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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技术论文篇1
2.1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了高新技术产业各变量的含义和基本统计量。可以看出，高新技术产业公司在统计年度内提出股权激励方案的比例为0.171，通过股权激励方案的比例为0.107，说明在高新技术产业内股权激励方案还是比较普遍的。通过审计委员会的设立情况和审计质量也能看出，高新技术产业的审计质量也比较完善，设立审计委员会的比例和审计质量标准无保留的比例分别为90%和91.5%。从两项成长性指标也可以看出高新技术产业公司的发展前景比较可观。
2.2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表2为高新技术产业2009~2012年面板数据模型（1）的回归估计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回归模型（1）的判定系数为0.428，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了模型（1）的拟合度可以接受。进一步对各个变量的系数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拟合系数φ2、φ3、φ5均显著为负，且φ2的绝对值要大于φ3和φ5，说明尚未提出股权激励方案时，高新技术产业公司CEO股权和期权占总薪酬的比例与盈余管理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是提出或通过股权激励方案后，CEO股权和期权占总薪酬的比例与盈余管理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本文无法拒绝假设a和假设b。观察其他公司治理因素和公司层面因素，CEOboard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兼任的情况将增加管理层盈余管理程度，Anditopion的系数则显著为负，说明审计质量于盈余管理存在负相关关系。总体来说，对于高新技术产业而言，Lnboard、Auditcom、Bhlisting、ROA、ST、Growth1.Growth2的系数估计值均不显著，表明董事会规模、审计委员会情况、股票情况、资产收益、成长性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不大，主要受公司CEO兼职状况、审计意见、财务负债、公司资产及周转情况、风险水平等的影响。表3为高新技术产业CEO行权概率与盈余管理关系模型（2）的回归估计结果，回归模型（2）的判定系数为0.451，在10%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了模型（2）的拟合度可以接受。从结果可以看出盈余管理的系数估计值ω1显著为正，说明可操作应计利润的增加将加大CEO行权的概率，且CEO行权概率还与Lnboard、ROA、Lnsize呈负相关关系，与Risk呈正相关关系。表3为盈余管理、CEO行权与公司业绩的关系模型（3）的回归估计结果，回归模型（3）的判定系数为0.748，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了模型（3）的拟合度可以接受。从结果可以看出，DA和Exercise的系数估计值ξ1和ξ2均显著为负，说明本期可操作应计利润与CEO行权均与下一期资产收益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盈余管理和CEO行权将对公司业绩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本文无法拒绝假设c。
3稳健性分析
由于高新技术产业近年来发展较快，各年度公司财务状况、规模、治理情况等会存在较大差别，这一点从前文中风险和成长性指标均较大也可以看出。本文为了更好的说明上述回归结果趋势的正确性，还分别选取2009~2012年间各年度的数据进行分析，表5给出了各年度模型（1）的回归估计结果。从表5可以看出年度间的回归结果存在微小差别，显著性水平也略微不同，但是都无法拒绝高新技术产业在提出股权激励方案之前，CEO股权和期权占总薪酬比率与盈余管理负相关，提出或通过股权激励方案后，负相关关系变弱的假设，进一步说明了前述实证结果的合理性。同样，通过进一步分析各年度间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估计结果，结果都无法拒绝假设c。此外，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之间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内生性，即高新技术产业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较高时更可能于股改后提出或实施CEO股权激励计划，产生与假设a相反的结论。为此，本文选取2004~2005年间128家高新技术产业提出股权激励前后盈余管理进行比较，发现两种情况下盈余管理统计水平没有显著性差别，说明了股权激励对高新技术产业盈余管理显著影响仅出现在股改之后。
治理技术论文篇2
信息技术的变迁给当今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发展、公民生活以及民主政治等方面，互联网络正在逐渐改变以往的生活和社会参与模式。对公共行政而言，由韦伯所推崇的“官僚制”范式在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向现代社会管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广泛的质疑，“技术的变迁，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官僚制组织形式、形状、性质和活动规则等不得不发生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的治道变革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兴起，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企业家政府等成为现时的流行话语。在这场变革的背后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与政治的交叉研究，制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构成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结构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也正成为许多研究者的方向选择。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正对公共管理的技术、公共舆论的引导、公共活动的参与以及公共部门的形象等方面构成挑战。在治理不再局限于政府唯一主体的背景下，扩大公共治理的主体以及形式就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的任务之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04年出版的《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一书就表明了公共治理的机构、权力主体等方面的一些国家在公共治理的实践。扩大或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之所以受到普遍关注，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市场和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能力缺陷促使了公共治理的普遍实施，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市场或者政府的行政命令、手段难以实现社会资源配置利用的最优化，通过形式多样的公共治理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控制和协调公共资源方面的某些不足；另一方面，公民对公共政策回应性与参与性需求的提高，也要求政府管理从等级控制转向网络背景下的参与协作的方式。
二、公共领域与网络技术的应用
按照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理解，公共领域指的是公共意见的形成场所，传媒(如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等)是作为公共领域的媒介而存在。其理论主张的是，现代市民社会应该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它有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而互联网的传播特征也充分体现了这一主张，强调了社会文化的公共领域性，同时强调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
(一)网络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视公共治理模式的变革，已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全球性趋势。传统公共行政的权力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订和实施政策，对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公共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强调顾客导向和结果导向，主张以多元的、民主的、协作的行政模式管理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合法性认同基础上的合作。而互联网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延伸则为治理从思维层次上的概念向实践上的操作提供了可能。体现在：
1网络技术在社会生活领域的逐步推广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
2007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6月30日，我国网民总数达到1.6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12.3％。该报告还分析指出我国互联网的信息和沟通功能已被普遍使用。而早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郭良副研究员主持的《2003年中国12个城市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的调查也表明：71.8％的网民和69.1％的非网民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观点”；60.8％的网民和61.5％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能有机会评论政府的工作”；72.3％的网民和73.3％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政府官员可能更多地了解群众的看法”。上述数据表明，超过半数的公民均具有比较强烈的公共参与愿望。正如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受大众媒体控制的公共领域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市民社会的载体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与作为政治和经济入侵者的传媒力量对抗，使他们能够改变、创意性地拓宽和批判性地筛选受外界影响的价值、观点和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网络技术的互联网搭建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一种协调机制，重视和利用好这个机制，对集中民智民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2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部门在网络领域的技术应用亦不断成熟
治理技术论文篇3
1稻象甲的危害
2000年以前，稻象甲在我区仅零星发生，未构成危害，一般农民也不了解稻象甲；2000年后，稻象甲才逐渐被农民所认识，不少农民在作物种植过程中曾经深受其害。
（1）高梁育苗缺苗一半。2000年施桥镇旗杆村与安徽迎驾集团签定高梁种植合同。播种育苗后疏于管理，稻象甲防治不及时，10hm2种植计划，移栽5hm2，仅占合同生产任务的50%。
（2）早稻减产30%。2003年施桥镇金斗村桑朝阳户，1700m2双季早稻，抽穗扬花后，发现上部叶片叶尖逐渐发黄、早衰，谷粒不饱满，提前收割后减产约30%。农户不知原因，农技人员现场拔起稻桩检查，确认是稻象甲幼虫为害。
（3）育秧田受稻象甲为害，造成缺苗空田或迟栽改种，影响茬口和收成。
（4）直播田受稻象甲为害，基本苗不足，生育期推迟，危害严重田块翻耕补种、延误农时。2007年施桥镇河口村久户0.23hm2杂交中稻减产达1000kg以上。
（5）玉米苗期受稻象甲为害后，造成缺苗或迟发，整齐度下降，成熟期推迟，减少产量。
2发生特点及为害症状
2.1发生特点
稻象甲又称稻象鼻虫、稻象虫，属鞘翅目象甲科异型亚科，不仅为害水稻，还能取食小麦、玉米、高梁、油菜以及稗草等多种作物和杂草。成虫咬食叶片，幼虫为害新根，以丘陵山区为害较重。我区1年发生1代，多以成虫在稻花、土缝、田边、杂草上越冬，4月中旬前后相继为害各种农作物。
2.2为害症状
稻象甲成虫以管状喙咬食水稻秧苗心叶，抽出后形成一排小孔，被咬稻叶易折断，漂浮水面，水稻分蘖后为害逐渐减轻，玉米、高梁幼苗为害症状与水稻秧苗为害症状相似。稻象甲幼虫为害水稻新根，被害稻株叶尖发黄，叶片枯死，严重时整丛枯死，稻穗不能抽出或形成秕谷，甚至成片枯死。
3稻象甲近年来为害加重原因分析
（1）全球气候变暖。我区冬季气温升高，有利于稻象甲越冬，越冬虫量增大。
（2）适宜越冬及栖息的场所增加。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燃料多样化、农机替代耕牛以及种植结构、耕作方式等变化，使整个农田生态环境变得更加有利于稻象甲的越冬和栖息。
（3）稻象甲食性杂。我区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农作物种类多，种植方式不一，给稻象甲提供了丰富的食料，对其生长发育及繁殖非常有利。
4综合治理措施
（1）清洁田园。通过铲草皮、割草或喷施除草剂等措施，破坏稻象甲越冬及栖息场所。
（2）午季作物收获后及时灌水翻耕，消灭部分虫源。
（3）水稻育秧田应尽量选择远离山坡、堤坎等杂草较多的虫源区，并相对集中育秧，减轻为害。
（4）适当推迟一季中稻播期，避开稻象甲为害高峰期，食源植物大量发生后，可以分散稻象甲为害；同时还可推迟水稻抽穗扬花期，避开7月下旬高温热害，增加结实率。
（5）喷撒农药时，不仅要对秧苗喷药，还要对秧田周围杂草喷药，能起到较好的杀灭和阻隔作用，对为害较重的田块，可增加用药次数。
（6）为提高农药的防治效果，可随药配用农田有机硅助剂“展透”，既增加叶片的农药附着率，又增加农药对害虫的渗透性。
（7）早中稻本田防治稻象甲可选用锐劲特、毒死蜱、三唑磷等，也可用有机磷和菊酯类农药混剂对水喷雾防治成虫取食叶片，拌毒土撒施防止幼虫为害水稻根部。
参考文献
[1]高成，郭书普.农业病虫草害防治大全[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治理技术论文篇4
2纳米技术在水污染治理中的应用
2.1处理无机污染废水重金属是一种十分有价值的资源，在我国的生产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在重金属开采与工业生产中人们没有做好相应的技术处理措施，致使大量的重金属资源流失，其中一部分流失的重金属会进入水中，造成水资源的严重污染。而受污染的水会通过各种渠道对环境与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与危害。而利用纳米技术中的纳米粒子对无机污染废水进行处理，能够对水中的重金属粒子进行还原，使其形成重金属结晶体。这样一来，就既有效的使水资源变得更加清洁健康，而且也在另一程度上实现了对重金属的回收，减少了资源浪费，可谓是一举两得。
2.2处理有机污染废水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作为光催化剂原料的TiO2能够有效的对被氧化水中的有机物质进行降解。相关科研机构已经证实，纳米光催化剂能够对污染水中的八十多种有机污染物质进行降解处理，通过光化学反应使这些有毒物质变为对环境和人力无危害的物质，从而有效的实现对环境中有机污染废水的净化。提高环境中水的健康清洁程度。
2.3对自来水进行净化处理新型纳米级净水剂的吸附能力和絮凝能力是普通净水剂AL2O3的十到二十倍。新型纳米净水剂通过对纳米磁性物质、纤维物质以及活性炭装置的利用，能够很好的实现对水中悬浮颗粒以及各种杂质的吸附，使水中的异味和铁锈等物质得以去除干净，从而实现对自来水的全面净化。在此基础上，人们还可以利用带有纳米孔径的处理膜和带有不同纳米孔径的陶瓷小球处理装置，来实现杀灭自来水中细菌、病毒的目的，从而进一步提高饮用纯净水的卫生安全质量，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水中的各种矿物质元素并不会被吸附掉，而是能够最终保存在水中，提高自来水的矿物活性成分含量。
3纳米技术在其它环保领域中的应用
3.1纳米技术在城市固体废物处理方面的应用纳米技术在城市固体废物处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利用纳米技术能够很好的实现对橡胶、塑料以及印刷电路板等固体废物的处理。人们通过利用纳米技术对这一类型的固体废物进行再加工，使其形成微粉颗粒，并将其中夹杂的各种杂物、异物去除，就能使这些由橡胶、塑料等制成的微粉颗粒原料得以循环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第二，利用纳米TiO2催化技术加速城市废物的降解速度，从而有效缓解城市垃圾量不断加大给城市环境污染治理带来的压力。
3.2纳米技术在防止电磁波辐射方面的应用电子信息科技的发展使得电磁场、电磁波等在城市中的运用越来越普遍。而研究发现，电磁场发出的电磁波在很大程度上会对人的神经系统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威胁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而纳米技术与纳米材料的出现则有效缓解了电磁波问题带给人们的压力。人们通过在墙体中安装纳米材料的方式来提高建筑的抗辐射能力，从而保证生活在建筑内的人免受电磁波的干扰与辐射。
3.3纳米技术及纳米材料在噪声控制方面的应用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中的人口聚集程度也越来越高。喧闹的人群、发达的工业生产、汽车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城市噪音的强度。科学家们已经通过相关的科学研究与实验证实，当噪声污染达到一定级别时很可能对人类的身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重者甚至会造成人的死亡。一般来说，飞机、轮船、汽车以及工厂中的某些机械在启动状态下，其噪声可达到上百分贝，导致环境噪声污染的形成。而将纳米技术应用到这些机械设备中，能够有效降低机械设备之间的摩擦作用力，从而有效降低噪声的分贝，实现对噪声污染的有效控制。利用纳米科技研发出的剂应用到机械设备后，不仅能降低机械运行时的噪声，还可以促进机械运行寿命的延长。
治理技术论文篇5
2.1清楚虫害的发生时期、发生规律和发生树种等，做好预防工作一般来说，松材线虫病多发于每年的5～10月，受温度影响，尤其是10月份是松材线虫病的高发期，被感染的松树普遍出现死亡的情况，当温度在25℃～30℃时，该病虫害的扩散会进一步加强，所以在林业管理的病虫害防治工作中，首先要清楚虫害的发生规律和具体演变过程，来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治理。
2.2加强对林业的动态监管建立信息控制系统来加强对林业的动态监督，对森林中出现的松材线虫病的具体发生情况，进行范围划分和精确定位，建立动态的监控点。每年该虫害病多发期时，对松树的病状情况进行统计和资料更新，监测虫害的扩散面积和具体的病死株数，建立监测报告制度，来实现对病区的动态监控，为预防措施的制定奠定基础。
2.3通过强化林区的管理，做到虫害病情的有效控制强化对虫病多发区的管理，主要目的是能有效地对病死数目移除过程的监督。因为病死林木中还潜藏着大量的虫卵和幼虫，是虫病再次发生的根源。病死林木属于林区所有者的财产，如果肆意进行买卖，就会造成病情的蔓延和进一步扩展，所以为了有效控制病源，防止病虫害的扩散，病死林木需要在管理部门的监督下做统一移除处理。因此，在管理中要严格把关对病木的处理，严禁病木非法流通运输。
2.4具体林业管理工作中做到分层管理，责任到人由于林业病虫害的防治工作涉及范围广，管理难度大，要做到有效的管理，就需要明确管理分工，做到每一项管理工作落实到个人，由各级领导进行责任分担，一级控制一级，一级管理一级，切实将虫害防治管理工作落实到位，避免责任推诿现象，切实做到对虫害病的有效预防。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对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培训，使他们具备较完备的虫害管理知识，真正发挥管理工作对森林资源的保护作用。
2.5加强对虫害防治技术的研究不断加强对生物防治措施、化学防治措施和物理防治措施技术的研究，来提高对虫害的预防能力，保护我国森林资源免受虫害。生物防治措施就是通过生物圈内的天敌来消灭虫害，不使用任何药物，对林区无任何污染，虽然过程漫长但是效果明显。物理防治措施指将化学药剂喷射或涂抹在病虫害发生的区域，来做到对虫害的控制和消灭，从而达到防治虫害的目的。化学防治措施是利用一些简单物理工具，比如电、热、光、辐射和微波等物理技术来达到对虫害防治的目的。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饵木和灯火来诱杀害虫。
治理技术论文篇6
一、民族科技文化的内涵
从民族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属于民族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文化研究的一般的三个方面。对其内涵的界定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从广义上来说，它是指由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这一成果包括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方面的成果。从狭义上来说，民族文化专指民族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从科技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强调的是科技文化的民族性。每一个民族由于其生活的环境不同，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等使各个民族间拥有不同的文化载体。民族的科技文化是各个民族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它们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每一个民族都为丰富祖国文化的宝库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政治理论创新的内涵
创新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实践活动。政治理论创新是人类创新活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政治理论创新，是指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论解答，对政治主、客体及其实践活动过程的本质、规律和发展变化的趋势做出新的揭示和预见，对以往政治实践经验和现实实践经验做出新的理性升华。政治理论创新和民族科技文化有着辩证的关系。
三、民族科技文化与政治理论创新的关系
政治理论作为思想意识形态范畴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发展和创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民族科技文化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思想渊源。根据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理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也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其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政治理论的创新作为社会意识，它与特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理论的创新就是在吸纳历史上的优秀政治理论，吸收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先进文化成果，对它们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民族科技文化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中最重要的因素――科技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其内容将直接反映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理论之中。因此，民族科技文化理所当然成为政治理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它的内容直接影响到政治理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对政治理论进行创新的最重要素材之一。
2.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支持
民族科技文化中的科技因素决定了其巨大的物质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决定了民族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科技文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条件。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新的科学理论、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光缆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拓展了创新渠道。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自由、民主、开放的交流环境。
3. 现有的政治理论成果正在推动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有利于民族科技文化发展的理论成果，如科教兴国理论、人才强国战略、科学发展观等。这些理论正在深刻影响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科教兴国战略思想和人才强国战略思想强调科技文化和科技人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将科技、文化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组成部分，通过提高中华民族的科技水平，实现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振兴。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思想要求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则要求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应指向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科技文化创新成果要生态化，要积极发展低耗能、高效率的科学技术，为建设节约型社会服务，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和谐思想则要求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要为政治、经济及社会其他事业的发展服务。科学发展观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总之，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物质保障，同时政治理论的创新也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在发展民族科技文化的基础上，一定要大力提倡政治理论的创新精神。尤其在我国提出实现“中国梦”的今天，更应该注重各个领域的理论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族科技文化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治理技术论文篇7
【文章编号】0450-9889（2017）04C-0041-02
新媒体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就形式而言，新媒体包括手机媒体、IPTV、数字电视、移动电视、博客、播客等。在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获取和了解信息的渠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模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传播的方法需要适应新媒体环境进行变革。在这场变革中，教师队伍建设是关键环节，新媒体环境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建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必须重视的重要方面。
一、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建设的困境
（一）理论认识不足，缺乏长效培养机制。高校领导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于新媒体存在理论认识不足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许多新媒体的载体形式人们都还没有了解和认识，新媒体对大学生和高等教育的影响就已经显现出来。但是，目前高校领导和教师对新媒体的认识还不够深入，不能深刻地认识到高等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性。很多人以为只要购买电脑等多媒体设备就可以了，对配套的师资建设认识不足。这导致许多高校不注重新媒体环境下的人才培养和师资建设，缺乏长效培养机制，从而影响了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有些高校教师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较为保守，依然承袭传统的教育理念，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无法拓展思维，挣脱传统理念的束缚，认为新媒体技术过于复杂烦琐，抗拒接受新媒体、学习新技术，没有将新媒体运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
（二）经费投入不足，缺乏激励机制。高校对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建设的经费投入不足，也缺乏激励机制。新媒体环境下，高校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购买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中使用的软硬件，也需要加大师资培养的经费投入。然而，许多高校投入大量的资金购买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中用到的硬件设施，却因为教师无法很好使用而成为摆设。我国高校办学经费普遍比^紧张，由于理论认识不足，对新媒体环境下师资建设的总体投入就不足。而有限的经费投入又会容易偏向专业建设，而忽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信息化师资建设。
高校对教师也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奖惩机制也不完善，无法有效发挥教师的信息化素养和潜力，也不能有效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使用现代化教育教学技术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的积极性。
（三）缺乏复合型人才，缺乏领军人物。新媒体环境下，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队伍缺乏高水平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缺乏领军人物。教育信息化不仅需要高水平的信息技术人才，也需要懂教育的人才。同样，基于新媒体环境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需要信息化教育技术手段与教育教学的结合，不仅需要能够熟练运用现代化教育技术的人才，还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人才。因此，新媒体环境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当前，许多高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信息化素养的培养方面，不管是引进人才还是培训在职专任教师，或是相关技术的培训和更新等，都存在着很多不足的地方。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熟练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能力，但不具备良好的信息化素养，无法熟练运用新媒体技术，许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仅经过简单的计算机培训可以出电子文档试卷、制作教学课件等这样简单的操作。而计算机方面的具备较高新媒体素养的教师又缺乏思想政治教育背景，在制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资源等方面无法很好胜任工作。这就要求高职院校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注重培养其新媒体素质，注重培养复合型人才和思想政治理论课信息化建设的领军人物。
二、新媒体环境下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建设的必要性
（一）高校信息化建设需要教师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覆盖面的有效机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这说明国家非常注重教育方面的信息化建设，当然也包括高校信息化建设。而提高高校信息化水平的关键环节是提高高校教师的信息化水平，培养高校教师的新媒体技术素养。在新媒体环境下，高等教育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使用新媒体技术教书育人的能力。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需要通过不断学习，掌握新媒体技术，并运用信息化教育技术手段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二）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改革传统教学模式。新媒体对教育的影响首先落在教师身上，对教师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和学术权威形成冲击。新媒体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科学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去优化教学体系，在现代教育思想指导下激活教材体系，把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生活中的现实实践。现在的大学生都是“90后”，他们出生在新媒体时代，从小就与手机、平板电脑、数码产品等为伴，对新媒体具有很强的依赖性。笔者通过组织的手机依赖性调查发现，新媒体是“90后”大学生学习、生活、交友的重要工具，他们喜欢发QQ、发邮件、发微信、传照片、看视频、玩游戏、网上购物等。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传统课堂上，教师一般采用讲授法开展教学，单向地向学生灌输知识，这已经无法满足学生在新媒体时代的要求。教师需要学会熟练运用新媒体技术丰富教学内容，善于使用图像、文字、声音、视频等新媒体形式的教学内容和学生喜闻乐见的网络语言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新媒体环境下，网络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冲击很大，不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意识形态观念，不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更新观念，增强对新媒体的综合运用能力，注重对大学生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创新教学方式，搭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平台，拓宽思想政治教育领地，传递正能量，帮助学生辨别和保持正确的价值观，不断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三）有助于促进新媒体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结合。《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对新媒体技术和教育的结合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普及共享，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实现教育思想、理念、方法和手段全方位创新。”在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技术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超高等教育的发展。新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有助于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传统教学模式，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但是，单纯引进新媒体技术是无法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新媒体技术不能仅仅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辅助方法和手段，而应该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相结合，这才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最佳途径。这种结合应该是顺势而为、合二为一的，并且应该在结合中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式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等。而这种结合不是光具备思想政治教育背景的教师就可以完成的，也不是具备较高新媒体素养的计算机方面的教师能完成的。只有具备新媒体技术素养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通过不断实践和探索，寻找出最适合大学生的教学方式，才能促进新媒体技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融合，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三、新媒体环境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建设思路
（一）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信息化教学领军人物培养机制。新媒体环境下，信息化教学领军人物是高水平、复合型的专门人才，是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信息化水平的重要人物。高校可以通过各个级别的信息化教育教学技术赛事、高层次的信息化教育教学技术培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课题立项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成果评比等多种途径培养产生1名思想政治理论课信息化教学带头人和领军人物，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信息化规划、管理和执行能力，发挥其示范作用，辐射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带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运用现代化教育教学技术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现代化教育教学水平。
（二）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信息化教学团队培养机制。一是通过邀请信息化教学名师、专家来学校做讲座、外派学习培训和集体备课等方式，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专兼职教师开展新媒体环境下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设计、课程整合、教育技术、信息化素养等专题培训，完成每年不低于一定学时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全员培训任务。二是加强学习交流。主动到先进省市的高校学习，同时积极参加国际交流与合作。这一机制可以使教师适应新媒体教学环境、转变教学理念、提高信息化素养，有效驾驭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培养出能熟练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专职教师。
（三）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信息化教学专门人才的激励机制。建立新媒体环境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制度，鼓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积极开展与新媒体相关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改践和课程建设。每年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信息化教育教学比赛，要求所有专职教师参加，为专兼职教师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专兼职教师教育技术的能力和绩效纳入教师考核、评优等，表彰在信息化教学中取得优异成绩的教师，使信息化教学激励常态化、制度化，培养出一批能有效融合新媒体技术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教学能手。
【参考文献】
[1]江婕，卢晓勇.高等教育信息化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4（7）
[2]郭赓.高校信息化师资队伍建设的现状与对策[J].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1（5）
治理技术论文篇8
科学一直被看做是一种人类生产，并且具有其他生产所没有的特殊性。科学技术的特殊性在于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科学可以成为生产力，为创造剩余价值提供服务。而哈贝马斯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认为，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提高，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将会体现的越来越明显，科学技术应该被放在最高的位置，哈贝马斯更重要的成就是，他将所认识的科学技术与哲学的意识形态联系到了一起，他认为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
一、如何理解“意识形态”
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虽然不是哈贝马斯的首创但却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我们要对哈贝马斯理论进行探究，掌握哈贝马斯理论，首先就是要理解“意识形态”的含义，以及什么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追溯“意识形态”的根源我们可以知道，它最开始是来自于法国，被一位叫做特拉西的哲学家首先提出，并且试图用意识形态来描述一门关于观念与感知的分析的新学科。马克思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代表着法律、政治以及统治阶级利益，是情感表象与观念的总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体现了在具体社会中人们通过实践对于社会物质形态的理解，以及把握社会物质的程度，而这种对物质形态的理解不是真实的，它是虚幻的，它反映现实的方式是依赖主观幻觉以及错误意识，这种意识形态成为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使得统治阶级的一切统治都变得合法起来，从而让民众服从于统治阶级，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
我们可以通过对意识形态的认识来了解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从各个方面满足了不同人的需求，这种满足程度使人们认可了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能够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民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满意度逐渐增加，导致人们对社会基本职能的思考减少，对社会基本职能的议论程度也逐渐降低。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的晚期统治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资本主义通过科学技术来得到完善，因此科学技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资本主义社会起着辩护作用。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一旦成为第一生产力，那么就意味着它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也将履行社会意识形态的功能。哈贝马斯以科学技术为标准，分析了社会不断合理化的原因，以及它与资本主义逐步制度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得出了科学技术有利于社会合理化与制度化的结论，有利于统治阶级对民众进行阶级统治的结论。而如果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那么将有利于高度丰富社会财富，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二、如何理解技术对意识具有统治功能的思想
认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其实并不只是哈贝马斯的观点，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热衷关注的理论之一，他们在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这方面做了很多研究，也得出了很多能够促进后来的人们继续深入研究的结论，为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奠定了基础。法兰克福派的思想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倡导合理性，并且将之作为社会的本体，通过科学技术来体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通过这一意识形态实现对人们的控制，让广大人民群众服从统治阶级的领导，以巩固他们统治的长久治安，使整个社会实现形式意义上的一体化。
德国第一位社会哲学教授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认为意识形态会对人们真正认清社会矛盾与冲突造成阻碍，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具有模糊人们视线，阻碍人们看清现实的功用。将科学技术当做意识形态，通常会让人们丧失他们本应该具有的对于社会整体性把握的能力，在对社会的认识上，失去他们自己的认知，而人们所看到的和所认识到的社会完全就是统治阶级通过科学技术向人们展示的代表着统治阶级利益的社会，不是人们真正通过理智认识到的社会。科学就像政治、法律及哲学一样，在统治阶级的意志下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它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会掩饰社会的本质，而且还会导致人们无法发现造成社会危机的原因，使得人们对社会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意识形态从本质上来说具有欺骗性，这也符合人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与认识。
德裔美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一的赫伯特.马尔库塞更深入地对霍克海默的观点进行了研究论证，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工业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正在改变并且逐渐取代意识形态的传统意义，成为统治者辩护的工具，它的奴役性和工具性体现的日益明显，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对人进行“奴役”和统治。科学技术让人们认为它所带来的一切改变就是人们所面对的现实，它的意识形态功能试图让人们对它顶礼膜拜，从而不断巩固它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提高技术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地位。
关于科学技术的统治功能，哈贝马斯与前面两位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持有不同的意见，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并不是在诞生之初就附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一功能在资本主义初期体现得并不是很明显，而是到了资本主义晚期的时候，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才体现出日益明显的特征，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直以来，人们相信科学是对于真理的追求，它不需要进行大量的政治教育和知识的灌输，就能自然地进入人们的意识当中，让人们自觉地承认科学技术统治的合理与合法性，从而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的统治方式。
三、“技术统治的意识”具有怎样的特征
第一，技术统治意识已上升成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表现在减少了意识形态性，那种使人们感到迷惑的力量已消失，从而使得它对人们的欺骗性减少，变得更为客观，合理，技术统治下的意识比以往的意识形态更为广泛。技术统治的意识比旧的意识形态更能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
第二，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是在资本主义晚期才出现的。在资本主义晚期的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国家增加了国家干预，使得影响社会发展的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的层面，成为了政治问题，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性质。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晚期的时候，科学技术已经被当成第一生产力，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也使得原本政治上的问题演变成为了技术上的问题。资本主义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上使它的社会制度得到改进与完善，从这方面看来，科学技术充当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角色，它也不自觉地成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并构成了统治的合法性。
四、科学技术与社会整合的关系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并且这种渗透是无法抗拒的，它在人还未作出反应时便迅猛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它强大的控制性是它的双重职能带来的，随着科学的进步，这种控制扩大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整合。
（一）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促进了社会整合的实现
科学技术不断向生产领域发展，并逐渐渗透其中，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对促进改革生产关系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它还能够直接影响上层建筑，促进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变迁，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但是，在这方面哈贝马斯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认为，日益渗透的科学技术有利于维护现行制度，它并不会使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被颠覆，反而会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根据哈贝马斯的研究可以看到，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晚期社会，有两种新趋势：一是国家越来越频繁对社会各项活动进行干预，国家的职能体现的日益明显；二是技术与科学的联系日益密切，并且依赖程度加深。有了这两种新趋势，之前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在各种体系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通过采取多种多样的手段，控制和领导经济活动，达到调节经济发展过程的目的，从而消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
所以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它对实现社会整合作出了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学技术不仅作为生产力存在，而且还以意识形态的状态存在，共同实现对社会的整合。
（二）科学技术通过整合文化和人心，加强社会整合
科学技术通过自身的社会职能对人心与文化都进行了整合。科学技术的广泛传播，使得人们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从而使他们将自身利益放在次要的位置，对创造“利益一致”这一幻影深深着迷，丧失了自觉意识，不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意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科学技术就这样实现了对人心的整合，使得它对社会的整合作用表现的更为突出。
哈贝马斯更加注重对资本主义文化这一板块进行剖析，在科学技术的论述上具体地体现。他更强调科学技术对于人心和文化的控制因为他觉得文化领域能够维护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实施提供依据，笼络民心，淡化阶级观念，最终实现对社会的更大程度的整合。科技的进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人们从中获取了利益，丰富了他们的物质财富，人们关注的视线逐渐转移到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上来，淡化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关注，科学技术在这一点上很好地做到了对人的统治。
科学技术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通过自身极强的控制力来改变人们的观念，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加强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依赖与重视。科学技术通过对文化系统的强大影响力，达到通过文化的整合促进社会的整合的目的。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科学技术理论是有它一定的缺点和局限性的，但是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对它的优点的认识。哈贝马斯在研究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通过科学技术的双重职能得出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整合作出的贡献，这是哈贝马斯的不可忽视的成就，这些成就对于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倪伟波，任雪萍.论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生产力观〔J〕.江淮论坛， 2007，（01）.
〔2〕 刘京.哈贝马斯“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思想探源〔J〕.求索， 2006，（02）.
治理技术论文篇9
一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技术的系统理解
技术指进行生产活动或其他活动的知识技能和操作技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技术，是指根据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的任务、要求和性质，为更好地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的目标、强化其功能、保证其质量，在高校思想政治实践中采取的一切知识技能和操作技巧的总和。
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技术，必然要明晰高校思想政治管理范畴。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的方法，笔者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管理作为一个系统，应包括三个子系统：（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体系的建构。其基本内容包括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的目标、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的计划、组织、机制等，结合高校思想政治管理工作实际，对其内容进行梳理，可以阐述为高校思想政治目标论管理、高校思想政治组织论管理、高校思想政治方法论管理。（2）对实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人员的管理。其基本内容包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人员的任用、培养、考核等，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管理，不仅包括在行政系统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以及教辅人员、还包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学生干部队伍。（3）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的管理。
在明晰高校思想政治管理范畴的基础上，系统理解高校思想政治管理技术，集中探索和阐述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系统中建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体系的技术、提高高校思想政治队伍管理的技术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过程管理的技术，以作为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研究水平的落脚点，为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管理实效性提供技术支持。
二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面临的问题
21世纪以来，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与国际社会全方位的交流更加频繁，以各种方式流入我国的西方政治、文化思潮的影响加大，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技术也面临新的挑战。
1.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多元化和传递网络化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面临新的挑战
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激发了人们的进取意识的同时，也使一些人私欲膨胀，产生很多消极负面的东西。在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如何坚持和弘扬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面临的重大问题。网络信息量之大、信息传递速度之快、信息内容的良莠不齐对以涉世不深的大学生为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也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在这样国际风云变幻、信息多样和交流网络化的条件下，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上还存在许多与高校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和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系统内部不够完善
主要体现为：（1）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际工作来看，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理论体系不够完善；（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队伍参差不齐。从事高校思想政治和高校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人员多数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其存在队伍不稳定、能力参差不齐的情况，部分思想政治工作者存在知识和业务技能上的缺陷；（3）实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实务过程中的技术有待提高，管理创新能力不强，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的效果难以保证。此外，目前学校思想政治还存在着单向灌输多、双向交流少，集体受教多、因人施教少等不足，实效性不够，各阶段的思想政治重点和特色不清晰，影响了思想政治整体功能的发挥。
三 探索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技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实效性
高校思想政治管理技术是高校思想政治管理体系中实用性最强，最贴近实际，对高校思想政治效果影响最直接的要素，也是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研究最薄弱的领域。应对新形势、新问题，需从大局出发，克服环境中的消极因素，利用环境中的积极因素，探索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管理中的理论体系的建构技术、队伍管理的技术和过程管理的技术。要把握思想政治实施方向，优选思想政治内容、方法和途径，减少或纠正思想政治偏差，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1.建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体系的技术
建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体系技术，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的方法，从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理论的方法论、目标论、组织论三个方面来确实提高其技术。
第一，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目标论的技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管理是一个围绕确定目标和实现目标进行管理活动的系统工程，要根据党的教育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制订出一定时期内的总目标，然后层层落实，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者根据总目标和保证措施，形成一个完整的目标体系，并把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各部门和个人考核的依据。其主要环节包括建立高校思想政治管理的目标系统、组织好思想政治目标的实施、依据事先确定的目标做好思想政治管理工作的检查和评估，如此循环反复，构成一个有序的思想政治目标管理的过程。
第二，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组织论的技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环境，建立起功能齐全、结构合理、运转协调的思想政治组织机构，使组织成员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各自的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做出应有的贡献。怎样设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结构，是高校组织管理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切实提高其思想政治组织管理技术，在高校思想政治组织设计上要遵循分工协调和权责相称原则：在设计思想政治组织机构和组织形式时，做到职能与目标的统一、政令统一，既要明确规定每一管理层次和各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做到各司其职，又要赋予其完成自己职责所必需的管理权限，避免责任落空或“瞎指挥”。
第三，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方法论的技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方法论，就是指导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具体实践的管理观念，它提供的不是具体的解决方案，而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思维方法。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行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实践，有助于改善学校的思想政治管理，促进学校思想政治管理的现代化。一方面，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中的管理技术，从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计划决策、自我调节、信息反馈和考核评价几个部分着手。另一方面，在思想政治管理中运用各种方法，从管理科学角度，引入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组织和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
2.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管理技术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管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承担着选拔、培养、激励、指导、引导、促进和鼓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职能，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关键因素。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管理，切实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的选拔任用、培养、考核抓起，提高其技术，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提供人才保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队伍不仅包括专职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教师如分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书记、辅导员等，还包括学生干部队伍。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中，学生干部是一支重要力量，在此过程中他们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提出：“要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选拔、培养和管理机制。”选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是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的入口，把好入口关是思想政治队伍建设的基础，建立竞争上岗、择优聘用的队伍管理机制是时代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育人是用人的基础，思想政治工作者要自觉通过自学和实际工作锻炼努力提高自身素质，高校也应从实际情况出发，有计划地对思想政治工作者进行教育、培训；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者的考核，科学设计考核方案，根据科学公正的考核标准，让思想政治工作者明确自身的优缺点及其在组织中所处的位置。要建立健全的思想政治工作考核制度，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日常管理，严格考核。考核结果要与职位聘任、晋级挂钩。考核内容包括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工作程序等，考核优秀者列入学校先进个人的评选序列，并给予奖励。当然，思想政治工作者有时也可能会犯错，要鼓励他们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
3.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管理的技术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管理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为落实思想政治教育计划、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诸要素加以监测、改善、控制，使之达到良好状态的过程。正确运用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管理的技术，对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第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过程中的沟通技术。沟通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不可缺少的途径，思想政治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教育和控制等管理职能要通过沟通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的沟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有效性，沟通技术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重要技术之一。
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实施过程中的沟通，要达到交流、加强了解、提高认识、解决问题的目的。为了使沟通收到预期效果，掌握沟通技术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善于把握沟通的最佳时机。当发现有某些问题的预兆或者刚发生时，要及时沟通，不失时机地通过沟通解决，不使势态扩大。（2）善于选择合适的场合和方式。在注重沟通的说理性、原则性的同时，也注意恰当地选择沟通的场合和方式，发挥环境的特色心理作用，会使沟通事半功倍。（3）要善于控制沟通中的情绪。沟通既是思想的交流、也是情感的交流，合理地控制情绪、调动感情是使沟通取得成功的重要心理因素。（4）要善于倾听。沟通的本质是交流信息，表达是向外传递信息，倾听是向内获取信息。要真诚地倾听他人讲话，要集中注意力，鼓励对方表达心声，并善于从他人的谈话中学习。
沟通的方法，异彩纷呈，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者要善于结合自己的工作，灵活地加以运用，在实践中不断去探索新的、更有效的沟通技术。
第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过程中的授权技术。授权的本质是责任、义务与权利的分解和下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中的不同层级有不同的职权，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要素的多样性、多变性和复杂性，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即时性，使授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会授权是管理人的重要任务之一，有效的授权是一项重要的管理技巧。授权过程进行得是否科学、恰当，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效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必须掌握和不断提高授权的技术。
上级领导要克服授权的思想障碍，选择、培养被授权者，并给予鼓励及协助，扶持他们提高本领、用好权力，做到授权权利、承担责任、应得利益的统一。下级思想政治工作者，特别是一线的辅导员，常常接受上级的授权，面对多变的、复杂的实际问题，果断、独立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一线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如辅导员一方面在接受上级的授权的同时，自己也应该认真学习和把握授权的技术，善于培养学生干部，让自己的一部分权利授予学生干部，让学生干部的队伍形成一个网络。当然，下级在大胆工作、不断创新、积极开创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的同时，要主动向上级传递工作信息，接受上级的指导与监督。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过程中授权技术掌握好了，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疏导工作和人文关怀就时时都在，进而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事做。
综上所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涉及面广，既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本质、原理、内容和机制的实现，依赖于管理技术的落实和提高。因此，要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技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本文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作了系统的理解后，对其三大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理论技术、队伍管理技术和实施过程管理技术作了些探讨，但是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升华、创新发展，从而提出更好的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新技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新华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治理技术论文篇10
（省级优势学科） 45 050101 文艺学 5 _01文艺社会学
_02文学阐释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0中国古代文学
④810文学理论 西方文论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5 _01 汉语言文字应用
_02 对外汉语教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2现代汉语
④811古代汉语 语言学概论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5 _01现代汉语
_02古代汉语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2现代汉语
④811古代汉语 语言学概论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5 _01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学
_02地域文献与文化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0中国古代文学
④811古代汉语 文献学基础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10 _01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_02唐宋文学
_03元明清文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0中国古代文学
④810文学理论 古代文学作品阅读与评析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10 _01现代文学
_02当代文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1中国现当代文学
④810文学理论 现当代文学评论写作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5 _01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_02中外文学比较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3外国文学
④810文学理论 比较文学 02 生工学院 35 0710 生物学 35 071001 植物学
（省级优势学科） 7 _01植物资源学
_02植物生物技术
_03植物天然产物研究
_04植物生态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20普通生物学
④820细胞生物学
或821生物化学 植物学 071002 动物学 5
_01动物生物多样性研究
_02动物资源研究与管理
_03动物生理生态学
_04动物分子生态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20普通生物学
④820细胞生物学
或821生物化学 普通动物学 071005 微生物学 8 _01微生物资源保育与应用开发
_02微生物代谢产活性物质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20普通生物学
④820细胞生物学
或821生物化学 微生物学 071009 细胞生物学 5 _01维生素D类药物的研发
_02植物细胞逆境适应
_03细胞工程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20普通生物学
④820细胞生物学 生物化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0 _01食品生物化学
_02功能基因组学
_03应用生物化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20普通生物学
④821生物化学 分子生物学 03 机械工程学院 20 0802 机械工程 20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5 _01机械装备的设计与制造研究
_02数字化制造技术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30机械设计
或831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机械原理
或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中选一 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5 _01机电控制及其自动化
_02机械设备检测与诊断技术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30机械设计
或831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机械原理
或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中选一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省级重点学科）
5 _01机械强度分析及现代设计方法
_02新型机械传动的设计与研究
_03逆向工程与造型设计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30机械设计
或831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机械原理
或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中选一 080204 车辆工程 4 _01汽车节能与能量转换技术
_02制冷系统优化设计、节能控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30机械设计
或831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机械原理
或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中选一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省级优势学科） 10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 _01功能材料的开发与应用研究
_02材料成型工艺过程及控制
_03复合材料的制备与应用研究
_04金属材料强韧化
_05新型节能环保材料的研究与应用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2数学二
④840材料科学基础
或841大学物理
治理技术论文篇11
1 对本章的总体理解
第六章的题目是《从否定性思维到肯定性思维：技术合理性和统治的逻辑》。马尔库塞在这一章中着重论述了：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科学技术已经变成了统治社会的手段，在高速发展的科技的掩盖下，人们的生活似乎变得越来越好，科技的统治愈加获得合法性的外衣，而马尔库塞认为导致这些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人们的否定性思维已经演变成了肯定性思维，进而丧失了批判性，安于现实生活。
2 分部分阐述本章思想
2.1 否定性思维转化为肯定性思维
马尔库塞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迅速提高，但是，伴随技术进步而来的不仅是人们不再畏惧自然，人们对自然的征服和统治，以及人类主体性的确证，还有技术对社会的统治以及技术对人的奴役，并且这种变化已经日益取得合法性的外衣，“社会是在包含对人的技术性利用的事物和关系的技术集合体中再生产自身的——换言之，为生存而斗争，对人和自然的开发，日益变得更加科学，更加合理。”①
人们享受着由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充裕的物质生活，丰富的文化生活，也正是这种越来越高的生活标准使得人们只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发达的生产力，越加舒适的生活方式感兴趣，却已经不再关心技术进步背后的另一面，或者说，根本没有任何的理由促使人们反思这种技术是否合理，是否不会伤害人的本性。“这一合理的事业产生出一种思维和行为的范型，它甚至为该事业的最具破坏性和压制性的特征进行辩护和开脱。”②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和统治的手段，而人们仍然茫然不知，甚至为其辩护。
马尔库塞指出，人们之所以认可技术统治下的极权社会，根本原因就是人们的思维已经缺少了否定性和超越性的向度，或者说，人们的否定性思维已经被整合到肯定性思维中了。“思想和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同既定现实相符合，它们就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着一种对维护事实虚假秩序的任务作出响应和贡献的虚假意识。这种虚假意识已经具体化在反过来再生产它的流行技术装置之中。”③而且，这种虚假的肯定性的思维不仅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并且继续反作用于技术进步，不断地加强技术的统治。
2.2 科学转化为技术
首先，马尔库塞认为，在特定的话语和行为领域里，并不存在“纯形式”的科学合理性。虽然科学本身并没有规定任何的实践目的，而这一种看似中立性的科学合理性，实质上是一种肯定性。因为“科学的合理性之所以有利于某种社会组织，正是因为它设计出能够在实践上顺应各种目的的纯形式（或纯质料——在这里，其他方面互相对立的两个术语汇集在一起了）。”④因为，第一，科学理论产生的过程，观察、实验、假设、结论等等都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绝对不可能在真空里凭空发生。第二，科学所需的人员、资源、手段和产生的成果也都必定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和诞生。也就是说，科学不可能离开社会现实，科学的研究或多或少地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科学的运用本身就受社会实践的要求的影响。
其次，马尔库塞分析了科学本身具有的工具主义特征。他指出，“新型的科学合理性在其抽象性和纯粹性方面完全是操作性的，因为它是在工具主义视界内发展的。”⑤换言之，科学无论是在理论抽象还是在理论应用方面已经都被掺入了操作主义，科学被迫在工具主义的视界里成长，它已经具备了强烈的实用主义特征，成为一种特殊的工具。正因为如此，“科学是一种先验的技术学和专门技术学的先验方法，是作为社会控制和统治形式的技术学。”⑥至此，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本身具有的工具主义特征，使它有机会与政治意图联合成为一种工具主义视界内的技术统治。
2.3 “技术合理性的进程就是政治的进程”
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的强大力量不仅增强和扩大了技术本身的统治，而且这样的一种技术统治在其合法性的外衣下，已经蔓延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对人的统治。他指出，“人要成为自主的人，要决定自己的生活，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⑦因为这样的一种技术统治已经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相反的，是一种在社会的文化的层面上隐蔽的统治。
“政治意图已经渗进处于不断进步中的技术，技术的逻各斯被转变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状态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⑧在马尔库塞看来，任何的一种统治都暗含政治意图，技术统治实质上是统治者让人们在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中压制自身的反抗性思维。即是说，“技术合理性的进程就是政治的进程。”⑨马尔库塞在本章最后指出，“技术已经变成物化——处于最成熟和最有效形式中的物化——的重要工具。”⑩即技术已经成为统治手段。人们一方面利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另一方面，人们也在被迫接受技术的统治，即便社会的管理者也逃不过技术统治的命运。最终，由启蒙时代开启的高涨的理性主义精神会把人们带进全面的技术统治时代，“统治的罗网已变成理性自身的罗网，这个社会最终也会被困在该罗网之中。理性的超越性方式看来会超越理性自身。” 到那个时候，人们将被困在自身的理性主义里。
3 本章的阅读心得
在这一章里，马尔库塞论述了在发达工业社会里，科学技术成为极权社会统治人的隐蔽手段。人们一方面享受由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一方面越加地被科学技术所奴役，成为没有否定性和超越性的单向度的人。
马尔库塞的这一思想警示我们，在当代社会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文化娱乐消遣方式的同时，应该反思和估量这种技术背后可能发生的代价。譬如大工业发展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便捷的交通工具让人们越来越缺少运动，先进的传播技术让人们瞬间知晓窗外事，却也让人们陷入了无穷的信息焦虑中。这些都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另一面。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科学技术让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加强，使人们的生活越加充足、便捷、丰富。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关注这一事实背后正在悄悄发生的关于人自身的变化，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
注释
①③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16.
②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17.
④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25.
⑤⑥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26.
⑦⑧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27.
治理技术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F2731；F27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6-0096-04
A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Directors， Supervisors and Executives and
Enterpris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Life Cycle
ZHANG Ziyu， YUAN Shulei
（School of Accounting，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Abstract：After controlling the variable of enterprise lifecycl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directors， supervisors and executives， which is the cor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 Using samples from firms listed o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from 2006 to 2015， this paper divides them into different stages by cash flow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of directors， supervisors and executives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atever the lifecycle stage is. When the enterprise is in the period of growth or recession， the balance mechanism has no positive effect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The CEO duality has negative impact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proportion of independent directors has no effect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life cycl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directors， supervisors and executives
技术创新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实现增长动力转换和经济结构再平衡的重要抓手，是推进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重要推进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与技术创新，有利于企业取得长期竞争优势。董监高作为企业组织执行技术创新的核心机构，在企业的成长期与衰退期，董监高对技术创新投入的态度有所不同[1]。作为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董监高治理包括激励机制与制衡机制，当企业处于不同生命周期时，企业研发投入水平是否会受到董监高治理两种机制的积极影响？若受到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生命周期是否一致？本研究控制了企业生命周期因素，研究董监高治理的激励机制与制衡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本研究丰富了技术创新受董监高治理机制和生命周期影响的理论成果，从实证方面深化了微观层面关于增长理论中技术创新方面与董监高治理机制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
1文献评述
企业技术创新会受到企业规模和市场力量等因素的影响[2～4]；但是拥有类似企业规模和市场环境的公司表现出极大不同的创新能力，这需要从公司治理角度来解释[5]。公司治理会影响到企业技术创新[6]，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董监高治理机制，无疑是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决定性制度因素。
关于董监高治理的激励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现有文献结论有所不同。基于管理防御假说，董监高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动机下会做出减少研发支出决策，提高职业经理薪酬能降低管理防御对研发支出的削弱作用[7]。廖中举、程华发现货币化奖励能有效提高研发人员满意度[8]。但赵国宇认为管理层薪酬激励并不能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甚至会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薪酬激励通常与短期会计利润相关，经理人不愿将精力投入到需要长期投入的技术创新中[9]。高管持股也是董监高治理的激励机制，高管持股使其利益与企业未来发展联系更紧密，推动管理层积极进行技术创新[10，11]。
关于董监高治理的制衡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现有文献结论也不一致。两职分离的制度安排是董监高治理的制衡机制，有助于实现内部权力制衡，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积极影响[12]。但是鲁桐发现两职分离对企业研发投入有负向影响[13]。独立董事制度也是董监高治理的制衡机制，独立董事占比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6]，其中技术独立董事有着专业化的背景和相应的技术才能，能够监督和提高公司董事会做出的研发决策质量[14]。但是，何强发现独立董事比例越高，会弱化执行董事关于研发投入的战略决策，导致技术创新能力降低[15]。
上述研究从静态角度考察了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程仲鸣、张鹏则站在生命周期的动态视角考察了终极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及企业创新投资之间的关系[16]。迄今为止，还没有研究关注动态生命周期视角下董监高治理的激励机制与制衡机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本研究考察了企业在不同生命阶段董监高治理机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差异与内在机理。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董监高治理的激励机制包括董监高薪酬与高管持股水平；董监高治理的制衡机制主要包括两职分离与独立董事占比。选择动态生命周期视角研究，本文聚焦在企业的成长期和衰退期。成长期是企业发展关键阶段，研发投入水平是企业产品形成核心竞争力和抢夺市场份额的关键因素。衰退期的企业则需要通过技术创新来获得绝处逢生的机会。
21董监高治理的激励机制、技术创新与生命周期
熊彼特指出技术创新能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其他企业的效仿会导致利润减少，为了继续占据市场有利地位，企业不得不进行再次创新；管理层越积极进取便越重视技术创新。显然，无论是处于成长期还是衰退期，企业管理层的积极进取程度与董监高机构的激励机制有着紧密联系。为解决问题，委托人通常会与高管达成薪酬绩效契约，技术创新能给企业带来超额收益与竞争优势；当董监高的薪酬水平越高，董监高的积极进取程度通常越高，企业技术创新也更积极。
高管持股水平也能解决问题，高管持股水平越高，公司股东利益以及高管个人利益更容易达成一致，使得经营者更容易从企业长期发展视角开展创新活动。尤其在衰退期，管理层会积极进行技术创新以期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与技术优势。但是，成长期的企业经济效益较好，持股较多的高管会将精力集中在市场开拓与扩大生产规模上；同时，出于管理防御动机反而创新不够积极，会留存较多收益以应对未来可能的不利局面。因此，持股较多的管理层在衰退期会积极进行企业创新，而在成长期则不一定。本文提出如下假O：
H1：无论在成长期还是在衰退期，董监高薪酬水平对技术创新有积极影响；但高管持股水平仅在衰退期与企业技术创新正相关。
22董监高治理的制衡机制、技术创新与生命周期
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职位分离是为了清晰划分委托人与人的职权范围，防止形成内部人控制而采取的内控措施。但两职分离对企业技术创新不会产生积极影响，因为两职分离造成两者更容易对技术创新进行责任推卸。董事长可推脱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是总经理日常管理的责任，总经理也可推卸技术创新是董事长把握的战略方向选择；其次，代表委托人股东利益的董事长与代表人利益的总经理，两者利益视角并不相同，会造成决策过程较慢，不利于推动技术创新。
独董作为董事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舶来品在我国水土不服，出现不少“花瓶独董”“董而不独”等现象，显示出独立董事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作为不足。独董占董事会比例在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安排，证监会颁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董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1/3的独立董事。因此独立董事的占比并不能反映董监高治理有效性，对研发投入水平很难产生积极影响。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无论是处于成长期还是衰退期的企业，董监高治理的制衡机制对技术创新都没有积极影响。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分离设置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消极影响；独董比例对技术创新没有影响。
3研究设计
31样本与数据
本文以2006～2015年沪深A、B股公司为研究样本，财政部在2006年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规定了企业研究与开发阶段的研发支出披露细则。本文研发支出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其他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在剔除金融业公司和数据缺失的样本后得到2006～2015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共10422个观测值。为消除异常值的影响，对连续性变量按1%水平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32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为检验上述假设，构建如下计量回归模型：
innov=a0+a1dir_ceo+a2indepen+a3s_bsm+a4holding+∑βicontrol+ε
被解释变量innov是技术创新，与鲁桐研究一致[13]，采用公司当年研发费用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解释变量包括两职分离、独立董事比例、董监高薪酬、高管持股4个变量。本文采用两职分离与独董比例来度量董监高治理的制衡机制，采用董监高薪酬与高管持股来度量董监高治理的激励机制。
本文采用现金流组合法划分企业生命周期[17]，如表1所示。现金流组合法根据经营、投资和筹资3种现金净流量的符号，结合企业生命周期的特点划分企业生命周期。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为快速发展，需要加大对固定资产和研发支出的投入，需要不断地筹集资金。所以其经营和筹资现金净流量为正，而投资现金净流量为负。企业处于成熟期时，市场占有率已经较高，不需要加大固定资产投入，也不需要向外部融资。所以其经营现金净流量为正，而投资和筹资现金净流量为负。处于衰退期的企业情况比较复杂，企业虽保持市场原有份额但是逐渐走向衰败，其经营、投资与筹资现金净流量可正可负。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反映公司基本特征变量，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
4实证分析
41描述性统计
表3显示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研发支出占总资产比值rd_as与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比值rd_rev的四分之一分位数和四分之三分位数差异很大，说明我国沪深上市公司在研发投入上有很大差异。两职分离dir_ceo的均值为0724，说明上市公司两职分离情况占724%，两职分离情况较为普遍。独立董事占比independ的均值为0371，符合上市公司对独立董事三分之一比例的设置要求。董监高薪酬s_bsm均值为1504，标准差为0705，不同企业董监高薪酬差异较大。高管持股holding也存在很大差距，均值为0158，四分之一分位数为0，而四分之三分位数0326，表明各上市公司的高管持股差异很大。
42回归分析
表4显示，无论企业处于成长期还是衰退期，变量dir_ceo的估计系数都显著小于0，两职分离设置对技术创新有负面影响；变量independ的估计系数都不显著，企业独董占比对技术创新没有作用。无论企业处于成长期还是衰退期，董监高治理的制衡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支出都没有积极推动作用，与假设2预期一致。
无论在成长期还是衰退期，变量s_bsm的估计系数都显著大于0，董监高薪酬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有积极影响。当企业处在成长期时，变量holding不显著，高管持股对技术创新投入影响不显著。当企业处在衰退期的时候，变量holding显著大于0，高管持股对技术创新投入有积极影响，与假设1预期一致。总体而言，董监高激励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积极影响。
表4还显示，变量board在成长期不显著，董事会规模对企业技术创新没有影响；但在衰退期，变量board显著小于0，董事会规模对企业技术创新反而起阻碍作用。这是因为当企业处于成长期时，董事会规模及独董比例属于制度安排，与技术创新无关。在衰退期，董事会规模对技术创新有消极影响，企业现金流极为宝贵，按照制度要求维持独立董事会规模，企业需要一部分流动资金用来支付董事的薪酬和福利，这直接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水平。
43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选用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rd_rev）度量研发投入强度，表5回归结果表明，无论当企业处于成长期还是衰退期时，董监高制衡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都没有积极影响；董监高机制的激励机制总体上对企业技术创新仍有积极推动作用，与假设预期仍然保持一致。
5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现金流量组合法区分了企业的不同生命阶段，考察企业成长期与衰退期董监高治理的激励机制与制衡机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解决目前实证文献中关于处在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其董监高治理机制对技术创新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影响是否一致的争论。研究发现：①当企业处于成长期或衰退期，董监高治理的激励机制总体上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无论在成长期还是在衰退期，董监高薪酬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积极影响；但高管持股仅仅在衰退期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推动作用。②公司董监高治理的制衡机制对技术创新没有推动作用。无论在成长期还是在衰退期，两职分离对企业技术创新有阻碍作用，独董比例对企业技术创新则没有影响。
本研究的启示在于：①虽然两职分离是一种委托人与人之间相互监督的制度安排，但两职分离容易造成对技术创新进行责任推卸。另外，两者的利益视角并不相同，会造成决策过程缓慢，不利于推动技术创新。因此，企业需要通过构建新机制以抵消两职分离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消极作用，使董监高真正立足于公司的长远利益进行技术创新投入。②当企业处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内，董监高治理结构的激励机制与制衡机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并不一致，尤其是当企业处于衰退期时。当企业逐渐从成长期迈向衰退期时，在维持独立董事占比这项制度安排上，企业董事规模越大，维持独董占比所付出代价就越大；应尽量控制企业董事人数，节省可用于研发的资金投入，资本市场制度顶层设计者需要重新审视维持独立董事规模制度的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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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技术论文篇13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对技术的分析与对社会的分析是联系在一起的，以技术合理性解释社会合理性，他们既分析了技术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也揭示出技术的消极影响，激起了人们对技术合理性的社会批判反思。作为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的马尔库塞（Herbeft Marcuse）、哈贝马斯（JiJrgen Habermas）和芬伯格（AndrewFeenberg）对技术合理性的社会批判具有代表性。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提出批评，他认为技术合理性实际上只是一种工具合理性，技术统治被解释为生活世界殖民化；芬伯格一方面批判了马尔库塞技术实体论，另一方面又批判了哈贝马斯的技术工具论，他提出了技术批判理论，认为技术的发展能够走向一条技术民主化的道路。
一、马尔库塞的技术合理性与统治合理性
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中立论已经不适合解释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合理性。技术中立论主张技术是价值中立的，就目的指向而言，它本身并没有固定的价值，因此技术本身不能说是好的或者坏的，但它确实一方面可能成为解放的工具，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统治的工具。技术的价值完全取决于技术的使用者，用得好可以让人获得解放，用得不好可以奴役人。这种技术中立论把技术看做纯粹的工具，认为它适用于任何社会，并可以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技术的作用。在马尔库塞看来，科学技术是重要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给人们生活带来了种种变化，同时也加强了社会统治，因此技术合理性除了解释技术的工具性作用外，还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技术通过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并逐步扩展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形成了单向度社会或极权社会。第一，在经济领域，技术进步造成了虚假的阶级平等关系，把人们的行为引向消费。马尔库塞指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不仅可以满足资产阶级或统治阶级的需要，而且可以满足无产阶级或普通民众的需要。正如他说的那样，“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等等。好像阶级之间的差别已经消失了，马尔库塞指出：“在这里，所谓阶级差别的平等化显示出它的意识形态功能。”他指出技术进步满足了人的各种需要，尤其是物质上的需要，看似人们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但实际上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各种人分享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让无产阶级或普遍民众接受现实的社会统治关系而已。马尔库塞曾用一个公式来说明技术的意识形态本质：“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按照马尔库塞的解读，我们因追求虚假需求的满足而与我们自己的奴役状态结盟。”
第二，在政治领域，“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马尔库塞指出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生产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控。政府只有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因此社会控制的最好形式就是技术的形式，“对现存制度来说，技术成了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的新的、更有成效的、更令人愉快的形式”。技术成了统治阶级的得力工具，运用于统治过程中，技术的控制真正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似乎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适当的维护，以致一切矛盾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技术表面上满足了人们的利益，而实际上技术处在特殊利益集团的组织和操控下。现代技术合理性对政治合法性的意义就是：“技术合理性是保护而不是取消统治的合法性，理性的工具主义视界展现出一个合理的极权主义社会。”
第三，在文化领域，出现了单面的文化，造就了失去判断能力的单面的人。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运用主要表现为没有否定性的单面的文化思想，出现全面封闭的话语领域，反映了一种新型的顺从主义。马尔库塞指出：“社会的效益和生产力每天都在为这个社会所获取的统治人的权力开脱。如果社会同化它所接触的每一件事物，如果它吞并对立面、利用矛盾，那是在显示它的文化优势。”。社会宣传机构塑造了单向度行为表达自身的交流领域，让我们相信社会组织灌输给我们的一切谎言，从而消除矛盾，化解冲突，从思想文化上认同现存社会，马尔库塞于是告诉我们：“在富裕和自由掩盖下的统治就扩展到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使一切真正的对立一体化，使一切不同的抉择同化”。“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逐渐被剥夺。”也就是说，社会以技术为中介组织起来，通过满足人们各种虚假需要让普通大众失去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功能，变得越来越适应这个社会，接受这个社会的统治，那么人也就成为单面人。
“在技术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和经济都并入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制度，这一制度吞没或拒斥所有历史替代性选择。这一制度的生产效率和增长潜力稳定了社会，并把技术进步包容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用马尔库塞的话解释就是：“社会是在包含对人的技术性利用的事物和关系的技术集合体中再生产自身的——换言之，为生存而斗争、对人和自然的开发，日益变得更加科学、更加合理。”这样我们可以用技术合理性来解释社会“合理化”的双重意义：其一，“劳动的科学管理和科学分工大大提高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生产效率。结果：生活标准也相应得到提高。”其二，“基于同样理由，这一合理的事业产生出一种思维和行为的范型，它甚至为该事业的最具破坏性和压制性的特征进行辩护和开脱”。也就是说社会“合理化”是通过技术合理性概念来阐释的，反映了发达工业社会“不合理中的合理性”，“合理”指技术是重要的生产力，技术的运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丰富了物质财富，满足了人的需要，“不合理”指技术变成政治统治的工具，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社会便形成了一个极权社会。
为了摆脱这样一种极权社会，马尔库塞求助于新理性，“马尔库塞的新理性观，指的是理性在生存斗争中的感性化、审美化。也就是说，新理性观所持的是一种感性化、审美化的人生观”。然而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这个概念本身可能是意识形态的。不仅是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了技术机构的建构本身。”这意味着技术合理性作为意识形态是内在于技术本身的，因此技术的问题只能靠技术自身来克服，即一种艺术的技术合理性，所以对马尔库塞来说，由于他的解放理论中没有明确的革命主体，他的理论必然走向审美乌托邦和大拒绝。
二、哈贝马斯的工具合理性与生活世界殖民化
哈贝马斯重新分析了马尔库塞的技术合理性及有关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讨论了马尔库塞“关于科技进步的双重功能（作为生产力和意识形态）的论点”。在对马尔库塞的批判分析中，一方面，哈贝马斯赞同马尔库塞把科学技术看做重要的生产力，他说：“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他部分地赞同马尔库塞把科学技术视为意识形态的观点，但不赞同马尔库塞把技术看做内在地包含统治因素的观点。哈贝马斯看到在工具合理性的支配下，整个社会出现了“韦伯时代诊断核心内容的两个主题：即（1），意义丧失主题；（2），自由丧失主题”，但是技术并非内在地包含统治因素，否则怎么去谈人的解放。他说：“假如说马尔库塞的社会分析所依据的那种现象，即技术和统治——合理性和压迫——的特有的融合，只能这样来说明，即在科学和技术的物质的先验中潜藏着一种由阶级利益和历史状况所决定的世界设计……，那么离开了科学和技术本身的革命化来谈论解放，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于是哈贝马斯便以交往合理性来批判技术合理性，认为技术能够带来效益，存在于自身的应用范围之内，不超越边界的话，技术就是合理的。
依据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根本区分，哈贝马斯展开了对技术合理性的批判。“我把‘劳动’或日目的理性的活动理解为工具的活动，或者合理的选择，或者两者的结合。工具的活动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而技术规则又以经验知识为基础；技术规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包含着对可以观察到的实践（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上的事件）的有条件的预测。”简单地说，哈贝马斯所说的劳动就是目的理性的活动，依据工具合理性发挥作用。工具合理性引导行为指向成功地运用手段达成目的。这些行为者（非社会的）针对性地有效地干涉事物和环境，那么由认知工具引导的行为是工具行为，当他们（社会的）针对性地成功地影响对手的决定时，这些行为就是策略行为。哈贝马斯对依据工具合理性的行为作了区分，即工具行为和策略行为。“我把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活动。相互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定着相互的行为期待，并且必须得到至少两个行动的主体（人）的理解和承认。”哈贝马斯指出交往行为的目的是在社会行为者之间达成相互理解，一种借助语言媒介通过交往而达成的规范共识。哈贝马斯解释技术变成意识形态的秘密隐藏在对待工具行为、策略行为和交往行为（相互作用）的相互关系并以此解释社会结构之中。
在哈贝马斯看来，工具行为和策略行为都指向成功地运用手段达成目的，两者的根本区别表现为工具行为是非社会行为，而策略行为是社会行为。哈贝马斯认为从工具行为意义上来理解技术的作用，并不会得出技术就是意识形态，因为从工具行为的角度看，表现为人通过技术达到征服自然的目的，因此技术是中立性的，“在我看来，那种应当加以理解的事态的最清楚的描述，是马尔库塞的下面的一段话：‘当对自然的改造导致了对人的改造，并且当‘人的创造物’产生于社会在整体并且又回到社会整体时，技术的先验论就是一种政治的先验论。然而，人们仍然可以认为，技术世界的机械系统‘本身’对于政治目的来说仍然是中性（中立）的，它只能加速或阻挠社会的发展’”。如电子技算机既可以为资本主义的管理服务，又可以为社会主义的管理服务，从工具行为来看，技术是中立的，并非内在地具有统治的内涵。那么，为什么技术会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呢？哈贝马斯认为只能用策略行为来解释，也就说，当且仅当技术以策略行为的形式应用于社会结构，超出其边界时才成为意识形态。
社会结构由系统和生活世界构成，劳动是一种工具性的行为，在社会结构分析中主要表现为策略行为，用来解释系统再生产，相互作用是一种交互主体间的交往行为，用来解释生活世界符号再生产。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社会存在一个合理化过程，表现为生活世界和系统的不断分化，系统不断地自我扩张，存在不断脱离生活世界规范的趋向。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两种显著的发展趋势：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强以及科学和技术相互依存关系的增大，两者进一步强化了上述情况。哈贝马斯指出当代技术已经扩张了，不仅在对自然的控制方面，而且在社会的操控方面。如果技术扩张导致社会结构的有效组织这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社会行为的工具化和量化自身并不是一件坏事，技术在经济领域的广泛运用，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物质需要，技术在政治领域的运用可以提高行政机构办事效率。只有当工具主义维持的社会关系结构或系统具有生命力的时候，它才成为有问题的，技术合理性扩大到生活世界领域，人们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采取策略行为，技术便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技术统治论被哈贝马斯解释为生活世界殖民化，技术破坏了生活世界，如此一来生活变得没有意义，人失去了自由。在经济领域表现为金钱对人们生活的控制，人的需要被还原为技术控制的对象；在政治领域，由职业政治家和选举他们的公众作出的政治决断，都可以被还原为带有主观任意性的决断论。作为日常意识的一部分，伴随着解决问题的技术统治论或者目的——合理性的方法向社会生活的扩张，科学主义根本性地改变了社会生活得以理解的方式。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目的理性的活动同相互作用之间的差异在人的科学意识中，以及在人自身的意识中的消失，从主观上讲是与上述情况相一致的。技术统治论的意识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力量，就表现在它掩盖了这种差异。”
哈贝马斯指出：“人类的社会文化发展模式，从一开始就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因素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的外部条件的日益增长的技术的支配权；另一个因素是制度框架对目的理性活动的扩大了的系统的不同程度的被动适应。”这两种发展模式表明技术和交往都有各自适用的范围，存在界限，技术统治论可以被解释为技术超越了其界限而干涉生活世界，并用解决技术问题的方法来解决实践问题，结果导致生活世界殖民化。在哈贝马斯看来，一个社会制度仅仅靠技术合理性的调节是不够的，重新从政治上建立意志形成过程的一切层面上的交往，才是合理化赖以实现的唯一手段，“确切地讲，必须进行一种政治上有效的、能够把社会在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上所拥有的潜能同我们的实践知识和意愿合理地联系起来的讨论”。
三、芬伯格的技术合理性与技术批判理论
芬伯格把传统的技术理论概括为两种类型：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实体论。技术工具论类似于技术中立论，它把技术视为使用者的工具，自身不具有价值，是价值中立的。技术实体论主张技术构成一个文化系统，具有自主性，能够改变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能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控制。两者都坚持一种决定论，认为技术是不可改变的，作为非历史主义的技术观排除了技术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忽视了技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方向，从根本上否定技术具有可选择性。芬伯格承认“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在技术方面的争论标志着法兰克福学派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他认为两人的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他指出哈贝马斯实际上坚持一种技术工具论，在交往和技术控制之间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说：“哈贝马斯的方法意味着，技术在它适当的领域内是中立的”。芬伯格认为马尔库塞坚持一种技术实体论，指出技术的广泛扩张导致政治上的控制。芬伯格认为两人理论的根本缺陷就是没有重视技术的可选择性，采用建构主义的方法，他提出了一种可以选择的技术批判理论，既然生活世界已经被技术改变，那么就必须深入到技术生活的内部进行批判，强调社会规范和价值的选择在技术设计和应用中的作用，从而对技术的发展方向进行引导。
技术建构主义认为技术总是处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之中的，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设计技术，由于技术包含着多种可能性人们便可以从中作出选择。在进行技术研究的过程中必须以两个原则作为向导：“第一，技术发展不是单线的，而是有很多的方向，能沿着一个以上不同的轨道达到更高的水平。第二，技术发展决定于社会，而社会是由技术的和社会其他的因素共同决定的。”在芬伯格看来，技术发展和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技术的选择不仅要考虑技术本身也要考虑社会的影响，马尔库塞只看到技术研究的技术方面的因素，没有看到社会方面的因素。这也可以从芬伯格的工具化理论来理解这一点。芬伯格指出工具化理论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初级工具化，二是次级工具化。初级工具化指技术面向现实的倾向，不包含技术应用的背景，表明技术自身的有用性，从而可以引入到装置或系统之中，侧重于技术的分析层面。次级工具化主要指技术的设计和应用层面，初级工具化在具体社会情境中实际应用及在系统中发挥作用。芬伯格指出：“一个技术的完善的定义必须表明技术面向现实的倾向的特点是如何在社会世界中的实现结合起来。”工具化理论要求初级工具化和次级工具化的结合表明技术的研究离不开技术和社会的因素。把技术定义在初级工具化层面，就是技术实体论，技术在社会领域的扩张，导致一个技术统治的社会，马尔库塞就是坚持一种技术实体论。区别于马尔库塞，芬伯格提出了次级工具化理论，技术要发挥作用必须依靠现实的社会环境，体现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马尔库塞的错误在于对技术的分析停留于初级工具化层面，压制了次级工具化层面，人们无法抗拒技术的自主扩张，但芬伯格认为：“技术不是一种天命，而是斗争的舞台。技术是一个社会的战场，或者用一种更好的隐喻来说，把技术比作一个文明的替代形式互相竞争的‘事态的议会’”。
芬伯格的次级工具论重视技术设计和应用层面的分析。从技术设计过程来看，“技术设计不是中立的，而是通过支持统治利益的授权具有规范上的倾向”。芬伯格指出在考虑技术时，人们必须超越目的合理性导向的行为，而重视技术决策的规范性运用。那么如何使技术符合规范条件？芬伯格借用了拉陶（Bruno Latour）的“授权”概念，即，“规范按照惯例体现在能够执行这种或那种义务的装置中”。正是授权形成了技术本身设计的文化假定的背景，“我把这些假定称为社会的技术代码”。“技术代码是最基本的规则，在这种规则之下，技术选择得以根据保持操作自主性的需要而作出。……组织为了存在，必须将它们的技术基础转换成代码。”J根据芬伯格的理解，技术并不能脱离社会背景，特定社会阶级和利益集团通过授权而确立技术代码，从而建立起技术设计的标准，社会组织依据技术代码而作出具体的技术选择，因此，技术设计不可避免地与占社会统治地位的规则和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这也表明技术是可以选择的，并非内在地成为特定阶级和利益集团统治的工具，关键看谁能对技术授权并控制技术代码。
从技术应用层面看，芬伯格认为技术应用在社会生活领域既可以带来技术统治，也可以带来技术民主化，这是选择的结果。技术代码是社会价值观的体现，在技术设计中占主导权，就是控制了技术代码，并运用到技术设计和产品的制作过程中。通常情况下，社会组织和阶层中弱的一方提不出技术选择，技术选择主动权通常掌握在强势阶层手中，这样马尔库塞的技术统治论和哈贝马斯的殖民化主题被芬伯格以统治阶级通过授权而掌握技术代码所取代。“在资本主义和它共产主义模仿者那里，这种代码使得技术设计偏向于集权化和等级制，系统地削弱了能动作用和参与，因此也削弱了交往的合理性。”通过授权，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等级制控制系统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合法化，“像工厂或监狱这类机构的以前非常特殊性的内在功能成为社会生活的普遍特征。组织将通过那些增强他们的权力和合法性的技术授权疲于奔命地试图解决规范的争论”。面对这样一种令人沮丧的社会状况，芬伯格认为是可以改变的，在这方面，他放弃了马尔库塞的悲观论调，借鉴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成果，提出了一种技术民主化的构想。
“技术选择是‘非决定’的，最后的抉择取决于在他们与影响设计过程的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和信念之间的‘适合’”，当处于统治地位的技术代码不能适应社会的普遍需求时，来自其他利益阶层的价值观一旦获得选择的机会，便会要求改变技术代码。而芬伯格推崇的技术民主化，可以作为规范技术应用与发展的方向，他认为“技术的民主政治提供了一种能够克服现代工业主义在人类和环境上造成的与自然的破坏性关系的替代形式”。技术的民主化要优先考虑那些被排斥的价值和表达这些价值的公众，即给予其他技术参与者表达自己价值追求的机会。具体来说，技术的民主化始于技术设计，芬伯格认为通过多方协商，可以在技术设计中注重被既得利益者所忽视的问题，因此，技术设计是众多参与者之间持续对话和共同协调的结果，这个过程需要广泛的民主参与来规范技术。“创新的对话和参与设计成为一个基本的解决普通层与专家冲突的办法。长期以来，技术通过创新的对话不断地修正和进步，将反映更广泛兴趣和更多民主景象的不同价值观整合。”芬伯格希望把技术带入到一种民主政治学的议程当中去，借助不同的利益阶层、群体之间的协商对话，引导技术向合理化方向发展，使大多数人免于技术的统治，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