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经济论文篇1

作者：唐璐璐 张鑫 单位：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经济差异分析本文在梯度理论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安徽省各市区域经济梯度进行定量评价。在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对存在相关性的多个原始指标进行降维处理，将一些错综复杂的变量归纳为少数几个主因子，之后利用每个综合因子的载荷系数，确定各个具体指标的权重，这样就构造出区域经济梯度分布的综合评价模型。综合评价模型为:（式略）依据《安徽省统计年鉴2011》的数据，运用spss19.0对安徽省17个市区域经济梯度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对所选区域的指标数据进行kmo检验，kmo值为0.742，适宜做主成分分析。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3个主成分。输出结果看出，3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达92.634%。根据SPSS输出的主成分的因子得分，利用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计算总得分，总得分即可反映出各市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各市区域经济梯度主成分得分及综合评价得分如下。总体上看，省内经济的区域分布不平衡，差异性显著，综合得分大于0的地市不到全省的一半。除合肥占据省会优势，两淮拥有矿产资源优势外，皖南经济显然好于皖北。根据区域经济综合评分的排序，我们可以将安徽省经济梯度水平划分为4类。第一类为安徽省经济梯度较高水平地区，合肥和芜马铜地区。4市经济发展迅速，投资环境好、创新能力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源、产业集聚力高。其中，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中心的合肥，工业基础雄厚，产业结构层次较高。随着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和合肥经济圈建设的实质性推进，使得合肥经济有了更快的发展。马芜铜地区位处长江沿线，区位优势明显，二产比重大，城市化水平高，经济实力雄厚，是皖江经济带的核心地域。第二类地区，包括:淮南、淮北。两淮煤炭储量极为丰富是华东地区乃至全国重要的煤炭基地。第三类地区，包括:蚌埠、黄山、安庆、宣城、池州、巢湖、滁州。蚌埠市是皖北重要的工业城市，形成了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黄山、池州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业发展迅速，已形成以旅游业为特色、高结构层次的产业体系;作为皖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宣城、滁州、安庆等市地处沿江，城市化水平较高，随皖江开发战略的实施及各地投资软环境的改善，经济发展较快。2011年原地级市巢湖市1区4县划归合肥、芜湖、马鞍山3市管辖，这将更有利于发挥经济带动效应，促进原区域经济的发展。第四类为安徽省经济梯度最低城市，包括:六安、阜阳、宿州、亳州。2011年该区域一产比重远高于全省的13.4%平均水平，其中阜阳27.3%、宿州27.1%、亳州26.2%、六安22.2%;二产比重低于全省46.2%的平均水平，其中亳州32.6%、宿州35.6%、阜阳34.5%、六安37.6%。产业基础薄弱、结构失衡，经济落后，城市化水平低。由于评价指标体系的侧重点不同，评价结果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从以上结果看经济梯度水平基本上代表了安徽省的社会经济现状。

对优势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而且也会形成规模经济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安徽省的情况来看，矿产资源与旅游资源的区域差异影响着区域经济梯度。如铜陵是有名的铜都，铜的储量占全省70%以上，硫铁矿储量位居华东第一、全国第二;马鞍山铁矿石资源丰富，是我国七大铁矿区之一;淮南和淮北煤炭资源极为丰富且煤质优良，是我国重要的煤炭和精煤生产基地。这些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地区，工业化率均在57%以上，经济梯度也相对较高。因此，就安徽省来看，矿产资源的区域差异是区域经济梯度差异的原因之一。黄山、九华山等拥有举世闻名、特色鲜明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为当地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由于旅游业产业链长，产业关联度高，经济带动性强，因而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现代服务业迅速扩大，加大地区间经济水平的提升。区位优势不同地理位置的差异也会影响地区经济发展。马芜铜经济梯度层次较高，一方面是因为矿产资源丰富，另一方面沿江近海，对接长三角，区位优势极为突出。由于外溢效应，长三角为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产业扩散转移到周边地区的动力。而沿江城市是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和辐射的最近地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加快了产业发展。因此，铜陵、合肥、芜湖和马鞍山的经济才可以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领先于省内其他地区。经济基础差异区域经济基础的差异是构成经济发展水平现实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过去优先发展重工业思路下，资源城市利用矿产资源丰富的优势条件，重点发展了煤炭、电力、冶金、建材、化工等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促进了资源丰富城市的工业发展。如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分数较高的铜陵、马鞍山、合肥、淮北、芜湖、淮南、安庆工业化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铜陵的工业化率近70%。由于城市经济基础不同，致使城市的产业结构有所差异，如经济基础较好的合肥，二、三产业比例明显高于亳州、宿州等工业不发达地区。政策和投资倾斜政府在投资、信贷、人才引进政策等方面导向不同也会引起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和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建设扎实推进，为这些地区加快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但由于地缘因素，皖北的阜阳、亳州等市在政策和投资方面缺少支持，发展相对较缓。造成地区间经济差异的原因众多，除上述原因外，还有思想观念的区域差异，有些地方受传统思想影响较深，观念相对保守，接受新生事物比较慢，经济发展速度也相对迟缓。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安徽省区域经济差异明显，经济发展总体上表现出以合肥和马芜铜为中心依次向南、北递减的规律，且地区间的差异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适度的区域差异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区域间的合理流动、激发相对经济较差地区加快发展，有利于各地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促进全省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但区域差距过大，必然会削弱落后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阻碍各市间的分工和合作，制约整体发展效率的提高，还可能造成一些社会问题，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为了实现安徽省经济协调快速发展，首先，增强皖江城市带辐射带动能力。皖江经济带是安徽发展的优势地区，要致力科学承接，发展经济增长极，运用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其次，加快皖北发展。皖北经济是安徽区域发展的难点和重点，只有大力支持皖北发展，才能确保全省经济协调发展。总之，经济较发达的地市应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通过产业分工合作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缓解差异的程度，把区域经济差异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从而最终促使全省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

当代经济论文篇2

上世纪30年代，在企业管理的领域就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管理学理论。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费雷德里克•泰勒总结实际管理的经验，提出了经济管理应由经验向科学转化的思想。这项理论的提出，表明了在经济管理中过分依赖经验的时代已经过去，企业中迎来了科学化管理的浪潮。在那个时期中的所有管理思想都被称为是古典管理理论，在古典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各个国家中的管理学家不断进行创新，但其核心思想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由此看来，企业的经济管理是在古典管理理论向科学管理中不断转化而来，在当代的企业经济管理中，科学性是唯一的原则。上世纪90年代，企业中的经济管理不断发展创新，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IT行业中，更是广泛应用到这种科学化的经济管理思想。根据现如今的实际形势来看，世界上各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竞争愈发激烈，而经济上的竞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企业上的竞争。因此需要各个企业在传统经济管理的思想上进行创新和拓展，以此来适应现如今经济发展的需求。

三、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金融管理的启示

从古至今，货币就和金融联系紧密，这也是在市场中的供求关系理论中得来的。在传统的货币管理中，人们所关注的重点在于金融活动中的价格指标。在传统的金融活动中，通常情况是以粮食为标准而制定出具体的价格，这种方式也决定了金融活动向农业所倾斜。在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中，对于货币的管理一直是重点研究内容，比如春秋时期所流传的母子相对论，就是提倡市场中所流通的货币是否升值和贬值，都应由国家所规定，但是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后来秦始皇统一货币，严禁私钱的流通，我们可以从货币的管理思想中获得相应的启示。在现如今的社会中，金融活动当中的一项具体内容就是借贷和收取利息，高利贷更是自古以来便存在的一种金融形式。在我国古代，高利贷是当时政府进行经济调节的一种手段，但其往往被用来为政府官员谋私利，对人民进行剥削，造成了经济发展遇到瓶颈。在现代的金融管理当中，要想避免此种问题的产生，就需要制定出相关的法律来解决。

四、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工作的推动

在我国经济管理思想的发展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就是将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进行归纳和总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提出适应时展的经济管理方式。在邓小平的理论中，强调对人类文明中的所有成果都要进行借鉴，吸取精华部分适应到新的方法当中，并加快经济管理的体制化改革。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管理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国家的企业经济不断进行改革、企业组织方面也不断进行创新。无论在农业生产、企业管理还是金融管理的环节中，都能做到合理利用已有的资源，充分加强各地区的交流和合作，共同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经济活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使得我国的经济管理工作呈现出昂扬向上的发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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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毕业生由于就业困难，升学愿望更加强烈，导致了升学竞争的加剧，“应试教育”的产生，使得作为手段的考试成了不少学生追求的主要目的甚至是唯一的。因此他们的学习经常停留在知识的表层，而对蕴含在知识中的智能价值则不很重视，其素质的提高也就成了空中楼阁。这种情况不改变，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就成了无本之木。职校摒弃“应试教育”的倾向，可从根本上解放学生的思想，活跃学生的思维，有利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这正是激发学生创造力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二是要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

知识经济需要具有综合能力的通才，只有专业技能是不够的。为此，要改变过去职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知识面过窄、过专、过偏的现象，进一步拓宽专业范围，淡化专业界线。在课程设置中要削技强干，加强综合性强、适应面广、有较强的迁移价值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教育和练习，以此来增强学生对科技发展新趋向的反应能力和创造潜能。

三是要加强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

面对竞争，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永远是胜利者，相反，失败却是常有的，理性地面对失败，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应当成为现代人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为此，职校要改变过去对学生重智力培养，轻心理健康教育的现象，要在重视培养学生智力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着重培养他们开拓进取、自强自立、艰苦创业的精神，以及对挫折、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二、知识经济要求职业教育的课程不断更新且呈综合化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周期缩短，职校要改变过去课程设置上的单一、狭窄现象，加强课程综合化。要根据人才市场的现实需要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潜在要求，科学地确定各类教育的结构和各类课程的比例，力争做到摘要：

（1）既重视课程的应用性，又不否定课程的基础性。在注重应用性的前提下，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能力，使学生具有较大的自我学习和发展的潜能。

（2）既重视课程的专业性，又不否定其适应性。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生产、管理一线的应用型人才，这就决定了课程及课程体系必须以职业或职业群需要作为重要依据加以框定，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但在注重专业性的同时，也要在课程设置中注重学生适应性从业能力的培养。这种能力更多地表现为奠定在较高科学文化知识基础上的一种迁移能力。否则，专业太窄，无法使他们的知识、能力、品格得到全面发展，轻易造成他们专业不对口而一时无法向其他领域转换。

（3）文理学科相互渗透。目前，我国职教培养的人才知识面窄，文理学科各不相通，已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为此，在课程设置上应文理兼容。

（4）增加选修课。非凡是中等职业学校，过去选修课较少，有些学校甚至没有，这显然不符合知识经济发展所需的人的全面发展。因此，职校应增加选修课，且答应学生跨专业选修课程，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他们对知识技术的自主选择权利，摆脱他们的被动客体地位。这有利于学生全面地熟悉知识，使其素质全面提高。

三、知识经济要求职业教育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职业教育要求培养有较高综合素质的人才，也就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目前，职教师资水平参差不齐，教师知识结构不合理，实践动手能力弱，这势必影响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为此，职教要大力加强教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1．培养一大批一专多能的师资队伍。

职业学校的教师在以本学科教学为主的前提下，根据学校教学需要及自身条件和喜好，选择一至两门和本学科相近或相关的课程进行系统学习。这有利于更好地协调课程间关系，也有利于教师从专才向通才发展。

2．优化教师的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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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派别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则认为，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即一定生产资料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我们知道，在学术界，“广义”的规范性范式是内涵规定性少，外延范围大。然而，这里定义的“广义”更像是“总和或综合”的意义。如果真的要给广义生产关系下定义，也只能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定义，即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地，如果“广义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的经济关系系统，那么，前者与后者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资本论》序言中的经典语句“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生产方式”是“广义的生产关系”，从而句子前后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引文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后面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个定义抹杀了“相适应”一词的内在逻辑关系。所以说，某些学者用“广义生产关系”代替“生产方式”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如果承认生产方式具有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也就是承认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那么《资本论》序言中的那句话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因为这里的生产方式绝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简单加总，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个新事物。

三、生产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辩证统一

众人皆知，任何生产都是由生产的主体—劳动者和生产的客体—生产资料构成的或者说任何生产总是劳动者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经济活动，所以说，生产方式，即生产的方式，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形式或者说是生产要素(经典的三要素论)的结合形式。显然，这是最一般、最抽象意义下的生产方式，适用于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类型)。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性表现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特定的结合方式上，这里的结合既有技术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力相关；又有社会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关系相关。实际上，既然商品经济时期的生产活动总是通过社会分工进行的，那么这个历史阶段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必然发生两方面的关系：一是自然关系，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方式；二是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劳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因此，生产方式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具有二重属性：自然属性-反映生产力的内容和社会属性-反映生产关系的内容。既然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属性的内容，所以也就不存在生产关系可以脱离生产方式而独立存在的问题了。

马克思曾说，“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运用生产方式二重性原理不难看出，“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在现象形态或者说在形式上表现的是劳动或生产的自然形式的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自然形式或技术条件的演变，反映了劳动的自然形式的内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形式”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发展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反映了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内容。

“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演变过程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逐渐建立过程，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转变过程，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矛盾升级的过程，是生产社会化和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这个演变过程不仅有物的自然的关系，还有人的关系，而且后者是本质的、最重要的。它们表面上是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手工到大机器，表面上是生产力方面的内容，其背后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因此，这正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体现，马克思总是运用由现象到本质，由形式到实质的方法论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如果抛弃了这个方法论，就会犯割裂生产方式或劳动方式二重性的错误，从而使得《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向偏离正确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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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辩证看待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活动的哲学关系

生态文明的世界观认为，“整个世界是一个生命的整体，人生存在自然之中，人的生存与其他物种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其他物种存在状态关系人类的生存质量。因此，整体性质是首要的，部分是次要的；整体与部分的之间的差别是相对的，联系才是基本的。”[1]所以，只有对整体的关注和尊重，人们才能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以及实现自我生存的价值。但在工业文明时代，我们过多关注的却是个体的差异性，将个体与局部的利益凌驾于全局和整体之上，把高消费、高产出看成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致使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成为了人们主要追求的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所造成的结果，不仅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还进一步激化了人类自身内部为争夺自然资源的矛盾和斗争的升级。譬如两次世界大战、中东战争、两伊战争的爆发，冷战格局的形成，温室效应的出现等等都是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缺陷所造成的，因此我们采取何种文明来构架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已经成为目前人类应对生存危机的重要问题。

云南大学段昌群教授在一次论坛中曾提到，“和谐社会是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共同构建起来的，而生态文明是托起上述其他文明的基础。”笔者认为也可以这样理解，即和谐社会是生态文明的重要体现，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朝着生态中国的发展道路去实践。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恰好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的指导。它不仅为促进生态文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注入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而且也为生态文明重构新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奠定了科学的理论磐石。

对于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活动的关系，笔者认为应该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首先，区域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同样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毕竟社会经济的发展自身离不开区域经济的贡献，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样也要通盘考虑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关于自然资源在空间和功能上的承载能力。假设我们把区域经济活动看成是一个小规模的系统工程，那么区域内的社会物质财富与自然生态资源势必存在着能量间的交换。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自然资源的破环也会相对严重。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下的区域经济活动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模式的不恰当性和过度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负效应，而且还要考虑生态资源各要素的可持续利用（即循环经济的规模），否则我们社会进步的成本就会进一步加大，经济粗放型增长同样也是“经济不增长”。其次，生态文明的生成与发展对区域经济活动的结构调整起到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一般说来，产业结构的调整或升级是区域经济活动得以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性要素。毕竟生态文明所构建出来的区域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使新的产业结构能够充分利用区域资源，发挥区域优势来提高区域的经济效益，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然而，“破旧立新”在前期所消耗的成本是巨大的，它还涉及人（尤其是地方领导者）的认识程度和价值取向，甚至包括各种形态的利益之争。因此，提高人的素质和转换人的意识功能对于解决这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成为生态文明构建的一个核心步骤。

二、改革开放以来昆明城市化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城市化是工业文明发展状态下的产物，它具有人口、物质、社会、体制和生产方式的多位特征及要素，是基于社会生产力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的过程，具体表现为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扩张和非农业人口的聚集。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昆明又地处中国的西南边陲，工业文明的发展进程更为滞后，且动力不足，以致有学者认为，“直到改革开放前，昆明的城市化水平只是在人为的控制下获得缓慢的发展。”[2]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型和昆明工业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城市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功能反映，它逐渐成为影响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系统性工程。毕竟工业文明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在一定意义上也为城市化进程注入了新的外延和内涵。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工业文明模式下的城市化进程是一种非持续性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它虽然已经涉及和转变前面笔者所提到的多位特征及要素，但城市化发展的活力是非常有限的。只要当它超越社会发展所能控制和容纳的空间基础，就会演变成为阻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因此，科学合理地分析和认知目前昆明城市化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生态文明与区域经济活动的协调发展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昆明的城市化正处在一个加速发展的水平时期，并逐步由传统型城市化阶段向现代型城市化阶段过渡。首先，工业发展规模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所占昆明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逐步下降，相反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在逐步上升（尤其旅游服务业获得了飞速发展），这就说明昆明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定位出现了新的转型。其次，城市人口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从恩格尔系数的统计情况来看，由改革开放初期的0.586下降到2010年的0.359，人均GDP却从1979年的428.37元上升到2010年的33　549元，除去物价上涨因素，净增值为869.7%[3]，这反映昆明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还是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再者，加大法规制度体系的构建和环保资金投入，逐步改善城市化进程对生态环境破坏所生成的负面问题。以滇池为例，自“七五”以来，昆明市相继制定并颁布了《滇池保护条例》、《滇池综合整治大纲》、《昆明市环境保护规划》和《滇池水污染防治规划》等一系列配套法规，对滇池治理的经费投入也从1997年的2.5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110.35亿元[3]，并把生态治理作为恢复滇池流域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重要措施和基础。最后，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值也处在一种上升的趋势。科技作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它可以有效地节约城市化进程中的成本费用。诸如工厂技术的改造对生产效益的提高，生态技术的进步对环境保护的贡献等等。以昆明市工业粉尘排放量为例，1988年和2002年的总产量分别为6.7万吨和1.97万吨，向外排放率分别为40%和21.6%[4]。从统计数据来看，虽然2002年工业粉尘产量与1988年相比有明显的减少，但2002年的工业总产值几乎是1988年的10倍[4]。也就是说，技术改造的贡献不仅降低了工业能源的消耗和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昆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区域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给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众多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首先，昆明城市经济投入与产出比仍旧处在一个负增长、高能耗经济结构模式圈当中，以致经济发展的负担和代价还是相当巨大的。以昆明周边滇池治理的效果为例，2010年政府的投入已经达到了110.35亿元，但滇池草海的水质类别仍为劣Ⅴ级（从2006年以来未有改变），水功能类别也仅为Ⅳ级[3]，巨大治理资金的投入并未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这从侧面也反映了昆明生态功能型的城市化进程仍处在一个起步的构建阶段。其次，昆明城市化进程中所形成的环境污染属于复合型生态污染，既有大气污染、也有水资源污染，既有点状污染，也有面源污染，这与早期城市化的产业功能结构的不合理性布局规划和生产工艺的技术水平含量偏低有着必然的联系。生态伦理研究者认为，“城市化的生态基础应主张通过采用绿色的资源利用技术（即生态工艺：把自然法则应用于社会物质生产，模拟生态圈的物质运动过程，设计无废料的生产。）以闭路循环的形式实现资源充分合理的利用，从而达到最终的资源节约。这是一种非线性的和循环的生产，以资源分层多次利用和再生利用为特征。”[5]因此，昆明要走可持续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决策者对其发展战略不应缺乏通盘考虑的眼光，要学会优化发展，走经济建设生态化才是昆明城市化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再则，生态系统性构建的缺失也致使昆明城市化进程的水平相对脆弱。这里的生态系统性构建，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即生态系统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承载力变化该如何有效地进行调节、城市生态系统自我补偿性的实现需要构建一种新的模式框架（如加拿大学者威廉·里斯所提出的城乡互补方式[6]）以及逐步改变市民的生活观念和方式等。过去决策者对于生态环境的治理喜欢把着眼点放在具体的问题上进行特殊化、专一性解决，关注的往往是“点上”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则是割裂了生态系统结构的整体性，不但投入成本高，其成果也是低效的。所以要解决好生态环境问题，正如段教授所说，“应该跳出环境问题来解决环境问题。”

三、从昆明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来探讨构架生态文明系统的对策

通过上一节的论述，笔者不难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区域经济的发展虽然离不开昆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但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构架却因为生态系统性构建的缺失依旧没能合理有序地建立起来。因此，昆明区域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生态文明的系统构架应该如何确立。下面，笔者通过自身的理解和体会，结合段教授在讲座中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提出三个方面的对策和建议。

首先，对昆明的城市功能应该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位。把昆明打造成为何种类型的现代化城市，已经成为学者和决策者当前热议的一个话题。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全能型城市的发展战略，认为城市作为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它就应该充分地展示现代化的全部成果，成为落后地区的典范。然而这种意识的出现实质上就是抹杀了区域优势这一特殊性的哲学原理，趋于一种同一性的发展模式，进而加剧了城市发展的负担。因此要构架昆明的生态文明系统，就必须首先为城市的发展减负，而减负的根源就在于对城市功能的合理定位。从目前昆明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第三产业（尤其是有旅游业）的经济贡献比重在不断地上升，因此生态产业、绿色产业可以成为推动昆明可持续性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并在此基础上，应该适度缩减传统工业的发展规模。此外，对一些污染重大的工矿企业，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改造、提高产能效益这一层面，还应对其治污和推动循环经济的能力提出更高的层次要求。

其次，城市的发展应遵循适度规模的原则，“大而全”并非是谋求区域经济飞速发展的最佳路径。段教授在讲座中提出，“滇池问题已经成为了遏制昆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然政府多年的巨大经济投入为何效果不是很明显，这既有先天的不足也有后天的创伤。”对于“后天创伤”的理解，这主要基于过去“大而全”的昆明城市发展模式造成了目前滇池的“严重过载、极度超容”。如果从生态文明系统的构筑层面来定义一个城市适度规模的指标，笔者认为人口数量、社会物质生产总量和生态承受能力范围可以看作是构建指标的核心基础，并且它们需要通过相互作用的关系来寻找一个平衡支点作为信息的反馈。而滇池“后天创伤”的现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昆明的城市战略布局必须有所调整。毕竟政治文化中心不一定就必须得是经济中心，城市规模的界定应遵循区域生态承受能力范围的规律，否则人为主观意识的扩大化必定会走向一种非科学性的发展穷途。

第三，从宏观层面来观察一个区域生态文明系统的构架，笔者认为可以将其看成是政府与企业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一种契约关系下的产物。一般说来，生态文明的构建能否成为可行之举，主要取决于人或企业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认知程度和水平，毕竟良好的自然环境已经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然政府作为提供制度的保护和实施部门机构，由于受到自身对社会发展认识水平和知识储备局限的制约，加上与企业之间所掌握的生态信息经常处于一种不对称的关系状态，这就容易产生低效的制度安排造成政府和企业在架构生态文明系统的成本很高，进而挫伤了双方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因此政府只有通过提供有效的生态产业制度安排，降低政府与企业之间在保护环境方面所产生的交易费用，才能为构架生态文明系统提供良好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平台，促进区域经济科学、合理、有序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冷鹤鸣.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世界观的理性认识[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1）.

[2]何平.论昆明的城市化[J].学术探索，1999，（4）.

[3]车志敏，李坚，等，主编.云南年鉴2011年[M].昆明：云南年鉴杂志社，2011：221、353—354、223.

当代经济论文篇6

保证生产均衡化、发展平稳化和调控管理的科学化，必须加快江西工业经济监测预警管理项目建设

当代经济论文篇7

保险代位制度的设立，为保障保险功能的充分发挥、避免被保险人双重得利以及防止第三人脱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现代保险业的发展，保险人的实力已相当雄厚，此时保险代位制度的局限性也逐渐暴露无遗，保险代位制度正面临着新的挑战，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保险代位权具有不当性，不仅仅因为它的存在缺乏理论基础，而且还因为它常常带来许多不利的后果。 一、保险代位权法定性质疑 保险代位权是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基于法律的规定而当然取得的被保险人对事故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被保险人和第三人均不得以保险合同无此约定为由进行抗辩。也就是说，保险代位权是保险人依照法律规定所享有的一项权利，具有法定性。保险代位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赔偿请求权的转移，保险人与第三人之间本不存在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然而,法律规定在保险人按保险合同给付被保险人赔偿金后,将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债权请求权转移给保险人行使,这种强制转移的合理性有多大不无疑问。保险代位权的法定性一方面有违民法理论中债权转移的原则,破坏了当事人权利行使的自由,另一方面在事实上使保险的功能大打折扣，而最终受益的不是被保险人,而是保险人。 1、从保险代位权的权利本质上看,保险代位权属于债权请求权的转移,但它却侵害了权利自由行使的原则。保险法作为商法,调整的是商事领域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要受到民商法的一般原则的约束，即应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保险代位权不涉及到国家和公共利益,因而不需要由法律作出强制性规定,这种权利属于当事人所有,当事人是否转移该项请求权,完全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围内的事,法律没有理由进行干涉。代位权的法定取得,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交易便捷,但未必总与权利人的意愿与利益一致，将代位权作为强行性的法律规定,过于强调代位权的功能而无视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实不足采。 2、从保险代位权的权属性质上看,它也不应属于法律作出强行性规定的范畴。有人认为,保险法虽然属于商法,但其规范的一部分在于对保险合同的监督管理,保险法中不乏强行性的规定,保险代位权其实就是这些强行性规范的一种，只不过其它强行性规范在于约束保险人而保险代位权更多地体现了对保险人的保护。这种观点值得推敲，保险法中的规范的确包含了两种类型，一类是调整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合同关系的,二类是调整国家对保险人的管理监督关系的。前者体现当事人的自由意愿,后者则多体现了强行性规定。保险代位权是当事人的权利,它是由被保险人转移给保险人的,属于前者的范畴，再说，这种私权利即使要做强行规定的话,法律也只能倾斜于作为弱者的被保险人,而不是已颇具行业优势的保险人。保险法之所以被界定为商法而不是经济法,就是意在让其公权色彩逐渐隐退，其社会公益的保障功能完全可以只凭藉其营业本身来实现,竞争带来的是促发,而保护却只能造就颓赘。 3、从权利的取得过程来看,保险代位权法定的最大益处在于其可以不经当事人意思而直接由保险人取得。然而如果将此取得时点界定在保险合同缔结时,此时保险人未赔付保险金,保险人求偿权便与被保险人赔偿请求权发生冲突；若将取得时点界点定在保险赔付时,那么不如将受领赔付视作求偿权移转的默示,而不必强行规定为法定。何况,追求损失填补和禁止不当得利不能以损失当事人的权利为代价,在两种利益的平衡过程中,不能得出牺牲当事人自由行使权利的结论。保险代位权作为对保险人的特殊保护制度,非但不应构成对被保险人权利行使的羁绊,而且它必须在被保险人的利益得到补偿的前提下才可能谈及，不能为了追求一定程度上的公平而放弃了根本原则的正义观念。 4、法定保险代位权内部,也存在着逻辑上的不协调性。各国保险法普遍规定代位求偿权和物上代位权，对于物上代位权，规定的保险标的推定全损时委付情形,保险人有权决定是否接受委付。委付的发生完全依当事人双方的合意,是一种契约,只不过法律对这种契约施加了更多的限制，委付一经接受不得撤回，委付不得附条件。而保险代位权则为强行规定。这样,保险代位权内部在效力来源的问题上就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性。 二、保险代位权存在的合理性质疑 保险代位权不仅不应由法律强行规定,其存在的本身也缺乏理论基础。保险合同本身就是射幸合同,它以风险性为基本特征之一,保险代位权的介入,使保险合同的风险性大大减少,这对于保险合同而言,是不正常的现象；正是我们对损失补偿原则的误解,给予了保险代位权生存的空间,并使保险合同越来越远离保险的功能和合同的本质。要澄清这一误解, 需从以下三方面稍作分析： 1、就单个保险合同而言,它是双务、有偿、射幸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应为的给付取决于合同成立后偶然事故的发生。保险的目的就在于使保险人在特定的不可预料或不可抗力事故发生时,对被保险人履行赔偿或给付的义务。所以保险合同订立之初就带有风险性。但保险人经营保险业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赚取利润,更主要是承担经济补偿的任务,进而保障人民安定和社会经济发展。保险人根据以往大量的保险统计资料并运用概率的方法精算出不同险种应承负的保费,并通过向广大的投保人收缴,形成保险基金。在发生保险事故后,将约定的保险金依合同支付给被保险人,而这笔赔款实际上是由众多的投保人承担的,这也正是保险的特殊运作方式。从这一功能上看,保险人对保险事故的补偿义务早在合同订立时就已确立。尽管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的赔偿与被保险人支付的保险费差距悬殊,保险人也不得抗辩。 2、保险代位被普遍认为是由损失补偿原则派生出来的，但从损失补偿的本义上看,它并不包括保险代位的情形。损失补偿原则的适用具有针对性,即它只适用于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损失补偿原则中的损失指的是保险合同所约定的被保险人的损失,而非保险人的损失。如果将该原则扩大适用于第三人,实际上是在为保险代位权寻找一个普遍公认的法理依据,这种做法是值得怀疑的。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即使有合理依据,它也应更加侧重于被保险人不当利得的禁止,而非损失补偿原则，对这一原则任意的扩大适用,不但没有弥补保险代位的种种不合理性,反而使损失补偿原则丧失其本来面目。 3、通说认为,被保险人只能在保险金赔偿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二者之间择一行使,否则就构成不当得利，笔者对此持不同观点，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上的根据一方获利一方受损,在保险人、被保险人与第三人三者构成的两对法律关系中,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险金赔偿请求权源于保险合同的约定,被保险人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源于第三人的违约或侵权行为,这两个请求权均具有合法依据,不符合不当得利的要件特征，即使在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请求并获得了部分赔偿之后,被保险人对保险人的请求权依然存在,只不过在保险人和第三人之间成立了不真正连带债务。保险人可以因作为最终债务人的第三人已为全部赔偿后,使债务消灭，更何况,赋予保险代位权的结果,只能是在防止被保险人取得不当得利的同时造成了另一个不当得利,保险人凭空享有了对第三人的代位求偿权。而种权利才是没有任何合法根据的。这种规定不仅违背订立保险合同的本意,而且实际上免除了保险人履行合同的义务。在保险人赔偿了保险金后,从第三人那里获得补偿,此时,被保险人所投入的保险费实际上只换回了保险人转手倒让被保险人应得的那部分金钱。在这一来一往过程中,我们应该反思一个问题,那就是保险公司到底保不保险,保险合同究竟为谁而设立。 综上,保险代位权的存在无视保险业的运作过程,使保险合同成为一纸空文,保险人基于该种权利解除了债务,而这种债务实际上是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人本应承担的债务，从损失补偿原则和不当得利原则也无法推出其存在的正当性，所以说法定保险代位实无存在之必要。 三、保险代位制度的重新构建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保险代位权理论上缺乏合法的根据,但为了防止被保险人因同时行使两个请求权而获得的额外利益,从而杜绝人们将保险合同化,并防止社会道德的沦丧,规定保险代位权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我们不得不解决它本身的矛盾,否则将会造成认识上的混乱，针对保险代位权缺乏合法性的问题,笔者主张,将该权利作为约定的权利,而非法定的权利,这样可以避免保险代位权侵害民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对于保险代位权的不合理性,笔者主张将这种权利放到订立合同之初由当事人自己决定。除非被保险人同意,保险人不得向第三人要求代位求偿,对于被保险人因行使两个请求权而同时获得赔偿的,应属合法,因为这两项利益的取得具有法律根据,不属不当得利。这种做法也没有违反损失补偿原则,因为按照该原则的原意,它只规范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只要求被保险人从保险人那里取得的利益不超过其实际损失即可,而不能约束第三人。 第6卷）》； 3、尹伟民、支伟：“保险人在代位求偿之诉中的法律地位”，载《当代法学》2000年第3期。

当代经济论文篇8

一、两大经济思想文明的交汇

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形态，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农耕文明；二是工商业文明。农耕文明历时数千年之久，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向工商业文明转型。直到今天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国家正在经历这一转型。工商业文明开始于欧美的工业革命，迄今不过两百多年。农耕文明下，经济受自然条件的约束，增长缓慢，是一种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这种经济形态下市场机制不发达，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也较少，不需要复杂的经济理论指导；工商业文明下。经济是一种具有自我膨胀机制的形态。运行非常复杂，波动剧烈，需要在复杂、高深的经济理论指导下才能很好地驾驭。就两种文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乃至精神财富包括经济思想文明成果来看，仅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工商业文明大大超过了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农耕文明。伴随着世界文明由农耕文明向工商业文明的演进，经济学异军突起，逐渐从人文社会科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甚至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王冠上的明珠。

在农耕文明时代，世界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多中心的，如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及黄河流域文明，这些文明都曾经创造过世界农耕文明的辉煌，它们的文明成就各有特点，难分伯仲。受当时技术条件特别是交通条件的限制，农耕文明的各个中心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因而文明形态体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异质性。与农耕文明的发展相伴随，必然有农耕经济思想文明的相应发展，这些经济思想受当地经济社会的影响，也体现出地域性、异质性。但由于除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一直绵延不绝外，其他几种古老农耕文明都在上古时代就灰飞湮灭，除了留下物质文明遗存之外，精神文明包括经济思想文明传世者甚少。从世界范围来看，比中华文明晚出的欧洲古希腊、罗马经济思想文明是唯一能够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文明媲美的经济思想文明。

经济学是一门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科学，经济学家对重大经济现象的解释越透彻，其理论贡献就越大，经济学中心总是与经济中心如影相随的。与工商业文明的单向度发展相适应，世界经济思想文明演进的地理路线，也是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首先在经济思想方面突破农耕经济思想的藩篱，产生了与农耕经济思想文明异质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到18世纪下半叶，英国诞生了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开创的比较完整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19世纪中叶，随着德国经济在欧洲的崛起，后起的德国不满足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产生了主张国家干预的历史学派和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学派不仅影响欧洲，而且对美国、日本的经济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继英国之后，成为世界新的经济霸主。世界经济思想中心也渐次由欧洲大陆转移到了美国。

当世界工商业文明浪潮席卷欧美之际，古老的还陶醉在农耕文明的美梦之中。19世纪中叶，西方的坚船利炮粉碎了清王朝的武装力量，打开了作为农耕文明帝国的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西方的现代工商经济思想文明乘势而入，中华大地上从此展开了古老的农耕经济思想文明与现代工商经济思想文明的冲突与交融。这两大经济思想文明的交汇改变了中国经济思想文明演进的方向与道路，也改变了世界经济思想的图景，工商经济思想文明开始侵染占当时世界人口百分之三十的古老东方帝国。西方工商经济思想文明与中国古老的农耕经济思想文明的冲突与交融既是中国经济思想变迁的里程碑，也是世界经济思想变迁的划时代的巨变。

二、移植性变迁：中国近代经济思想演进路径

中国古代创造了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经济成就。与经济文明的发展相适应，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也在17世纪以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经济思想文明在公元5世纪以前与当今西方文明的发祥地古希腊、罗马的经济思想文明相比，各有特色，未遑多让。公元5世纪以后，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西方文明逐渐衰落，之后长达一千年左右处于教会统治的中世纪黑暗时期。相反，东方的中华文明却渐人佳境，到公元7世纪，中国迎来了辉煌的唐宋文明，成为当时世界文明的最高峰。与文明演进的步幅相一致，中国经济思想文明在7—13世纪也发展到顶峰，成为当时世界经济思想文明体系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其经济思想成就在长达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内遥遥领先于西方。这一伟大的经济思想文明以其巨大的历史张力波及世界，影响世界经济思想文明的进程。中华经济思想文明不仅在东亚地区直到19世纪一直占据支配地位，成为整个东亚经济思想文明之根。而且它还影响到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发展，如近代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就受到中国经济思想的深刻影响，从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成为其思想渊源之一。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也极有可能受到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①。

由于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思想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只有纵向的传承，没有横向的比较、借鉴与吸收，缺乏与其他国家互动式交流，缺少异质文明的竞争与刺激，在东亚地区只有经济文明的单向输出，致使这一植根于农耕文明和专制中央集权文明体系之中的经济思想文明在本质上处于千年未变的封闭状态。这一状态，在近代中国被迫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使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和传统经济思想的局限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与此同时，文艺复兴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突飞猛进，经济思想文明日新月异。从17世纪开始，中国经济思想文明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并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两大文明落差的形成带来经济思想文明的传播路径发生逆向转移：从由东向西传播转向由西向东扩散，特别是自19世纪40年代以后，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交汇大大加剧了经济学西学东渐的进程。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演进有别于西方现代经济思想的诱致性变迁方式，它不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经济和经济思想中“内生”的，而是从西方舶来的，是一种典型的移植型变迁，是移植西方经济思想文明的结果。

鸦片战争以前，中西经济思想是在中国和西方各自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两种经济思想文明处于隔绝状态，缺乏交流，特别是中国经济思想缺乏对西方的了解。鸦片战争打破了中西文明交流的壁垒，中西经济思想两大文明体系出现交汇与碰撞。由于西方经济思想文明在当时中西经济思想文明的交汇中处于强势的地位，而文明的传播总是由强势文明向弱势文明传导。因此，这一文明的交汇必然造成西方经济思想文明向东方中国经济思想文明的浸染，从而改变了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固有运行轨迹，中国开始了以移植西方经济思想文明为路向的经济思想发展历程。中国农耕经济思想开始脱离原有的轨道，蹒跚迈上工商经济思想文明的新途。

在早期移植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虽然其中也交织着中国先进人士的不懈努力，但作为早期东西方文化沟通桥梁的传教士却充当了重要角色，甚至是主角。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就通过创办中文报纸（如1815年8月5日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创办于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翻译西书（如郭实蜡1839年在新加坡出版的《制国之用大略》和1840年出版的《贸易通志》），向中国介绍近代各种经济现象与经济常识，以期改变清人认知，反映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开放市场的现实需求，维持西方国家在华商业利益并改善传教环境。鸦片战争前夕西方传教士通过创办报刊、翻译西书零星传播近代经济知识，为后来清人对西方经济政策、西方经济学说的理解与接受奠定了一定的认知基础，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大规模的引入作了铺垫，它是中国经济思想近代化的先声。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包括受众的局限、传播主体（传教士）本身的局限及社会经济土壤的局限，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传播的经济知识仅仅局限于经济现象与经济常识的层面，还没有深入到系统的经济政策，特别是经济学的层面。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汉译西方经济学著作，有的还担任中国新式学堂的经济学方面的教习。中国最早在学校开设“理财学”（经济学）课程的是京师同文馆，于1873年前后开设此课，担任该课程教习的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年），1880年该课程的讲义——英国人福西特（H.FawceU）186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指南》（Manual of Political Econmy）由同文馆毕业生、后任同文馆教习的汪凤藻译、丁韪良校，于1880年以《富国策》书名出版；1886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Edkins，1823-1905年）翻译的边际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7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入门》（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由海关总税务司署出版；1889年，英国人布莱德著、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年）口译的银行学著作《保富述要》出版，傅兰雅还于1873年4月创办季刊《西国近事汇编》，报道了大量财政、金融及贸易方面的信息；1895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Richard，1845-1919年）口译、蔡尔康笔录的《泰西新史揽要》中也有大量关于古典经济学思想的介绍，在国内影响较大，李提摩太还在1893年撰成经济学著作《生利分利之别》连载于《万国公报》。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随着中国留学运动的兴起和新式教育的发展，近代留学生群体开始取代传教士，他们对中国现代经济学的产生、发展起了极其关键的中介和先锋作用，占据了中国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核心地位。自此以后，在传播西方经济学的舞台上，传教士越来越变为配角。当时数以万计的青年学子负笈海外，其中不少人选择经济学作为留学专业，接触了当时国际上一流的经济学家和世界经济学的前沿，他们在带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完成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实现了中国经济思想的近代转型。

西方现代经济思想文明，既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体系，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体系。大体说来，20世纪以前，西方现代经济思想文明的东渐，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文明。尽管西方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产生开始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并存局面，但在20世纪以前，中国的先进人士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清朝末年中国经济知识体系就在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下开始发生近代转型。但这一转型的初期，中国主要是引进西方经济学常识。更多的是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有创见的自撰经济学论著较少。民国以后，经济学的西学中渐，开始由翻译西书为主转向国人自撰经济学论著为主。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者无论在应用经济学还是在理论经济学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20世纪初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才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通过东（日本）、西（欧美）、北（苏联）三条路线传入中国。民国初年，中国开始出现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潮流。此时，中国传统农耕经济思想由于不能说明和解决中国当时现实的经济问题，在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对决中刚刚完全败下阵来，在中国经济思想的舞台上，又出现了西方经济思想文明两大体系——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激烈交锋，可以说，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舞台上，传统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思想、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两方对垒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呈现出错综复杂、异彩纷呈的景象。

在世界近代史的舞台上，中国是出场很晚的角色，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也是相当晚的。但是，若从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说传人中国后传播之广泛、深入，信仰之坚定，运用之成功和发展之巨大来看，却又后来居上。中国近代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武装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且依据中国特殊的国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出了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学说及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中国近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重要地位，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极为深刻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由于诸多国内外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近代经济具有从传统的农耕经济向现代工商业经济持续、缓慢过渡的特点。经济基础的这一过渡性特质决定了中国经济思想亦必然具有由传统经济思想向现代经济思想持续过渡的特点。在这一持续过渡中，中国经济思想一步一步趋向于进步，中国人的经济学视野一步一步不断拓展。但是，这一变革又是非常艰难的，特别是在一个传统经济思想具有极长久的历史而地域又相当辽阔的国家里，这一过程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结束。在西方经济学方面，中国近代处在引进各种外来经济学说的由浅入深的学习过程，在20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思想只是传统经济思想的反刍与外来经济观点的复述。20世纪以后，才逐渐有自己的新经济观点出现，民国以后中国开始有少数经济学家跻身世界学术前沿，甚至在某些领域引领世界经济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中国人学习、运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也经历了一个由不会到比较会，从比较生疏到比较熟练，由困难、挫折、失败，到较为顺利、较为成功的曲折过程。可以说，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变迁的艰巨性、曲折性在世界大国近代经济思想变迁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正因为如此，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其内容是异常丰富、多姿多彩的。

三、中国近代引领世界经济思想潮流的经济思想

中国近代虽然在经济发展方面与西方的差距巨大，但在经济思想方面却取得了不少跻身世界经济学学术之林的研究成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经济知识体系亦开始发生近代转型。但这一转型的初期，中国主要是引进西方经济学常识，更多的是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少有有创见的自撰的经济学论著。其中最有影响的成果有二：一是严复翻译、南洋公学译书院1901-1902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译名《原富》）；二是留美经济学博士陈焕章191 1年撰写的英文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特别是《孔门理财学》一书，利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剖析中国儒家经济思想，被认为是构建东方经济学的开端②。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评述《孔门理财学》一书的文章，认为“在陈焕章博士这本博学而令人愉悦的书中，有大量的内容人们将会引述，比如孔子的优生原则，关于劳工流动的规定，或是写得极好的中国税制史。”

民国以后，经济学的西学东渐开始由翻译西书为主转向国人自撰经济学论著为主。中国经济学者无论是在应用经济学还是在理论经济学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果。杨汝梅1926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无形资产论》（C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详细分析、归纳了当时西方学术界关于无形资产的各种见解，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无形资产的性质，提出了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原则和方法，对当时西方学术界尚无定论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高度重视。1922年美国著名会计学家、曾任美国会计学会会长的派登（W.A.Paton）教授主编了在美国会计学界享有盛名的《会计师手册》（Accoun-tants’Handbook），在其1933年出版第二版时，所撰第十四部分“无形资产”就全面地接受了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中有关商誉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以其观点为主体对无形资产和商誉问题进行了多层次介绍，特别是在‘商誉的性质和持续价值’这一核心内容中着重讨论了商誉性质、销售商誉、制造商誉、理财商誉以及持续价值等相关问题，由此而对《无形资产论》中有关商誉理论的传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④此后，杨汝梅在Good-will and Other Intangibles阐述的有关无形资产的观点一直为西方会计学界所推崇，其博士论文成为驰誉世界的会计学名著。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林霖，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为《美国联邦储备货币》。1937年3月，林霖在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世界顶尖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第27卷第l期上发表《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该刊物同期还刊登了林霖撰写的仅有两页的短文《格雷厄姆教授关于准备货币及百分百货币的提议》。《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对货币理论贡献很大。1929-1933年大萧条引起美国银行体系、货币体系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的变革。其中，Lauchlin Curries便是积极为改革建言献策的专家之一。他是一名货币交换媒介论者，认为只有那些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替代物才是货币，他在《货币供给与调控》一文中将货币直接等价于“支付手段”，认为货币只包括现金和经过调整后的活期存款。在此基础上，他采用1929-1933年的一系列数据，得出了货币供给与货币借贷之间没有关系的结论，并提出了一个改革措施——取消所有定期存款准备金。林霖在《定期存款是货币吗》一文中对Lauchlin Curries货币定义及其改革措施提出了质疑。他从现代银行和金融体系的角度，通过理论证明和数据列举，重新定义货币，将定期存款纳入货币供给体系之中。他认为，截止到1932年以前，部分定期存款是可以随时支取的，应该如同活期存款一样，属于货币。而且，定期存款是银行间及银行内存款的复制品或互补品，他构建了一个简易模型进行推理、论证，通过比较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政府债券的异同，明确了定期存款应包含在货币供给之中，并且提出了定期存款准备金应与活期存款准备金要求相同的建议。

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在货币理论方面，凯恩斯提出了流动偏好理论，颠覆了传统货币理论：“这种货币理论打破了世代沿袭的传统，即主要是从其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来理解货币。凯恩斯以前的几乎每一位货币理论家都信奉这种传统，其特点可以说是对货币的‘流量’分析。相比之下，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则是‘存量’分析”⑤。存量分析方法强调货币的价值贮藏功能，认为货币是资产持有的一种形式，货币数量的变动是资产组合的重新配置，因此，货币均衡就是货币存量的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并决定市场均衡利率。留学期间的蒋硕杰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向权威挑战。早在1943年，他就在《经济学刊》上发表《论投机与收入的稳定性》一文，开始对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进行批评。在该文中，他对凯恩斯有关投机性货币需求如何能够使投资冲击转化为支出波动的说法提出挑战。他认为要使该项说明在逻辑上前后一致，就要坚决转回到流量分析，特别是转回到经由银行系统产生的威克塞尔货币调节机制。其明确含义是，凯恩斯的收入一支出理论不应该和流动偏好的货币与利息理论结合在一起，而应和罗伯逊式的可贷资金理论联系起来。在该文中，他采用20世纪20年代大繁荣时期和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时的美国统计资料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此外，蒋硕杰还于1956年9月在著名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流动偏好理论与可贷资金理论，乘数分析与速度分析的一个综合》一文批评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该文作为《美国经济评论》第46卷第4期的领头文章刊出，可见其份量。正是由于蒋硕杰在货币理论方面的杰出关系，他成为“所有各种形态的凯恩斯货币存量分析法最有说服力的评论家之一，也是流量分析法的最高成就者之一”。

赵逎抟致力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1924年在导师密契尔的指导下完成硕士论文《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的比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rcantilism and Physiocraey），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并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转向制度学派的研究，在导师塞利格曼的指导下重点研究英国经济学家理查，琼斯（1790-1855）的经济思想。琼斯的活动年代介入李嘉图和小穆勒之间，多为学者所忽视，材料不大丰富。赵遁抟为了研究琼斯的经济思想四处搜罗，搜集到琼斯的著作16种，研究琼斯的书籍74种及论文52篇，还有大量书信。其搜罗文献之勤、所得之富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他“不仅找到了人所共知的琼斯的一般经济学著作，而且在文学类书架上找到了很少为人所知的琼斯的《文献存稿》。这部书是琼斯的密友维威尔博士在琼斯逝世四年以后，于1895年编辑出版的，其中有不少琼斯生前未曾发表过的经济学著作。马克思在写作《剩余价值理论》一书时，曾设有专章分析琼斯的经济思想，可是他当时并没有看到这部《文献存稿》。”⑦正是在大量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赵遁抟于1929年撰写成博士论文《理查·琼斯：一位早期的英国制度经济学家》（Richard Jones：An Early English Institutionalist），对琼斯的经济思想的渊源和体系作了深入的探讨和阐述。该论文是琼斯经济思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被国际上有名的《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列为研究琼斯的第一部参考书。

费孝通的博士论文1939年在英国出版。书名《江村经济》（Kaihsienkung：Economic Life in a Chinese Village）。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Malinnovski）在该书英文版序言中认为此书“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要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E·丹尼森·罗斯认为“没有其它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由于博士论文的学术成就，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费孝通人类学最高奖——赫胥黎奖。

当代经济论文篇9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做出了深刻反映，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它针对现实并没有提出根本性改革建议与对策，面临了很多严峻的挑战。

1、时代进步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在对前人优秀经济学成果的批判继承中发展而来的，主要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关经济学说，它首次提出劳动二重性概念，在创立无产阶级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剩余价值学说，创立了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新的经济学范畴，标志着政治经济学的划时代变革。另一方面，它表达了现实发展的诉求，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揭示出了可以经受实践检验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并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理论基础，给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2、面临的挑战。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促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其不足也日益显现，在当下的理论与现实发展当中面临了各式各样的挑战。一方面，其学科性质不够明晰。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在承认其内在阶级性的同时，将很多并不带有阶级性的内容在实际研究当中归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当中，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区别于传统的只讲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否则将会导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指导意义的缺失。另一方面，传统政治经济学已不再符合当展的要求。在现代化时代的不断发展中，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不再适应当下的社会结构，并且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适用于各个社会主义形态经济规律的相关规定在当代实际改革当中越来越空泛。

二、政治经济学理论价值的当代化发展

(一)理论创新与发展

作为实践的基础，理论的改变与创新是探究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代价值过程当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首先，我们应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继承，充分发挥方法论的优势。在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创新与发展时，应当切实处理好继承、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最值得继承的基本原理包括吸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利成分的关于社会化大生产与货币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原理，以及作为根本方法论的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而更好地保证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与科学性。其次，我们要结合古今中外所有经济理论当中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一方面要对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进行深入的发掘、继承与创新，以实现古为今用，另一方面，对西方的经济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也不容忽视，西方经济学思想在长期发展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分析经济现实的工具与方法，给我国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带来了很好的借鉴。

(二)当代现实发展的取向

政治经济学的当展既离不开理论化指导，也不能缺少现实的发展途径。当代社会更为重视人们的全面发展，立足于人们生存、发展的立场上去考虑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只有真正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付诸实践，才能使其更好的服务于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来，我们要改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观念，摒弃将西方经济学一律排除在科学的经济学以外的错误做法，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我们应当汲取其中科学的理论，促使我国经济学构建能够更好为我国实际发展服务，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中合理成分的吸收来给现代经济学理论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来我们必须紧跟时代潮流，发挥出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优势，积极拓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抓住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机遇，加大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力度并加快理论促进实际的创新发展步伐，以获得科学的理论，丰富并发展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三、讨论

综上所述，作为一套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旨在解决人们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与社会发展方向始终保持着一致。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才能为人们解决当代社会经济问题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从而促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更好地解决我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政治经济论文范文二：地方政治经济学研究

一、财政联邦主义

我国的国体是单一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是直接的委托关系，经济上则是实行分权制度，具体表现为分税制，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财政包干。与纯正的单一制或联邦制国家不同，我们国家是财政联邦主义。中央政府执行稳定宏观经济、社会收入的财政再分配的经济职能并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执行资源配置职能并提供地方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之间是竞争关系，争项目、争资金、争资源、争能源、比经济增长率、比财政收入等。地方政府与辖区内的微观主体之间是交换性的社会契约关系，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福利来获取选票、获得支持和权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是不一样的，中央政府效用函数的主要变量有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地方政府效用函数的主要变量有上级政府满意、辖区内的微观主体、财政收入、经济发展等;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主要变量有公共产品和服务、税赋水平、生产生活环境等。财政联邦主义有优点，中央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进行明确的分权，地方与地方展开竞争，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有利于各级政府的制度创新，有利于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但是在软化的制度环境约束下，地方政府之间的过度竞争，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不同效用函数之间的冲突也会使资源配置扭曲，地方政府陷入囚徒困境，投资行为异化等问题。

二、软化的制度环境

1、信息不对称

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的直接的委托关系是一个多任务、多目标合同，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效用函数不同，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传递链条长，作为理性经济人，从成本和效率考虑，委托人(中央政府、上级政府)一般会抽象一些显性指标考察下级政府，每年各级政府在人代会所做的报告主要的指标是五个：123(总量，增速、人均)、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失业率、人口出生率，近来增加了事故亡人率、万元能耗指标等，这些指标也作为地方官员评价和奖惩的主要依据。人(下级政府)在人大监督缺位的情况下，经过成本收益计算，往往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上级易于观察的政绩工程上，如大广场、大马路、大草坪等。由于对地方政府而言，企业是纳税主体，企业的效用要远大于居民的效用，真正的人民群众成为弱势群体。

2、人大监督缺位

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下级政府行政首脑由上级决定，群众对政府、下级对上级、同级人大对同级政府往往不能进行有效和及时的监督。

3、预算软约束

如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所论证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问题在我国地方政府身上表现尤其明显。很多专家认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是由地方政府主导并投资推动的。投资冲动和财政压力使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筹集资金，尽管《预算法》明确禁止地方政府自行举债或提供贷款担保，各级地方政府仍然积累了大量债务。

4、模糊产权

我国现行体制下，存在大量公共产权和公地资源，公有和国有、政府所有是不同的概念，公有产权界定模糊。土地法规定，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政府可以征用公共用地。地方政府滥用公益土地征地权，垄断土地供应和经营，运用行政权利保护违法征地。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开发区热高烧不退，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征地，农民失地、失业、失语。

三、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异化

1、招。为了扩大当地投资规模、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开出各种优惠政策，零地价、税收减免，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降低环保标准，舍弃自然或人文资源的保护。由于交易成本增加、资源配置扭曲，其结果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政府招商引资活动演变成零和搏弈。

2、卖。地方政府低价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出现大量违法征地、违法拆迁情况，造成大规模的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上访。

四、地方政府机会主义投资行为的危害分析

1、破坏宏观调控。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重复和循环出现，使我国的宏观调控反复在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中徘徊。

2、政府治理成本提高。在经济转轨阶段，我国政府的治理成本不断提高，一方面表现为官民比居高不下、老百姓不堪重负;另一方面表现为政令不通。这些年，中央政府推动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改革，整顿吏治，裁撤冗员。同时，从机构设置上，改变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委托关系，工商、税务、质检、土地、纪检、统计纷纷由省级政府垂直管理对一些重大案件、恶性事故，国务院频频派出调查组直接查办。

3、干扰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四次经济周期，在每次周期的波峰前后都出现投资过度增长和高通胀。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周期的条件波动性不同，我国的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即地方政府换届的周期是基本吻合的。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始终以投资推动为主，体现在统计数字中的高资本形成率。在投资结构中，政府投资特别的投资是主体。刘宝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经济运行的波动性和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

4、影响了社会稳定。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经济增长方式简单粗放，陷入通胀或通缩的怪圈，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不断上访，国有银行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地方政府大量隐性举债，重视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土地等资源不断遭到破坏以及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带来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社会稳定，影响了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贯彻落实，延滞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五、政策建议

当代经济论文篇10

我们知道，人类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总的说来，在不同时代、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人类社会，人类的生理资源或体力资源、血缘关系背景或家族背景或家庭背景或知识背景或特殊人关系背景或组织之间的特殊公共关系背景资源或“背景资源”、权力或职务或身份资源或“权力资源”、财富或金钱或资本资源、普通知识资源、智慧资源（包栝知识型智慧资源、信息型智慧资源和知识--信息型智慧资源三种类型。智慧资源主要表现为能力）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在不同时代、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人类社会中都普遍存在着六种“经济成分”--“体力经济”、“背景经济”、“权力经济”、“财富或金钱或资本经济”、知识经济和“智慧经济”或“能力经济”，它们都在同时起作用并一起促进社会（宏观或微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知识经济只是知识经济时代社会完整的（宏观或微观）经济中的一种经济力量或“经济成分”而已！而且在不同时代、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人类社会，知识经济在社会（宏观或微观）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有很大不同的！因此，知识经济并非当代独有的新生事物（参见我的论文《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六种“经济成分”和六种“社会成分”》）！

由于普通知识只是知识型智慧的来源和基础，事实证明各种具有创造力的科学技术专业“新知识”或知识型智慧是知识经济的唯一直接创造者和唯一直接推动力，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笼统地说“现代科学技术是社会的第一生产力”是不够确切的，应该说“知识型智慧是社会的第一生产力”或者说“作为知识型智慧的现代科学技术是社会的第一生产力”！由此可见，知识经济的实质是一种“知识型智慧知识经济”--即完全由知识型智慧知识创造出来或获得的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支撑经济的基础从传统的有形物质资源转变为无形的知识资源尢其是知识型智慧知识资源了！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型智慧不仅可以通过申请专利获得知识产权，还可以通过知识产权转让等方式直接创造巨额经济价值赚取巨额财富或通过知识产权入股等方式直接转化为企业巨额知识资本！这使人类社会经济领域首次出现了不同于传统资本的另一种类型的新资本--精神资本。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中存在着两种资本--传统资本和知识资本。在知识经济时代，现代科学技术起作用的方式与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在过去，几乎所有的现代科学技术都是作为共享资源向全社会公开的，但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某些科学技术专业的“新知识”或知识型智慧可以通过申专利或知识产权的方式转化为巨额知识资本，因此，某些具有较大经济价值的独特新科技已不再会向社会免费公开，而是只向个别企业组织公开。因此，知识经济时代存在着较普遍的“知识垄断”现象。因此，当代的知识经济也是一种存在着较普遍“知识垄断”现象、常常伴随知识产权纷争的经济。总之，知识经济是靠专利或知识产权或知识型智慧创造经济价值或赚钱的经济，知识经济时代是知识型智慧大显神威主要靠知识型智慧创造经济价值或赚钱的时代！知识分子、知识精英在知识经济时代大有作为！

由于各种科学技术新成果或知识型智慧都是由人们的创造力创造出来的！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创造力格外重要！在知识经济时代，无论国家还是企业、个人，可以暂时缺乏货币资金和物质财富，但绝不能缺乏创造力！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如果缺乏创造力，货币资金将逐渐变成“死钱”，物质财富将逐渐变成“死物”！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包涵了创造力的专业工作能力也格外重要！在知识经济时代，除了需要大力提高科学技术知识水平，还需要大力提高知识型智慧水平！

知识经济是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知识经济是对传统工业经济的“扬弃”。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类主要挖掘、运用人力资源中的普通知识资源和知识型智慧资源尢其是知识型智慧资源的潜能为经济发展做贡献。传统工业经济主要挖掘人力资源中的普通知识资源和矿物燃料等自然资源中的潜能为经济发展做贡献。因此，传统工业经济在给人类带来发达物质文明美景的同时，也带来了全球性生态失衡、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严重的可持续发展难题。而人力资源中的普通知识资源和上述三种类型的智慧资源几乎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污染环保新能源。因此，依赖于人力资源开发的知识经济在世界范围广泛的兴起，必将极大地推动人类对人力资源中的普通知识资源和知识型智慧资源尢其是知识型智慧资源有意识、有目的大规模的开发和利用。这必将引发人类二十一世纪全球性大规模“智慧浪潮”和“潜能开潮”的到来引起“智慧爆炸”或“力量爆炸”。而这是人类根本地解决和平和可持续发展难题的前提条件和必经之途！因此，知识经济是一种以普通知识资源为基础、完全由知识型智慧资源直接创造和推动的、高信息附加值低能耗、不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生态文明为代价却能高效创造物质文明的低能耗环保经济。因此，在当代走知识经济的发展道路是当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当代经济论文篇11

"当代"通常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有指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所谓"后现代"时期。社会思潮是指某一特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并适应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状况和要求，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影响较大的思想潮流。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精神折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

一、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产生的背景

社会思潮是社会文化意识的表现，也是社会的产物，一定的社会思潮，是在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之总和的基础上，从群众的社会心理中自发形成的。西方社会文明发展的矛盾性是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产生的前提。复杂多变、多维的社会历史状况和文化学术背景，是导致西方政治思潮产生、发展和演变的重要因素。

社会思潮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经济生活，在于社会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它从一个层面反映社会生活的现状并随之发生变化。首先，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给社会生活各方面都以比以往更快得多速度在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这种剧烈的变动必将原有的社会生活状态撕裂、重组，造成人们精神上的强烈震撼，各种思潮正是这种精神震撼的表现。其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矛盾重重，当社会矛盾运动到达某种猛烈的程度，超出人们的普遍承受能力会诱发原有社会心理的分裂，由此重新组合形成一定范围内人们的共同的心理趋向时并有条件得以广泛传播，往往演变成新的思潮。

二、西方思潮的主要流派

（一）政治思潮

1、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从17世纪一直延续到当代，历经三百多年时间，其发展历程被分为传统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即新自由主义。传统自由主义产生于英国，以洛克为代表的启蒙学者系统地提出了以人性论和个人主义为基础，保障个人自由，反对国家和教会的奴役。18世纪末至19世纪，英国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密尔等自由主义思想家，把自由主义原则扩展到经济领域，倡导经济自由、契约自由和竞争自由。1933年罗斯福新政的成功使新自由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美国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对其他西方国家产生巨大影响，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政治思想。它主张政府有限干预，扩大公共教育、提供社会福利和保险等方面为个人自由和公共利益发展创造条件。

2、新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产生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奠定其思想基础的是英国政论家埃德蒙・伯克。他提出应容忍渐进的和保存优秀传统的改良，反对蓄意破坏现存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激变的态度。20世纪初期，保守主义主要有以莫斯卡和帕累托、奥尔特加和熊彼特为代表的精英派与以美国的伯纳姆和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专家治国派。20世纪70年代以后，保守主义思潮强劲复兴，在美国涌现出欧文・克里斯托尔、丹尼尔・贝尔、哈耶克、弗里德曼这样的新保守主义者。新保守主义最为鲜明的特征是"反国家主义"，即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猛烈地抨击了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倡导以个人奋斗来摆脱贫困，主张政府不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让市场经济自己运行。他们并不反对适度的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的概念，但前提是不能损害个人主义。

3、社会民主主义。产生于19世纪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从1896年起，伯恩施坦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包括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的任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的修正，奠定了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伯恩施坦认为资本主义的生命力远比马克思原来设想的要强，工人阶级可以通过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扩大自己的权利，从而在资本主义内部逐步实现社会主义。二战后以德国社会"哥德斯堡纲领"为标志，社会主义彻底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否认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把民主制推崇为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民主制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彻底实现。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为标志的进一步"自由主义化"，在北欧国家有比较成功的实践。

4、社群主义。20世纪80年代后产生的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政治思潮之一。它的哲学基础是新集体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把自我和个人当作理解和分析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变量，而是认为个人及其自我最终是他或他所在的社群决定的。社群主义认为社群才是政治分析的基本变量，个人及其自我最终由他或他所在的社群决定。"社群主义"的主要代表有桑德尔、麦金太尔和沃尔策等，它是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与此相一致是它强调国家、家庭和社区的价值，倡导爱国主义。在价值观上，社群主义强调集体权利优先的原则用公益政治学代替权利政治学是社群主义的根本主张。

（二）经济思潮

在当代西方经济思潮的演变过程中最重要的两大主流是凯恩斯主义和新经济自由主义。

1、凯恩斯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认为自由的经济制度能解决经济生活的一切问题，直到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凯恩斯主义在危机中应运而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是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中包括有效需求和就业理论、三大心理规律、货币乘数效应、工资与物价理论、危机理论和货币财政政策六大方面内容。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由此可以看出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实行国家干预和调节。

2、新经济自由主义。20世纪70年代，沉重的财政赤字使国民经济失去了平衡，两次石油危机引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困境，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和弥尔顿・弗里德曼作为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把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一个新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高度。哈耶克主要著作有《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物价与生产》、《集体主义经济计划论》、《自由与经济制度》、《利润、利息和投资》、《资本纯理论》、《通向奴役的道路》、《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自由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思想史新研究》，反对集权主义的国家干预，追求充分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的法制社会。弥尔顿・弗里德曼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影响最大的著作是《资本主义与自由》和《自由的选择》。弗里德曼把企业私有化视为自由化的根本前提，非常崇拜价值规律的作用，提出"持久收入假说"为依据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认为保护主义是"国家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根源"，认为自由的国际贸易能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各国实行浮动汇率制是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条件。

3、新制度经济学。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是以凡勃伦为代表的制度学派形成时期，认为人类经济生活中有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这两种制度都以人的本能为基础，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病都根源于这两种制度的对立。它强调人、制度和经济活动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包括四个基本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迄今为止，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初具规模，已形成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经济史学等几个支流。

三、学习当代西方思潮的意义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中国在世界范围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中国要实现民族的复兴发展，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必然需要具有对全人类共同性的现代价值观认同的世界性历史眼光。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来说，学习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意义主要有：

1、提高我们的鉴别力和敏锐性。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产生来源于社会和人类自身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其提出的观点、立场、解决方法是人类认真思维的成果。尽管这些成果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但是也曾在某一历史阶段和社会区域产生过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我们在学习中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析其合理性，认识其先进性和局限性，批判地继承人类文明成果，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高思想的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

2、有利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如果不了解西方思潮就很难深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发展性，是不断创新的理论。在正确剖析当代西方思潮的成就和局限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思想对话，有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深刻地体会它的科学性。

3、有利于认识社会主义的先进性。西方思潮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状况，也暴露出它存在的根本的缺陷。我国经过改革三十多年的发展，一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些消极错误的观念，甚至出现否定改革的言论。通过对当代西方思潮研究，能帮助我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引导青年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分析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现象，克服社会经济大潮面前的失落感和对商品文化感性上的盲从，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树立起强大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以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中去。

参考文献

当代经济论文篇12

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它是指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后来经过斯大林、等一系列的社会主义者在实践中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并和资本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思想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经济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广泛性和实践性，在内容上也具有极大的丰富性。一百多年的发展，使得社会主义得到了不断的新发展、新飞跃，但同时也遇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新情况，那种紧密依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经济发展时期已经不复存在，这也直接造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受到了直接的挑战。在时代变迁和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天，我们必须以新的视角去审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断去寻找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新途径。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后现代主义阐释

马克思经济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是我们认识、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科学。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社会生产关系是依据人类物质资料生产而逐渐形成与发展的。从1970年开始，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兴起，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是西方研究的重要趋势。其中有詹姆斯・奥康纳、让・鲍德里亚等学者，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问题框架、解构问题进行阐释。

在2000年，埃纳斯图・斯奎帕尼提学者提出，立足现代主义角度，马克思经济理论主要具有如下四个特点：经济理论作为“理性人”的社会科学，注重实体论、均衡论，人类主体能够普遍、积极地改造社会，是实在论、决定论的影响。立足后现代主义角度，马克思经济理论将历史阐释为目标开放过程，社会关系结构的解释，不追求经济均衡，无人本主义否定了实体主义。可以说，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两者之间互相对立。

实际上，大多数学者对于马克思经济理论，注重无序与结构变异，研究历史演化、意识形态改变等内容。在1997年，学者詹姆斯・奥康纳曾深入分析、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破坏了社会，然而并没有在社会经济转型、资本积累理论中，纳入生态破坏内容。所以，需联系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注重自然界的地位。在唯物主义中，不断融入自然维度、文化维度，促使其不断内延、外扩。同时，随着文化实践、工艺水平不断发展，阶级力量由多种元素决定。在同一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也存在差异。另外，自然生产是对任一阶级结构、社会形态的发展。总之，生产关系、生产力构成了社会劳动，而社会劳动与自然界、生态学与语言之间，除具有调节关系，还有反调节关系。立足后现代主义角度，实现历史唯物主义重构。

而鲍德里亚曾提出，后现代性和现代性是一种断裂关系。随着消费社会产生，消费内涵出现根本转变，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物品之间关系日益突出，与历史、文化层面相互渗透。所以，我们必须放弃现实经济学批判，提倡超现实经济理论。鲍德里亚认为，在交换价值上，马克思经济理论注重“使用价值”的解放，但并未超越物质思维、资本逻辑。处于当代社会，媒介生产逐渐取代了物质生产，符号标志维度逐渐取代了物体实用维度，个体社会地位日益凸显。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注重支配、控制，使消费者积极参与到消费社会，按消费无意识，认同社会体系、消费体系。鲍德里亚的符号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然而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却背道而驰。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面临的挑战和难题分析

（一）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就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定义和论述，同时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会向两极方向发展，那就是资产阶级财富的不断积累和无产阶级的不断贫困和被剥削，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必然灭亡的。从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来看，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得到不断进步，相关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都在呈向上的发展趋势，并没有呈现出过多的灭亡的迹象，因此这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经济理论是相悖的，所以当代如何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纵观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总共有五个，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直接按照马克思与恩格斯理论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而来的，比如我国是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军阀统治之后建立的，并不是在资本主义灭亡之后建立起来的。另外，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刚开始时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但是计划经济模式并不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直至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建立了基本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体系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而实行改革开放也被实践证明为符合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但是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方面的基本问题还没有充分的解决好。

（三）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完善市场经济理论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长时间实践发展，不仅对资本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在指导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并随着我国的基本国情的变化而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完善。面对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复杂形势，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也在为适应新的环境而不断地与时俱进，比如为了更好地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进行创新与完善;为了更好地提高对外贸易能力和更好地发展经济，促进区域增长等相关的市场经济的理论问题。这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紧密依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指导和解决。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前景与新途径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方法、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是新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基础，也是正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关键。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内容来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的同时也是体现马克思主义鲜明特色的理论，因此二者是相互联系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的前提下，可以引申出更多的经济性理论，比如从劳动价值论这一基础理论上，可以引申出价值量、价值实体等相关的理论，进而更好地指导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批判性地学习西方经济学，积极借鉴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成果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理论源泉来看，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应该重视西方经济学的重要作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可以借鉴和可取之处，因此要对西方经济学进行批判性学习，进而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前景。但是从二者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代表的阶级利益等方面来看，二者有着很大的差异，作为彻底的一元论者，我们要彻底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是，也要承认西方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论证，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也是值得学习的。另外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还要善于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三）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方面是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相结合，形成新时期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则是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的经济状况相结合，形成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此外，还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基本理论为基础，联系新时期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特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全面发展。在以上基础上，批判地学习西方经济学，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构建起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全新框架体系。

四、结束语

尽管当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由于综合形势的影响而受到了挑战，但是这绝不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而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科学的、发展的，它具有很好的发展应用前景。在新时期、新的发展条件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在此基础上对于新产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现象和经济问题等进行不断的研究和探讨，以此来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内容，保证其强大的发展生命力。之所以会遇到如此多的挑战，主要源于极大的经济社会变化，因为挑战的存在，才可以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而我们也应该在经济社会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积极寻找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新途径。

参考文献：

[1]刘国靖.改革开放以来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丰富与发展[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9（3）：17-21.

[2]谭华芳.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难题与前景[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0（6）：71-75.

[3]干靖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历史发展[D].郑州：河南大学，2012.

当代经济论文篇13

1.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最根本的在于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我国面临的形势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也包括政治、文化等软实力，其中文化是综合国力的要素之一，而且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从同志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到同志提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所强调的都是这个问题。民族和国家的真正强大不独有赖于经济实力的雄厚，更有赖于基于雄厚经济基础的文化价值的深厚强大。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十七大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从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务的完成，都需要我们不断地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2.创业文化理论体系构建可以推动创业活动的发展，对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具有重要作用

要想更好的应对我国当前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严峻挑战，需要社会各界群众的齐心协力，不断增强和改善各个方面的工作，尤其是文化领域的各项工作，其中包括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构建。

创业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体系的科学构建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精神动力，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深层支撑，对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功能和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创业文化通过为社会提供创业人才、技术、创意、创新的支撑，促进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在科技进步和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创业文化理论在经济领域、经济活动中的渗透无处不在。

同时，创业文化理论体系引导创业者抓住创业机遇，通过创业教育与创业实践，实现自身价值，积累社会财富，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业虽然是一种高风险的活动，但是创业者的创业实践活动正是在市场薄弱的地方寻找自我发展的机会，在市场需求和短缺中寻找创造财富的机会。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意识的体现，这种创新价值观要想在实践活动中得到良性的发展、充分的体现，就必然需要一种科学的创业文化理论体系加以支撑。同时，创业过程中无法避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阻碍，这需要创业者具备丰富的创业知识，优秀的创业能力，良好的创业心理素质，以及优良的创业意志品质，而这些素质和能力正是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应有之义。因此，创业者进行创业实践活动的过程，既是其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过程，同时也是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实践过程。

3.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表明经济不能离开文化而孤立进行和发展

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离不开文化的深层支撑。创业文化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创业文化与经济发展特别是与知识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和依托。“文化活动中具有经济功能，经济活动中具有文化取向，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愈益使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互渗透和融合，越来越呈现出文化与经济一体化。”1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揭示了一个事实，即经济不能离开文化而孤立进行和发展。

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业文化理论体系不仅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寓教于乐，产生一种精神动力；而且还带来经济效益，为社会创造财富，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软实力。在经济社会里，创业文化与经济紧密相连，在新的时期赋予文化新的内涵，作为一种产业来做，才能体现其真正的价值，发挥出其优势。

经济文化一体化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为创业文化理论体系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创业文化理论体系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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