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养老保险论文篇1
2.优化激励机制。一是明确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机制，提高缴费年限与待遇水平的关联性，鼓励年轻人参加新农保。二是国家从政策制定方面应根据经济发展实际情况，适当提高基础养老金待遇水平，既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又提高农村居民的参保积极性。
3.优化管理机制。提升经办机构服务能力是优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管理机制的重要内容。第一，提升经办机构人员素质。加大培训力度，提高经办人员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认识，强化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逐步熟悉和掌握操作管理系统。第二，加强信息化网络平台建设。不断开发适合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档案管理系统，逐步缓解不断增加的参保人群给管理带来的压力。第三，探索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资金的投资方式和投资渠道，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
(二)全面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1.扩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范围。一是明确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标准，以贫困程度作为划分标准，而不是以户籍制度来划分。二是对重点人群、特殊人群予以政策倾斜。如重病、残疾、无依无靠的特殊群体可享受终身最低生活保障待遇;遇突发事件造成暂时性的贫困人口可享受临时救。三是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进行生产救助，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帮助这部分农村人口提高取得收入的能力，并在物价上涨或遭遇意外时给予一定的补贴。
2.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水平。首先，要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参加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与整体物价水平的变动，坚持保障水平量化，从根本上解决物价上涨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基本生存的影响。其次，要分阶段、有重点的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由于地方财政能力有限，可以依据地方财政的实际承受能力，先易后难的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资金资助的基础上，增加实物补贴。
3.保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资金供给。首先，加大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的投入，减少地方配套资金的投入，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资金供给完全有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负担。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尤其是向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和省份倾斜，缩小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同时，完善财政支出结构，防止养懒汉的现象发生。其次，发挥民间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捐助的作用，对实施捐赠的企业和个人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和奖励。
(三)健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配套措施和服务。
1.加强老年人口福利机构建设。我国农村地区是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的居住和生活的社区，农村人口传统的观念是不愿意离开熟悉的社区环境，并且居住在一起的农村人口相互熟识，愿意给予身边需要帮助的老年人口以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这为农村社区机构养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提高现有农村敬老院的服务质量和保障水平，吸引除“三无”人员和五保老人外的农村老年人口自费养老，充分发挥农村社区敬老院机构养老的功能。另一方面，建设农村老年人口养老的福利机构，加强硬件建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农村地区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给予本社区农村老年人口适当的养老补贴;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村集体可以利用合法的土地流转、抵押为本社区老年人口的养老事业筹集资金。
2.增加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供给。注重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将县、乡、村三级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紧密结合，发挥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整体功能。同时，加快建设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以基层卫生服务机构为依托，连接乡镇和县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促进城市、乡镇的优秀医疗人员和医疗资源向农村社区的倾斜和转移，增强农村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能力，向农村人口提供直通式服务，提升农村老年人口的卫生保健水平和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
3.强化农村人口社会养老意识。首先，加强宣传，强化农村人口社会养老的意识。传统的思想、文化及价值理念影响的我国农村人口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变养老观念，接受社会养老。其次，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网络服务平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项公共产品，由政府负责提供，在制度运行过程中，应该有具体的组织负责落实相关政策，引导办理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村人口办理各项手续，管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和发放等。
二、城乡统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障体系
(一)打通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路径。要打通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间的衔接路径，就要建立起适合农村人口流动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解决流动中的农村人口未来的养老问题。一方面，建立符合农村人口流动性特点的操作简单、可携带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高社会统筹账户的统筹层次，实现农村人口迁移流动时社会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赋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非缴费型统筹账户基本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既得收益权，使社会统筹账户成为一个可以随时迁移携带形式的账户。同时，加强社会养老保险信息平台建设，及时对所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村人口的参保信息进行录入，包括参保地点、参保缴费率、给付标准等，全国联网，实现各地区的农村人口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信息实现共享，参保人无论流动到哪里，都可以查到自己的相关参保缴费的信息，便于农村人口社会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另一方面，为实现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统筹，必须要求制度设计模式大体一致，这样，当农村人口流动到城镇时，可以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非缴费型账户资金转移到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账户，将农村人口个人账户资金直接转移到城镇个人账户;当在城镇务工的农村人口迁移回农村，可以将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账户资金转移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社会统筹账户中，将个人账户资金转移至相应的个人账户中。
农村养老保险论文篇2
学者苏颖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角度出发，认为“由于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快于城市”，加之“土地和家庭养老保障养老功能的弱化，应该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副司长刘从龙从中国农村的养老现状出发，强调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迫切需要发展。因为：一是农民养老不完全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其对社会稳定会产生重大影响；二是农村传统养老方式功能弱化，迫切需要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三是农民的生产生活越来越依赖市场，迫切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学者赵慧洁，周田宇从构建和谐社会和党的十六要求出发，认为“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势在必行”。学者鲁晓明从构建和谐社会视角，论述了我国农村构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学者秦建文，石文伟从社会发展的微观和宏观层面指出：“随着中国农村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深化，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福建省福州市社会科学院张忠松通过对山区65岁以上老年农民养老问题的样本分析，发现山区老年人口面临经济供养总量低等诸多问题，呼吁山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亟待建立。
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政府责任问题
关于中国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的责任，学者赵建萍认为“政府应该承担起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职能”。关于政府在个人账户基金组成方面的作用，学者刘汉屏，李英娟认为政府应该成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主体之一，“在坚持个人、集体和政府三方共同出资的前提下，政府还应该根据农村农民的不同分类，承担不同的作用，利用公共财政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补贴”。学者汪柱旺认为：“从社会养老保险的特性和政府的职能来推演，政府应发挥其在农村养老保险中的主导作用，并以其主体地位来制定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发展的法律规范，推进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加大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并强化其对农村养老保险的监控管理，从而促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学者廖煜娟，潘怀明认为，国家应该“加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力度，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最大限度地发挥家庭养老保障功能、提高土地保障功能、大力推行社区养老、逐步建立省级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黑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赵瑞政认为，公共财政应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进行直接投入，建立起农民、集体、政府三方出资的新模式。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农村养老保险处处长贾立春认为，政府应承担建立农村养老保险的必要资金投入，对基金运营采取兜底措施，基金管理层次下移，养老金核定、保值、增值、安全运营以县为单位进行管理，并有责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三、农村养老保险模式选择问题
关于中国农村养老保险模式选择，学者刘汉屏，李英娟提出分层分类式农村养老模式的理论，认为可根据农村的现状将农村社会养老模式分为四类：对于外出务工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以县或市为单位，直接在这些务工人员所在地设立个人的养老保险账户，农民在外打工时可以定期向家乡的账户注入一定的资金，数额以个人承受能力或选择为准，前提是政府对养老保险的缴费标准设立级次，以满足不同收入层次人群的需求；对于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可以采取以‘土地换保障的形式’；对于贫穷落后地区农民的养老保险，应该以政府为主；对于普通农民的养老保险，可以根据各地GDP层次的高低分为三小类，逐步增加国家财政补贴，适当减少个人的缴纳比例。学者廖煜娟，潘怀明认为，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我国应该选择“多支柱多层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模式”。张忠松建议在山区要坚持以家庭养老为主并探索多种社会养老的办法，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老年人口养老需求；山西省忻州市委党校的王申堂提出了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过渡模式”的设想，指出要多途径解决现阶段我国农村的养老问题。
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问题的探讨
（一）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措问题
学者涂余华认为“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存在着保费筹集原则与参加自愿原则的矛盾，农民参保缺乏积极性；预筹积累为特征的储蓄型保险制度导致养老基金互济性差；保费筹资来源不稳定，社会养老缺乏充足可靠的资金保障；保费投资形式单一，缺乏增值的有效途径等问题。应该通过各级财政补贴、土地资本化、税收等渠道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措问题”。学者秦建文，石文伟则认为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措应该“委托商业保险公司运作”。
（二）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问题的探讨
为了确保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学者涂余华认为，应该“设置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专营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运营养老保险基金；在养老保险增值率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地方，允许养老基金进行适当的投资组合，适当放宽投资领域。”学者邹德新，曹旭杰认为，应该“提高基金统筹层次，保证基金保值增值”。学者王令耀认为“必须加强对基金的监督管理，建立开放式的监督机制，完善审计、监察、财政等有关部门联合组成的外部监督制度，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逐步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管理的轨道。从开始收缴到存储及投资，均由专业对口银行运营，民政部门负责调控与监督，实行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强化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定期向各方面公布有关情况，增加透明度，提高干部和工作人员的管理水平和业务素质，以确保基金安全”。建议“在保证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安全的基础上要逐步放松投资管制，允许养老基金进行适当组合，同时可以放宽投资的领域，选择投资回报较高而且稳定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投资，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
五、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问题
学者宋斌文，张琳结合浙江省宁波市农村养老保险的现状，分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问题，提出农村养老保险的改革设想。学者胡婷婷也对宁波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进行了思考，建议“积极稳定和规范现行农村养老保险；加紧研究和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学者高民庆探索推进成都农村社会保险工作的对策：“逐步建立统一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分层推进全市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府资金筹集机制，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集体资金筹集机制，推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享受政府社会补贴政策，农民工应享受政府社会保险补贴政策。”
学者史维良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陕西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陕西省农村居民的养老宜采取“以家庭养老为主、同时与社区（集体）保障、国家救济相结合”的保障形式：家庭保障仍然是该地区农村养老的保险的主要方式，同时应赋予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坚持“低水平，广覆盖”的进入原则，本着“先易后难、由点到面、逐步推进、重点突破”的方针，有计划分步骤地抓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工作：本着被征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先行和具备条件的地方先行的“两个先走”的原则，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工作的进行。
六、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问题方面，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农村养老保险处处长贾立春认为，由于农村保险费完全靠农民个人积累，公共财政没有投入，国家规定农村养老保险金只能存银行和买国债，但国家并没有同时提供优惠的利率和特种的定向国债，影响农民眼前的资金周转，致使农民没有参保积极性；
学者彭嘉圣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重视不够；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要求；国家和集体的财力有限；传统的、落后的保障方式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农户对参保缴费顾虑较多。学者朱红瑾，吴昊认为：“现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呈现‘盛世危机’的迹象，及时而妥善地解决农村养老保险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当然之举。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该以政府财力为后盾，借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和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制度的先进经验，让广大农民群众充分享受到改革开发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成为正真意义上的社会保险”。
学者孙涛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低效的原因是：农村人口多，老年人比重过大，农民收入水平低，缴费压力大，缺乏国家的财政支持和集体单位的配套缴费，养老基金的运营及管理不合理，银行利率持续递减，养老保险金发放标准过低，缺乏法律、法规的保护；所以，国家“财政支农费用中应该增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补贴资金；把减免的部分农业税转变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允许农民以产品或劳务抵支养老保险金；建立农民养老保险的动态账户；允许农民实行土地权投保；建立赞助基金”。学者邹德新，曹旭杰在指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发展中存在“制度覆盖面小，缺乏共济性；政府责任模糊，保险缺乏社会性；保障水平低，难以保障基本生活；基金管理水平低，难以防范金融风险；缺乏强制性，参保率低”问题的同时，提出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制度的思路：“坚持低水平、广涵盖、可持续、强制性的原则；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坚持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支持三方共同负担的筹资模式；提高基金统筹层次，保证基金保值增值”。
学者李永成认为现行农村养老保险的困境是：“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不是正真意义上的社会保险；国家对农村养老保险重视不够；在农村采取完全是积累型的养老保险模式带来了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大部分是收入较高的居民，而其即使不参加养老保险，今后的养老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与此同时，李永成也提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困境的解决之道：“破除在相关管理部门那种以土地养老的观念；结合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不同层次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开拓资金来源，促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发展；建立个人账户储备积累、缴费确定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政府适当为农村养老保障提供相应的财政补贴；尽快开展进城农民工养老保险工作。”学者鲁晓明认为：“层次低、不统一是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多重制约、破解难度大是建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立足实际、制度创新是构建中国特色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可行思路。”
学者张献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乏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保障水平过低；基金保值增值困难；忽视了农民养老的文化因素；忽视了农民养老的心理因素；忽视了必要的法律基础”。同时认为，应该积极总结和分析苏南模式和广东模式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渐推广。学者秦建文，石文伟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是“村民的思想意识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农民的收入普遍很低；缺乏政府财政支持”。应该通过“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体系；加大财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支持力度；明确基本保障标准；委托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等措施予以完善。学者蔡鸿铭认为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法律层次低，缺乏约束力；国家重视不够，养老保险滞后；自给来源不足，吸引力小；基金增长速度慢，入不敷出；违规存放基金，造成巨额损失”等问题。其原因是“传统观念依旧，现代保险意识尚未形成；集体经济薄弱，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管理体制尚未理顺，破坏基金的完整性；改革措施步配套，束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蔡鸿铭建议采取“加快法制建设，真正体现公平与效益；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扶持力度；发挥家庭养老的优势，再造土地的保障能力；理顺管理体制，提高基金统筹管理层次”等方法予以完善。
而学者杨翠迎、张晖等人在对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可行性进行分析后认为：目前建立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不可行的，只有东部和中部一些省份才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西部的大部分省分则不具备开展农村养老保险的条件。学者任保平认为：在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时应坚持城乡接轨、地域与职业相结合、发达地区先行一步、分类设计和分类实施的策略。
学者肖云，文莉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提出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议：“提高政府和集体的出资比例，强化青年农民的投保意愿；提供发展多种收入途径的有利环境，促进传统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化；实行三种保险多重结合逐步过渡到社会养老，不断改变青年农民的养老观念；提高政府信誉，增强农民投保信心”。吴承平、吕世辰学者认为，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立法要先行，即首先要制定和颁布《农村社会保障法》。在此基础上，制定《农村养老保险条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条例》《农村社会救济工作条例》等规章制度，同时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内容，最终建立起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在**年老年学学术高峰论坛上，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突出：享有退休金的老人仅占5.5%，享有集体养老补贴的仅有0.4%，认为自己经济没有保障的农村老人高达45.3%；农村老年人中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充分重视，政府对农村老龄化程度已经大于城市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势的问题，至今没有研究专门的应对策略。唐钧认为，国家应重视老龄化问题的真正难点——农村的养老保障问题，应建立一个“可持续、求适度、行得通”的有自我发展潜力的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新农村建设一周年论坛上，刘从龙指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是参保率低，覆盖面窄，保障不足和保障程度低；二是政府责任特别财政扶持没有到位；三是基金保值增值存在较大困难三方面的问题。刘从龙认为应该采取如下的对策：一是把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制度纳入国家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二是进一步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制度配套政策，理顺管理体制，规范业务管理；三是落实政府责任特别是加大各级财政对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制度的投入，积极引导农民参保，逐步扩大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刘从龙认为，对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地方，则应该：一是加大政府财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投入；二是建立农民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稳定的筹资机制；三是完善各项管理制度，规范业务管理，提高管理水平。
贾立春认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之所以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是由于原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模式本身存在缺陷；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决定了公共财政更倾向于投向城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完全靠农民个人积累，集体补贴微乎其微，保险金的增值幅度与银行利率大致相当，缴纳保险金影响到农民眼前的资金周转，所以农民没有参保积极性。其建议国家必须形成统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政策，否则会给农民的流动造成障碍。赵瑞政建议：尽快建立和推行强制性和激励性相结合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济较好的乡镇可优先发展；分阶段推行强制性储蓄积累，充分调动农民的参保积极性。学者胡婷婷针对传统农村养老保险的弊端，提出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构想，并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本原则、参保范围对象、保险费缴纳、养老金给付以及与现行农保衔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苏颖.浅谈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及措施［J］.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09).
农村养老保险论文篇3
一、农村养老保险的发展带来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存量的增加
1993年开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正式推向全国有条件的地区。此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范围虽然不断波动，但总的来看仍呈扩大的趋势。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为5374万人，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354亿元。尽管目前看来，这部分资金总量尚不高，但是，随着“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必将大幅增加。因此，有必要对这部分资金的流向加以分析，以明确其对农业的影响。
二、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使用方向
对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而言，进行投资来对积聚的养老基金进行保值与增值，对于保证养老金的按时、足额支付，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按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社保基金投资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买卖国债和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上市流通的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企业债、金融债等有价证券。
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使得大量资金向非农领域流动。对于银行存款而言，目前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主要存于农村信用社或邮政储蓄系统。农村信用社资金的贷款方向，集中于农业贷款和乡镇企业贷款，其中，乡镇企业贷款有相当大的比重投到非农领域。邮政储蓄系统长期以来实行资金存入中央银行，依赖于储户于转存中央银行之间的存款利差，成为中央银行回笼资金的一种手段，即使将这部分资金推向金融市场，由于与其他行业相比，农业基础建设投资，周期长、风险大，所以，农业的贷款并不具有吸引力，银行贷款款的流向，只能以非农产业为主。对于国债而言，国债的发行目的是为了弥补赤字与筹集中央建设性预算的部分资金，对弥补赤字而言，无论是作为政府人员的工资还是用于政府采购，都是使资金进入非农领域，并在非农领域周转。对建设性预算而言，除了农田水利、生态环境建设和农网改造的资金是流向农业之外，其余国债项目的资金都是流向城市和非农产业。对于其他的金融工具，如股票、公司债而言，更是各种非农产业的主要筹资手段，使得资金流向非农产业。
然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的来源，又主要是农业资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对象是非城镇户口的农村人口。因此，农村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所交纳的资金，也只能是农村人口收入中的一部分。固然，农村养老保险覆盖人群中包括了大量乡镇企业人员和外出打工人员，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非农产业。但是，这些人员是原属于家庭保障范围的，他们向社会保障的转移意味着原有家庭保障格局的打破，使得由他们进行家庭保障的另一部分人群也必须纳入社会保障，以保障其老年消费。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不可能仅仅面向这些“离土”人员的，还必须包括这些人员所对应的原家庭保障中的人员。这后一部分人群的收入却主要是农业收入，他们交纳的保费，也只能源于农业收入。农村家庭本身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农村居民的收入，不仅用于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还必须用于农业生产的投资。就此而言，农业收入与农业资金具有一定程度的等价性，源于农业收入，就是源于农业资金。总的来说，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的来源，仍有相当部分是属于农业资金的。
因此，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和运作的结果，是资金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净流动，其资金来源是农业，其资金使用是非农产业。农村养老保险规模越大，养老保险基金积累的越多，农业资金的流出也就越多。而从长期趋势来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范围只会越来越广，保险基金的规模也只会越来越大，与之相应，农业资金的流出会越来越多。
三、农业资金流出的经济后果
农业资金的流出会造成以下三个主要后果。
1、农业资金流出的最直接后果，是农业的萎缩。作为一个生产部门，农业需要不断的将获得的收入重新进行投资，以维持简单或扩大的再生产。农业资金对农户自筹配套资金的依赖性较高，而农户自筹资金的获得，主要是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因此，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所带来的农户可支配收入的减少，会使农户的生产支出显著降低。目前，我国农村的金融体系尚不发达，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投资主要是依靠家庭积累，农户缺乏其他的融资渠道来弥补参加社会保险所交纳的资金，这也减少了家庭进行农业投资的规模。
2、农业资金流出的另一个后果，是造成了农村养老保险不足的恶性循环。农业资金的流出，要求在农业生产中用更多的劳动来替代资本，使农业中劳动力的使用量增加。而劳动投入的边际效益又是逐步递减的，因此，农业资金的流出，使得劳动带来的收益越来越低，农业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也就越来越小，农村人口的外流规模也就越来越大。不断增加的农村外流人口加剧了原有家庭保障的解体，形成了对社会保障的需求。而另一方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带来了农业资金的流失。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农业萎缩的速度将越来越快。
3、农业资金流出的第三个后果，是降低了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农业竞争力的提高提高主要还是依靠农业的新要素投入，农业资金的流出，减少了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农民对土地的要素投入也就相应减少，导致农业竞争力的下降。而随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范围的扩大，作为资本要素的农业资金的流出也越来越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会因资金的缺乏而难以进行，这就使得我国农业的成本始终偏高，难以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价格竞争。
四、解决农村养老保险引起的农业资金流失的思路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农业资金流出，既制约着我国农业的发展，也危及农村养老保险的可持续性。但是，农村养老保险的发展又是势在必行的，这就需要一个与农村养老保险同步的农业资金补偿机制。本文建议采用以下思路进行应对：
1、建立农业资金的回流机制
通过建立资金回流的机制，可以抵消建立养老基金的影响，方案如下：
（1）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于农业建设国债
补偿农业资金的第一个方法，是把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的资金，再用于农业建设。这可以有两种方式：直接投资于农业，或者购买用于农业建设的国债。但是，直接投资的方式是不可行的。一方面，农业投资的风险较高，而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对投资的安全性则有严格的要求，出于安全性的考虑，直接投资于农业也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按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所允许的社保基金投资方向也不包括对农业的直接投资。因此，购买用于农业建设的国债，也就作为补偿农业资金的重要手段。一方面，用于农业建设的国债的资金是流入农业的，另一方面，国债作为一种国家信用，其风险很低，也可以满足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安全性的要求。
（2）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
单纯以购买国债方式来回流农业资金是不够的。就目前的农村贷款而言，主要是用于短期资金周转的，而不是用于长期的农业投资。因此，存入信用社、邮政储蓄系统的农村养老保险，是难以回流到农业的。这就必须由财政出面，来引导农业资金的回流。一方面，可以加大国债资金对农业的投资规模，以抵消农村养老保险所带来的农业资金流出。另一方面，可以采取农业贷款贴息等方式，来促进农业贷款的增加，以增加农村养老保险存款流回农业的比重。
2、以渐进方式进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
鉴于农村养老保险对农业资金的影响，农村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也必须是渐进的，以避免对农业造成大的冲击。一方面，要使农村养老保险结构与我国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使其有一定的地区差别；另一方面，推进的速度又不能太快，以保证资金回流的机制能逐步与社会保险体系的建设相适应。我国的农业发展水平是相当不平衡的，农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很大。对农村收入高，农业收入比重低的地区而言，农村养老保险所保障的人口，以在非农产业工作的人口为主，社会养老体系建设对农业资金的影响较小。但是，对农村收入低，农业收入比重高的地区而言，农民用于养老保险的资金只能从农业资金中获得。社会保险范围的迅速扩大，会使农业资金大量流出。因此，农村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必须承认这种差异，农业收入为主的地区，还要以家庭保障为主，非农收入比较高的地区，方可逐步增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比重。并且，农村养老保险的建设，要与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相配合，同步推进。
3、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
就城镇养老保险来看，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是第二、三产业内部的融资方式，来自第二、三产业的工薪收入，以养老基金的方式筹集起来，之后仍然以直、间接的方式投向第二、三产业。而农业养老保险，正如上文所论述的，不论作为存款还是购买国债，都是用于非农部门。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农业贷款的高风险与土地生产率的下降。由于农村金融体系的不发达，对长期贷款与农业基础投入的风险难以准确测算，有限的贷放量往往带来高风险，这是信用社所难以应对的。农村金融体系的不发达，也造成了农业生产的资金瓶颈，抑制了农业生产规模效益的形成。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农业对资金的吸引，不能把农村养老保险建成农业生产的融资来源。因此，加强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促进农业收益率的提高，降低农业融资的风险，是将农村养老保险带来的农业资金分流吸引回农业的重要手段。从长期来看，这是减弱农村养老保险分流农业资金的最终解决途径。
注释：
①参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2006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网站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农村养老保险论文篇4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法规,为保证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它包含以下两层含义:第一,社会养老保险是在法定范围内的老年人完全或基本退出社会劳动生活后才自动发生作用的。判断是否“完全或基本”退出社会劳动生活的标准,则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否脱离,或者对劳动者而言,参加的生产活动是否属于其主要社会生活内容而定。另外,法定的年龄界限亦根据各国实际情况相应确定。第二,社会养老保险目的是为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其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因此,养老金在分配过程中不再遵循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原则,而是依据劳动者的社会贡献、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来确定额度[1]。
养老保险是世界各国较普遍实行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①由国家立法,强制实行,企业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参加,符合养老条件的人,可向社会保险部门领取养老金;②养老保险费用来源,一般由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或单位和个人双方共同负担,并实现广泛的社会互济;③国家可测算出未来大概的养老金开支,并根据某些既定标准来确定养老保险待遇;④养老保险具有社会性,影响很大,享受人多且时间较长,费用支出庞大,因此,必须设置专门机构,实行现代化、专业化、社会化的统一规划和管理。
二、我国当前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历经多次改革,目前,我国城镇已初步建立了较高水平、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保险金基本实现了社会统筹,但由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我国城镇和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也不相同,农村养老保险从1991年开始试点,此后一段时期,农村养老保险工作迅速开展,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有近2000个县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5400多万农民参保,积累基金达300多亿元,已有200万名农民开始领取养老金。尽管如此,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存在着覆盖面小、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少、保障水平低的特点,一个综合的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形成,这样,在土地初级保障的基础上,绝大多数农民的养老缺乏保障,这不仅会加剧城乡差距,而且也会酿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在我国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三、在我国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到来的需要
国际上,一般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的社会、或者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的社会叫做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34亿,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1.1亿,占总人口的8.5%,而且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农村老龄化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为严重的是老龄化速度在未来的30年间将持续加速,根据预测,2030年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率将上升到17.93%,比城镇的比率高出4.8个百分点,因此,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解决好迅速增加、数量庞大的老年人口的老有所养。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不同,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不一致,绝大部分地区处于“先老未富”,甚至是“先老还穷”状态,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总量较少,人口老龄化的负担相对较小,而中国农村基数大,老年人口数量很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了整个欧洲各国老年人口之总和。因此,为了迎接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到来,使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老有所养,就有必要适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二)建立农村养老保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城乡居民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却在不断扩大,196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人比为2.2∶1,1978年为2.4∶1,到了1994年就达到2.87∶1,2001进一步上升到2.9∶1,2004年则为3.45∶1,目前仍有扩大的趋势,而我国二元化格局下的城乡养老保险差别也很大,以国家近年来社会保障费用支出为例,2001年,占人口70%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仅占全国保障费总支出的11%,而占总人口30%的城镇居民却占全国社会保障费的89%。人均占有方面,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455元,农民仅人均15元,相差近30倍;从覆盖面看,城市已达90%以上,而农村只有2.4%。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差距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羁绊。要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和谐,就必须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效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和不公平,使社会稳定发展,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三)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土地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径
由于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农民人均拥有的土地数量有限,根据国土资源部日前公布的2005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93hm2,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加之城市化过程中耕地消失的速度快于农业人口消失的速度,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显得更是脆弱。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我国农产品还要面临世界低成本农产品的更大冲击,其价格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相应地,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取的收益也就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单纯依靠有限的土地已经难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了,土地保障的作用正日益削弱。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也正在弱化,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进行以及现代观念的冲击,我国农村过去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逐渐被父母和子女居住的现代小型核心家庭所取代,家庭结构不断简化,家庭规模渐趋缩小。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户常住人口由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1994年的4.54人,每个劳动力负担人口(含本人)也由2.26人减少到1.57人,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受到巨大冲击。对于我国如此众多的农村老人依赖自己不稳定的老年劳动收入来养老,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保障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土地、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径,是广大农民的迫切需要,它不仅可以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四)从西方历史经验看我国已经基本具备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
从一些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丹麦、瑞典、葡萄牙与西班牙分别于1891年、1913年、1919年与1947年开始通过立法在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当时这四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中国1999年可比值水平的79.3%、99.9%、46.6%与73.3%。欧盟15个成员国将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在时间上大致从20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末完成。与这些国家当时的农业产出、人均收入等指标比较,我国整体经济水平和农村经济水平都达到或超过这些国家当时的条件[2]。另外,比照国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国家,一般有两个规律,一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滞后城镇30-50年;二是农业占GDP的比重在3.1%-41%之间,平均为16.2%。而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于1951年,当时政务院颁布了《劳动保险暂行条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事实上已滞后城镇50多年。2003年,我国农业GDP比重为14%,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国际上已经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建立该制度时的比例。而目前我国政府财政收入保持年均高速增长,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后盾;同时,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中存在着社会保障支出不足的问题,这也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深入实施提供了潜在的经济支持。因此,我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基本具备条件。
(五)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是保证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就业结构的变革,以及小城镇的发展,农村已经初步构筑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体制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是率先进入市场经济的群体。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优胜劣汰是竞争的必然结果。农民不论亦工、亦农、亦商都必然要承担市场风险。逐步在农村建立发展社会养老保险,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3]。
由此可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我们国家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必要条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目前需要迫切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陈英.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立的可行性[J].科技资讯,2006(17):229.
[2]王德文.我国已经具备条件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制[J].脑库快参,2005(36):1-6.
[3]刘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J].金融投资,2006(10):51-52.
[4]安然.我国农村家庭养老保障的现状及对策思考[J].理论观察,2006,40(4):81-82.
[5]林萍.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现状分析[J].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0(5):18-21.
农村养老保险论文篇5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指农民为使年老不能再从事劳动时的生活有保障，在法律规定的劳动时间内缴纳部分保险金，在他们达到一定年龄后，有权向国家或有关保险机构申请养老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多种形式的农村养老保险法律制度，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
一、现阶段我国农村养老保险法律制度存在问题
目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适用的仍然是根据1992年由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经过十多年的运行，现行农村养老保险方案在制度设计方面的缺陷也已逐渐显露出来，具体而言，农村养老保险工作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养老保险建设缺乏法律的有力支撑
实践中的主要依据，一是1992年颁布实施的《方案和1995年颁布实施的通知》，以及一些相关法律中关于应该重视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原则性条款。二是相关文件内容：200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要积极探索适合小城镇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十六大报告中的要“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三是有关领导关于重视“三农”问题和农村保障问题的讲话。由于没有关于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专门法规，在实践中存在许多困惑，各地在制定本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时找不到比较有力的立法依据，只好各自为政，把办法确定为暂行办法，大大降低了地方立法的规范性和长期性、稳定性。另外，由于农村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缺乏法律保障，基金的流失现象严重，严重影响了基金的正常运转。
2．农村养老保险资金来源结构错位
农村养老保险运行多年的实践表明：资金来源问题是养老保险的核心问题，缺乏政府财政支持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只规定了国家应对保险资金的筹集给予政策扶持，而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建立和运行过程中应承担相应的财政责任，在集体经济日益薄弱的情况下，这样的“软约束”必然导致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参保者缴费负担重，保障水平低且参保人数不断下降。据测算，在199071999年期间，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参保者人均累计农村养老保险费仅230元，月均养老金仅3．5元，根本无法保证农村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农村养老保险资金来源结构错位是导致农民参保积极性不高的根本性制度原因，我国应逐步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渠道筹资机制。
3．管理体制不顺，监管不力，流失严重
其一是管理体制不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管理部门存在条块分割的现实：民政部门管一块、卫生部门管一块、社保部门管一块、这种条块分割的现实造成了政策协调、资源共享等诸方面的人为矛盾，不利于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推动和开展。其二是养老保障基金管理和增值问题较多。按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社会保障基金应该遵循征缴、管理和使用三分离的原则，互相制衡，从而保障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即保值增值)。在中国，大多数地方的养老保险基金是由当地的民政部门独立管理的征缴、管理和使用三权集于一身，缺乏有效的监控监督，而地方的民政部门又受当地政府的管理，所以，当地民政部门或政府挤占、挪用甚至贪污、挥霍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情况便时有发生，使农民的养老钱失去了保障。
二、重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法津制度的设想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关键是要根据我国农村的现状建立适合国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体制。
1．合理构建农村养老保险法律体系
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农民社会保险事业的保障，是农民社会保险制度的核心。同时，有没有完备的法律规范，也是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发展来看，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以国家立法为基本前提，并依靠法治来保证实施。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险法律框架应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修改宪法。列宁说“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宪法对农民这一弱势群体负有义不容辞的保护责任。虽然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但也只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纵观宪法条文的规定，涉及社会保障方面的只有退休制度和公民获得物质保障的制度，但退休制度将农民排除在外，而物质保障是针对全体公中的困难群体。鉴于农民的生存状况和我国法治建设的现状，应当通过修改宪法，增加保护包括农民在内的弱势群体的根本性原则，使宪法真正成为农民的“权利保障法”，使宪法成为农民社会保险的母法，从而使农民的社会保险制度有较高的法律起点，通过加强农民社会保险上位法的保护，使农民社会保险立法有足够的法律权威。
其次，尽快出台社会保险法》。对于社会保险问题，我国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法律框架，包括国务院的决定和省一级落实国务院决定的法律，但还没有出台国家层次的专门法律。在我国农民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立法者必须提供适当的制度保证，宏观上应尽快出台一部专门的法律，对该制度的实施作出明确规定和统一筹划，使之有法可依，规范操作，克服随意性，使城乡社会保险在宏观上达到统一。
第三，制定保护农民权益的综合性法律。我国在立法实践中一直非常重视和强调对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如全国人大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妇女权益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多部特殊保护的法律。但由于城乡差距的存在和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农民在就业竞争、基本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问题，明显处于弱者的位置。因此，要尽快制定和出台保护我国全体农民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权益保护法》，用法律确定农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包括社会保险在内的农民社会保障问题。
最后，制定专门的农民社会保险法》。西方发达国家的农村保障都是通过国家立法形式实行的一种强制性社会保险。如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就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并在1957年扩大到全体农民。日本在1971年，丹麦、芬兰在1977年，美国在1990年也都建立了农民社会保险制度，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定。而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基本上是本着自愿、量力的原则，并不具备法律上的强制性。所以应当就农民的社会保险专门立法制定有针对性的农民社会保险法》，从法律上确认保险制度在农村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其性质、对象和标准，规范权利义务和责任，使农民的社会保险工作开展有法可依。
2．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渠道筹资机制
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上，我国走的是一条“城乡分割保障”的道路，国家承担了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大部分建制成本，却忽略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资金需要。有学者说得好，“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所有的资产，不是城里人独有的资产，更不是国有企业职工独有的资产”。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政府虽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为农民提供全面的、高标准的养老保险待遇，但国家应从公平的角度为广大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养老保险待遇，建立起“低水平、广覆盖”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从世界已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国家和地区看，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险涵盖农村地区，其保障对象包括全部农村人口，其中有相当数量是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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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当前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历经多次改革,目前,我国城镇已初步建立了较高水平、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保险金基本实现了社会统筹,但由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我国城镇和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也不相同,农村养老保险从1991年开始试点,此后一段时期,农村养老保险工作迅速开展,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有近2000个县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5400多万农民参保,积累基金达300多亿元,已有200万名农民开始领取养老金。尽管如此,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存在着覆盖面小、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少、保障水平低的特点,一个综合的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形成,这样,在土地初级保障的基础上,绝大多数农民的养老缺乏保障,这不仅会加剧城乡差距,而且也会酿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在我国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三、在我国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到来的需要
国际上,一般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的社会、或者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的社会叫做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34亿,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1.1亿,占总人口的8.5%,而且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农村老龄化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为严重的是老龄化速度在未来的30年间将持续加速,根据预测,2030年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率将上升到17.93%,比城镇的比率高出4.8个百分点,因此,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解决好迅速增加、数量庞大的老年人口的老有所养。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不同,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不一致,绝大部分地区处于“先老未富”,甚至是“先老还穷”状态,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总量较少,人口老龄化的负担相对较小,而中国农村基数大,老年人口数量很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了整个欧洲各国老年人口之总和。因此,为了迎接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到来,使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老有所养,就有必要适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二)建立农村养老保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城乡居民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却在不断扩大,196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人比为2.2∶1,1978年为2.4∶1,到了1994年就达到2.87∶1,2001进一步上升到2.9∶1,2004年则为3.45∶1,目前仍有扩大的趋势,而我国二元化格局下的城乡养老保险差别也很大,以国家近年来社会保障费用支出为例,2001年,占人口70%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仅占全国保障费总支出的11%,而占总人口30%的城镇居民却占全国社会保障费的89%。人均占有方面,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455元,农民仅人均15元,相差近30倍;从覆盖面看,城市已达90%以上,而农村只有2.4%。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差距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羁绊。要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和谐,就必须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效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和不公平,使社会稳定发展,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三)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土地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径
由于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农民人均拥有的土地数量有限,根据国土资源部日前公布的2005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93hm2,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加之城市化过程中耕地消失的速度快于农业人口消失的速度,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显得更是脆弱。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我国农产品还要面临世界低成本农产品的更大冲击,其价格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相应地,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取的收益也就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单纯依靠有限的土地已经难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了,土地保障的作用正日益削弱。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也正在弱化,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进行以及现代观念的冲击,我国农村过去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逐渐被父母和子女居住的现代小型核心家庭所取代,家庭结构不断简化,家庭规模渐趋缩小。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户常住人口由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1994年的4.54人,每个劳动力负担人口(含本人)也由2.26人减少到1.57人,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受到巨大冲击。对于我国如此众多的农村老人依赖自己不稳定的老年劳动收入来养老,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保障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土地、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径,是广大农民的迫切需要,它不仅可以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四)从西方历史经验看我国已经基本具备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
从一些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丹麦、瑞典、葡萄牙与西班牙分别于1891年、1913年、1919年与1947年开始通过立法在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当时这四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中国1999年可比值水平的79.3%、99.9%、46.6%与73.3%。欧盟15个成员国将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在时间上大致从20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末完成。与这些国家当时的农业产出、人均收入等指标比较,我国整体经济水平和农村经济水平都达到或超过这些国家当时的条件[2]。另外,比照国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国家,一般有两个规律,一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滞后城镇30-50年;二是农业占GDP的比重在3.1%-41%之间,平均为16.2%。而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于1951年,当时政务院颁布了《劳动保险暂行条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事实上已滞后城镇50多年。2003年,我国农业GDP比重为14%,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国际上已经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建立该制度时的比例。而目前我国政府财政收入保持年均高速增长,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后盾;同时,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中存在着社会保障支出不足的问题,这也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深入实施提供了潜在的经济支持。因此,我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基本具备条件。
(五)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是保证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就业结构的变革,以及小城镇的发展,农村已经初步构筑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体制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是率先进入市场经济的群体。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优胜劣汰是竞争的必然结果。农民不论亦工、亦农、亦商都必然要承担市场风险。逐步在农村建立发展社会养老保险,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3]。
由此可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我们国家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必要条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目前需要迫切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陈英.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立的可行性[J].科技资讯,2006(17):229.
[2]王德文.我国已经具备条件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制[J].脑库快参,2005(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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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阶段我国农村养老保险法律制度存在问题
目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适用的仍然是根据1992年由民政部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经过十多年的运行，现行农村养老保险方案在制度设计方面的缺陷也已逐渐显露出来，具体而言，农村养老保险工作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养老保险建设缺乏法律的有力支撑
实践中的主要依据，一是1992年颁布实施的《方案和1995年颁布实施的通知》，以及一些相关法律中关于应该重视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原则性条款。二是相关文件内容：200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要积极探索适合小城镇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十六大报告中的要“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等。三是有关领导关于重视“三农”问题和农村保障问题的讲话。由于没有关于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专门法规，在实践中存在许多困惑，各地在制定本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时找不到比较有力的立法依据，只好各自为政，把办法确定为暂行办法，大大降低了地方立法的规范性和长期性、稳定性。另外，由于农村的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缺乏法律保障，基金的流失现象严重，严重影响了基金的正常运转。
2．农村养老保险资金来源结构错位
农村养老保险运行多年的实践表明：资金来源问题是养老保险的核心问题，缺乏政府财政支持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只规定了国家应对保险资金的筹集给予政策扶持，而没有明确规定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建立和运行过程中应承担相应的财政责任，在集体经济日益薄弱的情况下，这样的“软约束”必然导致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参保者缴费负担重，保障水平低且参保人数不断下降。据测算，在199071999年期间，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参保者人均累计农村养老保险费仅230元，月均养老金仅3．5元，根本无法保证农村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农村养老保险资金来源结构错位是导致农民参保积极性不高的根本性制度原因，我国应逐步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渠道筹资机制。
3．管理体制不顺，监管不力，流失严重
其一是管理体制不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管理部门存在条块分割的现实：民政部门管一块、卫生部门管一块、社保部门管一块、这种条块分割的现实造成了政策协调、资源共享等诸方面的人为矛盾，不利于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推动和开展。其二是养老保障基金管理和增值问题较多。按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社会保障基金应该遵循征缴、管理和使用三分离的原则，互相制衡，从而保障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即保值增值)。在中国，大多数地方的养老保险基金是由当地的民政部门独立管理的征缴、管理和使用三权集于一身，缺乏有效的监控监督，而地方的民政部门又受当地政府的管理，所以，当地民政部门或政府挤占、挪用甚至贪污、挥霍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情况便时有发生，使农民的养老钱失去了保障。
二、重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法津制度的设想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关键是要根据我国农村的现状建立适合国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体制。
1．合理构建农村养老保险法律体系
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农民社会保险事业的保障，是农民社会保险制度的核心。同时，有没有完备的法律规范，也是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发展来看，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以国家立法为基本前提，并依靠法治来保证实施。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险法律框架应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修改宪法。列宁说“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宪法对农民这一弱势群体负有义不容辞的保护责任。虽然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但也只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纵观宪法条文的规定，涉及社会保障方面的只有退休制度和公民获得物质保障的制度，但退休制度将农民排除在外，而物质保障是针对全体公中的困难群体。鉴于农民的生存状况和我国法治建设的现状，应当通过修改宪法，增加保护包括农民在内的弱势群体的根本性原则，使宪法真正成为农民的“权利保障法”，使宪法成为农民社会保险的母法，从而使农民的社会保险制度有较高的法律起点，通过加强农民社会保险上位法的保护，使农民社会保险立法有足够的法律权威。
其次，尽快出台社会保险法》。对于社会保险问题，我国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法律框架，包括国务院的决定和省一级落实国务院决定的法律，但还没有出台国家层次的专门法律。在我国农民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立法者必须提供适当的制度保证，宏观上应尽快出台一部专门的法律，对该制度的实施作出明确规定和统一筹划，使之有法可依，规范操作，克服随意性，使城乡社会保险在宏观上达到统一。
第三，制定保护农民权益的综合性法律。我国在立法实践中一直非常重视和强调对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如全国人大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妇女权益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多部特殊保护的法律。但由于城乡差距的存在和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农民在就业竞争、基本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问题，明显处于弱者的位置。因此，要尽快制定和出台保护我国全体农民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权益保护法》，用法律确定农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包括社会保险在内的农民社会保障问题。
最后，制定专门的农民社会保险法》。西方发达国家的农村保障都是通过国家立法形式实行的一种强制性社会保险。如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就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并在1957年扩大到全体农民。日本在1971年，丹麦、芬兰在1977年，美国在1990年也都建立了农民社会保险制度，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确定。而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基本上是本着自愿、量力的原则，并不具备法律上的强制性。所以应当就农民的社会保险专门立法制定有针对性的农民社会保险法》，从法律上确认保险制度在农村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其性质、对象和标准，规范权利义务和责任，使农民的社会保险工作开展有法可依。
2．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多渠道筹资机制
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上，我国走的是一条“城乡分割保障”的道路，国家承担了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大部分建制成本，却忽略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资金需要。有学者说得好，“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所有的资产，不是城里人独有的资产，更不是国有企业职工独有的资产”。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政府虽不可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为农民提供全面的、高标准的养老保险待遇，但国家应从公平的角度为广大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养老保险待遇，建立起“低水平、广覆盖”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从世界已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国家和地区看，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养老保险涵盖农村地区，其保障对象包括全部农村人口，其中有相当数量是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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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保障水平偏低
《基本方案》,规定:“交费实行低标准多档次月交费标准设2元、4元、6元、8元……20元十个档次”,但由于农村经济水平较低和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乏信心等原因,大部分地区农民投保时选择了保费最低的2元投保档次。按照民政部提供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缴费领取计算表》,若每月交费2元,10年后每月可领取养老金4.7元,15年后每月可领取9.9元;如再考虑到利率下调通货膨胀等因素,实际领取的标准还要更低显然,这种保障水平是难以承担起养老这一社会重任的。
1.3政府与集体补助缺失
按照现行的规定:“资金筹集坚持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抚持的原则。在以个人交纳为主的基础上,集体可根据其经济状况予以适当补助(含国家让利部分)。集体补助主要从乡、镇企业利润和集体积累中支付;国家政策扶持主要是通过对乡镇企业支付的集体补助予以税前列支体现”。这一规定从制度上把没有乡镇企业的农村地区排除在集体补助之外。并且乡镇企业是否盈利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问题,因而农民养老基金的集体补助也随之变得不稳定。
1.4基金运营不合理,投资渠道短缺,基金监管缺失
为保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性,《基本方案》规定,“养老保险基金除需现支付部分外,原则上应及时存入银行或转为国家债券。基金用于地方建设时,原则上不由地方直接用于投资,而是先存入银行,再以向银行贷款的方式支出”。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缺乏合适的投资渠道、投资人才、国债数量有限、难以购买,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基本上是采用存入银行的形式实现其保值增值的。但是,由于国家宏观调控和国际金融环境的影响,利率的波动很大,很难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
2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2.1立法的滞后,直接导致无法可依
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只有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实行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国家没有根据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及时地对法律做出调整。农村社会保险各地规定不一,没有法律约束力,基层无法操作,农民无法可依,参保积极性也就大打折扣。
2.2管理体制没有理顺
农村社会保险工作有的仍然留在民政部门,有的已经划归劳动保障部门管理,造成工作脱节,管理混乱。手续繁琐,领取不便。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一般都是断断续续的,缴费不定时也不定额,每到符合退休条件需要办理领取养老金手续时,要进城确认身份、年龄、缴费、时间等,农民费时费力费钱;而达到退休条件办理退休手续后,还得进城领取养老金;参保人员意见很大,从而影响了农民的参保积极性。
2.3社会结构障碍
在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影响下,逐步形成了特征明显的二元社会结构,这使社会保障体系也逐步趋于二元化。作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也无法逃脱被边缘化的命运。这种体制使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责任“虚化”和缺位,成为我国政府在构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水平低也顺理成章了。
3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措施
3.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参保意识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建立,意味着广大农民必须从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险意识向现代社会养老保险意识的根本转变。但这种转变必然会受到传统思想、文化、心理以及价值取向的滞阻。因此扎实、细致的做好宣传普及工作是进一步推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当务之急。相对于广播、报刊和网络,电视的普及率是最广的,可以利用电视为主要途径,宣传农村养老保险知识,宣传的内容要尽可能详细和通俗易懂。通过广泛、深入地宣传,让农民充分认识到参加养老统筹不仅使自己老来生活有可靠的保障,而且有利于家庭和睦、幸福,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而使农民在思想上接受,在行动上积极参与。
3.2立足我国国情,不断推动制度创新
我国东、中、西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在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时,应根据地区性差异,建立适宜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部分土地被征集,把我国的农分为纯农民、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由于收入来源不同,收入水平也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基金来源也各不相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应该对他们分类考虑;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要逐渐消除经济二元化,建立全民一体化的养老保险体制,所以要考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以减少转制成本。总之,制度应该不断创新,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建立起多层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3.3加大政府的责任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必然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规范。就养老保险的性质看,它并非单纯的公共物品。它是一种由政府提供给人们消费的物品,这种物品既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质,又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因此,需要特别强调政府的责任和角色,尤其是政府的财政投入。相对于其他国家,我国的社会保障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一直远远低于其他国家,且这些投入主要集中的城镇职工,农村居民则所得甚少。因此,构建和完善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必须加大政府的责任,这其中不仅应包括中央政府,还应包括地方政府的职责。
4总结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权利的实现;体现社会公平,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主义。在我国人口老龄化高峰以前,我国应加快对农村养老保险的研究,建立合适的养老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1]李智,黄飞.浅谈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J].法制与社会,2009.
[2]李俊.农村实施社会养老保险的四大难题及破解思路[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9.
农村养老保险论文篇9
（一）增强农民对养老保险政策支持度
农村养老保险是全体农民的事业，只有全体农民积极参与才能使政策持续发展，并进而实现政策目标。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恰恰能够激发农民对政策的普遍支持：一方面将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参与，并向政府及时反馈政策中的一些问题，促进政策不断健全和完善；另一方面将积极参保缴费并不断提高缴费档次和标准，不断增加基金收入和提高养老金水平，有力保障农村养老保险持续发展。否则，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将被农民冷漠和抗拒，政策作用难以发挥。正如斯诺（C•P•Snow）所指出，“在任何高度复杂的组织中，要想使任何决策得以贯彻执行，必需调动各个层次的人员。只有他们的决心、他们的积极性和他们的认可（总之，避免他们的消极抵抗），才能决定一项决策能否及时得以贯彻”。
（二）降低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运行成本
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运行是需要成本的。如果农民对政策认同，政策执行效率比较高，那么政府不需额外增加人财物等保障政策顺利执行，政策运行成本将保持在必要水平；如果农民对政策不认同，政策执行效率比较低，那么政府必须额外增加人财物等来保障政策顺利执行，这无疑增加了不必要成本。例如，农民不愿参保，政府需增派专人并投入相应财力、物力和时间对其宣传动员；即便农民愿意参保，但普遍选择低档缴费，以至于基金收入规模小，在同样成本投入的条件下，基金运营成本当然变高。因此，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可以减少政府不必要投入，降低政策运行成本。
（三）避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偏差
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往往出现偏差，对于偏差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从政策认同来说，不外乎有两种情况：一是由政策执行者引起的；二是由农民引起的。如果政策执行者对政策设计缺乏认同，那么它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不是很积极，甚至背其道而行之，过去的“老农保”、“新农保”以及当前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均存在该现象。如有些地方擅自提高最低缴费标准，以至于缴费困难群体难以按期完成缴费；有些县区为减轻本级财政压力而擅自调低政策补贴标准等。如果农民对政策设计不认同，往往会拒绝参保，或即便参保也不会积极缴费，甚至经常停保等。因此，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纠正政策执行偏差的作用和意义。
（四）提高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合法程度
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合法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一是国家政权机关通过某种程序和形式赋予政策的合法性，谓之为狭义合法性；二是由社会公众普遍认同所赋予的合法性，谓之为广义合法性。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只有实现两者统一才能顺利实施。否则，即便具有狭义合法性，也不能为最大多数农民认同，那么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也不能顺利实施。正如哈特（H.L.A.Hart）所指出，“如果一个规则体系要用暴力强加于什么人，那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自愿接受它，没有他们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权力就不能建立起来”。
（五）保障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可持续性
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可持续性主要取决于基金支付能力持续有力、政策设计不断优化以及经办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对这几方面有着明显的综合增强作用。例如，前述的基金收入因农民积极缴费而不断增长，从而基金支付能力得以根本保障；政策在农民积极参与建设的条件下，不断得以健全、调整和优化；经办服务质量和效率在“农民认同”的“督促”下得以不断提高等等。事实上，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既是一个政策合意性目标，也是一个有效保障政策可持续发展的心理性系统机制（尽管其内部结构关系难以具体化），其以自己特有方式不断对农村养老保险发展做出政策优化、动力供给、效率提高等的推进。因此，农民政策认同能够更好地促进农村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
三、当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决策民主化低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自制度化以来，任何阶段的任何政策模式都是由政府或相关部门单方制定的①，并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而农民作为政策目标群体却始终被置于决策程序之外，不能在决策中自由表达自己的愿望和利益，只能处于被动接受地位，更不用说与其他利益集团争夺养老利益了。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和农民实际养老预期值当然会存在偏差，无论这种偏差是益于农民还是损于农民，其必然影响农民政策认同度提高。之所以这样，主要是由于农民利益表达权未得到切实维护。由于原来能表达愿望和利益的村民自治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衰弱，“它不仅在形式上为村民的心理认同设置了障碍，而且在功能上使村民失去权威的依靠，在工作上使村民失去行使权力的保证”。加之建国后农会已不复存在，而当前代言农民利益的组织尚未正式形成，以及农民利益表达在空间上极其分散，彼此间很难交流集中，以至于对政府决策难以形成强有力的集体影响。同时，农民人大代表份额少和代表身份“虚化”又在根本上消除了农民表达利益的制度路径。例如，六届至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占比分别为11.7%、10.5%、9.4%、8%、8.4%、6.7%，农民代表比例与农民数量极不相称，而且这些代表中大多还是村干部、企业家或先富阶层，真正来自普通农民阶层的很少。利益表达权缺失往往使农民在心理上产生被轻视的失落感，其必然降低对政府决策的认同感。
（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保障水平太低
保障水平是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的最重要衡量标准，如果其不能满足绝大多数农民养老需求，那么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价值就会受到农民普遍质疑乃至不认同，因为“政策预期值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政策认同的程度，尽管政策预期值很高不一定就会带来高的政策认同的同步增长，但是政策预期值很低却肯定不能带来高的政策认同”。当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由于坚持“保基本”原则，在低缴费、低补贴和低基金收益的条件下，农民养老金预期值必然很低，所以农民对政策的认同度并不高。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的张丽宾（2013）对全国6省12市县区的访谈调查，绝大多数农民反映当前养老金水平偏低，中央和地方补贴加上个人账户养老金月均才百元左右，根本不能满足养老需要。目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虽然已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征缴扩面已现拐点，但这主要是行政力量强制执行的结果，而不是由农民对保障水平认同带来的，相反强制还影响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度提高。当然，农民小农意识之贪利动机也有一定影响，如少量缴费可获得可观补贴，但这不是主要的。
（三）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质量不高
政策执行质量如何直接影响目标群体对政策的心理认同感。当前农村养老保险经办管理服务体系还不健全和完善，尤其是基层经办管理服务能力不高，专职经办人才缺乏，业务经办手段、方式、方法等还比较落后等，以至于政策执行质量与农民的满意目标还存在某种差距。例如，由于基金统筹层次比较低，基金运营收益普遍不高甚至贬值，以至于农民预期养老金受损；农民参保缴费和养老金领取的时间、地点、方式、方法等还不能实现快捷、便利和高效；经办管理部门对政策不忠现象时有出现，业务经办中的错误还不能完全杜绝，工作人员服务方式和态度还未实现人本化转型，农民还不很满意等。河南农业大学的李伟对河南三市五县国家“新农保”执行情况的调查就证实了这点：基层乡镇政府政策宣传效果比较差，有80.6%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很满意；强制农民参保的情况仍然存在，尽管所占比例不高；业务经办弄虚作假情况时有发生，严重扰乱了经办管理秩序；部分地区基础养老金足额发放不及时，有4.7%的被调查者反映了该情况。个别村干部素质不高，工作方式、方法简单粗暴，部分农民对政策有抵触情绪。因此，提高政策执行质量是提高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的必然选择。
（四）农民对农村养老保险认知有局限
农民对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知度越高，其参保率就越高，即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度就越高。而影响农民政策认知的关键是其文化素质。然而，调查显示：2006年我国农村劳动力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4.6%，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只有15.4%，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仅占2.4%。文化贫困使农民对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往往难以理解或只是一知半解，对政策所赋予的社会权利和养老利益根本认识不到，更不清楚政策对规避自己晚年生活风险的意义，只看到享受利益须履行长期缴费责任，这对注重眼前利益的农民来说实在难以接受，结果政策认同度不高。另外，农村几千年积淀的传统文化理念、心理、习俗等对农民政策认知也有负面影响，使农民对农村养老保险政策不认同。例如，以养儿防老为核心的家庭养老文化使农民参保积极性不高，该文化认为只要有子女养老就无需担忧，不必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不合理的消费习俗和消费方式使大部分农民收入优先用于子女教育、建房医疗、生产经营等，以至于养老保险不被农民重视；短视性和自满性的小农意识又使农民只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只安贫乐道和因循守旧而不主动接受养老新事物。文化素质不高和传统文化影响使农民对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知必然存在局限性。
（五）农民对基层政府公信力尚有担忧
基层政府及其官员作为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执行的主导力量，其公信力如何直接影响着农民政策认同。其公信力越高，农民对其信任度就越高，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度也就越高。由于历史上基层政府及其官员主要是作为农村社会管控者而存在的，所以其公共服务职能非常微弱或根本没有。然而，随着税费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推进，基层政府职能转变未能及时跟进，基层官员公共服务意识直至目前依旧很淡薄，农民对其信任度日渐下降。同时，某些基层官员和更是严重影响了基层政府公信力，其政策动员和执行的能力大大下降，以至于农村中干部往往是作为农民的异己力量而存在的。但是，农村养老保险作为公共政策又需要基层政府及其官员去动员和执行，可想而知农民的政策认同度肯定不高。更有甚者，有些基层政府及其官员为了提高工作政绩不适宜地采取一些粗暴方法和措施来执行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更是对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雪上加霜。当前农村养老保险虽然实现了“应保尽保”，但据调查，相当数量的农民参保是行政强制的而非自愿的，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他们担心政府政策会变化，导致自己利益受损失，这反映了农民对基层政府不信任。因此，促进农村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必须提高基层政府公信力。
四、提高农村养老保险政策认同的对策
（一）构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保证农民养老利益实现
“公众讨论和社会参与的问题，对于在民主框架下制定政策具有中心意义。”当前首先是改变村民自治组织“弱化”、农民人大代表比例低和农民代表身份“虚化”状态，让普通农民广泛地参与政府养老保险政策决策，使农民养老利益之声真正能发出来、传上去和有影响，从而在制度上切实保障农民养老利益。其次是加快发展农民社团组织，通过社团把分散的农民整合成对政府和其他利益团体有压力和制衡作用的集体，根本改变农民在养老资源配置及其制度安排中的不利地位，使农民不仅能顺畅表达自己的养老意愿和参与养老保险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还能在其中争得应有的养老利益，从而使农民养老利益表达获得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只有这样，政府养老保险政策决策才能真正反映农民的愿望和利益，农民对政策才能普遍认同。正如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指出，在政府政策决策中必须建立由民众广泛参与的利益表达机制，只有如此，政策才能具有普遍群众基础，才能为群众所普遍认同，才能在实施中耗费更低成本。
（二）优化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提高养老待遇预期水平
首先，根据农民纯收入增长情况，适时调整农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和缴费标准的上限和下限，落实好多缴多补和长缴多补政策，并加大对高档缴费和长期缴费的补贴力度，引导农民不断提高缴费档次和缴费标准，进而使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收入规模不断增大。其次，政府基础养老金补贴和个人缴费补贴与财政收入、农民纯收入、物价水平及社会平均生活质量相协调，其供给标准应随这些指标的变化而变化，实现动态制度化，从根本上化解通货膨胀贬值和政府补贴不能满足农民基本需要的问题。第三，养老金计发要根据农民纯收入、社会工资及物价水平作即时调整，调整幅度不低于城镇职工养老金增长幅度；养老金领取也要与领取年龄、缴费年限成正相关，避免个人账户赤字。第四，建立地方财政农村特殊困难群体个人账户动态化“注资扶助”机制，保证特殊困难群体在年老时享有社会平均养老待遇。第五，实行基金省级统筹管理和市场化投资运营，保证基金收益可观增长。政策设计优化必将提高养老金预期水平，增强农民政策认同感。
（三）健全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全面提升政策执行质量
健全农村养老保险经办管理机构，配足配齐专职经办管理人员，并定期对其进行培训，提高经办管理人员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同时保证足够经费投入；完善基层经办服务网络，建立覆盖村社的基层经办服务平台，使经办管理服务更加规范化和标准化，为农民参保提供“一站式”高质量服务；创新经办管理手段、方式、方法，简化参保程序和业务流程，使之更加科学化和合理化，从而使农民参保缴费和养老金领取在时间、地点、方式、方法等方面更加快捷、便利和高效，人本化服务水平不断提高；针对农村人口流动频繁和职业变更不断的问题，要做好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移接续工作，保障农村养老保险与其他制度间的衔接转移，并保障农民养老利益在转移接续中不受损失，从根本上消除农民心理上的顾虑；加强对经办管理的执法监督，杜绝各种违背政策设计及其精神的行为，特别是各种弄虚作假和行为；对基金运营要做好监控，防止风险性和人为性基金流失，使农民利益受损；建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绩效评估机制，以检查评价政策执行质量和效果。
（四）加强政策精神解释宣传，提高农民认知水平
针对农民文化素质低和对社会保险知识难于理解问题，经办服务部门要加强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宣传，采取各种有效形式让农民理解政策设计及其精神，切实提高农民政策认知水平。具体说，要加大对政策宣传经费投入，以解决宣传中所需的设备购买、师资雇佣、耗材消费等资金困难；利用多种媒体和社会组织的宣传优势，让农民对政策的认知始终发生在身边；定期聘请专业人员到村办培训班，对农民开展社会保险知识辅导，着力讲解给付水平、缴费标准、计发办法等，彻底算好农民的保险利益帐；发挥村干部的政策宣传优势，在系统培训后利用各种便利时间向农民普及参保知识；加强专职经办队伍建设，尤其是经办人员的宣传和业务能力，增强其政策宣传意识，使其真正成为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实施的基层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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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已经开始启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80年代中期，就已经探索性地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这段历史可以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试点阶段。1986年，民政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在江苏沙洲县召开了“全国农村基层社会保障工作座谈会”。会议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决定因地制宜地开展农村社会保障工作。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成为首批试点地区。第二阶段为推广阶段。1991年6月，原民政部农村养老办公室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确定了以县为基本单位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原则，决定1992年1月1日起在全国公布实施。此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在各地推广开来，参保人数不断上升，到1997年底，已有8200万农民投保。第三阶段为衰退阶段。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由民政部门移交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这个阶段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出现了参保人数下降、基金运行难度加大等困难，一些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甚至陷入停顿状态。1999年7月，国务院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尚不具备普遍实行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决定对已有的业务实行清理整顿，停止接受新业务，有条件的地区逐步向商业保险过渡。从以上几个发展阶段来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践上是不成功的，可怜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还没有来得及成长时就已面临夭折的危险，但它却切实关系到占我国人口约80％的人民目前或将来的生活质量，随着老龄化浪潮汹涌而来，农村养老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和紧迫。时值新农保正在全面辅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已不仅仅是农民的愿望和要求，而是市场发展本身的客观必然。
2进一步提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议
新农保政策的实施，让我们不得不去思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从起步到建立起完善的制度之间，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跨度，它的关键就在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符合农民的实际情况，所以综合考虑有以下几点建议。
2.1建立农民养老保险的动态账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速，农民的流动性也随之极具增长。针对农民工流动性较强这一特点，应该使农民工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随工作城市的转变而转移。因此，在设计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农民流动的特点，设立农民养老保险的动态个人账户，无论参保农民流入那里都会根据所在单位的性质和特点接续个人账户的养老基金。通过动态个人账户把流动农民的养老保险缴费统一起来，使农民工在进入到新的工作地仍能连续缴费，保障其能够在缴费达到一定年限后根据个人账户的状况进行养老金发放。
2.2根据农村人口的分化情况，进行分类实施政策对不同类型的参保农民实施一个体系、两种制度，把纯农人员纳入农村基本养老保险，把农村各类企业从业人员和进入本地的农民工，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我们可以把农村人口分为纯农业人口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两大类别。一是为以经营土地为生的纯农业人口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在已经推行的农村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与改革。最重要的是改变“个人缴纳为主、集体缴纳为辅、国家给与政策扶持”的原则，国家应该给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定的财政投入，由国家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国家投入一部分纳入到社会统筹基金，农民个人缴费和部分国家投入划入个人账户，国家投入要偏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同时鼓励建立由集体补助的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式的商业养老保险。二是为农民工建立类似于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即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农民工个人缴费和企业部分缴费划入个人账户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对于刚刚进入城市的农民工，鉴于他们的就业、收入不稳定的状况，最初仍把它们纳入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当他们在城市工作超过一定年限，就业稳定后，就可转入到为农民工建立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为农民工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协调好就业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另外对于在城市从事个体工商业的自雇性农民工，可以参照城镇个体工商户的养老保障，实行自愿原则。
2.3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应与土地转让相结合如果被纳入到社会养老保障的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的土地，就不利于土地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因此，要对已纳入到社会养老保障的农民工的土地实现有偿转让，让纯农户对土地进行规模经营。纯农户的收入提高了，参加社会养老保障的积极性自然就会提高。此外还应该建议农民运用“以土地换保障”的制度，对于通过出租、委托经营、经营土地的农民，可以由土地使用者按照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规定或双方约定代其缴纳养老保险金。对于出售土地的农民，可以一次性得到补偿并取得养老保险年金。对于无偿将土地赠与子女或他人的农民可视不同情况而定，对其中失去劳动能力者，应由土地的使用者代为缴纳部分或全部养老保险金。
2.4应提高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以解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支付问题。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目前我国风险较小、回报较高的投资渠道很少，但是有一些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路和改革的方向。比如，一是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推行投资制，将部分养老保险基金交由专业投资公司进行投资，以提高积累资金的增值率。二是由于农村养老保险以县为覆盖范围，因此基金大多集中在县级保障部门，其保值增值受到人才、信息、投资能力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可以规定如果不能保证适当增值率的投资主体，就要在一定期限内放弃投资权，将养老保险基金全部或部分上缴，由省级部门负责保值增值并承担责任。省级部门不能实现保值增值的，可以将基金交由全国有关机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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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社会养老的现状
（一）老龄化加快
自70年代我国成功地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86％。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为7.64％。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上升到8.59％。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已达1.25亿人，达到10％的老年型标准。预计到2020年将有2.3亿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5％左右，2050年将达4亿多，占总人口的26％左右。人口老龄化在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沉重压力的同时，也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老年供养系数上升，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加重。1991年60岁以上老人供养系数为13.74％，2000年为15.6％，预计2010年达到17.62％，2020年达到23.77％，2050年达到48.49％。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太小，覆盖对象有缺陷
目前我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老年人口，其中百分之七十五在农村。据统计，未纳入社会保障的农村人口还很多。1998年建立社会保障网络的乡镇仅占全国乡镇总数的41%，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会的村委会不到村民委员会总数的20%。另外，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进城务工者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不到200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1.14亿人，所以很有必要考虑这个特殊群体的养老保险问题。基本方案中没有体现出对留在农村的农民和进城务工的农民给予区别对待。进城务工的农民既没被纳入到农村养老保险体系中，也没被纳入到城市养老保险体系中，处于法律保护的空白地带。
（三）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险的功能被削弱
家庭养老是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所谓家庭养老，即以家庭为单位，由家庭成员主要是年轻子女或孙子女赡养年老家庭成员的养老方式。养老内容，主要是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籍三个方面。养儿防老的观念在我国农村根深蒂固，家庭赡养一直是最重要的养老方式，“子承父业”高度概括了上下两代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稳定的世代交替，能在家庭内部自然的完成赡养老人的职能，并形成相应的道德规范。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这是促使家庭养老方式变革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进程，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变更。弱化了土地保障作用，促使了社会养老方式的产生；另一方面，工业大生产劳动方式的重大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者作为养老义务承担者的角色，家庭赡养和生活照料功能随之受到削弱。劳动力流动和人口的迁移。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不同地区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态势。城市、沿海地区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各方面的原因出现了加速发展的态势，它们对外来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日渐增强，同时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原先隐藏在集体出工劳动方式中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涌现出来，而户籍制度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改革，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城市、县城和沿海发达地区流动和迁移成为可能。这些“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人员长年在外务工经商，势必影响对老人的供养，对传统家庭产生诸多负面影响。
（四）农村养老不能完全依赖土地保障，但是土地对于有的农民来说仍然是重要的生产资料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从1978年到1998年，全国农民平均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比重由91.5%下降到了57.2%，其中纯农业收入仅占总收入的42.9%。目前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大约40%来自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1/4左右来自劳动收入。来自转移性与财产性的收入约占纯收入的5.7%。由此可见,来自土地的农业收入已难以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以之养老更是奢望。有的农民已经摆脱土地的束缚，参与到现实的社会保障中。但是，土地对于有的农民来说仍然是很重要的生产资料。近年来农产品的价格日益下降，从土地上获得的收益非常微薄。而且农民的承包地被大量征用，代价是极少的土地补偿费。所以完全依靠土地来养老的选择也是不可行的。
（五）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家庭“四、二、一”人口结构的形成，家庭小型化也在发展
农村家庭人口结构也将出现以下变动趋势：
1、已婚子女与老年人分居的现象逐渐增多，老年人单身户或一对夫妇比重提高。据1995年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全国只有一个老年人或老年夫妇独自居住的家庭约为2049万户。预计我国老年夫妇家庭、单身老人家庭即纯老人家庭将大规模、大面积地出现。
2、特殊老年群体大量出现。这样的群体主要有三类：一是丧偶老人群体。由于人类平均寿命延长以及性别比的变化，丧偶老人主要是丧偶老年妇女会大量增加。部分丧偶老人再婚，另组家庭。也有许多老年夫妇因一方去世而成为单身老人家庭。二是独生子女父母家庭。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身的大批独生子女21世纪初开始步入婚期，他们的父母也将由目前的准老人步入老年。三是两代老人家庭。下世纪随着人口老龄程度的加深，高龄化也将在我国出现，到那时将是许多低龄老人不能与其子女共居，但却要赡养已进入高龄的父母，组成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两代老人共居的家庭。以上这些纯老户与特殊老人群体，在居家养老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困难，需要社会予以关怀。
所有这些，决定了我国农村必须在家庭养老基础上建立相应的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这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变化的必然趋势。
（六）资金筹集与基金的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由于历史欠账的规模过于庞大，使得我国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由名义上的部分基金制回归为事实上的现收现付制；在现收现付体制下，最初几代退休者享受了远远超过其缴纳的养老金，而支付这些费用的后参加者又一厢情愿地希望通过自身的缴纳换取仍旧慷慨的养老金支付保证；然而，养老基金的积累往往不能达到这种要求，养老金的支付只能靠更高的缴费率来维持，债务会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而愈积愈多。房海燕女士（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博士）于1998年在比较乐观的假设条件下，根据给付配置精算成本法测算出我国隐性公共养老金债务1997年的现值为17998亿元，数目惊人。理论上的天文数字已足以使我们担忧，而已经发生的养老金拖欠现象就使人们更有理由怀疑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险系数。当人们对社会养老保险的支付保证产生怀疑时，扩大覆盖面就成奢谈了。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现状的产生原因
现阶段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形成是多年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积淀的结果，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下面将讲述其中的两个比较基本的因素。
（一）农村经济落后
一方面由于农业本身是第一产业，创造生产力的效果没有其他产业那么明显，所以国家对其管理与监督的力度不够。另一方面，由于农业的发展主要在农村，国家的管理可能会因管理层级太多而导致管理的失灵。我国的国情是人口多，地区发展的速度快慢不一，所以，国家进行干预，规定政策为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较为贫困的地区，政策的倾向对于农村的发展极为不利。
（二）立法滞后
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只有1992年1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实行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国家没有根据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及时地对法律做出调整。
三、我国农村未来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构想
我国农村未来老年人养老方式，应在继续鼓励老人自养、家庭赡养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养老社会化体系建设，并使之与其他养老方式相互补充，各有侧重，共同构筑我国农村未来养老保障体系，使老年人过上健康、幸福、长寿的生活。
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应具备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二是老年人生活照料体系；三是老年医疗保健体系；四是老年救济体系；五是精神生活体系。由于我国农村老年人人数众多、地域分布广、收入差别大，建立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应体现多元化、多层次、多方式、多渠道的特点。
（一）老年人生活照料体系
这是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集中供养方式。主要针对高龄老人及有特殊困难的老人。1996年我国80岁以上老年人有800万，75岁以上老人有2000万，且高龄老人每年正以5.4％的速度在增长，到2020年将有30％左右的老年人进入高龄期。这些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都要经历从能够自理、半自理到不能自理，甚至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的过程。他们之中将有部分人住进敬老院、老年公寓、托老所、老年生活服务中心等设施，他们的起居日常生活照料由这些老年服务机构承担下来，由老人或家庭提供一定的费用。另一种是社区服务方式。对居家养老但需要生活照料的老人，由社区老年服务组织为主提供服务人员进入家庭服务，或提供定时、专项服务。因此，社区老年服务和老年人集中供养机构，进入下世纪将会有较大的发展。
（二）老年医疗保障服务体系
这是老年人社会化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疾病是老年人的大敌，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影响很大。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医疗保障问题，完全依靠国家是不可能的。应根据国情和农民的意愿，在政府支持下，国家、集体、个人共同投入，建立起多形式、多层次、多类别的医疗保障制度。尤其要鼓励农民互助共济兴办合作医疗，并将它们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通过充实医疗设备，完善医疗服务网络，提高医务人员素质，确保农村老年人享有保健医疗，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实现健康老龄化。
（三）老年社会救助体系
这是老年人社会化保障体系的补充。相对贫困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对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老人，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居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和经济发展水平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供最低生活补助，并对贫困老人减免相应费税，提供医疗方面的优惠和照顾。继续对孤寡老人实行“五保”供养，确保其生活水平不低于当地村民的一般生活水平。
（四）老年精神生活体系
主要是根据老年人的爱好、兴趣的需要，以乡村为单位，建立老年文化、体育、教育、娱乐活动场所。
总之，未来我国农村将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主体，社会救助、社会照料和社会福利服务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M].时事出版社,1998.
农村养老保险论文篇12
Keywords：Japan；ruralendowmentinsurancesystem；China；experience
一、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形成——国民年金制度的建立
1959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国民年金法》，把被排除在工薪阶层之外的农民、个体营业者(20岁以上、60岁以下)等强制性的纳入到养老保险体系中，1961年缴费型的国民年金正式实施，进入了“国民皆年金”的时代。
凡投保者加入25年以上、年龄65岁以上的，均可领取国民年金(基础养老金)。在初期，采取了“10年年金”“5年年金”过渡性举措，使该制度逐步走向成熟，1986年进入全支付阶段。免费享受国民年金的对象主要是年龄已经60岁以上，或者属于生活保护的低收入无缴纳能力者，个人提出并经严格审查后，可免费享受国民养老金保险，但退休后其免交期间的养老金仅有原水平的1/3。
二、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过程——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的形成
(一)农民年金制度的建立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为了适应工业化、城市化的要求，197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劳动者年金基金法》,并于1971年1月开始实施。该法鼓励农民离开土地，但农民年金的加入采取自愿性原则,完全尊重农民个人意愿，农民因进城或老龄因素(65周岁以上)转让经营权后，在支付其国民年金的基础上，进一步支付的年金，是国民年金制度的重要补充，财政补助的比例根据参保者的年龄及参保年限实行不同的补助标准。加入农业者年金必须满足以下3个要件：(1)年龄在20-55岁之间；(2)具有一定规模以上土地的名义权；(3)必须是国民年金的加入者。从实际加入情况来看，1973年实际加入者为105万人，1975年最高峰时达到116万人，以后开始减少。[1]
(二)公共年金一体化的形成——1985年对国民年金的大幅度修改
1973-1978年的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由10%的增长率跌落至1974年的负增长。农村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导致了以农村人口为对象的国民年金参保者人数急剧下降。由于日本年金的二重构造，各类缴费和发放年金的标准不统一，在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现象，引发了新的社会的不公平感。另外人口迅速的老龄化、少子化，导致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倍增，养老金的支付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975年的9.4%迅速上升到1985年的14%。[2]养老金收支不平衡，行业分立型的保险制度出现了难以支撑的局面。
1984年，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实施公共年金一体化，1985年日本修改了《国民年金法》，规定参加厚生年金、共济年金的工薪阶层及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制度的工薪阶层的配偶、20岁以上的学生等也必须参加国民年金，从而形成了双层关联结构的年金制度，把普遍型的国民年金和职域型的厚生年金有效地结合起来，并解决了离婚、配偶丧失获得养老金的机会。作为第一支柱的国民年金成为任何老人均有权分享的基础年金，公共年金的共通部分，确保1人1份同额养老保险。
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全民保险制度从一开始形成了二重构造的模式，国民年金是基础养老金，受雇佣者阶层不仅有厚生年金，而且有国民年金作为基础，双层构造模式对以后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日本实现了“全体国民皆保险”、“全体国民皆年金”，下一步的任务主要是解决养老保险层次复杂、相互分立的问题。
新设立了老龄基础养老金，它以老人生活最低标准设立养老金额，实行统一的缴纳标准和定额支付标准，每个国民只要缴费25年，65岁后都可以享受的年金制度。
(三)国民年金基金制度的建立
为了缓解不同参保者间的差距，1991年，日本制定了《国民年金基金法》向不满足于第一层次基础养老金(国民年金)的农民、自营业者提供更高层次的养老保险。1995年国民年金的支付标准为65000日元，按日本的生活水平，这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3]该制度规定凡满20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的农民、自营业者均可自愿参加，按月缴纳定额的“附加保险费”，65周岁后，在享受国民年金的同时，还可获得“附加养老金”。该制度还规定免费参加国民养老金保险费者和加入农民年金者，中途不得退出，不能再参加国民养老基金。国民年金基金的支付年限按参保人交纳保险费的年限而定，加入的年龄越晚，每月交纳的保险费越多。国民年金基金对高收入的农民、自营业者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它既可以用来养老又可享受到参加民间私营的生命保险所不能享受到的免税政策。
(四)2004年国民年金财政收支平衡的改革
从2004年开始，通过一系列年金课税制度的改革，国家财政提高了对国民年金的负担比例。规定：从2004年开始增收年金税;从2005年开始增收个人所得税;从2007年开始增收消费税。通过征税的方式来扩大国家财政的收入，到2009年使国库负担基础养老金的比例从1/3逐渐上升到1/2。同时控制国民年金的个人缴费过快增长，从2005年4月开始在13300日元的基础上每年增加280日元，至2017年固定在16900日元(2004年价格)。为了确保养老金财务收支长期平衡，改变以往的只根据工资增长率、物价指数来确定养老金给付水平，而且参照参保率和平均寿命程度(浮动调整率)来对给付水平进行调整。国民年金至少5年进行一次缴费率核算，若人口结构或经济发展情况与事先预测的不符，就要对缴费率进行小幅调整，以确保收支平衡。
三、日本养老保险制度尚待解决的问题
(一)实行现收现付制代际负担不公平
日本的公共养老金计划采取的是现收现付制,而且替代率比较高。现收现付制通过代际转移、以支定收、收入均等化来实现人人平等,并且能够实现代际之间和同一代人之间收入的再分配。养老金和工资一样，都对产出有要求权，所以，采取哪种融资的模式(现收现付或积累制)就存在着广泛的争议。然而，支付当前和未来待遇的能力是产出的核心问题(Barr,Nicholas.2001)。[4]1966年，亨利·艾伦在萨缪尔森“生物收益率”基础上指出：只有当人口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之和大于市场利息率时，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才是可取的。在这种情况下，现收现付式养老制度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5]现收现付制度财务平衡的公式是：C=B×D，C代表缴费率，B代表替代率，D代表赡养率，当人口老龄化(赡养率)提高时，要保持住替代率，只有提高缴费率。缴费率的提高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在更大程度上向现有的老年人倾斜，而现在承受很重缴费负担的劳动者进入老年后，将享受不到与上一代人同等的养老待遇，代际之间资金缺口的弥补最终还要依赖财政的转移支付。
(二)国民年金的空洞化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步入9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长期萧条与回升乏力，居民收入降低、财政收入减少使保障费财源日显不足。失业者、需要社会救助的贫困者负担不起或拖欠养老保险费用，养老金财务危机影响一些青年人、农民和个体工商户加入养老保险的信心，他们对现收现付制度代际负担义务不公平感到不满。2001年度国民养老金保险费欠缴率达29.1%，为1961年开始建立国民养老保险制度以来的最高水平。[6]人口老龄化使养老金支出不断扩大，并且劳动年龄段人口比例下降，缴费的基数不断缩小，养老金空洞化现象日趋严重。
(三)日本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和城乡养老保险水平差异大
二战后，随着农村年轻的劳动力开始大量流向城市，留下的仅是年老的父母，尤其是边远地区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60年代农村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农村的老龄化进程比城市快了10年左右。虽然日本在1961年把排除在工薪阶层之外的农民、个体营业者(20岁以上、60岁以下)等强制性的纳入到养老保险体系中，但是除了国民年金外，农村与城市在其他项目的养老保险在保费负担和保障水平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如农民加入的基础养老金,加入40年且年满65岁时可领取的养老金人均最高限额仅每月6.7万日元,而工薪阶层加入的其他5种养老金制度的月平均水平为18.6万日元,是农民养老金金额的三倍多。[7]
四、日本的经验对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启发
(一)在推进农村养老保险过程中应立法先行
战后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及全民皆年金制度建立的过程，也是相关法规不断完备、充实的过程。从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发展不难看出，在《国民年金法》基础上进行了不断的修改和完善，为政府依法给农民提供养老保险服务提供了依据。我国应整体规划，尽早出台类似与日本《国民年金法》的《社会保险法》，从法律上确认城乡全体公民人人平等享有社会保险权益，坚持普遍性和区别性原则相结合。确保社会全体成员的社会保障基本权利，确立统一的社会保险法制精神、原则、待遇等，如规定不同地区，不同保险项目、不同职业者的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账户)应全国统一，在此基础上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规定各自的个人账户的缴费水平。在统一的《社会保险法》基础上，因地制宜的设计不同的补充法律、法规，以形成多层次法律体系。
(二)突出政府在推进农村养老保险过程中主导性的作用
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日本国民年金制度是国家(政府)对每位国民的基本生活给予的公平的保障，体现了国家在推进农村养老保险过程中主导性的作用，国家财政一开始负担基本养老金费用的1/3，2004年在财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还是决定到2009年使国库负担基础养老金的比例从1/3逐渐上升到1/2。不管是在经济起步阶段就制定“全民皆保险”计划，还是在以后逐步提高国家对基本养老金责任来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设计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因为发展中国家往往在经济起飞阶段，往往错误的将其理解为加大财政负担或把其看作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国际社会保障协会顾问詹金斯(Jenkins,Michel)曾指出，“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非工薪职员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在此之前农村的农业从业人员以及其他非正规行业的劳动者不能得到社会保障的有效保护事例有很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8]当然我们也应汲取日本“负”面的教训，在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初期，不应设置过高水准的养老保险制度。
(三)建立全民性的基础养老保险制度
建立全国性的农村养老保险必须由制度层面推进到操作层面。我们是否可以借鉴日本的国民年金制度规定，凡20岁以上的国民均须加入并享受国民基础年金，形成了全国统一的、覆盖范围广泛的、强制性的、共通的第一层次养老保险。实现上述的目标关键是要解决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社会统筹资金的问题，把社会统筹账户作为不同人群、不同层次保险模式的共同部分，从而实现1人1份同额养老保险。
应当承认我们与日本的养老保险制度不处在同一个层次上，日本现在的养老保险的主体部分是厚生年金，但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制定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目标对我们同样具有适用性。第一，首先解决无养老保险者的问题，向其提供公共年金。第二，在实现了“全体国民皆年金”后，逐步解决养老保险层次复杂、相互分立的问题，使各种制度由分散逐步走向统一。
把目前各地探索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实际是“个人养老储蓄计划”)的“过度模式”转化为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社会统筹账户)。建立类似于日本全民皆保险的国民年金(基础养老保险)，而应首先解决社会统筹账户资金问题，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负担基础养老金的1/3，财政缴纳部分全部进入社会统筹账户，为职业(纯留地)农民、农民工以及被征地农民、乡镇企业农民职工等建立统一的社会统筹账户，改革现行企业职工、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制度，在扩大覆盖面的同时，就可以考虑适当调低目前社会统筹20%左右的缴费率。统一所有参保者的社会统筹账户，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民参保的补贴应当全国统一。
(四)建立立体化、多支柱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目前世界银行把原来推崇的多支柱从三支柱扩大到多达五个支柱，并认为所有的养老金制度原则上都必须建立基本的养老保险制度，使其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收入再分配以消除贫困的支柱。低收入国家的经验使我们注意到，必须建立基本支柱或零支柱(非缴费型给付)的全民养老金或社会养老金(RobertHolzman,2005)。[9]例如目前日本有免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者400万人，约占第1号被保险者的20%。国民的基本养老金制度应由缴纳型和免费缴纳型组成，针对农村中没有能力者(五保户老人、残疾者)，建立类似于日本免费缴纳的基础性养老金制。坂脇昭吉认为公共年金特别是国民基础年金，其目的就是减少国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依赖。[10]建立类似与日本农村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第一层次为强制性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职业(纯留地)农民、农民工以及被征地农民、乡镇企业农民职工等建立统一的社会统筹账户。
在解决了无养老保险者的问题后逐步解决养老保险层次复杂、相互分立的问题。条件成熟时把农村养老保险的社会统筹账户作为企业职工、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各类养老金制度的共通部分。从而形成了双层关联结构的保险制度，把普遍型的社会统筹账户和职域型的各类养老保险制度有效地结合起来。第二层次是农民个人根据个人的土地经营、收入等情况自愿参加国民个人储蓄养老计划(附加养老金)，将其作为强制性国民基本养老金制度的补充。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民参保者应当实行全国统一补贴，在国民储蓄养老的补贴标准上，各地市级、乡镇政府、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因地制宜。第三层次为自助的商业保险，满足富裕农民更高的需求。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实现从分散到统一，再到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也是我国所要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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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养老保险论文篇13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法规，为保证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它包含以下两层含义:第一，社会养老保险是在法定范围内的老年人完全或基本退出社会劳动生活后才自动发生作用的。判断是否“完全或基本”退出社会劳动生活的标准，则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否脱离，或者对劳动者而言，参加的生产活动是否属于其主要社会生活内容而定。另外，法定的年龄界限亦根据各国实际情况相应确定。第二，社会养老保险目的是为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其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因此，养老金在分配过程中不再遵循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原则，而是依据劳动者的社会贡献、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来确定额度。
养老保险是世界各国较普遍实行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①由国家立法，强制实行，企业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参加，符合养老条件的人，可向社会保险部门领取养老金；②养老保险费用来源，一般由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或单位和个人双方共同负担，并实现广泛的社会互济；③国家可测算出未来大概的养老金开支，并根据某些既定标准来确定养老保险待遇；④养老保险具有社会性，影响很大，享受人多且时间较长，费用支出庞大，因此，必须设置专门机构，实行现代化、专业化、社会化的统一规划和管理。
二、我国当前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历经多次改革，目前，我国城镇已初步建立了较高水平、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养老保险金基本实现了社会统筹，但由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我国城镇和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也不相同，农村养老保险从1991年开始试点，此后一段时期，农村养老保险工作迅速开展，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有近2000个县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5400多万农民参保，积累基金达300多亿元，已有200万名农民开始领取养老金。尽管如此，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存在着覆盖面小、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少、保障水平低的特点，一个综合的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形成，这样，在土地初级保障的基础上，绝大多数农民的养老缺乏保障，这不仅会加剧城乡差距，而且也会酿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在我国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三、在我国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到来的需要
国际上，一般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的社会、或者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的社会叫做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34亿，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1.1亿，占总人口的8.5%，而且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农村老龄化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为严重的是老龄化速度在未来的30年间将持续加速，根据预测，2030年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率将上升到17.93%，比城镇的比率高出4.8个百分点，因此，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解决好迅速增加、数量庞大的老年人口的老有所养。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不同，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发展水平不一致，绝大部分地区处于“先老未富”，甚至是“先老还穷”状态，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总量较少，人口老龄化的负担相对较小，而中国农村基数大，老年人口数量很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了整个欧洲各国老年人口之总和。因此，为了迎接农村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到来，使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老有所养，就有必要适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二)建立农村养老保险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城乡居民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却在不断扩大，1964年中国城乡居民收人比为2.2∶1，1978年为2.4∶1，到了1994年就达到2.87∶1，2001进一步上升到2.9∶1，2004年则为3.45∶1，目前仍有扩大的趋势，而我国二元化格局下的城乡养老保险差别也很大，以国家近年来社会保障费用支出为例，2001年，占人口70%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仅占全国保障费总支出的11%，而占总人口30%的城镇居民却占全国社会保障费的89%。人均占有方面，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455元，农民仅人均15元，相差近30倍;从覆盖面看，城市已达90%以上，而农村只有2.4%。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巨大差距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羁绊。要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和谐，就必须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有效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和不公平，使社会稳定发展，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三)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土地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径
由于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农民人均拥有的土地数量有限，根据国土资源部日前公布的2005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93hm2，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加之城市化过程中耕地消失的速度快于农业人口消失的速度，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显得更是脆弱。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我国农产品还要面临世界低成本农产品的更大冲击，其价格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相应地，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取的收益也就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单纯依靠有限的土地已经难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了，土地保障的作用正日益削弱。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也正在弱化，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进行以及现代观念的冲击，我国农村过去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逐渐被父母和子女居住的现代小型核心家庭所取代，家庭结构不断简化，家庭规模渐趋缩小。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户常住人口由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1994年的4.54人，每个劳动力负担人口(含本人)也由2.26人减少到1.57人，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受到巨大冲击。对于我国如此众多的农村老人依赖自己不稳定的老年劳动收入来养老，农村老年人的生活保障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土地、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有效途径，是广大农民的迫切需要，它不仅可以保障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也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
(四)从西方历史经验看我国已经基本具备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
从一些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丹麦、瑞典、葡萄牙与西班牙分别于1891年、1913年、1919年与1947年开始通过立法在农村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当时这四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中国1999年可比值水平的79.3%、99.9%、46.6%与73.3%。欧盟15个成员国将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在时间上大致从20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末完成。与这些国家当时的农业产出、人均收入等指标比较，我国整体经济水平和农村经济水平都达到或超过这些国家当时的条件。另外，比照国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国家，一般有两个规律，一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滞后城镇30-50年;二是农业占GDP的比重在3.1%-41%之间，平均为16.2%。而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于1951年，当时政务院颁布了《劳动保险暂行条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事实上已滞后城镇50多年。2003年，我国农业GDP比重为14%，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国际上已经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建立该制度时的比例。而目前我国政府财政收入保持年均高速增长，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后盾;同时，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中存在着社会保障支出不足的问题，这也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深入实施提供了潜在的经济支持。因此，我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基本具备条件。
(五)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是保证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就业结构的变革，以及小城镇的发展，农村已经初步构筑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体制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是率先进入市场经济的群体。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优胜劣汰是竞争的必然结果。农民不论亦工、亦农、亦商都必然要承担市场风险。逐步在农村建立发展社会养老保险，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
由此可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我们国家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必要条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目前需要迫切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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