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与行业分析篇1
经济周期是宏观经济在长期增长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其对经济体系中的各类经济主体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商业银行作为经济主体之一也不例外。一方面，商业银行作为宏观经济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其经营活动势必会受到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又不是被动地适应宏观经济波动，其经营活动也会加剧或平滑宏观经济的波动。事实上，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已成为现代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1]。
一、经济周期与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
（一）经济周期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作用机制
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变化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影响主要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发挥作用。
从微观层面看，在宏观经济处于上行区间时，企业和个人等微观经济主体受预期影响调整投资或消费决策。企业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预期产品需求量会增加，因而增加当期投资并增加周转资金，此时企业更偏好于债务融资，从而有信贷需求[2]。个人预期未来收入增加，因而增加当期消费需求，也会因此而产生信贷需求。换言之，宏观经济处于上行区间时，投资和消费主体有更大的信贷需求，为商业银行扩大信贷投放提供了条件。在宏观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企业和个人也会根据预期减少投资和消费需求，削减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需求，商业银行信贷发放将面临供过于求的局面。
从中观层面看，不同行业对经济周期的反应存在差异，部分行业为顺周期行业，部分行业为逆周期行业。在宏观经济形势好转时，顺周期行业的运营态势会随之好转，行业的投资规模更大产出更多，从而有信贷需求。逆周期行业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作用机制则与此相反。在经济周期作用下，中观层面的因素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影响主要看顺周期行业和逆周期行业的力量对比，如果顺周期行业的总体规模和实力大于逆周期行业，则在宏观经济形势看好时商业银行面临扩大信贷投放的有利时机，反之则相反。
从宏观层面看，一是在宏观经济上行时期，商业银行有更多的信贷投放，宏观经济见顶回落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会逐步暴露，银行贷款质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环境恶化导致客户贷款违约率的周期性变化，从而使得商业银行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信贷投放策略[3]。二是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中观和微观主体，进而通过后者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发展。三是宏观经济中的进出口也会影响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结构，出口增加时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会偏向出口部门，进口增加时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则会侧重进口部门。
（二）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对经济周期的作用机制
在宏观经济学中，欧文·费雪最早提出信贷因素放大经济周期的观点[4]。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通过信用机制以及货币乘数影响社会资本总量，同时也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收益，进而作用于宏观经济周期。
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具有内在的顺周期特点，通过信贷投放影响其他经济主体进而作用于宏观经济周期[5]。在宏观经济处于上行区间时，各类经济主体的信贷需求增加，抵押物也会趋于更加足值，商业银行出于对未来经济形势看好的预期，放松风险管理标准，降低客户准入门槛及贷款价格，扩大信贷投放以满足各类经济主体的资金需求，此举不仅会加快宏观经济复苏的步伐，甚至可能会演变为通货膨胀。而在宏观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借款人未来发展及清偿能力不被看好，抵押物也会趋于不足值，商业银行会出现惜贷甚至拒贷行为，提高贷款定价水平，直接导致部分经济主体难以获取资金支持。因大多数经济主体并不能在银行惜贷时迅速找到其他融资方式补充资金，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经营失败的风险，消费者不能通过信贷平滑各期的消费，从而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冲击，这也会加剧宏观经济的衰退甚至是进入萧条阶段[6]。
商业银行的信贷违约率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点，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益进而作用于宏观经济周期[7]。在宏观经济形势看好时，风险因素不易暴露，商业银行的信贷违约率较低，商业银行自身经营效益较好，可以助推宏观经济更好地发展。在宏观经济形势较差时，经济繁荣时期积聚的风险会集中爆发，商业银行的信贷违约率集中爆发，商业银行自身经营效益较差，从而恶化宏观经济形势。如2012年宏观经济形势整体低迷，银行业净利润的增速由2011年的36.3%降至2012年的18.9%，不良贷款余额同比净增647亿元。
二、经济周期与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相互关系的实证检验
经济周期与行业分析篇2
1．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下，经济波动通常有许多潜在的原因：如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改变，对投资需求的冲击、货币需求函数的变化等等，并且还包括对总供给的各项扰动因素。经济周期的主要传导机制为经济变量的刚性或者粘性。根据这些分析，凯恩斯提出了反周期的相机抉择政策，认为政府在经济波动的过程当中，应当积极采取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
萨缪尔森于1939年最先对凯恩斯周期波动理论进行了动态化的完善和调整，引入了收入和消费变动对投资的加速作用，分析了外部扰动通过投资乘数和加速数的传导过程。在此之后的凯恩斯主义波动理论有多方面的发展，包括卡尔多的非线性动态增长周期模型、哈罗德—多马德动态增长周期模型、希克斯的非线性乘数—加速数模型，但对引起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和对冲击进行强化的内部传导机制的认识没有显著变化。
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起源于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并引导了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的潮流。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起点，卢卡斯在这个基础上试图解释宏观经济波动，他的周期模型主要试图阐明两个问题：经济波动的初始根源是什么？波动的传导机制又是什么？卢卡斯认为，货币因素是波动的初始根源，货币供给的冲击引起经济波动。波动的传导机制是信息不完全，由于当事人无法获得完全信息，不能准确判断价格变化的实际情况，从而导致了产量的波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学者们转向经济中的实际因素，用实际因素去解释宏观经济波动，这就是所谓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他们认为波动的根源是经济中的实际因素，其别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冲击。至于传导机制并不唯一，主要包括消费者的跨期闲暇替代和卢卡斯所提出的信息不完全。
3．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共通之处在于：缓慢的名义量调整是被事先假定的，而不是推导出来的。但是它的发展在于强调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从一些名义变量不完美性的源头出发进行分析，使得分析的结论更加具有说服力。
在20世纪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要关注名义冲击的真实效应，并认为如果名义不完美性对于总量波动是重要的，那么必然是微观经济层次上的小的名义不完美性对宏观经济有大的影响。关于名义刚性的微观基础的许多研究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
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波动理论虽然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拓展，但是关于引起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并没有多大变化，凡是引起总需求或者总供给变化的因素都有可能通过经济系统内部的传导机制进行强化。不同之处在于，传导机制从名义变量刚性细化成为更加根源的因素，主要是市场的不完全竞争。
二、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研究现状
早期的房地产业周期研究与建筑周期研究融为一体，缺乏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支撑。主要集中探讨房地产业周期的影响因素，实际上着重于房地产业周期波动指标的研究与应用。Mitchell（1927）认为：由于建筑活动受人口增长、房屋折旧、维修及投资利润率高低等因素的影响，建筑业的供求不但像工业那样可以无限地扩大或缩减，而且庞大的建筑投资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更为明显和巨大，由此形成一定的波动。Moore（1961）指出，住宅开工量受财政条件、建造成本、社会结婚率、房屋空置率、住宅修改法等因素影响，因此如果要了解房地产建造量，就可以从财政条件（主要是抵押贷款）或建筑成本推算，而住宅需求量和投资生产量则可从社会结婚率高低、房屋空置率多少等指标来研判。Harwood（1977）提出，经济变化、人口迁移、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建设、人口出生率、银行贷款、政府政策等因素均会引起房地产业周期波动。Grebler＆Burns（1982）以GNP循环为基准循环，探讨了建筑波动周期问题，认为建筑成本在较低水平时，公共工程与私人部门呈相同方向变动；但建筑成本在较高水平时，两者呈相反方向变化。
随着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迅速发展，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不断的被应用到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的研究当中，尤其伴随着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的研究浪潮中，为房地产周期波动寻找微观动力的研究也迅速发展。例如PeterChinloy（1996）在模型中加入了预期的因子，着重分析了预期在形成房地产业周期波动中的作用。Chatterjee（1999）利用动态经济理论分析了反周期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的影响，并得出结论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对平稳房地产业周期波动效果并不明显。
除了一般性的理论分析之外，对各国房地产业周期波动进行实证分析和研究，也成为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Wenzlick（1980）以美国房地产市场交易量（或销售额）为依据，通过分析1795年~1973年共180年间美国房地产的周期波动循环变化，指出美国房地产的长期波动周期约为18年。Case赞成美国房地产长期周为18年的观点，进而指出长期周期主要受历史事件，如战争、经济衰退、技术创新等事件影响。同时他还提出房地产短期波动周期的概念，从美国来看短期波动周期为5年，主要受货币市场、贷款额度和政府住宅政策等因素影响”。Barrast和Ferguson（1985、1987）从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两个方面研究了英国的建筑周期波动。认为建筑周期的需求循环大约为4年~5年，主要反映经济景气波动及政府政策的变动；而建筑周期的供给循环大约为9年，主要反映生产过程的落后状况。Kaiser（1997）利用78年的数据分析了美国房地产业的长周期。Clayton（1997）利用1982年~1994年的数据分析了个不同区域住宅市场的周期波动，在更加微观的层次上检验了住宅市场的效率问题。WheatonandRossoff（1998）则利用1969年~1994年的数据分析了工业不动产的周期波动。
在中国，对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张元端（1995）分析了中国的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现象，他通过比较国民经济增长率和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增长率，认为中国房地产业的周期与国民经济周期基本吻合。相对而言，梁桂（1996）从房地产供求的周期性波动来定义不动产经济的周期波动，并采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指标，分析了从1986年~1995年中国不动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特性。何国钊等（1996）利用商品房价格等8项指标，在按环比增长率得出单项指标的周期波动后，再利用景气循环法等方法，分析1981年~1994年的中国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现象及其特点。在此基础上，作者们着重探讨了中国房地产业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在不同周期阶段的相互关系，并选择投资与政策两个因素，分析了中国房地产业周期的原因。谭刚（2001）在分析中国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的基础上，选择总量、投资、生产、交易、金融及价格等6类共16项指标，利用扩散指数方法分析了深圳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研究”课题组（2004）利用中国1979年~2002年的数据进行，对房地产行业的运行轨迹和特征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中国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的经济因素。
三、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有的研究尤其是中国的房地产业周期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至少需要在以下方面进行扩展：
1．结合产业与产品独特性的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研究尚需加强。房地产作为一种独特的产品，具有如下特征：必需品、重要性、耐久性、空间固定性、不可分割性、复杂和多重异质性、市场的分散性、生产的非凸性、信息的非对称的重要性、交易成本的重要性、缺乏相关的保险及期货市场。这些特征很多都对房地产业周期波动有着重大影响，但现有研究基本上套用经济周期理论或做一些变形，没有体现出房地产产业和产品的独特性。这些独特的特征对周期波动的影响如何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市场的分散性和空间固定性造成了房地产业区域垄断的市场结构，这种市场结构对房地产业周期有怎样的影响几乎没有理论涉及。
2．应进一步深入考察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的微观影响及对策分析。房地产业周期波动对宏观经济包括相关产业的影响已经有大量理论及实证的文献，但其微观效应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对此应主要从房地产业周期对开发企业战略规划和投资者的投资策略的角度出发，研究在房地产业周期的不同阶段，开发企业以及投资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这个研究主题在国外近几年才刚刚出现的，而在中国几乎是一片空白。
3．应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区域性房地产市场周期波动的研究。房地产业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不同城市之间的房地产业发展可能具有巨大的差异性。从总体上研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可能低估一些问题的严重性。例如总整体上分析，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出现严重的泡沫的，但在某些区域性市场是可能存在的。目前中国几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大多是对中国整体房地产业的周期波动进行实证分析，其中只有谭刚（2001）研究了深圳市1987年~1998年间房地产业周期式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的房地产业周期研究很少对区域市场尤其是城市的数据进行分析的，尤其对不同城市之间周期的形态、成因等进行分析及比较的文献几乎没有。
参考文献：
1．何国钊，曹振良，李晟．中国房地产业周期研究．经济研究，1996，（12）．
2．梁桂．中国不动产经济波动与周期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6，（7）．
经济周期与行业分析篇3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3-0010-08
一、 引 言
经济周期一般可划分为收缩和扩张两个阶段，波峰（peak）和波谷(trough)是周期的转折点；或者划分为繁荣(prosperity)、衰退(recession)或危机(crisis)、萧条(depression)、复苏(recovery或revival)四个阶段。本文要研究的经济周期阶段就是指经济位于以上哪一个阶段(phase)。如果经济位于周期的繁荣阶段，说明当前经济形势很好，但要预防经济过热；如果经济位于周期的萧条阶段，说明当前经济不景气，糟糕，政府必须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果经济位于周期的衰退阶段，则必须引起高度注意，采取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陷入萧条；如果经济位于周期的复苏阶段，说明经济形势好转，但也要采取适度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推动经济由复苏走向繁荣。因此，经济周期阶段分析就是研究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其目的是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决策提供依据。如果经济周期阶段判断不准确或失误，就可能误导决策者做出不合时宜甚至相反的宏观经济决策，结果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从而导致经济的过热过冷、大起大落和恶性波动，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损失。
本文提出的是经济周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经济周期阶段分析。国外对经济周期阶段研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最早的研究始于Diebold,F.X.和 Rudebusch,G.D.[1]、Sichel,D.E.[2]，最近的成果是Guilmi,Corrado Di；Gaffeo, Edoardo and Gallegati，Mauro[3]。研究的时间跨度持续10余年，这期间陆续有些成果发表。研究成果的发表，要特别提到美国统计协会（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主办的国际一流刊物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该刊物自1991年以来陆续发表一些经济周期阶段、扩张与收缩阶段的论文。尤其是1994年第3期，该刊物发表Filardo,A.J.， Ghysels,E.， Sichel,D.E.[4］［5］［6]等学者的一组经济周期阶段分析的论文，总计5篇，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周期阶段进行了较好的研究。总体说来可以这么认为， 经济周期阶段研究谈不上是热点问题， 但近10余年来一直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并已进行了较多研究， 取得了一些成果。当然， 与总体的经济周期研究相比，其中的周期阶段研究尚是薄弱环节， 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此相比较， 我国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周期虽然进行了较深入研究， 但经济周期阶段并无专门研究。
本文对当前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的考察，主要立足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总需求分析，同时也进一步分析GDP增长率、失业率、价格指数这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5年前笔者就对当时中国经济周期阶段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当前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明显转机，出现了回升的系列迹象，正在步入复苏阶段，但并未真正稳定走出低谷或萧条。”[8]5年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经济所处周期阶段肯定也会随之发生相应变化，本文旨在探讨周期阶段所发生的变化，即当前我国经济所处周期阶段。
二、潜在经济增长率
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宏观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是分析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工具，并且可以用来判断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要理解和计算潜在经济增长率，必须对潜在产出（potential output）下一个比较精确的定义。潜在产出的概念由阿色• 奥肯（Okun, Arthur M.）提出。潜在产出又被称为充分就业的产出（full-employment output），是指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经济能够创造的实际GDP水平，或者说是与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相对应的实际GDP水平。这是一个经济社会在不提高通货膨胀率条件下所能维持的最高的实际GDP水平。必须注意潜在产出与最大产出的区别。潜在产出不是一个经济社会所能生产的最大产出或经济的物质生产能力，而只是在不导致猛烈通货膨胀情况下所能生产的最大产出。潜在产出的估计值其实建立在下述假定的基础上：在经济中存在着正常的摩擦失业，同时即使在经济运行相当好时，也有一些生产能力没有被完全利用。因此，潜在产出的估计值很难确定。
分析和判断经济周期的阶段时，主要是比较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大小。当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时，经济位于收缩阶段。随着两者的缺口（绝对值）的不断扩大，实际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增长率，于是，衰退日益严重，最后出现萧条乃至大萧条。萧条持续一段时间后，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绝对值）逐渐缩小，意味着萧条和衰退程度不断减轻和缓和，实际经济增长率朝着潜在增长率水平接近，进而步入复苏阶段。当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并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时，两者的缺口最终变成正值，一个正的缺口意味着过度就业、工人超时点的工作和机器的超正常的使用率。这时，经济出现繁荣局面。
现在的主要工作是计算潜在产出，进而计算潜在经济增长率。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对我国的潜在产出进行了估算，主要采用了线性趋势（Lineartrend）法、增长率推算法、生产函数法等方法[9］［10］［11]。本文拟采用HP滤波方法来估算我国改革以来的潜在产出。
（一）我国潜在产出的估算
HP滤波法主要是通过将(1)式最小化来估算潜在产出值 (T为样本期)：
式中Yt表示t年的实际产出，Y*t表示t年的潜在产出，并对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进行了对数变换，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性。通过（1）式，将实际产出的自然对数（LnYt）分解为潜在产出的自然对数（LnY*t）和产出缺口的自然对数（LnYt-LnY*t）。在统计意义上，值的选取是任意的，因为任何一个非平稳时间序列都可以分解为无数个非平稳趋势成分与平稳周期成分的组合，不同的λ值就决定了不同的周期方式与平滑度。运用HP滤波法估算潜在产出之前，先对实际产出进行单位根检验，判断实际产出的时间趋势是否属于随机序列，这里运用ADF检验来检验实际产出的单位根过程。
对我国1978―2005年实际产出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进行单位根检验，从检验结果来看，1978―2005年我国实际产出的趋势成分服从单位根过程。在运用HP滤波方法估算潜在产出时，由于我们使用的是年度数据，取λ＝100[7]。由公式（1）就得到了我国1978―2005年潜在产出的值，具体结果见表1，然后进一步计算这期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二）我国未来潜在产出的预测
我们已经估算了1978―2005年我国的潜在产出，为进一步分析潜在产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变动趋势，这里运用回归分析预测法，对2006―2010年我国的潜在产出进行预测，并根据预测结果来计算这段时期内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建立如下的回归预测模型[12]：
GDPt=γ+αGDPt-1+βGDPt-2(2)
其中，t表示时期，GDPt表示当期的产出，GDPt-1表示前一期的产出，GDPt-2表示前两期的产出。现在根据模型（2），运用EVIEWS 3.1对表1估算的1978―2005年的潜在产出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GDPt=21.20＋2.01GDPt-1－1.00GDPt-2(3)
运用方程（3）对我国2006―2010年潜在产出进行预测，然后进一步计算2006―2010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预测结果见表2。
为了下文对未来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比较分析，再预测未来的产出与经济增长率。根据模型（2），运用EVIEWS 3.1对我国1978―2005年的实际产出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GDPt= 20.30＋1.75×GDPt-1－ 0.71×GDPt-1(4)
运用方程(4)对我国2006―2010年的产出进行预测，然后进一步计算2006―201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预测结果见表2。
这里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可以看出经济周期阶段的变迁过程。1990年实际GDP增长率3.8％，远远低于当年潜在经济增长率，差额达6个百分点，这说明1990年经济处于萧条阶段，即当时的市场疲软。1991年，中国经济全面回升，实际经济增长率迅速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这说明1991年经济处于复苏阶段。1992年，实际GDP增长率远远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差额达4个百分点以上，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1993年开始，实际GDP增长率开始趋向下降，1993―1995年，每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不断往回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不断趋向零，表明繁荣不断走向衰退。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已持平，1997年开始，实际GDP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变为负数，1999年，两者缺口达1.8个百分点，缺口的不断扩大，表明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2000年以来经济开始回升，实际GDP增长率又逐步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步入复苏阶段。2001年GDP增长率又有所下降，经济波动出现反复，体现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这也应证了笔者5年前的结论：“当前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明显转机，出现了回升的系列迹象，正在步入复苏阶段，但并未真正稳定走出低谷或萧条。”[7]2002年开始，经济真正开始走上稳步增长和回升之路，2003年经济增长跃上一个新的台阶，GDP增长率高达9.5%，再次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又转变为正数。2004年、2005年GDP增长率持续上升，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也不断扩大，这表明2003年以来经济已位于繁荣阶段。2006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上升至10.9%，居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上半年的潜在增长率大体等于全年潜在增长率）2.3个百分点，表明经济在持续扩张，繁荣的大好局面得到进一步稳定和巩固。表2对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进行了预测，根据预测的结果，2007―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将保持在9％以上，高于潜在经济增长率，这表明，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很有可能持续位于周期的繁荣阶段。
三、总需求分析
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还可以通过图1的总需求―总供给（AD―AS）模型来加以说明。
AD―AS模型离不开潜在产出的概念，两者一脉相承。图1中的ASS表示短期总供给曲线，长期总供给曲线ASL与潜在产出线重合。ASL不同于ASS的垂直部分，ASS的垂直部分位于ASL的右边。ASL与ASS的垂直部分和陡峭部分之间的区域，即图中阴影部分，表示繁荣。ASS的完全平坦和相当平坦部分表示萧条。繁荣与萧条之间的过渡阶段是中间区域，表示衰退或复苏。
判断周期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潜在产出线或长期总供给曲线ASL 。如果经济（即ASS曲线和AD曲线的交点）位于ASL曲线的右边，这时实际经济增长率大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处于扩张阶段；如果经济（即ASS曲线和AD曲线的交点）位于ASL左边，这时实际经济增长率小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处于收缩阶段。推动经济在ASL曲线左右两边移动的力量是总需求。前文已述，1997年开始，实际GDP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1.8个百分点，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不断扩大，这表明当时中国经济位于ASL左边，并且越来越远离该线，以致滑入萧条。这种转变，从AD―AS模型来分析，是由于总需求的减少。在图1中，当总需求减少时，AD左移至AD′，经济由处于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过渡到位于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总需求包括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NX），总需求减少主要是由于消费不足、投资不足或净出口减少所致。
进入2000年以来，总需求回升，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均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从AD―AS模型来看，AD′又开始右移，经济（即ASS曲线和AD曲线的交点）逐步向ASL 线移动并靠近，进入复苏阶段。到2003年、2004年，总需求继续增加。尤其是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开始高速膨胀，增幅一度达到40％左右，推动AD′线继续右移，经济回升到ASL 线附近，步入繁荣阶段。尽管2004年4月份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下半年投资过快增长势头得到遏制，投资增长有所降温，但整个2004年投资总规模仍然偏大，增幅仍在高位，并且这种趋势延续到了2005年。2005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88 604亿元，比上年增长25.7％，增幅仅比上年回落0.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75 096亿元，增长27.2%，农村增长18.0%。[13]2006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进一步加快。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2 371亿元，同比增长29.8%，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14]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36 368亿元，增长31.3%。总需求持续增长的另一重要表现是，2004年消费实现了显著增长，长期以来消费不足的局面有所扭转。2004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万亿元大关，达到53 950亿元，增长13.3%，增长速度比2003年提高了4.2%个百分点，增速提高幅度是1997年以来最高的。2005年我国社会消费延续了这一快速增长势头，全年消费品零售总额67 177亿元，比上年增长12.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0%，实际增速比上年加快1.8个百分比。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6%，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5％。[13]2006年上半年消费需求稳中有升，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 448亿元，同比增长13.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4%，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15]
尤其是农村市场消费增速加快，城乡消费差距有所缩小。2006年前5个月农村市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累计比上年同期增长11.7%，增速提高近1个百分点。[16]
以上分析表明，近3年来总需求确实是进一步持续增加，推动AD′线进一步右移， 推动经济跨越ASL 线，使得ASS曲线和AD曲线的交点位于ASL 曲线的右边。就周期阶段而言，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位于繁荣阶段。
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分析
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失业率和通货膨胀，这里在潜在经济增长率和总需求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这些变量进一步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进而为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周期阶段提供佐证。
(一) 经济增长率的新特征
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走出1999年的低谷，逐步复苏和回升，由此开始了新的一轮经济周期。这一轮经济周期从2000年开始至今，也有观点认为，新一轮经济周期始于2002年。已近7年，2000―2005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8%、7.5%、8.3%、9.5%、9.5%、9.9%，2006年上半年的GDP增长率居然高达10.9%。从这组数据来看，这一轮经济周期呈现出两个明显特征：平稳和快速增长。平稳体现为波动幅度小，这期间GDP增长率的最高点与最低点之间落差仅为2.4个百分点。快速增长体现为GDP增长率相当高，2000―2005年间平均增长率达8.8%。注意这里说的是快速增长而不是高速增长。高速增长一般是指增长速度高达10%以上乃至15%以上的超高速度，往往超出一国人力、物力、财力的承受能力，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多次出现高速增长。而快速增长是指增长速度已足够快，但又低于高速增长。就增长质量而言，快速增长优于高速增长。平稳和快速增长这两个特征在以前的各轮经济周期中很难出现。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的50多年中，按照“谷―谷”法划分，我国经济增长已呈现出10次周期，目前正处于第10轮周期中。这10轮周期可以以1981年为界区分为改革前时期和改革以来时期，改革前历次经济周期的基本特征是波动幅度大，多次“大起大落”，从未出现过平稳特征，当然多次出现高速度，但往往持续一两年，高速度就迅速下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后时期，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由剧烈转向平缓，周期也呈现出一些新特征，但是整个时期并未出现平稳和快速增长的特征。如1987年―1990年这一轮周期，1987、1988年经济高速增长，但1989年、1990年增长率就迅速下降。1991―1999年这一轮周期，1992年GDP增长率高达14.2%，但从1993年开始经济增长率就持续7年下滑。真正首次出现平稳和快速增长特征的时期是1982―1986年这一轮周期。就速度而言，1982―1986年周期的增长速度还高于2000年以来时期，这一轮周期的扩张阶段1982―1985年GDP增长率平均高达12.2%，明显高于2000―2004年时期。但是就平稳程度而言，1982―1986年周期低于2000年以来时期，1982―1985年最高点与最低点的落差为6.1%（还不考虑1986年的低谷）。因此，1982―1986年周期的特征准确说来应该是较平稳和高速增长。可以这么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10轮周期，经济增长质量最好的是1982―1986年这一轮经济周期和2000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周期。但是新一轮周期与前者相比，增长质量更高，因为增长速度更加平稳，并且实现了高速度向快速增长的转变。
新一轮经济周期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扩张的持续性强，2000年以来至今一直都处于扩张阶段，2001年经济增长率有所回落，不能算作扩张阶段，因此新一轮经济周期从2002年算起也是合理的。扩张的持续程度是以前各轮经济周期所没有的。改革以前时期扩张持续性最强的一轮周期是1963―1968年，其扩张年份是1963―1965年，扩张长度为3年，但是1966年爆发了“”，经济扩张的势头嘎然而止，GDP增长率由上年的17%下降为10.7%，1967―1968年更是负增长，国民经济陷入大萧条的深渊。改革前后过渡时期的那一轮经济周期是1977―1981年，其中扩张阶段是1977―1978年，这两年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增长，但是1979―1981年实行调整政策，各业增长速度升降不一，这三年经济步入周期的收缩阶段。改革以来的1987―1990年周期，扩张年份是1987、1988年，扩张长度为2年，但是由于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的治理整顿，1989―1990年经济又步入收缩阶段，并陷入深深的波谷之中。1991―1999年这一轮周期，扩张年份仅是1991、1992年这两年，1993年就开始步入收缩阶段，此后持续7年下滑，这一轮周期成为扩张与收缩比率最低的一轮周期。能与2000年以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持续性“抗衡”的惟一一轮周期是前述的1982―1986年周期，该轮周期的扩张长度长达4年（1982―1985年）之久，只是由于1985年2月政府实施的紧缩政策，1986年经济增长率才下降，步入收缩阶段，1986年2月中国发生引起举国关注的“工业滑坡”。但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持续性比1982―1986年周期更强，2000―2005年已整整6年处于扩张阶段,即使不算2001年经济的回落,也有5年处于扩张阶段。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新一轮经济周期呈现明显的三个特征：平稳、快速增长、扩张的持续性强，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增长质量明显提高。就经济周期阶段来看，足以证明目前中国经济正位于周期的繁荣阶段。
（二）失业率
从理论上说失业率也是判断周期阶段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高增长率导致失业率下降，而低的或负的增长率伴随失业率的上升，奥肯定律（Okun’s law）表述的就是这种关系。奥肯定律将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其实也为失业与经济周期阶段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该定律虽然并不是很精确，但它提供了由经济增长到失业的一种实用性的转换方法。根据奥肯定律，降低失业率要有高增长率与之相配合，也就是说低失业率伴随着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高失业率伴随着周期的收缩阶段。在西方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失业率也往往随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动而变动：经济收缩阶段失业率上升，经济扩张阶段失业率下降。
在我国，失业率这个指标有些特殊和复杂。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十分明显，但是就业率高度稳定，与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化基本无任何关系。但是改革以来（准确地说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失业与经济周期阶段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大体吻合的趋势，这里对改革以来的几轮经济周期进行简要分析。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5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1977―1981年；第二个周期是1982―1986年；第三个周期是1987―1990年；第四个周期是1991―1999年；第五个周期是2000年至今，尚未完成。现在按周期顺序，分别予以分析。
改革以来第一轮周期尚深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失业率反常地呈现与经济增长率同向变动关系，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不能用来说明问题，这里不作分析。第二个周期的扩张阶段是1982―1984年，收缩阶段是1985―1986年，失业率与周期阶段基本呈反向的关系。1982―1984年的扩张阶段，失业率一路下降，1985年降至失业率的波谷，仅1.8%，这是改革以来时期我国最低的失业率记载数字。1986年是经济增长的波谷期，失业率略有上升。这一轮周期中，失业率随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化而变化。第三轮周期的扩张阶段是1987―1988年，收缩阶段是1989―1990年，失业率的变化趋势有些特殊。在1987―1988年的扩张阶段，失业率本应下降，但实际上没有下降而是固定不变，维持在2%的水平，1989―1990年的收缩阶段，失业率上升，这才呈现出它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第四轮周期中，扩张阶段是1991―1992年，收缩阶段是1993―1999年，失业率的变动趋势有些复杂。在1991―1992年的扩张阶段，失业率在上一轮周期的波谷的基础上略有下降，由1990年的2.5%降至2.3%，但是扩张的这两年，失业率并没有进一步下降，而是固定不变。[17]在收缩阶段，失业率与经济周期阶段又恢复反向的变动关系，1993年始，失业率逐年攀升，并持续几年相对稳定在3.1%的水平。第五轮周期正在进行中，一直位于扩张阶段，GDP增长率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失业率本应是下降趋势，但却与经济增长率呈正向变动关系，逐年攀升，不过这是可以理解的，显示了我国失业问题正日益严峻。
以上分析表明，改革以来失业的变动轨迹与经济周期阶段吻合程度最高的是第二轮周期，即1982―1986年周期。第三、四轮周期中，失业率变动趋势与周期的收缩阶段也是大体吻合的，不吻合的就是失业率变动趋势与周期的扩张阶段：第三轮周期的扩张阶段，失业率没有下降而是固定不变；第四轮周期的扩张阶段，失业率在上一轮周期的波谷的基础上略有下降，但是扩张的这两年，失业率则是固定不变。第三、四轮周期失业率不随周期的扩张阶段而下降，显示了从这时开始我国就已受到失业问题的困扰，结合第五轮周期的分析，进一步表明失业正日益成为当前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突出问题。失业问题的严峻性，确实具有中国的特殊性，直接原因是由于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所致，这样使得失业率难以像西方国家那样灵敏地反映宏观经济运行实况，也难以灵敏地反映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化，也使得失业与经济周期阶段的关系比较复杂。不过尽管如此，分析宏观经济形势或者经济周期阶段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和参考失业率高低。
当前总的说来就业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但是自2004年开始，就业形势一定程度上出现好转迹象，该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是近13年来首次出现下降。2005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与上年持平。就业岗位增加了，2005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970万人。2006年上半年就业问题继续有所改善，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0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900万人）的67％。2006年6月底，城镇登记失业人数833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2%，与上年底持平。以上指标显示，2004年以来我国就业形势确实出现有所好转的迹象，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现在，这是景气繁荣在劳动力市场的一种体现。根据奥肯定律揭示的内涵，就业形势有所好转可为当前我国经济正位于繁荣阶段提供佐证。
（三）价格指数
判断经济周期阶段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价格指数，因为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价格指数正越来越灵敏地反映我国经济运行状况，已成为观察宏观经济景气变化的“晴雨表”。
1997年10月，物价开始负增长，此后我国出现长达6年的通货紧缩，物价总水平一直在低位运行，直到2003年，全年的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仍然负增长（-0.1%），居民消费价格仅上涨1.2%。但是2003年下半年以来物价出现了近些年来少见的上涨，并且上涨趋势持续到现在。2005年物价涨幅虽然回落，但物价总趋势还是处于上涨中，只是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相对温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都还比较高。2006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3%，涨幅比上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0.8%；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7%；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6.1%。[15]这些数据显示，2006年上半年市场价格是温和上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观察物价不能囿于传统的一般的市场价格，还要密切关注房价，也就是说分析价格指数，不能忘了还有一个房价。[18]目前我国还没有一种综合考察消费物价和房价的价格指数，因此必须同时关注物价和房价。在经济学中，购买住房虽然是一种投资行为而非消费行为，但住房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房价的高低牵动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因此房价是反映价格指数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一旦将房价考虑进来，物价涨幅就不再温和了。2005年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7.6%，2006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6％，11月同比上涨5.2%，涨幅虽然有所回落，但还是很高，给中低收入阶层居民带来很大压力。一些大城市房价上涨尤为显著，如北京住房价格一直在加速上涨，2006年一季度北京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7.6％，二季度同比上涨9.5%，7月份达到11.1%，11月份达到10.3%，这是北京2006年度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幅，其加速上涨之势不言自明。不仅房价没有包含在一般的物价指数中，由于统计的原因，我国的油、电、水、气的价格上涨也都未从CPI中反映出来。如果综合考虑消费物价、房价以及油、电、水、气的价格，不难发现近年来我国物价上涨是很明显的，并且上涨趋势还很有可能持续下去。因此从价格指数来看，这一轮物价上涨显示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周期阶段已出现明显变化，已从前几年的复苏阶段进入繁荣阶段。
五、结 论
本文从潜在经济增长率、总需求、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等三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周期阶段进行了分析，其重点是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算和分析。2003年经济增长跃上一个新的台阶，GDP增长率高达9.5%，已超越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又转变为正数。2004年、2005年GDP增长率持续上升，实际经济增长率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也不断扩大，这表明2003年以来经济已位于繁荣阶段。AD―AS模型分析，也证明2003年以来经济已步入繁荣阶段。2003年总需求继续增加，推动总需求曲线AD′右移，经济回升到潜在产出线（或长期总供给曲线ASL）附近。经济增长率的平稳、快速增长，扩张的持续性增强，这些特征也足以证明经济位于繁荣阶段。此外，物价的持续上涨，就业形势一定程度上出现好转迹象，也为经济位于繁荣阶段提供了佐证。因此，本文的最后结论是：当前我国经济正位于周期的繁荣阶段，已彻底从5年前的不稳定的复苏阶段走出来了。当然，这只是就宏观层面周期的阶段分析而得出的结论，说繁荣并不意味着各行各业都蒸蒸日上，其实宏观层面繁荣的背后依然隐藏着种种问题，诸如农业基础薄弱，农民增收难度加大，经济增长方式依然粗放，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大等，但是，宏观经济指标的分析显示，当前我国经济确实正位于繁荣阶段。
根据当前我国经济周期所处阶段，下一步中国经济的目标和任务是两方面：一是继续保持经济繁荣的大好形势，努力延长扩张阶段；二是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实现这个目标和任务，目前来说主要是要保持总需求的稳定增长。总需求的主要问题是结构失衡，投资膨胀，消费增长则相对慢一些。延长扩张阶段，主要是继续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主要是控制投资需求过快增长。控制投资过快增长，相对说来比较容易，短期来看主要是依靠政府实施宏观调控，长期来看是要建立起具有自我约束机制的投融资体制。目前的难点是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如果消费持续保持较强劲的增长势头，就能延长我国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确保经济持续位于繁荣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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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与行业分析篇4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大到无垠的宇宙小到看不见的细菌都存在生命周期，宏观经济与企业也不例外。“正如天体一经投入它们的轨道就会无限期的围绕轨道旋转一样，社会生产一经投入这个膨胀和收缩的交替运动，也会由于机制的必然性不断重复这一运动。”经济的膨胀和收缩构成了经济周期，并且这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资本主义世界数年一次的经济危机就是经济活动周期性变化的典型例证。对于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企业来说，从其创立到衰亡构成了企业的生命周期。企业赖以生存的产出物“产品”(既包括生产企业生产的实物产品也包括非生产企业的产出物如咨询公司的策划方案)，都存在一个从设计、研发，生产到投放市场及最终退出市场的周期过程。产品生命周期和企业生命周期的形成，在于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生产要素生产、消耗和产出具有生命周期的特性。例如，企业原材料存货具有周期性，某一种技术具有更新周期，固定资产使用具有最佳经济寿命期，等等。这些周期性因素直接影响着企业财务状况的运行周转。
在财务上，企业可表述为人们有规则地循环吸纳各种要素资本投入和输出各种价值产出而与外界发生联系的一种价值网络系统。企业不论大小，都是经济资源现金流入流出的财务价值系统。人们在创造企业的同时也将人的意志赋予了企业，期望生产某种产品和服务，实现人的意图。形成企业物质形态的那些厂房、机械设备，原材料和产品，其本身不会与外界发生吸纳和输出交流，企业之所以能与外界交流，完全是企业里人和财务资本的作用。人们通过财务资本和产品价值把企业与外部市场连接起来，使企业像有生命的人一样不停息地运动着，并通过产出价值反映人的意志，因而企业具有生物特性和生命周期。
二、周期性因素在企业中存在的必然性
对于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企业来说，环境的变化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活动的周期性变动是企业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企业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尽管企业的运行状况会对宏观经济状况产生影响，但是，由于宏观经济周期的形成是多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宏观经济周期对企业的运行状况将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处于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当宏观经济处于发展的波峰阶段时，社会就业率高、大部分产业都处于繁荣时期、市场上会出现购销两旺的景象，对于企业来说，面对旺盛的需求市场，只要企业的产品适销对路、内部管理得当，企业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而当宏观经济不景气时，市场疲软、工厂订单减少，产品大量积压，并且大多数的产业也会处于发展的低潮时期。此时企业面对的是萎缩的需求市场，销售资金回笼变慢，存货增加。如何想法设法使自己生存下去是企业此时所面临最重要的问题。因此，企业只有顺应经济周期的过程和阶段，制定相应的战略决策，才能抵御大起大落的经济震荡对企业经营造成的负面影响。
著名的战略家．哈佛大学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教授把产业生命周期描述为“预测产业革命概念的始祖。”其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一个产业在市场的演变历程可划分为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四个阶段。并且，产业的生命周期一般有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最短的也在60年左右。产业生命周期的分析忽略了产业中某种具体产品的型号、质量、规格等差异，因此如果细分产业中某个产品，则其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可能与整个产业的生命周期不一致。尽管如此，产业生命周期对企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可以让人们更好，更容易地认清，理解一个产业的发展历程和演变趋势，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提供更为客观的依据。
对于企业自身来说，从设立，成长，繁荣到衰退直至消亡是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企业的生命周期是企业的生命线，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掌握了企业生命周期的规律就等于抓住了企业发展的脉搏。只有把准了企业的脉搏，企业才会有正确的自我定位和战略目标，才能有效地防范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通过不断调整结构来保持与环境的适应性，从而使自身与环境保持一定水平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从而达到延长企业生命周期的目的。
产品生命周期则是现代营销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描述了产品从进入市场到最后被市场淘汰出局的全过程。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产品的销售额、利润水平及价格等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根据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特点制定相应的企业战略，有利于企业战略更好地发挥作用，使企业在动态的市场环境中求得更大发展。因此，产品生命周期是企业在制定经营战略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产品形成平衡的产品组合可以降低经营风险，有利于增加经营的稳定性和高效性；良好的产品组合的经营也会有利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延长。
对于影响企业的诸多周期性因素而言，产品生命周期、企业生命周期甚至产业生命周期都是企业通过一定的措施可以改变的，它们不仅对企业的运营产生影响，反过来企业可以通过调整战略对其产生较大的影响。由于经济周期是多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企业更多的是受到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企业只有通过对宏观经济环境的预测、分析来调整自己的战略计划，才能适应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以免受到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冲击。
三、财务战略中的周期性因素
由于企业发展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日益深重，企业惟有切切实实地根据环境及其可能的变化，谋划未来的发展方向及相应的实现途径，方能求得长期稳定的发展。企业战略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应运而生。财务管理作为现代企业职能管理的一个构成部分，在企业的管理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企业财务活动并非总是企业的“局部”活动，而是有着许多对企业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内容。因此，财务战略具有相对独立的存在意义。
财务战略是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企业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一样，财务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也包括从财务战略分析到财务战略制定直至财务战略实施三个阶段。在财务战略分析阶段，企业需要对企业的内外部环境、企业可利用的资源、财务战略的目标及企业战略目标进行详细分析。在财务战略的制定阶段，企业要根据战略目标对分析结果进行理性筛选，并要具体考虑财务战略的结构和风格等制定财务战略。财务战略的实施阶段则是由企业战略统筹安排，主要由企业财务部门负责实施的过程。财务战略的分析，制定与实施全过程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循环过程，在财务战略的制定与实施阶段，企业财务部门要随时跟踪、监控企业内外环境及资源的变化，在环境等因素变化不大的情况下，企业仍可实施原定战略，而当环境等因素发生巨大变动时，企业就必须随时调整其战略，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从而保证财务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整个财务战略管理的过程如下图所示：
经济周期与行业分析篇5
波动的幅度：波动的幅度较强，有转为中低幅度的趋势。说明我国林业经济的稳定性不是很强。波动的高度：由中峰型转向高峰型。说明我国林业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盲目扩张性，从而不利于增强经济的稳定性。
波动的深度：我国林业经济周期均为增长型。这说明，我国林业经济的增长增强了抗衰退力，从而有利于增强经济的稳定性。
波动的平均位势：我国林业经济的波动平均位势均为高位型，这表明，我国林业经济总体增长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波动的扩张长度：我国林业经济的扩张长度均为长扩张型，表明我国林业经济扩张的持续性有了增强，这也有利于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根据以上的定量分析与比较，我国林业经济波动状态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我国林业经济在这一时期发展的比较平稳，振幅较强、峰位下降、谷位上升、整势提高、扩张长度延长。一句话概括为：林业经济效益有所提高，稳定性有所增强。
经济周期与行业分析篇6
鉴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更加契合增长型周期波动特征，本文构建了适用于增长型周期波动的拐点识别和阶段性检验指标体系。（一）对经济周期波动测算方法的说明在展开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研究之前必须回答如下两个问题：一是应当对何种宏观经济时间序列展开研究；二是如何识别与测度宏观经济时间序列中的趋势与波动项。针对第一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宏观经济周期测定指标。现代经济周期理论在衡量一国总体经济波动时通常观测总产出对于自身长期趋势的偏离程度，即通过考察实际GDP对潜在GDP的偏离，以“产出缺口”的方向对经济波动进行阶段划分以及判断经济波动的拐点，但是经济周期并不仅仅表现为总产出的周期性波动，而是一系列宏观经济总量指标的协同变化，因此参考曾五一等的研究，本文选取了与国民经济运行相关的产出、居民消费、投资、贸易、就业、工资、价格及反映政策变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11个核心经济指标。针对第二个问题，部分学者认为应当采用去势或滤波法，也有学者认同经济结构分析法。前者能够很好地拟合经济数据，但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后者更富理论解释力，但对经济数据的质量要求较高。考虑到中国关于劳动和资本数据质量不高，采用生产函数法可能存在较大偏差，本文采用去势或滤波法。在提取出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波动项后，便可以进行周期波动的阶段划分和拐点识别。鉴于产出数据的可得性和代表性，早期研究均以产出波动代表经济波动，并以产出同比增长率的变化展开阶段分析与拐点识别。本文遵循这一做法，但有两点差异：其一，为避免在GDP增长率不服从指数分布时增长率核算法引发的统计偏误，本文根据“产出缺口”方向对经济波动进行阶段划分与拐点识别；其二，本文以产出波动为基准周期展开分析，但是同时引入多方面指标进行综合分析，特别是考虑到其他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波动序列与产出波动序列的协动性。（二）数据说明与统计描述文中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具体的数据处理过程介绍如下：实际GDP通过历年国际生产总值指数计算得到，居民消费根据1978年为基年的CPI进行平减。1978—2010年间名义资本存量根据单豪杰的研究方法计算得出，总投资根据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计算得出。就业采用年末就业人员数的水平值，针对就业数据在1990年前后统计资料发生变化，依据王小鲁等的研究对劳动数据进行了相应处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指标采用政府购买和M2，前者用CPI平减，后者用GDP平减指数平减。为了消除异方差，所有经济时间序列均取自然对数。在选择合适的去势或滤波方法对经济时间序列分离去势与周期波动项前，需要预先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分析。根据表1可知，通过对原序列以及其一阶差分序列ADF检验t统计量的值可知，本文所选取的经济时间序列为I（1）单整序列。
三、经济周期波动运行轨迹与特征分析
首先采用滤波法对产出波动序列展开分析，然后考察了其他宏观经济变量波动序列的波动性以及与产出波动序列间的协动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探寻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规律。（一）基准周期的经验分析根据CF滤波法对1978—2010年间中国实际GDP进行去势处理，可以得到相应的产出缺口序列，在此基础上依据“谷—谷”法进行产出波动的阶段划分与拐点识别①。结果显示，1978—2010年间，中国共经历了5轮经济波动，对应的时间区间依次为1978—1982年、1983—1986年、1987—1991年、1992—2002年、2003—2010年，详见表2。这一划分标准与董进的研究基本一致，可以相互印证［10］。图1是五轮经济波动的波动高度、波动深度、波动幅度和波动标准差的比较静态分析；另外，为了反映产出的波动性随时间变化的动态特性，本文根据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RACH）模型，测算了产出波动序列的条件波动性，详见图2.
由表2和图1、2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总体特征概述如下：第一，该时期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属于典型的增长型周期波动，经济高位运行，宏观经济稳定性不断增强①。第二，峰位下降、谷位抬升、峰谷落差减小。鉴于第三轮经济波动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暂不展开讨论。以第三轮经济波动为界，无论是波动高度还是波动深度，第二轮经济波动都比第一轮高，第五轮经济波动的波动高度与第四轮持平，但波动深度明显低于后者，与之对应的是峰谷落差的缩小，这一现象在后两轮经济波动中更加明显。第三，以上五轮经济波动中的产出标准差均呈现出明显的倒U型分布。在不考虑第三轮经济波动的前提下，其余四轮经济波动的波动标准差按照时间次序排列依次为0．75％、1．62％、1．51％和1．33％。从条件标准差来看，产出波动性进入2000年之后逐渐减弱，但2005年之后渐有加剧的趋势。第四，经济周期波动的持续时间，特别是扩张期明显延长。前三轮周期的长度在5年左右，第四轮与第五轮经济波动的时间跨度长达11年与8年，时间跨度处于基钦周期（小周期）和朱格拉周期（中周期）之间，近乎朱格拉周期（中周期）。第五，无论从波形来看，还是对比扩张期与收缩期长短，前三轮经济周期波动都呈现“陡升陡降”特征；后两轮经济波动的扩张期与收缩期明显拉长，呈现出“缓升缓降”特征，这说明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在逐步增强，但有待于进一步巩固。以上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长潜力与稳定性显著增强，呈现出增长型波动特征。（二）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性与相对波动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中先后经历了“五轮”经济波动。按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时间和经济周期波动特征，这五轮经济波动又可划分为两个时间段，即1978—1991年和1992—2010年。前一时段为改革探索阶段的经济周期波动，后一时段为改革深化阶段的经济周期波动。基于变量平稳性分析的结论，我们首先根据CF滤波法提取了代表性经济指标周期波动项，进而计算出10个宏观经济变量不同时期的波动标准差（见表3）。
由表3可知，无论处于任何时期，除就业外的宏观经济指标的波动性均高于产出。进一步，横向比较分析显示，不同经济指标的波动性存在显著差异。以1978—2010年间为例，居民消费、工资与价格水平与产出的波动性大致相当，略高于产出；投资波动率约为产出波动率的3倍，贸易指标波动性普遍高于产出，反映财政与货币政策变动的经济指标的波动程度约为产出变动的2倍；纵向分析显示，除出口、进出口和商品零售价格总额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其余经济指标的波动性明显下降。另外，与居民消费、总量投资、就业、价格和工资水平不同，反映政府支出与货币供给量变动的经济指标的相对波动性增强。（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波动与产出波动协动性及其在不同周期波动阶段的协动性事实上，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不仅表现为产出对其长期趋势的偏离，而是表现为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协同变化，考察主要经济变量与产出波动间的动态相关性同样重要。本文中代表性经济指标波动与产出波动的协动性分析结果见表4。在最大相关系数的选择上，本文选取时间区间为超前或滞后2年。选择这一区间的原因在于既可以保证涵盖经济指标周期波动的主要周期长度，也可以防止将领先于基准周期的指标误认为是滞后指标或者相反的情况出现。由表4可知：第一，从国民经济的支出结构来看，1978—2010年间，居民消费、总量投资、进出口贸易均是顺周期变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二者顺周期性有所减弱。改革探索阶段，进口和进出口呈现出类似的协动性特征，出口波动滞后产出波动两期；改革深化阶段，进口与进出口贸易的顺周期性有所减弱，出口贸易的顺周期增强。第二，全样本时期的价格与工资变量均为顺周期变量，价格的顺周期性强于工资；只不过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价格从具有弱逆周期性转变为顺周期变量，而工资水平从具有强顺周期性转变为逆周期变量。第三，1978—2010年间政府支出的顺周期不强，政府支出波动与产出波动的同期相关系数为0．203 6，政府购买波动滞后产出波动两期。在改革探索阶段，政府支出延续了样本全期的弱顺周期性特点，改革深化阶段政府购买呈现出弱逆周期性特点。与政府购买类似，广义货币M2在改革探索阶段为顺周期变量，在改革深化阶段转为逆周期变量。
四、经济周期波动形成机制的比较分析
上述分析是通过统计方法对经济运行的直观判断，本节尝试通过改革探索时期与改革深化时期经济波动形成机制的比较分析，来说明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一）改革探索时期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机制改革探索时期，国家酝酿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恢复与发展生产：一是在放权让利改革和预算软约束刺激下，国有企业及民营、外资企业等各类投资主体的发展诉求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有力支持，强烈的投资意愿衍化为现实的投资需求；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价格机制的改革，传统体制下企业生产物资按照计划调配以及价格被人为压低现象已不复存在，潜在的通货膨胀问题逐渐显性化；三是在广袤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及城市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四是金融体制改革使得货币扩张的乘数效应得到充分发挥，加剧了投资与消费需求的扩张。如果投资和消费增速在合理范围内，能够有力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投资过快带来的产能过剩以及短缺经济带来的资源瓶颈，造成了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失衡。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主要采用行政调控来调节经济。政府急刹车式的“降温”方式，虽然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抑制经济过快增长的势头，却以破坏国民经济正常秩序为代价，往往加剧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且紧缩政策一放松，经济增长的势头很快恢复，甚至超过紧缩之前的经济增速，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运行表现为“扩张—紧缩—再扩张，通胀—紧缩—再通胀”的循环。（二）改革深化时期经济周期波动的形成机制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深化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随着投融资环境的改善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助推剂，但是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弱化了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使得国民经济总体的投资增速放缓；二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丰富了居民消费的可行集，推动产业结构和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但是，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完善，造成了消费需求增长乏力。为消化过剩产能，以缓解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中国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这也给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由于行政手段在国民经济调节的作用逐渐弱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需求调控杠杆的作用不断增强，但是国际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以及政策的时滞性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策的有效性，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运行的突出特点是“流动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
经济周期与行业分析篇7
一、商品房地产周期波动理论概述
1.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不同的阶段，而经济的增长也呈现出波动状，这种波动可能会促进经济的进步，也可能给人来带来严重的灾难。西方的经济学家很早就提出了经济周期理论，也就是说，不同的时期经济增长快慢不一，实际的经济增长曲线总是与期望的存在偏差，我们都希望这种偏差能够尽可能的减少，这样才能够拥有稳定的经济增长模式。而经济周期的概念却因分析角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如果按照逻辑的理论分析，经济周期就是经济波动偏离均衡状态的体现。还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周期强调经济收缩与扩张的交替出现。
2.商品房地产周期与房地产波动。商品房地产的经济周期；主要包括繁荣、衰退和复苏以及萧条这四个阶段，这些过程的实质就是宏观经济在运动过程中所呈现的动态的运行模式，我国的房地产经济周期表现为不规则的波动。另外，房地产经济波动则是在房地产经济增长的同时增长速率的不同所导致的经济不稳定运行，这是一种连续的、动态的波动现象，尤其是房地产经济的增长曲线与实际的相差较大，研究这种偏离的程度能够有效的控制房地产经济的增长程度，房地产经济实际增长曲线与趋势增长曲线的偏离程度越大，那么房地产经济波动幅度也就越大，房地产增长的稳定程度就越差，反之，房地产增长的稳定程度就越好。
3.商品房地产周期波动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商品房地产周期波动与经济周期波动总的发展来说是密切相关的，也可以分两个不同层次来分析房地产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关系。因为，一方面房地产周期波动是经济周期波动这个大范畴的一部分，是房地产行业的经济周期波动；另一方面，房地产周期波动是房地产行业运行过程中经济周期波动，也就是说房地产周期波动是经济周期波动在房地产行业经济运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运动形态。
二、商品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存在的问题分析
最近几年，我国部分地区的投资过大，土地供应短缺，房地产投资比重的不断加大，其增长速度和可能超出国民经济的承载范围，一旦经济出现负增长趋势将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总结我国房地产周期波动的状态特征不难发现，周期长度的不规则与波动幅度的大幅改变，使得我国的房地产事业发展很不稳定，其中政治因素造成的影响是最大的。房地产经济周期之所以会发生波动首先是由于消费者的需求增加，尽管我国颁布了福利分房制度，但是依旧不能满足人们因为住宅需求，其次，就是数量型的单一扩张与收缩，这不仅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还影响了企业增提素质水平的提高，最后，就是产品倾斜性波动，房地产业更偏向高档住宅，而忽视了广大百姓的需求。
三、解决商品房地产经济周期性大幅波动的举措
总结我国前两次房地产周期波动，特点是波动的幅度不同，而房地产业周期剧烈波动的危害直接影响到地方经济的发展，，其主要表现为房地产消费的持续低落，将会最直接影响到宏观经济整体消费，使得经济增长失去原有的动力，，进一步严重的讲可以使得宏观经济增长减缓，更有甚至致使衰退。所以，尽可能的，减少系统外部环境的冲击，努力改变系统内部特性，作为缓解房地产经济强幅波动的重要方式。
1.减少商品房地产业的外部冲击。要想更好的实现房地产业的宏观经济调控，就应该首先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其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一些强制性的法律手段能够规范市场行为，再加上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维护房地产经济的正常秩序，将土地资源最大限度的有效利用，可以通过建立房地产检测预警系统，实现经济数据的整合与分析，将土地的开发与商品房的买卖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从而起到调节经济周期波动的效果。与此同时，改善房地产的调控机制与调控手段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综合运用多种有效的调控手段，确保中长期产业发展与短期宏观调控兼顾，尽可能实现宏观调控的软着陆。
2.稳定商品房地产业的内部结构。首先，塑造居民的消费能力，随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住房的要求也逐渐的提高，这就使得房地产的投资动机与居民的消费动机不同，不仅让居民消费产生盲目性，更影响了房地产业的稳定发展，政府应该加快落实住房补贴，让不太富有的人民大众都能住上满意的房子。另一方面，就是强化房地产经济的总体规模，只有提升了自身抵抗外界因素的影响能力，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实现稳步发展。最后需要强调的就是加大价格机制与供求机制的内在稳定作用，完善房地产市场的供求机制，通过拓展多级市场实现多种形式的交易，增强市场流动性，满足不同层次的人们对于住房的需要，减轻房地产的周期波动幅度。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对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进行了探究，提出了防止其剧烈波动的有效措施，相信我国长期的战略导向措施能够使得我国的房地产经济更加稳定的运行，与此同时，从根本上转变房地产经济的周期运作规律，改善房地产内部的传导机制，在短期内实现房地产经济周期的驾驭，使得我国的国民经济更加健康、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经济周期与行业分析篇8
一、研究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必要性
经济的周期波动会影响产业经济发展，导致同样周期波动现象的频繁发生，而房地产经济与国民经济相同，都是以波浪型的方式增长变化的。房地产经济的波动会随时间和条件变化产生扩张或者收缩等交替运动。
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对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已使房地产行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逐渐成为我国经济支柱型产业。研究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也是房地产实现发展的必然选择。研究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可以为我国经济的宏观调控提供更多的参考依据，也可以通过政府的干预，制定相应的房地产政策，促进我国房地产行业的稳定发展。研究房地产行业经济周期波动还能有效避免受到周期波动影响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及产业衰退[1]。
二、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
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指房地产发展与趋势间存在的偏差，是以长期波动所产生的趋势为中心的。房地产经济与国民经济在增长是一致的，都不是直线的增长，是以波动方式进行上下起伏。这一点，从长远角度来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会影响房地产经济不断发展而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从短期情况来看，受到不平衡与外部因素影响，房地产的波动曲线与长期趋势有着很大的偏差。本文对房地产经济周期不同时期进行分析为以下几个方面：
1、随着我国经济水平提高，政府也要通过经济扩张方式对外部经济的需求进行刺激，房地产价格具有很大的需求弹性，在资源配置上可以从国民经济基础与行业配置上开始，房地产行业就进入到了复苏的阶段。
2、经过了房地产行业复苏阶段，我国宏观经济的增长，使房地产需求越来越大，房地产行业的短期供比和消费者的刚性需求又使房地产具有了保值的价值。而房地产的价格一路走高，使房地产的开发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3、走向繁荣时期之后，我国政府也开始紧缩国家政策，开始压低房地产的投入，努力降低房地产的消费需求，这时的房地产具有很强的投机性。这时的消费者也开始了理性的思考，这时的房地产行业进入了收缩期。房地产行业属于先导行业，与其他行业相比会优先进入收缩期[2]。
4、出现经济危机，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因为乘数作用，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这时会出现房价的大幅度下跌，而房地产的成交量也出现萎缩，同时，房屋的空置率也大大提高。
三、保持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的解决对策
1、国民经济波动会影响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宏观调控，这和我国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保持一致的，也是符合我国经济政策的。如果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超出了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就会给其它行业带来沉重的压力，要使宏观经济得到稳定健康的发展，就要以宏观调控的措施，对房地产经济采取必要的控制[3]。
2、我国房地产市场经常出现供需的不平衡，即便出现了供需平衡也只是短暂的。我国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宏观的调控可以减小这种不平衡的波动幅度，供需矛盾如果过于尖锐，就无法自动完成市场协调。这时，很容易发生房地产的经济危机，从而以强制的手段完成供需的平衡。这就会使我国房地产市场元气受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使房地产市场恢复到正常的状态。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就要在矛盾出现时，及时发现，及时化解。
3、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调控可以暂时将房地产经济发展进行抑制，即便这种做法会使房地产经济下滑也要执行到底，因为这种做法可以保障房地产经济保持长期的、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出现失控的状态，就要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制止与纠正。我国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要尽可能的保持经济的稳定，尽可能的避免做出影响重大经济决策的改变，可能更利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4]。
4、房地产价格如果发生变化也会引发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波动，我国一定要认真分析和区别房地产价格，做好调控工作，房地产价格的变动要在正常的范围内，这时，国家不适合干预。价格波动是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竞争的，也会使房地产企业更好的完善企业管理与经营，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得到提高。房价的过度上升会限制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使相关产业价格受到影响而提高，这就增加了我国经济膨胀的压力，所以，一定要把房地产价格控制到合理的范围内，才能更有利于房地产经济的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在宏观环境下得到了迅速的增长，随着房地产行业中不合理投资结构和需求的增多，房地产经济产生了过度的周期波动。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具有特殊性，尤其国家政策对房地产经济具有深远影响，经济周期波动必然受到国家政策的主导影响。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对全国房地产投资进行控制，既要控制好土地与开发规模，也要控制房价的增长，使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迈进调整期。
参考文献：
[1]于斌.浅析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J].现代经济信息，2013，14（20）：114-115.
经济周期与行业分析篇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6)06－0110－04
报纸产业作为新闻出版业的龙头产业，在改革开放后的20几年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到2004年，我国日报出版总量规模已经连续第五年居世界第一；2004年，我国出版的日报种类已经占全球日报总量的14．5％，且日报平均期印量逼近1亿大关，居世界第一位，我国千人日报拥用率达到75．8份。同时，除了报社、报纸总数以及发行量上的发展外，报纸行业的经济运营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点从报业经济基础――广告收入上可以得到充分展示：2005年，我国的报业市场广告额达到256．05亿元人民币，占到全国广告总营业额的18．1％，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33％。
看到这些骄人的数据，反观报业在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时的情景，不能不感叹这二十年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1978年，全国报纸总数只有188种，每期平均印数不到4500万份，而1978年以前我国根本就没有广告，报纸行业需要极大的政府补助才能得以生存，根本就谈不上多少经济基础。现有的统计数据显示，1983年我国全面恢复正常的报纸广告经营时，全年只有0．73亿元的广告收入，还不到当时的GDP总量的0．02％，也没有超过与它关系密切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0．03％。而到2005年，我国报业广告额已经占到了GDP的0．14％，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0．42％。报纸行业如今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
改革开放后的20年，是我国报业市场化起步的20年。根据以往的经验，一个产业起步的20年往往是不稳定的。报业市场所经历的这段高速增长与我国宏观经济这20几年的增长有多大的联系；报业作为四大主要传统媒体之一，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我们所关心的内容。以下希望通过对报业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来判断改革开放以来，两者的快速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对方，究竟是报业市场更多地影响着经济增长，还是我国的经济增长更多地推动着报业市场的发展。
一、报业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形态分析
广告经营是整个报纸行业发展的基础，根据统计，目前广告收入已经占到了我国传统媒体收入的80％左右。因此，广告经营额成为最能够反映报业发展的关键指标，而报业市场的波动实际上就是报业广告市场的波动。因此，此处选取报业市场广告增长率作为分析报业波动的指标。
对于经济增长的分析，这里选择最能代表宏观经济发展状态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作为分析指标之一。另外，考虑到我国报业市场的广告主要是社会消费品广告，因此，在分析报业市场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的时候，还选取与报业广告联系较为紧密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分析指标。
为了消除短期随机波动，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三年移动平均处理，也因此损失了1984年与2005年增长率的数据。
图1绘出了我国报业市场广告额、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三年移动平均增长率的波动曲线。从图1可以看出，三条曲线都存在明显的周期波动。依据“谷－谷”划分法，1985～2004年，报业市场经历了三个完整的周期波动：1987～1990的周期波动、1991～1999年的周期波动、2000～2004年的周期波动(1987年以前属于另一个周期，2005年已经进入下一个周期)，而GDP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只经历了两个周期：1986～1990年的周期波动、1991～1999年的周期波动(2000以后属于下一个尚未结束的周期)。
对比三个分析指标的周期波动，发现报业市场广告额的前两个周期波动与两个经济指标的前两个周期基本重合，特别是1991～1999年的周期波动，三个指标波动的起止时间均非常一致。但是，从各个周期的峰谷年份上看，报业市场波动的峰谷时间与GDP波动的峰谷时间要靠近一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波峰与波谷年份则往往要比报业市场的波峰与波谷年份晚了1～2年，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报业市场广告作为经济增长晴雨表的功能。
同时，报业市场广告额增长率曲线在整个时期都处于GDP增长率曲线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曲线的上方，这说明在整个时期里，报业市场的发展速度比经济发展的速度要快。但是，从峰谷落差的角度来看，报业市场广告的波动幅度要明显大于经济指标的波动幅度，特别是1991～1999年的周期波动幅度特别大，峰谷落差超过了70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报业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的波动相当剧烈。
从对报业市场与经济增长指标的波动曲线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两者波动形态基本一致，报业市场的增长速度远大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其波动幅度也高于宏观经济的波动幅度。
二、中国报业市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分析
以下选取报业市场广告额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作为中国报业市场与经济增长相关系数的分析指标。
表1给出了三个分析指标的相关系数，从结果来看，报业市场的分析指标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指标之间是高度相关的。报业市场广告额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在0．01的置信水平上相关，报业市场广告额增长率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在0．05的置信水平上相关。从结果上看，报业市场广告额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相关性要高于其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的相关性。但是，以简单的相关系数还不能判断报业市场是否与GDP的相互影响更直接，因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受物价的影响很大，而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物价波动十分剧烈，所以，不能排除是否由于物价波动的原因，导致社会消费品零售部总额增长率与报业市场广告额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小于报业市场广告额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
从相关系数上得到的结论，我国报业市场的发展与宏观经济呈高度相关，这表明报业市场发展越好，宏观经济发展也越好，反之亦然。但是，报业广告与GDP的相关程度要强于其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相关程度。
三、报业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分析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确定的是，我国报业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十分明显的相互作用关系，但是这种相关性并不能说明两者之间的因果作用关系。下面从Granger因果检验与交叉延滞相关
两个方面来分析报业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
1．Granger因果检验。在对我国报业市场与经济增长各项指标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之前，首先对各个指标进行单位根检验，以证明时间序列是平稳过程，如果随机变量为非平稳序列，则在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时就会出现伪回归，从而导致结论错误。
在对报业广告额增长率、GDP增长率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的ADF检验中，三个指标均未能通过ADF检验，但其一阶差分序列均拒绝了单位根假设，故本文采用三个指标的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因果检验。
表2给出了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根据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报业广告增长没能引起GDP增长的变动的假设在87％的概率下被拒绝，同时，GDP增长没能引起报业广告增长的假设也在80％的概率下被拒绝。报业广告增长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更明显，两者没能引起彼此变动的假设，都在90％的概率下被拒绝。因此，可以认为，我国报业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是，从概率大小上并不能说明报业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谁的直接作用更大一些，因此，需要对其进行交叉延滞相关分析。
2．交叉延滞相关分析。表3列出了对三年移动增长率的交叉延滞相关分析的结果。很明显，用上一年的GDP增长率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对次年的报业市场广告额增长率作相关性分析．得到的相关系数比同期的相关系数要低得多，特别的是这种情况下；报业市场广告额增长率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之间已经不存在相关性。在用上年的报业广告额增长率与次年的GDP增长率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作相关系数分析时，发现三者之间的相关程度明显提高。特别是上年的广告经营额增长与次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之间的相关系数，比同期的相关系数还要高。这说明我国报业市场的发展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推动作用，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报业市场波动的峰谷时间为什么比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波动的峰谷时间要早上一两年。
通过交叉延滞相关分析，可以认为报业市场的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要大于我国经济增长对报业市场发展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报业广告对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推动，要远大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对报业广告的推动。
经济周期与行业分析篇10
一、问题的提出
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国外学者就银行盈利能力与经济周期的形成及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商业银行亲周期性理论――认为商业银行通过信贷活动,会推动经济周期形成并加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同时,经济周期亦反向影响银行盈利能力,在经济扩张时期,信贷规模增加、银行利润随之增加;在经济衰退时期,信贷规模减少、银行利润随之减少。
亲经济周期性虽然可以使商业银行分享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红利,但同样会导致商业银行经营伴随经济衰退而陷入困境。鉴于商业银行属于经营信用机构,稳健经营、抵御风险一直是银行业推崇的目标。因此,置于经济波动之中的商业银行往往会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这不利于维持其稳健经营的社会形象。在这种经营环境下,如何克服亲经济周期现象、维持银行平稳经营,不仅是理论界同时也是商业银行管理层所热衷探讨的问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银行业逐步形成了以利息收入、中间业务收入、投资收入为主的三大收入来源,收入结构更加完善,经营风险得到了更加有效地分散。国外一些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成功地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并没有因宏观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而影响自身经营和盈利情况,呈现出弱经济周期特性。
肖建军、黄彦菁(2009)以美国具有百年历史的富国银行为样本,通过对该行1993年-2008年间经营数据的多角度综合评估,认为富国银行的经营状况与美国经济波动之间相关性较弱,不存在明显的同步特征。同时,从证券市场表现来看,富国银行股票价格一直呈现出较为稳定的上升趋势,即使是在次级债危机的冲击下,股价只是出现短期下跌,随后迅速回升,这为银行利用危机实施扩张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条件。2008年10月,富国银行战胜竞争对手花旗银行,以151亿美元收购了美联银行全部资产,如果不是因为具有这种弱周期性的非常稳健的经营状况,富国银行不可能在并购美联银行中获取优势。
二、我国商业银行盈利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
滑静、肖庆宪(2007)通过实证研究认为,1978年-2005年间,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呈现出明显的亲周期特征,尤其是在信贷投放上。纵观历次经济的大波动,每一次通货膨胀或经济过热都与投资联系在一起,而投资资金主要源于银行信贷,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也是通过紧缩银行信贷来完成的。宏观经济的大起大落,以及货币政策的频繁调整,为商业银行带来了更大的经营风险,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
本文试图以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为样本,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周期与银行盈利周期的历史表现情况。如果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9%作为划分经济周期的基准,可以认为,从1998年-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下的经济衰退到2006年-2007年的经济繁荣,再到2008年4季度-2009年1季度全球次贷危机影响下的经济衰退,中国经济在十一年间经历了一个完整的从衰退到繁荣再到衰退的经济周期。
根据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对应银行盈利表现,可以认为,银行盈利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特性,具体见表1(由于数据获得的问题,本文选取已上市银行作为分析对象)。
为了更进一步探究银行盈利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深层次关系,特针对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增长情况与宏观经济增长情况进行拟合。本文选取可得财务数据时间较长的招行、民生、浦发、华夏这4家较早上市的股份制银行2002年-2009Q3整体税前利润增速,与之对应的宏观经济增速拟合,可以看到银行盈利周期与经济周期基本完全同步,均随经济周期的波动而波动,见图2(由于2008年企业所得税由33%降至25%,出于可比性因素考虑,选用税前利润为拟合指标)。结果显示银行的盈利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变动完美拟合,二者的变动趋势非常一致。如果将观察范围扩大至14家上市银行,银行盈利情况与经济周期的一致性表现的亦相当明显,见表2。
三、银行盈利周期的特征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银行业有明显的亲经济周期特征,尽管现在一些国外银行随着收入结构的丰富化,与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但是当前中国的银行业盈利周期仍与宏观经济周期保持密切同步。
尽管银行盈利周期与经济周期方向上保持一致,但两者在幅度上并不完全等同,在实际运营中,存在银行利润增速明显高于名义GDP增速的情况,也存在利润增速明显低于名义GDP增速的时候。总的来看,在经济繁荣时期,银行利润增速明显高于经济增速,可以获得20%左右的超额盈利;而在经济衰退时期则低于GDP增速,有约20%的超额损失。
影响银行盈利的主要因素,一般包括贷款规模、利差、风险成本、非利息收入和费用成本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前三项因素。当前中国银行业的收入来源仍然主要以存贷利差收入为主,中国商业银行对利差收入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本文通过分析却发现,尽管商业银行主要收入来源于贷款收入,但是贷款规模增长速度与银行盈利能否高于名义GDP增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如图4所示,在银行盈利远远高于GDP增速的2007年-2008年间,贷款增速却是与GDP增速持平的;而在银行盈利水平明显低于经济增长时,贷款增速却远高于名义GDP增速。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我国银行的利差是由央行公布的基准利率决定的,在不同的宏观经济周期下,央行的货币政策松紧程度也有所不同。由于货币政策的逆周期特性,造成银行业面对的利率水平变化总是领先于宏观经济周期,使得存贷利差和信贷成本对银行业的盈利水平影响作用巨大。
为了遏制经济过热,2007年,央行不断调高基准利率水平,商业银行信贷总量也相应受到控制,但由于央行对存贷款利率的调整是非对称性的,以及商业银行有效地进行了资产负债管理,对存贷款结构进行了适度优化,同时紧缩政策也造成了银行在与企业的谈判中处于优势地位,反而使得商业银行的净息差稳中有升。相反,在2008年下半年以来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货币政策不断放松,连续降息却造成了利差的持续缩小,尽管在宽松货币政策的鼓励下,银行贷款规模迅速扩大,但实际盈利水平却出现了显著下降,具体见表3。因此,可以认为,在中国没有实现利率市场化之前,银行的盈利周期不仅受到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同时更受到由宏观经济周期造成的货币政策周期的影响。
四、对商业银行盈利的亲经济周期性的建议
根据前文的论述,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具有明显的亲经济周期特性。由于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宏观经济与银行业之间关系愈加密切,相互作用就会更明显。尽管经济周期影响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但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也会导致或加剧经济的波动,甚至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延缓经济增长。
纵观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银行是主要的金融中介,由于缺乏有效的政策工具和组织管理来消除经济周期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这就要求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银行管理者,都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来应对,尽量消除银行业的亲经济周期特性。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不仅要加大对经济形势和国家宏观政策的研究,密切关注产业政策的变化,加强对行业及其信贷投放的跟踪分析,强化对信贷授信的总量及结构的研究与控制,构建顺应宏观经济形势的资产负债管理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应为宏观经济变动的反应机制,化解宏观经济周期波动造成的系统风险,避免因与国家或监管当局的政策发生抵触而导致的政策风险。同时也要转换存量、优化增量,增加对宏观经济政策支持或处于景气上升期行业的信贷资产,减少受宏观调控影响行业的信贷资产,建立多元化的有利于风险分散与效益最大化的资产组合。
借鉴发达国家银行业的经验,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做好金融服务供给者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更好地维护客户群体,重视交叉销售。例如,富国银行就长期坚持交叉销售的经营理念,银行80%的收入和业务成长来源于交叉销售,这不仅稳定了客户群体,也提高了不同业务之间的协同效率,从而增强了自身稳健经营的能力,使自身的经营具有弱经济周期性。
当前国内银行纷纷结合新巴塞尔协议建设自身的风险防控体系,部分银行还从国外引进一些建立在复杂计量模型基础上的风险监控体系,这固然说明我国商业银行日益重视风险防控的现实,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内银行在风险管理上的盲目性。毕竟风险本身就是一种不确定性,且具有独特性,难以用统一的数学模型成功模拟。事实上,银行的客户具有多层次、多元化的特性,只有对客户的精准分类,围绕不同客户开发不同金融产品,才能满足客户的全方位金融需求,只有建立全方位、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体系,建设多元化渠道,才有助于分散经营风险,从而将自身的经营置于经济波动之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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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文生,王晓胄,王天雷.我国宏观经济周期性变化及其对银行业的影响[J].海南金融,2006(11).
经济周期与行业分析篇11
一、研究方法
为了研究长沙市对周边城市的极化作用，需要分析两者之间的经济发展是否存在关联性， 即长沙市的经济是否对周边城市的经济有带动或影响作用。
（1）相关性检验方法。采用统计学上的相关性检验来分析。检验的相关性指标为产业的经济密度。产业经济密度某区域的某产业产值/某区域的行政区区划面积。长沙市第j年的第二、三产业经济密度分别为Ai={aij}和Mi={mij}；湖南省第i个城市第j年的第二、三产业经济密度分别为Bi={bij}和Ni={nij}。
计算第个城市的第二、三产业经济密度的相关系数。如果都是正向强相关，则说明省会城市与周边城市经济之间有较大联系。
（2）极化与扩散效应。为了较准确的分析长沙市与周边（及其他）的极化与扩散效应， 本文选取了长沙市及其周边城市第二、三产业的差异程度进行分析。
第二、三产业区域差异程度分别为Xi=Ai/Bi和Yi=Mi/Ni，为第i个城市。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的选取
本文利用2005―2012年的《湖南省统计年鉴》搜集了长沙市和周边市的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数据，并根据市区与周边的行政区域面积，计算出各产业部门的经济密度，从而得出各地区产业经济密度市郊差异。在这里只分析与长沙市相邻或者相近的株洲、湘潭、岳阳、常德和益阳五个城市。
（二）分析结果
（1）长沙市经济与周边经济相关性。
表1 长沙市与周边城市产业的相关系数
城市 长-株 长-湘 长-岳 长-常 长-益
株洲 0.9181 0.8619 0.8591 0.9500 0.9044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长沙市与周边城市第二、三产业的整体相关系数都在0.85以上，长沙市区与周边城市都有着很强的正相关，这表明长沙市和周边市
经济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性。
（2）第二、三产业当前正处于扩散阶段。
利用长沙市及其周边城市第二、三产业的差异程度来分析长沙市与周边的株洲等三个城市分析极化与扩散效应。如图1。
图1 长沙与周边城市第二、三产业经济密度差异
从图中我们可以发现，长沙与周边城市的发展轨迹将是多个S曲线。并且与长沙经济越相关，经济密度差异越小，如株洲跟长沙的差异就越小。从地区差异的角度来看，将是多个倒U模型的叠加。长沙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第二、三产业整体密度差异程度正在逐渐缩小。第二、三产业当前都处于扩散阶段。并且长沙市与周边的区域相对差距在逐渐缩小。长沙市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在增强，这是因为当市区经济发展的一定程度时，由于土地规划、水电资源等的限制，市区的第二产业开始由劳动密集型、粗放加工型逐渐转变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而周边市区由于在工业用地、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逐渐承接了一部分工业项目，或者融入到市区第二产业的分工链条上。也就是说，周边市的第二产业是伴随着长沙市区经济的升级换代而发展起来的。长沙市的经济发展逐渐由第二产业推动型，转向第三产业驱动型。第三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受到金融、商业等产业地推动，另一方面还受到省会城市的房地产业高速发展地推动。省会城市市区第三产业的发展，必然加大对人力资源、交通、休闲等的需求，周边市区应在这些方面做好互补配套。
三、结论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长沙市与周边城市都有着很强的正相关，这表明长沙市经济与周边经济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性。根据区域生命周期理论的观点，区域经济的发展通过不断创新由旧周期的衰退阶段进入下一周期的成长阶段。由此可见，区域的发展轨迹将是多个S曲线。从区域差异的角度来看，将是多个倒U模型的叠加。长沙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第二、第三产业密度差异程度正在逐渐缩小。第二、第三产业当前都处于扩散阶段。以长沙市为增长极极点，将带动整个湖南省地区的经济发展，越是靠近长沙市的地区，增长极效应越明显。
参考文献：
经济周期与行业分析篇12
目前研究周期波动的理论成果有很多，评价运行机制也具备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在研究房地产业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欠缺，其中研究房地产业的经济周期波动成果更是极少。其实，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房地产业具有短暂的历史，虽然我国已经进入了经济转轨时期，房地产业也逐渐体现出一定的周期波动，但是要想在短期内就证明我国房地产经济产生了周期波动这一现象，研究工作上还是存在着分歧。因此，本文通过产业经济周期波动理论，一定程度上研究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不但为今后房地产运行产生了指导意义，还推动了我国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一、我国房地产周期波动特点
我国房地产发展速度体现出了高低不断交替的周期性波动，我国房地产业发展迅速，房地产业的各项指标绝对值体现出了上升现象，但是指标的增长率出现了上升和下降彼此交互的波动现象，因此，我国房地产体现为循环的增长率。
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住房制度改革，而之前房地产业市场化程度很低，发展也极为不成熟，因此，虽然1998年之后的市场是在1998年之前的基础上逐步发展的，可是二者之间存在着较大区别，整个市场机制也出现了重大变化，比较1998年前后的房地产业的销售变化情况就显得比较牵强。因此，我们对房地产业的周期波动情况的考察并不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是从长远考虑，1998年将福利房取消之后，我国一下子释放了积存的住房量，再加之人们逐步改变的住房观念，造成近些年住房需求出现了井喷增长，房地产业发展也很快；当满足房地产业最初的需求之后，房地产发展脚步必定会缓慢，需求日益变得稳定。因此，高速度增长之后，一定会随着房地产业发展速度日趋平稳，这样就体现出房地产业发展速度高低交替的周期性波动。
二、影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
房地产体现出的固定资产特性表明了这一行业具备一定的垄断性，从竞争形势上分析仅体现为一定的区位竞争性，分析其根本，稀缺的土地资源是导致目前房地产业特性的根本原因。
土地供应量决定了房地产业的具体规模，这也表示房地产缺乏弹性供给。同时，房产的高价值决定了影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分别是房地产投资、房价等。从需求上分析，房地产消费体现出的双重性造成消费者对房地产价值的高估，产生了投机行为。此外，由于房地产投资开发和销售之间存在的差异、房地产与物价适应产生的滞后性，日益凸显了短期内房地产需求和房地产供给之间的矛盾。综合分析，我们能够看出，对房地产周期波动造成影响的具体因素包括：
1.投资量。社会经济的增长受到了资源带来的约束，尤其是房子产业更是受到了土地资源的约束，受到了宏观经济周期波动造成的影响，因此，对房地产业经济波动来说投资量的影响尤其显著。
2.供给货币量。是否成熟的金融市场和运行机制将会对货币供给量造成直接影响。由于房地产业属于高投入的个人行业，对资金产生了极高要求，在房地产供给端货币供给量指标对行业信贷规模造成了影响，同时，在需求消费端也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所以，对房地产业周期波动造成影响的关键因素是供给货币量。
3.政策导向。在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国家政策发挥了关键的导向作用。由于土地供应量属于房地产的上游资源，政府手中集中了大部分土地资源，国家是否支持发展房地产业，将会对其发展造成直接影响。同时，对房地产业和消费者的信贷成本造成直接影响的是银行利率政策。综合分析，与其他行业的周期波动存在显著不同的是房地产业具备了一定的政策周期性。
三、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策略
（一）积极改革住房税费政策
利用税收杠杆对建设与消费低价位房积极促进。近些年来，国家颁布了很多对住房消费进行鼓励的税收政策，针对一些在建设与消费环节中出现的不合理收费进行了清理，进一步减轻了居民购买或者换购住宅的压力。
（二）利用保障房政策抑制价格
国家需要对不合理上涨的房价进行抑制，避免产生房地产泡沫，具体办法是大规模推动保障房。贯彻落实保障房大规模建设政策，可有效抑制房价迅速上涨的空间。
（三）加强管理土地资源
对商品房价格不合理上涨进行控制，需要按照住房市场产生的需求，确保合理供应土地以及各种供应用地的比例，对一些地价过高的城市有效控制。在土地市场上进一步形成地价看跌的预期。
（四）央行科学调控，有效抑制迅速产生的房地产泡沫
央行应将全国总体经济运行以及社会稳定作为重要出发点，利用各种金融工具对M2进行收紧。我国开发房地产行业的资金超过60%都来自于银行贷款。通过分析我国当前的情况，每一个开发房地产阶段都不能脱离商业银行的支持，也就是开发房产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住房贷款等。可是我们同时应当看出房产企业过度依赖银行，大幅度下跌房价势必把房地产企业风险转化为银行的金融风险。
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便是房地产经济，一旦泡沫出现破裂，会出现人们没有房子居住、有房买不起或者承受沉重的房屋贷款压力，与此同时也会产生空置大量房屋的现象，进一步对人们的幸福指数造成严重影响。对房地产业周期波动的科学控制，极有可能发现潜在的房地产行业的规律，对房地产行业的有效调控，尽量平复波动，制定对应的措施，避免产生房地产危机。
四、结束语
在迅速增长的宏观经济的大环境下，通常房地产业存在着不合理的投资结构，投机需求已经超过了刚性需求等问题，它们也是对房地产健康过渡周期波动造成制约的重要因素。房地产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国家政策对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经济周期波动受到了国家主导性政策的较强影响。通过2004年的高位运作，政府积极进行政策引导之后，全国范围内房地产开发投资速度稳定下降，有效控制了购置土地和开发规模，房价增长幅度有所降低，表明我国房地产周期已经进入了调整期。
参考文献：
经济周期与行业分析篇13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入境旅游人次数，选取选取1979年至2013年的安徽省入境旅游人次数数据来测度入境旅游经济增长周期的波动。数据来源于《安徽统计年鉴》。在衡量抗周期能力方面本文选取GDP总量，入境旅游人次数两个指标，并选取1980年到2013年的数据进行分析。目前对于入境旅游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要集中在运用面板数据，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协整检验，Grange因果检验模型研究入境旅游对旅游经济及经济增长，入境旅游人数与旅游外汇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影响等问题上。增长率法是一种比较直观和成熟的经济周期测度方法，它采用增长率（tn-tn-1）/tn-1来对宏观经济总产值时间序列进行经济周期的测度。增长率法是一种一阶差分分解法，它所测度的经济周期一般采用谷-谷的划分方法，应用非常广泛。经增长率法测度的周期能够清楚的计量周期的波谷，波峰，振幅等特征。通常采用增长率法测度经济增长周期往往采用单一指标来识别经济周期，这种单一指标的测度虽然方便但不够全面，不能有效的覆盖入境旅游经济的构成部分，也没有办法科学分析入境旅游经济不同的构成部分的波动情况。本文以入境旅游人次数为指标，运用增长率法对我国入境旅游经济增长周期进行测度，保证测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三、入境旅游人次数增长周期的分析
根据增长率的方法我们可以列出入境旅游人次数的特征，（如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1981-2009年的五个完整的入境旅游人次数增长周期存在如下特征：第一，周期的长度较长。入境旅游人次周期的平均持续时间为5.8年，第二，波峰较高，从波峰的高度来看其整个周期的的波峰都高，都在25%以上变化，第三，周期的波谷较深。从波谷的深度来看，五个周期的平均波谷为-9.66%，这说明了安徽省入境旅游的抗衰退能力比较弱，其中较为明显的三个波谷出现的时间为1989年，2003年，2009年，出现这种情况分别是受到了政治风波，非典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这同时也显示出安徽省入境旅游业的脆弱性。第四，周期总体波动幅度较大，从波动幅度看，其中有三个周期的振幅都大于平均振幅。从扩张时间看扩张时间基本上大于收缩时间。这说明我省入境旅游经济大部分处于上升态势。
四、抗周期能力及入境旅游抗周期能力分析
1980年以来，我省的人均收入超过5000元，旅游业进入新的加速增长期。2003非典危机以后2004年旅游业迅速反弹，2009年国民经济进入低谷期后，2010年旅游业再次率先恢复，形成了一种受短期危机事件和经济波动影响较小的增长惯性，我们称这为抗周期性。
一般来说，旅游业具有高度敏感性和脆弱性。抗周期性是对脆弱性来说的。脆弱性是指系统比较容易受外界影响，在外部危机事件冲击下呈现出来的一种明显的衰落现象，其表现为高敏感度，高风险性，低抵抗力和低恢复力。旅游业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它特别容易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自然灾害，恐怖事件等会使增长率下降，旅游政策，国际性活动等又会使增长率大幅度的上升，从而使旅游业发展周期呈现出较大的复杂性，突发性的国内外重大事件，其影响范围广程度深，这些都会造成旅游业发展周期的巨幅波动。抗周期性是系统强大后发展过程具有的稳定性与恢复力的表现，指产业波动周期的平稳化，它表现出，高应对能力，高反弹能力和较强的恢复能力。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造成客流量的大幅度下降，安徽省入境游客流量增长率为-36.55%，紧接着1999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反弹，增长率达到了36.41%，同样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增长率由1998年的-14.26%增长到1999年的28.14%。2003年非典事件使得安徽省游客量由2003年的-38.78%增长到2004年的78.29%，2004年出现了强烈的反弹，成为增长率最高的一年。并且在危机年份之后，入境旅游出现了高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更高位增长，入境旅游呈现出抗危机周期的新特征。
一般来说，经济的高增长带动旅游收入增长率的提升，经济的下滑也伴随着旅游收入增长率的下降。但是，一直以来旅游收入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甚至持续超过了经济的增长速度。在国民经济尚未恢复处于低迷期时，旅游业已经回升，旅游外汇收入增长率远超过了经济的增长率，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一支力量。这就是安徽省入境旅游经济抗周期的典型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