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讨论法论文篇1

内容提要： 法人行为能力的具有与否完全是一个价值判断，而不是一个事实判断，所以与采取何种法人本质理论并无密切的关联。传统民法中确立行为能力这一概念是为了保护意思能力不健全的自然人的利益，所以，行为能力这一概念对于法人是没有价值可言的，传统民法在此犯了机械类比的错误，在法人领域讨论机关问题比讨论行为能力的问题更有意义。传统民法中对于法人机关的地位纠缠于说与代表说，而两者在实质层面是没有区别的，并且都具有论证逻辑上的不周延性。法人的机关本质上是采取一种拟制的方式将自然人的行为视作法人的行为的一种立法技术。 论文关键词： 法人 行为能力 机关 代表 在我国现今的民法理论中，在介绍法人基本理论时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思维倾向，即都是将其自然人作类比，以此试图揭示出这种类似于自然人的民事主体的所具有的独特属性。由此，在我国民法理论中也几乎是形成共识性的观点，即认为法人的行为能力具有三个与自然人的不同特点：法人行为能力与权利能力在享有的时间上的一致性；两者在范围上具有一致性；法人行为能力由机关或代表人实现。但是这种认识随之而来会产生很多相关的问题，如既然法人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在享有时间和范围上具有一致性，那么我们在法人这样一种独特的民事主体身上区分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还有无必要；如果前述区分存在具有必要性，那么法人的目的范围对于法人而言，究竟是对其行为能力的限制还是对其行为能力的限制；作为与法人行为能力联系在一起的法人机关与法人的应然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为什么传统民法会产生说和代表说的争论；法人的行为能力问题与人们对于法人的本质认识有无必然的联系。在我国民法典起草过程中，这些问题理所当然的应该为我们所关注 .笔者不揣简陋，求教于大方。 一、法人的行为能力与法人本质理论 在大陆法系各国民事立法和理论上对于法人有无行为能力存在着争议。以德国为代表的民法理论认为法人没有行为能力，《德国民法典》第26条规定：“1，社团须设董事会，董事会得以数人组成之。2，董事会在裁判上及裁判外，代表社团，有法定人的地位。”可见，德国民法是将法人的机关看成是法人的人，而根据的类型来判断，这属于法定的范畴，由此我们可以反面推断出立法者是将法人看成无行为能力的。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的理论通说基本上也是认为法人是不具有行为能力的。英美国家学者也持同样立场。但是以瑞士民法为代表的国家则明确承认法人具有行为能力，《瑞士民法典》第54条规定：“法人依照法律或章程设立必要的机关后，即具有行为能力。”这一立场为我国民法理论所继受，并且在民事立法上也是明文规定了法人具有行为能力的。而日本属于较为特殊的类型，它摇摆于承认与否认之间，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不存在一个明确的答案。各国为什么会对法人的行为能力的存在与否产生如此之大的争议，这主要是源于各国对于法人本质认识的分歧。 传统民法在讨论法人的行为能力时总是将其与法人的本质理论联系在一起，主张法人拟制说必然导致否认法人具有行为能力，而主张法人实在说的观点在必然承认法人享有行为能力。从表面上看，法人本质理论确实决定着人们对于法人是否具有行为能力问题的态度，因为诚如上述学者所言，一般主张拟制说的国家似乎都是采法人无行为能力的立场，而主张实在说的国家一般都是采法人具有行为能力的立场。 但是如果我们从法人的本质理论以及行为能力制度的价值基础的角度去观察，就会发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紧密。如传统学说所言，主张法人实在说的观点认为法人是具有实在意志的，因而可以像一个意思健全的人那样以自己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主张拟制说的观点则认为法人是一个纯粹的法律上的拟制的人，自己没有意志与意思能力，类似于无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疯子。可见，导致两者认识方面的差异主要原因在于对法人是否具有意志这一方面的分歧。事实上，法人是否具有意志完全是一个价值判断，而不是一个事实问题.就事实方面而言，论证法人具有意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很多学者之所以要论证法人具有意志是为了得到另外的目的，即为了使自己提出的观点有理论上的支持。所以，就拟制说而言它也可以在理论上论证法人具有意志。但是从行为能力的角度而言，论证法人是否具有意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行为能力概念和制度本身就是为了自然人而准备的，它是为了“保护意思薄弱之人”。所以，笔者认为关于法人行为能力的争议根源于传统民法将法人与自然人作简单类比， 将自然人的一切制度简单照搬适用于法人。对于传统民法的这一思维方式，有学者指出它在总体上就与法律的制定原则不符，“法律追求的应该是社会价值的实现，而不是机械的类比技术。”[12]我国台湾学者也指出：“对法人而言，其所谓‘人'则具有法律技术上及形式上的意义，乃类推自然人的权利能力，而赋予人格。”[13]鉴于行为能力的特殊的价值诉求，其强调自然人的意志能力和意识能力很容易得到理解，因为只有意识不健全的人才需要特别的保护。但是具体到法人则为了使其具有行为能力是否也有必要为之杜撰一个意志就非常值得怀疑了，因为意志的有无对于法人的行为能力没有必要的存在的价值。对于法人是否需要有行为能力本身是一个立法的价值选择问题，而不是事实判断问题。也就是如有学者所言那样，法人是否需要具有行为能力的问题，人们更应当关注的是立法选择问题而不是抽象的论证。[14]自然人与法人的在行为能力方面的差异更深层次的原因来源于两者的价值基础的差异。自然人人格兼有伦理性与工具性，某种程度上其自身就是目的，而法人只是具有工具性价值，只是人们实现特定目的和价值的手段，两者在存在基础上上有着截然不同的依据和理由。所以，“自然人外之组织体，如欲认定符合权利义务集散处之设计，赋予权利能力，大可不必影射自然人。”[15] 二、法人是否需要行为能力制度 法人拟制说一直备受批判的原因在于它拒绝承认法人具有行为能力。主张法人具有行为能力的学者认为，“只有具有行为能力的人，才能发出有效的意思表示。……人们之所以想象出法人这种形式，旨在使其有能力与自然人一样，机会均等地参与法律交往和经济交往。既然如此，为何法人不应具备行为能力这一对参与法律交往而言具有本质意义的性质，不免无法理解。”[16]这一论述表面看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却经不起推敲。首先，这一观点的立论就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已经指出行为能力制度真正的价值是保护认识能力有缺陷的自然人，所以认为只有具有行为能力才能发出有效意思表示从根本上讲是对行为能力制度功能的误解；其次，从实践来看，即使像德国民法中没有承认法人具有行为能力的国家在立法和实践中也没有出现重大的问题。而自以为优越的主张法人具有行为能力的学者自己也承认，在采取法人自己有行为能力时，无法解释为什么法人自己进行行为的同时机构却为其进行行为的矛盾现象。[17]相反，德国民法在不承认法人的行为能力的情况下，采取机关的做法却避免这一矛盾，同时很好的解决了法人交往和内部控制问题。[18]所以，在笔者看来行为能力是仅仅存在于自然人领域的法律概念，在法人领域至今还看不到其真正价值所在，相反还会增加诸多理论上的困惑，如法人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一致，以及目的性限制究竟是行为能力还是权利能力限制等虚假命题。基于行为能力存在的特殊价值，不仅承认法人具有行为能力是多余的，就连在法人领域内谈论行为能力的问题也是没有任何必要的。[19]现代大陆法系的民法理论也确实是沿着这一趋势发展的，如最新的德、日学者在论述法人问题时都有意回避了法人的行为能力问题。[20]所以，“立法是否承认法人的行为能力，其技术性基础不在于实体意思基础，而在于有无必要将个人的行为能力连接构造为法人的行为能力。”[21]因此，主张或者论证法人具有行为能力的学者犯了机械类比的错误，即将适用于自然人的一切制度全盘类推适用于法人，而不考虑法人独特的价值基础，没有认识到法人与自然人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仅仅是一种工具性价值，是实现其背后自然人民事主体的价值诉求的工具。 在认识到法人的这种独特性后，相应地在法人领域一个与自然人的行为能力同等重要地位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如自然人那样进行民事活动那样的立法构造，那么很明显在法人领域就是法人机关的问题。 三、法人机关的地位――机构说与代表说或说的争论[22] 传统法人理论绝不是追求在纯粹虚无的层面建立一种主体，而真正的目的在于使其真正能够参与民事活动，这才是法人制度的真谛。由此法人的机关就为法人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因为法人只有借助它才能真正参与到民事活动中来，才能最终实现法人制度的设计者所追求的价值。传统民法经常将法人的机关与自然人的器官作为类比，其中法人实在说在这一方面走得更远，将法人完全类比成自然人并且为之设计了意志。但是不管法人实在说作何种程度理论上的努力，法人还是与自然人存在着无法祢合的巨大空隙。在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的情形下，灵与肉是统一的，通俗的讲，除了在基于胁迫的情况之外自己的身体（行为）基本上是 受自己的意志所支配的。与之相反，即使按照实在说所力图说明的那样，法人是自己拥有意志的，但是它参与到民事活动中还是需要有具体的人来进行，并且只能是有血有肉的自然人。此时一个自然人兼有双重身份，即自己作为民事主体的身份和充当法人机关的身份。由此一个重大的困难就会经常性的出现于传统法人理论之中，即如何区分什么时候是法人的行为，什么时候是作为机关的自然人自己的行为，并且这一判断的困难程度要远远大于判断自然人是否是基于自身意志而行事。对于后者我们仅仅需要考察自然人是否受到欺诈或胁迫，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一个自然人的器官是不会背离其大脑的指挥的。同样道理，拟制说也无法解决这一矛盾。因为按照拟制说的观点法人是法律拟制的一个无形的民事主体，它仿佛犹如一个只有灵魂而无肉体的精灵。自然人是一个兼有灵与肉的民事主体，而法人则必须在自己的灵魂之外寻找替身，代替它在世俗生活进行活动。但是这一替身本身可能会具有自己的追求和意志，也同样出现了区分替身自身的行为与代替法人行为的困难。 一些学者试图缓解这一困难和矛盾而提出：“将个人在法律上加以分立是可能，将个人基于不同方式的行为分别归入自然人与法人，正符合法律构造的特征。大陆法系民法的实证处理，使个人只是在他的行为依特定的秩序方式所决定时，才属于作为法人机关而行为。这一行为之所以不同于个人的其他行为，是由于具有特定的意义，符合了法人秩序。”[23]但是问题的困难在于如何判断特定行为符合法人的秩序，如果真的如他所说的那么简单的话，现代民法各国民法也不会再为法人机关问题而困扰了。在现代民法在判断行为人的特定行为是否属于法人秩序并不是简单地如上述学者所说的，“以这些个人行为是否基于法律或章程赋予的职权而为的事实加以说明的。”[24]除此之外，现代民法还要考虑到对第三人的保护和交易安全等诸多方面的要素。如果说如何判断行为的归属成为一种困难的话，那么这种困难其实仅仅是具体法律实施方面的困难，还涉及不到理论的问题，因为法律必然追求规范性调整，一切具体的技术性问题都是可以留给实务界的。法人机关的真正问题在于如何为这种矛盾寻找理论上的根据，能够为人们在处理这一问题提供指导，为人们的解决方案提供理论上的根基。为此，传统法人理论在对待这一问题出现了两种对立的理论，即机关说和代表说。 机关说以法人实在说为基础，认为法人不仅仅具有权利能力，而且法人本身是一个具有意思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现实的整体人”（reale Geamtperson），这一“社会体”（socialer Koerper）并非由其机构代表，而是通过其机构，自身所欲和所为。[25]代表说以法人拟制说为基础[26]，认为法人是人为创造的组织，虽然是一种具有财产能力的权利主体，但是作为纯粹的拟制物，本身既没有意思能力，也没有行为能力。因此法人类似于无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疯子，必须由根据阻止法任命的自然人来代表。[27]两者的分歧在于，前者将法人完全类比成自然人，将法人的机构看成是法人的“器官”[28]，机关不是外在于法人的，而是法人的自身的组成部分。代表说认为法人只是具有一种工具性价值，“对法人主体的真正意图是利用……以为法人是超越具体人的超人，显然是错误的，法人不是真正的人，本身不可能有思维能力。”[29]为了使得法人像自然人一样参与民事活动，必然要从外部引入一个具体的人为其进行民事活动，同时把它的法律后果强制性的归属于法人。目前机构说成为大陆法系国家的学界通说。德国学者代表性的列举出了说的不足之处，认为首先说不能合乎逻辑，无法令人信服的解释下列问题：如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如何能够由一个不具有权利能力的机构来代表？机构的权又来自何处？其次，代表说耗费了过多的概念，要采取两次拟制的方法，即第一次拟制一个法律上的“人”，第二次将机构的行为拟制成法人的行为。[30]但是不管主张机构说的学者如何论证自身的合理性，在机构说中总是存在着一个无法愈合的漏洞，这也为主张机构说的学者所承认，即法人毕竟还是要通过自然人来进行活动的，那么如何论证具体的人的行为就是法人的行为。[31] 其实机构说对于说列举出的诸多批判的论点中，存在着一个重大的误区，就是将原来适用于自然人的制度完全原封不动的套用于法人。也就是说事实上就连“说”这一名称的合理性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拟制说看来他们只是借用的一部分原理来说明法人与机关之间的关系，来解决法人的行为动力来源问题，而不是完全套用，更不是如机构说所指责的那样将意定 中的授权、法定中的监护原理一股脑的适用于法人。也许《德国民法典》中规定更加有助于说明这一点。《德国民法典》第26条规定了董事会的地位，其具有法定人的地位。这一法条的设置颇具考究，立法者只是规定董事会具有法定人的地位，而不是直接规定就是法定人，其真正用心在于用的原理解决法人活动现实的推动力量问题，通过引入外部的人来实现，但是由于它与真正的法定是不同的，所以只能说是“具有法定人的地位”。这一法条采用的立法技术就是拟制，将本来不是同一的事物看成相同的事物，但是大家在内心都知道这两者是不同的，这样做就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接着在《德国民法典》的第27条立法者的这一意图更加明显，“董事会的执行业务，准用第664条至670条关于委任的规定。”“准用”词汇的使用一般是与拟制具有相同的功能，为了达到法律条文的简洁也是将原本不同的事物当成相同的事物，只是准用有“不相当时不用”的弹性。有学者将《德国民法典》的第31条的规定（“社团对于董事会、董事会的一员或依章程任命的其他人由于执行属于权限以内的事务，发生应负损害赔偿责任的行为，致使第三人受到赔偿时，应负赔偿的责任。”）看成是德国民法采取实在说的根据。[32]其实《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远没有这位学者所想象的那么复杂，在目标上也并不明确追求自己到底坚持哪种学说[33]，而是追求实用的立场，即为了第三人的利益。此时立法者也是采取强制归属的方法，将董事等人的行为后果直接归之于法人，本质上而言，此时也是拟制。可见德国民法通过以上这些规定不仅可以有效的调整法人与机关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兼顾了对第三人的保护。所以，将德国民法中机关的地位不管称为“一体”（机构说）还是称为“说”都是非常不准确的。德国民法这一处理方式的真正魅力在于抛开了将自然人和法人作机械类比的思维模式，以法人的技术性为基础，采用了纯粹技术性的处理手段。这一技术手段就是拟制，即只要在立法者认为有必要和有充分的价值基础的情况下，可以绕开形式逻辑的制约，可将有说成无，将白马说成黑马。有学者这样评价德国民法中的法人机关法律规范：“法律依形式逻辑而设计，更契合人们对于法律信任及形式美学的追求。但是德国民法对于法人机关问题，却以双轨理论，提供了一种复杂的规范逻辑范式。”[34]在笔者看来，德国民法不是采取双轨的处理方式，而是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拟制性”的技术方法。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想要在此问题的处理上具有实用性，不偏离社会现实，坚持传统的机构说和说都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而必须对两者进行改造以使其向这个方向靠近，而改造后的两种学说也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面貌了，果真如此的话[35]，“代表说与机构说之间也就不存在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了。”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拟制说”。[36] 在笔者看来，采用原来所谓的“说”经常会使人混淆法人在真正授权委托时产生的活动与法人机关的活动，如法人授权其工作人员订立合同，此时工作人员就是人，而不是其机关。这一工作人员在订立合同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就只能适用合同法或民法中制度的规范来处理，而不属于法人制度的范畴。以我国民事法律规范中的一些规定来看，就存在这一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条文普遍被学者视为我国法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37]所以从逻辑上讲应该类似于《德国民法典》第31条关于法人对其机关的责任承担的规定。但是从法条的实际含义来看，由于我国《民法通则》中对于“其他工作人员”缺乏《德国民法典》的“组织任命”的要求，这样使得法人是否也要对基于普通授权委托产生的一般人在过程中承担责任成为一个疑问。[38]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立法者没有意识到法人的代表机关与一般人是具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法人的一个组成部分，法人对其承担责任是基于法律的直接“拟制”，仿佛是对自己承担责任，这是法人制度的组成部分。而后者是外在于法人的，法人要不要承担责任要根据民法制度的规定，属于制度的组成部分。《民法通则》规定的这一缺陷经常会导致法人过多的承担责任，因为按照一般原理，人进行违法活动时损害第三人利益时，被人除非在明知而不反对的情况下通常是不承担责任的。[39] 注释： 魏振瀛主编：《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1－82页。 我国民法学界对于法人的目的事业限制的问题，除了上述两种观点以外，还存在着代表权限制说和内部责任限制说的观点。参见梁彗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 （德）福尔可·博伊庭著，邵建东译：《德国公司法上的代表理论》，载《民商法论丛》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53页。 黄立著：《民法总则》，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137页。 我国《民法通则》第36条明确规定了法人是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组织。 参见龙卫球著：《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第371页。 参见史尚宽著：《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马俊驹、余延满著：《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德）福尔可·博伊庭著，邵建东译：《德国公司法上德代表理论》，载《民商法论丛》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32页。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另行撰文详述其理由。 即使是法人实在说中也只是有机体说的学者是坚持法人是具有意志的，主张组织体说的学者从来就没有主张法人是因为具有意志而成为民事主体的，事实上也就是因为后一派学者对于有机体说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差异，才形成了一种有别于有机体的学说。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参见笔者的博士论文：《法人制度法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王伯琦：《民法总则》，台湾中正书局印，第56页。转引彭诚信：《对法人若干理论的批判》，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5期。 [12] 龙卫球著：《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第372页。 [13] 王泽鉴著：《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 [14] 尹田著：《民事主体理论与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15] 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16] （德）福尔可·博伊庭著，邵建东译：《德国公司法上德代表理论》，载《民商法论丛》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31页。 [17] （德）福尔可·博伊庭著，邵建东译：《德国公司法上德代表理论》，载《民商法论丛》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4页。 [18] 龙卫球著：《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第373页。 [19] 彭诚信：《对法人若干理论的批判》，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5期。 [20]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邵健东译：《德国民法总论》2000年版；（日）四宫和夫著，唐晖·钱孟珊译：《日本民法总则》，台湾五南图书公司1995年版。两位学者仅仅在其著作中讨谈了法人的权利能力，而对法人的行为能力只字未提。 [21] 龙卫球著：《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第372页。 [22]主张和代表两者概念的区分主要是我国大陆和台湾两地的学者，从渊源上讲，更大的可能性是大陆的学者受到了台湾学者的影响。一般认为存在于两个民事主体之间，而代表则是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参见刘德宽著：《法人之本质与其能力》，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04页；郑玉波著：《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而事实上在德国民法中和代表其实都是一个词“vertreten”，德国学者也从没有将两者区分开来，如果说硬是要区分的话，那可以说完全是为了解决法人机关的问题而人为构造的，更加通俗的讲代表和两者的区分完全是我国学者为了解决法人机关理论上的难题特意而作的努力。在传统民法中也确实找不到区分两者的理论根据，具有鲜明的人为拟制成分。现阶段有学者可能是意识到区分两者是无意义的，所以就从原来主张区分和代表的观点转变到不加区分加以使用。（参见江平、龙卫球：《法人本质及其基本构造研究》，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龙卫球著：《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第355页。）在本文中与代表是不加区分使用的。 [23] 江平、龙卫球：《法人本质及其基本构造研究》，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 [24] 江平、龙卫球：《法人本质及其基本构造研究》，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 [25] （德）福尔可·博伊庭著，邵建东译：《德国公司法上德代表理论》，载《民商法论丛》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32页。 [26] 但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即使是采取的学者也有采取代表说的。参见黄立著：《民法总则》，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137页脚注。 [27] （德）福尔可·博伊庭著，邵建东译：《德国公司法上德代表理论》，载《民商法论丛》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4页。 [28] 在德语中“organ”既可以指自然人的器官，也可以指法人的机关。 [29] 龙卫球著：《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第356页。 [30] （德）福尔可·博伊庭著，邵建东译：《德国公司法上德代表理论》，载《民商法论丛》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0－541页。 [31] 参见博伊庭《论德国民法中理论》，载《梅迪库斯纪念文集》，转引（德）福尔可·博伊庭著，邵建东译：《德国公司法上德代表理论》，载《民商法论丛》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541页。 [32] 龙卫球著：《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第359页。这位学者认为在德国民法典》第26、27条采取的拟制说所持的“说”的观点，而在31条转而采取了实在说所坚持的“机构说”的观点，所以，《德国民法典》采取的内外有别的处理方法。 [33] 《德国民法典立法记录》中已经明确表示对于“代表说”和“机构说”应当由法学界定夺，立法者不去对两者作出评价。参见（德）福尔可·博伊庭著，邵建东译：《德国公司法上德代表理论》，载《民商法论丛》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533页。 [34] 龙卫球著：《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第362页。 [35] （德）福尔可·博伊庭著，邵建东译：《德国公司法上德代表理论》，载《民商法论丛》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546页。 [36] 其实对于说是不存在改造的问题，而只是将人们对其存在的误解消除，恢复原来的真实面貌，但是只要采取“说”则必然存在着误解的危险，所以索性更改名称。 [37] 马骏驹、余延满著：《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38] 有学者甚至认为《民法通则》43条中的“其他工作人员”包括了雇员，由此我国《民法通则》是将法人对其机关承担责任和对其雇员承担的“转承责任”一起规定的。参见龙卫球著：《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二版，第380页脚注2. [39] 但是《民法通则》43条中的另外一个限制性条件又减弱了这一责任，其要求是在“经营活动中”。这一限制又为法人不合理的逃避责任提供了可能。

问题讨论法论文篇2

一、关于司法鉴定人的诉讼地位问题

司法鉴定人的地位包括科学技术地位和法律地位两个方面。从科学地位来说，他是具有专门知识的自然人；从法律地位来说，接受鉴定委托后是诉讼活动的参与人。[1]

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鉴定人通常被定位在诉讼当事人的科技助手，司法鉴定人是“专家证人”和“具有专门知识和辩护人”。司法鉴定人可由当事人双方自行委托，甚至可向司法鉴定人提出适合于自己需要的要求。当然，根据这种规定，任何一方面也不会聘请于自己不利的司法鉴定人。以美国最为典型。通常认为，美国的诉讼制度以“当事者对抗制”（adversarysystem）为特征，双方当事人在诉讼活动的一切方面展开对抗。“司法鉴定人的鉴定活动与诉讼对抗是不可分的。双方当事者都想方设法找到能够为自己的主张提供根据的司法鉴定人，最大限度地降低有利于自己的鉴定，同时通过对于对方的司法鉴定人进行反驳询问努力降低不利于自己的鉴定具有的证据价值。从这一点看来，司法鉴定人与一般的证人没有任何不同，所以有时把司法鉴定人称为”专家证人“（expertwitness）。”[2]在这种诉讼观念的指导下，司法鉴定人就是特殊的证人，从属于一方当事人，以本方当事人的立场和利益为鉴定活动的目的。如专家证人在法庭上充当委托方的辩护人，必然竭力反驳、歪曲、贬低对方司法鉴定人的结论与证言。

这就必然使得各方司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和法庭证言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无法确保司法鉴定人完全处于中立的立场。由于双方司法鉴定人的斗争，虽有助于法庭从不同角度审慎地评断专家证言，但同时因为针锋相对的专家证言必然造成法官取舍专家证言的困难。加之法官对这种证言的客观、公证性本来就持有怀疑，理所当然地降低了证言的可信度，从而削弱了鉴定结论应有的证据价值。

在大陆法系国家，司法鉴定人常常被定位在是利用专门知识“帮助法院进行识别活动的人”，“是审判官的科学辅助人”，是“接受法院或审判官的委托，依照专门知识和经验法则，对具体事实进行判断和报告的人。”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司法鉴定人的职责是弥补法官知识和经验的不足，其活动往往具有准司法活动的特点。[3]司法鉴定人作为一种中立的诉讼参与人，其参加诉讼的目的在于客观中立地鉴定案件中有关事实方面的专门性问题。因此，无论是当事人委托的还是司法机关指定的司法鉴定人，都具有中立性，客观公正地进行鉴定活动，而不从属于委托的当事人或司法机关。如，“德国的诉讼制度把司法鉴定人的性质理解为法官的助手，因此要求司法鉴定人必须中立于双方当事者。一般并不要求司法鉴定人宣誓，但宣誓时则以保持中立为内容，而且当事者可以要求司法鉴定人回避。”[4]但是，由于这种“辅助法官”的鉴定结论具有科学判决的性质。加之法官缺少鉴定方面的专门知识，导致法官对鉴定结论的可靠性评价过高，不认真审查就肯定和承认其证据效力。这是大陆国家确立司法鉴定人地位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

在我国，理论上对司法鉴定人的地位问题缺乏明确的探讨和界定。司法实践中，司法鉴定人的情况也比较复杂，不同体制、不同单位的司法鉴定人的地位有所差别。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4项的规定，司法鉴定人属于诉讼参与人。从基本类型上看，我们的司法鉴定人应当归入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鉴定人类型，也即我国的司法鉴定人是中立的案件事实的检验者、判定者。他们的法律地位与日本、德国的司法鉴定人的法律地位相似，被定位在法官的科技助手，与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相比，我国的“鉴定人的法律地位与资格方面多有官方的地位和背景。”[5]我国的鉴定机构主要设置于司法系统内部，各司法机关都自成体系的鉴定机构，在诉讼过程中都有权进行鉴定。这种“自我鉴定”的现象就使司法鉴定人员染上了浓厚的官方地位和背景，而与鉴定的中立相冲突。在我国有的司法鉴定人就是侦查、、审判机关的官员。以至于对委派的某权威机关内部的司法鉴定人员或某些著名司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不能提出质疑，有关鉴定方法程序、检材和样本的收集、鉴定技术的问题不能在法庭上公开辩论。鉴定结论成了“超级证据”，司法鉴定人成了“超级诉讼参与人”而不是“专家证人”。针对司法鉴定人地位的法律定位问题，笔者建议将司法鉴定人定位为专家证人（而不是“法官的辅助人”甚至是其他更高的地位），即使司法鉴定人具有官方身份或背景（这是不可避免的），也要消除其对法官的正常采信（鉴定结论）的影响，至于科学定位，与其他国家相同，即司法鉴定人应为具有专门知识的自然人，能够解决专门性问题。

二、关于司法鉴定人的条件与资格取得问题

由于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对司法鉴定人的角色定位不同，司法鉴定人的条件也有所不同。在英美法系国家实行的是自由鉴定人制度，司法鉴定人的地位与普通证人相差无几，法律对司法鉴定人的条件规定过于模糊，因而诉讼当事人在选任司法鉴定人时往往考虑的是司法鉴定人是否有利于自己赢得诉讼，而不是能否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并且从实际操作看，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充任司法鉴定人的知识和经验也不是由法律加以规定的，而是通过案件中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的交叉询问，最后由法官加以确定，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完全不同，由于司法鉴定人被认为是法官的辅助者，承担着近乎法官的准司法职能，因而，如同担任法官必须具备一定条件一样，担任司法鉴定人也要有严格的资格要求。[6]

我国三大诉讼法对司法鉴定人的条件笼统地规定为“有专门知识”。司法理念上和司法实践中区分一般鉴定人和司法鉴定人，并非所有的行业鉴定机构都可以成为司法鉴定机构，也并非所有的行业鉴定人都可以成为司法鉴定人。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经常是在行业鉴定机构和行业鉴定人资格的基础上实行二次准入，所以，司法鉴定人的条件往往高于一般鉴定人。[7]这些法定的或指定的鉴定部门内进行具体鉴定的司法鉴定人也应当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如（1）专业知识条件，一般具有本专业或相关学科大学以上学历，本专业的外的须经过系统的专业培训；（2）实践能力条件，具有独立解决本专业司法鉴定工作的实际问题，（3）法律知识条件，具备与司法鉴定工作和诉讼活动相关的法律知识；（4）职业道德条件，符合司法鉴定人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循私情，不谋私利；（5）技术职称条件，多数学科的司法鉴定人至少要求具备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有的学科如司法精神病学等，其司法鉴定人则要求具备高级技术职称。

司法鉴定人的条件是司法鉴定人的形式要件。而司法鉴定人资格的取得则需要一定的方式和程序。在司法鉴定人资格问题上，中国既不同于英美法系，又不同于大陆法系。中国既没有法律法规对司法鉴定人的资格作出统一明确的规定，又没有类似于英美法系的完善的交叉询问机制来帮助法官审查司法鉴定人是否具有解决某一专业问题的知识和经验。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有专门知识的人”经公检法机关“指派或聘请”即可担任鉴定人，司法实践中，可以担任司法鉴定人的通常有以下几类人：一是公检法机关内部设立的鉴定部门的人员；二是经国家主部门授予司法鉴定资格的机构的人员；三是其他专业机构（如医院、科研院所、学校等）的专业人员。在这当中，司法鉴定人主要来源于公检法三机关内部的技术人员，他们的资格既不须主管部门审查批准，也不须法院在法庭审理中审查。而另外一些司法鉴定机构，虽然作为一个整体其资格受过审查，但作为鉴定过程的实际操作者-这些机构内部所属的技术人员的司法鉴定资格，则是几乎未受到任何形式的审查和考核。这种任职资格的混乱为一些不具备鉴定能力的人混入鉴定队伍打开了方便之门，导致我国的司法鉴定人队伍良莠不齐，直接威胁鉴定结论的权威性和科学性。

鉴于中国目前仍然实行的是职权主义为基础的诉讼模式，英美对抗制不可能完全甚至更大程度上移植到中国，那么中国的鉴定人制度也要与之保持大体的一致。因此，对鉴定人的资格取得问题，笔者认为应实行司法鉴定人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司法鉴定人职业资格，根据鉴定业务性质的不同，划分不同的类型，具体想法如下：（1）申请，由申请人自愿提出，并经所在单位批准；（2）培训，由申请人所在单位的省级主管机关组织进行，培训的内容主要是职业教育，学习新的法律、法规以及新的鉴定理论和技术手段。（3）考试，吸收司法统一考试的经验，建立中国的司法鉴定人资格统一考试制度，由司法部统一组织进行，只有通过这一资格考试的人，才能具备担任鉴定人的法律资格。考试的内容应涉及与司法鉴定人有关的理论基础知识和实践技能。当然鉴于中国目前已经有大量鉴定人员从事司法鉴定工作，对于这些人可以先实行特定的考核和确认，凡是能被确认具有鉴定人资格的，就可以继续从事司法鉴定。而对于以后将要从事司法鉴定工作的人，则一律要经过国家司法鉴定人资格考试。（4）考核，通过司法鉴定资格考试者，还必须经过法定期限（如一年）的鉴定实习。经过实习，具有司法鉴定人资格的人士还必须国家主管部门-司法部提出申请，由司法部经过审查，考核合格，方可获得执业证书。（5）造册，对获得执业证书的司法鉴定人，司法行政机关应编制成册，供司法机关选择。只有在名册内无法挑选到合适的司法鉴定人时，经法定机关批准才可从其他专业人员中选任司法鉴定人。（6）社会化，现有的公检法三机关下属的技术鉴定机构应当进行改造，它们要么从“公检法”机关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要么逐步取消或者解散，重新进行组合，成立独立的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弱化“官方鉴定人”的身份，而将鉴定人社会化。

三、关于司法鉴定人的权利和义务问题

1、司法鉴定人的权利问题

司法鉴定人的权利是法律赋予司法鉴定人在执业时为一定行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经法律规定而成为司法鉴定人执业的权利保障。为保障司法鉴定人司法鉴定工作的正常开展，各国往往通过法律对司法鉴定人的法定权利作出具体规定。从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来考虑，对以下几项权利要引起特别的关注和重视：

（1）参与诉讼权

司法鉴定人受理鉴定委托后，有权了解案情，查阅与鉴定有关的案卷资料，如勘验笔录、检验笔录、审讯笔录等，询问与鉴定事项有关的当事人，证人等，经委托机关许可可向被告人了解情况。全面了解案件情况，是科学鉴定的基础性工作。而我国法律规定，鉴定委托机关仅向“鉴定人送交有关检材和对比样本等原始材料，介绍与鉴定有关的情况［8］这不仅可能导致司法鉴定人对案件情况了解太少，难以作出最终结论，而且由于司法鉴定人对与鉴定有关案情的了解是通过委托人介绍的，这种介绍难免带有委托人的主观烙印而有失客观，从而为司法鉴定人作出正确结论制造了人为的障碍。尤其是一些重大复杂的刑事案件中，由于司法鉴定人了解案情太少，难以作出排他性的、准确性的鉴定结论。因此，赋予一定的诉讼参与权给司法鉴定人，是科学鉴定的内在要求。

（2）独立鉴定权

司法鉴定人有权独立出具自己的鉴定结论，这是在鉴定过程中十分重要的。鉴定结论是司法鉴定人运用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就案件中涉及的某一专门性问题作出的科学判断。这种判断可能左右审判官的判决。所以，必须保证司法鉴定人在作出鉴定结论时的内心独立性，外界不得干扰。不得受案情、人情、上级或外界压力的影响而使鉴定结论偏离科学轨道。在鉴定过程中，司法鉴定人或鉴定机构之间，对于不同鉴定的鉴定意见，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方式来统一鉴定的结论，司法鉴定人之间的意见也不能强求一致。司法鉴定人对自己所作出的鉴定结论负完全责任。在“共同鉴定”的案件中，如果经过充分讨论仍不能取得一致的鉴定结论，司法鉴定人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并可分别就不同的意见及其根据写入鉴定书中。

现在，包括我国和其它国家，如日本、德国、法国、美国等，就司法鉴定人的责任问题开始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本文将在下一个问题中专门就此问题进行探讨）。当然，也由于各国司法鉴定人在不同诉讼制度中所处的地位，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不同诉讼思想或诉讼观。对司法鉴定人责任问题的探索也会有不同的结果。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司法鉴定人必须对自己所作出的科学判断负责。这样，就要求司法鉴定人必须行使独立的鉴定权。

（3）司法鉴定人的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

由于鉴定结论对定案处理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对司法鉴定人的威胁，引诱及打击报复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本文许多国家都为司法鉴定人制定了严密的人身保护制度，而我国在这些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建立司法鉴定人保护制度对于保障司法鉴定人严格依法鉴定，提。高司法鉴定人的出庭作证率，保证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及维护鉴定的合法权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国本来修定立法时，也应积极创造条件，建立起完善的司法鉴定人人身保护制度。［9］

2、司法鉴定人的义务问题

权利和义务是密切相联的，任何权利的实现总是以义务的履行为条件。作为司法鉴定人，在享有一定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在我国司法鉴定人应承担的诸项义务中，笔者认为以下几项义务应引起特别的重视：

（1）出具书面鉴定结论的义务

司法鉴定人接受鉴定委托后，必须按鉴定要求进行鉴定，最后应出具书面鉴定结论，包括鉴定书和检验报告。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0条明确规定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签名。刑事诉讼法第42条又明确规定鉴定人所作的鉴定结论是证据之一。实际上，司法鉴定人按鉴定要求出具的书面鉴定结论，既是向侦查审判机关提供证据，又是表明司法鉴定人独立完成鉴定任务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证明。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司法鉴定人应写出鉴定结论，对应否说明鉴定的过程及根据诉讼法未作规定。然而仅仅从结论部分来对司法鉴定这样一项专业性极强的技术活动进行判断是很难辨明其真伪的。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许多鉴定报告恰恰只说明结论，而很少阐述鉴定的过程及得出结论的理由。因此，笔者建设完善司法鉴定人必须说明鉴定的过程、根据和理由的义务，这样才会加强控辩双方对鉴定结论公正准确性的信任，强化诉讼通过庭审来审查判断鉴定结论正误的功能。

（2）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义务

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据都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作为证据之一的鉴定结论，同样也要在法庭上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10］西方各国立法均对司法鉴定人的出庭作证义务作出了具体规定。而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鉴定人往往不出庭或很少出庭。法庭仅仅通过宣读书面的鉴定结论，对这一极为重要的证据进行法庭调查。这种书面和间接式的审判方式，既难以对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鉴定人的权威性做出准确的审查，容易导致冤假错案，又难以让当事人对鉴定人的公正性和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加以信服，因而对法庭审理过程的公正性造成极为消极的影响。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危害无疑是多方面的：首先，对于不出庭的鉴定人，合议庭一般都要在法庭之外或者审判之后，研究并审查鉴定结论，而这种研究和审查却不允许控辩双方参与，这极易造成法庭在调查证据甚至认定事实方面的“暗箱操作”，并导致法庭审理过程完全流于形式。其次，不出庭作证的鉴定人由于不再接受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交叉询问”，无法直接面对反对者和质证者的反驳和质疑，其鉴定结论中的错误难以及时有效的发现和纠正。最后，在鉴定人绝大多数都不出庭作证的司法实践中，作为当事人的被告人，被害人很难对法庭审理的过程真正的信任和自愿服从。当事人有关鉴定人出庭的要求一旦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对法庭审判的公正性产生深深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法庭确认的鉴定结论非常权威和科学，鉴定人也非常公正，客观，这又能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鉴定人不出庭，法庭就很难让当事人“看得见”正义的实现。一场耗费国家人力，物力资源的法庭审理，有一部分却的不到当事人的信服，甚至让当事人反生疑义，这岂不违背国家建立审判制度的初衷吗？［11］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对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做出以下设想：首先，应当完善现行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诉讼法应当明确规定，任何鉴定结论如果不经鉴定人亲自出庭作证，阐明鉴定的过程，根据和结论，回答控辩双方的提问，就不能作为法庭据以定案的证据。这样，鉴定结论的可采性就得到法律的明确限定。其次，对于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人，法官和法院应当采取强制措施。可以考虑对其进行罚款或拒传。但鉴定人患有重病，死亡，因不可抗力因素无法出庭的除外。最后，建立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这样可以提高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具体方法可参照律师出庭费。

四、关于司法鉴定人的司法责任问题

西方有句古老的法谚叫“没有责任就没有法律”［12］建立一套完善的责任机制是确保司法鉴定人不折不扣地履行法定义务的内在要求。我国立法关于司法鉴定人的责任制度的规定存在重大疏漏，其一是除故意作虚假鉴定的法律责任外，其他各项司法鉴定人责任制度我国都尚未确立。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与此是不无关系的。特别是司法鉴定人拒绝出庭责任制度的缺位。更是导致我国司法鉴定人出庭率极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二是我国立法虽明确规定司法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应承担法律责任，但这一规定基本没有得到落实，我国诉讼中因鉴定错误导致发生错案的事件时有发生与虚假鉴定责任制度未能得以落实是有直接关系的。[12]因此对司法鉴定人司法责任的探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司法鉴定人的司法责任主要涉及这样的一个问题：鉴定人由于自己的故意或过失对委托的人和被鉴定的人或物造成损害，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何种责任？或者说，由于对自己不利的鉴定结果或错误的鉴定结论而败诉的当事者，是否能够以鉴定人的过失而提出损害赔偿诉讼[13]这里所说的司法责任主要发生在以下两种情况中，一种情况是司法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伤害了他人和物，例如为了进行医学鉴定而侵犯了他人的身体，使他人身体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司法鉴定人的司法责任自不必说。主要在于另外一种情况，即法庭由于采纳司法鉴定人的错误结论而使当事人败诉。在这种情况下，司法鉴定人的司法责任是否应该承担，由谁来承担呢？在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司法鉴定人被称为专家证人，与一般证人没有性质的区别，司法鉴定人通过向当事人提供有利于其主张的鉴定而获得报酬，许多情况下与律师合为一体置于同一当事人的阵营而与对方对抗，因而，在这种鉴定制度下，作出错误鉴定的司法鉴定人应负什么责任应可想而知了。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司法鉴定人员被看作法官的助手，其角色是中立的，鉴定的中立性要求必须保护司法鉴定人的内心独立性，使他不受因自己的鉴定结果而遭到败诉方当事人的干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否由司法鉴定人承担责任的问题就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了。

由上可知，司法鉴定人的司法责任是与司法鉴定人的性质和地位密切相关的。考虑到我国司法鉴定人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在我国这个多元化鉴定体制，除公安检察机关内部的司法鉴定人，其他司法鉴定人都要独立承担司法鉴定责任。也就是说，当司法鉴定人做出错误的鉴定结论而使当事人遭到败诉时，当事人有权对其本人提讼，而不仅仅是对其所属的部门提起赔偿。公安检察机关内部的司法鉴定人不承担鉴定责任的理由在于，鉴定活动本身就是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是为了配合他侦查活动而进行的，一旦出现错误鉴定的情况，可以作为工作失职而通过本机构的有关部门对其进行处罚。司法鉴定人承担的司法责任，性质上属于民法上的一般侵权行为责任。其责任的构成包括三个要件：（1）主观过错。司法鉴定人只有在进行鉴定时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情况下，才承担责任。（2）损害结果。包括司法鉴定人对被鉴定的人或物造成的损害以及由于司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对委托人造成的损害。（3）因果关系。包括鉴定行为直接造成了被鉴定对象损失的直接关系和由于错误的鉴定结论而导致败诉的间接因果关系。[14]

基于对我国司法鉴定人司法责任的分析，笔者结合我国实际，对司法鉴定人严重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而引起的司法责任作出以下设想：

1、将责任的主体由机构主体向司法鉴定人转变

我国的司法实践，对司法鉴定人的司法责任仍以对其所在机构配置责任为主，司法鉴定人责任为辅，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司法鉴定人的故意错鉴的可能，没有使司法鉴定人产生内心压力，不利于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与正确性。

2、在责任内容上增强民事责任的惩罚力度

在实践中，所出现的一些错鉴往往与经济因素有一定关系。可以通过经济惩罚来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如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31条规定，如果司法鉴定人在工作中出现错误可以进行更换，对于被更换的鉴定人，在传唤其出庭为自己作辩解后，法官可以判处他向罚款基金会缴纳30万至300万里拉的罚款[15].我国现行司法鉴定机构大多是行政机构或带有行政色彩的，主要配置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将来的发展方向应为以民事责任为主，刑事，行政责任为辅。

参考资料：

[1]金光正。《司法鉴定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2][4][13]（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页

[3][7]何家弘。《司法鉴定导论》[M].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5]宫万路。《鉴定人制度比较研究》[A].载《证据学论法》（第一卷）[C]何家弘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

[6]樊崇义、陈永生。《论我国刑事鉴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A]《司法行政法制工作通讯》（司法鉴定工作特刊）第2号[C].

[8]《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01条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37条。

[9][12][13]陈永生。《我国刑事鉴定制度的体制改革与程序重构》[J]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0.5.

[10]邹明理。《司法鉴定概论》[M]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8.

问题讨论法论文篇3

关键词: 行政法规范/行政案件事实/不当结合/法律责任 内容提要: 行政适用法律错误是瑕疵行政行为的一种，应当与行政违法行为、行政不当行为相并列。行政适用法律错误主要表现为行政法原则与行政法规则、行政单选规则与行政多选规则、行政法上位法与行政法下位法、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和行政法条款项的适用错误。行政适用法律错误使行政权游离于立法权，使法律行为背离法律事实，使行政主体否定行政客体，使程序规则超越了实体规则。适用法律完全错误的行政行为无效、适用法律主要部分错误的行政行为无效、适用法律次要部分错误的行为予以部分撤销、适用法律微弱错误的行政行为予以变更或补正，这些方面应当是主要思路。 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概念最初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的描述是这样的：人民法院对于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应当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而在后来制定的《行政复议法》中，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作了拓展，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拓展为适用依据错误，这个拓展的内容和精神实质在学界有不同认识，但二者总体上讲应当是一个前后连贯的概念。行政适用法律错误在我国应当是一个实在法上的问题，但是，这个概念在法治实践操作中的不确定性使其内涵长期处在探索之中，相关国家机关并没有对此作出司法解释或行政解释。因此，从理论上探讨行政适用法律错误就显得十分必要。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笔者撰就本文，拟对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引起理论界的关注。 一、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界定 行政适用法律错误是指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将法律规范的规定与相关的案件事实作了错误的结合，从而使行政行为存在较大瑕疵的情形。 1.行政适用法律错误发生的空间在具体行政行为之中。当我们谈到法律适用的概念时，我们所针对的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其作出抽象行政行为时，也存在对有关法律规范的运用问题，如当行政主体制定一个政府规章时可能要对规章之上位法进行考量，甚至要根据规章的上位法确定规章的具体内容，但这个分析与考量的过程不被认为是适用法律的过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理解，其根本原因是人们关于法律理念的传统逻辑，因为依这个传统逻辑适用法律要有三个元素：一是适法者，即适用法律规范的主体；二是案件事实，即在法治实践中发生的案件及其由案件构成的客观事实；三是法律规范，即有关实在法的规则和所设计的行为。抽象行政行为不存在法律适用的原因就在于其没有相关的案件事实作为支撑。 2.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最终表现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瑕疵。行政适用法律错误中的关键词无疑是“错误”二字，这个错误并不是行政主体头脑中的错误判断或对法律精神的错误认识，当然，这样的错误认识可能时常地存在于执法者的执法行为中。行政法上所关注的适用法律的“错误”主要体现于具体行政行为的瑕疵上，如果没有具体行政行为的瑕疵，即便有行政主体对法的错误认识亦不可以构成适用法律错误。进一步讲，在具体行政行为不存在瑕疵的情形下，适用法律错误的概念就无法展开讨论。 3.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实质在于行政案件事实与行政法规范不适当的结合。行政案件事实是指发生于行政管理领域由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而引起的具体行政案件，它包括行政相对人的行为、造成的后果乃至于实现行为的主观要件，等等。法律规范则是指在行政管理领域适用的法律、法规等有法律效力、调控社会关系的行为规则。违反法律的案件事实必须受到法律规范的作用，正是违反法律的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的结合使执法机关完成了行政的社会矫正过程，并进而实现了法律上的理性化。然而，一旦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作了错误的结合，则可能使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进一步放大与扩张，由行政违法变为违法行为。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本质便是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被错误地结合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适用法律错误在行政违法行为中有一定的递进性，这也是诸国尽可能在行政救济制度中解决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根本原因。 二、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误读 应当说，行政适用法律错误既是一个学理概念，又是一个法律概念。作为后者，它在我国相关的行政法典则中已经被规定下来，具有明确的法律上的称谓；作为前者，它是行政法学界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中的问题。然而，不论在行政法治实践中，还是在行政法学理论中，关于行政适用法律错误都存在一些误读。这些误读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行政适用法律 错误的概念人为地予以放大。使其不单单是法律适用中有关法律选择的错误，更重要的是违反了法律或法规。例如，有学者就将行政主体对刑事案件进行处理的行为误读为适用法律错误。我们知道，在行政处罚等行政行为中，行政主体一旦发现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就应移交司法机关。但是，有一些行政机关则私下处理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在农村中对强奸案进行调解，在一些城镇对构成犯罪的案件加重处罚等便是。事实上，当行政主体发现某一行政案件已经超过了行政法制裁的量度时就应将案件移交给司法机关，此种不移交而进行处理的行为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违法行为，若将其归于适用法律错误便泛化了适用法律错误的概念。 二是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概念人为地予以缩小。在行政法的典则体系中，分布着若干不同的法律层级，这些法律层级既有位次上的区分，又在调控社会关系中相互补充。而每一个法律位阶中，有时又存在着调整同一社会关系的不同规范。同一个典则中，也常常设置不同的行为准则，有时在一个条文中列举数种违法行为的种类，有些甚至非常接近，等等。即是说，行政法典则的复杂性决定了行政主体一旦作了不适当的选择，就有可能导致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然而，一些学者仅仅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限定在行政主体就有关法律条文或款项的选择上，即在同一个行政法典中有若干条文，本应选择此条此款，而行政主体却选择了彼条彼款，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如果仅仅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限定在条款选择的错误上就大大缩小了这个概念的涵义。 三是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概念与其他概念予以混淆。正如上述行政适用法律错误是一种瑕疵具体行政行为，而此种瑕疵行政行为有着自己特有的质的规定性，并与其他瑕疵具体行政行为相区分，然而，亦有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与行政不当、行政违法、行政滥用职权、行政超越职权等混淆者，一旦混淆了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涉及行政法学理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不利于建立较好的行政行为矫正机制。如果我们将发生于行政法理论与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误解概括一下的话，那么，下列方面是最主要的。 第一，行政适用法律错误被归入救济范畴的误读。行政适用法律错误作为行政法学中的基本理论之一，在我国行政法教科书的评介中几乎都放在有关的行政救济理论中，即或者在行政诉讼理论中，或者在行政复议理论中。学者们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作为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理论的构成部分是有实在法上的依据的，就目前我国的行政实在法来看，确立行政适用法律错误概念的只有《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依《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在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情形，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依《行政复议法》第28条的规定，具体行政行为“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超越或滥用职权”、“明显不当”和“适用依据错误”的，复议机关可以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不当、违法的决定。 应当指出，在行政救济中，确立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概念和制度对于在行政救济中纠正此类具体行政行为错误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行政适用法律错误并不仅仅与行政救济制度有关，它应当在行政行为实施过程中就有客观表现，例如，当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行为时，就有可能出现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适用法律错误应当在行政实体法和行政程序法中确立相关概念，而不能仅仅在行政救济制度中确立，行政救济法中即便确立了该概念，我们也不能将其误读为是行政救济的理论构成。 应当说明的是，目前我国行政法学和行政法治实践中，关于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误读与行政实在法规定的不周延有关。笔者注意到我国规制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的两部大法，即《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就没有在责任条款中确立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概念和制度，例如，《行政处罚法》第55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二）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三）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四）违反本法第18条关于委托处罚的规定的。”这是有关行政处罚法律责任的规定，在其所确立的若干法律责任中，就没有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法律责任。与该法相一致，《行政许可法》亦规定了6种行政许可中行政主体的过错责任形式，如“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的”、“未 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同样没有将行政许可中适用法律错误作为责任形式之一。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作为行政救济范畴的误读大大降低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利于建立有效的制约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制度。 第二，行政适用法律错误被缩小为错误适用典则的误读。行政适用法律错误是行政主体在执法中法律选择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应当不会引起争论。然而，法律选择是一个相对笼统的概念，即是说，行政主体本来应该选择此一部门法而选择了另一个部门法是法律选择的错误。同样，行政主体本应选择行政法典则中的此一典则，而其选择了另一典则是法律选择的错误，还有行政主体本应选择某一典则中的此一条文而其选择了彼一条文，亦应归于法律选择的错误之中。甚至于行政主体本该选择某一条文中的此一款此一项而其选择了彼一款彼一项亦应是法律选择错误的情形。具体地讲，行政适用法律错误中的错误选择是在行政法的范围内，任何一种不当选择都应当包括在其中。 之所以把不同部门法适用的错误选择不包括在行政适用法律错误中是因为如果行政主体错误选择了不同的部门法就构成了行政违法，而不仅仅是一个适用法律错误问题。正如前述，行政主体选择用行政法处理刑事案件的行为就属此类。而在行政法的范围之中，任何错误选择法律的情形都应当以适用法律错误论之。在行政法学理论和行政法治实践中，对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误读之一便是仅仅将适用法律错误限定在行政主体对不同典则的错误选择上。例如，对某一开采地下热水的违法行为人本应以《矿产资源法》进行处罚，而行政主体则选择了用《水法》的规定进行处罚，这肯定是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但是，仅仅把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理解为典则选择的错误则大大缩小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范围。因为法律选择中的任何一种错误选择，包括条文的错误选择、款项的错误选择都是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之所以会出现此种关于适用法律选择的误读，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我国行政机构体系中职能划分存在片面认识。我国行政机构体系中，有41个行政职能部门管理着自己权限范围内的行政事务，而每个领域都有一个或一些重要典则，这些典则几乎成了这个部门法律适用的专属物，例如，《广告法》由工商行政机关执行，《草原法》由农业行政机关执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由税务机关执行，等等。如果出现了另一个非对应的行政机关执行，这个法律就会被人们认为错误地选择了法律。然而，法律典则与行政职能机关的关系并不是绝对对应的，法律对社会事态的规制以社会关系为核心，而不是以行政机关的职能划分为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误读为典则选择的错误实质上颠倒了法律规制社会事态与行政机关职能划分的关系，而且由于其缩小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范围，其在行政法治实践中所导致的后果便不言自明。 第三，行政适用法律错误被定性为错误认识法律的误读。法学理论中的法律认识错误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指法律实施者对法律命题和法律规制对象的错误判断。在法律认识错误的概念中，第一个构成要素是法律实施者，即执行法律和实施法律的实体，这个要素在行政法适用中也是存在的，这也是导致此一范畴误读的因素之一。第二个构成要素是法律典则以及法律典则中设计的行为规则，每一个法律典则中都包含了相应的行为规则，这些行为规则为社会主体设定了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并进而形成特定范围的社会秩序。第三个构成要素是法律事实，即发生在法律调控过程中的法律案件或事件。当然，这些案件或事件有些是实实在在的法律事实，有些则是虚假的法律事实。所谓虚假的法律事实是指这些事实从形式上讲与法律规范有关，而实质上与法律规范没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第四个构成要素则是法律实施者对法律事件与法律规范关系的错误判断。 法律实施者错误的法律认识包括其对法律事件的认识、对法律规范的认识、对法律事件与法律规范关系的认识等。在这三个认识中都存在判断上的错误问题。但是，由于法律事件是客观的、实实在在的，对它的认识很难说存在主观上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错误的认识存在于对法律规范的判断上。因此，我们便把对规范的认识错误、对法律事件的认识错误、对法律规范与法律事件关系的认识错误统称为法律认识错误。法律认识错误是对法律精神和法律内容的错误判断，其大多发生在行政实体法中，即发生在对行政实体法的错误认识中，例如，《水污染防治法》第20条第4款规定：“禁止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这是一个在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设置相关禁止事项的行政法条款，这个条款仅仅提到了在 一级保护区禁止的相关事项，那么，在这个条款中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法律认识错误，即受到保护的饮用水区域内都要禁止新建、扩建等建设项目。事实上，这个条款限制和禁止的区域仅仅是一级保护区。如果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在一级保护区以外从事相关建设项目的行为予以制裁就是对法律的认识错误。显然，此种法律认识错误与行政适用法律错误是有质的区别的。行政主体在认识法律错误的情况下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处罚或作出其他形式的处理就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而不是简单的适用法律错误。由此可见，如果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误读为错误认识法律则改变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性质。 第四，行政适用法律错误被行政违法或行政不当包容的误读。行政行为的瑕疵究竟有多少具体形式，在行政法学界和行政法治实践中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从《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看，下列诸种情形的行政行为可以被认定为瑕疵行政行为：一是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行政行为。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没有查清，缺乏主要证据所作的行政行为属于瑕疵行政行为。二是适用依据错误的行政行为，即将法律典则或法律条文作了错误选择而为之的行政行为。三是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即行政行为违反了法律明确规定的程序规则，此类行为亦为瑕疵行政行为。四是超越职权的行政行为，即行政主体超越权限所为的行政行为。五是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六是行政行为的内容明显不当，即内容中存在诸多不合理因素，对行政相对人来讲显得不公平的行为。 上列诸类在理论界被概括为两种情形：一是行政违法，二是行政行为不当。即是说，瑕疵行政行为要么存在于违法行政行为之中，要么存在于不当行政行为之中，除此之外再无别的瑕疵类型。依这一理解，行政适用法律错误或者归属于行政违法，或者归属于行政不当，而不能作为瑕疵行政行为的一种单独类型。笔者认为，此一理解是对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误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行政行为违法或不当的情形下，行政相对人本身没有主观过错，即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处理不能对应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性质。但是，在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下，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本身已经具备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只是行政主体在法律选择中选择了不适合处置行政相对人行为的行政法典则或行政法条款。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适用法律错误是不可以被行政违法、行政不当等瑕疵行政行为所包容的。它应当成为瑕疵行政行为中的一种独有类型。 三、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类型 我国《立法法》第5章为“适用与备案”，其中关于法律适用的规定虽然是从立法层面对适用进行规定的，但在笔者看来，《立法法》的规定对我们探讨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类型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依该法的规定，法律适用的错误有可能出现下列较大类型。 其一，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适用错误。它是指行政立法对某一事态作出规定时，执法机关不能选择下位法的规定，例如《立法法》第79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第80条规定：“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其二，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的适用错误。在法律分类中有特别法与一般法之区别，特别法所调整的是特定的社会事态，而一般法所调整的则是一般社会事态，若特别法有规定，执法机关就不能选择一般法。《立法法》第83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第85条规定：“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行政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裁决。” 其三，新法与旧法之间的适用错误。新法与旧法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非常明确，即新法制定以后旧法就宣告失效。但是，在法治实践中，新旧法之间不总是保持这样的关系，有时对同一事态既有旧法的规定，亦有新法的规定，应当选择新法时，执法者选择了旧法就构成适用法律错误。《立法法》第83条指明了新旧法之间的适用原则。上列方面基本上包括了法律适用错误的类型。然而，《立法法》所揭示的法律适用与行政执法中的法律适用存在一定的区别，主要表现是：立法中的法律适用是针对制定法律的行为而言的，而执法中的法律适用则主要是针对执法行为的，其与执法机关的个案处理行为密切相关。由于二者存 在这一较大区别，因此，《立法法》中所列举的有关法律适用的类型并不能完全运用到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类型划分中来。应当说明的是，类型划分本来就是一个理论问题，采用不同的标准会划分出不同的类型来。在笔者看来，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类型划分不能完全理论化，即应当把相关的类型划分与行政法治实践的状况紧密结合起来。 由此出发，笔者认为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类型可划分为下列方面。 第一，行政法原则与行政法规则的错误适用。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是法理学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在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关系上向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论点，一种论点认为，法律原则统摄法律规则。即是说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在适用中发生争议时，法律原则应当统摄法律规则，即行政主体应以法律原则处理案件而放弃法律规则的教条或规定。德沃金在《认真对待权利》中就以一个个案分析了原则统摄规则的基本法律机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冲突以后选择法律规则，因为原则的内容无法确定，或者原则的内容相对抽象，而规则的内容则更加能够操作。此论以英国法学家艾伦为代表，其在《法律、自由与正义》一书中指出：“规则指定了特定的结果，这正是规则的功能，即在需要作出判决的特定案件产生之前排除这样的考虑。相比之下，原则是直接诉诸理性，其意味着法官只能适用他所理解、分享的原则并因此适用其价值。既然原则的价值不可避免要依赖于案件的具体情势，那么它的适用始终是一个判断的问题——必然是个人的判断。”笔者认为，上列两种关于法律原则和规则关系的论点都能够自圆其说。那么，在行政法的适用中，行政执法机关究竟应当选择行政法原则，还是应当选择行政法规则呢？在笔者看来，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每次适用法律的情形以及与个案的关系确定原则优先还是规则优先。同时，行政法原则分成许多层次，有些行政法原则是相对抽象的，例如依法行政原则，其中法的定位并没有予以确定，即是说依法行政中的法究竟是什么在实践中并不容易确定。而有些原则则是相对具体的，例如，行政处罚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就非常清楚地指明了行政相对人就一个违法行为只承担一次法律责任。在我国行政部门管理法中，法律原则与规则的关系则更加复杂，几乎整个部门行政管理法都确定了属于自己的原则，而且有若干分层。例如，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在总则部分就确定了五六项重大原则，例如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责任保护海洋环境等。那么行政主体根据个案选择法律原则或者规则应当依据这样的标准，即当法律规则没有规定行政自由裁量权时，行政主体应当依法作出羁束行为，严格依法律规则为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定性，此时不要考虑相关原则。反之，当原则规定的内容比较具体，规则留下的裁量余地较小时则应选择原则。总之，行政主体应当选择行政法原则而错误地选择了规则，或者应当选择规则而错误地选择了原则都属于行政适用法律错误。 第二，行政单选规则与行政多选规则的适用错误。行政法规范在制定过程中是分门别类进行的，即便是法律层面的行政法规范，其制定过程常常也是这样的，就是由某一实施主体在自己的管理事务范围内进行草拟，而整个草拟过程紧密结合了本管理领域社会关系的状况。例如，《土地管理法》由土地管理职能部门草拟，《水法》由水行政部门草拟，《文物保护法》由文物管理部门草拟，等等。虽然不同部门草拟的法律规范对于本部门的行政执法而言可能是非常周延的，然而，不幸的是法律对社会事态的调整所遇到的是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并不以每一个职能部门的职权为转移。以《土地管理法》为例，其在实施中除遇到有关土地违法外，还有可能遇到治安违法、文物违法、水违法、矿产资源违法，等等。某一行政违法行为出现以后，有可能出现虽属土地管理法的调整对象，但具体的违法行为又不是土地违法，或者一个违法行为主要是土地违法，但同时又违反了其他一些行政法规范。在行政违法中，我们常常注意到诸多概念，如持续状态的行政违法、行政违法行为中的牵连违法、违法行为的竞合、违法行为触犯多个法律领域等复杂情形。在若干复杂情形中，行政主体必须区分行政法中的单选规则与多选规则及其关系。进一步讲，有些违法行为行政主体只能选择一个定性规则或制裁规则，另一些违法行为则必须选择多个定性规则或制裁规则，如果行政主体作了不适当的选择就会构成行政适用法律错误。在行政执法中常常存在一个违法行为由若干行政机关分别处理或制裁的情形，或者出现若干行政机关组成一个联合执法机关处理一个案件的情况，上列情况实质上都是由单选规则与多选规则的关系造成的。有时是一个违法行为必须将两个以上的规则结合在一起进行判断，才能确定其是否构 成违法行为。例如，某一从事药品经营的行政相对人的经营行为究竟为违法或合法，必须将《药品管理法》、相关的工商行政管理法、相关的税务行政法结合起来才能确定。若行政主体选择了一个规则，或者选择了若干规则而漏掉一个规则，都会构成行政适用法律错误。 第三，行政法上位法与行政法下位法的适用错误。自《立法法》确定了上位法与下位法的概念之后，其就成了法学界的一个惯常用法。上位法是指处于相对较高地位的法律规范，而下位法则是指处于相对较低地位的法律规范。依《立法法》第78条的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规、政府规章都不能与宪法相抵触。由于《宪法》是一个母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上位与下位的关系问题。具体地讲，我国的行政法律是行政法规的上位法，而行政法规是行政法律的下位法。行政法规是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上位法，而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则是行政法规的下位法。地方性法规是地方政府规章的上位法，而地方政府规章则是地方性法规的下位法。这是依照我国立法法所确定的法的相邻关系而论的。若不依相邻关系论之，处于较高地位的就是上位法，处于较低地位的便是下位法。例如，法律既是行政法规的上位法，也是政府规章的上位法，等等。行政适用法律错误存在法律位次上的错位问题。具体地讲，如果上位法对某一违法行为作了规定，不管这种规定与下位法相比是否有利于行政相对人，行政主体对案件的处理都必须选择上位法规定，如果舍弃上位法而选择下位法就是错误适用了法律。此种错误适用的状况是非常明显的。在行政法治实践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某一上位法对相关的行政管理事态没有作出规定，或者没有作出具体规定，而下位法则对同一事项作了具体规定，那么，行政执法机关究竟应当选择上位法对此一事态不予以处置，还是选择下位法对此一事态予以处置呢？笔者认为，在这里上下位法之间是补充的关系，当行政主体选择用下位法对行政事态进行处置时，其适用法律的行为是正确的；反之，其选择上位法对本该处置的事态予以放弃，那么就构成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指出，《立法法》没有对上位法空缺了有关事态而下位法已经作出规定的情况下，适法主体究竟怎样选择的问题作出规定。尤其在近年来地方立法不断泛化的情况下，地方立法弥补中央立法不足的情形比比皆是，若行政主体放弃地方立法，仅依中央立法没有规定为由对案件不予处理时究竟是否为适用法律错误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毫无疑问，当下位法与上位法存在事态规则上的冲突时，行政主体若选择下位法便是不折不扣的适用法律错误，这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第四，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的适用错误。通常情况下，一个行政法典则要么是实体规则，要么是程序规则。例如，《土地管理法》是实体规则，与该法相近的几乎每一个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行为规则都是行政实体法。而《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则是行政程序法，前者规定了行政许可的程序规则，后者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程序规则。如果每一个行政法典都是泾渭分明的实体规则或程序规则，那么，行政实体规则与行政程序规则的适用错误也就容易把握了。例如，对某一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本应依《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处理，而行政主体则选择了其他实体规则，完全不考虑行政处罚程序，这便将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的关系错位了，这个错位的情形是比较明显的。不幸的是，我国诸多部门行政管理法中，行政实体规则与行政程序规则混合在一起，比较典型的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土地管理法》、《文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将行政实体规则与行政程序规则混合在一起，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实体上的违法可以根据部门行政管理法的规定处理，但具体的处理措施，如采用的处罚种类、处罚方式究竟该依这些行政实体法规定的程序规则为之，还是应当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规则为之，就很容易出现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在我国传统行政执法中有一个大家都默认的原则，即实体法优先原则，就是当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进行法律制裁时应当首先依部门行政管理法确定的程序规则处理。然而，《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是后法，依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应当适用行政处罚法或行政许可法。那么，此类适用法律中的错误究竟如何认定是行政法学界应当关注的问题之一。 第五，行政法条款项的适用错误。行政法典则由若干具体元素构成，例如，在较大的行政法典则中有章、节这种相对小一些的内容，而在章节之中包括了诸条的条文。但是，条文并不是行政法中的最小元素，往往在条文之下还有诸如款、项等的具体内容。这些具体内容既支撑了条文和章节，有些又有相对独立的含义。例如 ，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一个款或者一个项就可以构成一个违法行为的种类。常常在一个条文之中包括了若干违法行为的种类。当然，在一个法律条文之中，违法行为的种类有一定的关联性或相似性。此种关联性或相似性非常容易使行政执法机关将此一性质的违法行为认定为彼一性质，很容易出现法律条款选择中的错误。对于条、款、项选择的错误在行政法学界很少有人研究，甚至一些学者将此类选择错误排除在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范围之外，正如笔者在行政适用法律错误部分指出的，一些学者仅仅将适用法律错误限定在不同典则之间的错误选择上。事实上，行政主体在法律典则章节选择上的错误、条文选择上的错误、款与项选择上的错误都是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构成。对于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违法行为来讲，法律典则中的条、款、项具有决定意义，一个法律条文决定一个行为的性质，例如《政府采购法》第75条规定：“采购人未依法公布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标准和采购结果的，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此条既设定了一个违法行为又对此给予了相应制裁。一个条文中的一款也常常决定一个行为性质，还以《政府采购法》为例，第82条第2款规定：“集中采购机构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考核中，虚报业绩，隐瞒真实情况的，处以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予以通报；情节严重的，取消其采购的资格。”该款项设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违法行为状态。一个条款中的项亦能够决定一个行为的性质。例如《政府采购法》第71条第1款中设定的7项，每一项都是一个完整的违法行为的构成条件，如擅自提高采购标准的、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等等。由于条、款、项所设定的行为性质既存在区别又具有关联性，这便决定了行政主体适用法律中错误选择进而使行为性质发生变化。 四、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法律责任 瑕疵行政行为的责任承担在我国是一个颇为困惑的问题。由于我国没有制定行政程序法，也没有建立完整的政府责任制度，因此，没有一套完整的追究瑕疵行政行为责任的机制。我国《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国家赔偿法》三大救济法从行政救济的角度规定了瑕疵行政行为的救济问题。当然，《国家赔偿法》规定了在一定范围内由国家承担瑕疵行政行为的赔偿责任问题。而前两个行政救济法规定的瑕疵行政行为的责任形式存在较大缺陷：一是规定的责任没有针对性，例如笼统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的予以撤销、部分撤销或者变更，或者由行政主体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那么，是否每一个瑕疵行政行为都可以作出上述处理呢？事实上是不可以的。例如在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下选择完全撤销该行政行为就不一定妥当，因为行政适用法律错误不一定是全部错误。同时，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也不能够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因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是有特定内涵的。这种笼统的法律行文肯定不利于瑕疵行政行为的责任追究。二是规定的责任不十分具体。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其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救济手段所要得到的并不是单单给行政主体以制裁，更为重要的是其要从行政救济或相关的行政责任制度中获得利益，而目前的法律行文仅有对行政主体一定程度的制裁的规定，都没有使行政相对人获得物质平衡和精神平衡的规定。这些都说明仅在行政救济制度中规定瑕疵行政行为的责任是不行的。《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这两部针对特定行政行为进行程序规制的典则虽然规定了一些责任条款，但却回避了行政适用法律错误若出现在行政处罚行为中，出现在行政许可行为中究竟如何处理的问题。 鉴于我国法律文件中关于行政适用法律错误责任的疏漏，笔者试提出下列有关行政适用法律错误责任追究的思路。 第一，适用法律完全错误的行政行为无效。上文已经指出，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有程度上的差异，即有些适用法律错误属于完全错误，有些则是部分错误。在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程度上的区分是一种客观存在。所谓适用法律完全错误是指行政主体给行政相对人的违法事实适用了一个完全不该适用的法律并使其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情形。在行政适用法律完全错误的情况下，一方面，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事实作出了错误判断，有可能将合法行为事实作为违法行为事实来判断，对本来不该适用法律的情形适用了法律从而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应当指出，行政适用法律错误的前提是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了侵害，如果行政行为没有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侵害就不能作出适用法律错误与否的分析。另一方面，行政主体虽然没有对行政相对人的违法事实作出错误判断，但选择的法律条款完全不能与案件事实相对应。 例如，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事实本来在环境保护领域，都被行政机关适用了治安领域的行政法规范。行政相对人的违法事实本来是财产侵权，却被行政主体适用了侵犯人身权的行政法规范。上列两种情形都属于适用法律完全错误。在适用法律完全错误的情况下，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已经不是一个数量上不当与否的问题，而是在质上存在瑕疵。因此，这样的行政行为应以无效行政行为处理之，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撤销判决，其他行政救济机关亦应作出撤销错误行政行为的处理。 第二，适用法律主要部分错误的行政行为无效。行政适用法律错误有诸多具体而复杂的情形，在大多数行政适用法律中，由于行政相对人违法事实的单一性而导致适用法律很可能仅仅一次。所谓一次性适用法律是指行政主体在一个法律典则中选择一个法律条文，或一个法律条款，给行政相对人违法行为作出一次定性并一次性处理的法律适用行为。例如，行政相对人驾车闯红灯，只依《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予以处理即可。在此类适用法律中没有主要与次要之分。但是，在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主体适用法律的行为并不如此简单，有时一个行为触犯了多个法律条文，行政主体必须对其实施两次以上的法律适用行为。当然，这两次以上的适用法律行为是在同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中完成的，即是说行政行为涉及到若干个行政法条文，而且每一个条文对行政相对人的案件事实都是适用的。例如，行政相对人违章驾车既无驾照，又超速行使，还可能闯红灯，此类违法行为仅用一个行政法条文是无法处理的，只有适用多个法律条文才能作出适当处理。那么，在此种复杂的适用法律的行为中，所适用的法律条文就有主要与次要之分。以上列违章行为为例，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主要应当适用规范无照驾驶的法律条款，而规范超速和闯红灯的条款是次要适用的。如果行政主体放弃了适用主要条款而选择了适用次要条款就应当视为适用法律主要部分错误。笔者认为，适用法律主要部分错误的，其行政行为的正确概率以及正确的量极小。行政主体至少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于这样的行政行为既不能作保留的处理又不能作变更的处理。应当像行政行为适用法律完全错误那样予以撤销。那么，对于适用法律主要部分错误的能否作出部分撤销的处理呢？在笔者看来不可以，因为部分撤销后这一行政行为的性质并没有被改变，其给行政相对人或行政法治原则造成的后果也没有得到救济，因此，撤销适用法律主要部分错误的行政行为是最恰当的处理方式。 第三，适用法律次要部分错误的行为予以部分撤销。适用法律次要部分错误与适用法律主要部分错误的情形相反，指行政主体的适用法律行为主要的法律选择是正确的，但在一些次要的法律选择上出现了错误。此种情况的条件与前一种相同，即当事人的违法行为需要有两次以上的法律适用行为，而两次以上的法律适用行为同样都在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之中。例如，行政相对人具有轻微的诈骗行为，即尚未构成犯罪的诈骗行为，此种行为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明文禁止并可以打击的。其在实施诈骗行为的同时，实施了制造公文、证件、印章的辅助行为，该行为也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打击的。行政主体在对行政相对人实施处罚时，在适用了治安处罚中诈骗行为的条款时是正确的，而在适用治安处罚中制造证件、印章的行为中欠正确，此时便可认定为其适用法律部分错误。笔者认为，行政相对人适用法律次要部分错误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一行政行为的质，仅仅使这一行政行为存在量上的不足，如果救济机关撤销了这一行政行为，对于行政权的正当行使是不利的，最终也起不到对行政相对人权利进行救济的作用。因此，对于适用法律次要部分错误的，救济机关作出部分撤销的处理，就是将错误的部分予以撤销，而将主要部分予以保留。事实上，部分撤销在人民法院的判决中是经常存在的。 第四，适用法律微弱错误的行政行为予以变更或补正。适用法律错误既然能够作出定性与定量两个方面的分析，那么，在量的分析中就应当比较精确。例如，我们能够确定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主要部分错误、次要部分错误。那么，我们也应当有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微弱错误的判定。所谓适用法律微弱错误是指具体行政行为在适用法律时，绝大多数的适用条款都是正确的，只是在个别环节上存在瑕疵，如程序上疏忽了某一环节、实体上没有照顾到某一细节等。在行政法治实践中，行政主体的此种微弱适用错误是经常存在的，如行政主体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忘记告知行政相对人交付罚款的地点等。这一些细节上的疏忽虽然对于这一行政行为而言存在瑕疵，但是，这样的瑕疵还不足以给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造成实质性侵害。对这样的行政行为作撤销或部分撤销的处理都是不 妥当的。在笔者看来，应当作出变更或补正的处理。在行政主体选择法律量度时有所偏重，此时，行政救济机关便可以变更，细节上的变更既不影响这一行政行为的质量，又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行政诉讼法》对于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情形作出了可以变更判决的规定，这为行政适用法律微弱错误的变更处理提供了法律依据。行政行为如果有程序上的不周全，救济机关则可以让行政主体予以补正，而补正的处理方式在我国有关的救济法中是有规定的。 注释:《行政复议法》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修改为“适用依据错误”，实际上拓展了适用法律错误概念的范围。这个拓展的原因是由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审查与行政复议中审查类型的不同决定的。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审查依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只能作合法性审查，而合法性中的“法”没有包括政府规章。行政复议中的审查包括合法性和合理性两个方面，当审查机关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除了对规章以上的法律依据进行审查外，还要看行政机关遵守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依据的状况。这显然是对适用法律错误中“适用法律”的内涵所作的拓展。这个拓展在行政法学界并不被普遍赞同，其原因在于如果依《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在执法中的法律依据就相当宽泛，这样不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治。笔者认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提法应当更科学一些。 有学者曾在《论行政法的适用》一文中对行政法的适用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对其中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探讨，其中关于行政法适用要素的一些论点就很有启迪意义。参见张淑芳：《论行政法的适用》，《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 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行政法学著作对行政适用法律错误是这样解读的，例如胡建森教授认为，“适法错误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下列几种：(1)应当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明文规定条件下才能作出的行政行为，在没有该依据时，行政主体作出了该行政行为。(2)实施某一具体行政行为必须适用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政主体没有适用这些依据，而适用了规章以下的行政依据作出了该行政行为。(3)应当适用这个法规的，行政主体适用另一个法规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4)应当适用一个法规中的这个条款的，行政主体适用了另一个条款作出了具体行政行为。”姜明安教授认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从总体上来说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适用了不应该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或者没有适用应当适用的法律、法规规范。从形式上说，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是指本应适用某个法律或法规，而适用了另外的法律或法规；本应适用法律或法规中的某个条文而适用了另外的条文。但从实质上讲，适用法律、法规错误，除了某些技术性的错误以外，通常表现为行政机关对事实的定性错误，对法律、法规适用范围或效力的把握错误，对法律、法规的原意、本质含义或法律精神理解、解释的错误，或者有意片面适用有关法律、法规规范等。”参见胡建淼：《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48页；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第380页。 参见关保英：《行政法教科书之总论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327页。 罗纳德·德沃金在《认真对待权利》一书中的一个案例处理讨论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即“1888年，在著名的包格斯诉帕尔默案件中，一个纽约的法院必须判决，在祖父的遗嘱中指定的继承人——即使他为这项继承把他的祖父杀了——是否还能根据该遗嘱继承。该法院开始推理时承认：‘的确，对关于规定遗嘱制作、证明和效力以及财产转移的成文法，拘泥于文字进行解释，并且，如果这些成文法的效力和效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予以控制或者修改时，应该把财产给予凶手。’但是该法院继续指出：‘一切法律以及一切合同在执行其效果上都可以由普通法的普遍的基本的原则支配。任何人都不得依靠自己的诈骗行为获利，亦不得利用他自己的错误行为，或者根据自己的不义行为主张任何权利。’因此，该凶手不能接受遗产。”［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英］T.R.S.艾伦：《法律、自由与正义》，成协中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页。 在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中，有关于牵连犯的理论和制度，所谓牵连犯就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一个犯罪行为时触犯了多个罪名，刑事法律对牵连犯的处理有一套相应的制度。而 行政法中违法行为的竞合理论尚未建立起来，这是我国行政法学理论和行政法治实践今后要解决的问题

问题讨论法论文篇4

2、网络银行相关法律问题探讨

（一）网络银行的市场准入、市场退出法律问题

银行业是一个经营风险性极高的行业，世界各国对银行业的进出问题都规定了严格的许可制度，我国也不例外。从2004年2月1日起实施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规定，在中国境内设立商业银行的，应当经过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商业银行法》同时规定了设立商业银行应当具备的5个条件。这种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对我国这种银行业发展不很完善的国家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革命的推动下，网络银行市场进入成本大大降低，削弱了传统商业银行所享有的竞争优势，这种相对公平的竞争可能会吸引更多的非银行机构进入这个领域。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显然与网络银行灵活、便捷的设立方式相矛盾。而任何一家银行的倒闭或者破产，都可能引发“多米诺”连锁反应，引起整个社会的金融动荡。为此，《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都对银行业的市场退出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与传统银行相比，网络银行更容易受突发事件的影响并发生经营风险。因此，如何解决网络银行的退出问题对银行业的稳健发展至关重要。

（二）网络银行的赔偿责任问题

无论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网上银行只要承担责任，最终都会面临赔偿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客户能够获得的救济问题。（1）可以考虑采用两套并行的赔偿机制：以有限责任为主，兼采完全责任原则。网上银行因疏忽迟送、误发支付信息的，其赔偿责任限于传递费或支付命令金额加利息，除非它事先预见到会发生这种损失。如果银行故意或欺诈性地泄漏客户的商业秘密或更改、毁损客户交易数据的，其赔偿额应为客户的全部损失。（2）有必要制定一项有关赔偿责任的强制性法规以解决网上银行与客户责任问题。（3）在目前尚无法律规范的情况下，客户与网上银行需就相关问题达成协议，明确双方法律责任，这属于约定的赔偿责任。（4）客户可对一些重大交易指示投保，以便在遭到损害时从保险公司处获得补偿。

（三）网络银行中客户隐私权的保护问题

在网上交易中，数字化货币、电子支票代替了纸制的现金，客户必须向数字化货币发行人、网络银行的系统操作人提供一定量的个人资料才得以使用。由于这些个人提示资料是在internet等公开的计算机网络上操作的，那么就带来了如何保护网络消费者的个人资料和隐私的问题。总体而言，我国还没有针对个人隐私保护的法律，并且在其他的法律法规中相关规定也很单薄。隐私权保护，尤其是网络与电子商务中的隐私权保护，在我国法律界还是一个新的命题。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完善《民法通则》，增加对隐私权的保护的规定，在法律规范中应明确规定，网络银行应保证该个人信息的积累和使用，仅限于保证交易安全之目的。此外，有关隐私条款应综合平衡隐私权保护和商业信息的秘密性，同时考虑到法律的实施和国家安全的要求。

【摘要】网络银行业务在突破传统银行业务理念的同时，也对传统的法律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如网络银行的市场问题、网络银行的赔偿责任问题、网络银行中客户隐私权的保护问题等。这些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将会严重阻碍网络银行的发展应用及普及。因此，我国应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以规范其发展。

【关键词】网络银行法律问题探讨

参考文献：

问题讨论法论文篇5

内容提要：犯罪过失理论处于不断的研究和发展中，犯罪过失不再认为是纯粹的心理事实而是主客观两层面的结合的构造。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犯罪过失的构造、以及违法性认识，在犯罪过失理论中是很重要的问题。注意义务不能包括结果避免义务，两者是并列的关系，而对此两种义务的违反，是过失的客观面的内容，也便是犯罪过失违法性的内容，对违法性的认识及认识的可能性，是从客观到主观的结合，作为构成要件过失和责任过失的认识因素之一。论文关键词：犯罪过失 注意义务 结果避免义务 构造 违法性认识刑法理论上对犯罪过失的认识，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进步而发展。无论中外，现在都主张犯罪过失不仅仅是一种心理事实，而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国外刑法理论原先一向认为过失是责任要素，但晚近又有学者主张在构成要件和违法性上，都要考虑过失，承认过失作为构成要件和违法性的主观要素①，从而也在理论和判例上成为一种有力的主张。新中国刑法在1950年拟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总则部分的犯罪一章中规定，过失的犯罪行为，系指犯罪人并无故意，但应预见自己行为之结果，而竟未预见或轻信可避免结果之发生者②。把“无故意”作为过失存在的前提。而此后的1980年实施的刑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而轻信可以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1997年修订刑法第十五条以同样的内容规定了过失犯罪，并没有直接规定犯罪过失。而在刑法理论上，一致认为犯罪过失是作为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的一种罪过形式。犯罪过失作为一种主观罪过，它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内容和构造，同时，如何将注意义务、违法性等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联系统一起来，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 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的问题犯罪过失，按通说，本质在于对注意义务的违反。但关于注意义务的内容，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日本学者藤木英雄认为，所谓注意义务，从客观上看，能不能说这种行为是有过失的一个标准；具体的说，为了规避结果，不仅要把必须做些什么作为结果发生的结论加以考虑。这种注意义务就叫做结果回避义务③。也有的学者认为注意义务是结果预见义务④。还有多数学者认为，注意义务包括结果预见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⑤。笔者认为，注意义务是一种主观的精神上义务，包括认识义务（结果预见义务）和意志义务；结果避免义务是一种客观的行为上的义务，包括作为义务和不作为义务。所以两者不能同时包括在过失的注意义务之中，精神义务和行为义务是有本质的不同的。注意义务也不仅是结果预见义务，结果预见义务是一种认识的义务，即要求行为人的在实施一定行为时，应该对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有正确的充分的认识；而所谓意志义务则是指，行为人应该在其认识的范围内对行为加强意志的支配，以履行结果避免义务，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犯罪过失都是对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的违反。在疏忽大意的过失中，行为人没有预见结果的发生，首先就违反了认识的义务，进而没有在意志上加强支配，表现在行为上就是没有避免结果的发生，违反了结果避免义务；在过于自信的过失中，行为虽然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有所认识，但这种认识不能说是履行了义务，因为行为人并没有充分、正确的认识，而是错误的估计了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或者错误的相信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有利条件，从这一点上说这也是违反了认识义务，进而也便在意志上没有加强，同样没有采取行为上的措施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同样违反了结果避免义务。虽然注意义务是结果避免义务的前提，但是两者毕竟不是相同的事物，故不宜把它们统一在注意义务之下。或者会认为这样的细分会太过于复杂和繁琐，但是，笔者认为，过失中关于义务的这种构造，有利于对诸多问题的说明。首先，在过失的两种类型之间，可以形成一种平衡的关系。按照通说，疏忽大意的过失是违反了结果预见义务从而违反了结果避免义务，而过于自信的过失没有违反结果预见义务只违反结果避免义务，如此看来，过于自信的过失主要是行为义务的违反，而疏忽大意的过失主要是认识义务的违反，这两者在构造上就产生了不平衡，而在定罪和量刑上，没有明确规定区分这两种过失。其次，如前所述，注意义务是主观的精神义务，结果避免义务是客观的行为义务，两者本质不同。日本学者大塚仁认为，所谓回避犯罪就是不引起犯罪结果的?⑸艘笮形吮匦胧凳伤蟮囊欢ǖ淖魑⒉蛔魑R孕形说哪谛奶任行睦蠢斫夤保谛牡淖⒁庖逦窬筒唤鼋鍪墙峁ぜ逦瘛W魑形 四谛牡木褡饔茫兄姆矫婧颓橐獾姆矫妫谇橐夥矫娴囊兀俏凳乇芙峁枰淖魑蛔魑秤瓒囊逦瘼佟4髩V教授指出了主观精神的义务，是值得肯定的。另一位学者野村稔认为，对于过失，应当将作为主观的要素的过失与作为客观的要素的过失相区分。将前者作为应当考虑到采取结果回避措施的义务。亦即，使意识处于紧张状态以采取结果回避措施这种表明内部态度的义务（主观的态度）②。这两位学者都把预见结果和赋予动机的意志的义务作为主观的注意义务，而把在客观面上的行为义务的结果避免义务作为客观的注意义务。仍然把结果避免义务放置在注意义务之内。这样会使不作为犯的对作为义务的违反与过失犯的对注意义务的违反的界限不清。不作为犯是以不作为的形式违反了应作为的结果避免义务，而这也是过失犯，所以，注意义务和作为义务之间界限不清。如果把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分开，则自然是界限分明的，过失犯罪都是违反了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而在过失犯罪中，如果结果避免义务有要求以作为的形式履行的而行为人是以不作为方式违反的则构成了过失的不作为犯。如行为人系一铁路扳道工，在值班之时，因为过失忘记执行任务，结果发生了重大事故，则行为人本来负有一定的作为义务，但由于过失而没有注意及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是过失的不作为犯（过失忘却犯）。这样，不作为犯与过失犯就可以区分，前者是从行为方式上来说明的，后者则是从主观罪过方面来说明的。是存在相交的两个集合。所以，笔者认为过失中的义务有两种，首先是主观精神上的注意义务，其次是客观行为上的结果避免义务，这并不是注意义务的主客观两个方面。对过失的整体的把握，则犯罪过失是由主、客观两方面构成的，这在下文详述。而注意义务不是由主客观两方面所构成，因为注意义务并等同于过失。二、 犯罪过失的主客观构造犯罪过失历来是作为主观上的心理事实，只是到晚近才有许多学者提出犯罪过失不仅仅是心理事实，他们从规范责任论出发，认为过失责任的根据在于行为人违反结果避免义务，其义务虽然包括认识、预见义务，但其核心是不避免结果的发生，即不为避免结果发生而采取适当的手段。就不是单单从主观上来讨论犯罪过失。笔者认为，犯罪过失，有主观性，也有其客观性。所谓主观性，是指犯罪过失的本质是一种心理事实，这种主观性体现在过失包括有认识的因素和意志的因素，这两者，都是主观的内容，这也是过失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所谓客观性，是指过失的心理事实，终究是一种法律的评价对象，它同法规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客观的外在的评价关系，必然外在于客观现象，必须处于一个客观的环境中，才能进行评价。刑法不能处罚思想，如果单纯是内心的态度，缺乏客观的归责基础，刑事责任难以成立。单纯的心理事实，不能进入刑法的视野，而只有这种心理事实在客观上体现了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对结果避免义务的违反，具有刑法的意义，因此在主观面上，犯罪过失存在着具有非难可能性的心理事实，在客观上，存在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即对注意义务的违反，没有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而此外，考虑主体的责任能力，以及按照国外刑法理论，还讨论期待可能性的问题，这样过失的刑事责任的根据，才是圆满的。犯罪过失作为责任的要素，有主观面和客观面的构造。其中任一面都不是单独地作为犯罪过失刑事责任的基础。如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疏忽大意而没有认识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但在客观上，并没有违反结果避免义务也没有发生危害结果，缺乏了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所以，不能对之进行归责。或者在客观上发生了危害结果，但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存在过失，同样也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犯罪过失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是密切联系的，一般情况下，行为人主观上有过失，则在客观上违反了注意义务也不会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而行为人在客观上若不违反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在主观上也就不存在过失的心理事实。犯罪过失作为刑事责任的要素，应该包括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内容，对犯罪过失的归责，才能做到主客观相统一。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应该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不同于犯罪过失，过失犯罪也是一个主客观两方面统一的结构，而犯罪过失，是过失犯罪的一个主观要件，也是过失犯罪刑事责任的要素。作为主观要件的犯罪过失和作为刑事责任要素的犯罪过失两者是不相同的，在性质和机能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我国刑法在第二章犯罪中的第一节犯罪和刑事责任中规定了犯罪的概念，紧接着又规定了故意和过失以及意外事件，可 见，故意和过失都是作为刑事责任的要素。而在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中，故意和过失都被认为是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从而把犯罪过失划成了两种不同的东西。我国有的学者指出，犯罪过失是危害内容与心理形式的统一，是犯罪要件与责任根据的统一，是主观心理与客观实际的统一①。这种观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说作为刑事责任的要素的犯罪过失包括主客观两方面的内容，并不是要把它和过失犯罪混淆起来。刑事责任终究是不能脱离人的主观态度，因为它体现了一种伦理的非难性，从存在论上讲，过失是一种心理事实，但从规范论上讲，过失就包含有注意义务的违反和结果避免义务违反的这种体现法规范违反性的内容，这并不等于过失犯罪中的客观内容，即不是违反规范的行为和结果。所以，犯罪过失不等于过失犯罪。但是，笔者认为，单纯的心理事实的犯罪过失，是作为犯罪构成中主观的要件，而包括主观的心理事实和客观的规范评价的注意义务的违反和结果避免义务的违反的过失，才是作为刑事责任的要素的犯罪过失。当然，要评价犯罪过失的责任，还必须考虑主体的责任能力以及客观期待可能性问题。犯罪过失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也是紧密相关的关系，首先表现在这两种性质的机能的相互承接上。过失首先作为一种心理事实，在构成要件上，可以作为一种记述性的类型，即区别于故意而在构成要件上类型化了的心理事实，这是过失的主观面，也是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的违反的心理状态。我国刑法中不乏有在分则条文中直接使用“过失”一词的情况，如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的过失致死罪，第二百三十五条的过失重伤罪。可以说，过失作为类型化了的构成要件，主要是其主观面的机能。同时，刑法也有对一些过失犯罪从客观面上进行规定的，如分则第九章的渎职罪中，一般没有直接使用过失一词，但多数说明其违法性，如第三百九十八条，第四百零五条。笔者认为，过失的客观面——违反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是违法性的本质。因为违反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就是违反了法律法规等规定而造成了危害结果。违法性，是犯罪过失的客观的表现，按照大陆法系的理论，构成要件该当性原则上推定违法性，除非有阻却违法事由的存在。构成要件符合性和违法性的关系是烟与火的关系，具有违法性推定机能①。故构成要件与违法性存在紧密的联系。在外观上，故意杀人和过失致人死亡是相同的，而如果考虑构成要件性的过失，则可以区分两者在构成要件方面的区别，所以，我认为犯罪过失的主观面，是构成要件性的过失此一要素的内容，同样，违反注意义务和违反结果避免义务，则是违法性过失要素的内容。这两者相互统一，相互联系，发挥着对过失行为的评价作用。作为责任性过失要素，是包括过失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内容的，而且包括客观上的各种阻却条件如责任能力和期待可能性的考察，成为一个综合的评价结构。我国刑法犯罪论体系不同于大陆法系通行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的犯罪论，但是，犯罪过失既是犯罪构成中的主观要件，又是刑事责任的要素，这两者存在区别和联系。作为构成要件的过失，应该是指主观的心理态度（也是一种类型化的心理事实）；作为刑事责任的要素，不可避免的存在规范评价的违法性，也便不能否定其对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正是这种违法性的表现。我们说注意义务是主观的精神的义务，是说注意义务的内容是主观上的，同时说对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的违反具有客观性，两者并不矛盾。三、过失的违法性认识及认识可能性违法性认识，亦称违法性意识，是指行为人认识（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传统的理论认为，违法性认识是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的分水岭，但现在理论上认为过失也有违法性认识及认识可能性的内容。如有的学者指出，违法性意识或违法性意识的可能性应当是过失的规范评价要素之一，缺乏对行为违法性的意识或意识的可能性的评价，就不存在过失的犯罪心理②。笔者赞同此种观点，但是认为在过失的违法性认识或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的若干问题上，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必要。首先，关于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在犯罪过失中，违法性认识或认识可能性应该是什么违法性？从我国刑法规定来看，犯罪过失所应当预见以及避免的，都是危害结果，而危害结果则是社会危害性（法益受侵害性）的客观表现，因此，可以说是实质的违法性的预见或避免。然而有的学者认为，违法性就其实质而言，只不过是行为的社会的危害性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而已，是立法者以法律形式对其予以确认的结果。社会危害性是对行为社会意义的否定评价，但这种评价不是凭空进行的，而是以一定的行为准则为依据的，……因此，一种行为具有违法性，就意味着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反之，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就必然在形式上表现为违法性。违法性认识的内涵，只能界定为对行为的形式违法性的认识③。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形式的违法性和实质的违法性并不是两个违法性，而是违法性的两个方面，上述论者对形式违法性和实质违法性之间关系的论述是值得肯定的。过失犯罪在现代立法中，一般规定了严重的危害结果作为构成要件，而且都规定只有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处罚。可见，对实质的违法的考察，是处于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的。过失犯罪作为与故意犯罪有严格区分的犯罪，在主观上存在的过失的恶性，远远不能与故意的相比较。从而只有在实际上造成危害结果的产生的，以及法律有规定的，才能对之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应该把实际的法益侵害（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过失考察的重要因素，虽然一般而言，形式违法性与实质违法性是同一的，但在特殊的情况下，两者会发生分离。现代社会工业化的生产活动，许多都不能及时的为法律所规范，如工业污染、食品、医药等行业的危险性，有的时候，这些范围的行为都不为法律所规定，因此，笔者主张，在原则上应坚持实质违法性的认识或认识可能性，在特定的情况下，则只要求行为人认识其行为的形式的违法性就足够了，这正是在一般情况下实质违法和形式违法同一的情形的客观反映。在犯罪过失中，行为的形式的违法性，仅仅是法律客观的，形式上的评价，对于行为人而言，并不太受关注，即行为人在实施行为之时，并不对其是否违法表示关注，而对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会有所关注。行为人的行为客观上，形式上的评价不是行为人主观罪过、刑事责任主要的或全部的基础，而实质的违法性认识或认识可能性才能更真实的反映行为人主观恶性。当然，在大部分情况下，行为人既能认识到形式违法性，也能认识到实质违法性。但是，行为人若不知道此种行为为法律所禁止，但明确认识或可能认识到此种行为?嵩斐晌：ι缁岬慕峁虿荒芩敌形艘虿痪哂行问轿シㄐ匀鲜抖袢掀涔У男睦硖鹊拇嬖凇T蛏弦允抵实奈シㄐ约翱赡苄缘哪谌菔潜冉贤椎钡摹?BR> 在违法性认识及认识可能性中，还有一个对行为违法性还是对结果违法性的认识及认识可能性的问题。即行为无价值的考察，还是结果无价值的考虑。张明楷教授认为，在已经预见法益侵害结果的前提下，没有采取某种结果回避措施因而造成结果时，才是过失行为①。这里将危害结果包括在行为之内，一并考虑，是值得肯定的。行为和结果的违法性都是过失所应该考虑的。把危害结果的无价值评价和行为的无价值评价综合在一起。但是，从传统的刑法理论上看，似乎一直在犯罪过失中注重是结果的无价值，或者因为过失犯多是结果犯。危害结果，对于犯罪过失的认定，是有重要影响的。日本学者福田平认为，在过失之构成要件上，成为构成要件该当性之判断的客体者，及系“向着适合于构成要件的结果以外的结果”的目的行为（非故意的行为）；然过失犯之违法性，不得仅仅求之于惹起“侵害法益”之结果（结果无价值），而系更应求之于遂行行为之违反客观的注意义务一点（即遂行行为这不适切性——行为之无价值）②。即使今天过失行为取得与故意行为构造上的平衡的地位，过失行为的性质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但是过失犯罪中的危害结果仍然处于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目的行为论试图以向着适合于构成要件的结果以外的结果的目的行为来统一故意行为和过失行为，可见过失行为的违法性，也日益的受到学者的关注。笔者认为，过失作为一种责任的要素，在客观上表现为行为对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的违反。如前所述，这种构造是表明犯罪过失的主客观两方面的内容。但是，刑法上又一般只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过失行为才能处罚。从而只有产生了危害结果的过失行为，才能具备刑事责任加以非难的条件。笔者也肯定，对过失行为的违法性加以考察，但并非是择一的片面，而是把行为违反性和结果违法性都予以相当的考虑。故在违法性认识中，一般应要求行为人预见行为造成危害结果的可能性，而预见此种可能性，一般就可以预见行为的违法性。在刑法中规定过失危险犯，是值得肯定的。体现了过失行为的违法性在理论上和立法上受重视的趋势，但是不能因此否定结果的违法性，否则可能扩大了过失犯罪的范围。再次，违法性认识及认识可能性在过失中的地位。有文章称近代刑法理论认定犯罪时，更注重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这种主观恶性确切地说是反刑事规范的主观恶性，即只有当行为人具备了刑事违法性认识，进而在该认识基础上实施犯罪，才能充分显示其刑法上的主观恶性，并结合客观表现施以刑法责难③。在犯罪故意的构造上，违法性意识必要说，已成为有力的主张 。犯罪过失，是一种不知误犯，在罪过上，主观恶性远非故意强烈。而违法性认识及认识可能性则可以表现行为人在主观上的非难可能性。因此，违法性认识，对于犯罪过失，具有积极的意义。首先，违法性认识是过失行为（危害结果）违法性和刑事责任的联系点。违法性认识是对过失行为（危害结果）性质的认识，同时，在形式上是对违反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的认识。在疏忽大意的过失中，行为人对其行为，存在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但是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认识，从而在主观上没有认识内容，在客观上则违反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这样，行为的违法性和主观的心理事实结合而成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同样在过于自信的过失中，行为人认识了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即有违法性的不确定的认识，而行为人在主观上则表现为认识不足，注意不足，从而也是违反了注意义务及结果避免义务，也是值得非难的。主观上的违法性认识有可能性是刑事责任的一个主观根据，从而客观上的违法性与刑事责任相联系。其次，违法性认识是过失行为（危害结果）的法规范意义在行为人的主观上的联系，强调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或认识可能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社会行为在采取行为时应注意的义务，即需要将行为（危害结果）与法规范进行观照，但是，在现代的社会生活中，社会成员大都对法规范具有认识，或者应当认识，故认识违法性认识有可能性包括在犯罪过失中，是有充足理由的。如前所述，过失行为的违法性在于对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的违反。行为人在实施行为之时，应当履行注意义务及结果避免义务，违法性认识及其可能性，体现了刑法规范的期待性，即刑法期待行为人应当认识行为是否违法，以及行为违法时应防止危害结果的产生，一般就会具有违法性认识或行为人基于注意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而存在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违法性认识或认识可能性，可以揭示过失的心理。如行为人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实施某一行为。只要否定故意的存在，就可以认为行为人是在过失在心理的支配下，如果没有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的，则可能构成犯罪。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430072① [日]大塚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9页以下。②高铭暄、赵秉志：《新中国刑法学研究历程》，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第42、43页。③ [日]藤木英雄：《公害犯罪》，丛选功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57页。我国亦有学者持此观点，即认为注意义务是避免结果发生的义务，参见甘雨沛主编：《犯罪与刑罚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④参见周光权：《注意义务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页。⑤参见胡鹰：《过失犯罪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72页。林亚刚：《犯罪过失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7页。① [日]大塚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48—249页。② [日]野村稔：《刑法总论》，全理其、何力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80页。①参见姜伟：《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275-261、285、286页。①参见马克昌主编：《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232页。②林亚刚：《犯罪过失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4—185页。持此类观点的还有田宏杰博士：《违法性认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8—69页。③田宏杰：《违法性认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页、第15页。①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②转引自洪福增：《刑法理论之基础》，刑事法杂志社，1977年，第73-74页。③周晶敏：《违法性意识：故意犯罪之要件》，载《法学》，2009年第3期，第75页。

问题讨论法论文篇6

我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按照宪法的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但禁止土地所有权的买卖和非法转让。因而，在我国，土地所有权不得设定抵押权，土地使用权可以设定抵押，但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一）以地上无定着物（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及在建工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的问题

我国法律有关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规定有两种：一是通过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二是通过以土地使用权划拨的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目前我国禁止单独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

（二）以集体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的问题

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少的实际，为切实贯彻保护耕地这一基本国策，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不能开发经营房地产。对于集体土地使用权能否设定抵押的问题，亦规定的极为严格。我国《担保法》第37条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但抵押人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可见，只有经县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登记的集体荒地的土地使用权和乡（镇）、村企业有地上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可以设定抵押，其他类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得设定抵押。

（三）以城市房屋所有权设定抵押的问题

我国法律、法规允许并保护房屋所有权。由于我国担保法明文禁止宅基地设定抵押，故而，农民建在宅基地上的房屋是不得抵押的。本文只能就城市房屋所有权的抵押作一探讨。根据我国《担保法》第36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7条规定，以依法取得的城市房屋所有权抵押的，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必须同时抵押，反之亦然。显而易见，我国法律是将城市房地产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规范的，确定的原则是房随地走和地随房走，因为房屋与土地是不可分的，离开土地的房屋是不存在的。因此，土地使用权是实现地上建筑物所有权的前提条件，否则地上建筑物的存在将失去法律依据。在我国，原则上依法取得所有权的城市房屋均可以设定抵押。但是下列城市房地产不得设定抵押：①权属有争议的房地产；②用于教育、医疗、市政等公共福利事业的房地产；③列入文物保护的建筑物和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其他建筑物；④已依法公告列入拆迁范围的房地产；⑤被依法查封、扣押、监管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的房地产；⑥依法不得抵押的其他房地产。在以下列城市房地产设定抵押时还须注意法律的限制性规定：①以享受国家优惠政策购买的房地产抵押的，其抵押额以房地产权利人可以处分和收益的份额比例为限。④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法人以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房地产抵押的，应当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③以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房地产抵押的，必须经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通过，并报其上级主管机关备案。④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房地产抵押的，必须经董事会通过，但企业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⑤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房地产抵押的，必须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通过，但企业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⑥预购商品房贷款抵押的，商品房开发项目必须符合房地产转让条件并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二、房地产抵押权与承租权、典权的关系问题

（一）房地产抵押权与承租权的关系问题

所谓房地产承租权是指承租人通过支付租金，依房地产租赁合同而享有的对房地产的占有使用权。房地产承租权追求的是房地产的使用价值，同时转移房地产的占有，而房地产抵押权追求的是房地产的交换价值，并且不要求转移房地产的占有，可见，房地产的抵押权与承租权为相容之权，可以并存于同一房地产之上。但是，当抵押人不能履行到期债务而抵押权人将抵押房地产拍卖时，则可能出现承租权使抵押权人不能及时地、充分地实现其权利或者影响承租人继续租用该房地产的权利和利益的情形，这就出现了抵押权与承租权的冲突问题。那么，应如何处理这种冲突呢？须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1.房地产承租权设定在先，房地产抵押权设定在后的情况。“近代社会立法大多认为，租赁关系可以对抗第三人。根据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即使将租赁标的物让与第三人所有，设定其上的租赁关系对第三人来说仍然继续存在。”既然连所有权都对抗不了这种已经形成的承租权，那么，抵押当然也不得破坏租赁，抵押权对抗不了承租权。所以，我国《担保法》第48条规定：“抵押人就已出租的财产设定抵押权的，应当书面告知承租人，原租凭合同继续有效。”也就是说，当抵押房地产因抵押权的实现而由他人取得时，租赁合同仍对新的产权人发生效力，在租赁期满前，新的产权人不能解除租赁合同，不能随意变动租金，即房地产承租权设定在先时给予承租权以对抗抵押权的效力。

2.房地产抵押权设定在先，房地产承租权设定在后的情况。对此，我国有关行政规章只规定了“经抵押权人同意，抵押房地产可以出租。抵押房地产出租所得价款，应当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而对于抵押权与承租权的效力未作明文规定。我国台湾“民法”第866条规定：“不动产所有人设定抵押权后，于同一不动产上得设定地上权及其他权利，但其抵押权不因此而受影响。”日本民法典第395条规定：“不超过第602条所定期间的租赁，虽于抵押权登记后进行登记，亦可以之对抗抵押权人。但是，其租赁害及抵押权人时，法院因抵押权人请求，可以命令解除该租赁。”日本民法典第602条规定的是短期租赁，在短期租赁时，在处理上的一般原则是承租权可以对抗抵押权，但在特殊情况下，可由法院命令解除租赁，这时的抵押权就可以对抗租赁权了。如果超过602条所定期间的租赁则为过期租赁，日本判例解为承租权不得对抗抵押权或拍买人的所有权。（注：肖峋、皇甫景山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讲话》，中国社会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65页。）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立法机关立法时应根据“先物权优于后物权，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则，注意维护房地产抵押权优先的效力，确立承租权的效力以不损及抵押房地产价值、不影响房地产抵押权的实现为前提，赋予房地产抵押权人在特定条件下请求法院解除房地产租赁合同的权利，如：在拍卖抵押房地产时，因拍卖人顾忌房地产上有承租权的存在而无人应买或降低应买，致使卖得价款不足以清偿抵押债权时，则抵押权人有权要求解除承租权。

（二）房地产抵押权与典权的关系问题

虽然典权是我国特有的不动产物权制度，渊远流长，迄今存在，但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尚无明文规定，典权关系一直由民事政策及判例法调整，这既不利于财产关系的稳定，也极易造成司法上的混乱，因而有立法化之必要。本文仅就典权与抵押权的关系作一探讨。所谓典权是典权人通过支付典价而占有出典人的不动产所享有的使用收益的权利。典权与抵押权同为不动产物权，但典权是以使用收益为目的的用益物权，典权的目的在于房地产的使用价值，典权须占有转移房地产，当出典人逾期不行使回赎权时，视为绝卖，典物归典权人所有，而抵押权是以清偿债务为目的的担保物权，其目的在于取得房地产的交换价值，故而，典权与抵押权也为相容之权，可以并存于同一房地产之上。然而，当典权人行使典权涉及典物上设定有抵押权时，或者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而抵押房地产上设定有典权时，势必会发生典权与抵押权的冲突，那么，应如何解决这种冲突呢？对此，也必须从两个方面分析。

1.房地产抵押权设定在先，房地产典权设定在后的情况。对此种情况我国台湾“民法”第866条明文规定：“不动产所有人设定抵押权后，于同一不动产上得设定地上权及其它权利，但其抵押权不因此而受影响。”所谓其它权利，包括典权。台湾“大法官”会议议决释字第119号有如下解释：“所有人于其不动产上设定抵押权后，复就同一不动产与第三人设定典权，抵押权自不因此受影响。抵押权人届期未受清偿，实行抵押权拍卖抵押物时，因有典权之存在，无人应买，或出价不足清偿抵押权，执行法院得除去典权负担，重行估价拍卖。拍卖之结果，清偿抵押债权有余时，典权人之典价，对于登记之后权利人，享有优先受偿权。执行法院于发给权利移转证书时，依职权通知地政机关涂销其典权之登记。”（注：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475页。）笔者认为，既然抵押权的目的在于取得房地产的交换价值，无须占有转移房地产，为充分有效利用房地产，我国立法应借鉴我国台湾省这一成熟的立法与司法例，允许房地产所有人在设定抵押权后，仍可以在同一房地产上设定典权，但以抵押权不因此而受影响为前提，即先设抵押权之效力优于后设典权，不受后设典权的影响。即使是因出典人逾期不赎回典物，典权人首先取得典物所有权的情况下，由于典物上已有抵押权存在，典权人在取得典物所有权的同时，也得接受典物上的抵押权，即典权人仍应以抵押物保障抵押权人抵押权的实现。因为，依法理，在抵押权设定后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人，其权利随抵押物拍卖而消灭。“他们只有通过代为清偿债务，使抵押权消灭，而取得求偿权与代位权，或参加应买保持其权利。”（注：李湘如编著：《台湾物权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30页。）

2.房地产典权设定在先，房地产抵押权设定在后的情况。出典人将典物出典后，到底能否再设定抵押权，学者见解存在分歧，即有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观点。我国台湾省的判例采否定说。笔者以为，出典人将典物出典后，仍对其典物享有所有权，虽然出典人不得在典物上设定与典权相抵触的权利，如重典或地上权等，但对于与典权不相抵触的权利，应准其设定，以发挥物权的功能，只是典权设定后再设抵押权的，典权的效力优先于抵押权，不受后设抵押权的影响。台湾判例否定说认为，典权既然可以作为抵押权的标的物，再允许出典人就同一不动产为债务的担保，而以典物设定抵押权，会使权利行使发生冲突，且使法律关系愈趋复杂，殊非社会经济之福。（注：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476页。）笔者认为，此说不能成立。因为“典权人以典权设定抵押权时，是以典权为标的物，而不是以典物为标的物，拍卖时，仅能拍卖典权。出典人于典权设定后，就典物设定抵押权，是以有典权负担的典物所有权为标的物，二者标的既不相同，其权利的行使，不致于发生冲突，亦不会使法律关系趋于复杂。”（注：郑玉波主编：《民法物权论文选辑》（下），第1084页。）既然后设抵押权的效力劣于典权，不能除去典权而为拍卖，则当出典人未能偿还后来设定抵押权的债务，抵押权人可以将典物所有权拍卖受偿，典权人对于拍定人仍有同样的权利，其典权不受影响。如果因实行抵押权影响了典权人的权利时，则典权人享有请求解除抵押权的权利；当出典人逾期不回赎典物，典权人取得典物所有权时，则后设立的抵押权即归于消灭，不复存在。而且债权人既然知道有典权设定在先，仍然愿意再设定低押权，其对自己的利益自有考虑，根本无须法律来禁止，再者，允许典权人将典权设定抵押权，而却不允许出典人以其对典物的所有权设定抵押权，显然违反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应赋予房地产所有权人将房地产出典后，应可以在该房地产上设定抵押权的权利，但以不影响典权的实现为条件。

三、房地产抵押权实现的问题

（一）房地产抵押权实现的条件和方式

房地产抵押权的本质在于担保债权的实现。对于有效的房地产抵押，房地产抵押权设定后，如果债务人履行了债务，房地产抵押权即归于消灭；如果债务的履行期限尚未届满，房地产抵押权人无权行使抵押权，否则，属于侵权行为，因而，只有具备下列情况之一的，房地产抵押权人才有权要求依法处分抵押房地产，以实现其抵押权：（1）债务履行期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的，债务人又未能与抵押权人达成延期履行协议的；（2）抵押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而无人代为履行到期债务的；或者抵押人的合法继承人、受遗赠人拒绝履行到期债务的；（3）抵押人依法宣告解散或者破产的；（4）抵押人擅自处分抵押房地产的；（5）抵押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况。

我国《担保法》第53条规定：“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的，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受偿；协议不成的，抵押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据此，在我国，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的方式有以抵押物折价、拍卖抵押物、变卖抵押物三种，而且，抵押权人要实现抵押权，首先要与抵押人进行协商，协议是实现抵押权的必经程序，协议不成时，抵押权人只能向人民法院，通过法院实现抵押权，抵押权人并无自行折价、自行拍卖、自行变卖抵押物的权利。然而，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6条关于“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抵押权人有权依法以抵押的房地产拍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规定，拍卖抵押房地产成为城市房地产抵押权实现的唯一方式。对此，笔者认为不妥。因为，尽管拍卖通过公开竞价的方式，由竞买者竞价确定抵押房地产的价格，能够尽可能地提高抵押房地产的价格，对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双方当事人均有利，从某种角度讲，拍卖无疑是最为公平的一种方式，但是，在实践中却经常会遇到设置抵押的房地产因种种原因在拍卖时无人受买、无法变现的情况，对此，若拘泥于拍卖这一种方式，房地产抵押权人的抵押权岂不是无法实现、形同虚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早在1951年9月5日华东分院以“为债权人请求查封拍卖债务人之不动产，无人受买，拟由司法机关发给产权转移证书，拟通报试办可否？”为内容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时，最高人民法院即以（法编）字第9975号函复：“关于债权人请求查封拍卖债务人的不动产，无人受买，债权人请求移转产权时，由司法机关发给产权移转证书的问题，经与司法部联系后，我们基本上同意来件所拟办法。”即“事先与主管地政府机关取得联系，准由债权人持此移转证书迳向该管地政府机关办理登记过户手续”的办法。而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8）25号批复也作了类似规定：“在依法以国有土地使用权作抵押的担保纠纷案件中，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的，可以通过拍卖的方式将土地使用权变现。如果无法变现，债务人又没有其他可供清偿的财产时，应当对国有土地使用权依法评估。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确认的地价评估结果将土地使用权折价，经抵押权人同意，将折价后的土地使用权抵偿给抵押权人，土地使用权由抵押权人享有”。所以，司法实践中，在拍卖抵押房地产时，如确实无人受买，抵押权人是可以通过法院裁定以抵押房地产折价抵偿债务，抵押权人凭法院裁定到土地管理部门或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有关土地使用权或房屋所有权的变更登记手续，取得土地使用权或房屋所有权的。因此，笔者以为，《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将拍卖作为房地产抵押权实现的唯一方式，忽视了房地产抵押权实现的复杂性，既与《担保法》的有关规定不相衔接，又不能有效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且容易造成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法律混乱，为确保房地产抵押权得以实现，应将拍卖抵押房地产作为房地产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时的首选方式，而不是唯一方式，当抵押房地产在拍卖时确实无人受买、无法变现时，抵押权人有权要求采取折价或者变卖的方式实现抵押权。这一点应由立法机关尽快作出立法修改。

（二）房地产抵押权实现中应注意的几个法律问题

1.抵押权人处分抵押房地产时，应当事先书面通知抵押人；抵押房地产为共有或者出租的，还应当同时书面通知共有人或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共有人或承租人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因为，法律赋予抵押权人的是一种从抵押物上取得相当价值的权利，而不是任意处分抵押物的权利，只要抵押权人能从抵押物上获得相当的价值以满足自己的债权，就算充分实现了自己的抵押权，所以共有人或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与抵押权人行使抵押权并不矛盾，应依法保护共有人或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2.以承包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荒地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的，或者以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的，在实现抵押权后，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也不得擅自改变这些土地的原有用途。

问题讨论法论文篇7

证券公司网上委托业务的核准程序为：（1）申请受理。拟申请网上委托业务的证券公司应将申请文件报送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收到申请文件后，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申请的决定。（2）初审。中国证监会受理申请文件后，对申请文件的合规性进行初审，并在30日内将初审意见函告申请公司。（3）专家审核。证监会聘请专家组成审核委员会，对申请文件中的有关事宜和技术应用方案进行审核。审核委员会进行充分讨论后，采用投票方式表决，提出审核意见。（4）核准决定。依据公司基本情况和专家审核意见，中国证监会对申请作出是否核准的决定。因重大违规事件、重大技术事故等因素导致整体质量差、风险隐患大的公司，不予核准开展网上委托业务。中国证监会自受理申请文件到作出决定的期限为3个月。（5）复议。申请未被核准的公司，可在接到中国证监会书面决定之日起60日内提出复议申请。中国证监会在收到复议申请60日内，对复议申请作出决定。经复议仍未被核准的公司，自收到中国证监会书面决定起，一年内不得再次提出申请。

网上委托法律关系的内容

网上委托法律关系的主体为投资者和经核准的证券公司，客体为提供网上委托服务的行为，内容即主体所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投资者享有的权利包括：（1）所有合法投资者都有权平等享有证券公司提供的网上委托服务。（2）投资者作为接受服务的消费者，享有知情权、选择权、交易安全权、受损求偿权等消费者应享有的权利。投资者应承担的义务包括：（1）必须由本人亲自办理相关手续，不能。投资者应向证券公司提供身份证明原件等网上交易所必须的个人信息。（2）按照网上交易规则进行交易。（3）保守交易密码、网上登录密码等信息，如因个人原因泄露密码而造成交易损失，应由投资者个人承担。

证券公司作为网上委托服务的提供者，应承担的义务包括：（1）制定专门的业务工作程序，规范网上委托，并与客户本人签订专门的书面协议，协议应明确双方的法律责任，并以《风险揭示书》的形式，向投资者解释相关风险。（2）必须为网上委托客户提供必要的替代交易方式，如书面委托、电话委托方式等，并定期向进行网上委托的投资者提供书面对帐单。（3）证券公司应采取严格、完善的技术措施，确保网上委托系统和其他业务系统在技术上隔离，有关投资者资金帐户、股票帐户、身份识别等数据的程序或系统不得托管在证券公司的合法营业场所之外。在互联网上传输的过程中，必须对网上委托的客户信息、交易指令及基他敏感信息进行可靠的加密。应采用可靠的技术或管理措施，正确识别网上投资者的身份，防止仿冒客户身份或证券公司身份，必须有防止事后否认的技术或措施。（4）证券公司应提供一个固定的互联网站点，作为网上委托的入口网，并在入口网站和客户终端软件上进行网上交易风险揭示。（5）为保证交易安全，证券公司应根据本公司的具体情况，限制每位投资者通过网上委托的单笔委托最大金额、单个交易日最大成交总金额。

银证转帐法律问题

银证转帐，是指证券投资者通过因特网或电话等方式，在其证券资金帐户和银行帐户之间直接划转资金。银证转帐可以给投资者带来极大方便，提高市场效率，目前大多数证券公司都向投资者开展这一业务，投资者须持有与证券公司合作的银行发行的信用卡或储蓄卡，通过因特网或拨打银行、证券公司提供的电话号码，按指令操作，就可以在证券帐户与银行帐户之间划转资金。

银证转帐必须由银行与证券公司合作完成，这涉及到我国金融法律规定的银证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由于银行与证券公司的合作仅限于技术合作，转帐指令由客户发出，因此银证转帐并不违反现行法律。但根据分业经营的原则，需要隔离证券交易和商业银行业务的风险。为了防止网上交易的数据受到非法窃取或改动，以致通过网络将非法收益转入银行帐户，开展网上委托业务的证券公司不能直接向客户提供网络或电话形式的转帐业务。采用网上交易方式的投资者，可以使用商业银行提供的银证转帐服务。银证转帐中涉及的电子资金划拨主体的行为及其法律责任，急需立法加以规范。

问题讨论法论文篇8

目 次 序 言一 亲属编的地位与名称二 亲属通则性规定的设定与内容三 对“禁止结婚疾病”的重新认识四 事实婚姻的概念与效力五 婚姻的无效与撤销结 语序 言 经过几代人努力，中国民法典终于被提上立法议事日程。其中，尤为引起世人关注，令学者欣慰的是，“调整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及其他近亲属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亲属法，将历史性地回归为民法典的一编。 亲属法，作为一定社会亲属制度的法律形式，源远流长。一般说来，社会制度越古老、社会生产力越不发达，亲属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就越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亲属法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可有可无，或其地位低于其他民事法律。因为，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则，由它来组织一个由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构成的市民社会，身份法和财产法也就是民法规范体系的两个组成部分。身份法即是亲属法，它因所调整的民事关系（亲属关系）是构成市民社会的基础，从而成为一国法律体系和民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正因为此，在当代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中，大都设亲属一编。英美法系国家的亲属立法尽管采单行法主义，如结婚法、离婚法、家庭法、收养法等等，但它们的总和是与亲属法的调整范围相当的。 中国要制定何种风格的民法典， 不仅关系到整个法典的体例和条文，也直接影响到亲属编的结构和条文设计。另外，半个世纪来，中国一直将亲属法作为独立于民法之外的法律部门，先后颁布的两部调整亲属关系的基本法律《婚姻法》，都是“宜粗不宜细”的粗放型立法。 2001年对现行婚姻法的修改只是中国亲属法制建设的阶段性成果，是立法机关对急需解决的问题，先做必要补充和修改；亲属法体系的规范化、系统化，留待下一步制定民法典时再做考虑的两步走思路的明证。因之，现在设计民法典亲属编体例时，必须坚持走“具有严格逻辑性和体系性民法典”的道路， 同时，在具体条文的设计上，应当着眼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广泛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和学说，并将现行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成功、合理之处予以采纳。本人有幸 成为梁慧星研究员负责的中华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成员，负责亲属编前五章条文的起草。在撰写相关条文的立法理由和说明过程中，对现行法上的诸多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故写成本文。全文除序言、结语外，由五部分组成，除第一部分是有关亲属法在民法中地位和立法名称的论述外，其余部分均从具体条文的设计出发，针对现行法上的问题，就亲属通则性规定的设定、不宜结婚疾病、事实婚姻的效力、婚姻的无效和撤销四方面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述。这些仅是亲属法诸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希望借此研究，对中国民法典亲属编成为具有中国时代精神的，“体系完整，内容全面，具有前瞻性、系统性、科学性的法律”，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一 亲属编的地位与名称（一）地 位 中国学术界对亲属法（或者说“婚姻家庭法”）地位的重新认识，源自上世纪90年代修改《婚姻法》的讨论。如何修改？是维持现状的小改，还是重新界定其法律地位，作较大的修改？十年间成为学术讨论的问题之一。当时有三种主张：1、维持现状，婚姻法仍保持独立地位。修改时法律名称不变、基本框架不变，只做一些补充和修改。2、在保持婚姻法独立地位的前提下，将其名称改为“婚姻家庭法”，体系、内容也作大的变动。3、回归民法。将其列为民法的一编，更名为“亲属编”或“亲属法”。这三种观点，从内容看，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独立法律部门说，第1、2种观点即是。它们尽管在细节上有别，却都以婚姻法是独立法律部门为前提。另一类是回归民法说，即第三种观点。 不过，当时在婚姻法学界占上风的观点，还是独立法律部门说，相当多的专家认为“鉴于全面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体系需要有一个过程，民法典很难在近期列入立法议程。”“采取第2种主张最为理想。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切实可行。” 所以，1999年在井冈山召开的婚姻法学年会上，提交会议代表讨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家庭法（法学专家建议稿）》。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通过并实施后，立法机关开始着手中国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并委托专家学者分头起草民法典各编。2002年7月，婚姻法学研究会年会专门讨论了民法典“婚姻家庭（亲属）部分”的设计。这说明，学术界对婚姻家庭法地位的认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清晰的。笔者自2000年完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报告——（1999－2010年）框架设计》项目的分报告《中国亲属法发展研究》之后，就开始坚持回归民法说。主要根据是：亲属关系是基本的民事生活关系，是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之一。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认为，随着社会利益分化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大相对立的体系，整个社会就分裂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个领域。 按照这一理论，整个社会生活划分为两个领域：民事生活领域和政治生活领域。其中，民事生活领域涵盖了全部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在马克思著作中称为市民社会。亲属关系和经济关系一同构成了市民社会的两大基本关系，它们一个属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一个属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它们既是市民社会的基础，又成为市民社会的基本法则——民法的调整对象。民法作为中国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调整民事生活包括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在内的法律。它是民事生活领域的基本规则。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计划经济体制逐渐为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家庭的经济职能日益增强，那种认为家庭生活与经济生活无关的理论逐渐被抛弃。发展市场经济的特点之 一，就是家庭恢复了社会经济单位的地位。家庭的经济职能回归性地日益凸显。作为现代社会民事生活和经济生活基本单位的家庭，理应成为民法的规范领域。所以，一个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民法典，必然要对婚姻家庭关系予以规制。婚姻家庭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也得到了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的确认。《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根据这一规定，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包括两种社会关系，即发生在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其中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除人格关系外，就是指发生在家庭领域中的亲属关系。《民法通则》适时地将家庭生活关系纳入民法调整范围，还规定了民法调整家庭生活关系的若干基本规则，如第103条规定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第104条：婚姻、家庭、老人、母亲和儿童受法律保护；第105条：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民事权利。《民法通则》还专设一节规定了当时婚姻法未规定的监护制度。可以说，在中国的立法实践中，从《民法通则》开始，已经宣告了婚姻家庭法的归属，结束了婚姻家庭法是独立法律部门，还是民法组成部分的争论。 因此，在起草中国民法典时，应当就规范亲属间生活关系的法律规则专设一编。（二）名 称 在制定中国民法典，完善调整亲属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时，是将之称为“婚姻家庭法”，还是“亲属法”？不仅在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出台前后，就是在目前制定民法典之时，学者的认识也不同。一种观点认为，此部分在未来民法典中既可以称“婚姻家庭法”，又可以叫 “亲属法”， 并认为“婚姻家庭法和亲属法一般来说是可以作为同一语适用的。” 从建国几十年的现状看，取名“婚姻家庭法”通俗易懂，更能为群众理解和接受。严格地讲，“婚姻家庭法”与“亲属法”是不能划等号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婚姻家庭法以婚姻家庭关系为调整对象，亲属法则以一定范围的亲属关系为调整对象，包括了婚姻家庭关系，还包括其他近亲属关系。两者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是不同的。在亲属法的一些主要制度中，如结婚制度中禁婚亲的规定、亲子制度中不居一家的非婚生父母子女关系和祖孙关系、监护制度中非家庭成员的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都属于其他近亲属关系。可见，虽然亲属法以婚姻家庭关系为主要调整方面，但它还调整非婚非家的其他近亲属关系，其调整范围是大于婚姻家庭法的。 第二，从现行婚姻法的调整范围看，既包括了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又包括了对不居一家的非婚生父母子女关系和祖孙关系的调整，其内涵已经趋向于亲属法。中国90年代颁布的《收养法》，关于收养条件、收养法律效力的规定，也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婚姻家庭关系的范畴。因此，纳入民法典后的婚姻法即便改称“婚姻家庭法”，也难起到顾名思义的作用。如果再将监护制度、收养制度统纳其中，篇名叫“婚姻家庭法”更是名不副实。婚姻家庭关系是亲属关系，但亲属关系并不等同于婚姻家庭关系。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区别，与其说以是否法典化为标志，倒不如说在于是否重视法律的逻辑性与体系性。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都遵循了名称涵盖所调整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命名原则。这样做可以使法律名称与其所调整的 社会关系范围相吻合，起到顾名思义、一目了然的效果，是法律规范明确化、科学化的表现。因此，在采大陆法系德国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将之称为“亲属法”，而不是婚姻家庭法。第三，从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家庭法（法学专家建议稿）》开始，中国学术界已经充分认识到确立亲属制度通则性规定的必要性，并设专章规定其内容。[12] 不过，将这一制度放在“婚姻家庭法”中，不仅于理不通，而且容易造成概念混乱，不利于民众对法律的学习、理解和掌握。相反，它应是亲属法的必要组成部分。法律关于亲属的范围、亲等的计算、亲属关系的终止等内容的规定，起着统帅全局，明确该法律体系调整范围和基本范畴的作用。它与法的名称相互对应，既体现了这一法律体系内在的逻辑规则，又便于民众对法律的学习和掌握，也使法官能够正确理解、适用法律，保证公正执法。 总之，科学的立法，不能基本概念的内涵大小不分，名不符实；而对民法典中本编名称的确定，实质上就是确定了本编的调整范围，限定了本编法律条款的内容。可见，在中国恢复和采用“亲属法”的名称并不意味着倒退，而是还科学以本来面目。我们不能因为对亲属法基础性再造的立法难度较大，所需时间较维持现状的修修补补要长，而再次错过将我国民事法制建设全面推向科学化、系统化、现代化的良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吸取现行婚姻法名称与调整范围不相吻合的教训。回归民法典的亲属编，要否在开编第一章通则中规定基本原则？学者的认识也存在分歧。[13] 持否定态度的学者认为，现行婚姻法中的各项基本原则，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等，在亲属编中无需再作规定。它们分别由总则编的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或者由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障法中的相关原则所涵盖。至于计划生育原则，其本身属于自然人在公法上的义务，应当从民法基本原则中剔出。 笔者认为，亲属编仍有必要继续重申现行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一来，亲属法虽为民法的一部分，但它是关于亲属之间(即私人之间)生活关系的法，本质上是身份法，而非财产法。[14] 它与民法总则既存有共性，又有其特殊之处。二来，尽管用总则编的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可以涵盖上述原则，但是在亲属编中不重申这些原则，会在民众中产生误解，不利于法律的执行。更为重要的是，如今，在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许多与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原则相违背的现象，如重婚纳妾、与婚外异性同居、殴打、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干涉子女或父母的婚姻等。这些现象依然是男女在家庭内部地位不平等社会现实的反映。所以，强化法律制定中的社会性别意识，注重对夫妻、其他亲属中处于明显弱势一方的保护，依然是中国亲属法不可忽略的问题。注重对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也是中国今后制定、修改其他法律的一个基本理念。因此，在亲属编中规定上述基本原则，是符合现阶段国情的。本设计亲属编通则一章中确立了亲属法的六项基本原则，除“善良风俗”原则外，其余五项原则，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老人合法权益、家庭生育计划，是对现行法原则的继续援用，但在各项基本原则的表述方式及部分原则的内容上做了适当调整和修改。首先，每一条的标题是该原则名称，条文中规定了该原则的内容或基本要求。采用这种立法方法能够让民众对亲属法原则的基本内涵与精神实质，有明确了解，避免了现行婚姻法对各项基本原则只作名称规定的缺陷，也避免了今后就亲属法基本原则含义再做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可能。其次，现行法有关各项基本原则的禁止性规定，实为各原则内涵的必要部分，被分别纳入了各原则条款之中。例如，第1642条【婚姻自由】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 缔结婚姻和解除婚姻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二 亲属通则性规定的设定与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颁布的两部婚姻法，1950年婚姻法和1980年婚姻法，都没有设专章规制亲属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陆法系早期民法典的杰出代表，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中也没有亲属制度的专门规定，1912年实施的瑞士民法典开始有两个条文涉及到血亲和姻亲，1945年生效的意大利民法典，开始设专章规定血亲和姻亲，但也没有亲属的概念。在东方，以日本民法典为代表的诸国及地区民法典中，对亲属制度都设专章规定。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法律文化现象。亲属，是基于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而产生的特定人与特定人之间身份称谓的总称。它也体现为具有特定称谓的亲属间的一种社会关系，是市民社会中最基本的一类社会关系，具有广泛的法律意义。从法律部门的分工来看，亲属法作为调整亲属关系的基本法，应当对亲属的种类、范围、亲等及其计算方法、亲系等亲属制度的基本问题作出规制，以协调不同法律部门涉及的相关亲属问题。例如，对近亲属的范围，亲属法作出界定后，其它法律应一律适用。但是，目前由于缺乏这些亲属法上的基本规定，不同法律对近亲属的范围，有不同解释。《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6项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条称：“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这种现象说明，民法亲属编设亲属的通则性规定，是协调相关法律规定，统一中国亲属法制的客观需要。（一）亲属通则性规定的设定在面向21世纪的中国民法亲属编中设定亲属的通则性规定，首先面临着对这一制度的价值判断问题。众所周知，亲属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亲属制度的一些概念、划分方法等不可避免地留有封建宗法制度的一些痕迹。例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亲系有四种：母系亲和父系亲、男系亲和女系亲、长辈亲和晚辈亲、直系亲和旁系亲。前三种亲系的划分，主要为了适应封建宗法制度维护男尊女卑和家族、家庭内部尊卑有序亲属关系的需要，只有直系亲和旁系亲是根据血缘关系的自然特征划分的。因此，在当代亲属法上，具有法律意义的亲系分类，应当仅仅是直系亲与旁系亲一种。但是，上述源自中国古代的亲系划分法，对于理解现代亲属制度的某些内容还有着一定的帮助作用。如母系亲与父系亲的划分，直接导致了在中国亲属制度中，对这两个亲系中相同辈份的亲属有着不同的称谓，如，舅姨与伯叔姑称谓的区别，等等。虽然，前三类亲系划分法不宜在法律条文中规定，却可以在亲属法学中作为知识出现。在坚持当代亲属法男女平等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如何对亲属的定义、分类、亲等计算法、亲属的法律效力等问题作出规定？必然涉及到立法的方法和技术问题。经再三斟酌，笔者认为，要尽量避免每个条文变成亲属法教科书的简单翻版，摒弃艰深晦涩的文字，在符合亲属法学理的基础上，做到通俗易懂，简介明了。除对亲属、配偶、血亲、姻亲、亲等概念作出法律界定外，对其他概念，如直系血亲，不直接下 定义，而是采取列举的方法，做到一目了然。因为，如果把教科书中关于直系血亲的定义：“己身所从出或从己身所出的血亲”，直接搬到法律条文中，很难让一般人理解，也难以体现规定直系血亲的法律意义。 （二）亲属通则性规定的主要内容 1．亲属的定义与亲属关系的发生尽管中国百姓对亲属一词并不陌生，但是在法律上设定亲属一章毕竟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有必要在亲属章开篇首先对亲属的含义做民法上的界定。第1648条规定：“亲属是自然人之间基于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而发生的身份关系。”接着明确了亲属产生的三种法律事实，即“结婚”、“出生”、“收养”。 2．亲属的分类、亲系与亲等 在亲属法学中，可以从不同角度对亲属加以分类。例如，在中国古代，从亲属的行辈角度，可将亲属分为长辈亲属（旧称尊亲属）、同辈亲属和晚辈亲属（旧称卑亲属）。当代亲属法以亲属之间人人平等为原则，已不再采用以男性为本位，体现尊卑有序思想的旧的亲属分类标准。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亲属法对亲属分类的标准，是根据亲属产生的上述三类法律事实（原因），将亲属细分为配偶、血亲和姻亲三种。 配偶在亲属中具有重要的、特殊的地位。没有男女结婚和夫妻生育的事实，便不可能形成血亲关系；没有婚姻作中介，也不可能形成姻亲关系。所以，配偶是亲属关系的源泉和桥梁。配偶关系因结婚而形成，因双方离婚或者一方死亡而终止。血亲有自然血亲和拟制血亲之分。自然血亲关系因出生而发生，因死亡而终止；拟制血亲关系因收养或者继父母与继子女形成扶养关系而发生，因一方死亡或者养、继父母子女关系依法解除而终止。姻亲是以血亲的婚姻为中介形成的亲属，但是配偶本身除外。目前亲属法学关于姻亲的分类，比较公认的看法是将它分为三类：A.血亲的配偶。如儿媳、女婿、兄嫂、弟媳、姐妹夫等；B.配偶的血亲。如，岳父母、公婆等。C. 血亲的配偶的血亲。但是，第三种姻亲不是以一次婚姻，而是以两次婚姻为中介形成的。如夫与妻之姊妹的丈夫（俗称“连襟”），妻与夫之兄弟的妻子（俗称“妯娌”）等。这种亲属关系比较间接和疏远，不宜包括在亲属法认定的姻亲种类中。姻亲关系因作为中介的婚姻当事人离婚或者婚姻被宣告无效而终止。婚姻当事人一方死亡后，姻亲关系是否终止，由双方商定。 本设计在对这三种亲属做具体规定时，除配偶以外，在血亲、姻亲的规定中适时将亲系、亲等及其计算方法揉到其中。例如， 第1652条 【血亲】 “血亲，是指因自然的血缘联系，或者因法律拟制的扶养关系而产生的亲属关系。 亲生父母子女、祖孙、曾祖孙等之间，为直系血亲；养父母子女、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之间，是拟制直系血亲。 同胞、半同胞兄弟姐 妹，堂、表兄弟姐妹，姨、舅、姑、伯、叔与甥、侄之间，是旁系血亲。拟制直系血亲关系的一方与对方的旁系血亲间，发生拟制旁系血亲关系。自然血亲关系因出生而发生，因死亡而终止；拟制血亲关系因收养或者继父母与继子女形成扶养关系而发生，因一方死亡或者养、继父母子女关系依法解除而终止。”该条设四款对血亲的定义、直系和拟制直系血亲、旁系和拟制旁系血亲，以及血亲关系的产生与终止，做了规定。但对血亲的亲等及计算方法则单列一条规定。因为，在所有亲属中，配偶是因婚姻而形成的亲属，无所谓亲系和亲等；姻亲的亲系与亲等是以血亲的为转移。所以，有必要专门对血亲的亲等作出详尽规定。在姻亲条中，则包括了姻亲的亲等计算标准。 3．近亲属的范围由婚姻和血缘编织而成的亲属网络，包含了各种亲属间的关系，亲属法只调整部分的亲属关系。从各国规定看，对亲属的范围多有限定。如《日本民法典》第725条规定：“下列人为亲属：1、六亲等内的血亲；2、配偶；3、三亲等内的姻亲。”[15]《澳门民法典》第1467条将血亲的范围限制在“直系任何亲等及旁系四亲等内”。[16] 通观各国及地区规定，有两种类型：一是概括性限定，以上所举即是。二是实用性规定，法律无概括性限定，而是根据不同需要对亲属的范围作出具体规定，如法律对禁婚亲、有扶养义务的亲属、有法定继承权的亲属的规定。两种方法中实用性规定更具科学性和灵活性，我国亲属法应采此方法，即在亲属关系一章中对亲属的范围不做一般的概括性限定，而通过具体问题的规定，表明在法律上具有权利义务关系的亲属范围。由于目前其他法律已从相关角度对近亲属范围做了规定，民法亲属编明确近亲属范围还是有一定法律意义的。学者对哪些亲属应当划归近亲属范围，有不同认识。有的的根据中国现在和将来家庭结构，将近亲属范围限定在配偶、直系血亲、二亲等内的旁系血亲和作为同一家庭成员的直系姻亲，如儿媳、女婿、公婆、岳父母之间。[17] 有的认为，“在现行的民事立法，尤其是婚姻家庭法律中的近亲属，有不得结婚的义务，还有扶养、抚养、赡养和遗产继承的权利义务，其范围应相对宽些。”可界定为“配偶、直系血亲和四亲等以内的旁系血亲。”[18] 本设计将近亲属界定在“配偶、五亲等内的直系血亲、四亲等内的旁系血亲”。（第1655条） 将旁系血亲范围界定在四亲等以内，是因为婚姻法禁婚亲范围“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相当于四亲等。对直系血亲范围做适当的限制，主要为了避免因立法上的漏洞而出现类似台湾“诽韩案”之类的诉讼。[19]三 对“禁止结婚疾病”的重新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两部婚姻法，在结婚的禁止条件中，对结婚疾病障碍的规定，均使用“禁止”一词。1950年《婚姻法》第6条指出“患花柳病或精神失常未经治愈，患麻疯或其他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之疾病者”，禁止结婚。2001年 修正后的《婚姻法》只是将1980年《婚姻法》的“患麻风病未经治愈或患其他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修改为“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依旧规定禁止结婚。对于哪些疾病属于“医学上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法律一直没有进一步明确。但是学者普遍认为，应当以医学为根据，作出科学的解释。1994年民政部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称：“患有法律规定禁止结婚或者暂 缓结婚的疾病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不予登记”。（第12条）这里，“法律规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是指《婚姻法》第7条的规定；“法律规定暂缓结婚的疾病”，则是指1995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的相关规定。也就是说，我国现有法律对影响结婚疾病的规定，存在着两种情形，一是禁止结婚的疾病，一是暂缓结婚的疾病。这两类疾病在法律上是否所指相同？对《婚姻法》禁止结婚的疾病，国家立法机关一直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规定或解释。相反，2001年6月国务院《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2002年6月卫生部《婚前保健工作规范（修订）》都对婚前医学检查应当查明的疾病，做了详细规定与列举。具有从事婚前医学检查资格的医疗、保健机构，对当事人进行婚前医学检查时，主要检查下列四类疾病：（一）指定传染病。具体是指《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艾滋病、淋病、梅毒以及医学上认为影响结婚和生育的其他传染病；（二）在发病期内的有关精神病，主要指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型精神病，及其他重型精神病；（三）严重遗传性疾病。主要是指那些由于遗传因素先天形成，患者全部或部分丧失自主生活能力，子代再现风险高，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疾病；（四）其他与婚育有关的疾病，如重要脏器疾病和生殖系统疾病等。[20]有理由相信，婚姻法上禁止结婚的疾病，就是母婴保健法上所说的暂缓结婚的疾病。尽管婚姻法和母婴保健法属于不同法律效力层次，而且一个是民事法律，一个属行政法范畴。但是，在有关影响到结婚的疾病范围上，不存在也不应当存在法律上的双重标准，而且，法律的标准必须符合医学标准，两者应当是一致的。在解决了上述问题后，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用怎样的方法和语言来表达对患有上述疾病者婚姻问题的法律规制。当然，这不只是表达方法的问题，更是不同立法理念的反映。“暂缓结婚”比“禁止结婚”的语气较为缓和，更富有法律的人文关怀色彩，但是，在最终的法律后果上，两者却没有实质性区别。因为，婚姻登记机关在办理结婚登记时，要查验当事人双方的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母婴保健法第11条规定的医学鉴定证明（《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16条）。无论婚检机构的“医学意见”上是“建议不宜结婚”，还是“建议暂缓结婚”，[21]婚姻登记机关都会根据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12条之规定，不予以登记。 婚姻本质上是私人之间的民事关系，它以意思表示为基本要素，以双方合意为成立要件。经医学健康检查发现当事人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疾病”后，说明情况，提出预防、治疗以及采取相应医学措施的建议是医师的法律义务。至于，是否结婚，应当由当事人相互间在对对方身体状况知情的情况下，自愿、自主地做出是否结婚的决定。这不仅是民法意思自治原则在婚姻成立要件上的体现，也是对患有疾病一方缔结婚姻、成立家庭权利的保护。联合国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3条指出：“已达结婚年龄的男女缔婚和成立家庭的权利应被承认。”同时强调“只有经男女双方的自愿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缔婚。”[22] 中国已经签署了该公约，国内立法应当符合公约规定的精神，与其保持一致，确认人人享有缔结婚姻和成立家庭的权利。通观当代世界主要国家有关婚姻障碍的立法，如，大陆法系的法国、德国、瑞士、日本，英美法系的英国、美国等，均无禁止结婚疾病的规定。法律在结婚条件的规定上，强调的是当事人的婚姻能力（如达到法定婚龄和有判断能力）和婚姻合意，构成婚姻障碍的通常是重婚和亲属关系两种情形。即便有些国家在结婚条件上涉及到精神病患者，也是从婚姻能力方面所做的规定。例如，《瑞士民法典》第97条（判断能力）规定：“（1）必须是有判断能力的人，始得结婚。（2）精神病人，无论何种情形，无婚姻能力。”[23] 许多国家对精神病患者婚姻的处 理，要么放在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定情形中，要么作为一方要求离婚的法定理由。[24] 但是，将它作为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定情形时，还是从婚姻能力上予以规定，如瑞士民法典、英国1973年《婚姻诉讼法》、美国1970年《同一结婚离婚法》、1982年《纽约州家庭法》等。《日本民法典》则将“配偶患强度精神病且无康复希望”，作为夫妻一方提起离婚之诉的法定原因。（第770条）可见，不能仅因一些国家立法将夫妻一方患精神病作为婚姻无效或可撤销原因，就扩大化地认为夫妻婚前一方患有某种疾病，构成婚姻的障碍，并因此成为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定理由。除上述国家外，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的民法中，也未将当事人患有某种疾病，视为婚姻障碍。由于，配偶一方患有某些医学上认为不宜或暂缓结婚的疾病，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中不构成结婚的障碍，所以，它也不是婚姻无效和撤销婚姻的理由。因为，如果要求结婚的当事人是一个正常的、有理智的人，他（她）就能够意识到和一个患有某种严重疾病的人结婚对他（她）意味着什么；如果他（她）不能承受或无法克服这种困难，就会作出不结婚的决定；如果他（她）明知对方患有某种疾病，仍然决定要和对方结婚，这就表明他（她）对此已做好了充分准备。[25]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中国婚姻法一直将一方患有某种疾病作为禁止结婚的情形，本设计在结婚条件中继续保留了疾病问题，但不再做禁止性规定，而是采取授权性规定，把结婚的决定权交给当事人双方。第1662条【不宜结婚的疾病】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疾病者，应当根据婚前医学检查医师的建议，决定其是否结婚。”笔者认为，这样规定不仅是亲属法婚姻自由原则的充分体现，也符合国际公约的基本精神。而且，在立法上采取“不宜结婚的疾病”的用语和“由当事人自己决定”的授权性规定，使得妨碍结婚疾病的立法，既以医学健康检查为科学基础，又消除了婚姻立法对患有疾病者“歧视”与保护不足的嫌疑。选择授权性规定后，在婚姻可撤销的情形中，就必须删除“结婚时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这种情形。对于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采取相应的法律对策解决。第一，婚后一方发现另一方隐瞒自身患有不宜结婚疾病的，该方可以以对方有婚姻欺诈行为为由，提起撤销婚姻之诉；（参见本文第五部分可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第二，在一些不具备婚前医学检查的地区，当事人双方既没有婚检，也不知道一方患有不宜结婚疾病的，婚后解除婚姻关系的，按离婚案件处理。因此，在诉讼离婚的法定理由中需增加规定：“一方患有严重精神病或者传染病经治不愈”。（本设计第1705条）第三，双方婚前进行了医学检查，对一方患不宜结婚的疾病双方明知并基于自愿结婚，婚后一方以婚前考虑不周为由，提出无法继续维持婚姻关系，也应当通过离婚的方式解决。至于婚前医学检查发现当事人患有不宜生育的疾病，如严重遗传性疾病，在当事人接受医学咨询，采取医学措施之后，应当允许结婚。 采取上述授权性规定后，还会面临对现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12条的修改。对此不再赘述。 四 事实婚姻的概念与效力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第8条补充规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学者对此持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法律允许补办登记的只能是具备结婚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关系。这一规定标志着我国立法对待事实婚姻态度的转变，从承认、否定到现在有限度地承认。那种对事实婚姻完全否认的态度，未免过分注重了结婚的形式要件，对事实婚姻效力的过枉矫正，既不利于 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也无法实现法律对社会的有效监控。这一规定标志着我国立法经过半个世纪的艰难摸索，在对待事实婚姻法律效力的问题上，找到了一种近似妥善的选择。另一种看法是，婚姻登记制度在我国已经实施了50多年，先前的司法解释也将1994年2月1日以后未办理结婚登记的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现在修正案第8条有条件的承认之，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应当继续坚持单一的结婚登记制度，未登记结婚的属于婚姻不成立。[26]这一法律规定在对待事实婚姻的态度上，确实较之前的司法解释有所缓和。[27] 实为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它不但把事实婚纳入了法律调整的范围，创造了事实婚转化为合法婚的途径，也有利于对当事人和子女利益的保护。至于，有人提出应当通过建立登记婚与仪式婚并行的结婚制度，解决事实婚姻的效力问题。笔者认为，婚姻登记制度在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要否在此基础上增加仪式婚的内容，实属我国结婚制度的重大变革。但是亲属立法又必须考虑中华民族千年来实行仪式婚的传统。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或许是在亲属法的现代化与尊重民族传统之间找到的一个平衡点。鉴于以上分析，本设计继续坚持实行多年的婚姻登记制度。也对事实婚姻问题做了专条规定。首先，笔者不赞成在法律上仅以当事人是否履行结婚登记手续为标准（仅指没有前婚者），对他们的关系做合法婚姻与非法同居的区分。其次，在法律上有必要对“事实婚姻”这一与法律婚相对称的概念作出界定，因为，它是中国现阶段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最后，对它的效力，宜在法律上分别情形，做不同规定。第1664条 【事实婚姻】“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其相互关系为事实婚姻关系。事实婚姻关系，符合本章各项结婚实质要件的，可以补办结婚登记，成为有效婚姻。” 本条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事实婚姻的概念；一是事实婚姻转化为有效婚姻的途径。对于符合结婚实质要件，没有补办结婚登记的事实婚姻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本条没有作进一步规定。起初曾将这种情形单列一款，规定“当事人未补办结婚登记的，其法律后果适用婚姻无效与撤销的有关规定。”经再三斟酌，考虑法律不做规定更好。这实际上是在法律上留有余地，以便最高立法或司法机关日后针对事实婚姻关系的双方共同生活多年的事实，作出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利益、保护子女利益的解释。[28] 之所以在规定事实婚姻的效力之前，确立它的法律概念，是为了防止在法律上仅以当事人是否履行结婚登记手续为标准，做合法婚姻与非法同居的区分。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3条曾仅以形成的时间为标准，对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作出事实婚姻与非法同居的划分。这就混淆了婚姻与同居的区别。何谓婚姻？学术界对此颇有争议。笔者认为，撇开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婚姻以“合法性”为其要素不谈，能够称其为“婚姻”的两性结合，应当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第一，双方主观上具有结为夫妻、共同生活的目的，对外以夫妻相称；第二，客观上，双方已经形成婚姻的事实，并得到公众认可。非婚同居与婚姻的不同就在于，“双方当事人虽然建立了包括性生活在内的生活共同体，但并无成为夫妻和婚姻配偶的主观愿望。”[29] 因此，不管法律承认与否，1994年2月1日以后，男女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他们的关系在客观上、事实上依然是一种婚姻关系，不会自动变为同居关系。十分可喜的是，2001年婚姻法修正之后，同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问题讨论法论文篇9

在我国，对于民事举证责任的含义和分配规则的理解和认识还存在着较大分歧。鉴于此，本文试图准确解释民事举证责任的含义并阐释其分配规则。 一、理解民事举证责任 民事举证责任制度既是以当事人主导为原则的诉讼制度的必然内涵，又是“判决型”程序结构中最重要的正当性原理，为法院在案件真伪不明时做出的判决提供正当性根据。因此，举证责任制度既是“判决型”（审判程序）程序与“调解型”程序相区别的一个重要制度原理 ，又是“判决型”程序与强制执行程序相区别的一个重要制度原理。 在现代民事证据法律制度中，举证责任，又称证明责任，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从提供证据或者行为意义的立场把握举证责任，即提供证据责任、行为举证责任或主观举证责任，是指对于利己案件实体事实，提出该事实的当事人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民事诉讼中，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只要提出了利己的案件实体事实，在通常情况下对此事实就得承担行为举证责任，所以承担行为举证责任的直接原因是提出了利己的案件实体事实。二是从说服法官或者结果意义的角度看待举证责任，即说服责任、结果举证责任或客观举证责任，是指在审理终结时（此时法律所许可的证明手段已经穷尽 ），案件实体事实真伪不明的（non liquet），提出该事实的当事人应当负担不利益判决（败诉）的后果。因此，承担结果举证责任的直接原因是在审理终结时案件实体事实真伪不明。可见，与证明标准直接关联的是结果举证责任。举证责任是一种自由心证完结（审理终结）时才能产生功能的法条适用原则（结果举证责任），同时又是一种通过辩论主义而反映出来的当事人的行为责任（行为举证责任）。(P.442)事实上，“举证责任”这一术语实际上包含了两个相区别的概念：行为举证责任和结果举证责任。 当事人履行行为举证责任的行为，即当事人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提出的利己事实，在大陆法系属于当事人攻击防御方法和取效性诉讼行为，受到举证时限制度的规制，所以行为举证责任属于诉讼法的范畴。对“行为举证责任”冠之以“责任（duty）”是很贴切的，因为“无行为就有不利益的负担”。对“结果举证责任”称之为“责任”却是不合理的，因为在通常情况下结果举证责任先于诉讼而由实体法预先规定，实际上是一种潜在的“危险（risk）”，自诉讼开始一直由固定的当事人一方在观念上承担，至审理终结时出现了non liquet才真正实现。之所以结果举证责任被称为“责任”，主要是因为历史上的举证责任指的是行为举证责任，后来举证责任被赋予结果举证责任的内涵却仍然以“举证责任”作统一称谓，即以“举证责任”这一术语统称不同内涵的结果举证责任和行为举证责任。 结果举证责任作为一种潜在的不利后果，促使当事人积极承担行为举证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举证责任（的承担）是以结果举证责任为前提。当事人充分承担行为举证责任，即意味着案件实体事实的真实性得到了证明（达到了证明标准），从而摆脱了结果举证责任的承担。结果举证责任和行为举证责任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存在于辩论主义的程序中。在辩论主义制度下，当事人（原告）提出诉讼请求的，就有责任提供或主张支持其诉讼请求的案件事实（即主张责任），通常情况下该事实主张者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即行为举证责任），法院只得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和所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作为判决的根据，若当事人未能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而此事实仍然真伪不明的，则意味着该当事人没有说服法官采信此事实，据此法官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当事人的主张责任和行为举证责任均为辩论主义的内涵，换言之，辩论主义要求作为法院判决基础的诉讼资料（事实和证据）应由当事人负责收集并应向法院提供。 在制度史和学术史上，人们之所以将结果举证责任的内涵纳入举证责任这一概念中，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盛行“私法至上”的认识和做法，并且民事案件只涉及私益，与之相应民事诉讼采用辩论主义（辩论主义体现了当事人对判决基础的案件事实证据的处分，意味着从程序方面尊重当事人间接处分自己实体权利的自由。解决私人之间民事纠纷的民事诉讼，基于私法自治，理应以较能尊重当事人意思的判决内容为宜。为此，必须在主张事实收集证据的程序阶段将此种任务交由当事人自行解决）。 在辩论主义之下，结果举证责任和行为举证责任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并且两者在范围上是一致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许多人认为，主观举证责任是客观举证责任通过辩论主义的“ 投影”。事实上，民事诉讼当事人一方承担结果举证责任，也体现了当事人自我负责的原则和判决“非黑即白（all or nothing）”的性质］。 因此，很自然地，提出利己事实的当事人应当提出充足证据来证实该事实（行为举证责任），若因未履行行为举证责任而在审理终结时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则承担败诉的判决（结果举证责任）（事实和证据同一（或共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结果举证责任和行为举证责任之间的关系。该原则要求，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案件事实和证据资料，如法院认为真实的，对于他方当事人亦为真实；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和证据，不论何方当事人提出，均可做为法官认定事实的根据；对于同一事实法官为心证基础的证据亦必同一。应当注意，证据同一是指要求调查证据的结果同一，并非指证据方法的同一。事实上，事实和证据共通原则可避免就同一事实和证据反复调查而产生的不必要的诉讼浪费）。 但是，后来随着对涉及公益民事案件的关注，行为举证责任的概念变得暧昧不清，与结果举证责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离。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 在大陆法系，对于涉及（正当）公益的民事争讼案件（如人事诉讼案件等）和非讼事件中的事实，不适用辩论主义而采行职权探知主义。在涉及公益的民事案件中，当事人并不负行为举证责任，即当事人的行为举证责任被虚置，这一制度空白实际上由法院职权探知的责任（即调查责任）所填充［采取职权探知主义的理由主要是，法院依职权主动探知事实和证据较能发见真实，对于涉及公益的案件，不能任由当事人提出虚假的事实证据，所以为发现真实和维护（正当）公益，由法院以（正当）公益维护者身份依职权探知案件事实真相。必须明确，法院职权调查责任是基于其作为国家机关所承担的维护（正当）公益的职责，所以法院职权探知案件事实真相是其以（正当）公益维护者身份履行其调查义务，并非行为举证责任］。 若审理终结时案件事实仍然真伪不明的，则由提出该案件事实或诉讼请求的当事人承担败诉的后果。实际上，无论是在职权探知主义的程序还是在辩论主义的程序中，均存在着结果举证责任，因为发生结果举证责任的直接原因是(在审理终结时)案件实体事实真伪不明，而这种情形均可能出现于辩论主义程序和职权探知主义程序之中。 最后须说明的是，举证责任的适用对象是案件实体事实，并且是真实性还未确定或存在争议的案件实体事实。因此，对于司法认知的事实、推定的事实、当事人诉讼上自认的事实等，由于其真实性已经得到了确认或者不具有争议性，所以无须该事实主张者承担行为举证责任，除非对方当事人提出充分反证、发现新的事实或者合法撤回自认等。 二、谁主张谁证明：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 举证责任的分配（或承担）主要解决对证明对象（待证事实）应由谁来承担举证责任。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是，当事人就自己提出的利己的实体事实承担行为和结果举证责任。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立法体例，笔者认为，我国可就举证责任的分配做出一般规定，如“当事人主张有利于己的事实，就该事实负担举证责任，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依其情形显失公平的，不在此限”，而有关具体规则或特殊规则交给民事实体法规定。 对待证事实的证明应由谁来承担，才是正当的呢？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既不一律固定于原告，也不一律固定于被告，而是根据当事人诉讼地位以外的根据或因素来决定。那么问题在于，决定当事人对于举证责任承担的根据或因素是什么呢？ 在社会生活中，提出主张者应就其主张提供充足的根据，否则该主张将不被人们所承认和接受，尤其是主张者提出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对方的主张时，则更强调“谁主张谁证明（he who asserts must prove）”这一内含正义的常识性的要求。这一社会正义的要求或者生活公理的内容引申到法律和诉讼领域，则表现为提出利己事实的当事人应当提出充足证据来证实该事实（即行为举证责任），若因未履行行为举证责任而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则承担该事实的真实性不被法院认可的不利后果进而承担败诉（即结果举证责任）。 在通常情况下，提出支持其诉讼请求的案件事实的当事人（原告），距离证据更近，更易于收集证据。“证据的距离”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空间位置，而是当事人控制证据的可能性。“证据距离远”说明某方当事人很难控制证据，或没有控制证据的可能性，因而他就很难得到该证据；“证据距离近”说明某方当事 人能够控制该证据，甚至该证据本身就为其持有或占有，如果让他举证，他就有获得或提出证据的很大可能性。让距离证据更近、更有能力收集证据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既是公平的又是经济的，是诉讼公正和效率等价值在举证责任方面的具体体现，并且也有助于实现诉讼目的（保护民事权益和解决民事纠纷等）。 与英美法系相比，我国民事诉讼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基本上属于“规范出发型”诉讼或“法律适用型”诉讼，即从民事实体法规范出发（即民事诉讼之前就存在着民事实体法规范），以三段论来构造民事诉讼。与之相应，民事诉讼或法院判决的模式构造是，根据大前提（实体法规范）和小前提（符合实体法规范构成要件的案件事实），推导出结论（法院判决）。这种模式被称为包含性模式，强调法官依法审判。因此，在我国，举证责任的承担主要依据实体法规范，即以大陆法系的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为主。事实上，上述决定或确定举证责任分配的因素多被实体法规范及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所吸收。 依据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所确立的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实际上是近代民法的产物，体现了近代法学思潮———概念法学的特征。近代民法追求形式正义，着重于法的安定性，要求对同一法律事实类型适用同一法律规则而得出同样的判决结果。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根据权利发生、权利妨碍、权利阻却和权利消灭规范的分类来作为举证责任的承担标准。其优点是可操作性强，符合法的安定性和统一性的价值要求。 在民事诉讼中，通常情况下，原告和被告主张利己事实的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对支持其诉讼请求的实体法规范构成要件事实应当提出本证。被告有权提出反对原告诉讼请求的事实（即抗辩事实），并应对之加以证明；对于被告的抗辩或反证，原告应当予以反辩以支持自己的事实主张。比如，原告提出了支持己方诉讼请求的民事权利发生的事实（例如取得财产所有权的买卖事实、取得赔偿请求权的侵权损害事实等），那么被告可提出以下事实予以抗辩：民事权利变更的事实（比如原告的债权已让与他人等）；民事权利妨碍的事实（比如原告的权利是由诈欺、强迫而取得等）；民事权利阻却的事实（比如协议的履行期限未到、同时履行的抗辩、留置权的抗辩等）；民事权利消灭的事实（比如债权已全部清偿等）；实体免责事由（比如有关免除或限制违约责任的不可抗力、债权人过错和存在合法免责条款等，有关免除或限制侵权责任的不可抗力、正当防卫、意外事故、紧急避险、第三人或受害人过错、合法公务行为、自助等）。 不过，在民事诉讼中，被告提出抗辩事实，是其程序上的抗辩权而并非其（主张）责任。若被告提出了抗辩事实，则应对之加以证明，否则其事实主张将不被法院采信。被告抗辩事实若属于本案要件事实，被告对其证明通常无须达到（使法官）确信程度，仅需使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实体要件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承担结果举证责任的程度，就达到了抗辩的目的。被告抗辩事实若属于其免责事实，则通常须达到（使法官）确信程度，才可免除或限制其责任。 总之，不管被告是否提出抗辩事实或者是否进行反证，原告的证明只有排除支持己方诉讼请求的事实的真伪不明之态，即其证明必须达到使法官内心确信真实的程度（亦即达到证明标准），才可摆脱结果举证责任。而原告是否摆脱结果举证责任，则由法官根据调查证据的全部结果和法庭辩论的全部意旨依凭自由心证来判定。［6］ 三、倒置：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 依据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所确立的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虽具有很高的合理性，但由于其偏重法条规定的外在形式，而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和法律发展的需要。与近代民法不同，现代民法注重实质正义，关注弱者（如劳动者、消费者等特殊侵权受害者）保护，讲究具体案件判决的妥当性。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新类型的民事案件，特别是高风险、高技术或高度专业的领域内发生的民事案件，按照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分配举证责任，难以顾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实质正义或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合理衡量，有违法律和诉讼的公正、效率诸价值和保护民事权益、解决民事纠纷等目的。 因此，为了补充、修正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和举证责任分配一般规则，理论上积极探讨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法理 （比如危险领域说、盖然性说、利益衡量说等。请参见张卫平：《诉讼构架与程序》，296～305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德］汉斯•普维庭：《现代举证责任问题》，吴越译，277～3 30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陈刚：《举证责任法研究》，174～22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制度上确立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这些特殊规则由于是一般分配规则的例外，难以成为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所以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原则上应由法律的明文规定才可予以适用。这些特殊规则主要表现为举证责任倒置（有些国家允许，双方当事人在不违背法律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强制性规范的前提下，可依法达成举证责任契约，即双方当事人合意约定将关于任意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进行变更的契约，然后当事人据此来承担举证责任）。 通常情形是，举证责任倒置给被告，即原告对于支持己方诉讼请求的实体要件事实，并不负担举证责任，而由被告负担证伪的责任，若被告负担不了则法院认可该事实的真实性，被告因此将承担不利后果（败诉）。 但是，特殊情形中举证责任倒置并非倒置给被告而是原告。比如，根据我国《海商法》第51条中的规定，在责任期间货物发生的灭失或者损坏是由于“火灾”造成的，承运人不负赔偿责任，但是由于承运人本人的过失所造成的除外。被告承运人对“火灾”（免责事由）承担的举证责任，属于举证责任的一般分配。对此火灾，被告本应证明其属于不可抗力而非由主观过错所致，但是立法者基于保护和鼓励本国人投资航海事业这一国际通行的本国航运公共政策，规定被告只要证明客观上发生了火灾，免责事由即初告成立。原告索赔人本来无需证明被告存在过失而只需证明货物在运输过程中遭到损害，但是原告必须证明该火灾是由被告过失所致才可获得胜诉，对此原告所承担的举证责任则是由被告方倒置而来的。［7］（P.93） 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中，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实体要件事实，可能由被告承担全部要件事实不存在的举证责任，但通常是被告承担部分要件事实不存在的举证责任。应当注意，在被告就部分要件事实的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中，原告对于没有倒置的要件事实仍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在具体案件中，应当是在原告对于没有倒置的要件事实的真实性做出证明的前提下，才来考虑和要求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中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在一般侵权损害赔偿的诉讼中，原告被害人应当对要件事实（加害行为、损害结果、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加害人过错）承担证实的举证责任，但是，根据此条中的解释，原告患者只对“医疗行为”和“损害结果”承担证实的举证责任，而被告医疗机构则承担证伪“因果关系”和“医疗过错”的举证责任。若原告不能证实“医疗行为”和“损害结果”，则被告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不得成立，即是说，原告只有对“医疗行为”和“损害结果”证实均达到了证明标准，才推定存在“因果关系”和“医疗过错”，此时医疗侵权损害赔偿请求的全部构成要件初步成立。不过，这一推定和医疗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是否真正成立，还取决于被告能否提出合法有效的异议。被告可以提出抗辩事实（即不存在“因果关系” 或者“医疗过错”）来推翻这一推定。若被告提出上述抗辩事实，则应当对此承担举证责任。若被告未能履行行为举证责任，且未能达到证伪的证明标准，则说明存在“因果关系”或者“医疗过错”，此际医疗侵权损害赔偿请求的全部构成要件真正成立，由此被告应当承担结果举证责任（败诉）。 一般说来，被告对其免责事由的证明，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应属于举证责任的一般分配。比如，《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的关于环境污染和产品责任中的免责事由的举证、高度危险作业中受害人故意的举证、饲养动物致人损害中的过错举证，均属于被告对己有利事实所负担的举证责任，并非举证责任倒置。此外，在过错证明上，应当区别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要件事实中的过错与免责事由中的过错。在过错责任原则之下，加害人过错是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一个构成要件，若法律将加害人过错证伪的责任倒置给加害人，则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加害人可以受害人或第三人存在过错来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从而阻碍自己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在无过错责任原则之下，虽不以加害人过错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但加害人可以证明受害人或第三人存在过错来免责，在此情况中加害人对利己事实负担举证责任，并未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因此不构成举证责任倒置。 需要倒置的要件事实，往往属于原告 举证困难而被告比较容易举证的，比如证据距离原告较远、倒置的要件事实处于被告控制之下等。与加害人（被告）有无过错的主观心理状态、具有相当专业性的因果关系等相比，加害行为、损害事实等侵权损害赔偿要件事实较易证明，所以一般由原告（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而不倒置给加害人。举证责任倒置是将对某些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加在更有条件、更有能力收集证据的对方当事人身上，不仅考虑到让较少有条件获取信息的当事人提供信息既不经济又不公平 (P.67)，同时也考虑到对弱者的保护，因为在特定案件中，处于弱势的原告因距离证据较远、收集证据能力较弱而难以或不能获取充足的证据。 诚实信用原则应当作为分配举证责任的又一考量因素。一方当事人虽应负担举证责任，但若对方当事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地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实施了妨害证明行为（如故意伪造证据、阻止他人作证、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惟一证据灭失等），或者无正当理由实施了反言行为，而致待证事实不能或难以证明的，如何处理呢？在我国，通行的做法是，推定该待证事实不利于妨害证明的当事人，不过该当事人可以举证推翻该推定，换言之，由该当事人就该待证事实负担举证责任［对此问题的处理，一些国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做法。比如，在德国，（1）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自由心证的规定，由法官依具体情形做出判断，因而采取表见证明的方法，命妨害证明的当事人负证据提出责任；（2）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使妨害证明的当事人负客观的举证责任，而原应负此责任的当事人因而不负此责任］。 同时，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妨害证明行为作为妨害民事诉讼行为进行处理，若构成犯罪的则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现代社会中，单纯依靠一种标准分配举证责任已非合理妥当。尽管有危险领域说、盖然性说和利益衡量说等新学说诞生且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些新学说实际上是对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的变通，并未取代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在大陆法系举证责任分配诸学说中仍占据基础性地位。在我国和大陆法系国家，因实体法日益精致化和体系化，而越加注重“法律适用型”和“规范出发型”诉讼。因此，今后的发展仍然是以修正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为基本方向，而不是彻底否定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9］（P.305） 四、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的妥当性 根据实体法规范来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其缺点是难以适时顺应社会和法律发展，也难以适应具体案件的正义和维护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具体公平，所以法律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若适用到具体案件中将严重背离正义和公平的，则需要法官以自由裁量予以矫正。与大陆法系不同，英美法系主要是从法的实践性立场，以利益衡量说为举证责任分配的主要根据，即法官针对具体案件从政策（policy）、公平（fairness）、证据所持（possession of proof）、方便（convenience）、盖然性（probability）、经验规则（ordinary human experience）等方面进行利益衡量或者自由裁量来妥当分配举证责任。［10］（P.556）英美法系的利益衡量说的优劣与大陆法系的法律规范要件分类说正好相反。现今，两大法系都在相互取长补短，比如，美国法院在一定情况下采用制定法标准来分配举证责任；［11］而德国关于损害赔偿诉讼新近提出的危险领域说、盖然性说、损害归属说等，主张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的分配，实际上也属于利益衡量说的范畴；在日本，人们也主张举证责任分配应当考虑以下因素：与证据的距离、举证的难易、盖然性的高低和诚信原则等。 同时，有关举证责任分配，法律有明文规定者，应当依明文规定，但是在法律有关举证责任分配出现漏洞时，则需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的分配。并且，对于需要民事诉讼保护的尚未纳入现行民事实体法律权利体制或框架之中的“形成中的权利”，法律对于这类案件举证责任如何承担没有作出规定，就需要法官通过自由裁量来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此外，在民事诉讼中，法院有时也须依据行业惯例、地方惯习和国际惯例进行审判，此际往往需要法官通过自由裁量来妥当分配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条的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在具体诉讼过程中，法官以自由裁量的方式决定举证责任分配的 ，实际上法官是在发现法、创造法或进行“形成法型诉讼”。 对于法官自由裁量举证责任分配的，应当要求法官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因此，首先，法官必须遵从整个法秩序和宪法基本价值，根据法律和诉讼的公正、效率诸价值和保护民事权益、解决民事纠纷等目的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等，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其次，法官确定举证责任承担的，对此应当在判决中充分地说明理由；再次，对于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不合理确定举证责任承担的，当事人有权以此为由提起上诉或再审。 ［1］ 王亚新．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J］．中国社会科学，1994（1）． ［2］ 三月章．日本民事诉讼法［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 ［3］ 邵明．诉讼中的免证事实［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4）． ［4］ 王利明．举证责任倒置应具备的条件［J］．人民法院报，2002－12－27． ［5］ 肖建国．论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价值蕴涵［J］．法律科学，2002（3）． ［6］ 邵明．析自由心证原则［J］．人民法院报，2003－09－23． ［7］ 江伟主编．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郭国汀．论海上火灾免责［J］．中国海商法年刊［M］．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1． ［8］ 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M］．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6． ［9］ 张卫平．诉讼构架与程式［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左卫民，陈刚．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法理与反思［J］．清华法律评论，1998（1）． ［10］ Wright&Graham．Federal Practice and Produce: Evidence．§5122．West Publishing Co.，1996． ［11］ 陈刚．美国证明责任法理序说[J]．诉讼法论丛［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

问题讨论法论文篇10

审判监督程序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个试图纠正错误裁判的一种启动再审的程序。然而，我国却并没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再审程序。当然，许多学者将审判监督程序与再审程序混为一谈，认为审判监督程序就是再审程序。如：有人认为，人民法院对案件再次审理并依法作出裁判或达成调解协议的程序，就叫做审判监督程序，也称再审程序。（1）当然限于本文之主题，我们不去探究这其中的区别，但这样的定义却会对我们后面的论述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在此略加说明。我们认为，审判监督程序与再审程序是有所区别的，表现为：1、权利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为最高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和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当事人；后者的权利主体只是双方当事人，即只有当事人才能提起再审之诉。2、权利客体不同。审判监督的客体是确有错误的裁判或调解协议，而再审的客体只是确定的裁判，并不包括调解协议。3、法院管辖不同。4、期限不同。5、两种程序的审查范围不同。因此，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对本文内容所作的分析，是建立在两种程序具有区别的基础上的。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这个规定说明，再审程序中审理案件，究竟是适用何种程序审理，应依照原来审理案件的审级来确定。那么，我们就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再审程序中的诉讼中止以及诉讼终结是否也与原审程序相同？显然，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因为，这不仅会在现实中发生许多冲突和矛盾，而且还蕴含着许多诉讼法学理论上的问题。所以，归纳和总结再审程序中诉讼中止、诉讼终结方面的规律，就显得尤为重要，且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一、关于再审程序中的诉讼中止 其实，笔者所说的再审程序中的诉讼中止，在许多方面可能会与原审程序规定的是一样的。所谓诉讼中止，是指在诉讼程序进行过程中，由于发生了不依法院和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殊情况，造成中途暂停诉讼活动，待停止诉讼的原因消失后，诉讼继续进行的一种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中止的条件或者说原因是这样规定的：1、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2、一方当事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人的；3、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4、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5、本案必须以另一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件尚未审结的；6、其他应当诉讼中止的情况。显然，上述这些情况在再审程序中都会遇到，遵照执行倒也无妨，即再审程序中的诉讼中止情形可与原审的相同。 但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当我们对某一个案件决定再审的时候，根据《民事诉讼法》以及《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的规定，要同时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虽然这样的规定确实是提高了再审程序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可有没有人想到过，为什么法院生效的判决在没有被撤销的情况下却不能得到执行兑现？为什么决定再审一定要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呢？许多当事人借助于再审程序的中止执行效果，明知再审还会维持原判，但为了拖延对生效判决的履行，仍想方设法创造再审的条件以进入再审。“再审程序，原本是为了回应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合法愿望；进入再审程序也并不意味着原案本身必须得重新审理，除非其再审理由成立而确有进入原案重新审理之必要；决定再审更不意味着原生效判决当然失去法律效力，因为重新审理，仍有可能做出维持原判而并不当然地改变原来的裁判。”（2）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目的是想要表达，如果在再审程序中案件因法定原因而中止审理，原先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的裁定是否要考虑撤销从而继续执行原生效判决，即再审诉讼一旦中止则原则上恢复执行？否则，原本就不合理的再审中止原判决执行的制度，便会在再审诉讼中止制度中得到强化，产生更加不合理的效果。 笔者认为，在法律尚未改变一旦决定再审便裁定中止原判决执行的规定的情况下，在遇到再审程序的诉讼中止情形时，应当视情况恢复对原判决的执行，以保证生效判决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最大限度地维护民事裁判的既判力。既判力的基础功能就在于维护法的安定性，维护经济秩序，如果在尚不能确定原审裁判是否违法的情况下， 便中止原裁判的执行，从而使得生效裁判又处于效力待定状态，就不利于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和既判力。（3）所谓“视情况”是指根据案件的性质、执行标的的性质进行裁量。比如，对原审作出的子女给付父母赡养费的判决，一旦再审，本来就不应当中止执行的案子，若诉讼中止却不能恢复执行，则老人的合法权益将如何得到保障？再比如，对返还生产工具的案件进行再审，已经裁定中止原判决对被告返还财产的执行，如果再审案件诉讼中止，则财产可能就一直为被告所占有，而再审案件何时恢复审理尚为无期之待，原审的裁判又未得执行，待经过一定时期后，财产可能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或被毁损，或者被告已经使用该财产创造了许多财富。在此情形下，已经在原审中获得胜诉的原告的权益如何保障？因为再审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必然改判，为什么要让已经胜诉的原告承担不利后果呢？这和原告没有经过诉讼有什么不同？其实，我们所列举的例子还较为肤浅，并不具有代表性，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的存在，实践中的许多案件可能会因中止诉讼产生令我们难以预料的、更为不良的效果。 其实，笔者的观点已经非常明确，因为我们反对进入再审便一律中止原判决执行的做法，所以，我们就更加反对再审程序遇有诉讼中止情形时不恢复执行的做法。我们认为，进入再审的案件，原则上应当不停止对原判决的执行，而对一些不停止执行可能会导致重大损失或损害的特殊案件，则可以同时裁定对原判决的中止执行。在这样的前提下，一旦遇到再审诉讼中止的情形，就不会有前述的冲突和疑问。但这样的观点，仅是一种理想化的设计或者叫立法建议。在现有的立法框架下，我们仍然要立足现实，我们提出这样一种思路，即对于已裁定中止原判决执行的再审案件，即使再审诉讼中止而不能恢复执行，也要让原审裁判的义务人提供足够履行义务的担保，从而维护胜诉一方的合法权益。更为重要的是，法院裁判的既判力便可在这一制度中得以更加充分的体现。 二、关于再审程序中的诉讼终结 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再审程序，因此，对有关再审程序中的诉讼终结，就无具体的、相关的规定。并不是再审程序中没有需要诉讼终结的案件，而是因为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在理论界尚有争议，在实务界也规定不一，因而有必要作些探讨。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在第一审普通程序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结诉讼：1、原告死亡，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诉讼权利的；2、被告死亡，没有遗产，也没有应当承担义务的人的；3、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死亡的；4、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以及解除收养关系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死亡的。我们可以直接地感受到，这些情形中，有一个存在也会导致诉讼已经成为不必要，因而诉讼终结就当然在情理之中。“民事再审程程序作为一种特别的纠错和救济程序，蕴含着深刻的诉讼理念和哲理，渗透着法的安定与正义的冲突和取舍，需要考量的因素很多，……。”（4）从中可以看出，再审程序具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因而在终结诉讼程序方面，一定也有与原审不同的地方。诚然，我们完全可以比照上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把与原审一致的内容借鉴过来，即上述诉讼终结情形之规定，有些也可在再审程序中得到应用。比如，申请再审的自然人死亡，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诉讼权利的，人民法院就可以裁定终结再审诉讼；比如，被申请再审人死亡，没有遗产，也没有应当承担义务的人的，人民法院也可以裁定终结再审诉讼；再比如，申请再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被依法撤销后，没有权利义务继受人，或者权利义务继受人放弃诉讼权利的。所有这些都应当产生诉讼终结的效果。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却是我们必须探寻出具有再审程序特色的诉讼终结的情形，以便指导司法实践。 我们认为，除了上述比照、借鉴而适用的三种情形之外，再审程序的诉讼终结情形外，还应当有以下几种情形。也就是说，若再审案件又出现以下情形的，可以裁定终结再审程序—— （一）被申请再审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被依法撤销或者注销后，没有财产，也没有应当承担义务的人的。这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再审诉讼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客观上也无法继续进行。故应当终结再审诉讼程序。在此情形下，原判决的执行亦称为不必要，其执行程序也可裁定终结。 （二）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且已经全部履行完毕的。其实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就是意味着双方之间的民事争议已毋庸司法强行决断，终结诉讼程序当然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仍然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抗诉案件中，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能否适用裁定诉讼 终结。有一种观点认为：因为原审裁判的错误才提起抗诉的，所以再审应当围绕抗诉主张进行，以维护享有抗诉权的检察机关的权威，而不应当允许当事人任意达成协议，如果一定要协商解决，可在执行程序中进行和解。（5）我们认为，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在再审程序中，人民法院完全可以按照一审、二审程序的规定，主持调解以促成当事人达成协议，发给调解书，并以调解方式结案。（6）依此类推，若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而不愿意继续诉讼，即使人民检察院不撤回抗诉，人民法院也可以裁定终结诉讼程序，以了结纠纷。当然，当事人双方的这种和解，并不产生当然否定原审裁判效力的结果，相对于执行程序而言，再审程序中当事人的和解，可产生类似于执行和解之效应。 （三）申请再审的当事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允许中途退庭的。当事人申请再审，表明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持有异议，当其异议理由成立时，人民法院便会对案件进行再审。但是申请再审人在再审过程中却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则不仅意味着藐视法庭规则，也意味着申请再审人已经放弃再审的要求，可推定其服从了原审裁判。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当然应当裁定终结再审诉讼程序。双方当事人应当尊重原审裁判的既判力，维护原审裁判的权威性。 （四）再审申请人书面申请撤回申诉或申请再审的。有观点认为，撤回申请无需经人民法院审查，可直接产生终结再审诉讼的效果。我们认为，对于当事人的撤回申请要求，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国家审判权慎重行使的责任性或义务性要求，对其申请进行审查。只要其申请不违反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均应当裁定终结再审诉讼程序。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若再审是因抗诉而引起的，则当事人要撤诉，只能向检察机关提出，然后由检察机关决定是否撤回抗诉，人民法院直接准予撤诉从而终结再审诉讼程序，是对人民检察院行使抗诉权的一种漠视的规避。（7）我们认为，抗诉的作用和法律效果就是启动法院对案件的再审程序，只要法院对案件再审了，监督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所以，因当事人撤回申请而导致的再审诉讼终结也是抗诉的结果之一。只要当事人处分自己的权利不违反法律规定，即使检察院不撤回抗诉，人民法院也可在审查撤诉申请后裁定是否终结再审程序。这种诉讼终结的后果，当然会导致原审裁判继续生效，当事人依然要尊重原审确定的裁判。 （五）再审申请人经通知预交再审案件诉讼费后，无正当理由拒不交纳的。诉讼费用是世界各国在民事诉讼立法中规定的一项法律制度，我国德民事诉讼法律也未能例外。因此，预交诉讼费用是原告或者具有原告性质的当事人的一项诉讼义务。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交纳再审案件诉讼费的，说明其对案件是否进行再审并不关注。当事人对待再审的态度，相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原审判决来说，我们会明显感觉到人民法院根本没有必要对案件进行再审。由于已经进行了立案，所以，对于没有必要进行再审的案件，适用裁定诉讼终结是最合适不过的处理方法。双方当事人仍然应当按照原审生效的裁判执行。 需要强调的是，人民检察院以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损害了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提出抗诉的，即使出现当事人撤回申请、经传票传唤而申请再审人却拒不到庭或中途退庭、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情况，人民法院也应依法继续审理并及时作出裁判，而不应当裁定终结再审诉讼程序。 注释： 在许多教材和专著中，类似的观点较多。例如：李春霖、潘永隆主编：《中国新民事诉讼法学通论》，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441页；王怀安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2年版，第323页；周道鸾主编：《民事诉讼法教程》（第二版），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306页；刘家兴：《民事诉讼原理和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页；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46页；等等。 虞政平：《我国再审制度的渊源、弊端及完善建议》，载《政法论坛》2009年第2期。 拙文：《论抗诉程序和再审程序的分离——改造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新思路》，载沈德咏主编《审判监督指导》总第16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138页。 花玉军：《民事再审程序证据适用问题研究——以再审之诉为视角的探讨》，载《审判监督指导》总第13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133页。 李晓明 李文军：《民事抗诉案件再审程序若干问题探析 》，载《法学》1997年第7期。 同，第130页。 李祖军：《论民事再审程序》，在《现代法学》2009年第2期。

问题讨论法论文篇11

一、导语对于个人是否具有国际法主体地位，在国内外的国际法学界是颇有争议的。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强烈及科学技术进步，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其他人类活动领域交流更加频繁，伴随而来的国际关系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国际法也产生了鲜明的变化：冷战体制的结束促进了求助第三方司法解决的发展，国际法规则体系变得庞大，其所涉及问题范围明显的处于扩展之中。它调整的跨越国界的关系，不仅包括国家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国家与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以及其他国际法主体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个世界全球化的程度越高，我们为了共同的利益彼此之间相互信赖的程度就越高，国家作为唯一国际法主体的垄断程度就更加削弱。正如学者阶层人的国际组织的主体资格，而个人（包括法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随着实践发展而极突出地表现出来，极大的侵蚀这传统的国际法主体理论，这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切，就使得对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的深入研究，和对传统的国际法主体理论的重新审视成为必要，本文笔者你就关于此问题作一番肤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二、一些国际条约中的规定大凡持反对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的学者大多会提到的一条，即“在法院{国际法院}得为诉讼当事国者，限于国家。”就是用对国际法院管辖权来论证国际法主体限于国家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只有国家才是主体的传统定义稍微扩大到包括国际组织{指政府间}，即使如此，它们具有的也是非常有限的权利，而对个人仍是“大致和国内法对待动物一样，即禁止虐待动物的规则并不是赋予动物任何权利”。1960年，欧洲人权法院开始运作，它不仅允许欧洲人权公约的缔约国在斯特拉斯堡对违反公约的行为提出诉讼，同时适用于个人状告国家提供了一个场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捕获法庭，纽伦堡军事法庭审判，中美洲法院等区域性地方法院审判……这些显著的变化，意味着国际社会中多边合作“超越两国的范围，通过地区性的乃至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来进行………国际组织就成了与国家有区别的一定的法律主体的承担者，而且通过调整个人生活关系，是历来埋没于国家之中的个人作为法律的主体性也有限制地得到承认，这些都是现代国际法结构面临的变化”。 这里笔者仅就反对者的论点提取一点看法。因为其在反对者论点当中所起的影响最大 ，就是我们在读国际法院规约第34条规定“在法院得为诉讼当时者，限于国家”是，也不禁在心里接受，毕竟这是来自联合国的权威机构。但我们必须认清的事实，即国际法虽是联合国的机构，但只是一部分，国际司法机构还有国际海洋法庭（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以及区域性司法机构如中美洲法院、欧共体法院、欧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法院等，并且不能忽视该《国际法院规约》签订的背景，正如柳炳华先生所指出的“国际法主要是用于国家间关系，这并不是因为国际法是国家之间的法律，而是当时国际社会的结构是国家间的并列体制”，这种体制下，1946年根据联合国宪章成立，不论其时代局限，但具体局限就不得不正视，即以美国的“康纳利修正案”为例，其与《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第六款的冲突，但国际法院却没有宣布美国所作的保留无效，而这个著名的康纳利修正案（Connally Amendment），不啻推翻了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实在是大大的削弱了国际法院维持国际和平的效力。 康纳利修正案（Connally Amendment），是对《国际法院规约》中第三十六条规定。本规约各当事国的随时声明关于具有下列性质之一切法律争端，对于接受同样义务之任何其他国家，承认法院之管辖为当然而具有强制性，不须另订特别协定：（1）条约之解释国际法 之任何问题（3）任何事实之存在，如经确定即属违反国际义务者。（4）因违反国际义务而应予赔偿之性质及其范围。各国对这一条款，即任意条款（Optional Clause）所作出的保留，美国保留最为显著，颇长但最要紧的有一句话是，“凡属与大体上在国内管辖权范围以内的事件有关的争端”，都不受国际法院的管辖，至于是否属于国内管辖权的范围，“由美国决定之”。（全文是Document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s 5，Department Of States Bulletin，第15卷，第375号「1946年9月8日P452）。仅就这一款可见，但修改确有困难重重，而不得为之。在这里，笔者还要列举一组数据，就是从1946年到1984年国际法院说受理的诉讼案所牵涉的国家，其中“英国美国——11案，法国——9案，苏联——4案……”英美法苏四国牵涉最多，其次是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非洲国家又次之，亚洲国家最少，这虽表明亚洲国家国际法学不发达，但也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国际法院的规约在各国中的威信还是有所折扣，当然近几十年来发展就有所改观了，但这不争的事实现实也不容忽视。因此，不能依次作出推断国家唯一主体的理由，并且在国际社会实践中国际组织的主体地位出现就给这统治国际法学界长达三世纪之久观点打了一闷棍。 三 一般性主体与特殊性主体国际法主体的案件在国际法学界里也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又很默契的形成了所谓的“通说”即（1）有参加国际法律关系的能力，即使有与同法律制度承认的其他主体建立法律关系的能力有直接承受国际权利义务的能力，这两个条件就避免了部分学者的国际政治关系观念中的平等实体说和不合理性说，也就为个人在实践中取得主体地位，更为在理论上正确反映客观实践作了铺垫在这里，笔者仅就个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的充分性和不足性。充分性就是存在的理由，即国际法，乃至国际社会越趋确认其个人与法人的国际法主体的实践根据：一、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不会削弱国家对个人的控制，虽然法人（当然特指的跨国公司，如石油等）也可能石油和国家一样强大的权力，但这些石油公司不是把特许权给予特权国家的法律管辖，而给予特许国如果让特许权受他国法律管辖这可能感到丢脸，最后只得把该特许权交受国际法管辖。此类事例并没有排除国家主权，国家相比于个人（法人），其影响与实力也难以为个人望是“项背”，其剥夺或侵占国际法上个人权利，虽然有事遭到社会权力的监督或抵抗，仍时而不了了之，服务于其国家对个人的利益的控制；二、诸多国家的国内法体系采取的国际法之于国内法的一部分，如原联邦德国1949年的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际公法的一般规定乃是联邦法律的组成部分，他们位于各项法律之上，并直接构成联邦国土上居民的权利和义务。”词以及表明国家把一部分权力放在国际法体系中直接赋予更符合当前国际发展趋势，国际法也将上升到国内法的水平；三、个人的国际法主体确立，符合人民主权和契约理论这一现代政治原则，即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实现不会由国家政府所左右，在国际社会发展合作中，某个人的利益损害，该国政府可能会因为国力的弱小，或该国与侵害国的利害关系等诸因素而不予以保护或伸张，如此，个人直接参加对等诉讼，既为个人利益损害的修复性有保障，也为国家利益或国际威信不受影响，皆利皆欢喜！ 四、个人尤其是无国籍人以及有违法国国籍的人的权力保护，因为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去支持这种赔偿请求的资格，这是由任何国家都不能有效的声明。这些人受到伤害，该国的权利也受到影响。现代国际法的长 足发展与进步，而给予该类个人的权利保障；五、个人的主体地位也与非政府组织一样，因为某些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为一国内部的民间团体甚至个人成员，也当然牵涉到一人制公司的问题，随着国际间交流越来越频繁，国际关系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个人或法人的参与也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发展。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规定就是促进对海底资源的开放和利用；六、当前国际秩序所表现出来的自由和无秩序的国际秩序，其容忍了多样化的政治体制并存，民主所达成的不同程度的共识，其并不排斥不同的声音，也极有利于个人或法人的主体地位及其权利的伸张。 不足性，即表现在其局限，有限范围内，如部分学者主张的部分国际法主体，而不是在整个国际发领域拥有主体的资格。由此，笔者从法理角度提出了国际法主体划分为两类：一般性主体和特殊性主体。这既是从有利于国际法主体理论的有序化出发，又是有利于确定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范围而言的。一般性主体包括国家，而特殊性主体包括国际组织（当然有政府间组织与非政府间组织之分），争取独立的民族以及个人与法人。 M、阿库斯特教授指出，证明个人（法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必须能够明确个人与公司所取得法律人格确切的范围。所以，下面拟就个人与法人在国际刑法，国际环境法等方面（即范围）来确定：（1） 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主要标志是对国际关系中最重大的问 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在二战后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是于1998年6月15日至7月17日在意大利罗马召开，并于7月17日联合国代表外交会议的1201赞成，美国中国等7票反对。21票弃权通过，序言部分13篇共128条。国际刑事法院设在荷兰海牙，摘掉长起诉过程中，个人享有的权利：不被强迫自己有罪或认罪，不受任何形式的强迫，胁迫或威胁，不受酷刑，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的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在询问语言不是改人说通晓和使用的语言时，免费或的合格口译员的协助以及为求公正需要的文件译本；不得被任意逮捕或羁押。在此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规定被告人的权利中也有类似的条文，以确保审判过程中被告人（个人或法人）的权利的不受侵犯，还规定了对被害人和证人的保护即参与诉讼的措施。1993年5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决定成立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院，《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类似规定（第21条）并在国际刑法中司法制度重大新发展——设立上诉制度，即被审判庭定罪的人或者检察官认为，由于法律问题的错误导致判决无效或者由于实施的错误引起判决的不公正，应向上诉庭提出上诉，上诉庭可以确认推翻或者修改审判庭的判决（25条）。从上诉条文中可以看出在国际刑法中个人被赋予的权利（当然有义务，如个人的刑事责任的法律后果——惩罚。既包含有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都是由国际刑法直接规定（这里可能涉及到国际法语国际刑法的问题，但限于篇幅不作详细论述，参见——主编的《国际法问题研究》等），亦可从中得出：个人（法人）在国际法中的主体地位确立，亦即国际法赋予的法律人格而享有国际法主体地位。 （二）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法主体之间经济关系的国际法规范，是国际法分支，这种概念在国际经济法学说中属于狭义说，在此学说中私人的主体地位得到了学者的进一步肯定。在奥地利霍亨威尔登教授著的《国际经济法》中提出了如果忽视跨国公司或者政府与他国之间的合同就不能妥善处理面临的国际现实问题；非政府组织的一些活动和自然人的行为在国际经济生活中也是有重要的意义等观点支持应遵循国际法注意的种类，扩大为包括私人的现代原则。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贸的协定》第一条第三款，“投贸者”是指“具有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和“在本协定有效范围内有住所的德国人”，显知自然人的合理地位的得到法律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8条1款也有类似的规定，法人，自然人成为特定国际经济法律的主体，也有其权利能力的范围。 （三）国际人权法人权进入国际法的领域，实际上是在二战法西斯铁蹄的蹂躏下催生出来的，国际法上的人权是指受国际法保护的人或者人的集合体所享有或应享有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中具体规定了个人（即其享有且称之为法人）的权利，又基本权利，司法权利，人身权利，公民和政治权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欧洲人权公约》中第25条第1款：个人投诉可以由声称是公约中规定的权利……被侵犯的受害者的任何个人，非政府间组织或者一群个人提出，这种侵犯据称是某一缔约国行为，而该国已接受委员会对其所收到的这种投诉具有管辖权。“又”……虽然申诉人仍然无权向法院递交案件，但是案件一但提交新的规则为了达到一切际目的给予了个人与委员会和缔约国对诉讼程序所享有的类似的地位。随着国际人权法发展，越来越多的政府间组织建立了法律机构，使个人，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可以提交人权指控；而在萧亚平教授的（当代国际法伦）中引出来的，公约缔约国。条约还规定：条约条文不得解释为个人有权从事活动或实行行为，破坏本公约确认的任何权利和自由，或限制此种权力或自由逾越本公约规定之程序，来证明个人享受的权利保障受条约和国家的限制，笔者认为，该公约特别指出的“不得解释为个人有权……”更是强调，也同样可换作国家，并且受条约的限制，这也是国家正式主体也必须遵循的，并且如此推理，如国家亦受超国家的限制，也可以否认国家正式主体吗？所以，个人和法人以公约享有权利，使公约的权利的义务“受益”者 ，也就有理由成为国际法主体。 （四）国际环境法国际环境保护法律关系的主体是该法律关系参与人或者当事人。主体在该法律关系忠诚当着保护自然环境的责任，同时又享有法律规定的环境权益 .传统观念认为主体主体主要是由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或国际机构，而未包含个人与法人。随着环境保护的日趋重要，《人类环境宣言》（1972），《内罗毕全球环境状态宣言》（1982），《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1975）等全世界多区域的环境保护立法出台，学者逐渐认识到自然人和法人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和地位。1982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特别会议通过的《内罗毕宣言》〉第9条指出：“所有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在内，在采用工业生产方式或技术以及在将此种方法和技术出口到别的国家时，都在考虑其对环境的责任。在这方面，及时而充分的立法活动也很重要。”由于环境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所有在环境方面的问题商容易造成不同国家的自然人和法人的环境保护法律关系上的纠纷，这是污染行为的造成者和受害者，以及而承担此种权利义务者均为自然人和法人是分不开的。并且法人和自然人在国际关系实践中都承担过此责任，且也有权力向污染施行人要偿。如1983年11月25日，巴拿马籍“东方大师”号油轮运载原油在我国沙礁触礁，露出原油3343吨，造成我国青海港及其附近海域污染，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青岛分公司向油轮的船东保险协会索赔，后作为法人的该协会做出3775万元的人民币赔偿。赋予自然法人的主体性 地位当然是有条件的，有限制的。尤其在环境保护过程中，它所牵涉的范围比较广泛，是有利于其树立责任感，加强对国际环境方面的监督与保护。“地球只有一个是属于整个人类的，适当的承认他们的资格，如在国际环境保护中发挥着主要作用的个人或者团体，国际自然保护协会更易于发挥国际社会闲散资金、人力去保护共有的环境，也是促进国际社会朝着健康方向前进的不可小视的生力军。 （五）国际争端法国际争端法的概念在国际法学界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即狭义指国际法主体之间，主要是国家之间，由于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意见不一致，或政治 利益的冲突所产生的争执。广义指的是不仅包括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国家与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的争端，而且包括以国家为一方，以另一国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非主权实体为另一方，两者之间产生的争端。这里笔者支持广义说，学者大多认为一国与他国的自然人或法人发生争端属于国际司法范畴，但是在现代国际法实践中，越来越把此类争端看作为国际法主体之间的争端。如承认人是国际法主体的重要条约《解决国家与他国公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就有明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十一部分第一百五十三条和第五节中的第一百八十七条，以及法庭规约三十七条都指出：“作为合同当事各方的缔约国、管理局或企业部、国营企业以及自然人和法人之间关于下列事项的争端……有缔约国或国营企业、或在缔约国担保下具有缔约国国籍或有这类国籍或其公民有效控制的自然人或法人，或符合本部分和附件三规定的条件的上述各方……”国际司法机构的诉讼当事方限于主权国家的情况已有改变。1928年国际常设法院在“但泽法院管辖权问题”的咨询意见中明确承认：国家可以有条约明文规定给与个人与直接权利，这种权利不事先由国内法加以规定就可以存在，为个人直接行使。这种情况下个人与法人之所以获得主体资格的理由在前已作解释，这里不再赘述。 虽然，个人与法人的区别存在也导致其主体范围的大小之分，和法人就有个人在条约法中的缔约能力所不备的。而国际法的范围广泛，且在国际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这种个人与法人受国际法的约束规则比较少，甚至是少有的例外，但就笔者所说，择其要范围的指出，而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也必然出现更多的领域，更大范围内的例子。 另外，个人与法人的主体资格是与国际社会相关的，自由的国际秩序不完善到有组织的社会发展，必然促进国际法的制度的完善，甚至有学者预言：“国际法将发展到上升到国内法的水平。无需区分国内法与国际法，国际法律制度越发展，国际法直接适用个人的机会就越多。并且在国际社会中各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局面，以及各国寻求和平发展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在国际社会中通过法律手段建立一种势力制衡术，来平衡补充国际实体与个人的实力不相称，虽然个人与法人的局限不可能在组织法、领土法、外交法等领域参加，具备其主体，但是作为特殊性主体的地位，就依赖这种制衡，而通向发展与完善之路，促进国际社会与人类的完善发展。

问题讨论法论文篇12

一、目前律师事务所在提供法律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公民需要而且也愿意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我国的法律服务事业也就随之蓬勃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法律服务行业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为我国的法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法律服务行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因之而引发的纠纷也为数不少，其中有些问题还相当突出。纵观一些法律服务纠纷案件，其中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诉讼费收取标准 目前，在法律服务领域，费都是由双方自愿在合同中约定。由于法律服务本身属于一种无形的智力付出，很难具体量化。这就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双方自愿约定的费是否体现公平，是否与律师在办理案件中的实际付出等价？二是在双方对费的约定不明或者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应当参照何种标准来确定？ 在一起案件中，律师事务所与当事人签订了委托协议，指派律师一起二审案件，收取5000元。之后，当事人认为律师仅参加了一次庭审且没有尽到职责、律师事务所收费显然不合理，起诉要求退回2000元。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委托协议有效，律师事务所已经指派律师出庭并履行的相关义务，当事人所述律师未尽职责、律师事务所收费不合理没有依据，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要求。 在另一起案件中，律师事务所提供的双方签订的委托协议原件写明费为18万元，但当事人所提供双方委托协议复印件写明费为1千元。经鉴定律师事务所提供的原件中的费“18万”字迹被修改过。律师事务所认为虽有修改，但双方已经在协议最后盖章确认，应为有效，起诉要求支付费18万元以及违约金。法院认为，当事人提供的合同复印件上约定的 “1000”元显然不足为证；诉讼委托虽然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但双方对合同的认知水平、专业熟悉程度实际是不同的；在签订合同时，如何对自己有利，作为受托人的律师事务所是轻而易举的，而委托人之所以签订合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律师事务所的信任，很难做到最大程度的保护自身利益；作为律师事务所应当很清楚，对修改合同条款内容的确认，应当体现为双方在修改出加盖公章或另签补充协议，但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利用对方为能保留合同原件这一疏忽，强调要求对方提供原件，否则就是举证不能，这一做法明显有悖于诚信原则；因此，律师事务所提供的合同中费条款已被修改，双方又未能在协商一致，依据合同法第61条的规定，应按照多数律师事务所的惯例，酌情确定费数额最终，判决支付费二万八千元。 （二）风险 律师的费通常都是在开庭前收取，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法律服务业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出现了“风险”，即约定费在执行完毕后从实际所得款中按比例扣除，之前当事人不必交纳费，而这种情况下费所占的比例也是非常高的，通常都达到15%-30%，甚至有时达到50%.这种风险是一种新生事物，出现问题也就在所难免。 在一起案件中，当事人为母子二人（孩子为未成年人），双方约定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诉讼，费为最后判决数额的30%并在赔偿款项支付时当即支付。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参加了诉讼 ，最后判决赔偿为49万余元并已执行，律师事务所在扣留12万余元后，将剩余款汇给当事人。之后，当事人认为风险协议是在欺诈、胁迫之下所签，律师事务所不应擅自扣留案款，起诉要求律师事务所退还10万元。法院认为，在协议中没有谈到未成年人的诉讼问题，而由于该风险收费比例为30%，显然有损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最终判决律师事务所退还10万元。 （三）指派非律师进行诉讼 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应当指派律师进行诉讼。但有的时候律师事务所由于案件小、费用少，或者自己人手不够等原因，就指派非律师人员进行诉讼。这就出现了如下问题，指派非律师人员进行能否收取费用？如果能，应按何种标准收费？当事人能否因此要求律师事务所赔偿损失？ 在一起案件中，当事人委托律师事务所诉讼，费为4000元，但律师事务所指派一名非律师人员以公民个人身份进行诉讼，诉讼完结后，当事人认为律师事务所指派非律师进行，给其造成了损失，双方经过协商，律师事务所退还了4000元费，但当事人仍起诉要求律师事务所赔偿损失8万余元。法院认为，律师事务所已在受委托的范围内实际履行了委托责任，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行为给其造成了损失，判决驳回了当事人的请求。 （四）委托事项争议 委托的事项应当是在协议中写明，这通常不会引起纠纷，但由于目前相当多的人缺乏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对法律概念的理解也不够，这样导致许多人并不真正理解一些法律专业术语的真正含义，如分不清“上诉”还是“申诉”，“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婚姻无效”还是“离婚”……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有可能协议约定的委托事项并不是当事人真正所要求的，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认定委托事项的内容？ 在一起案件中，当事人和律师事务所约定：由当事人委托律师事务所完成离婚纠纷第一审诉讼事宜；并由律师事务所向原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纠正违法行为的法律建议书。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了离婚案，该案结果为调解离婚。但当事人认为自己是委托律师事务所撤销结婚登记事宜，律师事务所没有按委托要求提起行政诉讼，反而使离婚案被错误的审理下去，导致了自己由未婚变为离异，不得不另请律师进行行政诉讼，要求律师事务所赔偿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失共计三万余元。法院认为，双方签订委托协议后，律师事务所已经按协议要求办理了委托事项，不存在过错行为，判决驳回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五）丢失证据 由于人通常要比当事人更多地参与诉讼，因此在很多时候当事人都是将证据材料交给人，以方便诉讼。由于诉讼是一项时间较长、也比较复杂的事情，通常证据材料要经过当事人、人、法院、审计鉴定部门等几个环节，交接次数很多；而且有时一个人可能同时要几个案件，或要向不同部门提交证据；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员流动性的增强，许多人在诉 讼中可能就调换了单位，而很多当事人，特别是企事业单位，自身的变更也很多、很频繁，这样如果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导致证据材料的丢失。这样就产生问题，如果人丢失证据，应否负赔偿责任？ 其责任范围如何确定？ 在一起案件中，律师事务所指派某律师为当事人进行，在诉讼中，因审计需要，当事人将全部单据原件交给该律师，该律师将这些单据原件交审计事务所审计后又取回。之后该律师离开了律师事务所，并称单据原件已经全部交给律师事务所，但律师事务所否认收到。当事人起诉要求该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返还单据。法院认为，律师事务所有义务保管好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故当事人主张返还证据材料原件，理由正当；该律师作为当事人的诉讼人参加诉讼是职务行为，应由律师事务所承担责任。判决律师事务所返还证据材料。 二、对问题的分析以及法律适用 处理民事案件，最重要的就是寻找当事人请求权的基础，即判断当事人的请求权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从而确定其主张能否成立。 法律服务应属于一种委托合同，因此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可以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如果一方不履行或履行不符合约定，依据合同法第107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此外，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如果因一方的过失导致另一方的人身、财产受到损失，符合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则应承担侵权责任，这时发生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受损失者可以选择其一主张。此外，对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法律服务，还应当适用律师法的相关规定。 （一）费的收取标准 法律服务既然属于委托合同，那么对于费的数额原则上就应当以当事人的约定为准。考虑到有许多当事人并不真正了解各种法律服务的实际工作量，所以如果约定的费与所提供的法律服务明显不对等时，依据合同法第54条应当允许当事人请求撤销或变更合同。对约定的费与所提供的法律服务是否显示公平的判断，应当依据当地的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确定的收费标准，但要注意，只要约定的费不“明显”高于标准，就仍应当按约定，因为法律服务的工作量就个案是有差别的，而且每个人提供的法律服务的质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应当允许人们在充分磋商的基础上自由的决定价格，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实现优胜劣汰，才有利于提高法律服务者的积极性，从而保证全社会的法律服务质量不断提高。还有，如果当地的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没有确定收费标准，则可以参照当地律师事务所对同类案件的平均收费来确定；如果当地律师事务所的平均收费仍难以准确的统计，则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条的规定，由主张变更、撤销合同的一方负责举证证明双方约定的收费标准显示公平，否则应由其承担不利后果。 如果当事人和律师事务所对费约定不明或没有约定，则属于合同内容不明确，依据合同法第61、62条，可以协议补充；如果不能达成补充协议，应按照委托合同的有关条款和交易习惯加以确定；如果还不能确定，则应按当地的的司法行政机关或律师协会确定的收费标准来确定，当地没有收费标准的，可以参照当地律师事务所对同类案件的平均收费来确定。 （二）风险问题 所谓风险，是指当事人不必事先支付律师服务费用，待事务成功后，当事人从所得财物或利益中提取协议所规定的比例支付酬金，如果败诉则无需支付。目前在实践中，尤其在金额较大的人身损害赔偿、拖欠多年的债务追讨案件中，风险已经比较普遍。 风险是一种新生事物，其引起争论也就在所难免。赞成者多认为：①风险是一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 双赢模式，能增强律师的责任心和激发律师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能够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权益；②实行风险，有利于拓展律师新的业务市场，促进律师行业的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③风险可以作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民间救助”，从而缓解国家法律援助的压力；④实行风险，可以避免当事人由于风险的影响而不敢或不愿起诉的无奈窘况，引导当事人敢于通过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而能够增强民众的法律意识，推进社会法制建设，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反对者则认为：①律师诉讼行为是司法的组成部分，其执业行为很大程度涉及公众利益，相当于医生的“救死扶伤”，与以完全追求盈利为目标的企业有很大差别，因此不能将市场经济中的经营风险与利润相当的观念生硬地套到律师的法律服务领域；②如果引入风险，势必会导致一些高风险的诉讼无人问津，使一些当事人无法得到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③司法公正的真实含意应是让应当获得胜诉的当事人胜诉，让不应当获得胜诉的当事人败诉，律师不能只获得胜诉一方的当事人，而使事实、证据和理由处于劣势的一方得不到律师服务，得不到法律帮助，这样无疑会背离律师的职业道德，其客观效果必然会妨碍司法公正。 上述观点可说是各执一词，但究其本质都属于立法方面的探讨，而不是对目前已经存在的风险如何适用法律进行探讨。由于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对风险并没有专门、明确的规定，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风险的效力，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在本质上，风险是当事人和律师事务所之间协商约定的一种收费标准，仍属于合同范畴，应适用合同法。因此，判断风险的效力，就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三章中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根据具体情形加以分析确定之。就风险这种收费标准本身而言，由于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并没有对之作禁止性的规定，所以当事人和律师事务所之间采用风险作为收费标准这一约定本身，并不绝对的违法无效。也就是说，不能认为：只要采用风险收费的，就属于无效约定，而应当着重于看当事人和律师事务所达成风险约定的过程是否违法（例如有无欺诈、胁迫、意思表示错误、当事人无行为能力等情形），以及风险约定的内容是否违法（例如有无侵害他人权益、显失公平等情形），以确定其效力。 （三）非律师的问题： 当事人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协议，即使没有明确约定必须指派律师进行，也应当认为按照协议律师事务所应当指派律师为当事人进行，因为这正是双方合同目的所在。除非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可以指派非律师进行，如果律师事务所指派非律师为当事人进行，则属于违约，依据合同法第107条当事人有权要求律师事务所承担违约责任。当然，如果律师事务所虽然指派非律师进行 ，但并没有给当事人造成损失，依据“无损害无赔偿”之法理，可以不负赔偿责任。 依据律师法第14条的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执业，不得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或者辩护业务”，因此如果律师事务所指派非律师为当事人进行，则不得收取费用；同时，因委托合同具有对特定受托人的人格信任性质，而由于律师事务所擅自指派非律师进行，就不能实现当事人对律师的这种信任，所以律师事务所这种违约行为导致委托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依据合同法9 4条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并可依据合同法第97条要求返还已支付的费用。 （四）对委托事项的争议： 在司法实践中，对委托事项的认定，应当依据委托协议的约定；即使当事人主张的委托事项与委托协议的约定不一致时，除非有充足的反证，否则仍应当以委托协议为准，因为委托协议是不能被随意推翻的。依据合同法第 397条，委托事项的方式有两种，即可以特别委托一项或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一切事务。由于委托事务时委托合同成立的主要标的，所以如果对委托事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时，应当认为委托合同没有成立，而不能适用合同法第61、62条。 考虑到当事人对法律的认知程度不高，对法律用语的理解也通常不够准确，因此，作为提供法律服务一方的律师事务所，在订立委托协议时，应当尽到告知义务，维护当事人的知情权，最好是将约定委托事项时所使用的法律用语，在协议中单列一款作专门解释，这样会使委托更加清楚、准确，避免纠纷，即能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同样也能方便律师事务所的工作。 （五）丢失证据 1、证据的返还 证据材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财产，其所有权属于当事人，当事人将证据材料交给人进行诉讼，其目的在于方便进行诉讼，而并非移转证据材料的所有权。因此，在诉讼完成后，人应当将证据交还给当事人，除非证据被司法机关收取保存。如果人在诉讼完成后没有将证据交还给当事人，属于侵占他人财产，依据民法通则第117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要求返还；如果不能返还，应当折价赔偿；如果因此导致当事人遭受重大损失，还应当赔偿。 2、损失赔偿 证据对于案件的审判可以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接受委托进行诉讼，对委托人所交的证据，应当妥善保管，即使在委托协议中没有明确约定人应当妥善保管证据，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和委托合同目的，依据合同法第60条，也足以认定妥善保管证据是委托协议的附随义务，人应当遵守。如果因人丢失证据，导致败诉，使当事人受到损失，此时成立侵权与违约的竞合，当事人可以选择其一主张。从委托合同来看，依据合同法第406条，在有偿的委托合同，人有过错就应赔偿损失；但在无偿的委托合同，只有人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当事人才能要求赔偿损失。而从侵权来看，依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规定，只要人有过错，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至于赔偿范围，在违约责任中，依据合同法第114条，损失赔偿额是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要受 “可预见规则”的限制；在侵权责任中，依据民法通则第117条第2、3款的规定，应当是所受的全部损失。由此可见，在此种情形下，当事人主张侵权责任更为有利一些。 三、结语 法律是实现正义的艺术，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行业，普通人是很难真正了解的。因此，如果说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守卫者，那么法律服务就是帮助人们实现社会正义的向导。 法律服务和司法一样，其生存和发展要依赖人们的信任，不正确地面对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降低人们对法律服务行业的信任，而如果失去了人们信任，那不仅会影响到法律服务行业本身的发展，同样会影响到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 本文从现实的案例出发，对目前法律服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并对处理法律服务纠纷案件如何适用法律发表了一些粗浅的见解，或有不当之处，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教。 高海鹏

问题讨论法论文篇13

吴忱学【论文摘要】通过分析目前上海市电力公司在开展反窃电工作中的情况，对窃电处以违约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对窃电行为处以行政处罚的可行性进行了探讨；在查处窃电中寻求证据谈了自己的想法。将反窃电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是一条必由之路。【论文关键词】反窃电 违约金 行政处罚 证据一、前言盗窃电能一直是困扰电力正常供应和电力企业健康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窃电行为不仅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供电秩序，更造成了电力设施的损坏，形成重大的安全事故隐患，直接威胁着电网的安全。窃电之风的难以刹住，主要是一些单位和个人法制观念淡薄，错误地认为“窃电不算偷，窃电不犯法”；受经济利益驱动和诱惑，一些个体户、私营企业、承包或租赁经营的企业等，把窃电作为一种降低成本、牟取暴利的手段，因而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窃电，形成了由过去个人窃电发展到现在单位窃电的现象。同时由于电能具有发、供、用同时完成和无影无踪的特点，窃电手段大多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证据极易销毁或转移，尤其是对使用高技术窃电的取证难度较大，查处窃电案件不可能像查处其他盗窃案件那样“人赃俱获”，这给电力企业查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难度。各地的供电公司对窃电行为都采取了严惩的态度，并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自江西省人大1999年颁布《江西省反窃电办法》，截至2003年，先后有6个省、市就反窃电制定了地方性的法规。上海电力公司对反窃电工作历来重视，就松江供电分公司而言，2003年全年共检查户数为47985户，查获窃电户212户，补收电量70.1万千瓦时，补收电费38.18万元及违约金98.82万元。然而，在反窃电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亟需完善和改进。以下是笔者对此的一些粗浅的认识。二、对目前处理窃电行为“违约使用电费”的法律探讨目前上海市电力公司对窃电行为的处理依据有《电力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外，主要操作办法是《上海市电力公司供电营业细则》第八章第八十一条规定：“本公司对查获的窃电者，除立即制止其窃电行为外，并可当场中止供电。 窃电者应按所窃电量补交电费，并承担补交电费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 拒绝承担窃电责任的，本公司可报请上海市电力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窃电数额较大或情节严重的，本公司可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细则，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对窃电者补交电费同时收取了补交电费三倍的违约使用电费。实际上三倍违约使用电费有了惩罚的性质，而这种惩罚性质的违约金是否符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值得商榷。“违约使用电费”是“违约金”的一种形式。根据法理我们知道：违约金是指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时应当向对方支付的一定数量的金钱或财物。根据现行合同法的规定，违约金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是在合同中预先约定的（合同条款之一）。但目前现行的供用电合同中，对窃电的违约责任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约定；是一方违约时向对方支付的一定数额的金钱（定额损害赔偿金）；（3）是对承担赔偿责任的一种约定（不同于一般合同义务）。关于违约金的性质，一般认为，现行合同法所确立的违约金制度是不具有惩罚性的违约金制度，而基本属于赔偿性违约金制度。即使约定的违约金数额高于实际损失，也不能改变这种基本属性。因为根据《合同法》，如违约金数额过高时，违约方可请求人民法院适当予以降低。但现行的三倍违约金使用电费，则明显的带有惩罚性质，这与《合同法》的立法初衷有冲突。窃电是一种违法行为。这在《上海市电力公司供电营业细则》第八章第八十条规定：“ 盗窃电能是违法行为”有明确的阐述。对于这种严重的违法行为，而仅处以“违约使用电费”的恢复权利性措施的民事 制裁是不足以有威慑力，况且这种恢复权利性可行性尚值得商榷。我认为：窃电行为在主观上有明显的故意，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供电秩序，其违法情节必须使违法者承担受惩罚的责任，即需要追加其承受不利法律后果的新义务。对于窃电这种违法行为，处以惩罚性措施的行政制裁或刑事制裁是恰如其分的法律制裁。三、对窃电行为处以行政处罚的法律探讨我们知道，所谓行政处罚，是国家行政机关对构成行政违法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实施的行政法上的制裁。行政处罚的主体是由国家行政机关行使国家惩罚权的活动；行政处罚针对的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法行为的管理活动；行政处罚维护国家行政管理秩序的具体行政行为，其社会危害程序较犯罪低。根据行政处罚的概念和特征，我们发现若供电公司作为企业对窃电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则存在行政处罚主体不合法的现象。我国《电力法》第七条 ：“电力建设企业、电力生产企业、电网经营企业依法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并接受电力管理部门的监督。”该条款明确了供电公司是一企业组织，不具有国家行政职能。目前，上海的电力管理部门是上海市经济委员会电力处。即该处具有对上海的窃电行为有行政处罚权，但由该处进行对上海地区窃电行为的处罚，几乎没有可操作性。行政处罚原则上应当由国家行政机关行使，因为行政处罚在性质上是一项重要的国家行政权和国家制裁权。但是考虑到行政管理的实际需要和行政组织编制管理的现状，《行政处罚法》规定符合条件的非政府组织，经过行政机关的委托可以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条件是：（一）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二）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的工作人员；（三）对违法行为需要进行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组织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目前，上海电力公司各供电分公司都具备行政机关委托的条件，每个供电分公司都成立了反窃电的班组；相关工作人员具有《用电检查证》；在用电检查工程中，有严格的程序规定。在技术鉴定方面，上海市电力公司也具有良好的条件，如在表计的鉴定，线路电能损耗鉴定方面都有一流的仪器仪表进行技术鉴定。因此，我认为，供电分公司完全符合《行政处罚法》被委托组织的条件，只要电力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委托，供电公司就具备了行政处罚权，这也是目前比较具有可行性的方式。那么对打击窃电行为，保护国家资产，维护电网正常运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会有效地遏制窃电行为。四、对查处窃电行为中证据的法律探讨在查处窃电工作中，进行用电检查就是寻求窃电证据的一个重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遵守法律的有关规定。如供电部门用非法的手段进行取证，那么在窃电的处理过程中势必陷入一种不利的境地。我认为：对窃电行为进行取证，是一种自主性或随意性很强的行为，往往表现为权利与权利的冲突，很容易出现违法乱纪和侵犯人权的情况。因此，在反窃电工作中依法取证是遵守法制的一种表现。在实际的用电检查中供电企业应依法配备用电检查人员。用电检查人员应当熟悉与供用电业务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技术标准和供用电管理制度，并经相应的资格考试合格后，持《用电检查证》上岗工作。用电检查人员实施用电检查前应当按规定填写《用电检查工作单》，方能赴用户执行查电任务。用电检查人员进入用户的用电现场依法进行用电安全检查时，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示《用电检查证》。用户对用电检查人员依法履行职 责，应当给予配合。只有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用电检查，是确保查处窃电行为合法的重要前提。在查处窃电行为中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调查研究和分析问题，从而得出正确的认识和结论。用 电检查人员在进行用电检查中，不能凭想当然，不能主观臆断。即使是经营特别丰富的用电检查人员，也必须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根据现场的情况，从现场的细节中寻求窃电的证据。只有从客观实际出发，才能在许多复杂的窃电行为中寻的证据。我认为在查处窃电行为中，必须要克服先入为主和偏听偏信的心理。特别对于举报的案件，一定要克服这种心里倾向和偏见，客观全面的收集窃电证据，不能只收集或使用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证据，更不能为了所谓的“工作需要”而弄需作假，甚至是制造或使用虚假证据。目前，我国法定的证据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材料等七种。我认为在反窃电工作中特别要注重物证；鉴定结论；视听材料四种证据。物证是以其内在属性、外部形态、空间方位等存在的特征证明案件事实的物体和痕迹。现在大多的窃电行为，大多都有物证可寻，如“U”字窃电，跨越表计窃电等，都有明显的物体和痕迹。鉴定结论是有鉴定资格的专业人员和机构就案件中的专门问题向司法机关提供的结论性的意见。对于私自开启表计封印的窃电行为，表计强制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是认定窃电行为的重要证据。视听材料是以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及其其他电磁方式记录储存的音像信息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对于该类证据就要求用电检查人员，在查处窃电过程中，注重对视听材料的收集，如对现场录像、拍照的工作的开展。五、结束语上述种种，不仅要求我们的用电检查人员要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而且也需要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唯如此才能避免在对反窃电的处罚中处于被动。在反窃电工作的开展中，我们认识到该项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其中，将反窃电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是其重中之重。我党在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针。我们在查处窃电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开展反窃电工作中贯彻法制化，是一种将依法治国的思想理念转变成社会实践的活动。我相信，只有依法打击窃电的行为，才能真正打击窃电的歪风邪气，保护供电企业正常运营，最终在法律的框架下构建崭新的供用电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