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意识论文实用13篇

消费意识论文篇1

我国于2007年12月先后在山东、四川和河南三省对冰箱、彩电和手机三类产品，开展“家电下乡”试点活动，随后辽宁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被纳入推广地区范围。2009年2月，家电下乡继续向全国推广。“家电下乡”活动对农村消费者品牌意识的培养作用，农村消费者品牌意识的提高将会对我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通过“家电下乡”进一步提高农村消费者的品牌意识，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1家电下乡提高农村消费者品牌意识的原因探析

“家电下乡”活动之前，农村消费者对家电产品的要求更多的是价格低廉而且实用，即实用性消费和价位性消费，对品牌的高低端之分没有太多的了解和要求。因此大量的低端品牌的家电充斥农村市场。近年随着“家电下乡”活动的逐渐推广，一方面农村居民对家电的数量需求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对家电的品牌意识也日益提高。品牌家电在农村市场销量日增，而一些杂牌家电却逐渐淡出了农村市场。“家电下乡”提高农村消费者品牌意识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国家严格的招投标制度保证品牌家电下乡

对于“家电下乡”产品的选择，国家采取的是招投标方式，为保证试点产品的供应、销售及维修服务，国家对中标的生产和流通企业在生产、配送、销售、维修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严格的招投标制度使入围家电产品都是国内外知名的品牌。例如，生产企业有海信、海尔、长虹、新飞等，销售企业有国美、苏宁等，外资知名品牌有松下、西门子、惠尔浦、三洋等。和一些杂牌的家电产品相比，入围的品牌产品有政府的担保，质高价廉，农村消费者对这些品牌越来越认可，并逐渐形成了品牌意识。

（二）入围企业对产品进行改造升级以适应农村消费者需求

除了高标准的准入门槛外，国家在“家电下乡”活动中引入的竞争机制还体现在同种产品多个品牌入围。不同的入围品牌之间的竞争，激励入围企业根据农村居民的需求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改造升级，以期得到更大的农村市场。如“海信”电视中标的15款产品全部针对农村特定的消费环境，专门设计了防雷、防潮、超宽电源、超强接收、适合高强度运输、待机功耗小以及说明书简易化等适应”；康佳的部分产品增加了内置万年历、农历节气等功能；在液晶平板电视方面，三星取消了省级商；西门子对苏宁提供专项资金支持，用于西门子系列家电产品在农村市场的推广。这些知名品牌在更大程度上迎合了农村的实际需求，树立了品牌形象，使一些不知名的品牌远离了农村消费者的视线。

（三）示范效应

农村消费者消费心理的另一最大特点是“眼见为实”，这也是广告等促销手段在农村效果不太理想的主要原因。下乡知名品牌家电的优异性价比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真正做到使广大农村消费者眼见为实。一个农民购买、使用了下乡知名品牌家电后满意的笑脸，就是最好的宣传和引导，很快就会扩散到周边人群。据有关调查显示，有大约23.66%的农村消费者是听熟人介绍或依据口碑而购买家电的。入围的知名品牌受到追捧，并正在进一步向周围扩展，农村消费者的品牌意识得到了普遍提高。

2提高农村消费者品牌意识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促进厂商对产品进行升级，提高我国家电业国际竞争力

国际知名的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有一句名言：挑剔的消费者是培育国际知名品牌的摇篮。“家电下乡”引发的农村消费者（中国最大的消费者群）品牌意识的觉醒和提高，对我国家电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战略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农村消费者数以十亿双挑剔的眼睛，是我国家电业走向世界的最好的“磨刀石”，这种效果在家电下乡过程中正在显现，它可以直接促进厂商对家电产品在质量、性能等方面进行升级，提高了我国家电业与国际知名品牌相竞争的能力。

（二）加速农村消费结构的升级，从质的方面拉动内需

政府对农民购买下乡家电产品给予销售价格13%的补贴，不仅实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让农民拥有了购买知名品牌家电欲望和购买能力，而且随着村消费者品牌意识的增强，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会产生质的提高。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国家正在大大拉动国内需求。财政部曾会同有关部门测算认为，家电下乡财政补贴政策实施四年，预计累计实现销售6亿台（件），拉动国内消费约16000亿元，对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有着持久的重要意义。

3进一步提高农村消费者品牌意识的建议

（一）拓展三、四级消费市场

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是比较突出的，许多生产和销售企业大都把产品投放在一、二级市场，对三、四级市场消费者的投入远远不够，许多农村的消费者没有获取信息的有效途径，使得很多农民消费者的品牌意识相对较低。下乡家电及其它行业应投入更多的力量，建立直接面向三、四级市场的销售渠道、信息渠道。以期引导和培育农村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提升他们的品牌意识。各级地方政府应该进一步规范和拓展农村消费市场，清除假冒伪劣家电产品，让农村消费者在享受较低价格的同时，享受下乡品牌家电货真价实的实惠。

（二）树立品牌维护意识

入围“家电下乡”大多是有影响的知名品牌，产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系统比较完善。然而有些企业在产品质量上不够重视，有的打着家电下乡的“幌子”，把一些旧的家电进行翻新，欺骗农村消费者，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山寨版”的下乡家电产品，这种短视行为危害极大，会使下乡家电企业信誉扫地，最终失去农村市场。企业要树立品牌的维护意识，时刻不忘提高产品的质量，加强营销理念和品牌意识。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大社会责任感，严格监管农村家电市场，控制价格的同时也要加强质量监督，加大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力度，增加农村消费者对家电产品尤其是名牌家电产品的信赖度，使他们牢固树立品牌意识。

（三）增加农民的收入

要想从根本上提高农村消费者的品牌意识，最关键的还是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农村没有好的经济基础，提高品牌意识也只是空中楼阁。国家一直在推行各种惠农政策，发展农业经济，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现在的农村经济发展还远远不够，需要国家予以更多的政策导向和资金扶持，各地部门要因地制宜，搞活农村市场，切实以农民利益为出发点，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这样农村消费者的品牌意识就会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4结论

政府和企业要依据农村居民品牌消费意识的变化，准确把握农村市场未来动向，在照顾农民切身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家电销售的持续增加和品牌的不断延伸。目前，包括“以旧换新”在内的各种“家电下乡”活动正在积极开展中，这对我国农村居民品牌消费意识无疑有着重要的提升作用，并将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拉动效应。而且农村家电市场出现了国内外品牌竞争日益激烈的局面，相关的家电生产和销售企业纷纷加大产品的改造升级，以应对农村消费市场的需求。政府的公信和担保将成为连接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纽带，农村消费者可以享受到活动带来的优惠，并加强了品牌消费的观念，对今后农村家电市场的消费和生产结构产生了一定影响。

参考文献：

1.袁昭许，杨青普.农村需要这样的下乡家电[N].连云港日报，2005

消费意识论文篇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人和自然的物质统一性角度阐述了其生态思想，以“自然的客观优先性”的自然观为基础，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人首先依赖于自然”。自然界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是因为人类无法脱离自然而存在，所以人类就应该善待自然，而不是无限地向自然索取。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无节制破坏和掠夺，认为解决资本主义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把被资本主义异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彻底扭转过来。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武装头脑并不是要死记硬背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而是把生态思想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发展中理解其生态思想的发展，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潜移默化地进行生态文明意识培育，既要“润物细无声”，又要“抓铁有痕”。当前，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培育主要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生态文明意识培育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融入学生的人格形成、习惯养成的全过程中，从历史的、现实的、实践的角度来理解生态文明意识培育。当然，“建设生态文明也不是要求人一味地屈从自然，而是要反对唯客体主义”，生态文明意识培育也不是要大学生回到野蛮时代，而是使其实践活动实现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

2．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人文化和生活化

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培育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与其生活实践相结合。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人文化、生活化就是从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实际出发，以人为本、注重价值引导和内生动力的形成，化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为知识、化理论为行动。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人文化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把人文精神具体化为现实的人文关怀，通过从点滴小事去感染人，从具体工作细节去感化人，引导大学生树立尊重自然、关爱生命、绿色健康的理想信念和理想人格。以人为本，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就是以被教育者为本，从爱护自然、关爱生命、尊重客观规律的观念出发，营造有利于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校园环境和校园文化，以优秀文化培育人、以正确理论说服人、以真情实感打动人、以优美环境熏陶人。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生活化是生态文明教育“对人的生活世界的回归，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对生活世界的主体参与”，强调“生活”对学生成长的基础性地位，让生态文明意识培育回归生活，在学生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形成自觉自愿的生态意识，是一种“养成教育”的过程。从产生的动力基础来区分，生态文明意识可分为外源性生态文明意识和内源性生态文明意识。外源性生态文明意识是基于舆论宣传、社会环境等外部压力而形成生态文明意识，一旦外部压力消失，这种生态文明意识就可能消失。内源性生态文明意识则是基于其自身信仰、价值观、知识、生活经验等内生的意识，比外源性生态文明意识更持久、更有效。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生活化就是通过回归生活培育大学生的内源性生态文明意识。

3．借鉴人类优秀文化成果

生态文明意识培育既要充分运用当下资源，也要从人类历史长河中寻找理论基础。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学者都形成了丰富的生态思想，为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培育提供了丰富的知识源泉。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意识”或“生态文明意识”作为对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批判于20世纪60年端于西方。人类社会早期所形成的生态思想散见于人类文化典籍中，是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宝贵资源。马克思、恩格斯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为切入点批判了人类对自然的疯狂攫取。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其生态思想进行了系统阐发，形成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流派，并经历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生态学三个发展阶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培育就是要充分发掘古今中外生态思想，吸取西方国家生态意识培育的成功经验，既要“借鉴国外”，也要“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不动摇的前提下，批判地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环境伦理学、环境政治学等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实现“洋为中用”；“开发传统”就是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把生态文明意识培育和传统文化经典诵读结合起来，实现“古为今用”。

二、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主要内容

生态文明意识是人们关于生态问题的价值、思想、观念、态度、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当代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培育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其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对生态环境恶化的生态忧患意识、生态保护从我做起的生态责任意识、低碳生活绿色消费的生态消费意识、运用法律武器维护生态环境的生态法治意识等。

1．生态忧患意识

人类既是环境的创造物，又是环境的塑造者。“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之间存在一种交互作用关系。20世纪以来，发生了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美国多诺拉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等多起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国内仅2013年就发生了松江死猪事件、青岛输油管道爆炸事件、东部地区大范围长时段“雾霾”事件等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惨重。这些重大环境事件，以及不容忽视的水体、大气、土壤污染等相互叠加，严重威胁经济社会发展和人自身的安全与健康。由此看来，生态忧患意识培育迫在眉睫，不得不为。生态忧患意识培育就是要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基础上，讲清讲透人们所共同面临的严峻生态形势，使大学生彻底摒弃“人是自然的主人”的传统观念，形成自然对人的优先性的自然观和生态忧患意识，爱护自然、美化自然，为绿色环保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2．生态责任意识

人类如何对待自然，自然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正是由于自然界的“报复”，才形成了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培育大学生的生态责任意识。生态责任意识培育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①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培育。生态伦理观认为地球的生态系统是“由植物和动物组成的、联系密切相互合作的联邦”，人类仅仅是其中普通一员，因此，人应该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环境。“一个人只有当他把所有的生命都视为神圣的，把植物和动物视为他的同胞，他才是道德的”。生态责任意识培育就是要把生态伦理上升到人的道德修养高度，引导大学生形成崇尚自然、热爱自然、善待自然的道德良知，像对待自己和人类一样对待自然。②“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生态责任观。生态环境保护不仅是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责任，也是每一名地球公民共同的责任。大学生富有朝气，是社会风尚的引领者，也是未来国家的建设者。在当代大学生中开展环境责任意识培育就是培育其“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责任意识，形成环境保护重在行动的环保理念，形成环境保护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的低碳生活观念。

3．生态消费意识

消费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但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消费被赋予新的内容，逐渐演变为“行动者在社会空间内为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而采取的社会阶级再生产策略”，成为消费者身份区别和认同的手段，从而演变成凡勃伦所谓“有闲阶级”的“炫耀性消费”，具有了更多的象征和符号意义。马克思说过：“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样。”，但个人消费应以生活需要的满足为限，不应无限膨胀，生态消费倡导绿色消费、适度消费、均衡消费和可持续消费，消费不仅要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也要与消费者的经济支付能力相适应，更要与自然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相适应。随着人民群众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学生消费水平也不断攀升。受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大学生消费中的非正常现象不断涌现，出现了非理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两种现象。非理性消费的表现是消费没有计划和节制，一时兴起或跟随潮流随意消费，出现“超前消费”、“借贷消费”等为消费而消费的现象；炫耀性消费则具有更多的象征意义，是一种攀比和竞争性的消费，表现为“面子消费”“名誉消费”“符号消费”等行为，以提升在同辈群体中的地位和满足个人虚荣心理。大学生的非正常消费对环境的破坏非常严重，是一种物质主义的消费观，易导致其价值观念和心理扭曲，甚至坠入违法犯罪的深渊。生态消费意识培育就是要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建立适度、绿色的消费观，崇尚艰苦朴素、自然清新、环境友好的消费行为，正确处理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生活必需品消费和耐用品消费的关系，倡导高层次的精神消费。

4．生态法治意识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靠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行为来实现，更要完善生态法制。自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以来，先后制定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世界自然保护大纲》《我们共同的未来》《21世纪议程》等生态环境保护条约和协议。我国1989年12月26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目前已形成涵盖污水防治、固体废物排放、矿产资源、水土保持、海洋环境保护等涉及生态环境各领域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行政法规和政策性文件。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有法可依”，更要“违法必究”。我国近年来发生的很多环境污染事件就是由于污染者不懂法，甚至懂法不守法而形成的。在完善生态保护法制建设的同时，加强对民众、特别是大学生的生态法制教育，推动其知法、守法、依法，并坚决同生态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成为环境安全的守护者，维护法律尊严，建设生态文明。大学生生态法治意识培育主要包括生态法制知识教育，生态法治意识培育，生态法制安全教育等内容。

三、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路径

生态文明意识培育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也是一项系统性的长期工作，需要全国上下社会各方协力配合，形成行之有效的办法，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更是需要政府、社会和学校协同共进。

1．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顶层设计

生态文明意识培育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不仅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而且需要“顶层设计”。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民共同努力，我国高校每年招收大学生近700万人，他们最多在十年内将成为国家的建设者，如果能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环境教育，必将极大推动国民整体生态文明素养的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就是要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理解公民、特别是在校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重要性，形成系统的国民生态文明意识培育方案，使绿色、环保、健康的生活不仅停留在宣传、普及和引导阶段，而是落实为每一个国民的实际行动。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培育不仅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还需要地方宣传部门、教育行政部门的“中层设想”和各高校“基层经验”的配合。虽然“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同时肩负着‘美丽中国’生态文明观教育的使命，”但毫无疑问，“学校教育是‘美丽中国’生态文明观教育的主阵地”，生态文明建设进校园也是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举措，这就要求高校党委高度重视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统摄学校宣传、团学、教务等部门相应职能，并结合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成立生态校园建设领导机构。这一部门统一负责生态校园建设、大学生通识教育、校园文化建设、学生日常管理等工作，把大学生日常教育、通识教育和生态校园建设结合起来，营造绿色、环保、节约的校园文化，培养学生健康向上、勤俭节约、绿色环保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消费观和生活观。

2．把生态文明意识培育融入思政理论课教育教学中

思政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把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培育融入思政理论课教育教学活动中，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既利于思政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达成，也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推进。我国现有思政理论课教育教学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意识培育资源，也拥有便利的生态文明意识培育条件，只要加以挖掘利用，必会产生良好的培育效果。思政理论课教学一般分两部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在理论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建设教材所设计的教学内容开展生态文明意识培育。比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是思政理论课体系的核心，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教育资源。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阐述了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和先在性，认为人类实践活动既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又要尊重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人类世界产生于自然界，并且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正确地解决了人自身、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逐渐的辩证统一关系。教材中关于科学技术作用的论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客观条件、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关系、经济全球化的后果、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等都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教育资源。在教学活动中，还可利用讲授、讨论、作业等环节督促学生了解生态环境相关知识，培育其环境友好、勤俭节约的意识。在实践教学中，可通过撰写读书报告、主题教育影片评论等形式帮助大学生了解环境保护的理论与知识，倡导生态价值观。通过组织学生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生态校园建设状况、民众生态意识与行为等进行调查研究，形成研究报告，帮助学生了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与问题。通过组织学生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环保主题实践活动，增强其对自然环境的感性认识和实践体验。

3．倡导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

环境保护，重在行动。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效果最终还要通过其环境行为表现出来，因此，通过多种形式促使其形成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是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培育的归宿，也是检验其效果的根本标准。（1）大力营造生态校园氛围。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不容忽视。“一种优秀的校园文化是一种潜在的、隐性的教育资源，既可以调动师生教学的积极性，又可凝聚成优良传统和人文精神以影响多代人。”高校要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战略高度重视生态校园建设，利用校报校刊、电视、广播、校园宣传栏、网络、专题教育网站、微博和微信等平台，全面系统介绍生态环境状况，使大学生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性，培养其保护环境、从我做起的责任感；从低碳环保、节能降耗的生态校园设计理念出发精心美化校园硬件环境、教学与办公设施，开展丰富多彩的生态校园建设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以生态校园熏陶人；建立健全全校节能降耗强制性规则，如对学生宿舍、教室、食堂、校园环境等建立明确的环保要求并利用学生社团和自律组织监督实施，培养学生的环保自律意识。（2）倡导适度消费观念。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大学生的消费水平在不断提高。大学生消费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开学经济”“校园经济”迅猛发展。有的大学生为了表明自己“不比人差”或者“我比你强”，滋生了超前消费、借贷消费、炫耀性消费等非正常消费行为，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也浪费了资源。高校要紧紧依靠辅导员、班主任和任课老师，通过主题班会、辅导答疑、谈心沟通等形式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传统美德，倡导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唾弃片面追求物质享受互相攀比的不正常消费现象，引导学生转变消费观念，适度消费、绿色消费，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3）引导学生从小事做起，点滴行动见环保。生态文明意识培育也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日常校园生活中，引导学生从生活细节入手做环境保护的使者，小到废旧电池回收、不使用一次性餐具、爱护花草树木、随手关闭水龙头、作业纸正反面书写等生活和学习细节。利用学生社团开展校园环境净化行动，利用环保纪念日（周、节）开展主题实践活动等，彻底杜绝“课桌文化”“墙壁文化”“厕所文化”等低俗文化，倡导高雅、文明、自然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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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马克思消费理论渊源的研究

在这方面，很多学者进行了探讨，并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马克思消费思想是其在对当时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包括消费在内的经济问题进行剖析并对资产阶级的消费理论进行尖锐批判中诞生的。董升认为，“在马克思以前资产阶级没有把消费作为重点，然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虽然也有专门论述消费的，但都是在研究生产的情况下附带一下。” 随着基本矛盾的不断激化，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日益凸显，消费才逐渐成为引起重视的问题。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真正原因所在，只能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去认识消费问题，力图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进行辩说，陷入了对当时社会消费问题认识的误区，这就不能科学地对消费运行加以把握。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包括消费理论在内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剖析和批判，从而创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消费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悦书认为，“马克思的消费理论体现了他对消费现象的一种综合思考，即从经济学的视角切入，展现出消费现象的多种深层内涵”，“而马克思的这一研究首先是从对已存在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以及到那时为止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理论的有力批判开始的。” 王彩琴也提出了对此的认识，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庸俗消费论，不能仅仅看到生产在社会生产中是起点环节，消费是社会生产的最终环节，分配和交换是整个生产运行的中间环节，在生产和消费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马克思认为这样来理解消费是“浮浅的表象”，因为消费与生产、分配、交换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尤其是要重点分析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李雨燕认为，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消费进行批判之后，马克思对理想性消费进行了构想，并把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环节之一，而消费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二、关于马克思消费理论内容及含义界定的研究

魏红霞研究指出，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清晰且深刻地论证了消费和生产的对立统一性，指明了消费环节在社会再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李长春、蒋和胜认为，马克思消费理论是从属于马克思确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目的的，在马克思看来，消费是一种受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制约的行为，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马克思依次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总过程中的消费问题，形成了其完整的消费理论体系。黄立研究指出，马克思为了对消费进行更好的区分，对消费依据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加以分类，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有着清晰的描述。马克思说在《资本论》中说到：“这种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产品当作活的个人的生活资料来消费，而前者把产品当作劳动即活的个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来消费。因此，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本身；生产消费的结果是与消费者不同的产品。” 刘小怡也对马克思消费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马克思从需求的角度，也对消费需要加以了分类。根据需要产生的根源，马克思把消费需要划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的需要，另一种是精神的需要。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表现为不同的需要层次，这就可以把需要划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从需要的性质来看，处理消费的需要之外，马克思还提到了另外一种需要，即占有的需要。占有又包括两种：以消费为目的占有和纯粹以占有为目的占有。邹升平在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逻辑内涵进行研究之后，提出了对消费的内涵界定：“从广义讲，消费这一范畴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另一种消费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消费。马克思谓之个人消费的生活消费，它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或最终目的。”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生产消费属于生产因而很重要，生活消费也并非仅仅是对物质产品的消耗，因而是消极和无足轻重的。相反，生活消费在整个社会再生产环节中，同样具有积极革命的意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它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反作用。” 刘建军在研究中认为马克思在研究消费问题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并非仅就消费研究消费，而是把消费放在一个更大的经济体系中加以研究，尤其是联系社会生产以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作用来揭示消费的性质、特征及其作用。此外还给出了马克思的消费和生产的关系：“生产的消费”与“消费的生产”；消费与生产是直接同一和直接对立的。“生产媒介着消费”、“消费也媒介着生产”：消费和生产相互媒介。王瑞华给出的定义是：在消费经济理论中，消费是与生产相对的概念，是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环节之一。从形式上看，消费是人们通过对各种劳动的使用和消耗，以满足其各方面需要的行为。从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上看，消费则是与生产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创造的运动。南京大学唐正东认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从资本统治模式的复杂性的角度揭示了消费过程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下生产的发展性角度阐明如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消费过程所滋生的观念拜物教。

三、关于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现代意义的研究

孙世强认为，马克思消费理论是原生性的指导理论和认识方法，不仅仅从历史和逻辑演化角度展现消费伦理演化规律，而且为现有消费伦理、内容和实现机制的正确性、方向性研判提供了一个基础性和原则性平台。吴薇的《马克思经济学中的消费经济理论及当代价值》一文，研究了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消费理论，探讨了马克思消费经济理论的时代意义，指出马克思的消费经济理论有利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消费经济理论的形成，在当前改革开放进程中可以用来引导经济建设，升级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优化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和谐，意义重大，因此要针对马克思的消费理论展开研究，重视消费经济理论的研究，关注消费实践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马桂云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述的基本原理，对任何社会的经济生活都具有指导意义，而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生活更有首直接指导意义。” 马桂云分析了马克思消费理论，认为中国经济要实现长期、稳定、协调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消费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要通过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而这就需要更好地认识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赵洵观点认为，在马克思阐述消费理论的相关著作中，《詹姆斯・穆勒一书摘要》应该是极为重要的一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在其中表露出了他深邃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体现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当中，对于认识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马克思研究了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并在此基础之上对穆勒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和吸收，发表了对消费的深刻认识。在穆勒的这个文本中，消费被分为“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前者是生产的手段，后者则是目的。蒋建国的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理论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弊病，有利于人们清醒看到西方消费文化的历史根源及其弊端，因而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构建社会主义的消费文化，要对马克思消费思想加以深刻认识，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消费文化的基本原理，根据我国的消费文化现状，深刻把握我国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和本质要求，构建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消费文化，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三个维度推动消费文化的发展。王瑞华从消费观的角度也对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进行了研究，他在其文章中指出，马克思的消费理论是系统化的广义的大消费观，这就要区别于那种就消费论消费的狭义的消费观。从这种消费观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消费理论对当今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消费问题，比如消费主义的渗透、生态环境的危机、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等问题都有着积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孙世强认为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消费规律在今天仍然具有指导和警示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要注重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市场机制的指导作用，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运用马克思的消费理论，并在坚持马克思消费理论根基的前提下，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研究方法加以发展，从而对现实的中国消费问题能够加以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转换研究对象，将研究视角从资本主义制度转向社会主义制度。”

四、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的发展研究

邢玉升、褚良子认为，依据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关于生产必然经历外延扩大再生产向内涵扩大再生产转化，进而带动消费的转化理论，必须针对当前我国的具体消费实践研究城乡居民的消费状况及发展趋势寻找扩大居民消费的有效措施，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持续发展。魏红霞认为，要进一步挖掘马克思消费理论，深刻认识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经济价值和伦理价值，把握这两个维度的辩证关系，有利于科学解决我国社会转型期消费内需的不足，规导和抵制当前消费领域中呈现的消费主义倾向，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赵安东、杨春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结构性矛盾，就要依据马克思关于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原理，重视消费者的主体地位，规范收入分配，平衡收入差距，引导消费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孙国志、丁长青指出，根据马克思消费思想，我国当前应妥善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在生产上要不断提升产业结构优化消费结构，在消费理念上树立可持续消费理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消费和谐。李彦和认为，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时期的消费思想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在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核心的消费思想。而伴随着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消费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首先表现在消费思想的核心上。消费思想的核心概括地说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实行市场经济，主要以市场配置消费资源，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在差别消费中走向共同富裕。” 杨宏认为，马克思、列宁在其经典著作中阐述了消费理论的核心内涵，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提出了适合中国特点的消费经济思想，改革开放以来的消费实践采取了大力发展生产、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消费理论，进入21世纪，又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消费理论，这些新的理论成果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已有研究就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理论渊源、马克思消费理论的具体内容及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现实意义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这些研究成果也尝试着从各个角度和方面去解读马克思消费理论对于当今中国现实消费的重大指导意义。同时这些研究可以提醒我们要时刻注意我国的消费现状及应该发展的方向。但是马克思对消费问题的认识不是仅就消费研究消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突出特点是把消费放在更大的经济体系中研究，即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作用中展开思考。所以，对于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研究还有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系统的地方。例如相当多的研究侧重于马克思消费理论的某一方面、某一部分的研究，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整体研究还待提升，理论研究上还需要对马克思的消费理论进行系统的梳理，在深度也还有很大空间，具体内容的分析也还可以深入，对马克思消费理论的现实意义的探讨也可以联系实际给予更紧密的联系。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研究马克思消费理论对于当前我国社会消费发展的指导意义。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消费大国，研究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消费理论，科学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消费发展战略，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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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意识论文篇4

合理行为理论是分析影响行为意向因素的理论，经常被应用到对消费者购买意向的研究中，是研究消费者行为的有效工具。本研究将结合合理行为理论对我国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的动机进行理论分析，为奢侈品动机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一、文献回顾

奢侈品是那些通过使用或展示某个特定品牌的产品而使拥有者受到尊重的产品，奢侈品与其使用价值没有必然联系奢侈品使消费者得到心理上和功能上的满足，而奢侈品给消费者带来心理上的满足是奢侈品与非奢侈品、奢侈品与假冒品相区别的主要原因。奢侈品往往是与相应的品牌相联系的，品牌是奢侈品与非奢侈品相区别的最直接标志。Nueno和Quelch将奢侈品牌定义为那些功能性效用与价格比较低，而无形效用和情景性效用与价格比较高的品牌。

对于消费者获得奢侈品动机的研究最初认为人们购买奢侈品是为了给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消费者希望通过其消费行为营造出受欢迎的社会形象。也就是说，人们购买奢侈品是出于社会目的，一方面得到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突出其在社会中的突出位置，这种观点得到了炫耀性消费理论的支持。在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讲到，“要获得尊荣，并保持尊荣，仅仅保有财富或权力还是远远不够的，有了财富和权力还必须能够提供证明，因为尊荣只是通过这样的证明得来的。凡勃伦区别了炫耀性消费的两种动机。一种是歧视性对比，一种是金钱竞赛。前者指财富水平较高的阶层通过炫耀性消费来区别于财富水平较低的阶层；而后者则指财富水平较低的阶层力图通过炫耀性消费来效仿财富水平较高的阶层以期被认为是其中一员。奢侈品一方面具有价格昂贵的特征，另一方面是一定社会地位的象征，所以对奢侈品的消费往往能够达到炫耀的目的。无论是为了区别于特定群体的歧视性对比，还是为了从属于特定群体的金钱竞赛，都是一种社会目的。消费者这种区别于特定群体和从属于特定群体的心理不仅表现在对财富的炫耀上，而且表现在对稀缺产品的渴求上。产品的稀缺会增加消费者对品牌的偏好。忉当一个奢侈品因为其独特性而更难获得时，其对于消费者来说更有吸引力，产品的稀缺使产品拥有者与非拥有者相区别，而从属于其他产品拥有者所构成的群体。

之后，学者们从更为广泛的视角研究了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的动机，这种观点认为消费者购买奢侈品不仅出于社会目的，而且出于个人目的，应该从社会导向和个人导向两个方面研究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的动机。从个人导向研究消费者购买动机主要从消费者购买奢侈品后会获得的情感利益、象征利益和使用利益三个方面出发，从而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牌的个人原因包括：自我享乐；自我奖励；与内在自我相一致；质量保证。理论上说，奢侈品能够给消费者带来两方面的利益，一方面是个人导向的，另一方面是社会导向的。这些潜在利益的满足情况是消费者对一个品牌奢侈程度的衡量标准。由于中国在文化上与西方文化有所不同，中国文化更为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以，中国消费者和西方国家的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

二、理论模型建立

1967年Fishbein以Dulany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合理行为理论。合理行为理论假设在社会心理学中大部分行为是在意志控制范围内的，而且是在特定的情境之下的，一个人具体行为意向会影响其随后的行为。在合理行为理论中，行为意向是指在既定情境下执行某一特定行动而得到预期表现的意愿。合理行为理论通过分析影响行为意向的因素来解释人们行为意向的原因，该理论是消费者行为研究的一个有效理论。

根据合理行为理论，有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特定行为意向，即个人的态度的因素和社会的规范的因素。其中个人的态度的因素即行为态度，指一个人对在既定环境下执行特定行为的态度，该变量取决于这个人对各行为结果的评价以及对结果产生可能性的预期。而社会的规范的因素即主观规范，指一个人认为对他来说重要的人认为他应该或不应该执行特定行为可能性的信念，主观规范涉及社会环境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合理行为理论可以概括为图1。

尽管合理行为模型对美国样本有很好的预测和解释能力，但是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模型中存在西方文化偏见。韩国一些学者对合理行为模型进行了跨文化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以韩国消费者为调查对象的数据不能否定合理行为模型，但是经过跨文化修正的模型对数据的解释力更好。妇李东进等考虑到中国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与西方文化在多方面有着极大的区别，因而根据中国文化特点对合理行为模型进行了修正，用面子意识和群体一致意识两个变量替换了主观规范这个变量，提出了更为适合中国消费者购买意向的模型。如图2。

通过对奢侈品购买动机研究的回顾，笔者认为消费者购买奢侈品主要有两大动机：一是出于社会动机。首先，购买奢侈品可以满足消费者炫耀财富的需求，奢侈品价格昂贵，只有少数人可以负担得起，而这部分人往往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或拥有较多的财富，所以对奢侈品的消费也就成了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奢侈品本身也成了一种社会符号；其次，购买奢侈品可以满足消费者猎奇的需求，奢侈品往往是潮流的引领者，而且相同款式数量极少，从而使对奢侈品的消费成为品位的象征，同时对奢侈品的占有具有排他性和独占性，可以表现出其在社会中的优越感。二是出于个人动机。首先，购买奢侈品可以满足消费者的享乐需求，享乐性反应消费者通过对奢侈品消费而获得感官上的满足和乐趣；其次，所购买的奢侈品是拥有者的一个组成部分，消费者可以通过对奢侈品的消费来增强自我概念，再次，是购买奢侈品可以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高质量需求，消费者感知奢侈品牌有更高的价值可能是因为其提供了更高的品牌质量和信誉。学者们也是从这五个角度来衡量一个品牌的奢侈程度的，只有一个品牌在这五个方面的得分较高，才可以称其为奢侈品牌。

由合理行为理论可知，行为意向受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两个方面因素影响，其中行为态度是个人方面的因素，而主观规范是他人方面因素。对行为的态度取决于行为对个人可能带来的结果，而消费者购买奢侈品期望带来的结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得到优质的产品、享乐和表现内在自我。所以本研究认为奢侈品的优质性、奢侈品的享乐性和奢侈品的自我延伸分别与消费者购买奢侈品这一行为的态度正相关。另外，奢侈品炫耀性和稀缺性这两个方面是他人影响的基础，本研究用面子意识代替合理行为理论的主观规范这个变量，而且本研究认为奢侈品的炫耀性和稀缺性与消费者面子意识正相关。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将奢侈品购买意向模型概括为图3。

三、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主要调查消费者对奢侈品以及购买奢侈品行为的一些看法。问卷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关于购买奢侈品动机的量表，该量表主要由五个方面构成，分别是优质性、自我延伸、炫耀性、稀缺性、享乐性，每个方面由四个问项组成，共20个问项。第二部分是面子意识，由四个问项构成。第三部分是购买奢侈品的行为态度，由三个问项构成。第四部分是奢侈品购买意向，由三个问项构成。第五部分是关于被调查者样本的个人信息，由四个问题构成。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85份，其中有效问卷266份。被调查者中，男士128人，占4＆1％；女士138人，占51．9％。

本研究利用SPSS15．0对问卷中的项日进行了探索性子分析。分析结果表明KMO指标为0．846，Bartlett’s检验的着性为0．000，这说明数据适合作因子分析。旋转后因子荷载和累积方差贡献率如表1所示。

从旋转后的因子荷载上看，题项A14、A19、A5三个题项旋转后因子荷载没有达到0．6，所以本研究将这三个题项删除，在后面的研究中不包括这三个问项。信度分析结果见表2。

五个变量的Cronbach0t值均大于0．7，所以可以认为问卷中这五个变量的测量结果是可靠的。

在删除了AI4、A19、A5三个题项后再次做探索性因子分析后，以优质性、自我延伸、享乐性三个因子的因子得分为自变量，行为态度做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后模型整体的解释力即调整的一0．827，显着性水平为0，说明数据适合做回归分析。优质性、自我延伸、享乐性的标准化系数分别是0．417、0．337、0．392，并且通过了显着性检验，说明优质性、自我延伸、享乐性分别与购买奢侈品行为态度显着相关。

以炫耀性、稀缺性两个因子的因子得分为自变量，面子意识做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后模型整体的解释力即调整的R2—0．785，显着性水平为0，说明数据适合做回归分析。炫耀性、稀缺性的标准化系数分别是0．396、0．308，并且通过了显着性检验，说明炫耀性、稀缺陛分别与消费者在购买奢侈品时的面子意识正相关。

以行为态度、面子意识为自变量，行为意向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分析后模型整体的解释力即为一0．876，显着性水平为0，说明数据适合做回归分析。面子意识、行为态度的标准系数分别是0．343、0．451，系数都通过了显着性检验，说明面子意识、行为态度分别与购买奢侈品意向显着相关。

四、结论与启示

消费意识论文篇5

长期以来，价值消费是一个被忽略的课题。这并不奇怪，在传统的价值学框架中，价值消费完全是处在一种被动、受动或无足轻重的地位上——价值既然是对需求的满足，价值消费当然不过是价值的归宿而已。甚至，一些同志动辄便把价值消费与不劳而获、与索取联系起来[1]。事情是否真是这样呢？当然不是的，在科学的价值学体系中，价值消费决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是有着与价值创造同等重要的位置；重视和研究价值消费，是价值学中一个极具理论和实践意义课题。人类的价值消费分广义、狭义两大类。广义的价值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这种消费与创造性实践活动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主体利用原料工具在创造新的效用价值的同时，也部分消费了客体原料工具的效用价值，消费了主体的效用价值——能量体力等。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已作过经典论述[2]。与这种包含生产性消费在内的广义消费相区别，是狭义的价值消费，即以满足人类物质精神生活需求的个人消费。“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本身，生产消费的结果是与消费者不同的产品”（马克思语）[3]。本文将基于笔者的系统价值学框架，重点对这种狭义的价值——效用价值消费的意义作些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大家。价值消费的价值学意义价值消费是我们理解把握价值的属人本质及二重性构成的重要根据。在价值学中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价值的“合法性”问题。作为价值学的一个元问题，应当说，价值确有人类本位主义约定的一面；设若站到动物立场上（不是站在动物保护主义立场上）或泛生命论的立场上，人类的价值体系将失去存在的合理性。但目前所出现的价值“合法性”追问，很大程度上却源自传统价值学对价值内涵理解的狭窄与片面，源自对价值属人本质的忽视。国内唯一的《哲学大辞典》“价值”条的释义便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价值的本质是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客体的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4]正基于此，有同志提出质疑：“人吃饭与牛吃草，就它们都是生存需要，都是有机体从外界摄取物质和能量的过程而言，两者并无什么区别，为什么前者可称为‘价值关系’，而后者则不能称为‘价值关系’？……既然阳光、空气、水等自然物对人的有用性可称为‘价值’，为什么它们对动物的有用性就不能称为‘价值’？”[5]如果我们延用“价值是需要满足”的定义，面对这种质疑确实无以言对。是的，如果仅仅是动物式地消费享用现成的自然对象，人类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将对自己有用性的东西称作“价值”呢？显然，问题不在于价值的属人特性，而在于传统的“价值＝需要满足”定义本身并没有揭示人的需求与动物需要之间的区别，从而没能揭示出价值的属人特性。真正属人的价值，并不在于它对人的动物性“需要”的满足，而恰恰体现在它对人的超越动物性的特殊需求的特殊满足上。诚然，人的多数需求也都基于其基本的生理—生物需要，人象其它动物一样会产生种种吃、喝、性等生理需要，会产生追求追逐某种“有用性”对象的行为动机。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吃、喝、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6]而在现实中，人类的诸种生理动机，都已不是以动物本能需要形态出现的，而是已经转化为人的文化性的或社会性的需求了。“需求”和“需要”是不同的。人能抑制“需要”，面对本能需要的对象自觉地说“不”。这使人与其需求对象之间的关系，已不是纯粹自然形态关系，而是一种经过文化浸透或社会过滤的价值关系了。象人的“性”需要，已演化为婚姻和爱情；君子好逑，却要靠文化社会力量去追求。因本能冲动而强迫对方发生的叫“”；“”虽然也是需要的满足，但对于文明人来说，却是一种犯罪的负价值行为──受害人不需求“”。象人的“食”需要，则演化为烹饪和饮食文化。这使人的吃大有学问，即使饥肠辘辘也不能“茹毛饮血”；“茹毛饮血”虽然也是需要的满足，但对现代人来说，却也是一种野蛮的负价值行为──现代人不需求“茹毛饮血”。至于“衣”，有时甚至是文明的“累赘”——烈日当头时根本不需要穿衣，但对于文明人来说，衣服却非穿不可，在文明场所同样是一种令人耻辱的负价值行为──文明人不希望在文明场所里看到，如此等等。由此可见，人的需求是超越动物需要的；正由于是超越动物需要的，才是属人的。换句话说，人是能自觉根据客观的规律和规范，能动性地满足自己需求并享受性地运用自己感官的高级动物。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的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7]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段歧解丛生的论断，笔者认为，所涉及的正是价值需求与创造的属人本质。马克思的“内在尺度”，便可理解为人的需求动机，这种动机主要不是来自动物本能，而是来自社会文化系统；满足这种需求的对象，大都不是原生形态的自然物，而是人按“内在尺度”生产的社会文化产物，也即人类所创造的价值客体。因此，所谓价值，就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特殊消费需求创造对象所具有的特殊属性，价值概念所揭示的正是人类能动创造性与受动享受性相统一的类本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消费是人类生存的本质特征之一[8]，也是人类类本质的文化规定之一。虽然“阳光、空气、水等自然物”能自然地满足人类的生理需求，但它们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只具有前文化效用价值；它们的价值属性只是其自然效用在人类价值系统中获得的系统质，就如同它们并不具有商品价值，但有时作为稀缺资源却能在商品交换系统中获得商品价值属性是一个道理。而对于大多数自然物来说，即便它们仍以自然形态满足人类的需求，实际上却已经具有文化属性了，因为在它们满足人类消费需求的效用价值（譬如动植物的营养价值、药物价值）背后，同样有人类发现、记载、传播等等一系列文化活动，更不用说对它们的人工栽培养殖或采摘加工了。让我们还是以“吃”为例略加讨论吧。今天，就人类的本能而言，除去吸乳，几乎已毫无辨别与获取食物的能力了，假如没有亲人的哺育，大概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因此，相对动物来说，人的吃，已经完全文化“化”了。满足人的“吃”的需求，的确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麻烦在于人不能随意地吃——人的吃不仅要有特定场所、特定时间，甚至还要用特别餐具、特别桌椅，还要讲究特别礼仪；同时，人类的食物还要经过特别加工，要做出各种花样和味道来。特别值得惊叹的是，人类在创造消费品的同时，也创造了自身的消费能力；人类不仅“文化”了吃的客体，也“文化”了吃的主体——人的味觉系统或消化器官。尤其是在“吃文化”发达的中国，各地的饮食口味真是千异百怪。象四川火锅的麻辣，北方人简值难以忍受，更难以理解：如此的味道竟会是一种享受！人的“吃”迥异于动物之处恰恰由此体现出来：在如此繁复的有关“吃”的门道背后，包含着的正是从动物立场上看来千奇百怪的文化形态！因此，人类吃的确不仅是食品的自然价值，更包括它的文化价值。人吃的是文化，这句话并不夸张。为了满足这种饮食文化需求，人类付出多少艰辛的探索努力，其间又包含多少创造性的劳动啊。因此，对于人类来说，最重要的价值并不是效用价值，而是人类的创造力，是文化力，或者说，人类的本质力量。马克思所说人比任何动物高明之处，正在于此。当然，这种创造力，难以容纳到目前的“一般价值”概念中去，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它并不直接满足人类的需求，尤其是基本生活需求。但它却的确是“价值”，因为它是关涉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是创造效用价值的“价值”。这样，从人的消费需求特殊性出发，价值的属人本质与特征便不难把握了。科学的价值内涵所包括的，决不是单纯客体主体化——满足主体需求的内容，同时还包括主体客体化——能动创造需求客体的内容。这便是价值本质的二重性构成，其核心构成是文化价值的二重性，它除去通常的价值——“文化效用价值”概念外，还包括反映人的创造性本质的“文化价值”概念。阳光空气，作为纯自然物，之所以没有价值，就是因为它缺少文化价值内涵。价值的合法性就在于这种科学性价值本质的规定中。限于题旨，本文中所涉及的价值主要是效用价值，不过多涉及价值二重性问题[9]。价值消费的认识论意义既往对价值消费的消极性认识之所以是片面的，还在于它没有认识到在价值消费过程中，同样伴随着认识；价值消费是人类认识—价值—实践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科学性认识的验证，一是对价值性认识的验证。为了表述的简捷起见，其下我将结合一个价值消费模型作些初步阐述。人类科学认识的目的是发现和把握客观规律，不断在生产中合规律地创造价值客体，同时，不断在消费中合规律地享受客体价值。那么，对于创造主体来说，把握规律，创造出价值客体（消费对象）之后，他的科学认识结束了没有呢？一般情况下没有（这里说一般，是因为科学试验，工程试验，以及战争等等社会实践活动，是没有独立的价值消费阶段的，实践过程结束，认识过程也结束）。完整的认识—实践过程，还需要等待客体价值消费的结果。所谓实践检验真理，不仅仅指客体的创造实践，还包括客体的消费实践——具有科学认识意义的消费活动，同样有着实践品格。如果在价值消费过程中，客体出了问题，那么，创造主体的科学认识便需要修正。譬如一座大桥，施工和使用都符合设计要求，但在使用期内坍塌，那么，显然就表明大桥的设计本身有问题，需要总结教训，修正认识。而对消费主体的单纯消费过程来说，也同样有一个科学认识问题。譬如食品消费，如何保持营养，合理进餐，譬如家电消费，如何使用维护等等，都需要掌握规律，并需要在消费实践中验证这些规律，以正确消费和享用客体的效用价值。不遵循规律的错误消费，是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的。从这个角度讲，消费主体同样是科学认识主体。在某些情况下，创造主体应当指导消费主体，避免错误消费所产生的负价值效用。人类价值认识的目的是发现和判断客体效用，不断在生产中合目的地创造效用价值客体，同时，不断在消费中合目的地享受客体价值。那么，对于创造主体来说，把握效用，创造出价值客体之后，他的价值认识完结了没有呢？一般情况下说来同样没有。完整的价值—实践过程，或者说实践检验价值的过程，还需要等待客体的消费实践结果——具有价值判断意义的消费活动，同样有着实践品格。对于价值认识来说，消费过程的检验更为重要，因为只有能满足主体消费需求的客体才有价值。如果不符合消费主体的需求，创造主体的价值认识便需要修正。譬如某种新款服装的设计与制做皆精良，但消费者不满意，那么，这就表明服装的设计方向有问题，便需要修正认识。而对消费主体的单纯消费过程来说，也同样有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譬如食品消费，什么食物口味最佳，譬如家电消费，那一品牌质量最好，都需要价值判断，并需要在消费中验证这些判断，以满足对客体效用价值的消费需求。不重视效用判断的盲目消费，同样是有极大危害的。这里的盲目消费，便包括轻信生产者对产品质量效用的扩大宣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价值消费不仅能在消费实践中检验真理，判断价值，而且能在消费中发现新的问题，能推动真理和价值认识的深入，促进人类的认识在价值—实践中不断深化。价值消费的认识论意义不容忽视。价值消费的实践论意义价值消费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只强调实践，不考虑目的的实践论是片面的、有害的；认为实践品格高于消费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价值消费源自消费主体的需求动机或消费取向，终止或结束于主体消费需求的满足。其中，消费取向是关键所在，主体不需求的客体当然不会消费，而不被消费的客体价值自然便无法实现，所谓价值创造也失去了意义。因此，客体的价值创造和生产必须重视研究和把握消费者的消费取向。人的价值消费，即使其动机来自生理需求，在现实中也往往会表现为截然不同的消费取向。不同消费主体的这种不同的消费偏好、消费动机、消费趣味即不同的消费取向是怎样产生的呢？从表面上看，它是个体生理心理以及观念差异所致，但实际上，个人消费取向或现实消费动机大都来自客观的社会、文化、历史、时代、国别、民族、地域、群体、时尚等等生存环境因素的影响。譬如服装的消费，这一民族的服装，不为另一民族所喜好；这一时代的服装被另一时代所唾弃；即使同一时代的时装，一旦过了时髦期，也会变得无人问津。个人消费取向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客观的制约因素和变化规律[10]。承认并把握这些复杂的因素和规律，对于价值创造与生产有着重要意义。当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在资源奇缺、被迫禁欲的非常经济时期中，这个问题并不突出，人们的价值需求与价值生产、供给是直接统一的。但在现代社会中，无视消费取向的多样性与变化性，却是计划经济人为导致商品短缺的理论症候所在。因为在市场分工的背景下，企业所生产的效用价值客体，都是以通过交换满足社会消费需求为目的的，产品的效用价值只是交换价值的承担物。而社会的消费需求却是难以被“计划”的，因为你的“计划”跟不上“变化”。有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例证举的好：前些年全国掀起一个“呼啦圈”热，但“热度”刚刚升温，突然“呼啦”一下没有了，你说，这让国家怎样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硬性按计划生产的产品，便必然不能满足社会的消费需求，并造成市场上需求产品的短缺；而产品的效用价值实现不了，企业的产值便失去意义，企业必然亏损。这便是计划经济体制所固有的缺陷，它既是经济学的，也是价值学的。那么，价值生产者是否只要能把握住社会的消费需求就可以“大干快上”了呢？结论也是否定的。同样的效用价值客体，它们的效用价值实现“量”却是大不相同的。消费不仅制约着价值实现的“质”，还制约着价值实现的“量”。西方经济学中被称作维也纳学派的所谓“边际效用价值论”[11]观点值得重视。从这派代表人物维塞尔否定马克思商品价值二重性学说角度讲，它确实是一种庸俗经济学，但他所发现的边际价值效用递减规律，却是符合价值系统性本质的[12]。所谓边际价值效用递减规律，就是客体效用价值实现量随着消费主体拥有数量的不断增加而不断递减的规律。当价值客体增加到一定数量时，新增客体的价值便为零甚至负数。维塞尔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以主体对价值的“注意”、“兴趣”递减为依据的，当价值客体大量囤积，主体对它们失去“兴趣”时，客体便变成“自由财物”，价值也消失了。这种依赖主观兴趣确定客体的价值变量的立论方法显然是有缺陷的。实际上，人的价值需求递减规律是真实存在的，它是并不以主观兴趣为转移的。象食品，第1个烧饼与第5个烧饼对消费主体来说其效用价值确实不同，过量的烧饼对消费主体来说确实也将丧失价值，甚至变成负价值——处理烧饼要付出代价。这种价值边际效用递减是由人的生理需求限度决定的，它可以被人类所感知。而有时，某种食品营养价值的边际效益甚至不为消费主体所感觉，需要科学把握。现代医学已经证明，胆固醇食用过量对中老年身体不宜，因此，含有大量胆固醇的蛋黄，过量食用，便会产生负价值效用。边际效用规律不仅适用个体消费，也适用社会消费。譬如目前国内彩管和彩电生产能力大大过剩，这过剩的生产能力，便没有价值或只有负价值。再譬如，中国一些城市目前正在盲目上大项目，结果是高速路上没有车跑、开发区里无人开发、豪华商厦里见不到顾客……，这不仅造成了财富的极大浪费，还成为城市发展的负担。可见，在社会各个领域中，都有一个最佳边际价值效用或效益的“度”需要我们去把握，要尽量避免因缺少边际效益分析而导致的巨大浪费。这里，我们不妨就城市人口规模的边际效益“度”举一个通俗的例子。譬如一处大套房，4口之家居住较宽敞，但收入低，支出房租后，生活不富裕。他们不满足，便想法增加人口和劳力，结果全家增加到了7口人。虽然挣钱多了，但住房却很紧张，于是不得不另盖一处套房，不得不增添一套新的家具和厨具，还不得不开辟新的道路和水源，并增加相互交通工具等等。这样算下来，其生活并不比以前舒服多少，反而资源被浪费了，生活质量下降了（天天要往返交通，减少休闲时间），环境质量下降了（减少绿地，增加废气），倒不如原来4口人通过提高文化素质，增加收入经济合适。即使要增加人口，也顶多是招进一个高级人才，形成5口之家：既不需要成倍增加住房和交通投资，也不需要增添家具和厨具，只需增添一个人的衣服和食品支出便可以。这样，全家便能增加净收入，并可大幅度提高各方面的生活质量。这里的5口，就是这个家庭的“边际”人口规模。问题是，我们许多大中城市的政府，并不知道从价值消费角度把握自己城市的合理“边际”规模，而是争相建设“大都市”，其后果确实堪忧。因此，如何既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价值的消费需求，又能实现价值效益最大化，是价值实践所必须考虑的问题。这之中，边际价值效益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学课题，更是价值学的一个极具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当然，对于人类来说，价值消费并不是终极目的。人类在消费效用价值的同时，一方面再生并提升了自身的价值，以创造出更多更新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被刺激和培养起新的价值需求，从而推动了新的价值创造。人类的价值创造与消费就是这样相互作用、互相“创造”的；消费对于促进价值创造具有积极意义，价值创造对于刺激和培养消费需求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我们的模型所示：价值消费更新了消费主体，图中的“消费主体”变成“消费主体’”；价值消费“消灭”了“旧”的价值客体──图中作为“消费对象”的“客体1”变成了“无价值”的“客体2”，同时又产生了新的消费需求对象──“客体1’”。人类的价值实践就是这样经过价值消费的双向作用而不断进步并促进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的。价值消费的实践论意义同样不容忽视。*本文系笔者价值系统论稿之五，论稿之一：《价值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试探》（刊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1999第2期转载），论稿之二：《试论价值的多重本质》（刊载《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4期），论稿之三：《试论文化价值二重性与商品价值二重性》；论稿之四：《价值—实践论》。[1]参见：《论价值关系与实践——认识关系的分离》《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5期70—74页。[2]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72年第一版93页。[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08页。[4]《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10月版581页。[5]赖金良：《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的方法论特点及其缺陷》《浙江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57页。[6]《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4页。[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97页。[8]人类生存的本质特征，还有文化创造能力（劳动），还有社会性等等。[9]人类的实践是一个价值二重化的创造过程，客体的效用价值与文化价值同时生成。传统价值学的主要理论困境就在于缺少价值二重性概念，只将以满足需求为内涵的效用价值提升为“价值一般”，无视以人类创造力为内涵的文化价值的存在，难以解释性质不同的价值现象，更难以与商品价值二重性概念兼容。参见拙着《审美价值系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10]参见拙著《审美价值系统》中对人类生存环境对价值取向制约的论述。[11]参见〖奥〗弗.冯.维塞尔箸《自然价值》商务出版社，1997年北京出版。[12]参见：《试论价值的多重本质》《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4期。本文刊载于《山东海洋大学学报》1999年5期。

消费意识论文篇6

作者简介：董伶俐（1976-），女，河南新乡人，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消费者行为、技术创新研究。

中图分类号：F162. 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6-0097-04收稿日期：2012-01-16

延保服务，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指的是在产品生产厂家基本担保服务基础上，由制造商、零售商或第三方服务公司提供的、消费者可自由选择的付费延长质保服务。

框架效应是指由于问题表述的语境不同，对同一个问题的2种逻辑意义上相似的描述最终导致不同的决策判断的效应（Tversky et al，1981）。Park等（2000）把呈现方式区分为“加法”和“减法”模式：“减法”模式是呈现给消费者完整的产品组合，将所有配置都包含在内，让消费者购买决策删除不想要的配置，删除越多，产品价格越低；“加法”模式是呈现给消费者最基本的产品组合和许多可供选择的附加项目，让消费者自行选择添加所想要的配置，添加得越多，所付价格越高。通过实验，他们发现在“减法”模式下，消费者购买决策了更多数量和更高价格的产品选项组合，称为选项框架效应。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前景理论、呈现框架与消费者购买决策

1979年Kahneman等人正式提出了前景理论。该理论的主要结论有：人们不仅看重财富的绝对量，更加看重财富的变化量；财富减少产生的痛苦与等量财富增加带来的快乐不相等，前者大于后者。在此基础上，1981年Tversky 等提出了框架效应：人在决策过程中不仅存在直觉偏差，还存在框架依赖偏差，即人们经常会在不同的时候对同一问题做出不同的相互矛盾的选择。人们在正面框架下表现出受益时偏好规避风险；负面框架下表现出受损时偏好追求风险。同等数额的获得或损失对人们心理的影响不同，最终使得个体判断的决策也有所不同。

近来，有学者把框架效应引入对消费者产品选择的研究（金立印等，2009）。他们提出按照呈现的方式，产品或服务的定制方案可以划分为“加法”框架和“减法”框架。减法模式下，消费者容易体验到负面的情感，决策起来会觉得比较困难（Luce et al，1998）。因此“减法”模式下消费者往往购买了更多数量、更高总价的产品选项。鉴于此笔者提出假设H1：与呈现给消费者基本服务包让其进行加法选择相比（加法呈现框架），当呈现给消费者完整服务包让其进行“减法”选择时（减法呈现框架），消费者对延保产品的购买意愿更高。

（二）消费者知识与消费者购买决策

消费者知识是消费者为解决特定消费问题而选择产品时可以依据的相关知识（Aurier et al，1999）。消费者知识会影响消费者如何收集和使用信息，并最终影响他们对新产品的购买及如何使用这些产品（Cordell，1997）。高知识的消费者在做出产品购买决策时，会更倾向于了解信息的细节；而低知识的消费者则相反，间接论证了不同知识度的消费者在购买新产品时的行为差异（Biswas，2006）。

当消费者知识高时，消费者对延保产品的购买意愿会增强。根据前景理论：（1）当人们面临条件相当的损失前景时更加倾向于冒险，而面临条件相当的盈利前景时更倾向于实现确定性盈利；（2）财富减少产生的痛苦与等量财富增加给人带来的快乐不相等，前者大于后者。因此在减法呈现框架下，无论消费者的知识高或低，消费者都不太愿意做出减法选择，从而避免由此带来的痛苦。故笔者提出假设H2：相比减法呈现框架，加法呈现框架下消费者知识对延保产品的购买意愿影响会显著增强。

（三）心理账户理论、主体产品促销与消费者购买决策

1980年，Thaler 首次提出 “心理账户”概念。心理账户是人们在心理上对结果的分类记账、编码、预算等过程。Thaler（1985）又提出了心理账户的非替代性，即人们根据财富来源与支出划分成不同性质的多个分账户，每个分账户有单独的预算和支配规则，金钱并不能容易地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一般来说，人们会把辛苦挣来的钱存起来不舍得花，而如果是一笔意外之财，可能很快就花掉。因而当产品在促销期时，消费者更容易把促销节约的购买成本花在为产品提供担保上。此外，当产品在促销期时，如价格折扣，可以让消费者节约部分购买成本，从而产生收入效应。来自促销的收入效应可以使消费者购买更多更贵的产品（Allenby et al，1991）。由此笔者得出假设H3：当主体产品进行促销时，无论是在加法呈现框架下还是在减法呈现框架下，消费者购买延保产品的意愿都明显增强。

二、实验设计与数据分析

（一）实验一

1.实验概述

本实验的目的是为了验证假设1和假设2。为此本文设计了2（选择呈现方式：加法vs减法）·2（消费者知识：高vs低）组间实验。本试验的对象是东部一所高校的学生。产品选择学生比较熟悉的笔记本电脑。通过情景设置把被试者随机分配到2种不同的选项呈现框架下，一组在“加法”情景下做出购买选择，即告诉被试者电脑价格，让其在此基础上选择是否购买延保服务；一组在“减法”情景下选择，即告诉被试者包含延保服务的电脑价格，让其在此基础上选择是否购买延保服务。问卷中对被试的消费者知识进行了测量。共发放问卷166份，回收160份，有效问卷134份，其中男生64份，占47.8%；女生70份，占52.2%。

2.前测与试验刺激

本实验中对购买情景进行了模拟设置，即在问卷中描述购买电脑的情景，让被试者想象自己处于该情景下。在2种呈现框架下都给出文字的情景描述，并配以简单图示（见图1）。要求被试者在2种情景下做出对延保产品购买意愿的选择。

图1实验一呈现框架简单对比示意图

3.自变量、调节变量、协变量和因变量测量

本实验的自变量为呈现框架，因变量为延保产品购买意愿，调节变量为消费者知识，协变量为性别和家庭收入。对消费者知识的测量借助于Aurier（1999）的量表，测量了消费者对产品的功能、标准、优缺点的熟悉程度；对延保产品购买意愿的测量采用了3个测量项目：对延保产品1年、2年、3年的购买意愿。根据Fishbein 等（2010）的建议，消费者购买决策采用新产品购买意愿测量。以上测量均采用李氏7分量制，因对1年、2年、3年的购买意愿通过方差分析差异不显著（P

4.结果与讨论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呈现框架对延保产品购买意愿影响差异非常显著（F（1，133）=19.70，P

消费者知识对延保产品的购买意愿影响差异显著（F（1，133）=23.60，P

图2消费者知识的调节作用

（二）实验二

1.概述

实验二的目的：一是进一步验证实验一的结果；二是验证主体产品是否促销对呈现框架对延保产品购买意愿的调节作用。本试验采用2（选择呈现方式：加法vs减法）·2（消费者知识：高vs低）·2（主体产品是否促销：促销vs不促销）组间实验设计。为了增加研究结果的普遍适应性，本实验的对象是中部某高校学生。本实验用到的量表和实验步骤与实验一基本相同，不同之处体现在：对消费者知识不是像实验一中进行测量，而是进行了操控，进一步验证实验一的结果。在情景设计中加入了主体产品是否在进行促销。最终得到有效样本236份，男生189份，占54.2%；女生150份，占45.8%。

2.前测、试验刺激和操控检验

实验前先对消费者延保产品知识进行了测量，剔除了延保产品知识高的被试（调研中该样本量占被试者25.2%，为了保证操控检验的对象具有相同的产品知识起点，减少原有知识的影响，这些样本不作为本次实验的对象，予以剔除）。然后把被试者分成两大组：加法组和减法组。在发放问卷之前，又进一步把每组平分成2组，加法组分成加法1和加法2组，减法组分成减法1和减法2组。然后让加法1和减法1组分别接受25分钟延保产品的详细讲解，该实验步骤的目的使被试者通过产品知识讲解变成高知识组。实验后对延保产品知识调研表明，每种呈现框架下，实验组产品知识的值都明显增大（M加法-实验前=4.92，M加法-实验后=12.01，t（61）=1982，p

实验刺激和实验一类似，并在实验情景中加入了主体产品是否进行促销。用文字和简图描述情景（见图3），让每组被试者想象自己处于该情境中并做出购买延保产品的决策。

图3促销水平的调节作用

3.结果与讨论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呈现框架对延保产品购买意愿影响差异非常显著[F（1，235）=37.96，P

促销水平对延保产品购买意愿主效应显著[F（1，235）= 101.1，P

图4实验二呈现框架简单对比示意图

三、营销建议

本研究通过实验法分析研究了呈现框架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并以延保产品为例，研究了消费者知识和主体产品促销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给企业提出以下启示：（1）延保产品销售尽量采用减法呈现框架。（2）多渠道增加消费者延保产品知识。如企业联合在公共媒体上提供延保产品的知识介绍；增加延保产品的售点广告等。（3）有效开展多种形式促销。如价格折扣、捆绑销售等，并在促销活动期间大力推介延保产品，以此增加消费者对延保产品的购买。

本研究假设虽然都得到了验证，但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未来对呈现框架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展：如呈现框架对创新产品扩散的影响；影响机理背后是否存在中介变量，如感知风险等，以期获得更可靠的研究结果。

参考文献：

金立印，邹德强，裘理瑾.2009.服务定制情境下选项的战略呈现：呈现框架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J].南开管理评论12（6）：90-100.

ALLENBY G M，ROSSI P.1991. Quality perceptions and asymmetric switching between brands[J].Marketing Science， 10（3）：185–204.

AURIER P，PAULVALENTIN N. 1999. Assessment of consumer knowledge and its consequences： a multicomponent approach[J].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26：569-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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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薛平）

Framing Effects and Consumer’s Choice： the Effects of Consumer Knowledge

and Product Promotion

——Based on the Case of Extended Warranty Service

DONG Lingli1，2

（1.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02；

消费意识论文篇7

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文化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了消费品。金钱和消费的逻辑渗透到文化市场的各个角落，充满诱惑的广告就成为世界性的言说方式，主宰着人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动机，影视广告在编织生活美好图景的同时，也将人们带入心甘情愿的消费时尚和承诺梦想生活的超真实中，整个社会引诱消费者成为“上帝”而顺理成章使金钱和消费变作社会的统治力量，从而演绎了整个社会浓厚的功利主义氛围和拜金逻辑。“消费社会导致了人的本质的歪曲、社会等级结构的变动以及文化文本和商品的相互占有。人成了商品消费和无休止的物欲追求的奴隶;在货币和商品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后面是身份、地位、人格、人的尊严和价值方面的等级化。”

消费文化的拜金主义倾向掩盖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消费文化使人产生错觉，以为主体与客体、个人与其消费的物之间已经融合无间，这种认同表明个人已完全被物化。消费文化提供给异化现实中的人们一种文化认同的假象，以此掩盖现实中身份的真正缺失。其次，精神的平面化与感官愉悦。商品拜物教和消费至上的原则导致了文化价值的混乱与匮乏。

当消费而不是精神成为社会的主流，金钱和商品及其附加的符号象征成为人们生活的惟一意义时，价值的混乱就不可避免。极度生产以及资源耗费，强大的消费主义不断刺激消费的欲望，不但造成了世界性的能源危机，也使人类在当代物质过剩中处于精神的贫乏状态。消费文化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使整个社会文化转向享乐主义。各种娱乐节目、无厘头影片蜂拥而至，张扬着感官的愉悦与欲望，空洞无意义的内容大行其道，层出不穷的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搞噱头、娱乐至上。当“玩”和“乐”成为社会的文化思潮时，也意味着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的衰落以及传统文化价值的合法性危机。

再次，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后现代社会消解中心性和秩序性，倡导综合性、无主导的文化。在后现代文化消费语境中，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模糊，各类文化不断走向融合，体现了文化一体化世俗化的倾向。“如今，休闲、娱乐与文化已交织在一起，文化活动与娱乐活动已不再被完全分离开，同时，商品消费和文化消费也融合在一起，业余时间被视为文化、消费与娱乐合而为一的时间。”

传媒的迅速发展造成新的文化霸权，文化消费的一元话语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大众文化不断从价值层面驰入游戏层面，在虚无主义和低俗游戏中消费感性，并甘愿被传媒的一元话语所支配。

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话语转型

后现代文化消费甚嚣尘上，文化的商品化，日常生活的片断化，精神领域的贫瘠化，文艺表现力的匮乏，视觉影像造成的冲击都使文学理论的原有价值不断遭遇解构和危机。文艺为了生存而沦为商品，逐渐丧失了批判和否定功能。“边缘”话语的非体系性、反本质性也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挑战。文化消费时代文学理论话语也经历着选择与变化，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文学理论的话语选择。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其研究范式业已发生变革。

文学理论不仅满足于基于当代文化发展的纯理论建构，已深入到对文化消费的研究。国内学者运用文艺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文艺消费的研究进入文化消费尤其是大众文化的研究，运用后现论和文本批评方法对媚俗、身体化、视觉化等消费倾向进行文化解读。文艺学视角的研究从某一角度进行深入分析，试图挖掘文化消费表象之下的社会文根源，并较多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精神，明显地表现出对当今文化消费现状的忧思与反省。关于消费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有学者提出实现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合法转变，在意识形态层面消解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集权意识，打破经院文化独尊局面。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主动进入大众传媒，发掘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价值资源。

实现单一的精英话语向精英、公众话语的渗透、融合、交流与互动。这些对消费理论的研究和大众文化的思考展现了文学理论的发展已走向自觉之路。其次，文学理论的理性探索。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反观自身的体系建设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文艺实践的动向和问题。在消费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的冲击下，原有的文艺体制运转曾失效，纯文学陷入尴尬的困境，文学理论批评界都在探索文学的出路问题。1993年开始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更将消费时代文学去向何方的讨论推向高峰。论争的实质在于，如何面对和评价文化消费时代出现的新现象，以及知识分子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进行自我定位与身份认同。钱中文提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旨在弘扬人文精神、倡导人文关怀的初衷。这一文论始终立足于重建文学艺术的价值和精神，他说:“新理性精神是一种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确立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包容了感性的理性精神。这是以我为主导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实施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是一种文化、文学艺术的价值观。”

学者们还对消费社会中传统文学与美学的衰落和大众文化的兴起进行了批判，对消费和消费主义进行了激烈抨击，认为“它们‘不断地引发自然、社会和文化上的各种生态灾难’，造成了文学的‘单向性化’。在此情况下，文学应当有对于消费时代的‘切实的生态关怀’，应当实践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结合统一，为人类营造一个‘绿色的精神家园’”。这些争鸣都展现了文学理论工作者重建精神深度意义的情怀与努力，以及试图重塑社会启蒙者的身份追求与理论尝试。

再次，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9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理论界出现了诸多复杂的变化，处于后现代文化消费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切实地感受到了文化消费的主导地位，在传媒的迅速发展下，传统的文化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逐渐消泯界限。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导致消费主义理念渗透各个方面，表现为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不断加剧。文学理论在此阶段做出了各种理论话语探索，摆脱被边缘化的身份，以融入社会现实的发展以及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文学理论界开始广泛关注大众文化的崛起及其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学者们比较客观地评价大众文化，从单纯地批判大众文化的媚俗性和商业性转向探讨大众文化的走向、如何引导和提升大众文化的品格。在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流派不断引进的同时，如何摆脱盲目西化的困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文论失语症”一度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由此引出当代文论体系的建设、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及全球化时代如何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文学理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都表现了文学理论的话语转型，以及学者们对文学理论现状的反思，也显示了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的古今、中西、体用等方面的文化冲突。随着90年代后期社会重大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文学理论界进入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学者们走出文学文本，文化批评成为展示他们积极应对现实问题的重要方式，体现了文学理论话语的实践化与当代性以及批评功能的增强。

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理论前景

后现代消费时代造成的人文精神失落，文化价值失衡，以及欲望化、感官化、无深度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何为?文学理论话语如何发挥其积极的批判价值与意义?在文化荒漠化和媚俗化的洪流中，当代人如何在精神消解的世界上重新建构?如何进行文化精神的启蒙与重建?

在后现代文化消费时代，消费活动不再富于人性的、有意义的创造性的活动，而成为被异化了的活动。消费主义正在迅速地改变和塑造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追逐消费的同时，也掉进了消费制造的迷阵。因此，民族的身份与文化认同逐渐被取代，并被全球化及其所倡导的消费主义理念所占据。文化消费以欲望满足为特征，本身具有虚幻性，导致人们生存意义迷失，从而瓦解了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使社会个体陷入认同虚无的文化焦虑。“当每个个体在灵肉濒临崩溃、身份焦虑的同时，只能在文明内部冲突的现实压力下寻求妥协的身份。因此，文化寻根就成为现代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个体就变成时刻追问自身存在根基的生存者。”

而所谓“身份焦虑”就是指身份的矛盾和不确定，即主体与他所归属的社会文化传统失去了联系，失去了社会文化的方向定位。在当代文化生态语境中，文学理论界也同样面临着身份焦虑与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某种困境，但也表现出文论界渴望突破难关、建构起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文论话语的迫切与热情。时胜勋从身份的角度探索了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思想史意义，认为文艺学学科反思具体围绕历史路线和学理路线展开，文艺学学科理论反思否认有一成不变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对文学理论的自主性也加以质疑，学科建设经验表现出流动性特征，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引发了文论身份的重组与重构，并为文论身份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问题域。朱立元提出“立足现代文论新传统”、“借鉴和吸收中西文论资源”、“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相结合”的文艺学建设与发展方向，陶东风提出重建“文艺社会学”，金元浦提出“文化研究”的文艺学构想，曹卫东提出“跨文化维度”的重建文艺学的构想，高小康提出“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的文艺学构想，陈晓明提出“理论无国界”即“历史化与批评化相结合”的文艺学构想，杜书瀛提出“发展多形态的文艺学”构想等。

理论工作者们应审时度势，一方面不因消费时代的流行浪潮以及商品化、欲望化冲击而茫然失措，另一方面则应深入分析文化消费背后的运作模式，展开当代文艺思潮与文化理论批判，进行真诚地反思、分析与批判，指出当代文学面临的困境与危机，从而拓展文学理论的话语，发扬理论工作者见识敏锐，与时俱进的一贯风格，将颓废、充满欲望、无深度的文艺状况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承担起建构时代精神价值的重任。文学理论工作者应考虑如何建构更加活跃、富有人性和创造性的文学理论，从而改变文学理论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

消费意识论文篇8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发展资料消费比重逐年增长，文化消费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它对于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大学生活中的文化消费更是影响着大学生的自我教育与成长成才。因此，大学生文化消费问题一直是社会、教育界关注的主要话题之一，相关研究不断增多。

一、国内对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研究

在我国的理论界，一直没有明确地出现“文化消费”一词。直至1985年，上海学者程恩富在1994年出版了《文化消费学》一书，第一次较为明确地提出了“文化消费”术语。但之后很长时间内，文化消费一直未在学术界开辟出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而是往往被划分如文化经济学、文化市场学的范畴，被学者们作为经济学、市场学的一部分来研究探析[1]。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能力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变化，人民的消费水平逐渐向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转变。其中文化消费的增加，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学术界有关文化消费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大学生的文化消费的调查研究。许多专题论文、研究报告、专著等从不同的角度探析了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现状、问题和对策等。

经过阅读整理，可以发现，大多数学者认为大学生文化消费现状有着同样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化消费比重不断增加，内容不断充实。吴松、沈紫金在《WTO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一书中指出：“从大学生文化消费（学费除外）绝对数量来看，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基本谈不上文化消费，90年代中期为每年400元左右，到2003年每月即为138.5元，并且还有继续上涨的趋势”。二是大学生文化消费受经济能力限制，存在消费水平的不平衡状况。在刘洋、刘天奇等学者的调查中发现在被调查者中，平均每月生活费用在200―300元的低消费人群，大约占被调查总数的8.5%；300―400元的同学占总数的5.7%；400―500元的占27.05%；500元以上的同学占60%。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学生的文化消费水平与月平均消费水平是成正比的[2]。三是大学生文化消费有“西方化”趋势。在学者李晓娟等人的调查中发现：问卷调查学生“喜欢并经常看的电影、电视”，结果选择欧美电影、电视的大学生占32.4%，选择日、韩、新加坡的学生占26.4%，选择港台的学生占23.2%，而选择国产的学生仅占18.5%。在对最喜欢的音乐的问题调查中，结果相似。这些数据生动地展示了学生的消费心理[3]。四是电子信息化发展迅速，网络文化消费上升。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使大学生拥有个人电脑的比例持续增长，同时，大学也为大学生提供了充足的信息化设施，这些为大学生上网提供便利的条件。

但是，在我国国内对于大学生文化消费的学术研究中，我们认为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通过在中国知网上，以“大学生文化消费”为“篇名、关键词、摘要”作为检索条件，检索到的相关文章仅120余篇，可见对于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理论研究不充分、不成熟。其次，经过阅读相关的文献、专著，可发现对于所存在问题的根源的探究往往浮于表面，结论相似，不够深入、全面。最后，提出的策略和建议效果不显著，针对性不强。因而，综上所述，我国国内的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理论研究仍有待深入与完善。

二、国外对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研究

西方关于消费的研究早在古典经济学就开始并逐渐形成了众多理论，如马歇尔的需求理论、凡伯伦的消费理论等。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外文化社会学研究高潮兴起，文艺消费的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文化消费的研究也随后发展。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美国、荷兰等国家相继诞生了许多文化消费研究的著名学者，他们提出的理论，对文化消费进行了不同的解读[4]。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1947年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指出文化消费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手段。他们认为文化消费是一个完全被动的消费过程，是资本主义通过事先决定文化消费的结果，再给予人们自由选择文化消费内容的假象，来形成一种“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凡伯伦、齐美尔、布迪厄等学者则认为文化消费是一种标示社会区分的方式。他们认为文化消费一方面提供了生存所需，一方面是展示个人财力，界定和维系了社会关系。丹尼尔・米勒和安东尼欧・葛兰西还提出了一种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消费观点：文化消费是一种创制文化的实践。他们主张，人类的自我创造，以及文化的创制（文化作为一种人类实践），并不限于生产的活动，同时也是文化消费的特性所在。比如，要认识我的自我，就必须透过我原先从自我外化出去的东西[4]。

关于大学生的文化消费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比利时消费组织信息和研究中心在2006年针对本国青年学生的文化消费状况做的一个研究。研究指出，比利时青年学生在图书、音乐、电影等传统文化消费领域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时，电子信息音像制品及网络的市场也不断扩大。这些青年学生的文化消费受到家庭观念及经济条件的影响，但家长也受到青年学生的消费行为的反作用。可以说，青年学生的文化消费行为给比利时的文化市场繁荣、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青年学生的文化消费行为也存有一些弊端，如消费对象的单一等[5]。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国外的文化消费研究虽然起步早、研究多，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西方经济学关于消费的研究虽没有将文化消费的内容明确排除在外，但是在实际的研究中却往往将消费的表达缩小为物质消费。同时，国外理论界的研究即使是针对文化消费，但将大学生作为主体的文化消费研究却是不足的。

三、大学生文化消费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观认为：物质决定意识。而意识决定了行为，在各种行为背后，支配着人们的是他们的意识，或者说是思想观念。同理，在人们的消费行为背后，是个人的思想意识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社会发展的同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影响着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人，居民的消费结构和观念变化巨大。大学生是消费群体中的特殊的一部分，他（她）们正处于吸收知识，接受教育，形成三观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正处于成长期，接受能力强，却在心理成熟度和理性判断能力、自制能力相对较弱的阶段。

而文化消费是大学生在高校生活中接受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文化消费的内容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顺利成才。因此，研究大学生的文化消费现状并找出问题，分析原因，及时提出对策，引导大学生的行为和思想发展，是培养健康的优秀的大学生人才的重要方面。同时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育人才，积蓄力量。

本文对大学生文化消费行为的调查研究是对大学生的一种教育研究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在理论上。首先，研究“当代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这个主题，不仅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使文化消费尽量对学生和社会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还可以引导大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化消费的目的和功能同样是教育和提高人的素质，了解大学生文化消费的情况有利于开展正确的学生工作，利用文化消费中的积极内容，强化课堂教学内容，使正确的知识理论内化为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因而，大学生文化消费现状的调查，为高校更好地进行教育，提高学生素质提供了良好的理论依据和建议。

基于大学生文化消费研究的成果，有利于高校更有针对性、科学性、实效性地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十的报告中指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其中，文化建设的生力军就是大学生。大学生自身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建设，同时大学生的文化消费往往会带动社会文化产业的走向和发展。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研究可以及时反映当下的大学生的文化消费心理、思想观念等，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展开具有针对性，从而加强针对现有问题提出的改革措施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第二，在实践上。正确地引导大学生文化消费，首先有利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良好的文化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接受健康的知识和信息，抵制不良的文化内容，防止不良习惯的产生。也有利于大学生增强判断力，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文化信息和产品中，选择和接受良好的影响。同时，良好的文化消费观念及健康的文化内容的影响有利于大学生塑造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有利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人格完善。

加强大学生文化消费教育有利于社会思想道德建设，进而推进和谐社会的发展。消费关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而文化消费不仅关乎物质，更影响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提升精神文化消费有利于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也有利于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

四、总结

通过上文可见，大学生文化消费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相关研究并不充分，本人认为关于此方面的研究还可以从大学生不同的性别、专业、年级、家庭经济状况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使研究的针对性更强，提出的建议更加符合大学生生理、心理特征，提高高校文化引导工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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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意识论文篇9

一、大学生网络消费异化行为表现

（一）消费主体的异化

消费主体的异化是指消费者心理、思想、身份等方面发生的异化。“当个人认为自己同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存在相一致并从中得到自己的发展和满足时，异化的观念好像就成问题了。这种一致化的过程并非虚构而确是现实。然而这种现实又构成了异化的更高阶段。后者已经完全变成客观的事实；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1]消费异化令大学生陷入现实价值选择的困惑、终级价值迷失的困境中。在网络媒介强有力的推动下，消费主义快速渗入大学生的价值观，改变其消费观念。

以身份符号―服装为例。詹姆斯・莱福认为服装具有象征功能，因为服装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着装者的社会身份。五四时期，蓝衫黑裙、素色长袍是坚持真理、投身祖国、报效社会的符号表征。时期，在造反派的意识形态话语阶序里，革命意味着抛弃旧我、成就新我。为了拒绝各种小资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军装绿衫、补丁衣裤是无产阶级红卫兵的象征。威武庄重、阳刚俊美的07式军服蕴含了中华民族和人民军队的特色元素。服装不只具有简单的防寒预冷、遮羞蔽体的功能，更是文化身份的标志。军服更表征了对着装者的纪律约束。网络化生存时代的到来，网络连接的是一个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大杂烩的网上世界。各种意识形态五彩斑斓地呈现出来，一方面激发大学生探究世界的欲望，另一方面，又煽动大学生负面的冲动。不少经济尚未独立的大学生，开始盲目的追求这所谓的时髦，穿耐克、阿迪达斯、纽巴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渐行渐远。在人心浮躁、恶性攀比的消费文化里，不少大学生为了维护所谓的尊言，诉诸于网络的“不在场”性，网购高仿品，以几十元的“可亲可近”的价格获得穿品牌的感觉，要的是穿品牌的那个范儿。着装可以仿冒，学业也可以造假，做人也可以虚假。看似清纯的校园，论文剽窃蔚然成风，宿舍失窃家贼难防，学风漂浮、诚信缺失，履历浮夸、证件伪造，在“可以”与“不可以”之间折射出大学生的道德素质问题。健康合理的消费道德观失落了，大学生的精神家园被污染了，象牙塔的精神之光暗淡了……鼓励假冒的消费伦理如罂粟花一样，静静的腐蚀着消费主体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甚至将他们引向罪恶的深渊。

大学生是特殊的消费群体，他们在追求消费自主的空间时，很容易迷失在流光溢彩的西方意识形态的网络世界里，并以炫耀性的消费行为构成了不健康的人际交往的模式。在大学生网络消费世界里，虚假的物象展示了人的异化，异化了的人失去了判断能力和自审能力，暗藏着大学生消费群体的道德危机，随之而来的是大学生消费主体价值的消失。

（二）消费客体的异化

网上购物、网上炒股、网上娱乐等消费客体所设计的各色各样的网络陷阱让人防不胜防。诱骗网民的“特码”、虚假购物网站上的水货、底价品、义卖物、“中奖”信息、求职者信息百花齐放式的争奇猎艳，色情、凶杀、暴力、恐怖等追求感官刺激的文化产品竞相亮相，腐化和冲击着心智尚不成熟的大学生消费者。

影响最广、力度最大的就是网络游戏了。网络游戏文化热潮开启了一个“我趣故我在”的娱乐时代。以网络游戏为例，作为大学生消费社会的一个极有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以意识形态的意义，影响着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天堂2》、《天上碑》、《奇迹MU》、《仙境传说》等网络游戏，带着强烈的“我趣故我在”的个性元素与颠覆性的后现代气息，将大学生带入一个网络的逍遥世界，让他们在心理效应的异化中，享受其间的纸醉金迷。大学生是一个很大的网络消费群，是网络游戏的疯狂玩家，审美判别能力、道德选择能力与自我控制力的不足，很容易沉迷其中，不能自拔。网络游戏所制造的娱乐情境和时尚趋势，更加剧了大学生生活体验的荒诞感。有一些大学生，特别是富二代，走进了笑贫不笑娼的消费社会，糜烂的社会灵魂刺激着变异的消费行为。

网络里展示的炫富飙车、竞技逞强、豪赌斗狠这些所谓的时尚的生活方式，使不少大学生患上了“偏执与疯狂”症。盛大旗下的《永恒之塔》曾让一名大学生在几个小时内消费了万元学费，网络虚拟的泰兰德、大第安、复仇天神等“消费”了一个13岁男孩的生命……网络的匿名性与隐蔽性更容易激发大学生憋屈的冲动与欲望，网络的大量的有害信息加剧了他们心理问题的起伏性。当网络游戏作为符号商品被消费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时，行为怪僻、性格叛逆、生活放荡、环境荒诞、娱乐狂欢、实验性的自我实现倾向的另类景观卷起了今天大学生消费主义的种种黑尘灰土，并拉响道德反思的警报。为了一件大品牌衣服或者高档化妆品出卖自己的肉体成为失足女的报导已不新鲜。大学四年花费84万人民币的账单，出手如此阔绰的他，汶川大地震募捐时，“毫不吝惜”地捐了10元，学习用品实现了“零消费”。道德的真空状态、道德失范现象已成为当今高校的严肃话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认为消费异化的实质就是人与自身的脱离。“他感觉不到自己就是他个人世界的中心，就是自己行动的创造者――他只是觉得自己的行动及结果成了他的主人。异化的个人与自身相脱离，就像他与其他人相脱离一样。同其他人一样，他用认识物的方式来认识自己，他虽有感觉和常识判断，但却感觉不到自己与自己以及外部世界的紧密联系。”[4]消费不是因为生活的基本需要而产生，脱离了人的真正需要的消费使消费者成为消费活动的奴仆。在物欲横流的病态社会里，即使是富人，也会因空虚觉得自己穷得只剩下钱了。无止静的消费欲望使得人只有通过不停地消费，才能感受生命的存在。“人把自己当作一件商品、一种投资，他的目的就是做个功成名就的人，即是说，尽可能有利地在市场上出卖自己。”[5]

弗洛姆在审视和批评消费异化的非人道现象的基础上，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试图构建人道主义伦理学，改变人们通过不停地消费来逃避自我的现象。“消费活动应该是一个具体的人的活动，我们的感觉、身体需要和审美趣味应该参与这一活动――也就是说，我们在消费活动中应该是具体的、有感觉的、有感情的和有判断力的人；消费活动应该是一种有意义的、富于人性的和具有创造性的体验。”[6]

弗洛姆消费异化论揭示了人不应该为消费而存在，启示大学生超越正常生活需求的盲目、冲动的异化消费是一种病态性的社会现象，要杜绝消费异化现象就要树立健康的消费伦理，使人格完善，回归本真。

（三）后马克思主义消费符号论

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从人、劳动及劳动产品三者之间的错位关系，揭示了网络传媒语境下消费社会的消费客体的符号化倾向。他说：“更有甚者形式和技术的引申义还会增益功能上的不和谐，也就是整个需要的体系――社会化或潜意识的需要、文化或实用的需要――整个生活体验的非本质体系反过来影响技术的本质体系并损害了物品的客观身份。”[7]鲍德里亚从符号学的角度剖析了大学生购买奢侈品以及仿冒品的真相。富二代大学生购买LV包，不是因为它的存放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品牌知名度所带来的提升身份的符号价值的愉悦。代挂iphoneQQ的服务被疯狂地炒作起来的原因是，大学生一方面无力购买价格不菲的IPHONE，另一方面又有炫耀的需求，在超越自己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转向了iphoneQQ的代挂消费。正如鲍德里亚所描述的：“我们会看到消费社会是如何把自己想像成这样并在幻象中进行自恋式思考的。”[8]

这样，大学生消费主体成了网络的奴隶，“不仅与他人的关系，而且与自己的关系都变成了一种被消费的关系”[9]。网络以其强大的信息存放与功能，将形形的文化、风俗等意识形态的消费客体及各种各样的消费主体连接到浩如大海的网络系统中，赋予消费享乐的功能、炫富的功能，仿真商品以虚拟的影像呈现几乎成了定义现实的标准。在非理性的消费欲望中，消费主体构建自己的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的梦幻仙境里，拜物教性的商品广告如解剖用的手术刀肢解着消费主体的心智，以神秘的色彩建构消费主体的观念模式和价值认同感，商品使用价值的意义总是消失在再现的技巧和卖弄的修饰中。

鲍德里亚的后马克思主义消费异化论，揭示了在异化操纵的社会里，虚拟镜像折射出的是大学生消费符码化、虚幻化的万花筒式的生活方式。人丧失了自我的真实，人也被异化了。虚假的镜像一旦被无情击碎，大学生消费者将走向崩溃。

三、加强大学生网络消费主体性道德教育

大学生网络消费的异化现象已经成为当前高校德育的重要课题。如何唤醒消费主体意识，发展健康的消费观，是德育的重要使命。

（一）养成消费文化自觉意识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10]消费文化自觉是指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下的人，在生产活动、生活实践和消费活动中，对消费文化，包括消费理念、消费环境、消费行为、消费方式的自觉的价值观念、审美取向和行为方式。因此首先要培养大学生对消费文化的审视、反省和批判能力，剔除随波逐流的从众思想和高人一等的心理欲求，在抵制奢侈品的诱惑中逐步提升消费者理性消费意识，在自觉的实践活动中观瞻自我、历练审美认知的能力和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唤醒个体的自我意识，让个体重新回归本位。将外在的教育内容（客体）自觉地转化为内在的信念、信仰，并成为推动个体积极参与道德活动、主动承担道德义务的强大动力。

（二）建立消费文化的中国身份

“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的向心力，如果丧失自主、迷失身份，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就会失去精神支柱。对中国文化身份的维护是每个中国人的职责。但中国经济的相对落后使得追求过度占有、崇尚满足自我的消费主义渗透大学生的消费思想和消费行为，导致了大学生崇尚国外名牌、模仿西方消费模式的各种盲目消费行为。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备受大学生的喜爱，肯德基、麦当劳深受大学生的青睐，韩国电视剧、好莱坞电影博得大学生的热捧。这些现象暗示了中国消费文化主体性的弱化和文化自主的缺失。消费、“面子”消费、追风消费使得中国民族文化身份被扭曲。因此，彰显消费文化的中国身份，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建设中国消费文化是高校道德教育的重要课题。

（三）构建网络消费文明

消费文明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对大学生的消费伦理、消费质量、精神文化消费的提高能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当代中国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在国家层面上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发展目标，在社会层面上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导向，在个人层面上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行为准则，开展多种有益的消费引导教育活动，如开展消费问题研讨会、消费知识竞赛或有奖问答、消费品鉴别与鉴赏、消费投诉等实践活动，成立各种节俭组织，在校园形成良好的消费舆论，把大学生网络消费行为引向正确的方向。同时，充分利用校内大众传媒工具，引导高校网络消费舆论，使学生形成科学的网络消费观，促进学生合理、适度消费，提高学生的网络消费能力。校园网、广播电视台、校报、团讯、专刊专栏等传播媒介进行直观形象的网络消费教育，引导消费舆论等等。

四、结语

网络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大学生的需求和消费发生了质的变化，并滋生了商品拜物教的倾向，基本型需要让位于享受型需要，形成了夸豪斗富的异化的网络消费文化，勤劳节俭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受到污染，消费水平被当作衡量人的身份的价值尺度。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揭示了异化劳动的本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揭示了现代人的个体化过程使人发生了异化，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则从符号学视野揭示了消费社会带来的异化了的“形象文化”。

大学，是大学生迈向社会的最后一站，网络消费异化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棘手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发展与建设的生力军，能否健康发展关系着未来社会的兴衰。面对大学生网络消费异化的现状，我们亟待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道德的途径，使大学生形成合理的消费观念，重构大学生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1.

[2]资本论第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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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美]E・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M].欧阳谦译.北京：中国文艺出版公司， 1988.120，120，134.

消费意识论文篇10

当今市场经济发展中，作为买方市场主体，消费者地位日益突出，作用不断增强，由于消费者对消费价值观的认识扭曲，消费行为对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很多负面影响，出现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企业道德缺失等问题，消费者开始意识到到权利和义务的重要性，并注意权利、义务的履行―消费者社会责任。因此，消费者作为主体价值链的终端，逐渐受到学界、政府、企业、媒体的关注。

消费意识论文篇11

近些年，气候变暖已经导致水资源失衡、农业减产、生态系统等严重损害，严重影响了人类环境和自然生态，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一份来自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表明：气候变暖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影响以外，主要是归因于人类活动，特别是与人类活动中排放二氧化碳的程度密切相关。从而，低碳消费的议题便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重视，有些国家甚至提出要推行“零碳消费”。

从现有文献看，学者们围绕低碳消费的命题已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了探讨：①低碳消费的含义。陈晓春、谭娟（2009）等认为低碳消费包括五个层次，即“恒温消费、经济消费、安全消费、可持续消费和新领域消费”。②低碳消费的意义。张一鹏（2009）认为，低碳消费的广泛实施，将从根本上扼制高碳经济的蔓延，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中国应当在实行低碳生产的同时，实行低碳消费，为保护世界气候和全球环境做出贡献。③低碳消费的影响因素。辛章平和张银太（2008）认为，低碳消费的实现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消费文化和习惯等诸多因素有关。结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实际情况，低碳消费则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如发展阶段、发展方式、资源禀赋、贸易结构、锁定效应等。④推行低碳消费的对策建议。李胜、陈晓春（2009）分析认为，在形成低碳消费方式中，需要政府、企业、公民和社会组织分别发挥引领、主导、积极推进和广泛参与的具体作用。构建政府、市场与企业“三位一体”化的监管体制（刘敏，2009）。

本文试图通过对低碳消费及其人文环境的界定，分析、揭示人文环境对低碳消费的作用机理，以期探索出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

二、低碳消费及其人文环境的界定。

低碳消费是消费者以对社会和后代负责任的态度在消费过程中积极实现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它是一种基于文明、科学、健康的生态化消费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根本要求，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从经济学上讲，低碳消费包括低碳生产消费和低碳非生产消费。

至于人文环境，“人文”是个不甚明确的观念符号，游离于许多概念的边缘，各学科对它的界定颇有歧义。从研究文献看，将人文因素引入经济史和消费史中的一个变数来考察尚不多见。在此，我们对人文环境作一简明的界定———人文，即有关人的文化和文明（朱杏珍，2006）。人文环境可以理解为一定社会系统中各种能够反映文化价值内涵的事物的集合，它既表现为社会本体中某些有形环境，也表现为隐藏在社会本体中的某些无形环境，如社会成员的认知模式、价值观念、信念信仰等。人文环境有些可量化的指标，如人均受教育年数、人均文化设施面积、居民掌握科技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程度等，但人文环境中最本质的东西应该是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道德规范等人性文明。

低碳消费的人文环境可理解为低碳消费生存的积淀在特定区域的价值观念、传统文化、科学素养等的社会文化形态。低碳消费体现了消费主体的一种心境，其实质是消费者在消费品的选择过程中按照自己的心态，根据一定时期、一定地区低碳消费的价值观，在决策过程中把低碳消费的指标作为重要的考量依据和影响因子，在实际消费活动中青睐低碳产品和低碳服务。低碳消费是众多消费主体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结果，人文环境是其发展深化的深层内因（仇保兴，1999）。从广义上讲，任何经济现象和行为都可以认为是某种相对应的文化沉淀的结果。低碳消费的存在和发展受人文环境的约束，只是这个结论的一个新注解。

三、价值观念对低碳消费的影响分析。

价值观念是人的大脑关于外界事物对自己、对社会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认识，它对人的行为导向起着重要的支配、调节与定向作用，规范着人的活动，指引着社会主体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Gutman（1982）提出了方法———目的链理论来探讨价值观与消费者行为的关系，认为价值观影响消费者对产品属性重要性的判断，从而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和购买。Richins（1994）的研究成果也表明价值观在个体消费者的行为、态度及其决策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事实上，价值观念对低碳消费的导向作用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的。宏观导向作用集中地体现于政府的消费政策之中，微观的导向作用则体现于消费者的价值观之中（傅正华，1999）。

1.消费政策对低碳消费的宏观导向作用。

任何消费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依据一定时期、一定区域的价值观念，唯此才能提出社会消费的目标和方向———抑制或鼓励消费。方向和目标明确，消费活动发展就快，反之，则慢。比如低碳消费，如果一段时期内政策的低碳性指向明确，则低碳消费就能快速实现，否则就会停滞不前。

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现象，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低碳消费的政策措施。英国在 2003 年了政府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将实现低碳经济作为英国能源战略的首要目标。德国政府先后出台了 5 期能源研究计划，以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为重点，为“高技术战略”提供资金支持，实施气候保护高技术战略。欧盟在 2007 年通过了欧盟战略能源技术计划，其目的在于促进新的低碳技术研究与开发，以达成欧盟确定的气候变化目标。澳大利亚在 2007 年批准了《京都协定书》，在 2008 年又了酝酿已久的《减少碳排放计划》政策绿皮书，提出了减碳计划的三大目标。日本历来重视节能减碳，在 2004 年日本环境省发起了“面向 2050 年的日本低碳社会情景”研究计划，其目标是为 2050 年实现低碳社会目标而提出的具体的对策。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现状，党和国家领导人积极研究部署应对工作，决定到 2020 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胡鞍钢，2008）。我国制定的这一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充分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对低碳消费的责任担当与大国风范。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作为低碳消费政策制定的主体，既是低碳消费的管理者，也是消费者。政府要在引导低碳消费的同时树立低碳消费的榜样，即政府自身也要低碳化消费。目前政府部门也同样存在着消费的“高碳化”，如政府公务用的大排量轿车，“文山会海”带来的大量纸张浪费等。因此，政府部门自身要低碳化运作，减少公务用车数量，改大排量轿车为小排量轿车甚至采用环保清洁能源，减少纸张的使用率，实现“无纸化”、“网络化”办公，树立低碳消费的榜样。

2.生产者、消费者的价值观对低碳消费的导向作用。

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并影响着他们当前及将来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生产者、消费者个人树立低碳生产、低碳消费的理念对于我国实现低碳消费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生产者必须强化低碳生产意识。一是生产过程低碳化。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和再循环（Recycle），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率以及循环利用，实现生产的“低碳”化、“碳水”化和可循环。二是生产结果（消费品）低碳化。企业是低碳消费品的提供主体，是联系低碳生产性消费和低碳非生产性消费的桥梁。只有企业提供了低碳节能的消费品，使公众在超市或商场购买产品时根据低碳化程度有所选择，才能有更广泛、深入地推行全民低碳消费方式的物质基础。其次，消费者必须强化低碳消费意识。在当今社会，个人的消费行为不同程度地对其他人以至整个社会发生影响，因而不能放纵和无度，要彻底戒除某些人以大量消耗能源、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为代价的奢侈消费嗜好。个人的消费行为不仅要兼顾当代人的当前消费和长远消费，而且要兼顾当代人和后代人消费需要的满足，当代人消费的增长要以不影响后代人消费的增长为前提。

四、传统文化对低碳消费的影响分析。

传统文化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演变、沉淀下来的观念形态的总括。它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巨大的反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传统文化对低碳消费的影响也是异常深刻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现代中国文化的源泉，是一个发源于远古、拥有几千年历史、延续至今的源远流长的文化体系。中国儒家、法家、道家等各学派学术观点的广泛传播和发展为中华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构成了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消费观，进而影响着消费者行为。中国传统的消费观可概括为节俭观和面子观，来源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消费经济思想，经由先秦、儒、道和墨家的提出和宣扬之后，已经成为传统消费观的核心内涵。它适应了一定时期经济生产方式，因而促进了社会和谐及经济的繁荣。

1.传统文化下的节俭消费对低碳消费的影响。

儒家的个人消费观是“宁俭勿奢，惠而不费”，他们历来主张节俭，反对奢侈浪费，认为“宁俭勿奢，惠而不费”是君子的美德。老子的“圣人为腹不为目”的主张，即建议人们生活简单，反对追求感官享乐。墨子的“非乐”、“节用”、“节葬”的主张，也反对“繁饰礼乐”和奢侈享乐生活。目前，节俭的消费观在我国中老年人市场上尤为显现。我国中老年人中的大多数，一向重积聚轻消费，在家庭和个人消费上强调节欲勤俭，主张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反对奢侈浪费，反对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勤劳、简朴终极一生。据重庆市社情民意的调查显示，全市积极响应政府节约与环保号召的居民为 90.8%，其中：青年人积极响应的为 84.9%，青壮年人积极响应的为90.9%，中老年人积极响应的为 97.5%，显然，中老年人最为积极。

在现阶段，传统的节俭观对于发展低碳消费，建立可持续消费模式，缓解人和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低碳消费的核心是节约，节约能源资源，自然就降低了环境污染，包括大气污染。温家宝总理指出，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事关现代化建设进程和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福祉和根本利益，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因此，要大力提倡节俭，尤其应杜绝资源浪费型消费。目前，我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贵族学校、贵族住宅类的消费与广大居民的节俭乃至几千万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形成鲜明的反差，容易激发社会矛盾，所以，此类消费应加强关注、严加防范。

2.传统文化下的面子消费对低碳消费的影响。

国外学者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个人，总是处于为了他人的期望而生活以争得“面子”的压力之下。Ho（1977）指出，东方人很注重“面子”，“面子”在东方人的消费行为中起了很大的作业。Redding和 Ng（1983）也认为“面子”是解释中国等东亚国家人们消费行为的关键。通过奢侈品消费，人们维护自己的“面子”，强化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并维护自身的社会地位。中国很多人购买和消费奢侈品是为了其外在可视的象征意义，这种购买是一种显示自我价值的极端形式（Dubois & Duquesne，1983）。面子消费观在我国青年人市场上可见一斑。据有关方面的调查，年轻人花在高档服装、手表、汽车消费上的钱远远高于其他群体。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消费品最能够在公共场合突出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而这些也往往成为区分阶层的标志性符号（吴晓青，2008）。更有一些年轻人，为求面子，不知节制，经常出入歌舞厅、咖啡屋、酒吧，以牺牲环境、挥霍资源为代价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要。

显然，面子消费是以大量消耗能源、大量排放温室气体为代价的，它与低碳消费的宗旨背道而驰。为此，首先必须在消费内容上合理引导，提高消费者在奢侈品消费上的低碳意识。

其次，要积极推动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促进消费结构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浪费型转变。低能耗要求消费者消费节能产品，如节能灯、节能空调等；低污染要求消费者使用消费品时减少碳排放，减少环境污染，如多乘公交车，少用煤等；低浪费则主要针对奢侈消费行为以及不节约消费行为的消费者，倡导及时关灯，关紧水龙头，少去洗浴中心等。

五、科学素养对低碳消费的影响分析。

消费者科学素养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其消费的宽度和深度，影响着其对社会、自然生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消费者的科学素养深刻影响着低碳消费，较之价值观、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为直接有效。

1.较高的科学素养可以推动低碳消费。

消费者的科学素养是通过受教育程度、知识结构、消费安全意识等几方面表现出来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接受低碳消费的能力也越强。王兆峰（2008）通过对武汉市民的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大专以上学历的居民平时非常关注商品的节能知识，其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文化程度的居民。他们分析认为，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也强，平时越关注商品节能知识方面的状况。何志毅等（2004）研究也发现，绿色消费者是引导消费潮流的意见领导者，并会主动寻求有关绿色产品精确的信息。他们愿意尝试新产品，对价格敏感，且消费比较理性，愿意付出更多的价格进行绿色消费。国外学者 Balderjahn 认为，具有较佳内在意志控制力的消费者，能表现出具备环保意识的购买决策及消费行为。因而，依靠高学历者的力量传播低碳消费的有意信息，对于在群众中普及低碳消费知识，推广低碳消费行为是十分有效的。

消费者的知识结构也将影响低碳消费。消费者拥有不同专业知识，其对于低碳消费的认知程度就不同。台湾学者黄乾全（1989）通过对台北市民的垃圾分类行为研究后认为，垃圾分类收集知识越高，其垃圾分类表现行为越好。车参贤（1995）以高中生为样本，对其资源回收行为进行了研究。他指出，资源回收知识能有效预测学生资源回收行为，资源回收知识越高，越会去从事资源回收行为。国外学者 Schlegelmilch（1996）对此也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在普通公众群体中，环境知识对一般绿色购买行为和再生纸购买行为能产生直接影响，而对环保清洁剂、有机蔬菜和水果、无氟产品及非动物测试产品等 4 类产品的购买无影响；在学生群体中，环境知识对环保清洁剂、有机水果和蔬菜的购买行为有直接影响，而对其他 3 类产品的购买和一般绿色购买行为无影响。

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强弱也将影响低碳消费的程度。有学者研究（沈建华，2009；黄铁苗、颜世辉，2009）认为，消费安全意识越强的消费者，低碳消费的意愿越强烈，从而其低碳消费的需求与行为也越频繁。另外，消费者对政府在消费安全方面所做的工作越满意，他们对当前消费品市场上安全形势的总体评价就越高，其低碳消费的行为就越强。立足当前，政府在消费安全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仍无可替代，今后应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消费安全工作，提高消费者的消费安全心理程度，以有效促进低碳消费。

2.我国消费者的科学素养状况及对低碳消费的影响。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我国消费者的科学素养也在不断提高。然而，相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消费者的科学素养现状不能令人乐观，低碳消费更需时日。

一是消费者存在浓厚的等级意识。对大部分人来说，社会等级不仅意味着成就，而且是一个人及其家庭、亲属乃至宗族地位的确定标志（Hsu，1981）。Richins（1994）的调查发现，中国非常重视等级观念，以拥有社会财富的多少作为个人成功的标志。通常，高等级观念者更易于重视昂贵的东西、可以代表特权身份的品牌、强化其所有人个人形象的商品。因而，低碳消费之于等级消费，处于从属的、次要的位置。

二是消费者追求消费效用最大化。所谓消费效用最大化，具体表现为：在支出相同情况下的消费效用最大化，或在一定消费效用下的支出最小化。事实上，在缺乏约束的条件下，消费者很难放弃原有消费行为下的“好处”，如“省时”、“省力”、“省钱”，水资源的过度消耗是因为自来水太廉价，造成白色污染现象严重的原因是因为塑料袋、塑料快餐盒带给人们方便的同时成本低廉，废弃物不能有效回收是因为人们不愿意费时、费力去完成看似不“值得”的小事，在这些眼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低碳消费行为就显得动力不足。

三是愚昧性消费。有些人不是用积极的进取和奋斗去获取财富，而是寄希望于神灵的扶助。在我国，许多地方封建迷信活动办得非常火，为了盼发财、保平安、求升官，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去抽签算卦，去烧香拜佛，做道场，请神汉巫婆。

尤其在农村，这样的愚昧型消费更为严重，它耗费了大量的生产资金，已经成为一些地区阻碍低碳消费的因素之一。愚昧性消费还包括吸烟、追逐低级趣味音乐、网瘾等，尽管它们还不是我国社会消费方式的主流，但其对低碳经济的影响和危害却不可低估。

六、结论。

综上所述，人文环境的各个要素，如价值观、传统文化、科学素养等，对低碳消费都具有一定的影响。从消费者产生消费需求、获取产品信息、选择评判，到做出购买决定以及售后评价，每一阶段无不体现了消费者的人文因素。不论是价值观，还是传统文化、科学素养，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消费者的低碳消费行为。为此，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努力营造良好的低碳消费人文环境。要唤起消费者文明消费和科学消费的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节俭、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的理念，用可持续消费的理念引导消费方式的变革，逐步建立于国情相适应的文明、健康、科学的低碳消费模式。

（1）确保消费对象的安全、可靠和节约。必须要组织和激励科技人员大力开发研制并在全社会推广节材、节能、节水型产品。

（2）促进消费结构合理化。各种消费都应合理、适度，逐步增加服务性消费比重和减少消耗资源的消费。

（3）提高废弃物回收的积极性。要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把垃圾生产、回收和处理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自觉做好垃圾分类、回收和处理。

（4）营造消费文化氛围。要开展通俗易懂、丰富多彩的低碳消费宣传活动，影响公众行为，促使他们接受新理念、新技术，沉着应对全球气候变幻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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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王兆峰。湘鄂渝黔边高等教育均衡发展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互动研究 [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1）。

消费意识论文篇12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文学经典”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以及这些“经典”在今天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首先,从纵向的历时性角度看,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接受和淘洗的过程。文学经典并非先在的存在,而是有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接受等多方面的背景,它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所有的事物一样,文学经典也并非永恒的存在,必然有其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其次,从横向的共时性角度看,“文学经典”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的统一体,其自身内部特质的规定性是它存在的基础。只有当文学经典的思想意蕴、艺术品质等方面具有了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时,才可以进入“经典”序列。而和文学经典有关的各种外部因素,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道德因素、社会舆论氛围、读者接受群等,都有可能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而且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越文学经典本身(如“红色经典”的形成主要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参与及文学体制化的结果)。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经典”地位不断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但同时,真正的“经典”所具有的地位又在这种挑战中得以巩固,“文学经典”总是处在恒态与动态、短暂与永恒、解构与建构的矛盾统一之中。我们只有撇下今天关于“文学经典”命运的种种预言,着眼于当代消费文化语境,才能认清文学经典的当下生存状态,并进一步揭示推动着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种种矛盾,把握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探求文学经典的生存之道。

二、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外部矛盾

消费文化浪潮改变着传统“文学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引发了当下一系列与文学经典有关的文化现象,“红色经典”、“四大名著”的改编,甚至“戏说经典”、“大话文化”等都是其突出的文化表征。其实,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无论是“文学经典”的尴尬还是解构,也无论是经典的危机还是地位的丧失,都首先缘自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的各种悖反和冲突,这些因素构成了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外部矛盾。

首先,文学经典的精英立场和消费文化的大众立场的矛盾。

文学发展的历史,是文学的自足性不断增强的历史。从古至今,对“文学”是什么的追问,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如果说中国古代还没有像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分野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有着自足的语言审美系统和完善的体制化管理系统的文学了。这对文学接受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识字能力、一定的鉴赏能力、一定的思维能力等都变得必不可少。一旦社会分工将文学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自在体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精英们言说的工具。以发轫于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为例,其启蒙的出发与指向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就是“谁启发,谁蒙昧”呢?显然,在这种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界定的背后,我们看到的还是一种精英意识。

作为人类文学活动的结晶,文学经典早已经超越一般文本,具有了相当的稳态性及神圣性。文学史的编写,是文化精英们按照一定的审美标准、价值趋向有意识地构造经典的活动,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经典化”过程,其目的在于固化已有文本被文学史家所认可的崇高地位。而公众对文学经典阐释的热情,只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文学经典的超越公众意识的特性,即大众对精英意识的追捧。相比较而言,公众接受的程度,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参照,我们甚至连此处的“公众”这个字眼都要加以怀疑———“公众”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以茅盾的《子夜》为例,这部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有谁进行过受众接受的实证分析来说明其已经被最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在1930年代的中国,国民的识字程度可以说是小说被“广大”公众接受的最大障碍,若对受众的接受能力进行检视分析,其结果可想而知。

然而,以消费同时作为起点和终点的消费社会却是以最大多数的公众的参与为特征的,公众不仅参与了具体的消费行为,同时也参与了消费文化的创造。没有了大众,消费行为就无法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消费文化也无法获得自己合法的生存空间。同时,消费社会所赖以发展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在大众传播媒体的参与下,普通受众对消费文化的接受成为可能。以赢利为根本目的的消费市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自然不会无视日益增长的大众的文化需求,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满足市场需求并生产出相应的文化产品,甚至利用消费市场中物质产品营销的惯用手段如广告、炒做等来刺激欲望、制造需求,从而形成了大众文化的繁荣景象。但应该看到,消费市场的无视文学与一般物质产品本质区别的生产和营销方式,使得“文化产业产生了一种威胁个性与创造性的同质性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中,“自我实现、自我表达的生活方式的产生,与浮华消费和风格化的自我呈现融为一体”。[3]这种畸形的繁荣背后,是大众欲望的无限膨胀及不合理的夸大。

而一种文化形态一旦形成,都会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是弱势群体自我表达和再现的方式,是与既有体制之主流价值对抗的方式。消费是一种涉及再现的政治策略”。①这样,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排斥乃至拆解便不可避免。如1990年代沸沸扬扬的王朔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立场的矛盾对抗。还有“Q版语文”现象,也反映了大众希图解构已有经典,站在大众文化立场去消解精英文化意识影响的努力。

其次,文学经典的既定价值定位和消费文化中多元价值观的矛盾。

文学为人类提供了诸如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多方面的价值满足,但是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种文化传播方式的诞生,使得人类的精神需求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得以实现,这便加剧了文学的危机感,文学经典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处境。正如有学者面对“大话文学”流行的担忧:“‘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后现代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4]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和文学以及文学经典本身的特点有关。文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审美思维特性,有学者认为,“‘发问’是文学的哲学品质的首要表现。亦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与哲学有着最深刻的贯通———哲学作为文化思维的核心,其责任是为社会提供思想动力和文化价值根基,这是文学介入社会历史的立足点之一。”[5]文学往往通过审美的方式将读者引向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思考;而经过文学史沉淀的文学经典,更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征服了一代代的读者。很难想象,那些没有引起读者强烈的心灵冲击,不能给读者提供美的享受,无法引导读者思考关于人生、世界等问题的作品,能够成为文学经典。

可是消费时代的到来却打破了人们关于文学经典的种种幻想,大众文化借助于媒体的力量不断地散播着世俗情绪、享乐意识,那些曾经在文学史上无立足之地的欲望化、浅表化、娱乐化写作一夜之间合理化、合法化、时尚化,以金钱交易为基础的商业法则深深地嵌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也成为消费社会普遍的价值衡量法则,这种法则不可避免的成为衡量文学的一把尺子。“上帝死了”,“我”便是上帝,每个人都被这个狂热的消费世界不断地中心化,社会价值观也由此不断地走向多元化。在商业运行法则的驱使下,快餐式的作品通过大众媒体以华丽的包装、令人眼花缭乱的热点,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快感,使人们通过这些文化快餐满足着自己日益膨胀的欲望。这样,当走进商品序列的文学经典一旦无法满足那些被消费文化所驱使甚至异化了的消费者的欲望时,便再也无法躲避残酷的市场法则的规约。于是,“经典”遭遇冷落成为“现实的一种”:

《我叫金三顺》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今年8月该书一经出版,在全国上柜不到一周2万册就售罄,重印2万册仍然供不应求,本周已经登上上海图书畅销榜第6名。不久前韩剧《我叫金三顺》已经由国内电视台高价引进,更令这本书的市场前景看好。[6]

在兰州西北书城经常上演这样一幕:很多中学生围在漫画书栏处,或蹲或站、或者干脆坐在地上,专注地看着手里的漫画书。相比之下,名著书栏处的中学生却寥寥无几。[7]

再次,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和大众需求平面化的矛盾。

文学经典的内蕴在整体结构上体现出立体化的特征。任何文本的接受都是读者从可感知的语言层获取更多的包容于内部的意义信息的过程,但是“文学经典”包容的意义信息具有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兰·巴特说,经典是具有可写性的文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接受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在“文学经典”中找到相应的信息,从而对文学经典的意义不断进行阐释。

文学经典本身意义的复杂性和可阐释性,是其意义立体化的基础。文学经典是具体的文化语境中的个体———作家的心智劳动的成果,作家个人经历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往往是产生文学经典意义的土壤。孙犁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曾经谈到作家人品和文品的关系:“这些作家,文章写得好,我以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对于文章,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作家的文学修养、知识面、实践经验、写作技巧等等,是和作品意义的生成密切相关的。同时,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存在,无论“生活”在作品中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固在的复杂性。文学经典所反映的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其意义的复杂形态。另外,读者接受活动的展开,是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实现的条件。受众一旦进入文学经典的意义的实现过程,其意义便不再完全是由作家和生活所决定,文学经典的意义因而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存在,受众的参与使得其意义日益立体化。如《红楼梦》意义的生成,就是从一般生活信息的传达深入到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进而达到更具形而上色彩的哲学思考。

但是,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的社会化、大众欲望的合法化、传播途径的多元化,使得大众的文化需求在“量”上日益膨胀,在“质”上却趋向平面化,突出表现是:取消深度的倾向;追求同质化的时尚、奢侈、快感等;大众需求呈现群体性的个体化等特征。其原因首先是大众传媒对文化消费的介入。以先进的信息科技为支撑的电视、电影、报纸、广播、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往往屈从于商业的利润法则,除了制造出各种文化繁荣的表象以迎合受众以外,更是强加给受众以各种不切实际的消费观念:“大众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工具,它一方面是遵循商业逻辑进行生产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又是操纵大众意识的工具。它充分充当‘把关人’的角色,通过创造‘模拟环境’,诱导人们接受它们宣扬的消费意识形态,从而推动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形成蔚成风气的消费文化。可以说,在现代消费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大众媒体充当了最佳孕育者和助产士的角色。”[8]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是消费社会中公众消费行为的“合理”进行及其结果。在消费中,多元化的大众的需求都指向被商业的利润法则引导的潮流和时尚之中,这样,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在商业和消费的共谋中渐渐地趋向同一层面,以便适应消费时代生产的大批量和大规模的要求,促使更大的消费,产生更多的利润。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文学经典”,与声音媒介、图像媒介相比体现出祛时尚化、祛奢侈化、祛快感化的特征,因此,文学经典也就很难摆脱被解构的命运。

第四,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共时性的矛盾。

如果从时间角度来考察文学经典的建构和接受,以及消费文化的生成和蔓延,即可发现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的共时性之间的矛盾。文学经典的历时性构成首先源于文学经典接受过程的超时性。文学经典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引发受众不断阐发的内驱力,在横向空间纬度上,它可以被不同的受众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以诠释,从而获得文学经典在空间中的拓展,同时也可以在纵向的时间经度引发再阐释的欲望和生存空间的再拓展,从而获得相对恒久的超时性。其次,传统文学经典传播介质的历时性。与电子传媒相比,纸质媒介生产的技术已相当成熟,从毕曰升发明活字印刷的那时到现在的激光照排,其生产已经走向大规模的“机械复制时代”。由于其载体的物质特性,为固化于纸质传媒并承载历史沧桑的文学经典大大扩展了自身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和文学经典的历时性相比,消费文化则带有更多的共时性特征。消费社会中消费的一次性倾向导致商品的符号化和消费文化的时尚化。大众媒体通过自己特有的传播手段,使得时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在社会中“肆虐蔓延”,形成风尚,同时又通过时尚的不断更迭制造着走马灯似的繁荣表象。符号这个虚拟的存在引导消费者往往忽略了商品的物质实在性,而更多地沉溺于消费商品时折射出的个人欲望的虚幻的满足中。而且,消费文化赖以传播的手段如电视、网络、广播等电子传媒在有效地扩大其传播范围的同时,也潜藏着由于过分依赖高科技而引发的失语乃至瘫痪的巨大威胁。更重要的是,传播手段的不断变革会引起消费文化从形式到内容的变化,使其很难取得恒态的存在方式。这样,消费文化虽变化多姿但却无法超时存在。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已经被纳入整个社会的消费系统,公众会更多地倾向于将文学经典也作为商品的一次性消费,而忽略对其意义的历时性发掘,因而使得文学经典也遭遇时尚一般转瞬即逝的命运。例如,影视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四大名著改编热,以及近些年通过各种媒体参与8出现的“红色经典”改编的再度升温,仍摆脱不了其“热”后的短暂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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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三、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自身的悖论

悖论一:文学经典主观上的价值回位与客观上的价值失位。

如果我们反过来审视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在这种努力的背后所隐含的难以抹去的忧思:文学经典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确正在失去自己的价值位置。需要注意的是,学界这种对文学经典价值定位的努力,似乎更引发了另外一种危机。因为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元价值的碰撞与冲突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一旦文学经典为自己规定了崇高的、超越的、神圣的、近乎完美的价值立场时,便内在地引发了多元价值的消解欲望,而消解的后果便是文学经典价值的又一次迷失。同时,由于文学经典的价值界定牵涉到经典本身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两个方面,而内部要素往往是一种稳态的存在,外部要素却经常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当其内部要素的稳定性和外部要素的易变性产生矛盾时,文学经典便会处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摇摆于价值的失位与回位之间。

当代消费文化的泛滥,引起了文学经典的各种外部要素的巨大变化,而其内部要素的相对稳定性又促使着文学经典化进程的持续,文学经典借助学界的力量消化各种外部因素变动带来的影响,以维持其固有的地位。但这种主观上的努力却面临着客观的消费文化的生态背景,消费文化形态的流动性、易变性,使得刚刚形成的价值定位顷刻间土崩瓦解,从而再一次陷入了价值的迷失状态。所以说,文学经典的这种悖论性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是很难克服的。

悖论二:文学经典意义的主观解构与客观强化。

文学经典接受上的历时性及其意义上的立体化特征,都使其处在不断的解构与重构交替的进程中,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也不例外。以四大名著的解构为例,这儿有一则材料:

据了解,迄今《水煮三国》已经重印23次,销量突破80万册。可以预料,到今年年底它将轻松突破百万大关,成为本土财经书的一个奇迹。

当然,跟风也有不同的境界,从市场反响和媒体评论来看,《麻辣三国》、《麻辣水浒》和比较另类的《诸葛亮日记》,有脱颖而出之势。《麻辣水浒》、《诸葛亮日记》和另一本不同于“水煮”风格的《闲看水浒》都是今年6月出版。因此可以说,在《水煮三国》出版一周年之际,又形成一次游戏《三国》、《水浒》的小高潮。[11]

我们要反思的是,名著解构热背后的经典意义的重构,是否削弱了文学经典的影响力?是否使得文学经典结束了经典化的进程,而进入了一般文本的序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首先,文学经典的改写本能够被市场认可,无疑促进了文学经典传播空间的扩大。不可否认,在当下,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些改写本而进一步了解文学经典文本的。其次,虽然文学经典的原有意义被解构,但是却生成了新的意义。表面上看,这种新的意义确实和文学经典所内蕴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意识、审美意蕴相去甚远,但实际上,这是文学经典的经典魅力影响的必然结果。文学经典的意义本来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可供人们不断阐释的结构,无论这种新的意义建构在理论家看来是何等离谱,但它终究是对文学经典意义的再诠释。同时,已经固化在文学经典文本中的意义信息并不会因此消失,相反会与新的意义信息同时存在,甚至可能互相作用,产生出全新的意义。比如,通过阅读《水煮三国》,有些人可能会回过头来重新阅读《三国演义》,从而获取已经固化了的意义信息(即经典意义),同时获取高深的管理知识。所以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的意义是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

悖论三:文学经典生产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实际质量的贫乏。

消费社会文学经典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今天,不仅大众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而且参与文学写作的新的群体如所谓的网络、自由撰稿人、少年作家、名人作家等不断出现,大大地扩充着写作者的队伍。同时,文学生产、传播的条件和手段不断地得到改善,如微机的应用不断改变着作家用笔写作的习惯,而且疾速提高了作家生产的文字数量。文学作品传播的速度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作品的商业运作体系中,有些作品甚至还没有生产出来,宣传与广告等一系列营销战略就已经展开。贾平凹的《废都》、刘晓庆的《我的路》等,都是这种运作模式下的产物。消费社会对于商品的大规模消费,要求作品大批量地生产,这也促使了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

但是,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仅仅是为文学经典生产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要条件,并不能就此而形成更多的“经典”。从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来看,文本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是经典化的基础,各种外部条件只会加速或者延缓文本经典化的历程。在消费社会中,商业的运行法则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的生产,作家为了提高文学产品的销售量,不得不屈从于市场,这样,各种媚俗的、格调低劣的作品便不可避免地大量涌现。如果作家坚持自己纯正的文学立场,则可能面临不被读者接受的尴尬,而这显然是消费社会的文学生产机制包括生产主体———作者所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所以,一旦当文学文本缺乏思想和艺术沉淀的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时,即使消费文化用各种商业化的手段“造经典化”,这些所谓的“经典”也终会被时间所淘洗。

四、对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未来走向的思考

第一,在文学经典价值坐标的厘定中,构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互动平台,寻找两种文化的契合点。

要摆脱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固有思维模式,不能只看到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不相容的一面,更要看到二者之间互相包容和互相补充的一面。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所谓高雅与低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过去的大众文学,可能就是今天的精英文学,两者常常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变动状态之中。但不管怎样,它们往往是互相补充的,谁也离不开谁,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消费文化的出现,使文学经典面临一系列矛盾,这与我们对大众/精英文化、高雅/通俗文化之间关系的不全面认识密切相关。如果能够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文学经典面临的矛盾才会逐步消除。同时,如果我们把文学经典问题的出现当作处理两者矛盾的一个契机,则会达到双赢的局面。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厘定文学经典的价值坐标,虽然这个问题在学界有较多的争议,但是往往限于学术理论概括层面,而没有将实践这个很重要的环节考虑进去。正如有学者所言:“调查与统计是文学经典化的必要手段,佛克马在北大讲演时曾做过问卷调查,国内学者却很少有人这样做。出版界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12]如果将实证分析纳入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许经典的价值坐标就远非如理论家们想象的那样。

同时,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也具有相对性,其被再次解构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可以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建立一个坐标:时间是经典化的纵向贯穿线,而共时态的空间则是文学经典本身以及和它相关的各种外部要素共同构成的一个“力场”。一般地讲,当文本经典化进程开始的时候,首先是文本的内核如思想内涵、审美意蕴、艺术手法、题材、体式等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它本身必须具有足够丰富的信息含量,而且这些信息能够和处在文学经典外部的各种要素如政治意识形态、读者接受、出版发行、市场运行等产生交流,形成一个全方位的互动的“力场”。如果这个“力场”可以在时间的经线上持续运行,则其经典程度就越高,从而构成所谓的“恒态经典”或者“文学经典”。但如果无法持续运行,则该文本必然会退出经典化进程,也即构成所谓的“动态经典”或者“文学史经典”。当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文本的各种外部要素有可能会先于作品本身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使其强行进入经典序列。这种价值坐标的建立,有望消解精英立场和大众立场的矛盾,构建两者之间交流的文化平台。如那些并不被精英学者看好的武侠小说,当其内蕴足以和外部的各种要素产生强烈的交流时,并且这种交流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话,那么它就进入了经典文本序列,可以成为“文学经典”。

第二,深刻认识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特殊规律,为文学经典走向市场创造必要的条件。

只有深刻认识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所面对的各种矛盾,才能因势利导,化解矛盾,为文学经典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尤其要深化对文化产品消费市场的认识和研究,文化产品消费市场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消费市场的特殊规律,两者不可以等量齐观。在文化产品消费市场上,产品的价值如何实现?产品销售的商业策划如何进行?如何追求利润的最大实现?如何引发大众的购买欲望?……这一系列问题都期待着我们去探索。尤其是具体到文学经典,当它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怎样去规避消费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潜在威胁?怎样引导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消费?这些问题变得相当迫切。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学经典不但有商业价值,而且其商业价值往往大于一般的文本,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读书月组委会曾经在2000年做过一次同样的调查……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中国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依然受到年轻深圳人的偏爱。四大名著在深圳保持较大的销售量已经持续多年。这个迹象表明,年轻的深圳人渴望着对传统的接续。[13]

表面上看,文学经典的改编本销售量非常大,但是深层考虑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借助于文学经典的市场号召力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学经典的本身价值,也就没有了这些以文学经典为资源的改编本的商业成功。虽然文学经典可能遭遇暂时的市场冷落,但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消费的市场前景仍然是相当广阔的。

第三,跳出语言文本是文学经典生存惟一方式的狭小视阈,转向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

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参与文化构建的意识和可能比原来大大地增强了,这为文学经典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受众背景;而同时存在的受众的接受选择指向平面化、快感化、时尚化,缺乏理性的规范,这对于文学经典的语言文本的接受显然是不利的。但站在更开阔的视野看,各种大众媒体却能够以自己的传播方式拉近和大众的距离,通过他们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传播乃至推销文化产品,进而影响大众的接受偏好和思想意识。所以,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成为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生存的必然选择。实际上,文学经典完全可以利用现代传播科技的成果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图像文本、声音文本、电子文本等都是文学经典可以借重的介质。文学经典可以利用大众文化的宠儿诸如电视剧、电影、网络等走进大众生活,以更加具有亲和力的方式接近大众,让大众心甘情愿地接受。如近几年来非常兴盛的“电视散文”,以其优美的画面语言和娓娓动听的朗诵感染了不少的观众,其中选择的作品,大多数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散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许多人才开始接受这些经典作品。还有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也是推动文学经典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尽管因为媒体特性的差异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甚至引起一些非议,但是在文学经典的大面积传播还没有寻找到更好的途径之前,仍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子。在这方面,有好多成功的例子。如钱钟书《围城》的改编,当电视剧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些评论家甚至将其看成中国当代十大经典电视剧之一。不少受众都是在看了电视剧之后才去阅读原著的,因为导演对这部小说的主题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就更易于让那些非专业的文学接受者进入经典。这样,文学经典借助现代传播媒介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对它的接受活动中来,在扩大文学经典影响力的同时,引导和规范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构建新的社会文化氛围。

第四,要使文学研究尽快走出和大众相对隔绝的“象牙塔”,拉近和大众的距离。

近些年来,在一系列学术评价体制的规范与制约下,理论研究反而有封闭化的趋势,很多理论成果仅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范围内流通。虽然这种相对封闭的学院式研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推动学术研究保持其理论性和独立性,但是却不利于大众对于学术成果的消化和接受。尤其是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这种问题更显突出,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也不例外。目前,文学批评的规范化的学术话语固然可以保持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学理性,但这对于文学经典的接受却存在着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实际的情况是大众对文学经典的理解往往局限在比较浅显的层面,却无法把握经典复杂深刻的思想意蕴、艺术魅力,急需要审美引导。而另一方面,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尽管具有阐释经典的能力,却无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要弥补这种“断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逐渐改变自以为是(高深艰涩)的话语方式,致力于建设大众传播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和文论体系,以加快研究成果的传播和接受。同时,探索学者和大众之间交流的多种途径,为大众提供易于为他们接受的理解方式。在这点上不乏成功之例,如近年来收视率颇高的CCTV-10的《百家讲坛》节目,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提高了普通大众对社会现象、文学作品等的认识和理解。许多知名学者之所以能够给普通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正是源于文学经典与大众传媒的紧密结合。当然,提高学者和大众以及作家之间交流的途径并非局限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实践中探寻其他更为有效的途径。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可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导作家树立“精品意识”,为读者创做出更具影响力的经典作品来。

[注释]

①狄塞陶(MicheldeCerteau)、费斯克:《消费作为一种对抗性的战术》,转引自陈坤宏《消费文化论》,台湾扬智出版公司1995年11月版,第101页。

[

[2]罗刚.西方消费文化理论述评[J].国外理论动态,2003(5):36-42.

[3]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22,34.

[4]陶东风.“大话文化”与文学经典的命运[J].中州学刊,2005(4):234-236.

[5]陈晓明.当代文学的哲学贫困[N].长江日报,2001-09-03(6).

[6]曹雪萍.韩国影视书不断搅动2005年畅销书市场[EB/OL].中国新闻网,2005-09-05.

[7]首选网络小说漫画中学生缘何不爱读名著[EB/OL].人民网,2005-02-17.

[8]燕道成.论大众媒体对消费文化的建构作用[J].中州学刊,2005(6):239-242.

[9]王宁.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铸[J].当代外国文学,2002(3):123-130.

[11]不麻不辣不革命出版界流行水煮“三国”、“水浒”[EB/OL].新华网:读书频道,2004-07-12.

[12]金宏宇.90年代的文学经典化之争[N].光明日报,1999-06-24(8).

消费意识论文篇13

自1972年《只有一个地球》发表以来，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制造各类商品包装消耗大量资源的同时，大量的包装废弃物也给环境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每年产生的分装垃圾为450亿吨以上。

改革开放至今已有将近40年，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我国每年产生的工业固态废弃物约6亿吨，城市垃圾1亿吨，其中包装废弃物在重量上约占城市固定废弃物的15%―20%，而在体积上则占25%―30%，且排放量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每年未利用废弃物的价值高达300多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遏制过度包装，选择绿色包装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产品包装是否为绿色包装也将逐渐成为顾客选择商品的一个重要因素。

绿色包装，又称为无公害包装和环境友好型包装，是指整个生命周期中对于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没有伤害，能够重复使用和再生，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包装。绿色包装实施包装减量化，易于重复利用或易于回收再生，从原材料采集、材料加工、制造产品、产品使用、废弃物回收再生直至最终处理的生命全过程均不应对人体及环境造成伤害。

王建明和贺爱忠等（2011）基于扎根理论，认为影响消费者低碳消费行为的内部和社会心理原因分别是个体心理意识和社会参照规范。张松梅（2012）通过1201份青岛社区居民和在校大学生的调查问卷，认为消费者环境问题的意识、低碳消费的知识、个人责任意识等诸多因素都对低碳消费行为构成一定影响。张露（2014）在有关碳标签对低碳产品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中，构建出碳标签对低碳产品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模型，涵盖宣传教育、环境意识、消费者认知、消费者偏好和消费者行为五个维度。王家国（2004）通过大量的样本研究和调查问卷，得到了“对于不同的绿色产品，价值观的影响也会有很大差异”的结论。但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只选取高校学生作为样本变量，导致样本代表性不强，仍有可以改进之处。王国猛（2010）通过大量的样本分析，对个人价值观、环境态度和消费者绿色购买行为三者的关系进行假设，得出了个人价值观对环境态度以及环境态度对消费者绿色购买行为均有正向影响的结论。贺爱忠（2012）基于低碳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认为低碳态度显著正向影响城市居民低碳消费，城市居民低碳责任意识越强烈，消费者的态度就会越“低碳”，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就会越注重“低碳”。谢守红（2012）在城市居民低碳消费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发现，从内外部因素来看，对城市居民低碳消费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是责任感、生态价值观、低碳认知、产品价格和政策感知效果。贾姗（2012）基于个人参与碳减排的行为及其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对个人碳减排行为有显著影响的心理变量，包括认知变量、态度变量、个性变量和自然中心环境价值观，环境责任感也对人们选择绿色产品产生一定影响。

在本次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在了解和分析了国内外其他学者对于消费者行为的研究成果和结论之后，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将情感因素分为消费者对环境保护的一般态度、消费者对绿色包装的特定态度和消费者责任感三个方面[3]。通过设计发放调查问卷，并利用SPSS和AMOS对问卷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其对消费者购买绿色包装产品行为的影响。

消费者对于环境保护的一般态度是指消费者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总体的态度，如是否同意“人类现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是否“愿意为环保活动捐钱或者为保护环境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等等。这些态度可能引起消费者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环境保护行为，从而有利于消费者选择特定的具有绿色包装的产品，而不是普通包装的产品。因此，本文假设：

H1：消费者对于环境保护的一般态度对于消费者购买绿色包装产品具有正面影响。

消费者对于绿色包装的特定态度是指消费者对于绿色包装这个特定的层面的相关态度，如是否认为“消费者应当在消费的过程中主动关注或选择绿色包装”、是否愿意“在同等条件下购买带有绿色包装的产品”等。以上态度能够直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积极的态度容易促使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绿色包装的产品。因此，本文假设：

H2：消费者对于绿色包装的特定态度对于消费者购买绿色包装产品具有正面影响。

消费者责任感，即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感，是一种适度消费、保护环境、资源节约的意识，能够理性消费、不畸形消费。基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意识，责任感强的消费者更易于理解和接纳绿色包装产品，接受绿色包装产品相较于普通包装产品可能出现的较高价格，从而产生购买绿色包装商品的倾向。因此，本文假设：

H3：消费者责任感对于消费者购买绿色包装产品具有正面影响。

基于以上假设，建立模型（如图1所示）。

根据文中的假设和模型，本文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问卷第一部分包括受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学历等控制变量；第二部分是对消费者对于绿色包装的认知水平和购买现状进行了解；第三部分则采用李克特量表，针对GA、PA和CSR三个因素，从“1”至“5”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不怎么同意”、“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

（一）研究被试

我们在线上和线下同步发放了调查问卷。线上累计收到问卷193份，有效问卷达157份，问卷有效率为81.35%；线下累计收到问卷185份，有效问卷117份，问卷有效率为63.24%。其中，男性占55.56%，女性占44.44%；25岁以下占29.06%，25―39岁占47.86%，40―49岁占15.38%，50岁以上占7.69%；家庭年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占17.09%，小康水平的占37.61%，中产阶级占13.68%，富人群体占16.24%；小学及以下学历占1.11%，初中学历占18.21%，高中学历占27.35%，大学学历占49.06%，硕士生及博士占4.27%。

（二）统计分析方法

本文通过整理问卷数据，利用SPSS进行问卷的信度检验、效度检验和描述性统计数据分析。在AMOS中，以消费者购买绿色包装产品的行为、消费者对环境保护的一般态度、消费者对绿色包装的特定态度以及消费者责任感作为潜在变量，将每个因素对应的题项作为测量指标变量，从而将理论模型转化为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对结构方程路径系数和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参数等的计算和分析，对假设进行显著性检验。

（一）量表的信度检验

在进行假设检验之前，首先进行量表信度检验，即计算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系数）。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计算结果均大于0.7，则表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良好，量表的信度检验通过。

（二）量表的效度检验

进行信度检验后，接着进行了量表的效度检验，即进行KMO和巴特利球形检验。数据的KMO值为0.857，大于0.5，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5的巴特利球形检验，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数据中提取出3个主成分，主成分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5.94%，大于70%。由此可见，问卷通过了效度检验。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3个观测变量的对应指标题项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四）建立结构方程模型

根据前文中的问卷数据分析，本文中涉及的变量的信度和效度均达到了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要求，因此可以将本文中提出的理论模型转化为结构方程模型。其初始模型路径如图2所示，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数如表3所示。

进行结构方程拟合度参数的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GFI、CFI和NFI指标均未达到给定的临界指标0.9，但是在0.8以上。根据研究表明，当每个潜在变量由多个测量项目组成时，如果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即RSMEA）能够小于0.08，则可以认为模型是合理适配。因此，综合来看，本文中提出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度是可以接受的。

（五）研究结论

根据以上的数据处理并结合表5的数据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假设H1、H2和H3均能够得到实证研究结果的验证。

由此可见，消费者对环境保护的一般态度、消费者对绿色包装的特定态度和消费者责任感均对消费者购买绿色包装产品的行为有正面影响。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对环境保护的一般态度对消费者购买绿色包装具有正面影响。而问卷数据表明，对于是否重视环境保护的问题，绝大多数的消费者的表达的是肯定的态度，也愿意通过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为环保事业做出一份贡献。在此基础上我们建议，企业在生产制作产品包装时，尽可能使用安全、可降解、可回收利用、对环境无污染的原材料；在产品的包装制造过程中减少“三废”的排放，做到达标排放；在产品包装设计方面，避免过度包装，增加绿色亮点；在产品宣传时期，在宣传产品本身的同时加大对包装对环保的正面影响的宣传，树立企业绿色环境友好的形象，以此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从而促进消费者对本企业产品的购买。

由本文研究表明，消费者对绿色包装的特定态度对消费者购买绿色包装的行为具有正面影响。但是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消费者对于绿色包装的认识并不全面，尤其是受教育水平低的消费者，将绿色包装的定义局限在对环境和人体无害、能重复使用等几点上，所以，提高消费者对绿色包装的认识是促进消费者购买绿色包装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不仅需要消费者自身加强对绿色包装的了解，还需要企业加强对绿色包装的宣传。同时，政府也要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来监管企业的产品的绿色制造。此外，要设法同时引起公众对绿色包装的重视。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消费者的责任感也正面影响其对绿色包装产品的购买行为。为促进消费者对绿色包装产品的购买，政府应加大对通过购买绿色包装产品来达到环保的宣传，大力支持和鼓励对环保有贡献的企业；企业则可以多组织或者参加一些相关环保活动，在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的同时，带动消费者的环保积极性促进绿色产品的销售；作为消费者本身，在购买产品时则应多关注产品的包装，增强环境意识和责任感，尽可能选择购买绿色包装产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之处。首先，在问卷发放过程中，受到地域等客观因素的限制，我们发放的问卷涵盖的地区和样本数量有限，这使得本文结论的推广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和证实。其次，本文中提出的情感因素仅为消费者购买绿色包装产品影响因素的一个方面，社会人口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和情境因素等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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