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消费行为论文篇1
一、“面子”与“面子文化”
对“面子”的阐述,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心理学意义和社会学价值两个方面:面子既被视为个人心理的一种自我意象,也被看做是一种尊严或地位的象征。Brown&Levinson(1978)以人们在交往中的基本愿望和需求为依据,将面子分为积极面子,即个人拥有行动自由,不受干涉的权利和消极面子个人正面的自我形象或个性受到赞许。朱瑞玲(1987)将面子划分为社会面子和自我面子两种。前者指符合外在社会要求的,包括个人拥有的身份地位、政治权利、学术成就等;后者指来自自我要求的,主要是个人内化的道德行为。周美玲(1994)认为,面子既是一种心理构建,也是一种社会构建。翟学伟(1999)认为,面子是一种由于个人表现出来的形象类型而导致的能不能被他人看得起的心理和行为。Spencer-Oatey(2002)则将面子分为质的面子,它与个人属性的价值相关和社会身份的面子,它与社会或团体的角色以及人们所感觉到的公共价值相关。刘继富(2008)认为,面子的实质是个体对自我在他人心中的价值和地位的关注,自我价值是面子的内核,社会性资源是面子的象征。戚海峰(2009)认为,面子实际上是个体在社会活动中所期望达到或维持的一种为他人肯定和尊重的理想状态 [1～7]。
中国人也常将“面子”称为“脸面”。佐斌(1997)通过实证研究归纳出中国人认为有失脸面的四类行为是:违背道德、隐私暴露、能力缺陷和不良习惯。中国人的面子类型则主要有道德性面子、地位性面子、才能性面子和人际关系面子等 [8]。为了要面子,于是乎就产生了做面子、给面子、借面子与面子、争面子与保全面子、撑面子、对面子与挽回面子、交换面子与赠送面子 [9]等行为,并进而逐渐形成了“面子”文化。
二、“面子”文化与旅游消费行为的关系
1.“面子” 文化在旅游消费行为中的表现
第一,旅游消费炫耀型。一些旅游者借某些超越其他旅游者的消费行为以炫耀财富、身份与地位。如一味乘坐豪华游轮或头等机舱、下榻高星级或奢侈型酒店、享用高档餐厅的美食,甚至进行奢侈、浪费、享乐主义的旅游消费,这其中也不乏诸多超出实际消费能力的行为。在炫耀性心理支配下的此类旅游消费行为,常被炫耀性旅游消费者视为“挣得面子”的手段。
第二,旅游消费跟风型。跟风型旅游消费行为指顺从社会潮流行为标准、规范及趋向引导而进行的旅游消费,在旅游目的地选择上表现为避冷趋热、求名求热以及被动旅游消费等。以农村居民为例,目的地选择多偏好大中城市和省内著名的风景名胜区[10],目的地城市选择则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热点地区 [11],为了“面子”宁愿忍受交通拥挤、住宿紧张、门票上涨的旅游环境,以致牺牲旅游质量。被动旅游消费的人,通常本无旅游消费意愿,或被人怂恿鼓动,或担心被看不起,或碍于“面子”不得不从众消费。
第三,旅游消费时尚型。当旅游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之时,某些旅游者为了有别于大众旅游,以突出自己的优越地位而尝试用更新颖、更刺激的旅游消费来建构旅游“面子”,并由此催生了许多时尚旅游方式的诞生,如背包游、徒步探险、自驾游以及高尔夫、潜水、跳伞、马术等所谓上流社会的旅游活动。
第四,旅游消费盲目型。盲目旅游消费是指旅游者不考虑收入约束、或不追求实际经济效用、或对旅游消费对象的判定熟悉不足而做出的非理性的消费决策和行为,究其原因实乃是“面子”这个东西在作祟。加上在某些旅行社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旅游产品的推波助澜之下,盲目旅游消费的倾向更加突出。据相关调查显示,“目前中国人的出境旅游消费已进入世界前列”[12],“购物是中国游客在境外自主消费的第一大项。境外购物大都瞄准了高档时装、名牌化妆品、品牌首饰、珠宝、名牌家电等商品。”[13]
2.“面子”文化与旅游消费行为的关系
(1)通过“认同”这一中间桥梁进行联接。 Theodorson(1969)认为,认同是一种同化与内化的社会心理过程,它是将他人或群体的价值、标准、期望与社会角色,内化于个人的行为和自我概念之中 [14]。“认同”概念可以用来表示主体性、归属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人们对自己在社会中的某种地位、形象和角色以及与他人关系的性质的接受程度” [15],它是人们存在于社会,与人进行社会交往、追求关系和谐的一种方式。
消费与“认同”有着密切的联系,“认同”支配了消费,而消费又体现了“认同”。一方面人们对自己地位、角色的认同,决定了他们的主要消费方式和行为;另一方面“人们借助于客观的符号来表现、传播和交流自己的认同” [15],因此,消费是一种表达认同的符号。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消费行为是一个涉及文化符号与象征意义表达的过程,它“既是建构认同的原材料,又是认同表达的符号和象征。” [15]
“面子”与“认同”同样有着紧密联系。“面子”是对“认同”的一种渴望和追求,“认同”是“面子”所追求的一种利益。“中国人消费行为中面子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在于消费过程中,对于相关群体对自身的评价与相关社会行为规范所固有的高度敏感性。”“面子的本质是个体在社会活动中所期望达到或维持的一种为他人肯定和尊重的理想状态,而它的作用机制则是认同地管理。” [7] 中国人的认同管理模式是置身于群体中的他人认同管理,其重心在于认同的外在与客观层面上,重视获得社会与他人对自身的积极评价,注重借助有形物品建立与他人之间的认同并传递认同感。
这种客观认同的存在,使得人们需要一种具有表现力的、可观察和被识别的符号,如借助某种特定的消费方式或举止行为,来得以被客观地认同。于是特定的旅游消费方式和行为也就成为一种被认同、进而转化为面子的手段。认同具有可塑性,一定的消费方式和行为可以成为塑造自我形象,并谋求某种身份认同甚至是超越现有身份阶层的手段。如炫耀型旅游消费行为,就是旅游者用以表现身份、地位和“自我”,建构“认同”进而挣得“面子”的方式。跟风型旅游消费行为则是旅游者处于其消费观众面前,为避免触犯集体意识而被迫进行的旅游消费活动,是群体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
可见,“面子”与旅游消费行为是通过“认同”或“认同”管理这一共同作用机制来发生关系的。
(2)共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旅游消费文化系统。消费文化是某一社会成员在消费方面内在和外在的行为规则,“包括消费哲学、消费价值取向、消费道德、消费行为、消费品位、消费审美 、消费心理等,这是人们在消费实践中形成的反映消费特点和了解的观念形态的总和。” [16] 由于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消费内容和消费行为都带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而这种象征意义本身也是一种文化。
“面子”作为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在消费领域引导消费行为并形成“面子”消费价值观与“面子”消费文化。“面子”消费价值观和“面子”消费文化在旅游消费领域引导产生旅游消费行为,“面子”文化与消费文化共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旅游消费文化系统。如旅游者为“做面子”、“保面子”而进行炫耀性旅游消费或跟风型旅游消费行为以表现其身份地位;为“赠面子”、“撑面子”而盲目购物甚至于上当受骗。
(3)“面子”文化与旅游消费行为相互作用,并在社会变迁中发展变革。“面子”文化与旅游消费行为相互作用。一方面“面子”文化作为一种消费价值观念,对旅游消费行为具有引导作用;另一方面特定的旅游消费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和反映“面子”的得失。同时,旅游消费内容的丰富和方式的发展,也将充实旅游消费“面子”文化的内容,进而导致旅游消费价值观的演变甚至是重构。
作为旅游消费文化的旅游“面子”文化,具有文化的一般特性,即具有传承性、变革性和时代性。中国旅游消费文化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迁,当前的现状是贫困的、过度节俭的消费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下过度超前的旅游消费文化,以及部分理性的、适度合理的旅游消费文化并存。随着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个性化、风格化的旅游消费行为将凸显其对旅游消费文化的影响,使之再建构。与之相应,引导某些特定旅游消费行为的“面子”文化的内容及其功能也会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面子”文化与旅游消费行为的关系(如图所示):
“面子”与旅游消费行为关系图
“认同”作为中介联接了“面子”与旅游消费行为,“认同”是“面子”追求的核心利益,“面子”则是“认同”的内容之一。“面子”文化作为一种消费价值观,引导了特定旅游消费行为的发生;“认同”支配着旅游消费行为,旅游消费行为则是建构“认同”的一种手段。“面子”文化、“认同”及该价值观引导下的旅游消费行为共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旅游消费文化系统。
三、发挥“面子”文化的积极作用,引导健康旅游消费行为
1.“面子”文化对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
“面子”文化对旅游消费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就消极影响来说,出于“面子”考虑的旅游消费行为给旅游者造成了额外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压抑了旅游者的真实需求。跟风型旅游易造成目的地旅游设施的超负荷甚至资源被破坏。“面子”文化可能刺激某些旅游企业的“破坏性”建设和不道德旅游产品的开发行为,如高尔夫球场的兴建造成土壤和水质污染,某些“赌”、“嫖”产品污染了旅游环境。
“面子”文化对于旅游消费行为也具有积极影响,如同“面子”对人们积极上进、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等自身发展行为具有刺激作用一样,“面子”文化对旅游者也具有激励作用。“面子”文化能刺激新的旅游消费需求的产生,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推动旅游业的创新和发展。从直观结果来看,“面子”文化为旅游经济贡献了一定力量,尤其是“道德面子”规范,约束了旅游者行为,客观上提高了个体旅游伦理道德行为向公共旅游道德靠拢,对旅游道德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旅游消费中对“面子”的过分关注诱发旅游者的非理性消费行为,但充分发挥和利用“面子”文化的积极意义,将有利于理性、健康的旅游消费文化的建设,进而引导旅游者健康理性地旅游消费。
2.健康的旅游消费行为的发展趋势
从旅游审美文化的角度来看,旅游是涉及自然美、艺术美、生活美,使旅游者获得身心愉悦的综合性的审美享受。愉悦性和享受性应是旅游者在其旅游活动中拥有或追求的一种态度、价值观和心境,是其心灵和人性的回归。旅游者在旅游消费过程中得到的应是心理官能上的赏心悦目、掠奇揽胜和伦理道德层次上的震动与启迪。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的最高层次需要是自我实现,旅游消费作为一种具有情感性、发展性的消费行为,其意义和发展趋势是使旅游者心灵得以充实、自身修养得以提高,为旅游者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提供途径。
从消费社会学的角度可知,旅游消费除了经济目标外,还应以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文化目标、可持续消费和发展为其实践目标。
3.发挥“面子”文化的积极作用,引导健康的旅游消费行为
旅游消费中关注“面子”、爱“面子”并没有错。因为“面子”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为文明的标志,它是人们对自身形象的一种维护,是一种羞耻心理的行为表现,也是一种自我约束与激励的力量。鲁迅先生一句“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更是道出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面子”情节与文化。但若过分的“爱面子”甚至到了“活受罪”、“要面子不要脸”的程度,“面子”本身所承载的正面意义就将被异化了,并走向生活和人性的负面。
“面子”文化与旅游消费行为相互作用,并在社会变迁中发展变革,使得消极“面子”文化的弱化和匡正成为可能。而文化和历史的延续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又使得“面子”文化的更新及传统旅游消费模式的变革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为此,需要认识“面子”的本质特性,即它是一个常数,经不起肆意抢夺,必须流通(互让)。只有追求“无愧于心”(而非刮目相看)这一道德指标,才能实现“面子认同”这一利益。
四、结语
“面子”文化与旅游消费行为是相互作用的,并统一于旅游消费文化系统。“面子”文化是某些特定旅游消费行为发生的诱发因素,并同时关注一个核心利益――“认同”。“面子”文化对旅游消费行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利于旅游者自我完善和旅游消费行为可持续发展角度来说,发挥“面子”文化的积极作用,引导旅游者进行健康理性的旅游消费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选择,而这种努力则是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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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消费行为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F592.6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6-0019-0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快速发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业绩。如果说20世纪初旅游还是作为一项奢侈消费品的话，现在旅游几乎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消费品。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旅游人次数达到1.87亿人次，出游率为44.5%，旅游总花费为1446.57亿元[1]。旅游消费是指人们在旅行游览过程中，为了满足其自身发展和享受的需要而消费的各种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的总和[2]。旅游消费模式反应了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所消费的各种类型的旅游产品及相关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随着旅游的大众化，不合理的旅游消费行为及其环境影响也得到了广泛关注[3]。本文对可持续旅游消费的研究现状和热点问题进行了梳理，并展望未来研究与发展趋势，以期促进可持续旅游相关研究，并引导公众的绿色旅游消费行为。
一、可持续旅游消费的理论研究
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将其定义为：“可持续发展是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满足子孙后代需求能力的发展”[4]。1994年UNEP在内罗毕发表《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报告首次将“可持续消费”定义为“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求”[5]。可持续旅游是随着可持续发展这一新观念的出现而出现的，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消费等思想及理论在旅游这一特定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延伸。可持续旅游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在为旅游者提供高质量旅游环境的同时，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在开发过程中维持旅游供给地区生态环境的协调性、文化的完整性和旅游业经济目标的可获得性；保持和增强环境、社会和经济未来的发展机会，实现旅游业发展方式、发展规模的合理规划和管理[6]。
司金銮指出可持续旅游消费应重点探讨可持续旅游消费的三对关系、可持续旅游消费的三元机理、可持续旅游消费的核算机制、可持续旅游消费与相关因素的关联互动及可持续旅游消费的政策设计等五个基本理论问题[7]。宁士敏认为，旅游消费依存于旅游业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用可持续发展原则去规范旅游消费行为，并就旅游消费如何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8]。毛凤玲对可持续旅游消费基础理论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包括物质消费、精神消费、生态消费的“可持续旅游消费三元结构”的初步框架。对可持续旅游消费的涵义、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阐述了可持续旅游消费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9]。杨卫东提出可持续旅游消费结构、方式、动机、效用必须遵从可持续性原则，即在进行旅游消费时要考虑代内与代际公平、考虑旅游业的发展及旅游效用与旅游资源承载能力的相互促进[10]。何春萍从消费者支付能力、闲暇时间、旅游动机三个方面论述可持续旅游消费的实现面临障碍是居民收入、闲暇时间制度和传统消费文化对旅游消费观的不良影响，来自旅游产业自身的阻碍因素是地方政府对旅游消费经济功能的过分偏好、可持续旅游产品的供给问题和旅游消费政策、旅游消费教育等方面的问题[11]。
二、旅游消费行为环境影响
旅游消费涉及餐饮、住宿、交通、游玩、购物、娱乐等六个方面，很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研究它所带来的环境影响，如：杨新军，霍云霈介绍了旅游交通带来的环境影响，分析了不同交通方式带来的能源环境污染及其成本估算方法，以瑞典环境智能测试系统为例，对旅游交通环境污染方面的应用作了探讨，同时结合我国ReBAM的环境交通影响分析，指出高强度集约化旅游开发模式，会造成交通工具区域上高密度使用，并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最后总结了旅游交通方式与能源消耗带来的环境污染及其启示[12]。Stefan Gfssling等人分析了交通、食宿等旅游消费结构与CO2排放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旅游并不是比其他经济活动对环境影响更小的“无烟产业”，旅游的生态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目的地国家、旅游者文化和选择度假的环境[13]。OECD发表的关于可持续消费系列研究报告，其中可持续旅游消费篇对家庭旅游消费的环境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报告指出随着收入的增加，与旅游相关的交通在OECD国家之间日渐增加，它是产生大气和水体污染物、温室气体排放、噪声等级增加的重要因素。预计在未来二十年内旅游出行，尤其是航空旅游将在这方面对环境产生很大影响[14]。
三、可持续旅游消费测度――旅游生态足迹
Colin Hunter等认为生态足迹是衡量可持续旅游消费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这种分析方法可以从全球的视角估算旅游消费的环境影响[15]。章锦河等基于生态足迹的理论与方法及旅游者的生态消费结构特征，构建了旅游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娱乐、游览等6个旅游生态足迹计算子模型[16]。Trista M. Patterson等人的研究表明，旅游度假者的假期期间的生态足迹比平时高，也比当地居民的平均水平高，而这其中与旅游交通相关的环境影响最大，可以占到总足迹的86%[17]。WWF―UK通过计算不同旅游产品的生态足迹，比较不同旅游产品的生态需求和自然资源消耗，计算得到在马约卡岛度假1个床位1夜的生态足迹为0.030hm2；而在塞浦路斯度假1个床位1夜的生态足迹为0.070hm2。
国内也有很多学者运用生态足迹方法论述了旅游可持续发展，如：张约翰等人从高原旅游消费结构特征出发，将高原城市旅游生态足迹构建为6个活动组别计算模型。运用模型对拉萨市旅游业生态足迹进行测评，结果表明2007年拉萨市旅游者人均生态足迹为0.05134hm2，其中交通、餐饮分别占85％和12.5％，人均旅游生态足迹占城市生态承载力的13％[19]；孟繁斌选取武夷山“三区”为研究对象，表明武夷山2000-2004年人均旅游生态足迹平均值为0.039hm2，而人均旅游生态承载力平均值仅有0.0235hm2，即平均存在0.016hm2的人均旅游生态赤字，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旅游生态赤字将不断增加[20]；李君轶等人对西安市入境游客的生态足迹作了初步探讨，结果表明，西安市入境游客人均生态足迹为0.0156hm2，约占该市现有城镇居民年人均生态足迹的1.17%，进一步分析表明，旅游生态足迹结构组成中，餐饮的旅游生态足迹居绝对主导地位，约占54.09%[21]。席建超等人对北京市海外旅游者的生态占用作了初步探讨。结果表明，北京市海外旅游者每次来京旅行人均生态占用0.09587km2，约占北京市现有城镇居民年人均生态占用的5％。因此，旅游消费生态占用对区域生态占用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22]。
四、促进可持续旅游消费的措施
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环境政策委员会指出，尽管生态旅游的市场份额在增长，但旅游者在选择度假目的地和交通方式时很少考虑环境影响，为了减少环境影响，就航空旅游来说，可以采取技术创新、需求管理以及交通方式的转换来达到目标，呼吁政府在计算旅游业成本和效益的时候考虑环境影响的成本，同时为了提供旅游者的环境意识，OECD建议相关者为旅游者提供减少环境影响的信息[14]。国内专家学者通过对旅游消费的环境影响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管理政策调控措施，刘瑶指出健全旅游的环境影响研究理论体系、广泛开展旅游环境影响评价、转换旅游形式是解决旅游环境影响的有效方法，也是今后研究工作的重点[23]。李玉文提出要加强生态旅游区景区保护规划、加强景区环境影响评价等可持续旅游的对策和措施[24]。王群等人认为要关注旅游地的水环境问题，认为加强对旅游地水环境的研究与保护将是我国旅游可持续发展和研究的重要内容与重要领域[25]。李萌等认为可持续旅游消费的实现受社会大环境、旅游产业背景、旅游消费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推进可持续旅游消费应着重与提高旅游消费水平、改善旅游消费结构、进行可持续旅游消费的源头控制、提高公众的可持续旅游消费意识，并对旅游消费行为过程进行科学的制度安排[26]。
五、旅游消费环境影响研究与前景展望
随着旅游消费层次的提升和消费总量的扩大，研究旅游消费行为对环境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可持续旅游消费逐渐成为国内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是目前的研究深度不足，从理论到实践都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急需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应用实践。以下研究领域存在不足，有待进一步研究：
（1）现有评价指标单一，缺少成套的评价指标体系。由于可持续旅游消费概念缺少操作性，在实际应用中，可持续旅游消费往往被解释成提高能源或资源的使用效率，废弃物最少化，环境友好的消费习惯等。因此，在现有的案例研究中，研究人员往往仅选择某一个或一类指标来评价旅游消费行为的可持续性，而没有考虑环境影响所涉及的空间范围。不同的环境影响在全球、区域及个体层次上所产生的生态效应是不同的，因此环境影响的空间特征应当是评价旅游消费可持续性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2）研究成果主要停留在可持续旅游消费的管理理论阶段，而可持续旅游消费研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推进居民旅游消费行为向可持续旅游模式的转变和管理，因此，研究成果的实用性更加重要。
（3）对地区性旅游消费行为的环境影响的定量研究有所欠缺。虽然少数学者已经在这一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大多是通过统计部门的数据进行分析。而通过获得一手数据来核算分析旅游消费行为产生的环境影响的研究很少。直接通过旅游消费者获得的数据能客观反映出消费者需求，消费行为特征及其产生的环境影响。
（4）缺少推动可持续旅游消费的政策、法律法规、经济政策，公众引导等方面的调控机制。在旅游消费环境影响管理的过程中应注重各利益相关方之间信息和行为的必要沟通，探索建立自上而下包括国家、地方政府、旅游消费者、旅游经营者、研究人员和社会公众在内的信息共享平台与合作机制，对管理措施进行及时公布、实施、反馈和完善。
（5）旅游消费行为环境影响科普性知识的普及不足。要加大旅游消费环境影响知识的科普宣传力度，利用现代传媒开展科普宣传活动，让旅游消费者了解旅游过程中食、宿、行、游、购、娱等方面环境影响的知识，培养和提高旅游消费者的环境保护意识。
以上这些领域研究的不足，正是未来可持续旅游消费研究的重要园地，随着对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可持续旅游消费研究将取得更丰硕的成果，对促进人们的可持续旅游消费将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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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消费行为论文篇3
旅游者消费行为过程体系
目前,不少研究者将消费者行为分析模式应用到旅游消费者的研究中,并借鉴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提出了不同的旅游消费者行为分析理论。代表性理论有“需求―动机-行为”模式、“刺激一反应”模式和新消费行为理论模式三种基本模式。“需求―动机-行为”模式认为旅游者的需要、动机以及行为构成了旅游购买活动的周期。“刺激一反应”模式则认为经过加工的外部刺激同旅游者个体的态度等心理因素以及人口统计、经济和社会因素共同影响到旅游需要及动机,并最终促使了购买行为的发生。贝克尔的新消费理论认为传统观念将消费等同于购买是不全面的,消费应有更丰富的内涵,购买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他重视对消费效果的评价。
综合传统消费者行为理论和新消费理论对于旅游消费行为的分析,可以认为:旅游者的消费行为是一个过程,它包含于一个完整的行为过程体系之中,该行为过程体系由决策行为、空间流动行为、对旅游消费效果的评价行为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消费特点所构成。本文将以这种旅游者的行为过程体系作为理论基点对来黔旅游者的消费行为展开实证研究。
来黔旅游者消费行为实证分析
本研究以来黔国内旅游消费者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抽样调查。通过对来黔国内旅游者消费行为过程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掌握影响其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为贵州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的进一步开发提供参考。
数据经过筛选录入计算机后,用SPSS13.0的信度分析模块Reliability Analysis进行信度分析,调查问卷的信度系数Alpha值为0.8591,大于0.7,从总体来看,量表的信度是可靠的。
(一)来黔国内游客人口特征分析
游客的个人特征包括游客的省份、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个人月收入、家庭结构以及身体状况等。
综合表1统计数据,贵州主要的客源市场是华东和中南地区,符合国内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同时这些地区在空间分布与贵州比较近;东北、华北、西北游客较少;西南地区由于自主进入贵州比较方便,因而本调查构成比例较低;职业主要为机关工作人员,这也与调查的文化程度、月收入水平分布一致,同时从年龄结构来看在职工作5年以上的人员是旅游的主要消费者,老年旅游者所占比重较低。
(二)来黔国内游客决策行为分析
游客决策行为受外部影响因素和内部影响因素的双重作用,问卷中根据外部影响因素和内部影响因素的内容,设计了一系列问题,数据收集整理后主要结果如下:
外部影响因素。外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旅游信息渠道、文化及社会影响因素以及对旅游地差异性需求等,调查数据显示出表2中的特征。
内部影响因素。内部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旅游动机和对旅游资源的偏好。调查数据显示出表3的特征。
从表3的数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当前来黔旅游消费者获取消费信息的渠道呈现多元性,决策影响因素以主要族群群体及旅游产品与消费者生活的自然环境差异性为主。从旅游动机及资源偏好的发展趋势来看,仍以观光旅游为主,对民俗风情的了解和体验是未来的主要发展趋势。总体来说,旅游者对旅游资源的消费和喜好趋向于多元化发展。
(三)来黔国内游客的实际消费分析
在分析旅游消费特征的基础上,着重调查消费者在贵州旅游消费过程中的出游方式、出游频率、偏好的旅游商品及娱乐项目和消费支出方面的内容。
旅游者实际消费行为统计数据(见表4)显示,贵州旅游消费产品比较单一,消费的季节性明显,自然资源优势的消费仍占主导优势。民族文化风俗及相关产品消费成为发展的趋势,但消费中缺乏显著优势,主要还停留在观赏娱乐阶段,对民族文化的体验需求还未得到充分发掘。消费结构不合理,交通、吃、住、门票仍然占比较大的比例,体验、个性消费、特色商品消费的比例还较低。
(四)来黔国内游客消费评价行为分析
消费后评价是消费行为的一部分,旅游者在完成实际消费行为之后,一般会体验到三种感觉:满意、不满意和疑虑。这些体验又会影响到旅游者的下次购买行为,并影响与消费者有相关联系的个体及群体的购买决策。
表5统计结果显示,游客总体感受及各个单项方面的感受都比较满意,对再次到贵州旅游表现了很大的兴趣,未来希望更好的改善交通及贵州旅游整体环境,但是部分少数民族游客对饮食未考虑其特殊需求表示了不满。
贵州省国内客源市场开发的相关建议
基于上述旅游消费行为理论中的行为体系,本文对来黔旅游者消费行为做出分析,笔者对未来的来黔旅游市场给出如下对策建议:
加大营销力度,开发潜在客源市场。当前贵州旅游营销缺乏强势手段,在目前旅游产品知名度较低的情况下,趋同的营销方式,不容易吸引游客的注意力。考虑来黔游客对自然环境和族群文化差异性的需求,对不同地区细分市场进行差异性营销显得非常重要。同时,在旅游营销过程中应注意旅游者的地域来源和职业背景等特点,如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旅游消费占到调查游客的六成以上。面对这样的情况应加强政府行政、事业单位的互动,促进会议和商务旅游的发展。
巩固现有旅游产品,开发新的旅游产品。贵州省开发了不少旅游产品,但总体知名度不高。对于这些旅游产品需要加以有效的经营和管理,尝试采用定期评定方法,建立信息追踪系统和旅游产品检视系统,及时跟踪、调查和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制定出相应的产品改良策略,以延长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
观光旅游产品在旅游市场中仍占主导地位,应采取优化组合的策略,提高品味和文化内涵。随着游客旅游经验的丰富,对单一的观光旅游新鲜感的丧失,以深度体验为主的民族文化旅游、生态旅游、商务旅游和各种专题旅游将成为今后旅游产品的发展趋势,要及时开发适应旅游发展趋势的新型旅游产品,丰富旅游产品组合。
创造季节特色,充分调动各个季节的客源。当前来黔游客主要集中在夏、秋两季,显著的气候优势是吸引他们的关键。应注重季节特色,以便在不同的季节吸引游客,形成稳定的客源。并在相关季节利用相应资源优势,提供游客在不同时间对不同资源的深度体验,促进消费者的重复消费和消费结构的改变。
加强旅游回头客的市场开发。对游客的问卷调查显示,70%的游客是第一次到贵州旅游,但有69.5%的国内游客明确表明他们愿意再次到贵州旅游,由此可以看出贵州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和回头客市场的潜力。而且相关调查显示,吸引一个新游客所支出的费用是保留一个回头客的六倍,吸引回头客可以有效的降低营销成本。
结论
本文研究来黔国内旅游者消费行为的主要维度是:旅游者的消费行为是一个过程,它包含于一个完整的行为过程体系之中,这个行为过程体系由决策行为、空间流动行为、对旅游消费效果的评价行为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消费特点所构成。运用旅游者消费行为理论中的行为体系对选定地区旅游者消费行为进行统计分析,能够更全面的发现旅游者在消费过程中的具体行为倾向,对当地旅游决策部门和管理部门制定合理的旅游发展政策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符国群.消费者行为学(第二版)[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旅游消费行为论文篇4
旅游地理筛选理论就是消费者对旅游目的地的资源进行筛选的行为。这种行为结合目的地资源的丰富程度或者人性化程度会造成旅游消费过旺或过于冷清的两种局面。旅游地理筛选理论就是要对旅游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社会资源进行综合的考量，并根据自身需求进行融合分析，最终确定目的地和消费内容。
二、茶文化旅游特点
茶文化旅游是近年来旅游消费市场兴起的一种新型的旅游模式，主要是以茶文化资源为基础，融入多元而丰富多彩的茶文化活动，如，采茶、制茶体验、品茶、茶道文化、茶艺欣赏、茶俗文化等。茶文化旅游模式的发展，主要是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心理。首先，我国是产茶大国，茶文化历史悠久而丰富，在当前人们对传统文化越来越注重的背景下，茶文化旅游消费成为热点；其次，当期，人们对养生和保健的重视程度提高，喝茶、品茶成为很多人休闲娱乐或者放松身心的一种方式，人们对这种生活方式背后的文化有了更多的探究欲望，旅游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其次，随着茶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和延伸，以及消费者对体验式和自助式消费旅游的热爱，茶文化旅游逐渐受到追捧。
茶文化旅游体现出一种文化与消费结合、资源丰富多彩、体验式程度高、生态自然等方面的特点，满足了当前旅游消费者的心理。
三、基于旅游地理筛选理论的茶文化旅游模式
基于旅游地理筛选理论的茶文化旅游，实际是一种以茶文化为基础的资源开发和利用，结合市场需求完善茶文化旅游市场资源，并对现有资源进行及时调整。另外，还要根据茶作为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元素，以健康和养生为主要内容的资源开发，注意茶叶作为一种农作物，其生长和生产有着一定的特殊性，且品种繁多、制作工艺复杂且差异很大，旅游资源开发应该要有一定的区域特色和保护意识。基于地理筛选理论的茶文化旅游模式，应该既考虑到消费者的需求，又考虑到茶文化的保护和资源开发力度。
1.定位准确合理
茶文化旅游模式本身是一种新型的旅游消费产品，对其开发利用要有准确的定位，发展模式要科学合理。茶文化是基于一定的地理条件和区域生产条件而存在的，定位过程中要对当地的茶文化历史和资源有充分的了解，将传统与现代进行有利的结合，定位多元化的茶文化旅游资源。
例如，江西婺源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茶叶产地和制茶地，目前还有很多传统的种茶和制茶村落保存了下来。对于这种历史悠久且保存完好的茶文化区域，应该定位为“古村落观光型”产品，主要是对当地的茶文化古村落资源进行开发，对古建筑、古制茶器具、传统制茶工艺进行保护和挖掘，供游客欣赏和体验。其中要加强讲解服务，可进行人工讲解和电子讲解两种，在历史遗迹或者物质遗产周围做好历史介绍，包括文字和图片介绍。
2.进行产品创新和融合
随着旅游市场的发展成熟，旅游产品的进步和完善，消费者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对旅游产品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有更多的需求。茶文化旅游要想满足消费者对资源开发的高层次需求，就需要不断创新和融合，避免消费者产生疲劳。茶文化旅游内容较为固定，应该将茶文区域内的相关绿色旅游资源、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和融合，进行创新开发，实现跨行业发展。例如，可以在餐饮中融入茶文化，有很多茶文化旅游地的酒店或餐馆，将当地特色的茶叶用来制作菜品，将茶叶经过清洗和煎炸进行烹炒，味道非常鲜美，或者将茶叶打碎进行糕点制作，味道非常独特，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和消费者。
除了和餐饮行业的融合，还可以融入住宿行业、休闲娱乐行业、交通行业等多个和茶文化旅游消费有关的行业中，拓展思路，拓宽渠道，吸引更多的茶文化旅游消费者。
3.丰富产品内涵
旅游消费行为论文篇5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的增长，以及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旅游消费日渐成为居民享受生活、提升生活质量的一种普遍方式。自改革开放以来，旅游业一直是我国发展迅速、前景广阔的第三产业之一，特别是自1999年国家增加公民休假时间以后，各种形式的旅游休闲活动，如生态旅游、黄金周旅游、红色旅游及商务旅游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统计显示，2010年国内旅游人数达到21亿人次（同比2009年增长率达10.6%），旅游收入更是高达1.26万亿元，预计未来10年我国旅游市场仍将保持这种快速增长态势。［1］然而，旅游消费目前尚属我国居民消费的崭新领域，居民对旅游消费的认识存在偏误，学界对旅游消费的研究也比较薄弱。从定性研究来看，尹世杰教授对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学位点建设项目成果之一。 居民旅游消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我国在旅游资源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存在问题，并对今后如何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议在长期规划下，合理开发和培育旅游资源，树立“大旅游”理念；［2］喇明清从国际生态旅游视角指出我国应当借鉴国际标准，促进生态旅游的健康发展；［3］谷慧敏等透过居民收入分配及结构演变，分析了近20年来我国国内旅游消费的特征；［4］屈锡华等结合现代社会疏离危机，分析旅游活动对社会文化精神的整合作用，认为旅游开发是缓解社会疏离的新途径；［5］此外，陈兴中等、刘玉春等分别对现代旅游的新要素和民族地区旅游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的诠释。［6］［7］从实证研究来看，李银兰等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与可支配收入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居民旅游消费与可支配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8］李冰州等建立居民国内外旅游消费支出与GDP、CPI的线性关系模型，研究居民旅游消费与这些变量间的关系，认为居民国内外旅游消费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9］杨丽萍从旅游者的出游时间、人员构成、旅行方式、旅游品味等角度对居民旅游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论述了旅游消费对社会经济有促进作用。［10］这些研究对我国居民旅游消费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目前的研究大都局限于对旅游消费的定性研究，或者仅从居民收入角度进行说明，没能够从更为广泛的视角对影响居民旅游消费行为的深层原因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因此，进一步加深对居民旅游消费的研究，探讨影响居民旅游消费的深层次原因，有利于预测和合理引导居民的旅游消费，并为提供有针对性的旅游资源供给，提高居民旅游消费质量，进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和谐、快速发展打下理论基础。基于此，本文拟从居民可支配收入、金融资产发展两个方面，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研究居民进行旅游消费时所存在的收入与金融资产的引致效应。
二、居民收入增长、金融资产发展与国内旅游消费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得到快速增长，居民以现金、存款、股票及债券等金融资产形式的财富持有量快速增加，提高了城乡居民对闲暇消费的支付能力，多数居民的消费结构逐渐从生存型消费向质量型消费转变。［11］而旅游消费作为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所形成的一种高层次生活需求，目前旅游消费日渐成为居民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消费形式。
(一)居民收入对旅游消费的影响
居民经济收入是决定其旅游消费需求的重要客观因素。消费者行为理论认为，市场有效需求取决于消费者的收入，收入是超越心理等其它因素的客观必要条件。［12］人们消费行为的改变根源于收入水平的变化。通常情况下，消费需求与收入成正向相关关系，即收入越高，需求越大。旅游需求作为人们的一种高层次精神消费，是其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消费结构升级及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目前，旅游需求在居民的所有消费中还属于一种奢侈消费，旅游消费对收入的弹性较大，因而，我国居民旅游需求量与收入水平不仅成正向相关关系，而且对旅游消费需求的增加速度大于收入的增长速度，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直接引致旅游消费支出的大幅度提高。此外，收入的增加使居民延长闲暇时间相对于减少同等劳动供给时间的效用更大，居民更愿意放弃部分劳动时间而增加对闲暇的需求。旅游产品与非旅游产品消费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人们必须拥有足够的闲暇时间，才能对其进行消费。居民收入的增长一方面为其进行旅游消费提供支付能力，另一方面又为旅游消费提供闲暇时间。因此，居民收入的增加为旅游消费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居民金融资产发展对旅游消费的作用
消费理论认为，消费需求既取决于居民当期的实际收入，也与居民的财富持有水平直接相关。弗里德曼认为消费是持久收入的函数，而持久收入主要表现为非人力资本资产的金融资产。居民持有的现金、储蓄存款、股票、债券、保险准备金及黄金外汇等金融资产，较容易变现而转化为收入或其它资产，因此居民消费受金融资产影响显著。莫迪里安尼则认为，消费者将根据其一生的预期收入来安排消费支出，消费者将在生命周期内平滑分配一生的资源。根据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个人的消费计划并非取决于当前的收入，而是取决于一生的财富。因此，消费不仅与收入有关，也与居民财富水平有关。所谓消费的财富效应，就是指居民资产净值的变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通常这种财富效应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即当居民财富价值增加后，居民消费需求随之增加，反之若财富缩水后，居民消费需求随之缩小。［13］Ludvigson等对居民财富增长与消费关系进行研究后，认为居民财富每增加一美元，消费将增加3―4美分。［14］但马辉等采用协整方法及因果检验方法研究股票价格、居民收入和消费间的关系，认为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而股市仅呈现出微弱的财富效应。［15］
旅游需求作为居民享受生活的一种重要消费方式，是居民财富积累量达到一定程度后的高层次消费，当然也受居民持有金融资产发展的影响。居民金融资产发展对旅游消费的影响渠道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直接财富效应，持有股票、债券、储蓄存款以及保险准备金的消费者在资产价格上升后，通过卖出这些资产来套现而使其实际收入上升，从而直接推动旅游消费的需求。二是间接财富效应，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价格上升使消费者的资产价值增加，从而消费者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变得乐观，而旅游消费对收入的弹性较大，由此产生的预期效应能有效增加旅游消费支出。三是流动性约束效应，金融资产不同于人力资产，金融资产很容易变现成现实的购买力，同时居民金融资产的发展增强其信用等级，制约消费者适时跨期转移消费的障碍可以通过银行的信贷而消除，提高居民旅游消费的需求意愿。
三、计量模型、变量说明与数据选取
(一)计量模型
经济学理论表明，财富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通常是建立在持久收入假说（或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的，因此，居民消费水平取决于其当期收入和预期未来收入，以及居民已拥有的财富存量，其中财富存量通常被分成不同的资产类型，并以现金、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及保险等金融资产为主。本文基于消费的持久生命周期收入假说模型把居民旅游消费和人均收入、人均金融资产存量联系起来建立线性计量模型。另外，居民为平滑消费，本期消费通常还受其前期消费水平的影响，于是本文把居民前期的旅游消费水平引入计量模型，建立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的自回归函数模型:其中，lntct表示居民人均旅游消费的对数；lnyt表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lnfat表示居民人均金融资产的对数。β1、β2分别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金融资产的边际消费倾向系数。这里，预计有0＜β1、β2＜ 1，即收入和财富的增加能够导致居民旅游消费增加。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选取
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用城乡人口比例作为权重，对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加权得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代替。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以国内旅游收入数据来替代。金融资产包括现金、本外币存款、债券、股票及储蓄性保险等。其中，由于我国对居民持有的现金余额没有完整统计，本文采用孙克任等学者的处理方法，现金以流通中现金M0的75%计算；银行存款包括居民期末持有的各种期限的本币存款，并以居民储蓄余额来代替；债券以居民持有发行债券总额的80%计算；股票是指居民持有的流通A股，以沪深股市流通A股的60%计算；而居民持有的保险份额直接以保险行业的保费收入来代替。用居民金融资产除以每年人口总数得到人均居民金融资产存量。数据来源1994―2009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平稳性检验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有性质，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弱化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本文对各变量取对数，并以lntc、lny、lnfa分别表示取对数后的人均旅游消费、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金融资产存量。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序列的平稳性。ADF检验结果表明，居民人均旅游消费、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金融资产存量的水平值为非平稳时间序列，而一阶差分后在5%的置信水平下是平稳序列。
以上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所有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模型的可决系数较高，模型的拟合效果较佳，D-W统计量显示模型不存在序列自相关问题。
误差修正模型中的差分项反映了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根据ECM模型的参数估计量，短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金融资产的变化将引起居民旅游消费同向变化。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金融资产变化1%后，分别引起居民旅游消费变化的0.1546%和0.1191%。结果同时显示，居民旅游消费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上期旅游消费的变化，会引起居民旅游消费的相同方向变化且弹性高达0.1474。误差修正项（β4）回归系数统计检验显著，其数值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从系数估计值（-0.3006）来看，这种调整力度是强而有力的，即上一期的均衡误差对下一期旅游消费的调整存在显著影响。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人均金融资产持有量对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要弱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符合我们之前对两者之间的假设关系。旅游消费作为高层次的奢侈产品消费，对其需求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而对当期资产和收入增加的预期使得居民增加和施放旅游消费的需要意愿。目前金融资产以城镇居民持有量为主，农村居民的经济状况从整体上来看还没能达到这个临界点，农村居民持有量相对较少，而有更强的愿望。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采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金融资产及人均旅游消费数据，对影响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的收入和财富效用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旅游消费还具有一定程度的延续性，居民对旅游消费存在持续性需求，且是消费增加的主要原因；以居民手持现金、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及保险资产等为代表的金融资产是影响居民进行旅游消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其作用效果稍弱于收入的增长。此外，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结果显示，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上一期的均衡误差对下一期的消费调整具有显著影响。居民收入增长对旅游消费具有显著影响是由 传统经济理论分析可以预见到的，但前一期的旅游消费对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的影响如此显著，甚至远远超过收入增长，则出乎我们预料。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旅游消费作为较高层次的奢侈品消费，具有很大程度的攀比及延续效应。而前期旅游消费对后期的消费具有显著影响则说明旅游业本身就具有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特征，因此，继续大力发展旅游产业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由于旅游业也是我国政府积极促进发展的服务产业之一，因此本文的政策意义较为明显。进一步推进我国旅游行业发展的关键，一方面，除大力规范发展以股票、债券为主的资本市场，扩宽居民投资渠道，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提高居民收入并促进居民金融资产发展外，还要在新农村建设中增加农民收入和金融资产投资渠道，提升农村居民对旅游产品消费的需求愿望及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旅游资源自身的开发与培育，切实提高居民旅游消费质量及增强旅游景点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度。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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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Relation among Resident’s Income Growth, Financial Asset Development and Domestic Tourism Consumption
旅游消费行为论文篇6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现代意义上的旅游活动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更加密切的依存关系。尽管人们对发展旅游业能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已经形成广泛共识，但是如何对旅游业影响力进行合理评估，准确计量旅游产业对拉动内需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却是困扰学界与业界多年的难题。近年来，一种采用宏观旅游统计核算方法，即旅游卫星账户的分析方法正在方兴未艾。该方法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一种相对合理的旅游统计核算体系。本文以江苏省旅游业为研究对象，利用最新出版的2007年江苏省投入产出表，旨在通过基于旅游卫星账户的投入产出的分析方法，对江苏省广义旅游业的最终消费、诱发系数以及产业影响力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从不同角度揭示江苏旅游业对于拉动消费、扩大内需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为江苏省旅游业“十二五”深化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意义，从理论上讲，是对旅游业在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方面的产业功能及其理论模型进行分析，有助于加强对旅游业发展的理论指导。就实践发展而言，通过实证检验江苏省旅游业扩大内需功能的大小，具有现实的借鉴作用。
（二）相关文献回顾
国外对旅游经济效应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文献极其丰富。需要指出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投入产出法和旅游卫星账户法为代表的数学模型的研究和运用趋于普遍。1998年，参与创建加拿大国家旅游卫星账户的核心人物之一，加拿大学者史密斯第一次将旅游卫星账户统计方法介绍到中国。此后，国内学者陆续开始对国外研究进展进行跟踪并对旅游卫星账户进行了基础研究。李江帆、李美云（1999）在《旅游产业与旅游增加值的测算》一文提出，旅游增加值的概念和旅游消费剥离系数的测算方法，这是最早定量分析我国旅游经济效应的文献。刘益（2006）在《广义旅游业产业贡献测算方法研究》和（2010）《旅游业对扩大我国最终消费的影响评估及对策分析》论文中，对旅游消费剥离系数进行了分析，并围绕旅游业在最终消费中的作用进行了必要的阐述。相关研究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总体上看，国内对旅游经济效应的研究缺乏客观的量化分析和个案研究，关于最终消费生产诱发系数与旅游业的产业功能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也并不多见。本文以投入产出法和旅游卫星账户法为研究视角，以江苏省旅游业为研究对象，尝试对旅游经济效应进行一个初步探索，为我国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借鉴作用。
二、研究方法说明
本文研究的立足点在于认识最终消费和旅游消费之间的关系，旅游消费和扩大内需的关系以及旅游业的区域产业影响力。一般的物质生产部门，其投入和产出都可以从供给角度来衡量，而最终消费等指标都可以直接进行计算。但由于旅游业不像传统的工业部门一样总是生产同质的产品，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旅游业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而存在的，无法对旅游业的产业功能进行科学的计量。所以首先必须确定旅游消费剥离系数，对现有国民账户重新进行调整和归并，建立一个虚拟的广义旅游业部门。在此基础上，再对广义旅游业的最终消费贡献、生产诱发系数和产业影响力进行测算，这就是基于TSA的投入产出模型。
三、实证研究
（一）旅游业最终消费贡献力分析
1.数据来源说明
由于我国的投入产出表5年才编制一次，因此，本文采用2011年公布的2007年江苏省投入产出表作为基础数据。此外，旅游业收入数据来自于《2007年江苏省旅游业发展统计公告》
2.最终消费的测算方法
一般认为，最终消费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对于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最终消费可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两部分。居民消费是居民为了个人最终消费需求而购买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全部支出。政府消费指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和政府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提供的消费货物和服务所承担的净支出。
根据2007年江苏省投入产出表，2007年最终消费贡献水平最高的5个部门是教育事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房地产业、卫生事业和农业。从表中无法对旅游消费在拉动全省最终消费方面的作用做出判断。因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目录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旅游业”经济部门，所以无法直接通过投入产出表对旅游业进行测算和分析，必须把旅游消费从122个部门的最终消费中剥离出来。
首先，根据旅游卫星账户的原则界定广义旅游消费所涉及的各行业。这里的广义旅游业是指由各种提供能够满足旅游者需求的产品的企业所构成的集合，包括旅游企业以及旅游相关企业，具体包括旅游观赏娱乐业、餐饮住宿业、旅行社业、交通通讯业、旅游购物品经营业等其他旅游相关行业。在以上8个主要的旅游特征产业及相关产业中，餐饮业、酒店业和旅行社业直接对应国民账户中的餐饮业、住宿业和旅游业，显然这三个部门的类型划分比较明确，可以直接利用投入产出表中对应数据对其进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景区游览所涉及的最主要的部门是环境资源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本文的归并方法是，假定游客在景区的游览消费均发生在环境资源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个部门当中。因此，广义旅游消费范围如下，见表1。
其次，需要测算旅游消费剥离系数。具体步骤如下：
一是根据江苏省2007年投入产出表的数据，求出以上涉及的对应产业部门的增加值率（增加值占总产出的百分比）。
二是根据2007年旅游统计调查，在全省2508.3亿元国内旅游收入中，长途交通费收入363.7亿元，占14.5%；住宿费收入429.67亿元，占17.13%；餐饮费收入451.74亿元，占18.01%；景点游览费收入266.13亿元，占10.61%；娱乐费收入170.56亿元，占6.8%；购物费收入647.14亿元，占25.8%；市内交通费收入62.96亿元，占2.51%；邮电通信费收入27.84亿元，占1.11%；其它花费收入88.54亿元，占3.53%。
三是求出散落在各部门中的旅游增加值（各旅游收入乘以相对应的增加值率）；
四是求出旅游消费剥离系数（旅游增加值占部门增加值）。见表2。
在采用这一方法的时候也会遇到困难，测算出来的旅游消费剥离系数有时会大于1（比如住宿消费和餐饮消费），这主要是由于产业范畴划分和统计技术不同造成的。本文的解决方法是扩大统计范围（全国范围）进行处理，不仅增加数据可靠性，而且测算的结果也趋向于符合实际状况。见表3。
最后，测算旅游消费最终消费贡献力。根据表格中各行业的旅游消费剥离系数，分别乘以2007年江苏省投入产出表中对应产业部门的最终消费，再将结果相加，得出了广义旅游业的最终消费水平，并与2007年江苏省投入产出表中122个部门的最终消费水平进行排序比较，得到如下结果。见表4。
3.最终消费的测算结果
根据计算，2007年江苏旅游最终消费水平在122个产业部门中排在第6位。如果排除受政府消费影响较大的教育事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以及卫生事业，那么旅游业对江苏省国内居民消费的拉动水平则排在第三位。从综合影响角度看，成为拉动消费的第三大产业。
（二）旅游业最终消费生产诱发系数分析
1.最终消费生产诱发系数的概念
某产业的最终消费生产诱发额是指当国民经济系统中的最终消费额增长时，通过产业间的波及效应所激发该项产业的全部生产额，其功能在于可以认识经济系统内各最终消费项目对诱发各产业生产的作用力大小。最终消费对某一产业的生产诱发系数等于该产业的最终消费项目的生产诱发额除以国民经济各产业对应的最终消费项目合计数额所得的商，最终消费生产诱发系数实际上也就是最终消费对某一产业生产的推动效果的乘数。某产业的最终消费生产诱发系数越大，表明国民经济的消费需求对该产业部门生产的推动作用越大。运用逆向思维来思考，一个具有较高最终消费生产诱发系数的产业，对国民消费需求的感应力比较强，也即是说具有扩大内需的功能。所以可以将最终消费生产诱发系数作为考察一个产业扩大内需功能大小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2.最终消费生产诱发系数的测算方法
关于生产诱发系数的具体计算问题，其理论根据是著名的列昂惕夫静态投入产出模型。简化的投入产出表模型如下图表5。
最终产品与总产品之间可以用一个特殊的矩阵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列昂惕夫逆矩阵。假设
那么，Y=（I-A）X ，其中I是单位矩阵，（I-A）就是列昂惕夫逆矩阵。计算最终消费生产诱发额的方法是：某产业最终消费栏的数据分别乘以（1-A）-1 系数表上该产业纵列的数据，然后加总。生产诱发系数等于生产诱发额除以全部产业该项最终消费的合计。
3.旅游业最终消费生产诱发系数测算结果
根据江苏省旅游局公布的2007 年旅游消费构成数，将各个相关部门的最终消费生产诱发额中由于旅游消费引发的部分产出根据旅游消费系数剥离出来，再归并到虚拟的广义旅游业部门中，则可以计算出2007年江苏省旅游业的最终消费生产诱发额为2897463.82万元人民币，除以全部产业最终消费的合计48115460万元人民币，得到广义旅游业的最终消费生产诱发系数为0.060218978，在投入产出表的122个产业部门中排名第11位。
（三）旅游业的产业影响力分析
1.产业影响力的测算方法
为了进一步探究旅游业对国民经济体系中其他产业部门的拉动作用，本文运用产业影响力这个指标分别对住宿业、餐营业和旅游社这三个旅游特征产业进行分析。产业影响力反映的是某一个产业的最终产品的增加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产出的波及程度。比如某产业的影响能力为2.8，表示该产业每增加1个单位的最终产品，就会推动国民经济2.8个单位的产出。某产业J的影响力的计算方法是，在上文提到的2007年江苏省投入产出表的列昂惕夫逆矩中，纵列第J列的数值之和，即为J产业的产业影响力。
2.旅游产业影响力测算结果
根据上述方法对2007年江苏省投入产出表中的122个产业部门进行投入产出分析，计算产业影响力，特别关注住宿业、餐营业和旅游社这三个主要旅游特征产业的产业影响力，计算结果如下。见表6。
从表6的计算结果看，2007年江苏省三个旅游特征产业的影响力排名总体来说处于所有产业的中下游，但在第三产业排名中旅游社排第八处于上游，餐营业次之排20处于中游，住宿业排名则比较偏后。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上文对旅游业的最终消费贡献力、最终消费生产诱发系数和产业影响力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旅游业是综合性的最终需求型产业。从最终消费贡献力看，表明旅游业刺激消费能力较强，拉动内需效果明显。但是如果对构成旅游产业的各个部分进行单独分析，则推动效果不明显，因此，旅游业是综合性的最终需求型产业。
第二，旅游业在扩大内需方面具有显著的产业引领功能。旅游业最终消费生产诱发系数在江苏省122个产业部门中排名第11位，在34个第三产业部门中排名第6位，均处于上游位置，这表明旅游业与其它产业部门相比具有较强的促进内需作用。
第三，构成旅游业的各特征产业影响力不平衡。研究表明，旅行社业对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推动能力最为突出，餐营业次之，住宿业较弱。
（二）建议
第一，政府管理部门必须充分重视旅游业对于扩大我国消费需求的地位和作用，加快区域内旅游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旅游业人才队伍建设，改善提升旅游产业的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进一步刺激旅游消费需求和旅游消费能力。
第二，在制定旅游发展政策时，必须运用系统思维，完善旅游产业内部结构。政策制定者需注意各个旅游特征产业及相关产业的不同特点和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的不同能力，政策要具有针对性，努力提高旅游业发展质量。
第三，促进旅游产业结构升级是增强旅游业扩大内需功能的重要途径。由于疫情等原因，目前旅游餐饮业倍受打击，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任务更为艰难。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应该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使当地旅游产业的供给体系更加完善，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史蒂夫·史密斯. 旅游产业及旅游卫星账户[J].研究与探索，2003.
旅游消费行为论文篇7
LIU Jia， ZHANG Hong-xiang
（Management Colleg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By taking the Qingdao touris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getting the sample data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construct the factor analysis model， analyze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tourism consumption of Qingdao tourists； in the meanwhile， analyze the satisfaction of tourism consumption with the IPA index.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tourism consumption of tourists in Qingdao is mainly affected by tourism service factors， income and price factors. The tourists are highly satisfied with the coastal scenery of Qingdao， architectural culture， and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however， the types of entertainment， food and beverage quality， traffic conditions， commodity characteristics and product price satisfaction is relatively low.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level of tourism consumption in Qingdao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Qingdao.
Key words：tourist consumption； influence factors；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Qingdao city
一、引言
近年来，为了充分挖掘旅游消费潜力，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法规。2009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明确提出，深化旅游业改革开放，培育新的旅游消费热点；2013年国务院颁布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进一步提出，逐步落实带薪休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扩大旅游消费；2015年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培育旅游消费热点和拓展旅游消费空间，激发旅游消费需求。旅游消费已成为我国政府和业界关注的热点。学界对旅游消费研究始于对其影响因素的关注。国外学者较早地基于消费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二重特征，对旅游消费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近年来，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向计量和智能定量化发展，方法由偏重定性研究向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的方式转变。如Greg Richards研究了欧洲地区的文化旅游需求，发现遗产文化旅游消费受供给因素、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的影响[1]；Llorenc Pou Joaquin Alegre 对西班牙家庭旅游消费进行研究，采用计量统计模型对长达10年的家庭消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得出影响旅游消费的关键因素[2]。在国内研究中，早期虽然对旅游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但大部分学者主要关注收入这一影响因素，对其他影响因素研究相对较少[3-7]。随着旅游实践的发展和相关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意识到旅游消费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收入只是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旅游消费还受旅游者家庭结构、行为特征和目的地供给等因素的影响。所以，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逐渐更为系统化和科学化。如王莹等研究了政策因素在旅游消费中的作用，发现不同政策?β糜蜗?费的影响程度不同，政府作为制定旅游消费政策的主体，应该制定合理的政策以促进旅游消费[8]；张金宝采用定量研究方法，通过广义线性模型分析发现，除家庭当前收入外，家庭成员对收入的预期也会对旅游消费产生一定影响[9]。我国农村人口众多，消费潜力巨大，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农村旅游消费潜力明显不足，因此近几年学者开始关注农村居民消费影响因素，如余凤龙将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并对消费结构及影响旅游消费的因素进行了探讨[10]；周文丽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对西部农村居民进行调查并总结归纳出影响旅游消费的主要因子[11]。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不管在旅游消费影响因素还是研究对象方面，国内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影响旅游消费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但是受研究条件的限制，已有研究仍然以宏观规范研究居多，中微观实证研究较少，所选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官方统计。但是，事实是一些影响旅游者消费的数据，由于统计复杂，难以实现，官方并未给出，这就影响了研究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因此采用实证分析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消费群体旅游消费开展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尤其是采用实地访谈结合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一手资料，从微观尺度剖析旅游消费行为的特征与机制，对于准确把握旅游消费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青岛市作为我国著名的滨海旅游城市，旅游资源兼具人文景观和海洋特色。但近几年，由于恶性宰客消费事件的发生，严重影响了青岛市旅游城市形象。如受媒体和公众广泛关注的青岛市“38元大虾”事件，给青岛市旅游形象带来的恶劣影响是持续的，导致青岛市游客的消费信心和意愿明显下降。因此研究影响青岛游客旅游消费意愿的因素和对青岛市消费环境的满意度，对促进青岛市旅游业发展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和指导作用。本文采用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青岛市游客旅游消费的一手数据和资料，建立因子分析模型，探讨影响青岛市游客旅游消费的主要因素，并从目的地视角分析旅游消费满意度的影响因素，针对游客消费不满意状况提出相应的措施和建议，以期合理引导青岛市游客旅游消费，促进青岛市旅游业长期可持续发展。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问卷设计与处理
通过文献研究和实践总结，并以旅游消费理论和“推-拉”理论为基础，筛选可能影响旅游消费的因素。在旅游学中，“推-拉”理论与供求理论存在一致性，“推力”因素主要是促使旅游者产生旅游需求的相关因素，比如旅游者出于社交目的而外出旅游，则此时“推力”因素即为社交因素；而“拉力”因素主要是从目的地角度，考虑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资源、服务、设施等因素对旅游者的吸引力[12]。基于全面性和准确性原则，本文综合考量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研究旅游消费影响因素。由于旅游满意度主要是指游客对目的地和到达目的地后的实际感知相比较的结果[13]，因此，满意度因素的确定主要基于目的地角度考量。基于以上原则，筛选确定可能影响旅游消费的因素，并初步设计调查问卷，经过小组讨论和听取专家建议进一步对问卷进行修改，最终确定15个影响因子和影响游客满意度的13个因素。问卷设计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青岛市游客的基本信息，主要包括旅游者性别、年龄、户籍和收入水平等；第二部分为青岛市游客的旅游消费特征与行为偏好；第三、四部分采用量表的方式对旅游消费影响因素和游客旅游消费满意度进行调查。为确保问卷设计的合理有效性，进行为期两天的问卷预调研，并通过游客返回意见和预调研结果对原问卷进行调整和修改，进而进入正式调研和数据收集与整理阶段，调研采取随机抽样当场填写的方式进行。在问卷填写过程中，如果受试者对调研题项的理解存在疑义，调查人员现场解答，以尽可能提高有效问卷的数量和质量。调研地点为青岛市游客集中的主要旅游景区，包括五四广场、栈桥、第一和二海水浴场、青岛啤酒博物馆、石老人海水浴场等。调研时间从2016年5月下旬开始到6月结束。共发放问卷243份，回收问卷243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235份，有效率为96.7%。
（二）研究方法
1.因子分析法数学模型
采用统计学中的因子分析法，通过降维方法，归纳找出影响青岛市游客旅游消费的主要因素。
设有N个样本，每个样本有P个变量。记每个指标为，公因子为，矩阵称为因子载荷矩阵，为因子载荷系数。其中是可观测的随机变量，其均值，协方差矩阵等于相关矩阵；为不可测变量，该向量的各个分量相互独立，方差都为1；与不相关；互不相关且方差不同。再此基础上，得出因子分析的一般模型[14]：
其中 （1）
2. IPA分析法
为进一步客观而准确地找出影响旅游消费的因素中的主要因子，通过IPA指数对青岛市游客旅游消费主要影响因子进行测度，定量反映游客对青岛市的旅游消费环境的满意度。IPA（重要度-表现性分析法），是将消费者的满意度看成是产品期待和产品表现的函数，并通过IPA比较得到顾客的满意度[15]。构建IPA指数测度公式：
（2）
式（2）中，为重要性指数，为表现性指标。IPA指数越大，则旅游消费满意度越低，通过对指数进行计算，能较为科学地反映满意度与重要性两者之间的不同[16]，从而有针对性地改进和提高旅游消费水平。为了进一步细分，本文把IPA划分为5级，即 0、0～4、4～9、9～13、13，相应为满意、比较满意、一般满意、不太满意、不满意。
三、青岛市游客旅游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受访者人口学和社会学特征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通过频率分析得到受访者人口学和社会学特征。被调查者男性比例略高于女性，但男女整体比例大致相等；年龄集中在15-24岁和25-44岁这两个年龄区间，比例分别为47.2%和48.1%，可以看出中青年游客是旅游消费的主力。从地域来看，沿海省份受访者与内陆省份受访者比例相当，农村游客约占29.8%，城镇游客约占70.2%，从城乡游客数量对比可知城乡旅游消费二元结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教育程度以本科、大专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为主，总和达91.5%，游客的教育水平普遍较高。职业以学生和企事业单位职员为主。月收入主要集中在无收入和3000元以上。综上可知，受访者样本分布基本合理，这对于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游客旅游消费行为特征
1.出游目的
从出游目的来看，43.4%的游客选择观光游览，休闲度假和其他目的的游客比例分别为30.6%和20.4%，4.3%选择探亲访友，1.3%选择健康疗养。这表明青岛市游客旅游消费层次仍然有待提高，观光游览所占比例太高，休闲度假的比例也在逐渐提高，其消费层次有向高层次转变的态势。
2.年均出游次数和出游时间
就游客年均出游次数而言，26.4%的游客年均出游1次，31.1%的游客年均出游2次，18.7%的游客年均出游3次，11.1%的游客年均出游4次，12.8%的游客年均出游5次及以上。由此可以看出，年均出游次数以1到2次为主，出游频率仍然太低；在出游时间上，74.5%的游客选择3日游至7日游，16.2%选择2日游，5.1%选择1日游，4.3%选择7日游或者更长时间，也就是?f，青岛市旅游消费短途旅游或1、2日游比重不是特别的高，多日游所占比例相对较高，但仍然有发展空间，尤其是旅游时间7天以上的游客比例有待提高。
3.出游方式和出游花费
就出游方式来看，有92.8%的游客选择自由行，7.2%选择旅行社组织。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旅游信息传递速度加快，准确性提高，游客选择个人出游的比例较高，这也与游客出游经历增加、自主决策能力提高有很大关系。就一次出游平均花费来看，1000元～3000元的所占比例最高，达到48.9%，平均每次花费在3000元～8000元之间的比例为28.55%，1000元以下和8000元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6.2%和6.4%，即大多数游客的消费水平处于中等，较低或较高消费能力的游客群体均占少数。在一次出游花费最多的项目选择上，交通、住宿和游览等基本消费所占比例较高，而购物、娱乐所占比例较低，分别为17%和11.9%。总之，餐饮及交通费是游客出游花费的主要方面，占一次出游总花费的近60%。
4.获取旅游消费信息的渠道
游客对旅游消费有关信息的获取是其进行消费行为的前提。游客获取旅游消费信息的渠道以亲友介绍和互联网为主，这与青岛旅游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网络等大众传媒的覆盖率较高有直接关系。
（三）旅游消费影响因素因子分析
1.因子分析可行性检验
以游客旅游消费支出作为反映游客旅游消费水平的指标，将其与问卷最终确定的15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从而探讨影响旅游消费支出的主要公因子，分析出青岛市游客旅游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
为了了解所有样本在各个因素上的分布状况，在因子分析之前，先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从最大值和最小值可知游客对所有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反应较为分散，就均值来看，可支配收入、交通便捷程度、目的地宰客现象对青岛市游客旅游消费影响较大。
为了检验问卷量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对指标进行KMO检验和巴特勒球形检验。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Alpha系数）来检验问卷的信度。一般来说，Cronbach a系数大于等于0.7为高信度，本次调查的Cronbach a系数为0.811，是一个相对较高的系数值，表明测量指标的一致性很强，可靠性很高，调查使用的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另外，经过分析，KMO值为0.807，Bartlett球体检验结果近似卡方值为2241.748，显著性sig为0.000
2.因子分析结果
按照方差最大法进行旋转，经过因子旋转提取5个公因子，5个公共因子的累计贡献率均为64.868%，表明公因子解释总方差程度较好（见表3）。由此可知，目的地服务环境、旅游投诉、监管制度、出游安全程度、目的地接待能力、目的地宰客现象和交通便捷程度在公因子F1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因此，F1可称为目的地的旅游服务因子；旅游预算、可支配收入及旅游产品价格变量在公因子F2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因此，F2可以称为收入与价格因子；滨海旅游知名度和滨海风景吸引力在F3上载荷较高，因此，F3可以称为滨海特色引力因子；旅游动机、自己和亲友的旅游经历在公因子F4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因此，F4可以称为旅游经历和动机因子；滨海特色旅游纪念品和休闲时间在F5上具有较高的载荷，F5可以称为时间和纪念品因子。由表3可以看出，代表青岛市游客旅游消费支出的变量X16在F1―F5各公因子上的载荷分别为0.519、-0.240、-0.062、0.045、-0.203。F1对变量X16的解释能力最强，其次是F2，第三是F5，F3和F4对变量X16的解释能力最小，表明青岛市游客旅游消费受目的地旅游服务质量、可支配收入、旅游产品价格、滨海风景特色、旅游经历和动机等因素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因素仍然是目的地的服务质量、可支配收入、旅游产品价格，这与样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论相同。该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也进一步验证了旅游消费“推-拉”理论，旅游消费不仅受钱、闲和出游欲望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受目的地建设、旅游安全及可进入性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四、青岛市游客旅游消费满意度与重要性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影响游客旅游消费的因素众多复杂。从游客自身角度来分析，包括其可自由支配的收入、闲暇时间、旅游经历和动机等；从客观方面分析，主要考虑目的地的拉力强弱，包括目的地的旅游服务质量、旅游产品特色、旅游接待设施等因素。从游客角度的推力因素来讲，提高旅游消费水平主要依靠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者的主观消费观念的改变，这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从目的地的拉力因素来考虑，提高游客的消费水平就显得十分必要，尤其是在供给侧结构改革背景下，更加需要重视旅游目的地消费环境的改善，提升游客旅游消费的满意度。同时，因子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影响青岛市游客旅游消费的主要因素为目的地的服务质量，因此，本文在分析影响旅游消费的影响因素后，重点从目的地角度选取影响因素，调查分析游客的满意度，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提高旅游消费水平的建议和对策。
根据问卷调查获取数据样本，进而对各消费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满意度的均值和标准差进行计算，并对均值进行排序，结果如表4所示。总体来看，游客对于青岛市旅游交通、滨海风光、商品特色、服务质量等因素期待较高，同时游客也认为这些因素对于提高旅游消费质量十分重要。在满意度方面，游客对滨海风光、建筑文化、整体环境和游览项目满意度较高，这也说明青岛市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整体环境优美舒适，滨海风光和德式建筑得到游客较高的赞赏；游客满意度较低的为娱乐种类、餐饮质量、交通状况、商品特色和产品价格，尤其是特色旅游纪念品的价格不公和特色不鲜明让游客特别失望，交通高峰期的拥堵状况也造成部分游客的不满。
通过IPA指数分析结果发现，滨海风光、建筑文化和整体环境的IPA指数?楦褐担?说明游客对滨海风光、建筑文化和整体环境的满意度为很满意，卫生状况、餐饮质量和商品品牌为一般满意，交通情况、商色特色和产品价格为很不满意。
（二）游客满意度的IPA评价
本文采用IPA象限方格图来分析游客满意度和对各个影响因子重要性的评价之间的差异。根据选取的13个因子获得调查数据，并利用调查数据绘制IPA象限方格图，游客对青岛市的满意度由横坐标表示，游客对各个因子重要性的评价由纵坐标表示。各因子重要性平均值和满意度平均值为交叉点，将不同因子以点的形式标注于图上，以此构建具有四个象限的散点图[17]（见图1）：第一象限（Ⅰ）的指标变量为满意度和重要性均较高的，应该继续维持现状的或者继续前进的方面；重要性较高，而满意度较低的指标变量位于第二象限（Ⅱ），这类指标变量是造成旅游地满意度低的关键因素，应投入高精力分析完善，使其转变成为竞争优势；第三象限（Ⅲ）的指标变量应该视发展情况而定，由于其满意度和重要性均较低，可采取积极拓展策略；第四象限（Ⅳ）的指标变量为低重要性、高满意度[18]。
图1 青岛市旅游消费环境满意度IPA象限分析
本研究各维度的满意度平均值为3.81，重要性平均值为4.03，交叉点为（3.81，4.03），第一象限（Ⅰ）包括滨海风光和整体环境两个因子，其发展态势良好，应继续保持，即加强旅游整体环境的建设，包括旅游服务的软硬环境建设，尤其是餐饮环境、社会治安环境、游览环境、游客服务中心等。突出滨海风光旅游特色和文化内涵，树立青岛目的地形象，准确定位滨海城市，提炼具有市场吸引力的宣传口号，强化市场营销力度。
第二象限（Ⅱ）包括交通状况、商品特色、服务质量、住宿条件。针对交通拥堵状况，需完善青岛市城市交通网络体系，加强景区内部交通和旅游区线路的生态化设计，缓解高峰期青岛市内交通拥堵状况。针对旅游商品缺乏特色、种类单一的问题，可邀请专家、民间艺人和社会团体，共同研发青岛市特色旅游商品，增强商品特色，突出海洋文化和历史文化，增加丰富程度，加强旅游商品购物点的管理。针对住宿和服务存在的问题，需制定合理的住宿价格，根据酒店星级差别定价，加强住宿设施建设，提升酒店个性化服务水平，根据游客的消费需求，提供适当的服务。加强旅游人才队伍建设，定期培训导游人员和服务人员，提高其服务意识和整体素质，同时积极营造青岛居民热情好客的氛围，为游客观光消费提供良好的服务。
第三象限（Ⅲ）包括娱乐种类、商品品牌、产品价格、卫生状况和餐饮质量。针对餐饮设施不足、价格不合理现象，要有针对性地管理，加强营业执照和卫生状况管理，合理定价，加强餐饮设施建设。深度挖掘青岛的历史文化，借助啤酒节、海云庵糖球会、青岛樱花会、天后宫民俗庙会、大泽山葡萄节等节庆活动，丰富娱乐节目和种类，增强游客的参与性，尤其注重丰富夜间娱乐项目，注重引进国际知名商品品牌，建立大型商场，从而提高游客购物比重，延长游客停留时间。
第四象限（Ⅳ）包括建筑文化、游览项目两个因子。游客对其满意度较高，可采取适度调控策略。应继续挖掘青岛市历史文化，将近现代青岛被侵占及其发展的历史融入旅游，加强德式建筑保护；增加游览项目，合理设计产品路线和游览线路，不断提高游客的满意度。
旅游消费行为论文篇8
1．构造判断矩阵。根据所建立的因素体系制作旅游房产购买行为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评判表，具体是对同一层次内各因素进行两两比较，确定出相对于上一层各目标的权重。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本文邀请3位专家对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做出判断。
2．构建综合判断矩阵。为了综合考虑各专家意见，利用通过一致性检验的判断矩阵建立综合判断矩阵，综合判断矩阵中的各元素值计算公式为。
3．计算各指标权重。根据AHP法的步骤计算综合矩阵中各指标权重及总排序权重，结果如表6所示。对总排序进行一致性检验，得到CR=0．0323＜0．1，具有满意一致性。
三、讨论与结论
从总排序结果看，实际需要、自然环境、家庭收入、情感偏好、人文环境、生活方式、物业管理、房屋质量的权重系数最大，说明该八类因素对于消费者购买旅游房产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大，可以作为关键性指标。
旅游消费行为论文篇9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内旅游也蓬勃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旅游消费市场，而且这个市场的规模正在逐渐扩大。2009年我国旅游总收入1.4万亿元，同比增长7%，但是与我国庞大的GDP相比，这个比重仍然偏低。究其原因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国内旅游消费存在较大差异，且居民间国内旅游消费区域差异较大。找出居民国内旅游消费行为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于缩小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国内旅游消费的差异、增加国内旅游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引入
国家实行的是统一的休假制度和货币政策，因此本文在建立模型的时候没有引入闲暇时间和利率这个变量。在数据分析处理时本文剔除了价格因素，再加上消费者偏好、信息等其他因素难以量化，而可支配收入在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地区差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把收入作为居民国内旅游地区差异产生的主要变量。于是本文引入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凯恩斯于1936年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其核心观点是：一是现期消费是现期可支配收入的一个非常稳定的函数，消费者的消费随绝对收入水平的变动而变动，收入高，消费水平就高，反之，则相反；二是边际消费倾向（MPC）是一个大于零小于1的数，即0
绝对收入假说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C=a+cYd
其中，C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Yd为现期可支配收入，a为自发性消费（a>0），c为边际消费倾向。
消费者收入是决定其消费需求的首要因素，是消费需求实现的客观必要条件。随着收入的变化，人们的消费需求也跟着发生变化。一般情况下，人们的总需求水平与收入成正相关关系，收入越高，消费需求水平也越高。因此，本文可推理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我国居民的国内旅游消费与居民收入之间也呈现一种正相关关系，区域之间的国内旅游消费差异也可能与收入相关。由于旅游统计开展的时间较晚，我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只能提供了从1999年以后的分城市、分地区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旅游情况的截面数据，时间序列较短，不能很好地反映旅游消费的趋势变化。因此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建立研究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之间的计量经济模型：
Cit=αit+βYit+μit（i=1，…，N，t=1，…，T）
其中，被解释变量Cit为居民国内旅游人均花费，解释变量Yit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T为时期总数，μit为随机误差项，满足零均值、等方差。
（二）数据说明
在考察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与国内旅游消费之间的关系时，选择全国主要城市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厦门、南昌、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珠海、海口、重庆、成都、西安、西宁、银川、贵阳、昆明等34个城市2002-2008年共238组数据。研究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时，由于没有居民的国内旅游消费的统计数据，所以在省份中没有包含。选择了除外的33个省市2002-2008年共210组数据农村居民作为样本。
居民国内旅游人均消费来自《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2003-2009年）和《中国旅游年鉴》（2003-2009年）。居民收入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3-2009年）和全国及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3-2009年各期）。调查资料和年鉴数据均按当年价格计算。为了消除价格波动因素的影响，使不同年份的国内旅游消费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具有可比性，用各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可支配收入和国内旅游消费进行价格指数调整。使用的物价指数是由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2002为基期计算得到的基比指数。
实证分析
（一）F与Hausman检验
由于面板数据包括两维的数据（横截面和时间），如果模型设定不正确，将造成较大的偏差，估计结果与实际将相差甚远。所以，研究面板数据的第一步是检验所研究的问题属于面板数据常用的3种模型的哪一种，以确定模型的形式。广泛使用的检验是协方差分析检验。主要检验两个假设：
城市和农村F2检验分别为：
F2=1.83 >F0.05（33，107）=1.32（城镇）
F2=1.76>F0.05（29，150）=1.36（农村）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都拒绝了假设：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上和时间上都相同、但截距不相同，应该继续检验。
F1=1.15
F1=1.91>F0.05（29，150）=1.36（农村）
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的影响方程不能拒绝假设：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上和时间上都相同、但截距不相同，本文应该选择变截距模型yit=αi+xitβ+μit。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的影响方程拒绝了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上和时间上都相同、但截距不相同的假设，本文应该采用模型yit=αi+xitβi+μit。
而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又都有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之分，并分别对应不同的参数估计方法。是否有必要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可以通过Hausman检验来完成。用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计算的城镇和农村统计量的值如下：
H=～x2（1）=3.62
H=～x2（1）=4.87>x0.05（1）=3.92（农村）
显然，在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中拒绝原假设，所以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的影响方程需要建立随机效应模型。而在农村中不能拒绝原假设，即不应该建立随机效应模型。
（二）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实证分析
变截距模型有确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之分，并分别对应不同的参数估计方法。随机效应模型可以节省自由度，对于从时间序列和截面两方面都存在较大变化的数据，能明确地描述出误差来源的特征。再加上本文是以样本对总体的效应进行推论的，因此，应采取随机效应模型。针对城镇居民建立个体随机效应模型，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Yit=αi+xitβ+μit
把用来反映个体差异的截距项分为常数项和随机变量项两部分，并用其中的随机变量项用来表示模型中被忽略的、反映个体差异的变量的影响，则相应的模型形式可以变为（高铁梅，2000）：
Cit=α+Yitβ+υi+μit（i=1，2，…，34，t=2002，2003，…，2008）
其中，α为34个城市的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的平均消费水平，υi为随机变量，代表i地区的随机影响，用来反映不同地区之间的国内旅游消费结构差异，C表示居民国内旅游消费，Y表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使用SWAMY-ARORA方法估计成分方差，对模型进行估计可以得到反映各地区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差异的随机影响的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其中，α=591.71，β=0.24，从表1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34个城市城镇居民之间，自发国内旅游消费最高的西宁为1612.04元，其次是长春为1385.40元，最低的是沈阳为223.25元。广大东部地区的城镇居民自发国内旅游消费整体较低区内差异不大，中部地区区内的城镇居民自发国内旅游消费相差不大，但是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自发国内旅游消费差距较大，最高的和最低的相差超过1500元，说明西部地区区内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差异十分明显。地区因素对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行为影响较大。城镇居民的边际旅游消费倾向一样β为0.24，可能是由于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消费心理有一致性的地方。说明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00个单位，城镇居民的国内旅游人均花费就会增加24个单位，因此活跃城镇居民国内旅游市场的主要方法是提高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三）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实证分析
本文针对农村居民建立变系数模型，变系数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易丹辉，2002）：
Cit=αi+Yitβi+μit（i=1，2，…，34，t=2002，2003，…，2008）
其中，C、Y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国内旅游人均花费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αi表示截面单元的个体特性，βi表示边际旅游消费倾向，也就是增加1个单位收入中可用于增加的国内旅游消费部分的比率，i表示各个城市，t表示时间，μit表示随机影响，它满足古典假定。为了增加模型的拟合优度，本文对模型进行取对数：
lnCit=α`i+lnYitβi+μit
最终本文可以得到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模型的估计值，如表2所示。
从结果来看，各地区模型的估计值不同说明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有着不同的国内旅游消费倾向。边际国内旅游消费倾向最高的海南为0.74，其次是浙江为0.62，最低的是贵州为0.02，可能是由于贵州农村长期比较贫困。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倾向较低，中部和东部的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边际倾向相差不大，增加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对国内旅游消费的增长作用大于增加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通过与上面的城镇居民的国内旅游消费倾向相比较可以发现，农村居民的国内旅游消费倾向略大于城镇居民的平均国内旅游边际消费倾向，可能的原因是城镇居民在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支出大于农村居民在国内旅游消费的支出。
（四）λ假说引入及检验结果
从以上的实证分析结果中，可以得到居民人均收入与国内旅游消费支出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在不同的地区由于消费者的偏好和收入的预期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存在不同的旅游消费倾向。然而，是不是只有当期的收入对旅游消费的支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呢？预期的收入水平对居民国内旅游消费有没有影响以及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从以上的实证结论中，还是得不出正确的答案，所以，本文引进坎贝尔和曼昆（1991）的λ假说理论，借鉴λ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正，用于分析国内旅游消费支出和居民人均预期收入之间的关系，预期收入对于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区域差异的影响程度。
为了检验λ假说在居民的国内旅游消费中是否成立，本文引入Ct+1=Ct+λYt+1+vt+1模型（袁志刚、宋铮，2001），为了分析的方便并对此进行修正，得到最终的分析模型如下：Cit=Cit-1+λYit+vit。其中，Cit和Cit-1分别表示第i个实体在第t期和第t-1期的人均旅游消费支出，Yit=Yit-Yit-1；vit=（1-λ）εit+1，为了从空间和时间上同时对国内旅游消费进行分析，所以本文采取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当λ越大则表示预期的收入对国内旅游消费影响不大，国内旅游消费主要由当期收入决定；而当λ越小时则表示预期的收入对国内旅游消费影响较大，国内旅游消费主要由预期收入所决定。
为了分析空间的个体中不同的预期是否对国内旅游消费支出产生影响。本文分别把城镇和农村的国内旅游消费和可支配收入的面板数据代入Cit=Cit-1+λYit+vit，利用Eviews 6.0采用Period SUR（似乎不相关回归）加权的方法进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修正异方差和同期相关。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北京、天津、无锡、厦门、上海、杭州、珠海、郑州、成都等城市的λ较大，说明北京、天津、无锡、厦门、上海、杭州、珠海、郑州、成都等城市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受预期收入影响很小，宁波、石家庄、广州、海口、沈阳、长沙、合肥等城市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受预期收入的影响较小；而贵阳、银川等城市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受预期收入的影响最大。
受预期收入影响较小的城市大部分处在东部地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城镇较为发达，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健全，居民对未来的预期稳定，所以国内旅游消费的支出受预期收入的影响较小。中部地区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受预期收入的影响差异不大，略大于东部地区，这是由中部地区城镇的发达程度仅次于东部地区，社会保障体系不是很完善，但是区域内的城镇发展程度差距不大。
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受预期收入的影响差异较大，呈现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城镇发展程度差距较大，不同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支出受未来的预期的影响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总体来说，目前的城镇居民的国内旅游消费主要受其当期收入的影响。
从表4中可以看出，北京、上海、内蒙古等地区的λ较大，说明北京、上海、内蒙古等地区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受预期收入影响很小；天津、浙江、贵州等地区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受预期收入的影响较小；而吉林的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受预期收入的影响最大。中部地区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受预期收入的影响差异不大，但是东部和西部农村居民受预期收入的影响差异较大。由此可见，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与预期收入的关系受农村自身的经济状况影响也很大，从表4中还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农村国内旅游消费主要受当期收入影响，同时也受到预期收入的制约。
结论
从以上城市与农村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到：我国目前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国内旅游消费受预期收入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城市旅游消费主要受当期收入的影响程度要远远大于农村。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除了受当期收入影响外，一定程度上还受预期收入的影响，且受到预期收入的影响程度高于城市。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差别，本文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城市的生活和经济水平要远远高于农村，城市居民人均国内旅游消费支出大于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支出，从而造成城市居民旅游的总支出要大于农村旅游的总支出，从统计上来说，城市居民的旅游消费与居民收入的相关性就会大于农村。其次，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健全，社会福利也好于农村，造成城市居民的当期支出大于农村居民的当期支出，农村居民存在养老问题、农业收成的不确定性、缺乏医疗保障等一系列的因素，从而，城市居民的国内旅游消费与当期收入相关性就越高。最后，在城乡文化方面，城市居民受西方文化的冲击远远强于农村，城市居民的消费理念也前卫于农村居民，从而城市居民在国内旅游消费支出方面受当期的影响较大，受预期收入影响较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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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消费行为论文篇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6—0020—013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按当年价格计算，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477元增长到2008年的20541.4元；人均国内消费水平由184元增长到8183元，增长趋势明显。在我国经济增长转型期，节能减排与效率优先成为关键因素…。从整个产业结构变迁角度考虑，第三产业的发展将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而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所具有的特殊行业性质与发展潜力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支撑要素。在此背景下，充分重视旅游业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进一步提升旅游深化程度，以此推动国内居民消费水平成为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旅游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并具有动态持续性。由于区域经济增长结构的差异性，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脉冲响应和长期协整关系意味着旅游发展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机制也存在着地域性。国内旅游市场发展引起旅游资本要素的区域流动，而入境旅游市场发展则带来地区财富的持续积累，两者共同影响整体旅游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从而通过产业结构资本要素配置的交叉循环流动形成“新钱”来构建旅游发展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传导机制。就旅游业发展自身而言，旅游活动即是一种显性的居民消费活动，不同的旅游需求层次结构对旅游消费水平产生直接影响。除此之外，旅游者在目的地所进行的旅游消费活动具有延展性，旅游消费体系通过多个产业部门的相互合作扩大了旅游消费面，同时也增加了目的地旅游消费行为的复杂性。相关理论研究表明，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旅游消费、地区收入增加和动态持续效应是旅游发展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缘由。特别地，由于旅游发展能够增加目的地居民的福利效应，并且有助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这意味着旅游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同时具有经济社会价值属性。由此，旅游发展对居民消费具有重要影响。然而，鲜有文献对二者的微观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事实上，旅游发展与居民消费同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二者存在密切联系。先验理论认为，旅游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较高贡献率，从而提高了居民消费水平。从旅游发展深层次上分析，入境旅游市场发展如同有形贸易品的国内出口，地区财富增加对汇率造成上升压力，进而影响到本地区商品价格水平，所以旅游发展对居民消费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抑制效应。因此，研究旅游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创新意义。鉴于此，本文利用我国分省面板的旅游发展指标数据，从整体上分别实证检验了旅游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旅游发展在不同地区条件下的效应差异。
二、理论分析
(一)旅游需求在旅游发展对居民消费影响中具有生成机制
旅游需求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水平达到一定层次时的必然表现，由最初的旅游动机上升为旅游需求，并最终转化为现实消费活动的旅游决策过程也体现出了居民对收入与消费的理性认知。旅游需求在旅游发展对居民消费影响中的生成机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意识冲动、行为选择和场所依赖。具体解释为以下4点：①旅游需求的主要表现形式即是居民在旅游目的地的消费能力程度，旅游需求强烈程度反映了居民目的地消费水平的高低。②旅游需求结构的复杂性意味着居民目的地旅游消费行为的偏好与多样性，差异化的旅游消费行为选择共同构成了居民目的地旅游消费网络，拓宽了旅游消费面。③旅游需求转化为旅游体验的旅游产品消费效用会产生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的心理依赖，旅游忠诚度的后效行为推动了居民目的地的旅游消费惯性。例如，旅游者对目的地所具有的重游动机所激发的重复旅游行为，必然对居民目的地消费产生影响。④根据产业变迁结构理论的恩格尔法则，认为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会更多地消费收入弹性比较高的产品。旅游产品作为一种体验产品形式，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属性，更能成为居民消费的身份象征，所以旅游需求与旅游产品收入弹性呈一定正比关系。
旅游消费行为论文篇11
Key words： 4C marketing theory；travel agenc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vertical zero system
中图分类号：F5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7-0003-03
0 引言
依据不同类别的旅行社在旅游产品流通环节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可将旅行社分工体系分为三种形式：垂直分工体系、水平分工体系和混合分工体系。我国旅游业起步较晚，计划经济时期，在政府行政力量的强烈干预下，形成了水平分工体系，即按地域划分旅行社经营范围，将旅行社分为国内旅行社和国际旅行社。这种分工体系存在着诸多弊端。一是业务范围交叉，造成了旅游产品同质化竞争，导致我国旅游业快速驶入了“微利时代”；二是不论旅行社规模大小，都担负着相同的产品开发与销售的职能，不利于大型旅行社资源的有效整合，以及中小型旅行社个性化优势的发挥。黑龙江省旅行社业应面对现有的竞争状况，以4C营销理念为导向，建立起垂直的旅行社批零分工体系。
1 黑龙江省旅行社业竞争现状分析
“竞争战略之父”――美国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建立的“五种竞争力模型”认为，五种市场竞争力量决定了产业的竞争强度和利润潜力，它们是：行业内现有的竞争者、潜在的进入者、替代品、购买者和供应商，这五种力量的现状及其消长趋势和综合强度决定了黑龙江省旅行社业竞争的激烈程度和行业的获利能力。
1.1 现有竞争者分析 当前黑龙江省旅行社业已走出了初期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全面进入了市场自由竞争阶段。纵观黑龙江省旅行社总体状况，其市场特征如下：一是资深名牌旅社行仍然占据着主要市场份额，黑龙江省中国国际旅行社、黑龙江省中旅国际旅行社、哈尔滨市青年旅行社等为代表的资深国有旅行社虽已江河日下，但凭借其强大的品牌影响力，仍然占据着黑龙江省旅游业的主要市场；二是已初步形成了一批在不同类型细分市场上居于垄断地位的旅行社，它们在各自的市场上建立起了产品、客户群体等优势。如哈尔滨市铁道国际旅行社专列旅游，哈尔滨市观光国际旅行社台湾入境游；三是各类小型旅行社、挂靠旅行社鱼龙混杂。由于旅行社业投资规模小，市场进入壁垒低，数量众多的小型旅行社偏安行业一隅，充当着市场补缺者的角色。
1.2 潜在进入者的威胁 黑龙江省旅行社业最大的潜在竞争者是即将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旅行社。2011年初，国家旅游局公布了第一批试点经营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业务的3家中外合资旅行社名单，标志着出境游市场正式向外资放开。这对黑龙江省以境外业务为主的国际社有着最为直接的冲击。外资旅行社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在规模、人才、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经营运作体系，实力远胜于国内旅行社，一旦进入黑龙江旅游市场，必将使现有旅行社面临来自国际企业的强大竞争压力。另外，旅游市场的开发以及较低的进入、退出壁垒使得一些寻求纵向一体化经营优势的相关集团和实行多元化经营战略的企业寻机介入旅行社行业，也使黑龙江省旅行社业面临巨大威胁。
1.3 替代产品的威胁 网络营销已经全面冲击了各类传统行业的营销模式，以携程旅游网为代表的基于网络平台的互动式旅游营销网站对黑龙江省旅行社业提出了替代挑战。越来越多的现代“新旅游者”通过网络了解旅游信息，实现旅游的愿望。除此之外，随着人们消闲方式走向多元化，需要有更多新型的消闲产业提供服务，来满足这些新的消闲需求。除了旅游之外，与消闲相关的体育、健身、文娱、培训等文化知识享受方面的需求将会大大增加。图书馆、博物馆、知识技术培训班、文娱表演场所、体育健身场所、健康的电子游戏场所等都会从中得以较大的发展，休闲产业中的其他产品将对旅游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
1.4 消费者讨价还价能力分析 随着旅游者消费能力日益成熟，信息对称水平日益增强，旅游者的讨价还价能力将有极大的提高。网络的出现使消费者获取旅游信息的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旅行社产品同质化现象使旅游者有更多的选择；节假日调整和带薪年假的推广，使旅游淡旺季差别缩小，旅游全年化趋势使旅游者处于买方市场。这些因素导致消费者讨价还价能力不断增强，使黑龙江省旅行社业面临着更大的威胁。
1.5 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分析 对于旅行社而言，供应商主要指旅游产品的提供者，即宾馆、餐馆、景点、车船公司、航空公司、铁路部门等。旅行社行业是一个中介的行业，其销售的产品几乎全部来源于供应商，旅行社本身只起到选择、组合的作用，只是在销售过程中加入了自身提供的导游、咨询等服务，因而供应商对这一产业的压力不容忽视。
2 4C理论导向的黑龙江省旅游营销策略
1990年美国劳特朋教授提出了“4C营销理论”。与传统的“4P营销理论”相对应，4C营销理论的理念是：由产品导向转向消费者的需求与欲望（Consumer wants and needs）；由定价策略转向满足消费者欲望所想付出的成本（Cost）；由渠道策略转向考虑如何给消费者方便（Convenience）以购得商品；由促销理念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实施有效的双向沟通（Communication）。4C营销理论的核心是强调企业应当以消费者的视角看待营销，把追求顾客满意放在第一位。4C理论同样适用于旅游产品的营销（图1）。
2.1 顾客（Consumer） 传统的旅游产品设计是完全由旅游行主导，批量采购“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要素，组合设计成标准化产品推向市场。为了适应旅游需求个性化特征日益显著的变化，旅行社产品设计观念要转向以顾客需求为导向，更加关注客户价值。站在旅游消费者的立场上，深入研究旅游者消费需求和欲望、购买行为特征，进行市场细分，设计柔性化旅游产品，给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产品选择空间。例如为老年人设计的“海南越冬度假之旅”、为青少年设计的“海外游学之旅”、为商务客人设计的“高品质休闲之旅”、为发烧友设计的“自由行深度之旅”。将目标客户群体的个性化需求特征融入旅游产品设计，赋予旅游产品新的内涵与生命活力。
2.2 成本（Cost） 传统的旅游产品定价策略是成本加成法定价，即由旅游社采购旅游产品要素成本，加上分摊的产品宣传成本和管理成本，再加上适当的利润率就形成了旅游产品最终的价格。4C营销理念下的成本策略是首先要了解旅游消费者满足需要与欲求愿意付出的成本，不仅包括旅游者的货币成本，还包括其为此耗费的时间成本、精神成本、体力成本，甚至替代成本。通过努力降低旅游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总成本，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实现消费者利益的最大化。例如对经济等旅游产品实施规模化运作，实现薄利多销；对高端旅游产品提供精细化服务，提高产品价格；通过网络营销节约旅游消费者时间成本和精神成本等。
2.3 便利性（Convenience） 传统的旅游产品销售渠道是设计一组旅游产品，通过报纸等媒体的广告宣传，由旅社行门市网点实现旅游销售。4C营销理论强调企业在制订销售策略的时候，要更多的考虑顾客的方便，通过精心设计的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使顾客在购买消费旅游产品的同时，享受到便利的服务。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整合旅游产品销售渠道是新兴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旅行社采取网络营销模式，通过个性化网页设计，在线QQ、微博服务，既解决了旅游产品信息不对称的弊端，又方便了旅游者的产品购买与消费。
2.4 沟通（Communications） 新型旅行社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建立，是对传统旅行社单向信息传递方式的颠覆。在新型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模式下，旅行社对曾经消费过企业旅游产品的客户，建立详细的信息档案，利用网络等渠道积极主动地传递旅游新产品信息，互动沟通交流旅游体验，从而影响消费者的态度与偏好，说服消费者消费新的旅游产品，最终建立旅游消费者与旅行社的高度忠诚关系。这种促销方式变传统“推”的形式为“拉”的形式，由“强势”营销转为“软”营销，在充分了解旅游者的需求的基础上，实行有针对性的主动营销，以达到更好的营销效果。
3 黑龙江省旅行社业批零体系的构建
在欧美国家，高度发达的经济、先进的交通运输业、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成熟的消费观念、带薪休假制度的发展等因素，促成旅游业步入了成熟期，旅行社业形成了完善的垂直分工体系，即按旅行社经营范围所处于旅游产业价值链的位置，将旅行社分为处于产业价值链上游的旅游批发商和处于产业价值链下游的旅游零售商。不同类型的旅行社通过不同的盈利模式赚取差额利润，既有效避免了同质化竞争，也丰富了旅游者的消费选择。这种成熟的营销体系应该成为我国旅行社业变新的发展方向。
3.1 实力较强的旅游批发商 黑龙江省中国国际旅社、黑龙江省中旅国际旅行社、哈尔滨市青年旅行社具有“金字招牌”的国、中、青三大旅行社，凭借多年积累的品牌优势，以及遍及全国的庞大旅行社合作网络，应充分发挥优势，向旅游批发商角色定位转型。近年来还有部分新兴旅行社，通过聚焦批量采购某一线路的旅游交通，获取该旅游产品的相对优势，也成长为细分市场的旅游批发商。这些旅游批发商体系，应侧重于旅游产品的开发与设计的职能，通过大规模采购，降低旅游产品的生产成本，并凭借其强大的产品开发与整合能力，依据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灵活地设计食、住、行、游、购、娱等各项产品要素的组合模块，从而生产出消费者满意度高的物美价廉的旅游产品，形成旅行社业价值链的上游企业。
3.2 具有销售优势的旅游零售企业 由于旅行社业进入资金壁垒和技术壁垒低，近年来大量实力较弱的中小旅行社以挂靠方式涌入业界。为了增强这部分旅行社的生存与竞争能力，应定位于旅游零售商角色，重点培养旅游销售能力。创新的销售网点布局模式，如建立个性化的旅游销售网部，在各大连锁超市设立旅游专柜，建立以销售旅游咨询为主营业务的虚拟旅行社等。通过增强便利性与服务性，培养忠诚客户，占据一定的市场竞争地位。
黑龙江省旅行社垂直批零体系的构建，将改变现有的 “五脏俱全的小麻雀”型单体旅行社无序竞争的局面，形成形态各异的有序的旅游生态系统。从根本上解决旅游业长期难愈的各类顽疾，有利于黑龙江省旅游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旅游消费行为论文篇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0-0086-02
在中国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今天，旅游消费市场的改变对旅游流起到了航标性的指引作用。不断涌现的新旅游目的地造就了一批旅游过境地。旅游过境地与旅游目的地相生相长，已经成为了旅游业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客观存在。旅游过境地独特的旅游流特征为旅游流理论应用于深入分析旅游过境地的形成机制，探寻旅游过境地的形成原因，研究旅游过境地的消费特征等提供研究条件，而旅游流理论也成为我们深入研究旅游过境地的基础理论。
一、旅游流理论是识别旅游过境地的主要理论基础
旅游流是指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区域上，由于旅游需求的近似性而引起的旅游者集体性空间移位现象。旅游流由旅游者、旅游节点（旅游地和客源地）和运输方式三要素构成，直接体现为旅游流的时间、流向和流量的三维特征[2]。这三维特征决定着旅游地的性质，即旅游地是旅游目的地还是旅游过境地。我们以游客为例，如果游客的流向明显，即游客的旅游目的地明确，旅游时间较长并相对集中，且游客量大，则为旅游目的地；如果游客流向不明显，即游客没有明确的旅游目的地，且旅游时间较短，游客量也相对较小，则为旅游过境地。见图1所示。
二、旅游过境地的形成原因
1.旅游者的需求与选择。需求产生动机，而旅游动机决定着游客的流向及流量，并引导消费行为。随着中国国民收入的增加和带薪假日的逐渐增多，旅游消费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等特点，消费者注重旅游品质高于原来的走马观花式游览，旅游经验日益增加，消费理念日益成熟，对旅游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新的旅游目的地不断涌现，并突出同条旅游线路上处于旅游吸引弱势地位的旅游过境地的“过境”特点，旅游过境现象日益突显。
2.旅游空间格局发生改变，旅游市场竞争激烈。今天的中国旅游业，区域旅游空间格局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空间尺度上，国内短线游与长线游、国内游与国外游将并驾齐驱成为发展的主流；在空间位置上，部分温冷点地区正与热点地区呈现相互转化，国内不断涌现出新的旅游热点；在空间关系上，区域旅游竞合关系日益形成。随着新旅游热点的出现，部分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时间、流量及流向发生了转移，旅游吸引力逐步弱化，成为新旅游目的地的旅游配角，最终成为游客旅行中顺访几个景点的旅游过境地。旅游过境地的形成，有的是因为旅游目的地的存在而出现，有的是由原来的旅游目的地逐步转变成为旅游过境地，也有的兼具旅游目的地与旅游过境地的双重身份，在两者之间交互生存发展。
3.旅游过境地交通便利，但缺乏旅游吸引力。旅游过境地是到达旅游目的地的必经之地，游客需要经过或到达旅游过境地才能到达旅游目的地。因此，旅游过境地具有交通优势。但是，由于旅游过境地缺乏对游客有主要吸引力的旅游先决条件，比如较好的旅游资源禀赋和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稳定的旅游市场，便利的区内旅游交通等等，因此，在旅游吸引力上远远弱势于旅游目的地，在旅游线路中是游客旅游的不选择或次要选择，成为旅游目的地的配角，使旅游过境成为了可能。
三、旅游过境地的旅游流特征
1.旅游时间短暂。首先，旅游过境地是交通经过地、短暂停留消费地和顺访某些景点消费地。从停留的时间上来看，游客旅游过境地的停留时间较短，远远少于旅游目的地的停留时间，见表1所示。其次，旅行社在旅游线路设计中的“旅速游缓”的设计原则，也决定了游览行程中旅游目的地是时间分配的重点，而旅游过境地则属于需要节约游程时间的环节。
2.游客流向不明确，流量不稳定。由表1可知，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停留动机比较集中，是旅游的主要动机；而在旅游过境地的停留动机比较分散，是旅游的次要动机。因此，游客来旅游过境地的动机可表现为游览部分景区（点）、购物、就餐、住宿等，旅游动机不具体、不强烈，具有典型的引导行为不确定性，从而表现出游客流向不明确的特点。此外，旅游过境地受旅游目的地旅游流的影响，当旅游“旺季”来临时，旅游目的地游客数量大量增加、市场竞争加剧、地方旅游接待饱和等导致游客分流，从而促使旅游过境地游客量呈季节性增长。所以旅游过境地又有旅游流量不稳定、季节性集中的特点。
3.旅游流系统结构功能限制。旅游流的系统结构由信息流、资金流、物质流、能量流和文化流组成。因为旅游过境地有着许多旅游流受影响的因素，包括两地间的空间距离和交通便捷程度、旅游资源的吸引力、自然环境、文化观念、经济联系、对目的地的感知程度、旅游费用、接待服务设施的完备程度等。所以，旅游过境地的旅游流系统结构功能不能得到有效运转。
四、旅游流理论促进旅游过境地发展
1.掌握旅游目的地吸引力的主要推动力，打造旅游过境地特色吸引力。特色吸引力来源于符合大众消费需求下的与众不同，即“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旅游过境地要结合旅游市场消费特点和资源禀赋条件，分析资源结构特点、旅游流倾向与消费动机，清楚旅游目的地旅游吸引力的主要推手，再根据区域旅游空间布局特点和地方发展现状及条件，有针对性地挖掘地方优势旅游资源，推出大众喜爱的特色旅游消费产品，迅速提升旅游吸引力，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其次，围绕特色主打产品，推出满足大众多种需要的系列辅助产品，以点带面地推动消费增长。
2.构建良好的区域竞合关系，发挥旅游流最大双效。借助旅游目的地旅游流的优势条件，以产品互补、产业一体化、激发及挖掘旅游市场活力、满足消费者需求为手段，与旅游目的地构建良好的区域竞争与合作关系，实现共生互进式发展，充分发挥旅游流最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3.利用交通优势与旅游季节性优势，做好旅游过境地旅游宣传促销。利用旅游过境地交通优势与旅游季节性优势，开展旅游宣传与景区（点）促销，扩大旅游消费空间，吸引过境游客，延长本地停留消费与游览时间。借此机会让游客了解旅游过境地，打造一扇旅游新形象的重要窗口。
参考文献：
旅游消费行为论文篇13
尽管每一个企业都宣称自己是在努力实现消费者的满意，但是事实上很多企业的行为与其宣传相差甚远。任何一个消费者都曾有过不满意的消费经历，却只有极少数消费者选择投诉甚至是销售企业，更多人则是选择了默默忍受。对于这些消费者而言，并不是真正地宽容了企业，而是因为相对于企业，个体消费者的力量十分薄弱，依靠法律途径维权成本又过高，所以只能愤懑但又无奈地接受现实。
在旅游业中，旅游者的这种无奈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旅游产品多数为无形产品，所以在进行购买决策时很难对产品质量有一个准确的评估。旅游过程中，一旦遭遇质量问题，旅游者通过协商、投诉等手段维权，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愉悦的旅游心情将不复存在。2009年底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09〕41号）在肯定旅游业发展成绩、明确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支柱性地位的同时，更强调要将旅游业发展成为“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旅游者满意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衡量标准。如何改善旅游者利益易受侵害的现状，改变其在交易过程中相对于旅游企业的弱势地位，使旅游者能够真正获得满意，成为旅游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事实上，以往国家和地方旅游局出台的一系列法规中都有专项条款来保护旅游者权益，但这些法律法规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旅游业的这种状况，旅游者利益受到侵害的事件依然频发。这说明单纯依靠法律途径难以有效地使旅游者获得满意的消费经历（徐虹，等，2011）。
与此同时，随着信息与网络技术的发展，点评网、团购网等一批新型商业模式企业的成功使旅游者自身的力量再次为人们所关注，旅游者尝试从自身角度寻找可以主动影响企业的能力，其所拥有的权力成为研究者探寻的新方向。以往学者们对于一般性消费者权力概念、构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着重探索了消费者增权的方式和方法，期望通过权力的提升改变交易中消费者的劣势处境（李玉虎，2008）。但是旅游者所具备的消费者权力是否真的能使旅游者避免利益受到侵害并真正地获得满意的消费体验？其影响过程与路径又是怎样的？对于这些基础性问题，在传统消费者权力及增权研究中，一直缺少深入的分析和实际数据的验证。因此，本文一方面探索旅游者获取消费满意的新手段，另一方面结合旅游业的实际情况，通过对旅游者调查所获得的数据，检验消费者权力与满意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其作用机制。
1理论回顾及研究假设
1.1旅游消费者权力
长久以来，由于交易过程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个体消费者与企业身份不对称等问题，造成了消费者在交易中的不利处境（DenegriKnott，et al.，2006）。但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对消费者的争夺，使消费者在交易中越来越占据主动地位。Murphy（2000）认为，“我们正在见证着历史上权力最重要的转移时刻，权力不再属于强大的公司和社会机构，而是将之真正地归还于消费者”。传统的生产者权力正在向消费者权力发生转移（Rezabakhsh，et al.，2006）。
消费者权力（Consumer Power，CP）是指消费者为了满足其消费需求，寻求对经济活动中部分企业资源的掌控，影响或控制整个消费过程中的消费决策的能力（韩小芸，黎耀奇，2012）。早期经济学视角的研究者基于亚当・斯密对市场中个体权力概念的论述，将消费者权力等同于消费者在交易中所拥有的自（Shankar，et al.，2006）。市场经济环境下，消费者有权将“货币选票”投给那些使其所获效用最大化的企业（Newcomer，2000）。随着管理学和社会学等研究视角的出现和研究的深入，消费者权力内容不断丰富。其中多数研究借鉴了社会权力理论，根据权力来源的不同，Rezabakhsh（2006）将消费者权力解构为奖惩权、法定权和专家权。郭国庆和李光明（2010）对此模型进行了修正，补充了参照权。吕兴洋等（2011）通过对消费者权力研究的梳理和对权力来源的分析，将消费者权力分为奖惩权、合法权、被赋权、信息权和专家权，并在之后的研究中增加了参与权（吕兴洋，2013），共6项子权力;考虑到消费者个体与企业在权力行使中的差别，又针对性地提出了行权能力和行权意识两项要素以此构建出消费者权力模型。
消费者权力的研究者共同将其视为消费者改变交易中弱势地位、维护自身利益、表达利益诉求和获取满意消费经历的主动性手段，并积极主张通过信息供给和制度保障等方式进行消费者增权（Consumer Empowerment）（Howells，2005）。在旅游交易过程中，由于产品多为无形产品，且需先付款后在异地消费，所以给旅游者带来了很大的潜在交易风险。受制于较高的行政成本，法律往往被作为最后的维权手段，因此旅游者自身具备的消费者权力（下文简称旅游者权力）被视为法律手段的有效补充、旅游者在交易中保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方法（徐虹，等，2011）。为此，本文假设，旅游者权力可以使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有效避免权益受到损害：
H1：旅游者权力与旅游者自身权益受到损害的经历负相关。
1.2旅游者权力与旅游者满意
满意是指个体通过对一个产品的可感知效果与期望值相比较后所形成的愉悦或失望的感觉状态（Oliver，1980），是消费者对消费过程综合多元化的评价结果;追求满意是消费者消费行为的最终目的（杨春学，2005），因此常被作为消费者研究的结果变量。对于消费者权力与满意间关系，已有研究多是从企业视角展开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顾客参与和消费者赋权研究。消费者赋权被视为企业使消费者获得更好的体验并最终获得满意的重要手段（韩小芸，等，2004;汪涛，望海军，2008）。虽然这类研究中消费者只被当作企业赋权的反应客体，且研究仅限于企业赋予消费者的权力，但是如果将其结论推广开，转而从消费者自身的角度来看，当消费者掌握了更多广义上的消费者权力之后，也应该更加容易地获得满意。
消费者权力研究者认为，从主观上来说，消费者行权就是为了获取更加满意的消费过程（韩小芸，黎耀奇，2012;吕兴洋，等，2011）。客观上，权力的行使使得消费者具备经济、政治以及管理上更多的话语权（Shankar，et al.，2006）。旅游产品的本质是旅游者的个人体验，旅游者个人需求的多样化和个人满意的异质性（Grewal，et al.，2010）与旅游企业所提供的相对标准的产品和服务之间存在着矛盾。随着权力水平的提升，旅游者将更容易促使企业满足其个性化需求，进而获取消费满意（韩小芸，等，2011;吕兴洋，等，2012）。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旅游者权力与旅游者满意正相关。
1.3感知控制
1.3.1感知控制概述
控制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构念，是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人行为活动的主要目的被认为是为了追求对情境的控制（Bateson，1985a）。自Averill（1973）在心理学领域提出控制的概念以来，控制被广泛地应用于解释消费者行为。但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并不总是拥有实际的控制能力，旅游者、服务人员和企业三方在服务提供过程的控制权上存在着潜在冲突。比如，在航空、汽车客运等高度标准化的服务中，就是服务企业占据支配地位;而在导游等依赖服务人员专业知识的服务中，则是服务人员占据支配地位，旅游者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控制力（Bateson，1985b）。但在这些服务情境中，旅游者并未因为缺少实际控制而体现出相应的负面情绪，这是因为旅游者所期望的并不一定是对消费过程的实际控制，而只是控制的感觉，即感知控制（韩小芸，等，2011）。
感知控制，也称控制感，是指人们觉得自己有能力操控周围的环境（吴清津，2006）。比较典型的是预见性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感知控制，虽然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没有直接控制能力，但是预见性可以使之产生一种事情在掌控之中的感觉（彭艳君，2009）。而当消费者缺乏这种控制感时就会产生焦虑等情绪，进而导致不满意。
环境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对环境的控制感会对其心理和情绪产生积极的影响（Proshansky，et al.，1970）。人类社会行为研究同样发现，控制感是人们与他人交往中获得满意的关键因素（Schutz，1966）。类似的，服务管理的研究证实感知控制的增加会积极地影响消费者对服务的反馈（Lerman，et al.，2007），并正向影响消费者心理或情绪（如满意）（望海军，汪涛，2007），且在服务过程中增加消费者的感知控制可以降低如服务拥挤、服务失败等情况所产生的负面影响（Langer，Saegert，1979;Chang，2008）。总体上来说，感知控制的增强将有助于旅游者获得消费满意。
1.3.2感知控制的中介作用
以往对于企业关系中权力作用的研究十分丰富，特别是在渠道研究领域，持“控制观”的研究者将权力视为权力主体对权力客体的控制力（ElAnsary，Stern，1972）。与之相类似，在旅游者与企业的关系中，权力同样被视为是潜在的控制权（吴清津，2006）。旅游者通过行权影响企业，旅游者权力实际上反映的是旅游者对企业的控制力，而感知控制则是旅游者自身的感觉，两者是实际控制与感觉控制的关系。显然，直接控制能力会对旅游者的感知控制产生影响。所以，可得到如下假设：
H3：旅游者权力与感知控制正相关。
感知控制被认为在消费者行为与情绪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Hui，Bateson，1991）。具体来说，旅游者运用权力影响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企业，以期望获取更满意的消费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旅游者行权一方面是在对交易对方行为进行控制，促使其提供更高质量、更符合自身要求的产品和服务进而获得满意;另一方面则是在增加自身对消费过程的控制感，通过感知控制的提高获取心理满意。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4：旅游者权力与旅游者满意的关系中，感知控制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1.4旅游消费经验的调节作用
根据消费者权力理论，旅游者具备多种权力，但在实际的交易和旅游过程中却因为相对于整个市场来说，个体旅游者太微不足道，以至于他们的行为被企业所忽视（John，Klein，2003）。Maynes（1972）形象地称之为“宏观上的权力和微观上的无能为力”。产生这种理论与现实间巨大差距的原因是权力行使过程中受到旅游者自身行权能力和行权意识的限制（吕兴洋，等，2011）。
消费经验是一个涉及消费者知识与能力的重要因素，是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常使用的一个重要调节变量（徐茵，等，2010）。曾经的消费经历会对消费者的再次消费行为产生影响（张黎，2007）。从权力的行使角度上来看，旅游消费经验也可以影响旅游者旅游消费过程中权力行使的效果。旅游消费经验的积累可以使旅游者更为了解自身所具备的权力，并更加熟悉权力的应用方式，进而使权力的行使变得更为有效。也就是说，旅游消费经验会对权力与感知控制和权力与满意的路径关系产生正向的调节作用。由此，提出假设：
H5：旅游消费经验正向调节旅游者权力对感知控制和旅游者满意的影响。
根据以上论述，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如下（见图1）。
图1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2数据收集与分析过程
2.1变量测量
本研究对理论模型中各潜变量的测量全部借用已有成熟量表，并根据旅游行业特点对部分题项的表述进行了相应调整。其中，消费者权力的测量参考吕兴洋等（2014）对旅游者权力的测量量表，感知控制使用了Bateson和Hui（1992）的量表，均采用了李克特5级尺度。满意度的测量采用涂荣庭和赵占波（2008）的双维度量表。以是非题“您这次旅游过程中权益是否受到损害”直接测量旅游者权益受损经历，其中“1”代表“是”，“0”代表“否”。消费经验变量中将出游频率在“每年1次及以下”视为低经验，赋值为“0”，“高于每年1次”视为高经验，赋值为“1”。在问卷形成后进行了一次小样本的预调研，依据Cronbach’s α值剔除了内部一致性不达标的部分题项，最终形成正式问卷。
2.2数据收集
正式问卷主要采用两种方式发放：一是委托北京和天津的旅行社对游客进行发放;二是通过专业问卷网站在网上发放。累积发放问卷350份，回收329份，其中有效问卷281份，回收有效样本率为80.3%，题项样本比为1∶9.06。其中，样本男女比例为1∶1.10，基本持平，年龄主要在25岁～60岁之间（88.6%），学历水平主要为本科及以上学历（73.0%），月收入水平集中在3500元～10000元（55.2%）。本研究主要采用SPSS 20.0对数据进行分析。
2.3数据分析
2.3.1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Cronbach’s α系数检验量表内部一致性，结果显示各测量项目的α系数均大于0.75，说明各题项内部一致性良好。由于量表题项均取自已有成熟量表，因此在内容效度上有所保证。而在构念效度检验上，本研究主要使用探索性及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探索性因子分析KMO=0.84，卡方近似值为6585.204，sig.=0.000;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拟合指标CFI=0.91，IFI=0.90，RESEA=0.08，χ2/df=2.318，模型拟合良好。分析结果（见表1和表2）中：（1）各题项标准因子载荷在0.62～0.87之间，均大于0.6且达到显著（p<0.05），无题项在两个因子上的负荷同时大于0.4;（2）各维度组合信度为0.74～0.87，在0.7的标准以上;（3）评价方差提取量（AVE）为0.53～0.73，均大于0.5。以上3点共同说明了量表收敛效度良好。在区别效度上，各变量相关系数介于0.21～0.57，且相关系数的平方均小于对应的AVE值，说明区别效度达到要求。
2.3.2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首先考虑旅游者权力与权益受损经历间的关系，由于权益受损经历采用是非题测量，因此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对数据进行分析（见表3）。模型1控制了性别等4个人口统计学变量，模型2进一步加入旅游者权力变量后，增量解释为13.5%，旅游者权力与其权益受损经历显著负相关（β=-1.285，ρ<0.01）。这说明旅游者权力可以使旅游者在旅游消费过程中有效地避免个人权益受到损害。
2.3.3分层回归检验假设
（1） 旅游者权力对旅游者满意的影响及感知控制的中介作用
表4列出了旅游者权力对旅游者满意的影响及感知控制的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见表4）。模型4中旅游者权力对旅游者满意的回归系数显著（β=0.498，ρ<0.01），假设H2得到验证，表示旅游者可以通过行使权力获得更为满意的旅游消费经历。
在此基础之上，分三步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Baron，Kenny，2006）：①自变量旅游者权力对中介变量感知控制的影响显著（模型7，β=0.512，ρ<0.01）;②自变量旅游者权力可以显著影响因变量旅游者满意（模型4已验证）;③做因变量对自变量和中介变量的回归方程（模型5），其中中介变量感知控制的系数显著（β=0.439，ρ<0.01）说明存在中介效应，自变量旅游者权力回归系数变小但依然显著（β=0.274，ρ<0.01）说明感知控制对旅游者权力与旅游者满意间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3和假设H4得到验证。
（2） 消费经验的调节作用分析
在理论模型中消费经验会调节旅游者权力与感知控制及旅游者满意间关系。本研究进一步通过三步检验旅游消费经验的调节效应（温忠麟，等，2006）：①做因变量旅游者满意对自变量旅游者权力、调节变量消费经验及两者交互项的回归（模型11），回归结果中交互项系数显著（β=0.544，ρ<0.05）;②做中介变量感知控制对自变量旅游者权力、调节变量消费经验及两者交互项的回归（模型9），结果中交互项系数显著（β=0.539，ρ<0.05）;③做因变量旅游者满意对自变量旅游者权力、调节变量消费经验、两者交互项和中介变量感知控制的回归（模型12），结果显示交互项（β=0.345，ρ<0.05）及中介变量（β=0.369，ρ<0.01）系数均显著。综上说明消费经验调节旅游者权力与满意之间关系并部分通过中介变量起作用，即旅游者权力与消费经验的交互作用将通过感知控制为中介影响旅游者满意，进而表现为被中介的调节作用。假设H5得到验证。
2.3.4简单坡度分析
进一步采用简单坡度分析（Simple Slope Analysis）解释调节变量的作用。将样本按照消费经验分为高消费经验组（N=113）和低消费经验组（N=168），并分别做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回归分析，将结果绘制成图（见图2）。从图2可以看出，随着旅游者权力的提升，感知控制水平和旅游者满意度相应地升高，且不论消费经验如何，感知控制和旅游者满意的变化都是显著的。但是高消费经验情况下，这种变化更为明显（高消费经验情况下，感知控制β=1.063、ρ=0.00，满意β=0.943、ρ=0.00;低消费经验情况下，感知控制β=0.520、ρ=0.03，满意β=0.425、ρ=0.00）。这说明，旅游者不仅能够通过权力的行使获得控制感和满意，而且随着经验的增加权力行使将更为有效，这与H5相一致。
3结论与启示
3.1结论
本文从旅游者视角出发，以旅游者感知控制作为中介变量、旅游消费经验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了旅游者权力对旅游者满意的影响作用。通过实际数据的验证，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旅游者权力可以成为旅游者主动获取满意旅游经历的有效手段。以往消费者权力与增权的研究基于一个共同的假设，就是权力可以改变消费者在交易中相对于企业的弱势地位，因而积极倡导消费者增权。但是对于这个基础假设始终缺少数据的验证。本研究首先通过旅游行业的数据验证了消费者权力的有效性，不仅为消费者权力及增权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为旅游者维护自身权益获取消费满意提供了新的手段。（2）权力的行使同时影响交易对方和旅游者自身心理。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旅游者权力对满意的影响同时存在直接和间接两条作用路径。权力的行使，一方面直接影响交易的过程，通过让交易企业满足旅游者要求从而直接获取满意，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影响旅游者自身对于消费过程的控制感从而间接地影响满意。在这个过程中，感知控制在权力与满意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3）权力行使的有效性受到旅游消费经验的影响。高消费经验会使旅游者权力的行使更为有效。这是因为旅游者权力会受到旅游者自身行权意识与行权能力的影响，旅游者往往由于不了解自身所具备的权力或受制于个人能力，而不能将自身所具备的全部权力行使出来。但是随着消费经验的增加，旅游者不仅更加清楚地了解自身的权力，而且对权力的运用会更为熟练，从而使权力的行使更为高效。
3.2启示
在我国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各级旅游管理部门对于旅游者权益一直十分重视，但始终面临着旅游过程中旅游者权益易受损害的问题，特别是每到黄金周，各类旅游投诉事件都会成为新闻的焦点。这说明单纯依靠法律途径不能完全解决旅游者权益受到损害的问题。旅游者权力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相较而言，法律具有明显的事后性，而旅游者权力则可以在旅游前和旅游过程中预防问题的发生;法律是为了惩戒损害旅游者利益的行为，旅游者权力则不仅可以防止个人权益受到损害，更是在积极主动地获取消费满意;法律诉讼流程复杂，而权力的行使则相对简单容易。因此，未来旅游者权力将会成为旅游者在法律以外可以依赖的另一重要手段。目前，不仅研究者关注消费者权力，市场管理者对其也十分重视，特别是西方国家正通过消费者教育等手段促使消费者在交易中积极地行使自身权力（Howells，2005），以弥补法律手段的局限。这一做法值得我国旅游行业管理者借鉴。
除此之外，对于旅游者来说，虽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相关法律不断健全、旅游信息更容易获得等等这些外在因素都客观上增加了旅游者的权力，但是消费经验的调节作用说明权力行使的实际效果很大程度上还受到旅游者自身的影响。因此，对于旅游者来说，还需要加强自身的行权意识，在旅游过程中积极地使用权力，熟悉权力的运用过程，提升权力行使的能力，最终才能更为有效地获取旅游消费的满意。
对于旅游企业，在权力结构变化的过程中，历来伴随着严重的权力冲突，这将会导致交易双方的关系质量的下降。感知控制在“权力-满意”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给予了我们新的启示：企业可以通过增加旅游者心理的感知控制而非让渡实际的控制权来缓解这种冲突带来的负面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权力的此消彼长要求企业在营销、运营等方面以旅游者为核心做出更为积极的改变和调整。
3.3研究不足及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只通过旅游行业的数据检验了消费者权力理论中最基础的“权力-满意”假设，研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这也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首先，权力对满意的作用机制可能更为复杂，本研究只分析了感知控制的中介作用与消费经验的调节作用，未来可以继续探索可能存在的其他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其次，权力的影响结果变量可以更为丰富，满意只是消费者权力及增权研究中提出的一个最重要最常用的结果变量，基于顾客主导逻辑范式，消费者权力作为一个重要的基础变量，可以被引入到更多营销研究领域的分析当中，以解释消费者的影响作用。最后，旅游是异地消费，在非惯常环境下旅游者的行权行为是否与惯常环境中有所不同，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以发现旅游者行权相较于一般消费者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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