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经济含义篇1
经济学的问题意识，按其侧重重心的不同，可以分为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两类。前者可称为斯密问题，后者可称为李嘉图问题。以斯密问题为出发点形成的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以李嘉图问题为出发点形成的是政治经济学(包括新、旧制度经济学)。对分享经济来说，闲置资源利用，主要是一个斯密问题(配置问题，即主体与客体关系问题)，最关心的是资源如何能够实现最优配置;使用而非拥有，主要是一个李嘉图问题(利益问题，即主体与主体关系问题)，最关心的则可能是谁能从分享中得到最大利益。
从利益关系角度认识分享经济，首先应回到这个问题的理论出发点，即李嘉图问题。李嘉图认为，利益分配是政治经济学(区别于斯密)的核心问题。劳动价值论在其古典含义中，含有人与人的关系决定价值，而不是资源配置决定价值的意味。
在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甚至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无论左右，在这一点上都相对一致。例如，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从根上否定效用函数这一概念。理由与传统政治经济学一样，都在诟病效用函数表现不出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往轻里说叫利益博弈，往重里说叫阶级斗争)。因为效用最大化，没指明生产方中哪个要素主体获得利益多，哪个获得利益少。分享，表面上是资源分配，背后却是利益分享。
对利益的改变，如果没有一个基础的说法，遇到实际问题，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甚至上层建筑，都会出现不适。比如，对专车治理来说，有政府部门可能就会认为，只有顺风车才算分享，而约租车因为有利益回报因此不算分享。可见这个问题不是凭空提出的，而是因现实问题引起的，与具体规制对应的制度经济学利益理论就还没讲通。再比如，按大陆法系的物权法，“使用而非拥有”不能成立，因为资源归属于我，利用还是不利用(甚至浪费)，拥有者具有随意支配权(滥用权)，滥用资源并不违法。分享经济虽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于法无依。等等。可见，提出这个问题，不是为了学究兴趣，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二、分享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解
(一) 分享经济的价值论
1. 对应“按使用收费”的使用价值
利益的基础是价值，因此利益理论的起点应是价值论。“使用而非拥有”在价值上对应的是什么?“使用而非拥有”直接的意思是转移使用权(accese)，而不转移拥有权(ownership)。可以认为，拥有对应的是(交换)价值，使用对应的是使用价值。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二重性，正好是政治经济学中商品的二重性。只有政治经济学区分价值与使用价值，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不区分二者。但在政治经济学中，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价格是同一个价格。
从这里开始，分享经济就不一样了。因为“使用而非拥有”对应的技术和经济现象都把价值与使用价值分开了。在技术上，云计算模式讲软件即服务(SaaS)时，不是按软件的价值收费，而是按使用收费，即按使用价值收费。在经济上，云服务模式，讲产品免费，服务收费。服务也是指使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异”的情况?我认为这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工业生产力与信息生产力最大的不同在于，工业生产力下的产品在使用上，不可复制(指不可非排他性使用、非竞争性使用);信息生产力下的产品在使用上，可以复制(技术上可以非排他性使用、非竞争性使用)。在工业生产力条件下，实物资产只能使用一次(如实体房子)，如果出让使用权，只能收一次租金;在信息生产力条件下，无形资产(如苹果、百度的开发工具)，可以让无数人同时反复使用，可以从不同使用者(如APP开发者)那里收取租金。租金就是使用费，如果在同一时空条件下，租金只能收一次，价值的现期收益与使用价值的现期收益是对等的;如果租金可以反复收，价值的现期收益与使用价值的现期收益就不再对等，反复使用这种意义上的分享，就会带来大于价值的现期收益。因此，分享的价值论与不分享的价值论就产生了不同。
可以这样理解其中的机理。与拥有对应的价值，是一系列使用权利束的总和。比如，一幢房子使用期限是70年，假设总收益是70年租金的总和。每一年的租金(使用费)，我们称为一个使用权利束，房子拥有权的收益就等于70个使用权利束的收益。但在分享经济下不是这样算的。使用权利束是可伸缩的。比如，阿里巴巴的虚拟商铺与柜台，有多少人使用它，就有多少使用权利束。但这个权利束集合，不是一个定数。可以是70万人使用、700万人使用，也可以是7000万人使用，使用的权利束是可伸缩的。相当于70年产权的房子，使用的当期收益，可以乘70万、700万、7000万倍不等。这意味着使用价值的现期收益，由于非排他性的复制，而变得与价值的总收益不再对称。
2. “按使用收费”对应体验
在政治经济学中，价值对应抽象劳动，使用价值对应具体劳动。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如果使用由于复制而具有非排他性，具体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的现期收益，就不再与价值的总收益对称。
具体劳动，在分享经济中，对应的是APP们具有创造性的个性化劳动，这种劳动创造的效用，在于消费者的个性化体验。这部分对应的价值，可以是一种相对于交换价值的溢价。交换价值(如P=MC)与其溢价(AC-MC)，不同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关系，是创造性具体劳动的结果。
分享经济可能使劳动者除了提供对应(无创造力的)劳动力的具体劳动外，还可能提供对应(有创造力的)劳动者的具体劳动。劳动者创造性的发挥，为在利益上分成打下基础。
3. 分享使用的价值论
当把分享使用资源这一客体角度转向主体角度后，我们会发现，分享经济将来带来的最大改变，是具体劳动、抽象劳动到更高的具体劳动(俗称创新)的演进。
借助创新，分享经济中会出现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的否定之否定。在定量上，就表现为差异化服务带来的溢价。例如，在APP中，对生产资料的多次复用、多元化使用，带来创造性价值的发挥。
(二) 分享经济的产权论
政治经济学研究利益的进一步的框架是权利框架。例如，制度经济学可以认为是为权利制定的游戏规则的大杂烩。
1. 所有权内核二分
把价值与使用价值这种从商品客体角度归纳的二元特征，转化为权利的二重性，就是归属权与利用权二重性。“使用而非拥有”中的拥有，对应的是支配权(Ownership，归属权);使用对应的是使用权(Accese，利用权)。
工业时代的产权论，往往把拥有权(支配权)与使用权合并为一个权利，通称为所有权(常常把支配权称为所有权)。有的理论把使用权当作拥有权的一个子集，我们应认识到，这里没有明言的一个预设前提，是二种权利的当期收益对称。使用权的问题，被当作租赁权的问题。
刚才讲过，在分享经济中，拥有的当期收益(不分享，只供自己使用一次)与使用的当期收益，是不对称的。与传统租赁权相比，按使用收费出现了分化，一次性使用(排他性使用)，是按使用收费，其特点是不管使用效果如何，都要向拥有者付使用费(例如向小贩租实体的房子，不管小贩赚不赚钱，都要收租);而复用式使用(非排他性使用，如网商使用阿里平台，不影响其他网商同时使用)，将可以发展为按使用效果收费(例如，苹果对APP的策略是，不赚钱的不收租金，赚钱的才收租金)。后者的不同在于，相当于小贩租住后，视其效果(是否赚钱)来决定是否收取使用费。
2. 资本与劳动关系的逆转。
如果说，协同消费意义上的分享经济，还只是交换关系;那么，像苹果、阿里巴巴这类分享平台、工具等生产资料(而非闲置资源)的分享经济，就应深入到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中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新型关系来看待了。
在传统经济中，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资本专用性决定了生产资料只能在产权主体内部使用，而分享经济由于生产资料(如开发工具)可以非排他性使用，因此生产资料可以分享给不同的产权主体使用。例如APP开发者与苹果公司不是同一个产权主体，但可以分享使用苹果公司的平台与开发工具。
资本可复制，从利益关系看，会导致资本稀缺性的流失，导致资本及其主义的地位下降。《零边际成本社会》作者杰里米·里夫金预言，“到2050年，协同共享很可能在全球大范围内成为主导性的经济体制”，“资本主义体制将丧失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的没落并非由‘敌对势力’所致”，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内部架构”中存在的矛盾，“加速了它的灭亡”。
资本可复制，从经济角度讲，首先是其具有同质性、通用性，适合各个不同的APP劳动者使用。但劳动却难以复制。因为更高的具体劳动(创新)，在一对一条件下，复制它并没有多大意义。一对一的劳动复制起来缺乏意义，这就好比，孩子出于习惯，喜欢吃母亲做的菜，复制这位母亲的菜，并不能使吃惯自家菜的别人家孩子认同同样的口味。
资本可复制，而劳动不可复制，从长远看，将导致二者地位的此消彼长。以物质资本投资为导向的经济，不仅仅是由于生产过剩而使资本陷入流动性陷阱，更会因为稀缺性的流失而雪上加霜。新兴的知识经济也不仅仅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而成为新的方向，更是由于知识与劳动的结合，形成更贴近消费者的个人知识，而在个性化时代成为财富权力的主要来源。
3. 分享经济将导致分成制：在一次分配中实现风险与收益共担的公平
在传统政治经济学，拥有者与使用者一般是雇佣关系，使用者只是拿工资的劳动力。但分享经济中的拥有者与使用者是分成关系。使用者在拿到相当于工资的劳动力报酬之外，还可以获得对应剩余的分成。例如，苹果商店模式中，劳资分成比例中七三分成，APP开发者得大头。
劳动者作为生产资料的使用者，之所以在一次分配中就可以参与分成，对分享经济来说，有两种情况。
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外提出的分享经济理论，包括私有制下的分享经济;公有制下的分享经济。共同特点是就分配谈分配。威茨曼的分成制，仅适用于滞胀条件下，一旦经济复苏，资本重新变得稀缺，分成就不再具有条件。除本分成制虽然符合共享发展理念，但其分成缺乏先进生产力和创新作为基础，因此容易流于空想。
二是当前互联网条件下的分享经济中的分成。它的分成不是从分配角度，而直接是从生产角度提出的。分成是因为拥有者提供平台，使用者提供创造性劳动(利用人力资本提供增值应用服务)，二者都具有资本的地位而形成的。我过去提出的知本家，就是指具有知识“资本”的劳动者。在互联网分享经济中，一线劳动者比拥有者更接近顾客，在利润和溢价中形成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高，其具有的个人知识成为分成的现实基础。
产权的拥有与使用二分，非常适合高风险、高收益条件下的拥有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协调。因为产权的拥有方一旦分享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在平台与应用分离的新业态下，可以同使用者谈判分担风险与收益。这也是分成得以成立的条件。
三、分享经济的政策指向
分享经济从闲置资产利用角度，可以导出对绿色发展、协调发展，以至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支持，但这不是侧重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本文分析重点。我们重点从利益角度，分析一下分享经济的政策指向。
(一) 分享经济发展有利于实现共享发展理念
发展分享经济不仅仅有利于资源节约，更重大的意义在于有利于促进共享发展。分享有别于共享，在于分享不是一种慈善行为，而是一种商业行为。认为只有不以赢利为目的才算分享经济，是不符合实际的。作为以租代买的分享经济，按使用效果收费的租，毕竟也是商业性的。但是，同传统商业不同，分享经济必须以共享资源为手段，因此它客观上与共享发展具有相同的方向。
(二) 发展分享经济有利于先富与共富的统一
第一，分享经济通过平台免费和增值收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普遍服务与商业竞争结合起来。虽然分享经济提供类似普遍服务的功能，如免费提供生产资料、开发工具等，主观上不是为了公益，而是为了赚钱，但毕竟在客观上为劳动者提供了共同富裕的机会。或者说，分享经济与传统经济的不同在于，它必须以提供共同富裕的条件，作为自己获益的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已优于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模式。
第二，分享经济强调“使用而非拥有”，不必凡事都要问姓社姓资(即非要问谁拥有)，而把重点放在谁能实际利用资产，非常符合中国特色实践。中国古代的租佃分成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都是“使用而非拥有”的典范，互联网使中国古代和当代的“使用而非拥有”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发扬光大，有利于先富与后富矛盾的统一。
第三，应当引导国有企业以提高知识资产占比，推动生产资料分享使用，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分散经营风险为切入点，实现普遍服务与商业竞争的结合，在高风险高收益条件下实现保值增值。在这一点上，实行普遍服务与商业竞争分类管理的中央企业，实在应向实践分享经济的企业好好学习。
(三) 发展分享经济有助于双创和中国梦的实现
第一，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通过分享、协作方式搞创业创新，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通过生产资料(知识工具或闲置资产)分享，使更多的人获得分享重资产，从而参与轻资产运作的机会，大大提高创业和创新的节奏和频率。
第二，有利于经济包容。拓展我国分享经济的新领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有利于增加经济的包容性。促进机会公平、社会流动。特别是分享机会有利于在一次分配中实现公平，大大减轻了国家二次分配的负担。随着互联网日益普及，中国社会加速走向城市化，公民收入差异越来越大。协同共享可以极大缩小收入差距，有利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地发展。
第三，有利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一方面，分享经济中，拥有者与使用者是分成关系，劳动者通过分成，改变了劳动力单纯获取工资的地位，加入到剩余价值的分配中来;另一方面，劳动者作为使用者，分成靠的是创造性劳动而不是转移支付、二次分配，更有利于自豪感和主人翁精神的养成，有助于创造条件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经济学的经济含义篇2
微观经济学中需求的含义是在一定的时期，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下，消费者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商品数量。
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又称个体经济学，小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要以单个经济单位（单个生产者、单个消费者、单个市场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的一门学科。 微观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中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的经济学说。亦称市场经济学或价格理论。
（来源：文章屋网 ）
经济学的经济含义篇3
政治—经济模型把政府看作是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内生部分，这与一般的传统分析不一样。例如在早期泰（theil）的分析中， 政策制定者被看作是“善心的社会计划者”，他只关心社会福利最大化，拟想三个步骤：第一，政策制定者详细制订经济政策的目标（如低通胀、低失业率）；第二，给出社会福利函数，政策制定者试图将其最大化。他将选择一系列政策工具（财政、货币政策）来实现理想目标。最后，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必须运用经济模型以便政策工具能被设定最佳值。这种对分析经济政策的规范的研究，考虑的是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行动，在最优控制论内容中经济学家试图提出一系列最优政策以达到最大产出。因此，一般的经济政策的规范分析把政府看作是经济中外生的。它唯一关注的是指导经济沿着最大产出方向前进，经济政策分析降格为一种技术训练，即在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大化。
在政治—经济模型中，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家把政府看作是站在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中心。一旦政府被看作是内生的，规范分析的福利最大化思路就不再合逻辑了。在职的政治家要对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实施负责，他的行为明显地受政治制度的约束，分析宏观经济现象和政策的政治—经济思路强调激励，对政治家的激励影响他们的政策选择。
阿莱西纳强调有两个一般政治因素在政治宏观经济学中总是起关键作用。第一个因素是在位的政策制定者的动机，他力图保持权力，这又促成机会主义行为。第二，社会是两极分化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冲突。结果是意识形态的考虑将表现为某种形式的政党政治行为。不同的党派力图采取能最大化他们代表的选民利益的政策。给定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动机，政治家要不断地面对诱惑，去违反一个善心的社会计划者选择的最佳政策。政治家是受意识形态和再选举因素之间平衡驱使的。选民根据政治家实现意愿的经济目标成功的程度来评价他们。在选举前期经济的状况是关键性的，政治家显然意识到，为了政府的连任，宁愿有一个向上的而不是衰退的经济，特别是在选举酝酿期。所以经济状况影响选举结果，而为获得选举胜利的动机直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应用。如果在位的政治家象一个独裁者长期占有职位，他们就可能经常放弃为了使其再选举期望最大化的努力，也可能常用随意的政策。政治家也受党派因素的驱使，但是不能实行带有意识形态的政纲，除非政党首先赢得和保持权利。
在过去25年左右，经济学家们设计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模型，试图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在经济学家们对总量不稳定性的潜在原因的研究中，经济和政治制度相互依赖现在已是一个构建得较好的领域，特别是在理解意识形态和选举竞争如何影响失业、通胀、经济增长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应用的结果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二、几种政治—经济模型
将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政治因素考虑进来的理论文献，70年代中期以来分两个阶段发展，有4种思路的概括。
1.传统机会主义模型。在第一阶段，70年代中晚期，诺德豪斯建立了一个机会主义模型“政治商业循环”，在诺德豪斯模型中，自利的有谋取职位动机的政治家，不考虑对党的忠诚，应用财政货币政策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诺德豪斯模型的中心，是由于适应性预期而增大的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比在短期的有利选择性更小。在选举之前，降低失业和增加在位者的支持率的扩张性政策会被实行。选举获胜后，紧缩性政策会被采用以降低选举前繁荣的通胀后果。在这一整个过程中关键的是政治家短期任职和缺乏远见的选民之间的关系。在诺德豪斯模型中，从长期来看，令人不快的经济政策结果在短期对政治是好的。
2.传统政党模型。第二种思路是赫比斯的贡献，他强调意识形态的而不是职位动机的因素，根据赫比斯模型，左翼政党比右翼政党对失业更厌恶。正好相反，右翼政党比左翼政党更看重通胀问题，因此赫比斯模型描述了不同党派政府在政策选择上的系统差异，这可以用他们以等级为基础的政治选民的目标偏好来解释。例如通过减少失业“降低规模等级”获取大多数，而不是由于通货膨胀“提高等级”集团失去大多数。
作为对政党理论的“强”版本的修改，弗雷（ frey ）和谢内德（schneider）（1978）提出一个“弱”版本， 他们认为在意识形态和机会主义因素之间会有所取舍，在政党理论的弱形式中，一个在职者意识形态的行为，使他们持有一个“受欢迎”的剩余或者领先于反对党。
当在职者有“受欢迎赤字”时，他们将不可避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因为当政府对赢得下一轮选举缺乏信心时，采用机会主义政策的企图是最强的，机会主义行为将是在职者政治不安全的增函数，在弗雷和谢内德模型中，机会主义政策操纵应该会在某些选举之前观察到，而在其他时间则不会。
3.理性预期“革命”。在所谓理性预期革命时期，诺德豪斯机会主义模型和赫比斯党派模型都被逐渐削弱，理性预期革命标志着7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在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结清模型的新种类中，假定经济人（选民）是有远见的，这使得机会主义的或意识形态的政策制定者更难操纵实际经济活动。没有可行的菲利普斯曲线供政策制定者利用。此后，阿莱西纳认为由于理性预期批评的毁灭性后果，在诺德豪斯和赫比斯之后“关于政治商业循环的理论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一个相对被忽视的时期之后，第二阶段政治—经济模型在80年代中期出现，正是这一研究在后期迅速扩张，它与理性预期假说相结合，阿莱西纳把它称作“新政治经济学”。由于新古典理论家的影响，这些第二代“新政治经济模型”采用了理性的选民和经济人，将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到这些模型中的冲突降低了，但不是消除了经济政策对总产出和就业的影响。而且，选民理性化的假设排除了选民被系统性地愚弄的可能性。
4.理性机会主义模型。在理性机会主义政治商业循环模型中，投票者和经济人是理性的，但是由于政府的某种特征存在不完全信息，因此投票人不能确定在位者的能力，关于他们在财政过程中减少浪费的能力，还有他们在启动经济增长而不导致通胀率上升方面的技巧。在政策制定者和投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给在位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创造“诺德豪斯式”经济循环，正如库克曼和梅尔泽所说：公众关于政府行为和经济状况只有不完全的信息，社会最佳经济决策与支持最大化选择可能偏离……，当政策制定者是一个力图获得选举者的最大支持的政治家时，审慎会导致社会的次优结果，这种与最佳状态的偏离是“民主的代价”。然而，在理性机会主义模型中，这些政治诱致的循环并不那么严重，而且比诺德豪斯模型预期的持续时间要短。
5.理性党派模型。在“理性预期革命”之后，理论家对政策制定者通过总量管理政策影响实际经济活动的能力产生了怀疑，阿莱西纳证明，总量不稳定性的党派理论在结合理性预期假说的模型中仍然适用。阿莱西纳发展的选举理论的框架受到博弈论思路的严重影响，然而阿莱西纳不是采用新古典市场结清假定，他应用的是费希尔（fischer ）介绍的名义工资合约框架，费希尔的重要贡献是证明，新古典政策无效性主要是由于工资和物价的适应性而不是理性预期假定。当名义工资合约在选举之前的间隙签订时，如果需求管理政策显示出政策偏向，就会产生选举后通货膨胀突然袭击的潜力。
阿莱西纳检验了有着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偏好的两个政党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代党派模型中有如下假定：
（1）经济被描述为一个预期扩大的菲利普斯曲线。
（2）通货膨胀的预期是非理性的。
（3 ）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的总量需求管理直接控制通货膨胀。
（4）政治家是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而且服从党派利益， 与右翼政党相比，左派政党相对更考虑增长和失业，而相对不重视通胀。
（5）选民意识到党派差异， 并投票给那个能够提供与他们偏好一致结果的党。
在这个框架下，阿莱西纳假定，个人人签订一个无条件的名义工资合约，目标是保持实际工资与（失业）自然增长率一致。然而，个人人设定名义工资增长率等于他们对通胀的理性预期。假如选举结果是事前不确定的，个人人不知道哪种总需求政策将在选举后被实行。这就创造了一个环境，未预期到的通胀的变化带来产出和失业与它们的自然率的偏差。
给定这些因素，理性政党理论有如下可检验的含义：
（1）模型预计，在右翼政党获得选举后， 会有暂时的衰退和失业的增加（与诺德豪斯模型相似）。
（2）理性党派理论指出， 在左派政党获得选举后会有一个产出和就业的扩张，伴随通胀的加速（与诺德豪斯模型相反）。
（3）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实际效果是临时的， 随着通胀预期的调整，在现任的后一半任期中，产出和就业的增长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但在左派政府情况下通胀要比选举时高。
（4）两个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信念越强， 选举结果就越具有不确定性，随着政策体制的变化，对产出和就业的妨害就越大。
（5）不象第一代政党派模型， 理性党派理论指出政治波动对失业和增长的干扰将是暂时的，在现任者的后一半任期，实际变量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
在过去十年，大量文献探讨了经验证据，关于宏观非稳定性政治—经济模型，在经合组织工业国家，阿尔特（alt ）和阿莱西纳得出结论，这些调查对两类结论提供了支持：第一，以理性选择的计划和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政治循环的新理论，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更成功。第二，党派模型比机会主义模型更为有效，如对政治导致gnp增长， 失业和通胀的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
三、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
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累积了大量公债，这种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上升在和平时期的同类经济中是空前的，也是与“税收平滑”理论提出的最优财政政策的新古典思路很难相符的。希腊、意大利、爱尔兰累积公债比率在1990年超过95％，其他如法国等不到50％。
为解释这些国家的经验与这些债务比率上升的时间之间的变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perotti）指出：一个政治制度因素的协议是关键，在解释这样的差异时，他们认为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
（1）围绕预算过程的各种规则和条例。
（2）政府的结构，如选举人是系统倾向于大联盟， 还是单一党的政府。
面对大的经济危机，较弱的联盟政府容易推迟必要的财政调节。一个社会计划者对经济危机会迅速作出反应，而在党派和机会主义政治的现实世界，摩擦战会延迟必要的财政调整。
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研究也证明，财政调节的性质（构成）与它的成功是直接相关的。有两种调节方式，第一种财政调节靠削减支出、转移支付和公共部门工资与就业；第二种调节主要依靠广泛地增税和减少公共投资。阿莱西纳和帕罗蒂发现第一种调节使得预算更持续一致，第二种调节则更加扩张，而且迅速被预算的更加恶化颠倒过来，还有相反的经济后果。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找到了说明政治不稳定降低增长的强有力证据，主要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增加对投资有负作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结论是：一个良好的和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必备条件。而且，他们还指出，财富和收入不均的程度越大，增长率可能越低，在高度不均的国家，有重新分配的强烈需求，而且这样的冲突一般会导致妨碍增长政策的采用。这有助于解释拉美实行民粹主义政策的压力，也说明了为什么分配冲突在韩国和日本战后增长奇迹中有严重的负作用。
对民主市场一个重要的批评是：投票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对每个选民来讲，获得更多信息的收益可能代价过高，不完全信息不可避免，政治家就会在选举之前热衷于机会主义财政行为，阿莱西纳认为，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情况，但他并不过分强调这一点，因为：（1 ）如果这是赤字预算的主要解释，它应该适用于每种民主，在经合组织国家，财政政策就看不到如此大的差异。（2 ）与有效政策的大的偏差如巨额赤字，在选举年会很容易观察到，如果单个选民没注意到，媒体肯定会观察到。没有证据说明大量赤字会有利于一个现任者的连任。阿莱西纳认为利益冲突比不对称信息要重要得多。
阿莱西纳认为，竞选意味着动态不一致，如果选民是理性和有远见的，政党不能只关心获胜，而也要考虑一旦获选后实行的政策，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动态不一致，政党有动机集中的讲演增加其竞选机会，然而如果获选政党没有履行其选举演讲，有一种激励使它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而不是在演说中宣布的政策，如果投票者是理性的，他们会考虑这种激励。因此，一般地说，在一次性选举博弈中唯一的时间一致均衡是不可能收敛的，两党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选民会理性地预期到这一结果，党派讲演的完全兑现只能来自一种限制性情形：党派和选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无限地重复博弈，完全或者部分的政策收敛可能是政策竞争的结果。事实上，如果候选人有凹形的目标函数，福利最大化政策规则就意味着党派政策的完全收敛。
阿莱西纳和诺瑞尔•罗比尼（nouriel ronbini ）在“经合组织经济中的政治循环”一文中（1992）研究了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动态变化是否受选举和政府更迭的时机的影响。样本包括过去三十年里18个经合组织国家，检验了几个政治模型的含义，有“机会主义”和“党派”的模型，也比较了“理性”模型与传统研究，结论如下：（1 ）诺德豪斯1975年构造的关于产出和失业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总体上与数据不符。（2）选举之后通胀立即提高， 可能是选举前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结果。（3）有证据证明，在产出和就业有暂时的政党差异，在通胀率上有长期的党派差异。（4 ）事实上在产出增长和失业上没有永久的党派差异。
四、理性党派理论的政策含义
理性党派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工资调整较缓慢，通胀率的变化是和政府创造的实际经济活动与其自然率的临时偏离这一变化相联系的，在一个右翼政府的初期，产出增长是低于其自然水平的，失业率是高于自然水平的。左翼政府则正好相反。在预期价格和工资调整之后，产出和就业回到它们的自然水平，经济景气应该是独立于执政党派的。然而在整个左翼政府时期，通胀率可能保持较高水平，这意味着理性党派理论与经验证据是一致的，特别是一些两党制政体的国家或者可以明确区分为左派运动的国家，反之亦然。在经常出现政府的大联盟政府国家，理性党派理论是不太适用的，事实上趋向于失败。
阿莱西纳认为，党派理性模型是“实证”的，而不是“规范”的，因此它没有任何直接的政策含义。然而模型能够被用于规范的指导。首先，模型提出中央银行独立性，使货币政策与政党影响隔离，可以降低货币和实际变化性的程度。其次，关于政策制度，模型指出，比例上的选举体制导致妥协和政策温和，这减轻党派波动和极化主义，但可能导致政策制定的停顿，特别是关于财政问题。多数派制度使得两党制有着对立的特征，更多的政策两极化而没有政策停顿，两党制的极端情况不可能是最优的，尽管欧洲的超级联合政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理性党派理论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工资形成机制被假定为外生的而不是来自于最佳个人行为。最近关于政治和宏观经济相互作用的最重要的启示和政治含义，首先就是政策是如何决定的，这关系到结果。其次，当考虑“最佳制度建设”时，不能忽视利益冲突。最后，以“社会计划者”为基础的模型不能完全解释经验证据，对于政策展望可能误导和毫无用处。
总之，最近的政治—经济研究抛弃了“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假说。在民主国家现实中，政策制定是由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决定的，不可避免要受党派的和机会主义激励的影响。因此，分析政策选择的规范思路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与最佳政策规则的巨大偏离会发生，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一种现实，将制度约束、分配冲突、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动机考虑进来，政治—经济模型能更好地解释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的变化，如总量不稳定、通胀、失业、公债和经济增长，正如政治学家不能忽视经济力量，来自于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启示就是对经济政策的实证模型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不能也不应该忽视政治舞台。
【参考文献】
①alesina, a. "credibility and policy convergence in atwo-party system with rational voters. " american economicreview, 1988, vol. 78, pp796-806.
②alesina, a. and r. perott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growth: a critical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 world bankeconomic review, 1994, vol. 8,
【编 者 按】351-371.
经济学的经济含义篇4
边际量是指某个经济变量在一定的影响因素下发生的变动量。
边际量的计算公式是：因变量的变化量/自变量的变化量。
当自变量的变化量趋近无穷小时，经济函数的边际函数是其导函数。经济学认为，经济事物总是在各种影响因素下不断变动的变量，因此，边际量就是理性人在做正确决策时的重要参考。这就是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三—— 理性人考虑边际量。经济学家用边际变动这个术语来描述对现有行动计划的微小增量调整。
（来源：文章屋网 ）
经济学的经济含义篇5
在2014年7月8日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这一方面是党中央对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作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性理论的重新认定，充分肯定了政治经济学科的基础学科地位;另一方面也是给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教学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让政治经济学重回高校经济学教学的主流地位，重新成为学生热爱学习的课程之一，那么当前我们要做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提升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的学术含量。
一、对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学术含量的认识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方法是将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介绍清楚，与学生做一些最基本的互动即可，这种教学方法已经不能够适应目前信息时代学生培养和大学生们追求自身发展的要求，不能够很好地诠释政治经济学是一门能够与时俱进、对现实有着卓越解释力的课程，从而也就不能激发学生对该学科的兴趣。但如果能够通过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教学，给学生提供一整套在复杂形势下深入认识经济现象和发掘经济规律的机理和方法，那么我们就可以重新让这门课程在高校经济学课程门类中散发活力和吸引力。
一般来说，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课堂教学中的学术内容应该包含该学科的前沿理论动态、最新学术成果和方法论等，也包含教师本人目前的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研课题成果。将这些内容融入到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教学当中，用该学科最新的理论成果和方法论去解释当今中国和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以此来解答学生疑惑，帮助学生形成理解当今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摆脱并改变这门课程因传统教学方法所导致的学术缺乏学习兴趣的不良状况，从而增强学生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
下面，是我们随机对云南省昆明市5所高校的已经学习过《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在读学生所做的《关于<政治经济学>课程课堂教学中讲授前沿学术理论的必要性》的问卷调查结果。其中，发放问卷600份，收回588份，无效8份，有效580份。问题设置如下：问题A：你是否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课程中一门基础性的、兼具工具性的学科？问题B：你们学院《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中老师有讲授过前沿理论等学术问题吗？问题C：你认为老师在课堂教学中所讲授的这些前沿理论有助于你形成理解经济问题的相关思维方式和方法吗？问题D：通过对前沿理论等学术问题的学习，你觉得有助于你对《政治经济学》这门课产生兴趣吗？问题E：你觉得任课老师有必要在备课当中认真准备与这门课有关的学术问题并在课堂教学中讲授吗？问题所设计的答案包括三项：有/是;无/否;其他（没办法给出明确态度）。
从表1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是曾经听任课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讲授过前沿理论等学术问题的学生更容易对政治经济学这门课产生兴趣，二者之间有显著的正比例递增关系;另一方面被调查的学生中超过78%的学生还是认为任课老师有必要在课堂教学当中讲授前沿理论等学术问题的。
二、提升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学术含量的途径
在实际教学过程当中，要提升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的学术含量，任课老师在课堂教学中，首先要能够并善于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方法对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期遇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基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问题解决方案;其次要能够很好地区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为两门理论分析立足点不同的学科，它们的区别和联系以及互补性是不能轻视任何一门课程学习的。笔者认为，解决了这三个问题，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学术水平，改变学生长期以来对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作用大于学术研究的片面认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1、课堂教学要注重前沿理论和方法与解释实际经济问题相结合
由于我国高校在政治经济学教学方面师承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学体系，主要内容包含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经济学理论及其中国化以后被我们继承和发展的新观点、新理论和新方法，当然也包含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方针和政策等内容，因此人们普遍将其视为基本等同于大学之前我们所听到的思想政治等政治课程，缺乏经济学所应该拥有的适用于解决新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认为这一点是不能和主流的西方经济学等课程相比。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首先，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经济学思想和理论的产生都是源于阶级和政治需要，但为政治服务并不妨碍其理论创新和发展，这一点在经济思想史上已经体现的较为明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思想史上重要的一个分支，理应属于该范畴。其次，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构建自己经济学体系时，所依据的正是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这一点奠定了日后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思路，即着眼于经济发展实际，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事实正是如此，如此次金融危机以后，世界范围内关于分析危机起因和解决方案的文献层出不穷，其中大部分文献均是提倡回到马克思找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等现实问题的超强解释力胜过主流经济学，它可以较好地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一些问题，即使《资本论》已经发表了一个半世纪多了，但经济危机理论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关注，经济危机理论也得到了持续发展和持续创新。当然，这仅仅只是政治经济学传统理论在当今经济发展形势下的创新发展点之一，政治经济学前沿理论还有很多，比如劳动价值论的创新、价值转型问题等等，都可以很好地解释当今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时期我们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并能够给出恰当的解决方法或方案。高校政治经济学任课老师在课堂教学当中可以突出这些前沿理论，告知学生如何运用这些理论来认识和解决经济现象和问题，以此帮助学生认识并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工具，形成完善的经济学思维能力和逻辑，用学术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
2、课堂教学要很好地兼顾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个学科的异同和互补性
笔者认为，任课老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兼顾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异同，不是要向学生们划清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哪些不同，或强调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有多么的强，而是将二者作为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两种工具加以介绍。
鉴于各学科都会有自己的不足或理论无法解释的一些问题存在，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比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之上的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所实行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所以政治经济学理论还不能很好地解决我们在经济转型和改革期的一些问题，我们要从西方经济学中找到理论依据，这些理论可能更符合实际需要。西方经济学解释不了的经济危机，我们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解决。两者互补显而易见，强调任何一方重要都是不合时宜的，都有可能招致学生情绪上的抵触。同时，政治经济学的任课老师在课堂教学中也必须强调，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在我国属于主流经济学，并非完全因为是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以必须坚持这一意识形态，事实上是政治经济学前沿理论发展融合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能够更好地切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三、结论
对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学术含量提升问题的探讨，相关文献资料不多，这可能源于在目前中国高校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边缘化现象和政治经济学地位的二重性。但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之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对当代大学生的成才和发展来讲却一直是不容被忽视的，更好地传播这一学术价值和意义依赖于高校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提升课堂教学质量首先要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而这又依赖于政治经济学任课教师提升课堂教学的学术含量，这应该是目前值得我们去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基金项目：云南师范大学2011年党建、思想政治理论研究项目《研究生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机制研究与实践》资助。）
【参考文献】
[1] 谷书堂：论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位置和功能[J].经济纵横，2008（5）.
[2] 王守义、罗丹：后金融危机时代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探讨――基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思考[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2（6）.
经济学的经济含义篇6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经济理论的教学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下降，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成为高校学生学习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创新不足，这需要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长期不懈努力去探求。同时，我们也应纠正对西方经济学“一边倒”，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错误倾向。
为了在经济理论教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于2007年编写了一本颇具特色的高职高专教材《经济学原理》（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试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作一些探索。下面把我的尝试向各位同行汇报经济学论文，以求得到指点。
一、增加了以《资本论》原理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
当前我国很多高职高专院校的经济学理论教学，只开设经济学原理或经济学基础课程，不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而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课程使用的绝大多数教材，其内容全是西方经济学。这样，高职高专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只学习西方经济学，学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把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原理》（或《经济学基础》）教材的全部内容，会使教材内容与课程名称不相符。经济学不等于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类的课程中，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课程，其内容不应该相同。经济学原理应该包括比西方经济学更多的内容。尤其是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是经济类大学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在不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院校，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课程不应缺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课程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编写的《经济学原理》有意在改变这种不正常状况方面作些尝试论文网。本教材既以西方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为主要内容，又包括了以《资本论》原理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理论（特别是经济制度理论和价值理论）。在本教材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一是第一章第二节（经济制度），二是第三章（商品价值）；其他章节也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
本教材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简单的拼凑，而是尽量进行有机的结合经济学论文，避免出现理论上的矛盾，坚持经济理论的科学性。例如：用价值规律来解释均衡价格；归纳了“资本”的五种含义；以《资本论》中的利息理论为基础来解释利息的产生；用货币流通规律来解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用生产力发展来解释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等等。
二、在具体内容上的改进
把以《资本论》原理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融入本教材中，我在具体内容上作了以下的探索。
1．“社会人”范畴（第一章）。第一章包括资源配置（第一节）和经济制度（第二节）两部分。在经济制度部分提出了与资源配置部分的“经济人”相对应的“社会人”范畴。本教材讲的“社会人”，不是美国行为科学家梅奥提出的管理学的“社会人”范畴，而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制度的“社会人”范畴。本教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社会人”下了定义：“所谓社会人，就是与社会相联系，受社会影响和制约的经济主体。”同时指出：“研究经济问题，特别是研究经济制度，必须以社会人为前提。不研究经济主体的社会关系，就不能深入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
2．狭义的生产关系和广义的生产关系（第一章）。本教材从狭义和广义来介绍生产关系范畴，提出：“讲生产关系，一般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可以说，这是狭义的生产关系。从广义来说，除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最重要的内容，生产关系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市场交换关系、企业治理关系等。”同时还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市场交换关系、企业治理关系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了说明。
3．制度变迁的原因（第一章）。本教材不仅讲了制度变迁的直接原因经济学论文，还讲了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指出：“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根本动力，就是生产力的发展。”
4．供求决定价格（第三章）。有不少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导学生这样的观点：供求只是影响价格，不能决定价格。其实，这种观点既与现实不符，又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不符。本教材引用马克思的原话，对供求决定价格的观点作了明确的表述：“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它是由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即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决定的。”①
5．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第三章）。本教材在解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时作了这样的表述和说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供求平衡的市场条件下，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它是供求平衡下全社会生产某种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的平均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包括劳动者在生产中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又包括正常使用生产资料所平均耗费的生产资料中已凝结的劳动时间，这两种不同的平均劳动时间分别决定了商品的新价值和旧价值。”与流行的说法相比较，本教材增加了两个新摘要劳动时间的一个构成部分，它决定商品的旧价值，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中提到过的。
6．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含义（第三章）。本教材用劳动的智力成分来解释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教材中指出：真正决定人类劳动本质的东西是智力劳动②；智力劳动的含量决定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决定了各种复杂劳动的复杂程度的不同。
7．用价值规律解释均衡价格（第三章）。在我国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价值规律和均衡价格是脱节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讲均衡价格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不讲价值规律论文网。本教材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用价值规律解释均衡价格。教材写道：“价格趋向均衡价格变动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只有按照代表价值量的均衡价格进行商品交换，才能实现买卖双方的利益平衡。也就是说，价值体现了利益的平衡。而在价格偏离均衡价格的时候，买卖双方的利益就失去了平衡。这时，为了经济利益而开展的竞争就会引起供求变化，从而导致价格回到代表价值量并体现利益平衡的均衡价格上来。……价值有一种力量，把价格拉向代表价值的均衡价格，这就是价格变动的必然趋势。”
8．收入的来源和分配制度（第七章）。本教材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专讲收入分配的第七章开始时就指出：“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但是，收入如何分配取决于生产条件，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的分配制度。”大多数同类教材都没写“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9．资本的含义（第七章）。学生们会接触到不少“资本”概念，如“资本家”、“资本主义”“国有资本”、“资本金”、“资本与负债”、“资本品”、“资本市场”等，可能会对“资本到底是什么”迷惑不解。应如何解释资本的含义？本教材的解释是：在经济学中，“资本”是个多义词。它在不同的场合使用时，表示的含义是不相同的。资本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①资本是靠剥削雇佣劳动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体现着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生产关系。②资本是能够带来价值增殖额的价值。③资本是企业中属于所有者的价值。④资本是被生产出来又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的物品。⑤资本是长期资金的特征。
10．利息存在的原因（第七章）。不少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讲述利息存在原因时，分别对资本主义利息和社会主义利息进行分析经济学论文，没有从一般意义上来分析撇开制度特性的利息。西方经济学解释利息存在的原因所运用的是“时差利息论”和“迂回生产论”，没有讲到本质上。本教材对利息存在原因的说明，以《资本论》中的利息理论为基础，同时抽掉其中有关资本主义性质的内容，指出：“利息存在的最重要原因，是资本具有价值增殖的本质属性。”对此，从资本供给者和资本需求者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11．利润产生的原因（第七章）。本教材没有采用“利润的来源”的提法，因为这提法容易造成误解。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一般讲利润有三个来源：创新、承担风险和垄断；而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利润也不例外。关于利润产生的原因，我认为，承担风险只是与创新活动相伴的一种行为，它本身不会产生出利润。因此，本教材只讲创新和垄断这两个原因，重点讲述创新，分别叙述了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营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活动是如何产生出利润的，由此得出结论：“创新利润是由于创新活动使产品价格高于成本而产生的。”本教材重视企业家在创新中的作用经济学论文，指出：“创新的关键人物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创新劳动是高级的复杂劳动，在同样时间内比普通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论文网。”
12．用货币流通规律解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第十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货币流通规律一般是在关于货币职能的部分，而不是在通货膨胀理论部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通货膨胀理论一般不讲货币流通规律。本教材把二者结合起来，用货币流通规律解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并用一个与货币流通规律有联系的、表示货币供给量对通货膨胀作用的总供求平衡公式来说明。这公式是：价格水平×流通商品量=货币供给量×货币流通速度。
13．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第十一章）。本教材对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作了较多的论述。教材中首先说明：“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各市场经济国家实行宏观调控，是因为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加剧。”通过分析这些矛盾，从四个方面说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①生产社会化发展要求宏观调控；②经济稳定要求宏观调控；③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宏观调控；④社会稳定要求宏观调控。在论述第一个必要性时指出：“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与市场对宏观经济调节失效的矛盾，是现代市场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
14．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第十二章）。一般的教科书在讲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时，只讲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物质资本、科学技术四个因素，本教材增加了第五个因素——制度。本教材指出：“从根本上说，制度是通过影响人的经济利益从而影响人的经济行为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发生作用的。”
注释：
①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3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经济学的经济含义篇7
经济学具有国际性,因为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经济学的实践、教学和研究。中国经济学概念的出现和发展具有必然性,然而这一概念具有多种含义,而这一点并没有被足够重视,以至于在对待一些事宜时容易失去较为合理的态度。
中国经济学可以理解为以下几种含义:一是中国的经济学,这是经济学的地域属性或是文明属性,中国经济学家致力于这一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我们讨论中国经济学时也往往以这一含义为出发点、对象、目标和归宿;第二层含义是经济学在中国(EconomicsinChina),这与中国的经济学(ChineseEconomics)不同,经济学在中国根本上是一种学科传播的结果,例如我们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只能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而不可以说成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第三层含义是研究中国的经济学;这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者的主体为中国的经济学者,但包括一些外国和国际机构经济学家,说明这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和中国经济的经济学;第四层含义是中国人研究的经济学,包括华人经济学家,就目前来看,许多华人经济学家成就大,与国内联系密切,关注中国的经济和经济学,而我们在不经意中也把他们的研究包含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从罗素描述词理论的角度来说,中国经济学对个人来说都有不同的解释,而较为公认的观点是学术理论社会选择的结果。
中国的经济学思想已经存在数千年了,但“中国经济学”有无形成尚待探讨,因为探讨对象没有统一标准,任何结论都不具备让他人接受的条件。严复译《原富》拉开经济学在中国的序幕,已经百余年了。现实中,经济学在中国和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占了绝大多数,如果把这转换为中国的经济学那么就是偷换概念。哲学家指出,人不仅是自然人、社会人,也是文化人。经济学人并不例外,中国经济学人的中国经济学意识,已然反映了其文化属性,套用行话来说,中华文化是中国经济学人研究经济学行为的约束条件,经济学研究如果不注重文化属性,就会使得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得出的结论与现实不符,许多现象就会解释错误。应当指出,我们也受到非中华文化的约束,经济学的引进已经上百年了,其他文化中的许多观念、方法、思想等已经正式的和非正式地影响我们的知识结构(当然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也影响了其他文明,例如重农学派受到中国文化很大的影响),主要就是我们的学科体系、学科概念、学科划分等学科构成是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的,其思想通过西方文明的历史深化并东渐到中国。笔者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学现状是中西学术、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并且经济学的未来也同样受到如此影响,至于孰强孰弱的程度和范围决定了中国经济学以后的发展轨迹和状态。
平心而论,我们希望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经济学。但现实文化、国情、人口分布、地理环境等不同的约束条件导致不同的经济现象和人的行为。换言之,如果存在单一经济学,又何来学科本土化?诚然,文明不可比,但同样诚然的,文明之间存在差异,差异表示在具体的某一方面有此长彼短。我们应该承认落后的经历,承认先辈和我们也学习过其他文明优秀的文化、知识和思想。中国经济学概念的提出是因为文化属性归宿的需要,是一种集体的需求。
对于如何通过学习来发展中国经济学,可谓见仁见智。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先发优势,数百年的历史领先不仅使得经济学体系,而且经济学说史上学派纷呈,各领。这是一种资源禀赋。如果我们不去学习这些理论,幻想另起炉灶,那么交易费用奇高。对于经济学者来说,学习欧美经济学理论是追求最大效用的。因而集体的学习行为可以看作是囚徒困境,但交易费用过高使得这也是集体理性的。中国经济学的建立是一个超赶过程,我们应该发挥资源禀赋,例如我们的社会体制、文化体系、独特历史、现在的伟大的经济实践等等。经济学是研究稀缺的,而稀缺的前提是存在差异,存在的差异使得建立中国经济学有了可能。如何在整合的同一的趋势中把握独特性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文明交往和发展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经济学注重研究细节问题,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关键同样在此,唯有把握了我们独特的体制、历史、文化等资源禀赋,并作为约束条件具体分析,解释文明体系下的行为和现象,才能对经济学做出贡献。越是民族的则越是世界的,中国经济学只有在为整个经济学提供了多样性样本的基础上,才能成为被承认的完整的独立的体系。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开展对话和交流,一方面是降低学习的交易费用,进而加快学习进度和加强学习能力,另一方面是信息交流,在学习的同时及时传播我们的学习状态和心得。由此可知,中国经济学不可能是刻意为之的,因为学科发展有路径依赖性,我们必须遵循规律才不会走弯路。但无疑地,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是任重而道远的。
经济学的经济含义篇8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 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资本论>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 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 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 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经济学的经济含义篇9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
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资本论>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
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经济学的经济含义篇10
商品的含义?基本属性?如何判断一物品是否是商品?
使用价值和价值分别指什么?两者的关系如何?
货币的含义?本质?职能?
货币的流通规律及公式?
纸币的产生?含义?优点?职能?供应规律?购买力?
通货膨胀的含义?实质?表现?原因?危害?治理措施?
通货紧缩的含义?实质?表现?原因?危害?治理措施?
结算方式?结算的常用工具?
信用卡的含义?本质?种类?作用?优点?职能?
支票的含义?本质?种类?职能?
外汇的含义?汇率的含义?汇率与币值的关系?
人民币升(贬)值的影响?
保持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的意义?
替代品和互补品分别指什么?
影响价格变动的因素?具体如何表现?
价格变动的影响?具体如何表现?
商品价值量由什么决定?
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及表现形式?
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
如何提高消费水平?
恩格尔系数?
基尼系数?
消费类型?
消费心理?
如何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第二单元
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各自表现在哪些方面?
如何处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及关系?
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原因?意义?措施?
公有制经济的含义?范围?地位?
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体现?增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措施?
国有经济的含义?地位?作用?发展措施?
集体经济的含义?形式?作用?发展措施?
什么是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有何意义?当前民营经济的发展面临哪些主要困难?如何发展民营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有哪些?地位?意义?发展措施?
什么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义?
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原因?意义?要求?
企业是什么?公司是什么?两者的是什么关系?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区别?
公司的组织机构?
企业经营的直接目的是什么?
企业成功经营的措施?
企业兼并指什么?有什么意义?
企业破产指什么?有什么意义?
就业的意义?如何促进就业?
如何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常见的四种投资理财方式是什么?各自的特点?风险排序?收益排序?
如何区分股票和债券?
商业银行的性质?主要业务?
利率变动对经济生活的影响?
第三单元
我国现阶段的分配制度?原因?
按劳分配的性质?存在范围?地位?原因?意义?实现形式?
按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分配的存在范围?实现形式?
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存在范围?实现形式?意义?
收入分配公平的含义?原因?措施?
“同步增长，同步提高”指什么?
什么是初次分配?什么是再分配?如何区分?
效率指什么?公平指什么?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财政的含义?本质?
财政收入的含义?形式?
影响财政收入的因素?
财政支出的含义?形式?
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关系有哪几种情况?如何正确看待财政盈余、财政赤字?
财政的作用?
财政政策有几种?各种财政政策的具体适用情况和对策各是什么?
我国当前实行什么样的财政政策?
如何区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什么是税收?实质是什么?
税收的三特征分别是什么?关系如何?
我国税收的种类分别是指哪几种?增值税属于哪一类?
增值税的征税对象?作用?“营改增”的意义?
个人所得税的征税对象?作用?计算方法?
纳税人、负税人分别指什么?
为什么要依法纳税?怎样更好的依法纳税?
常见的四种违反税法的行为?如何区分偷税与骗税?
第四单元
为什么要配置资源?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手段分别是什么?
什么是市场经济?
市场配置资源主要解决哪几个问题?
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市场机制)是什么?实质是什么?
市场配置资源的优点有哪些?
市场配置资源的缺点有哪些?为了弥补市场的缺点应该怎么办?
为什么要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措施有哪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有哪些?其中基本标志和根本目标分别是指什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哪些优越性?
为什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实行科学的宏观调控?
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我国宏观调控的手段有哪些?
我国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主要采取哪些措施?
我国宏观调控的法律手段主要采取哪些措施?
我国宏观调控的行政手段主要采取哪些措施?
怎样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哪些主要的历史性变革?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如何理解这一矛盾?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什么?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指什么?
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是指什么?
新发展理念是什么?各个理念分别解决什么问题?如何坚持?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容?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措施?
什么是经济全球化?表现?载体?实质?影响?我国的应对态度?
WTO的性质?基本原则?最重要原则?
经济学的经济含义篇11
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也得到大大推进。代表性著作有，周太和《建国初期财经战线上的三次决策和实施》瑏瑧;王梦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嚆矢———读〈陈云文选〉(1949－1956)》瑏瑨;陈光林、刘凤歧同名著作《陈云经济思想研究》瑏瑩等。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是，由专题研究逐渐向总体研究过渡，由单纯经济理论层面研究向史论结合深入研究过渡。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头两年。1995年4月，陈云同志逝世，6月，《陈云文选》第二版1～3卷出版。2000年，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中、下三卷出版。这部《年谱》除公布了许多新史料以外，还使研究者能够全面连续地把握陈云一生理论和实践活动的脉络，而之前研究者只能通过《文选》掌握陈云的主要思想观点。因此《年谱》的出版把陈云研究，包括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杨波《新中国经济战线的奠基人———缅怀陈云同志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巨大贡献》①;朱佳木:《陈云与新中国工业化的起步》②;汪海波《对陈云关于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考察》③;李沛贤《学习陈云“国力论”的发展思想》④;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⑤等。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是，在资料越来越丰富的基础上，研究越来越全面深入，在专题研究和总体研究方面都有高质量的成果，并且更注重研究陈云经济发展思想中的一般规律及其现实意义。第三阶段，2003年以来至今。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在理论界和社会上掀起了一个持续至今的研究发展观和发展思想的热潮，对陈云经济发展思想更多的关注和更加深入的研究也始自这个契机。有学者开始把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从他的经济思想中剥离出来，进行专门研究，如舒毅彪《陈云经济发展思想新论》⑥;刘明松《陈云经济发展思想与科学发展观》⑦等。但是，更多的学者还是习惯于在陈云经济思想原有的体系中研究陈云的发展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如程恩富、程言君《蕴含丰富科学发展观的陈云经济思想研究》⑧;王玉福、孟轲《试论陈云经济理论中的科学发展观》⑨等。2005年适逢陈云百周年诞辰纪念，《陈云文集》1～3卷和《陈云传》上、下卷同时出版。《陈云文集》收录的是《陈云文选》以外的重要文稿，多数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陈云传》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丰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编写出的翔实的信史。乘这几股东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研究又出现了一个高潮。仅2005年一年出版的论著就有近20部，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1000多篇，其中涉及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论著近10部，论文100多篇，如曹应旺《开国财头陈云》瑏瑠;熊亮华《红色掌柜陈云》瑏瑡;周太和《陈云与新中国基本建设》瑏瑢;有林《陈云对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运用和发展》瑏瑣;吴易风《陈云的综合平衡理论及其现实意义》瑏瑤等。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成果还有，学术论文:张卓元《陈云综合平衡思想的重大意义》瑏瑥;靳辉明《陈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瑏瑦;智效和《陈云计划与市场关系思想研究》瑏瑧;景天魁、何健《论陈云的社会发展观》瑏瑨等;专著:金邦秋《陈云经济哲学思想研究》瑏瑩;王杰《欠发达板块的经济学大纲———陈云经济思想纵论》①;姜辉《陈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②等。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是，一方面对包涵发展思想的陈云经济思想的研究质量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开始出现专门研究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成果，但是数量不多，质量不高，没有在实质上从经济思想中提炼出陈云的发展思想。
二、研究主要问题综述
关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研究，从笔者搜集到的材料来看，大致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关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主要内容的研究
什么是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有哪些特点和怎样的现实意义?这些是研究陈云经济发展思想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目前还没有关于专门研究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专著出版，学术论文只有两篇③，其中也都没有直接定义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关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学者较多的论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发展必须与国力相适应④;第二，经济发展必须和资源环境相协调⑤;第三，经济发展要以效益为中心，搞好综合平衡，注意内部协调发展⑥;第四，改革旧的计划经济体制，推进经济发展⑦。此外，还有学者论及:经济建设要从国情出发⑧;为人民谋利益是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根本出发点⑨;经济发展的速度要适度瑏瑠;利用外资和外国的先进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瑏瑡等。赵士刚在论及“陈云经济思想的主题是建设一个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人民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所在”时，特别提出，为了很好地实现这个本质，在经济发展方面，陈云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思想，力求从经济发展的动态着眼，处理好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综合平衡的思想，以此作为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协调发展的手段。瑏瑢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很多学者从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角度，阐述了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特点和现实意义。有学者认为，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瑏瑣，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渊源①。程恩福、程言君认为，陈云经济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发展理念，陈云“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思想的萌芽蕴含着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陈云一切“有利于人民”的思想蕴含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陈云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思想蕴含着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陈云的统筹兼顾思想蕴含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②有学者把陈云经济发展观的特征概括为:持续稳步、综合平衡、快速高效。③关于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现实意义，有学者认为主要在于:有助于我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有助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相互关系;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④王家云从辩证法的角度，分析了陈云发展观中的十大关系，即强国与富民、先富与共富、计划与市场、国营与私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全面与重点、中央与地方、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速度与效益及改革发展与稳定，提出学习领会陈云发展观中的辩证思维方法，对于提高执政能力，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关于陈云经济发展国情论思想的研究
高度重视国情，一切从国情出发，是陈云经济发展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学者指出，陈云之所以能在我国经济困难之时多次力挽狂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深谙我国国情。陈云“一直认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必须明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即首先要了解我们的国情，否则什么事情也搞不好”。⑥有学者提出，陈云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坚持从国情出发，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思想。⑦有学者认为，一切从国情出发，以事实为依据，从中找寻规律性，是陈云整个经济思想的基点。
经济学的经济含义篇12
科学发展观要求像利润率这类与生产关系有直接联系的效率与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效率是与主体对生产实践成果的衡量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有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内容，比如劳动生产率；而且有反映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社会内容，比如利润率。就利润率而言，这是一个反映企业投资效率的指标，体现的是资本所有者利益的增长程度，却不体现直接劳动者个人利益的增长程度。资本所有者如果是私人，利润率提高并不意味着工人利益的增加，这就出现了是否公平的问题；资本所有者如果是国家或集体，利润率提高则意味着总体或集体劳动者利益的共同增加，但是如何把这种增加落实到每个劳动者身上，也有一个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由于生产关系本身包含经济利益关系是否公平的问题，所以像利润率这类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关系直接联系的效率，显然会与公平问题联系在一起。科学发展观对这类与生产关系直接联系的效率作出了新规定，要求其服从以人为本的原则，与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
科学发展观要求像劳动生产率这类不直接表现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效率也要服从以人为本的原则。抽象地说，像劳动生产率这类不直接表现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效率，本身似乎与生产关系无关，因而也与公平问题无关。但是，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生产总是与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管理者强制劳动者超出正常脑力、体力的承受程度，劳动时间过长、强度过大，这虽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却背离了劳动者健康生存的要求，也背离了劳动保护的要求，更背离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这样的效率是与科学发展观相违背的。在科学发展观看来，反映人与自然关系这种物质内容的效率，也应当服从以人为本的原则。
科学发展观要求各种效率必须服从社会发展的代际公平。效率有多重含义。在科学发展观看来，它们都应受公平关系的制约。而且，这种制约不只是对同一代人而言，还要体现在社会代际之间。这意味着要把效率与人口数量控制、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等联系起来，赋予其新的内涵。如绿色劳动生产率、绿色人均国民收入等，就是属于具有这种新内涵的效率概念。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效率还受到人类社会代际公平的制约。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中，研讨同代人之间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应当与维护代际公平联系起来。
公平在内涵上有多重具体含义
现实生活中的公平关系总是具体的。目前，不少学者把经济关系的公平解释为机会、起点、过程和结果（分配）公平，把公平理解为一种时间延续的过程。这扩大了公平概念的外延，但公平本身的内涵还有待深入研究。其实，经济关系中的公平概念是在商品生产普遍化之后才形成的，它最初是对等价交换关系的反映，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就其最抽象、最基本的含义来说，公平是指不同的人具有相等的权利，或者说用同一尺度来衡量不同的人享有的权利。但是，一旦涉及人与人之间具体的权利关系，由于衡量的尺度不同，公平在内涵上就出现了多重具体含义。
衡量每个经济层面公平关系的尺度不同，公平的含义就不同。在一定的经济形态中，经济运行有许多层面。在每一个经济层面，对照衡量公平的一定尺度都有相对应的公平和不公平；而不在某一尺度衡量范围内的人，就谈不上享有这种尺度范围内的公平或不公平。所以，讨论经济上的公平或者不公平，总是有具体内容和范围的。如果把不同的具体公平混为一谈，就会导致逻辑上的混乱。具体到分配层面，也有多种含义的公平。分配是与生产、流通、消费相联系的经济运行环节。唯物史观揭示，生产成果的分配是由生产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所有制关系的性质不同，衡量分配关系是否公平的尺度就不同，因而分配公平的内涵也不同。在我国，由于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因此在收入分配关系方面，既存在着用按劳分配这个尺度衡量的劳动者之间的公平与否；又存在着用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这个尺度衡量的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公平与否。可见，不能把收入公平抽象化、绝对化。收入公平与不公平的概念具有相对性，总是相对于一定衡量尺度而言的。
在一定条件下不同所有制分配关系之间存在相对公平。与不同所有制分配关系对应的公平与否，在内涵上是不同等的；或者说，不同所有制分配关系之间是没有同等的公平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它们相互之间不存在某种相对的公平，这关键要看是否存在衡量它们的某种同一尺度。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里，这样的尺度是客观存在的。在我国，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于是就产生了衡量不同所有制分配关系之间相对公平的同一尺度，这就是对生产力发展的适应性。符合这个尺度，它们之间就存在相对的公平。在这里，公平的具体含义就是这些分配方式具有同时并存的权利。只要处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格局内，各种分配关系之间就具有这种含义的相对公平；如果这种格局被破坏，就会出现不公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具体统一
不同含义的效率与不同含义的公平之间，可以形成多种组合。如果撇开科学发展观赋予效率和公平的具体内涵而论证两者之间的关系，只会陷于空洞的概念之争。当前流行的有关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观点，事实上也都是有其具体内涵的。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值得研究的是它们之间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有具体内涵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的效率，应当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规定；在这种关系中的公平，应当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收入分配关系格局。这就是说，要研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各种效率与现阶段具有具体内涵的各种公平之间的关系，寻求实现不同含义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多重统一。当前，尤其应当实现以下几重统一：
国民经济整体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种含义上的宏观运行效率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含义上的公平相统一。
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协调发展这种含义上的经济增长率与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人均收入差距不断缩小这种含义上的公平相统一。不过，不能把实现这种公平与消除不同自然环境、历史传统造成的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等同起来，后者的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不可能完全消除。
经济学的经济含义篇13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经济伦理教育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西方经济学及其政策导向中蕴含的价值取向。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说，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其理论假设和核心主张方面都体现出了非常鲜明的价值取向。理论的中心思想指出：以私有制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市场社会是人类自然的状态，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下这样的社会将通过看不见的手走向繁荣;资本主义从来就存在;人类历史是市场逐步自由化的过程，社会唯一需要的是消除国家束缚和干预。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加强经济伦理教育，客观地研究和分析当代西方经济学及其政策导向中的价值取向，是正确认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建树及其应用价值的必然要求。
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经济伦理教育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经济伦理观。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即认为自利是最基础的人性。这一假设是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具有分析工具的价值，但不具有人生目的和理想人格的价值。作为经济学者，一方面，在研究动机上不能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追逐私利的“经济人”，而应是为公众利益服务，具有高尚的道德信仰和人格追求的人;另一方面，在经济研究中不能脱离正确的伦理价值观的引导，应利用伦理常识将经济学知识进行整理与应用。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加强经济伦理教育，无论是对增强学生以正确的经济伦理立场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素质和能力，还是对提升学生的人生理想和抱负，都具有重要作用。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伦理教育的方法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