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论文篇1
PersonnelBureau,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Abstracts]ProfessorRosnerusesthesetofmicroeconomicconceptsandtoolstoanalyzethecauseofsocialpolicy,theextentofsocialpolicy,theobjectivesofsocialpolicy,somepoliticalscienceaspects,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Itprovidesanewparadigmfortheanalysisofsocialpolicy.WeintroducethefindingstoChinesescholars.
[KeyWords]EconomicsofSocialPolicy,SocialHealthPolicy,Economicsof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著《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配。关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定理：在某种经济状态下，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们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导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损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严格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资财可以实现每一个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给竞争的市场。第二个定理能用于社会政策的背景吗？这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因为这样，国家可以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再分配。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征税，以资助特殊群体。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征税和转移支付产生大量的分配效应，因此，没有任何分配效应的再分配是不切实可行的选择。
2.2不确定性分析
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经济学中分析不确定性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预期效用函数或者叫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NM效用函数不是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却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从数学上讲，NM效用函数的优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经过适当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经济学定理）的基本结果有效。不确定性对于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帕累托意义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确定性得到解决后，情况变得相当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寿命超过他们的预期和他们积累的财富资源，解决这样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保险。不测事件有关的涉及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可以通过市场来保险来防备有些不测事件的发生，而对其他一些不测事件，则不存在市场保险，必须由社会政策来补充？
是否存在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特定的市场失灵？从帕累托意义上讲，保险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条件有两个（1）事件的独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与不对称信息相联系，导致非帕累托最优均衡的两个问题：一是逆向选择（事前机会主义），另一个是道德风险（事后机会主义）。这些都是研究社会政策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会政策的经济原因
首先是风险分离与保险金供给不足。在不同的保险计划中，风险分离不被社会想望，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规范方面的原因：为什么具有不同风险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险费？二是如果出现信息不对称，风险分离可能导致保险金供给不足。避免风险分离的一个办法是建立社会保险。当社会保险建立后，它不可与以能够分离风险的保险公司为竞争对手。因为保险公司会拿走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而把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留给社会保险。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竞争，但风险分离必须被抑制，抑制的办法是，强制保险公司为申请人提供一份合约。另一个办法是，竞争的社会保险机构之间横向补贴，即拥有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必须给拥有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补贴。一种风险，由于它产生恶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场保险公司不愿为它保险，而社会保险机构可以为它保险。社会保险是在一种制度安排内保险和再分配收入的设置。
第二个方面是经典的市场失灵观点，即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分配的结局是非帕累托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现市场失灵。这可以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没有被覆盖的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然而，如果抑制个人所属的群体产生成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高风险群体被约束在市场中，那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3]
2.4社会政策的效应
不管社会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考虑社会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有时候，这种考虑会被拒绝，因为一些人认为社会政策颁布的目的是应当将经济考虑置于一边。但社会政策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讨论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否应当实施，而是分析社会政策应当怎样实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达到社会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会政策计划有两种类型的效应：一是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应(distributiveeffects)。这两种分配的意思几乎一样。之所以做出区分，是为了分析两种不同的问题：A型分配问题是分析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影响资源的使用，即在引入养老金制度后，总的储蓄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以及劳动供给由此受到怎样的影响。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务如何影响社会政策计划的供给，这是总的福利问题，不考虑在不同人群之间如何分配。对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讨既定的福利总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询的是谁受惠和谁支付的问题。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问题不可能被明确地区分，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必须做出区分。
2.4.1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A型分配效应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实施社会政策计划，相对价格改变。价格变化是因为某种商品或活动变的便宜了，以及资助计划需要缴纳保险费改变其它商品或活动的相对价格。为了了解税收或收益如何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影响经济活动，我们可以使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在家庭户理论和公司理论中，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分（具体分析略）。这些A型分配效应是目前许多国家社会政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社会政策背景下讨论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应包括：（1）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如养老金计划、失业保险、贫困减少等）。（2）储蓄和消费（如养老金计划、健康保险等）。（3）使用免费和（或）补贴价格供给的商品和服务（如健康服务、住房补贴、贫困减少等）。
2.4.2D型分配效应。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收入分配的效应时，我们必须对下列问题做出判断和假设：
（1）、比较分配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是使用“历史上既定的分配”还是使用“理论上解释性的分配”作为标准呢？一个现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理论分析，使用理论标准更可取，不应把这条标准看成规范标准——一个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体假设下的奏效的分配。经济学可以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2）、计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样的计量单位？一方面使用以个人、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数据，会使研究的结果产生差异；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数据的可得性。在一些国家，关于家庭户的收入数据很难得到。
（3）、再分配或保险？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区分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提供保险好还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时候，把再分配计划看作保险是一个有用的方法。因此，当探询一项计划的垂直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当探询一项计划的水平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规模、发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缴费和补助金的归属，即：谁得到补助金，谁缴费？社会政策法规只从形式上规定谁必须纳税和缴费，谁接受补助金，而不决定谁实际承担税收负担和谁实际得到补助金。“税收归属”探讨这些问题。
（5）、应用研究，使用解释性的案例，还是使用真实数据，哪个更好？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欢用实际数据，但研究社会政策时，使用实际数据会出现问题的。这些问题是由于在终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现的。首先，研究者会需要几十年个人化的数据，这样的数据很难得到，因为缺乏对过去几十年数据的系统处理，另外，还因为被分析的制度设置存在的时间不够长。其次，在使用经验数据的时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会政策计划的效应和结构变迁的效应。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过程的收入数据，但由于不同的时间环境，收入发生变化了。由于经济增长，对于特定的同批人来说，收入增加对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垂直再分配是无关紧要的。[NextPage]
3、应用分析
在这部分，我们重点介绍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和养老金政策。
3.1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3.1.1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两种方法
在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文献中，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精选的假设方法，另一个是社会政策方法。精选的假设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种资本储存，这种资本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进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社会政策方法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就卫生健康问题来说，只有在技术的可得到的情况下，才有特殊服务需求在卫生健康与其它商品消费之间没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这种方法不探究卫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卫生健康服务的效用，不考虑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与其它商品之间的选择。这种方法是大多数涉及卫生健康的社会政策立法的基础。这两种方法只有在事实的和规范的假设下才切合实际。精选的假设方法假定关于自己的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人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出决策。社会政策方法则拒绝这种观点，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务。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方法与事前和事后的观点联系起来：经济方法采用事前的观点，它考虑预期效用；而社会政策方法关心实际结果，采用事后的观点。每种方法都不全面，因为一种方法忽视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种方法包含。概括地说，精选的假设方法忽视了需求问题，而社会政策方法没有考虑提供卫生健康服务的经济问题。
3.1.2公共健康保险的目标：规范方面的问题
（1）贫困。让一些收入太低买不起保险的人能够得到健康服务。（2）维护人口健康。一项成功的政策不仅减少疾病发生率，还要提高健康水平，这是一种定位于输出型的目标。还有一种定位于输入型的目标，即保证良好的健康服务的供给。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健康并不随着医生和医院床位数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会健康政策要覆盖没有被商业保险的风险。（4）实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计划。（5）实行有利于高风险人群的再分配计划。
3.1.3A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应，它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资源的使用。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社会政策是否导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归结于（1）价格上涨。我们必须对价格上涨与质量提高做出区分，因此可以说，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价格上涨引起的。（2）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卫生健康服务，部分归结于政治和社会因素，即越来越多的人享受服务、健康服务延伸到都市以外、过去被认为是偏离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健康问题。（3）人口演变。人口参数的变化会影响健康支出：预期寿命增加和人口构成的变化。（4）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许多医疗服务变得便宜了，但同时刺激新的医疗产品的研制，增加医学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制度具有许多D型分配效应：人与人之间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际的再分配，以及个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再分配。评价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的基础是公平保险。评价再分配的数量，必须假设收益和成本的归属。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假定在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中没有赤字或剩余。假设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仅仅是一项以健康服务成本为标准的保险、别无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应建立在这样的假设的基础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还要考虑社会地位和教育等问题。
3.2养老金经济学
3.2.1养老金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基金制度比较，非基金制度的长处
要了解养老金制度的运行情况，我们很自然地假定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讨最优的储蓄量是多少。为了方便起见，通常把养老金制度放在一个特殊的框架内，即迭代模型中来分析。假定把一个人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两代人，一个人在第一时期工作，在第二时期不工作、如果没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费储蓄金。再假定他只关心自己的消费，不打算留下遗产，进一步假定死亡的时间是确定的，那么:
maxU(c1,c2)
c1是第一阶段的消费，c2是第二阶段的消费。如果没有公共养老金，他必须考虑以下限制：
c1=w-s
c2=s(1+r)
s为储蓄，r是利息率，结果是最优储蓄数量为s*。在封闭经济中累计的储蓄决定资本存量。
为了讨论公共养老金引入后的效应，需要区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缴费比率不大于人们自愿选择的储蓄率，那么，限制不会改变（b：对养老金制度的缴费比率）。
c1=w(1-b)-s
c2=s(1+r)+bw(1+r)
如果义务储蓄挤出自愿储蓄，那么最优储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计划，并且缴费比率定为β、养老金为p，那么个人面临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养老金制度既没有赤字也没有剩余，β决定p，反之依亦然：
c1=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两个时期消费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话，∂s/∂p<0，非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减少了私人储蓄。在实行PAYG（现收现付）制的国家，由于较少的资本存量，利息率更高，边际劳动产量更小，这是引入非基金制的结果：第一代的消费增加，而后代的资本存量更少。这对福利有何意义呢？为了比较非基金制和基金制的差异，仍需要采用帕累托标准（具体分析略）。由于人口增长，实行PAYG制使所有几代的福利更好。
通过引入非基金制确保所有几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个假设是：什么时候通过要素W，一代人与下一代产生捐赠，W相当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较两种养老金制呢？如果缴款率不超过最优储蓄率，那么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为了比较两中制度，我们需要比较两种收益率。假定缴款率b不变，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劳动生产率（W=1+w），n表示人口增长率（N=1+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优。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那么引入PAYG制将确保帕累托改进。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低，这就是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进的原因。概括地说，将PAYG制转为基金制通常不会产生帕累托改进。
3.2.2A型效用：劳动力供给
大多数国家的有效退休年龄在下降，分析这个问题必须假定养老金制度不改变个人财富，即这种养老金是一种公平养老金。尤其是如果一个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财富不变。如果有公平养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个具体年龄退休？假定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分为消费和闲暇两部分，U(ct)+V(lt)。其中，ct表示消费，lt表示闲暇。他从t=0工作到N；储蓄率为s；缴款率为b。那么c+b+s=1。终身效用是（T为最大生命跨度，c为一年的消费）：
U(c)N+[(U(c)+v)(T-N)]=U(c)t+(T-N)v
人们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c
s.t.Tc≤N(1-b)+(T-N)PP:养老金
养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预算限制减少到Tc≤N
如果没有遗产，他消费所有工作期间所挣，养老金不影响退休时间。如果有借贷限制，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贷款的利息率明显高于储蓄利率，那么养老金制度会影响退休决策。C*表示工作期间最优消费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优的消费，因此他在工作期间的消费是1-b，。最优化问题变为（Cr表示退休期间的消费）：
maxNU(1-b)+(T-N)[U(Cr)+v]
Cr,N
s.t.N(1-b)+(t-N)C*≤N
可以看到∂N/∂b<0。增加缴费率相当于增加养老金，降低退休年龄。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养老金制是公平制的，通常有最低退休年龄和最低缴纳年限的限制，另外不同的税收规定可以使用于工资收入和退休收入，还有对提前退休的特殊规定等。
3.2.3D型分配效用
没有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一般理论，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完全取决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释。许多养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应，主要是由于收入与生命预期的相互作用。与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预期寿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预期的差异，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计划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较不同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必须考虑其他社会政策计划，如社会援助、健康服务等。
影响再分配总量的三个重要方面是：（1）性别。女性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平等对待男女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预期寿命更长，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状况。大多数养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养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为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如果幸存者养老金制度根据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确定补助，那么幸存者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单身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户，如奥地利。
3.2.4人口变迁与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
预期寿命的增加和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减少劳动人口，这两种人口学要素的变化对养老金制度产生的影响有：（1）从绝对数和占GDP上讲，加重养老金负担。（2）为了保持养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须增加缴款比率。（3）缴纳的保险费的收益率显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规模发生变化。[NextPage]
4、评论
罗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给我们这么几个印象：
第一、多学科交叉研究问题。罗斯那先生不仅使用了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作为分析社会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础，还在分析过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另外，将人口学的变量（如预期寿命、生育率、人口增长、抚养比等概念）纳入到分析中来。当然，这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希奇，但对于我们研究社会政策来说，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一般比较熟悉或习惯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关注去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的时候，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来。常常是研究经济学的不熟悉社会学，研究人口学的不熟悉经济学和社会学。错用、误用其他学科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现象时常发生。单一的知识结构是远远不能社会政策研究的，社会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不仅如此，还需要在研究中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作到融会贯通，只有这样，社会政策研究的根基才会厚实。从我们阅读的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的文献来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种趋势，我们需要补课并迎头赶上。
第二、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经济学有新古典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思想，罗斯那先生的社会政策经济学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4]。但不管怎样，罗斯那先生为我们研究和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他提示我们社会政策不仅仅是对社会问题简单的描述和提出解决的办法，社会政策更是一门学问，需要有理论基础。广泛地说，在经济学内部，不仅新古典主义，其他学派同样能够为社会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其他学科的理论如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也是如此。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做社会政策研究，习惯于就某种社会问题和现象提出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础理论的阐释，使得政策建议显得单薄、空泛，缺乏说服力，往往是一项社会政策研究学术论文不象学术论文，政府工作报告不象政府工作报告。象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国家，一种社会问题涉及许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策的原因进行阐述，并在研究中总结出一套有效的理论。
第三、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一般来讲，社会政策应当有其研究的范围，不能将其外延泛化。罗斯那先生总结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将社会政策限定在五个方面，并指出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对这种限定可能会有争论，但我们认为这种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围和研究领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扩大或缩小，在内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减少，值得进一步探讨。时下，学术界和政府界关注的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等，他们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会政策的效应。罗斯那先生区分了社会政策两中不同的效应，我们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应主要从物的或者说是资源总量方面反映社会政策的效应，D型分配效应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这种划分为我们评价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启示我们进一步分析：除了这两种经济学的效应，是否还有其他效应呢？比如，社会政策的政治学效应是什么、社会学的效应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发挥空间思维能力，认真思考。罗斯那先生的两中划分对于我们建立和实施一种崭新的社会政策评价体系和评价的手段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评价体系和评价手段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如果一项社会政策研究有理论基础，恰当的方法，细致的实证分析和可行的评价体系，那是再好不过了。
第五、社会政策的适用性。罗斯那先生明确指出，他的社会政策经济学的研究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对于东亚国家和穷国几乎没有涉及。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他们的社会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人口的，他们没有也不会涉及农村人口。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差别仍就很大，二元结构还要持续很多年，我们的社会政策显然与西方国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异。通常我们做社会政策研究时，对城市和农村问题是分别论述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西方社会政策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我们借鉴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决不能盲目地追随，盲目的追随会使我们失去方向。我们借鉴要善于从社会政策经济学中体会其活跃的思想火花和开放的学术精神。我们研究和制定一项社会政策时需要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发现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度结构的信息，从中发展出中国的社会政策经济学。
参考文献
[1]Rosner,PeterG..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M],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2003.1-21.
经济基础论文篇2
③运用大量的统计数据让论证得出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
2常见的基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具体运用举例
2.1现实世界中一切事物都在一定的空间运动着，对种种不同量的假设与推测，是许多科学理论的中心问题。在经济分析中，对成本、价格、收益等经济量的关系研究，就要用到基础数学方法，来构建该问题的数学模型，找出该问题的函数关系。常用的经济函数有：单利与复利、多次付息、贴现、需求函数、供给函数、成本函数、收入函数、利润函数等等。
2.2在经济问题中，经常会用到变化率的概念，而变化率又分为平均变化率和瞬时变化率。平均变化率就是函数增量与自变量增量之比，就像我们经常用到的年产量的平均变化率、成本的平均变化率、利润的平均变化率等等。而瞬时变化率就是函数对自变量的导数，即当自变量增量趋于零时平均变化率的极限，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边际函数。经济学中常见的边际函数有：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边际利润、边际需求等等。在我们的边际分析中，讨论的函数变化率与函数改变量均属于绝对数范围内的讨论。在经济问题中，仅仅用绝对数的概念是不足以深入问题并分析透彻的。例如：A商品每个单位价格为10元，涨价1元；B商品每个单位价格为100元，也涨价1元，两种商品价格的绝对改变量都是1元，哪个商品的涨价幅度更大呢？我们只要用它们与原价格相比就能获得答案。此时我们就有必要讨论函数的相对改变量与相对变化率，也就是经济学中的“弹性概念”。而常见的弹性函数有：需求弹性、供给弹性、收益弹性等等。对于商家来说，进行边际分析和弹性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商家如果离开边际分析而盲目生产，就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商家如果离开需求与价格的弹性分析，就不可能达到利润的最大化。这时候就要用到导数，因为导数是边际分析和弹性分析的最有力的工具，可以给决策者提供客观的、精确的数据，进而做出比较合理的决策。
2.3经济学中的最值在经济问题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使“产品最多”、“用料最省”、“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等等。这样的问题在数学中有时会归结为求某一函数（通常称为目标函数）的最大值或最小值问题。例如：在分析收入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假定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产量最大就会形成收入最大的局面，但是，收入最大时的产量不一定产生最大的利润。而产量为多少时才能取得最大利润，就需要运用导数的知识来解决问题。利用导数解决最值问题的步骤是：求一阶导数，找出可能取得最值的点（包括驻点、一阶导数不可导的点和区间端点），再计算各点的函数值，对其进行比较，哪个最大就是最大值哪个最小就是最小值。经济学中常见的最值问题有：最大利润问题、最大收益问题、经济批量问题和最大税收问题等等。
2.4经济学中的积分“积分学”是微分学的逆运算，积分学的主要经济应用是对已知的边际函数求积分，得出总经济量函数。定积分是求原函数在某个范围内的改变量，是积分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它在自然科学和经济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在经济学中经常用改变上限的定积分来讨论总经济量函数问题。如某商品的价格p是销售量x的函数，此时我们要想计算当销售量从a变动到b时的收益，就需要用到定积分的计算方法。
2.5经济学中的微分方程为了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及其内在的规律，常常需要建立某一经济函数和经济变量的导数所满足的关系式，由此而确定所研究的函数关系，从而根据一些已知的条件来确定该函数的表达式。以上一套套路，从数学上说，就是建立微分方程并求解微分方程。具体步骤如下：在相关的背景知识下，用数学知识来描述经济问题中的变量和参数之间的关系，从而建立微分方程；根据具体问题适当的调整假设使建立的微分方程，尽可能地使其接近实际，这样可以相对的减小误差；运用已知的条件和测量的数据，对所建的微分方程中的参数给出相应的估计值；继而分析比较方程中的结果与实际观测之间的差异，若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说明建立的微分方程符合实际问题，接下来就可以将它应用于对实际问题的进一步分析或者预测中；如果微分方程结果与实际观测不一致，就需要重新检查方程在哪出现了问题，以便对方程进行调整修正，再重复前面的过程直到建立出一个经检验符合实际问题的微分方程为止。微分方程在经济学中的实际应用主要有：分析商品的市场价格与需求量（供给量）之间的函数关系、预测商品的销售量、进行成本分析、净资产分析、国民收入与储蓄、投资的关系分析等等。
3基础数学在经济学应用中的局限性
基础数学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也是一个计算工具，它可以把实际问题抽象化。而经济学重要的是经济思想。基础数学只有在经济理论的合理框架下去研究分析问题才能发挥它的实用性。因此，基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要时刻注意以下几点：
3.1经济学不仅仅是数学概念和数学方法的简单叠加，不能把经济学中的数字随意的数学化，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如制度、法律、道德、历史、社会、文化等等）。
经济基础论文篇3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含义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既是经济法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法理学的研究范畴，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法的原则这一概念的外延之一。对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的认识离不开对法的原则的研究。法的原则是法的要素之一，是可以作为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规则。张文显教授指出原则的特点是不预先设定任何确定的、具体的事实状态，没有规定具体的权利义务，更没有确定的法律后果，它指导和协调全部社会关系或某一领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机制[1]。刘作翔教授认为，法律原则是指一定范围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精神、指导思想，是具有综合性、本源性和稳定性的根本准则。根据原则的普遍性和稳定性的角度，法律原则可以划分为公理性原则和政策性原则；根据内容的概括性和普遍性程度可以划分为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其中基本原则体现法律更为一般的精神，是所有法律部门或许多法律部门需要共同遵循的基本准则[2]。法律原则的作用体现在它是国家政策要求和法律的具体规则和制度之间的中介，缓和立法中的价值冲突；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律原则指导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填补法律空白，规范和引导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统摄经济法这一法律部门的法律原则，在这一法律部门内部应该具有最高的普遍性、概括性，体现经济法的本质属性，是整个经济法的指导原则。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学术界对其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李昌麒定义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规定于或者寓意于经济法律之中的、对经济立法、经济守法、经济司法和经济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适用价值的根本指导思想或规则。”史际春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宗旨的具体体现,是经济法的规范和法律文件所应贯彻的指导性准则。”漆多俊定义为：“经济法调整原则一般是指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即经济法作为部门法其所有的法律规范及从其制定到实施的全过程都必须贯彻的原则。”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法律在调整各种社会关系时所体现的最基本的精神价值，反映了它所涵盖的各部门法或子部门法的共同要求。因此，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可以定义为：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理论研究和经济法治实践有的最基本的精神本质和价值追求，是经济法理论研究和经济法治实践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
二、现有经济法基本原则理论及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不断发展，对经济法学基本原则进行研究的学者日多，观点层出不穷，蔚为大观。有学者进行统计国内关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较有影响的学说就有三十余种。综合分析国内学者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揭示，目前有代表性的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1“.一原则说”，该说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只有一个，即维护社会总体效益，兼顾各方经济利益[3]。2“.二原则说”，该说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二，一是计划原则，二是反垄断原则[4]。3“.三原则说”，依该说,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平衡协调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原则以及责、权、利相统一原则[5]。4“.七原则说”按照该说，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七个原则，即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社会本位原则、经济民主原则、经济公平原则、经济效益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6]。
综观上述诸说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表述及论证,笔者以为,大都存在程度不一的缺失,这主要反映于：
1.将非法律的原则表述为一种法律原则，如资源优化配置原则。资源优化配置是指资源在生产和再生产各个环节上最有效的流动和利用，其并未反映权利义务运作之要求或特点，严格来说将之作为一项经济学原则更加适合。2.将法律的一般性原则表述为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如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依史际春、邓峰先生的观点，“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主要是指在经济法律关系中各管理主体和公有制主导之经济活动主体所附的权利（力）、利益、义务和职责必须相一致，不应当有脱节、错位、不平衡等现象存在”。但是，责权利相统一原则固然是经济法应当确立的一项准则，但其并未反映或体现经济法之特质，而是各法律部门都有体现，并且该法律原则亦并非法所独有，兼可为行政管理和经济运行的原则。3.将经济法部门法的原则错位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如邱本先生的“计划原则”或“反垄断原则”。虽然经济法基本原则取决于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知，但即使就邱本先生所主张的经济法体系包括计划法和反垄断法两部分的观点来看，计划原则与反垄断原则也仅仅是经济法部门法之原则，而无法涵盖经济法之全部和整体。4.将经济法价值作为经济法原则。经济法价值与经济法基本原则是迥然有别的，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价值的集中体现，但并不是经济法价值本身。但经济民主、经济公平、经济效益等原则，笔者以为，更应视将其为经济法价值范畴，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则难以契合作为原则本身的内质和要求。5.将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为经济法原则,如史际春、邓峰先生所主张的“平衡协调原则”。在他们看来“平衡协调原则是指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从其表述中，不难看出平衡协调原则主要强调的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所使用的方法或手段。而法的一般意义上，法律原本就是利益之调节器，正如博登海默所指出的那样，“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乃是调整和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社会利益”[7]。耶林也同样指出，“法律的目标是在个人原则与社会原则之间形成一种平衡”[8]。因而，平衡协调各种关系和利益，不仅经济法使然，其他部门法亦同样如此。其二，平衡协调就其本质而言，作为一项调整方法更为允恰。
三、经济法基本原则确立的前提和标准
我国经济法学界对于经济法基本原则内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研究者已经认识到经济法基本原则问题是经济法基础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应加以研究；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对该问题的研究还仅处于表面化阶段。由于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独立地位、精神实质等问题至今还没有比较准确的认识，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从而导致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不够深入，甚至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含义及确定标准都存在模糊的认识。以至许多学者依据各自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和经济法本质特征的认识，建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定标准，导致学界对于这一问题争论不止。
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基本问题是经济法学研究问题系统中的子系统，与经济法学其他理论的研究息息相关。特别是关于经济法的研究对象、本质特征、价值取向的研究对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最终确立至关重要。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相对于经济法规则来说具有更高的普遍性、稳定性和抽象性。它体现了经济法的一般规律，统摄整个部门法。因此，要想准确的界定经济法的基本原则需要以下几个前提：1.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虽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研究自经济法学研究兴起即以开始，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缩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限，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研究一直没有取得长足进展。直到近期，随着社会进步和相关立法进程的加快，对于调整对象的研究才有了较大的进步，但仍未达成普遍共识。唯有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研究取得突破，在学界形成通说，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才有根基。2.经济法体系相对稳定。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立法任务繁重。经济法作为调整经济运行的重要部门法正处在扩张发展时期，新的立法不断出现，一方面扩展了经济法学的研究视域，另一方面也为确定经济法学研究范围带来了一定困难。对于新兴边缘领域是否作为经济法研究对象存在的争议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界定。基本原则自身稳定性和高度概括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要求对于基本原则的概括必须以经济法部门相对成熟稳定为基础。
在此前提上，应当首先确定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界定标准，使学界之论争具有相对固定框架，以利于理论的构建成长。笔者认为，依据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内涵与特性当有以下界定标准：
1.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当统摄整个经济法律部门，这是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普遍性要求。
2.经济法基本原则应当涵盖经济法的基本内容，体现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高度概括和抽象。超级秘书网
3.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当体现经济法的核心价值。
4.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当体现我国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
综合以上考虑，笔者认为现阶段可以提出确定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标准，同时确定经济法原则群，此原则群应当符合法律原则的基本要求但较基本原则要就较低，且具备更强的灵活性以指导目前的经济法律运行，待经济法律部门发展成熟并相对稳定时，总结经济法学长期研究的经验，借鉴国外研究的成果进而总结界定我国经济法基本原则。若非如此，非但目前研究难以达至合理结论，且浪费大量时间物力，是我国经济法其他问题研究受到掣肘，影响经济法学的长期发展，甚至影响经济立法和国家经济运行，实乃得不偿失。
[参考文献]
[1]张文显.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57.
[2]刘作翔.法理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77.
[3]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4]邱本.经济法的基本原则[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4):22-28.
经济基础论文篇4
2.应用型本科专业基础课程的定位
专业基础课程是指某一专业的学生学习该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课程。其作用是为学生掌握后续的专业知识和专业及技术打下坚实的基础。应用型本科的特点是以应用能力为主，因此其专业基础课程也应该是基础理论与实践应用相互融合，以用能力为主。因此专业基础课程应该由由专业学科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理论课程两类构成。而现有的财务管理专业专业基础课程将经济学分成理论性很强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来进行开设和讲解。以及仅将就涉及管理学的基本理论与原理的管理学作为专业基础课程进行开设。我院的财务管理专业自2009年设立以来也一直是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管理学作为专业基础课程。而对应用型本科的学生而言，仅掌握其管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是不够的，更需要去了解企业运行的一些管理知识。
3.从应用型本科的学生角度而言
应用型本科学生的特点由于应用型本科的学生大多数是三本院校分数录取的学生，其文化素养本身低于一本，二本分数线录取的学生。并且财务管理专业学生一般是录取的是文科出生的学生，其数学基本功底比较薄弱，综合抽象能力也不如一本、二本等院校的学生。但是现有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课程的教材，一般多是复杂和模型的推理和深奥的理论分析，并且在理论的分析和阐述中，大多是将理论逻辑分析与数学推理相结合，即既有定量分析,又有定性研究。同时还有抽象的概念和形象的图标，贾县民，应用型本科院校《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民办教育研究，2009年第1期]甚至有些还涉及到复杂的概率统计等数学方面的知识。而管理学但是该课程市面上已经出版的教材里面，大多是抽象的语言阐述和一些形象的图表进行论述。
二、专业基础课程整合的方法以及整合的内容
1.专业基础课程整合的方法
专业基础课程体系设置的首要原则,笔者认为所设置的专业基础课程就是结合专业设置的原则,构成对专业的知识基础内容体系。因此所设置的专业基础课程必须符合几个基本要求:一是所设置的某一通识课程必须能够给予学生最必备的某一方面专业基础知识或专业基本训练:二是所设置的某一通识课程必须是内容覆盖面较广的,能够大致体现某个专业知识体系的课程;三是所设置的所有通识课程必须能够构该专业学生最基本的,同时又相对完整的专业基础知识体系框架。而对于专业基础课程的每一门课程的课程内容的确定对于应用型的本科学生而言，作为其专业基础课程，学生只需要掌握经济学当中的一些基本结论，懂得如何去应用这些基本结论就行即可，知道如何应用这些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去分析现实中的经济问题，从而形成一个区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同时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对那些对经济学感兴趣的同学提供一个基础。因此需要将较为抽象的基础理论和理解较具体的形象的专业理论知识,按照应用型本科的“以应用能力”为核心的要求来进行.要针对课程整合的功能、结构和内容综合程度、课程整合方案的效果进行全方位的虑将多门学科整合成一门专业基础课。既要考虑学生对专业技能课学习的特殊性又要能体现促进学生发展.与应用型本科教育衔接，从而渗透到各个相关财务管理专业基础课程。
2.专业基础课程的改革
根据上述基本要求,我院在2014级级的财务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对专业基础课程按照上述原则进行了修订，取消了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将线性代数与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作为放回学校统一经管类开设的公共课程；将原来作为专业课程的财务管理概论和基础会计学作为专业基础课课程开设，取消原来的统计学，改成经济统计学，增加34课时的EXCEL在财会中的应用，保留原来的经济法课程，课时由原来的68课时变为51课时。将管理学改为企业管理学，将国家税收作为专业课程开设。对于各门专业基础课程课程内容的确定中,根据上述的原则和要求，我院重点对经济学和管理学做了很大的调整。以下就这两门课程进行阐我院对2014级财务管理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的课程内容的改革。
2.1取消管理课程
将管理学和企业管理学内容整合在企业管理学课程中开设。根据应用型本科对专业基础课程的定位可知，对于管理学，学生不仅需要了解管理学的一般理论，更需要了解企业经营的管理活动。企业管理的基础知识，建立相应的知识框架，以便学生在将来的实际工作中逐渐把握企业管理的内在规律。因此需要将管理的基本原理、企业管理实务和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融会到一起。目的是通过计划、组织、领控制等一系列职能的理论学习，了解企业的资源如何进行优化配置、合理利用、以便顺利实现企业的目标。因此我院在2014级财务管理本科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进行了改革由原来的管理学课程改为企业管理学，课程内容即课程教学大纲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管理学原理和企业管理学，其中管理学原理占40%，企业管理学内容占60%。另外，我们还开设了企业设立和运行这门选修课程进行强化对企业运行的相关的知识进行强化。
经济基础论文篇5
第一,案例教学的准备环节。在该环节,教师需要对教学中使用的案例和案例相关材料做好充分的准备,对学生的问题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学生需要搜集相关资料,更好地服务于课堂案例学习。第二,小组讨论环节。在该环节,教师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针对案例中的相关信息和问题,进行进一步思考,进而将小组成员的智慧集于一体,相互激发、相互融合,使小组工作效果最优化。第三,班级讨论环节。在该环节,在教师指导作用下,有效引导课堂讨论,将各小组的思维融为一体,激发新的思想成果的产生。第四,总结评价环节。在该环节,主要是老师进行说与讲,归纳、评估上述各个环节的最终成果和取得的具体效果。
3案例在高校经济法基础教学中的具体应用的策略
经济基础论文篇6
林毅夫指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将使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长期受益，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可以扩大全国的市场规模，不断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空间，提升经济发展水平。[3]有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已有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共识，而关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利用1985-2004年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检验，以期说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有效性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二)协整检验
为了检验LnGDP和LnFund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利用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协整方法[7]，用Eviews软件对残差进行ADF检验，以判定其平稳性。对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其结果为：
LnGDP=7.65+0.66LnFund+μR2=0.9089ADR2=0.9032F=159.7045采用ADF检验法检验方程残差μ的平稳性，结果如表2所示。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残差为平稳的时间序列，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
施投资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因果关系检验主要是说明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它确定的是一个变量能否有助于预测另一个变量，即如果变量X是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那么X的过去的和现在的时间序列数据有助于改进对变量Y的预测。其数学检验模型为：
其中εt为零均值非自相关随机误差项;α，β为系数。原假设为：H0：βj=0(j=1，…，n)，若原假设成立则有：
令非限制性变量(4)式的残差平方和为SSE1，限制性变量(5)式的残差平方和为SSE2，则F(SSE2-SSE1)/nSSE1/(T-n-m-1)应服从自由度为(m，T-n-m-1)的F分布，其中T为样本数量;n、m分别为根据AIC准则和SC准则决定的X和Y的滞后阶数。如果接受零假设H0，则X是Y的非格兰杰原因;而如果拒绝零假设H0，说明X是Y的格兰杰原因。
对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因果检验，其结果如表3。其中，F值为检验统计量，P值为检验的概率值(P≥0)。若P值小于0.05，表示因果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若P值小于0.1，表示因果关系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否则，因果关系不成立。表3中P值一个大于0.05，另一个小于0.05，意味着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只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单向因果关系，即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经济增长是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原因[5];但由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双向因果关系，因此，从长期来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可以与经济增长互相促进。
二、原因探讨
基于有效性检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协整关系。虽然从短期来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但长期来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与经济增长是互相促进的。这与世界银行1994年给出的基础设施存量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正相关的经验性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之所以不能验证这一结论，除了战略选择失当、投资效益低下、布局不尽合理且忽视技术进步的原因之外，主要在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与经济增长长期不同步。
(一)财政支农资金长期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主要由国家和地方各级财政投资建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1985-2003年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在“八五”时期为3%，“九五”时期为5.6%，2002年为7.3%;财政支出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农业支出的绝对量在不断增加，从1978年的150.7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1456.7亿元，但财政支出中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比例却不断下降，1978年为13.4%，20001年为7.7%，下降了5.7个百分点。
(二)信贷资金不足
现阶段主要由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承担对农业的信贷任务。由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和回收周期较长，收费较低有时甚至是无偿服务，商业性银行不愿意提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农业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着“慎贷”和“惜贷”现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1995-2003年农业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最高比例仅为7.1%。
(三)乡镇负债严重，无力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中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由县乡(镇)财政负担，然而，由于我国县乡(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同时乡(镇)的财政负债已十分严重，依靠乡镇集体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农业税制改革，取消“两工”(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一些乡镇对农业公共事业所需资金实行“一事一议”制度。根据有关规定，“一事一议”仅限于村级，而且必须是由村里兴办的农田水利设施、人畜吃水设施、村庄道路建设、植树造林工程等全体村民直接或间接受益的公共性设施和项目。而这项资金根据有关规定，年人均不能超过15元。由于农民小规模和分散式的经营方式，决定了农民投资能力十分有限，要求村民自筹资金或举债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议案难以被认可，即使有些村社开展议事，也大多是“议而不定”或“定而不行”，造成急需建设的农业基础设施无法兴建，过去利用主渠道“两工”兴建的农业基础设施严重毁坏后又无力修复和管理。
农业基础设施长期投入不足，导致：(1)农业基础设施长期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难以发挥出它应有的“社会先行资本”的本质特征。(2)由于资源约束，不能同时或在短期内建成农业基础设施体系，而只能有选择性地建设某些子项或小规模的农业基础设施，农业基础设施的规
模效应不能得到有效和充分发挥。(3)农业中的许多重要基础设施本来就依赖于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或者本身就是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在农村和农业生产领域内的延伸。在现行城乡二元制度或非制度性的障碍下，农业基础设施的关联效应和投资乘数作用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致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小。(4)伴随着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的变化，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在整个基础设施投资比例不可能有大幅度增加，甚至趋于下降，在投资结构不尽合理和投资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难以发挥。
三、政策建议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不仅构成了农业生产的瓶颈制约，而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因此，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并制定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早日实现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良性互动。
(一)提高对农业基础设施重要性的认识
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先行资本”，农业基础设施则是农业和农村赖以发展的“先行资本”[6];仅仅认识到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是不够的，必须扩大基础设施的认识范围，在计算农业基础设施的贡献率时，要充分考虑到农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能单纯着眼于农业经济效益，要充分考虑农业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性意义。总之，只有高度认识到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才有可能在实践中给予其应有的发展地位。
(二)明确划分事权，发挥各投资主体的积极性
明确划分事权就是要真正严格地划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村社区、乡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投资责任和投资范围。(1)全国性的、跨农业区和跨流域的农业骨干基础设施应由中央政府负责投资和管理;区域性的农业基础设施应以地方政府作为投资和管理主体，中央政府可给予必要的支持和补贴，受益区内的所有单位和个人都应适当分摊投资成本;小流域和社区范围内的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应主要由社区集体和农民个人负责投资和管理，地方政府可以给予必要的支持和补贴。(2)县级以上各级政府都应设立水利等各项专项建设基金，以用于本区域内一些较大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3)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经济杠杆和经济政策，引导和诱使农户投资建设自用为主的小型工程，并依法处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按投入要素进行补偿与分配等问题。
(三)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打破国家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渠道唯一来源的框架，逐步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渠道筹资模式，保证有充足的资金来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并满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1)在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和规划方面，统筹城乡经济和工农业经济发展，逐步调整国民收入和社会资金的分配格局，保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需要。(2)要逐步增加财政资金对农业的投入比重，中央政府基本建设计划安排的预算内农业投资比重应由目前的17%提高到20%以上。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应逐步转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来。(3)要逐步增加信贷资金用于农业的比重，保持农业贷款增长率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长率，银行新增贷款规模中农业贷款的比重达到10%以上。
(四)积极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农业基础设施
按照受益范围和排他成本的大小，农业基础设施可划分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两大类，对竞争性项目，由于受益范围不局限于农村社区，外部性大，原则上应由政府供给，但在政府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通过产权改革，将其外部收益内部化，民间资本也可介入。政府建立财政贴息制度，把一部分财政拨款或财政信贷转为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贴息资金增强民间资本介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引诱对有竞争性项目，由于排他性成本不高，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可以补偿投资成本，应放开市场准入，民间资本采用多种方式介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五)探索和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管理体制
按照“谁投资、谁管护、谁受益、谁所有”的原则，加快农业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清晰归属，明确权责，建立起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激励机制。(1)对于农户自建或自用为主的小型工程，产权归个人所有，由乡镇人民政府核发产权证;(2)对受益户较多的工程，可组建合作管理组织，国家补助形成的产权归合作组织所有;(3)对经营性的工程，可组建法人实体，实行企业化运作，可拍卖给个人经营;(4)对业主开发建设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地方政府要予以扶持，并规范其收费标准和服务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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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论文篇7
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种问题如若不引起注意，则将会在发展之中进一步的制约着农业经济增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制约着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基础设施建设无法达到合理化，有其在整体布局上，致使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难以与当地实际发展性相符合。例如河南省栾川县的“面子工程”，从此事件背后反映出的社会现实，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但尚未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任何促进作用，还铺浪费，花费了众多建设资金，这种资金的浪费，将会影响其他建设的发展，进而对农业经济起着制约作用。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效率低，影响农业经济增长
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开展进程中，出现众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效率低下的问题，就目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而言，其建设的特殊性导致了其在运营过程中的效率普遍不高。尤其体现在贫困地区，受到建设规划，以及农村当地发展的制约，导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难上加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要做好先进科技与技术的引用，另外一方面还要做好相关的监督工作。在国家投资建设中，出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效率低下，从而导致农业招商引资的困难，使得农村第三产业发展不顺，影响农业发展整体形象，既浪费了国家经济资源，也影响了农业经济的有效增长。
(三)政府扶持力度不够，阻碍着农业经济增长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难以脱离政府扶持而独立进行，但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部分地区存在政府扶持力度不够的问题，政府扶持力度不够将直接影响政策的实施，导致政策落实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将导致农村建设无法进行拓展，管理方法不到位，致使豆腐渣工程”屡见不鲜，从而影响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造成农村基础建设无法发挥其原本功能，并桎梏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增长。
(四)机械化难以普及，基础设施建设破坏耕地
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各地区农村实际情况不同，因此其规划也存在较大的区别，在整体计划之中，可以看出国家大力发展机械化，以其为减轻农民负担，造福农民，但这种计划并没有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进行开展。有些山区地区农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进行机械化建设，当地政府投入众多，但这些机械化建设，在实际难以运行，至此造成经济运行缺失，基础设施资源浪费的现象。有些地区甚至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之中，大力开垦农地，致使周边地区耕地遭到严重的破坏，农村耕地遭到破坏直接影响农业收入，因此这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的不足体现，制约的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阻碍当地农业经济增长。
二、优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一)加强技术引导，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效率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性将会直接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需统筹全局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规划，加强技术引导，大力扶持新型科技，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积极进行技术革新，合理应用网络化建设，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为技术革新创作更多的沟通机遇与条件，不断的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水平，从而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效率。
(二)合理配置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工作
随着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展开，各地区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各地区积极开展建设中，既要考虑基础设施建设效率，还要做好其后期的管理工作，在农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中，本文认为，首先要保障按照指导原则规范管理工作，因地制宜的采取管理工作。其次，在管理中，可以按照当地的农业发展情况进行分类式合理规划，合理安排建设人员数量，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实到每个政府人员身上，明确规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内容，并按照责任制度进行管理，一旦存在某一环节管理缺陷，可对管理人员进行查找，对管理人员作出处罚或严惩。最后坚持政府的引导，坚持保护农村环境原则，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正常开展，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之中，防止对耕地以及当地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为缓解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而汇集多方位建设力量，共同保障农村建设的有效性。
(三)因地制宜，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农业经济增长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结合当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不足，应切实结合当地发展情况，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使其可以推动我国农村建设的经济结构整体转型，确保农村经济发展稳步前进。此外应重视非建设工程基础设施对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与生命力，并根据当地发展状况着重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方向，如道贫困地区的路建设工程，饮水工程等，着重把握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最终达到其与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共同促进的作用，保证当地农业各项活动稳定开展，从而调整其农业经济结构，通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来进一步增加农业经济发展。
(四)加强质量监管，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质量监管工作至关重要，其要做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各环节的掌控，可利用电子计算机，定时进行监控与管理。此外这种质量监督不仅仅来自于建设工程的相关管理人员，也是农村广大人民群众的责任，基础设施建设的安全，广大人民群众最具发表权益。因此，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的选址、动工、建设等各项目，要集合广大农村群众的力量，集思广益倾听群众意见，在政府干预下，大力扶助农村建设，并通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展，打破传统农村发展局限性，以其不断的提升农村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增长。
经济基础论文篇8
1.会计主体假设。随着我国加入WTO,在我国除了具有独立资金、完整组织机构和人员的经济实体外,将会更多地涌现出经济发展水平多样化和财产权益日益复杂化的虚拟主体。虚拟主体实质上是一种名义上或形式上的企业组织。在网络化经济时代,经济组织的结构和功能都具有较强的变动性。企业可以由多家独立公司通过信息技术进行迅速的联合和重组,形成一种临时性结盟组织,即虚拟公司。虚拟公司的出现,突破了以往的空间概念,它极大地改变了会计主体的存在方式,组成公司的各独立企业借助计算机网络迅速分组,随时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增加或减少组合。虚拟公司使会计主体变成一种新型的“相对会计主体”,这种“相对”会计主体,拓展了传统有形的会计主体假设。“网上公司”、“远距离多主体的网上合作体”等形式的出现,则突破了原有会计主体的“空间”概念。“媒体空间”中的会计主体会越来越多,外延也愈难以界定。会计主体应承认现实主体与虚拟主体并存,会计上对虚拟公司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计量及有关记录和报告,都应适应这个特殊会计主体的需要。传统的会计主体假设将有可能被“相对会计主体假设”所取代。
2.持续经营假设。基于现实主体和虚拟主体同时存在的情况,持续经营是假定会计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将按照既定的目标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但随着竞争加剧和风险增大,企业随时会出现被并购、清算、终止的可能,虚拟公司的经营活动呈现出即合即分的即时性特征,具有临时性和不可预测性,它能根据市场需要,适时介入、退出与转换,虚拟公司是一个存在于网上的临时性组织,进行的多是一次易,完成后即进行解散,因而引发对持续经营假设的挑战。有人主张代之以破产清算和破产清算期间假设。因为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更新、扩散的速度很快,从而经济活动面临着较大风险。正是意识到这一点,“网上实体”的经营活动便呈现出“短暂性”,因此,笔者也认为确立破产清算及破产清算期间假设,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3.会计分期假设。在网络经济环境下,虚拟企业随市场机遇的出现而产生,市场机遇的可变性决定了它的存续时间可能很短,甚至可能在几分钟之间就形成一个虚拟企业,完成一笔业务后即宣告解散,所以在一个极短时间内再划分时间段已无必要,只要把会计期间与交易期间统一就可解决该问题。因此,有人提出以虚拟企业的网上交易期作为一个会计期间,可以在一次交易后只编制一次会计报表便可满足需要。这样就不会产生成本费用的跨期分配问题,从而使收益等会计信息更真实、可靠。从另一方面说,在网络时代,计算机强大的运算和传输功能使企业财务管理由静态走向动态,使企业在任何时点,都可将已发生的经济交易和事项反映在财务报告上,企业内外部信息使用者可以及时地得到企业实时的财务和非财务信息,而无须等待会计期末,因而网络时代信息传递的实时性使会计分期假设消除了时间的断点,因而网络时代信息传递的实时性也引发了对会计分期假设的否定。笔者认为,对于网络经济可取消会计分期假设,对实体经济仍可适用会计分期假设。
4.货币计量假设。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已发展成为电子货币。货币出现了无纸化趋势,加上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这些对虚拟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又无法用货币计量,不能在资产负债表上予以披露。为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发展非货币计量单位,以使这些变动因素的计量变成可比性强和易于分析的因素,以满足利害关系人对这些非经济性信息的需求。会计是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全面系统的反映,为记录和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需要货币这样一个统一的量度,然而在网络时代,经济的全球化模糊了经济活动国内国外的界限,同时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活动的不断增长使得国际间各国货币汇率变动很大,这在客观上要求以全球一致的电子货币作为计量单位,以准确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
三、会计计量模式
1.对于实物资源,可沿用历史成本/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如果物价变动较大时,可在编制财务报表时,按历史成本/一般购买力货币单位计量模式进行调整,以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
2.对于人力资源,可采用现行市价(或公允价值)/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人力资源的计量,可分为成本与价值两个方面。人力资源成本的计量方法主要是历史成本与重置成本(现行成本)。人力资源(价值)的计量方法主要是现行成本法或未来贴现法。但人力资源(价值)因其强调人在未来服务期对企业的贡献,其计量是极其困难的,一般可以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以劳动力的现行市价计价。
3.对于衍生金融工具,可采用现行市价(或公允价值)/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由于大多数衍生金融工具,表现为一种合约,它只产生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而交易事项并未发生,故无历史成本可言,需用市价代表公允价值。
4.对未来需求须估计的事项,可采用可实现净值/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
5.对于衍生资源,可采用历史成本/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以及现行市价(或公允价值)/名义货币单位计量模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计量。
需要说明的是,公允价值是以当前的市场价格、现行价值为计价基础的计量方法,正好弥补历史成本的不足,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能较准确地披露企业获得的现金流量,能确切地反映企业的资产状况、经营能力、偿债能力及所承担的财务风险。对于人力资源、特征各异的衍生金融工具“期货”“期权”“远期合同”等采用公允价值能较好地计量。
四、会计平衡公式
在一般经济学意义上,任何社会的生产经营过程都需要三个因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但在传统的会计中,将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投入者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好像只要有这些便可建立一个企业,自动带来收益,这显然是与事实相悖的。所以,笔者认为企业有两种所有者:一是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他们提供基本劳动条件;二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他们完成劳动过程。所以,客观上要求企业对劳动的投入必须和其他要素的投入一样对待,将劳动视为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会计中得到反映,与此相联系,劳动者权益与投资者权益一样需要在会计权益概念中得到体现。
会计必须对人力资源成本、人力资源价值、劳动者权益进行恰当的评价、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传统的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应修订为:知识资产+有形资产=负债+劳动者权益+所有者权益,即会计要素应由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六大会计要素再加上劳动者权益要素;利润分配也应随着劳动者权益要素的建立而由仅仅在投资者之间进行分配,改为由投资者和劳动者共享。
资产包括知识资产和有形资产,这里的有形资产是传统会计上除无形资产之外的资产,在知识经济时代,它依旧是资产的组成部分。知识资产将是企业最有价值的资产,企业未来的竟争力和盈利能力往往取决于其所拥有的知识资产价值。知识资产=人力资产+智力资产+结构性资产+市场资产。在这四个组成部分中,人力资产是实现价值和增值的基础;结构性资产则是保证和支持人力资源创造价值和实现价值的资产;市场资产是企业资产获得市场价值,实现价值和价值增值的主要途径,没有合适的市场资产,资产价值难以实现和发挥;智力资产是知识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企业实现资产的价值和增值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知识资产是一种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的软资产,是一种无形化的知识、技术、信息形态资产,是以智力劳动为主创造的一种非物质化的战略资源,虽具无形性,但它可借助一定的知识、技术等载体来展现,而不是虚无飘渺的事物,知识资产一般很难确认和计量,但它并非不可确认和计量。
五、会计确认基础
国际上有识之士实际上早已认识到权责发生制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编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收益表)和全面收益表的确认基础,但对另一个重要的报表———现金流量表的确认基础在会计基本假设中未予以明确。因此,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若用直接法编制,其直接的确认依据是现金流量制,但若用间接法编制时,表中的各项目的确认还是要通过权责发生制转换现金流量制。由此看来,权责发生制和现金流量制均应用来作为会计确认的基础。由于核算的“网络企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会计部门和销售、经营、采购等部门业务相融合,经济业务可以实时地发生和结算,使得会计确认的基础将逐步由权责发生制转变为收付实现制。但会计确认基础需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现行会计制度中,权责发生制会计是以会计分期假设为前提的。在网络经济时代,大量虚拟企业的出现使会计分期假设受到了强烈冲击,因此,实现现金流动制正是未来会计发展的必然趋势。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相比虽然比较合理,但其只能用于历史的现金收支信息的处理,而现金流动制不止限于实际已发生的现金收支,它还包括可能的虚拟现金流量,可不受会计分期的约束,可随时提供会计信息,以保证会计信息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谢新安.论知识经济环境下的会计创新[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经济基础论文篇9
对此观点，本文不能苟同。如果“重建个人所有制”仅仅是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在理论和实践上其实并无太大的意义，因为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是一个产品分配的问题，而产品的分配不过是生产要素分配的结果。这是由于，“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反过来说，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2页）可见，生产资料的分配问题是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它决定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分配、消费和交换关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建的“个人所有制”强调的应该是重建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
为透彻理解和把握“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深刻内涵，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宏大的经济理论体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问题——资本和劳动的对立为主线贯穿全文，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交换关系，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基础及其这种运行基础之上的体制和制度。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开始，分析了商品以及商品内部所包含的一系列矛盾，探讨了这一系列商品内部的矛盾是如何表现为外部矛盾；探讨了伴随商品经济内部矛盾的发展、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下，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劳动力如何变成商品，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如何转化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探讨了伴随资本对剩余价值剥削的加强，在对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无止境追求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是如何深化；探讨了这种日益深化的矛盾在工资的形式下是如何被掩盖起来了，并在再生产过程中由于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又如何成为剥削的手段，使得资本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同时增加，而导致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和信用的发展使资本和劳动呈现相反方向的运动趋势，即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劳动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程度与日俱增的趋势，一端是资本家占有的资本和财富的积累，而另一端则是工人贫困的积累，于是就会出现“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兼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的趋势，换句话说，就是基于资本和劳动之间愈演愈烈地对立和冲突情况下，马克思提出“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经典论断。
可见，“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内涵，在于强调要摒弃劳动和资本相对立的个人所有制，而重建劳动者对生产要素即劳动和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在这一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中，劳动者是主体，所有权归劳动者所有，劳动摆脱了异化的状态而回归到自主的状态。劳动成了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成为社会围绕转动的“太阳”，劳动者恢复主体地位，自主劳动的太阳普照整个世界，整个世界撒满了自主劳动的阳光，一切归于自主劳动。自主劳动成为社会的最高价值取向、最高道德标准、最高理想境界，成为激励劳动者最大限度发挥创造、勤奋的动力机制；成为劳动者自我完善、实现的前提和迈向自由境界的起点；劳动者成为主宰经济活动的真正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占有者、支配者，万事万物必然以劳动者为尺度。生产力标准将与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交融，经济增长将符合劳动者的需求限度，经济发展将与劳动者的生活环境改善同步，整个经济活动应该无愧于劳动者的根本要求。劳动者的个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有和公有统一在一起，每一个社会成员以自由联合体为中介保持对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即以公共所有和共同占有的方式体现个人所有，生产的条件成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生产条件。
并且，“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提出，还为我们提供了通向重建目标的道路选择即充分发展民有经济。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论断的背景是以产业革命后的英国为典型，马克思认为以排挤、剥夺和否定小私有制为基础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这种否定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已有的资本主义成就奠定了“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基础。尽管19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并没有出现如经典作家理论上的推断，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而是转向了西欧以外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但马克思以尚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俄国及其农村公社所有制为对象，研究了经济落后国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殊道路和特殊起点。这个特殊道路、特殊起点和特殊规律也同样强调通向重建目标的道路必须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才“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资产阶级时代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对社会生产力的催生作用，正是未来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前提。
那么，是什么创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呢？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从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的市场机制完美假说及其自由竞争思想的确立，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普遍性的巨大经济危机的产生为止，这一阶段经济运行机制上的特点，主要是以个体、私营和股份制经济等民有经济为运行基础，一切经济活动都由市场调节来完成，政府只负责修订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和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而不刻意地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在一般竞
二、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行基础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于是问题就产生了，我们必须重塑繁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基础。也只有如此，市场经济对社会生产力的催生作用才能得到极大发挥，二者是相生相长的。然而，传统观念却认为原来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运行基础是牢不可破的，否定原来的国有经济的运行的基础地位就是否定社会主义本身。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想在理论上作过多的论述，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超前冒进的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且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也不相适应，这就是说，产权不明晰、职责不明确、不能自主经营、不能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是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的，因为它们是不能与市场经济相对接、相兼容的。
那么，市场经济是什么呢？市场经济总体来讲是交换经济，交换的内容是各个商品所有者的所有权的交换，如果没有不同的产权安排的主体也就无所谓交换的概念。因此，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应该是由产权多元化的主体构成。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资源的市场配置，才能真正实现交换的实质，否则市场发展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了。现在看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说到底最根本的就是要对“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市场经济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较政府配置资源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靠市场配置资源的实质就是要突显民间资本的地位，释放民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而产生的巨大能量，集中人民的力量和智慧“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然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重蹈资本主义血与火的历史，把运行基础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尖锐对立的私有制经济之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虽然都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基础的主体力量是劳动和资本相联合的劳动者股份制经济。这一点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能够真正实现与市场经济的对接、兼容的是我国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劳动者股份制经济，其内在地实现了劳动和资本的联合，资本不再具有剥削的属性，完成了资本的私人占有向社会占有的转化，成为了劳动者摆脱异化劳动向自由劳动的过渡的有效实现形式，劳动者成了企业的真正主人。对于作为现代经济中日渐发展壮大的民有经济的重要力量——股份制经济，马克思曾评价“它们对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的影响恐怕估价再高也不为过的”，“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而且“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种扬弃是“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浸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最终会形成“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而且，“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可见，股份制是完全可以成为劳动者联合所有制——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因为股份制经济本身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而且作为财产的实现方式，实行的是劳动者的联合占有的形式，这恰恰与“重建个人所有制”所要求的劳动者的联合劳动、联合占有的本质要求相吻合。所以，民有经济的重要力量——股份制经济是能够成为通向未来社会“个人所有制”的重要路径，在现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
三、发展民有经济关键是要对民有经济进行产权保护
为了更好地促进民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应努力从以下三方面推动和扶植民有经济。
首先，在于统一市场。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准入的若干规定，由市场去判明，而不是从所有制角度界定准入的产业界限。“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府从市场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撤出，而将力量集中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上。经过20多年的努力，国有企业退出了许多竞争性行业，但传统的具有网络特征的非竞争性行业，如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等领域刚刚开放市场，除了铁路部门以外，垄断行业成为了市场化改革的“边缘地带”，它的高速发展延缓了对“计划经济强大壁垒”的实质性改革。为此，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打破行政垄断，健全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
经济基础论文篇10
内容提要：文章指出，要建立健全我国的公司治理制度，必须从公司之根本入手，重塑公司治理结构的法治基础和公司外部治理的法治基础。论文关键词：公司 治理结构 外部治理 法治基础公司肇始于商品经济，成熟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并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而组成的团体，是资本与劳动力的高度结合，所以公司治理应围绕劳动与资本的各个层面的关系来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在我国当前的公司治理实践中，确实存在着许多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诸如“内部人控制现象”、“用脚投票机制失灵”、“利用假帐和虚假信息圈钱”等。为此，经济学界进行了诸多理论探索，设计了一些治理模式。但诚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H•米勒所言：“在公司治理问题上至今为止并不存在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答案”。由于从根本意义上讲，公司是一个法律范畴，是法律拟制之人，其设立、变更、终止、运行、发展无不系于法网上的某一个“结”，因此，要建立健全我国的公司治理制度，必须从公司之根本入手，重塑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外部治理的法治基础。重塑公司治理结构的法治基础公司治理结构是处理公司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建立与运行必须由法律来规制，重塑公司治理结构法治基础的关键在于使公司权力二元化：将劳动权利提升为劳动权力，并获得与资本权力等量齐观的法律地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借鉴和移植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制度时应当以本国的实际情况为基础，采取扬弃的态度。一个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是由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制度惯性决定的。西方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在资本主义的法权基础之上、使劳动成为资本的附庸、劳动者成为资本家的附庸，劳动权利成为资本权力的附庸。相应地，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应当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体现广大职工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应有的法律地位。然而，在我国公司治理实践中，普遍存在着无视广大职工作为劳动者应有的法律地位的现象，包括在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以国有股份为主导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劳动权利受制于公司里的各种与资本密切结合的权力。甚至在理论界也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由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把公司法人财产委托给董事会管理，董事会代表公司运作公司法人财产并聘任经理等高级职员具体执行；同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监事会，监督董事会、经理行使职权。”①《 公司法》作为关于公司制度的基本法律，在对劳动者法律地位的规范上无所作为,根本没有在公司的组织机构上给劳动者任何法律地位，仅仅规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监事会的法律地位。事实上,仅从公司的现实与未来发展来看，公司的利益相关者除了股东,董事会及其成员、监事会及其成员、经理人员以外,劳动者是一个永远无法绕开的主体.从纯理论意义上讲,劳动和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功能上的差别，尽管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判断孰轻孰重,但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从理论上给了我们值得借鉴和深入思考的参考答案.显然，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建立以公司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如果不赋予劳动者应有的法律地位，就无法克服公司治理实践中的 诸多困难。所以，要建立健全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首先要确立公司权力二元化的法治基础,在《公司法》中明确规定劳动者的法律地位，使劳动权利在公司治理结构层面上还原为劳动权力，并获得与资本权力等量齐观的法律地位。具体地讲,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职工大会应当与股东会共同行使《公司法》规定的十二项职权中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以下五项职权：（一）、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二）、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报酬事项.（三）、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四）、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五）对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做出决议。以上职权的行使仅有股东会的批准是不够的，必须经过职工大会投票表决通过，反之亦然。在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中，由于是一人股东，所以不设股东会，因此除了在董事会和监事会设置职工代表董事和监事以外，应当让职工大会行使公司的最高权力并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相互配合，消除资本与劳动的分离、实现二者的统一。由于我国的股份有限公司大多数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其国有成 份较大，因此，可以由职工大会与股东大会共同行使《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的十一项职权。通过劳动者法律地位的转变，劳动权利提升为劳动权力，并获得与资本权力同等的法律地位，重塑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法治基础。这种二元化的对立统一格局是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的理性选择和根本出路。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倡导的“一英镑股票是大英帝国的基础”，“员工持股计划”，“工人参与管理”等都是对劳动者权利的一种扩大，是一股“经济民主化”潮流。但由于缺乏相应的产权基础和制度支持，因而无法完成从“劳动权利”向“劳动权力”的质的飞跃。而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将使得这一切顺利成章，可以说，公司制度在我国有着天然的成长土壤和广阔的发展空间。重塑公司外部治理的法治基础如果说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在于主要通过任意性法律规范和选择性法律规范建立起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制衡机制，那么公司外部治理的核心在于主要以禁止性法律规范为最终保障，辅之以相关制度，对公司的权力机构（股东会、股东大会及职工大会）、执行机构（董事会）、监督机构（监事会）及代表机构（包括经理在内的公司行政部门）等利益相关者实施外部监督。在我国的公司监督机制中，除法律监督外，还包括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监督，党委和纪检部门 行使的党纪监督。然而，由于民主监督既缺少实体性法律规范也缺少与之相配套的选举、罢免、检举、控告和建议等程序性规定，因此几近形同虚设。而党纪监督由于对象和范围的局限性，只能对党员干部实施党纪监督，往往以党纪处分代替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且当董事和经理兼任党委书记时，该监督根本无法进行。法律监督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有很强的规范性、可操作性和普遍适用性，因此，它是公司外部治理的法治基础。由于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在公司外部治理问题上存在若干缺憾，笔者认为重塑公司外部治理的法治基础刻不容缓，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尽快制定《公司监督法》，对公司实行体外监控。任何法律都不是先验的、随意创造的，而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客观要求。我国公司外部治理的实践表明，如果继续沿用传统的政府职能部门进行群龙无首、相互推诿、缺乏可操作性、权力寻租、职能交叉性的“虚监”模式，公司治理将陷入积非成是、积重难返的困境。作为经济机体细胞的公司自身难保，更遑论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制定《公司监督法》是现实的要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公司监控虽无专门立法，但其特点是监控层次少，监控主体单一，政资分离，诉权法定。这无疑增强了监控的透明度，有利于节约监控成本，更重要的是：加大了法律的监控力度。虽然我国的公司制度借鉴了西方的若干制度，但有着深厚的国情底蕴，即缺少法治传统。因此用立法的形式将监督主体、监督客体、监督内容、监督程序及监督责任法律化，建立起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法律监督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尽管我国自1999年四月开始在国有重点大型企业推行了类似于日、美、法等国稽查员制度的“稽察特派员”制度，但由于对特派员专业知识方面没有要求，（只对其行政级别有要求），有别于西方国家专家团式的稽查员。加之行政主导的惯性，缺乏法律在实体与程序上的保障，因此，该制度的效果仍不甚明显。总之，我国的公司监督机制必须从普遍意义上进行创制和完善，局部的改善和“特殊关照”只能使公司这样一个主要的市场主体出现身份上的差异，这也有悖于我国公平的法制原则。2、修订《公司法》或通过司法解释增强“法律责任”的可诉功能。 可诉性是法律的基本特点，缺乏可诉性的法律就是“法律木乃伊”。《公司法》在第五十四条和第一百二十六条分别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中监事会（监事）的职权：“当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从法律逻辑上看，显然这是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然而它都不具备可诉的功能，因为它没有赋予监事会（监事）相应的诉权。类似的情况还包括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款显然是一个要求违法主体承担经济责任的法律规范。既然承担经济责任，首先应当有一个诉权主体，对于有限责任公司来说，该诉权主体无疑是股东。其次，既然承担赔偿责任，“给公司造成损害”必然是经济上的，那么，对于虽违法但未“给公司造成损害”，是否也应追究一定的法律责任呢？况且，对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并无程序上的规定。另外，还存在诉权不充分的情况。《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 当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该规定虽然明确了诉权主体，并赋予其要求法院“停止”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权，但未赋予其“求偿权”，该诉权显然是不充分的，必须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从近几年我国公司制度和证券市场的情况看，大股东、董事及经理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和资金优势侵害中小股东和广大职工利益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增强相关法律规范的可诉功能，消除违法成本是零的奇怪现象，使公司治理在法律的轨道上进行是十分必要的。余论公司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从根本意义上讲，它是一项法治工程。只有从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监督机制两方面着手，才能标本兼治。事实上，重塑公司治理结构的法治基础还要涉及到公平与效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对立统一等法律问题，重塑公司外部治理的法治基础还包括完善程序法、建立绕开法人、直指自然人的责任制度等诸多问题，显然，这些不是本文力所能及的。所以，重塑公司治理制度法治基础的研究任重而道远。注释：① 参见梅慎实：《现代公司机关权利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经济基础论文篇11
统计基础工作的扎实程度决定着统计数据质量，统计数据质量的真实程度直接关系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工作建设的规范化工作，通过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逐步实现统计管理规范化、业务流程标准化、任务落实制度化、统计调查法治化、统计人员专业化和统计手段现代化工作机制，成为目前摆在各级统计机构和每一名统计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政治任务。结合工作实际，对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谈几点浅薄的感悟和认识。
一、基层基础工作存在的问题
1、部分调查对象的认识偏差导致配合程度偏离。一方面存在“七分统计，三分估计”的陈旧观念依然在某些统计对象的脑海里存在，调查对象为了某种利益的驱动，导致他们对统计工作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产生偏见，或者怕泄露自己的实底有意虚报或瞒报，故意不提供真实的第一手统计资料，人为地造成了统计基础资料来源的渠道受阻。另一方面基层单位报表的主动性和及时性比较差，基层源头数据搜集难度大。每当临近报表送审时间，县（区）级统计机构的工作人员就开始电话催表，一两次还不行，得反反复复才能把报表催到手，无论是定期的报表还是抽样调查表，催报难度及花费时间和精力远远大于报表录入处理分析过程。
2、基层统计机构力量薄弱，特别是县（区）、乡镇两级统计机构承担的统计任务与人员力量过分悬殊。目前县（区）、乡两级统计机构承担了大量的统计数据收集、审核、汇总任务，特别是上级统计机构局、队分设后，县（区）级统计局在原有的在职人员和工作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须同时承担上级局、队安排的统计业务和调查任务，人员配备和力量与统计工作量之间矛盾日益突出。
3、基层统计人员素质不能完全满足统计形势和工作任务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使基层的统计数据的质量受影响。按照统计工作对统计人员要求，真正达到会统计、会调研、会分析、会微机的“四会”标准的人员为数很不乐观，而懂政策经济、知法规、能统计、会预测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少缺乏。
4、基层经费紧张成为制约基层统计事业发展的“瓶颈”。除上级业务部门仅有的一点业务经费外，统计部门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当地政府的财政资金，县（区）级财政以保人员工资为根本，而满足统计基础设施及网络化建设的需要举步维艰。
5、统计执法举步维艰。统计违法行为多发生在为单位工作的行为上，一般都是对单位进行处罚，如果某单位受到违规处理，势必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二、对基层基础规范化工作的建议和思考
1、强基固本夯实统计基础。健全机构和人员是夯实统计基础的关键。一是不断完善壮大县（区）、乡统计机构，充实、培训县（区）乡统计人员，在筹备成立市级调查总队的基础上，应尽快考虑成立县（区）级相应的调查机构，增加人员编制和经费投入，加大对基层工作的督导力度，提高局、队统筹组织协调和统计业务能力，确保基层各项统计任务的顺利组织实施。二是加强对部门统计的指导和管理，理顺政府统计和部门统计的关系，实现资源共享，使部门统计成为统计部门依靠的重要力量；三是搞好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加强对基层统计人员的培训力度，强化统计职业道德意识，强化统计法律意识，提高统计从业水平，为统计工作规范化管理奠定基础。四是建议上级业务单位要加强统计报表的管理和各专业报表间的衔接，杜绝统计报表指标重复统计，不随意增加基层工作负担。
2、质效并重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提高统计数据质量重点从完整性、准确性、及时性、简便性和适用性等五个方面下功夫。一是统计数据在统计信息的采集范围和内容含量上的完整性。要求统计调查覆盖的范围要完整，被调查对象的报表起报要完整。二是统计数据质量在统计信息客观真实性方面的准确性。对基层报来的各类报表必须严格审查，是否按统计制度规定的指标填报，计算方法是否正确，计算结果是否准确，统计数据是否符合基层单位的实际情况等，从数据采集的源头把好质量关。三是统计数据质量在统计信息时间价值上的及时性。以求真务实、不断创新统计工作的手段和方法，缩短统计调查与数据结果的间隔时间，以最快时间统计数据，建立和规范统计信息制度，提高统计数据的时效性。四是统计数据质量在统计信息使用过程中的简便性。一方面加强与政府各部门的合作，充分利用部门统计资料，减少重复统计，最大限度地减轻社会调查负担。另一方面对外公布的各种统计数据、统计图表和统计分析文章，力求简洁、清晰、明了，要把枯燥的数据、专业的图表和术语转化为贴近现实、贴近大众的表达方式，便于各级领导、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理解。五是统计数据质量在统计信息价值实现上的适用性。及时了解、掌握各级领导决策和社会各界对统计信息的需求情况，在调查之初就要考虑收集的统计信息是否有用，是否符合用户的需求，从而缩小统计信息供应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只有这样，才能生产出适销对路的统计产品，才能使统计数据发挥最大的效益回报。
3、转变理念提升统计服务水平。一是进一步增强服务的主动性。转变服务观念，增强服务意识，紧扣县（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题，主动搞好服务，及时反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积极拓宽服务领域，为各级党政领导决策服务的同时还要为企业服务、为社会公众服务。二是进一步增强服务的针对性。在开展统计服务和统计分析时，除要满足一定的数量要求的同时，更要注重分析的质量。服务的角度要准确，服务的内容要充实。对社会、经济方面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认真选题，做到分析问题透彻，提出的建议切合实际，有针对性，可操作性强。三是进一步增强服务的实效性。把握经济趋势、科学预测，由事后分析为主向事后分析与事前预警预测并重转变，改变过去单纯反映情况、提供信息的做法，在深入研究问题、提供实用有效的产品上下工夫。
经济基础论文篇12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也是当代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问题的深层次课题。当代英国著名的文化学家、文艺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就认为：“任何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解都必须从考察关于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命题开始。[1]鉴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文化问题理解中的关键性，威廉斯认为必须从两者的关系阐释出发的判断是对的。然而，一方面，威廉斯为了对应于社会经验的本质，把文化霸权视为解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工具，其特点在于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置于文化理论的框架下进行阐释。这样的做法不仅无益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理解①，更无益于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设。我们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框架（之一），而非相反。换言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不能本末倒置。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否就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尽管学界早已认识到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且已作了相关的理论建构工作，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马克思的解释方案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揭示，而它对于重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理论路径。
一、关于解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诸种方案
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因而需要审慎地对待。这里的复杂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诸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命题，一直以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石，即使要阐释它，也必须是在既有的框架内进行。事实上，在“正统”与“异端”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和争论。二是思想的变异性。历史地看，关于二者关系的命题和判断会由于社会环境和人们思想的变化而不同，无论是经济决定论，还是总体辩证法，抑或是多元决定论，都有其时代特征，不可妄下定论。在此，需要把握的是它们在学理上的关系及其差异;三是概念的模糊性。对二者关系的判断关涉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的理解，特别是对于“经济基础”概念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这概念理解上的争议诚然也导致了二者关系理解的差异。认识到理解二者关系的复杂性无疑是必要的，一方面揭示了它们之间关系的限度和范围，另一方面也为它们的时代性阐释提供了契机。
第一种解释方案：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的诸多战友和学生当中，保尔・拉法格对“经济决定论”②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专门对此做了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阐述。在《思想起源论》（又名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一书中，拉法格研究了正义、善、灵魂和神等观念的起源和发展问题。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思想起源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即经济生产或劳动过程决定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进程[2];其二，应该从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来解释诸如正义、善、灵魂和神等观念，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决定了思想的性质和形态。可以说，被拉法格理论化的经济决定论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定下了基调，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阐释，进而在后来的大众化过程中被理解成机械决定论。事实上，拉法格的理论是有马克思的思想根据的，后面会谈到这点。一般而言，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是被界定为“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正如人们所见，这种解释曾经流行较长时间，后来的各种批评也正是针对它而言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经济决定论忽视了上层建筑的作用，无论是对思想上层建筑、还是政治上层建筑，它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将这种“忽视”演化到现实层面，就是缺乏对意识或工人阶级意识、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关注;第二，正如晚年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这种经济决定论并不符合马克思和他的本真意思，他多次指出如果这样把经济理解为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会导致对现实理解的扭曲。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以经济决定论来界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需要重新审视的理论框架，它的固守性、僵化性和机械性已经与现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隔阂。
第二种解释方案：总体辩证法。在第二国际内部，经济决定论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鉴于西欧革命所遭受的挫折，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在当时的理论家们看来，革命意识、文化霸权已成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迫切问题和时代议题。因而，上层建筑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不断得到强调，表现在理论上就是界定二者关系的解释框架从经济决定论转向总体辩证法。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和卢卡奇都倾向于以总体辩证法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其中卢卡奇在这个问题上的探讨较为系统。具体而言，卢卡奇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上取得了突破：一是以总体性的历史性的观点取代了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3]在总体辩证法的视域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便是一种历史性和总体性的存在，特别是上层建筑不再是一种被经济决定的角色，它在整体中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二是在后来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研究中，卢卡奇认为它们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的界定，还是一种本体论的生成。他说：“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在本体论上的形成过程，似乎在每一件劳动事实中，在劳动部门化、精密化的过程中，以及在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析所表明的劳动职能的演变中，就可以系统的看出来。”[4]历史地看，卢卡奇的观点不仅与他的时代相契合，而且在学理上推进了该问题的研究。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概念不清晰、结构不紧密等问题，一言以蔽之，其宏大的思想远远超过细致的分析。
第三种解释方案：多元决定论。与总体辩证法的历史性阐释不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则是从结构的视角来解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建构了“多元决定”的社会历史解释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分析了二者的关系。在他看来，只要承认上层建筑的形式和国内外环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特殊的、独立的和不能归结为单纯现象的真实存在，矛盾的多元决定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合乎情理的。这里“不能归结为单纯现象”指的是上层建筑不能只是被看作为经济的反映或现象，它们与经济一样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否则，所谓的“多元决定”便是一种虚构。于此，他是不赞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观点的，首先是“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不能闪电般地一下改变现存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因为上层建筑具有相当大的稳固性;其次是“由革命所产生的新社会，通过其新的上层建筑形式或特殊的环境（国内外环境），可促使旧因素保持下去或死而复生，这种死而复生在没有多元决定的辩证法中将完全是不可想象的。”[5]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逻辑，经济基础或结构与上层建筑是两个独立的、真实的存在，它们共同决定社会历史的进程。如果承认上层建筑只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单纯现象的话，那么“经济一元论”就是无可挑剔的，而这在根本上是与现实的社会历史经验相冲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尔都塞比卢卡奇往前走了一步，它不仅仅承认了上层建筑的独立性，还把它视为与经济基础同时起决定性作用的独立因素。
如果说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拉法格是经济决定论的“始作俑者”，那么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便是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了。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的总体辩证法思想倒是有更值得借鉴的积极意义。事实上，卢卡奇“小心翼翼”的理论变革是多余的担心罢了，拉法格的理解也不是没有马克思的文本依据和思想渊源，而阿尔都塞的结构性反思亦有其可贵之处。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家族内部，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具有差异性，但是大致的趋向是逐步突显上层建筑在这个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此思想趋向有关的理论还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鉴于这种思想趋向的现实意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对上层建筑的研究。与此同时，经济基础概念也受到了人们的重新审视，其中以科恩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所做的工作尤为引人注目。
二、马克思的辩证方案
上述三种方案所理解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尽管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境况相关，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并非没有依据。事实上，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确实不存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表述，甚至在恩格斯的表述中也不存在这样明确而肯定的表述。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判断是谨慎的。基于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文本解读和思想解析，我们认为上述三种阐释方案并没有脱离马克思的思想基地，只是没有真切的理解他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辩证方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宁愿将上述三种方案中展示出来的思想看作是马克思辩证方案中的诸环节。
其一，在现实起源和内容构成的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并且认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构成。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③的论断，可以看作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最初版本。如果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基础，继而把国家或政治国家理解为上层建筑的话，那么这种推论显然是成立的。作为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命题的颠倒，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有以下两层含义：
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关系。简言之，以血缘和爱为纽带的家庭被以个体利益为核心的市民社会所否定，而市民社会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则由国家统一。当然，黑格尔所谓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一种理念，即理性国家。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以理性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是一种幻想，因而他坚持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裂，并且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他指出：“事实却是这样，国家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的。”[6]也就是说，对于政治国家而言，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其天然的基础，“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6]11
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构成。正如马克思所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的构成部分，是意志的现实的精神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存在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它们是动力。”[6]11在这个意义上，与黑格尔把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不同，马克思在社会存在的层面上解构了这种幻觉。因为市民社会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国家是一种被动的存在者。简言之，在这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内容，而政治国家则是一种形式性的存在。这与马克思后来“消灭”国家的思想有着逻辑的一致性。
于此，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马克思的思想根据。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不能把市民社会直接等同于经济基础，也不能把国家或政治国家等同于上层建筑。④马克思在特定的语境下做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断具有其特定含义。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受黑格尔“理性国家”的影响，马克思也只是把国家理解为政治国家。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中，国家还具有经济职能，保罗・斯威齐就认为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国家是“作为一个经济工具的国家”，一是国家参与采取经济行动以解决其发展问题，二是极力维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三是为了维护整个制度的稳定和运行，国家对工人阶级采取让步行动。[7]
其二，在逻辑阐释和现实变革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科学的方法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及其关系出发来阐述思想意识的性质和形式，而不能颠倒过来，并且指出后者是前者在观念上的反映，而思想意识的消灭则有赖于现实市民社会或物质关系的变革。
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它进一步推进了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论上的推进得益于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来理解。他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每次]出现的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8]38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在逻辑上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一个普遍性概念，因为它是一切历史阶段上出现的交往形式，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基础和现实关系。然而，接着他又指出市民社会也有其特定的内容，他说：“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8]146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不仅与交往相关，还与生产相关，指认它也包括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从它扩展的概念内涵来看，马克思此时的市民社会概念俨然成了经济基础概念的前奏。
具体而言，在该文本中，马克思所理解的市民社会、物质交往（关系）与思想意识、观念的关系有以下内涵：
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述思想意识的产生过程及其形式，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他说：“……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8]50与以往的哲学家们从思想意识出发来解释世界不同，马克思在这里颠倒了这种做法。在这里，市民社会作为一切历史的真正基础和现实关系，在逻辑上它也应该是出发点和根基，即思想意识的性质和形式及其产生过程都应该在市民社会中得到阐明。在马克思看来，这才是科学的方法。于此，他在这里所重点阐释的是关于考察市民社会与思想意识二者关系的方法，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内容。
思想意识的消灭有赖于社会关系的革命。正如马克思所言：“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乖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8]50根据德文原意，这里的“消灭”，应为扬弃之意。倘若把消灭理解为一种“归零”的清洗或去除行为，那么思想意识只具有消极之意。而扬弃的意谓在于，社会关系所要“消灭”的是思想意识对人们的束缚作用和消极影响，当然契合社会关系的思想意识，则是它的予以保留的积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认为马克思对思想意识只有消极作用看法的人，显然是误解了。
思想意识是物质关系的观念反映。“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换言之]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的[思想]，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8]66马克思在这里以“反映”的方式来描述的思想意识和物质关系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经验性的描述。对于“统治阶级的思想为什么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观念反映”的问题，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知晓，他认为这本就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一个理论问题，即不是一个经院哲学的话题。那些绕着“认识论”的圈子来批判马克思的“反映论”的人，或许是走错了道，因为这样的讨论不在一个论域中，从而无法达致有效批判。
其三，在社会历史构成因素的意义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二者具有“适应”关系，而就推动社会历史变革而言，后者不是仅有消极意义，也具有积极作用。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经济结构与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意识形式共同构成社会历史的组成要素，即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结构上，他指出物质生活是其他生活的现实基础，并制约着他们。同时，生产关系要“适合”于生产力，而社会意识形式“适应”于现实基础。由此可见，阿尔都塞赋予上层建筑以完全独立的决定性作用，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一种理论上的过激行为罢了。
如果把这里的“适应”仅仅理解为单方面的、被动的适应，那么事情未免过于简单了。正如马克思所言：“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10]346他举例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10]346在我们看来，这段论述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出了物质生产有其特殊的历史形式，而且要从其历史形式来理解，这里的“特殊的历史形式”即是指包括精神生活在内的社会历史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言，物质生产离开精神生产也是不可理解的;二是在这个语境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即在“制约”关系的基础上，两者之间也具有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甚至是相互适应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出，卢卡奇给予上层建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非是“完全的”，而是要加上限定词“特定的”或“一定的”。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9]33这里所揭示的是上层建筑变革的动力来源于经济基础的变革。而“或快或慢”指的不仅是一种时间性的表述，也是一种对变革强度、深度或广度的体认，例如马克思在论及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时，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1]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变革亦有它自身的节奏和规律。在变革过程的意义上，它们两者之间并不具有对等性。正是在这里，上层建筑变革的价值、意义及其积极作用才有做进一步的评估的必要。
马克思并没有忘记这一点，他接着又说道：“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9]33马克思在此为什么强调要把这两种变革区别开来？在我们看来，或许是他已经意识到对推动社会历史起积极作用的不仅仅是经济基础的变革，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同样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后者的变革并不比前者更简单、更容易理解。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相关启示
马克思用建筑物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比喻社会经济结构和法、国家、思想意识的关系，虽然形象通俗且容易辨识，但后人在理解这个比喻时也存在简单化和机械化的倾向。这种倾向转化为现实的表现，则是对上层建筑的忽视或者轻视，特别是有碍于对文化问题的理解。立足于当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来说，我们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研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
首先，重新审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主要目的，是要将思想意识、文化观念等上层建筑因素从“经济决定论”中解放出来。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阿尔都塞的理论意图无不如此。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研究来说，这是一种奠基性的理论工作，理应值得关注。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就得益于这种解放，它至少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化维度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席位，而且越来越重要。离开这个大的思想或理论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就显得有些唐突和不解。毕竟，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文化问题并没有取得相应的位置。
其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法论。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种分析框架⑤，这是错误的理解所导致的结果。因为作为社会历史的分析方法，这个理论框架所关注的是两者的关系问题，而非对某一方面的研究，也不是把两者割裂开来研究。在这个理论框架中，我们才可能进一步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边界，包括历史的边界、内涵的边界，甚至是地位的边界。也只有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更好的总结和提炼，从而不至于大而无当，也不至于妄自菲薄。所谓的文化自信便有了根据。
再次，进一步规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也具有规范作用。在这个规范下，研究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显然离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道路，当然也包括相应的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精神建设的研究和总结。其实质问题在于，如何规范文化道路与诸多其他维度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这其中便涉及研究立场的选择，及其社会历史意义的揭示或者说其价值旨趣的指认。具体而言，就是要正确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内在联系。为了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是冷冰冰的“诸多规律”及其总和，我们认为有相应的规范和价值立场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应该意识到，从马克思出发来重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仅是诸多路径中的一种。事实上，如果能够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的话，不仅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也能够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根据。须知，这里的“结合”便是相互阐释、相互融合和相互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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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论文篇13
关键词: 排放权/气候交易所/时空因素/代际公平 内容提要: 碳排放权市场的功能不仅仅是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的市场化手段，更是以排放权交易为核心的碳金融体系对低碳经济发展的贡献。在制定排放权市场法律制度时，应当把时空因素对排放权市场的影响纳入考量范围，如排放权的存储、借贷和调控等。在全国统一的法律制度框架下，通过鼓励排放权交易所之间的竞争和国际合作逐步推进我国排放权市场的一体化，排放权这一降低社会减排成本的制度设计才能得以有效实现。排放权市场的发展还涉及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问题。只有当代人和后代人共同的积极努力，协调立法行动确定科学的减排目标，进行持续性的立法评估，才能推动温室气体的有效控制，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立法基础。 全球气候变暖对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世界各国和地区相继制定气候政策和法律制度以适应和减缓气候的变化，基于市场激励机制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应运而生，并为各国立法所确认。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指令》、英国《气候变化法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全球气候变暖解决法案》等对排放权交易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此推进排放权市场的发展，激励排放主体积极做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功能不仅仅局限于它是解决温室气体排放的市场化手段，更在于以碳排放权交易为核心的碳金融对现有金融体系的冲击和挑战。在国际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各国于经济危机对国家产业结构冲击和调整之际，纷纷发展以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为特点的低碳经济，以碳金融为核心优化金融体系。以碳排放权交易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包括绿色资本市场、绿色信贷、碳基金、绿色保险、资产管理等内容的碳金融体系对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凸显。与其他商品市场不同的是，排放权的财产属性具有较强的人为控制特征，所以排放权市场具有鲜明的时空性质。因此，如何从时空维度优化排放权市场，并以此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成为重大的法律问题。 一、排放权市场的时间维度 排放权在法律性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但在经济属性上则属于金融衍生产品，尤其是在气候交易所进行的排放权交易标准化合约。美国法律已经赋予排放权以金融衍生产品的地位。在欧洲气候交易所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已经出现了二氧化碳排放权期货和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在设计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时，必须解决排放权的价格这一核心问题。排放权的价格受到时间因素的影响较大。在排放权的有效时间内，随着出售期限的缩短，排放权的价格会逐渐降低。在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计划（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EU ETS）的第一阶段（2005年至2007年），实际分配给各个国家排放配额（European Union Allowance，EUA）的总量远远大于在第一阶段里这些国家企业实际的排放额度。由于每年剩余的排放配额不能带入第二阶段进行交易，结果导致现货排放配额的价格从2006年3月最高的30欧元/吨跌到了2007年初最低时的3欧元/吨，排放权市场的时间因素问题突显。因此，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设计应当充分考虑时间因素对排放权价格的影响。 （一）排放权的存储 排放权法律制度设计的初衷在于企业通过实施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结构调整等方式获得富裕的排放权，从而在市场上交易获利，以强化企业节能减排的经济激励。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作为财产的富裕排放权，企业能否像存款那样向特定机构存储（banking）以备未来使用？这就是排放权的存储问题，即排放权的跨期消费问题。欧盟排放权交易市场完全支持排放权的存储，每年剩余的排放配额（EUA）可以用于下一年的交易，只是不得跨阶段交易。2007年9月新西兰政府公布的新西兰排放交易计划（the Framework for aNew Zealand Emission Scheme，NZ ETS）也允许参与主体对排放单位的存储。排放权的存储对排放权市场具有以下重大的经济意义。 一是节约排放企业的交易成本。假如一家企业今年有富裕的排放权，可以通过排放权市场交易获利。明年该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急需排放权，又必须从排放权市场购买排放权。如果明年排放权的支付价格高于当年排放权的出售价格的话，无疑增加了该企业的交易成本，还不如允许该企业保有富裕排放权留在明年使用的制度设计更富有效率。 二是有利于避免排放权价格的过度波动。作为市场机制之一，排放权的交易受到供给需求的影响。在供给大于 需求的市场条件下，如果禁止企业存储排放权，则会导致排放权价格的急剧下跌，出现排放权价格的过度波动，不利于排放权市场的发展。排放权的存储有效地增强了排放权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 三是激励企业尽早地开展节能减排行动。在排放权作为财富并可存储的条件下，企业会得到更大的经济激励而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因此，我国排放权市场应当吸纳这一做法，在法律制度中确定排放权存储的合法性。 （二）排放权的借贷 如果允许排放权存储的话，那么排放权可否像银行的贷款那样可以由排放企业借贷（borrowing）？这就是排放权的信用消费问题。相比较排放权的存储，排放权的借贷具有诸多消极性影响：一是会导致有关部门不能很好地评价碳信用的价值；二是会加大排放企业的逆向选择，不良企业或者将要破产的企业比健康运营的企业更倾向于借贷排放权；三是容易导致道德风险，借贷排放权的企业极易游说政府部门降低减排的标准，从而使他们借贷排放权的债务减少或者取消；四是延缓了企业积极采取节能减排的冲动。因此，对排放权的借贷应进行必要的规制。 新西兰排放交易计划是禁止排放权存储的。欧盟排放权交易计划在有限的条件下允许排放权的借贷。美国的立法案在严格的条件下才允许排放企业借贷排放权。2007年美国国会审议的《气候管理与创新法案》（Climate Stewardship and Innovation Act）中规定，排放企业可以借贷排放指标，但不得超过25%，其利率为10%。同年审议的《美国气候安全法案》（America’s Climate Security Act of 2007）对排放权的存储也加以限制，借贷额不得超过总信用额度的15%。我国排放权市场还处于初创阶段，为了激励企业节能减排的行为，在法律制度中应当禁止排放权的借贷。 （三）排放权交易的调控 排放权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效调控。政府进行调控的第一种方式是设定排放权初始分配拍卖最低价（auction reserve price）。排放权分配方式主要有无偿分配和有偿拍卖两种方式。在排放权市场发展的初期主要是根据历史排放水平无偿分配排放配额（祖父条款），以后通过拍卖方式分配排放配额的比重会越来越大。为了确保从经济上激励排放主体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政府必须提供排放权价格的支持机制。因此在排放权配额拍卖分配时应当确定拍卖的最低价。当低于最低价格时，竞拍人不能获得排放权配额。政府调控第二种方式是设定排放权交易的最低价（price floor）和最高价（price ceiling）。最低价和最高价的设定一方面有利于避免排放权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维护排放权价格的稳定，另一方面也为排放权交易设置了障碍，在给排放权带来促进作用的同时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对其进行法律规制应持谨慎态度。政府调控的第三种方式是政府部门进行排放权的储备。在排放权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排放企业有可能不能通过排放权交易市场获得发展所需排放权指标，企业新建、改建或者扩建的项目不能得到有效支持。另外，排放企业在获得排放权指标后有可能破产倒闭或者退出市场，该企业已经获得排放权无法在排放权市场出售时，则需要政府部门设立专门的储备机构进行调控。有关部门可以向符合产业发展要求而又无法获得排放权的企业提供排放权，同时向出售排放权困难的企业进行排放权收购，从而有效地进行排放权调控，也为排放企业存储排放权提供场所和服务。 二、排放权市场的空间维度 排放权市场的地域性意味着不同国家之间、国内不同地区之间、国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对排放权交易的收益和成本的评价是不完全相同的，由此造成排放权市场的分割和不统一。排放权市场区别于排污权市场之处在于：排放权市场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性，给他人带来收益的同时，极易形成严重的“搭便车”问题，会延缓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致行动。因此，排放权市场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必须从空间维度加以解决。 （一）交易的区域 实施排放权交易的区域越广，就越能在更大范围内促进排放权指标的优化配置，减少排放成本。为了充分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各国和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是十分必要的。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积极行动对其他地区和国家采取相关行动具有深远的影响。就国际市场而言，较有影响的市场主要是以强制性交易为特点的欧盟排放权交易计划（ETS）。2006年欧盟排放权交易计划的交易量为1104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其是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交易量的100余倍。而在同年的交易额中，欧盟排放权交易计 划是24436百万美元，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交易额仅为38百万美元。当欧盟排放权交易计划在2007年的交易量和交易额增至2061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和50097百万美元时，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数值才分别达到23百万吨当量和72百万美元。基于此，美国立法部门提出建议在5年至6年内组建全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交易规模将高达欧盟排放权交易计划的2倍至3倍。而加拿大则表示放弃自己的碳交易计划加盟美国的碳排放交易系统。 实际上，美国统一的排放权市场的创建除了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因素外，还有来自国内地方性排放权市场发展的压力。尽管目前美国并没有全国一体化的排放权交易市场，但已经出现了七个州的联合行动。2005年12月，美国西北部的康涅狄格州、德拉华州、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新泽西州、纽约州、佛蒙特州等七个州签订谅解备忘录，共同实施地区温室气体计划（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RGGI）。哥伦比亚特区、马萨诸塞州、宾夕法尼亚州、罗得岛州和加拿大东部的几个省和新不伦瑞克成为温室气体计划的观察员。随着地区温室气体计划（RGGI）的有效实施，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于2007年1月正式加入该计划，而马里兰州也于2007年4月加入了西北地区温室气体计划。美国州政府的集体行动为全美统一排放权市场的推动和发展积累了经验和市场基础。 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统一的排放权市场。尽管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等交易所的成立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但是，排放权市场和制度设计还必须注重解决人为的市场分割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已经显现。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部了《中国碳平衡交易框架研究》的报告。其核心内容是通过设立一个国家碳基金，计算全国碳源和碳汇的平均水平，然后让碳源总量超过碳汇总量的部分大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缴纳基金，补贴低于平均水平的省市。尽管该报告并未有设计具体的排放权交易制度，但其做法因涉及地方政府的利益而受到很大的阻力。更为重要的是，排放权市场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参与和支持，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密切相连，这种情形在短期内并不能完全消除。我国目前的污染物排污权的交易就是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得到迅速发展的，但也造成了市场的人为分割。基于路径依赖，我国排放权市场的发展遭遇市场分割也是不可避免的。 （二）排放权交易所的竞争与统一 排放权的交易分为场外（OTC）交易和排放权交易所（exchange）交易。就交易量而言，目前70%-80%的交易量是在场外进行交易的。但是，场外交易也存在着许多不利的影响。在场外交易中，排放主体寻求交易对手的交易成本较大。另外，交易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谈判力不对等，导致交易结果有失公允。我国排放权交易有沉痛的教训。我国企业出售给西方国家企业的排放权价格一般是8-10欧元/吨，而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中，价格一般则为17欧元/吨。排放权交易所相对于场外交易则更具有效率，具体表现为：一是排放权交易所扩大了交易范围，降低了排放主体寻求交易对手的成本；二是由于排放权交易主体均以交易所作为交易对象，增强了交易的便利性和流动性；三是排放权交易所通过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有效地对冲交易对手风险，增强排放权价格的可预见性。[11] 在全球排放权市场中，主要有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欧洲气候交易所、亚洲碳交易所、Eurex、Bluenext等，另外，纽约商品交易所也进行碳产品的交易活动。传统的证券交易所也纷纷寻求合作伙伴设立专门化的排放权交易所。排放权交易所的设立加剧了排放权市场的竞争，同时也推动了排放权市场的健康发展。 我国2007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62.7亿吨，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4.35%，远远超过了美国、德国和日本。另外，中国在排放权交易市场上出售的减排量已经超过全球交易总量的30%[12]。尤其是中国为全球CDM市场最大的供给方，2006年中国的额度在全球CDM额度的一级市场交易中占比达54%，到了2007年就迅速上升至73%[13]。但我国企业与国际买方企业谈判交易时，因为信息不对称和谈判力的不对等，在场外协商议价交易时，交易的价格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等交易所的成立为标准化合约的交易奠定了交易平台和市场基础。然而，我国统一化的排放权市场还没有形成，各种资源信息的优势有待提高，排放主体还是习惯于单兵作战。因此，如何整合各排放权交易所的资源优势，构建统 一的交易平台，成为一体化排放权市场构建的突破口。 在现行的排放权交易所布局框架下，一个有效的解决方式是建立统一的排放权交易制度，为排放权的买卖双方提供一个公平、公开的市场环境。而各排放权交易所的建立和运行为一体化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奠定市场基础和实践经验。我国排放权市场可借鉴美国的做法，在优化排放权交易所资源的基础上，加强各个排放权交易所的竞争与合作，并在各个交易所的基础上组建全国一体化的排放权交易所；或者在现有的多家排放权交易所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自动报价系统，将所有区域性交易所合并为部级碳排放交易所，从而建立一个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以及金融期货交易所相似的碳排放交易所。[14] （三）排放权交易所的国际参与 一体化的排放权市场不仅有利于降低排放主体的交易成本，而且也是一个更有利于排放主体参与国际市场的有效途径。尤其对还处于初创阶段的中国排放权市场而言，排放权交易所的国际合作和参与能够有效地保障我国碳排放的国际定价权。目前我国排放权交易所的国际化程度在不断的提高，北京环境交易所已经与全球最大的碳交易所BlueNext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作为我国第一家综合性排放权交易所的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则是由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和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共同投资组建的。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国排放权交易所之间的竞争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 三、排放权市场的代际公平 全球气候变暖的形成并非短期内影响因素所致，而是长期温室气体排放积累的结果。相应地，全球气候变暖的解决也需要数代人共同努力去解决。这就涉及代际公平的问题。[15]就排放权市场的代际公平而言，当代人要积极采取行动发展排放权市场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不仅要解决前代人遗留的问题，并且不能把问题留给后代人去解决。具体而言，应在立法行动、减排目标和法律实施的评估上积极采取行动。 （一）立法行动的激励 排放权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具有鲜明的路径依赖，需要数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这需要当代人把后代人的经济和环境收益纳入立法的考量范围。关键的问题是，当代人必须做出积极性的立法行动。美国目前并没有有关的联邦统一立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各州没有立法行动。美国各州中以加利福尼亚州《全球气候变暖解决法案》最具影响力，正如该法案所言：加州针对温室气体减排所采取的行动对鼓励其他州、联邦政府和其他国家采取相关行动有深远的影响。其实，加州在环境保护立法方面一直走在美国的前列。2006年《全球气候变暖解决法案》的通过是数代人不断努力的结果。加州对气体排放的法律控制甚至可以追溯到1959年通过立法要求州公共健康局制定空气质量标准和控制机动车的行动。有关气候变化立法的行动始于1980年代后期，至今也有近20年的历程。1988年，加州众议院议员Byron Sher提出了第一部气候变化立法的提案（AB 4420）。By-ron Sher作为加州参议院议员于2001年又提出SB1771的立法案，建议加州设立气候行动登记部门（California Climate Action Registry，CCAR）。如今，CCAR正被联邦政府评议成为全国性框架，该地方立法被置于全国范围内效仿。[16]经过数代人不断的努力，加州州长施瓦辛格于2006年9月27日签署《全球气候变暖解决法案》使之生效。基于排放权立法中代际利益的考量，以及气候控制收益的不确定性，当代人往往推迟立法行动。澳大利亚立法部门于2009年12月对气候变化立法提案的两次否决就是例子。 国家或者地方立法的目的是通过市场机制来推动排放主体采取减排措施，从而满足本地区范围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限额，使本地区经济和环境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与排污权市场机制不同的是，排放权立法中必须把对后代人的立法成本和收益纳入当代立法之中。基于此，尽管世界各国和国内各地区存在着排放权立法中利益的纷争，但是应当积极地采取行动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为今后排放权立法控制提供市场基础和立法经验。 （二）减排目标的确定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的确定是排放权立法的核心问题之一。现行的各国立法中都对减排目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英国《气候变化法案》（2008）第一条规定国务大臣的义务是确保英国碳收支账户的目标在2050年降低到1990年水平的80%。加州《全球气候变暖解决法案》第三部分则规定立法的目标是确定加州2020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到1990年排放额的水平。减排目标是在技术可行性和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对当 代人和后代人利益衡量的确定。在总体目标确定的基础上，阶段性目标得到不断的优化和调整。但是，由于各国对温室气体控制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同的，有些国家对温室气体控制的态度犹豫不决。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有的国家甚至搁置温室气体的立法。减排目标的确定有利于各国开展协调一致的行动，通过法律义务性约束强化政府部门和排放主体的减排努力。 （三）法律实施的评估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解决需要数代人共同的努力。当代人立法控制的努力也需要后代人的支持和发展，这实际上也是代际公平的问题。一旦排放权立法设定了减排目标，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后代人会做出更加科学、理性的完善和优化。 首先，后代人会对排放权立法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当代人在制定排放权立法时基于科学技术知识和经济信息的局限不可能对立法效果做出精确的预测，需要后代人在排放权立法实施过程中持续性地对立法效果进行评估。英国《气候变化法案》确定了报告制度，要求政府在每个碳收支5年计划结束时向议会提交一份碳收支计划的实施以及气候变化对当前和未来经济和非经济影响的报告。根据该法案成立的气候变化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评估英国温室气体减排进展（每个碳收支5年计划以及2020年和2050年减排目标）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策略，使《气候变化法案》实施的评估有坚实的组织基础和保障。其次，后代人会促进实施计划的更新。排放权立法确定了长期的实施计划，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则会遇到特殊情形需要更新实施计划。这些特殊的情形主要包括立法控制对低收入地区和小企业的影响、科学技术的进步等。加州《全球气候变暖解决法案》第38560.5（h）款要求加州空气资源理事会至少5年一次更新全面实施计划，以实现技术上的最大可能性以及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具有成本效益。 再次，排放权立法的相关法律和监管措施需要后代人加以完善。排放权立法的建构和完善需要数代人共同的努力。尽管美国加州《全球气候变暖解决法案》走在美国和世界立法的前列，其文本也达到了13页，但还远远解决不了所有的相关问题，因此其将大量的权力赋予了加州空气资源理事会，加州空气资源理事会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该法案第38562（c）款要求加州空气资源理事会在2011年1月1日之前制定法规，以在2012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建立一个市场化的温室气体减排限额。同时，第38562（g）款规定加州空气资源理事会在2011年之后可以按照规定修改该法规，并可以制定其他的法规来扩充这一部分的规定。由此可见，只有当代人和后代人在立法目标一致的基础上，既发挥当代人的能动性，又发挥后代人在科学技术、经济信息等优势，才能较好地解决全球气候变暖这一人类难题。 注释: 、、、[13]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于2009年6月11日的专题策略报告《碳排放权交易全景研究》，第18页，第9页，第20页，第10-11页。 、韩良：《国际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66-71页，第324-325页。 See Sam Frankhauser&Cameron Hepburn，Carbon Market in Space and Time，LSE Center ForClimate Change Economics and Policy Working Paper No.4，July 2009，pp19-21. 、See Sam Frankhauser&Cameron Hepburn，Carbon Market in Space and Time，pp19-21，pp2. 、 See Julia Reinaud，Emission Trading：Trends and Prospects，OECD and IEA，December 2007，pp40-42，pp13. [11]See Janelle Knox-Hayes.Constructing Carbon Market Spacetime：Implication for Neo-modernity，Oxford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he Environment Working Papers in Employment，Work and Finance，pp12-14. > [12]、[14]孙国茂《利用资本市场发展低碳经济》，《经济观察报》2009年11月23日，第16版。 [15]有关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详细论述参见郑少华：《生态主义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169页。 [16]See W.M.Haneman.How California Came to Pass AB 32，the Global Warming Solttions ACT of200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Department of Agrica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andPolicy working paper No.1040 pp3-26.Also see Janelle Knox-Hayes.Path Dependence，Coliation andInterlinked Networks：Legislating Carbon Markets in the Face of Financial Crisis，Oxford Schoolof Geography and the Environment Working Papers in Employment，Work and Finance，p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