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的有利之处实用13篇

社交媒体的有利之处
社交媒体的有利之处篇1

社交媒体,也有人称其为社会化媒体或社会性媒体,它是指一种网站和技术,即允许人们撰写、分享、评论、探讨和相互沟通。社交媒体就是海量网民自发提供,提取并创造新闻信息,进而进行传播的过程。

随着新媒介的发展,媒介用户形成新的阅读习惯和阅读选择,西方媒介仅仅抓住机遇,充分利用新媒介。

西方报纸对社交媒体的运用,存在最基本的三大作用。

第一,传播效应显而易见,利用社交媒体扩大覆盖面提升传播力。社交媒体的优势之一是其拥有庞大的、精准的用户,之二是用户间深度互动所带来的新闻传播面和覆盖面。这种接力式的传播正是西方报纸所欠缺的。利用社交媒体可以做到优势互补,将社交媒体的用户和互动引向传统媒体,扩大西方报纸的收看率。例如,近年来国,外政府首脑竞选时,都纷纷大力加强社交媒体的应用,以此来扩大宣传范围等,这一现象就形象的体现了这一点。

第二,形成及时强有力的反馈机制,利用社交媒体建立与用户对话沟通渠道。传统媒介由于技术原因的限制,无法形成和读者之间的即时反馈和互动渠道,因而和大多数读者会产生一定的距离感,虽然部分报纸建立了读者来信等反馈机制,却无法保证反馈的及时。社交媒体的优势就是在形成反馈渠道的同时,能够保C渠道的畅通,以及反馈信息在渠道中流通的即时性,从而有效的实现新闻传播所要实现的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

第三,利用社交媒体及其理念改造西方报纸。面对社交媒体的崛起和冲击,西方报纸虽然已经处于衰落的被动地位,但也不得不面对挑战,从被动观望到调整观念、思维和战略,通过积极利用社交媒体来改造西方报纸,以此来弥补如今报纸行在新闻时效性方面落后的不足。

在运用方面,西方报纸对社交媒体的运用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此报纸媒体出面使用社交媒体,一种是报社记者或编辑出面使用社交媒体。西方报纸对社交媒体的使用仍然处于不完善阶段,存在许多规则和制度,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修订。

首先,在报纸媒体使用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此社交媒体的一切观点以及立场都代表此报社的观点及立场。所以,报社中负责此社交媒体的人员应该对每一条消息的都要做到谨言慎行,尤其是对没有亲自证实的消息的,并且所发表的意见需与报社保持一致。在这方面,只要保持社交媒体和报社本身在各方面的一致就可以了。

其次,是报社记者或编辑使用社交媒体,其中存在三个需要解决并尚未被西方报业彻底 解决的问题。

一是记者或编辑室代表完全代表个人,还是代表报社立场。他们要使用社交媒体,首先要面临的就是个人身份与职业身份的平衡要突出提出来的,无论其代表谁,所的信息都要保证准确无误,保证新闻的真实性。然后才谈到立场问题。而从这方面说,最规范的做法就是开两个账号:工作账号和私人账号。

二是公共利益和媒体利益的平衡。媒体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发言需要更加注重语言是否合乎媒体规范。当记者发掘到的信息无法在所在媒体单位进行报道,但可以选择个人的社交媒体进行刊播,且从公共利益来看,信息具有信息价值且是手中所关注的内容时,记者应该服从公共利益的驱使。

三是言论自由和言论责任的平衡。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社交媒体更具有言论自由,因为其没有类似于传统媒体的把关人制度,信息无需被审核。但是这种自由并不是绝对,一旦的内容触犯到了法律,仍然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西方报业媒体的措施一般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针对社交媒体本身,想方设法,对这个信息的载体进行约束和规范,主要是从技术上进行革新。另一方是对社交媒体用户进行的规范,主要就是进行严格的规章制度的设定,对个人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

在对西方报纸如何运用社交媒体进行分析后,我国报纸行业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行优势吸收,以此来应对“第四媒体”崛起的大环境下的对传统媒体的挑战。国内报纸应该积极利用社交媒体,加强传统报社新闻发行机制和社交媒体的融合。

参考文献:

社交媒体的有利之处篇2

1.2社会特性

社交媒体的社会特性体现在广泛性和自组织性两个方面。广泛性既有参与的广泛性,又有应用的广泛性。社交媒体的用户数动辄以亿计海量而活跃的用户数让社交媒体对经济、社会产生了以往传统企业无法企及的广泛影响力。在应用方面,随着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成为(移动)互联网上的入口,各类应用都将基于社交媒体平台,或者逐渐向这一平台迁移。社交媒体根本上是其作为一个平台,给用户自组织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一点在微信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微信的基础构成单位就是根据一定的相似度而自组织起来的朋友圈。用户在其中聊天,自愿贡献内容。圈子的成立、规模和解散又非常自由,正是这种自由组合的圈子构成为社交媒体重要的社会特性。

1.3突显特性

在上述技术特性和社会特性的交互作用下,社交媒体进一步呈现出各项突显特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个性化和赋能性。个性化是指当社交媒体与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紧密结合,社交媒体上各项活动都刻下了深深的个性化烙印。个人的活动圈子、谈话记录和评论、点赞等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其个人的偏好。这构成了系统为个人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基础。赋能性是社会性与技术性共同作用的结果。Web2.0让很多产业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产业之间的界线逐渐变得模糊,从而推动新型产业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新应用的爆发,并非事先精心设计,而是从社交媒体使用中突显出来的。可以预期,通过社交媒体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会涌现出更多的新产业和业态,激发互联网上的创业热情。本研究认为,社交媒体对于科研创新的影响,主要是基于其突显特性。科研创新可以分为技术推动型和需求拉动型两个基本类别,但是更多的、更容易获得成功的创新,必然是二者的结合。

2社交媒体对科研创新的影响

社交媒体首先影响了政产学研体系的核心要素———知识和信息的沟通和合作互动的过程,并以较低的技术门槛让用户可以利用网络参与社会交往,贡献其专业才能,集体地建立一种新的、传播信息的工具[4]。其本质是一种嵌入在人们互动之中的、复杂的新型信息技术。而在社交媒体的三大特性尤其是突显特性的作用下,用户作为重要的创新极加入到科研网络之中,科研网络主体回归到科研人员本位,对传统合作模式的科研专业性网络进行重构。在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带动下,科研管理机构的管理方式变得更加公开透明,进而提升科研效率。本研究将其归纳为社交媒体所形成的四个方面的冲击:

(1)重构网络:消费者作为不可忽视的创新极加入到科研创新体系之中。社交媒体让消费者真正成为未来学家阿•托夫勒所说的“产消者”,消费者作为一极加入到区域创新体系之中。社交媒体通过影响企业与消费之间的沟通方式,从而影响到企业创新全过程。企业的创新已经不仅仅是自身封闭式的活动,而需要用户主动地参与到创新和产品设计的过程中,甚至创造出自己的新产品。产品使用者应该参与到产品的设计和生产中的思维,最早是麻省理工教授埃里克•冯•希贝尔提出的。以往多数公司只是将此作为一种与公司核心市场无关的边缘活动。但社交媒体出现之后,客户可以创立自己的产消者社区平台,将原本边缘的活动日益成为公开的和主流的活动。最早而且至今仍然最为活跃的生产消费者社群之一,由乐高(Lego)所建立。乐高所推出的“头脑风暴”机器人系列(LegoMindstorm),使用者利用“可编程”的积木,能够组合出用两脚站立走路的真正机器人,组合出想象得到的任何东西。当这项产品在1998年推向市场的时候,不仅吸引了青少年,还有成年爱好者。很多黑客在破解程序后给乐高提建议,该公司一开始的反应是威胁要提出法律,结果引起用户群起反抗。最终乐高不得不让步,发展到后来希望主动采纳用户的点子。

(2)网络重心调整:社交媒体构建出更加侧重于科研人员本位的创新网络。在社交媒体下,节点由组织变为个人,更加偏向科研人员本位。这一新型组织方式有别于传统方式之处在于,以往过于强调组织化的、自上而下的科研方式,并不利于调动科研人员的兴趣点和积极性。科研人员之间通过自组织,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更容易激发出创新。随着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知识分布变得更加分散。“科研人员”不仅仅包括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科研人员,还包括很多科学爱好者。“科学2.0”的出现,被认为“一个更有意义的新的科学模式即将拉开帷幕”[7]。很多研究强调科学研究应该是一个社会过程,依赖于社会互动和沟通[8]。国外科研社交媒体发展如火如荼,Re-searchgate,Academia等科研网络目前用户数量已经以百万计。麻省理工学院的OpenWetWare项目正是这样一次成功的尝试。2005年,该校生物工程专业两名研究生发起了这一项目。它以维基百科为原型,任何人都可以进行编辑。但学生很快就发现,在这个网站他们所学到的实验技巧(如提取DNA,细胞培养等)也非常便捷。到2007年,麻省理工学院将其剥离,成为一个独立运作的网络社区。

(3)改变科研管理方式:社交媒体让科研全过程管理更加公开透明。科研管理传统发标、申报、评标、发包、结题和跟踪的流程虽然不会有大的改变,但在社交媒体的支撑下,项目申报、评标等管理活动都可以更加公开。尤为重要的是,社交媒体可以帮助进行跟踪,方便地了解企业在应用科研成果之后产生的绩效。在科研管理方面,国外科研基金机构已经大量应用社交媒体,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将运用社交媒体作为开放政府内容的一部分,秉承透明、公众参与和协作的原则,通过各类社交网络(如Facebook,Twitter,LinkedIn等网站)研究成果信息、资助机会、招聘信息,并提供两个软件应用Science360(仅供iPad)和Science360radio(供移动终端),内容由NSF所资助的科学家、大学和研究机构所提供。

(4)提升研发效率:社交媒体影响不同机构的沟通方式,加快产品研发速度。社交媒体影响了不同机构的沟通方式,让各方面有了更广的选择。项目合作本质是一种供需匹配,社交媒体让供需双方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更多地了解,实现更好的匹配。由于社交媒体是不同领域专家个人为单元的,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有更密切的互动、更广泛的接触,从而可以保持全过程的沟通,加快产品研发速度。

3两个科技创新网络的比较

传统科研创新网络与基于社交媒体的科研创新网络形成了两个网络。本文提出,它们之间存在一些相近之处,但也存在重要的区别。

3.1两个网络的相近之处

(1)总体目标相同。从总体目标上看,两个网络都是为了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知识交流和转移,促进更多的创新,是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社交媒体网络的产生和形成虽然多是自发的,但是其实现创新的目标是始终坚定的,而且其创新资源是来自于社会。

(2)网络核心主体相同。无论是传统还是社交媒体环境中,科研创新最核心的主体都是企业,这是与企业的使命分不开的。企业的最终目标是在变化的环境中通过创新获得超出竞争对手的利润,维持自身的长期生存和发展。其他主体如科研机构、消费者都只能是作为企业的外脑,为企业的产品创新提供知识和思想来源。

(3)网络交换内容相同。尽管创造信息和知识的主体不尽相同,网络中流动的主要内容同为与创新产品或服务相关的各类信息和知识,是知识的交换。对于企业来说,它具有一定的知识和信息筛选功能,与其产品和服务相关的信息和知识是最欢迎的,是这一网络中流动的最主要的内容。

3.2两个网络的不同之处

(1)从结构上看,主要体现在网络稳固性和开放性两方面。

①网络稳固性:传统科研合作网络中的机构合作表面上相对稳固,但是这种稳固和长期经常会受到机构及其负责人变动的影响,中间具有联系的人群也受到个人兴趣和离职的影响而变动,因而具有短期导向。而后者以个人的连接为基础,是真正基于兴趣的自发组织的社交网络圈子,因此连接更加紧密,具有长期导向,网络更加稳固。

②网络开放性:传统科研网络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网络,由于涉及技术和商业机密,很多研发活动排斥外人的参与。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科学2.0倡导科研人员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放在社交网络上予以免费公布。企业的创新之中越来越重视用户、供应商等相关方的参与,大大提升了网络的开放性。

(2)从主体上看,包括网络合作主体和主要参与企业类别的不同。

①网络主体特性:传统科研创新网络是机构为合作单位,这其中也不乏个人的交往,但不是重点,合作网络相对比较稀疏。而基于社交媒体的网络则以个人合作的基本单位,网络连接较为密集,密度较高。

②参与企业类别:在传统环境下,科研创新体系主要关注于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由于资金和人才实力弱,基本上被排除在外。而在社交媒体环境中,创新门槛较低,小微企业都能参与其中,各类企业的参与度更高。

(3)从功能上看,两个网络在合作方式、知识分享度和知识产权保护上的理念有所不同。

①合作方式:传统科研网络合作和联系大多是具有路径依赖性,不同组织之间的合作是由于历史原因结合在一起的,着重于现有网络合作的加强而非新网络连接的建立;而借助社交媒体,可以跨越空间限制,可以更有利于新的网络连接的建立,促进创新。

②知识分享度:在传统科研网络中,知识共享属于组织安排,在圈子内部分享度较高,但对外保持封闭性。在社交媒体环境下,知识共享出于自愿,不同主体之间分享度相对更高且更开放。

③知识产权保护:在传统环境下,由于知识产权处于高度保密状态,可能受保护情况更好,但保护过度会限制其影响,最终抑制应用。而基于社交媒体的开放式创新,则通过声誉机制,使知识产权在发挥影响中更好地得到保护,使基于知识产权的创新不断涌现。

(4)从创新上看,反映在创新方式和创新效果上的不同。

①创新方式:传统环境下的创新基本上是自上而下式,属于命题作文型,虽然也存在科研人员的自发性,但是与社交媒体环境下众多人员参与,激发出各类自下而上式的创新相比,显然是非常有局限性的。

②创新效果:鉴于知识工作的特殊性和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传统网络创新效果不显著。在社交媒体环境下,组织内部、组织之间、专业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自愿的共享和交流,更易激发出创新,产生的创新效果更好。值得注意的是,从企业层面来看,这两个网络并不是互相替代,而是可以通过有机的组合,形成互补。例如,基于社交媒体的网络更适合于观点的汇集,在项目形成初期,需要多方面的思想的汇集,社交媒体的优势很明显。到了集中攻关阶段,需要形成核心团队,目标更加明确,传统科研网络优势相对更高。

社交媒体的有利之处篇3

一、相关概念界定

1.社会化媒体概念界定; 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现在的互联网进入了的崭新时代,以博客、论坛和社交网站牵头的变革十分迅速。在互联网上形成一种依托网络进行信息传播及取得信息的新型传播媒体D社会化媒体。邹立清在《社会化媒体发展趋势下的营销变革》中是这样解释社会化媒体的:“社会化媒体是一种依靠互联网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传播信息的载体,社会化媒体的本质可以说是媒体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结合,自身除了传播已有的信息外还和处于媒体平台中的人们相互产生影响”。

2.社会化媒体传播推广的发展趋势;互联网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的飞速发展,网民数量的不断增加。有数据表明截至2014年底中国网民已经达到6.49亿,互联网普及为47.9%,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城镇普及率更高,而且网民中85.8%的人使用手机上网,手机网民达5.57亿,移动互联网用户达9亿,互联网已经覆盖到中国所有县级城市和超过99%的乡镇。消费者花费在新媒体上的时间越来越多,新兴媒体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的主要媒体阵地。而医药消费者的互联倾向,有调查表明89%的互联网用户在线搜索医疗保健信息,30%的网民在购买所需药品之前都在网上进行“调研”,超过50%的用户表示信任在网上得到的医药医疗信息,可见,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医药医疗信息的重要来源和选择产品的重要依据。

二、处方药推广现状

常规办法受限制 处方药销售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就是广告狂轰乱炸。然而新广告法规定从2015年9月1日起,所有处方药都不得再在大众媒体上刊播广告,所有处方药广告在大众媒体上几乎都烟消云散!国家药监局的强腕政策,让处方药销售的绝技---“广告传播”也失去作用。行内人士都知道处方药销售的另一核心竞争就是带金销售。多少年凭此绝技笑傲江湖,成为众多药企的“摇钱树”!然而2004年4月9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宣布:卫生部即将全面开展行业不正之风专项整顿工作,最先开刀的就是“带金销售”。随后,不少省市已经组成联合检查组,甚至以“便衣”进入医院明察暗访。同时很多行业人士也纷纷站出来揭露黑幕,2004年5月2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栏目播放了一位叫“小华”的医药代表自暴处方药带金销售黑幕。对依靠“带金销售”的厂商来说,不利消息接踵而至,操作空间越来越狭窄。

三、处方药为何选择社会化媒体传播推广

1.社会化媒体传播推广就是利用社会化网络、在线社区、论坛、博客、微信、百科、图片和视频或者其他互联网协作平台和媒体来传播和资讯,从而形成的营销、销售、公共关系处理和客户关系服务维护及开拓的一种方式。

2.社会化媒体主要是指具有网络性质的综合站点,其主要特点是网站内容大多由用户自愿提供(UGC),而用户与站点不存在直接的雇佣关系。长周期;传播的内容量大且形式多样;每时每刻都处在营销状态、与消费者的互动状态,强调内容性与互动技巧;需要对营销过程进行实时监测、分析、总结与管理;需要根据市场与消费者的实时反馈调整营销目标等。

3.社会化媒体的崛起是近些年来互联网的一个发展趋势。不管是国外的Facebook和Twitter,还是国内的人人网或微博,都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将我们带入了一个社交网络的时代。社交网络属于网络媒体的一种,而我们营销人在社交网络时代迅速来临之际,也不可逃避的要面对社交化媒体给营销带来的深刻变革,运用社会化媒体为传播工具,实施处方药传播推广有现实意义。

四、处方药如何进行社会化媒体传播推广

1.创造处方药企业的网络曝光量;处方药企业应用社会化新媒体,可以在社交网络、微博、博客等拥有海量注册用户的社交媒体网络上处方药相关的服务信息和产品资讯,利用社会化媒体网络上的粉丝关注效用和社群效应,可以大大增加处方药企业的产品与服务信息在社交网络上的曝光量。使得企业能够通过社会化媒体实现与潜在用户之间更为广泛的平等沟通。使得处方药营销更加快速、有效。

2.增加处方药网站流量和注册用户;使得用户在社会化媒体上能够获得全面和完善的关于处方药方面的资讯,促进处方药企业的公益形象,树立品牌的社会公信度。通过社交媒体不仅可以直接将社交媒体上的用户流量转化为企业官方网站的流量,而且可以通过处方药企业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吸引与服务互动来发展注册用户。

3.提升搜索排名;传统的官方网站和产品网站是以信息为主,内容多是静态信息和资讯,内容更新频率比较低,主要通过关键词来被搜索引擎收录。而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更新与内容互动要频繁得多,企业在社交媒体上频道页面的更新率非常高,更容易在搜索中排在更靠前的位置。

4.吸引更多业务合作伙伴;处方药推广在运用社会化媒体吸引个人用户的同时,也吸引了企业内部的医药代表、患者家属群体、医院、医生协会、医院代表,来自非市场的间接集合体,如新闻媒体、政府、社区、各类社团、行业主管部门等,越来越多的企业用户。新媒体传播的方式可针对不同的目标人群,在多角度、多层面上立体组合,充分利用社会化新媒体传播推广方式,获取更多的传播对象,找到更多适合的合作伙伴。从而帮助企业带来更多潜在的合作机会,获取最大化的营销效益。

五、结语

虽然处方药社会化媒体传播推广有很大的潜力,但是要利用好社会化媒体来对处方药进行推广,各大企业都需要改变自身原有的一些思维习惯和定势。营销无定法,医药企业只要与时俱进、大胆创新,结合自身实际扬长避短,及时调整营销策略,就一定会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

参考文献 :

社交媒体的有利之处篇4

〔中图分类号〕G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7)02-0157-06

〔Abstract〕In recent years,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started to apply social media,the social influence is growing.The South Korea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ave started to apply various social media tools actively since 2009,which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effectively,increase the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and citizens satisfaction with government.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motivation,policies and measures,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tatus quo and effects of social media applications of South Korean government.Based on this,the paper provided some suggestions for social media applications of Chinese government.

〔Key words〕social media;social media in the government;south korean government;governmental public relations

随着信息技术的革新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基于Web20基础之上的社交网站、博客、论坛、微博、微信等各种社交媒体(Social Media)迅速风靡全球。社交媒体的应用已经渗透到政府治理等多个领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并对政府的治理模式和公共服务有重要的影响。近年来,世界各国政府日益认识到社交媒体的重要性,美国、韩国、中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泰国等多个国家的政府部门纷纷开始应用社交媒体。

韩国政府部门对社交媒体的应用起步较早,2010年韩国中央政府的40个政府部门就开通了Twitter账户[1],其中26个政府部门还开通了Me2Day账户。目前韩国政府的社交媒体发展正处于应用转型期。良好的网络环境,较高的网民自律意识以及较为完善的网络监督制度,为韩国政府部门应用社交媒体奠定了基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政府也开始应用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社交媒体,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在应用的广度、深度及作用发挥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十三五”规划中指出要“坚持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政府部门需要利用社交媒体推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逐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降低成本,增加政府透明度。韩国是世界上网络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首个推行网络实名制的国家。同时,韩国与中国同属于亚洲文化圈,文化背景高度相似。因此,分析并借鉴韩国政府部门应用社交媒体的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吸取韩国的经验,更快速地找到有效采纳社交媒体的方法和途径。本文第二部分将对与政府部门社交媒体应用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第三部分分析韩国政府部门应用社交媒体的动机和相关政策;第四部分介绍韩国政府部门应用社交媒体的具体举措;第五部分对韩国政府部门成功应用社交媒体的经验进行总结,提出对中国政府的启示。

1文献综述

本文对社交媒体的内涵、政府部门社交媒体应用、韩国政府部门社交媒体应用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梳理。首先,社交媒体一词由“Social Media”翻译而来,也有学者译为社会化媒体、社会性媒体。学者们对社交媒体的界定主要是从社交媒体平台类型以及平台上用户关系建立的角度进行的。例如:《What is Social Media》一书的作者Mayfield(2007)认为,社交媒体是伴随着各种社交软件的开发逐渐普及的,在共同的目标和利益的基础上增加对话、合作和建立社会关系等。Hansen,Shneiderman和Smith(2011)⑸缃幻教宥ㄒ逦一系列支持用户之间进行社会互动的在线交流工具[2]。Khan,Yoon和Park(2012)对社交媒体的定义较为全面,他们认为社交媒体包括来自互联网的一系列技术和系统,目前已被广泛用于维护社会和职业的关系(例如Facebook和LinkedIn),促进知识共享(例如Wikipedia和Blog),达成共识(例如Twitter),以及通过信息文本、音频文件、视频或图像等形式进行信息交流[3]。

其次,针对政府部门社交媒体应用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概念界定、应用动机、应用的风险和优势、应用策略等方面。JIgnacio,Rodrigo和JRamon(2013)将政府部门应用社交媒体定义为通过采纳一组技术来促进政府部门与公民和其他组织间的互动参与[4]。Park(2011)等人总结出政府部门应用社交媒体有利于培养公民参政意识、推进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的结论[5]。Gohar,Bobby和Sang(2014)通过对韩国政府部门中的289名员工进行调查,探究了政府部门应用社交媒体的风险和优势,研究发现二者均明显影响了政府部门员工应用社交媒体的意愿和满意度[6]。至于政府部门应用社交媒体的策略,Mergel(2010)将其分为推出策略、拉进策略和联网策略3类[7]。其中推出策略主要服务于公民,将社交媒体作为现有沟通渠道的补充;拉进策略指运用社交媒体将公民吸引到政府其他的机构网站或博客中;联网策略则指将社交媒体作为直接与公民进行交流的方式,积极促进公民参与到政治进程中来。推出、拉进策略是以内容为导向的,仅仅促进单向交流,而联网策略则以行为为导向,注重促进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双向互动。

随着韩国政府部门开始尝试采纳社交媒体,韩国学术界也逐步重视对该领域的研究,并在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12年,第八届网络计量学、信息计量学与科学计量学国际会议暨第十三届科学合作网络大会在韩国首尔召开,会上韩国学者Khan,Yoon和Park探讨了社交媒体在公共部门中的应用状况,并且对韩国和美国政府应用社交媒体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此后,一些学者开始对政府部门应用社交媒体的特点、策略和效果等进行探讨。例如:Chung,Seong和Han(2014)通过分析韩国政府部门应用Me2day的情况来探讨韩国政府和公民之间开展网络互动的特点和结构[8];Myongho,Sam和Sunghun(2013)对韩、美两国政府是如何应用社交媒体的进行了比较分析[9];Gohar(2014)等人将Twitter网络策略分为G2C和G2G两类,来探讨韩国中央政府的Twitter应用策略和效果,结果发现政府部门的Twitter网络策略并不一定能提高公众参与政府社交媒体活动的积极性,但它在加强G2G的关系上发挥着重要作用[10]。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日益关注社交媒体在政府部门中的应用研究,研究对象以我国政府部门常用的政务微博、政务微信为主,主要分析这两大社交媒体的应用特点、功能、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等。部分学者对韩国的社交媒体应用进行了研究,例如:车今善(2015)对中韩SNS平台及使用动机进行了比较[11];赵在九和娜(2013)对韩国政府、企业、大众的媒体社交现况及特征进行了分析[12]。通过文献回顾发现尚未有学者对韩国政府部门的社交媒体应用进行系统研究,因此本文具有一定的开拓性。

2韩国政府部门应用社交媒体的动机和政策

韩国政府部门应用社交媒体的主要动机在于社交媒体的独特优势、韩国“政府30时代”计划以及韩国良好的网络环境等因素,近年来韩国政府部门积极探索多种策略来更好地应用社交媒体,同时制定和实施了相应的社交媒体政策和风险管理政策,为政府部门应用社交媒体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

21韩国政府部门应用社交媒体的动机

211社交媒体的互动性、参与性有利于政府更好地开展工作

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说,社交媒体可以为大众提供更广泛的意见表达空间,同时使得用户之间的联系加强,便于大众实时交换意见和分享信息。当政府部门采纳社交媒体后,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沟通就从间接沟通变成了直接联系。公民可以直接向政府表达观点和意见,而不需要中间机构的帮助,极大地促进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培养了公众的积极参政意识。此外,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决策的阶段上,政府还可以利用社交媒体从公民那里获得大量的想法和建议,以完善政策内容;公民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向政府提供信息,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为随后的政策实施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

212韩国“政府30时代”计划要求韩国政府积极采纳社交媒体

2013年6月,韩国政府了“政府30时代”计划,该计划的核心目标是将政府拥有的信息在国民提出要求之前进行公开,重点在于公共信息的开放与共享、政府与国民的沟通和合作。随着“政府30时代”计划的实施,韩国政府将向国民公开和共享更多涉及国计民生的信息和数据,从以往“政府提供”模式逐渐转变为“以每个人为中心”模式,最终建立“开放与共享的政府”。因此,韩国政府部门积极采纳社交媒体可以进一步推进“政府30时代”计划的开展,通过采纳多种社交媒体与公众进行交流互动,促进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有利于增加政府的透明度以及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

213良好的网络环境,较高的网民自律意识以及较为完善的网络监督制度,为韩国政府部门采纳社交媒体奠定了基础

通过制定颁布一系列的法律法规,韩国率先实行了网络实名制,这使得韩国成为了网络安全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并树立起了网民的责任和自律意识。另外据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7月,韩国已有821%的家庭连有互联网,784%的国民已有3年以上(包括3年)的网龄,并且852%的国民每天至少使用1次互联网[13]。良好的网络环境、网络服务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都促使韩国政府更多地采纳社交媒体,以便更好地适应新形势。

22韩国政府部门应用社交媒体的政策保障

为了推进信息化的发展,韩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实施同时为政府部门应用社交媒体提供了有利的政策和制度环境。通过文献搜集与网络查询,获得了与韩国信息化相关的主要政策,详情见表1。表1韩国信息化相关政策概览

分类政策名称互联网振兴网络多媒体广播事业法信息通讯产业振兴法信息保护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保护法案关于促进信息和通信网络利用与信息保护法电子签名法信息化促进基本法电子政府法信息保护产业振兴法个人信息保护关于建立信息系统安全与保护个人信息隐私的条例个人信息保护法其他通信秘密保护法数字内容管理条例缩小数字鸿沟条例

政府部门在应用社交媒体的同时必须注意如何安全利用这些技术,并意识到其中的潜在风险,例如意外安全漏洞、T工透露个人信息和计算机安全问题等。避免这些风险的方法之一就是建立和实施社交媒体政策。Han和Cho等人(2011)将韩国政府实施的社交媒体政策内容概括为8点:遵守相关法规;牢记发帖所处的网络环境;当涉及与政府相关的问题时,向通信部门进行咨询;在政府以外的网站发帖时,否认发帖内容代表个人的意见;身处高管职位的工作人员要学会考虑别人的意见;不透露任何敏感信息;在社交网络中谨记公职人员的身份;关注服务对象的需要、自身的工作责任以及政府的宗旨。

避免政府部门应用社交媒体潜在风险的另一个方法就是制定和实施相应的风险管理政策。Han和Cho等人(2011)对韩国政府制定的SNS风险管理指南进行了总结:第一,不要删除已的帖子,这种行为可能会引起猜疑;第二,按照组织的风险管理指导方针使用SNS;第三,在部门主管的指导下创建SNS消息;第四,尽量避免使用不恰当的信息、资源或者语句;第五,了解自身所在组织的重要资源;第六,用积极的态度回答问题;第七,向员工提前告知将在新闻媒体上公布的社交媒体上的内容;第八,谨慎对待在SNS上的内容,因为它们可能会被新闻媒体引用;第九,分享一些人性化的故事;第十,当别人产生误解时要举出证据进行辩护。

3韩国政府部门应用社交媒体的举措

从2010年开始,韩国大部分政府部门已经积极采纳各种社交媒体工具,具体情况见表2。例如:韩国保健福祉部、行政安全部和知识经济部等17个政府部门都在使用Twitter和Facebook。除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之外,韩国政府部门还应用了Me2day、Scribd、Flicker和Blog等社交媒体工具,并且将它们划分为两类:一类是Twitter、Me2day、Flicker和YouTube等以传递信息为中心的社交媒体工具,主要用来政府的政策或方针;另一类是Facebook,Yozm和Cyworld等,主要用于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韩国政府针对社交媒体的应用特别颁布了四项评价标准,分别是信息的开放性、信息的及时性、信息的交互性和信息的可控性,并根据这四项评价标准对应用的多种社交媒体工具进行了排序。其中Twitter和Me2day在信息的开放性和信息的及时性方面表现的较好,这些工具允S用户之间“互粉”,而Facebook的信息交互性最好,例如评论或者点赞等功能,有助于在朋友之间建立共识。随着韩国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推广使用社交媒体,韩国本土的社交媒体软件也开始逐渐兴起,包括KakaoTalk、Kakaostory、BAND、Line等,并迅速占领了较大份额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表2韩国政府部门社交媒体使用基本情况

韩国政府部门TwitterFacebookMe2dayBlogYozmYouTubeTstory总统府总理室企划财政部教育科技部外交通商部统一部法务部国防部农林水产食品部知识经济部保健福祉部环境部劳动部女性家族部国土海洋部行政安全部资料来源:Myongho Yi,Sam Gyun Oh,Sunghun Kim(2013)由于各政府部门的具体职能不同,有些韩国政府部门只采纳一种社交媒体工具,有些则采纳多种形式的。例如,韩国的企划财政部通过应用Twitter和Facebook提供了一个问答服务,使得晦涩难懂的经济概念和相关法律条款变得通俗易懂。农林水产食品部和保健福祉部则主要使用Twitter在政府与公民之间形成一种快速即时的互动。韩国的大部分政府部门还设置了推特管理者来专门管理推特信息的与回复,以更好地使用推特。Gohar(2014)等人通过对2011年1月份至8月份期间韩国政府部门的推特应用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设有推特管理者的政府部门账号拥有的粉丝数量是那些没有推特管理者的两倍。以韩国的农林水产食品部(Ministry for Food,Agriculture,Forestry and Fisheries)和农村振兴厅(Rural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为例,前者的部长积极推动利用社交媒体加强与公众的交流,要求所有员工来监控、参与和回复部门的推特账户,其账号粉丝数为52 496,在所有部门的粉丝数量上排名第一;与之相比,农村振兴厅就没有安排相应的人员去管理它的推特账户,因此其账号粉丝数仅有1 229,在所有部门中排名倒数第二[14]。

此外,韩国的国家资讯社会局(NIA)的相关资料显示了韩国民众在使用社交媒体方面存在的数字鸿沟,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民众仅占比194%,而在贫困线以上的则超过50%[15]。为了最小化这种数字鸿沟,韩国政府已经颁布了五项策略,分别是:加强信息利用;加强信息政策集成;开展关于信息生产、使用和共享的信息文化项目;加强信息治理;加强信息化的国际合作。同时韩国政府还开展了信息网络村庄(INVIL)项目来减少数字鸿沟的影响,该项目建立在曾经被排除在信息网络之外的农业,渔业和山区,通过创建信息网络环境来缩小数字鸿沟。

4韩国政府部门社交媒体应用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部门也开始应用政务微博、政务微信、论坛、RSS订阅等社交媒体,但是还存在许多不足,例如:政府社交媒体的应用形式相对单一;网络安全保障机制不健全;民意表达和政府互动的欠缺等。此外,互联网行业的准入限制、政府内部忽视协作和交流等因素也阻碍了政府部门更充分地应用社交媒体。要进一步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增加政府透明度,必须重视和完善社交媒体的应用。韩国政府部门应用社交媒体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国提供有益的启示。

41建立多元化的政府社交媒体平台

韩国政府应用的社交媒体种类多样,除Twitter和Me2Day之外,还有Facebook、Scribd、YouTube、Flicker和Blog等。另外韩国政府在门户网站的导航上还专门设置了“Social Media”栏目。通过首页的链接,可以快速链接到各政府部门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但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应用的社交媒体以微博、微信为主,运用形式相对单一,内容主要是单向地政策信息,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较少。为此,应建立多元化的政府社交媒体平台,通过采纳不同的社交媒体工具,来实现多平台之间的信息传递和共享,扩大信息传播的范围,惠及更多的用户,同时也更有利于广大民众获取政府信息以及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

42建立中国政府社交媒体评价制度

韩国政府部门根据信息的开放性、信息的及时性、信息的交互性和信息的可控性这4项评价标准,结合各种不同社交媒体所具有的特性和功能,来有针对性的使用社交媒体,最大化的发挥了政府社交媒体的作用。我国可以借鉴韩国的经验,建立中国政府社交媒体评价制度,对政府社交媒体的使用进行科学全面的评价,具体可以从政府社交媒体内容、政府社交媒体与公众的互动性、政府社交媒体实际解决的问题等其他方面来进行全面细致的评价,以此来更好地促进政府社交媒体的持续健康发展。

43设置管理者专门运营政府社交媒体

为了更好地使用推特,韩国政府部门设置了推特管理者来专门管理推特信息的与回复,对韩国政府部门的推特应用数据的分析结果也显示,设有管理者的政府部门账号拥有的粉丝数量是那些没有管理者的两倍。可见,设置管理者可以更好地提高公众关注度和参与度。因此,要把中国公众对政府社交媒体偶尔的关注变成经常的关注,可考虑设置专门的管理者来进行政府社交媒体的运营,做好消息的与回复、转发评论、与公众进行互动等工作。同时,由于政府社交媒体管理者传达的是政府的声音,代表着政府的形象,所以设置的管理者不仅要精通社交媒体的操作和使用方法,还必须具有把握政策和社会舆情的能力。

44根据不同群体的特性采纳社交媒体

除了Me2Day之外,韩国政府部门使用广受年轻人欢迎的Podcast,受职业群体青睐的Twitter以及受政客喜爱的Cyworld,即韩国政府部门在采纳社交媒体方面遵循了不同群体的爱好特性,以此来更好地与公民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为了与公民进行更恰当、更长期的互动,我国政府也可考虑根据不同群体的特性来采纳不同的社交媒体。例如,针对高校学生群体,可以采纳语言灵活性和娱乐性较高的社交媒体,来加强政府社交媒体对高校学生群体的吸引力,让他们把关注时成一种习惯;对于大多将政府社交媒体作为一个实用性工具的职业群体,则需要以报道公众关心的内容为主,增强实时新闻的跟进,并运用准确的语言对新闻事实进行描述,以此提高政府社交媒体在职业群体当中的权威性。

45促进政府社交媒体的全民参与

与韩国相比,我国在数字鸿沟方面的表现更为突出,地^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人群之间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在整个网民群体中,使用政府社交媒体工具的还是少数,“数字鸿沟”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政府社交媒体的推广使用,服务受众范围也很有限。因此,要重点关注被排除在信息网络之外的地区和人群,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来缩小数字鸿沟,具体可以从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众使用新信息通讯技术的能力等方面做起,以此来促进政府社交媒体的全民参与。

参考文献

[1]Seong Eun Cho,Han Woo Park.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innovative use of the Internet:The case of the Twitter activity of South Koreas Ministry for Food,Agriculture,Forestry and Fisheries[J].Scientometrics,2012,90:9-23.

[2]Hansen,D.,Shneiderman,B.,& Smith,MA..Analyzing social media networks with NodeXL:Insights from a connected world[J].Burlington,MA:Morgan Kauffman,2011:284.

[3]Khan,GF.,Yoon,HY.,Park,HW..“Social media use in public sector: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Korean & US Government”,presented at the ATHS Panel during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ometrics,Informatics and Scientometrics & 13th COLLNET Meeting,23-26 October,Seoul,2010.

[4]JIgnacio Criado,Rodrigo Sandoval-Almazan,J.Ramon Gil-Garcia.Government innovation through social media[J].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13,(30):319-326.

[5]PARK June,CHOI Hong,PARK Sung-Min.Social Medias Impact on Policy Making[J].SERI Quarterly,2011,(4):125-129.

[6]Gohar Feroz Khan,Bobby Swar and Sang Kon Lee.Social Media Risks and Benefits:A Public Sector Perspective[J].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2014:1-22.

[7]Mergel,I.Government 20 revisited:social media strategies in the public sector[J].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2010,(33):7-10.

[8]Chung Joo Chung,Seong Eun Cho,Han Woo Park.SNS use by the Korean government:a case of Me2Day[J].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4,(24):25-41.

[9]Myongho Yi,Sam Gyun Oh,Sunghun parison of social media use for the US.and the Korean governments[J].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13,(30):310-317.

[10]Gohar Feroz Khan,Ho Young Yoon,Jiyoung Kim,Han Woo Park.From e-government to social government:Twitter use by Koreas central government[J].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2014,(38):95-113.

[11]车今善.中韩SNS平台及使用动机比较[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33-38.

[12]赵在九,娜.韩国媒体社交的现况及特征[J].新闻战线,2013,(3):24-26.

[13]Nation Information Society Agency:2013 National Informatization White Paper(Republic of Korea)[EB/OL].

[14]Gohar Feroz Khan,Ho Young Yoon,Jiyoung Kim,Han Woo Park.From e-government to social government:Twitter use by Koreas central government[J].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2014,(38):105-106.

[15]Myongho Yi,Sam Gyun Oh,Sunghun parison of social media use for the US.and the Korean governments[J].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13,(30):314.

[16]Se Jung Park,Yon Soo Lim,Steven Sams,Sang Me Nam ,Han Woo worked Politics on Cyworld:The Text and Sentiment of Korean Political Profiles[J].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2011,(29):288-299.

[17]Chulmo Koo,Namho Chung,Dan JKim.How do social media transform politics?The role of a podcast,‘Naneun Ggomsuda’in South Korea[J].Information Development,2014:1-14.

[18]英{斯・默格尔,郑思斯,袁嘉祺,等.公共部门的社交媒体策略[J].中国行政管理,2012,(7):128.

[19]刘济群.国外社交媒体影响力研究述评――进展与启示[J].现代情报,2016,(3):158-166,177.

社交媒体的有利之处篇5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新媒体环境下价值取向、文化交流与社交行为分析

收录日期:2017年1月16日

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普及和成熟,传统的人际交往正在发生改变,新媒体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社交媒介,而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基于调查问卷和现阶段国民社交情况,探究新媒体环境下价值取向、文化交流与社交行为间的相互影响,就如何在复杂多变的新媒体环境下更好地进行价值取向、正确且包容多元文化的社交提出相应的建议,对规范人们的价值观培养阵地和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新媒体环境下的价值取向

(一)价值衡量的一般标准。价值观就是人们由心中发出对世界上存在万事万物的认识以及所持有的对待万事万物的态度。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包括人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处于相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人,会产生基本相同的价值观念,每一个社会阶段都有一些共同认可的普遍的价值标准,从而发现普遍一致的或大部分一致的行为定势,或是社会行为模式。

个人价值观有一个形成过程,是随着知识的增长和生活经验的积累而逐步确立起来的。个人的价值观一旦确立,便具有相对的稳定。但就社会和群体而言,由于人员的更替和环境的变化,社会或群体的价值观念又是不断变化着的。一个人的价值,不仅要体现在金钱或财富的创造上,也要体现在他对社会的贡献和影响上;不仅要看他创造的经济效益,也要看他创造的社会效益;不仅要看他对经济的贡献,也要看他对社会的贡献。价值观可分为理性价值观、美的价值观、政治价值观、社会性价值观、经济性价值观、宗教性价值观等。

(二)价值取向差异分析。主流文化价值观的不同影响着价值取向。主流文化价值观是为自我满足而奋斗的精神,受其影响的人张扬个性,强调维护个人利益,注重独立自主发挥个人潜力,强化个人权利意识。个人主义是一切行为的准则,自我现实人生的最高需求和目的,独立是自我实现的最有效手段,人权神圣不可侵犯是实现自我的保障。主流文化价值观是和合精神,受其影响的人注重和谐,崇尚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在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上,主张亲仁善邻、协和万邦。

(三)新媒体对价值取向的影响。新媒体呈现出线上线下融合、网络成为现实的延伸、虚拟与现实并存互融、共生互补的发展趋势。新媒体不再只是处在虚拟的层面,它已经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交往关系,重构社会的话语体系、组织模式,产生出新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新媒体改变了人们理解认知系统,改变了人们价值意识构建的方式和强度。新媒体环境下,人们能够更便捷地获取社会上的各种信息,思想得到解放,随着视野的扩展,人们的需求不再局限于身边事物,价值取向也开始发生转变,加上贫富差距的扩大,使得人们的利益冲突更加明显,人们对物欲的需求更加强烈,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泛滥,人们往往用过度的物质消费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功利主义观念渗透到精神生产当中。

二、新媒体环境下的文化交流

(一)多元文化与文化认知。随着人类社会日益复杂、信息流通发达、文化的更新转型也日益加快,各种文化的发展均面临着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新的文化也将层出不穷,多元文化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特定时代下社会的巨大变化。在信息高速流通的当今社会,人们之间交流的距离日渐缩短,这就导致了移民文化的产生,某个国家或民族的新移民的到来往往会对原有存在的社会产生冲击,导致社会发生一系列变化,原有平衡被打破,经过长期的冲突和融合,新的一轮又形成,如此循环往复,在这个过程中多元文化也相应产生。

人用自己的思想去分析、研究得出体会、感知,记录下来变成了文明,同一思维模式下,文化通常体现出民族的、地域的或特定人群的特点。认知的本质即是人们对来自外在世界的刺激做出选择、评估与组织内在的过程,文化不仅提供了解释认知的基础,而且引导人们选择与归纳认知的对象,人们对文化的认知即是对已有文明做出选择的过程。影响文化认知的因素有很多:年龄、社会角色、价值取向、、教育、地域环境等。

(二)文化传播中的冲突与包容。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各种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相互接触会产生相互竞争和对抗状况,这便是文化冲突,文化冲突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价值取向冲突、政治文化冲突、冲突。文化冲突的结果,或相互吸收或融化或替代对方,随之会产生新的文化模式或类型。俞思念的《文化与宽容》一文中指出“文化的本质与源流,在于它本身所具有的宽容性,文化的宽容是文化的跃迁”,文化在交流过程中除了冲突,还会相互包容,文化的冲突与包容是相对的,这两个过程均带来了文化的变革与新文化的产生。

(三)新媒体对文化交流的影响。新媒体社交环境下,人类社会开启了全球交往的新篇章,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冲突的范围也被扩大,无论是在空间地域上还是内容上,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使人类在全球范围内的交往和联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文化的冲突也开始由地方上升到全球,由个别内容扩展到文化的各个领域。新媒体环境下,文化冲突发生的频率和强度被增加,随着世界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广泛接触和交流,不同文化的差异和特征明显地凸现出来,激发了各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对民族文化特殊性的诉求。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发生着猛烈的碰撞,由此引起文化上的冲突,而随着新媒体的进一步发展,文化冲突的发生将更具有经常性和普遍性,在强度上也更加深刻和尖锐。全球化跨越了地域和国界界限,极大地扩展了各国文化交往的空间。

三、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交行为

(一)社交心理及行为的具体表现。健全的社交心理可归纳为平等心理、真诚心理和认同心理。平等心理的人注重自身修养、谦虚待人、尊重他人、严格要求自己、待人宽容。真诚心理的人待人真诚,不因权利地位私欲而变得虚伪和残忍。认同心理的人在社交中利用彼此相似之,从而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这类人善于消除隔阂、融和气氛。然而,人在后天受诸种社会因素影响,容易铸成畸形的社交心理,称之为“妨碍社交的不健全的社交心理”。比如骄傲嫉妒心理、自卑冷漠心理、自私自利心理等。骄傲嫉妒心理的人非常自负且心胸狭窄,看不起别人,又不许别人超过他,唯我独尊,容不得别人说个不字。自卑冷漠心理的人不追求自身价值,时时看不起自己,对周围人事态度冷漠,他们适应能力差、悲观厌世、遭受挫折不易振作。自私自利心理的特点是一切从我出发,为一己之私可以牺牲他人和集体利益,这种人为了达到自己目的,会采用各种欺骗手段。

(二)社交行为策略。人们在社交过程中应该时刻本着真诚、善良的心,社交活动是一种互惠,任何交往都不能只为自己不顾他人,我们要坚决摈弃社交中的极端利己主义。在社交生活中,我们应该在朋友孤独时解除他们的寂寞,失志时给予帮助和支持、被误会时给予理解和同情、成功时给予认同和肯定等等。社交双方在交往时应处于同一心态,对某人某事某物有共同的认识和情感倾向,那就很容易靠拢、融洽。如果情绪相互感染,达到比较强烈的程度,就会产生共鸣。因此,要想获得良好的社交结果,一定要找到能产生“共鸣”的话题来交谈。

(三)新媒体环境下社交行为特征。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交,经过高频次的互动交流,原本关系为弱连接型(现实社交中不认识或不熟悉)的好友发展成为了强连接型(联络频繁关系密切)的好友。新媒体环境下社交对象具有易得性,新媒体社交平台可以通过通讯录自主选择好友的添加或者不添加,也可以基于共同兴趣爱好和关注点,而结成好友关系。

四、新媒体环境下价值取向、文化交流与社交行为联动模型

如何在复杂多变的新媒体环境下更好地进行价值取向、正确且包容多元文化的社交,应当考察新媒体环境下社交过程的知识要素,而新媒体社交平台是人们进行社交的重要渠道,价值取向与文化交流是社交过程中会涉及的两个方面,为如何正确进行社交提供重要思路。本文考虑新媒体环境对人们价值取向、文化交流以及社交行为的影响所持的基本假设是:新媒体环境直接影响人们价值取向、文化交流与社交行为,同时价值取向、文化交流与社交行为这三者之间也在相互影响,进而影响新媒体环境。具体来说,新媒体对三者有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同时,三者也通过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新媒体环境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新媒体环境下价值取向、文化交流、社交行为的关系模型,如图1所示。

(一)新媒体环境下价值取向对社交行为的作用机理。新媒体发展的迅速及其复杂性对社会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尤其是对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以及行为方式均产生显著影响,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新媒体的发展使人们交往的社会媒介系统发生改变;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发展促使人们构建新的社交环境。新媒体利用新的平台把传统大众媒体的各种类型综合起来,实现复合型且无边界的传播。由于新媒体环境下的虚拟群体的多样化以及新媒体环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特点,社会各方面信息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得以全方面的传播,包括正负面信息的互动性传播,人们的思想心理、价值观念也因此发生改变。价值观是指人们在认识各种具体事物价值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事物价值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一旦形成便具有稳定性。而价值取向是介于价值观念和行为之间的中间环节,价值取向决定、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唤起态度、指引和调节行为。价值取向对社交行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社交思想以及社交行为本身两个方面,正确的价值取向能够体现人的社交思想,一个人价值取向是否正面决定了他在社交过程中的行为和心理是否合理,人们将自己的社交思想传递给他人,影响他人对事物的认知以及对价值的判断,实现价值取向的传递和交流,从而形成一个以社交行为为纽带的价值取向的传递链。

(二)新媒体环境下文化交流对社交行为的影响脉络。文化交流可以通过直接沟通、间接传递信息等多种方式来传达信息和交流,比较常见的有通过传统交流方式(如面对面式的交谈沟通、报纸、电视、书本等传统媒体工具)来快速直接地进行文化交流,还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文化交流通过社交平台的方式潜移默化影响人的社交行为。新媒体的发展带来大量的亚文化影响,比较显著的便是不假思索的“快餐文化”。“快餐文化”是一种只求速度不求内涵的社会、文化现象,随着新媒体与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快餐文化”更是演变成一种时尚并且冲击着传统文化。在现代快节奏社会中,“快餐文化”在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快餐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也是新媒体社交与传统社交的碰撞,通俗小说与流行音乐等的风行、正统文学作品的低落,人们的社交行为变得华而不实,归根结底,新媒体社交环境下的文化交流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进而影响了其社交行为。

(三)社交行为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与文化交流分析。社交行为、价值取向与文化交流是两两相互影响的,社交行为是一个人价值观的外在体现,在社交的过程中人们通过语言文字等沟通交流的方式将信息传达给社交的另一方,其中信息的传达就是人价值观的表达。社交行为深受文化交流的影响,文化由于受各种地域等多种非人力因素和人为因素,如人本身的个性气质等所影响,以多元化形式呈现出来,文化可以通过人可触碰的任何物体赋予其特定的含义来影响人的认知,人的社交行为很多时候是人对事物认知的一种阐述和内心价值体系的表达,从而文化多元化的特质直接影响社交行为。

五、结论

本文分析新媒体环境下价值取向、文化交流与社交行为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构建了新媒体环境下价值取向、文化交流与社交行为之间的关系模型,研究发现可通过价值衡量一般标准以及价值取向差异,分析了解新媒体环境对价值取向的影响,通过将多元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在新媒体出现前后的情况对比,得出新媒体环境对文化交流的影响,通过分析新媒体环境下人们社交心理以及行为的变化得出社交行为的特征,综合以上分析得出新媒体环境下价值取向、文化交流与社交行为分析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总结如何在复杂多变的新媒体环境下更好地进行价值取向正确且包容多元文化的社交。

社交媒体的有利之处篇6

作者简介 魏超,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北京100084;南京政治学院讲师,南京210000

网络社交媒体是基于Web2,O技术的博客、播客、微博、网络视听等后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形态,支持受众逆向上传和互动反馈,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的传统传播流程。西方主要的代表性网站有Facebook、Youtube和Twitter等,中国主要的代表性网站有新浪微博、优酷(Youku)、开心网,以及各种在线论坛等。网络社交媒体动态性强,传播速度快,用户可以使用短信在手机和网络间传递信息,使得受众不再依赖报纸或其网络版获得最新消息。网络社交媒体更注重用户的交互作用,用户不仅仅是网站内容的消费者(受众),更是网络内容的制造者,个体成为信息制造、集散和发酵的中心。近年来,网络社交媒体传播的信息已成为网民浏览互联网的重要内容,不仅制造了人们社交生活中争相讨论的一个又一个热门话题,更进而吸引传统媒体争相跟进。

网络社交媒体在传播速度、信息量、覆盖面等方面,都给传统媒体和Webl,0媒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对传统传播理念和传播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在受众远离新闻源的传统媒体传播和Web1.0媒体传播中,职业传播者直接掌握着信息内容的把关权,受众只是被动的接收者。但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崛起,不同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来源的各种信息,将在网络上从不同侧面与层次反映出事件的面貌,受众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自己对信息进行筛选、组织的“把关人”。网络社交媒体传播的自由交互性容易消解舆论的社会整合功能,使网络传播的自由空间处于无政府无秩序的状态。传播规范的缺失,信息传播的失控,致使网络社交媒体的传播极易出现各种负面功能。在今年初突尼斯、埃及等中东国家出现的政局动荡中,网络社交媒体扮演了不可忽略的重要角色。

一、传播权的滥用与“网络串联示威”

网络社交媒体给每个传统的受众都提供了成为传播者的可能。“过去,传播媒介只被认为是传播者的工具,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传播媒介主要成为视听者的工具。”“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这提高了受众的地位,打破了传统媒体传播者的单向性,但也带来了传播权的滥用,导致任何人都可以任何目的传播信息。这些信息中不乏各种谣言、极端言论、反动言论,甚至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在网络社交媒体的传播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实现了绝对的自由和民主。没有了政府的管理和现实团体的监督,任何使用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发表言论,因此网络社交媒体极易出现偏激言论,一些混淆视听的信息因此得以四处流传。国内外反对势力可以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广泛传播攻击政府的言论及各种谣言,甚至针对突发事件借题发挥,乃至于煽动反政府的行为。

在今年初埃及政局持续动荡的过程中,以Facebook和Twiaer为代表的网络社交媒体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成功地放大了反对派的力量与声音,挑战并动摇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基础;同时也放大了参与者对自身力量的预期,挑战了试图掌控局势的各种政治势力。此次埃及游行开始之后不到48小时,借助Twitter上一则“穆巴拉克总统之子已经逃离埃及”的消息就开始通过网络空间疯狂传递,尽管不到24小时美国CBS就通过美国驻开罗使馆消息确认这是一则谣言,但支持者仍然坚信不疑地传递这则源自美国某阿拉伯网站的消息,这则谣言对巩固早期示威者的信念起了很大作用。对于抗议活动组织者来说,社交媒体的确举足轻重。Facebook上的一个社交群体发问“你们1月25日去游行吗?”很短时间里,提问者就得到9万多个表示要去的回应,超过9万埃及网民在Facebook上留言表示,“为了终结贫穷、腐败、失业和折磨,拼了。”几天后,2011年1月25日上班高峰时间,埃及举行了30年来最大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埃及的网民们走上街头,呼喊着“穆巴拉克,下台,下台”的口号,向道路两旁围观民众介绍突尼斯人的“革命经验”,即“他们能行,我们也能行。”当天是埃及国家假日“警察日”,示威者声称要将这一天变成“革命日”。在突尼斯、埃及、约旦,抗议活动主要都是利用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社交网站组织进行的。突尼斯、埃及等中东国家的国内外反对派利用各种网络社交媒体发泄不满,串联示威以及向外界传播即时信息。借助网络社交媒体,政府的反对派不仅可以各种信息,而且可以约定同时上街游行,网络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政府反对派进行“网络串联示威”活动的重要工具。

二、政府“把关”功能的严重削弱

把关人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库尔德・卢因提出来的,是指一定的信息是否进入某种特定的渠道或是否继续流通,总是取决于传播者的意愿。“传播学把在信息传播途径上工作的新闻记者、编辑、节目制作人员都称为把关人,他们对信息进行选择,决定取舍,决定突出处理及删节哪些信息或其中的某些方面,决定了向传播对象提供哪些信息,并试图通过这些信息造成某种印象。”。在网络传播出现之后,传统媒体“把关”功能已经开始削弱,政府在互联网传播中的直接控制力也相对减弱。但是,各国政府仍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实现网络传播的“把关”,例如,用法律形式建立ICP负责监管屏蔽和清理所接入的国外网站及其内容,建立新闻的资格审定和管理体系;规定网络上发表的文章必须进行实名登记和全文备案;全天候地对自己网站所发表文章的内容进行跟踪监控,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等。

然而,网络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了Web1.0时代的传统、单向、被动的线性传播方式,对政府网络传播的“把关”功能也形成了颠覆性的冲击。网络社交媒体的信息资源全球联通,受众直接面对广泛而丰富的信息资源,能够完全自由地通过各种工具检索和查阅各种信息;网络社交媒体的信息空间高度开放,任何人不分国籍、民族、政治立场、意识形态,都可以进入各种社交网站自由获取和传播信息;网络社交媒体的传播方式和特点决定了在网络传播中没有统一管理及控制信息系统的“把关人”,不存在可以对信息进行监控、审查的中心阻塞点,网民可以利用匿名服务器绕过封锁,也使得网络管理人员切断信息的流向更加困难,因此对网络社交媒体传播的“信息把关”、“信息过滤”,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今年初突尼斯的政局动荡中,该国普通民众最初获取关于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的信息多来自“维基解密”网站。该网站大量公开的文件,使得关于本・阿里家族的各种腐败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反政府情绪迅速蔓延。此前,民众对本・阿里家族的腐败已早有耳闻,“维基解密”暴露出来的细节最终促使他们走上街头。除“维基解密”网站外,社交网站Facebook在这场群众运动中又扮演了联络和平台的作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数据显示,突尼斯Facebook的用户群庞大,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人拥有账号。当地时间1月21日发生的游行活动正是通过Facebook组织起来的成功范例。在突尼斯政局突变之前,该国政府对当地新闻媒体严格管制。然而短短几天内,网站上便出现了大量的用手机、相机及DV拍摄下的游行现场画面,不少当地人承认,网络媒体在这场政局突变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网络的迅猛发展使得该国安全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Twitter每天都会数百万条信息,Youtube上每分钟都会上传10个小时的视频。网络在突尼斯政局突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再一次证明了网络在信息传播、汇聚普通民众方面的巨大作用。

在此次事件中,突尼斯网民通过社交网站Facebook、微博网站Twitter、视频网站Youtube等新兴媒介信息,分享图片、视频,组织抗议人群。随着抗议路线渐渐蔓延开来,网络社交媒体越来越难以控制,即使网站被关闭,人们还可以通过群发手机短信或“翻墙”、使用第三方客户端登录来微博信息等方式进行相互沟通和交流,这也是它在突尼斯政府对互联网采取管制措施后依然能发挥作用的原因。网络社交媒体去中心化的模式使屏蔽网站变得毫无意义,也使得政府对于网络信息传播的“把关”功能被严重削弱。

三、西方国家的“互联网煽动与颠覆”

在网络社交媒体的传播过程中,西方国家迅速找到了煽动与颠覆中东“独裁国家”的突破口。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上任之后大力推行“E外交”,十分重视利用社交媒体网站Facebook、视频共享网站Youtube、图片共享网站Flickr和微型博客网站Twitter等平台传递外交政策信息,并声称要以网络力量来应付那些打压国内媒体的国家。

社交媒体的有利之处篇7

一、移动社交媒体使用量继续攀升

今年9月份,Facebook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文件中披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我们预计,在可预见的未来,移动使用量的增长速度将超过个人电脑使用量的增长速度。”在美国,移动互联网用户将在2015年超过有线互联网用户,但是在社交平台,这个转变会来得更早。

对于社交媒体的未来,这意味着什么呢?令移动社交更便捷的网站拥有巨大的优势,尤其是像Instagram这样的视觉分享平台,事实上Instagram移动用户数量已经超过了Twitter。与此同时,传统网络必须更好地使自己的桌面和移动体验实现差异化,确保移动界面简单实用,加载速度快,同时充分利用GPS、近场通讯等技术,甚至还要充分利用周边地理位置功能。

同时,针对移动平台开发实用的广告技术比以往更加迫切。到目前为止,将广告有效投放到窄小的移动设备屏幕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严重问题,甚至是阿喀琉斯之踵。

二、社交广告继续发展和完善

为了解决移动营收难题,社交网络将在明年探索新的社交广告模式。传统的横幅式广告和侵扰式广告将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创新型的广告,例如Twitter“推广消息”(Promoted Tweets)和“Sponsored Stories”等。这些所谓的本地广告(native ads)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广告,而像是一种内置的、用户选择的另外一则内容。

一些用户对广告侵入自己的屏幕感到非常不满,而本地广告有望使品牌根据客户的喜好与需求联系到他们。在这背后是一种聚合理念,即广告和内容可以相互替代。例如,企业已经开始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渠道向关注者发送Twitter消息。使用分析工具确定哪些消息阅读量最高,进而选择性地扩大这些消息范围,例如发送“推广消息”,进而将内容变成广告,实现更广泛的覆盖范围。

三、国际和小众社交网络实现巨大发展

2013年,北美地区的社交网络用户总数增幅预计仅有4.1%,而亚太地区(包括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增长率预计高达21.1%,拉丁美洲增长率为12.6%,中东和非洲地区增长率为23.3%。

大型社交网络将继续大步拓展国际市场,去年Facebook在拉丁美洲的用户数量增长了47%。但本地化的社交网络,尤其是主要依赖于移动用户的社交网络,也将经历长足的进步。例如中国的新浪微博用户数量最近突破4亿,而面世仅两年的微信也拥有了2亿用户。

与此同时,致力于提供更深入、更专一功能、总被大公司忽略的小众社交网络将继续在北美和国际市场经历爆炸式增长。例如,Instagram在被Facebook收购之后,社交媒体流量增长了17319%,而Pinterest流量增长了5124%。

对于品牌和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呢?要想实现覆盖范围最大化,就要与社交网络在北美和全球的发展保持同步。另外对社交媒体管理系统,包括简化监督和发贴的需求也会很大。

四、社交媒体拓展到营销以外的部门

接下来一年,预计企业将更多地接受社交媒体工具,包括内部网络、实时聊天等,将使用范围扩大到熟悉的营销和社区建设以外的领域。这有可能极大提升经济利益。去年,McKinsey出版了一份令人大开眼界的报告,称未被发掘的社交技术在企业市场的价值高达1.3万亿美元,其中大多数来自于办公效率的提升。

我们已经看到,人力资源部门利用社交媒体来简化申请程序,销售团队利用社交媒体培养人脉和监督销售渠道,运营和分销团队则利用社交媒体详细追踪供应链。另外还有HootSuite Conversations等内部网络工具可以使企业共享专业技术。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在大企业的部署方式也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到目前为止,社交网络在企业的部署主要靠基层员工、大型社交媒体和社区经理来推动,但越来越多的CIO(首席信息官)、CEO(首席执行官)和CMO(首席营销官)也将看到社交媒体对于企业的价值,并开始采纳。随着企业顶级管理层自上而下地制定社交媒体战略,社交媒体管理系统也会成为企业办公软件和客户关系管理软件的必备组成部分。

五、大数据继续发展且更易管理

社交媒体为企业提供了关于客户和购买趋势的前所未有的大量信息。从数据巨头Facebook,到活跃在社交媒体的小型企业,都面临着这样一个挑战,即如何处理这些数据并将其转化为适当的行动和政策。需要指出的是,甲骨文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93%的北美地区企业高管认为,如果不能充分利用数据,他们将失去一部分营收。

数字分析师玛里塔·斯卡菲(Marita Scarfi)解释说:“我们需要建立强有力的系统来分析这些海量的社交媒体数据,并将他们连接到消费者与品牌的交汇点。”

接下来一年将出现大量的新软件和工具来完成这些任务。新型社交媒体控制中心将实时追踪多个社交平台的数据,包括Twitter消息、Facebook“赞”,以及用户的情感,进而使企业快速提升用户服务,预测未来的购买趋势,更可以简化内部沟通,提升工作效率。雀巢已经开始利用这些社交数据来提升用户满意度,通用电气则利用这些数据加快电网维护速度,华尔街利用这些数据预测股价走势。

六、社交媒体教育走上正轨

社交媒体的有利之处篇8

全球亚文化群体大量涌现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是当代文化多元化进程中的两个基本表现。新媒体具有需求无限、传输无限、生产无限的特点,可以不断采用新技术,随时调整传播方向和传播方式。社交网络超国界进行的“人民对人民”文化价值观直接交流和感化,对外传播的政治效应已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甚至超出了传统媒体的作用。2009年发生在社交网站上的“推特革命”,相继引发了摩尔多瓦和伊朗的选举骚乱;2010年谷歌宣布退出中国大陆和维基解密披露美国外交档案事件,进一步助推了数字技术空间的国际政治化;2011年“阿拉伯之春”动乱等事例,进一步证明了在全球信息交流通畅的环境下,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利器,作为主要传播媒介的新媒体在跨国文化交流中不仅自行设计构建传播内容,而且实现了跨文明的观点分享与理念互动,因此,导致对多个国家信息边境的销蚀和政府话语主导权的转移。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去国家中心化”、“去政府管理化”和“自媒体化”等特点正在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现实。新媒体并非只是纯技术进步,还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

普通公众用手机上网、看电视、听广播,随时随地拍摄现实社会,触及各行各业、各个角落,即时信息,披露事实真相,进而调动更多的公众参与关注、传播、互动。新媒体传播内容追求新颖、快捷,无需主管单位审查把关,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无明确边界,形成讨论式互动。尤其是对特定人群的信息精准投放,比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更容易争取民意的理解和支持,更容易形成社会舆论,因此受到世界各主要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相比传统媒体的大范围攻势进取的宣传模式,新媒体具有攻防兼备的灵活优势,可以退为进或以守为攻,因此受到世界各类非政府组织的青睐。非政府组织一是通过互联网络获取新闻媒体的部分舆论支持;二是通过与网民互动来增强互信,获取民意的理解和支持;三是在此基础上实现自身参与网络政治与参与现实政治的相互补充,力争实现与权力或与资本结盟,最终目标是进入“线下”的实质性政治议程。一旦新媒体的对外传播在民众中产生共识或较大影响,随即会在国内外民众中形成舆论,进而必然会涉及甚至冲击国内决策领域和国际舆论,或营造出制定相关政策的环境,或形成舆论危机,进而影响到文化语境的氛围。新媒体作为时代产物,在技术、信息、资源、服务、经营、交流各环节都呈现出相互依托并进的势头。由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同时存在文化的张力与矛盾,新媒体必然会影响到国际文化关系及文化语境的氛围。当代世界丰裕的知识量和迅速便捷的信息交流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对世界形势的看法。信息传播强国与弱国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新媒体“翻墙越界”的沟通模式,强化了信息传播强国对世界进行话语塑造的能力,同时凸显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目前,新媒体在提供个体阅读、沟通、处理信息方面的总供给相对过剩,尽管内容丰富,但始终是人造的技术环境,相互连接的“二级自由传播方式”会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信息的重构、解构,造成曲解,需要依法监管和正确引领。国家文化价值观的取向不仅是制定对外政策的背景和主要动力,也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坐标,价值观直接影响国家确定国际战略时对国家利益范围的确定。只有符合民族文化精神至少不悖于国家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对外政策,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支持。作为国家软实力,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可以发挥正能量,也可能带来反效果。一方面,文化价值观的国际传播随教育、科技、体育交流和自由贸易往来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可以获取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多元信息的快速流动,正在某种程度上迅速破坏着传统的民族文化价值结构。外来文化价值体系一旦与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观念相悖或产生理念摩擦,就会导致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

新媒体具有通信工具和社交工具双重属性

社交媒体的有利之处篇9

改革开放继续深入,中国社会面临经济剧烈变迁、收入分配不公和多元利益诉求渠道不畅等诸多社会问题,这种多变且局部不稳的社会环境刺激了社会大众对媒体的依赖,人们借助新媒体获知大量生产生活信息并随时进行情感交互以期扩展社会关系,新媒体便成为人们寻求相融、实现沟通、发展社会关系的一种依靠。

1.1 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矛盾突出 改革开放的发展使得各项工作深入推进,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目前已经步入了深刻的社会转型期。一是经济社会变迁暗存隐忧。我国由于经济发展过快,社会经济环境改变,民众的文化水平一定程度上得以提升,随之提高的是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预期,但社会制度设计尤其是社会资源分配制度并不完善,社会发展的福祉很大程度上被既得利益阶层占有,社会现实与社会预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使得社会民众产生很大的心理落差,试图通过相对极端的方式如社会冲突、民意啸聚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社会存在和社会话语权。 二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加剧阶层矛盾。改革初期,为了减小改革阻力,我国进行温良式的增量改革,虽然各方的利益所得并不尽相同,但彼此相安无事。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利益蛋糕越做越大,改革受益的分配不均势必导致各种矛盾的产生,此时则需要从制度上加以调控和约束。三是民众利益诉求渠道不畅。一些部门或个别的基层干部往往出于“政绩”、私利的考虑或者求稳怕乱的心理而采取隐瞒下情、掩盖矛盾、压制民意的做法,使得弱势群体的呼声和诉求不能及时反映到党委政府,更得不到有效的反馈。

1.2 社会大众对新媒体的依赖不断加深 新媒体因其可以交互海量信息且即时快捷等诸多优越的传播特性,为人们获得大量生产生活信息以及随时进行情感交互扩展社会关系提供了可能和条件;同时,新媒体作为社会性工具,可以同时依赖和扩展“小世界”的特征,为“小世界”的社会关系网络模式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支持,新媒体的跨时空、跨地域特性为这些小群落之间的信息共享提供了“交流零障碍、传播无延迟”的“通路”,信息交互的价值越来越大,人对媒介的依赖也越来越强。新媒体成为人们寻求相融、实现沟通、发展社会关系的一种依靠。

2 新媒体在社会治理模式发展中的优势

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来,科技日益进步,伴随而来的是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其互动性、开放性、便捷性、个性化特征,于无形中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软件上的技术支撑,有效助推国家软实力的发展,有利于长期治国理政。

2.1 新媒体搭建了治理主体之间沟通的平台 治理主体之间需要不断地沟通,而新媒体互动参与,使得人人都有参与权的优点正好为此搭建了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新媒体环境下,治理主体以平等的身份和地位参与各类政治活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各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一般而言,上下级之间信息的传递存在着沟通之间的阻力,新媒体的发展,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使得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有更多的诉求表达机会,更便于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共赢。

2.2 新媒体扩宽了权力监督路径 新媒体具有开放性和隐匿性的特征,而这一特征下所创造出的信息传播方式,使得公共权力监督成为可能。公众运用新媒体参与公共权力的监督,使得组织结构的网格化发展得以成功转型,同时其所具有的全天候、全方位的特征,使得在新媒体技术发展背景下公众有了更多的话语权,网络舆论进一步得以显现成效。

2.3 新媒体提供了更宽的利益诉求渠道 衡量国家治理水平高低的标准之一是效率。国家治理的目标追求在于最大限度的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政治局面的安定。当前我国正处于三期叠加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与社会资源稀缺性之间的冲突加剧,使得我国社会目前管理上所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诉求,释放社会治理压力,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新媒体便成为反映社会多元化的一条标准。为此,党和政府应充分利用新媒体,最大限度的搜集社情民意,以减少社会冲突和对抗发生的可能性。

3 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治理模式发展的思考

社交媒体的有利之处篇10

第一,社会党传统的宣传和教育功能受到了制约,其社会意见主导权和政治影响力受到了媒体的挑战。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大众媒体和网络的迅速崛起使得西欧社会党传统的宣传和教育功能受到制约,现代媒体已经部分地承担起了本来由政党承担的国家和公众之间的桥梁和中介职能。特别是西欧各社会党在组织上有结构严密、层次较多的特点,过去在动员党员和选民方面存在巨大的优势,现在也因决策程序长、信息传递速度慢而变成了劣势。社会党擅长使用的发动党员和群众通过政党来参与政治的模式显得与媒体时代不相适应。政党逻辑与媒体逻辑斗争的结果,是“媒体逻辑打败了政党逻辑”,政党的利益表达功能和政治社会化功能在媒体的冲击下受到了削弱。正如许多西方学者所言,现代媒体实际上已经成为政党的最大竞争对手,争夺其对社会主流意见的主宰权。②媒体社会中的政党必须重新争取选民,政党早就不再占据解说政治的垄断地位,不经过媒体的过滤,政党的政治行动就很难被公众所察觉。

第二,媒体的市场化和娱乐化使得民众(尤其是青年)的非政治化倾向加重,社会党的社会基础受到削弱。媒体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其形成了自己的“游戏规则”,同时媒体按照自己的规则解释世界,使社会各个群体对现实世界的感知显得更加支离破碎。③这使得政党在整合社会总体利益时面临更大的困难,这些都对传统政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为迎合媒体的中立性,社会党面临着丧失自己的以基本价值为导向的政治特性的危险,广大党员则因失去目标归属感而与党疏远。市场化带来传媒运作机制的转变,其中非政党化和娱乐化突出。同时,媒体倾向于按照消遣的规则来报道政治,这就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对政治只有很少的兴趣或漠不关心。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由于对媒体信息快餐的依赖而失去对政治生活的兴趣,这突出表现为自愿投身于政党活动的兴趣急剧减少。目前西欧社会党大都面临着党员规模减小、党员队伍老龄化现象严重等问题,政党的社会基础受到了信息化和媒体社会所带来的挑战。

第三,媒体给社会党的领导方式和组织运作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媒体社会中西欧社会党出现了政党运作传媒化的倾向,这使得政党的组织功能被弱化,给政党组织领导方式带来了负面效应。近些年来,政党运作传媒化的趋向使社会党只需通过传媒就可达到扩大政党影响的目的,党的高级成员特别是领袖的作用无限扩大,领袖可以绕过党内广大党员,通过传媒直接面对基层和广大选民,从而使得政党的运作和成功越来越依靠以领袖为首的党内精英。这样也使得广大党员越来越明显地感到,自己受党的关注越来越少,自己在党的政治行为当中的作用比过去大大降低,导致了广大党员的党内政治生活热情急剧下降。据统计,目前在德国社会内,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的党员人数只占10%,而形式入党但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的消极党员占大多数。④

二、西欧社会党新媒体战略的主要内容

媒体社会的迅速发展给西欧社会党带来了严峻挑战,这使得如何应对媒体社会所带来的挑战成为了西欧社会党最为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在信息化背景下,西欧社会党的一些主要政党越发感到靠自上而下的宣传机制和政党传统媒体战略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信息化时代的发展。为了不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他们审时度势地把如何利用媒体和处理好同媒体的关系当成重要课题加以研究和破解,以提升政党的媒体形象,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力,增强党的社会基础。以近些年来他们所实施新媒体战略的实践来看,其主要做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根据传媒规律修饰和包装政党的政策纲领,加强对媒体公关,密切跟踪舆论动向,化解媒体对党的消极报道,对新闻媒体采取建设性的合作态度。针对媒体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的状况,处理好同新闻媒体的关系已成为西欧各社会党的重要课题。西欧社会党认识到,宣传党的纲领、树立党的新形象、展示党的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和领导能力、培育新的政治市场并形成新的政治格局等等,都需要借助媒体的作用,在选举中要争夺选民的一张张选票并击败竞争对手更需借助日益强大的媒体,社会党问鼎政坛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行动都需要借助媒体的作用,既然无法摆脱媒体,那就只能适应它,同它合作。

德国社会较早地意识到了信息时代媒体对于党的活动的重要意义,他们高度重视引导舆论为本党服务,利用媒体来塑造党的良好形象,曾在1999年的党代会上专门把依法运作媒体作为一个议题,并提出了尽快使党从“新闻报道的对象”变成“影响新闻报道的主体”的战略目标。

英国工党上台执政后,非常注意加强媒体包装,并对政策性新闻进行精心组织和协调,根据政治需要塑造党的特定形象。工党设立了专门的班子,每日汇报、分析舆情,对紧急情况迅速提出对策。一旦遇到对党的丑闻和党内矛盾的报道,马上采取化解措施,防止媒体炒作。英国工党前领袖布莱尔曾亲自做传媒大亨默克多的工作,对争取其控制下的媒体网络的政治转向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政党重视培训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同媒体打交道的技巧,通过媒体精心设计政治人物形象来传递政党的政治意识和理念,赢得大众的政治支持。在信息化背景下西欧社会党要扩大政党政治影响力,通过选举赢得政权,他们在政治实践过程中越来越依靠的是高级领导人借助传媒的政治表演,靠领袖驾驭传媒的技巧,靠传媒专家的策划,这也成为社会党新媒体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热衷于政党传媒秀的社会党人看来,“媒体社会中的大政党不应当乞求争取已不再能为任何合乎理智的目标服务的党,而是只需要争取捐款,以便为设计得很高明的政治交往购买足够的、有成功希望的交往指导意见和广播时间”。⑤

德国社会把拥有“适合媒体社会的交流能力”视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为此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在新闻过程中,注意巧妙安排具体时间和启动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工程,间接地传递政治信息;重视向党的中高层干部传授与媒体打交道的本领,为此还成立了专门的培训机构;执政后党的主要内阁成员都聘用了“新闻形象顾问”,以强化执政党的形象和赢得选民的好感;社会还加强了党总部对全党新闻工作的指导和协调,以维护党的“统一形象”。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领导下的新工党之所以能够赢得1997年选举的胜利,靠的就是政党领袖通过完美的媒体形象成功进行政治推销的结果,其竞选过程中每一次活动,从形式到内容,从场所到参加者,都经过媒体专家的精心设计。布莱尔在其传媒顾问孟德尔松的精心谋划之下,以他杰出的个人魅力和圆滑的处世态度,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各种媒体之间,精巧地设计、谋划了自己的战略语境、曝光场合及表演方式,以澎湃的热情和图新求变的精神风貌,引人注目,滴水不漏地通过媒体向社会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执政诉求,同时有效地指挥了党的全部公共交往,严密地控制了党内纷争和权力倾轧,最终颠覆了保守党政权,并为自己赢得连任,使英国工党长期雄霸英国政坛。

第三,培育和打造属于自己的主流媒体阵地,构筑网络媒体信息平台,利用信息技术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加强政党与社会民众的沟通和交流。随着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网络媒体越来越成为传媒领域的一个新特色。西欧政党面临网络媒体的挑战,因势利导,采取系列措施以力争掌握网络传媒的话语主导权。很多政党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打造属于自己的网络媒体阵地,向公众传递信息,政党网络媒体有时还主动出击了解社情民意,并且还定期或不定期地邀请有关政府官员、专家及当事人到网络论坛做嘉宾访谈,与网民进行实时沟通。

德国社会提出了建立“网络党”的主张,利用因特网为党与党外人士、党的领导和普通党员搭建一个交流和对话的平台,利用网络媒体改进党的宣传方式,及时把党的信息向公众传播。1995年社民党率先建立网站,使人们可以不受时间和地理条件的限制,随时从网上了解社民党的政策主张、领导人的言行和党内政治生活的重大安排。目前,在德国社民党总部处理的地方来信中,有80%以上是采取电子邮件的方式。⑥

法国社会党为充分利用网络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创建全国所有省委和总支的社会党人都能共享的网站,在网上党内讨论文件和党内外各种反馈意见,同时还专门设立了解答窗口,及时对各种问题和事件的表态,随时回答各种咨询问题。法国社会党还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各级领导人与党员、党的支持者之间的网上见面会,让党的领导人直接回答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利用因特网宣传党的思想和历史等。2000年的法国社会党党代表大会通过因特网实现全程转播,取得了良好效果。奥地利社民党目前也加快了党的网络建设,确定了一个庞大的网络建设工程,邀请了大约1000名专家来参与这项工作,旨在为下次选举打下牢固的基础。

三、对我们的一些启示

第一,重视媒体作用是政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也是政党充分实践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实践证明,信息化背景下西欧社会党各主要政党通过加强媒体公关,对新闻媒体采取建设性的合作态度,重视培训党员同媒体打交道的技巧,培育和打造属于自己的主流媒体阵地,构筑网络媒体信息平台等一系列措施,紧跟上了时展的步伐,运用了现代科技发展的成果,塑造了政党的良好形象,使得党组织充满生机和活力,政党的政治影响力也得到提高,党的社会基础得到了巩固。西欧社会党的新媒体战略的实践,对新时期信息化背景下我们党加强和改进媒体政策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第二,媒体作为政治过程中重要的政治宣传工具和信息沟通渠道,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宝贵的一种执政资源。信息化背景下媒体社会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既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也带来了很多的挑战。我们党要积极应对这些挑战,顺应潮流、因势利导,革新党的媒体政策,掌握传媒和网络的话语主导权,切实加强对各种新闻媒体的引导、监督和管理,充分利用媒体为党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宣传工作服务,特别是在当前积极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拓宽宣传思想工作领域,增强宣传的主动性、针对性,不断适应全球化信息化带来的挑战。

第三,加强党与媒体的联系和互动,利用现代媒体和网络技术,改进党的宣传和信息工作。首先,政党对媒体不仅仅是单项的发表自己的见解,更重要的是发挥媒体的中介功能,倾听社会不同代表人物的反映,通过媒体了解民意,通过媒体建立社会和公众的联系,使政党和社会形成互动。其次,要加强并提高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重视培训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同媒体打交道的技巧,要积极地从幕后走向前台,赢得民众的政治支持。再次,要充分利用新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资源和技术手段的优势,加强电子党务建设,提高组织工作的效率和政策执行有效性,打造属于自己的网络主流媒体阵地,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加强政党与社会的沟通。

注释:

①⑤(德)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122~123页。

②金英君:《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政党运行环境的变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1期。

③周余云等:《兴衰之路――外国不同类型政党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329页。

社交媒体的有利之处篇11

媒体的社会责任是媒体一种与生俱来的本性,是在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中一个严肃的、不能回避的课题。新闻媒体要做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政治家办报等,都是强调媒体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2009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媒体峰会上,同志阐述了“媒体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坚守“社会责任”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在当代对媒体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要求。不可否认,当今社会,媒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辐射日益加强,对人们思想、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日益深入,但是,媒体绝非媒体自己的媒体,乃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媒体,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和使命。楚天交通广播十多年来坚守社会责任的实践,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蜕变经历,也为这一理论添加了一个鲜活的例子。

思想“高调”:专业媒体要有主流媒体的责任意识

随着科学发展、技术进步,新闻媒体的格局在近20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涉及到管理体制、市场细分、传播手段、运营模式等诸多方面。楚天交通广播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普通广播频率。当时的市场定位是“交通体育”,2008年广电总局批复为“交通广播”。尽管我们打出了专业交通广播的“名号”,但在武汉地区,同为交通广播或以交通从业人群为服务对象的广播频率共有七八家之多;年经营收入也仅一千万左右,在武汉地区20多家广播频率中是个不起眼的“边缘频道”。

但是,楚天交通广播并没有因为“边缘”而失语,而是用主流媒体的责任意识来提升专业媒体的思想定位,更加坚定地将社会责任扛在肩上。因为我们知道:作为党领导下的新闻媒体,任何一个岗位和环节,都代表着这个群体的形象。在这个指导思想引领下,楚天交通广播没有弱化新闻、专攻专题,没有走“新闻娱乐化、娱乐庸俗化”的歪路,而是一如既往地坚持以新闻为龙头、以交通为骨干、以文艺为血肉、以服务为肢体的节目构架。我们精心策划、打造的《事事关心》节目,创办十多年来,以“关心社会、关怀民生”为己任,佳作迭出,好评如潮。该节目已成为体现楚天交通广播公信力和影响力的一个重要舆论阵地。

2010年,武汉市开始开展机动车环保检测。本来这是一项缓解城市环境空气污染的好举措,可在具体的车辆环保检测过程中却变了味:只要司机花钱找“兔子”代办,一些环保不达标的机动车就可以轻易过关,而有些正常办理的车主却不能通过检测,群众对此反应强烈。为此,《事事关心》记者通过一个典型案例入手,对此现象进行了暗访。在武汉市黄浦检测点,汉口的王先生的车来回修理、折腾了三次还是没有通过环保检测,最后不得不花钱找兔子代办,一次就通过了环保检测。在检测站外,不少“兔子”公开“叫卖”:200元包过环保检测!而检测站工作人员对此视而不见。报道播出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内部工作通报上作出批示:严查这股不正之风,严厉打击代办兔子的非法行为。武汉市公安交管局也对相关责任人采取了停职、记过等处理,清理了队伍,严肃了纪律。同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机动车检测情况的专项调查,严厉打击各种“兔子”,维护社会公义。

眼下,像楚天交通广播这样拥有一个专业、高效新闻采编队伍的专业广播频率并不多见。尤其是在未被列入宣传主管部门计划之内时,楚天交通广播依然十数年如一日自觉坚持新闻追求、坚守社会责任。正是这种坚持,使楚天交通广播赢得了社会的承认、市场的认可。因为坚持“两个效益”一起抓,在媒体竞争白热化、新媒体对传统媒体产生巨大冲击的今天,楚天交通广播却呈现一派红火景象:这家成立不到十年的“小电台”,已成为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尤其是广大司机朋友追捧的专业交通广播媒体,收听率和占有率稳居湖北省和武汉地区移动人群收听率榜首;2011年,品牌广告创收近9000万元,勇夺全省广播频率之冠,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正所谓:负责任者得天下!

阵地前移:主流媒体要为党和政府“排堵保畅”服务社会管理

在2011年8月召开的“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传媒论坛”上,有专家指出:主流媒体所作的一切,都要有利于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有利于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有利于提高党服务群众、引导群众的本领。坚守和壮大主流思想阵地,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是主流媒体践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标志和途径。这也是楚天交通广播践行媒体政治责任的一个深刻体会。

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时有发生;信息化时代,有时一个小的事件或谣言,如果处理不当,极易导致严重后果。楚天交通广播正确分析形势后,提出把“阵地前移”,采编播人员要深入到社会交通生活的第一线,采取搭建常规沟通渠道与健全紧急情况应急预案等方式,主动弥补职能部门制定政策时的愿望与实际效果的差距,缓解民忧、化解民怨,同时维护政府的公信力和群众的利益,达到了领导满意、群众欢迎的良好效果。

一、请进来走出去,做好沟通和服务。

实例:开设“湖北交警之窗”栏目,5年间解决6000余问题。

为了更好地把这种服务两头的精神贯穿到日常工作中,主动关注群众焦虑的问题,使正面宣传与解困疏难结合起来,避免流于自说自话或无的放矢,楚天交通广播2007年与湖北省公安厅合办了《湖北交警之窗》栏目,邀请地市州的交警支队领导现场答疑,帮助全省各地听众解决了大量久拖未办的事情,深受听众欢迎。据统计,自该栏目开播以来,共解决全省司机反映问题6000多个,回复听众咨询5万多个。2010年,该栏目被中广协会交宣委评为“全国十佳交通栏目”。

二、监督与疏导并重,强调责任和大局。

主流媒体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才能把握导向,维护大局;从讲政治的高度审视问题,才能区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从讲政治的高度面对复杂繁多的反映社会众生相的新闻,才能保持清醒,疏理情绪,表达真正的社会心声,弘扬主旋律。

实例:妥善应对武汉的士计价器停用事故,避免奥运会开幕当天的。

媒体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和处置水平,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媒体的责任意识。2008年8月8日零时零分,因为计价器被突然停止使用,武汉市2000余台出租车无法正常营运。为了讨要说法,数百名的士司机把车开到武汉市客管处门前。客管处向楚天交广寻求帮助。频道在紧要关头启动应急预案,特事特办,立即开通夜间特别节目,由客管处出面解释原因、给出解决办法,同时,主持人耐心、细致地劝导当事的士司机保持理性、平和。最后,的士司机们满意地离开了客管处。一起有可能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当天造成恶劣影响的突发事件得以解决。

身段“放低”:新闻媒体要救急扶困彰显社会公义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承担着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庄严使命,本质上就是群众工作。新闻界近年来推出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就是贯彻胡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之一。对于“走、转、改”活动,记者们有一种通俗的解读,那就是:到群众中去,做群众喜欢的人,写群众爱听、爱看的文章。而要做到这些,首先就需要新闻媒体“放下”身段,沉下身子,在指导思想上进一步树立群众观点、强化群众立场,在工作内容上进一步反映群众愿望、满足群众需求,在思想作风上进一步增进群众感情、拉近同群众的距离,回答并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为此,我们从节目设置、节目运行、节目互动等全方位推出了一系列便民、利民服务。

交通路况信息是楚天交通广播直接服务广大听众的“拳头产品”。十多年来,从记者骑摩托车报信息到租用直升飞机播报路况,从街头现场报道到目前把直播室设置在公安交管部门的指挥中心,楚天交通广播可谓“不惜代价”。2010年,我们还投入巨资搭建了全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现代化的多向互动交流平台——楚天交广呼叫中心,使它成为社会各界参与节目、提供线索、播报路况的信息平台,使广大听众既是交通信息的服务人群,也是交通信息的提供者。为了扩大服务人群,我们摒弃“同行相轻”陋习,打破专业壁垒,主动无偿为省内其他专业广播频率提供交通路况信息,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了专业信息服务。此举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也由此涌现出无数感人的故事。

在武汉市,有一个为广大市民所熟悉的“空中绿色通道”,那就是楚天交通广播在空中营造的一条“便民通道”。

2011年2月24日傍晚,频道节目正在进行时,主持人看到电脑屏幕上发来一条听众的求助信息:“我现在开着一辆红色小车,在常青路民航小区附近,车内小孩已经休克,我要去香港路儿童医院,但是前方堵得水泄不通!我已开启应急灯,请求楚天交通广播帮忙!”

值班主持人立即暂停正常播出的节目,一方面通过节目呼吁沿途的司机为这辆红色小车让道,一方面通过楚天交广呼叫中心提供的线索,不间断为这位听众播报最新交通路况、寻找最合适的行走路线。平时在晚高峰需要40多分钟的路程,在直播节目的帮助下,求助者15分钟就赶到了医院,为孩子的抢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仅2011年,楚天交通广播通过广播节目的空中导航功能,先后十余次为需要帮助的听众朋友开通绿色通道,救急扶困。

除此之外,楚天交通广播为了丰富武汉市一万多台的士、三万多的哥的姐的精神生活和业余文化生活,配合武汉市政府成功举办了两次“的士节”。这也是全国第一个以出租车行业为主体的节日。在全国广播媒体中率先创建“交通安全慈善基金”,开办了全省第一家“交通维权法律咨询服务中心”。2006年倡导、发起、组织的“爱心送考”行动,已经成为每年一度的全社会公益活动……

楚天交通广播在坚守专业品质的同时,始终注意为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搭桥梁、建渠道”,全心全力而稳妥有序地坚持社会责任、服务社会管理。一件件涉及普通群众利益的小事圆满解决以后,汇聚起来就是一座巍然屹立的丰碑!

手法“创新”:主流媒体要创造性地践行社会责任

楚天交通广播坚守社会责任的实践,让自己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和经济增长力的专业媒体,曾连续两次入选中国最具实力的省级交通广播第一阵营(十强)。成长为主流媒体以后,与媒体自身实力增长相对应的社会责任也更加重了。媒体服务社会的意识要不断增强,践行社会责任的手法要不断创新,才能符合时代赋予主流媒体的历史使命。

2010年,楚天交通广播经过精心策划和组织,发起了“畅行中国 精彩湖北——中国交通广播走进鄂西”大型主题宣传活动。该活动聚合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全国30家交通广播的百余名记者来到湖北,就湖北省委省政府“两圈一带”战略发展蓝图中的鄂西生态旅游经济圈的方方面面进行采访报道,发稿近千篇,影响空前。湖北省委宣传部领导称,这是“湖北对外宣传工作的一个创举”,是主流媒体围绕党和政府中心、服务经济工作的一个典范。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会长李丹先生评价说:一个地方媒体利用协会平台,聚合行业媒体的力量,开展全国性的主题宣传活动,是新闻改革、创新的一条路子。他建议中广协会交通宣传委员会把这样的“畅行中国”活动做成一个品牌,在全国推广开来,帮助媒体更好地践行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社交媒体的有利之处篇12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7)07-0015-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7.07.007

[本刊网址] http://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移动设备的快速普及,新型社交媒体渗入到大学生学习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对大学生行为习惯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是多方面的原因诱导了这一结果。那么进一步探讨如何有效引导大学生正确使用新型社交媒体,使大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对于高校而言,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二、新型社交媒体对大学生行为习惯的影响

(一)新型社交媒体对大学生行为习惯的正面影响

1.丰富校园生活,满足多层次需求

新型社交媒体强大的娱乐性、实用性、便捷性,极大地满足了大学生多层次的需求,一方面,新型社交媒体为大学生提供了随手可得的休闲娱乐,满足了正处于渴望理解、自由发泄时期的大学生精神上的各种需要。另一方面,新型社交媒体通过电脑、智能手机等媒体终端,及时、便捷、多元地向大学生提供信息和服务,大大改变了大学生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及娱乐方式,新型社交媒体成为大学生不可或缺的生活工具和学习工具。

2.拓展社交范围,提高沟通能力

1967年,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拉姆提出的六度分割理论指出平均只需要五个中间人就可以联系任何两个互不相识的人。新型社交媒体朋友结交朋友的运作模式就建立在此模式之上。在新型社交媒体上,大学生不需要考虑性别、年龄、地位的差别,通过微信平台、朋友圈及QQ好友等途径与他人轻松交流,突破传统社交模式的时空局限,保护他们的隐私,消除大学生在日常沟通中的心理隔阂,在网络中更好地表达自我,开拓了大学生人际交流沟通的新空间和新机会。

(二)新型社交媒体对大学生行为习惯的负面影响

1.学习独立性下降,思维退化

新型社交媒体依赖性较重的大学生会将大量的时间和注意力停留在无意义的信息上,他们的学习时间过于碎片化,学习缺乏系统整合,知识不稳固。他们常常会打开网页,直接搜索,抄袭现成的答案,而不进行独立的思考。新型社交媒体资源的便利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大学生不良学习习惯和惰性思维的温床。

2.沉迷新型社交媒体,影响人际交往

新型社交媒体为大学生生活需求提供了足够的平台,不论上课、吃饭还是走路总会看到他们玩手机的身影,他们时时刻刻关注微信里有没有人评论,朋友圈里有没有信息更新,甚至连联系他人,吃饭都要通过新型社交媒体平台。他们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新型社交媒体上,沉迷其中,自我封闭,冷落现实人际交往,成了真人版的“容器人”。

3.身体健康安全存在隐患

极速发展的新型社交媒体滋生出大量的信息泛滥,加之网络管理不规范,造成新型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良莠不齐。大学生社会阅历不足,媒介使用和判别能力薄弱,极易被不良信息所诱惑,进而上当受骗。有关调查显示,在新型社交媒体的使用过程中,有95%的大学生会在新型社交媒体上完全填写或者部分填写真实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泄露严重,这就给不法分子提供了侵害大学生人身、财产的机会。新型社交媒体也给了大学生身体健康带来了危害,如对人体造成辐射,引起视力下降甚至引发眼部疾病等问题。

三、大学生使用新型社交媒体的原因分析

(一)功能多样化,满足大学生各项需求

新型社交媒体功能的日益多样化,使其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在生活上,大学生足不出户便可以满足自己的各项生活需求,比如网购、订外卖、订票、实时联系等等。新型社交媒体的娱乐功能更是使大学生乐此不疲,比如手机游戏、网络游戏、网络视频、网络聊天等等。在学习上,新型社交媒体的网络功能已经成为了师生联系的主要方式,大学生通过新型社交媒体查找资料,解决学习上的问题;教师通过新型社交媒体平台布置学习任务,传达工作通知等。在人际交往上,新型社交媒体的使用减少了大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特别是性格内向,人际交往相对较差的同学会倾向于选择用新型社交媒体进行人际交往,寻求网络安慰。

(二)学校教学模式和相关课堂制度不完善

其一,由于教师多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学生基本上还是处于被动听讲的状态,在课堂上参与互动的机会较少。这种教学模式使很多学生在课堂上无法调动起学习积极性,新型社交媒体就成为了他们打发无聊上课时间的工具。其二,学校课堂管理松散,鲜有学校制定使用新型社交媒体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默许了学生对新型社交媒体的无限制使用,还降低了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

(三)家庭教育处于缺失地位

大学期间,大学生大多在异地就读,大部分家长对大学生的在校表现及新型社交媒体知之甚少,对孩子此阶段的教育鞭长莫及。甚至有的家长认为孩子进入大学已是成年人,就应该处理好各类事务。只要保证孩子资金方面的需要,就是对孩子尽职尽责。有的家长对孩子的要求仅仅是毕业时能够拿到毕业证书即可,忽视孩子在生活、思想、心理等方面的情况。由此可见,家庭因素在大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中是处于失语、失位的处境。

(四)个人自控力不

由于大学生自制自控能力较弱,兴趣爱好缺乏,他们不知道如何合理地安排大量的自由支配时间,因此,新型社交媒体便成为了他们消磨时间、打发无聊的工具。当下很多大学生不论上课还是休息都会惦记着新型社交媒体,他们常常利用吃饭、坐车、上厕所等碎片化时间使用新型社交媒体,关注有没有人评论、朋友圈里有没有更新动态等,造成学业倦怠和睡眠问题。

四、如何引导大学生更好地使用新型社交媒体

(一)健全完善规章制度,提高教学质量

第一,高校应建立有关新型社交媒体的规章制度,制定大学生新型社交媒体使用规范,以制度约束不良行为,促进大学生新型社交媒体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如提倡大学生进行实名认证,限制学生在上课时间使用新型社交媒体,将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新型社交媒体的情况与教师的教风建设考核挂钩等。第二,教师要努力构建完善的知识结构,创新课堂设计,提升教学水平,吸引学生上课的注意力,使学生养成上课认真听讲的好习惯。

(二)加网络安全教育,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大学生因为网络安全意识薄弱而造成伤害和损失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要加强学生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引导学生对常见的网络诈骗能够独立辨识,对不良信息能够仔细分辨,对流言谣言能够理性的认识。不登录非法网站,远离暴力、色情等内容不健康的信息,不随意自己或者他人的个人信息,不随便与网友单独会面,自觉抵制消极信息的传播,学会保护隐私,谨防上当受骗。

(三)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营造良好行为规范环境

高校应注重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努力搭建格调高雅、内涵丰富的大学校园文化。在良好的大学校园文化氛围中,大学生的不良行为就不会生根。首先,高校应积极打造形式新颖、健康向上、喜闻乐见的校园文化活动,如文化节、运动会、心理健康月系列活动、社团活动等,使大学生放下新型社交媒体,增加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逐渐在良好的学习氛围和积极向上的活动中,增强自信心和交往能力。其次,高校可以大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提前了解自身的专业发展前景和岗位需求,及早确定未来发展方向,激发学习动力,丰富大学时光,有效减少对新型社交媒体的依赖。

(四)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加大使用干预机制

高校要积极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其建立健康的心理和完善的人格,对有新型社交媒体依赖的大学生要及时进行心理干预或矫正,使其摆脱新型社交媒体困扰。首先,高校可以设立大学生心理健康中心,对大学生进行有效地心理咨询和指导,做好日常的跟踪辅导。其次,搭建新型社交媒体深度沟通平台,加强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发起话题讨论,掌握学生的心理动向,及时纠正学生的认知偏差,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理性使用新型社交媒体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价能力等。新型社交媒体强调受众对信息进行评述、解释、分析与选择,因此,应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质疑的精神。第一,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帮助大学生拓宽网络信息辨别能力、选择能力,掌握媒介传播知识,辩证地看待新型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教育学生慎重转发与评论。第二,开展多种形式的媒介素养教育。通过开展理论学习和媒介实践,丰富媒介素养教育形式,促进大学生通过合理利用新型社交媒体,不断提升自己,完善自己,与时俱进。

五、结束语

总而言之,新型社交媒体在未来社会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校应抓住历史机遇,结合新型社交媒体的功能及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积极发挥新型社交媒体的正能量,正确引导并规范大学生在新型社交媒体上的行为习惯,使其不再受新型社交媒体行为习惯问题的困扰,净化网络环境。

参考文献:

[1]孙芳,曹资立.大学生手机依赖的成因与对策分析[J].中国培训,2015(11).

[2]刘娟,汤明华,丁志磊.新型社交媒体对大学生的行为影响及引导策略研究[J].中国新通信,2015(12).

[3]彭圣清.社交网络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其引导对策[J].科技经济市场,2016(1).

The Influence of New Social Media on College Students' Behavior and Causes Research

WANG Jie

社交媒体的有利之处篇13

一、网络媒体信息传播的主体间性

(一)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极富现代感的哲学命题。主体间性哲学是人们对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人际关系异化现象的反思的结果[1]。哲学大师胡塞尔认为,从广义上看,所谓主体间性是指人作为主体在对象化的活动中与他者的相关性和关联性。主体间性范畴的具体内涵是人作为认知主体、生存主体、伦理主体、实践主体超越自身界限,涉及同样作为认知、生存、伦理和实践主体的他者的方面和维度。主体间性包含着不同主体之间的诸种关联方式和作用方式。主体间性意味着多重主体间关系,包括个体与主体的关系、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群体或类(人类整体)之间的关系[2]。

主体与主体的直接面对,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地位,不再把“他我”当成他物,而是真正把人当做人看待。主体之间可以进行直接的互动交流[3]。主体与主体共同分享着经验,这是一切人们所说的“意义”基础,由此形成了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和交流的信息平台。意义通过主体间的交往得以建立。主体之间通过分享经验,使得相互间的理解成为可能,并且因此而构成相互间的交流,达到一定意义的共享。意义具有主体间性,在主体间传递,并以此将众多主体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意义的世界[4]。

(二)网络传播的主体间性特征

网络媒体作为一种新媒体,虽是对传统媒体的继承,但它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具有与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

草根性。网络空间是一种特殊的离散结构,相对于现实空间而言,网络空间上的自由度更大,网民之间可以通过“数字化”字符传递信息,自由灵活地交往。网络信息的传播更为公开,由于网民的地域分布、行业分布乃至阶层分布都很广,因此网络传播中所涉及的主体范围之广,可以是个人、集体、组织、社会,乃至整个国家。

散播性。网络空间的存在形式是虚拟的,它不具备自身的客观物质形态,不具有外在的可触摸、可感觉的时空位置。因此,在网络媒体上自由流动的信息不受时空、议题和其他条件的限制,传播速度更快,容量更大,其非线性的散播特性使其影响时间更为持久。

公开性。互联网具有匿名性。网民在互联网的区域、位置具有不确定性,甚至可以掩盖其自身的真实身份、性格、年龄、职业乃至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网民可以抛弃在现实社会中的种种顾虑参与网络信息活动。通过网络进行信息传播更为直接、平等和自由,网络信息内容一旦被认可,便可汇集各方的信息源对对象内容进行彻底曝光,使之处于透明状态。

共享性。网络实现了人们平等地参与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无论人们在现实社会中的身份、地位、贫富如何,都可以在网上满足自己对信息的需求。网络媒体信息由全体网民和各个网站所共享,网民的参与与他们之间交互越多,反馈就更为即时,一旦形成舆论必然成为整个网络共同推动的对象议题。

长久性。多媒体技术的发展给互联网平添了不少亮色,网络媒体不仅具备文字、图画、声频、视频合一的特点,而且具备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可保持性。网络媒体本身提供了广泛的信息储存空间,相关的信息和观点可以在网络空间上长时间储存,人们可以随时通过检索方便地获取,使之成为永久性的记录。

主体间性的实质在于,它一方面承认主体间存在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交往、对话和理解是弥合主体间差异的基本方式,强调多元主体之间的交流与沟通[5]。而网络传播的主体范围广泛,信息以双向交互性传播,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传播者和受传者处于平等的地位,所构建的交往空间是一个自由而平等的交往空间。因此网络传播体现了主体间性理论中的“主体――主体”的传播模式,表现出了网络媒体信息传播的主体间性特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的主体间性,对加强政府形象塑造具有重要意义。

二、网络媒体信息传播对政府形象塑造的影响

政府形象从理论上讲,是指政府理论信仰、价值标准和思想观念的外在化,也即政府行政意识通过自己的管理行为展现在社会公众面前的一种风貌和姿态,是政府在社会公众中获得的总体印象和综合评价。具体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理论层次,即政府形象首先是政府的理论信仰、价值标准和思想观念等。这是指导一切政府行政管理行为的根本指导思想。二是实践层次,即政府为实现行政职能而进行的行政管理活动。它们是政府理论信仰、价值标准等的实践化、客观化的过程[6]。可见,政府形象的主体既包括政府,也包括社会公众。尤其是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微博的出现,社会公众借助网络媒体超强的交互功能,使得他们更加凸显了与政府同样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性,可以直接表达自己对事件的看法与见解,易形成舆论,对政府形象的塑造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网络媒体对政府形象的塑造是把双刃剑,对政府形象塑造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发出严峻的挑战。

(一)网络媒体对政府形象塑造的优势因素

网络媒体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重要途径。2008年6月20日,总书记亲自来到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7]。总书记与网民在线交流,被网民亲切地誉为“中国第一号网民”。2009年2月28日,总理首次在线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与网民亲切交谈达两个多小时。网民反应强烈,正如温总理所说:“一个为民的政府应该是联系群众的政府,与群众联系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是利用现代网络与群众进行交流是一种很好的方式。”[8]国家领导人利用网络媒体与广大受众进行“面对面”、“零距离”的交流,其最大意义就在于让群众的声音成为决策者的“第一信号”,让更多的受众了解政府的政策,形成政府和受众积极互动的良性循环。因为网络媒体所涉及的主体广泛,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政府借助网络媒体平等自由交流的平台,主动与受众平等交互,向受众传达党和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网络媒体是政府正确引导公众舆论的有效方式。因网络媒体信息传播中的主体广泛,即信息的来源渠道众多,信息内容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也就各不相同。一旦危机事件发生,往往让媒体猝不及防,在事件发生和人们的意识之间大都有一段短暂的思想空白,即由于事件是突如其来的,受众来不及对事件作出任何判断,获悉事实的强烈欲望冲击了对事实的认识[9]。如果媒体不向受众及时地传达信息,那么谣言就会泛滥,传统媒体又受到技术的限制,无法在第一时间信息,那么网络媒体则充分发挥了最大的优势――时效性,能够在第一时间向受众传递重要信息,政府则借助网络媒体极强的时效性特点,利用网络传播中的传播主体与受众主体之间的交互性关系,在处理危机事件时给社会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发出主流声音。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首次见证了网络在国家与社会动员和整合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巨大作用。[10]地震发生后,国内各大网站立即建立了以新闻中心为主,博客、播客、论坛、WAP等多个频道参与的报道团队,24小时不间断地刊发汶川地震方方面面的新闻、信息和评论。人民网、新华网和央视国际网站分别推出“抗震救灾专题网站”,在十几天之内,人民网和中国抗震救灾网共推出关于四川地震的文字新闻报道近5万篇,其中中文稿件4万多篇,外文报道7000多篇,图片新闻报道近2万篇,原创稿件近4000篇,视频新闻1000多条。3800多万人次的网友参与了人民网的抗震救灾互动活动,各种形式的留言超过70万条。[11]

网络媒体是现代社会政府沟通民众的交流载体。因为网络媒体的内容传播者和受众是一种交互性关系,信息具有共享性,受众不仅满足于传播者所提供的信息,而且能够“上传”自己对某一新闻事件或新闻信息的看法或观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会大众需要一个更加宽广的交流平台发表对社会转型期所发生事件的意见,那么他们的话语诉求权则会增强。而由于网络媒体信息传播具有草根性,即意味着受众的话语诉求多元化,因此网络媒体应是最能容纳各种声音的集散地,政府则应通过网络媒体这一渠道及时掌握受众需求,适时调整民生政策,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各级政府能在这方面畅通表达渠道,并建立相应的反馈处理机制,百姓就会真正找到政府是自己依靠的感觉,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也才会从事关百姓的每一件小事上落到实处。

(二)网络媒体在政府形象塑造中的劣势分析

第一,网络新闻真实性、客观性易受到质疑。网络空间是高度开放自由的,如美国科学家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所说,“每一个拥有互联网的人都可能成为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因为对网络新闻内容的把关不能完全依照传统媒体那样具有严格的审查监管制度进行,网络受众在面对社会某一热点事件时,可以上网对该事件提供相关的新闻信息,亦可以发表自己的相关感言。网民的评价观点既有客观理性的,也有掺杂个人情绪的。例如,目前公民新闻的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公民新闻的报道者主要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网民,通常还不具备新闻工作者所具有的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容易使社会公众不确定新闻信息来源的可靠性,从而对新闻的真实性产生质疑。尤其是网络的隐身功能,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信息造假者提供了便利,使他们能够随意地发表言论、散布谣言,制造混乱。任意一条不实信息通过互联网广泛传播,都会以讹传讹,对社会稳定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

第二,网络媒体对传播内容的把关弱化,使得网民的个人观点、情绪对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产生干扰。例如2009年5月7日晚,杭州闹市区发生飙车撞人案,当地多数报纸第二天未作报道。但当晚杭州著名论坛“19楼”发帖《富家子弟把马路当F1赛道,无辜路人被撞起5米高》,回帖达到14万条,网民对蔑视生命的醉酒司机给予强烈谴责,对受害者深表同情[12]。而文中则把肇事者和受害者以“富家子弟”和“平民进步青年”命名,这样的新闻报道方式在网络上则易于传播,也能加速事情得到更好的解决,但是这样的新闻报道方式不符合新闻报道的客观性要求,过分夸大了网民个人的情感因素对新闻事实的看法,一旦形成舆论,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将产生消极影响。

三、基于网络媒体信息传播影响下的政府形象塑造

面对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网络媒体的日益普及,我们应高度重视,积极应对网络媒体的挑战,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构建政府形象的网络媒体良性通道,使得政府形象在网络媒体信息传播中实现最优化。

(一)主动展示,坦诚互动

“电子政府”已成为塑造政府形象的主要手段。它促进了政务、党务的公开,促使其网络上实现其本身在社会领域的管理与服务功能。[13]而政府网站的建立,使政府和受众之间搭建了沟通交流的桥梁。政府网的建立不仅要成为政府各项政策的消息和领导人讲话的平台,要通过这个平台达到促进政务公开、改进公共服务、提高行政效能,便于公众知情、参与和监督的目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则发挥网络的服务功能、网络空间的交互性特点,与网民进行积极互动,特别是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议题和突发事件,对话交流。2009年,有15位正省部级以上领导来到人民网社区做在线访谈,回答网民关注的问题。河南、天津等省市还以文件的形式明确了办理网络留言的要求,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触网”,现身论坛、博客。[12]而到了微博时代,全国各级政府以及一些政府官员实名开通了官方微博,大大拉近了政府与社会受众的距离,有利于将政府的正面信息有效地向受众传播,进行新闻宣传,巩固政府的正面形象。

(二)正视危机,化解风险

政府、网络媒体、受众三者在公共空间里是相互交互的关系,只有三方良性互动,才能有利于政府传递的信息进行有效传播。一旦危机事件发生,通常是以负面信息为主,若政府部门选择逃避、隐瞒等消极的处理方式来面对网民和受众的质疑,那么政府则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因此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是政府在网络时代背景下有效处理负面信息,正视突发危机事件,最大程度地修复受损形象的重要途径。

网络发言人制度旨在为互联网在普通民众与政府之间搭建一条政策与民意互动的新通道,及时就有关政府信息披露的帖子进行回复,以更好地发挥网络舆论的积极作用,作出正确的舆论引导。[14]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要充分借鉴传统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宝贵经验,不仅能使民意得到充分表达,而且政府能把握主动,促进决策落实。一是建立网络舆情收集研判机制。主要作用是准确地判断网民对某一新闻热点的态度,政府据此来制定政策、实名回帖、与网民沟通,改善政府形象。二是信息核实机制。政府新闻办公室要想在第一时间掌握危机事件的进展情况,就需要信息核实机制。在信息核实中,通常比较常见的问题是信息通报中的“报喜不报忧”、“瞒报”现象。这些问题会严重威胁到政府的形象,因此必须建立完善健全的信息核实机制,以预防这些问题的发生。三是信息和反馈机制。该机制解决的是信息是否,何时。在网络实践中,就是如何发帖向网民政府信息,并且发帖之后,媒体和网民的反应如何,是政府最关心的问题。因此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反馈机制帮助政府获知网民的意见,作出进一步反应,在中完善政府形象。

(三)把握舆情,提升形象

积极利用网络舆论热点,注重政府所宣传的与网民所关心的结合起来,对重要事件的宣传,认真组织策划,利用网络媒体各方面的技术优势,通过文字、图片、视音频等多种交互手段,塑造政府良好形象。例如,北京成功举办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的具体体现,对中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奥运会新闻报道期间,央视网等网络媒体每日24小时全程报道奥运会的最新进展,第一时间对奥运赛事进行视频直播,包括开幕式、闭幕式及所有重点赛事,形成了以体育新闻信息为主,资料背景为辅,以视频直播和点播为重要补充,并与网民进行良好互动的格局[15],受众不仅通过互联网享受了全方位、多媒体的精彩奥运,更加看到了政府强大的规划能力、调配资源的能力,由此政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也得到集中彰显。因此,政府要利用重大活动或事件,精心设置百姓关注的问题,及时设置网络媒体探讨的议题或话题,在网络上引起讨论或关注,树立良好形象。

(四)设置议题,转移焦点

政府要善于利用网络媒体对危机事件进行议题设置,转移舆论焦点,最大限度地避免负面形象。如成都“6・5”公交车燃烧事件发生仅两个小时,成都市政府就召开了首场新闻会,当天连开三场,不断公布伤亡、救治和现场情况,让真相赶在传言前边。6月6日第四场会主动回应市民有关疑问,使质疑声音减弱。7日第五场会认定“有人带油上车”,网民转而追查纵火者,民众的思路和情绪与政府逐渐合拍。最终这一突发恶性事件平稳落幕。[12]又如2008年的“重庆8000辆出租车罢运风波事件”影响全国,重庆政府很好地利用网络媒体对这一“负面新闻事件”进行即时的“议程设置”。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重庆市交委召开新闻会;稍后,重庆市又两次以“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的形式发出新闻通稿;11月5日下午,重庆市以市政府名义再次举行新闻会,通报最新情况并答记者问――有人形容为“连开了四场新闻会”。重庆市政府新闻办主任、新闻发言人周波表示,重庆市面对此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实际上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对事件本身做紧急处置,另一方面向媒体、舆论做危机公关。“互联网时代,遮遮掩掩已经不起作用,甚至只能起反作用。”等政府领导直接与出租车司机代表见面,重庆电视台新闻频道、广播新闻频率全程直播,华龙网、新华网重庆频道、人民网“重庆视窗”等进行了网络在线直播。[16]由此可见,政府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若采取“封、堵、砍”的传统手段,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可进行一定的议程设置,监控发现舆情,掌握客观事实,分析舆论走势,提出处置方案,组织舆论传播,评价处置效果,正确引导网络舆论,消除负面影响。

(五)创新形式,加强管理

网络上的信息来源、传播渠道及内容繁杂,信息庞杂多样,各种思潮相互交错,各种观念大量涌现,正确的思想和错误的思想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一旦网络舆论形成,就会起“风向标”的作用,不但对网民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更会对社会的和谐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政府加强网络舆论管理,对促进社会和谐、构建政府全新形象具有重要意义。2006年,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的道德标杆,集中阐述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更是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网民中产生了强烈反响,极大地促进了网络文化和网络道德建设。在舆论监管方面,政府一要“坚持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思想教育、行业自律等手段,加快形成依法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规范有序的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维护国家文化信息安全”[17];二要通过网络发言人、网络评论员引导公众对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的思考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从而与政府产生共鸣,充当公众的“意见领袖”;三要切实加强主流新闻网站建设和管理,有效发挥行政、法律法规的作用,强化网络舆论技术监控,全面开展网民素质教育,提升网宣队伍建设水平,引导社会舆论沿着理智、建设性的轨道发展,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使网络的舆论宣传更加生动形象,更加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参考文献:

[1]虎小军,张世远.主体间性:哲学研究的新范式[J].宁夏社会科学,2007(3):119.

[2]徐震.哈贝马斯主体间性理论评析[J].世纪桥,2007(7):36.

[3]李欣人.传播关系的哲学思考[J].当代传播,2005(4):34.

[4]郭湛.论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3):33.

[5]贺碧霄,孙玉峰.从公共性到主体间性――一种对网络媒介传播的探讨[J].河南社会科学,2006(11):132.

[6]陶维兵.政府形象内涵的多维视角[EB/OL].(2004-12-28)[201l-11-27].http://www.cass.net.cn/file/2004122830014.html.

[7]人民网.总书记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在线交流[EB/OL].(2008-06-20).[2011-11-20].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7406621.html.

[8]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难忘温总理和我们的“春天的约会”[EB/OL].(2009-03-04)[2011-11-15].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103/8904242.html.

[9]刘建明.突发事件与报道的第一时间[J].新闻战线,2001(12):24.

[10]罗锋.2008年中国网络传播研究述评[J].现代视听,2009(1):10.

[11]芮必峰.现代社会与现代传媒――从汶川地震中我国媒介的表现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4):26.

[12]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EB/OL].(2009-12-22)[2011-11-28].http://yq.people.com.cn/htmlArt/Art392.htm.

[13]符敏慧,郭琳.试论政府信息公开与政府网站的良性互动[J].情报科学,2004(4):479.

[14]百度百科.网络发言人制度[EB/OL],(2010-06-22)[2011-11-10].http://baike.baidu.com/view/2713538.htm?fr=ala0_1_1.

[15]梁燕妮.“黑马”已蜕变成“大热”――网络媒体北京奥运报道简评[J].新闻知识,2008(10):16.

[16]李微敖,邓海.重庆8000辆出租车罢运风波[EB/OL].(2008-11-08)[2011-11-21].www.caijing.com/2008-11-08/110027060.html.

在线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