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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别具匠心”之“三新”“三新”意指“新概念”、“新配乐”、“新唱法。”在周杰伦的音乐作品当中，“新概念”无需赘述，因为其音乐作品本身很多时候就已体现这一特点，新概念下的音乐才会与众不同。这里笔者想着重阐述的是“新配乐”与“新唱法”，以此来说明流行声乐艺术的“跨界”魅力。“新配乐”，在周杰伦的音乐当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将西方“Hip-Hop”、“R&B”唱法融入到中国传统音乐当中，这种中西合璧的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同时在很多作品当中旋律起伏都较为平缓，多数以二度、三度浮动为主，演唱起来也很有说唱的感觉。另外乐曲配器上也有别于其他流行音乐作品，周杰伦在自己大部分作品当中大胆运用了各类方式，如在《娘子》中吉他与琵琶的融合、《台》中大提琴与古筝、琵琶之间的交相呼应、《东风破》中钢琴与琵琶的相辅相成，甚至在《夜的第七章》当中编配出了较为完整的小型交响乐总谱。这些中西方乐器的使用相得益彰，既彰显了中国传统器乐的独特魅力，又使得西方先进的作曲技法在其中运用自如，这种和谐也是周杰伦的流行音乐的特点，也是中国流行音乐“跨界”发展的典范。在“新唱法”的运用中，作为歌手，周杰伦的创新突破远优于其他歌手。除在早期作品当中运用中国传统戏曲唱法等，后期几首合作或被改变之后的作品更能显现出这一特点。如2006年与“小哥”费玉清合作的《千里之外》，堪称“中国风”作品的代表作。这首作品涵盖了费玉清的美声唱法，同时也有周杰伦独特的唱法围绕其中。这两种唱法一高一低，一唱一和，毫无突兀感，相反费玉清的“娓娓道来”更能够完美的映衬作为“主人公”出现的周杰伦的唱段。这首作品各方面辨识度极高，一经问世大获好评。有了这一尝试之后，在2009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周杰伦首次搭档宋祖英，演唱其代表作《本草纲目》，在这首作品当中，还穿宋祖英的《辣妹子》，这二人一个是中国民族声乐代表人物，另一个是流行R&B天王，两人的“英伦组合”一出现就引发热议。就音乐作品和演唱方式来说，二者的结合堪称典范，这也是中国流行声乐艺术“跨界”的完美尝试，之后二人在2009年6月30日鸟巢音乐会时再度联手，演唱了著名的《千里之外》。宋祖英沉稳大气的歌声使得这首作品大放异彩。2010年5月1日，《黄浦江深》首次发行，这也是方文山、周杰伦这对黄金搭档为宋祖英本人“量身定做”的新作品，这首作品的问世，是中国民族声乐唱法与流行音乐之间的高度契合，也使众多音乐人看到未来中国流行声乐艺术发展的新方向：除题材、体裁、编曲等方面可以运用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之外，这种唱法改变的方式也是一种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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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是人们在对茶的认识、应用过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融汇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丰富知识，人们进一步认识了茶性，了解了自然；另一方面又融汇了儒、佛、道诸家深刻的哲理，人们通过饮茶，明心净性，增强修养，提高审美情趣，完善人生价值取向，形成了高雅的精神文化。饮茶作为人的生理需要和生活方式转化为生活情趣与精神追求，不仅体现出人与人、人与茶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完美地展现了人的人生价值观。
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包括人生的目的，怎样做人以及怎样实现个人价值等方面的看法。这种价值观，是人们通过茶事活动，在认识自然、了解社会的生产与生活中所形成的观点和态度。它既反映出了人的本质，又揭示出了人与自然、与社会诸方面的关系。具体地说，包括了人与自我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的思想，与生产生活实践相依托，与自然环境相结合，与人文和历史相伴随，贯穿于茶文化发展的历程，形成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分析和研究中国茶文化关于人的人生价值的思想，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茶文化的历史，理解茶文化的精髓，发扬光大中国茶道精神，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茶文化的人生价值观与茶文化精神是一致的。就其要义来讲，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重德——摆正人与自我关系的准则
重德，是中国茶文化人生价值观中最基本的内容。讲究茶德，塑造高尚人格，完善自我，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是历代茶人崇尚和追求的目标，也是茶文化的核心内涵。而茶德的树立，既是茶的自然特性的显现，又是茶人精神的流露，同时又是茶人所确立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首先，茶性蕴含着茶德。茶品即人品。茶品是指人们在对茶的认识中提炼出来的象征性品貌，陆羽在《茶经》一之源开宗明义地指出：“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被称为嘉木，是因为茶的生长、体型、特色和内质等具有刚强、质朴、清纯和幽静的本性。茶树生长在山野的烂石、砾壤或黄土中，仍不失坚强、幽深；茶叶凝聚阳光雨露的精华，其“性洁不可污”；茶汤晶莹清澈，清香怡人，给人以智慧和幽雅的韵致。茶性与茶品相联系，无喧嚣之形，也无激扬之态，茶性与茶品这些自然的本质特征渗透到人们生活领域，表现在人对生活的一种理解，一种静观，一种品鉴，一种回味；延伸到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则是一种境界，一种理念，一种智慧，一种品格。因此，重德观念的形成，源于茶的自然本性。
其次，茶德是茶道的灵魂。在茶文化发展的历史上，人们对茶德早已确认，并崇尚备至。陆羽在《茶经》提出的“精行俭德”，说明茶的美好品质应与品德美好之人相配，这是最早确立的茶德标准，也是中国茶道的精神所在。到了后来，唐代刘贞亮对茶德的阐述则更为具体：以茶散闷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行，以茶可行道。在当代，王泽农，庄晚芳等茶学专家，对茶德都作了深刻的注解。王泽农先生认为，茶道的本质精髓应该是“德”，德是天地的属性，天性、人性、茶性乃共性所在也。庄晚芳先生提出了“廉美和敬”为核心内容的茶德，他认为“廉俭”可以“育德”，以一杯清茶来推行清廉与勤俭，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由此可见，茶德的树立和推崇，不仅为中国茶道形成奠定了基础、丰富了内容，而且也为茶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明确了方向。
第三，茶道孕育了茶人精神。如前所述，中国茶道，很大程度上是在树立茶德的基础上创立的。尽管目前人们对茶道的论述，各执己见。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茶道讲求的是精神内涵。中国茶文化继承了儒、佛、道的精义，把饮茶等茶事活动融入哲理、伦理、道德，通过茶的品饮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品味人生，参禅悟道，达到精神上的洗礼和人格上的澡雪，这就是饮茶的最高境界——茶道。中国茶道孕育了茶人精神，茶人精神推动了茶道的发展。被人们尊为茶圣的陆羽，幼为弃儿，长于佛门，一生不仕，致力于茶事研究，他常脚着芒鞋，独行野中，采茶觅泉，品茶鉴水，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和对理想的追求，写下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为推动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陆羽的一生，不羡官爵，不慕名利，甘愿荒餐野宿，栉风沐雨，始终生活在人民大众之中，他这种牺牲自我，造福人类的奉献精神，以及勇于吃苦、善于创新的探索精神，既是茶人精神的充分体现，也是中国茶道关于人的人生价值思想的完美表达。
二、尚和——协调人与他人关系的宗旨
茶道中“和”的基本涵义包括和谐、和敬、和美、平和等等，其中主要是和谐。通过以“和”为本质的茶事活动，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茶文化关于“和”的内涵既包含儒、佛、道的哲学思想，又包括人们认识事物的态度和方法，同时也是评价人伦关系和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
第一，“和”是中国茶文化哲学思想的核心。茶道是在吸收儒、释、道三教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三教对“和”的阐释各不相同，但“和”则是三教共通的哲学思想理念。儒家推崇的是中庸之道，《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大道也。”指出了“和”与“中”的关系，“和”包含中，“持中”就能“和”。因而儒家提倡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必须节制而不放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为亲和自然，保护自然；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倡导“礼之用、和为贵”。佛教中的“和”提倡“父子兄弟夫妇、家室内外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嫉”，并强调“言色相和”，这是一种舍弃根本的“和”。特别是在茶道中的“茶禅一味”强调，人如果要脱离苦海，就须六根清净，明心见性。禅茶是僧侣们通过品茶品味人生，这是“和”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道家追求“天人合一”，“致清导和”“物我两忘”的境界，这种“和”表达了人们崇尚自然、热爱生命、追求真善美的理念。总之，儒、释、道三家关于“和”的哲学思想贯穿于茶道之中，既是自然规律与人文精神的契合，也是茶的本性的体现，同时也是特定时代的文人雅士人生价值追求的目标，如儒家基于治世的机缘，佛家则是缘于淡泊出世的操节，道家又赖于尊人贵生的精神等。
第二，“和”是人们认识茶性、了解自然的态度和方法。茶，得天地之精华，钟山川之灵秀，具有“清和”的本性，这一点，已被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所认识。陆羽在《茶经》中关于煮茶风炉的制作所提出的“坎上巽下离于中”与“体均五行去百疾”，是依据“天人合一”、“阴阳调和”的哲学思想提出来的。陆羽把茶性与自然规律结合起来，表达了“和”的思想与方法。煮茶时，风炉置在地上，为土；炉内燃烧木炭，为木、为火；炉上安锅，为金；锅内有煮茶之水，为水。煮茶实际上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达到平衡的过程，煮出的茶汤有利于人的身体健康。另外陆羽还对采茶的时间、煮茶的火候、茶汤的浓淡、水质的优劣、茶具的精简以及品茶环境的自然等论述，无一不体现出“和美”的自然法则。
第三，“和”是规范人伦关系和人际关系的价值尺度。中国茶文化对于“和”精神，主要表现在客来敬茶，以礼待人，和诚处世，互敬互重，互助互勉等。通过饮茶、敬茶，形成了茶礼、茶艺、茶会、茶宴、茶俗以及茶文学等多种茶的表现形式，而实质内容则是以茶示礼、以茶联谊、以茶传情，而达到的目的则是以茶健身，以茶养性，以茶表德。
客来敬茶，以茶示礼，既是一种风俗，也是一种礼节。人们通过敬茶、饮茶、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之间的友情。这种习俗和礼节在人们生活中积淀，凝炼和阐发，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处世观念和行为规范。体现在人伦关系与人际行为上，就是以和谐、和睦、和平为基本原则，来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平衡。如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和”；遇到矛盾时，求大同、存小异，这是一种“和”；在激烈的竞争中，坚持平等、公开、公正的原则，也是一种“和”；对待纷繁、浮躁的世俗生活，要求平心静气，则是另一种“和”。
总之，茶文化崇尚以“和”为目标的价值取向，对于建立团结和睦、和诚相处、和谐一致的人伦和人际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崇俭——处理个人与民族及国家关系的基础
崇俭，就是倡导勤俭、朴实、清廉的个人思想品德与社会道德风尚。以茶崇俭、以俭育德，既是中国茶道精神的精义，也是茶文化关于人的人生价值的重要思想内容。
茶在守操、养廉、雅志、励节等方面的作用被历代茶人所崇尚。陆羽在《茶经》中追述了自神农至唐代诸多有关饮茶的名人轶事，其中不乏以茶崇俭的例子。如齐国的宰相晏婴以茶为廉，他吃的是糙米饭，除少量荤菜，只有茶而已。晋代的陆纳以茶待客，反对铺张，不让他人沾污了自己俭朴的清名。桓温以茶示俭，宴客只用七盘茶和果来招待。齐武帝在遗诏中说他死后，只要供上茶与饼果，而不用牺牲，并要求天下人无论贵贱，都按照这种方式去做。如果说这些以茶崇俭的例子只是对廉俭之风的追求，那么陆羽崇俭的思想，则更多地表达了自己匡时济世的政治向往和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
陆羽对煮茶的锅，要求用生铁制成，如果用瓷、石则不耐用，如果用银制，则“涉于侈丽”，这种观念仍然是崇俭。而他在风炉上铸上“伊公羹、陆氏茶”和“圣唐灭胡明年铸”的字样，是陆羽用自己的茶比伊尹治理国家所调之羹，来说明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至于风炉的铸造时间，标明是在唐代平息安史之乱第二年铸造的，表明了陆羽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同时也寄托了茶人积极入世，以身许国的高尚情怀。
陆羽一生勤奋好学，俭朴处世，他不求仕进，不成家，却成就了《茶经》。他虽身为闲云野鹤的隐士，但却处江湖之远亦忧其民。在安史之乱时，他写的《四悲诗》，就是对人民的痛苦有所感触，用悲愤的泪水写成的。
以茶崇俭，以俭育德，茶是人们寄托感情的媒介，也是历代茶人爱国忧民的情结的载体。“啜苦励志，咽甘报国”代表了茶人以爱国主义为人生价值的崇高品格。
四、贵真——沟通人与自然关系的要求
贵真，就是讲求人与自然的亲和，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这既是中国茶道的核心内容，也是传统茶文化的魅力所在，同时也是茶人对人生价值的最终追求。
真，是道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庄子曾经说：“真者所以受于天，自然不可易，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解释了真的本质，即“真”与“天”、“自然”是一致的，是不可改变的。所谓“天道自然”，“天人合一”，是古代先哲们解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观念。中国传统茶文化讲究的真，包括了茶的自然本性之真、品茶的环境之真和人的性情之真。
第一，茶的自然本性之真。茶叶是天涵地载人育的灵芽，其天然性质为清纯、淡雅、质朴。陆羽《茶经》指出，“茶之性俭”，“茶之为用，味至寒”。唐代裴汶在《茶述》中说：“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唐代诗人韦应物在《喜园中茶生》的诗中写下：“洁性不可污，为饮涤烦尘”的名句。由此可见，人们对茶的发现、利用和享受，既有感观上的真香、真味，也有精神上的真性、真趣。茶，由最初的药用到生活中的享用，由提神醒脑的天然功用到致清导和的精神作用，由自然的茶品到社会的人品，这种渐进的认识、升化过程，不仅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认识历程，而且也反映出了人与自然高度契合、和谐统一的过程，同时也彰显出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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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声乐是中国人秉持本民族固有文化观念，运用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声乐。它不仅包括着历史上产生、世代相传至今和在历史长河中湮灭了的古代声乐作品，也包括着今人运用本民族固有形式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固有形态特征的现代声乐作品。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孕育了灿烂的民族传统声乐，其作品之丰富，形式之多样，风格之独特，在世界声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世界声乐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中国传统声乐源远流长，早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社会，就产生了最初的歌曲，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声乐文化已经相当发达。《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声乐作品之集大成者，尽管其曲谱已经失传，仅留存歌词，但仍能从中领略当年歌咏的风采。其后传统声乐一路发展，曾多次出现过繁荣昌盛的时期。传统声乐的艺术形式呈现了多样性特点，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以综合艺术为主，以民歌、说唱、戏曲为代表的民间声乐。中国国土辽阔，民族众多，民风民俗千姿百态，孕育了品种繁多的民间声乐。仅是民歌，就达30万首之多，这还不包括散落于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歌谣，不少至今还呈现原生态；戏剧曲艺亦是一朵传统声乐奇葩，据粗略统计，仅曲艺就有200多种，戏曲更超过360种，至于其中丰富多彩的曲目、剧目、声腔、曲牌等等更是无法计数。
中国传统声乐植根于中华民族这块丰沃的土壤之中，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和民族文化内涵。深入地了解传统声乐的文化背景，认真地探究传统声乐的文化内涵，正确地认识传统声乐的文化精髓，对于民族声乐的继承和创新，促进中国声乐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意义重大。本文拟就中国传统声乐艺术的本体观、功能观和技能观作一探讨，以期有助于厘清民族声乐的文化内涵。
一、“心为乐之本”
声乐是什么?它的本源又在哪里?关于声乐本体的种种追问历来一直是有志于声乐研究的人们共同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所谓本体，指终极存在，也就是表示事物内部根本属性、质的规定性和本源，与现象相对。”声乐本体，与声乐现象相对，即声乐之所以被称之为声乐的质的规定性及其本源。然而，对于声乐本体的认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度有着相异甚至完全对立的理解，形成了形形式式的声乐本体观。
西方，特别是欧美，他们虽然未给声乐进行明确的界定，但却对其上位概念“音乐”(包括声乐和器乐)作出了如下的判断：音乐是乐音运动的形式。由此推论声乐则是利用人体器官发出的嗓音(乐音)有规则的运动方式。在他们看来，声乐艺术仅仅是一种物质(乐音)运动，这是从经典物理学的角度给声乐作出的科学解释，然而却忽略了人在声乐过程中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李曙明先生尖锐指出的那样：“纵观古希腊至近现代西方音乐美学中的音乐定义大都为‘乐音运动’之审美客体定义，即实体音乐定义”，“人(主体的)现实的审美心灵活动完全被排斥在‘乐音运动’之外”。
而在我国，传统声乐不仅注意到审美客体，而且更注重审美主体：“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不仅承认乐“生于度量”，须要符合科学规律，而且更强调它的本源却在“太一”，须要符合人文精神，“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既崇仰创造万物的大自然，又重视人的内心体验，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传统哲学。由此，传统声乐从人本的角度对声乐艺术作出自己的阐释，认为“心为乐之本”。心灵，不仅是思维的器官，更是情感的器官，心为乐之本，即人的情感才是声乐的本源，声乐是人们情感表达最直接最有效的形式。“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我国古代音乐著作《乐记》中有过许多这样的概括，揭示了传统声乐的本体观。
人的情感是如何“形之于声”的呢?《诗序》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言、嗟叹、永歌，其含义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言语、吟诵、歌咏(唱)。论述显然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鉴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独特性，使语言向音乐的转化具备了基础条件。杨荫浏先生指出：“由语言而吟诵，由吟诵而歌唱，其间有着一贯的关系。吟诵调之用五音，可能是由于语言之有五音，而南曲之用五音，也可能是由于吟诵调之用五音。”“五音”相同或接近，使得言语与歌唱在音韵上得以整合，为从言――嗟叹――永歌的转化提供了条件。其二，从言――嗟叹――永歌的转化须要动因。动因是什么呢?是人的情感，是人情感抒发和表达的欲望。“逻辑语言，由于情感之推动，产生飞跃，成为音乐的语言，”“情不自禁，就要说出，普通的语言不够表达，就要‘长言之’和‘嗟叹之’(入腔和行腔)”，最终到达了“歌唱的境界”。所以声乐“能够以特殊的力量和准确性揭示语言表现所不能达到的最隐秘的情感运动、委婉的感情以及不可捉摸的流动的情绪。”因之，声乐在抒发和表达情感方面是比语言更直接更有效的方式。而这种源自人类本能的独一无二的情感表达方式，不仅具有无可比拟的力量，抒发和传递难以名状的喜怒哀乐之情，而且也最容易激活听众的情感共鸣，使之达到单靠语言永远无法达到的程度和水平，最终发展成为一种人类相互传承、共同追求的精神生活方式。
传统声乐不仅认定情感是声乐的本体，还进一步认定情感与声乐有着对应的关系。这种“音心对映”的关系在《乐记》中就有明确的表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哗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哀、乐、喜、怒、敬、爱，是人在经历心理体验过后产生的情感，而“噍以杀”、“咩以缓”、“发以散”、“粗以厉”、“直以廉”、“和以柔”则是经历过心理体验后产生的情感在声乐中的表现形态。可见，中国传统声乐强调的是心声相合或心物相合，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实行心声两分或心物两分。传统声乐正是从中国辩证哲学的高度概括了声乐艺术之主体心灵与客体声响之间的相互协同作用。
心为乐之本，这便是传统声乐艺术的本体观。
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在古今中外各种各样关于声乐运用的描述中，声乐艺术被赋予了不同的作用和价值，形成了不同的声乐功能观。具体说来，有的从调节生活的角度，强调了声乐艺术娱乐消遣的功能；有的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强调了声乐艺术审美的功能； 有的从精神薰陶的角度，强调了声乐艺术塑造人格的功能；有的从移风易俗的角度，强调了声乐艺术治国安邦的功能；还有的则从情感传递的角度，强调了声乐艺术人际沟通的功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就曾列举出10种音乐(声乐)的社会功能。
在中国传统声乐看来，声乐艺术具有重要的社会教化作用。所谓“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声乐在改造社会不良风气、改造社会陈规陋习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尤其是对人们道德的影响，更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对声乐的社会教化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论语・阳货》集中反映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他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近之事父，远之事君。”在这里，“诗”指的是《诗经》中的诗歌(歌曲)，即声乐作品。“可以兴”。即用起兴的方法，诗歌(歌曲)可以感发意志，抒发感情，启动想象；“可以观”，即通过诗歌(歌曲)，可以观察风俗之盛衰，观察道德之优劣，以了解社情民意；“可以群”，即通过诗歌(歌曲)，可以让人流思想和情感，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可以怨”，即通过诗歌(歌曲)可以鞭笞不合社会道德规范的h恶和卑劣，引导人们加以鄙弃。质言之，诗歌(歌曲)可以塑造人格，可以安邦治世。这便是儒家的声乐功能观。由于儒家在长达三千年的中国社会历史中始终被奉为正统，因而这也就自然成为中国传统声乐的功能观。曾遂今先生在分析传统声乐功能观的社会特质时，还特别提及音乐(声乐)的双向作用，一方面“通过音乐，使人们体察到社会风气，道德情操的健康向上或颓废腐败……”另一方面“音乐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的精神状态。”儒家不仅充分肯定声乐艺术的社会教化功能，而且将乐教视作实现政治理想的重要方法和手段。礼，是孔子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可见，礼强调的是社会群体必须有一定的结构和秩序，形成一定的伦理道德，不同等级的人都应在自己阶层的特定准则下，依据伦理道德生活，不能超出范围，社会才能治而不乱。而要实现这一政治理想，除了礼教外，还需要乐教。礼教与乐教的社会作用和功能是相辅相成的。儒家的这一思想在《乐记》中充分体现出来。《乐记》是我国古代一部杰出的音乐美学著作，它将孔子以来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加以系统化，“礼乐相济”便是其论述的核心：“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正则元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礼的作用是把不同等级的人区分开来，乐的作用是使不同等级或同一等级的人之间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礼教内容畅行，则“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乐教目标达成，则“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礼行乐达，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多么和谐稳定而又繁荣昌盛的治世、盛世的景象。《乐记》不仅认识到“乐”和“礼”的作用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还进一步认识到乐教在实现治世、盛世中的特殊作用，因为礼教是通过外在的行为规范来实施的，而乐教则是通过艺术手段对内在的情感感化来实现的，“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外部的行为规范只属强制约束性质，而内在的情感感化必定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因而乐教具有比礼教更好的效果。所以，孔子说实现“治世”的政治思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这便是传统声乐艺术的功能观。
三、“有韵则生”
声乐技能观反映了一个民族在声乐创作中的审美情趣和美学理想，有什么样的审美情趣和美学理想，就会有什么样的声乐技能观。西洋声乐，“唯美”是他们的美学理想，反映到技能观上就在于追求华美之声，要求用一种统一、华丽、完美的声音艺术达到感染听众之目的。
中国传统声乐艺术如同其他艺术样式一样，“写意”、“神似”是共同的美学理想，追求韵味就成为传统声乐艺术的技能观，比之西方来，更多的是要求用一种变化、独特、有个性的声音艺术和真情去征服听众。事实上，“韵味”是中国声乐艺术的生命，无韵味即无声乐艺术可言。明人陆时雍说过：“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有韵则响，无韵则沉；有韵则远，无韵则局。”可见，“韵味”对于中国传统声乐而言是何等重要。
什么是“韵昧”呢?“韵味”实质上就是歌唱中所含蓄的意味和情趣。它是歌唱者把内心最丰富、最真挚、最细腻的情感和艺术美感揉进歌声和表演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听觉感受。“余音绕梁”就是这样的一种听觉感受。“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实际上并非指物理的声音三日不息，而是指“歌声中的那种生命状态对听者的生命状态所产生的塑造过程既深且久，逾i日而仍未结束”，所以，“意韵萧然，得于声外。”这声外，就是生命，就是对内在生命律动的深入体验、感受、捉摸和表现。这当是中国传统声乐所竭力追求的最高境界。要唱出“韵味”，首先歌唱者就需要长期深入生活，扎根文化之中，认真体验、感受和琢磨，非此是难以感悟的。其次，歌唱者还须锤炼自己的声乐技巧，概括起来便是八个大字――“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它有三个要点。
一要“字正”。字正是指歌唱中要讲究语言的清晰、准确和纯净。以字带声，以字传神，以字传韵，字不正则这一切都无从说起。首先，字不正，则意义难明。声乐艺术是时间的艺术，声音稍纵即逝，它不可能给听众留下许多思考的时间。歌唱者吐字明晰，让听众一听就懂，方能实现双方语义与情感的交流。倘若咬字不正，听众对语义不明，甚至产生歧义，语言与情感的交流就是一句空话。其次，字不正，则声音难听。艺术总是要让人产生美感的，声乐艺术同样如此，它要讲究声音悦耳动听，让听众获得审美享受。倘若咬字不正，听众就会觉得十分别扭，从而彻底破坏了艺术美感，产生厌恶情绪。
二是“腔圆”。腔圆是指歌唱中要讲究行腔的顺畅、圆通和完整。清代王德晖等人在《顾误录》中指出：“由字头轻轻发音，渐转字腹，徐归字尾。其间运化，既贵轻圆，犹须熨贴。”“轻圆”、“熨贴”之说即是这层意义，惟其如此，才能构成声腔的美感。而这一切关键在于气息的拿捏和把握，轻重、强弱、疾徐、长短、直曲，必使得语调、语气、语势与歌曲作品的内容吻合，恰到好处地表现其意义和情感。
三要“情真”。情真是指歌唱中要讲究情感的自然、真挚和贴切。字正，腔圆，并不能保证歌唱确有韵味，因为韵味的核心是一个“情”字。郭建民先生指出，歌唱中，咬字、行腔“只有通过情感的推动，将歌唱技巧与感情抒发融为一体，才能最终产生飞跃，使歌唱进入化境，成为有韵味的演唱。”这即是说歌唱者不能机械地按照声乐作品的文字、曲谱进行演唱，而必须揣摩声乐作品的情感基础，同时融人自身的真情实感，对声乐作品进行再度创作，才能使咬字、行腔情感化，才能唱出韵味，达至化境。清代徐大椿在《乐府传声》中说：“唱曲之法，不但声宜讲，而得曲之情尤为重。”声情并茂，其实情是重于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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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既不能破坏生态环境换取贸易的暂时发展;也不能过度地保护环境而放弃贸易增长。在此意义上，我们探讨生态可持续贸易，以促进贸易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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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对医学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而医学人才专业能力、职业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了医疗服务质量。因此，医学教育中，必须强化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在现代社会里，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已成为医学生培养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对培养专业的医学人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人文素质教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过程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提升医学生的人文素质，为我国现代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提供保障。
1.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在我国文明史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友爱、友善、诚信、守法、爱美”等，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优秀的精神成果，是进行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丰富思想资源，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引导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而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就是为我国现代医疗事业培养专业、素质高的医学人才，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医学人才质量。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丰富的素材，让医学生接触到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不断熏陶医学生，从而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有着直接的关联性。
2.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就当前医学教育工作来看，过重的强调医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忽略了人文素质，以至于所培养出来的医学生难以满足医疗事业的需要。在现代社会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医疗服务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作为医疗服务事业的从事者，医学生人文素至关重要。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不仅仅是指医学专业知识的教育，同时还包括了医学人文精神修养，要求医学生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和气质，要具备人文关怀意识。随着现代医疗事业的发展，对医学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想满足现代医疗事业发展的需要，在进行医学教育的同时，就必须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医学生的人文意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观、道德观，从而为我国现代医疗事业培养出更多的专业性医学人才。
3.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融合
3.1树立科学的医学教育理念，构建完善的医学人文教育体系
传统的医学教育理念中，对人文素质教育还不够重视，偏重于专业技能的教育，从容使得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成为了制约他们发展的一个短板。现代社会里，对医学生人文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教育理念下所教导出来的人才难以满足现代医疗事业发展的需要，面对这种情况，针对医学生的教育，就必须树立科学的医学教育理念，要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基础上，以“人的全面发函理论、人文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医学教育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融合，积极构建完善的人文教育体系，从而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前面发展，不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3.2树立文化自觉意识
所谓文化自觉意识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文化的一种合理认知，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对一种文化的产生、形成过程、特色以及发展趋势都有一定的认知，能够在文化环境下增强自主地位。中国传统文化是一P重要的精神财富，能够只一人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加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应当自觉树立文化意识，将传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医学人文精神作为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来进行教育，将人文精神贯穿落实于医学生培养之中，从而不断提升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增强医学生的社会责任担当，引导医学生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观。
3.3加强医学人文师资建设
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教师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师人文素质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对于医学生而言，他们深受教师的行为举止的影响，教师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可以让学生耳濡目染地养成好的行为习惯，增强自身的人文素质；反之，教师人文素质差，就会影响到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为此，在医学生认为是指教育中，要加强教师的培养。教师人文素质的提高可以通过中国文化的学习，让教师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医学精神，从而不断提高教师的医学人文素质。同时，要强化教师专业知识的教育，提高教师的专业文化水平，不断优化教师知识结构，从而更好地服务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工作。
3.4营造良好的环境
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环境十分重要，好的环境提高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为此，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要想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就必须重视环境的营造。针对校园环境，学校应当要突出医学特色，在建设校园文化中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人文元素融入其中，突出医学特色。在教学楼、科研楼、科学馆等建筑以及道路上可以以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来明明，如扁鹊楼、华佗路等，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让学生在充满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环境中学习、成长，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
3.5开展丰富多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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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拼板出现白胶线的原因
1、由于拼板工艺原因引起的白色胶线问题。如果胶线是一条清晰明显的胶线时，那么就有可能是下面的原因造成的：当拼接木材有加工精度缺陷时（如明显的锯痕、啃头扫尾等），造成拼板胶填充缺陷部位而形成的胶线问题；当拼板机压力不足或压力不均时，造成拼板胶未能被充分挤出胶粒或胶线，而形成了胶体滞留的白色胶线；当涂胶时间过长或涂胶后开放时间过久，造成涂胶层成膜而形成的假性粘接而引起的胶线问题；当拼板胶超时使用或拼板木材温度过低时，造成胶体凝聚渗透不佳，胶层滞留而形成的白色胶线。
2、由于木材纹理疏松而形成的渗透性胶线问题。如果胶线是一条模模糊湖的胶线时，那一定是因为拼接所用的木材纹理疏松，因拼板胶渗透而形成的一条模糊胶线。如有时在榆木、曲柳、部分的柞木等木材上会出现这种现象。
（二）上述问题的解决措施
1、如果属于拼板工艺的原因引起的白色胶线问题，那么产品质量将受到严重影响，应及时找到起因及时改正。
2、如果属于木材纹理疏松引起的白色胶线问题，那么不必担心粘接质量问题，只需在拼板胶主剂中加入少量的拼板胶色素调制成淡淡的咖啡色，再进行拼板操作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添加拼板胶色素的比例为0.5%～1.0%为宜（重量比）。
二、入冬和开春时节的集成材生产中易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一）入冬和开春时节的集成材生产中易出现的问题
集成材的生产受到季节变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由于在木材加工的过程中，环境的温度和湿度将直接影响到木材回潮养生时间、集成材加工的保压时间以及拼板的养生时间等。
1、温差引起的拼板开裂问题。当使用了未经预热的（5℃以下）木料进行拼板粘接时，由于木料温度过低而使粘合剂处于低温状态，就直接影响到了拼板粘接效果。另外，有些工厂还未做到“随着木材温度降低而适当延长拼板保压时间”的方法来进行拼板加工。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就影响了拼板的质量。
2、温度变化引起的拼板质量问题。空气中的湿度对出窖的木材回潮养生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东北地区入冬后空气中的湿度比较低，木材回潮养生期需要相应延长。如果木材回潮养生期不够，将直接影响到木材应力的消除，以致引起拼板（即使已经涂漆涂装后）出现翘曲变形、脱胶开裂等现象。
（二）上述问题的解决措施
入冬和开春时节，一定要注意拼板端头的密封处理及整体板面的封闭包装。特别是气温低而没有供暖时，拼板的养生期应适当的延长一些，一般16℃时建议5～7天的养生。
三、指接齿粘接用胶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一）指接方面较易出现的问题
1、指接齿涂胶不良，指接的粘接度不好，大多是由于涂胶不到位引起的。
2、指接齿齿型过长或过短。
3、指接强度及耐水程度的用胶方法不当，导致出现问题。
（二）上述问题的解决措施
1、针对涂胶不良的问题，建议采用“长硬毛刷”涂胶，保证指接齿内涂胶均匀。
2、针对指接齿齿型过长或过短的问题，建议随着洗齿刀磨损，设定的指接齿长短应及时进行调整，防止因齿型不佳而引起的粘接不良问题。
3、针对指接强度及耐水程度不同的用胶方法：
（1）对指接强度一般、无耐水性的，建议采用普通白乳胶产品，但要求胶质固含量≥25%以上，且无沉淀、分离、破乳等现象。
（2）对指接强度较好、且具有一定抗潮性的，建议使用高档木制品胶产品，并应添加少量的固化剂（约为3～5%）搅拌均匀。每次的配比量不宜过多，或采用欧洲D3耐水等级的单组份胶均可。
（3）对指接强度高、且有较强耐水性的，针对柞木、水曲柳地板指接，建议在拼板胶主剂中添加10～12%的固化剂搅拌均匀后使用；针对桦木、色木地板指接，建议在拼板胶主剂中添加15%的固化剂搅拌均匀后使用。每次的配比量不宜过多。严禁超时使用。
四、废料利用方面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一）废料没有得到合理利用
集成材的出材率约为15％，有大概85％的废料需要利用。这就是说，年产300M的集成材厂，需原料2万m³，而废料量约1.7 万m³，其中包括板皮、木条、短料和锯末、刨花、木粉。目前，各企业想尽各种方法利用这些废料，并获得初步成效。但由于条件限制，这些废料尚未得到充分的利用，特别是锯末和刨花数量较大，利用困难。
（二）废料利用的途径
在集成材生产中，开展多层次、多品种的综合利用，使集成材的剩余物得到充分的利用。废料的利用途径很多，大致有如下几种：
1、对制材剩余的板皮进行深加工，或利用板皮削片，作为人造板原料。
2、降低集成材去除缺陷的标准，利用剩余的短料加工集成材，作为家具原料。
3、制造细木工板的芯板，如有贴面材料和设备可制造细木工板。
4、利用短料加工地板或作木制玩具。试验表明，利用剩余短料加工细木工板芯材，可提高出材率，柞木约为14.8％，水曲柳约为15.5％。
五、原料不足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一）原料不足的原因
柞木、水曲柳是珍贵树种，而国内资源锐减，加之原木出口，使集成材厂的原料不足。为了防止干燥变形，一般先天然干燥一段时间，这样不但要求增大厂区面积，同时企业需要较大流动资金，个别企业因流动资金不足而不能正常生产。为提高出材率，有的企业采用大径级高质量原木，因此原料价格高，增加了产品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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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以后，随着西方艺术以及素描理论的系统传入和影响，以徐悲鸿为代表的学派指出中国画的出路就在于以西方的素描造型来加以转化。随之素描也成为了写意人物画的基础训练科目。同时，直接以笔墨宣纸放笔直取的意笔人物写生也成为高校国画人物的主修课。重视反映现实生活，表现当下精神世界，更推动了写意人物画的复兴和发展。随着徐悲鸿、蒋兆和、黄胄、卢沉、周思聪、方增先、刘国辉等一批批优秀画家不懈的写生实践，中国写意人物画可算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时期，其风格多样、形式活泼、内容广泛，具备了超越前辈的优势。
1写意人物画写生技法特点
从技法层面上讲，就“小品”和“创作”比较而言，写意人物画之“写生”，具有更为不易超越的难度，因而历史上并未迭起而成峰巅。应该讲，中国写意人物画的写生不仅是为锻炼画家观察能力和造型能力的基础训练，更应该激发出更多的表现手法和超脱巢臼的表述语言，从而自觉地寻找和建立自己的艺术风格。Www.lw881.com一幅好的写生作品，正体现画家在对象与画面之间的再创造，即在画家与模特儿的面对面交流中，不仅是一种情感的真诚表述，还应更加注重艺术语言、精神内涵和审美形式的高度融合。
写意人物画写生很重视兴会、灵感，要有情势所动，讲意在笔先。要意识到写意人物画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停留在眼睛表面的视觉形象，而是经过眼睛传达至内心的胸中意象，不能仅仅把写生对象当作模特儿，而应该想象对象是一位生活中有丰富情感、鲜明个性和某种特定身份的人物，包括神情姿态、个性特征和情感活动等等，还应赋予某种情绪、情调，直至对表现对象有所感受；“心与物化”，情满意足，胸中似乎涌动一股非画不可的激情。作画者还要集中注意表现对象的关键部位，形成一种着力于对象的大体外形，和不具体确定细节的“视觉闪现”，要抓住瞬间的感觉，把一个具体复杂的视觉对象简化为一个蕴藏着张力的、强化了的、夸张了的甚至是某种错觉的基本形，注意外轮廓的大致走向以及外形造成的画面空间关系。
2写意人物画写生要领
造型是一切视觉艺术的根本要素。要认识到写意人物画写生不是对客观对象的机械模拟和复制，而是通过观察、分析，加以提炼、概括、夸张变形，以意为之，从而达到形神兼备的目的。在注重“写生”的同时，又没有完全摈弃“意象造型”的意味，要求创造的艺术形象既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物象，又是作者主观认识的审美意象。
笔墨情趣有同于书法情趣，是画家情感投入的结果。笔墨讲品味、讲格调，靠功夫和修养得来。只有长期的训练和感悟才可“从心所欲不逾矩”，进入“疱丁解牛”、“郢匠运斤”的境界，心手相应，取象达意，寓偶然于必然。
重造型、讲笔墨，仍然是需要努力坚持的。写意人物画的造型和笔墨有时很难区分，有时形即笔墨，有时笔墨即形。写生中，为表达写意的意趣、风貌和气派，作者不能就形是形，亦不能单纯笔墨，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一代又一代画家永恒的课题。徐悲鸿学派由于过分强调素描关系和造型的严谨，大多作品呈现出较重的“写生状态”而削弱了笔墨，但也不乏因自觉向笔墨靠拢而获得成功的画家，如卢沉、周思聪等。新浙派人物画也以素描为造型基础，但对传统的西式素描进行了改造，弱化光影强调结构，并加强了线的表现功能，在笔墨上向已成熟的中国写意山水花鸟画借鉴，取得了造型与笔墨的相对统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写意人物画呈现出千姿百态、蓬勃发展的趋势。各种流派、各种形式、各种风格应运而生。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写实、夸张、变形等都离不开基于表现对象的任务和审美作用。“写实人物画是人物画中的主体，要永远作为主要方向去研究”。要画好写意人物画，写生这条艰辛而富于挑战的路我们还得继续走下去。
3小结
时至今日，受当前美术思潮的影响，艺术创作讲求重观念、轻技能，似乎绘画仅凭激情和观念就可以完成。中国画写意人物写生除了在艺术院校近乎尴尬地尚存一席之地外，已基本不被学界所关注，写生一类的作品只能作为习作在院校之间的观摩交流展或画家的个展中展出，除此之外便很难在其他的展事中见到了。而在走访欧洲的各大美术馆展出的西方大师的作品中，并没有将“创作”和“习作”做严格的区隔。如果把有着题材载负的人物画“创作”比喻为千锤百炼“九朽一罢”的电影艺术，“人物小品”是兴之所至、情趣盎然的即兴小品表演，那么有着“习作”意味的写意人物画写生则为情景交融、一气呵成的舞台剧，它同样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1]陈文国.凝神取形澄怀味象——谈写意人物画的造型观[j].美术大观，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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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面对现今日渐严峻的生态系统退化、环境污染和资源约束，党的十提出了农村生态文化的建设。农民是农村人口的主力军，其生态意识和文明理念的提高与农村的生态文化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农村人口需树立起保护自然、顺应自然和尊重自然的生态意识，与政府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相结合，为建设美丽的中国做出努力和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农村生态文化的建设迫在眉睫，农民的自我生态意识也应有所提高。相关政府机关需将农村的文化建设和生态建设相结合，以农民自我生态意识的提高为基础，切实加快农村的生态文化建设。
二、农村生态文化建设及提高农民生态意识的重要性
（一）农村生态文化建设
农民在特定的本土生存环境下，逐渐发展并形成的生态价值观被称为农村生态文化，广义的农村生态文化集中反映了农村人口的生存方式，也体现出自然与人和谐共处的发展趋向，主要分为物质层面及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各种农村生态文化内容。狭义上的农村生态文化是指精神层面上的生态文化，主要是指以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为基础，将维护生态平衡和创建美好生活作为目标，逐渐建立起的一种生态价值观和文化系统。农村生态文化的建设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处关系形成的关键，同时也是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共赢友好的合作状态。
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和完善的法规体系是农村生态文化建设的关键，也是其主要任务。相关部门需大力普及生态及科学知识的教育工作，引导和培育以生态为主体的消费形式及生产方式，致力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等社会价值观念的构建。农民自我生态意识的提高能够积极推动农村生态文化的建设，农村生态文化的建设既与自然环境生态文化相关，也于生态中人文和交往文化离不开关系。
（二）提高农民生态意识的重要性
生态意识是人们对于自然和人类关系的一种全新认识，并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种价值观念。良好的生态意识能够科学的帮助人们处理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让人们正确的认识到自身对生存环境的依赖性，进而减少对大自然的掠夺，保证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自然和人的和谐统一。农民自我生态意识的提高能够让其认识到人类发展中自然环境的重要性，随着他们自身生态意识的提高，会逐渐参与到农村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中来，而农民公众的参与程度也决定着农村生态环境的建设程度。
农村人口的素质高低决定着农村生态文化建设的进程，因此，建设农村生态文化的重点为对农民进行相应的的生态文化教育。相关部门需从终生教育、全程教育和全民教育等方面进行生态文化的教育工作，其中包括青少年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成年人的社会化教育。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有近一半的人口为农民，因此农民自我生态意识的培养是农村生态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
三、提高农民生态意识的策略
（一）开展相应的生态教育活动
现阶段的农村缺乏对生态文化的教育，相关部门应做好培养农民生态意识的工作，通过开展相应的生态教育活动加强农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可定期利用网络媒体，组织农民观看有关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纪录片，加深农民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可通过宣传教育工作让农民认识到恶劣的农村生态环境现状，进而提高农民的责任心和危机感，让农民逐渐形成良好的生态意识。此外，定期开展的科普活动也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生态化和科学性的提高。
（二）发展良好的农村生态经济
积极发展农村的生态经济，能够有效促进该地区内的人类生态、自然生态、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环境保护和谐统一的发展，激发农民自我生态意识的提高。农村地区需充分认识到自身地理优势，注重现代化农业和生态经济的发展。若拥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则可在现代化农业的基础上发展生态旅游行业，以因地制宜和保护环境为前途寻求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模式，激发农民自我生态意识的提高。
（三）建立健全的环境法律法规
现行的环境法律体系在农村污染防治方面并无完善的规章制度，对农村中农药、化肥、畜禽等易产生污染的事物缺乏相应的规定，农民在无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大量使用此类产品，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相关部门应建立和完善关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并加强执行力度，确保农民生态意识的提高，并加以约束，以保证农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四）投入完善的环境基础设施
现阶段农村的环境基础设施相对落后，垃圾处理设施的缺乏导致农民不合理的处理生产生活垃圾，进而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政府部门应高度重视农民生态意识的提高和农村环境的保护，投入相应的环境基础设施，完善该地区的环境管理体系，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监督，做到责任到人，切实提高农民的自我生态意识。
四、结语
农村生态文化和建设与农民自我生态意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建设农村生态文化是保证整个生态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核心环节，同时也是构建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重要基础。建立起良好的农村生态文化需经历较为复杂的过程，相关部门必须把握好生态文化的意义、任务和内涵，致力于生态文化环境的建设和宣传，才能在农村领域形成良好的环境保护舆论，提高农民的自我生态意识，进而推动农村生态文化快速稳定的发展。（作者单位：石家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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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语域及语域偏离理论
语域理论起源于应用语言学的“语言变体”的概念。根据韩礼德的界定,语域指的是“语言的功能变体”[1]。所谓功能变体,就是因情境语境的变化而产生的语言变化形式。情境语境指语言活动的直接环境,包含三个因素,即语场、语旨和语式。
语场即为话语范围,主要指交谈话题以及场地等情境因素。语旨即为话语基调,指交际双方的社会角色关系和语言活动的目的。语式即话语方式,指语言活动所采用的媒介或渠[2]论文提纲怎么写。
语言的运用必须适合各自的语言环境。但在日常交际中,人们会为了某种特定的语言交际目的而部分或整体借用另一语域中的语言形式,这就产生了语域偏离。语域偏离是一种文体中借用其他文体或语域的表达方式[3]。
在实际的语言交际中,经常会出现语域的转换和语域混合或语域借用的现象,指一个话题借用另一话题的语言形式特征,形式上常体现为语言使用者使用的语言不符合他所处场景的任意一个因素,如在谈论一个话题时使用另一话题的专业术语或表达格式,或在正式场合或严肃的话题中使用非正式的语言,或在口头语言中使用书卷气十足的正式语言,或使用的语言不符合话语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及身份地位,都会给人造成不得体、不协调的感觉。这种不得体、不协调的语言即语域偏离[4]的现象。
二 喜剧小品
喜剧小品是中国大众雅俗共赏、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形式。小品之所以受欢迎在于演员滑稽可笑的表演和风趣幽默的语言。言语幽默是喜剧小品的核心艺术手法,是喜剧小品的生命线，是喜剧小品吸引观众的重要艺术手法。随着喜剧小品的日臻成熟，小品中的言语幽默也成了学者研究的对象。谢旭慧在其硕士论文《喜剧小品语言幽默艺术研究》中以大量的实例分析了喜剧小品语言幽默的特点和策略。[5]谢旭慧、牟玉华在《构造喜剧小品语言幽默的语音手段》一文中分析了构造喜剧小品语言幽默常见的语音手段，包括压韵、别解、飞白、不规则停连、方音土调的运用等。邓梦兰在《喜剧小品语言世界的“偏离”与幽默》一文中分析了喜剧小品幽默风趣的表达效果,产生于对语言世界的语音、语义、语法、语体等各种层级结构中的“偏离”手段[6]。
本文主要运用语域偏离理论，选取小说剧本“唐僧收徒”来分析通过语域转换，混合和借用产生的幽默效果。
三 语域偏离理论在喜剧小品中的运用及其产生的幽默效果
1.语域转换
语域转换,指的是讲话者从一个语域转入另一个语域,如秘书把领导的口头演讲稿改写成新闻广播稿,或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听众由原来的专家同行变成了初学者而导致发言人对发言内容所做的修改[7]论文提纲怎么写。
观音：悟空！
悟空：又是你？这五百年来文学艺术论文，你每个星期都要来一次，你知不知道你很烦啊？
观音：这就是你的错了，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一件好事的！
悟空：要不是放我出去，免谈。我现在很忙，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邀请我做形象代言人, 特奥会都请阿诺德了，我只是挣些零用钱而已嘛。
观音和悟空都是古时之人，悟空对观音一直都是毕恭毕敬的。但是在这个对话里，悟空和观音的对话没有了尊敬的意味，还有一些不耐烦的意思。属于语旨转换。这样的关系转换让人感觉很搞笑，起到了幽默的效果。
另外他们之间的对话本来应是用古文的形式，但是却用了纯现代的语言，如“免谈”“挣些零用钱”文学艺术论文，具体来说属于语式转换。
悟空：那你今天来是要告诉我什么呢？
观音：你听着。（说话间，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本） ……孙悟空，男，因五百年前大闹天宫而被压在五行山下，现经天竺地区街道管理委员会全体大妈举手表决，将此人指派给唐朝一僧人做徒弟。
这段中，观音把孙悟空要给唐僧做徒弟这一事用现代的任命某人官职的形式宣布出来，属于语场的转换，使古代的故事具有了现代的意味，让人忍俊不禁。
2.语域混合
所谓语域混合，指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语域在同一个语篇中交错使用的现象[7]，如在白话文中混入文言文文学艺术论文，在书面表达中混入口头表达。
悟空：大山？要不是为了给如来一点面子，我早就变成一只苍蝇飞走了。只是住在别的地方还要收费，这里山清水秀，又有观音MM来看我，我就只好白天上班，晚上回来睡觉了？
观音：那你今天为什么没有上班呢？
悟空：双休日，understand？
观音：SURE！
在上面一段对话中，既有白话文又有英语，具体的说应该属于语式混合，虽然感觉有些无厘头，但是却可以博得观众一笑，起到幽默的效果。
3.语域借用
所谓语域借用文学艺术论文，指的是讲话者在进行语言交际时使用了与已选语域不同的语域，比较常见的是在讲话过程或行文过程中借用其它语域的某个说法[7]论文提纲怎么写。
悟空：这难道就是江湖中失传已久的“摇头咒”？
唐僧：不错，这摇头咒你一经听过，你就会立刻上瘾而无法自拔。一日不听就会筋脉倒流；两日不听就会周身溃烂；三日不听就会气血两亏，脸上长出黄褐斑，前列腺肿大，还会伴有更年期症状，就算吃了哈尔滨制药六厂生产的盖中盖口服液也救不了你了！
悟空：好狠毒！
唐僧：呵呵，正所谓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
在这段对话中，唐僧借用现代的广告词，把紧箍咒的作用描述一番文学艺术论文，令人印象深刻。同时还伴随着对现在一些广告夸大其词的讽刺，让人笑，促人思。
四结语
语域偏离作为一种交际手段在语言交际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语域转换，混合和借用通过改变语场，语旨和语式来违反语域常规，起到幽默的效果。喜剧小品的幽默可以通过很多形式来实现，但是语域偏离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策略。文章通过分析小品剧本“唐僧收徒”，更好的展示了这一点。还有很多的例子，有待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参考文献
[1]Halliday,M.A.K“.The user andusers of language”in M.A.K.Halliday,A.McIntosh and P.Stevens.(eds.)The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J].London:Longman,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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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到目前为止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的培养单位已达158所，其中40所院校已产生（或即将产生）毕业生。在这过程中，许多与MTI教学密切相关的问题也日渐凸显，例如教学课程的设置、师资队伍的建设、教学方式的创新、实习基地的建设、毕业论文的模式、就业方向的扩展等。对于一门新兴的专业，其发展必经历借鉴和探索，需接受社会现实的各种挑战。对于初接触这个专业的学生而言，导师的存在就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提出了三种论文形式：（1）项目：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选择中外文本进行翻译，字数不少于10000字，并根据译文就翻译问题写出不少于5000字的研究报告；（2）实验报告：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就口译或笔译的某个环节展开实验，并就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写出不少于10000字的实验报告；（3）研究论文：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撰写翻译研究论文，字数不少于15000字。穆雷根据翻译行业的职业特点，借鉴其他专业学位中关于学位论文的要求并结合翻译行业的实际操作流程提出将MTI的三种学位论文形式调整为四种，即重要岗位的实习报告、翻译实践报告、翻译实验报告和翻译调研报告。之后，穆雷、邹兵在此基础上综合归纳了MTI学位论文的五种方式：重要岗位的实习报告、翻译实践报告、翻译实验报告、翻译调研报告和翻译研究论文。由于没有先例可循、没有常规的写作模式，在从选题到答辩的整个论文完成过程中，师生都有许多疑惑和彷徨。笔者在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所处的大环境下，从学位论文实际完成过程入手，探讨导师在“设计者、诱导者、研究者和管理者”宏观角色下的微观角色。
1 论文完成过程中导师的角色
1.1 选题、开题——掌舵人
毕业论文作为对学生在校学习、研究、实践成果与素质能力的检测方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选题、开题，作为论文的第一步将直接影响整个论文的成败。因此，选好了题也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穆雷、邹兵在对首批15所MTI高校毕业生学位论文的统计中发现：翻译项目33.9%，实验报告0%，研究论文66.1%。这一数据说明大部分学生仍倾向于选择传统式的论文研究，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种原因：第一，由于没有先例参照，学生为了顺利毕业往往会选择有例可参的研究性论文；第二，由于没有经验，没有明确的论文规定，导师为了指导起来方便多建议学生采用有先例的研究论文形式；第三，导师与学生交流不够。据笔者了解，部分学校师资紧缺，导师带领的学生不仅有翻译方向的，还有语言学方向或文学方向;优秀导师带领的学生甚至多大数十名。这种情况下，学生虽有意选择其他论文形式进行尝试但导师与学生交流较少某些想法得不到肯定、支持与实施，最终使学生的想法扼杀在摇篮中。
笔者对西南大学首届MTI毕业生学位论文进行了统计，发现翻译项目98.4%，实验报告0%，研究论文1.6%。就“翻译项目”与“研究论文”两种论文形式而言，该数据与穆雷、邹兵所获得的数据差异较大，但这说明西南大学在把握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目标及突破传统的论文写作方面作出了较大努力。
以上两组数据虽存在一定差异，但都显示实验报告为0篇的事实。是实验条件不允许还是其复杂过程令人却步？这值得深思。
由此看，论文选题不仅是对学生能力的测试，也是对培养单位教学条件的检测，对培养目标把握程度的反映。选题、开题时，导师应像掌舵者一样牢牢把握学生选题的大方向，引导学生更准确地理解培养目标，让学生把握所选论文的目的、意义以及其科学性、合理性、现实性和可操作性，鼓励学生勇于创新敢于尝试。
1.2 写作——教练员
作为论文的主体部分，写作过程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是师生共同合作、紧密联系的过程。翻译作为一种认知活动，一种技巧，一种艺术，它要求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学生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熟悉所选论文涉及的领域，例如法律、机械、医学、建筑、哲学、科技等；要在熟练运用办公室软件的基础上使用一定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例如trados, wordfast, lingoes等；选择实验报告的学生还需要设计实验、进行实验、分析总结实验。因此，写作过程就是一把标尺，测量学生是否具备扎实的双语能力、广博的文化背景知识、熟练的计算机操作能力、严谨精益求精的态度和勤奋诚信的人格特征。
写作过程中，学生就是球场上的球员，导师则是场外的教练——提供战略战术，但不参与比赛竞技。《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虽提出了论文形式但具体要求、相应格式都未说明，加之无先例可参照，导致MTI学生束手无策，无从着手。导师应为学生指出着手点，如参照其他学科专业学位论文形式或国外同专业学生论文形式。此外，导师还可为学生提供一个模板，使学生能在此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动或改进。如西南大学已从首届MTI学生开始采用这一方法，获得了较好的结果。翻译硕士与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更注重实践，更注重与其他学科（行业）的联系。这一点在论文中得以体现。导师除要求学生勤于使用工具书，善于利用网络，敢于向专业人士请教，还应要求学生具有“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研究态度。毕业论文的完成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往往需要数次修改、删除、增减才能完成。在这过程中，学生不仅要自改、互改，导师也要认真修改学生的论文，尤其是翻译部分或实验部分。
1.3 答辩——导演
毕业答辩是毕业论文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对学生专业知识及综合能力进行测试的直观环节。它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简要概述自己选题的原因、背景、目的和意义，并回答答辩委员会教师提出的各种问题。由于其新生性，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答辩大多按照常规论文答辩程序进行，从而产生了不少困惑和困难。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解决。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
1.3.1 形式、标准单一
培养翻译专业人才，首先要正确认识传统外语专业人才与翻译专业人才间的差别。《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明确指出了翻译专门人才的培养与传统外语教学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等方面有根本的不同。仲伟合、穆雷、许钧等都比较了传统外语人才与翻译专业人才的不同，并就翻译专门人才的培养提出了建议。正是翻译专业的特殊性决定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答辩应有别于传统的学术型学位论文答辩。但由于目前大部分学生仍倾向于选择传统的研究论文，使得各校多沿用学术型学位论文答辩形式和评审标准。这使部分选择实践报告、翻译项目的学生感到困惑和无助。
1.3.2 答辩程序不够规范
部分学校由于师资紧缺，每名导师需要指导十几名甚至数十名学生；加之教师科研、教学、生活的压力较大，导师很难投入大量时间来指导学生的答辩而多半让学生独自努力或分组演练。同时，由于学生人数众多而毕业答辩必须集中在有限的几天内完成，客观上造成毕业答辩时间紧张。最初还能保证学生的答辩时间，到最后不得不以“缩减学生答辩时间”的方式来按时完成任务。部分学生毕业答辩时间甚至不足10分钟，这不仅有失公平还严重影响了学生的答辩质量。《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规定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必须有一位具有丰富的口译或笔译实践经验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然而由于实际条件不足许多学校都未达到这一点。另外，部分答辩委员会教师考虑到学生的毕业问题、就业问题、院系名声、学生情绪而不愿过多指出学生论文中的不足或提出较多较难的问题。这些原因导致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学生的答辩时间短、要求低、质量低，甚至给学生留下“走过场”的印象。
篇12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实现物质文明的同时，逐步实现了生态文明，西方民众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带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原罪”。它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它们拥有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却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它们拥有了健康和生活质量，却牺牲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它们在国内开始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却在国外大肆掠夺物质资源。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一、西方资本主义掠夺发展中国家物质资源，换取自身的生态平衡
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以剩余价值规律为其基本经济规律，以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为驱动力。在此情形下，这个社会必然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开发新的产品，不断扩大消费市场，不断追求更高的利润。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要消耗极大的物质资源，这给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压力，与生态文明的诉求形成明显的矛盾。
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们“幸运”地找到了既可不断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又可保护本国生态环境，既可追求生态文明、又不愁物质满足的办法。他们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靠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助推本国经济发展，进而解决了本国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靠“巧取”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支持西方民众的物质满足，进而为他们追求生活质量和“时尚”的生态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样做的结果是将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活质量的下降留给发展中国家，而换来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对生态文明毫无后顾之忧的追求。正如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所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靠疯狂掠夺资源的‘错误’使欧美国家富裕起来，‘文明’起来。”
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凭借自身拥有的先进科学技术，优先开发、大肆购进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而保护本国的矿产资源。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所决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持其经济的繁荣就要不断进行经济扩张，所需矿物的消耗量也不断上升，这使它们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有数据显示，美国、欧盟、日本对发展中国家拥有的13种重要原材料的平均依赖程度分别为60％、90％和92％。1988年，发达国家进口的矿物燃料和有关材料54％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美国和日本的比率分别为67％和85％。美国80年代主要工业原料进口对穷国的依赖程度超过70％的达10种：锶100％，锡97.3％，钶91.7％，石墨88，6％，铬83，9％，锑83.9％，铝土矿82％，石油85.3％，锰76.7％，钨70.7％。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别国的“生态掠夺”有增无减，其重要的稀有矿产几乎全靠进口(见表1)，而本国矿产资源却被严格保护起来。通过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来奠定本国的物质基础，维持本国的经济繁荣，这是西方国家“发达”起来的基本条件。
其次，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大肆购进发展中国家的木材、谷物等初级产品，以此维护本国的植被和土地的肥沃。1989年，欧共体、日本和北美共进口了价值为1360亿美元的“初级产品”。其中，日本70％的谷物、小麦和大麦，95％的大豆，50％以上的木材都需要进口。其绝大多数都来自拉美正在迅速消失的热带雨林。荷兰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了三倍于它的土地面积的农产品。以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肥力递减和植被不断被破坏为代价，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满足。
如果说发达国家大量进口谷物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破坏力还不是十分严重的话，那么，木材的进口则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据统计，发展中国家每年采伐1370万公顷森林，发展中国家每年消失极其珍贵的1290万公顷热带林。虽然毁林行为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一半以上的木材和近乎3／4的纸张都被运往工业化国家。日本森林覆盖率为70％，被誉为世界上的“绿色王国”。但自1962年以来，日本就不曾砍过一棵树，所需木材全部从国外进口。20世纪90年代，日本木材消耗量占世界第六位，是热带木材最大的购买国。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林野厅2003年统计，日本全年一次性筷子消耗量约为25亿双，人均200双左右，但日本国内一次性筷子的产量仅占3％左右，其余97％依靠进口，仅从中国进口的就占96％，而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18％。
再次，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手中的技术和金钱，大量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稀有野生植物，以满足其优裕的物质享受。在自然界中，有许多颇有经济价值的、稀有珍贵的野生植物。这些植物一旦被开采，便会造成对自然植被的严重破坏。科技十分发达的西方国家深知其中利害。因此，它们不许人们开采本国的稀有植物，却利用其技术优势和金钱诱惑，大量开采发展中国家的稀有植物。中国云南生长一种植物――红豆衫，从中可提取贵重的抗癌物质――紫杉醇。美国研制成功紫杉醇针剂后，严禁任何人开采美国的红豆衫，却将目光锁定在中国。受利益驱使，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的商人也想尽各种办法，低价、大量收购中国的红豆衫。中国红豆衫的过量开采，满足了美国对抗癌药物的需求，却给我国红豆衫资源造成毁灭性的破坏。美国还从马达加斯加热带雨林中发现一种名叫“长春花”的植物是治疗儿童白血病的特效药――长春碱和长春新碱的主要原料。于是，这种植物被大量开采，源源不断地成为美国的制药原料，而马达加斯加的热带雨林则为美国医药行业的繁荣作出了牺牲。据统计，西方发达国家的制药工业每年从发展中国家的植物资源中获利300亿美元，但发展中国家的植物资源则遭到过度采伐，自然植被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
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产生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
其一，西方发达国家依靠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的、极其廉价的自然资源，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使这些国家顺利进入“丰裕社会”。同时，依靠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的自然资源，也实现了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保护。连年大量进口木材的日本，国内森林覆盖率高达70％；连年大量进口石
油的美国，国内石油储量极其丰富，只是不予开采；淡水资源十分丰富的德国，每年竟有50％的用水是进口的。西方发达国家靠对穷国的“生态掠夺”换来了本国的“生态文明”，靠牺牲穷国的资源换来了自身的生活质量。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低价掠夺，使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急剧减少，可持续发展能力严重降低，人们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据统计，非洲开采的钻石、黄金、铀等矿产比例分别为世界总产量的98％、46％和21％。二战后，南非、津巴布韦成了黄金生产国，扎伊尔成了金刚石生产国，赞比亚成了铜的生产国。这些矿产资源的出口占到国家出口总值的90％以上，主要提供给发达国家消费。经过半个世纪的过量开采，这些非洲国家资源日益匮乏，几近枯竭。更为不幸的是，半个世纪以来，这些国家主要在为发达国家开采自然资源，几乎没有发展现代工业体系。在资源日益匮乏、几近枯竭的今天，这些非洲国家如何发展，如何走向现代文明，实在令人堪忧。在生态环境惨遭破坏的地区，不要说可持续发展，甚至人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二、西方资本主义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弃物，换取自身的良好环境
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废弃物的增多与倾倒会污染空气，污染水源，污染耕地和牧场，污染整个人居环境，从而影响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当今世界，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最为强大，其所产生的各种工业垃圾或废弃物最多。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工业发达国家生产的有害废弃物占全球产量的95％。与日俱增的工业垃圾给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民众的生活质量和人的健康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致使西方社会陷入两难境地：要经济的发达和优裕的生活，就要有强大的现代工业和现代经济的发展，这就免不了要产生工业垃圾；要良好的人居环境和较高的生活质量，就要解决工业垃圾问题，而这极有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面对两难，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采取了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发展循环经济，减少废弃物的产生。然而在现有条件下，这对于解决强大的现代工业所产生的大量废弃物来说，作用十分有限。另一种办法就是将大量的工业垃圾或废弃物倾倒到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看来，这是解决两难问题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此种处理工业垃圾的方式既保证了本国的经济发展，又保证了环境、健康和生活质量。可悲的是，发展中国家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成了西方民众追求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牺牲品。对此，前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主席、圭亚那前外长拉夫尔爵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富国给地球带来的污染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他们对清除工业化过程产生的污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西方发达国家主要运用两种方式将生态垃圾倾倒到发展中国家。
其一，将工业垃圾直接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财富和权力、用“蝇头小利”的利诱和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中的“权力”高压，使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倾卸场。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处理一吨有害废物的平均费用约为2000美元，而将工业废弃物扔到穷国，每吨只需支付40－100美元不等的价格，于是，穷国成了发达国家“处理”有害废弃物的最佳场所。对穷国而言，因为有“可观”的收入，再加上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压迫”，它们只能十分无奈地“同意”充当发达国家的废弃物堆放场。据统计，自1986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国家已向发展中国家输送了1.63亿吨有害垃圾。美国每年要向境外倾倒200万吨左右的有毒废料，主要倾倒到发展中国家。除美国外，欧盟每年向亚非拉68个国家出口有毒垃圾。2006年，荷兰一家公司向科特迪瓦倾倒垃圾500吨，不经任何处理就堆放到18处废物场中，造成17人死亡，数十人病情严重。据埃及《金字塔报》估计，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每年约有8000万吨毒垃圾被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仅日本一国在2006年就向印度尼西亚出口毒垃圾3100万吨。
西方发达国家还将80％的电子垃圾出口到了亚洲。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统计，从1997年到2004年，有超过3.15亿台电脑报废，而在美国西部地区回收的“电子垃圾”中，有50％到80％被运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享受了现代科技成果，却由发展中国家承担环境污染的恶果。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倾倒生态垃圾的过程中，中国也未能幸免。据统计，发达国家进入我国境内的废物1990年为99万吨，1993年为828，5万吨，1997年为1078万吨。从1997年到2005年，仅英国运往中国的垃圾数量就增长了8倍，2005年该国向中国运送的垃圾达到190万吨。
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统治者们坚持的是双重价值标准。在国内倡导生态文明的价值观，而对待发展中国家，则坚持生态殖民主义和反生态主义的价值观。由此可以认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内的“生态文明”图景中已明显打上了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反文明”行径的底色。对此，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公正地指出：“当美国公司仍自由地把来自它自己国家的有毒废物倒进贫困国家的领土时，美国人却在责备贫困国家破坏自然，这种做法是十分伪善的。如果要改造这个世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必须先整理好自己混乱的内务。”。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将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项目从本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每年产生的有害废弃物的数量是惊人的。虽然有发展中国家做“垃圾场”，但这只能解决固体废弃物问题，废水和废气是无法向别国“出口”的。为了彻底解决有害废弃物(尤其是废水、废气)问题，西方发达国家还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实施战略性的国际转移，转移的目的地就是发展中国家。
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及国际资本全球流动的有利时机，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的心理和环境保护标准的不完善，打着对外援助的旗号，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将大量的高污染产业(如塑料、橡胶、造纸等)，在本国被禁止、严重危害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的产业、产品、工艺和设备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里建立生产企业或生产基地。西方发达国家的此种做法收到了一石二鸟的“理想”效果：既在发展中国家赚取了巨额利润，又把难以治理的工业废水、废气及废物留在了发展中国家。据统计，为了避免本国受到环境污染，日本已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美国也将39％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在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化工部门中的外国直接投资额所占的比重居各部门之首；在马来西亚，跨国公司占农药零售额的75％；在菲律宾的258家跨国公司中，60％涉及污染密集型产业。在日本“最肮脏”生产部门的国外投资中，2／3－3／4是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在将“肮脏”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中国也是受害者。据《中国
经济时报》报道，1991年外商在中国设立生产企业11515家，其中污染密集产业达到3353家，占企业总数的29.12％。污染密集产业在引进外资中所占比例为34％。
21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又出现“去工业化”趋势。他们为了更好地维护本国的人居环境，开始将工业生产部门逐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样，就可以将现代工业产生的污染和生态垃圾问题全部甩给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则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信息产业、技术研发产业。
西方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以及将“肮脏”的生产部门投到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带来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损害。许多国家空气质量严重恶化，水污染严重，土地肥力锐减。有的地区传染病横行，有的地区民众饮用水常年达不到卫生标准，有的地区因空气质量影响，癌病高发。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地区，几乎不适合人居。美国的联合碳化公司将高污染的化肥厂设在印度的波霸罗。1984年12月3日，该公司设在印度波霸罗的化肥厂发生甲基异氰酸脂毒气泄露，造成2000多人直接死亡，10万人致残，当地环境被严重污染。欧洲国家将各种危险的农药、医药及有害制品放在发展中国家制造和销售，其中一家石棉公司在印度投资办厂，使7000工人中60％的人身体受到伤害。
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反生态主义”的做法表面上是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实质上是损害了全人类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了人类可持续生存的环境。
三、西方资本主义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换取自身的愉悦生活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念是追求人的健康、生活质量、生态文明和人的自我实现。然而，与上述理念形成悖论的是：主导当今世界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并不是健康、生活质量、生态文明，而是贫困、疾病和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形成这种悖论的原因很容易理解。
其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让国内民众过上优裕的生活，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购进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时压低价格，出口本国的高附加值产品时抬高价格，通过这种不平等交换盘剥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众多民众陷于贫困为代价，保证了西方民众的优裕生活。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将生态垃圾及有害废弃物倾卸到发展中国家，将高污染的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逐步枯竭，环境日益恶化，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降低。西方国家以发展中国家逐步降低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代价，保证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作了正确的分析：“大多数人，主要但也不完全是生活在低收入国家，他们生活水平从凄惨到无法忍受，使用的地球资源远远少于按计算所应得到的那部分，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患有贫困病。”与此相反，“少数人，大多数但也不完全在高收入国家，享受着很高的生活标准，消费与其应占有的能源、食品、水、矿产和其他资源分量不成比例的那部分，并且染上富裕病(主要与过量消费有关)。”虽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贫穷原因复杂，但西方发达国家的“巧妙”盘剥肯定是其贫穷的重要原因。
篇13
由上可知，伴随着现代文明而出现的科学话语、科学理性、商业话语使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族亲”之爱消解了。然而，与现代文明的科学性、商业性相比，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系统中保留了较强的生态伦理意义，处理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体系的核心是人对自然及非人类生命的敬畏，以及“族亲”之爱。
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贵州、广西、内蒙、新疆等边缘地区，由于地势原因经常处于青山、绿水、奇花、异草、野生动物等的环围之中，因而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关于这些动植物的描述以及围绕着它们展开的故事较多，基本上每个民族的民间故事集中都有关于动植物的描写。仔细分析这些少数民族民间动植物故事，发现它们都摹写出了人与自然、人类对其他非人类生命真诚相待的友爱图景，这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来进行呈现：一是正面书写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朴对动物的友爱。如锡伯族民间故事《黄狗小巴儿》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黄狗小巴儿，在被嫂子赶出家门后仍和小巴儿相依相靠和谐生活，在黄狗小巴儿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将其安葬，经常上坟探望，表现出一份“族亲”之爱。与此相类的故事还有锡伯族民间故事《鹦哥的故事》、满族民间故事《扇子参》等。二是侧面烘托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之情。如锡伯族民间故事《狗和人是怎样交朋友》狗在分别与野兔、狼、熊的相处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声而被排挤，几经选择、几经对比，最后转向人类，人类没有排挤它反而视它为朋友。在选择与对比中，侧面表现出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另外，锡伯族民间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瑶族民间故事《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样的形式侧面表现了人对动物的友爱之情。
与人对动物的宽容、友爱相联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动物对人的友爱的回报。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过动物对人善行报答的形式，表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题，研究者将这一形式通称为“动物报恩型”模式。如满族民间故事《达布苏与梅花鹿姑娘》通过达布苏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为一美丽姑娘与之成亲的故事，表现出了人对动物友爱，动物对人进行善报的主题。在这里报恩的动物不仅限于温顺的鹿、蛙、兔等，甚至凶猛的动物也懂得报滴水之恩。当然，与之相反也有表现恶有恶报主题的作品，如满族民间故事《萨满捉参》中萨满捉参的结果就是被海浪卷进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头他讷、他玛捉棒槌精吃以求长生不老的结果便是被打个头破血流。特定空间的伦理取向的提炼与净化，显现了话语系统中的生态伦理色彩。
总之，少数民族文学中人对动物的友善以及“动物报恩型”的模式都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之间深深的“族亲”之爱，体现了强烈的生态伦理意义。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保留的许多自然景观的由来、形成背景也显现了一种生态伦理意义。满族民间故事中的风物传说《汤池的来历》，孝敬公婆的媳妇用手捧着火柴烧热了结冰的水泡子，从而化作驱病除邪的汤池；《红罗女》，美丽正直的红罗女把昏愦的皇帝捉弄的丑态百出，最后幻演成镜泊湖景观之一。这些故事中演绎自然景观的由来是跟人类的善行、善德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出了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
少数民族话语系统从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友善相待的“族亲”之爱，以及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天人合一、和谐共处的愿望中体现了生态伦理意义，表现出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非人类生命和谐、平等、共存的愿望。这不仅为近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飞速运转带来的日趋严峻的生态问题而产生的像于坚、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的生态创作，以及由之兴起的生态环境美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暗示出现代话语对原有空间伦理关系的冲击与破坏，并随之衍生出了更为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体系，即在“现代”与“传统”，“原始”与“文明”之间文学该如何为自己寻求合适和合理的支点。“现代”“文明”的进程在理论上本应是促进文学不断进步的动力，然而文学的发展似乎并不与文明的进化相符相成。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文学一直恒久不变的东西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它们是文学得以生存的不竭动力。回顾百年文学，上世纪处以来，中国文学以不断书写对人的价值和权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随着“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对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类生命，实现了生态伦理与人文精神的对接，是人文精神发展至生态伦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类，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论内涵。我们在谈论保持人类尊严的时候，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发展，保持人对动物的尊重，是保持人类尊严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科学”“文明”和“民主”一样，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散发着激动人心的光华。现代科技在带来舒适、方便和快捷的同时，渐渐也显示了它在赋予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而如何评价现代科技为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维度。理性考究，其实现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备善恶品质，区别在于如何使用，而关键点还在操控它的人类。我们在接受现代科技的同时，也要尊重传统的生态伦理；破除封建传说的同时，也要尊重其蕴含的生态伦理，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话语生态的重建来达到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的这种人与自然、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的生态伦理意识，为文学处理现代与传统、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复杂的价值立场和伦理关系体系，寻求到了合适合理的平衡点。中国文学的叙事书写既可以从中获取一套生态话语系统，同时也能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合理评价来搭建保护自然生态的桥梁，在这一点上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中国文学予重大的启示。 转贴于
参考文献
[1]李玫.空间生态伦理意义与话语形态[J].民族文学研究，20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