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活动的本质篇1
过去人们认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主义必须消灭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后来，人们改变了对商品经济的认识，不再坚持社会主义要消灭商品、货币，而是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且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毫无疑问，这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都是重大的突破。然而对商品经济的命运和前途的认识，要么仍然停留在过去的观点上，即产品经济必然代替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必然消亡，要么避而不谈，要么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最终还是要消灭商品经济，实行产品经济。对此，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商品经济的命运不是消亡，市场经济的前途无限。
一、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差别永远存在
产品经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弊端时提出的一个理想，并不是现实。现实实际上已不是朝着这个理想发展。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本质上是市场化。世界各国包括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产品经济的产生和存在是以人们之间物质利益差别的不存在为前提的，即所谓的“大公无私”为前提条件的。这个条件是理想化的。
首先，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处处存在，时时存在，差别也是矛盾，在同一棵树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叶子。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很难想象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相互之间不存在物质利益的差别。
其次，利益是客观存在的，是推动人们活动的终极动因。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既然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而物质利益是人们最基本的利益，那么，如果没有物质利益的差别，人们开拓进取的物质利益动力机制就没有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就成问题了。
再次，人们的需要和利益从来都是公共需要和个人需要、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同时并存的，对立统一的。即使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相互之间仍然存在物质利益的差别。大公无私是圣人；先公后私，先人后己是共产党人；公私兼顾是好人；损公肥私，损人利己是坏人。圣人不是现实中的人，而是人们思想中的人；坏人是少数，共产党人和好人是多数。要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普遍利益永远不能代替特殊利益，公共需要不能扼杀个人需要，公共利益不能取代个人利益。既然物质利益差别客观存在，那么实行产品经济就只能是个理想，而不是现实。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仍然存在过于理想化的成分。
二、劳动始终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手段
劳动创造了人，意味着劳动改变了人，提高了人的素质。劳动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是人所特有的活动，但绝不意味着劳动必将成为人的本质。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是生存的需要。为了生存，人们就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进行劳动。劳动是人们生存与发展的手段，不是人们生存与发展的目的。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成为人们自觉自愿的行为是违背经济规律、脱离实际的想法。
劳动是人们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尤其是社会经济规律的活动。劳动要实现预定的目的，并不能随心所欲，任意胡来，而必须无条件地遵循客观规律去行动才能获得满意的效果。要遵循的自然规律有生物规律、物理规律、化学规律等，要遵循的社会规律有社会经济规律、政治规律、文化规律等，而且要实现劳动的目的，有时还需要克服各种外部阻力和不利条件，要经历种种艰难困苦。劳动的过程就是一种克服自由主义、遵循客观规律、战胜各种困难的劳动力付出过程。劳动在任何社会都不是人的本质，本身的需要，更不可能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只是为满足人们需要所必须的手段。
三、市场经济是实现经济活动本质的最佳方式
经济活动与社会政治、文化、军事活动等活动相区别的本质在于经济活动的逐利性。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已被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了的效率最高的经济运行方式。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曾出现过多种经济活动方式，如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交换为目的的开放的商品经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以及发展了的近现代的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市场经济等。
实践证明，在所有这些经济活动方式中市场经济是效率最高的经济运行方式。对市场经济运行方式所带来的高效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这一部伟大著作中，曾给予了热情的赞扬，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市场经济之所以具有无穷的活力，带来人们经济活动的高效率，是由市场经济的逐利性、竞争性和开放性决定的。
（一）市场经济的逐利性能够带来高效率
逐利性是人们经济活动的本质。市场经济是逐利经济。市场经济的逐利性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最有效地防止资源的浪费，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就是一架自动传递信息的机器，供求变动和价格涨落的信息，将使千百万人在逐利避害中，促进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向高效率的部门流动，从而使生产要素实现高效配置，从而带来人们经济活动的高效率。
（二）市场经济的竞争性能够带来高效率
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性很强的经济。市场经济在竞争中的利益原则能够最大限度地刺激和调动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为在市场竞争中，生产经营者的经济利益归根到底只能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使商品所包含的个别劳动时间等于或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个别价值等于或低于社会价值的途径来取得，因而在市场竞争未还没有展开之前，生产经营者就会千方百计，绞尽脑汁改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不断降低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否则生产经营者就要亏本，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
（三）市场经济的开放性能够带来高效率
市场经济是一种高度开放的经济。市场经济外向开拓的功能，迫使商品生产经营者“生命不息，开拓进取不止”，而且在开放中既能够扬长避短，又能够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获得开放经济的效益。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可以理解为生产经营者——引者注）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四、市场经济是世界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市场经济作为世界文明成果的组成部分，只能继承与发扬，发展和完善，不能抛弃。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市场化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一是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形态，是迄今为止人类发明创造中的最伟大的发明创造之一。二是市场经济是一个中性经济范畴，既不姓“资”，又不姓“社”。三是市场经济是世界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和优点在于实现了市场与计划、自主经营与宏观调控的优势互补、有机统一。
经济活动是私人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经济活动的私人性必然要求自主经营，经济活动的社会性必然要求宏观调控。而现代市场经济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它实现了自主经营与宏观调控的统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放任自由市场经济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的弊端，使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冲突降低到了最小程度。可见市场与计划、自主经营与宏观调控优势互补、有机统一，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特点和优点，是资本主义不排斥计划，社会主义不排斥市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能运用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手段发展经济的重要原因，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市场化的重要原因。
五、商品经济具有产品经济不可替代的优势
人们经济活动的实践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具有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不可替代的优势。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产品经济更能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在生产社会化程度高，需求变化快的情况下，更能体现全社会劳动者的整体利益。因为计划经济或产品经济是和较落后的生产力、需求的单一化、简单化相适应的，对于一个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经济，对于一个需求多样化、复杂化，对于一个需要均衡发展的经济来说，计划经济或产品经济无法使资源达到最优化配置。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能体现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因而更能调动生产经营者的劳动积极性。计划经济的特点是短缺，商品经济的特点是过剩。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2
一、建立闲暇经济学，是对“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体现。
传统的发展观认为消费促进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里的消费主要指对物质商品的消费。在这样的发展观下，物质商品消费的提高促进的是经济发展的物质质量，于是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表现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随着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和我国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创建和谐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国都逐渐发现，经济发展不但需要关注物质质量，更需要关注人文质量。
人民群众对闲暇的消费水平高低不但体现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高低，更主要的是，它体现了人民群众精神生活水平的高低，因此，闲暇消费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闲暇消费量的多少直接反映了经济发展的人文质量。闲暇消费是在闲暇时间内进行的，闲暇时间又可分为三种：必要的休养时间（如：睡眠、正常家务劳动）、接受专门教育的时间、享受型的闲暇时间（如旅游、娱乐、健身）。对上述闲暇时间中教育、旅游、健身等活动的闲暇消费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与增长，其原因在于，首先，睡眠、休息与自理性的家务活动保证人们能有充足的精力去工作；其次，受教育的时间帮助人们提高技能、获取知识；其三，享受型的闲暇时间如果是健康积极的，则能提高当事人的心智水平、活力精力和创新精神，促进创意的产生，而创意可以改进技术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上述三种闲暇时间里的活动内容一起形成了当事人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本身及其外部性推动了经济持续增长。综上所述，健康的闲暇消费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在促进的过程中，闲暇消费同时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水平。因此，归根到底，闲暇消费的提高不但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与增长，还增进了经济的人文内涵、提高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的人文享受，也就是说，它提高了经济发展的人文质量。人民群众通过积极向上、健康蓬勃的闲暇消费提高了经济的人文质量，这很好地体现了“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精髓和要求，为此，我们要牢固地树立科学发展观，也就需要通过发展闲暇经济学来深入地研究闲暇消费。
二、建立闲暇经济学，是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体现。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必要条件。随着我国近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收入的增加使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旅游休闲、健康安全、体育、艺术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更加要求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如果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经济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卓越成就，但相比之下，社会建设的速度和水平还有待提高。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快社会发展。而人民群众的闲暇活动几乎涉及了工作时间以外的所有社会活动，因此，正确处理闲暇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促进人民群众闲暇活动的良性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持。
通过建立科学的闲暇经济学理论体系，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研究闲暇活动的健康化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与积极启示。现在，通过将闲暇时间引入新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可以证明，健康化的闲暇活动一方面有利于形成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健康化的闲暇活动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心智水平和创新意识，由此带动社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这样，闲暇活动的健康化就可以通过外部性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健康化的闲暇活动本身也促进了社会的健康发展、提高了社会发展的水平与质量。由此，健康化的闲暇活动促进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统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观念。但是，要想进一步分析与研究闲暇活动健康化的成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闲暇活动如何通过协调收入分配来促进社会发展的高级化等一系列关乎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协调改进的重大课题，还需要系统地发展以研究闲暇活动为主要对象的闲暇经济学，从理论上论证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工作与闲暇的协调发展问题。
三、建立闲暇经济学，是对“五个统筹”的体现。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是统筹兼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面对的社会利益主体更多，领域更广，利益关系也更复杂。要处理好复杂的利益关系，创建和谐社会，就需要落实“五个统筹”。"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途径。而闲暇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五个统筹”的落实，可以有效弥补生产领域内的“非统筹因素”。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3
（一）旅游经济效益是宏观和微观经济效益的统一。旅游经济活动通常由旅行、餐饮、住宿、交通、观赏、娱乐等多种活动所组成，因而旅游经济效益实质上是食、住、行、游、购、娱等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各种要素作用发挥的好坏，最终也必须体现在经济效益上，因此旅游经济效益不仅体现旅游企业的经济效益，使旅游经济活动的主体及其组织得以生存和发展，而且还要体现整个旅游产业的宏观经济效益，并通过旅游活动及其较强的产业带动效应，把旅游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辐射、渗透到其他产业和部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充分体现出旅游经济的宏观经济效益。
（二）旅游经济效益的衡量标准是多方面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旅游经济活动必须面向市场，以旅游者为中心。这就要求旅游经营部门和企业在组织旅游活动时，必须树立为旅游者服务的经营思想和观念，从旅游者的消费需求考虑，尽可能提供适销对路、物美价廉的旅游产品和服务，这是获取经济效益的前提。在充分满足人们旅游消费需求的基础上，取得合理的经济收入和利润，不断提高旅游业的宏观和微观经济效益。因此，从以上两方面来衡量旅游经济效益，可采用以下指标体系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即接待游客人数、游客逗留天数、旅游收入、旅游外汇收入、旅游利润和税收、客房率、游客人均消费、游客投诉率、资金利润率、成本利润率以及服务质量等多项指标。
（三）旅游经济效益具有质和量的规定性。同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旅游经济效益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也有量的规定性。旅游经济效益的质的规定性，主要表现为取得旅游经济效益的途径和方法必须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范围内和指导下，通过加强管理、提高技术含量和改善服务质量来实现。经济效益的量的规定性，是指旅游经济效益不仅能用量化的指标来反映，而且还能通过对指标体系的比较作分析，发现旅游经济活动中的问题，从而寻求提高旅游经济效益的途径和方法。旅游经济效益质和量的规定性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离开了质的规定而片面追求量的目标，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旅游经济发展宗旨和方向，甚至成为不良社会行为生长的土壤；反之，若只考虑旅游经济效益的质的规定性，而没有量的追求，就没有积极开拓的进取精神和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难以实现旅游经济效益。因此，只有把旅游经济效益的质和量有机统一起来，才能保证旅游经济活动健康、正常地开展，促进旅游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
二、影响旅游经济效益的因素
影响旅游经济效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既有宏观因素，又有微观因素；既有经济、技术因素，又有政策、法律因素；既有国内因素，又有国际因素等。因此，为了有效地提高旅游经济效益，就必须对影响旅游经济效益的因素进行科学分析研究。
（一）旅游者数量及构成。在旅游经济活动中，旅游者是旅游活动的主体和旅游服务的对象，也是旅游活动产生的前提。旅游者数量的多少与旅游活动中所占用和耗费的劳动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若以较少的劳动占用和耗费，而为更多的旅游者及时提供优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则旅游经济效益就好；反之，若为一定的旅游者服务而劳动占用和耗费不断增加，则旅游经济效益就差。因此，旅游者数量的多少对旅游经济效益具有直接的影响。
旅游者数量及构成对旅游经济效益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旅游经济活动中旅游者数量的增加必然相应增加旅游收入，从而提高旅游主要产品和旅游服务的利用率，增加旅游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是旅游经济活动中的劳动占用和耗费，特别是表现为固定费用部分（如基本工资、折旧、管理费用等），在一定范围内会随旅游者数量的增加而相对减少，于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旅游者数量越多，则对于每一个旅游者所花费的成本费用就相对减少，从而相应使旅游经济效益增加。
此外，在旅游者数量既定的情况下，旅游者逗留时间越长，所需旅游服务项目越多，则每个旅游者的平均消费支出就越大，于是旅游目的地的经济效益就越高。因此，不仅旅游者的数量规模大小对旅游效益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而且旅游者的结构状况也对旅游经济效益产生直接的影响作用。
（二）旅游物质技术基础及其利用率。旅游物质技术基础是指对各种旅游景观、旅游接待设施、旅游交通和通讯、旅游辅助设施的总称。在旅游经济活动中，各种旅游物质技术基础与旅游经济效益具有直接的关系。通常，旅游物质技术基础条件好，则吸引的旅游者就多，旅游人数多必然使旅游收入增多，而劳动占用和耗费相对减少，从而提高旅游经济效益。因此，要提高旅游经济效益，就应促进旅游业适度超前地发展各种旅游设施，尽可能配备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物质技术设备和手段，以提高劳动效率，减少劳动耗费，为提高旅游经济效益奠定基础。同时，还必须不断提高旅游物质技术设施的利用率，而提高旅游物质技术设施的利用率，就意味着花费在单位游客上的劳动占用和耗费减少，从而降低旅游成本，提高旅游经济效益。
（三）旅游活动的组织和安排。旅游活动全过程涉及到旅游者的食、住、行、游、购、娱等多方面的需求，这些需求是相互联系、衔接配套的。因此，在旅游活动中能否有效地提供旅游产品和服务，能否高质量地组织和安排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就直接影响着旅游经济效益。因此，在旅游活动的组织和安排中，一定要针对不同旅游者的类型、需求特点、消费习惯等，有目的地规划和组织好旅游活动。尽可能在旅游时间安排上张弛结合，留有余地，保证旅游时间有效利用；在旅行线路上尽可能安排紧凑、内容丰富、生动有趣，提高旅游者的兴致，使其得到最大的身心需求满足；在旅游服务质量上，要礼貌谦和、服务周到，使旅游者真正能够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四）旅游业的科学管理。旅游经济效益的提高，最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现代科学管理。因此，旅游行业必须科学地组织劳动的分工与协作，把食、住、行、游、购、娱等方面衔接好、做好配套，才能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另外，劳动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也是决定劳动生产率能否提高的关键，因而要积极安排好培训，以提高职工的业务技术水平，充分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真正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三、旅游经济效益评价
要提高旅游经济效益，就必须在旅游经济活动中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取尽可能多的产出。这也是评价旅游经济效益的重要标准。通常，对旅游经济效益的评价必须重视对以下方面的比较分析：
（一）旅游经济活动的有效成果同社会需要的比较。旅游产品作为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所购买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服务的总和，它同样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只有当旅游产品能够有效地满足旅游者的需求时，才能实现其价值。否则，不仅不能体现旅游产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使旅游经营单位遭受损失，而且会因旅游者的反面宣传而使旅游产品失去更多的客源。因此，必须努力生产和提供旅游者满意且又物美价廉的旅游产品，才能促进旅游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4
一、我国会计理论界对会计本质的三种认识
本质是决定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根本属性。会计本质是由会计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是会计这一事物比较深刻的一贯的和稳定的方面，它从整体上规定会计的性能和发展方向。会计本质也是确定和解释其他会计概念的依据，会计研究首先应解决会计本质问题。这一观点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风靡我国，并在会计研究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目前存在于我国会计理论界的对会计本质的三种认识即“会计信息系统论”、“会计管理活动论”和“会计控制论”，这是对其进行长期研究的逻辑起点。人们对会计本质和内涵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迄今为止仍是三派鼎立，没有能够达成一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信息需求的多样化以及人们价值意识的转变，都迫切要求我们对会计本质重新加以思考。
(一)会计信息系统论
余绪缨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从国外引进并主张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他认为：“根据当前的现实及其今后的发展，应把会计看作是一个信息系统，它主要通过客观而真实的信息，为管理提供咨询服务”(金绪缨，1980，1982)。此后，这种观点得到了葛家澍教授等人的支持。他们给会计所下的定义是：“旨在提高企业和各单位活动的经济效益，加强经济管理而建立的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葛家澍等，1983)。
(二)会计管理活动论
“管理活动论”这一观点是我国学者首创的提法，由杨纪琬教授利阎达五教授率先提出。1980年，在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上。两位教授合作发表了题为“开展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几点意见——兼论会计学的科学属性”的论文，首先提出了“会计的本质是一种管理活动”的观点，并认为：会计管理在微观经济中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重要的价值管理；在宏观经济中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的价值运动就是个别资金的运用，会计管理是对这种运动进行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
(三)控制活动论
“控制活动论”是20世纪90年代初为调和上述两派的论战而出现的一个新兴学派，其代表人物是杨时展和郭道扬两位教授。杨时展教授的会计控制论侧重于会计微观领域，其建立的基础是受托责任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会计控制论。他认为：自古以来，会计最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反映、控制经济活动，离开现代会计这一控制系统的运行，要提高经济效益是根本不可能的。郭道扬教授的会计控制论侧重于宏观会计领域，他从会计史学视角出发，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提出了现代会计的全面控制观点。他认为：会计是人类为实现对社会经济的控制所进行的一项基本活动，因而现代会计的本质是一个全面控制系统，必须把过去、现在与未来结合在一起；必须把事前、事中、事后的控制结合在一起。尤其到了现代社会，会计更是现代经济控制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信息社会中通过对包括财务信息在内的经济信息的优化与利用，以期对即定目标的控制和最终目标的实现。将会计界定为一种控制活动，优势在于：从外延和内涵两方面揭示了会计的本质，阐明了现代会计是一个控制系统。并且将受托责任与会计控制系统相结合，同时明确了受托责任与决策的关系。 二、知识经济下对会计本质三种观点的辨析
(一)按照会计信息系统论的观点，会计活动确实是生产制造信息的行为，但知识经济环境下这种信息的内涵却在不断地扩大
具体表现为：1、知识经济下，信息的使用者不仅要了解财务信息，还要了解企业的背景信息和前瞻性信息。另外，非财务信息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企业的核心技术、管理团队的背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产业的竞争形式等，这些信息单纯依靠财务信息是不能充分反映出来的，而这些信息往往只是信息使用者进行决策时考虑的重要因素。2、在知识经济环境下诞生的新的信息记录、采集、聚合、分析、整理、传输、公示技术等均产生了质的飞跃，现在的网络技术、通讯技术、数据库技术使海量的信息能够得到处理，并且能够即时为使用者所取得。大大提高了信息的质量和时效性。3、知识经济下单纯认为会计是确认、计量和传递经济信息的过程的看法只体现了会计的反映职能，忽略了监督、预测和分析等控制职能。因为财务人员每天要依靠自己的职业判断去分析确认各种资产，选择不同资产的计量属性等等，这种判断性决策本身就是一种管理活动。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5
地质勘查工作经济规律按其性质和作用范围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调节社会经济活动具有一般特征的经济规律。它存在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并反映其共同性质和特征的经济规律，它贯穿于包括地质勘查工作在内的各个不同产业或部门的经济活动中，只要有经济活动它就必然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另一类就是反映地质勘查工作自身特点的特殊经济规律。它是由地质勘查工作对象和活动方式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调节着地质勘查工作的主要过程和主要方面，并以其特有的形式和内容，反映地质勘查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可见，正确认识和利用地质勘查工作特有的经济规律，对地质勘查工作具有特殊而又重要的意义。
地质勘查工作的特有经济规律，是由地质勘查工作的特殊性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及作用决定的。它以其特有的本质特征来调节地质勘查活动。在地质勘查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个特有经济规律：
1．地质勘查工作高风险性
这是指获取地质勘查成果的极不确定性，即所投入的地质勘查劳动，有相当部分不能直接获得有工业价值矿床的客观必然性。地质勘查工作高风险，是指风险程度通常高于其它经济活动。地质勘查工作风险包括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经营风险)。与其它一般经济活动相比较，它更突出地表现为自然风险，这是由工作对象的隐蔽性和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决定的。构成地质勘查工作高风险，有人的主观因素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如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管理水平、技术装备条件、技术方法以及经济建设布局和重大政策的调整变化等等；也有工作对象的客观自然因素影响，即超出人们驾驭能力而产生风险的因素，只要地质找矿活动存在就一定有自然风险，而且不同矿种风险大小不同，不同矿种区域分布不同找矿风险大小也不同等等。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共同影响着地质勘查工作的风险程度。
2．地质勘查工作阶段性
是指地质勘查工作按其工作过程的不同阶段依次开展工作的客观必然性。每个矿床各个不同阶段的工作只能依次进行，不能跨越和颠倒。地质勘查工作阶段性规律，是由地质勘查工作对象的复杂性和人们认识规律所决定的。对一个具体事物的认识，往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对复杂的地质情况的认识，反复尤其不可避免。地质勘查工作全过程可大致分为两个大的工作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础地质调查，它为地质找矿提供方向，是地质勘查工作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二个层次是矿产地质勘查工作，即矿产的普查，详查，勘探三个阶段的工作。地质勘查工作阶段性，要求必须按照阶段来组织和开展工作。
3，地质勘查工作长周期性
是指寻找和探明有工业价值矿床需要经历较长工作时间的客观规律。它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地质勘查工作周期，即从普查开始到矿产勘查工作结束，需要经历较长的工作时间；二是指地质勘查工作相对于后续产业的时间跨度需要较长时期。地质勘查工作长周期，一方面表现在寻找矿床阶段，即找到有工业价值的矿床，往往是要对多个矿点或异常开展地质勘查工作才能确定；另一方面是矿产勘查的详查、勘探阶段，需要消耗较多的人财物，并按要求达到一定的工作量控制，才能完成探明矿床储量的任务。地质勘查工作相对后续产业需要较长的周期，是从国民经济角度考察的，自地质勘查工作开始到形成矿产品生产能力需要较长时间。它以地质勘查工作周期为基础，包含矿床规划设计，矿山基本建设直到形成生产能力全过程的时间。它对于指导地质勘查工作合理超前有重要意义。缩短地质勘查工作周期，是经济规律对地质勘查工作的客观要求。
4．地质勘查工作超前性
是指地质勘查工作要领先于相关的国民经济其它产业和部门经济活动的客观必然性。地质勘查工作超前性是由地质勘查工作性质和国民经济建设发展需要所决定的。只要存在地质勘查工作，它就必须先于其他产业和部门做好基础地质工作和准备矿产资源及地质资料。地质勘查工作超前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国民经济客观布局提供矿产资源和地质资料；二是先于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地质勘查工作；三是先于矿山建设探明矿产储量。地质勘查工作超前要有合理的量，超前过多，会造成地质勘查工作费用积压浪费，超前过少或滞后，就会影响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地质勘查工作要根据不同矿种、不同地区的需要合理超前，才能保证建设需要，提高地质勘查工作社会经济效益。
5．地质勘查工作难度递增性
是指寻找和探明矿产资源的地质勘查活动，随时间推移工作难度日趋加大的客观必然性。矿产资源有限和不可再生的特点以及矿床的复杂性，决定地质勘查工作在时间序列上难度递增。埋藏浅、地质条件简单、施工条件较好、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矿产资源不断被发现和开发利用，迫使地质勘查工作逐步转向埋藏深、地质条件复杂、施工条件差、经济较不发达地区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工作。地质勘查工作难度增大，—方面表现为获取一定勘查成果的投入增大，即探明单位矿产储量的费用增加和投入工程量呈增大趋势；另一方面表现为工作环境恶化和施工条艰难。它们都包含有劳动数量的绝对增加和采用先进地质理论和技术方法的劳动质量的提高。地质勘查工作难度增大，客观上要求相应增加地质勘查工作费用投入，最根本的是依靠科技进步，它是提高地质找矿效果的根本途径。
6．地质勘查工作效益后续性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6
Keywords: geological exploration; Economic law;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中图分类号：F407.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地质勘查工作是一项生产活动，它同任何其它经济活动一样都受经济规律的影响和调节。经济规律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经济现象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决定经济现象发展变化的客观必然性，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不能创造，改造和消灭经济规律，但可以通过实践来认识，遵循和利用经济规律，来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服务。
地质勘查工作经济规律按其性质和作用范围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调节社会经济活动具有一般特征的经济规律。它存在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并反映其共同性质和特征的经济规律，它贯穿于包括地质勘查工作在内的各个不同产业或部门的经济活动中，只要有经济活动它就必然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另一类就是反映地质勘查工作自身特点的特殊经济规律。它是由地质勘查工作对象和活动方式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调节着地质勘查工作的主要过程和主要方面，并以其特有的形式和内容，反映地质勘查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可见，正确认识和利用地质勘查工作特有的经济规律，对地质勘查工作具有特殊而又重要的意义。
地质勘查工作的特有经济规律，是由地质勘查工作的特殊性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及作用决定的。它以其特有的本质特征来调节地质勘查活动。在地质勘查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个特有经济规律：
1．地质勘查工作高风险性
这是指获取地质勘查成果的极不确定性，即所投入的地质勘查劳动，有相当部分不能直接获得有工业价值矿床的客观必然性。地质勘查工作高风险，是指风险程度通常高于其它经济活动。地质勘查工作风险包括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经营风险)。与其它一般经济活动相比较，它更突出地表现为自然风险，这是由工作对象的隐蔽性和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决定的。构成地质勘查工作高风险，有人的主观因素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如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管理水平、技术装备条件、技术方法以及经济建设布局和重大政策的调整变化等等；也有工作对象的客观自然因素影响，即超出人们驾驭能力而产生风险的因素，只要地质找矿活动存在就一定有自然风险，而且不同矿种风险大小不同，不同矿种区域分布不同找矿风险大小也不同等等。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共同影响着地质勘查工作的风险程度。
2．地质勘查工作阶段性
是指地质勘查工作按其工作过程的不同阶段依次开展工作的客观必然性。每个矿床各个不同阶段的工作只能依次进行，不能跨越和颠倒。地质勘查工作阶段性规律，是由地质勘查工作对象的复杂性和人们认识规律所决定的。对一个具体事物的认识，往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对复杂的地质情况的认识，反复尤其不可避免。地质勘查工作全过程可大致分为两个大的工作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础地质调查，它为地质找矿提供方向，是地质勘查工作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二个层次是矿产地质勘查工作，即矿产的普查，详查，勘探三个阶段的工作。地质勘查工作阶段性，要求必须按照阶段来组织和开展工作。
3，地质勘查工作长周期性
是指寻找和探明有工业价值矿床需要经历较长工作时间的客观规律。它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地质勘查工作周期，即从普查开始到矿产勘查工作结束，需要经历较长的工作时间；二是指地质勘查工作相对于后续产业的时间跨度需要较长时期。地质勘查工作长周期，一方面表现在寻找矿床阶段，即找到有工业价值的矿床，往往是要对多个矿点或异常开展地质勘查工作才能确定；另一方面是矿产勘查的详查、勘探阶段，需要消耗较多的人财物，并按要求达到一定的工作量控制，才能完成探明矿床储量的任务。地质勘查工作相对后续产业需要较长的周期，是从国民经济角度考察的，自地质勘查工作开始到形成矿产品生产能力需要较长时间。它以地质勘查工作周期为基础，包含矿床规划设计，矿山基本建设直到形成生产能力全过程的时间。它对于指导地质勘查工作合理超前有重要意义。缩短地质勘查工作周期，是经济规律对地质勘查工作的客观要求。
4．地质勘查工作超前性
是指地质勘查工作要领先于相关的国民经济其它产业和部门经济活动的客观必然性。地质勘查工作超前性是由地质勘查工作性质和国民经济建设发展需要所决定的。只要存在地质勘查工作，它就必须先于其他产业和部门做好基础地质工作和准备矿产资源及地质资料。地质勘查工作超前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国民经济客观布局提供矿产资源和地质资料；二是先于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地质勘查工作；三是先于矿山建设探明矿产储量。地质勘查工作超前要有合理的量，超前过多，会造成地质勘查工作费用积压浪费，超前过少或滞后，就会影响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需要。地质勘查工作要根据不同矿种、不同地区的需要合理超前，才能保证建设需要，提高地质勘查工作社会经济效益。
5．地质勘查工作难度递增性
是指寻找和探明矿产资源的地质勘查活动，随时间推移工作难度日趋加大的客观必然性。矿产资源有限和不可再生的特点以及矿床的复杂性，决定地质勘查工作在时间序列上难度递增。埋藏浅、地质条件简单、施工条件较好、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矿产资源不断被发现和开发利用，迫使地质勘查工作逐步转向埋藏深、地质条件复杂、施工条件差、经济较不发达地区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工作。地质勘查工作难度增大，—方面表现为获取一定勘查成果的投入增大，即探明单位矿产储量的费用增加和投入工程量呈增大趋势；另一方面表现为工作环境恶化和施工条艰难。它们都包含有劳动数量的绝对增加和采用先进地质理论和技术方法的劳动质量的提高。地质勘查工作难度增大，客观上要求相应增加地质勘查工作费用投入，最根本的是依靠科技进步，它是提高地质找矿效果的根本途径。
6．地质勘查工作效益后续性
是指地质勘查工作劳动的效果在后续产业的劳动成果中得到体现和反映。是由地质勘查工作的超前性和信息产品的特点所决定的。地质勘查工作后续效益直接地表现为矿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由此而引起劳动就业、工业生产、财政、社会基础设施、国际收支乃至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社会经济效益。以社会经济效益来评价和衡量地质勘查工作，是国民经济的基本要求。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7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劳动生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独特的属性。它既蕴涵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社会价值共性,又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价值个性。
1.依存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依存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它随着人类社会主导类型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特定国家中心任务的变迁而改变其自身作用的质与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呈逐渐上升的发展轨迹。循用潘懋元教授的观点①表述为:“农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被提高到经济活动的中心”。造成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它们的生产要素分别为:土地和劳动力(以数量为主);资本、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并重,以数量为主)和原材料;知识、科技和劳动力(以素质为主,包括思想政治等非技能性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占主导类型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这种经济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①潘懋元教授原观点为: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被推向到经济社会的中心。参见潘懋元、刘振天:《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6期。)资源与生产要素,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限度。由此不难瞥见,伴随着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劳动者的素质、精神性因素在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呈线性攀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也逐渐彰显。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我国正步入工业经济社会进程,少数行业进入了知识经济行列,而且知识经济还必将成为我国主导经济形态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体现,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经济、科技的发展更为突出和重要。”①而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是非技能性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使命。这从一个视角说明了其经济价值的发挥程度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是紧密相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由政治性任务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从1992年(此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此后,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也日趋深入。江泽民同志指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服务和保证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搞不上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②
2.间接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形态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归属于间接性价值之列,即与智能教育、科技教育等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往往是通过改变构成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或相关因素来实现的。“教育和经济效益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经济活动之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③这种间接性具体表现在要素、环节和过程、机制等层面。
(1)要素、环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以下有关环节、因素为中介来发挥其经济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形成、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思想(思潮)、经济制度、经济道德、科技精神等,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劳动者与经济组织、劳动者和劳动者以及经济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除了智能技术以外的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等和潜能发挥程度、劳动态度(含积极性与创造性)、动机水平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科技意识,效益观念与时间观念等等。
(2)过程、机制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实现中的过程、机制的间接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潜能的发挥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内化阶段。教育者将社会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等传递给受教育者(劳动者),影响受教育者(劳动者)的情感、意志和动机,激发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外化阶段。受教育者(劳动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发下,把与劳动、生产有关的精神性因素变为实际劳动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活动的“物化”④。在这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劳动者这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以间接的途径参与了创造物质价值(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⑤这个过程、机制示意图如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物质价值(①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页。②《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年,第8-9页。③范先左:《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8页。④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的表现形态》,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2期。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0页。)
3.多端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多端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宏观层次对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也可以表现为中观层次对某个经济组织、团体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微观层次对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施加影响。
(1)宏观层次。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①
(2)中观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中观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个经济单位、组织和团体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层次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价值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管理理论”,则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中观层次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学理支撑。“文化管理强调企业与员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信念、利益、目标远景等的协调一致性,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习俗和礼仪等文化要素的作用,实现对人的规范作用……从而显示出较强的协调力和控制力。”②
(3)微观层次。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只有全面教育,才会有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否则,仅仅重视劳动者智能的培养,忽视对其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引导、培养。教育的经济价值就会降低,甚至是负数。”③就劳动者的主观世界而言,受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劳动价值观)、道德观、心理素质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和时间观念等制约。而培育、提高劳动者的上述观念、素质和品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
4.两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两面性具体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发挥影响既可以是维护性的,即维持和保存社会既定的经济态势;也可以是变革性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孕育和发展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充当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这种变革既可以发挥正面的积极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功能:阻碍、束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功能,一方面要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承扬,使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在这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变革功能,主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8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劳务经济是指服务部门的经济活动。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把商品分为两类，“第一，劳动能力；第二，不同于劳动能力本身的商品。”第一部分通称为服务业，他包括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教育医疗等服务以及“劳务”即无形的效用，它不以实物形式而以提供活劳动的形式满足他人某种需求的劳动活动。
马克思《资本论》重点研究物质资料生产领域,一方面这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致的。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决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已经浸吞了英国的一切物质生产部门。为了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必须全面考察物质生产领域这一载体。虽然在服务领域也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依然是微不足道的,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但敏锐的思想家总是能引领人类的未来,马克思以物质生产领域为研究对象,对服务领域也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探讨,并对此做了开拓工作。
马克思对服务部门经济活动的探讨可以概括为:马克思根据唯物主义原理，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领域，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非物质生产部门是以物质生产部门为基础。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需要的多样化，就业的趋势是，劳动力将会向服务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部门转移，资本关系会扩展到服务领域。劳动力转移到服务部门的原因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时间就越多”。“假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以前三分之二人口直接参加物质生产，现在只要三分之一参加就行了”。马克思对服务业的特点进行了论述，指出服务业收入高，将其原因归结到劳动价值论这一客观存在上，服务业是一种复杂的劳动。因为劳动者“一般会有比以前高的教育程度；并且，特别是报酬菲薄的艺术家、音乐家、医生、学者、教师、发明家等等的人数将会增加。”
西方经济学将劳务经济定义为第三产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劳动发展的特点是非物质生产部门越来越多，人们对之需要也越来越重要。分工的加深，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增加。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的界限不在明显，有些服务即为生产服务也为生活服务，统称为服务业，更有利于社会效益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对服务业的认识，创立了服务经济理论。首先是新西兰经济学家阿.费雪尔，他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从第一产业(农业）占优势的经济，依次过渡到第二产业(工业)占优势的经济和第三产业(服务部门)占优势的产业。四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劳动力就业的规律是第一产业减少，第二产业稳步增加，第三产业迅速发展。造成这一原因是由于第三产业收入高。第三产业包括的范围有宽中窄派之分，但基本是除掉第一、二产业外所有的非物质领域和服务业。
与马克思相比，西方经济学家把服务业发展的原因归结为需求创造生产（费雪）。把服务业就业人数多归结为收入高。这与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水平提高是第三产业发展的根本原因，劳动性质复杂和教育程度高是第三产业收入高的原因相比，体现了马克思对问题认识的深刻性。
中国目前劳务经济的含义与上面不同。
劳务经济实质是农民出卖劳动直接获取工资收入，这种劳动包括生产物质产品也包括生产非物质产品的服务活动，甚至有的人在劳务经济面前总要加上农村两个字，以此作为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劳务”是指住户家庭成员为本户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的劳动活动的总称。由此可以把劳务经济定义为，农村住户家庭成员为本户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劳动力服务而直接获取收入。劳务经济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追求更高的比较利益和自身发展机会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需求增长相作用的结果。
劳务经济从内容上看包括四方面:一是以乡村干部、民办教师等身份在行政事业单位劳动得到的收入;二是在本地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中得到的收入;三是常住人口外出从业得到的收入;四是其他工资性收入。从劳动的性质上看：劳务经济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性劳务经济,主要包括农村居民在本乡镇内的各类企业和居民家庭提供的生产服务以及外出从事各次产业的生产性劳务活动;另一类是非生产性劳务经济,主要包括为农民提供服务的村组干部、民办教师以及受雇于单位或个人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农民的劳务活动。从劳务经济的地域性看,可以把劳务经济划分为本地劳务经济和异地劳务经济。本地劳务经济包括农村居民在本乡镇内从事的生产性劳务和非生产性劳务;异地劳务经济(即人们常说的外出务工)包括在本乡镇以外的生产性劳务和非生产性劳务。
劳务经济的实质是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因此,发展劳务经济是衡量农村劳动力商品化程度的指标,是农民现代化的标志。目前劳务输出成为提高农民收入最主要,最现实,最直接的经济手段。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9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始于他对哲学问题的思考，科学的人本主义是他对经济学研究的根本观点和方法。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一系列重要科学发现和社会成果的取得都是建立在透过人本身来观察、理解和洞悉人类社会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曾高度赞扬这些成就所具有科学性的观点和方法，称之为“人本主义”。他批判地继承历本文由收集整理史上的人本主义，形成以“实践”和“劳动”为人的主体活动和本质的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即科学的人本主义。他一方面从人本身及其劳动来理解一切社会经济现象及其本质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并据此来阐明实际的经济运动；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着的社会经济关系来认识人的丰富的现实性，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并以此来衡量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切进步。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和经济学的统一，使他对经济关系的研究和对人的研究达到了完全的统一。也正是基于这种统一性，马克思在探讨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同时，更深入探讨了人。
无论是亚当·斯密的本性论抑或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工具主义，基本上都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与此相对立，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从“经济关系人格化”出发，强调对人的动机和行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解释。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4]鉴于方法论的不同，对人的动机、行为及其经济现象的解释自然也就产生了根本的差别。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作为社会的个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以往历史的结果。“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5]因此，历史地具体地分析经济活动中的人及其动机和行为，便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反，西方经济学则排斥对经济活动中的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研究，导致了其经济分析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其动机和行为只能由这些经济范畴所涵盖的经济关系来解释，经济关系的客观内容便成了经济主体的主观动机。
此外，马克思从社会的个人出发来考察经济问题，则必然要考虑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延续性。与之相悖，西方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把自利性和理性作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万能钥匙，又势必排斥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把特定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形式。马克思认定人与物的关系是物质生产的内容，作为人与人关系的中介是经济关系的构成部分。但，他更侧重于研究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来丰富对人的现实性的认识，包括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活动的动机和行为，并通过分析这些动机和行为实现的社会形式，揭示特定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2 “异化劳动”与经济学中的人本性质
马克思并不否定古典经济学对劳动、资本、地产互相分离以及私有制和物化社会的交换、分工、商品价值等所作的客观描述，而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揭示了经济学以劳动为根据的人本学性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地阐述了此观点。在他看来，古典经济学虽然确立了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但它只关心劳动的某种经济意义，不考虑劳动的属人性质。它的无批判的前提和非历史观的形而上学性质，使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并通过对“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的分析肯定了私有制，从而肯定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掩盖其非人化后果。因而，古典经济学所理解的劳动并不是真实的人类劳动，而是异化劳动。它实质上是在劳动的概念上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
“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成为马克思批判地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成果。它既分析和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又着眼于把人摆在首位和对现存社会进行价值评判。因而，自古典经济学之后，与西方经济学抽象掉劳动概念的人本性质，降低劳动范畴在揭示人的本质、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乃至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所处的基础地位不同，马克思的批判强化了劳动范畴在其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强化了其经济学的人本性质。
这种批判首先使反映经验事实的经济学范畴得以从人的劳动及其本质来揭示其发生和发展的逻辑。马克思将经济学的客观范畴直接回归至人的本质活动的根源，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通过异化劳动来解析私有财产及其经济范畴的本质和起源，并把其理解为发展着的历史本身产生出来而又加以扬弃的历史暂时现象，使这些范畴得到合乎历史主义原则的解释。马克思说：“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6]这条线索开辟了直到《资本论》的全部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研究的道路。
同时，这种批判还使经济学得以全面展开关于经济异化和人的发展的研究。在异化劳动概念上，马克思深刻分析了劳动产品同劳动者异化、劳动本身同劳动者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人同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等客观的经济异化现象，提出了工人的解放至人类的解放是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扬弃，而这种扬弃只能是私有财产充分发展的结果。这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财富的积累和劳动者的非人化发展的矛盾，也为当代人思考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和基本结构。
3 马克思经济思想人本主义的现实意义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10
一、社会经济循环是物质循环系统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的循环经济思想建立在承认人类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类活动必须遵循自然界物质循环规律的基础上。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以人的劳动生产实践活动为中介，人与自然构成了一个物质循环系统的整体。这一物质循环系统主要包含依次递进、相互作用的三个层次：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人体自身的物质循环、社会经济循环。这三个层次的物质循环始于自然又回归自然，包含生产、消费等环节的社会经济循环活动是物质循环系统整体的组成部分。
（一）自然界的物质循环
第一个层次是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的物质循环是其他物质循环的本源，在人与自然共同构成的物质循环体系中处于最基础的层面。自然界存在着“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的”（恩格斯，1984：15）。在自然界中，各种物质要素按照规律而相互作用、进行着循环往复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活动。马克思关于自然界循环运动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为当代生态科学的发展所证实。例如，生态系统及其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理论认为，在由植物、动物和微生物构成的生物系统中，植物是生产者，通过对环境系统中的各种物质进行光合作用来生产有机物质，维持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存在，有机物逐级转移给作为消费者的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组成食物链，使有机物质从一种生物传递到另一种生物，最后由作为分解者的微生物进行分解后，又返回到环境中。在这个循环和流动过程中，进入每一个营养级的物质和能量都会被消耗一部分和转移一部分到下一级，但是，无论是消耗还是转移的活动，都不会对任何生命和环境造成严重危害，从而维持了生态系统的新陈代谢过程。自然界的物质循环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条件，也是人与自然共同构成的物质循环系统得以建立和运行的首要前提。在马克思（2004a：211）看来，自然系统的物质循环，“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劳动过程提供活动场所”，是维持人类生存以及整个物质循环系统存在的基石。首先，自然界的物质循环整合了包括空气、阳光、水分、山川草木、花鸟鱼虫等各种自然物质，形成了适宜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其次，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为人类生存以及构建其他物质循环的一切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既为人类提供了“最初以食物”形式存在的生活资料，还为人类提供了天然的“武器库”即制造劳动工具的原材料，诸多自然物质“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马克思，2004a：209）。总之，人类活动的现实力量只能建立在合乎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及其规律的基础上。
（二）人体的生命循环
第二个层次是人的生命有机体的循环运动，即维持人生命的新陈代谢活动。人的生命运动源于自然又异于自然，在物质循环体系中处于中间层次。人的生命运动，在本质上也是一个自然循环过程，并且在此基础上与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协同互动。马克思（2000：56－57）始终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关联，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而人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时，“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需要物质生活资料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在其生命活动中，“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等，这些消耗必须重新得到补偿”，以保证“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条件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过程”（马克思，2004a：199）。这样，和自然界的生物一样，人类也需要将自然物质纳入人体的生命循环之中，让它“作为生活资料进入个人消费领域”（马克思，2004a：214）。人体所需要的有用物，在新陈代谢的生命运动中被同化于自身，转化为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而对身体无益的废物，则通过排泄、呼吸等循环活动返还到自然界，重新进入自然界的物质循环过程。人的生命循环活动又与自然系统的生物活动根本不同。人是以劳动作为中介活动参与自然界物质循环运动的，通过劳动生产实践活动，人提升了自己，使自身的生命循环运动与自然界区别开来。马克思（2004a：208）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类以劳动作为自己生命活动的根本方式，并通过劳动这种中介活动极大地改变了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过程，将各种自然物作为使用价值的源泉进行能动的改造，“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马克思，2004a：209），从而“在自然物质中实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2004a：208）。在工业化以前的时代，人通过劳动实现的自身生命循环运动是顺乎自然的，与自然生态的物质循环关系是和谐平衡的。在人类通过劳动实现生命循环运动的过程中，从自然界获取的资源十分有限，基本上没有打破其生态平衡，人消费的生活资料作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产生的“排泄物”又重新回归土地，成为“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2004a：579）。
（三）社会经济循环
第三个层次是社会经济循环。社会经济循环是物质循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循环体系包括生产、消费、废弃三个主要环节，是“生产－消费－废弃”的循环过程。在马克思（2004a：214）看来，人类为了获得维持自身生命循环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就必须进行生产，对自然物进行改造，让它“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因此，物质资料生产作为人类的第一个活动，也成为社会经济循环过程的初始环节。消费则是社会经济循环的中心环节。生产是消费的前提，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消费的数量、质量及其水平都是由生产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就有什么样的消费。在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下，人类生产能力十分有限，产品稀缺，人们的消费水平就相当低下。废弃物是经济循环的负产品，废弃是生产和消费的必然产物，是经济循环过程必须面对的结果。我们只能通过切实贯彻“三R”原则，最大限度地实行资源减量化，再利用和循环使用，将废弃物资源化。在“生产－消费－废弃”的循环过程中，起点和终点都是自然界，生产的原材料取之于自然，生产和消费中产生的废弃物又会重新返回到自然界。所以，社会经济循环活动与自然物质循环息息相关，关乎自然的命运。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良性循环要求社会经济循环必须是良性循环而不是恶性循环。马克思把劳动作为连结人与自然的中介活动，以劳动为线索来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进，揭示了物质循环运动的客观规律，描绘了人与自然在这个物质循环系统中相互作用、和谐共存的生态图景。自然界的物质循环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依序派生了人体自身的生命循环和社会经济循环。人体自身循环和社会经济循环以自然界物质循环为基础又内在地包含着自然界的物质循环。这三个处于不同层次而又相互作用的循环体系共同构成人与自然的物质循环大系统，在各层面内部要素健康、各层面之间协调良好的条件下，整个物质系统就呈现出稳定和谐、持续发展的生态平衡状态。
二、资本逻辑与物质循环系统的悖论
传统的生产方式是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恶性循环体系。所谓资本逻辑是指资本追求增殖或利润最大化的本性。资本逻辑是工业化商品化社会经济运行的内在动力和基本原则。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成为工业社会的典型经济模式。在这个恶性循环的模式下，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就要肆无忌惮地开发和掠夺自然资源以支撑“大量生产”，以各种手段，包括推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以及意识形态，提倡“大量消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结果必然是大量废弃物的产生，而且资本的逻辑不断地推动着这个经济体系的快速循环，也就加速了对自然物质循环系统的破坏。马克思揭露了资本逻辑下的这种经济循环与物质循环系统的内在矛盾。他指出，资本的生产过程是对人的劳动力和土地自然力“携手并进”的滥用和破坏（马克思，2004a：580）。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方式阻断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活动，“人与自然界物质循环被打破”、“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马克思，2004b：919），这就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人与自然关系的“裂缝理论”。马克思的批判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资本逻辑造成了社会经济循环与自然物质循环的冲突
资本逻辑支配的经济模式破坏了自然界的物质循环，造成了社会经济循环与自然物质循环的冲突。1．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在资本逻辑支配下，为了追求资本的无限增殖，必然会加速从生产到废弃的经济循环，自然资源往往被过度开发和浪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作为人类活动的物质基础制约着人的社会经济活动，他以土地为例说明，一定土地上的经济活动必然受到这片土地绝对肥力的制约（马克思，2004b：922）。而资本无限增殖的欲望，必然驱使他们竭泽而渔，采用化学、机械等各种技术手段增加产量，从而损害土地肥力，扰乱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使土地肥力无法通过正常的自然界物质循环而得到维持或补偿，反而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降低。由于资本的持续掠夺，自然条件丰饶程度的降低往往与生产率的提高相伴相生（马克思，2004b：289），土地肥力不断递减，直至造成“土地之死”甚至“寂静的春天”。2．过量废弃物对自然的重压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经济循环过程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物，超出了自然界物质循环所能消解的限度，难于回归到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中。马克思举例说本来雇佣人数较多的劳动者集中进行大规模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起点（马克思，2004a：374）。但劳动者聚集的大城市在生产生活中消耗大量资源却反过来破坏了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伦敦聚集的大量人口每天产生了大量排泄物及垃圾，但是由于资本逻辑造成的城乡二元对立，这些排泄物及垃圾无法回到土地中补充被消耗的土地肥力，导致“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马克思，2004b：115）。爱尔兰的梳麻厂在生产中从自然界索取了大量亚麻但“爱尔兰一些梳麻工厂的工人，常常把那里的废麻拿回家当燃料，可是这些废麻是很有价值的”（马克思，2004b：116），大量焚烧所产生的工业废气又再一次污染空气，破坏了自然界物质系统的健康循环。由于在生产和消费中对自然物质的取之无度以及在废弃时对环境的不友好，资本逻辑导致了社会经济循环与自然界物质循环的对立。
（二）资本逻辑引起了社会经济循环与人的生命循环的对立
资本逻辑破坏了维持劳动力存续的良性循环过程，造成了社会经济循环与人的生命循环的对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下的生产方式“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资本的增殖是以“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的”（马克思，2004b：103）。1．扰乱生命循环的正常节奏在资本逻辑下人体生命循环的正常节奏在社会经济循环中被彻底打乱。维持劳动力存续需要充分的自由时间来保证休息，否则，劳动力就根本无法重新工作（马克思，2004a：306）。但资本逻辑下决定劳动时间界限的不再是维持劳动力存续和人体自身生命循环的需要，而是资本无限增殖的需要，这就使劳动者的自由时间不断被工作时间挤占，劳动力被不断透支。马克思考察了夜工和换班制度，指出，这一制度符合资本逻辑，满足了“在一昼夜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有利于资本增值，却牺牲了对维持劳动力存续、实现人体生命循环而言至关重要的正常休息和吃饭时间，人体生命循环的正常节奏被打乱（马克思，2004a：297）。2．生命循环的物质条件难以保障在资本逻辑下，劳动者从社会经济循环中得到的物质条件不利于维持人体的生命循环。在马克思（2004a：199）看来，劳动者需要有适宜的物质条件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实现人体自身的生命循环。但在资本逻辑下，实现资本增值、获得更多利润的需要取代了维持人体生命循环活动的需要，成为社会经济循环给予劳动者物质条件时的第一考虑。这就导致劳动者从社会经济循环中获得的物质条件根本无法补偿劳动力的实际消耗以及在劳动中创造的真正价值。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逻辑驱使下利润与财富以惊人速度不断增长的同时，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却愈发堪忧，甚至相比之下资本生产方式还未建立的15世纪反而成了劳动者的“黄金时代”（马克思，2004a：826）。
（三）资本逻辑导致了人的生命循环与自然界物质循环的矛盾
资本逻辑对自然界物质循环和人体自身生命循环的双重破坏最终导致了人体自身生命循环与自然界物质循环的矛盾。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社会经济循环对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挽回的破坏，以致洁净的水与清新的空气都成了奢侈品。被污染的生态环境难以维系自然界健康的物质循环，被破坏的自然界物质循环也难以再产生合适的“自然物质”来满足人体自身物质循环的需要。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命循环运动，人不得不更加背离已经被破坏的自然界的循环，使自身进一步与曾经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相分离，通过更深层次的改造“自然物质”甚至合成人造物，如运用更加复杂的工艺净化水甚至合成人造食品等，来满足自身生命循环的需要。深层次地改造“自然物质”以及合成人造物的过程中又势必耗费包括能源在内的大量资源，进一步加剧温室效应和雾霾等环境问题，进一步破坏自然界物质循环，造成人体生命循环与自然界物质循环间更加尖锐的矛盾，甚至引发更严重的环境危机，招致自然界对人的极端报复。总之，资本逻辑的建立和发展从各个不同的方面破坏了人与自然共同构成的物质循环系统，使这一物质循环系统内原本循序渐进、相互协调的三个循环走向了矛盾和对抗，也使人与自然从和谐共处走向了相互对立与冲突。
三、循环经济的实现路径
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求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扬弃传统的以高消耗、高排放为特征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恶性经济循环模式，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循环规律为依据，重新构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模式，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良性循环运动，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和对生态环境负面影响的最小化，使社会经济循环系统与自然生态循环系统融为一个有机整体，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与和谐发展。发展循环经济，主要依赖制度、科技和市场三个方面的协同配合，具体来说需要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健全环境法律法规体系，为推进循环经济提供法制保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发展循环经济，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合乎每个社会主体的长远利益。按照权利和责任统一的法律原则，每个人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就需要延伸“依法治国”的理念于环境保护实践，健全和完善环境法律法规体系，用法律来规范社会主体的环境行为，并且严格执法，树立法律权威，以法制来保障循环经济的推进。在以法制推进循环经济的过程中，也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一是凸显主体意识，明确政府、企业和公民等各类社会主体的环境责任。要通过各种规章制度，将环境责任落实到人，特别是落实到各级政府及企业领导人，建立“一把手”责任制，让领导承担主要责任。在中国当前环境下，环境责任不落实到人，就会出现责任“主体”虚化的状况，发展循环经济将成为空谈。二是扩大生产者的环境责任，用强制性的法律手段减少经济活动对自然循环的破坏。在《资本论》里，马克思（2004b：919）也关注到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对自然循环的破坏，如生产中透支土地肥力，造成物质循环中“不可弥补的裂缝”，也涉及商品在消费和废弃过程中对自然循环造成破坏的生产者不需承担责任的问题。生产者责任不到位的问题，在今天依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一次性产品、电子产品的生产－消费－废弃的循环过程中更为严重。扩大生产者责任就是要通过严格的法律规范，迫使生产者为其产品在消费和废弃环节对自然循环的破坏承担责任，即建立生产者对其产品的“环境终身责任制”，从而迫使生产者研发维护自然循环的绿色产品。三是通过法律和制度切实保障劳动者的环境权益，维护其生命的健康循环活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用了大量篇幅叙述14世纪以来劳动者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过程。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又详细引用了大量劳动者为争取正常的工作条件和健康权利而斗争的案例。通过法律与制度保障劳动者的环境权及其他方面权益，维护其生命的健康循环是构建循环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劳动者的环境权益和健康权得到实现，才能够调动他们作为环境主体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成为推动循环经济、建设美好环境的能动主体。
（二）创新绿色技术，为循环经济提供技术支撑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进步对于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发展循环经济尤其如此。首先，通过发展维护自然循环的绿色科技，可以在源头上摒弃诸如大量使用肥料、农药等对生态不友好的资源获取方式。其次，减少经济活动对自然循环的耗费，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需要依靠科技进步。马克思（2004b：117）就曾指出，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浪费是要“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而利用率的提高程度“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最后，科技进步有助于挖掘废弃物的使用价值，实现自然资源的减量化和循环利用，特别是废弃物的再利用，再循环，从而减小经济活动对自然循环的压力。正如马克思（2004b：115）所述，“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总之，循环经济不会以环境保护之名排斥科学和放弃技术，恰恰相反，循环经济依赖科学技术的创新，是以绿色科技的发展为依托的。
（三）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为促进循环经济注入持续动力
正如经济活动与物质循环并非天然矛盾一样，市场与环境也并非一定冲突，相反一个健康活跃的市场恰恰是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动机。一是市场通过资源配置、价格等机制助推循环经济，保全自然循环。马克思就曾详细考察市场机制是如何促进废弃物再循环的。市场通过配置资源并帮助货币占有者“在商品市场找到自由的工人”（马克思，2004a：197），实现了大规模的社会劳动。而在这种条件下，在产生大量废弃物的同时市场又通过供求关系与价格机制使原料变得日益昂贵，这“自然成为废弃物利用的刺激”（马克思，2004b：115）。正是市场的调节功能，“这些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贸易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马克思，2004b：94），在发展经济活动的同时保全了自然循环。二是循环经济需要通过市场认同保障经济循环与生命循环。如果循环经济生产的产品无法得到市场的认同，就会使经济活动成为“惊险的跳跃”，经济循环也会随之产生“断裂”，市场是这个经济循环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链条。而在经济活动中实现生命循环，通过生命循环促进经济良性循环，正是循环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马克思（2004b：116）详细考察了呢绒业对废弃物的再利用，这种再利用再循环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消费者由此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因为他们现在能用低廉的价格买到普通质量的优秀毛织物”，从而使他们的生存条件得到改善，生命的健康循环能够更好地实现，与此同时，由于市场的认可，呢绒业的废弃物资源化也一步一步地深化，“需求量如此之大，连棉毛混纺织物也被利用起来”。从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的线形增长方式转变为以减量化和循环利用为特征的循环经济，是一次发展方式的革命，它要求生产关系和法律制度发生相应的绿色化革命。因此，必须在理论上深化对循环经济的认识、在实践中探求循环经济的实现路径。只有深刻认识生态系统循环运动的客观规律，以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为指导，走发展循环经济之道，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让美丽中国之梦早日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1］恩格斯（1984）．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马克思（200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11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劳动生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独特的属性。它既蕴涵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社会价值共性,又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价值个性。
1.依存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依存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它随着人类社会主导类型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特定国家中心任务的变迁而改变其自身作用的质与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呈逐渐上升的发展轨迹。循用潘懋元教授的观点①表述为:“农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被提高到经济活动的中心”。造成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它们的生产要素分别为:土地和劳动力(以数量为主);资本、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并重,以数量为主)和原材料;知识、科技和劳动力(以素质为主,包括思想政治等非技能性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占主导类型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这种经济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①潘懋元教授原观点为: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被推向到经济社会的中心。参见潘懋元、刘振天:《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6期。)资源与生产要素,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限度。由此不难瞥见,伴随着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劳动者的素质、精神性因素在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呈线性攀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也逐渐彰显。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我国正步入工业经济社会进程,少数行业进入了知识经济行列,而且知识经济还必将成为我国主导经济形态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体现,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经济、科技的发展更为突出和重要。”①而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是非技能性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使命。这从一个视角说明了其经济价值的发挥程度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是紧密相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由政治性任务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从1992年(此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此后,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也日趋深入。同志指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服务和保证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搞不上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②
2.间接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形态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归属于间接性价值之列,即与智能教育、科技教育等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往往是通过改变构成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或相关因素来实现的。“教育和经济效益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经济活动之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③这种间接性具体表现在要素、环节和过程、机制等层面。
(1)要素、环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以下有关环节、因素为中介来发挥其经济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形成、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思想(思潮)、经济制度、经济道德、科技精神等,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劳动者与经济组织、劳动者和劳动者以及经济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除了智能技术以外的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等和潜能发挥程度、劳动态度(含积极性与创造性)、动机水平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科技意识,效益观念与时间观念等等。
(2)过程、机制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实现中的过程、机制的间接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潜能的发挥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内化阶段。教育者将社会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等传递给受教育者(劳动者),影响受教育者(劳动者)的情感、意志和动机,激发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外化阶段。受教育者(劳动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发下,把与劳动、生产有关的精神性因素变为实际劳动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活动的“物化”④。在这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劳动者这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以间接的途径参与了创造物质价值(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⑤这个过程、机制示意图如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物质价值(①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页。②《、邓小平和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年,第8-9页。③范先左:《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8页。④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的表现形态》,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2期。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0页。)
3.多端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多端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宏观层次对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也可以表现为中观层次对某个经济组织、团体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微观层次对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施加影响。
(1)宏观层次。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①
(2)中观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中观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个经济单位、组织和团体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层次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价值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管理理论”,则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中观层次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学理支撑。“文化管理强调企业与员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信念、利益、目标远景等的协调一致性,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习俗和礼仪等文化要素的作用,实现对人的规范作用……从而显示出较强的协调力和控制力。”②
(3)微观层次。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只有全面教育,才会有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否则,仅仅重视劳动者智能的培养,忽视对其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引导、培养。教育的经济价值就会降低,甚至是负数。”③就劳动者的主观世界而言,受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劳动价值观)、道德观、心理素质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和时间观念等制约。而培育、提高劳动者的上述观念、素质和品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
4.两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两面性具体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发挥影响既可以是维护性的,即维持和保存社会既定的经济态势;也可以是变革性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孕育和发展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充当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这种变革既可以发挥正面的积极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功能:阻碍、束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功能,一方面要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承扬,使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在这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变革功能,主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方向保证、营造环境、参与管理、精神动力激发等四个方面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方向保证价值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对经济发展起(①载《人民日报》2000年6月29日。②吴松强:《“知识经济”视角下文化管理实施对策探讨》,载《江苏商论》2007年第11期。③王殿卿、李春玲:《新编大学德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3页。)着导向和调节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制约经济发展方向。我国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判断和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先进的思想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灌输于人,成为经济建设的有力保证。
2.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环境营造价值市场经济具有经济和道德的“两面性”,即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的冲动,而且难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和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不仅要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要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①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经济的发展。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价值之一就是为其发展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认识、道德、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参与管理的价值社会物质利益的激励、法律与规章制度的约束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经济管理的三块宝石。当代经营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人、文化人的基础之上的,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和开发人将是一切组织的根本所在。②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作用显得日益突出,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员工的科学文化技能、敬业精神和劳动积极性等的充分发挥。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管理方式逐渐被冷落,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普遍重视。对于管理者来说,只有和员工形成精神的真正沟通,才能把管理者的思想、企业的目标变成员工的自觉行为。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劳动的主要形式成为脑力劳动,其劳动强度和质量均取决于人的自觉性、责任感和角色意识的强弱。创造性脑力劳动必须依靠劳动者自我控制和自主行为。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更加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来提升员工的敬业精神,培养其对企业的忠诚意识,那种认为只有严格管理的规章制度才是有效的组织原则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参与管理,承担了管理职能,而且是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日益丰富了其经济价值。超级秘书网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12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活动之所以极其猖獗、影响力、破坏力极大，是有其违法犯罪活动经济基础的，其经济基础就是“地下经济”。那么何谓“地下经济”？ “地下经济”一般是指逃避政府的管制、税收和监察，未向政府申报和纳税，其产值和收入未纳入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活动。“地下经济”活动涉及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经济环节，可谓无所不在，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经济黑洞”。地下经济在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其生存状态不尽相同。关于“地下经济”的称谓很多，各国对这种经济的名称饶有趣味他说明了它在各国的经济构成和伦理地位：德国称之为“影子经济”，法国名之为“秘密经济”，意大利冠以“潜在经济”之名，英国和印度则呼为“黑色经济”。一直到70年代后期，意大利经济学家杰尔吉·弗阿（giorgiofua)提出“地下经济”这一概念，国际上才算是统一了这个称呼。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经济与管理大辞典》概括得比较全面：“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它一般可以分为以下类型：1.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买卖、非法等等，这类经济活动可以称之为黑色经济活动。2.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经营等等。这类地下经济一般只向税务部门申报一项经营活动，对其它经营所得少申报或者不申报，从而获取非法收入。”地下经济的存在是全球性的现象，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经济体制和不同的政策下，地下经济的生存状态各不相同而已。
那么为什么会有地下经济呢？首先，一般来讲，转型国家的法治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节奏，经济往往处于由过去的高度计划，由国家掌控经济资源到逐步市场化的过程中，法治没有建立起来，就给地下经济留下了空间。过去，由政府全权掌控经济资源，没有民间社会力量控制资源的空间，但在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逐渐淡出以前掌控的部分资源领域，留给市场，但是市场没有同时建立起相关的防控制度，就相应给别的产业留下机会。所以，转型国家在完成转型之前，往往也会给地下经济留下发展的空间。
其次是转型国家税收制度不健全。国家本身不产出物质，是要靠税收作为经济活动基础，总是要征税的，但征收体制不健全，征收难易度不同，层次差异就显现出来。就在收得到的地方，比如在规模相对大的民营企业或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征收的力度大一些，为了保持国家有一定的税收，能够收得到的税，税率就偏高，这就导致很多经济做不起来，不是很赚钱的中小企业就会面临很大的税收压力，为了逃避税收，为了生存，就会加入到地下经济里面去。从博弈论的角度，这就叫做逆向选择。税收体制的某些不合理之处，迫使部分经济形态不得不转向地下发展。
再次，经济选择的差异性。我们知道，国家是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组成的。在一个国家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心理契约”抑或“社会契约”：被统治者为统治者提供税收和劳役，而统治者则为被统治者提供安全方面的保护，包括组织抵抗外来的入侵和实施国内的法律稳定社会秩序等。在一个国家或社会里，可能有一些人不愿意与统治者或者人“签立”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契约，无论是“心理契约”还是“社会契约”。当然，这样的人就得不到国家或统治者的保护，得不到法律保护。在这个文明社会之外，游离着这些不愿意与统治者“签立”契约的人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小范围的社会群体就是我们所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什么会有人不愿意与统治者或人之间“签立”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契约呢?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契约中，通常会有若干规定被统治者行为范围的准则。也就是说，统治者为了能够进行有效的统治，或者为了兼顾广大被统治者的共同利益，不得不对被统治者（或者说愿意与其“签立”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契约的人民）的行为
范围进行约束、规范，这就是法律的形成。我们知道，法律有一个特点就是普适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有一些人觉得契约约束了他们的行为范围，使得他们的利益没有不被约束情况下那么大，他们就可能放弃与统治者“签约”，选择不加入文明社会，而进入黑社会。同时，当这些人进行了这样的选择时，统治者或文明社会也就不对黑社会中的人提供法律保护了。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在竞争高额利润机会的过程中不能够选择暴力手段的约束不满意。黑社会在与文明社会中的企业进行产业资源竞争时，它的竞争手段可以比其对手有更多的选择，或者说可以更加不择手段。它在选择非公平竞争手段时，就比对手更有可能取胜。因此，如果他们不参加文明社会，不接受文明社会的游戏规则，认为“霍布斯丛林”中的“狼群法则”更加可取，他们就会选择进入黑社会。贩毒、色情行业等。在许多国家，由于受社会价值和伦理观念的影响，文明社会一般不接受公开的贩毒和色情行业，但是，由于很难完全杜绝这些现象，打击的后果是使得这些行业成为高度垄断的行业，因为对于吸毒和色情消费的需求总是存在的，不因为打击而减少，打击的唯一后果是减少了对于这些行业的供给。经济学的供求分析告诉我们，政府打击的一个重大消极后果就是提高了这些行业的垄断性，从而提高了垄断利润。高额的垄断利润使得从事这些行业的投资回报提高，因而一些人不惜冒着掉脑袋的风险而铤而走险。
二、经济微观分析
微观层面，犯罪人为什么选择黑社会性质组织来犯罪，这就要从另外一个视角即成本-收益来具体的探究。犯罪经济学由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首创，他第一次系统规范地对犯罪行为作了经济学上的分析，将犯罪行为与经济行为如消费、生产等等同起来，认为“犯罪”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重要活动或产业，也存在成本与收益及最优状态等典型的经济学问题，因此对于犯罪的预防也应考虑到社会的成本与收益，以“经济人”或“理性人”的假设来考察违法犯罪人, 存在一个假设，理论上，犯罪人与普通人一样, 都是有理性的, 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预算既定的限制下, 犯罪人也会选择最适宜的谋利方式来追求最大的效用和最大的利益,或者在固定的效用或利润下追求最小的成本投入或支出。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是追求效益最大化而去谋划犯罪组织形式上的变化发展的。犯罪效益表示为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之比, 即犯罪效益同犯罪收益成正比, 犯罪效益同犯罪成本成反比。犯罪收益指犯罪人从犯罪活动中所获得的收益, 其中包括经济、政治、生理满足等犯罪收益。犯罪成本是指行为人因实施犯罪或将要实施犯罪所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代价。具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为完成犯罪所付出的代价、机会成本、刑罚惩罚以及由此直接或间接造成的生命、自由、名誉、财产、权利的损失。其中主要包括现实的犯罪成本和预期的惩罚成本。现实的犯罪成本包括: 行为性成本、机会成本、物质性成本和心理惩处成本；惩罚成本包括: 法律惩处、社会惩处以及定罪概率。因此, 犯罪人为提高犯罪效益, 通常由以下途径实现: 其一, 在犯罪收益不变的情况下, 降低犯罪成本。其二, 在犯罪成本不变的情况下, 犯罪收益增加。其三, 犯罪收益和犯罪成本呈同向变化的情况下, 犯罪收益增加的幅度大于犯罪成本增加的幅度, 或犯罪收益下降的幅度小于犯罪成本下降的幅度。其四, 在犯罪收益和成本反向变化的情况下, 犯罪收益提高而犯罪成本下降。
（一)现实的犯罪成本
现实的犯罪成本包括行为性成本、机会成本、物质性成本和心理惩处成本四个方面。1. 行为性成本。行为性成本, 是指犯罪人为实施犯罪所必须作出的行为支出。不同的犯罪行为, 其行为性成本是不同的。一般而言, 抢劫者的行为性成本高于盗窃者的行为性成本,抢劫的犯罪客体相同时, 犯罪对象的强弱决定了行为性成本的大小。黑社会性质组织由于人数较多, 有明确的组织者、而且领导者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其行为性成本一般来说往往高于其他犯罪形式,而行为性成本的加大反过来会进一步促使犯罪向更高水平和更大规模发展, 以实现“规模效应”来降低其成本投入消耗。 2.时间机会成本是指由于一个人地一部分时间用于犯罪，那么通过合法活动谋利的时间就会减少，因此自动放弃的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纯收益既为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3.物质性成本。物质性成本是指犯罪人用于做犯罪预备、实施犯罪、逃避侦查等所支出的费用。单个人及一般的共同犯罪由于资金能力限制,无法从事需要较高投入的犯罪活动, 其犯罪规模也停留在较低层次上。黑社会性质组织则凭借较强的经济实力, 通过加大物质性成本的投入, 扩大组织规模, 购买先进的通讯和交通工具, 甚至......, 使犯罪规模不断扩大, 犯罪水平不断提高, 以获取巨额犯罪收益。4. 心理惩处成本。心理惩处成本是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前后所经历的恐惧、惶惑、悔恨等消极情绪
的成本。黑社会性质组织使犯罪人摆脱了单独作案时的势单力孤和易受打击的心理。一般说来, 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同主流文化相对立的犯罪价值观, 组织成员之间意气相投, 相互强化了的心理, 降低了责罪感。同时, 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分工协作、共同犯罪, 又通过各种方式编织保护网, 提高了犯罪的成功率, 降低了受法律惩处的风险, 因此,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往往有恃无恐。由此,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心理惩处成本大大降低。
(二)预期惩罚成本
惩罚成本是指犯罪人因犯罪受到可能受到惩罚而遭受的损失。惩罚成本，这是一种或然性成本，即犯罪被司法机关侦破并判处刑罚对犯罪人所造成的生命、自由、财产的损失。惩罚成本是预期成本, 因为犯罪人因犯罪而受惩处只是一种可能性, 即其可能遭受惩处也可能逃脱制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同其他的犯罪形式相比, 具有较强的自我防护能力, 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仅能够采取反侦查手段以及在案发后具备较强的逃跑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通过金钱、物质、女色等手段腐蚀贿赂拉拢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 编制保护伞, 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通风报信, 开脱说情, 为查处黑社会性质组织设置障碍, 或不依法履行职责而放纵黑社会性质组织继续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使其能够逃脱打击, 在较长时间内, 为非作歹, 称霸一方, 极大地降低了惩罚成本。
二、犯罪收益
犯罪的收益是指犯罪人从犯罪中所得到的利益。犯罪人作为理性人情况下，当犯罪收益 >（犯罪成本）×被判罪处罚的概率，此人就可能会从事犯罪行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对犯罪收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从广度和深度上大规模拓展犯罪市场。单个人和普通共同犯罪由于自身犯罪能力的局限性, 其犯罪市场是局限的。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方面: 犯罪地域的限制和犯罪行业的限制。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凭借其内部成员的分工协作, 较强的资金和先进的装备能力, 则能突破这些界限。从地域看, 黑社会性质组织可以实现跨地区甚至在全国范围内从事犯罪活动； 从犯罪行业看, 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仅可以从事走私、贩毒、、欺行霸市等非法活动, 同时还以合法名义开办各种企业, 大规模介入工商活动。(二)垄断犯罪市场, 获取巨额垄断利润有市场就有竞争, 同样, 在犯罪市场上也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可以分为合法力量与非法势力的竞争和非法势力与非法势力之间的竞争。前者如公安机关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打击, 后者如不同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为争夺势力范围的冲突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的内讧。黑社会性质组织同一般的共同犯罪、犯罪团伙或者犯罪集团相比处于有利地位, 往往在竞争中获取进而控制一定地域或垄断某些行业, 获取巨额垄断利润。同时, 在竞争中, 不同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为了自身利益也可能达成协议, 划分势力范围进行合作。从经济理论上讲, 只要有犯罪效益, 犯罪就有可能存在，我们可以看到, 黑社会性质组织基于其自身的特点, 通过加大对行为性成本和物质性成本的投入、大幅度削减心理惩处成本和惩罚成本, 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展和垄断犯罪市场, 使之几何级倍数增加犯罪收益, 从而有可能使犯罪收益最大化。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动因复杂多样。黑社会与文明社会的共存看来在可以看得见的将来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残留着的动物性与成长着的理性在进化过程中的长期较量。同样，要根本的消除犯罪，我想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预防控制，抑制其嚣张气焰。要解决诱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各种社会因素，而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依靠良好的社会体制。构建这种社会体制，目标不是仅仅局限于控制犯罪，而在于整个社会的改良和完善，在于调整、社会关系，所以科学的理性的社会体制会带来更为丰富的社会收益。在构建这种社会体制时，如果从犯罪成本效益最大化角度来及早计划，以经济学视角来分析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来寻找和创新控制、预防犯罪的手段，有可能以最小的社会防控成本，取得最大的控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收益，进而将这种犯罪抑制到最低限度，促进社会和谐健康文明。
注释:
[ 1 ] 詹姆斯•s•科尔曼. 黑社会理论的基础[m ]. 北京: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1999.
[ 2 ] 汉斯•海因里希r26;耶塞克, 托马斯•魏根特. 德国刑法教科书
(总论) [m ].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3 ] 张 穹. 关于“严打”整治斗争中的法律适用问题[n ]. 检查日
报, 2001, (3).
[ 4 ] 赵秉志, 于志刚. 论我国新刑法典对有组织犯罪的惩治[j ]. 法商
研究, 1999, (6).
[ 5 ] 黄京平, 石磊.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律性质和特征刍议[j ]. 法
学家, 2001, (5).
经济活动的本质篇13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活动之所以极其猖獗、影响力、破坏力极大，是有其违法犯罪活动经济基础的，其经济基础就是“地下经济”。那么何谓“地下经济”？ “地下经济”一般是指逃避政府的管制、税收和监察，未向政府申报和纳税，其产值和收入未纳入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活动。“地下经济”活动涉及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经济环节，可谓无所不在，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经济黑洞”。地下经济在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其生存状态不尽相同。关于“地下经济”的称谓很多，各国对这种经济的名称饶有趣味他说明了它在各国的经济构成和伦理地位：德国称之为“影子经济”，法国名之为“秘密经济”，意大利冠以“潜在经济”之名，英国和印度则呼为“黑色经济”。一直到70年代后期，意大利经济学家杰尔吉·弗阿（giorgiofua)提出“地下经济”这一概念，国际上才算是统一了这个称呼。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经济与管理大辞典》概括得比较全面：“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它一般可以分为以下类型：1.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买卖、非法等等，这类经济活动可以称之为黑色经济活动。2.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经营等等。这类地下经济一般只向税务部门申报一项经营活动，对其它经营所得少申报或者不申报，从而获取非法收入。”地下经济的存在是全球性的现象，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经济体制和不同的政策下，地下经济的生存状态各不相同而已。
那么为什么会有地下经济呢？首先，一般来讲，转型国家的法治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节奏，经济往往处于由过去的高度计划，由国家掌控经济资源到逐步市场化的过程中，法治没有建立起来，就给地下经济留下了空间。过去，由政府全权掌控经济资源，没有民间社会力量控制资源的空间，但在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逐渐淡出以前掌控的部分资源领域，留给市场，但是市场没有同时建立起相关的防控制度，就相应给别的产业留下机会。所以，转型国家在完成转型之前，往往也会给地下经济留下发展的空间。
其次是转型国家税收制度不健全。国家本身不产出物质，是要靠税收作为经济活动基础，总是要征税的，但征收体制不健全，征收难易度不同，层次差异就显现出来。就在收得到的地方，比如在规模相对大的民营企业或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征收的力度大一些，为了保持国家有一定的税收，能够收得到的税，税率就偏高，这就导致很多经济做不起来，不是很赚钱的中小企业就会面临很大的税收压力，为了逃避税收，为了生存，就会加入到地下经济里面去。从博弈论的角度，这就叫做逆向选择。税收体制的某些不合理之处，迫使部分经济形态不得不转向地下发展。
再次，经济选择的差异性。我们知道，国家是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组成的。在一个国家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心理契约”抑或“社会契约”：被统治者为统治者提供税收和劳役，而统治者则为被统治者提供安全方面的保护，包括组织抵抗外来的入侵和实施国内的法律稳定社会秩序等。在一个国家或社会里，可能有一些人不愿意与统治者或者人“签立”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契约，无论是“心理契约”还是“社会契约”。当然，这样的人就得不到国家或统治者的保护，得不到法律保护。在这个文明社会之外，游离着这些不愿意与统治者“签立”契约的人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小范围的社会群体就是我们所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什么会有人不愿意与统治者或人之间“签立”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契约呢?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契约中，通常会有若干规定被统治者行为范围的准则。也就是说，统治者为了能够进行有效的统治，或者为了兼顾广大被统治者的共同利益，不得不对被统治者（或者说愿意与其“签立”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契约的人民）的行为范围进行约束、规范，这就是法律的形成。我们知道，法律有一个特点就是普适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有一些人觉得契约约束了他们的行为范围，使得他们的利益没有不被约束情况下那么大，他们就可能放弃与统治者“签约”，选择不加入文明社会，而进入黑社会。同时，当这些人进行了这样的选择时，统治者或文明社会也就不对黑社会中的人提供法律保护了。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在竞争高额利润机会的过程中不能够选择暴力手段的约束不满意。黑社会在与文明社会中的企业进行产业资源竞争时，它的竞争手段可以比其对手有更多的选择，或者说可以更加不择手段。它在选择非公平竞争手段时，就比对手更有可能取胜。因此，如果他们不参加文明社会，不接受文明社会的游戏规则，认为“霍布斯丛林”中的“狼群法则”更加可取，他们就会选择进入黑社会。贩毒、色情行业等。在许多国家，由于受社会价值和伦理观念的影响，文明社会一般不接受公开的贩毒和色情行业，但是，由于很难完全杜绝这些现象，打击的后果是使得这些行业成为高度垄断的行业，因为对于吸毒和色情消费的需求总是存在的，不因为打击而减少，打击的唯一后果是减少了对于这些行业的供给。经济学的供求分析告诉我们，政府打击的一个重大消极后果就是提高了这些行业的垄断性，从而提高了垄断利润。高额的垄断利润使得从事这些行业的投资回报提高，因而一些人不惜冒着掉脑袋的风险而铤而走险。
二、经济微观分析
微观层面，犯罪人为什么选择黑社会性质组织来犯罪，这就要从另外一个视角即成本-收益来具体的探究。犯罪经济学由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首创，他第一次系统规范地对犯罪行为作了经济学上的分析，将犯罪行为与经济行为如消费、生产等等同起来，认为“犯罪”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重要活动或产业，也存在成本与收益及最优状态等典型的经济学问题，因此对于犯罪的预防也应考虑到社会的成本与收益，以“经济人”或“理性人”的假设来考察违法犯罪人, 存在一个假设，理论上，犯罪人与普通人一样, 都是有理性的, 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预算既定的限制下, 犯罪人也会选择最适宜的谋利方式来追求最大的效用和最大的利益,或者在固定的效用或利润下追求最小的成本投入或支出。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是追求效益最大化而去谋划犯罪组织形式上的变化发展的。犯罪效益表示为犯罪收益与犯罪成本之比, 即犯罪效益同犯罪收益成正比, 犯罪效益同犯罪成本成反比。犯罪收益指犯罪人从犯罪活动中所获得的收益, 其中包括经济、政治、生理满足等犯罪收益。犯罪成本是指行为人因实施犯罪或将要实施犯罪所付出的或可能付出的代价。具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为完成犯罪所付出的代价、机会成本、刑罚惩罚以及由此直接或间接造成的生命、自由、名誉、财产、权利的损失。其中主要包括现实的犯罪成本和预期的惩罚成本。现实的犯罪成本包括: 行为性成本、机会成本、物质性成本和心理惩处成本；惩罚成本包括: 法律惩处、社会惩处以及定罪概率。因此, 犯罪人为提高犯罪效益, 通常由以下途径实现: 其一, 在犯罪收益不变的情况下, 降低犯罪成本。其二, 在犯罪成本不变的情况下, 犯罪收益增加。其三, 犯罪收益和犯罪成本呈同向变化的情况下, 犯罪收益增加的幅度大于犯罪成本增加的幅度, 或犯罪收益下降的幅度小于犯罪成本下降的幅度。其四, 在犯罪收益和成本反向变化的情况下, 犯罪收益提高而犯罪成本下降。
（一)现实的犯罪成本
现实的犯罪成本包括行为性成本、机会成本、物质性成本和心理惩处成本四个方面。1. 行为性成本。行为性成本, 是指犯罪人为实施犯罪所必须作出的行为支出。不同的犯罪行为, 其行为性成本是不同的。一般而言, 抢劫者的行为性成本高于盗窃者的行为性成本,抢劫的犯罪客体相同时, 犯罪对象的强弱决定了行为性成本的大小。黑社会性质组织由于人数较多, 有明确的组织者、而且领导者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其行为性成本一般来说往往高于其他犯罪形式,而行为性成本的加大反过来会进一步促使犯罪向更高水平和更大规模发展, 以实现“规模效应”来降低其成本投入消耗。 2.时间机会成本是指由于一个人地一部分时间用于犯罪，那么通过合法活动谋利的时间就会减少，因此自动放弃的经济活动可能产生的纯收益既为犯罪的时间机会成本。3.物质性成本。物质性成本是指犯罪人用于做犯罪预备、实施犯罪、逃避侦查等所支出的费用。单个人及一般的共同犯罪由于资金能力限制,无法从事需要较高投入的犯罪活动, 其犯罪规模也停留在较低层次上。黑社会性质组织则凭借较强的经济实力, 通过加大物质性成本的投入, 扩大组织规模, 购买先进的通讯和交通工具, 甚至枪支弹药, 使犯罪规模不断扩大, 犯罪水平不断提高, 以获取巨额犯罪收益。4. 心理惩处成本。心理惩处成本是指犯罪人在实施犯罪前后所经历的恐惧、惶惑、悔恨等消极情绪的成本。黑社会性质组织使犯罪人摆脱了单独作案时的势单力孤和易受打击的心理。一般说来, 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同主流文化相对立的犯罪价值观, 组织成员之间意气相投, 相互强化了的心理, 降低了责罪感。同时, 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分工协作、共同犯罪, 又通过各种方式编织保护网, 提高了犯罪的成功率, 降低了受法律惩处的风险, 因此,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往往有恃无恐。由此,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心理惩处成本大大降低。
(二)预期惩罚成本
惩罚成本是指犯罪人因犯罪受到可能受到惩罚而遭受的损失。惩罚成本，这是一种或然性成本，即犯罪被司法机关侦破并判处刑罚对犯罪人所造成的生命、自由、财产的损失。惩罚成本是预期成本, 因为犯罪人因犯罪而受惩处只是一种可能性, 即其可能遭受惩处也可能逃脱制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同其他的犯罪形式相比, 具有较强的自我防护能力, 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仅能够采取反侦查手段以及在案发后具备较强的逃跑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通过金钱、物质、女色等手段腐蚀贿赂拉拢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 编制保护伞, 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通风报信, 开脱说情, 为查处黑社会性质组织设置障碍, 或不依法履行职责而放纵黑社会性质组织继续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使其能够逃脱打击, 在较长时间内, 为非作歹, 称霸一方, 极大地降低了惩罚成本。
二、犯罪收益
犯罪的收益是指犯罪人从犯罪中所得到的利益。犯罪人作为理性人情况下，当犯罪收益 >（犯罪成本）×被判罪处罚的概率，此人就可能会从事犯罪行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对犯罪收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从广度和深度上大规模拓展犯罪市场。单个人和普通共同犯罪由于自身犯罪能力的局限性, 其犯罪市场是局限的。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方面: 犯罪地域的限制和犯罪行业的限制。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凭借其内部成员的分工协作, 较强的资金和先进的装备能力, 则能突破这些界限。从地域看, 黑社会性质组织可以实现跨地区甚至在全国范围内从事犯罪活动； 从犯罪行业看, 黑社会性质组织不仅可以从事走私、贩毒、、欺行霸市等非法活动, 同时还以合法名义开办各种企业, 大规模介入工商活动。(二)垄断犯罪市场, 获取巨额垄断利润有市场就有竞争, 同样, 在犯罪市场上也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可以分为合法力量与非法势力的竞争和非法势力与非法势力之间的竞争。前者如公安机关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打击, 后者如不同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为争夺势力范围的冲突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的内讧。黑社会性质组织同一般的共同犯罪、犯罪团伙或者犯罪集团相比处于有利地位, 往往在竞争中获取进而控制一定地域或垄断某些行业, 获取巨额垄断利润。同时, 在竞争中, 不同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为了自身利益也可能达成协议, 划分势力范围进行合作。从经济理论上讲, 只要有犯罪效益, 犯罪就有可能存在，我们可以看到, 黑社会性质组织基于其自身的特点, 通过加大对行为性成本和物质性成本的投入、大幅度削减心理惩处成本和惩罚成本, 从广度和深度上拓展和垄断犯罪市场, 使之几何级倍数增加犯罪收益, 从而有可能使犯罪收益最大化。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动因复杂多样。黑社会与文明社会的共存看来在可以看得见的将来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残留着的动物性与成长着的理性在进化过程中的长期较量。同样，要根本的消除犯罪，我想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预防控制，抑制其嚣张气焰。要解决诱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各种社会因素，而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依靠良好的社会体制。构建这种社会体制，目标不是仅仅局限于控制犯罪，而在于整个社会的改良和完善，在于调整、社会关系，所以科学的理性的社会体制会带来更为丰富的社会收益。在构建这种社会体制时，如果从犯罪成本效益最大化角度来及早计划，以经济学视角来分析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来寻找和创新控制、预防犯罪的手段，有可能以最小的社会防控成本，取得最大的控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收益，进而将这种犯罪抑制到最低限度，促进社会和谐健康文明。
注释:
[ 1 ] 詹姆斯•s•科尔曼. 黑社会理论的基础[m ]. 北京: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1999.
[ 2 ] 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 托马斯•魏根特. 德国刑法教科书
(总论) [m ].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3 ] 张 穹. 关于“严打”整治斗争中的法律适用问题[n ]. 检查日
报, 2001, (3).
[ 4 ] 赵秉志, 于志刚. 论我国新刑法典对有组织犯罪的惩治[j ]. 法商
研究, 1999, (6).
[ 5 ] 黄京平, 石磊.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律性质和特征刍议[j ]. 法
学家, 2001,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