏左、偏右,快、慢振荡,有了对应的逻辑联系。这就为现代科学用于中医敞开了大门。
“气”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物质基础。如果赋予“气”的现代科学意义并归于“现象实体”范畴,中医理论中的“气”就有了现代科学的物质基础及哲学依托。相对于系统的稳定性或中医的阴阳平衡,物质的运动状态有好坏之分。“好气”是对系统稳定和功能协调有益的物质运动状态和构成成分;而“邪气”则是对系统稳定和功能协调有害的物质运动状态和构成成分。对疾病、对人体的健康由此展开讨论,则“阴阳”与“气”有了共同的物质运动基础,于是“阴阳”与“气”也就纳入了共同的现代科学逻辑规范,并由此与人体的经络发生内在的、质的逻辑联系。
中医理论中的“气”是在经络里流动的,经络成了生命物质活力的调节中介。在众多的经络现代科学假说中,经络-生命体“间隙维”,能量、信息传播的谐振通道,经络物质-生命体组织液等假说,与“阴阳”、“气”等的现代科学解释具有逻辑一致性。经络亦是“现象实体”,具有建构特征,无须作还原论论证。
中医基础学说篇10
1中医学术特点的衍变
目前，有关中医学理论起源的问题，大多认为可远溯夏、商、周三代，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初步建立。战国至秦汉，国家完成了统一，“诸子思想”“百家文化”逐渐融并，促进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完善。《黄帝内经》便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成书的，后世医家的学术思想，都是在该书基础上发展建立的。因此，《黄帝内经》一直被看做中医基础理论建立的标志。
1.1中医生理学的内容
生理学是研究生物体的功能及其活动规律的科学［1］。《黄帝内经》中有关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内容，多散见于各个篇章，不成系统，但涉及面非常广泛，内容大体包括：①人体生、长、壮、老、已的变化机制，如以“天癸”为中心的男女七八节律；②人体在不同生长时期的生理特点及其机制，如根据气血的盛衰和形体的变化总结出以“十岁”为基数的“好走”“好趋”“好步”“好卧”等生理特点（《灵枢•天年》）；③饮食的消化吸收、物质代谢及呼吸机制；④人体气血运行的日节律（营卫的循行）、月节律（气血与月之阴晴圆缺的关系）、季节律（五脏主时规律）及精神活动与形气盛衰的关系、形体与气化的关系等有关人体生理的多方面内容。因此，有人把《黄帝内经》看作中医生理学的古典巨著［2］。虽然中医生理学的学科建设在民国至建国前后作出了尝试，但由于中医界自唐宋以来对解剖形体的忽视，始终没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医生理学理论体系；而中医藏象学和中医基础理论都没有对脏腑实质等形体问题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均不能取代中医生理学的意义。
1.2中医生理学的理论特点
《黄帝内经》有关人体生理学内容的特点为注重“气化”，即人体生命活动是在“气化”作用下完成的。“气化”的结果，通过颜色、气味、功能、形体变化等形式在“形体”上表现出来，重视“形神并重”或“形气并重”。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保留了汉代遗风，在医学上仍有《黄帝内经》的学术特点，只不过对生理基础的态度，已不能与汉代同日而语。首先，人们对形体解剖的认识逐渐淡化；其次，方剂学的发展也导致对医学理论的探讨从生理转向了病理和临床。受各种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及《伤寒杂病论》的广泛流传，宋代以后医家出现了“重病理”和“重气化，轻形迹”的医学观念。《伤寒论》是历代医家推崇的中医临床著作，其重要内容正如恽铁樵所说：“《伤寒论》第一重要之处为六经，第一难解之处亦为六经。”可以说“六经”是打开《伤寒论》理、法、方、药一体性的钥匙。晋唐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医家，多从运气、病理、方法论等角度立论，从人体生理学角度解读六经的少之又少。试看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一书所参考的书籍———《素问》《九卷》《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所研讨的内容———五运脏腑、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等，可以推知张仲景掌握的医学内容涉及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及诊疗等多方面；而其所讲的六经，不会限于多数医家所认为的诸如经络、六气甚或辨证方法等。如果站在人体生理的角度看六经，可以说三阴三阳理论是在“形体”与“气化”基础上，对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高度总结和概括，即“藏象系统是由五脏结构性器官按六经脏腑经络三级阴阳规律组成，内合脏腑，外应五行阴阳，六气标本是其属性”［3］。宋代以后中医学的变革，除了唐代方书盛行引发“不重辨证”的时代影响以外，最大的原因就是宋儒的发展和理学的兴起。宋明理学对中医生理学最为明显的影响就是“命门学说”。以儒家为中心，旁采佛、道两家融会而成的宋明理学，针对宇宙的本原问题，产生了“理”与“气”的争论；而“命门学说”即是明代医家对生命“本原”或“原始主宰”思考的结果。但是与理学家一样，主张“命门为人身之大主”的医家都是在“有形世界”纠缠，一直没有进入“无形之道”的境界。因此，由《黄帝内经》建立起的中医生理系统，并没有因为“命门学说”有所动摇。此外，北宋张元素的《医学启源》，把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以五脏为单位划为五大系统，开启了后世部分医家著书立说的基本模式。近现代“中医藏象学”“中医基础理论”及部分医家的“中医生理学”等教科书，大都为此模式。但张元素并非首创，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可以看作该模式的雏形。严格说来，这种模式是以“气化”为中心的中医“解剖学”，仍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中医生理学系统，并且忽略了脏腑实质和解剖形体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等问题。其他如李杲的“脾胃论”、朱震亨的“相火论”及其他医家对脾肾关系的论说等，基本都属于对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某个部分或个别单位的功能的发挥。综上所述，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其学术特点也因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差异而有所衍变。中医生理学作为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包含了“形体”与“气化”两部分内容，对生命的全过程及生命活动的具体机制都有详细的描述，但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唐宋以后，众医家分别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充实了中医生理学的内容，但对“形体”认识的不足，影响了后世对中医理论的准确理解。直到今天，中医的“形体”仍是阻碍中医学发展的首要问题。
2中医“生理学”的渊源
清代考据之学的兴起，影响了医学界对经典的回顾［4］。部分医家并不满足于仅对理论进行解读，更在日常生活中认真体察阴阳的变化，感悟医学的真谛，对人体的生理基础进行深入思考。明代肖京在《轩岐救正论》中总结了中医学“气化”特点。清代以张志聪为代表的“钱塘医派”，不仅发展了中医学的“气化论”，同时对阴阳的变化、气血的生成与运行之道、经络对“形体”与“气化”的沟通等生理基础性问题均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此后陈修园、唐宗海等多尊崇该学派的“气化”思想。另外，乾隆年间黄元御所著《四圣心源》的前半部分，也可视为以“气化为中心”的生理学内容。此后，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影响了中医界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反思。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西医“生理学”书籍由日本传入中国，更加促进了中医生理学的学科建设。
2.1生理学的概念
“生理”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但并不具备医学意义。医学上的“生理”在光绪年间已经出现，如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1896年）载有“生理门”，严复在1898年题为“西学门径功用”的演讲中提到“生理之学”，1907年出现了中国人自己编著的人体生理学著作《生理学课本》。该时期“生理学”实由日本传入，“斋田氏、高桥氏之《生理学》流传坊肆”。在此之前，“欧美新说东渐，通行之生理学为全体新论、全体阐微、全体通考等”［5］。此后，“生理学”作为学科名称逐渐在中国医学界确立，中医界相关著作也相继问世。西医入华之前，中医学界多用“医理”“理”“道”“医道”等概念来概括包括养生、生理、病理、诊疗、处方、用药等有关人体生命活动的全部内容，与现代医学生理学意义相近的名词是“内景”，但其内容主要介绍各脏器的位置、不同部位的名称及饮食的代谢过程，是人体生理的小部分内容。实际上，中医学对中医生理学的认识，受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影响。
2.2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医生理学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与中国文化有密切关系。秦汉是诸子思想相互融合与各家学说逐渐统一的时期，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在此背景下日渐完善，《黄帝内经》是其代表作。中国文化向来被认为源于“伏羲画卦”，至黄帝时期进入“初期集成”，中国原始科学文化也在此时建立。尧舜时期，不仅继承了早期的“科学”，同时发展了“人文”，大家所熟知的“天人合一”观念，便是“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产物，并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成熟［6］。因此，属于实践科学范畴的中医学，具备人文哲学属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医学属于生命科学，从考古发现和现有资料记载来看，在其理论建立之初，已经对形体解剖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7］；而中医学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解剖学”，除了中医学对“形体”的认识与现代医学不同之外，与其带有人文特点的“气化”思想有关，这并不代表中医学轻视“解剖”。后世医家对“形体”的冷漠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医学的理论包含形体与气化两部分内容，而气化理论则与形体解剖并列存在，而非形体的附庸。因此，“形气并重”成为秦汉之前中医学最大的理论特点，这也是中医生理学的重要内容。该时期中医生理学最主要的任务是为养生修炼和临床诊疗作理论指导，与后世医界只重临床有很大差别。清末汇通医家，都“主张以中医理论为本位参合中西医学，达到形理或形气兼备的理想目标”［8］。这与中医生理学“形气并重”的特点不无关系。建国以后，伴随中西医结合的发展，中西医基础理论，即中西医生理学的结合成为中西医结合的基础目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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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学说篇11
Keywords: Ying-Wei； Neuro-Endocrine-Immune
营卫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内容散见于《黄帝内经》之《五十营》、《营气》、《营卫生会》、《卫气失常》以及《卫气行》诸篇，长期以来发展缓慢，现在已经接近于湮没的边缘，然而笔者通过近几年的研究发现，营卫学说实在是中医理论的“蒙尘之宝”，可以作为理解和发展中医理论的突破口，下面就结合自己对营卫的理解，从中西医对比的角度，谈谈如何来正确认识和评价营卫学说的问题。
一、营卫是阴阳哲学和中医科学相结合的“自然科学基础”
阴阳学说在中医理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许多人认为阴阳是中医理论的核心，可是阴阳从其本义上说不过是一种古代的哲学，不止中医里有，兵家、道家甚至算命、炼丹的书里也有，把一门各个学科都有的理论作为中医建构的基础，这很难让人信服，况且医学本质上是一门科学，科学是关于客观世界实实在在的学问，中医基础理论能如此有效的指导临床，历经几千年实践的检验，怎么可能以一种哲学为核心，建立在哲学的玄想之上？其中肯定包含着一些中医对人体疾病和健康变化的客观认识，这才是中医理论赖以存在的科学基础，可是阴阳具体的科学基础是什么？其中又包含着什么可贵的客观规律？这却是一直没弄明白的大问题。
有些人曾寄希望于中医哲学和科学的“剥离”[1]，希望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弄清楚中医“阴阳”的实质，花了很大的力气，也没有成功，中医的哲学和科学、精华和糟粕混杂在一块，成了一个剥不开、理不清的结。
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实际上，在《内经》里却有着很明确的解释，《素问·生气通天论》就曾对人之阴阳从功能上做出了明确的界定：“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并进一步指出：“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反复强调阳气主要指的就是卫气。从营卫来说，营属阴，卫属阳，营卫与阴阳一个言其功能，一个言其属性，两者在经文的许多地方可以互换而不影响意思的表达，这样通过功能的界定，哲学的阴阳就和具有实体意义的营卫联系起来，也就是说，阴阳的自然科学基础不是别的，就是营卫，只是由于人们对营卫的某种误解，这一点被长期忽视了。例如在《素问·离合真邪论》中提到“荣卫之倾移”，其它又有《灵枢·终始》“阴阳不相移，虚实不相倾”、《灵枢·刺节真邪》“阴阳补泻有余不足相倾移”、《素问·调经论》“气血以并，阴阳相倾”的话，前后的“倾移”相对照，就能理解此处的“阴阳”不过都是“营卫”的别名而已。
属性是飘浮的，功能却有着严格的物质基础，营卫终于把我们从中医理论是来源于哲学玄想的错误认识中解放出来，重新认识到中医理论赖以生存的科学基础——不在于阴阳，不在于五行，而是在于对人体营养和防御过程的系统把握上。这就类似于还原论是西医研究所依据的哲学方法论，而还原研究的对象——细胞学说是西医的科学基础，是西医的核心学说，我们不能说还原是西医理论的核心，同样我们也不能说阴阳五行是中医理论的核心，阴阳充其量不过是中医哲学的核心，而营卫才是阴阳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医科学的核心，类似于细胞学说在西医理论中的位置。只有从营卫入手，中医才能找到自己发展的切切实实的基础，摆脱玄想，重新回到科学的认识轨道上，这就是营卫模型研究的意义。
二．中医选择营卫作为理论建构基础的的合理性
为什么中医会选择营卫，而不是像西医那样选择细胞？当然古人不可能认识到细胞，那就换个说法，例如脏腑、经络什么的，为什么不是这些呢？
其实这是方法论选择的必然结果，古人所采用的是和现代西医还原论完全不同的——整体、动态、辩证、联系的视角，当古人用阴阳五行这些动态、联系的观点看人体的时候，必然不会像还原论那样执着于脏腑、经络这些可见的形、器，而会追寻更具动态变化的、甚至于不可见的那一部分，与“形”相对的是“神”，与“器”相对的就是“气”，在对气的分类中，又创造性的从功能的角度分为“营气”、“卫气”、“宗气”三类，重点对营卫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营卫学说阐述的内容就是李致重教授所强调的“形而上” [2]的那一部分，也就是陆广莘教授所谓的“生生之气” [3]，是中医不同于西医的最大特色和精华所在，所以成为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内容。
选择营卫作为研究的中心，也是符合现代系统论的原理的，系统论的联系性原理认为：决定系统整体性质变化的关键不在于其组成的物质，而更在于其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或部分之间的关系，这一部分的变化对系统状态的改变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因而也是最重要的，而营卫恰巧充当了生命系统各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的角色，这就是营卫较之脏腑、经络的优势。当然，古人并没有系统论的提法，这要归功于当时中国的先进哲学——阴阳五行学说的高度发展和《内经》作者创造性地应用。
如果说从动态、联系的系统观点看人体，从现代的观点看，应该是神经、内分泌、免疫三者共同承担了机体各部分之间以及机体和外界相互联系的角色，然而从现在《内经》留存的资料看，中医的理论确实主要是建立在营卫学说的基础上，对神经的记载很少，神经的中枢——大脑也被《内经》作者打入了奇恒之腑的冷宫，地位甚至比不上排尿的膀胱，为什么中医会只选择了营卫而丢掉了神经？！难道真的只是因为古人对神经认识上的不足么？
古人对神经曾经认识到什么水平，现在已经很难确切回答，但从系统论的角度讲，神经相对于内分泌、免疫来说，神经是快反应的，内分泌、免疫的调节反应速度则要慢得多，现代的协同学指出，在诸变量中间，整体系统状态的变化并不取决于变化得快的因素，而更取决于变化得慢的因素，也就是说，变化得慢的因素对系统的状态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协同学的伺服原理，这个变化得慢的量称为序参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要考察系统整体状态变化的原因，内分泌、免疫当然就比神经具有优势了。从另一方面说，医学考察的主要是健康和疾病过程，作为同属调控系统的神经、内分泌、免疫三者，免疫的变化无疑和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有着更加密切和直接的关系，这也是免疫较之于神经的优势，因此，从临床出发，建立一种营卫为基础的体液医学无疑是当时最能有效的解释临床现象和指导临床发展的选择，这种建立在营卫气血基础上的体液医学理论体系即使没有神经的参与，也已经可以圆满的解释各种临床现象，而且在体液医学的框架中，如何把神经和营卫(体液)统一起来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古人的条件下，让他们把这些也研究清楚那就太过于苛求他们了，因此，为了满足理论自身的自恰性，《黄帝内经》在建构体液医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对神经进行了冷处理，这也是很可能的。
《素问·五脏别论》云：“黄帝问曰：余闻方士，或以脑髓为脏，或以肠胃为脏，或以为府。敢问更相反，皆自谓是，不知其道，愿闻其说。”由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在《内经》的同时期，也曾经存在过以脑为藏的医学流派，他们的理论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事实是：他们被淘汰了！
那么，为什么强调营卫而不提气血呢？这是因为，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框架中，气血和营卫也是相通的，《难经》就曾明确指出：“血为荣，气为卫”，两者在很多地方可以互换而不影响意思的表达，只不过气血是从形质方面说的，而营卫是从功能方面说的，相对来说，气血的概念模糊，内涵外延不容易确定，营卫则要明确得多了，这就是强调营卫而不提气血的原因。
从阴阳到营卫，从哲学方法到医学科学的跨越，这一步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它搭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平台，使得中医能够克服当时有限的科学发展水平，从而建立起系统有效的医学理论体系，相对来说，现代的系统生物学虽然拥有海量的知识，有着计算机等现代科技的帮助，可是依然困难重重，没能和临床有效结合，主要原因就是没找到这样一个平台——一个能够使系统论和医学知识相结合的有效平台，可是古人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最尖端的却并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如何选择最合适的研究平台，对系统医学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甚至直接关系到系统医学研究的成败，《内经》营卫的选择，可以说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三、如何看待中西医学对营卫认识的不同
讲到营养和防御，从西医观点上说，“营”——营养代谢，我们常常会想到的是糖、蛋白质、脂肪等三大物质的吸收、转化和排泄，想到复杂的分子式、三羧酸循环，想到生物化学和生理学；“卫”——人体的防卫，我们常常想到的是各种免疫分子、免疫细胞，想到白细胞的吞噬、皮肤粘膜的屏障等等，然而打开《内经》，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关于营卫的另一番景象，营卫的循行、节律，营卫的倾移、离合，营卫的盛衰、虚实，一切都是变动不拘的，的确，如果没有很深入地思考，很难让人把这幅生机勃勃的画面和西医为我们所描述的精细而呆板的画面联系到一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差异？怎么来看待这种差别？
虽然中医的营卫学说在遭受多年的冷落之后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可是认识问题并没有理清，目前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解，有人认为营卫学说是几千年前的东西，已经过时了，比不上现代医学的“科学”——“不能指望用《易经》来编写计算机程序”；也有一些中医的“完美主义”者，认为《内经》中的营卫学说已经是“理论的巅峰”，只需要用参禅悟道的方式去追随理解就行了，那些“拖拉机手指责飞机设计不合理的看法，是因为思维差距导致的”，两种看法截然对立，如何正确地看待中医的营卫学说，这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
我认为这两种看法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是片面的，主要是没有认识到《内经》的理论和现代西医学是属于截然不同的两种理论范式，《内经》所依据的是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朴素系统论，而西医是以还原论为指导思想的，不同的方法论视角下会对所研究的对象做出不同的回答，反映在营卫的研究里也是如此，西医研究这些主要是以物理、化学的方法，从器官、细胞、分子的层次来研究的，带着很明显的还原论色彩，那就是力图把复杂的生命过程简化为物理、化学改变，把各种生命现象的原因归结到低层次的细胞、基因、分子身上，反映到理论上就是生理、病理生理、生物化学、免疫细胞、免疫分子等等，还原论使我们能够深入认识到事物活动的内部细节，可是却带来了整体过程的割裂，而中医则是以整体、动态的系统思路来认识的，从方法论方面说，系统比还原具有优势，可是从具体科学的发展水平上讲，西医却是得天独厚，把还原医学发展到了它的极致，中医理论却总是停留在《内经》的水平上裹足不前，甚至在西式科学的幻象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在这方面，中医是大大的落后了，这也是事实，所以说既不能说《内经》是“理论的巅峰”，也不能简单的以西医的标准说营卫学说已经过时了，中医对营卫研究的方法和西医是不一样的，所以两者的结论也很不相同，两者有着很紧密地联系，却无法相互替代，也无法简单的说谁先进谁落后，只有发展现代的系统医学才能最终解开这个结。
四、略谈《内经》研究营卫的方法——如何在不确定中把握确定
当我们试图把西医还原的知识转换为整体、动态的系统思路来认识，希望在此基础上建构系统医学的理论体系时，第一步需要做的就是从西医细胞医学的重重迷障中走出来，把认识的重点放在细胞和细胞之间的联系——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上，这一步并不困难，然而我们考察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时，碰到的却是现代西医学遗留给我们的千千万万个点状的碎片，碎片和碎片之间是不连续的，我们要把它们粘合起来复原成一个整体，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处理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问题，是的，复杂生命过程的各种现象充满了不确定，如何从复杂中把握简单，从不确定中发现确定性，这是系统医学很大的一个难题。
几年前，我曾在国内某知名网站提出了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免疫细胞、免疫分子主要是在血液、淋巴中存在的，而血液、淋巴是在不停的流动的，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在不停流动的体液中存在的免疫细胞、免疫分子的输布有什么规律呢？”，这个问题曾引起了版主的兴趣，组织了专门的讨论，从回帖来看，大家共同的反应是这个问题太“大”，有些人希望改成免疫的某一种细胞或者某一个细胞，有人甚至比作“中国人要上哪儿去”的问题，似乎要确切的知道每一个中国人的动向才能回答“中国人要上哪儿去”这个问题，而每一个中国人的动向是处在不停的变化中的，因而这是个没解的问题。
是的，这个问题在还原论中是没解的，这个问题的提出本就源于系统的思路，令人惊讶的是，古代的营卫学说不但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还回答了这个问题，并在这个问题的回答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古人又是怎么做的呢？怎么来克服系统运动的不确定呢？这是一个很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免疫细胞、免疫分子”这些都是现代医学的东西，《内经》又怎么可能认识到呢？！”是的，古人显然不可能有“免疫细胞、免疫分子”这些现代的“科学”概念，可是防御和营养代谢的现象却是早就存在的，它既可以在细胞和分子层次表现出来，也会在整体的层面上表现出来，这就像古人没有“H2O”的水分子认识并不妨碍古人对水进行恰当的描述和观察一样，这并不是不考虑古人所处的历史条件，或者说超出了古人的认知水平。《内经》也并没有超越它的时代说出“免疫细胞”这样的所谓“科学名词”来，而是起了个符合它那时代特色的名称，叫做“卫气”，在《内经》中这个问题的正确说法应该是关于卫气的循行问题。
为什么会研究卫气的循行？
从现代系统论的角度看，从循行的角度来研究营卫是非常高妙的，因为循行是个和时间、空间都有很密切联系的概念，单纯分了营卫，但还不能解决具体的问题，引入循行的视角，就把营卫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扩展了开来，空间上又可分为上下左右、内外表里，通过时间和空间轴的扩展，就象一点展开成了一幅画，画与画接续成了电影，这样就在不打开整体的情况下，在过程中来把握营卫的一些整体特性，这也是一种分析，叫做系统分析，中医理论中这样的系统分析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寒热阴阳表里虚实”的八纲走的也是系统分析的路子，系统分析的好处就是不破坏整体，和西医割裂整体研究部分的还原分析不同，是一种整体研究的方法，研究的结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内经》上关于营卫“升降出入”循行的认识。现代的系统生物学研究也强调把生命“视为信息的载体，一切特性都可以从信息的流动中得到实现”、“生命系统是一个信息流的过程，系统生物学就是要研究并揭示这种信息的运行规律” [4]，也提到了“运行”和“流动”的问题，而古人恰恰是在相互作用和关系中把握住了营卫，并且从营卫循行的角度探讨了营养和防御信息流动的规律，营卫倾移则研究了营卫矛盾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系统信息势能的转换问题，以此作为系统状态变化的深层次原因，这些都是深合现代系统论的要旨的，生命信息运行的规律在现代系统生物学还不过是研究的远景目标，然而在两千多年前的《内经》营卫学说里却已经是成功建构的事实，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这也让我们重新反思和审视中医赖以存在的科学基础。
当然仅仅从过程来把握确定性是不够的，因为营卫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不可见的，现在我们营养防御的知识已经大大丰富了，依然觉得很不够用，在古人来说，这种知识就更少了，可是古人却别开蹊径，找到了另一条可行的路
子，那就是从临床大量可见的现象出发，从具体的现象中把握确定性，因为在具体的一个或一组现象中，营卫的变化却是相对可以确定的，从现象中推理营卫的状态，再以营卫的理论来理解和解释临床的现象，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过程，现象学的方法也是《内经》营卫研究的很重要的一种方法，经云：“候之所始，道之所生”，《内经》在大量的临床现象中，甄选出“色和脉”这两种与营卫密切相关的现象进行了专门系统的研究，形成了中医独具特色的诊断学。在系统论中，这种对系统表现的各种现象进行研究的过程叫做系统辨识，是系统研究很重要的一种方法。 此外，《内经》还注意从相互作用中考察确定性、如《灵枢·经脉》云：“饮酒者，卫气先行皮肤，先充络脉，络脉先盛，故卫气已平，营气乃满，而经脉大盛。”这是通过强调酒与卫气的相互作用提出饮酒这一因素对卫气运行的影响，《灵枢·五乱》：“四时者，春秋冬夏，其气各异，营卫相随，阴阳已和，清浊不相干，如是则顺之而治”，强调气候对营卫运行的影响，此外还有各种邪气、情绪、饮食、针刺、甚至月廓的盈虚等等，《内经》都有论述，这样把相互作用逐一分开考察，在考察时忽略其他因素的影响，在相互作用中卫气的反应还是有规律可寻的。此外《内经》还综合运用了类比、比较、演绎、归纳等等方法，这些独特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路线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很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我们只有通过和《内经》相类似的方法来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内经》的理论，我们又要引入和《内经》不同的方法研究，我们才能突破《内经》的理论，而能把上述两方面有机结合的，只有系统论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内经》的理论常常不是现实的简单摹写，而是在大量观察和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提炼的产物，也就如毛主席所说：“经过了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 [5]的改造制作功夫，才造成中医理论和概念的系统，营卫循行也是这样，这在系统论中涉及到信息的选择和萃取——关键是如何克服信息冗余的问题，抓住重点，忽略次要的信息，经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中间科学抽象和概括的方法也很值得我们学习，当然在主观加工提炼、抽象概括的过程中，在现实材料还不完备的情况下，会不会出偏差，也是很可怀疑的，研究营卫要强调有历史主义的视角，不要过高估计古人的水平，如《灵枢·五十营》“人一呼脉再动，气行三寸，呼吸定息，气行六寸；十息，气行六尺，日行二分。二百七十息，气行十六丈二尺，气行交通于中，一周于身，下水二刻，日行二十五分。五百四十息，气行再周于身，下水四刻，日行四十分。二千七百息，气行十周于身，下水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分。一万三千五百息，气行五十营于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漏水皆尽脉终矣”，是不是存在这样刻板的循行规律，就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循行的细节虽然值得商榷和存疑，但是让我大感兴趣的却是这种以循行和节律等的变化来研究人体营养和防卫调节的方式，以及中医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堪称宏伟的理论大厦，真的，假如不接触营卫学说，真的想不到营卫竟也可以这样研究，医学的理论大厦竟也可以这样构建，嗬，原来所谓“气滞”、“气逆”中的“气”指的就是营卫，是由于营卫的循行被干扰才产生的，是啊，以前学中医基础理论时不就学过气包括“营气”、“卫气”、“宗气”这几种么，可是当我们讲或者用“气滞”时为什么就早已忘了是哪种气了呢？当我们孜孜以求“阴阳气血”的“实质”、提出了不下数十种假说时，为什么却偏偏就会忘了《内经》原文中自己的阐释——营卫呢？！当我们说中医治疗不重抗菌而重在调动人体内在的“抗病”能力时，为什么却想不起中医自己对“抗病力”系统研究的学说——营卫学说呢？！
当然，营卫的价值绝不仅仅这些，营卫除了承担系统方法和医学实践相结合的“自然科学基础”以及营卫研究中系统方法的成功应用外，更重要的是，在营卫这套模板中，包含了许多和西医理论截然不同的认识，这些理论构成了中医理论的根基，成为独立于西医“科学”以外另一亮丽的风景线，中医和西医的差别也绝不只是系统和还原那么简单，还有的，是深藏在营卫学说之中的更为隐秘的一些东西。
五、包含在营卫学说中的一些独特的观点
营卫构成了中医理论的核心，中医对很多生命现象的解释都是建立在营卫学说基础上的，如果和西医的解释对比研究，可以发现很多不同，然而令我们惊异的却是，反复对比的结果——虽然没有很严格的证明，却有着各方面的越来越多的证据——往往是中医抓住了更为根本性的东西，下面就举几个代表性的例子，请大家鉴别：
（一） 关于发热
关于发热的解释，西医是以体温调定点上移学说解释的，把发热的原因归结到神经系统体温调定点的改变，可是这种理论只能解释临床上一部分发热，而对诸如五心烦热、潮热等各种各样的发热现象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对临床的指导意义也不大，而中医对发热则是以卫气的紊乱来解释的，哪一种更对？
仔细考察现热理论[6]，体温调定点的改变并不是病毒、细菌等各种感染或非感染因素直接刺激神经的作用，而是通过改变白细胞介素-1、前列腺素等各种体液免疫因子达到的。也就是说，在发热的机制中常常是免疫先调节神经而不是神经先调节免疫，免疫因素在发热的产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西医退热的药物也主要是作用于免疫和炎症因子，而不是作用于神经，这反映了西医理论和实际的某种脱节，而且从临床上看，中医对各种类型的发热治疗效果也要比西医好，理论契合性强，解释更合理，这不由得不让人怀疑，到底是西医神经的解释根本呢还是中医营卫的解释更根本？
（二） 关于疼痛
关于疼痛，中医的解释也是以营卫学说为基础的，自古以来就有“不通则痛”、“不荣则痛”的说法，在《内经》原文中更有着明确的表述，可是这些《内经》以营卫解释的内容西医却总是把它划归到神经里面去，认为是痛觉神经的事，然而纵观疼痛的认识史，从特异痛觉神经末梢学说到型式学说再到最新的闸门控制学说，疼痛的认识似乎随着研究的深入却在离神经的距离越来越远，从某种意义上说，疼痛的最终形成当然和神经乃至大脑有密切的关系，然而疼痛闸门的开启又怎么用神经的功能解释呢？即使是经过Melzack和Wall修改发展的闸门控制学说，也仍然有许多临床和实验事实得不到明确的解释[7]，最终的结果却是不得不承认：疼痛的深层次作用机制依然是个没有破解的谜。
然而在这些神经解释束手的地方我们却都看到了免疫的作用：例如现在公认的疼痛介质前列腺素主要是中性粒细胞分泌的，缓激肽是由血液中激肽系统激活产生的，两者皆是典型的炎性介质；而主要的抗痛介质内啡肽除了脑垂体分泌外也主要由免疫细胞产生[8]，免疫到底在其中充当什么角色？
临床中，中医对疼痛的治疗效果也要比西医好，西医的止痛药常常长期服用，中医却能神奇的止痛于无形，这些都暗示了什么？？我认为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反思和探讨。
（三） 关于睡眠
关于睡眠，《内经》中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和卫气运行的紊乱有关，如《灵枢·寒热病》篇云：“足太阳有通项入于脑者，正属目本，名曰眼系，头目苦痛取之，在项中两筋间，入脑乃别阴跷、阳跷，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交于目锐眦，阳气盛则瞠目，阴气盛则瞑目。” 《灵枢·营卫生会》云：“黄帝曰：老人之不夜瞑者，何气使然？少壮之人不昼瞑者，何气使然？岐伯答曰：壮者之气血盛，其肌肉滑，气道通，营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脏之气相搏，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瞑”；《灵枢·邪客》曰：“卫气者，出其悍气之剽疾，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肤之间而不休者也。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常从足少阴之分间，行于五脏六腑。今厥气客于五脏六腑，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跷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灵枢·大惑论》云：“黄帝曰：人之多卧者，何气使然？岐伯曰：此人肠胃大而皮肤湿，而分肉不解焉。肠胃大则卫气留久，皮肤湿，分肉不解，则行迟。留于阴也久，其气不清，则欲瞑，故多卧矣。其肠胃小，皮肤滑以缓，分肉解利，卫气之留于阳也久，故少瞑焉。黄帝曰：其非常经也，卒然多卧者，何气使然？岐伯曰：邪气留于上焦，上焦闭而不通，已食若服汤，卫气留久于阴而不行，故卒然多卧焉。”其余所论，大同小异。[9]然而西医却无一例外的要把这些生命现象的解释归结到神经上，先是认为睡眠是大脑的休息过程，后来又发现不对，睡眠中也有脑电波活动，甚至比清醒时更频繁[10]，最后的解释就是“睡眠的深层次作用机制仍然是个没有破解的谜”，又是一个谜，呵呵，开发的药物安定类吃了才能睡，不吃更睡不着，开始吃一片，后来吃两片也不管用，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褪黑素，改善睡眠效果比较好，可是褪黑素进一步的研究却和免疫调节非常相关[11]，现代免疫学研究也提供了一些免疫因子和睡眠关系的证据[12] [13]。例如研究发现外周或中枢注射细菌产物（胞壁酰肽、内毒素）或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1、肿瘤坏死因子、干扰素-α、血管活性肠肽）能加强慢波睡眠，白细胞介素-1和人的生理性睡眠也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血浆的白细胞介素-1的水平在慢波睡眠开始时达到峰值，猫脑脊髓液的白细胞介素-1样活性在睡眠时也比觉醒时高。不由得要问一下：在睡眠的发生机制中，到底是免疫根本还是神经根本？！或者更可能的是两者的共同作用。在失眠的治疗中，和前几样一样，又是中医占了上风，人都说中医能去根，能治本，这中间又包含着什么别样的原因呢？！
此外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就不能一一提了，《内经》关于生命和疾病现象的解释大都是以营卫学说为基础的。这一系列建立在营卫认识基础上的观点和西医的解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然而很多却能非常好的符合临床，这背后所蕴含的道理是值得我们追寻再追寻的，可惜的是，营卫学说自《内经》以后，发展缓慢，以后的医家在基础理论的发展上再也没有人能超越《内经》已建立的高度，营卫长期以来处于某种误解之中，日趋衰落，流传到现在，营卫似乎已经成了我们视野以外的东西，中医理论也就失去了根基，变得漂浮起来，这是中医理论发展的重大损失，这时候我们需要强调正本清源，虽然中医理论的具体细节是模糊的，但这只是它需要进一步发展的理由，而绝不是我们盲目否定它的理由，系统医学的发展应该能够还营卫以本来面目。
六、结语
营卫学说是《内经》遗留给后世的一笔丰厚的遗产，营卫学说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它奠定了中医科学的根基，实现了阴阳哲学向医学科学的跨越，此外，《内经》研究营卫的方法、形成的观点也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发展，真的，假如不读《内经》，真想不到营卫竟也可以这样来研究，医学理论的宏伟大厦竟也可以如此用和西医完全不同的方法来构建，《内经》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朴素的系统医学的模版，是用系统方法建构医学理论的卓越尝试和成功范例，营卫学说无疑就是这一系列理论中最璀璨的明珠，只是由于历史的误解、岁月的风尘暂时掩盖了它的光芒，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它重新挖掘出来，在充分继承、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它。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营卫的具体论述也还存在一些不准确、甚至牵强附会的地方，即使是正确的认识，也还都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发展水平上，细节上还有待发展、补充和修订，可是，这些白璧微瑕并不能掩盖营卫学说的巨大价值。营卫学说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这篇小文章只是一块引玉之砖，如果能够引出更多更好的营卫之“玉”来，在崭新的二十一世纪，重建中医基础理论的辉煌大厦，那才是笔者所期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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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学说篇12
在目前的中医发展问题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拒斥哲学的倾向，表现有三：(1)把中医理论中的哲学特质看成是中医发展的最大障碍，否认哲学在中医发展中的积极作用；(2)虽不明确否认哲学在中医理论中的地位，但对哲学在中医发展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3)在中医发展研究中缺少哲学的指导和配合。这种倾向对于具有浓厚哲学色彩的中医学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笔者认为，中医在现代的发展仍需保留其哲学特质，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和参与。
1 哲学作为中医理论的基础在今天仍具有合理性
中医的特色之一就是以哲学为其理论的基础。中医在产生初期是与哲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古代自然科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医学知识都以自然哲学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知识的母体之中。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医学知识贫乏，无法揭示人体的内部成分和组织结构以及致病的原因和机理，因而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也就不得不采取哲学思辨和猜测的方式。是中医以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使得中医能够树立大体正确的人体观、疾病观和辨证论治的原则，并以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为基础，建构了自己的整个理论体系。
随着近代欧洲自然科学的兴起，医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西方的古代医学把自己建立在自然科学和实验的基础之上，完成了由朴素医学到科学医学的转变，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成为世界医学发展的主流形态。中国的自然科学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特殊的国情而未能有长足的发展。因此，中医没有象西医那样获得自然科学和实验的有力支持，没有走上医学发展的常规道路，造成“中医发展两千多年来只有量变，没有质变。”直到今天仍然停留在朴素医学阶段。
中医在当代如何发展已经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很多学者对中医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对中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中有一些学者对哲学作为中医理论的基础颇有非议，甚至把它看成是中医发展的最大障碍。实际上，哲学作为中医理论的基础在今天仍具有合理性。中医能够有效地诊治疾病，除了它是同疾病长期作斗争的经验总结之外，也与它的理论基础是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尽管存在着直观性、猜测性等缺陷，但它们对客观世界的整体把握是大体正确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对客观世界唯物辩证性质的正确反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哲学是在宏观或一般层次上的反映，而自然科学则是在微观或具体层次上的反映。因此，以哲学为基础的中医和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西医都能够正确地认识和治疗疾病，这正是哲学作为中医理论基础在今天仍具有合理性的根本原因。中医运用哲学建立的唯物主义的人体观、疾病观、辨证论治的思维方法和包含丰富辩证法思想的“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直到今天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中医突出的疗效也充分证明了哲学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西药毒副作用和抗药性的不断出现，医源性疾病日益增加和疾病谱的改变，西医对一些疑难病症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药的优势更加凸显，这里面理所当然地也包含着哲学的积极作用。
2 哲学贯穿于中医的整个理论体系去掉了哲学特质中医理论也就解体了
如前所述，中医是借助哲学建构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它的一些重要思想和基本概念，如阴阳、五行、天、象、气等等就是直接从哲学中移植过来的，这些哲学理论和概念贯穿于中医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或者说，中医主要就是运用这些哲学理论和概念进行思维的。以阴阳学说为例。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学说是构建中医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其内容涵盖了中医理论的人体观、疾病观、辨证论治、方剂与药物等方方面面。如中医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就是建立在阴阳学说的基础之上的。关于人体的产生，中医认为是阴阳媾精而形成的。《内经》说：“两神相搏，合而成形”，“阳化气，阴成形”。对人体结构的认识也是如此，《素问・金匮真言论》中说，“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人体内外、上下、表里、腹背、脏腑各个方面，以及它们与外界环境之间，无不构成阴阳联系、对立统一，并由此而形成一种独特的认识人体生理、病理的学术体系”。中医对疾病的诊断也要运用阴阳学说。中医认为，人体只有阴阳平衡协调才能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反之则生疾病，即《内经》所讲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中医诊断疾病也离不开阴阳学说，“八纲辨证”中的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其中阴和阳为总纲，即表、热、实归属于阳证；里、寒、虚归属于阴证，这是中医诊断时分析病情的最基本的依据。中医治疗疾病的思路也离不开阴阳学说，即调治阴阳，使其恢复平衡，即以“阴平阳秘”为目的。中药的性、味、功用也分为两大类，如辛、甘、淡味，性温热、燥烈、升散的药物属阳；酸、苦、咸味，性寒凉、滋润、降敛的药物属阴。可见。阴阳学说在中医理论中无处不在，指导着中医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和组方用药。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已经深深渗透在中医的全部理论之中，也是贯穿于中医观察人体、诊治疾病、组方整个过程的根本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自然科学的理论置换出中医的哲学特质，那么，就必然造成中医的基础理论与中医的其它理论、方法的激烈排斥，导致“两张皮”的后果，或者造成中医理论体系的崩溃。因此，在中医的的创新过程中，中医理论的哲学特质应当保留。当然，作为未来的、新的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哲学，应该是去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中的不合理的成分、经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改造过的科学的哲学。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改造的过程中，除了继承和保留其合理成分之外，还必须注意继承和保留它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特色。只有这样，才能使现代的哲学理念和传统的中医理论能够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更有利于我们对它的继承和发扬。
3 医学的发展必然向具有辩证思维的医学形态回归而辩证思维正是中医的天然优势
世界医学的发展已经经历了朴素医学(古代医学)阶段，正在经历科学医学(近现代医学)阶段。从它的发展趋
势来看，它将发展到“系统医学”(后现代医学)阶段。
朴素医学是一种原始的、朴素的辩证医学，它以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用整体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辨证论治的方法来观察人体和治疗疾病，为人类的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朴素医学也存在很多缺陷，如它的基本概念模糊不清，缺乏清晰明确的定义，理论没有严密的逻辑性，缺乏实验的证实和自然科学的根据，直观性、猜测性较为突出，在诊断治疗上也缺乏明确具体的技术规范，等等。
科学医学克服了朴素医学的直观性和猜测性，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自然科学和实验的基础之上，从而获得了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的有力支撑，使自己具备了“科学的形态”并能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地充实自己、丰富自己，因此称之为“科学医学”。但科学医学由于受还原论的影响，对人体的研究只关心各个部分的形态、结构和功能，虽然对人的生理结构和功能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但它却不关心整体，忽略了人体疾病与人的心理、环境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所以，它在许多复杂疾病的治疗方面很难取得根本性的突破。科学医学否定了朴素医学，大大推动了医学的进步。但它在整体观、辩证思维上与朴素医学相比，却产生了倒退，这也正是制约它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
系统医学是一种以现代系统论的原则和方法为指导，以系统生物学等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医学的合理成分为基础的辩证医学，是世界医学发展的新阶段，是公认的新世纪医学。系统医学将否定科学医学，当然，系统医学对科学医学的否定是辩证的否定，它将保留科学医学的合理成分，即以自然科学和实验为基础的医学科学理论和科学的诊疗手段。同时，抛弃了科学医学形而上学的人体观、疾病观。它强调医学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在系统理论的指导下，把人体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整体，深入研究基因组信息与环境信息的相互作用，阐明发病机理，建立系统分析和预测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机理的新理论体系和技术平台，实现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可见，医学的发展必然要“回归”到辩证医学形态。
中医虽然也是具有辩证思维的医学形态，但它是原始的、朴素的辩证医学，它需要向现代的、科学的辩证医学发展。但中医发展的未来形态并不是系统医学，系统医学只是西医发展的新形态。而中医必须在坚持其传统特色的前提下来发展自己，所以，中医的未来形态只能是一种类似于系统医学的、与系统医学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新中医学”。但无论如何，从医学的发展必然向具有辩证思维的医学形态回归这一大趋势来看，哲学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中医的发展不能拒斥哲学思维，中医的哲学特质是中医的天然优势。
4 中医发展研究需要哲学的指导需要中医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携起手来进行合作
中医基础学说篇13
2科研选题应源于临床
科学问题的提出必须且只有来自于人体，才能真正体现科学研究的价值。麻醉学科研领域中，习惯的做法是在老鼠、兔子或狗身上展开基础研究。但是必须意识到，基于实验室在非人体水平发现的某种现象提出假说，这些假说通常并不能推及人体，约3／4的基础研究甚至没有进入临床前实验就被弃之一旁。惟有基于临床发现所提出的假说和研究模式，才能最大程度地反映人体的真实状况]。广大临床麻醉医生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将临床现象凝练成具体的科学问题，通过系统的实验室研究获得其规律性，转化为指导临床麻醉工作的知识并能经得起大样本的临床评价。基于这种思想的指导，近年来科研选题的方向，都是尽可能从临床麻醉工作中来寻找。比如说，在临床工作遇到了很多创伤失血性休克需行手术治疗的患者。心、肺是这些患者缺血后损伤的首次打击器官。临床麻醉广泛使用的物会对这些器官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针对这些疑问选题，以静脉异丙酚为干预，选择其临床相关浓度范围，在动物身上开展药物对靶器官缺氧一复氧影响的研究。结果发现：异丙酚后处理，能显著减轻大鼠心肌细胞缺氧一复氧损伤；异丙酚预处理，能显著减轻缺氧II型肺泡上皮细胞凋亡，提高细胞存活率。并推测这种保护作用的相关靶基因及胞内信号转导途径，相关研究结果先后于2010年和2011年发表在Euro—peanJournalofAnesthesiology和Injury杂志。在此基础上，制定研究方案，观察常规使用的静脉物异丙酚，对创伤失血性休克拟行手术患者缺血器官的影响及可能机制。如果动物实验的结果能够在临床麻醉患者身上得到印证，那么对于科研工作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肯定和鼓励。毕竟，开展的所有医学科学研究最终服务的个体是人，只有成功实现基础实验和临床试验的对接，完成研究成果的转化，才能真正体现科研工作的价值。
3科研成果应用于临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