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篇1
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突飞猛进的发展与进步，我国曾经出现很多次学习西方文化的现象，并且势头非常迅猛。曾经有人在对西方文化未进行正确科学分辨的基础上，随意模仿西方文化，弃中国传统文化于不顾。从节日习俗上来分析，在中国，很多人痴迷于国外的情人节、圣诞节，无论这些节日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随意拿来便进行模仿，致使传统文化遭到巨大的冷落，无人问津。随着最近几年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进步及迅猛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不断地回归，譬如：我国在2008年主办的奥运会开幕式当中，成功地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优秀的四大发明、无数、中国吸取、皮影戏、古代音乐等，开场戏《击缶而歌》向全世界介绍了我国传统的贵宾迎接利礼仪，展现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独特含义。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传统节日与以往的春节一样共同作为中国法定节假日。这对于我国优秀民族文化的弘扬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学习汉语的巨大浪潮，随后，孔子学院在很多国家相继创建起来，这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目前的传统文化大环境当中，高等院校教育工作人员有责任有义务将发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古代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构成部分，走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行列。为此，高效教师要义不容辞的把古代汉语教学课堂作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履行作为一名中国人的巨大义务与责任。
三、古代汉语教学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一）改变教师教学理念对学生实施正确引导
在以往的古汉语教学当中，教师只是将古汉语课程作为学习其他语文知识的一种工具，在目前的教学革新之后，教师需改变以往传统的教学理念，要下意识的引导学生。譬如，在论语教学的过程当中，老师可以综合实际情况，让学生能够真正地去体会到古人为人处事、教育教人的高尚道德。对学生背诵古诗词上进行严格的要求，增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力度，同时可以综合中国传统节日，将传统文化思想逐渐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二）选择优质的教学内容
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讲到:“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仁义礼智信、真善美的发现是通过我们对古汉语文学的学习过程中慢慢挖掘出来的，所以，在进行古代汉语教学过程中，选择优质的教学内容非常关键。
（三）教学方法的革新
古代汉语教师不可一如既往的采取一种传统的教学方式，要做到根据时代的变化及教学实际情况的需求，进行多元化的教学。认真组织每一次的古汉语教学内容，重视民族文化精神的弘扬。譬如：采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方式、文化解读的教学模式，将古文字、诗词以生动形象的图片或者动画真实地展现出来，便于学生理解及加深学习印象，从而激发对古代汉语学习的兴趣。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篇2
城墙,作为古代社会的军事防御工程,它与城市的兴起及发展本身并不存在着联系,但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城市自产生之日起,城墙就与之相伴。据相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城墙在我国起源很早,它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中后期。从“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夏鲧筑城”等文献记载的黄河、长江流域考古发现的古城址,都充分地印证了城墙在我国起源很早。伴随城市的出现及发展,城墙更是作为城市的显著标志而存在,成为我国古代社会城市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不仅圈定了我国传统社会城市的范围,同时也规划了我国城市的基本面貌。
在中国古代社会早期,城市大多是作为政治中心而产生的,而与其联系密切的城墙在我国最初则是出于军事防御的目的,《墨子•七患》中所言“城者,所以自守也”,则诠释了中国古代社会早期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同时,一些西方学者也认识到了城墙在社会中的功能,如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墙的作用无非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军事设施,另一个就是对城里的居民的有效统辖……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城墙则突出了城里人同城外人的差别,突出了开阔的田野同完全封闭的城市二者的差别；开阔的田野会受到野兽、流寇和入侵军队的骚扰,而在封闭的城市中人们则可以安全地工作和休息,即使在战祸时期也如此。”正是城墙所拥有的这种军事防御功能,使得其在中国古代社会显得尤为重要,并为统治者所重视,也使其与古代社会城市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来的历朝历代,带有城墙的城市仍旧是社会发展的主流。可以说,城墙伴随了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国很难把城市与城墙的关系割裂开来的原因。
正是基于城墙同城市的这种密切关系,使得城墙在中国古代社会拥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城市的显著标志,它吸收并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建筑之一。因此,值得对中国古代城墙所蕴涵的传统文化进行论述。
1 古代城墙体现的制度文化
在我国古代社会,城墙所圈定的范围为城市的范围,也就使得城墙的规模大小可通过城市的规模来体现,而人口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反映出城市规模的大小。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筑城最多的历史时期之一,城市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以当时各诸侯国的都城为代表,如临淄、邯郸等。这个时期筑城高潮的来临及城市发展较快这种情形的出现,不仅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关,也与各个诸侯国出于军事的防御目的,极力扩大城市的规模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春秋战国时期,城池的军事防御功能极为明显。同时,各诸侯国要固守自己的土地,也必须拥有坚固的城池,而衡量城池坚固与否的标准不仅仅是指拥有高大的城墙,古代社会“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的情形,使得人口的多寡往往也是保证城池坚固的重要的因素。发展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可以吸收更多的民众来此居住,在统治者急需时,可以紧急地把民众抽调出来作为兵力,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在《史记》中记载了当时苏秦游说齐宣王的一段话,“临淄之中有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已二十一万矣”。纵论这则记载有误差,但是这种误差也不会太大,否则其所言就没有说服力。一个城市拥有如此多的民众,在“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时代,无疑会加强都城的军事防御能力。齐国这种加强城防的办法,在其他诸侯国同样适用,使得该时期出现了许多以都城为代表的大城市,这些城市的规模都比较大,也就是说,这些都城城墙的规模也比较大。然而在秦汉之后,如此数量之多、规模较大的城市,除了都城之外,已经很少了,不可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提并论。并且原先大城市的规模都有缩小的趋势,都城的规模成为了一枝独秀,这也就使得城市规模的发展呈现出一种不均衡的状态。在后来的各个朝代,都城的规模往往是发展得越来越大,而其他的城市的规模往往是发展得较小,鲜有超过都城的规模。如秦统一后,定都咸阳,“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这个人口数量相当大,若一户按五口计,仅这次迁移的豪富就有60万人,更不用说咸阳原先的人口了,而秦汉以后,县的辖区趋于稳定,且人口大约也只有三五万人,可见都城与其他城规模的差别之大。
先秦时期的大城市的缩小、衰落,与秦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这些大城市被毁于战火及其统一六国后,下令“坏诸侯之城”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大城市的缩小也与秦统一之后,统治思想发生变化有密切的关系。秦统一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封建统治,各个城市的规模都严格的按照都城、郡、县城的等级观念来重新排列,也就使得后来城墙的规模都有了等级的差别。这种封建的等级思想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历朝历代,这充分地体现了封建社会对城墙规模的一种制度性规定。
在中国历史上,城墙所圈定的范围为城市的范围,这就使得城墙的形态便是城市的形态。在我国,城墙的基本形态为方形城墙,但也有不规则形、圆形等城墙。由于城墙的形态受自然环境、社会因素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城墙的形态在我国各个地区也是不同的,但在城墙上所开城门的数量及方位,在封建社会则有相应的制度,有四门、六门、九门等,这些城门也都是按照方位来进行设置的。县这一级别的城市在城墙上往往开四门,而在四门以上的城市多为省城、府城等,只有都城才能开有九个城门,城门数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传统社会城市的等级差别。从某种意义来说,城门数量的多少和城墙规模的大小一样,其中都蕴涵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 古代城墙体现的农业文化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统一封建王朝建立的时期,这一时期全国范围内郡县制的推行,使得秦汉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筑城的高潮之一。秦在尚未统一六国之前,便有了“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秦统一之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有效统治,打破各个地区之间的闭塞状态,同时也意在打击六国的旧势力,消除这些旧势力想依托原有的城郭以达到反抗秦国目的,秦始皇下令“坏诸侯之城”。秦始皇在下此命令的同时,又在全国推行郡县制。郡县制推行,使得全国范围内又重新开始修筑新的城墙。汉朝在统一后,继承了秦代的制度,且于汉高祖六年,刘邦下令“令天下县邑城”,使得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筑城的高潮,这次筑城高潮不仅使我国城市的发展与城墙的修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也使得带有城墙的城市成为了人们居住的基本形态。人们的居住环境被圈定在城墙之内,使得人们的生活开始与城墙密切相关。我国传统社会是以农业立国,以农为本的社会,从战国中期开始,我国北方地区从以农业为主、牧业为辅且经营其他产业的经济格局,转变为单一的农耕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在社会的发展中奠定以后,农业文化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都有可能打上这种文化思想的烙印。长时期居住在带有城墙的范围之内,使得人们对城墙有了新的认识。
秦汉时期,由于受农业文化的影响,人们也自认为农业文明为先进的文明,不以耕作为主的文明也是落后的文明,使得在一些文献记载周边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时,把城墙的存在与否也看做是衡量文明程度先进与落后的尺度。在《史记》中所论及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汉书》中记载着淮南王上书汉武帝不用对闽越国用兵的话,“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都无不体现了这一点。从中可以看出,生活在城墙里面的人们自感优于生活在没有城墙的周边少数民族,带有城墙的居住形态已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心中。可以说,人们已经把城墙作为农业文明区别于游牧或其他文明的一种标志。
人们生活在带有城墙的范围之内,使得他们的活动空间缩小,随着朝廷所推行的“里坊制”的出台,更让人们的生活空间缩小,变得更加封闭。在“里坊制”下,居民区和市场都是固定的,在城市里,一般只有两个市场,并且圈有围墙,在居民区设里坊。这种“里坊制”在我国推行了二千多年,直到清末才被彻底的废除。虽然“里坊制”下的城墙在宋代开始被打破,人们的居住环境开始从层层的城墙包围中逐一地解脱出来,但由于长时期的生活在带有城墙圈定的范围之内,使得人们还没有完全地摆脱城墙对其生活的影响。这种城墙的存在,不仅强化了城市的政治功能,使得城市的经济等其他的功能减弱,而且还限制了人们的活动及商品交换贸易的发展,严重地阻碍了私人工商业的发展,这是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有效措施之一。从中可以看出,城墙不仅是一座建筑物,而且还明显地带有统治者的统治意识,体现出封建社会统治者所采取的那种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农业文化思想。
3 古代城墙体现的四方文化
在我国传统社会的城市中,由于城市大多都筑有城墙,城墙所圈定的范围就是城市的范围,城墙所展现的形态也就是城市的基本形态,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一理论构成了我国古代社会城市布局的主要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早期,因城墙大多为板筑而成,也就使得城墙大多以方形结构形态展现出来。这种四方城的形态结构的流行,也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所认为的“天圆地方”的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圆也？精气一上一下,圆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圆。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主执圆,臣处方,方圆不易,其国乃昌”。这种“天圆地方”的观念,不仅迎合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伦理观念,而且也符合古代社会人们对地理知识不甚了解的实际情况。很显然,其对古代社会在筑城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秦至明清时期,方形城墙为我国传统城市修筑城墙的规范,并且在全国实行。虽然方形城墙这种形态为筑城的规范,但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城墙的形态还要根据自然环境条件以及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程度而定。首先,城墙的修建要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在我国北方地区,尤其黄河流域,由于平原广布,地形平坦,这就为方形城墙的修建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因此,在北方方形城墙的形态为筑城的主要形态；而在南方,由于丘陵、河流众多,地势崎岖不平,城墙在修建的过程中主要是依山傍水,使得城墙的形态多为不规则形。其次,城墙的修建还要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北方,由于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较深,使得在无形之中也有一种规范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活动,这就让人们在修筑城墙时,不仅要考虑当地自然环境条件,还要考虑人为因素；而在南方,虽然也要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还难与北方相比拟,因而,在修筑城墙时更多的是考虑自然条件。
自然地理条件及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使得我国南北方城市城墙的形态存在较大的差异,但这种形态上的差异也只是城墙的形状不同而已。在中国传统社会,不论是方形城墙形态,还是圆形、不规则形的城墙形态,其城墙上城门的设置都是按照方位来开四、六、九门。由于在中国古代社会,城市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建城之前要考虑多种因素,如地形、水陆交通等条件,而水陆交通条件作为中国传统城市选址所需考虑的因素之一,其便利与否,不仅关系着城址的选择,而且还关系着该城市能否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不仅能够方便中心城市与各地之间的联系,而且按照方位来开设城门,使得中国的传统城市能够在交通便利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一个地区作为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的作用。也就是说,不论是城墙上城门设置的方位,还是城门设置的数量均不受城墙形状的影响,都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四方观念。
4 结 论
城墙,作为古代社会军事防御的产物,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其军事防御的功能逐渐地失去往日的风采,特别是中国步入近代社会以来,它的功能和作用更是已经消失,并且被人们大量地拆除,使得在现今社会的我们在许多的城市中很难寻觅到古代城墙的痕迹。然而,城墙作为我国传统社会城市的主要标志和象征,其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在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其记载了城市的历史变迁,并且吸收和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处处都能体现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已不再单单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建筑物,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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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篇3
龙凤图案是中华民族服饰最富有特色的纹样之一，它不仅积淀了深厚的华夏文明，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在中国古代，龙凤图案一直是皇权的专用纹样，成为权力的向征。
龙凤纹样在服饰中的运用超始于殷商时期，造形抽象怪诞；至春秋战国，龙凤纹样变得富有生气，并开始与皇族文化相融合；发展至唐代可谓繁荣期，龙凤纹样华丽精致，杜甫《秋兴八首?其五》“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描写的就是皇帝服饰中的龙纹图样，生动形象。此后历代君王都以龙纹作为帝王服饰的纹样，且形式多变、造形丰富。凤凰作为帝后服饰中的图案，也是身分和地位的象征，与皇帝的龙纹相呼应，不仅体现在服饰的刺绣上，也体现在女性的头饰和发饰上。唐宋以后，男性官服上也出现凤凰图纹，成为权力高低的象征。
龙凤纹样在服装中能经久不衰的运用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也蓄藏着浓厚的中国味，深受人们和外国友人的喜爱，表达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幸福未来的憧憬，对吉祥的渴望和世代相传的祝福，“龙凤呈祥、龙飞凤舞、云龙凤虎”等等都寓意着美好的事物，这是千百年来根深蒂固于人们思想中的印记和传统理念。直到现代，龙凤图纹仍然是中国服饰中的重要纹样，在服饰文化的对外交流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服饰色彩的差别、彰显封建等级和时代审美趣味
服饰色彩差异最为明显的应属古代官服，官服的色彩象征着官员品级的大小高低。官服以颜色分级别始于唐代：三品以上官服为紫袍，五品以上官朋为绯袍，六、七品官服为绿袍，八、九品官服为青袍。白居易《瑟琶行》：“江州司马青衫湿”表达的是仕途不济的悲伤心情，官位级别低下。
虽然历代的官服在形式和色彩上可能会所不同，但是其内涵寓意都是如出一辙，即体现着儒家的等级思想和忠君效力的的理念，这是传统文化理念在服装色彩中淋漓尽致的体现和运用。
服饰中的色差不仅是封建等级的坐标指向，也是社会审美趣味的反映。例如唐代文明开化、繁荣多元，其服饰色彩也是丰富多彩，形式多变新颖，有明显的外来文化和民族多元化的特性；而宋代崇尚文治，其服饰色彩与唐代相比，款式缺乏创新，色调趋于单一，有向质朴、洁净、自然方向倾斜的趋势。可见，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服饰色彩也有考究，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文气息。
三、服饰布料考究细致、反映社会地位和宗法制度
以古代丧服制度为例，丧服是指在血缘关系网中一人死了，有关系的人应遵守规定用特定的服饰以志哀悼。[1] 服制分为五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和缌麻，各等级服布料有所不同，如斩衰服以粗麻布制作，不缝下边，是最亲近人应穿着的丧服，如子女为父母服丧、妻为夫丧；大功以粗熟布制作，是关系稍远一些的人穿着的丧服，如妻为夫之祖父母服丧等。它体现的是古代宗法原则，“亲者其服重，疏者其服轻”的传统思想得到应证，是儒家的礼仪制度与宗法制度的结合。
同时，布料还是不同身分和地位的象征。古代平民百姓、奴仆穿的都是褐、布衣。褐是粗糙的麻、毛编织品，布则比褐细致一些，成为平民百姓的衣着布料。《诗经·七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描述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的生活，是贫贱者的常服。而达官贵人的服饰布料多是绫罗绸缎、丝帛锦绢。《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眼中的王熙凤，对其服饰有重点描写：“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关翡翠撒花洋绉裙。”把富贵显达的身分表现得恰如其分。
四、玉佩作为服装配饰、体现文人雅仕的高端品行
服装的配饰是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含有画龙点睛之笔的作用。与现代人们的装饰物不同，古代人常以佩玉为装饰，这与古人的理念思想和玉本身的品性密不可分。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篇4
一、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谈起
我们到的教学材料表明，古代汉语这门课，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时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各有不同。据王力先生说，“有的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话，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学者们重新考虑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以提高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从.此，古汉语的教学改革开始，并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从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编写并出版适用于全国高校文科专业的第一套古汉语教材以来，古代汉语课有了较为确定的内容，即采用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结合的原则，并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古汉语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从此，古代汉语课程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教学目的，即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培养这一能力就是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等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以上这些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知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观照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其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本身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
我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内涵包括睿智的哲学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辉煌的文学艺术、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诸方面。古代汉语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它的内容就是以上传统的优秀文化内容的复合体。现行古代汉语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为参照，学者们或采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原则，如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振家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或主要突出文选和通论两部分，如易国杰主编的《古代汉语户。但他们的教材都彰显了我国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例(以下简称王本)，仅就文选部分和通论所承载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加以讨论。
王本《古代汉语》在文选部分选取了《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经典的史学作品，还有《诗经》、《离骚》、唐宋古文、唐宋诗词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作品(尤其是正统的儒家作品)，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古代汉语教材的课文中比比皆是。有反映个人修养的，如《论语·学而》，讲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作为古汉语的教学内容，必然使学生通过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与学关系的，如《礼记·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一观点到现在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论语 ·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叹息时所说的话，意思是个人对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人不能逃避现实。另外教材所选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其中的名言:“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体现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忧，后于人乐的传统道德观念。以上这些都是古人优秀的品质，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可使学生受到熏陶，起到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通论是现行古汉语教材都非常重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王本《古代汉语》“通论”涉及到文字学、训沽学、音韵学的诸多内容，还涉及到文体、修辞等语言学知识，古代的姓氏名号、车马宫室、职官、乐律、天文历法等丰富的文化知识。以文字学知识来说，包括“汉字的构造，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等内容，给我们揭示了汉字和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汉字的书体有甲骨文、金文、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对学生来说，从汉字人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我国历史上对汉字较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可以说汉字本身及许慎依据汉字形体结构阐释字义的过程，都积淀着丰富的古代传统文化信息。《说文解字》通过说解汉字展示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陆宗达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的科学、古代医疗学、社会制度等，包括范围很广阔。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已经不单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古汉语知识学习，而是观照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识空间扩大了很多。
还有一些关于古代的姓氏名号、服饰、车马、宫室、天文等方面的内容，给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就更大了。比如，我们通过学习“古代的姓氏名号”，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称字”，所以，称别人的“字”以示尊重。我们知道了古人还可以有“号”，如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还有谧号，而溢号往往根据此人生前品行业绩而定，如陶渊明溢号“靖节先生”，显然是依据其高洁之行得来的。学了天文律历，我们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将音乐中的十二律对应岁时的十二月，再读陶渊明的《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就知道“律中无射”实际指的是9月份，是用乐律名称表达时序，因为“无射”刚好和“季秋”时节相对。学生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接纳、传承的过程。
三、当前的文化大背景决定了古代汉语课堂应该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曾一度出现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势头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论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不顾。就拿节日习俗来讲，人们迷恋于“圣诞节”、“情人节”，不管是否符合国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乐意“拿来”，使传统文化备受冷落。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传统文化有了回归的趋势。如，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四大发明、中国画、武术、中国戏曲、皮影戏、古代音乐等等。开场戏《击击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古老而热情的迎接贵宾的喜庆仪式，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意蕴。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传统节日和春节一同作为法定假日，这将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因为中国每个传统节日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还有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留学，“孔子学院”在许多国家的建立等，都为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为高校的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加人到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更应该走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队伍的最前列。从这个方面讲，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应义不容辞地将古状汉语课堂作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四、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教师是严峻的挑战，不仅要求古汉语教师要有专业献文化素养，还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我们所说的“专业的文化素养”主要指古汉语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还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面，对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天文、教育、哲学、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进行古代汉语教学。“好的教学方法”贝组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或者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唤起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导他们去探究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加人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的队伍中来。具体来说，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如讲到《论语》时，教师应结合现实，引导学生感受古人为人处事的准则、教书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篇5
一、儒家礼教等级制与中国古建筑
儒家建立了一整套等级森严的伦理规范，直接影响到传统建筑的布局、造型和色彩等方面。
中国古典建筑多以中轴线布局，主建筑为中，次要建筑在两侧，左右对称，以众多的单体建筑有序的组成一组建筑群体。这些单体是以中心建筑为核心，布局有严格的方向性，等级分明，层次清晰。其组成的方式是严格按照儒家“尊卑有序、上下有分，内外有别”的思想。纵向以北为上，东西为下，横向结构以左为上，以右为下，居住方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中国古代建筑造型也都带有浓厚的等级色彩，对内外檐装修、屋顶瓦兽、梁枋彩绘、庭院摆设、室内陈设都有严格的限定。如中国传统屋顶就分九级，其中以重檐庑殿顶级别最高，只有皇家和孔子殿堂才可以使用，其次为单檐庑殿、单檐歇山顶，再次是悬山顶、硬山顶、卷棚顶、攒尖顶、十字脊顶、?顶、盔顶。硬山顶等级最低，根据清朝规定，六品以下官吏及平民住宅的正堂只能用悬山顶或硬山顶。
中国古代建筑对建筑物的装饰色彩也有等级划分，总的来说以黄色为尊，其下依次为：赤、绿、青、蓝、黑、灰。宫殿用金、黄、赤色调，而民居却只能用黑、灰，白为墙面及屋顶色调?2。
二、道家“天人合一”思想与中国古建筑
老子提出“天人合一”观点，认为人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主张顺应自然。这一观念同样影响了建筑的聚落选址、总体布局、室内外环境设计布置，直至取材及营造技术各方面。
中国古代房屋以“负阴抱阳、背山面水”为选址的基本原则和格局。古代风水学中，认为山体是大地的骨架，也是人们生活资源的天然库府，水域是万物生机之源泉。背负高山，面对江河，坐北朝南，享受最充足的阳光，是修建房屋的最佳的位置，这也体现了人渴望与自然相融合，从而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的居住环境。?3
“黄帝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古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所生成，由此决定了宇宙万物无不包含着阴阳的对立统一。“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纽。”（《黄帝工经》），阴阳是生命的核心，住宅是生命的载体，中国民居正是以阴阳合成的观念，塑造了以院落为中心和单元的基本平面格局，建筑空间外为阳，内为阴，高为阳，平为阴，屋宇为阳，院落为阴。在房屋室内设计中，院落承接阳光雨露、日月精华，纳气通风，具有“通天接地”的功能。以过厅、穿堂把院落和室内联在一起，由于木结构框架系统的优点，使墙不承受上部结构的压力，就可以任意开窗，特别是在南方，通向庭院的一边，常常开满一排落地长窗，一打开，使室内外的气流完全贯通。在密集的居住状态下，成功地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合理地解决了日照、通风、保温、隔热、反光和防噪等等问题。
在取材方面，中国的古建筑是唯一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木材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天然的，还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返朴归真、回归自然、融合自然的心理需求，木材较之石土更具有生命力，它本来就有自然的纹路，而且坚韧，便于加工，适合做房屋的各种构件，这还很好的和中国中庸的传统思想相契合。
中国古建筑的外部造型也尽量表现出与自然协调的意念。他有虚有实，轮廓柔和，曲线丰富，在稳重中呈现出一定的变化。在建筑空间上，不像西方建筑那样用超尺度的高大、空旷来表现建筑的庄重和神性。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坚持有节制的人本主义建造原则，即是以人体尺度为原则，既要求“大壮”，又要“适形”，建筑高度和空间控制在适合人居住的尺度范围内，具有初级的人体尺度思想，即使是皇宫、寺庙等建筑也常用小尺度的“院”不断有规律的衍生来产生雄伟建筑群。而且建筑造型和高度还会考虑周边环境，通过跟自然的借用，即是“托体同山阿”，使建筑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也是“天一合一”思想的最好体现。
在建筑细节营造上面注重精致、隐借，不刻意加以装饰，以图案的美化和线条的丰富来柔和建筑造型，而这些构建在建筑结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运用得非常灵活和巧妙，它不但具有造型、装饰的多重功能，还起到增加屋檐伸出的长度，缩短梁枋跨度，分散节点处的剪力。此外，用各种吉祥富贵的图案，浓烈色彩绘制的梁柱，与白色的台基相衬托，具有浓重、鲜明的对比感，营造了建筑庄重、大气的氛围，其实它还承载屋面荷载，具有抗地震的功能。还有硕大的屋顶有着漂亮的曲线和轻巧多姿的翼角，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向看都是曲线的，给予建筑一种柔美的自然之态，使之与山水林木等自然环境形成了和谐统一。
三、民俗文化与中国古建筑
早在殷周青铜时代就开始出现了显示贵、服、吉、利的厚禄，功名、得子、迎福、纳祥、聚宝、生财的福气，以及长寿、成仙等主题的建筑装饰图案。中国人民发挥聪明才智，使象征手法在建筑装饰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比如龙为神兽，它成为了帝王的象征；狮子被称为“百兽之王”，于是就成为威武、力量的象征，在民宅中常用于驱邪镇宅。古建筑对屋顶、门窗、铺地等部件都十分考究，在不同部件上绘制不同寓意的图案，既美观又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图案和建筑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综上所述，中国的古代建筑不仅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见证，也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最主要的载体。它充分体现以“礼”为国家文化精神核心，强调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更表达了人们对美好愿望的期许，通过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建筑的影响，挖掘中国古建筑的文化内涵，促使现代建筑吸取中国古建筑的精华，为今所用并继承发扬，使中国传统建筑体系能焕发新的生命活力。（作者单位：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篇6
中国是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文明古国，曾产生了灿烂的法律文化。中国古代法源远流长，称得上世界上最古老、最持久的法制之一，排列整齐的法典，卷帙浩瀚的文献，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现象自然不能以法律不发达，社会发展处于低级阶段等理由来解释。中国古代，亦有过著名的儒家与法家关于法治与人治的争鸣，然而儒法关于法的分歧只是态度问题，而非理解问题，即都将法理解为统治社会的工具。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儒法能够合一了。[1]与此相反，古希腊罗马将法看成是一种全社会的调节器，一种确定权利义务的尺度和保障权利的手段。中国古代法只是刑，是镇压手段，暴力工具。法律所及之处，没有纯粹的私人事务，一切都与国家有关。这就是，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法律传统的差异。
一、法与法治的含义
（一）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对法的理解
在古代中国，与法有关的字有刑、法、律，从古代文献来看，对于法，三代时称刑，春秋战国时称法，秦汉以后称律。称谓上虽有不同，其内涵却未曾变化。从中国古代法的产生过程来看，其来源于氏族之间的征伐。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正是由战争强化的权力和族长传统相结合所产生的。这种国家产生的模式与恩格斯所说的完全不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毁灭，就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力量就是国家。”[2]这种基于氏族与战争产生的国家，客观上要求一种严密的上级控制系统。首先，国家的产生不是以氏族组织的瓦解为代价的，相反，它保留了原有的血缘关系。其次，国家权力并不表现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而是裸的族姓之间的征服和统治。
与中国法产生迥异的是，古代希腊罗马国家与法律肇始于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古希腊国家的产生得益于社会分工的扩大，以及在此基础上氏族组织瓦解代之以社会集团出现的结果。我们熟知的梭伦立法，即是由于贵族与平民两大集团的激烈争斗，导致矛盾已经激化到了必须寻求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否则两大集团可能同归于尽的地步。古代西方法是社会妥协的结果，而不是任何一方以暴力无条件地强加于对方的命令。亚里士多德曾言：“任何力量，只要它能通过共同的政治行为以促进和维护社会福利，我们就说它是合法的和合乎正义的。”[3]后世的西方学者则完全基于亚氏理论，宗教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说，“法是借以调节人类行动的理性的某种命令，法是人类赖以导致某些行动过和不做其他一些行动的行动追责或尺度”。
（二）法治是一种形式
在西方，法治永远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从古希腊到近代法国、英国，再到现代美国、瑞士，法治理论的含义经历了极大的变迁，然而，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和古罗马的法律，可以为西方近代国家所继承，后者又可以为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现代化国家所借鉴，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这些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形式合理化。以此，不能不说，法治理论具有某种一以贯之的内在品质。法治，主要不表现在内容而在形式方面。所谓法治，恐怕首先应当理解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一种秩序类型。[4]
二、欧洲及日本的专制时代
翻开西方的历史，我们不仅同样的看到血腥、残忍，即便是今人所称道的法律，也未必就是那么的至上与神圣。在西方历史上，从罗马帝国一直到洛克以前的英国和孟德斯鸠时代的法国，二战之前的德国，欧洲政治的基本格局是专制统治居于主导地位。在展开对西方专制统治的研究之前，有必要对欧洲文明史做一粗浅的梳理。在经历了古希腊罗马的城邦文明之后，西方社会遭遇了奥斯曼帝国的入侵，战乱和劫掠几乎夷平了所有古代城市。西方城市文明所体现出的权利观念和法律意识亦告消失。自此，欧洲进入了与黑暗、愚昧相伴的漫长的中世纪，直到11世纪，随着海上贸易的发达，城市和商业方才逐渐复苏，与此相伴的则是专制国家的盛行，在欧洲即将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前后的一百年里，先后出现了一批专制的政治国家。如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
在西方的历史上，我们看到罗马帝国时期，皇帝敕令成为最高的法律渊源，“君主不受法律约束”，“为君主所喜之物具有法律效力”。中世纪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一个穷兵黩武的国王，强大到可以宣称“朕即国家”。我们也曾记得13世纪嚣张的英王要求议会通过征税的法律。如果这些都可以认为是发生于启蒙运动之前人们愚昧的年代里，那么19世纪产生的民族统一国家德国、意大利则将专制统治推向了高峰，要了解德国的法制对社会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看看我们的民法，你就知道了，然而德皇威廉一世及其继承者则毫无疑问的不喜欢受到法律的限制。对于意大利，看看马基雅维利的《利维坦》就可知晓一二。
法律为者所制定，依靠国家力量而推行，这种观念在19世纪以后颇为流行。这些反映在理论上，则表现为标志法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分析法学派的形成。分析法学派认为法是者的命令，借强力推行，所以它强调意志与强力。
日本的情形与中国极其形似，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期，这大概是中国人救亡图存的道路上效法日本的原因。在被列强打开国门之前执行锁国政策，可以说，由于其海岛国家的地位，日本历史上只受到过成吉思汗的短暂军事威胁，日本是一个极其封闭的国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同样深刻的国家，在经历了明治维新之后逐渐的也走向了法治。
三、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法律文化传统的差异
中国与古希腊罗马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法制状况，虽就发展形态上讲，他们都是发达的，但最终的命运却截然不同。二者的差别是本质上的，仅有时间的延续，量的积累，永远不可能走到一起。
（一）法律起源上的不同
法律起源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法律的内在品质，正是这种起源上的差异，影响了各自后世法制的发展。中国的古代法起源于氏族征伐，人民将法律理解为刑，这已如前述，与此相比较，盛行于古代希腊、罗马国家的法则产生于平民与贵族间的冲突。其人民的法观念相对温和，内涵也更丰富。这多半是因为古希腊和罗马人面对的问题与我们祖先要解决的问题很不同。他们那里没有中国惯常见到的氏族间的征战和压迫，却有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这些集团主要是根据利益而非种族、姓氏来划分的，他们寻求的只是社会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而不是族姓之间的统治和压迫。这样他们就有可能找出某种中间道路，以妥协的方式解决一些基本的社会矛盾，仿佛是订立一项“社会契约”，是大家共同遵守条款，和平共处。西方古代社会贵族与平民的斗争，结局往往如此。自然，维护这种局面需要一套各方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一个“中立”的权威。
（二）法律与权力的关系
在前述的特定时期，欧洲同样经历了专制统治。然而西欧国家都走向了民主与法治，并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所效仿。我们必须看到，柯克大法官所做出的斗争，及他所引用的布莱克顿的名言，“国王在一切人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我们亦必须看到长老院与法国国王的对抗。换句话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观念里普遍认为所有人都应受到法律的约束，即便在国王专制的年代里，因为法律是全社会订立的一个契约。与政治体制相比，文化条件是先在的、决定性的，政治结构不可能超出文化条件所提供的范围。
伴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而来的文艺复兴，首先复兴的便是罗马文化。罗马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私法文化。换言之，罗马文化受到了罗马法的洗礼，处处渗透着私法的精神。西方近代法制的建立，除资产阶级的历史要求之外，经中世纪发展整理的罗马法和习惯法以及中世纪的海商法都是重要渊源，而法律文化的渐进性尤为明显。罗马法研究的恢复，其结果首先是在欧洲恢复了法的意识、法的尊严，法在保障社会秩序、使社会得以进步方面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海上贸易的发达孕育了极强的契约观念，而契约关系意味着个人意识的发达。所谓个人主义，作为家族主义或团体主义的对立物，是一种自主人格的主张。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独立存在和价值，而且对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
四、宋朝法律传统考察
古代中国虽不曾有类似于古希腊——罗马或欧洲中世纪城市平民那样的社会集团，没有同样的平民与贵族的对抗，更没有由这种冲突对峙中产生的政治、法律和道德意识，然而，在文化、科技、商业高度发达的宋朝同样优良的法律传统。以下，笔者即从法治实现必备的契约关系和政治自由出发，简要分析。
（一）契约关系的发达
有的学者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达归结为法律文化的发达，具体表现为法律所引起的社会关系领域的变革，即人际关系的契约化。在笔者看来，西方近代社会的繁荣，乃至整个经济和科学的发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商业的繁荣。西方近代的法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商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同样的城市文明、商业繁荣和海上贸易的发达，也见于宋朝时的中国。当时，海上丝绸之路颇为发达，海上贸易物品、范围极为广泛，以此为宋朝统治者带来了丰厚的税收。军事上羸弱且国土面积狭小的宋朝，不仅每年要向西夏、辽、金等国进贡大量的岁币、物品，还供养着中国历史上最多的官员并保持着历史上最多的常备军，这在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是商业的繁荣，而仅仅依靠人头税和地租，人民将不堪重负而爆发起义，而我们看到的则是清明上河图所展现的繁荣景象以及社会的稳定。正是商业的繁荣，催生了宋朝货币经济和契约关系的发展，而这些都有利于培养人民的平等意识。
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而以商品为交易对象的商人自然是最具有平等精神和个人权利意识的阶层。契约关系首先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表现，是构成现代生活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最基本形式。
（二）政治自由的实现
法治的最低界限是政治自由。这里所谓的“最低界限”的真正含义，是说，法治的核心问题是自由问题，而且真正有效的自由必须以法治为前提。归根到底，自由不过是一种稳定的期待。[5]在中国古代，自然不具有法律至上的观念，在中国同样具有至上地位的是礼，表现在对祖先的崇拜。反应在政治上则是开国皇帝定下的规矩，其继任者不得更改。在宋朝，皇帝的权力虽然没有受到法律的约束，但却受到了文官集团的制约。这大体是宋太祖所立下的不得诛杀进谏的文官的“法”。在宋朝的历史上，虽有政见不同而被贬职者，但不曾见到一位文官因为进言儿被处死。官员在得到这种稳定的期待之后，自由之风逐渐盛行。政治上的自由，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科技的发展，进而影响了社会风俗的开化，社会的开化反过来又促进了政治文明的发展。
我们今天所呼吁的契约意识和言论自由，早在1000年前的中国就已实现，此时我们最有可能不受外力压迫的走向法治，然而历史常常因为一些巨大的事变而断裂、终止或者转向。在宋朝被蒙古军灭国的时候，我们的文明也倒退了。
五、结语
任何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缺陷。在最最辉煌的成就后面，往往留下无可挽回的“败绩”，就好像某个器官的过分发达，抑制了其他器官的正常发育一样，终于使他变得萎缩和畸形了。希腊法的悲剧、罗马没有底蕴的哲学等，我们也不能苛求自己的祖先。5000年历史沉淀下来的不仅是国粹，还有糟粕。如今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法治都是必选的现代化模式，换言之，法治已经成为各国的传统。新中国的法治注定要在这种文化冲突中曲折发展。
参考文献：
[1] 梁治平.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个文化的检讨[A].法辨[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52-154.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篇7
一、企业管理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解和把握
企业管理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它不仅是一门纯粹的技术科学，更是一种文化，尽管中国古代学者并没有正式提出过企业管理这一概念，但其思想却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例如，“以人为本”“贵和尚中”理念等，管理者应将这些积极思想应用于现代生产管理过程中，当然，传统文化中也必然有不适合现代管理的思想，比如平均主义思想，重传统轻创新等管理者需要避免或尽力消除这些消极影响。我国的企业管理还处于不成熟阶段，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理念，更需要将这些先进理念与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以便为将来形成我国自己的企业管理理论打好根基。
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1.儒家文化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而整体和谐性是中庸之道最本质的特征。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意在强调应该时时能做到适中，既无过，也无不及。
不将文化贯穿其中的管理是一种工具性，机械化的管理，而中国企业注重“情”，因此就需要不仅在技术、制度方面逐步完善，更要融入情感理念，这样才能达到更理想的效果，但是管理者更需要把握“情理”的适度。中国有许多企业人情风盛行，岗位的安排设置，职权的大小有很多取决于人情。这不仅揭示了这些企业法规制度的不完善，也阻碍了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适度应用“情理”观念，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本土企业。
儒家思想倡导整体主义理念，认为人的生存发展应该基于群体的发展，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该理念恰好是现代企业提倡的“团队精神”，并且在企业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且取得良好效果。然而集体主义观念一旦发展到极端，会对个体产生贬斥作用，对标新立异的个体产生孤立和攻击，从而导致个体对群体的畏惧和依赖心理，其结果是扼杀了个体的创新动力，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大至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组织，其领导者必须从修养自身开始，然后再去影响他人。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首先要有自己明确的价值观念，在众人思想的汇集下，形成企业的价值观，一个企业的价值观指明了企业的发展方向，决定了企业的成败。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将孟子的这个观点应用于企业中，企业的成功并非领导者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实现的，必须有其追随者的帮衬与努力。因此，企业的管理者在提升自己，获得组织成员信任的同时，也必须重视“人本思想”，体恤成员，信任自己的成员，管理者需要把企业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让成员认为企业是实现自身价值的地方，让成员甘心情愿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而努力。
2.道家文化
道家思想的主要内涵是“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是一种自然哲学，强调办事要遵循自然规律。
老子曰：“上善如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局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通过指出水的具有滋润万物却与其他事物不产生冲突的本性，旨在对领导者提出的要求，这与现代企业管理中提倡的“以人为本”有异曲同工之妙。随着全球化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管理者也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以人为本，一切管理活动必须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基础，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来维持自身人才的竞争优势。
3.《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一部兵书，其连续不断的军事战争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特点，各国倾尽人力斗智斗勇，尽显其政治，军事才华，其中的战略计谋堪称为经典。尽管三国时代军事管理与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企业管理存在很大的差别，但是其中有很多管理思想史通用的，管理者可以将三国时代的战略管理融会贯通于现代企业管理。
管理者要有强烈的求才欲，以及豁达心胸，广纳百言，融汇众智。这种理念在三国时代的军事管理中体现在多处。以曹操为例，其求贤若渴的形象深入人心，他运用各种手段网罗各类人才，委以重任。选拔人才，使用人才是企业成功的关键，管理者要善于与员工进行沟通，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得组织成员能够人尽其才，才能是企业协调运营，各方面共同发展。
企业要取得成功，必须明确目标，并集中于这一点，全力以赴，在实施计划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适当地予以激励，以便更快更好地实现组织目标。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就蕴含着保证重点，避免四面出击的思想。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首先解决重中之重，而不能像刘备那样，战线过长，目标太散，必然导致失败。
世界上最有力的论证莫如实际行动，最有效的教育莫如以身作则（塞涅卡）。企业管理者应该从各个方面做出榜样，使组织成员心服口服，甘愿追随。例如孙策在战场上一向冲杀在前，士兵纷纷效仿于他，个个奋勇，争先杀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因此，管理者如果不能有效的管理其成员，大多时候是因为他的行动不足以服众，没有凝聚力，使成员不能尽心尽力。
由上可知，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两面性。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既要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优点，实施组织化，科学化管理，又要不断地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然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及伦理理念根深蒂固，至今影响着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如果一味的照搬外国管理模式，必然会使员工产生抵触心理，因此要两者并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且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地进行创新和改革，以便能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马银春，吴学刚.读三国学管理.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 2005.120- 313.
[2]唐药隐.儒家语录.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7.43-50.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篇8
东亚大陆是地球上最大的内陆季风气候地带:一年中四季分明，冬季干燥寒冷，夏季普遍潮湿炎热，而且降雨严重不均，气候的异常和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为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而流贯于东亚大陆的两河(黄河、长江)流域受季风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较深，冬季缺雨少水，上游常年干旱，夏季则洪水肆虐，危及中下游两岸，旱涝和饥荒灾害在不同的地方连年发生。于是历史上便有了“旱魅为虐”(《诗经》)或“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孟子·滕文公下》)的说辞。生活在两河流域的人民为了生存，不停地与环境抗争，他们无意识地丰富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思想内涵，这便是体育文化根植的沃土。
两河流域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起源，当黄河、长江流域已经孕育精美辉煌的古代体育文化时，泰晤士河、密西西比河、莱茵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两河流域孕育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摇篮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以外，还有更大更多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应付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同时期欧洲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这自然形成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环境适应性特点。古代中国体育文化和其他类型的文化形态一样，都是生物因素和地理环境两者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在严酷的挑战面前，创造了独特文明的华夏先民们，在不同的生活空间里创造出了维系生存的体育文化。当我们在这里讨论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时，不得不把它的辉煌和灿烂与中国古代文明联系在一起，它们有的相互一致、相互维护甚至相互强化，共同铸就了灿烂而辉煌的华夏轴心文化。
一、“大一统”是古代体育文化的思想渊源
无边无垠的江河山川形成了古代中国体育文化庞大的社会基础，而农耕文明为其提供了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从文化形态学的视觉审视，古代农耕文化是体育文化衍生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而从农业文化的类型来看，有大、小型之别。譬如古代埃及、巴比伦等都属于小型农业国家，内部发展易于饱和，外部又不易捍御，因而体育文化的发展均缺乏创新空间。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不断演化出新的内容，而绵延迄于四五千年之久。
统一不仅是农耕文化防御强悍的北方游牧部落侵略的需要，而且为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古代独特的生存环境造成了经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创伤，这为养生文化和军事体育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要实现所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孟子·梁惠王》)。于是强身健体和军事体育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先民们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逐步形成了体育文化思想，特别是体育文化与军事文化的巧妙融合，成为“平洪水、定九州”、实现“四海一家”状态的愿望，这正是体育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汉书·刑法志》有这样的记载，“齐憨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一些强盛的诸侯国都拥有训练有素、武艺高强的军队。在转相攻伐、代为雌雄的战争环境中，相继出现了许多提倡军事体育活动的人物，如齐国的管仲(分齐国为三军)、魏国的李怪(颁布了《习射令》)等。中国古代曾出现了大规模的“封邦建国”、“分土而治”的社会政治环境，这就为体育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路径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因素。以后经诸侯之间相互“以土地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孟子·尽心章句下》)，成为促进军事体育文化发展的有利因素。从春秋战国时期大国相继称霸，率诸侯盟约“无曲防，无遏杂”、“毋雍泉，毋讫乘”(《左传·禧公九年》)，一直到秦国以“拯救黔首周定四极”为号召称霸于天下，并修筑万里长城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人侵，不断促进了军事体育文化的稳定发展。
随着历史的变迁，我国古代体育文化逐步多元化。一是以军事训练为手段，如射箭、武艺、摔跤、驭车、举重、田径、狩猎、足球、马球等;还有一部分逐步演化为社会娱乐活动，如杂技、游泳、花样滑冰、龙舟竞赛、拔河、秋千、风筝、踢毯子等;另外，如导引、气功、按摩，既是体操又是医疗保健的养生手段。这恰恰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和谐发展的思想基础。和欧洲相比较，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民族性与西周至秦国之间的封建宗法制度有着不解之缘。历史久远的古代体育文化始终无法摆脱封建宗法制度思想，在“封建”结束之后的统一国家，较之欧亚大陆其他类型的体育文化早了千余年，而且形成了稳定的思想体系。
与“大一统”相生相伴的是延续2000多年未能改变的皇权专制主义和集权官僚制度。这种特殊的封建制度和禁锢的文化思想给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造成了历史自然演进惯性、思想惰性和社会体制的顽固性，使之在遭遇到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之际进退失矩，行动艰难。“大一统”的这些不同层面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影响巨大。“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对古代乃至今天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二、“包容”与“变通”形成了体育文化的和谐思想
中国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儒学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力量，它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象征和代表。《易经》主张“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孔子曾经讲过“君子和而不同”。“和”在这里的意思是指“相辅相成”，如八音和谐、百鸟齐鸣，这都从不同层面体现了古代体育文化的包容性。然而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并没有局限于儒家思想，而是融合了法、道、墨、兵等诸子百家的思想和先后从外部传播来的体育文化思想。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在传播发展中不断汲取众多哲学思想，体现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诸道并行而不相悖”、“外儒内法”等哲学理念，使得中国古代不同民族间的体育文化融会贯通，这些哲学思想深刻地渗透到古代体育文化的每一个层面。
正是这种包容会通的精神，使得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具有了非凡的融合力。而这种文化融合力也就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多元一体的亲和力。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体育文化的融合与亲和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各民族间对体育文化的认同程度较高，这正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广泛传播的文化基础，它曾令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学者称羡不已。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与日本学者池天大作对话时这样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上、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政治、文化上同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无疑与体育文化有着不解之缘。此外，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也讲变易、变通，所谓“穷则思变，变则通”、“功业见乎变”、“变而通之以尽利”。包容和变通使中国古代体育文化通过古代丝绸之路走上了文化传播之路，一些优秀体育文化随着文化交流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当然，这种包容和变通都是有限度的。2000年间由于“心学”被定为一尊.体育文化从本体上摆脱唯心论的倾向更难以包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不能像同时期的欧洲那样致力于体育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发展出自己的体育文化体系和学科特点。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在“用”的层面上相对顺利，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的变革则一波三折、步履艰难，这自然就反映出体育文化“包容”和“变通”的局限性。
三、难以摆脱因循守旧的观念和思想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篇9
东亚大陆是地球上最大的内陆季风气候地带:一年中四季分明，冬季干燥寒冷，夏季普遍潮湿炎热，而且降雨严重不均，气候的异常和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为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而流贯于东亚大陆的两河(黄河、长江)流域受季风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较深，冬季缺雨少水，上游常年干旱，夏季则洪水肆虐，危及中下游两岸，旱涝和饥荒灾害在不同的地方连年发生。于是历史上便有了“旱魅为虐”(《诗经》)或“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孟子·滕文公下》)的说辞。生活在两河流域的人民为了生存，不停地与环境抗争，他们无意识地丰富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思想内涵，这便是体育文化根植的沃土。
两河流域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起源，当黄河、长江流域已经孕育精美辉煌的古代体育文化时，泰晤士河、密西西比河、莱茵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两河流域孕育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摇篮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以外，还有更大更多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应付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同时期欧洲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这自然形成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环境适应性特点。古代中国体育文化和其他类型的文化形态一样，都是生物因素和地理环境两者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在严酷的挑战面前，创造了独特文明的华夏先民们，在不同的生活空间里创造出了维系生存的体育文化。当我们在这里讨论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时，不得不把它的辉煌和灿烂与中国古代文明联系在一起，它们有的相互一致、相互维护甚至相互强化，共同铸就了灿烂而辉煌的华夏轴心文化。
一、“大一统”是古代体育文化的思想渊源
无边无垠的江河山川形成了古代中国体育文化庞大的社会基础，而农耕文明为其提供了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从文化形态学的视觉审视，古代农耕文化是体育文化衍生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而从农业文化的类型来看，有大、小型之别。譬如古代埃及、巴比伦等都属于小型农业国家，内部发展易于饱和，外部又不易捍御强暴，因而体育文化的发展均缺乏创新空间。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不断演化出新的内容，而绵延迄于四五千年之久。
统一不仅是农耕文化防御强悍的北方游牧部落侵略的需要，而且为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古代独特的生存环境造成了经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创伤，这为养生文化和军事体育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要实现所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孟子·梁惠王》)。于是强身健体和军事体育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先民们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逐步形成了体育文化思想，特别是体育文化与军事文化的巧妙融合，成为“平洪水、定九州”、实现“四海一家”状态的愿望，这正是体育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汉书·刑法志》有这样的记载，“齐憨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一些强盛的诸侯国都拥有训练有素、武艺高强的军队。在转相攻伐、代为雌雄的战争环境中，相继出现了许多提倡军事体育活动的人物，如齐国的管仲(分齐国为三军)、魏国的李怪(颁布了《习射令》)等。中国古代曾出现了大规模的“封邦建国”、“分土而治”的社会政治环境，这就为体育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路径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因素。以后经诸侯之间相互“以土地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孟子·尽心章句下》)，成为促进军事体育文化发展的有利因素。从春秋战国时期大国相继称霸，率诸侯盟约“无曲防，无遏杂”、“毋雍泉，毋讫乘”(《左传·禧公九年》)，一直到秦国以“拯救黔首周定四极”为号召称霸于天下，并修筑万里长城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人侵，不断促进了军事体育文化的稳定发展。
随着历史的变迁，我国古代体育文化逐步多元化。一是以军事训练为手段，如射箭、武艺、摔跤、驭车、举重、田径、狩猎、足球、马球等;还有一部分逐步演化为社会娱乐活动，如杂技、游泳、花样滑冰、龙舟竞赛、拔河、秋千、风筝、踢毯子等;另外，如导引、气功、按摩，既是体操又是医疗保健的养生手段。这恰恰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和谐发展的思想基础。和欧洲相比较，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民族性与西周至秦国之间的封建宗法制度有着不解之缘。历史久远的古代体育文化始终无法摆脱封建宗法制度思想，在“封建”结束之后的统一国家，较之欧亚大陆其他类型的体育文化早了千余年，而且形成了稳定的思想体系。
与“大一统”相生相伴的是延续2000多年未能改变的皇权专制主义和集权官僚制度。这种特殊的封建制度和禁锢的文化思想给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造成了历史自然演进惯性、思想惰性和社会体制的顽固性，使之在遭遇到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之际进退失矩，行动艰难。“大一统”的这些不同层面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影响巨大。“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对古代乃至今天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二、“包容”与“变通”形成了体育文化的和谐思想
中国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儒学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力量，它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象征和代表。《易经》主张“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孔子曾经讲过“君子和而不同”。“和”在这里的意思是指“相辅相成”，如八音和谐、百鸟齐鸣，这都从不同层面体现了古代体育文化的包容性。然而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并没有局限于儒家思想，而是融合了法、道、墨、兵等诸子百家的思想和先后从外部传播来的体育文化思想。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在传播发展中不断汲取众多哲学思想，体现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诸道并行而不相悖”、“外儒内法”等哲学理念，使得中国古代不同民族间的体育文化融会贯通，这些哲学思想深刻地渗透到古代体育文化的每一个层面。
正是这种包容会通的精神，使得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具有了非凡的融合力。而这种文化融合力也就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多元一体的亲和力。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体育文化的融合与亲和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各民族间对体育文化的认同程度较高，这正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广泛传播的文化基础，它曾令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学者称羡不已。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与日本学者池天大作对话时这样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上、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政治、文化上同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无疑与体育文化有着不解之缘。此外，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也讲变易、变通，所谓“穷则思变，变则通”、“功业见乎变”、“变而通之以尽利”。包容和变通使中国古代体育文化通过古代丝绸之路走上了文化传播之路，一些优秀体育文化随着文化交流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当然，这种包容和变通都是有限度的。2000年间由于“心学”被定为一尊.体育文化从本体上摆脱唯心论的倾向更难以包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不能像同时期的欧洲那样致力于体育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发展出自己的体育文化体系和学科特点。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在“用”的层面上相对顺利，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的变革则一波三折、步履艰难，这自然就反映出体育文化“包容”和“变通”的局限性。
三、难以摆脱因循守旧的观念和思想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篇10
第一,农业生产目的的实用性与生产环境的审美性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功利性与诗性精神并存。
作为农业经济社会,实用是全部生产活动的目的。民以食为天,农业是人们的衣食之源,农耕社会的人们最为关心的就是产品的多少,以及产品是否能满足生存的需要。因此生产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实用性。同时农业生产活动不同于游牧活动和商业活动,它是绝对要求务实的,从播种、耕耘到收获,来不得半点虚假,也不能靠任何投机取巧,所谓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而游牧过程中一旦找到了水草丰美的地方就容易丰产,商业活动中一旦找准了投资市场,具有较好的商业技巧也容易获利,二者都具有一定的机遇性。国以农为本,农业甚至是统治者的立国之本,农业产品产量较稳定,是真正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部门。农业人口众多,农民绝对依附于土地,很少流动,使得社会结构稳定,因此农业为社会服务的特征就显现出来了。受农业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具有一定的功利性,提倡教化,主张创作要有为而作,有补于世,内容要充实而不虚妄,形式要与内容相统一,要惩恶劝善,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环境是美丽的大自然,自然界的青山绿水,雾霭流云,莺歌燕舞,让劳动者的身心受到一种美的熏陶,激发出人类欣赏美的本能,进入充满诗性的艺术境界。诚然,农业劳动毕竟是充满艰辛的,物质生活也是困窘的。然而人类的希望之心却是永不泯灭的,当劳动者将忧郁的眼光投向蓬勃生长的农作物时,便从自然事物中萌生出新一轮的希望,得到新的安慰与对痛苦现实的超越,对今后的人生又充满了一种诗性的幻想,所谓“三朝吃得黄连苦,来日天天吃蜜糖”,“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人与物总是息息相通的,相互慰藉的,作品中也没有彻头彻尾让人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悲凉之景,正如歌德所说“中国人的思维、行动、感觉,和我们几乎完全一样”,“但又有不同之点,那就是在他们那里,自然外境总是和人物形象相联系,你总是听到金鱼在池子里的戏水声,鸟在枝头不断啼鸣,白天总是那样晴朗,夜色也总是那么皎洁”{1}。即使是在人物经历着悲剧命运或生命即将消失时,景物也是透过悲情最终可以看到淡淡的亮色,如《红楼梦》中林黛玉住的潇湘馆“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翠竹夹路,苍苔满布”,处处透露出这个孤女的悲情气息,就在她死去的那夜也是“惟有竹梢风动,月影移墙,好不凄凉冷淡”,然而作者让读者在看到这位红颜才女香消玉殒而感到绝望的同时,也看到她如同凤凰涅 般获得新生后的希望,“只听得远远一阵音乐之声”,将她接入仙界,从此远离了俗世情愁爱恨的纷扰。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景物与人物即使是悲剧性质的也总是带着悲剧色彩上演而略带喜剧色彩落幕,体现出浓厚的浪漫气质和诗性精神。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文学明显受着农业文化的影响,就其创作动机而言,看似具有功利性与诗性的矛盾,实际上又可以统一于关注人的生存状态这一终极目的。只不过前者是着眼于人的外部生存,即社会性存在,在于建构一个良好的社会生存环境,而后者着眼于人的内部生存,在于建构一个近似完美的精神家园。
第二,农业劳动过程中人对自然的依从导致了文学风格上天人合一境界与中和之美并存。
在农业经济形态下,人们主要是通过劳动来控制动植物的生长与繁殖,以此满足生存的物质需要。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农业生产依赖的是气候、雨泽、土壤,而这些皆非人力安排”,因此,农耕文化所产生的是“天人相应,物我一体,顺和,安分,守己”{2}。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农业文化起源于对自然的仿效,是一种以顺从自然为前提,以自然为榜样的文化。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天人合一境界的出现。
“天人合一”中的“天”又可以衍生为两种意义:
首先是自然之天,即自然界,由神来主宰。中国的神往往是以保护神、拯救神的面孔出现,如女娲,后羿,神农氏,伏羲氏,黄帝乃至于屈原笔下的众自然神,甚至是女鬼等等,都具有亲和力,充满温情与人性。而人则绝对依赖与服从神的意旨与安排,导致了在庙堂文学与祭祀文学中愉神娱人,人在服从与皈依中获得安慰与归属感。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却经常有人与自然的对话交流,出现情景交融的意境,“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情;情以物迁,辞以情发”{3},情感因自景物而萌生,反映自然界的变化,人与自然相生相感,这与西方古典文学中对大自然的理智剖析是完全不同的。这进一步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内容的更新,形成了田园诗词、田园辞赋、田园散文等,而田园往往是以一种与作者当下困窘处境相对立的面貌出现,给人提供暂时的心灵休憩之所。从谢灵运的山水诗到陶渊明的田园诗歌与辞赋,再到唐代孟浩然、王维等的山水田园诗,一直到宋代范成大的农家诗,辛弃疾的农家诗、农村词,都能从中感受到农村、田园给人带来的闲适与松弛。
其次是命运之天,即人的命运的主宰或推动力量。钱穆先生认为农耕文化与游牧、商业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后两者起源于自然环境的“内不足”,其核心是“以对立为基础的进取与扩张,……其对自然则是天人对立,对人类则为敌我对立”,他们有特殊的财富观,“牛羊孳乳,常以等比级数增加,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如是刺激逐步增强,财富一则愈多愈易多,二则愈多愈不足。财富转为珠宝,可以深藏,以数字记,则变为符号”{4}。其贪婪扩张心态更加膨胀,这种欲念主宰着他们必然承受着不断去争夺、去战斗,并因此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悲惨命运。而农耕文化的核心是“平和的,自足的,农民的农业生产有定期,有定量,一亩之地收成有定额,很少有新鲜刺激的东西,而且又生生不息,源源不断,不愿多藏,也不能多藏”。在中国人的认识世界里,冥冥之中似乎有命运在主宰着人,决定着人的生、老、病、死、贫、富、穷、达。于是人们在遇到困难挑战,遭受挫折,忍受不公时便“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顺应命运的安排而不再做无谓的抗争与牺牲,更冲淡了人类生存的悲剧感。这些反映在文学中便形成一种中和冲淡的风格。要求创作要雅正无邪,要文质彬彬,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要“主文而谲谏”,婉而多讽,要有所节制与保留,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总而言之,文学天人合一境界的出现是人与自然的完全融合,人处于身心完全投入自然中的状态,二者亲密无间,甚至可以混同为一,而中和之美的造就则要求人的情感抒发有所保留与节制,在释放与宣泄的同时意识到自己也是社会性存在物。天人境界与中和之美看似矛盾却又统一于与自然处于若即若离的关系,让人既在大自然中找到永恒的皈依,获得归属感,又不会在对自然的沉醉中丧失个性,泯灭自我。
第三,农业经济的生产模式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时间的静与动,空间的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矛盾统一。
首先是时间的静与动的矛盾统一。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篇11
一、关于技术分析有效性的争议
金融技术分析研究对象是金融市场种金融产品价格行为的规律，决定技术分析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金融市场价格行为的规律是否客观存在，对此分歧一直很大。在金融分析流派中基本面分析派坚持“股市趋势不可知”的理念，认为金融市场无趋势、无规律、不可预测，因此技术分析无效。随机漫步理论流派（Random Walk）也坚持在金融市场中价格的变动是随机的，更谈不上预测。这种随机性是非理性的，并不具备操作的有效性。
二、现代经济理论对于金融市场技术分析有效性的研究现状
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对技术分析持否定意见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效市场假说（EMH）（Fama，1970，《有效资本市场：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回顾》）。他们认为技术分析所谓的原理与弱式有效市场理论是冲突的。技术分析根据历史价格走势分析出未来价格趋势，这一点有效市场理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众多投资者已经通过对历史的价格信息的研究，做出了自己该做的投资选择，目前的价格实际上已经反应了过去的历史信息，以后的价格只能随机波动，和以前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在弱有效市场成立的条件下技术分析无效，不能获得额外收益。
三、基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下的现代金融技术分析有效性的解释
美国技术分析师.艾略特（R.N.Elliott）根据道琼斯工业指数平均（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DJIA）发现股价结构性形态和宇宙中一些自然现象相吻合。提出波浪理论，用来解释市场的行为，并强调波动原理的预测价值。而对于通过观察宇宙规律硌芯咳死嘈形，中国古代亦做出过不少的努力，比如古人的天人合一等等，因此我们能否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里找到现代金融技术分析有效性的解释，从而说明技术分析的有效性及其存在的意义。
（一）现代金融技术分析的核心概念――趋势
趋势的概念是技术分析的核心。技术分析要求必须研究判断市场趋势，然后顺应趋势交易，决不可逆趋势而动。而且市场的趋势不会朝任何方向直来直去，市场运动的特征就是曲折婉蜒。因此我们从技术分析的核心概念--趋势入手，看看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趋势的存在和有效性的研究，从而论证技术分析的有效性。
（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下对于趋势的理解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整体，并制约于一个自然法则，这个自然法则无论在自然世界还是人类世界都起作用，否则就会混沌，出现秩序上的紊乱，而就算是人类社会行为如果按照自然法则运行一定会很顺畅，完美，包括有生命的东西和无生命的东西时都按法则运行，比如四季交替就是很典型的自然法则秩序规律的严格运行，这种秩序，按照古代传统文化的假设就是恒定不变。无论是自然还是人类社会的群体行为，都会重复秩序，那么人类社会曾经的群体导致的事态周期性变化，也将重复，也就是历史会重演，而且如果我们掌握了这种秩序，甚至我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地上预测未来，以为事态会顺着历史的规律进行，趋势就是其中一种。
中国古人一直很强调对“势”的把握，著名军事家孙子在《孙子兵法》中提到，“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责人而任势”；再有《孟子：公孙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t基，不如待时。”
对于趋势的力量论述，孙子兵法也上有记载，“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激烈的流水能冲走巨石，这就是趋势的力量，在宋代，学者陈亮的《上孝宗皇帝第三书》中提到：“天下大势之所趋，非人力之所能移也。”就谈到社会运行的趋势不是人能改变的，也间接论述了趋势的自主性。战国商鞅《商君书・禁使第二十四》中也有关于趋势的论述，“凡知道者，势、数也。故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数。今，夫飞蓬遇瓢风而行千里，乘风之势也；探渊者知千仞之深，县绳之数也。故托其势者，虽远必至；守其数者，虽深必得。”这段文字也承认了趋势是存在的，而且应该顺应趋势，可以借助趋势的力量发展的更好，也体现了趋势的力量具备自我发展性。
四、结论
“势”字，从“力”，与力量有关，古人解释“势”为“盛力”、“权”。古人从经验直观中很容易发现“力”是决定事物成败、发展的关键，而概括出“势”这一重要范畴。“势”作为一种客观力量决定着世界中事物的兴衰成败，而人作为是生存于世界之中，通过与世界万物打交道的方式以维持其存在和发展的一个物种。客观的“势”所造成的结果对于人而言则有利害两种情况，人作为具有能动性的智慧存在当然不会也不应该被动地接受“势”所造成的结果，而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使“势”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对于有利之势则积极利用，以造成有利于自己的最大成果；对于不利之势则尽力回避，以免造成损失。同时，在有些人类活动中还可以人为造势，以获得尽早和更大的结果。就技术分析而言，由于市场行为的庞大性，当然很难造势，通过对“势”（趋势）的研究，人们还是可以对趋势加以把握和利用，以获得投资利益。中国古人对“势”的理解和运用，坚定了我们对技术分析之科学性和有效性的信心。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古人是认为趋势存在的，而且主张要顺应趋势，只有顺应才能更好的发挥主观能动，获得更大投资收益。这和现代金融技术分析不谋而合，哲学层面高度统一。
参考文献
[1][美]约翰#墨菲著.期货市场技术分析[M]，地震出版社，1994.
[2]向文葵，胡忠林.论技术分析在我国证券投资中的应用[J].经济研究导刊，2008（3）.
[3]韩杨.对技术分析在中国股市的有效性研究[J].经济科学，2001，（3）.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篇12
【关 键 词】神祗信仰/传统道德/女性文化
引 言
中国传统节日是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活化石，它使我们以直接的行为活动重温和展示古人的生存模式。在异彩纷呈的中国古代传统节日中，有一类节日是以纪念某一个或某一些历史人物为其主题的。其中以女性为核心的节日占了很大比例。众所周知，在男本位的思想统治下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古代女性背负着“阴为地处下而卑”的理论枷锁演绎着与男性事实上的不平等。那么以女性为核心的节日在男本位时代的存在，是历史创造的谬误还是蕴含着更为深刻的涵义？
本文从文化的角度洞析这类节日之所以存在和流行的原因，并以现代人的眼光透视此类节日中所含的古代关于女性的一系列观念、意识，以期揭示这类节日的深层涵义，并为当代女性的人格重塑提供启示。
一、中国古代汉族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概述
综观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女性成为节日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从节日的起源看，有的起源于与女性有关的神话故事或民间传说，如天穿节、端午节、（注：关于端午节的起源众说纷纭，《会稽典录》中将端午节说成是为纪念汉代为尽父孝而投江溺死的曹娥。本文即取这一传说。）寒衣节；有的起源于民间对具有超凡神力女性的礼拜，如观音会，碧霞元君庙会；有的在起源初始与女性无关，随着时迁世异，则渐渐注入了与女性有关的新的内容，并使之成为节日的中心，如乞巧节、中秋节等。从节日活动的参与者看，女性占了绝对比例，她们或于节日中寄托自己美好的心愿，或借节日三五成群地嬉戏游玩，或于节日中尽现女性之娴淑敏惠，或借节日表达自己的忠情孝心，节日礼仪纷繁多样，形成了中国古代节日文化的一道美丽风景，这些节日的基本情况，见下表。
节日名称
日期
核心
与节日有
节日主要礼仪
女性
关的事迹
天穿节
以正月二
(1)以红线系煎
（补天穿、
十四日为
炼五色石
饼放在屋顶，叫
祉天漏、天
多，也有正
女娲
以补苍天。 “补天”。
饥日，补天
月初七、正
(2)以煎饼放在
地）
月十二、正
庭中，叫“熏
月二十三
天”。
观音
佑护信徒
(1)寺院诵经聚
二月十九
菩萨
安康、送
会
观音会
六月十九
（送子 子。
(2)民间素食、妇
九月十九
观音）
女拜佛求子。
碧霞
主持人间
(1)道观斋醮
碧霞元
四月初八
元君
美恶、送
(2)民间信徒进
君庙会
（泰山 子、赐福、 供朝拜，祈求送
娘娘） 婚配。
子、护儿、疗疾、
婚配。
端午节
曹娥之父
食粽子、赛龙
（天中节、
被江水溺
舟、挂香袋、饮
天长节、五
五月初五
曹娥
死，曹娥沿 雄黄酒、采百
月节、粽子
江嚎哭七
草、插艾蒲、系
节、女儿
日，投江而 五彩线、踏青。
节）
死。
七夕节
（乞巧节、
织女聪明
(1)年轻姑娘这
小儿节、双 七月初七
织女
能干、心灵 天以各种形式
七节、香桥
手巧、工于 向织女“乞巧”。
节、女儿
衽织。
(2)少女捣凤仙
节）
花染红指甲。
中秋节
(1)女子斋月宫，
（仲秋节、
嫦娥
祭拜月神。
团圆节、八
八月十五
（月
嫦娥奔月
(2)妇女“走月
月节、女儿
神）
亮”，即妇女三
节）
五成群，结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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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孟姜女千
寒衣节
十月初一
孟姜
里寻夫送
为祖先及亲友
（送寒衣
女 寒衣，哭长 亡灵焚烧纸制
城。
衣服。
二、神格的光辉——以女性为核心的节日产生和流行的原因探索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节日的核心女性全是神或神化了的人。她们大多归于民族始祖神、爱神、生育神、生产生活保护神的行列中，以信仰心理产物和精神力量的存在形式，在某些方面寄托了古人于人间难以企及的慰籍、期盼和愿望。
（一）远古社会对女性神圣能力的崇拜影响后人的信仰心理
距今六七千年前，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远古居民正经历着女性至上的社会，原始人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斗争中用奇特的想象创造了一批创世女神，对她们的信仰乃是包含着原始人对女性重要作用的肯定和崇拜。
女娲便是众多创世女神中的一个，在先民的心目中，女娲无所不能，她的业绩受到后人的无比尊敬，被奉为最高女神，女娲的最大功绩在于抟黄土以作人，炼五色石以补天。
女娲神话在民间影响的最直接体现是天穿节的形成和流传。早在晋代，便有关于天穿节的记载，东晋王嘉《拾遗记》：“江东俗称，正月二十日为天穿日，以红丝缕系煎饼置屋顶，谓之补天漏。相传女娲以是日补天地也。”（注：分别转引自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第59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人们以节日的形式和简单的模拟补天的动作来纪念传说中的创世女神。这种纪念和礼拜，实质已不仅是对女娲这个具体女神的直接崇拜，而是将所有女性的神力抽象为一种意识层面上的神格，对之加以信仰和礼拜。在我国少数民族传说中，也有类似于女娲这样的创世女神，如壮族的“洛甲”、侗族“萨天巴”、瑶族的“密洛陀”等。
尽管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女性被视为无能的群体，但关于女性具有神圣能力的远古神话始终或明或暗影响着人们的信仰心理。人们一方面极力否认着女性的能力，一方面却又被女性诸如生育等不可替代的能力所震撼，因而在男本位的思想主流中，对女性能力的信仰始终作为一般微弱但顽强的潜流默默涌动着，历经千年。这也为以纪念女性为核心的节日的相沿不绝培植了信仰理念的土壤。
（二）宗教的盛行导致古人对宗教神的信仰
汉代，道教和佛教成为注入中国传统思想领域的新鲜血液。道教教义宣扬炼丹成仙以求长生不老；佛教教义宣扬业报轮回，告诫人们以今生的修行来换取来世的安宁。这两套思想体系既满足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心理，又符合统治阶段镇压和约束百姓的需要，因而，在中国南北广泛流传。
佛道二教除其精妙玄奇的教义系统外，更有各自庞杂有序的宗教神谱系。众多佛、道诸神的存在，正是依托于中华民族多神信仰的理念基础。古人从宗教中寻求精神慰藉，他们认为，每一位宗教神都在某一特定方面与人类社会密切联系，各司其职，因而，无论是道教神、佛教神还是民间俗神，无论是男性神还是女性神，一旦披上“神”的外衣，便成为冥冥神力的象征。人们乐意把内在景仰心理外化为语言活动和特定仪式，从而使拜神节日构成为中国古代传统节日的重要组成部分。
观音会和碧霞元君庙会是众多佛、道教节日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礼拜女宗教神的节日。观音菩萨（注：观音菩萨在印度佛教系统中是男身，但到中国后，大约从唐朝开始，逐渐演变为女身，宋元后定型为女身。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故对观音的汉化及性别转化不作分析。）为佛国诸菩萨之首，佛教宣称观音慈悲为怀，救助众生，而观音“中国化”后，更是被加上一项送子功能，因而，其在妇女信徒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佛祖。观音会会期一年三次，分别定于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每逢会期，各地观音庙游客如织，香火极盛。一年三次礼拜同一宗教神，这在中国古代民间极为罕见，由此可见观音信仰在中国古代具有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碧霞元君是北方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道教女神，她具有送子、护儿、疗疾、保佑婚配、农耕、经商、行旅等多种神力，在信徒心目中，碧霞元君更成为吉祥、慈爱、圣洁的象征。民间修建了许多碧霞元君庙，并以农历四月初八为碧霞元君庙会，每逢会期“四方以进香来谒元君者，辄号泣如赤子久离父母膝下者。”（注：转引自马书田：《中国民间诸神》第12页，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观音会与碧霞元君庙会的形成和流行，乃是宗教信仰冲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产物，它们的存在符合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大众心理，具有世俗化和功能化的特点，因而易被民众接受，并相沿成习。
（三）追求真善美的审美意识导致古人对理想女神的信仰
细数中国古代传统节日的女性神或神格化的女性，大都作为理想典型而被赋予真善美的意义。她们或被定型为端庄雍容、慈善安详的典范，如观音菩萨、碧霞元君；或被固化为巧淑敏惠、柔美善良的化身，如嫦娥，织女；或被标榜为坚贞不渝、英烈忠义的象征，如曹娥、孟姜。因此，一定程度上来看，对这些女神的信仰是在人们内心固有的审美意识的需要和驱动下，衍生的一种意念和行为产物。
七夕节关于牛郎和织女的传说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织女本是天界一位美丽聪慧、擅长织作的女神，但她不顾神人之别，毅然下嫁牛郎，与牛郎在人间过上了男耕女织、相亲相爱的生活。织女由此而成为人们心目中敢于追求自由和爱情的女性典型。牛郎和织女的传说反映了封建社会青年男女对爱情自由的渴望，也反映了男耕女织小农经济下的农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中秋节嫦娥奔月的故事可谓关于月亮的最动人传说。尽管嫦娥奔月故事的雏形是将嫦娥描述成窃食后弈之灵药，而后变成蟾蜍的自私自利的妻子，但随着时迁世异嫦娥却被民间传颂为一位美丽、善良的月神。她作为月神的象征，在百姓心目中具有神圣而崇高的地位，青年男女向月神祈求美满姻缘，老人向月神祈求合家团圆，她赐给人们福禄和平安。嫦娥形象的由丑而美，包含了古人崇善尚美的心理。
当然，古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并不仅仅局限于外在美，他们也追求并崇尚道德美，节日习俗中的英烈女神便是古人追求道德美的一个印证。这类女神往往是人而非神，但却被人门当作神低崇拜。例如端午节中为尽父孝而投江溺死的曹娥，寒衣节中为丈夫千里送寒衣的孟姜，以及其他具有道德美而最终由人而神的女性。她们或表现出对爱情的坚贞，或表现出对父辈的孝道，或表现出对某种信念的矢志不移，对她们的礼拜一方面表现了古人对人间美德的追求，另一方面表现了古人对女性德化教育的需要。古人把英烈女神的高贵品质作为对当时女性的德行要求，希望她们能效而行之，从这一角度看，古人纪念英烈女神寄托了她们对女性价值取向的期望和要求。
三、人格的雕琢——此类节日反映的古代妇女的道德修养
中国节日习俗同中国历史一样源远流长，节日中的礼仪习俗都与中国文明息息相关。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内涵是重现实人生，重人伦道德，因而，纷繁多样的中国古代节日便集中反映了传统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作为封建社会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也包含了古代中国关于女性的一系列文化观念、文化要求和文化行为。
（一）孝道——中国古代女性的为妇之道
中国之孝道渗透于社会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贯穿于个人人生的整个历程，具有根深蒂固的宗法人伦基础。而中国古代女性为人女、为人媳更是以“孝”作为自己的为妇之道，李晚芳在《女学言行录》中指出，女性之“孝顺”应是“事父母之道能尽，则在家为孝顺之女；他日于归，孝便可移于舅姑而无过，顺亦可移于事夫子而无违”。（注：转引自胡坤：《蓝色的阴影——中国妇女文化观照》第33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古代女性之孝，具有事父母和事公婆的双重含义，成为女性一生都必不可少的道德规范。
在中国古代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中，“孝”的思想时有体现。与曹娥有关的端午节之来源传说颂扬了一个以死殉父来捍卫孝道的女性。《会稽典录》载：“女子曹娥为会稽上虞人，父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是江溯涛波迎波神溺死，不得尸骸。曹娥沿江嚎哭七日，投江而死。”（注：分别转引自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第61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嘈娥选择了死来为父尽孝，这种精神和行为可谓为孝道的典范和极端，她用死为自己赢得一世孝名，却也体现了孝道重压下中国古代女性生命之卑微。
七夕节中染红指甲的习惯也源于与“孝”有关的传说，相传是日少女捣凤仙花汁染指甲，将染红的指甲留护至次年元旦，让家中老人看了，可使其双目不至昏花。虽然染红指甲的习俗得以流行一方面是迎合了少女们的爱美之心，但更主要的是在这一传说中融入孝道，则多少包含了人们崇尚孝道的思想状况，从而也使这一习俗避免了唯美主义的低调色彩而具有顺应社会道德风气的内涵。
观音会和碧霞元君庙会从另一角度映影出中国女性之孝道，即生育。中国传统历来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因而，事舅姑之孝道的首要任务便是为夫家添丁生子，倘若无子，则女性自感有负夫家，辱没门庭。由此，无后的恐惧使众多女性把求子的狂热倾泄于神道之上，一批专司人间妇女生育的女神群像应运而生，并受到了古代女性的敬慕。观音菩萨和碧霞元君都是生育神，因而在礼拜她们的节日中，包含了女性祈求赐子的强烈愿望。
（二）女红——中国古代女性的“才”的标准
中国古代汉族从封建社会初始便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弱化女性的文化取向，因而在“才”的理解和评价上自然也有了男女之别。女子之“才”与男子之“才”相形之下显得暗淡而平庸。
女性之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精于女红。七夕节的“乞巧”习俗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妇女向心于女红的实际思想状况。相传织女是一位聪明能干，心灵手巧，工于衽织，在天上织云锦天衣的仙女。这一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古人对女性“性”格的期望，七夕节从而成为年轻女性向织女祈求巧淑的特定节日。是日，女性向织女且拜且祈，以各种各样的“乞巧”礼仪来寄托她们对巧淑的渴望。西晋葛洪《西京杂记》曰：“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开襟楼，俱以习之。”（注：分别转引自周文柏：《中国礼仪大辞典》第6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载：“七夕，幼女以孟盛水曝晒于日下，各投小针，浮之水面，然后慢慢观看水底日影，有的散如花，有的动如云，有的细如线，有的状如锥，以是夕卜女之智巧”。
其实，七夕节最初与“乞巧”无关，它源于古人对天象的关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至汉代，七夕节便开始注入了“乞巧”的礼仪，从节日民俗化和功能化特点来看，“乞巧”礼仪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对古人希望女性“手巧于技”的世俗观念的认可和映证，也是促使女性勤于女红的有效形式。而“乞巧”礼仪自汉至清在汉族女性中的相沿不绝，更是历代女性为获取“巧淑”之名而做出毕生努力的真实写照。
（三）节义——中国古代女性的精神苦役
“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乃中国古代女性悲剧文化发端之根源，在这些宗法人伦观的影响下，女子为夫守节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下成为社会施加于女性的职责。中国女性的自视卑微为节义观的滋长提供了感性土壤，女性将夫命等同于天命，她们毅然将自己的生存意义寄托于为夫守节的精神苦役中。
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节义观在中国古代以女性为核心的节日中也有所反映。嫦娥奔月的传说原型实质上是论证了女性“失节”的悲哀。《淮南子·览冥训》中关于嫦娥奔月的大致内容是，帝羿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药，而羿之妻嫦娥窃取食后成仙登月，变成了蟾蜍。这一传说中的嫦娥与人们心目中美丽善良的月神相去甚远，却透露出古人对女性失节的厌恶和谴责。
与嫦娥奔月传说不同的是，寒衣节中孟姜女千里寻夫送寒衣，哭倒长城捡尸骨的传说，是从正面颂扬了女性事夫的节义。其实，据传说，孟姜女与范喜良成婚并无爱情基础，仅仅是因为孟姜女在花园洗澡时被范喜良偶然看见，而后出于“女人身体不可给丈夫以外的男人看”的观念而结为夫妻。结婚后仅一日，范喜良就被抓去修长城，从此一去不返。由此可知，孟姜女千里寻夫送寒衣的驱动力并非源于爱情，而正是源于封建礼教施加于女性身上的为夫守节之观念。因而，孟姜女手捧寒衣，踏上漫漫征途，便也踏上了她一生最壮烈的价值实现之途。尽管她受到了苦难的挑战，但她同时赢得了节义的光环。极端的结局是她被完全神格化，成为英烈女神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
四、结 语
中国古代传统节日流传至今已成为逝去岁月的见证，因此，对中国古代以女性为核心的传统节日的文化透视，当是一种对文化遗产的品味与分析。节日中所体现的诚可感天的拜神求子，手巧于技的灵心慧质，恭承曲顺的孝亲事夫都成为封建社会女性生存意义的印证和标志。
中国古代女性是一个既伟大又卑微的矛盾群体，她们既立于人格和精神的山峰之巅，又被宗法人伦规范压于彼时代的社会底层，因此，那神力超凡的女娲娘娘，仁慈博爱的观音菩萨、碧霞元君，聪慧美丽的织女、嫦娥，忠孝节烈的曹娥、孟姜，便一面散发着神性的光辉，一面却影射了在传统的性别制度和性别文化下女性人格扭曲所带来的悲哀。
把中国古代女性和中国古代传统节日在文化层面上的结合，只是一次小小的尝试，但作为一种特定时代的特殊文化现象，中国古代女性悲剧文化已在节日习俗这块活化石中显得真实和生动起来；而中国古代女性文化的渗透，也使中国古代传统节日有了更深刻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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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篇13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是苏州大学的百年校训，自上个世纪20年代其前身东吴大学首任华人校长杨永清先生起第一次使用，一直延续至今，它体现了百年苏大的治校育人理念，也成为一代又一代苏大人不懈的精神追求。苏州大学的前身是创立于1901年的东吴大学，这是中国近代较早的教会大学之一，尽管它最初成型是以西方高等教育为蓝本，但是作为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第一批现代意义的高校,苏州大学校训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浸润着浓厚的中国气息，深深打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体现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历久弥新的鲜活生命力。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原文出自1923年元月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墨宝，溯其渊源可至《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后经宋朝文天祥《正气歌》的引用进一步拓展了其内涵：“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培养天地间坚毅不屈的气节，师法古今完美道德的圣贤，苏州大学校训蕴含着“仰以察古，俯以观今”的气度，又渗透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彖传》)的传统文化底蕴，如同《正气歌》一样引人进入一种至高至上的境界。
一、语言表达精美气魄人文历史论文，凸现传统诗性语言韵味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重概括浓缩，体现在语言表达上便是简洁凝练的诗的形式。苏州大学的校训仅短短10字，却字字珠玑，琅琅上口，极富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凸显了中国传统语言文约事丰、义深词洁的“诗性”特点。在具有吟诵性的诗化语言中，受众接受到的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种“意境”。韵律工整，节奏明快，气势非凡的语句带给人审美感受的同时，也留下了更多理解的余韵。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美好的事物本身就具有亲和力，更容易为人的情感所接受，通过审美感受能提升人的审美品味进而净化人的心灵。作为凝结着大学精神内核的校训，通过其语言符号的载体传达出的是内容实体的内涵，师生第一感触到的是语言的形式，苏州大学校训的语言是精美的，气势是宏大的，给人一种诗性的韵味，自然很容易为广大师生的审美情感所接受论文范文。“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一“养”一“法”顶天立地气度不凡，生动地体现了大学教育的动态过程，诗化的意境赢得了广大师生的第一感审美认同，在这种体验的共鸣中，师生逐步将外在的符号语言自觉地在个体身上人格化，将校训的要求内化为自主的精神追求，进而外化于行，真正完成了形式、内容与行动的和谐统一。二、内涵意蕴浓厚深远，彰显传统儒道文化精髓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苏州大学的校训某种程度上正体现了这种文质的相宜，其精美气魄的语言外质之下内涵的意蕴却是浓厚深远的，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核心的儒、道文化的魅力。（一）体现传统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和谐思想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思维中，注重天人关系，强调“天人合一”、“天时地利人和”，苏州大学校训中的“天地”与“古今”正是这种文化思维的具体反映。天地即广义的自然，人包括人的文化创造及其成果。天人关系实质是一种价值关系，也可以说天人之辩是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逻辑起点。“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给人一种“仰以察古，俯以观今”的气势，使人对天地（自然）、古今（历史）产生一种敬畏之情。也正是这种敬畏之心，使得自视为万物灵长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持平衡。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为一气所生,互相依存,具有同源性和平等性。人、自然、社会三者是传统和谐思想中缺一不可的三个元素，这三者共同建构的生态圈、精神圈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
“养天地正气”虽然是修养人内在的一种正气，但此气却是一股和谐中正、天人合一之气。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要真正跟自然规律吻合，不违背自然。天地万物本是自然之子人文历史论文，心存正气，关爱共同生存的自然万物，天地正气的内涵在此得到了人格化。儒家认为的“天人合一”是一种自然的，不自觉的合一，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自然符合天，达到一种自觉履行原则的境界，也就是孔子所谓的“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孟子所善养的“浩然之气”也是指一种正大、刚直、符合天地自然法则的气节，是以内在的正义之感、道德之善作支撑而表现出来的一种高尚而伟大的精神力量。老子《道德经》中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在道家看来，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只要将人性重新复归于自然，即能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这种天地正气所蕴含的人的自身品德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中国传统和谐思想思想的精髓。人不仅是社会制度下的“臣民”，同时还是自然环境中的“天民”，只要我们真正地善养好这种“天地正气”，就不会一味地贪婪、攫取，不会不精心爱护我们生活环境和自然生?。作为自然界的一份子，我们需要心存正气，关爱生态自然，由内而外地“养正气”，真正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和谐共生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而且是一种价值关怀，不仅关怀自身，而且关怀身边的自然万物，如果人人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自然和谐、社会和睦的美好气象一定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
（二）蕴含中国传统“德性文化”特色
现代新儒家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西方是智性文化，中国是德性文化”的观点，这里的德性文化，是指中国传统文化重德，以德摄智的一种文化特色。确实，综观中国百年以来的大学教育往往不仅注重对知识的追求，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完善人格，注重对个体内在品性修养的提升论文范文。传统意义上讲，苏州大学“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英文翻译“Unto a Full Grown Man”即“为社会造就完美的人格”) 的校训中的“完人”正是指完美的，尤其是才能道德上完美的人。崇尚追求尽善尽美的个人道德情操，培养顶天立地之人格，因为有高尚之道德，方有高尚之人格，有高尚之人格，方有高尚之人生，正体现了学校治校育人过程中对道德的追求。“亚圣”孟子毕生致力养浩然正气，而他本身也是儒家君子高尚的人格楷模，传统文化中对人道德的要求传承至今人文历史论文，积淀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进而深入地影响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
自20世纪初，尤其是二战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价值日益突显，在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对抗中，科学教育取代了人文教育在教育中的主导地位。然而科技繁荣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能源危机、环境恶化与生态失衡等，特别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危机，传统价值观念的缺失、道德观念的沦丧。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大学作为人类文化知识的源泉，作为知识的集大成者，对于人文精神的复兴更是责无旁贷。教育的永恒话题是发展人的本性，让人的卓越品质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教育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最长远的不是某一门学科、某一种知识，而是学校的文化，一种经过几年校园生活逐渐形成的学习态度、思想品质和行为习惯”[2]良好的校园文化能使人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之中心灵受到熏陶和浸染，进而提升人的德性，并且这种濡化作用往往是持久的、根深蒂固的，可能成为人终身保持的品格。这正如加拿大学者斯蒂芳·利考克所说:“对大学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他周围的生活环境。”[3]集大学文化之精魂的校训，无疑是一个合适的文化濡化载体，苏州大学校训中富含深厚的人文要素，渗透着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不仅为受教育者树立了高尚的人格典范,昭示了受教育者应该具备的人格品质和一个道德个体应该拥有的人生追求, 并期待了他们将来能够承担的社会责任。国外一位学者曾说过“大学不是一个温度计,对社会每一流行风尚都做出反应。但大学必须经常给予社会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也许并不是社会所想要的,但却是社会所需要的。”苏大校训所营造出的这种心灵人格上的完美境界，使师生在一种气度氛围中逐渐养成一种习惯，进而形成一股内在的精神力量，而这股力量强大的生命感召力是不可小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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