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篇1
英语翻译；中西文化；文化差异；影响
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发展的越来越快，促使世界各国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发展与交流日益密切。每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都特别深厚，从而使各国之间的文化各不相同、各具特色，语言的差异需要正确的翻译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在各国进行面对面交流时，需要把自身文化与外国文化进行转换与交流，从而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发展，因此翻译在文化交流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至今，英语这一门语言已经被广泛使用在各国交流中，它成为许多国家文化交流的通用语言，因此英语的翻译准确性以及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要重视英语翻译，从而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1英语翻译的重要意义
目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促使我国经济与文化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发展与交流也日益密切，同时我国对外贸易也在不断增长，从而不断的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英语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文化交流所使用的语言，因此英语翻译不仅能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还能在各国文化沟通与交流时向外国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世界各国了解我国的文化。同时也能了解更多西方文化，丰富我国的传统文化，使其不断的可持续发展与进步。英语翻译在促进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也是文化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桥梁，从而实现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交流，让彼此更加了解不同的文化涵养，从而促进本民族传统文化，也能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英语翻译对促进中国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准确无误的英语翻译不仅能使我国传统文化吸取西方文化的优点而改善我国传统文化的不足，还能向西方了解更多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点，从而扩大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范围。我国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必须要做到引进来，走出去，才能使传统文化快速发展。英语翻译能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正确的翻译各国文化的本质，不仅能实现文化共享，还能推动世界各国文化的相互交融。我国属于友谊之邦，希望与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与文化互动，通过英语翻译能大力加强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各国建立深厚的友谊，从而促进经济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2英语翻译中中西文化差异的影响
2．1地域文化的影响：
俗话说，一方水土，一方文化。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的地域文化也各具特色，不同的地域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英语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地域文化背景，才能使英语翻译的内容具有准确性和可靠性。不仅能使人们能充分了解不同地区的文化，还能使不同地域的文化相互交融与传播，从而实现文化共享，促进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发展。
2．2历史文化的影响：
历史文化的发展的不同也会影响英语翻译的质量与效果，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经过时间的洗礼与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具有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因此，在英语翻译时，翻译官要充分了解中西文化的历史发展和熟悉中西文化存在的差异，从而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使人们更详细的了解中西文化。如果翻译官不重视中西文化的历史发展，不仅无法让人们理解相关文化信息，甚至可能会出现历史知识储存不够而被人认为无知。因此，翻译官必须要重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从而更好的诠释文化信息。
2．3宗教文化的影响：
在人类文化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地区的宗教文化各不相同，人们信奉的宗教也是不一样的。我国人们所信奉的宗教不仅仅是我国的宗教文化，如儒教和道教；还有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佛教。这三大宗教目前在我国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为我国的宗教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外国的宗教文化思想与我国的宗教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它是有基督教文化与哲学思想共同形成的，因此翻译官在翻译时要考虑到宗教文化的差异而对人们对不同事物的理解与认知，从而确保翻译的精确性。
2．俗文化的影响：
不同的地区拥有不同的风俗文化，在我国风俗文化较为丰富，比如南北之间的风俗文化，大陆与港澳台之间的风俗文化等等。不同的民族与地区的风俗文化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这些风俗文化大多都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与不同区域的经济、文化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形成了该地区的民族特色。因此，在英语翻译中，翻译官要重视不同地区风俗文化的影响，了解当地的人土风情，而确保文化知识的传播以及加大传播速度。
结语：
综上所述，在英语翻译中，翻译官要充分考虑到中西文化存在的差异而带来的影响，也要重视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地域文化、历史文化以及宗教文化和风俗文化给翻译带来的影响，从而实现不同语言的文化交流与沟通，促进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以及可持续发展，也能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
作者：李陵霜 单位：重庆市武隆县火炉镇中心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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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篇2
推进文化交流是新疆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围绕长治久安抓好跨越式发展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宏大战略的实施，使新疆正在发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人类丰富的优秀文化，都将为这一巨变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强劲的精神动力。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文化交流是国际合作关系中极为重要的桥梁，也是促进经贸合作发展的不竭动力。文化交流在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中必将展现出独特的优势，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乌鲁木齐市已经与格鲁吉亚巴统市签署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双方将在经济贸易、教育、农业、卫生、文化、体育等方面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和合作。[1]特别是双方在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将为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创造出更多优越条件。为充分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西桥头堡的重要作用，江苏省连云港市专门在乌鲁木齐举行了“连云港服务新疆暨‘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推介会”和“乌鲁木齐・连云港‘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西桥头堡对话会”，并在2008年签署《缔结姊妹城市协议》，在2010年签署《大陆桥物流联盟合作协议》的基础上，签署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推进口岸共建共用、加强商贸物流合作、推动产业优势互补、促进旅游发展、扩大科研信息交流等方面进一步达成了合作共识。[2]因此，新疆在文化交流方面更应该主动肩负起重要使命，积极凝聚各方面力量，共同推进文化交流事业健康发展，让世界更好、更多和更加便捷地了解中国新疆，积极与中国新疆开展合作，共谋和谐稳定与发展繁荣之良策。文化是反映一个区域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文化强新”战略是“稳疆兴疆、富民固边”的重要战略支撑。如何通过文化交流促进和凝聚各方面力量，共同推动新疆的文化交流事业发展，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文化产业快速成长，为新疆在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充分发挥桥头堡、主力军和排头兵的重要作用，是新疆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亟待解决好和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文化交流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相生相伴的事业
（一）文化交流与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文化历来是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基础与媒介，其作用的发挥既无处不在，又无可替代。基于此，“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它和民族的历史、情感、心理、语言、宗教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支柱。”[3]18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每个民族的文化都应该被尊重、被认可，尤其是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发展时期，各种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必然会愈加频繁。特别是各个文化族群的人们，能否顺利、充分地进行交往，并逐步增进相互理解、相互认同，即真正实现各民族都“力求摆脱本位中心主义，不要求别人‘从我之美’，至少要承认多元并存，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日趋靠拢……美人之美”[4]172的跨文化交流目标，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所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二）文化交流发生在两个或多个具有文化源差异显著的关系之间
在不同的文化圈层中，也能产生很好的文化交流效果。文化交流能够促进文化的发展，丰富文化产品，乃至在更加广泛领域互通有无。当中国这个古老而优秀文明被欧洲“发现”，在伏尔泰看来，正是对基督世界的妄自尊大最有力的对比。他在《哲学词典》的“光荣”条目下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用中国的年代学驳倒了《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说，《旧约》记载的创世年代是公元前3761年，而百科全书派的启蒙学者承认中国“整个民族的聚居和繁衍有50世纪以上”。[5]451狄德罗赞美儒教只需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并且认为这样尊重理性的精神，就是我们哲学家狄德罗的精神，同时也就是他的周围排列着的百科全书家的精神。[6]276-277霍尔巴哈以中国为政治和伦理道德结合的典范，“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他主张以德治国，使用了“德治”（ethocratie）一词，写作了《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府》。他在《社会体系》一书中公然宣称：“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7]452波维尔（波瓦伏尔）在《哲学家游记》中，更是以中国法律为榜样，以为“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去向的美妙世界。”[8]82可见，尽管这些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们表现出了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盲目崇拜，但也不可否认，正是文化交流，使中国的儒家文化对欧洲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厚的影响，也增进了欧洲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理解。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共建将会推动文化交流的高潮迭起
中国文化历来就重视交流。从历史上中国文化西传来看，在16世纪末以前，传往西方的中国文化，主要属于工艺――科技文化的层面，诸如古罗马的娇媛贵妇如何穿上了汉帝国的丝绸服装，中国的四大发明如何通过阿拉伯人传往西方等等。当然，也有古罗马人关于东方“丝国”的种种神奇描述、中世纪旅行家的见闻观感，也有书信往来、早期希腊人关于“亚细亚”的传说、亚里士多德关于东方社会制度的论述等等。从严格意义上的中学西渐的历程来看，自16世纪末开始的四个世纪以来，中学西渐出现了三次高潮。与中学西渐的前史相区别，400年来中学西渐的每一次高潮都与西方世界业已爆发的或者潜在的社会的或观念的危机相联系，每一次高潮也都给予了西方文化的发展以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9]4-6今天，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历史上的那些身在西方的学者们参照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分析、转述，东西呼应，共同推动起一场蔚为壮观的中学西渐的高潮，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共同机遇、共同利益、共同目标的驱动下，文化交流一定还会再次空前活跃起来的。
（四）文化交流始终都是一个创造美好与和谐共享的过程
国家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合作与发展，往往是通过文化交流的途径促进不同区域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欣赏和借鉴，共同优化发展环境，为促进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奠定基础。但需要特别明确的是，文化交流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各文化主体之间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要有文化自，要有很强的文化生产力。同时，文化交流的实现，还取决于能否克服本民族文化的局限性，自觉地以自由、开放、平等、超越、包容的精神和相互欣赏的姿态与之进行沟通交流。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一般只会在各自尊重对方的前提条件下进行，否则，就是文化入侵。文化交流必须要有起始点和机会平等，顺从和勉强、强势文化压制弱势文化，都不是文化交流。这也是文化交流与文化入侵的区别。因此，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形势下，推进文化交流，也应该把握好保障文化交流健康发展的基本原则，确保文化交流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不断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正能量。
二、文化交流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文化交流是“丝绸之路”的一项重要功能
“丝绸之路”是亚洲、欧洲和非洲等国家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人类的一切活动，首先是交流。“丝绸之路”各国的人们无论交易何种商品，都首先要进行文化交流，而且文化交流占据主导地位。古代“丝绸之路”是横贯欧亚大陆的文化、贸易和交通大动脉，这既是目前亚欧大陆由东至西最为便捷的通道，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荟萃之地，其沿途遗留的诸多文化遗址和文物，至今仍然令世界惊叹不已。毫无疑问，“丝绸之路”不但促进了欧亚非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更重要的是，它推进了世界文明的大发展。中国既是丝绸的故乡，也是“丝绸之路”的发端。在经由“丝绸之路”进行的贸易中及中国输出的种类和数量都难以考证的商品中，美妙的丝绸给世界各国人民留下了至今仍然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因此，从1868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von Richthofen）赋予这条陆上交通路线“丝绸之路”的雅称至今，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并一直沿用不改。西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自此，将中原和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懈努力，“丝绸之路”向西延伸到了地中海。广义上的“丝绸之路”东段已经到达了韩国、日本，最西段达到了法国、荷兰境内，而通过海路已经延伸到了意大利和埃及。“丝绸之路”的开通，除了畅通物流以外，其战略意义是中原地区有意识地关注外部世界、积极延伸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空间。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丝绸之路”遭到了遗弃，中国也随之走向了综合国力竞争的尾列。历经百年沧桑之后的中国，以敢于战胜一切挑战的信心和勇气，重新走上了强国之路和复兴之路。这又让人们在更深层上发现了“丝绸之路”对中国、中亚乃至世界发展的战略意义。但无论是陆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已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等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由“丝绸之路”向西方输出的不仅是丰富的中原物产，物质文明的输出不仅为西方人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更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显而易见，文化交流无论是在古代“丝绸之路”上，还是在今天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的大环境下，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文化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交流的推进
中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及与外国的文化交流，在“丝绸之路”发展的历史上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包括宗教文化、民间文化艺术等在内的各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资源。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交流面临传承与创新的双重任务，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文化交流更是势不可挡，它是团体、民族、国家之间合作交流的基础。促进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能够有效地缓解意识形态间的冲突，能够弥补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的不足，更能够扩大交流的层次和范围。因此，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必要性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当下，显得尤为突出。新疆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战略，更应坚持保护传承与发展创新并重，文化建设与文化事业、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发展并举，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融合，文化交流的发展繁荣与经济转型升级及跨越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新疆应重视通过开展国际国内间的民族文化交流，引领人们进一步深度体悟中国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增强新疆人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促进文化自强。
（三）文化交流是提升文化“软实力”和经济“硬实力”的重要途径
文化交流在新疆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具有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作用，具有增信释疑、加强合作的作用，具有增强新疆历史文化大区的底蕴、彰显新疆多元一体文化的功能，加速文化产业聚集发展，创新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增强产业辐射能力，搭建文化对外交流合作、招商引资的重要平台，不断增强新疆文化发展活力等重要作用。特别是把新疆建设成为西联东出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聚集区、在全国和中亚地区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化服务中心城市和综合性文化产业功能区，将新疆建设成以工业为主、科工贸联动、产业聚集度不断提高的外向型经济区，以文化交流为核心，促进社会事业发展，为新疆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等方面，都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和先导性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具有复兴中华文化，再创不同文明相互交流、共同发展繁荣的重要作用。
三、文化交流能力不足是制约“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的重要因素
文化交流能力是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的重要力量。合作发展必然以信任为基础，而信任的缺乏则是缘于交流能力不足所导致的不了解、不理解和不认同。总体来看，新疆文化交流能力较弱，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的对外开放度低
这主要是个人的表达权利、企业自主经营权利、消费者自我选择权利都有限，由此，必然进一步导致文化交流的信息不对称，并且导致文化消费市场的结构不合理。新疆文化对外开放度低，文化交流不畅，作用和效益不明显，导致政府在相关资源配置上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对文化市场主体管办不分，直接造成按照行政分割模式监管文化市场，而且监管手段滞后，多头监管、监管不到位和缺位越位等现象比较突出，制约了文化的对外开放与交流，并且进一步制约了全社会的对外开放程度，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新疆整体对外开放度较低
新疆整体对外开放度较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文化交流的体制性、行业性壁垒仍然比较突出，文化市场分割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又阻碍着文化资源的有效流动，令各类文化交流企业难以做大做强。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极力运用文化自由流动与扩散对解构政治控制、影响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和可以收到意想不到效果的特性，长期以来一直通过文化输出来渗透、侵蚀和干预中国的文化建设，[10]使得中国的文化交流事业发展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这一问题在新疆尤其突出，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异常复杂和激烈，这也使得新疆的文化交流面临着严峻挑战。
（三）文化交流、交往、交融还不甚畅通
新疆人民亟须了解中亚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同样，许多中亚和欧洲国家的人民也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文化上的隔膜和交流不甚畅通，导致新疆与周边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交融也不畅，这不仅严重影响到了双边或多边经贸活动的开展，而且还直接影响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巨大潜力的发挥。因此，进一步增进中国新疆与中亚欧洲国家的相互了解，是现代文化建设的一项系统性工程，这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但增进文化上的交流，并且进一步增进民族之间的交往、交融，则无疑是第一位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的传统文化博大宏富，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优秀而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是人类共同的宝贵遗产。为此，政府要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文化交流事业发展，社会各界要懂得敬重珍惜宝贵的文化交流资源，学术界要自觉加大研究与交流力度，媒体要积极推动文化交流的宣传，企业更要无私助力于文化交流的实践。“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人民之间要互相尊重，主动学习和了解对方的文化，为民族之间的交往、交融，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奠定良好基础。
（四）政府鼓励和支持文化交流事业发展的政策不健全
各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展国际经贸合作是前提，但文化交流是基础。离开文化交流的依托，任何经贸合作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0]从中国与中亚及欧洲国家的文化交往史中不难看出，那些有名的文化使者多为民间人士，多是自发地、自筹资金到对方国家学习或传播文化。随着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进程的深入推进，双边市场的开放会进一步加快，特别是民间接触会越来越多。因此，新疆应该尽快完善支持文化交流事业发展的制度措施，坚持求同存异，积极推动合作各方增进、互动、理解和支持，鼓励和支持民间组织扩大友好往来，夯实民意基础，增进双边或者多边文化交流，不断促进民心相通。
新疆文化交流市场体系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这些突出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有所侧重地加以解决。重点是要坚持从顶层设计入手，选择关键性突破口和重要的着力点，不断扩大文化交流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和作用，以全面的对外开放和创新驱动战略带动文化交流市场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的发展。
四、保障新疆文化交流事业健康发展应当坚持“三个相结合”
（一）坚持现代文化引领与维护文化安全相结合
面对国际国内“”的相勾结、进行以“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分裂渗透破坏，文化交流要在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社会稳定中充分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1]牢固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文化强区的目标推进文化交流。二是要坚持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为目标，积极开展文化艺术交流工作。三是要坚持以提高新疆文化开放水平、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新疆文化走向世界。同时，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引进有利于新疆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经营管理经验，以切实维护文化安全为目标开展文化交流工作。四是要坚持以有利于全面参与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为目标，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把广大人民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12]50从战略和全局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强基固本，扎实筑牢思想基础，进一步坚定各族群众的理想信念；同时坚持以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为核心，大力开展民间文化交流宣传工作。五是要坚持加强新疆现代文化建设，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反渗透的能力；围绕不断提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动力，进一步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扎实推进现代文化建设，大力繁荣现代文化事业，[13]85大力开展文化交流工作。六是坚持以处理好周边国家的关系，注意“内外有别”，避免和缓解与周边国家之间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努力处理好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创造一个长期良好的周边外部发展环境，从根本上维护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坚持“兼顾”各方利益，在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努力消除与周边国家之间关系方面的负面因素；避免“树敌”意识，积极安邻、睦邻、富邻、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积极优化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环境，推进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七是既要坚持大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4]继承弘扬民族文化，保持和突出中国文化鲜明的民族特色、民族特性，又要自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欣赏，大力发展一体多元、融合开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5]25和民族特点、新疆特色、新疆风格的现代文化，更要顺应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时代潮流，大力实施文化“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以更加宽广的胸怀勇于和善于吸收、融汇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亲和力和向心力。
（二）坚持文化交流与促进旅游业发展相结合
在全方位开放的时代条件下，只有坚持开放，文化交流的力量才能更加强大，文化交流的影响力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因此，目前最简便、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重视推进文化交流与旅游业的深度结合。坚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提升文化交流能力，加快文化交流产业发展，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满足国内外游客的消费需求。坚持推动新疆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不断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努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新疆要抓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的有利契机，积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16]268坚持与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等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提升新疆文化开放水平与交流能力。推进新疆文化开放和交流与旅游业发展相结合，一是要重视围绕古“丝绸之路”新疆旅游环线上的历史文化、人文景观等文化品牌实施引领战略，积极与东中部地区和中亚及其欧洲国家，共同开发历史文化旅游产品，着力打造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融合的部级乃至世界级的综合型文化旅游精品线路。二是要重视新疆与中亚国家跨界民族的优势，开发以新疆本地民族文化为主的多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建设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一体多元的多民族文化旅游城”、“亚欧风情体验之都”，打造跨境文化旅游线路。在较好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和本真性的基础上，坚持通过深度挖掘和高质量的编排，注重对民族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形态的展示，使之成为具有新疆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效益的品牌文化旅游项目。三是积极推进国有文艺团体转企改制，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同时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共同打造高品质旅游文化艺术产品，促进文化开放、交流和旅游业的发展。四是以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提升文化交流能力为抓手，积极打造文化旅游系列品牌产品。在积极参与文化部、国家旅游局、自治区旅游局主办的文化旅游主题活动中，坚持以新疆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为背景，精心策划，积极争取将新疆特色的旅游产品纳入文化部、国家旅游局的地方文化旅游节庆活动扶持名录中，借助国家的优惠政策、补贴资金和对口援疆的力量，使新疆的文化开放和交流与旅游业成为拉动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力量。五是要重视有关旅游业吸引风险投资的技术和发展战略研究。新疆努力打造国际旅游城市，实现旅游业的超常规发展，应该强化积极利用风险投资推进旅游业跨越式发展的意识，树立使用风险投资的融资观念，重视运用现代金融技术改善旅游业吸引投资的环境，[17]317为进一步加快新疆旅游业发展，带动文化交流事业发展奠定基础。六是要以“丝绸之路”为主题，以厚重历史文化内涵为依托，以浓郁的民俗风情为基础，使民族风情、历史文化、地域特色形成有机的统一体，通过挖掘新疆旅游产品与国内外旅游产品差异性、互补性来拓宽更加广阔的旅游市场发展空间，以寻找商机和出路，实现中国新疆旅游经济的腾飞和繁荣；新疆旅游要主动和民航、铁路等相关部门联合，发挥民航与铁路的潜在优势，争取优惠的包机和专列政策，组织“丝绸之路”大型旅游促销团前往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京津唐等发达地区和亚欧重要国际客源市场进行合作，促进国内外市场的良性互动，以古“丝绸之路”为主线，大力发展以“赏中外美景、赏中外民俗风情、吃中外名菜、游中外文化长廊”为主的中外文化之旅。着眼于“丝绸之路”旅游品牌的永恒魅力，把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成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先导性产业。
（三）坚持文化交流事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相结合
加强文化交流需要有相应的文化创意产业做载体。促进文化交流事业科学发展，不能就文化交流而文化交流，也不能让文化交流“单兵突进”，而应实现文化交流与其他方面的发展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实现双赢的发展目标。为此，在推进文化交流事业发展的措施方面，一是要坚持大力推动文化产业结构实现战略性调整，重点是围绕提升文化交流能力，进一步优化文化创意产业结构，提高文化创意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水平，促进文化开放、文化交流和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二是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构建文化技术创新体系，推进文化创意的科技创新，积极改造和提升新疆的传统文化产业，大力培育和发展新型文化业态，为文化开放和文化交流提供更多的载体。三是要坚持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积极探索“政府支持、企业出资”民办公助的发展模式，走出一条西部内陆城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新路。可以通过由市文化局与有实力的企业集团共同组建文化艺术企业，市政府每年投入一定的资金购买文化艺术企业的公益性演出服务，由有实力的企业集团每年投入一定的资金，并且实现注资逐年递增，保证文化艺术企业的发展。同时，推进文化艺术企业面向世界招聘专业人才，并且直接走向国际市场，促进文化交流和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双赢模式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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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篇3
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同时还包含也语言交流中深厚的文化底蕴。随着世界经济水平不断发展，世界各过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逐渐频繁起来，英语作为世界交流运用最管饭的语言形式之一，形成精湛的英语翻译是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对商务英语翻译的文化因素深入研究为商务英语翻译的准确度提供重要保障。
一、中西方物质生活条件造成商务英语翻译的文化差异
中西方物质生活条件不同造成商务英语翻译的文化差异，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以“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作为主要生产模式，农耕文明思想根深蒂固，因此中国文化对农耕中“牛”、“马”等动物拥有特殊的喜爱，语言使用中表现为“龙马精神”“马到成功”等成语的应用多有喜悦、喜爱之意的蕴含；西方的经济发展主要以工业发展为主，更加注重生产的方式和生产效率。因此语言的使用中对于动物名称的使用则不会像中国人使用的那么频繁。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形成商务英语翻译中文化翻译的侧重点不同，形成文化差异。
二、中西方自然生活环境不同造成商务英语翻译的文化差异
中西方的自然生活环境不同也是造成商务英语中英文翻译中存在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所在。例如：英国单词“zephyr（西风）”。由于英国西邻大西洋，东面面对欧洲大陆，西风从大西洋吹来，形成英国和煦的气候条件，因此在英国人的语言使用中“zephyr”形成独特的文化含义，具有“和煦、温暖”的意思。而中国地大物博，与英国的大西洋气候不同，中国大部分处于温带季风气候，汉语语言中“东风”表示“和煦、温暖”的意思。因此在进行中英两国语言翻译时应当注重商务英语翻译由于自然生活环境不同造成的文化差异性。
三、中西方思维方式不同造成商务英语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其三，中西人们思维方式的不同也是造成商务英语翻译中重要的文化差异因素。中国以农耕经济为主，思想经济发展中拥有深厚的“小农意识”，因此在思维方式上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思维方式，例如在颜色运用中，中国人认为“红色”“黄色”都是农业收获的颜色，汉语中通常用“红色”“黄色”表示喜庆的颜色，常见的汉语形式“红白喜事”，“红色”表示喜庆，喜悦，中国人举行婚礼时通常在婚礼中使用大量的红色表达喜悦之意；汉语中“白色”表示“悲伤、死亡”，因此中国人通常会把“白色”与悲伤联系在一起。而西方文明中以人文自由为主，注重对自然的追求与向往，在西方的语言运用中，“白色”是纯净的、神圣的，西方人举行婚礼时，新娘通常身着洁白的婚纱，表示对婚姻崇高的尊重和生活美好的向往。西方人认为“白色”代表“喜事”，当英语中出现“红白喜事”这样的情况即“weddings and funerals”时，通常会引起西方人的反感。类似“白色”这样的词语应用在中英语言使用中的意义截然相反，因此商务英语在翻译过程中应当注重对中西方文化应用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形成准确的翻译，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误会产生，影响中西方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四、中西方民俗信仰不同造成商务英语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中国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国家，人们对崇拜物也有众多禁忌。比如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龙（dragon）”是神圣的象征，也是皇权的象征，“龙（dragon）”在中国封建文化中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龙”象征着高贵，是雍容华贵的代名词。因此在平民百姓的人常生活中一方面“龙”字的使用是避讳的，同时也被赋予“吉祥富贵”的含义。西方以上帝作为主要的精神信仰，西方人认为“龙”狰狞恐怖，在西方的文化发展中，龙是邪恶的代表，因此西方人对于“龙”的喜爱程度与中国则正好相反。此外，中西方民的文化差异还体现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要求人们应该“长幼有序”，为表示对长辈的尊重，避免对长辈直呼姓名，而是以不同的“称呼”代替，而西方人经常以长者的名字作为自己孩子的名字以表达对长辈的尊敬和怀念之意。
结论：对商务英语翻译中文化影响因素的深度研究，有助于促进商务英语在实际应用中对中西方语言进行翻译时的准确度的提升，保障了语言翻译过程中的准确程度，为双方的贸易交流形成更加完备的语言交流途径，促进双方经济交流向着更加广阔的方向发展，同时注重对商务英语翻译文化影响因素的研究能够形成良好的文化交流环境，促进中西方文化的深度交流与发展。
参考文献；
[1]章爱民.商务英语中的文化因素及其翻译策略[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v.8；No.3301：106-110.
[2]王茜.试论文化差异对商务英语翻译的影响[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v.11；No.10308：84-86.
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篇4
二、钢琴教育跨文化传播有效途径
从目前钢琴教育跨文化传播的现状就可以了解到，钢琴教育的跨文化并不令人满意，对学生各方面的培养难以产生出创造性的效果，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寻找到钢琴跨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经过仔细的分析，钢琴跨文化传播的发展途径应当以主体间性的模式。采用主体间性能够充分将钢琴跨文化教育体现出来，对学生的创新意识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主体间性，是从哲学的角度发展过来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要不断的交流与交往。在跨文化变化传播中，应当要遵循主体间性的原则，转变主客体思维，将主体间性的思维渗入于其中，进而形成双方之间共同交往的一种模式。在跨文化传播模式中，需要在互动中增强交流，并将他者作为交流的基础，充分体现文化层面上的共同性，但是也要理解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差异。如，由琵琶曲改编的萧鼓梅花三弄，含有浓郁的中国风。在此过程中就需要应用中国审美标准进行评判，促使钢琴音乐中蕴含浓厚的文化内涵与意境。从实际应用的转狂就可以了解到，主体间性其实就是双向的文化传播，并不是简单的文化交流互动。在跨文化中，交流互动是最好的一种传播方式。双方之间在能够以平等的姿态来审视对方，进而能够建立一种新型的交流模式。由此可见，在钢琴教育活动实施的过程中，应当增强两者之间的交流互动，这需要教师在教学活动实施的过程中，摒弃以西方为代表的音乐文化真谛。对于跨文化传播而言，平等的交往活动是传播的有效方法。部分学生由于在主客体思维教育模式下，形成了先入为主的西方文化，导致将西方行为作为主体，并不能理解其他的钢琴教育行为。在平等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将中国独具风格的钢琴音乐与非西方音乐混合在一起，就可以达到纠正音乐偏见的主体价值观，这样就可以促使存在文化差异的音乐进行互补在实际交流的基础上将文化理念渗入于其中，就能够预防钢琴教育中的狭隘性与有限性。总而言之，在跨文化交流中应当形成平等互惠的形式，接受各自存在的文化差异，并在文化差异中寻找出属于自己发展的特点。
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篇5
二、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方式
无论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族际之间，还是中华民族与境外民族之间都存在形式各异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方式与渠道。移民、外交、战争、传教、婚姻、贸易、旅游等等共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文化交流网，正是这张巨大的文化交流网推动了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奠定了民族体育文化融合的坚实基础。
（一）移民迁徙
移民迁徙往往带来文化的迁移。游牧于中原北疆的匈奴、鲜卑、回鹘等许多尚武的少数民族曾大批移民中原地区。如在汉代，匈奴的部分降人武艺精湛且骁勇善战，在大汉被征从军，甚至一部分匈奴人还被选编为护卫京师的精锐部队，驻守长安。[6]他们不仅带来了游牧民族独特的武技，使北方少数民族所擅长的骑射、摔跤传入中原，也带来了勇猛彪悍的异域民风与尚武精神，从而丰富了中原武技的内容，促进了中华武术文化的发展。移民带来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还可以从少数民族武术的传播、交流中窥之一斑。回族武术家河北沧州马凤图在武术思想和实践中尤其倡导武术交流，强调在交流中促进武术流派的融合及分流归类。在家乡沧州已经系统研习了劈挂、八极拳的马凤图，于民国初年远走东北，在沈阳与多位关东武术家换艺，完成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关内外武术文化交流。定居兰州后，他不仅继续研习流传当地的鞭杆等西棍技法，还不遗余力地向各族民众传播通备武学，并使之成为西北传习最为广泛的武术流派之一。某一武术家携技迁徙，将一身武艺带至其工作、生活的迁入地，促进武术文化的跨地域交流，这在传统拳种流派的传布中是较为常见的。移民迁徙是人类延伸自己和传播文化的一个重要活动，是文化交流最深刻的形式之一。伴随着移民迁徙，一种民族体育文化被带入迁徙地，对当地体育文化产生影响，进而促使两种体育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二）外交活动
外交活动如互派使节、古时和亲等是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汉朝将角抵作为接待当时的匈奴、乌孙等少数民族客人的重要娱乐节目。当外国使臣来朝，汉武帝便通过角抵展示汉朝军民的精神风貌，致使各“外国客”、“倾骇之”。这可以视作古代外交中颇具影响力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活动之一。为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而实行的“和亲”政策，虽是一种中原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加强相互关系的政治联姻，但也往往借之完成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汉朝与匈奴、唐朝与突厥等都存在大量和亲的史实，每一次和亲的迎亲过程都是一次重要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过程，如唐中宗时期和亲中的“汉蕃”马球比赛即是一证。此外，641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和亲及710年金城公主进藏都带去了杂技百戏。据《新唐书》载：金城公主嫁往吐蕃时，“杂伎诸工悉从”。这些“杂伎”们身携大量民族体育技艺，在增进汉蕃传统体育文化交流方面必然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人类社会弥合冲突，加强合作的理性手段，外交在调整国际关系、带动文化交流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外交与体育便有过很多次的成功合作，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民族体育文化，尤其是被誉为中国文化名片、脸谱的武术文化更是频频出镜。1974年中美“武术外交”便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佳例。近期如2014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夫人米歇尔参观成都七中期间学练太极拳，以及近年在北京外交学院举行的“驻华使馆武术嘉年华”、“驻华使馆武术一家亲”系列活动，不仅是武术促进外交，外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际友人对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认识，实现了政治外交与文化交流的双赢。
（三）战争征服
古时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之间的战争可谓此伏彼起，给黎民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但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战争也强势地冲破了异质文化之间的区域藩篱，疏通了异质文化之间的联通渠道，使不同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交流。古代中原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往往肇始于战争，文化融合则多缘于征服。如据《古今艺术图》载：秋千本为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山戎用以军事训练的工具。齐桓公战胜山戎之后，将其地收为燕国所有，秋千由此南传。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受西方体育文化的种种影响更为人们所熟知。中华民族在遭遇了一系列屡战屡败的战争刺激之后，开始重视并加强与域外民族的文化交流。我国固有的体育文化也在这一西化过程中发生着多方面的变化。传统武术就由于西方文化的浸润而导致了竞技性转化，运动场馆、运动服饰等器物层，传承方式、比赛方式等制度层，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思想层都有了不同程度的革新。然而，战争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一方面推动了民族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又伴随着对被征服文化的巨大破坏。战争带来的也并不一定是文化交流，可能是对被侵略民族的文化毁灭性的扫荡，也可能导致被侵略民族的自我封闭、文化交流通道中断。因而，战争在历史上曾起过文化交流的作用，但它只能是一种消极成分多于积极成分的文化交流形式。
（四）宗教传播
宗教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现象，以宗教为附着体的各种文化，都可能对传入地的民族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佛门寺僧与武术的历史姻缘使得拳与禅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密，其中少林拳与少林禅的结合表现得尤为突出，少林武术发展成为一种更为复杂、更具挑战性的佛教禅修方式。佛教通过武术“杀一恶救百善”，武术通过佛教历练习武者的人性，杀戮与救生的矛盾在少林武术中得到了融合。尽管伴随宗教传播的其他非宗教方面的文化内容可能在宗教意义上被阐释，或伴随宗教传播的其他方面的文化传播可能是宗教借以传播自身的工具，但客观上它带来了文化的广泛交流。西方体育文化传入我国首先是随着西方传教士而至。他们借助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打造了一个西方体育文化传播网络系统。中华民族体育也由此开启了自身的改革之门，不断吸取西方体育各个层面的有益成分，踏上东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之旅。宗教带来的文化传播是双向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播西方体育文化的同时，也会把中国的民族体育文化介绍给西方。这些西方传教士们通过撰文、写信、设刊等方式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民族文化，使远在亚欧大陆另一端的西方人逐步认识中国。尤其是宗教所具有的强劲感召力，文化传播的效率往往高于其他形式，从而有效地促进了东西方体育文化之间的进一步交流。当然，现实中不同的文化交流方式往往相互交错、相互联系、相互伴随，同一个体育文化的交流过程，可能会同时存在多种交流方式并存。
三、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层次性
（一）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层面
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我们通常可以将文化由外而内分为器物层、制度层、思想层三个层面。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也通常按这三个层面展开。器物层的体育文化交流相对而言更易发生，有关的记载也较为多见。如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铁云藏龟》载：“氐（视）蜀射三百。”以射技闻名的川西蜀族时常向殷王进贡精于羌射的好手，此处记述的正是其中一次进贡，贡品为蜀族射手三百名。他们带来的当然包括羌射所用的弓箭等兵器以及羌射技艺。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当然不是单向的，近年川西曾发掘出大量戈、矛、戟等兵器，形制同殷代晚期武器相似，应该是殷王回赠蜀族的。甲骨文的记录和出土的青铜武器见证了古代蜀族和殷商之间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待到近现代的中国，田径场、篮球场，以及足球、网球等西方体育器物交流传入中国的例证更是随处可见。制度层的体育文化交流是中间层面的交流活动，对民族体育文化的影响也较器物层面的交流更为深刻。民国时期的中央国术馆及其下属国术馆体系借用西方体育进行自我改造，规范武术教学、规范武术比赛、推进武术的整理和学术研究等。[14]在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之下，中央国术馆为近代武术的发展留下了深厚的一笔财富。再如，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龙舟队伍大量地吸收了西方龙舟的先进技术及科学的训练及管理办法，成绩得到明显提升。1987年6月，首次国际龙舟邀请赛上，广东顺德龙舟队以绝对优势一举取得杯赛冠军。这是在与西方体育文化积极交流中吸取新的养料加以融会贯通带来的结果。同时，中华民族体育对异国的健身内容提供资源的过程中，也有效优化了他们对国民健身的组织形式。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中，代表着不同文化内核的思想层是最为深刻的一个层面，当然它的交融也最为艰难。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受封建迷信影响，妇女是从不被允许划龙舟的，甚而龙舟入水之时，她们都要回避。直到1985年，在外来文化的熏陶下，第二届“屈原杯”全国龙舟锦标赛才打破了女子不得参加划龙舟的惯例，正式设置了女子项目，女子组队参加龙舟角逐自此逐渐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这是社会进步、文化昌明，以及体育文化交流的结果。思想层面的交融意义深远，西方体育文化的规则意识和精神对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崇德意识和精神是一种完善，同时，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尚德的意识作为守法、守则的基础，则能促进西方体育文化的思想体系的完善，可谓彼此交融，相得益彰。
（二）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深化
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三个层面有着表里深浅的不同，然而，它们绝不是彼此孤立的。随着交流实践的发展，文化交流自然不会停留于某个发展层面，而是不断深化推进。体育文化交流的深化首先表现为文化交流网络的扩展，即更多的民族体育文化成为交流的参与方。人类历史上的几大文化发源地由于相互之间的空间距离过于遥远而一度处于相互隔绝状态。不过，随着人类实践活动能力的提升而逐渐得到克服。就异质文化的相互交流历程观之，人类早期文明的发源地散居各地，极少相互往来，随着文明的进程，相邻、相近区域逐渐才有了文化交流，然后发展为远隔重洋的东西方文化相互接触，并发展至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来临，都是人类实践能力不断提升的结果。不同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也经历着这样一个过程，从相邻民族之间的体育文化交流，到与周边民族的多边交流，再拓展为区域之间的交流，进而发展到全世界各民族相互依赖的体育文化互动。交流距离的扩大，交流内容的扩充，交流形式的扩展，这都是人类实践能力提升的结果，也是体育文化交流深化的表现之一。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深化的表现之二是文化交流基本上经历从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思想文化这样一个由点到面、由浅到深、由表层到深层的逐步延伸、推进的过程。从西方体育对近代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影响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文化交流深化的路径。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迫打开，中国社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而逐步发生巨大变化，传统体育存在的社会基础同样受到强烈的冲击，其中传统武术首当其冲。1911年，马良编定“中华新武术”，通过借用德式兵操的分段分节配以口令的方式，试图对传统武术进行改革。这对于武术借鉴吸收西方体育起到了一个开端作用，只是它仍属简单套用西方体育的外在形式，尚缺乏深入理解与认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近代武术对于西方体育科学吸收开始走向深入，时人从力学、几何学、生理解剖学、心理学、卫生学、历史学、哲学、美学等多个学科对古老的武术展开了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叶以后，伴随着“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呼声的兴起，“土洋体育之争”渐渐平息，转而转向带有官方色彩的“土洋合一”的“民族本位体育”建设。随后的武术便在这一思潮影响下继续发展。及至新中国成立，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交流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传统体育不仅在器物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更为人所瞩目的是思想层面的深刻变化加剧了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转化的程度和速度。竞技武术在西方文化的浸润下三个层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运动场馆、运动服、运动鞋等器物层，组织方式、传承方式、比赛方式等制度层，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思想层都在悄然改变。文化因子之间的密切联系促使诸种器物或制度层面的文化交流最终总会导致精神层面的交流，实践着东西方体育文化交流由外至内、由表象至核心的历程。
四、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动力机制
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得以运行，异质体育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异产生的文化压是其根本动因。广袤而多姿的中华大地，丰富的自然形态为各民族提供了构成文化创造基础的生存环境。各具特色的生存环境、经济状况、社会人文背景决定和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区域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等不同文化类型造就了与之相对应的传统体育文化类型，“北人善骑，南人善舟”、“南拳北腿，东枪西棍”便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情形。长期从事游牧业的柯尔克孜族，以“马背上的民族”著称，马是他们的坐骑，是征战、运输的工具，也是他们的朋友，马上运动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柯尔克孜族传统体育项目中的“刁羊”、“姑娘追”、“赛马”、“马上角力”、“马上拾银”、“骑马射箭”、“女子赛马”等等都与马密切相关。再如世居三江流域的赫哲族，渔猎是其重要的生产方式，以渔叉捕鱼更是其拿手好戏。赫哲族根据叉鱼技术创造了叉草球游戏，并发展成为赫哲族人强健体魄、锻炼智勇、提高渔猎生产技能的运动项目。如果说民族体育起源于生活，那么它就是源于特定生存环境中的特定的人们的生活。地理环境的差异是文化差异的基础，正是与不同环境相适应、相匹配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各异的民族体育文化，也造成了民族体育之间文化的种种差异。体育文化间适度的民族性差异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及持续的动力。某个民族的体育文化创造对另一个民族而言，或者缺乏创造的基本条件，不借助文化交流就无法获得；或者本土创造的成本过高，通过交流的途径获得则低廉而便捷。正是不同民族体育文化之间差异的客观存在，体育文化交流才能水到渠成。不过，由于文化因子的丰富性存在，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压通常不会仅仅表现为一个方向，而是随文化因子的不同而存在着交错性。从大的历史尺度看来，文化流动是双向的，是在进行文化交流的民族之间的双向流动。所以，在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中，文化信息的流动常常是交互的。当然，不同的民族或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文化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并不总是保持文化的“收支平衡”，而是不时呈现出文化“盈余”或文化“赤字”的动态景观。
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篇6
滇西北纳西、藏、彝、白、傈僳、普米、怒、独龙等族都是藏缅语族族群，与西北的氏羌族群有渊源关系。这种同源共祖的历史奠定了各民族之间唇齿相依、友好相处的客观条件，并在历史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同源异流、异源同流，在分化和融合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缘关系。历史上滇西北各民族形成同区域交错杂居、聚居而相安无事〔除了过去因各种历史原因而产生过的一些短期民族纠纷）的格局，也是这种友好关系的反映。
纳西族《创世纪》中说藏族、纳西族和白族是同父同母的三兄弟，彝族古老的故事《居木乌乌》中说汉族、彝族、藏族是居木乌乌和天女所生的同胞：藏族传说《萨当汉・松诺罗丹》的故事，把丽江木氏土司称为萨当汉，即“丽江王”， 他的藏语法名是“松诺罗丹”，意为今“柞永盛”，这些传说都反映了滇西北各民族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唐代洱海地区“乌蛮”蒙氏王族与“白蛮”贵族联合建立多民族集合体南诏政权的历史，是滇西北不同民族联合实现地域性统一的反映。从古至今，滇西北各民族之间相互通婚者很多，从中也可以看出各民族和睦相处的传统。历史上，汉族和汉文化对滇西北各民族的影响很大，白族即英人与到滇的汉人融汇而成的民族，南诏、大理国的整套典章礼制深受汉族政治、文化的影响：明代为滇西北霸主的纳西族木氏土司广采博纳汉族文化，大量引进中原汉族人才，极大地推动了其统治区域的经济、建筑、医药、汉传佛教和道教文化等的长足发展。各个时期的汉族移民与滇西北各民族在城乡杂居，和睦相处。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很多汉族也入乡随俗，学会了各民族的语言文字。
在历史上，滇西北一些民族之间也有过因封建中央王朝的政策以及民族上层利益导致的冲突和纷争，但各民族人民之间在经济、文化上的友好交往是一直存在的。南诏统治者曾与吐蕃联盟抗唐，后又联合唐朝军队击败吐蕃：唐代磨些与吐蕃之间既有争夺盐池之战，这段历史纠葛形成藏族著名的神话诗史《格萨尔传奇・姜岭之战》的历史背景，但唐代磨些和吐蕃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友好关系，吐蕃贵族与磨些酋长之间建立姻亲关系。
据唐代《蛮书》等记载，铁桥〔在今丽江塔城）上下的吐蕃与磨些等族民众之间的牛羊等商贸交往十分频繁。明代，中央王朝推行“以蛮攻蛮”的政策，扶持纳西族木氏土司，认为木氏土司“守铁桥以断吐蕃，滇南籍为屏藩”。木氏土司在明王朝扶持下多次出兵与藏族土司交战，其势力远达滇川藏三地藏族地区，战争给藏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木氏土司在促进藏族地区的佛教和经济的繁荣方面也起了较大的作用，如土司木增在明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主持刊印“丽江一一理塘版《甘珠尔》大藏经”，广建藏传佛教庙宇，推广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作物品种等等，都赢得了藏族人民的好感。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47期2014年第15期-----转载须注名来源在滇西北，既有称为“磨些古宗”的藏族，也有称为“藏纳西”的纳西族，反映了两族的相互融合和密切的关系。
滇西北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贸易有悠久的历史，遐迩闻名的“茶马古道”即是滇西北各民族长期进行贸易而形成的充满活力的商业通道。历史悠久的大理三月街、洱源鱼潭会、鹤庆松桂会、兰坪营盘街、丽江三月龙王庙会、七月骡马会等，都是滇西北各民族进行贸易的集市和物资交流会。清代和民国年间，藏族、白族商人纷纷在丽江开商号，纳西族商人也在中甸、德钦等地设立很多商号。纳西族、白族商人深入到傈僳、怒、独龙族的居住区域经商，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商贸交流。在“茶马古道”上，滇西北纳西、藏族商人还齐心协力修桥筑路，促进这条滇藏贸易通道的繁荣。如位于德钦县澜沧江上的云南进重要渡口溜筒江铁索桥是由丽江纳西族商人赖耀彩在1946年倡导并出资、得到迪庆藏族商人马铸材等的积极响应而修建成的，此桥建成后，改变了过去这里只能用溜索渡江、危险异常、人畜渡江辛苦万分的原始状况，极大地促进了“茶马古道”商贸的繁荣。
滇西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篇7
丝绸之路①起始于古代中国，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商业贸易和政治、文化交流通道。丝绸之路，简称为丝路，此词最早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China - meine Reise - Ergebnisse）。
当前，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遇面前，对丝绸之路的未来发展应该有新的思考，培育新的观念，进而研究新的发展战略，寻找新的发展路径。②因此，深入细致地解析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投入精力挖掘丝绸之路的当代价值，对中国建设“一带一路”，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中国梦，加强中国和世界的文化交流，进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文化特质的产生，如果把它放到社会学的视野中去考察，我们都不难发现，这些现象、特质都是该民族生活生存经历和精神、心理磨砺的体现。③丝绸之路的缘起、发展，以及由此而联系到互通有无、民族迁徙、使节往来等文化背景和生存环境的作用下，形成了丝绸之路的多种混合型文化内涵。它既有江河文化的因素，又有草原文化的因素，同时还有海洋文化的因子。因此，阐释丝绸之路的文化就是阐释中华民族错综复杂的多样性的人文性格。
（一）友好和平
丝绸之路开通后，东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开始进行和平友好的交流。在此期间，虽然有^纷争和战乱，但其主流是东西方之间友好和平的交流。西方通过丝绸之路和平友好地传来艺术、科技知识和各种宗教，并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④中国的工艺技术，儒家、道教思想，也通过丝绸之路和平友好地传向西方，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历史上，当然还有很多和平友好交流的事迹。其中，玄奘西游加强了中印之间友好和平的文化交流。他万里迢迢去天竺寻求佛法，搜集佛教典籍，进行翻译和讲说，同时撰写《大唐西域记》，为东亚文化能在世界文化中发挥积极作用打下了基础。鉴真应日本留学僧请求，先后六次东渡日本，弘传佛法。鉴真东渡促进了唐朝文化的传播，推动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各国的经济交流，加强了我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因此，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商业贸易之路，而且也是中国和亚欧各国间政治往来、友好和平的交流通道。
总之，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交流赋予了丝绸之路友好和平的文化内涵。同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发达、领先的巨大文明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代中华持主动权的对外文化交往，其基本的性质是和平的。⑤因此，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和平友好交往的文化符号、文化象征和文化旗帜。
（二）开放交流
丝绸之路开通后，虽然有过闭关自守的短暂时期，但从整体上看，基本保持了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开放交流。因此，丝绸之路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就具有了开放交流的文化精神和文化特质。以下是历史上丝绸之路开放交流的主要朝代和典型人物。
秦汉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东西经济、政治、文化交流进入初始阶段；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进入活跃阶段；宋元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东西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往进入频繁时期。期间，张骞、班超、甘英、大秦王安敦、鉴真、玄奘、遣唐使、马克・波罗等历史人物在丝绸之路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交流过程中都曾经做出过突出的贡献。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通过交流，大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发展，丰富了各国的物质文化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
所以，从秦汉时期开始，历经隋唐时期，再到宋元时期，从整个历史上看，丝绸之路的和平友好的开放交流时期仍然占据历史的最长阶段，开放交流也占据了历史的主流。
（三）兼容并蓄
历史上，最能体现丝绸之路兼容并蓄文化内涵的朝代是唐朝。唐帝国也以自身博大的胸怀，兼容并蓄地对待外来文化。唐代长安居住着很多外国移民。据记载，唐长安城中有至少有5座祆祠，其中4座在西市附近。在西市以北不远坐落着城中唯一一座基督教堂，该教堂隶属于东方教会。⑥最能说明兼容并蓄这一现象的还有鉴真东渡、玄奘西行、遣唐使来访等历史事迹。
另外，以莫高窟佛教艺术和藏经洞文物为代表的敦煌文化和艺术，是在丝绸之路千余年发展演变的背景下，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多种文化不断交流融汇，进而创新，形成的古代人类文化、艺术硕果。“丝绸之路上的古代王国，往往对各种宗教和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它们互相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⑦它们的兼容并蓄，不仅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古代中西方多元文明交流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对于现代世界文化、艺术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古代丝绸之路兴盛和繁荣发展的一千年，促进了古代东西文明的交流，催生了公元4至14世纪的敦煌莫高窟735个洞窟和窟内45000平方米壁画和2000多尊彩塑。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丝绸之路文化兼容并蓄的文化内涵。在一定意义上说，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民族融合的道路。在这条商贸通道上，人们交流的不只是商品、思想，还包括生活习惯、生活艺术等各种民族文化。
（四）互利共赢
丝绸之路这条通往西方的国际通道，打通了中国文化首次外传的道路，将沿途的各个国家联系起来，把古老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连结起来，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发展。⑧
丝绸之路为中亚、欧洲地区带去了中国先进的冶铁技术，为中亚带去了先进的水利灌溉技术。冶铁技术的广泛传播推动了民族融合及各民族的广泛交流，而其最大的意义是对生产力的促进和提高。丝绸之路开通后，丝绸与同样原产中国的瓷器一样，成为当时东亚强盛文明的一个象征，而且在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交流过程中，极大地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东西方在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中真正实现了共同进步和互利共赢。在东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古代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中国丝绸、家中使用瓷器为富有荣耀的象征。丝绸之路沿线各国都曾受惠于中国先进的物产、工艺、科技和政治文化思想。同时，随着南亚和中国及波斯地区的贸易活动日趋频繁，印度南部的商业景象异常繁荣。⑨西方一些物产和珍禽异兽也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西亚、中亚、乃至欧洲的很多物产、工艺、宗教、艺术等都纷纷传入中国，大大丰富、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促进了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
还有，唐代的《金刚经》雕版残本如今仍保存于英国。1466年，第一个印刷厂在意大利出现，令这种便于文化传播的技术很快传遍了整个欧洲。⑩因此，丝绸之路上的这些经济、文化交流使东西方出现了互利共赢、共同进步和发展的局面。
（五）开拓进取
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本身就具有开拓进取的意识和精神。其中，张骞、班超、甘英、玄奘、鉴真、郑和等著名历史人物为加强文化交流，互相学习，勇于冒险和开拓，其开拓进取的意识和精神成为丝绸之路开拓进取精神的典范。下面我们就对张骞和班超的开拓进取事例作一扼要介绍，以此来进一步印证丝绸之路所蕴含的开拓进取的文化内涵。
张骞是古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杰出的探险家、旅行家和外交家。他前后两次出使西域，长达17年，行程万余里，沿途历尽艰险，备尝辛劳。11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西方后世之人，将他誉为“中国哥伦布”。我国古代也有张骞“凿空”的说法，两者意思差不多，都是开创新纪元。12
汉明帝初年，北匈奴一再{迫西域各国出兵，寇掠东汉的河西等地。永平十六年（73），明帝派遣班超出使西域，镇抚西域各国。直到永元十四年（102），班超才从西域返回洛阳。班超对巩固我国西部疆域、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促进了中国和中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通过这些历史人物，丝绸之路上开拓进取的文化精神得以发扬和流传。
丝绸之路上广泛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孕育了丝绸之路丰厚的文化内涵，它也是孕育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根基和灵魂。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还是中国软实力的有机构成部分，在国际上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在当代，我们要充分继承和发展其在历史上形成的文化内涵，坚持世界文化多元性和互补性，坚持中国与世界的互利共赢，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经济繁荣贡献其应有的文化特质和文化精神。
二、丝绸之路的当代价值
文化是一种持久而强大的力量，可以说文化既是我们经济建设的起点，又是经济建设的终点。文化价值具有深远性、潜在性等特征。因此，我们要大力挖掘丝绸之路文化的当代价值，这对于我们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实现中国梦和世界梦，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丝绸之路是建设和推进“一带一路”的文化依托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2013年10月3日，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又提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就是当下我们经常提到的“一带一路”。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13
许多政要和学者也提出了要依托丝绸之路沿线丰富的文化资源，调动各方力量，从而推动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建设。历史上，丝绸之路主要存在于和平时期，而且商品和文化的交流带来了共同繁荣，因而这个文化符号的内涵可以归结为和平、友谊、交往和繁荣。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借用“丝绸之路”这个文化符号向世界传递了一种理念，这就是“和平、合作、发展、共赢”。14因此，丝绸之路理应成为我们建设和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文化依托。
还有学者表示，丝绸之路的文化旅游资源是“一带一路”独一无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资源，可以从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资源里寻求产业发展的突破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资源理应成为中国建设和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文化依托，理应为中国和世界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丝绸之路是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文化动力
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而要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中国梦，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和资源赋予我们的和平友好、开放交流、兼容并蓄、互利共赢和开拓进取精神，就是我们不断取得事业进步、梦想成真的强大文化动力。
文化兴国、文化强国从来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金字招牌。15坚定地走文化兴国和文化强国之路，就必须在继承发扬我国丝绸之路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血脉，大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内涵品质，不断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世界认同度，在与西方文化的抗争中不断巩固中华文化的主流地位、展示中华文化的强大生机与活力。16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我们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充分挖掘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的文化依托和文化动力，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目标奋勇前进。
（三）丝绸之路是推行和平外交和改革开放的根基底蕴
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理应成为我们推行和平外交和改革开放的文化根基和底蕴。在继续大力开展政府外交、政党外交的同时，我们要积极挖掘丝绸之路的文化底蕴，大力开展同世界公民社会的文化交往活动。
和平外交政策的文化根基和底蕴也是丝绸之路所形成的文化内涵和文化特质。丝绸之路是用文化资源做桥梁，谋求中国和世界其他文明和平共处、共同进步、共同繁荣。事实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成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继续推行和平外交也体现了丝绸之路所蕴含的文化根基和精神。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实质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各种具体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概括的文化根基和底蕴，同时可以归纳为历史上丝绸之路所形成的文化内涵和特质，尤其是丝路文化的开拓进取和互利共赢精神，更应该成为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文化根基和底蕴。
（四）丝绸之路是冲出亚洲和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旗帜
时至今日，世界上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但精神文化的传播只能以自愿接受为前提。而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中国软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会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民认同和接受、赞赏中国丝绸之路文化的精神实质。所以丝绸之路是中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一面醒目的中国文化旗帜。
由于丝绸之路文化内涵中的和平友好、互利共赢和兼收并蓄等精神成为中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文化旗帜。也由于在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我们在物质文明上逐渐赶上了世界。所以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文化大国的崛起，及其与之伴随的必要的文化自觉和文明担当。17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要目的，主要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消除“中国”在国际上的消极影响。如果走出去的文化和国人具备了优良的素质和文明的举止，中国文化的地位就能随之提升。18
因此，丝绸之路的开放交流、兼容并蓄等文化内涵就成为我们走向世界的潜在的文化性格，丝绸之路理应成为我们展示大国风采、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文化旗帜。
（五）丝绸之路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文化灵魂
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动地呈现了中国的“世界梦”，是继“新型国际关系”后推出的又一重大国际关系理念，超越了历史上大国争霸的“零和博弈”窠臼。19“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复兴中的大国在新形势下对世界新秩序的设想和规划。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就为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做好了铺垫。
当下，我们应该以丝绸之路赋予的时代精神为理念，继续传承丝绸之路精神，展示当代中国繁荣昌盛之风貌，走出泱泱大国责任之风范，走出东西方对话的和谐之路，突破民族与地域的概念，坚持求同存异、互利共赢，并且大规模地将丝路文化所具有的国家软实力内涵辐射到欧亚大陆。
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对丝绸之路做出定义：“商品交易之路，文化交流之路和东西方对话之路。”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真善美。因此，丝绸之路文化也是我们给予世界的精神食粮和终极关怀，它既是我们的起点又是我们的终点，而且也是我们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灵魂。
总之，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潜力巨大，对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建设、文化交流、社会发展繁荣以及促进各国文化的相互理解具有重要意义。丝绸之路文化的当代价值为我们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基础，是我们走向世界的文化灵魂和文化旗帜；同时进一步挖掘和发扬丝绸之路的当代文化价值，也表明了我们对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和持久魅力日臻完善和不懈追求；对中国和世界而言，其最终的文化关怀是要我们在国内实现“中国梦”，在国际塑造“世界梦”。
三、结语
丝绸之路的发展史是一部人类文化发展进步的文明史。我们理应继承和发展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与时俱进，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在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道路上走出新的文化风采，在走向世界的道路上展现泱泱大国的风范。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持续繁荣，是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创造力和持久魅力的积极人格象征。经济活动的起点和终点理应都是文化。因此，丝绸之路不仅成为古代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友谊之路，也是当代中国走向世界、塑造未来，实现中国梦和塑造世界梦的根基和旗帜。
由此，丝绸之路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就是作为一个文化旗帜和文化符号，可以不断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和繁荣。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爱和善良能超越一切，又能把一切激活。20因此，丝绸之路文化昭示我们：中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中国改革开放和民族复兴的深层动力、旗帜和依托只能是文化。总之，丝绸之路不仅塑造了人类的过去，也将塑造和主宰人类的未来。
[注 释]
①丝绸之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丝绸之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除了陆上丝绸之路还包括海上丝绸之路。本文是用丝绸之路的广义。
②段京肃、段雪雯：《丝绸之路文化传播力的传承与发展》，《当代传媒》，2016年第1期，第39页。
③陈惠平：《“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特质及其当代意义》，《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2期，第68页。
④钟青：《丝绸之路探源》，《唯实（现代管理）》，2016年第1期，第36页。
⑤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3页。
⑥[美]芮乐伟・韩森著、张湛译：《丝绸之路新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90页。
⑦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32～333页。
⑧王红茹：《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及其意义》，《丝绸之路》，2010年第8期，第34页。
⑨[英]彼得・弗兰科潘著，邵旭东、孙芳译：《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4页。
⑩卫思宇、张永军、李骊明：《论新丝绸之路》，《西部大开发》，2013年11月，第91页。
11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页。
12郑彭年：《丝绸之路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
13陈君：《上合峰会：共促务实合作》，《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9月，第45页。
14刘卫东：《“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地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5 期，第539页。
15牛欣：《“中国梦”的深刻内涵》，《金田》，2014年6月，第378页。
16张书林：《试论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理论建构》，《学习与实践》，2013年第6期，第52页。
17郭广银：《走向世界的中国伦理》，《伦理学研究》，2013年第3期，第18页。
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篇8
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是广西与东盟各国之间开展警察教育训练的理念、内容、方法、管理、人才培养、法律法规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活动。它既是中国与东盟国家战略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警察院校发展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被广泛采纳并用来解释和说明许多研究领域问题的综合性概念和研究方法，以信任、规范、参与网络、文化认同为基础的社会资本是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社会资本在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中的作用
“社会资本”的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于1980年正式提出后，经詹姆斯・科尔曼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D・帕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作为一种不同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资本形式，社会资本是以信任、合作、规范及认同为核心，以参与网络为载体，使参与者更有效地共同行动，促进个体内部与相互间协调、互惠和合作，实现共同目标的社会结构性资源。社会资本理论与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联，强大的社会资本存量对推进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起到积极作用。
（一）信任是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心理基础
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是广西和东盟警察教育训练机构以共同利益和信任为前提，以培养和造就大批具有宽广视野和战略思维、熟悉国际规则和现代管理知识、善于把握国内外大局的国际警务执法合作人才为目标，搭建高层次国际警察教育交流合作与政策对话平台，积极开展双边、多边和区域性的，服务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发展的教育训练的交流合作活动。为了避免机会主义行为给参与博弈的各方带来损失，这种交流合作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者对共同参与的行动后果共同承担风险的行为，这意味着博弈的双方或各方要求建立一种对称性的信任关系。信任是对他国未来行动的一种预测，判断他国是否值得信赖的重要依据就是对他国声誉的评估，对促进中国-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发挥着作用。首先，信任具有重要简化功能。信任以内心保证的安全感代替信息的匮乏，促使政策制定者在考虑本国利益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其他国家的相关利益以及国家之间的分歧，简化交流合作程序与实践，减少国际冲突，增进国家之间的了解和信任，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其次，作为全球合作的重要纽带，信任有助于增大国家间透明度，减少国家间交易成本。正如伯纳德・巴伯所言：“信任是一种社会关系或一种社会体制中为所有成员增进利益的创造者。”再次，在现代社会，互惠、道德义务以及社会责任与信任具有维护交流合作秩序的功能，并为不断相互作用的交流合作者和体制提供了道德认识和道德期望，促进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正常运转。
（二）规范是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运行准则
规范是指人们为了节约交易费用，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实现交流与合作目标，通过长期博弈而形成的、对人们相互作用的行为进行约束的规则。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作为一种社会规定，它包括规则、标准、法律、习惯和习俗等，影响并规定着国际政治中行为体的具体利益、行为、交流合作以及国家安全目标的工具。它贯穿于广西一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过程中，从交流合作意向的形成、交流合作的具体施行以及交流合作的监督等都离不开规范的约束和调节作用。“社会资本所包含的信赖与互惠规范有助于促成自发性的合作与协调，可以用来改善社会行动”。有效的规范可以为中国-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提供一套框架与秩序，使交流合作具有可预见性和可依赖性，减少交流合作的不确定性，增加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信任，创造互惠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效地促成合作，促进交流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为交流合作提供良好的氛围。有效的规范还可以“促进互利主义道德观念在群体中的普及和发展，并有效抑制自我主义和利己主义道德观念”，可以提供可靠的信息，增强透明度，减少合作者对合作伙伴的担心，促使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建立一种正式和稳定的交流合作关系，减少机会主义的威胁，降低交流合作的交易成本，减少管理与监督成本，把阻碍交流合作得以进行的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保证交流合作的稳定与有序，为巩固和发展交流合作关系扫清障碍。正如科尔曼所言：“有效规范是一种作用很大的社会资本，规范对个人行为起着重要的约束作用。”因此，它能够有效规约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行为，促其达到相互沟通、理解、认同和协同，并在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中形成规则意识和集体行动，形成交流合作的整体性秩序，从而提升中国-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有序性和有效性，推进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三）网络是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渠道与载体
社会资本是一种从中可以提取一定资源的、持续性的、体制化和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存在于人与人特定的亲属关系、工作关系、群体关系和组织关系等各种现实网络之中，“体现为约束网络社会和团体成员并使合作成为可能的彼此信任、相互理解、共同价值和行为取向等”，并通过某种制度化的关系和行为来得到保障和加强。中国和东盟之间经过长期的交往，反复筛选，选择那些遵守国际交流合作规则、信誉较好的警察院校作为合作对象，互利互惠，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关系网络。交流合作人员在中国和东盟各国警察院校之间频繁流动，结成广泛的同事网络，又会与同学网络、朋友网络、血缘网络相互重叠，从而形成一个范围广、领域多、链接多的交流合作渠道与载体。这些关系网络可以促进广西和东盟的警察院校、警察机关内部与外部间有效联动与相互配合，创造出良好的交流合作环境，使得资金、信息、人才、技术等资源更容易快速流动，警察机关、警察院校、科研院所、政府、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主体在相互作用中实现资源互补、知识共享、人才支持、技术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与资源合理配置，强化信守诺言、遵守行为规范的美德和声誉，培育强大的互惠规范，促进广西与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信息沟通，提高交流合作的互信程度，提高交流合作效率，使交流合作变得更容易。
二、社会资本缺失是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重要制约因素
社会资本的内在特性决定了其是推进中国-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重要资源，但在当前复杂国际大背景下，中国-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社会资本总体发育还不是很成熟，这构成了对中国-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重要制约。
（一）信任有待深化
信任是建立在对他人的意向或行为的积极预期基础上而敢于托付（愿意承受风险）的一种心理状态，是“另一方倾向于相互合作而不是盘剥自己的合作的一种信念（beHef）”。中国-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涉及许多因素，信任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交流合作的必要前提。交流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对未来行为的一种承诺，只有彼此相互认可，各方信守诺言，才能使这种承诺成为可靠的计划并最终得以实施。中国-东盟关系走过了从消除疑虑、开展对话、增进互信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不平凡历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通过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11-2015年）》，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从政府层面到民间交流合作层面的全方位展开，中国-东盟各国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双方安全关系、政治关系和战略关系的互信不断增强，形成了“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正处于历史最好发展时期，为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互信既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基础也是挑战。由于中国与东盟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双方在冷战结束之初形成的是一种负向认同即对双方交流合作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国与东盟交流合作还存在许多阻力因素。例如对中国有疑虑和担心的“中国”、矛盾错综复杂的“南海问题”和悬而未决的“”以及美国介入东亚事务都影响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关系的正常发展，使交流合作各方很难在互信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从而影响广西一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积极性和正常交流合作事务的开展，不但提高了交流合作的交易成本，更增加了交流合作的困难。
（二）规范有待加强
作为社会资本的主要内容，规范是指在特定的交流合作共同体中相互认可、信任并具有约束力能够自我维系的一种社会规则。在国际关系中，它是对国际行为体制度化了的“以权利和义务定义的行为标准”，能为人们的社会行为确立起一个合法性的边界，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什么，帮助达成各国意愿的契合，建构和实现国家的身份与利益，减少国家间互动的不确定性，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等。推进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仅靠信任、认同和声誉还是不够的，必须形成一套相应的约束性和调节性规范，有效保障交流合作的顺利进行。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服务贸易协议》等一系列文件，组建了多种多边合作协商机制，为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和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是我国改革开放、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的产物，是建立在相关法律授权基础上的一项涉外警察教育服务贸易活动。随着我国教育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中外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深入发展，交流合作中的教育、利益回报、适用法律、中国与东盟法律渊源和法系的差异、教学语言使用、优惠政策法律界定等问题日渐凸显，加上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缺乏规范性、全面性、权威性的条约和协议，双方仍然只是停留在探讨、研究和意见交流的阶段，真正的合作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使交流合作只限于签订协议、参观访问、开研讨会等，还没有长期、中期、短期专项培训，交流合作多流于形式，没有真正进入实质性的合作阶段，与政府积极提倡形成较大反差。
（三）合作网络有待健全
“行动的成功与社会资本正相关”。社会关系网络既是社会资本的来源，同时也是社会资本本身。交流合作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广，与他人联系越密切越频繁，意味着其社会资本存量越大。社会资本存量的大小不仅仅取决于与他人联系的数量与规模，还取决于与他人所建立起来的关系质量。因此，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依赖于中国和东盟各国“特定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依赖于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大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资本数量的多少”，依赖于其摄取的社会网络资源的能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改变过去孤立于国际社会的状态，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与东盟形成了从双边到多边、从政府到民间的多层次的交流合作关系网络。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网络急剧扩大意味着中国的国际社会资本增大，但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网络仍有待进一步建立健全。现有的交流合作大多是政府层面的合作或者是政府主导下的或行政力量推动的，还缺乏政府、市场、社会多层次的组织互相交叉、互相组合而成的立体网状的组织机构。同时，当前我国警察教育训练主要侧重于偏向封闭、内向型，与发达国家相比缺乏开放度和国际视野，国际化程度比较低。有关公安部门和警察院校还未真正树立国际化的教育观念，缺乏把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纳入学校发展规划的强烈意识，没有真正成立相关管理机构或部门，也尚未制定相关的具体政策、体制、机制，以支撑、规范、推动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发展。
三、培育社会资本，促进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
（一）树立警察教育训练的国际化观念
国际化是警察教育训练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借鉴国际经验，拓展国际空间，与相关国际组织、大学和机构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是新形势下我国警察教育训练改革与发展的核心理念和重要战略目标之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搭建高层次国际教育交流合作与政策对话平台，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和全球性、区域性教育合作”。公安部《关于加强公安院校和训练基地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公安教育训练工作的意见》也强调，要“推动公安院校、训练基地与国内外著名院校、科研单位和国（境）外警察教育训练机构的交流合作”，“组织开展干部国际化培训，着力培养一批具有宽广视野和战略思维、熟悉国际规则和现代管理知识、善于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优秀中青年领导及后备干部”。为了培养和造就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的国际警务执法合作人才，公安部把广西相关警察院校列入全国首批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政法院校之一。因此，在全球化、国际化、区域化背景下，要牢牢抓住机遇，把握当今警察教育训练改革与发展的潮流，依据我国教育国际化的具体部署，更新警察教育训练的认知，树立国际化观念，不断地增强国际合作意识，以开放的姿态积极应对教育国际化的挑战，主动开展国际警察教育训练的交流与合作，“走出去，请进来”，学习国际上警察教育训练的先进理念和办学经验，加大国际优质教育训练资源引进力度，推进教育训练国际化工程建设，积极构建警察“大教育，大培训”工作体系。将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提高国际化、应用型警务人才的培养质量，为广西和东盟国家发展、CAFTA建设、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二）增加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信任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重要特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而促使信任产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社会网络关系中成员间物质利益的等价交换，而在于其他，即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共享规范价值’，还在于通常存在的‘义务与期望’关系”。互信是国家间交往的基本前提，是促成国家集体行为的一般逻辑。因此，中国要世界推广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价值理念，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全方位地参与地区合作，努力推动东盟地区主义向前发展，在尊重东盟在地区合作中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发挥一个地区大国应有的影响，维护中国周边环境的和平与稳定，向世界展示自己和平的、合作的、负责任的、以追求世界共同利益为目标的大国形象，增加国际社会的期望和信任。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2011-2015年）》，妥善处理双方存在的问题，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加强和拓展政治、经济、安全、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对话、交流和合作，增强CAFTA的文化认同感和群体凝聚力，实现互利共赢，促进东亚地区整体发展与繁荣，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以睦邻、互信、对话、合作为核心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不断地得到巩固与发展，为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奠定坚实的心理基础。
（三）提升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规范社会资本
建立和完善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过程同时也是进一步加深各国相互依赖的过程，并有利于提高国家的自我约束性，即稳定的国际合作必须通过有效的机制加以保障。在国际关系领域，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和机制是国家间信任的重要制度保证，并与国际合作呈现相关关系。中国和东盟各国要充分考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成员各国复杂的法律关系，在WTO的法律框架下。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涉及政治、军事、宗教、种族事务的原则，限于警察教育训练的原则，自愿合作的原则等，完善调整组织机构法律地位、组织内外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关系和内部争议解决的规范。要认真解决中外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法律冲突，要以战略眼光，科学地预测警察教育训练的未来发展，对我国现有的中外警察教育训练交流法律法规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进行相关的对比和价值评价，对于那些不相适宜的、有冲突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并制定出一些有利于中外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良性发展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外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规范社会资本建设。要参照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融入区域性警察教育训练的特点，建立健全中外警察教育训练管理制度，构建广西一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联络机制、定期会谈机制、对话协商机制、质量保障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和教育训练准入机制，积极探索并创造独具警察特色的育人模式和发展体系，建立和完善适合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现代大学组织、管理架构和运行机制。
（四）构建广西-东盟警察教育训练交流合作的网络社会资本
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篇9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各区域的经济增长都十分显著。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快更好。但是，我国东西部间经济差距仍然非常明显。导致这种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因素多且复杂，有政策、历史、自然条件、文化、社会资本、基础设施等。由于交通基础设施作为经济发展的先行条件，能长期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本文仅从交通基础设施的角度来分析东西部的经济差距。
二、交通基础设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机制
当一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后，首先会对个人、企业的决策和行为产生影响，进而促进行业发展，最终提高整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具体的促进机制主要有以下方面：
1、加速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促进分工与专业化
交通基础设施可以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提高区位可达性和运输效率，最终降低交通运输成本。由于生产要素同其他资本一样也具有逐利性，交通成本的降低会加速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从生产效率低的区域流向生产效率高的区域，从而促成分工与专业化，实现规模经济。这样会使经济布局更合理，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出水平。
2、促进贸易，扩大产品市场
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后，商品在各地区间流动变得方便快捷，一方面促进了地区内部间的贸易，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本地区产品在地区外部的贸易，从而扩大了市场范围和规模，并刺激企业生产，最终促进经济发展。
3、促进交流和社会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提高了区位可达性，不仅使地区内部间人员、物品和信息的交流更加方便快捷，同样也使得地区内部与地区外部的交流和联系更容易。这便提高地区的开放程度，增强与外界的联系，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的思想观念的进步以及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的传播，进而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4、吸引人才和企业投资
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交通出行条件，降低交通运输成本，增强与外界的联系。这不仅提高了当地的居民生活质量，还提升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方面，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升了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促进优秀人才流入，进而提高了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促进了企业生产成本下降，经济发展增加了当地对企业产品的需求，进而吸引企业投资，最终提高产出水平。
5、循环效应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经济增长。一方面，经济的增长刺激了对交通基础设施的需求，另一方面，经济的增长为交通基础设施提供了资金保障。这将导致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又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进而使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再增加，经济再增长，如此良性循环，经济持续增长。
6、直接拉动经济增长
一个地区的产出总量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GDP=C+I+G+（X-M），其中C表示消费，I表示投资，G表示政府购买，X表示出口，M表示进口。由此可见，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能直接拉动经济增长。此外，由于投资乘数效应，当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关部门的收入增加后，会刺激这些部门追加投资或扩大消费，从而引其他部门的收入增长，进而再刺激投资和消费，如此循环，经济的增长额是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额的数倍。
三、东西部交通基础设施现状与经济差距
1、东西部地区的划分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一般而言，我国东部地区包括10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西部地区包括10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广西。
2、东西部交通基础设施现状与经济差距
鉴于铁路和公路在交通基础基础设施中最为重要，以及作者的能力和时间有限，本文只对东西部的铁路和公路现状进行分析。根据通常方法，本文用铁路和公路的交通密度来衡量东西部各省的铁路和公路发展水平，交通密度是指单位面积内交通线路的长度。以下表1和表2分别表示截至2011年底东部和西部各省的交通密度，表中TM代表铁路交通密度，GM代表公路交通密度，单位为千米每万平方公里。表中数据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据表，总体上，除重庆外，东部各省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密度明显高于西部各省，说明东西部经济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由东西部交通基础设施差距造成的。重庆、广东、浙江、福建、河北五省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密度相差不大，但重庆和河北的人均GDP相差不大且明显落后于浙江、广东和福建的人均GDP，说明造成东西部经济差距的原因并不完全是东西部的交通基础设施差距，还有其他影响因素。
四、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的原因
1、自然地理条件制约
西部地区地形复杂多变，平原少，多为山地、高原，有崇山峻岭、千沟万壑的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以及连片的戈壁沙漠、高寒盐碱冻土，而且很多地区地质条件复杂、自然灾害多、气候恶劣。西部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一方面，导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成本高；另一方面，增加了运营维护难度和成本，如每年因滑坡、泥石流等引起的交通中断和交通设施损害的现象经常发生，导致高额的交通维护费。
2、经济发展水平低
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总量都远落后于东部地区。一方面，经济落后导致地方财力有限，不能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因此西部地区依靠自身经济实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的能力远不及东部地区。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总量小，从而对交通需求不强烈，进而减少了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
3、投融资机制市场化改革不足
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另一原因是投融资模式较为单一，主要依靠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其他资金来源少。因此，应注重投融机制的创新，加强市场化改革，减少资金进入壁垒，扩宽资金来源渠道，通过建立投资基金、发行债券、组建股份公司、BOT、TOT、BT等多元化渠道融资。
4、国家政策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战略是“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对地区开发实行的是梯形布局、逐步开发、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对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较少，优惠政策较少且力度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严重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区。虽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随着国家加强了对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快速发展，但由于其发展基础低，仍然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明显差距。
5、观念落后
西部地区的许相关部门和人员没有充分认识到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偏向于能快速产生经济效益的直接生产部门，因此，对交通投资的积极性不高。此外，虽然有一部分人认识到交通能有效推动经济发展，但有关融资机制的思想观念落后，没有开辟有效的融资渠道，导致建设资金严重不足。
五、改善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政策建议
通过对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的影响因素分析，可以发现主要的影响因素有两类：一是建设难度大、成本高，二是建设资金不足。因此，着重从这两方面着手，降低建设难度和成本，发展经济并创新投融资模式以获取足够的资金支持，具体的政策建议有以下方面：
1、改革投融资机制
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需求巨大，但政府的财力有限，建设资金短缺。因此，一定要加强投融资体制的改革，采用投资基金、公共债券、股份公司、BOT、TOT、BT等多元化多渠道的融资方式，减少民间资本的进入壁垒，扩大民间资本投入，获取足够的资金支持。
2、发展经济
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造成的。因此，应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吸引企业投资，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减少政府干预，鼓励改革与创新，探索符合本地区实际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为交通基础设施提供有力的财政支持。
3、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促进行业创新
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成本和管理维护费高，一方面由其自然地理条件引起的，另一方面也跟人才缺乏有一定的关系。积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专业人才培养，不仅能促进该领域技术进步，提高交通基础设施规划的合理性，还可以创新运营管理模式。在规划阶段，可以避免交通基础设施布局不合理、重复建设、运输效率不高等现象，保证交通有理、有利、有序地发展。在建设阶段，能有效降低建设难度和成本，使有限的资金能提供更多交通基础设施；在运营和维护阶段，提高运营效率，避免交通基础设施过度损耗，延长使用年限。
4、其他措施
除以上建议外，还应该协调好环境保护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减少环境破坏引起的负面影响；提高政府领导人员的经济理论水平，使其能合理评判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效益，尤其是长期效益，从而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
六、结语
交通基础设施可以降低交通成本，进而加速生产要素的的合理流动，促进分工与专业化，提高生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这是导致东西部经济差距的十分重要的原因。然而，经济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因素很多，有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条件、国家政策、历史、文化等。因此，提高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不能只是改善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也还要重视其他因素的作用。（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刘生龙，胡鞍钢.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一体化[J].经济研究，2011（3）.
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篇10
中方代表团主要参加此次友谊周活动“尼中关系研讨会”、“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展”两部分。
“尼中关系研讨会”分为中国在尼泊尔投资机遇、尼中文化关系、尼中民间关系、尼中边境关系四个分论坛。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马亨德拉梵文大学教授和有关研究机构专家、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及前驻华使节参加论坛。尼方提出希望中国增加对尼口岸开放、简化对尼入境手续，加大对尼水电项目、基础设施、草药加工等方面的援助，并采取相关措施确保双边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以全国友协、自治区外办、陕西省外办、西宁市政协、西宁市外办官员，相关学者和企业家组成的中方代表团针对以上问题据情答复，双方取得较大共识。自治区外办官员还特别就中尼边境关系、中方对尼边境贸易、过界放牧、关税等政策问题进行详细阐述。双方对研讨会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将把研讨会上涉及的问题如实向相关部门反映，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以进一步扩大研讨会的成果。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展”包括青海湟源县丹噶尔皮绣展、陕西剪纸展、陕西麦杆画展览和湖南湘绣展等特色展出。展品创作者均亲临现场与观众进行面对面交流互动，让尼泊尔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和认识。杰哈副总统与艺术家们亲切交流，并邀请他们多来尼泊尔开展此类文化交流活动以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感情。
双方高度重视友谊周活动
中尼双方高度重视此次活动。尼泊尔副总统帕拉马南达·杰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尼泊尔总理夫人雅米、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纳拉扬·卡基·施雷斯塔、财政部长、文化部副部长、考古局局长、帕坦市市长等分别在不同场合会见代表团。尼泊尔主要政党代表及尼泊尔前驻华大使、多位前政府部长、前议会议员、专家学者参与活动，纷纷表示要为加强中尼友好多做工作。友谊周期间，双方人员互动频繁，表达出强烈的合作意愿。
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篇11
（一）近年来台商对广西的投资不断增加
CAFTA与ECFA直接带动台资投资广西的规模不断增长，商务部资料显示，近年来广西吸收台湾投资增幅显著（见表1）。2009年广西实际利用台资达1200万美元，较2008年增长59.3%。CAFTA正式启动后，在桂台资项目不断增多，2010年，广西实际利用台资达990万美元，新增台资项目57个，比2009年增长39%，2010年广西广西台资企业已超过1300家，投资金额达3亿元人民币；截至2011年12月底，广西累计批准台商投资项目1392项，合同台资额59.87亿美元，实际到位台资36.09亿美元。ECFA的签署为台资规模入桂创造了良好条件，大型企业成为入桂台企新主力，台湾统一集团已在广西开展投资2亿元进行项目建设；富士康集团计划在南宁投资50亿元用于建立生产基地；台湾麦斯集团鞋业项目在北部湾投资总额达14亿元人民币，并相继投产；光宝集团在北部湾投资兴建的建兴光电公司，2010年产值预计达35亿元人民币，生产规模居广西第一位，大陆第二位。
（二）投资合作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
2009年桂台签署了《桂台农业合作备忘录》，农业成为桂台两地的重要合作产业，据统计，2009年广西农业生产总值为1458.49亿元人民币，占当年经济生产总值的18.8%，同时，农业人口众多，占当年广西人口的83.17%；而2009年台湾农业生产值为4071.69亿新台币，占台湾国内生产总值的3.25%，农户人口占总人口的12.9%，台湾从事农林渔牧业的企业总计12191家。ECFA签署前，桂台双方已在种植业、养殖业开展广泛合作，农业领域的合作项目累计241个，投资总额达4.99亿美元。重点项目有海峡两岸（广西玉林）农业合作试验区、巨东福昌种猪场等，以甘蔗、花卉、瓜果为代表的台湾农产品大量引进广西并获得推广。ECFA签署后，桂台农业合作向纵深发展，2010年桂台合作建设的南宁吴圩花卉示范产业园，将全面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化花卉生产基地；2011年6月获准设立的钦州钦南区台湾农民创业园，是首个落户广西的部级台湾农民创业园，该园区已成为台湾农民在广西甚至整个泛北部湾地区创业、发展、致富的平台。
（三）多领域的投资合作快速发展
随着ECFA的签署及两岸早期收获计划的实施，两岸市场进一步开放，桂台经贸合作借势升温，向多领域快速发展。旅游产业是桂台经贸合作的重点，1988～2010年到广西旅游的台湾游客总数达618万人次，其中2010年近60万人次，成为广西最稳定的入境客源市场；桂林是广西接待台湾游客最多的城市，仅2010年台湾游客就达4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27%。同时，广西居民赴台湾旅游人数也不断攀升，2010年广西居民赴台旅游为10336人次，同比增长300%。除旅游业外，桂台经贸合作还涉足电力、电子、石化、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水泥、造纸等多个领域，拥有台湾（北海）电子产业园、贵港市（台湾）产业园、台湾（钦州）石化产业园等多个重点合作项目。开展多领域的合作已成为深化合作层次、扩大合作范围、发掘合作潜力的有效途径。
（四）文化交流进一步促进了桂台经贸合作
文化交流始终贯串于桂台经贸交流之中，是推动桂台经贸关系正常发展，促进两岸交流不断增强的重要形式。早在2003年，桂台就开展了“亲情·友情·两岸情——2003年桂台民族民俗文化交流周”活动，促进两地民族的相互了解，为经贸交流创造了良好氛围；2009年首届桂台书画艺术交流会在南宁举行，书画艺术成为联结桂台的纽带；2010年是桂台文化交流重要的一年，广西向台湾大学赠书、广西青少年艺术团赴台交流、《刘三姐》大型歌舞剧在台湾上演等活动成为桂台文化交流的亮点；2011年桂台经贸文化合作论坛在台湾花莲县举行，广西与花莲县和台湾有关方面签署61个交流合作备忘录，开展91场经贸、文化、体育等交流活动，洽谈和签署合作项目总额14.33亿美元，举办座谈会、见面会35场，与280多位台湾企业家接洽交流，采购花莲县农产品1000多万人民币。
二、桂台经贸合作存在的阻力
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篇12
（一）背景及意义
大型交通基础设施是由经济发展区域内各层级资本流动，物资流动，人才流动等需求和作业节点、连通线路、运输设施设备以及运营管理主体构成的、以物流服务，运输服务，旅游服务等为核心功能的有机整体，以实现资本、物资、人才等的有效价值流动。为响应国务院《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年）》，根据河南省规划为扩大对外开放，发展现代物流产业，将周口地区对接郑州航空港综合实验区，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在西华县皮营乡建造周口西华通用机场，并规划建设通用航空服务站及通用航空产业基地，争取利用3年至5年的时间，完成通用飞机制造和维修、飞行培训、港空物流、观光旅游等配套功能一体化的临空经济区建设，形成与新郑国际机场的辐射和对接，主动融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项目建成将会对本地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产业转型等的发展带来极大的促进效益。
（二）研究目的
周口西华通用机场建造以来为西华县带来多层次的经济社会效益，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周边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存在对当地以及周边区域带来极强的经济辐射效应，另一方面周口西华通用机场的建造也为本地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问题，但是长久以来并没有明确的对有关周口西华通用机场经济辐射效应做系统的研究。因此本文以此为依托，对周口西华通用机场建造地做了实地考察，并且做了深入的探讨，以对周口西华通用机场建造的经济辐射效益做系统的分析。
一、研究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效应分析
在现有条件下，交通基础设施（周口西华机场）的建造，这项行为本身对本地及周边地区经济、产业制度、社会福利等产生的可以观察或分析到的影响及作用。主要可分为极化效应、引致效应、扩散效应、回波效应四个方面。
1.极化效应
极化效应是指大型交通基础设施作为本地区域性的信息、物资、人才、资本等的交流、交换、聚集地区，吸引和拉动本地区内部的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聚集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对经济要素的聚集，经济活动的聚集两方面。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随着建设的进行逐渐表现为本地经济发展的中心，通过其作为中心对经济要素以及经济活动的集聚作用，逐步带动本地经济的活跃；另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作为经济发展的中心极，通过发挥其作为大型信息、物资、人才、资本等的交流、交换、聚集平台的高度活跃性，逐步吸纳本地及周边地区经济要素，最终也会促进本地及周边地区产业高度的专业化，分工的明确化，提高了本地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效率。而周口西华通用机场作为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其由于发展时间较短极化效应主要表现在：周口西华通用机场的建造带动了皮营乡经济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亦促进了西华县的经济发展，根据调查现期通用机场的建设给皮营本地经济贡献率可达12%；周口西华通用场地建造已带动本地形成了无人机产业园等产业基地极大地改善了本地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
2.引致效应
引致效应是指大型交通基础设施的建造吸引外来资本、企业、项目等入驻本地，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过程。根据调查周口西华通用机场的建造在西华本地引致效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型交通基础设施的建造为本地吸引大批经济活动、建设项目。截至目前，与周口西华通用机场配合的西华高铁项目已处于建造施工之中，此外周口西华通用机场建设快速推进，沙颍河通航工程境内将会设2个航运枢纽、1个港区，吞吐能力50万吨，可直达杭州、上海，西华高铁、普铁、高速、航空、水运“五位一体”交通格局日趋形成，正式融入郑州“一小时经济圈”，密切了与中原经济区和长三角地区的联系，成为了周口连接郑州的桥头堡城市；第二，大型交通基础设施的建造将会文本地吸纳大量的资金人才，周口西华通用机场建造之初已获取超过20亿元的投资，极大地促进了本地产业发展；第三，大型交通基础设施的建造将会为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本地，据悉周口西华通用机场建造之后西华县先后与深圳华越、无锡汉和、珠海羽人、河南酷农、深圳大疆、深圳天鹰、成都纵横、珠海星宇、深圳银通科技等13家无人机公司签订无人机生产项目，旨在打造内陆首家无人机生产基地。
3.扩散效应
扩散效应是指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及周边区域内部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向辐射区域扩散，带动辐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一方面周口西华通用机场的建造，带动了附近乡镇经济的增长，促进周围乡镇经济增长平均7%以上；另一方面结合极化效应，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对不同经济要素的吸引以及其本身作为交通基础设施内部经济要素吞吐与扩散促进了周围乡镇产业专业化生产，例如物流产业，中通豫南分拨中心在址坊镇的建造，极大地促进址坊镇及周边乡镇物流业的发展。
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篇13
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如何保持广大西部地区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保增长则成为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从经济发展的过程看，加快商贸流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环节。近些年来西部地区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总体来说还是主要靠大量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笔者认为在当前加快西部地区商贸流通对于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有着明显的效应，也是当前及未来一定时期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途径。
一、加快西部地区商贸流通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1、加快西部地区商贸流通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
加快西部地区商贸流通就是要求在西部经济区域内形成具有集聚商品、并能迅速分散和高效地组织商品流通的市场体系, 具有对西部地区发挥商贸流通所要求的引导、组织、控制等功能。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要求建立和完善相适应的商贸流通体制，以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加快西部地区商贸流通，就是要打破行政区划的地区封锁和部门垄断的格局，以便在西部地区尽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不仅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也符合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和发展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部市场主客体得到急剧的变化和发展。在市场主体方面，一是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商品流通领域。随着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大量的农村富裕劳动力不断涌现，以进入劳务市场和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为主要方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进入流通领域的农村富裕劳动力有进一步增加的势头。二是西部城市（城镇）下岗职工和待业人员队伍不断庞大,促使这些人员中将有很大一部分进入流通领域。而实际上，流通领域较少行政限制和约束，个人的自由度高，为更多的人提供了一个施展经商才能的广阔天地。在市场客体方面，西部地区随着改革开放多年来的发展，告别了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时代和统一调度划拨的计划经济时代,从农副产品、生产资料到工业消费品，都需要进入市场流通，就要求打破地区封锁，部门的垄断，消除市场障碍，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的行政条块分割一经打破，该区域的市场流通就会兴旺发达起来。
2、加快西部地区商贸流通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
西部地区属内陆欠发达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有一定差距且发展不平衡，表现为：一是工业基础起点不高，工业实力不够雄厚。多以资源导向为主，对西部地区内的技术扩散、渗透效应和替代作用不强，对农业的带动作用较弱。主要是一些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中小规模工业企业。二是农业的基础地位比较脆弱。千家万户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和越来越发展的大市场之间缺乏更直接的联系,农业生产的商品率比较低，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差，在整个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直接影响农民增收致富，影响整个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三是以商贸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商贸流通服务产业的规模和速度在西部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一些地（市）、县的商贸服务业以及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和质量比较低，严重制约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西部地区商贸物流的发展。而加快西部地区构商贸流通就是要在西部地区构建大市场，形成大流通，畅通农产品渠道，并且以流通为先导，指导西部地区农业生产，这对于推进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瓦解该地区农村自然经济，提高农业生产商品率，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具有重要作用。
二、加快西部地区商贸流通的主要思路及途径
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西部地区三大产业协调发展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因此，我们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西部地区商贸物流加快的实施。加快西部地区商贸流通的战略规划和实施要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要在科学认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客观认识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来协调西部三大产业发展，来带动和兼顾其他方面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对商贸经济的发展，要注重与第一产业、二产业协调发展。西部地区第三产业长期落后第二产业的发展，远低于全国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因此，西部地区的三大产业仍然需要调整。在调整西部地区三大产业结构中，充分发挥第三产业在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就业的重要作用。在第三产业中，商贸流通服务业占的比重最大,要抓住西部地区当前处在大开放、大发展带来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加速积聚的机遇，加快以商贸流通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使西部地区形成大市场、大商贸的新格局。通过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大发展，促进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使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在近几年内有明显提升。
2、积极培育和不断完善市场体系
要加快西部地区商贸流通，首先要积极培育和不断完善促进商贸流通的市场体系。所谓市场体系，是指各类市场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的有机统一体系。从市场交易的对象来看，不仅要有供应充足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要有比较发达的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这些要素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进一步推动西部地区市商品市场的发展和成熟。从西部地区当前市场体系的发育情况看，要素市场的发育严重滞后，这不仅影响了西部地区市场体系本身的完善，也有可能妨碍加快西部地区商贸流通的进程。所以，在当前大力发展商品市场同时，要加快生产要素市场的建立和培育。一是在发展商品市场方面，要着重解决工业品下乡难和农副产品销售不畅的问题，进一步活跃城乡商品市场。二是在生产要素方面，重点要积极培育金融市场，以不断增加融资功能，为加速商品、物资流动注入资金；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为发展大市场提供更多的岗位；积极发展房地产市场、信息市场，为促进商贸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场地和技术条件。总之，要按照加快西部地区商贸物流发展的要求，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以促进各类市场的同步发展。
3、加快以交通、通讯为重点的商贸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西部地区商贸物流发展，必须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通讯信息化建设要先行。从西部地区市实际看，交通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建设大市场、培育大流通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必须继续坚持不懈地把西部交通建设摆在基础建设的首位。要以“建设主干道、打通进出口，完善公路网”的思路，尽快缩短成都、重庆、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呼和浩特、西宁等大中城市的时间、空间距离。要加快西部地区各县（市）公路的改建，完善西部公路网络。加快襄渝铁路、达成铁路复线建设，尽快与长江铁路联网，形成方便快捷的出海通道。
在通讯及信息化建设方面，着力发展电子商务，发挥电子商务在商贸交易中的突出作用。电子商务是当今商品交易和其他商务活动最流行、发展最快的一种交易方式。近年来，西部地区在通讯、信息化以及电子商务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一些成绩。但是，在通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不能满足大规模实现电子商务交易的要求，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商贸物流的发展要求。因此，要加快建设和完善通讯信息基础设施。在当前通讯信息化建设主要立足于是：完成网络基本干线的辅设；提高信息传输设备和线路和带宽；建立无线传输体系；尽快实现计算机通信、电话通讯和有线电视的相互融合。
4、发展现代商贸流通，做大做强流通企业
高度组织化、集约化，是当今流通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牢固树立现代流通理念，树立商贸品牌意识和精品意识，积极推行商贸经营业态的调整和经营形式的创新，提升商贸流通层次和水平。在发展现代商贸流通方面：一是引导流通企业发展物流配送效率，提高商品集散功能，积极构建西部地区几个比较大的现代物流中心。二是实现电子商务交易，促进传统零售方式与电子商务的有机结合，发展网上购物、自动售货等新型营销方式。引进现代商业理念，铸造新型商业营销模式，实现规模化、多元化经营。三是以连锁经营等现代营销方式拓展市场网络，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商业零售“航母”、知名企业、品牌在西部地区的发展。使连锁经营等现代流通方式向更宽领域、更多行业延伸并有力带动城市商业层次和品味的提升。四是大力发展新型零售业态，改造和调整传统零售业态。加快发展帖近和方便居民生活的便民店、折扣店和中小型综合超市。积极发展专业性较强的家电、食品、建材等专业连锁超市。重视发展仓储式商场、专业店、专卖店等新的业态形式。五是做大做强流通骨干企业。要重点培育和突出抓好抓紧引进一批知名流通大企业大集团，等较大商贸流通企业，打造更多的商业“舰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