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社区治理篇1
加强和改善城乡社区治理，必须始终贯彻以人为本。人民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也是国家治理成就的享有者。多次强调，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要切实以城乡居民现实需求为导向，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城乡社区治理的终极追求都是实现城乡居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全面富足，实现城乡居民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必须贯彻城乡社区治理始终，把民生作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要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提升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发挥产业联动作用推动居民脱贫致富，塑造培育积极向上的社区价值观和文化凝聚力，使全体城乡群众更好地享受治理成果，在城乡社区治理中产生更多获得感，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加强和改善城乡社区治理，必须始终推动实践创新。党的建设、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契合于创新。全面深化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创新，换句话说，创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之义。高度重视创新，他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越重，越要重视基层探索实践。这就要求城乡社区治理创新思维、创新路径、创新办法，充分吸收多元治理主体，健全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多元共治是现代化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标志，社区党委、社区居委会、社区企业、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都是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组织部分。城乡社区多元共治能够健全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补齐城乡社区治理短板，全面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因此，现代化的城乡社区治理要发挥社区党委的区域领导核心作用，将辖区内各类社会组织、群众团队团结凝聚在一起，根据不同主体的特性承担不同的社区治理功能，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更多元、更优质、更高效的动力来源。
近年来，湖北省、武汉市深入贯彻落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城乡基层治理面临的艰巨任务、现实问题为导向，提出实施“红色引擎工程”，将红色资源、党建组织力量整合到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其先进经验被列为中组部“基层组织建设年”活动五个试点单位之一，尤其是在基层治理实践中走出一条坚持党的领导、贯彻以人为本和推动实践创新的融合统一路径，抓住了时展的脉搏，走在了实践探索的前列，对于湖北全省乃至全国各地基层更好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有着重要示范价值、借鉴意义。昨天，我们在江欣苑社区实地调研走访过程中，也切身感受到了“一核引领、四元共治”城乡社区治理模式的强大生机活力。人民日报高度关注城乡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创新，高度关注湖北省、武汉市在这方面的探索与突破。前不久，人民日报社曾以《武汉最大“村转社区”抓党建促转型：江欣苑，就这样成功变身》全面报道武汉“村改社区”的实践探索与创新经验，舆论反响良好，各界高度评价。今后，人民日报将进一步加强与理论和实践各界的交流合作，为推动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作出应有贡献。
城乡社区治理篇2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P29从此，城乡社区建设进入统筹推进、协调发展的新境界。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城乡社区治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对城乡社区发展趋势把握不准，对社区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措施不力；社区运行机制和服务功能不完善，投入机制有缺陷；社区居民与社区成员单位参与意识薄弱，社区自治功能淡化；社区内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相对软弱涣散；城乡社区工作水平差距较大，区域之间不平衡；社区工作者队伍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迫切需要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重要时期，社区日益成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各种社会矛盾的集聚点、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和党在基层执政的支撑点。站在新的起点上，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认清发展大势，推进科学发展，努力实现发展新跨越。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进一步推进社区建设，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对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极为重要。
在新形势下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要围绕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科学谋划、统筹城乡，着力提升居民自治、社区服务、社会管理、共驻共建、社区党建水平，打造高素质的社区干部队伍，培育民间组织，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方式的民主化。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的主要路径有：
第一，实行居站分设，完善社区治理机制。设立社区工作站，形成社区合作治理的局面，是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的重要条件。为了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新形势，加强党委和政府对社区工作的领导，完善基层管理体制，可以在城乡社区实行居站分设，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建立社区工作站，为居民提供由政府埋单的公共服务和居民埋单的个性化服务。在分设模式、下属模式、条属模式和专干模式中，下属模式比较好地体现了立法精神，可重点推广。社区工作站应实行“一站式服务、一体化管理”，做到统一招聘，统一身份，统一员额，统一待遇，统一管理，统一使用。工作站站长可由社区居委会（村委会）主任兼任，工作人员来自社会招聘或吸收现有有关部门的协管人员，费用根据项目由政府打捆包干。要通过社区工作站建设实现行政性服务、福利性服务、社会化服务三位一体。社区治理机制的完善空间存在于社区内部事务的社会性治理之中。政府要从传统的行政控制者、资源汲取者向社区治理者、公共物品和资源的提供者转变，真正进行推动社区发展的行政性治理，培育社区自治力量，开辟社区自治空间，加强制度、政策和资源供给，推动社区合作治理的形成与完善。
第二，健全三项制度，提升社区自治水平。搞好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提升城乡治理水平的基本路径。为了建立社区民主治理的长效机制，要针对社区居委会体制改革后的实际，健全三项制度，即民主决策制度、民主管理制度和民主监督制度。民主决策重在推行社区重大事项居民听证制、社区重大事项决定票决制；民主管理重在推行党务、居（村）务公开制，居（村）民说事议事制，民情反馈制；民主监督重在建立居务、村务监督制（通过居民监督委员会或村民监督委员会进行），推行社区“两委”成员向居民和党员代表述职并接受评议制度。要合理划分基层政府与居民自治组织的事权，明确政府委托事务和社区自治事务的边界，真正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要不断拓展基层群众自治事项，探索完善民评政、民评官等民主监督的形式和程序，推动居民自治活动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第三，培育社会组织，增强社区自治功能。社会组织的发育和发挥作用，是提升城乡治理水平的希望所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3]P30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求：“培育农村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完善社会自治功能。”[4]培育社会组织，增强社区自治功能，一是改善社会组织发展环境。党委和政府要把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真正提到日程上来，纳入规划，并在具体工作中督促落实，做到管理和培育两手都要硬。要科学定位社会组织功能作用，真正实现社会管理职能社会化。要推进政事公开，逐步理清政府、市场、社会的边界，为社会组织发挥应有作用提供空间和舞台。二是完善社会组织结构和布局。要从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求和社会发展客观需要出发，积极促进以志愿服务、慈善公益、老龄工作等为主要内容的联合性、专业性社团组织发展；积极发展符合产业发展方向、适应市场化进程的行业性社会组织；鼓励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等公益性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和农村专业性经济组织。要在现有社区群众性组织基础上，重点培育若干专门性的社区民间组织， 以各种组织为载体，发动和组织居民群众开展各种健康有益的社区活动。三是推动社会组织发展步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要从法律层次规范社会组织的性质、地位、职能、权利和义务、设立条件、审批程序、运行机制等；要制定社会组织行为规则，使社会组织和服务对象的维权工作真正的有法可依，有效解决社会组织管理法规可操作性差的问题；要对现有的社会组织管理法规规章进行清理，解决社会组织管理法规不完善、不系统、相互冲突的问题。社会组织必须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制度体系，形成自律机制。
第四，建立服务标准，提升社区服务质效。社区服务标准化是社区治理水平提升的重要标志。我们要依据社区的需求来确定服务项目，建立与市场相适应的社区服务体系，体现“大服务”的理念，形成由政府引导，居（村）委会进行组织、协调，以社会力量为主体的新型机制。要通过社区服务标准化试点，建立通用要求、劳动保障、救助帮扶、居家养老、卫生计生、文化体育、教育服务、治安安全、区（村）容环境、便民利民等9个方面的服务规范，建立以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工作标准为一体的标准体系。在注重社区服务福利性同时，要把社区服务引向走产业化的道路，以自我发展来解决不同领域的各种矛盾和需求。提升社区服务质量和效益，捷径之一是建立社区信息化管理系统，组建集社区管理与服务为一体的社区信息化网络。要按照一线连接、一键直通、一网受理的理念加强社区信息化建设，基本形成“资源共享、协同服务、方便快捷、惠及全民”的工作格局。社区公共服务信息化重点在保障业务流程畅通，社区商业服务信息化重点在确保信用信息整合，社区自治服务信息化重点在扩大广泛参与。结合公共服务、商业服务和自治服务的特点，完善社区服务信息化的服务体系和监督机制，是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的根本保障。[5]P60同时，要努力实现政府的公共服务网与社区服务网无缝对接；理顺工作流程，实现社区服务站与街道（乡镇）各科室、职能站所、“一站式”办公大厅和社区服务中心有机对接。
第五，优化干部队伍，实现社区工作者专业化。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的关键环节。我们要从“选”、“育”、“管”三个方面入手，打造过得硬的社区干部队伍。一是注重从大中专毕业生、复退军人和下岗失业人员中选拔培养社区工作者。二是加强对社区干部的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三是加快社区干部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进程。四是健全社区工作者保障机制。各县市区要按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和居（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及时调整社区组织办公活动经费标准及社区干部的报酬标准，建立社区工作经费、社区工作者收入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同步增长机制。要尽快制定离任社区干部待遇的具体办法。
第六，夯实战斗堡垒，增强社区党组织治理能力。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是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水平的根本保证。“必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着力扩大覆盖面、增强生机活力，使党的基层组织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使广大党员牢记宗旨、心系群众。”[6]社区党组织建设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城乡社会结构变化的实际，通过设立党员联络服务站、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等多种形式，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组织领导体系；要广泛开展党员设岗定责、创先争优、“在职党员进社区”等活动，构筑社区党员联系和服务居民的网络；要建立健全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社区党建协商共建机制，发挥社区党组织在城乡社区管理和服务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构建城乡统筹的社区党建新格局；要及时将社区退休人员、复转军人、大中专毕业生、流动人口中的党员纳入社区党员教育管理范围，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党员动态管理机制。在社区治理视阈下，社区党组织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增强自身的治理能力：其一，引领方向能力。为此，一要通过总揽全局引领方向；二要通过建章立制引领方向；三要通过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领方向。其二，资源整合能力。社区党组织要“统筹城乡基层党建工作，促进以城带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加强城乡基层党建资源整合，普遍推行机关、企业、社区党组织同农村党组织结对帮扶等做法，推动城乡基层党组织互相促进。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建立稳定规范的基层组织工作经费保障制度。”[7]要本着目标一致、要求一致、保障一致、形式多样的原则，创新社区党员的分类管理体制。要探索建立社区各类组织运行机制，深化完善党建工作协调机制。要综合利用社区内各党组织所掌控的资源，形成社区整体性资源配置优势。要拓展挖掘社区各种资源，建构社区资源网络，最大限度地实现社区资源的共享和利用。其三，矛盾调处能力。社区党组织要善于调处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健全城乡社区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和应急管理机制，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实现城乡社区的“无缝隙”管理。
参考文献：
[1]王彩云,姜元奎.治理视阈下社区党组织的治理能力探析[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2][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8-10-20.
[5]孙宇,王金祥.社区信息化建设的三维视角透析[J].情报资料工作，2008（2）.
[6][7]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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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社区治理篇3
从一个贫苦落后的渔业村到现在居民安居乐业的新型社区，江欣苑的华丽转身，凝聚了社区党委、全体居民的创新、探索和努力。
2004年9月，武汉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积极推进“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的意见》，正式拉开全市“城中村”综合改造序幕。当时的渔业村党支部深入研究、统筹谋划，利用半年多时间，挨家挨户走访调研、宣讲政策，发放征求意见表，了解掌握思想动态，做好解疑释惑和思想疏导等工作，赢得了广大村民对改造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2005年7月，原渔业村正式启动“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成立新的武汉龙洲置业有限公司，完成村集体经济改制。2006年3月，621户渔业村村民农业户口改登为城市居民户口。2007年7月26日，第一批失地农民入住江欣苑。2009年12月20日，原渔业村党支部、村委会撤销，挂牌成立江欣苑社区党支部、社区居委会。2010年4月，启动村湾整体改造拆迁，历时48天，没有发生一起上访事件，创造了全市“城中村”拆迁“第一速度”。2012年6月，江欣苑社区党支部升格为社区党委，下设7个党支部、4个中心党小组、41个楼栋党联小组，218名党员。
短短几年时间，这个由特殊环境、特殊地理区位、特殊居住人群、特殊管理团队造就特殊管理模式的“五特”小区，成功实现了社区居民生活方式、文明形象、组织形态的巨变，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下的城乡社区治理新路，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全国和谐示范社区”、“全国科技与文化融合示范社区”，被中组部誉为全国“村改居”成功转型的样本，社区党委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江欣苑社区走出了一条以党的建设引领“村改居”转型发展的成功之路
直面“村改居”以后社区如何治理、如何发展的问题，江欣苑社区党委带领居民探索了“一核引领、四元共治”的城乡社区治理模式：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构建了社区居委会、社区企业、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四方共治的格局，走出了一条以党的建设引领“村改居”转型发展的成功之路。
“一核引领”为社区治理提供坚实保障。和许多“村改居”新社区一样，江欣苑面临着原有管理辖区改变、管理对象改变、管理事务改变、管理模式改变、管理环境改变等一系列问题和困难。面对实际工作中的困难，江欣苑始终把握依靠党组织、积极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一主线，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断强化，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理论水平和专业能力逐渐增强。在“村改居”工作中，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了思想政治、经济建设、社会服务和文化建设等四个方面的引领作用。在思想政治上，凝聚社区多元主体，形成共建城市社区的合力；在经济建设上，平衡社区企业等各类社区经济主体在追求经济利益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助力社区公益服务；在社会服务上，党员干部深入网格，准确把握居民需求，助推多元主体服务社区居民；在文化建设上，充分挖掘社区民俗文化，引领居民打造社区文化品牌，提高居民的凝聚力与归属感。
江欣苑社区党委坚持把选准“头雁”、配强班子、带好队伍作为社区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党委书记胡明荣及其带领的党委班子和骨干团队，既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能带头致富、带领致富，又善于做社区“婆婆妈妈”的工作，热心为群众服务。在江欣苑，每天早上6点，就能看到社区党委领导班子成员的身影，为的是让居民能及时反映困难，及时发现每个家庭、每位居民出现的任何异常情况。在江欣苑，过去居民要跑很多部门才能办好的事，如今在“一站式”服务大厅全部都能办结；居民群众有了急事、难事、烦心事，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找社区党组织和党员。居民王凤云原来是个老上访户，社区对她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帮她找到了生平第一份工作，使她思想上发生了根本转变，不仅不再上访，还成为一名志愿者，积极从事志愿服务活动。2016年“七一”前夕，她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四元共治”为社区治理提供多元资源。为更好地推进“村改居”治理工作，江欣苑在党委领导下，构建了社区居委会、社区企业、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四元社区治理主体。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社区居委会积极组织社区各主体开展社区治理活动，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社区企业主动承担起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职能，提高了社区公益服务水平，为社区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社区居民的参与为社区建设提供了广泛的动力来源；社会力量的参与为社区建设提供了多元的外部资源。
六级管理模式是江欣苑社区治理的一大亮点：把社区划分为4个片区、41个楼栋、128个单元、868个网络，形成了“党委书记――支部委员――党小组长――党员――楼栋联系员――单元观察员”的六级组织管理体系，挑选41名楼栋联系员、128名单元观察员和868名志愿网格员，分配到六级管理链条的各个节点，使社区党组织和党的各项工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同时有效整合了社区治理资源，让居民能够共享善治红利。
现代化社区治理最突出的特色，是要充分发挥人的自治作用。江欣苑在社区居民转型、探索实现人的全面城市化方面，取得了尤为宝贵的经验。积极推进社区民主，拆迁安置、资产处置、产业发展、选举换届、社会管理等所有重大事务全部向群众公开征求意见，实行村民表决，开通“民情直通车”、“书记直通车”，坚持让群众走上前台，健全共建自治体系，实现“群众的事群众办，群众说了算”；支持居民群众成立18个类型各异的社区民间协会参与社区事务管理，最大限度地保证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决策权；为了帮助居民更快地找到方向、适应新生活，成立了羽毛球协会、乒乓球协会、高龙表演艺术团、农民秧歌舞协会、社区老年艺术团等18个群众性文娱活动团体，不间断组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让每个居民都参与进来、融合进来，真正实现安居乐业。
为提升居民素质，真正实现从“村民”到“市民”的转变，江欣苑开办了市民学校，开展社区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教育以及各类技能培训，转变居民生活观念，提高居民就业能力。现在，走进江欣苑社区，听不到过去的麻将声、吵架声，所见所闻到处是健身、唱戏、谈笑的幸福景象。走访的群众代表罗大清表示：“现在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江欣苑的老百姓有所居、有所业、有所乐，人人有事做，人人都开心，我们赶上了好时代。”
产业转型为社区发展注入活力。2003年前，江欣苑社区前身渔业村村级集体经济负债200多万元。“村改居”后，成立了龙洲置业集团公司，公司下设7家子公司，涉及房地产、文化产业、物业管理、园林绿化、建筑装饰等多个行业，跻身汉阳区村级公司“第一方阵”。产业项目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群众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生活费及福利分红由2000年人均600元增加到6万余元，整整增长了100倍。
2004年，属于村集体的下马湖再生资源回收市场被国家征用，获得补偿款1723万元，村集体顶住90%村民要将补偿款分光的压力，将发放村民生活费、购买村民社保后剩余的部分，全部用于发展集体经济，先后成立了武汉龙洲置业有限公司、武汉龙洲房地产开发公司等多家公司，承接武汉国际博览中心46万平方米综合物业服务，兴建武汉国际博览中心配送中心和千亩大型现代苗圃基地，实现了集体经济的滚动式发展。到2015年底，集团公司资产过20亿元，年收入达5000多万元。现如今，不仅村民变股民，能够享受福利分红，社区还为全体居民办理了社保和医保，每位居民能按月领到生活费、过节费，天热有降温费，天冷有采暖费，保证居民生有所养、老有所依。
伴随汉阳区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在社区党委的领导下，社区借助自身文化资源优势，探索产业转型，积极发展文化产业。以打造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高龙为契机，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提炼形成“高龙精神”，并依托“高龙”品牌引入50余项非遗项目进社区，建成了全国首个1.2万平方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传承园和高龙文化博物馆，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高龙文化产业链。
江欣苑的产业转型，不仅为社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最重要的是为社区的健康永续发展开辟了创新路径，使居民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创造价值。从事汉秀的妇女这样形容自己的变化：“我们都是丢下锄头，拿起绣花针。”她们用双手经营着自己的幸福生活。
江欣苑城乡社区治理的价值
强调，“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城乡、社区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实践场域，是积累社会治理创新理论素材的重要来源。可以说，江欣苑党建引领下的“村改居”实践，是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场景和城乡社区治理的鲜活样本。
第一，江欣苑“村改居”工作，为解答“城中村”的现代化难题与城市化挑战提供了答案，对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乃至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借鉴。其探索的六级管理模式，是破解现实问题，实现社区治理上下联通、纵横联结的创新治理路径；其村民自治模式，一方面化解了实际生活中的矛盾纠纷，另一方面通过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充分发挥了自治在现代社区治理中的促进作用。
第二，江欣苑在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凝聚党心民心，通过文化与社会组织的作用构建社区认同方面的经验值得关注，为有效破解市场经济环境下如何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重构社区居民的价值认同这一难题提供了答案。正如社区党委书记胡明荣所说：“世界上最难写的字是什么？就是‘共产党员’四个字，其他的字是用笔墨纸来写，而‘共产党员’这四个字是用毕生的心血以及对党的信念、信仰和忠诚来书写。”江欣苑的党组织、每个党员都在“村改居”工作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先锋模范作用，不仅为社区治理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而且形成了群众认同的社区文化和党群一心的良好氛围，这对完善社会主义公共生活、形成良性共治有着重要意义。
城乡社区治理篇4
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规模的扩大、城乡经济的增长，使中国的城镇化向外延式发展，城市空间迅速向周围城郊农村扩张，使得城乡接合部――城市与农村的接合地带的范围不断扩大，同时处于城乡接合部的“村改居”也在不断增加。据统计，2007年至2011年间，全国的村委会数量由61.3万个减至54.3万个，而社区居委会由8.2万个增至10.4万个。但由于缺乏对城乡接合部实施有效的规划与管理，城乡接合部社区出现管理体制交错、环境卫生脏乱差、治安混乱、流动人口复杂、违章建筑多、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城市的发展产生着极大不利影响和制约，甚至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阻碍。
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接合部社区安全治理的现状分析
在我国，所谓社区，一般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其构成一般包括地域、人口、社会心理、社会组织和公共设施五个基本要素。安全是指某一主体处于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一般以主体面临的“危险源”来定义、评估安全状况。社区安全可以认为是社区内各个组成部分（即主体）的具有普遍性的安全利益的集合。
第一，快速城镇化引发不确定管理全球化与城镇化双重效应下，安全治理就是如何将不可预见的不确定性条理出可预见的不确定性，再实施管理。这种不确定性可依决策者察觉上的不同，具体又分为三种：一是反应的不确定，指决策者知道要对外在环境的变迁或具威胁性的事件采取回应，但却不知道应该采取哪一备选方案，或对选项的可能结果无法做预测；二是状态的不确定，即组织的决策者对外在环境的真实状态并不了解，因而无法去预测未来的变迁情形如何；三是影响的不确定，指决策者对环境状况有所了解，但对于未来环境中的将会对组织造成何种影响，则无法去做明确的预测。
第二，高速的经济发展滋生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经济高速发展的城镇化时期，也是各类问题、矛盾集中产生、相互交织的时期，在城市的规划改变、征地拆迁、建筑施工等过程中，人财物高度集聚，频繁流动，都全面、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治安形势。人员的日趋复杂，以及相关管理的滞后，使得城乡接合部地区成为滋生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温床。有的城乡接合部已成为色情业的积聚区，、吸毒、贩毒活动也日渐增多。另外，在部分城乡接合部地区，黑恶势力有所抬头。
第三，特殊的地理位置带来各种违法犯罪的叠加。根据犯罪热点与犯罪区位学的理论，大多数的犯罪在地理空间上有聚集的情况，如城乡接合部地区吸引无业游民、黑恶势力、制假售假小商小贩等聚集的状况，导致诸多适合犯罪的标的物曝露在缺乏监控的开放场域中。邻近交通要道的，成为车匪路霸，对来往车辆实施敲诈勒索、拦路抢劫的场所；处于商业集聚区的，欺行霸市、控制市场，收取“保护费”；毗邻厂矿企业的，敲诈勒索、偷盗、抢夺行为泛滥。使此地成为治安问题的核心区域。此外，城乡接合部人财物大流动，社会控制功能相对薄弱，犯罪风险小，成本低，客观上给各种违法犯罪人员以一定刺激和可乘之机，使得犯罪分子作案范围进一步扩大，侵害目标不断增多。
第四，各种复杂群体的集中带来多发性、反复性的频发。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宗族恶势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恶势力和以个体形式出现、触犯众怒的地方恶势力，酿成了强抢强要型；因农民负担过重和计划生育超生罚款，引发的；违法强拆和城管执法不当引发的执法冲突性；地权、水权、林权争议和重点工程的承建、移民的迁徒和补偿引发的维权性。
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接合部安全社区认证指标体系构建
（一）安全社区及认证指标
安全社区始于1970年北欧国家瑞典的社区实践，后经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持续推动而发展成为全球运动。安全社区是指一个社区可以在社区民众得以安全健康的工作与生活之共识下，结合社区内所有资源，共同为减少各种意外或故意性的伤害、营造更安全的环境，建立社区安全文化，除区内每个人以身作则外，透过个社区领袖、社会服务机构从业员、企业雇主与雇员、警察、消防与安全人员等，自发性组织、结合社区内所有资源，共同为减少各种意外或故意性的伤害、营造更安全的环境、促进人际和谐、增进每个人身体、心里与社会全面的和谐而不断努力的运动。
所谓社区安全认证，是建立在社区安全调查和社区安全问题统计基础之上，遵循科学原则，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运用一定的数理统计方法，对某一特定地域范围、某一特定时期/时点的社区安全状况与安全工作的客观状况进行的主观性定量与定性评价。截至2012年底，全世界获得安全社区认证的社区共有293个，其中，中国大陆有64个。
依照WHO规定，安全社区必须符合长期、永续经营，并对社区内任何年龄、性别及环境状况，推广全面安全计划及建立社区合作伙伴等六大指标。各项指标包括以下：
一是基础架构：安全社区必须具备一个基于伙伴和合作关系的基础架构，由负责推动社区安全促进工作的跨部门团体共同指挥运作。二是长期规划：安全社区必须有长期性和永续性的计划，并且能涵盖所有性别、年龄层、环境和情况。三是目标对象：安全社区计划中必须要有以高危险人群和高危险环境为目标对象的计划，还要有对弱势群体做安全促进的计划。四是正式记录：安全社区计划必须能提供伤害的频率和受伤原因的记录。五是过程结果评估：安全社区必须有对计划内容执行过程及改善效果的评估。六是持续性参与：安全社区必须能持续性的参与国内和国际的安全社区组织。
（二）城乡接合部安全社区认证指标体系必须重视的三个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城乡接合部安全社区认证指标体系的构建与使用应注意以下三点：一是指标体系的本地化。在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在具有共性的理论指标体系基础上，通过公众与专家调查对重要性、敏感性指标进行筛选，从而确定适合当地实际的最终认证指标体系尤为重要，特别是城乡接合部地区存在先天性的劣势，认证指标可以考虑相应的放宽。二是指标体系的差异化。不同社区安全评估指标体系虽然具有共性，但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特别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治安状况、社区建设水平的不同，必然导致公众或专家对当地社区安全状况认证指标体系认识上的差异。因此，无论是原始数据还是原始分值，都要经过标准化，才能开展认证工作。三是指标体系的动态化。就某一个城市而言，从时间跨度上看，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变化，同一城市的不同时期（年度），公众或专家对于安全社区认证的指标体系也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因此，不同年度之间通过公众与专家调查对指标体系进行一定的微调也是必不可少的。
三、打造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接合部社区安全盾
所谓城乡接合部“社区安全盾”（community security shield），即旨在经由建构城乡接合部社区自我防护网络与自助及互助机制，让社区发挥安全盾牌般“预防式”安全管理功能。由于城乡接合部地处非核心区域，基层、一线警力不足，需运用警民合作关系策略及蜘蛛织网联防机制等群防群治策略机制综合治理。
（一）策略层面：运用网络化安全治理策略
社会治安之政治策略，包括预防性、打击性、矫治性、惩罚性、教育性、管理性与建设性等方面，各自均可形成个别的网络，实现其个别功能：如预防性、打击性、矫治性、教育性网络等。但也必须从整体安全治理概念。以标本兼治、多元思考的系统整合策略，建构侦防并重，执法与服务并施，因地制宜地安全治理网络。警民同伙关系（partnership）建立，警察与治安机关固然需要为治安的成败负起政策责任，却不是安全治理的唯一选择，只是重要选项之一。特别是在非核心区域的城乡接合部，接合部社区安全的变迁与需求，需要透过多元的机关、社会安全防护体系的建构与连接治理，选择合理有效的公共安全风险互动治理策略。以往由警察机关完全掌控城市社区安全管理改善社区治安的模式，应该调整为由城乡接合部社区内既有组织网络，来从事社区安全治理的工作更能具体明确。
（二）机制层面：建立蜘蛛织网联防机制
蜘蛛织网联防机制，即网格化治理在城乡接合部社区治安中的应用。通过整合警力资源，将刑事执法、治安管理、交通管理、服务群众四大职能有机结合，并建立基于GIS.GPS.RS的应急决策支持系统，构筑数字化城乡接合部社区公共安全体系，基本实现能应对接合部突发事件的较为完善的公共安全应急服务。完善城乡接合部社区公共安全的监管网络，要形成“横到边、纵到底、无缝隙、全覆盖”的城乡接合部社区安全管理网络体系。合理配置资源、统筹社区力量，通过居民自家安分守己、城乡接合部社区守望互助巡守、公共部门发起跨域联防最终建立自助、共助、共助有机融合的蜘蛛织网联防机制，这一机制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脱离原始，改变粗放，走向动态警务运行模式的显著标志，必将产生强大的司法制衡力、社会治安的驾驭力、打击犯罪的冲击力。
效率着力于城乡接合部安全协力网络的互动模式建构及实验观察，笔者相信改善个人的生活固然很重要，但是改善整个社会形态更重要；虽然我们无法创造一个平等、互惠的世界，但是若能让彼此有差异的人，有共同面对彼此差异的平台就有可能形成相互帮助，让民众改变民众、社区帮助社区。
参考文献：
[1]韩子荣，连玉明.中国社区发展模式：安全型社区[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
城乡社区治理篇5
系列重要论述是一个内涵丰富、有机联系、全面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蕴含着城市工作和社会治理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具有极强的思想性、战略性、理论性和指导性。我们必须全面学习、自觉践行、坚定贯彻，在深学细悟笃行上下功夫，推动中央和省委各项重大要求在成都落地生根，确保城市社区发展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不断提升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二、把握大势科学研判成都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新阶段新特征
当前，成都开启了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国家中心城市的壮阔征程，城市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一是城市人口持续增长，公共服务压力增大，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社会潜在风险增加，城市社会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二是市民利益日趋多元，更加关注生活质量，更加关注公平保障，更加关注个人权益，更加关注人居环境。三是社会发展活力不足，部分居民创业就业动力不足、能力不够，公共资源共享不充分，社会组织发育水平不高。四是改革力度、深度、广度仍显滞后，机构设置和人员管理还需优化，“放管服”改革不够彻底，公共服务方式仍较落后。
城乡社区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独立于城市发展进程之外，总体来看，社区发展治理与城市化进程基本同步，社区的发展变化与城市发展步伐基本一致，社区发展治理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面临着基层党建亟需加强、资源配置不尽合理、聚焦主责主业不够、共建共治格局尚未形成、法治能力仍显不足、服务水平依然偏低、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等新情况新问题。
差距就是潜力，问题就是方向。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必须顺应城市发展大势、正视现实问题、破解治理难题，重点把握好四项原则：必须强化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各项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和要求，体现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着力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优势。必须构建符合特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区治理体系，加快构建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政府主导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共促发展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体系，着力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必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要求，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依法有序组织市民参与社区治理，努力提供精细城市管理和良好公共服务，让人民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必须保持“生活城市”“休闲之都”的鲜明特质，突出传承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整体性与独特性的统一、大众性与品位性的统一，营造高品质生活环境，促进人与城市和谐共生，为实现城市永续发展提供丰厚滋养、文化沃土和创造源泉。
三、遵循规律努力探索特大城市社区发展治理新路子
古人说，“舟循川则游速，人顺路则不迷”，深刻阐述了遵循规律的极端重要性。站稳国家中心城市的位置，冲刺世界城市的目标，必须树立全球视野，秉持大历史观，观照先发城市社区发展治理实践，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自觉按规律办事，努力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城市治理规律的社区发展治理新路子。
一要处理好科学发展与有效治理的关系。科学发展是为了更好的治理，有效治理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二者相互依存、互促共进，具有内在一致性。科学发展是前提、是根本，也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有效治理是途径、是方法，是实现善治良序的必然选择。我们要在推动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中促进社区治理水平不断提高，努力做到社区发展和治理良性互动、共同提升。
二要处理好党建引领与融合共治的关系。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和前提，融合共治是时代趋势和要求。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要注重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基础作用，引导多元主体深度融入社区治理和服务，共商区域发展、共同服务群众、共创美好家园。
三要处理好行政推动与共建共享的关系。行政推动是实现治理目标的有力保证，共建共享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二者不可偏废。政府要强化主体责任，当好组织者、执法者、规划引领者、政策制定者、城市建设者；机关企事业单位要强化社会责任，主动开放公共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服务；市民群体要强化主人翁意识，不断提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能力。
四要处理好城市特色与现代城市的关系。特色是一座城市鲜活生动的灵气，是城市竞争力和魅力所在；城市现代化是经济高度发达、文化高度繁荣、特色全面彰显的高级阶段，二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师法自然、守正出新、登高谋远的规划理念，强化城市整体设计，保护好街区独特肌理，传承天府文化根脉，全面提升社区宜居品质。
五要处理好依法治理与文明浸润的关系。依法治理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石，城市文明有赖于文化的浸润、植根于法治的土壤，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要坚持依法治理、依规办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破解难题。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文化人、以德润城，推动天府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明之泉浸润每个角落，让人文精神滋养每个家庭。
四、增强定力努力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
纵观现代城市发展史，宜居历来是城市建设管理者的不二选择和不懈追求。宜居城市、生活城市不仅仅是美誉，更是城市核心价值之所在，决定着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建设和谐宜居生活城市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转理念、转职能、转方式、转机制、转形态，推动城市发展从工业逻辑回归人本逻辑，从生产导向转向生活导向，努力实现城市综合实力争先进位与人民生活品质改进提升相得益彰。
要坚定不移转理念，推动发展取向由以GDP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转变，更加注重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贯穿城市建设管理全过程，努力创建方便而经济的人际、商品、服务和思想交流的特色街区和生活社区，让城市更有温度，让市民生活更有质感。坚定不移转职能，要强化区（市）县组织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责任，突出街道（乡镇）统筹社区发展、组织公共服务等主体责任，剥离街道招商引资职能，促进社区更好履行发展居民自治、教育引导群众、协助公共服务、统筹社会服务职能。坚定不移转方式，社区布局要以价值尺度和人性尺度为指引，优先步行可及性、个人舒适度、社区安全性和可识别性；城市更新要坚持政府主导模式，选择可以吸引人才和创造新业态的基础投资，从改造经济基础入手，稳步推进老旧院落和城镇改造；公共服务要坚持优质均衡，注重补短板、优存量、加增量，稳步推进城乡公共资源优化配置。坚定不移转机制，要紧扣目标导向，构建资源整合机制，拓展公共服务功能；紧扣需求导向，构建供需对接机制，推动便民服务与社区商业一体化发展；紧扣市场导向，构建社会化服务机制，推动社会组织、社会企业在服务中发展壮大；紧扣责任导向，构建共建共享机制，实现服务效能最大化。坚定不移转形态，要以建设小街区规制为目标，从城市空间尺度上针对社区建筑功能、密度、高度、体量、色彩建立设计导则，打造一批产业特而强、形态精而美、机制活而新的特色乡镇街区；突出景观化，建设城市绿道和慢行系统，发展农村微田园、城市微景观，高标准扮靓蓝绿交织、望山亲水的幸福家园；突出生活化，提升服务层次、引导邻里守望、增进文化认同、化解矛盾纠纷。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围绕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的目标，大力实施“五大行动”，不断夯实和谐宜居生活城市底色，努力让“生活城市”享誉世界、别样精彩。
一是实施老旧城区改造行动。坚持政府主导、项目化运作，以规划为导向，以片区为单元，在老旧城区规划建设一批更适宜居住、更具经济弹性和可持续性的新型社区。坚持市场化导向、商业化逻辑，打破“就地平衡”改造模式，推行货币安置、异地安置等方式引导人口合理疏解。坚持少拆多改、拆改结合，因地制宜积极稳妥推进改造拆迁，坚决防止大拆大建，通过先自治后整治、一院一策，依托群众力量有序推进改造。
二是实施背街小巷整治行动。重拳铁腕整治背街小巷“乱象”，针对油烟乱排、污水乱倒、垃圾乱丢、物料乱堆、车辆乱停、招牌乱设、摊位乱摆、线缆乱牵等“八乱”问题，要坚持疏堵结合全面整治全面提升，推行“街长制”持续用力消除街巷乱象。畅通街区街巷“微循环”，以网格化、小尺度道路划分城市空间，增加市政街巷通道，通过城市慢行系统有机串联社区、公园、绿地、交通场站和公共服务设施，畅通织密城市“毛细血管”。坚守留白增绿的静气，坚决拆除侵占开敞空间的违法建设，拆除公共区域有碍空间开放的围墙，增加城市绿地、景观小品和休憩设施，形成开放共享、环境舒适、体验丰富的街区内部公共空间。
三是实施特色街区创建行动。打造一批特色精品街区，遵循一街一品一特色原则，突出城市特色塑造，传承历史文化基因，融合现代时尚元素，协调自然人文景观，力争两年内打造200条充满创新活力、产业特色鲜明、配套系统完善的精品开放街区。创建一批特色小镇，打破原有行政区划、城镇体系，选择重点产业功能区、轨道交通枢纽、重要交通功能节点、特色建制镇，改造提升100个左右规模适度、特色鲜明的具有小城市形态的特色镇。塑造一批川西林盘聚落，以展示天府之国形态为目标，通过土地综合整理、河流水网重构、交通地理改善、生态功能提升，规划布局一批川西林盘聚落，再现沃野环抱、密林簇拥、小桥流水的川西田园风光，打造独具天府文化和都江堰灌区品牌的旅游景观。
四是实施社区服务提升行动。健全社区服务配套设施，将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纳入城乡规划，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设“一站式”、全天候服务的社区综合体。优化社区综合服务功能，拓展党群服务中心的公共服务、便民服务、志愿服务功能，依托商场、超市、便利店叠加政务服务功能，大力发展社区电商、小区金融、物业增值服务，方便群众就近办事。促进社区生活业提档升级，培育社区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服务圈，支持社区发展生活类服务企业，确保社区有独立的经济来源。鼓励社会组织提供专业精准服务，将社会组织纳入党和政府的社区工作体系，完善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机制，改进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支持党组织健全、公益性质明确、管理规范有效的社会组织优先获取公共服务项目。
五是实施平安社区创建行动。加强社区法治建设，加快构建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地方性法规体系，深入开展“法律七进”活动，提升居民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把社区发展治理事务纳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推进共商共建共治，健全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机构及社会组织多方协商机制，积极动员驻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鼓励引导驻区单位向居民开放公共服务设施，实现组织共建、活动共联、资源共享。完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深入推进“大联动·微治理”，规范社区综治中心建设，实行社区民警实岗制，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和日常管理水平，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乡镇）。培育“向上向善向美”的社区精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把天府文化融入社区建设全过程，鼓励友善公益的志愿服务，形成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守望相助、乐观包容的良好社区氛围。
五、完善体系全面提升领导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能力
社区发展治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学问。必须加快构建新型基层治理体系，推动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转变，着力提升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和组织化水平。
一是构建科学的组织动员体系。要在人口流动和组织形态变化中不断扩大党组织覆盖面，主动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行政区划、人口分布、管理层级、治理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在商务楼宇、产业园区、商圈市场、互联网业等新兴领域建立党组织，对流动党员、零散分布党员实行社区党组织兜底管理。在社会主体的利益分化中提升党组织的整合功能，注重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将社会分散、多元的要素纳入基层治理框架，把不同价值取向的多元主体凝聚起来，增强党组织动员群众、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的能力。在突出价值引领中增强党组织动员能力，深入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先进典型宣传教育，凝聚信念共识、制度共识、政策共识。
二是构建法治的管理运行体系。建立统一规范的管理体制，探索建立与发展阶段、战略定位和实际需要相适应的领导体制和管理模式，形成以社区党建和社区发展、治理、服务、创业、文化等为主要内容的组织架构。建立协调运转的工作机制，明确各领域治理主体之间的职责边界和事权划分，构建权力分配合理、职责清晰明确、高效协调运转的机制，解决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中缺位越位错位问题。建立多方参与的治理机制，建设多元主体合作、多种方式并举、多类资源联动的共治体系，运用多种手段和力量推进社区治理，形成开放包容的治理格局。建立完备有力的法治保障，用法治规范用权行为、规范组织活动、规范社会秩序，完善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推动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社会治理规则体系。
三是构建精准的引领服务体系。推进健全服务体系与满足群众多元需求精准对接，在社区普遍建立党群服务中心，设置网上办事服务平台，完善延时服务和全程代办制度，努力提高公共管理服务的便利性。推进联系服务群众与凝聚党心民心精准对接，在各行业广泛开展党员示范行动，在机关开展“走基层”“双报到”活动，在农村完善部门包村、干部驻村、结对帮扶制度，在社区开展“双联”、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基层干部带好头，让基层党组织服好务。推进社会组织发展与传导党的执政理念精准对接，把社会组织纳入社区治理体系之中，引导社会组织在服务中传导党的执政理念，让社会组织成为党在基层服务群众的重要资源。
四是构建专业的人才支撑体系。选优配强社区“带头人”，突出“一好双强”标准，多渠道选配社区党组织书记，选拔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进入街道（乡镇）领导班子。建强社区专业人才队伍，统筹选聘社区工作者，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社区挂职锻炼，鼓励“一村一大”扎根社区工作，不断拓展事业发展空间，增强职业责任感、荣誉感。完善社区工作者职业化制度，加快制定社区人才发展专项规划和管理办法，制定良性合理的收入增长机制，鼓励参加职业资格认证和学历教育培训，健全完善激励评价机制，礼敬善待关心关爱社区工作者。
城乡社区治理篇6
一是城乡社区治理队伍数量与人口基数和服务范围之间存在“量”的差距。以**为例，**管委会共管辖东大街社区、北大街社区等9个城市社区，辖区总面积15.6平方公里，城区常住人口3.4万户10.2万人。但从工作力量来看，当前**管委会9个社区仅有干部职工124人，社区治理队伍人员数量与管理服务的3.4万户10.2万人城区常住人口相比严重不足。同时，城乡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单元，是党和政府政策措施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上级部门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都要靠社区去贯彻和实施。一方面，随着社会管理创新的深入推进，各个条线的工作纷纷“落户”社区，但是并没有“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城乡社区既要完成政府延伸交办的任务，又要满足群众需求，还要设法争取资源兴办实事，任务十分繁重，而人员数量和工作经费却未曾调整。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城市社区服务范围的不断扩大，城乡社区治理队伍，特别是城市社区治理队伍的工作范围和工作强度也与日俱增，与城乡社区居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卫生计生、教育事业、社会服务、社会救助、住房保障、公共安全、文体服务、惠民政策等公共服务事项都需要社区工作者去落实，社区工作力量显得极为不足。
二是城乡社区治理队伍素质与群众服务需求之间存在“质”的差距。强调：“各级都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关键是要建设一支高素质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逐步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的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新时代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聚焦点、着力点和关键点，要求各级要把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摆在城乡社区治理的突出位置，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觉悟高、专业素养好、服务能力强、居民群众满意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但以**为例，除过**城市社区管委会下辖的9个城市社区工作队伍由事业干部组成，文化素质和社区管理知识相对较强外，其他城乡社区干部队伍均由社区普通群众组成，整体存在文化程度偏低、社区管理知识不足等共性问题。近年来，尽管市委、市政府通过下派工作人员进社区、公开选聘行政村专职党组织书记和大学生村文书进社区等方式，积极引导部分高校毕业生充实到城乡社区治理队伍中，但仍难以满足城乡社区这个庞大群体对各类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同时，由于工资待遇低，一些年纪轻、文化程度较高、且有技术特长的年轻人不愿在城乡社区工作，城乡社区工作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的现状转变困难。同时，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群众对居住条件、人居环境等方面的生活要求越来越高，从而对社区服务、社会救助、慈善事业、贫困帮扶、养老扶助、法律援助、矛盾调解等方面的专业化人才需求也越来越大，城乡社区治理队伍素质与群众服务需求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明显。
三是城乡社区治理资源保障与新时代社区治理要求之间存在“需”的差距。城乡社区治理是指社区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主体，依据法律、法规及社区公约、规范等要求，通过协商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实现社区和谐发展的各种活动，而高效的城乡社区治理资源保障则是实现社区和谐发展的各种活动有效落实的基础和关键。但受资金投入、社区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等客观因素影响，城乡社区基础设施薄弱、服务手段不配套、工作经费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以**为例，下辖的基层社区每年工作经费仅12万元（均为财政拨款），为解决老旧小区治理难、部分辖区儿童放学接送难、高龄独居老人照管难、残障人士生活难等问题，各社区配套了日间照料室、文体活动室、图书阅览室、慈善超市、心理咨询室、健身康复室、四点半课堂等公益项目，但现有工作经费难以维持各类公益项目正常运转，群众对公益服务的需求和资金投入保障的差距日益增大。同样，尽管通过一系列城乡社区治理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全市标准化党群活动中心已基本实现全覆盖，城乡社区基础设施实现较大改善，但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不均衡，公共服务设施需求与供给差距加大的问题日益突出。
城乡社区治理篇7
面对这些，村庄社区化管理应运而生。为了解决农村管理和公共服务欠缺问题，很多城市在农村全面展开了村庄社区化建设。最早的一批农村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如山东诸城市，把原来的二十三个乡镇合并为十三个，并且通过实地考察把全市1249个村庄按照地域之间的邻近距离，习俗是否相近的原则整合成208个村庄社区。每个社区大致分配为涵盖五个左右村庄，服务范围将近1500户。这种管理方式大大推进了诸城市的城镇一体化进程，优化了农村存在的各种管理问题。
一、当前村庄社区化法治管理方面的不足
（一）法治宣传教育的欠缺
2009年底，北京京郊大兴区北五镇社区连续发生了3起震惊全国的灭门惨案，牵涉死亡人数达到13个，大兴区公安部门人员表示，城乡结合部村庄社区由于人员复杂，法律认知度不高，法治管理不完善，很多简单的居民矛盾也会形成重大社会案件，有关部门向大兴区社区居委会政府提出“法治管理”的要求，以杜绝这种社会惨案的发生。这起连环惨案一方面反映了社区管理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区居民法律知识的欠缺。面对村庄社区居民普遍普法程度不高的问题，法治宣传教育是社区普法活动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解决社区纠纷的直接有效方式。目前，城市社区的法制宣传教育已经是法治建设最基本和最常规的方式，但在村庄社区管理中法治宣传教育建设明显存在欠缺。首先，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不足，系统内容存在大量缺失。村庄社区里的居民家庭背景各不相同，接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性质也无法一概而论，因此对法律的了解和需求也各不相同。但村庄社区建设对这方面法治教育和宣传针对性较差，考虑的也不够全面。最常见的问题是对村庄社区青少年如何预防犯罪的等方面普法的专门教育缺乏针对性和宣传力度，弱势群体如老年人，妇女和儿童等的特殊保障要求严重被忽视。此外，极度欠缺对一些社区从业人员的劳动普法宣传，使得这些人员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除了这些常见缺失，对很多各类身份的迥异需求法制教育宣传也尚无法一一达到满足，导致居民对社区法治管理一知半解，无法引起村庄居民的重视。
其次，村庄社区法治宣传不仅不到位，而且基本都流于形式，管理的制度性不够明确。国家宣传部分对法治的宣传一直都是专门选定在一些特定日子，比如每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和“全国法制宣传日”等有特殊意义的时间，本身已经带有形式主义。不过，这些普法日虽然是面向全国，但真正关注这些的的还是一些城市居民，而城市居民普法程度已经基本达到要求，所以也就无可厚非。但刚刚踏进城乡一体化的村庄社区也只在这些特定日子进行法治宣传就明显很不符合村庄社区的实际情况。村庄社区大部分人的法律认知程度并不高，这种形式主义，偶尔出现的短时期法治宣传教育完全无法做到法律深入人心，也很难满足村庄社区居民的日常法律需要，更不能真正提高居民法律意识，也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村庄社区法治管理的初衷。所以，社区法治管理人员经常会遇到一些居民在简单的邻里关系处理上只追求个人利益，不兼顾他人的纠纷问题。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去履行自己的义务，甚至有极个别的人因为不懂法而践踏了法律尊严，给法治管理工作者带来了不便的同时也将村庄社区的管理推向了不和谐的局面。因此，村庄社区要想搞好法治管理，普法工作真的非常重要，是社区法治管理的先决条件。
（二）政府在法治管理方面投入力度不够
村庄社区由于其新兴性决定了其工作任务的繁杂，虽然看起来可能很简单，但实际管理中则需要面面俱到，很难理清头绪问题。村庄社区需要承担的管理任务在短时间内过多过繁，而国家在管理各方面尤其是法治方面的投入和配备力度远远不能满足社区法治管理需求。比如法治管理人员配置方面，懂专业，有责任心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很少，而且由于条件较低，社区又无法提供好的发展前景，大多数人都不愿入住村庄社区工作。所以，法治管理人才的难引进给社区法治管理带来了很多麻烦和挑战。社区法治管理不仅承担着社区治安综合治理、调解、信访等各方面工作，还要承担民政、再就业等各项工作，反而各项工作效率都达不到要求。出现这种问题，最主要还是基层政府资金投入不足。在现在这个经济就是一切的社会，政府部门把大部分的资金都投入到村庄社区经济建设和管理上，致使法制管理资金不足，不仅无法调动法治管理的积极性，而且妨碍了社区法治建设的发展，不利于化解村庄社区居民各种纠纷矛盾。
除此之外，投入力度的不够还表现在社会各界力量对村庄社区化法治建设的关注度不多。这些时间以来，村庄社区法治管理建设都是在各自的社区内部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法制宣传，主要以自身的社区环境做依托，因此法制管理效果并不明显。解决的办法就是急需社会各界法律等人才进行辅助宣传，但由于国家在这方面投入力度小，重视度不够，导致社会各界力量对村庄社区法治管理了解不够，没有关注度。这些，对社区法治管理建设的完善是很不利的。
二、村庄社区化法治管理问题解决策略
（一）加大对村庄社区法治的教育宣传力度
法治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文明成果，中国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种建设都离不开法治。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等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越来越多的遇到社会、经济和法律问题，社区也渐渐成为纠纷矛盾的聚集地，所以，法治管理也是村庄社区化管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融入进每一个居民的日常生活，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社区法治管理直接关系着城市基层政权的稳固与否，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和保障。社区治安、环境、物业、人口、生活等等都需要法治管理，只有做好法治管理，才能真正保证社区稳定和谐发展。
要做好村庄社区的法治管理工作，首先需要村庄居民要有法律意识。而加强社区法治宣传教育力度，最主要是能在充分考虑社区居民不同法治需求的基础上，采用各种方式和手段，全方位地推进村庄社区法治建设。首先，社区的普法宣传教育要以人为根本，考虑不同居民不同时期和层次的需求，展开有重点多角度的的法律教育宣传。与此同时，法治宣传人员可在实际普及过程中对居民的传输慢慢从教育型方式往服务性方式转变，争取能够做到不只是一个人单向宣传教育形式，而是双方互动的积极参与形式。结合居民实际和工作实践，开展不同层次的法律培训班，尤其是对社区内的青少年们进行加强教育，展开宪法和犯罪预防等各项法律教育，这样做不仅是为青少年们健康成长做铺垫，也是从根源上推进社区法治管理的进度。对从业人员则中劳动法等各项权益保障法的宣传教育，使他们认识到法律的实用性和权威性。对妇女和老人们则要多进行婚姻法和继承法等各个方向的法律教育，既突出了普法宣传的目的，又能真正促进社区法治管理。
（二）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倡导社会各界关注村庄社区法治建设
城乡社区治理篇8
（二）注重提升服务功能，不断增强社区治理保障力。以夯实基础、完善机制为切入点，全力推进社区“三有一化”建设。一是加强社区干部队伍建设，实现“有人管事”。采取选调、考录、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聘用社区社会工作者165人，实行月薪自然增长机制，缴纳“五险”。结合社区“两委”换届，选举产生社区“两委”班子82人，社区书记、主任“一肩挑”达到100%。二是健全社区经费保障机制，实现“有钱办事”。建立街道社区工作经费全部纳入财政预算机制。通过整合、协调、联动、共建等方式不断拓宽筹资渠道，筹集社区建设资金，激活社区内在动力。三是强化社区阵地建设，实现“有场所议事”。始终本着“高起点、高标准”原则规划建设社区办公活动场所。2014年以来，全旗新建住宅小区均需配套建设1处不少于1000平方米社区办公活动场所，居民超过1000户的小区，每超过100户，按比例增加50平方米。截至目前，全旗16个城市社区中办公场所面积达到1000平方米以上8个、800平方米以上8个。
（三）注重提升共联共建水平，不断增强社区治理感召力。一是大力实施共联共建，推进区域化党建。以街道办事处建立“联合党工委”、社区建立“联合党委”为支点，制定完善了《区域党建联议制度》和《社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等配套制度和办法，积极开展共驻共建、结对共建活动，共签订共建协议单位党组织138个，承诺共建事项263件，捐资捐物折合资金20余万元，救助贫困家庭340户。二是积极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不断扩大精细化服务覆盖面。目前，已培育服务类、公益类、互助类、文化类社区社会组织30个、会员1200人。组织社区各类公益活动23次，捐助资金8万元，走访慰问贫困家庭42户。鲁北街道玉龙社区“特金罕”志愿者服务队荣获通辽市首届公益大赛二等奖；威林社区“烛光情”志愿者服务队负责人张金亮同志荣获“全市最美志愿者称号”；威林社区“小红帽志愿服务队”荣获“内蒙古优秀巾帼志愿者队伍”荣誉称号。鲁北街道“社区党建+三社联动”典型做法被全国党建研究会社区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的《社区党建》刊发报道。
（四）注重激发自我服务能力，不断凝聚社区治理合力。以“幸福社区+五民服务”模式，构建起普惠共享的社会化服务机制。一是实施“便民”服务。强化“一站式”服务大厅功能，推行首问负责制，运用社区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引导社区居民密切日常交往、参与公共事务、开展协商活动、组织邻里互助，拓宽服务半径和服务功能。累计为居民解决各类问题3400余件，服务代办各类证件6000余个。二是实施“惠民”服务。积极宣传党的各项惠民政策，扎实开展社会保障、贫困救助、劳动就业等与居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工作，最大限度地惠及居民。三是实施“安民”服务。深入开展法律宣传、社区矫正、社区禁毒、警务进社区、“扫黄打非”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一标三实”等工作，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三年来未出现赴呼进京越级上访和群体上访事件。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社区网格员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累计入户排查29794户，发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入户明白卡27434张。四是实施“乐民”服务。连续多年举办社区居民运动会、自行车邀请赛、社区足球赛和社区邻里节等大型活动，年均开展各类主题文化活动累计200场次以上。五是实施“育民”服务，举办社区读书节，开展传承良好家规家训家风主题活动，开展爱岗敬业、教子有方、创业就业等13类“最美家庭”评选活动，用实际事迹教育身边人、感化身边人。
通过不断的实践、总结和完善，我旗探索创建了社区治理“3456”工作法。“3”即“三会三活”，“三会”就是会说群众语言，把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到位；会写民情日记，记下群众所求所想；会做群众工作，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三活”就是精确掌握所负责网格内人口、房屋所属和人户分离等基本信息成为“活户籍”；精准掌握网格内单位、楼宇、公共设施等情况成为“活地图”；精确掌握网格内各类人员和家庭基础信息数据成为“活档案”。“4”即“四到四清”，就是腿要跑到，家庭情况清；心要想到，人员类别清；眼要看到，区域设施清；事要办到，隐患矛盾清。“5”即“五百五心”，就是进百家门，听取居民倾诉要耐心；知百家情，研究居民问题要专心；解百家难，为民排扰解难要爱心；暖百家心，做居民思想工作要细心；和百家亲，为居民送服务要热心。“6”即“六必访六不让”，“六必访”就是每月对困难群众必访、对独居老人必访、对残疾家庭必访、对流动人员必访、对老党员必访、对帮扶对象必访。“六不让”就是不让社区布置的工作在我手中延误，不让正在办理的事务在我这里积压，不让居民反映的事情在我这里搁浅，不让我负责的事务因我而影响全局，不让我的服务态度影响居民的情绪，不让违纪行为在我身上发生。
“三会三活”是社区服务的工作基础，“四到四清”是社区服务的基本途径，“五百五心”是社区服务的基本方法，“六必访六不让”是社区服务的基本要求。通过推行“3456”工作法，以社区网格为单位，进一步完善了网格信息平台建设，确保上级各项政策传达和落实到社区、各项服务能覆盖到社区、民情联系能细致到社区，形成全面掌握实情、及时反映民情、有效化解矛盾、迅速解决问题的社区管理服务长效机制。经过3年多的实践，已走访群众3.8万户、9.5万人次，化解矛盾纠纷760件，解决群众实际困难2670件，服务事项9800件。“3456”工作法真正做到了将服务管理的触角延伸到户，变“事后介入”为“事前掌控”，实现了联系服务群众“零距离”。
二、经验启示
一是抓党建促城乡社区治理，健全组织体系是基础。社区矛盾隐患的源头大多在小区（网格）。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必须坚持关口前移，推进社区组织体系向小区延伸，打通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我们体会到，小区（网格）组织体系如不健全，一些事情就会出现没人问没人管的现象，必将导致矛盾问题囤积甚至发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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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现状及问题
目前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基本沿用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的划分办法，国务院在《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中对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进行了原则上、粗线条的划分，总体上来说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但是仍然存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不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的错位的问题。
一般而言,政府事权就是通过法律授予的,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是对行政权的细化和分类,政府事权是管理相应事务的责任。公共服务的多层次性要求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合理划分事权,不同层级的政府共同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政府间事权的划分,实质上是各级国家政权机构横向与纵向之间对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和权力的配置,其前提和基础是责任的分工,权力则是履行责任的必要条件和工具。我国拥有世界上层级最多的政府体系,即中央、省、市、县和乡共五级政府,决定了政府事权及其配置的复杂性。我国宪法仅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责范围作出了原则上规定,并没有通过立法对各级政府的事权进行明确划分,事权配置缺乏制度规范。除少数事权,如外交、国防等专属中央政府外,地方政府拥有的事权与中央政府之间没有明显区别,往往造成应属于上级政府的事权层层下移,中央政府与地方府事权错位、地方政府之间事权也相互错位。
一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范围的配置存在随意性。在垂直体制下,一些上级的法定事权往往成为下级的当然事权,收缩性较大。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公共服务供给责任的确认和分担标准等方面,缺乏明确有效的分担机制。含糊不清的支出大多被分配给下级政府,明确归属中央或省级地方政府的事权,在实际执行中却发生了错位。如基础教育、基本医疗等都属于全国性公共服务,应当由中央政府提供,但实际供给责任却由县乡政府以及城乡社区承担。
二是省以下各级政府事权配置不统一、不规范,省与市县政府间事权错位。省级政府集中了较多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建设支出份额,但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则主要由县乡政府负担,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过多由县乡政府承担,主要的社会保障由市县两级政府支出。但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责任界定不清晰,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或由城乡社区与农民共同承担的农村公共服务成本却完全由农民承担,本来应该由上级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却通过上级政府转移责任而由城乡社区提供,最终由乡镇政府和农民承担。上级政府拥有公共服务提供的决策权,但却不负担公共服务供给的执行责任或义务。城乡社区公共服务中的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公共环境、乡村公路等,提供的责任主要由县、乡等基层政府承担,而基层政府却不拥有与履行义务相对称的财力,上级政府拥有相当多的财力权,完全具备为这些公共服务提供或筹集资金的权力,却承担很少的提供责任。只有各级政府的责权对称,才能保证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事权和支出责任不明确，使政府活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程序颠倒，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及宏观经济稳定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导致城乡社区治理中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二、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晰的原因
第一，缺乏法律保障是事权混乱的法制原因。公共服务的多层次性要求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合理划分事权,不同层级的政府共同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政府间事权的划分,实质上是各级国家政权机构横向与纵向之间对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和权力的配置,其前提和基础是责任的分工,权力则是履行责任的必要条件和工具。我国拥有世界上层级最多的政府体系,即中央、省、市、县和乡共五级政府,决定了政府事权及其配置的复杂性。而我国的财政立法工作严重滞后，目前并没有从法律层面规范政府间的财政关系，政府间事权模糊不清与此有很大的关系，政府间事权往往依据政策性文件，没有法律约束力，各级政府的事权调整基本都是上下级之间具体谈判妥协的结果，而由于中央政府在政治和行政上的权威地位，往往在事权划分方面有主要的决定权，这种事权确定和调整方式避开了法律渠道，缺乏透明性和稳定性，容易造成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导致事权混乱。
第二，政府层级过多导致政府间事权界定模糊，职责存在交叉重叠。我国现行的是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政府等级体制，而其他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大多实行三级架构，政府等级层次的增加，使各级政府事权配置变得模糊和困难。1994年分税制改革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做了粗线条的划分，只有外交、国防等少数事权明确属于中央政府，而对基础设施，教科文卫等事业发展方面的事权划分并没有明显区别，地方政府拥有的事权大多是中央政府事权的延伸或细化，形成同一事务各级政府“齐抓共管”的局面。
最后，我国政治体制设计存在缺陷。我国属于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我国国家管理结构中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是单一制权力关系，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在行政、司法等多个方面都有领导权力，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法律法规等影响事权的划分，上级政府在政治上对下级政府享有绝对的权威，分税制下政府间税权和支出水平仍然由中央政府决定，这就使得中央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随意改变分配的规则，而上、下级政府的财政却是相互独立的，这样，上级政府很容易发生机会主义行为，把问题尽量往下级政府压，把资金尽量往本级政府调。
三、完善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建议
城乡社区治理篇10
二、加强队伍建设，提高队伍素质
全市现有清、协管员、公益性人员189人，党员干部群众志愿者10余万人次，分布在雒城镇各社区居委会搞好辖区小街、小巷、居民小区清扫保洁。各乡镇党委、政府围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目标，及时研究制定乡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相关文件下发到各社区，并召开了各社区单位主要负责人会议，结合社区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要求各社区单位认真落实工作职责，把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和日常卫生工作纳入目标管理，与年终考核挂勾。结合全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意见，要求各单位建立和完善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修订了管理制度，对清、协管员工作职责切实做到有章可循。为我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建立和完善工作制度，用制度管好队伍
全市在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工作中，各乡镇党委、政府对各社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实行问责制度，并与各单位签定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目标责任书，切实加强清管员、协管员的管理，充分发挥好专业队伍的骨干作用，更好地搞好我镇各社区小街、小巷、居民小区、楼、院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加强了协管员、卫生清管员管理办法的执行力度，进一步明确各自的工作职责，并采取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方法，强化内部管理，突出工作实效，上下配合、齐抓共管、严格考核、奖惩兑现，用制度管好队伍。各乡镇的卫生清管员、协管员分布在城区、场镇各个社区，所在社区结合辖区内的实际路段情况，划分好卫生工作责任段，明确各卫生清管员的清扫保洁范围，提出具体的工作要求，做到人员落实，工作责任段落实，实行上班时间全日制保洁。并对他们的工作质量每天实施不定时检查，督促他们认真搞好责任段的清扫保洁工作。在做好清扫保洁过程中，还要做好责任段市民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宣传工作，动员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城市社区卫生的管理工作，自觉遵守市民卫生公约，进一步增强市民的环境卫生意识，形成“城市卫生，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卫生清管员、城市协管员的工作质量，同时接受镇政府有关工作人员和社区专干的检查考核，兑现当月工资报酬，从而加强了这只队伍的内部管理，提高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效率。
四、明确目标、突出重点、注重实效
按照广汉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办公室和乡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关于20__年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目标责任书》的要求，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天蓝、地绿、水清、家洁、城美”的环境目标，在广汉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办公室的指导下和各乡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的具体操作下，结合各乡镇实际情况，制定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工作方案﹑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督查曝光问责工作的实施方案﹑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七进”活动的实施方案。各乡镇统一思想，明确该项活动的重要性，明确责任，狠抓落实。按照工作部署，逐步实施，不留死角。形成了党委班子牵头，机关工作人员和社区负责人包片包组，将日常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纳入目标管理，与年终考核挂勾，镇环整办具体负责各项工作安排、协调良好的工作局面。在乡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按照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要求，乡镇机关干部和各社区干部、清管员战酷暑、冒严寒，发扬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打了一场硬仗。特别是雒城镇环整办的同志，贡献了无数节假日。在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中，在市委、市政府关怀下，，佛社区“两委”一班人想办法、出主意，使佛山小区环境菜园变花园、旧貌换新颜。中山、金雁、汉口、桂花、佛山等社区都积极主动协调上级部门解决辖区内有关基础设施建设。这期间广汉市在雒城镇举行了集中治理“三乱”工作会、雒城镇也举行了集中治理“三乱”签字等一系列与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相关的活动。在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期间雒城镇共投入经费200余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专职人员工资﹚。召开专题会议20余次﹑张贴 标语100余张，悬挂横幅20余条，报送相关信息100余条。。全镇各社区居委会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宣传专栏共计143期，及时清理乱贴乱画“牛皮癣”及“__功”标语73056条，清扫楼梯护栏灰网20975处，清扫绿化区181160处，清扫路面80993处，清除各种垃圾10000余吨，疏通阴阳沟阴阳沟24816米，按时按要求全面完成了各社区环境整治工作目标任务，完成率达100%，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取得显著成绩。
五、存在的问题
经过在各社区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中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然存在以下 问题：
（一）工作量大。政府所在地雒城镇常住人口达15.5万余人，流动人口5.5万余人，居民小区多。加之配合职能部门开展“门前三包”清理、车辆规范停放，涉及工作内容多、范围广，工作压力大，人力不足。
（二）群众参与性不强。虽然群众对环境治理工作有一定的认知，但对“自家”环境搞得好，参与大环境治理的主动性差。
（三）老小区的问题。老小区环卫设施缺乏、地下管网老化、路面破损，需投入资金多。但老小区居民物管费用缴纳低，与小区环境改造资金需用量矛盾突出，是影响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重要因素。
（四）人力、物力、财力有限。由于各种垃圾多，社区无法清运；辖区内护城河的治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各社区无力解决。“牛皮癣”“__功”标语反复出现，保洁工作难。
六、下一步打算
﹙一﹚继续广泛宣传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活动的重要意义及作用，深入开展卫生和文明常识普及活动；
﹙二﹚随时监督检查。对各社区内环境卫生状况和环境综合治理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整改，做到卫生不留死角；
﹙三﹚对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坚持常抓不懈、步步深入，一抓到底，逐步实现治理工作全覆盖；
城乡社区治理篇11
二、组织领导
为加大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营造整洁优美城乡环境工作的力度，成立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营造整洁优美城乡环境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社会事务一股，负责该项工作的日常事务。
三、工作任务
1、建立社区管理长效机制，进一步落实各社区的管理责任，进一步构建社区的协同配合机制，形成“重心下移、齐心协力，合力管理”的良好工作格局。
2、强化社区管理考核监督机制。建立奖惩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对于工作未落实、管理未到位的社区，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问责。
3、按时完成清扫作业，确保路面光洁，垃圾做到日产日清，果皮箱设置应满足规范要求，每天定时清洗，开展群众国卫生运动，各社区组织辖区单位、居民开展经常性的卫生大扫除活动。
4、持续治理“五乱”，重点对社区辖区的整治，确保无违章占道和门面延伸占道，破旧遮阳篷广告牌和违章布幅广告；做到垃圾日产日清，无暴露、积存垃圾和卫生死角；完善市政、环卫基础设施，确保道路无破损、无污水外溢，使非物业小区环境管理工作走上经常化、制度化的轨道。
5、充分发挥社区基层组织的作用，进一步树立服务意识，完善长效管理制度，按时消除卫生死角和积存垃圾，确保非物业小区院落干净、整洁、有序，楼群院落的市容环境实现较大的改观。
6、做好网格化管理区域内的卫生、保洁工作。
四、工作要求
（一）各社区要结合自身实际，建立完善工作责任制和长效管理措施、突出重点、难点。各社区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制定奖惩措施，充分调动志愿者和小区群众的积极性，发现问题要积极解决，不推诿、不转嫁矛盾。
（二）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抓好非物业小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营造整洁优美城乡环境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三）强化社区管理职能，组建社区非物业小区管理机构，由社区工作站和社区居民代表组成，主要负责对辖区内影响市容市貌的行为进行巡查、劝阻，对劝阻无效的及时向城管执法部门上报处理，确保问题及时发现、及时劝阻、及时处理，充分调动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非物业小区管理工作的热情，实现政府引导，社区自治，确保非物业小区环境卫生工作常态化。
五、具体任务
1、配置环卫设施。每幢楼每单元配置不少于1个垃圾桶（箱），破损残缺的环卫设施要进行全面维修，保证完好；
2、平整道路。对坑洼道路进行整修，破损严重的重新铺设，新增，整修路沿石、道板、井盖，做到道路平整、交通顺畅；
3、畅通管道。疏通雨、污水管道和化粪池，必要时重新整修，做到完好畅通，不堵塞、不外溢；
4、修复路灯。对小区路灯、楼道路灯等公共照明设施进行一次全面检修，确保亮灯率达98%以上。无路灯的老旧小区要全部安装到位，保证夜间照明；
5、完善停车设施。清理现有停车库（场），挪作他用的必须按规划要求恢复停车功能。没有停车场地的，在保证消防通道畅通的情况下，合理划定停车位，必要时可调整规划合理增设停车场地；
6、整修健身器材。对休闲健身场所设施进行整修、完善；有条件的新建休闲健身场所，添置健身器材；
7、设置标识标牌。按要求设置小区示意图、公益宣传栏、公示栏、楼幢门牌、绿地保护牌等，努力营造小区文化氛围。
六、提升环境卫生管理
配足专职保洁人员，小区道路、绿地、水面、公厕、楼道保洁及时，无积尘、污迹、无白色垃圾、无卫生死角。垃圾房（池）、桶（箱）、楼梯扶手、电梯、外墙面及其他公共设施及时清洗、外表整洁美观，无乱贴乱画现象。垃圾及时清运，做到日产日清，无外溢现象。积极开展小区居民文明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居民从自身家庭、楼道院落环境卫生做起，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保障。按照“属地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健全完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营造整洁优美城乡环境工作体系，配齐配强工作组织管理、清扫保洁和专业技术“三支队伍”，切实把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营造整洁优美城乡环境工作抓紧抓实。
（二）完善长效机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营造整洁优美城乡环境工作宣传教育、督导巡查、设施建设、环境卫生和容貌秩序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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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现有清、协管员、公益性人员189人，党员干部群众志愿者10余万人次，分布在雒城镇各社区居委会搞好辖区小街、小巷、居民小区清扫保洁。各乡镇党委、政府围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目标，及时研究制定乡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相关文件下发到各社区，并召开了各社区单位主要负责人会议，结合社区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要求各社区单位认真落实工作职责，把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和日常卫生工作纳入目标管理，与年终考核挂勾。结合全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意见，要求各单位建立和完善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修订了管理制度，对清、协管员工作职责切实做到有章可循。为我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建立和完善工作制度，用制度管好队伍
全市在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工作中，各乡镇党委、政府对各社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实行问责制度，并与各单位签定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目标责任书，切实加强清管员、协管员的管理，充分发挥好专业队伍的骨干作用，更好地搞好我镇各社区小街、小巷、居民小区、楼、院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加强了协管员、卫生清管员管理办法的执行力度，进一步明确各自的工作职责，并采取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方法，强化内部管理，突出工作实效，上下配合、齐抓共管、严格考核、奖惩兑现，用制度管好队伍。各乡镇的卫生清管员、协管员分布在城区、场镇各个社区，所在社区结合辖区内的实际路段情况，划分好卫生工作责任段，明确各卫生清管员的清扫保洁范围，提出具体的工作要求，做到人员落实，工作责任段落实，实行上班时间全日制保洁。并对他们的工作质量每天实施不定时检查，督促他们认真搞好责任段的清扫保洁工作。在做好清扫保洁过程中，还要做好责任段市民的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宣传工作，动员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城市社区卫生的管理工作，自觉遵守市民卫生公约，进一步增强市民的环境卫生意识，形成“城市卫生，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卫生清管员、城市协管员的工作质量，同时接受镇政府有关工作人员和社区专干的检查考核，兑现当月工资报酬，从而加强了这只队伍的内部管理，提高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效率。
四、明确目标、突出重点、注重实效
按照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办公室和乡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关于年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目标责任书》的要求，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天蓝、地绿、水清、家洁、城美”的环境目标，在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办公室的指导下和各乡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的具体操作下，结合各乡镇实际情况，制定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工作方案﹑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督查曝光问责工作的实施方案﹑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七进”活动的实施方案。各乡镇统一思想，明确该项活动的重要性，明确责任，狠抓落实。按照工作部署，逐步实施，不留死角。形成了党委班子牵头，机关工作人员和社区负责人包片包组，将日常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纳入目标管理，与年终考核挂勾，镇环整办具体负责各项工作安排、协调良好的工作局面。在乡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按照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要求，乡镇机关干部和各社区干部、清管员战酷暑、冒严寒，发扬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打了一场硬仗。特别是雒城镇环整办的同志，贡献了无数节假日。在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中，在市委、市政府关怀下，，佛社区“两委”一班人想办法、出主意，使佛山小区环境菜园变花园、旧貌换新颜。中山、金雁、汉口、桂花、佛山等社区都积极主动协调上级部门解决辖区内有关基础设施建设。这期间市在雒城镇举行了集中治理“三乱”工作会、雒城镇也举行了集中治理“三乱”签字等一系列与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相关的活动。在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期间雒城镇共投入经费200余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专职人员工资﹚。召开专题会议20余次﹑张贴标语100余张，悬挂横幅20余条，报送相关信息100余条。。全镇各社区居委会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宣传专栏共计143期，及时清理乱贴乱画“牛皮癣”标语73056条，清扫楼梯护栏灰网20975处，清扫绿化区181160处，清扫路面80993处，清除各种垃圾10000余吨，疏通阴阳沟阴阳沟24816米，按时按要求全面完成了各社区环境整治工作目标任务，完成率达100%，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取得显著成绩。
五、存在的问题
经过在各社区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中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一）工作量大。政府所在地雒城镇常住人口达15.5万余人，流动人口5.5万余人，居民小区多。加之配合职能部门开展“门前三包”清理、车辆规范停放，涉及工作内容多、范围广，工作压力大，人力不足。
（二）群众参与性不强。虽然群众对环境治理工作有一定的认知，但对“自家”环境搞得好，参与大环境治理的主动性差。
（三）老小区的问题。老小区环卫设施缺乏、地下管网老化、路面破损，需投入资金多。但老小区居民物管费用缴纳低，与小区环境改造资金需用量矛盾突出，是影响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重要因素。
（四）人力、物力、财力有限。由于各种垃圾多，社区无法清运；辖区内护城河的治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各社区无力解决。保洁工作难。
六、下一步打算
﹙一﹚继续广泛宣传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活动的重要意义及作用，深入开展卫生和文明常识普及活动；
﹙二﹚随时监督检查。对各社区内环境卫生状况和环境综合治理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整改，做到卫生不留死角；
﹙三﹚对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坚持常抓不懈、步步深入，一抓到底，逐步实现治理工作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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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指的是在根据当地城镇化过程中新产生的农村社区，在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的条件下，结合社区治理的特殊性，通过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的创新变革，从而实现社区良好治理的过程。具体来说，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加强农村社区治理创新
一、根据城乡统筹发展，站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高度，有序变革新型农村社区治理。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目标。但城乡发展一体化并并不是城乡发展一样化，而是通过加大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力度和农村治理变革，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建造新型城乡关系。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各级政府要切实提高投入力度，特别是在水、电、燃气等基本生活设施公路、绿化、社区卫生、安全保卫等公共实施建设方面，要按照不低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平均水平的要求为农村社区配置资源，以保障其生活的基本运转；结合新型农村社区现有的社会发展条件，考虑农村社区居民公共需求的多元化特点，有针对性地提供商贸、教育、医疗、养老、文化、健身、娱乐等服务，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从实际出发，按照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特殊性要求，逐步健全组织管理体制，完善工作机制，探索适合新型农村社区特征活设施以及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
二、根据新型农村社区各自本身的特点，重置农村社区治理体系。
社区管理体制是社区管理主体在社区资源配置、社区事务管理、社区关系调适等领域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相互关系、运作方式。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存在三个主体：村居民群众、社会组织和乡政府。
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根据新型农村社区的特点，探索构建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和社区社会组织等组织框架，形成以社区服务中心承接政府公共服务、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主导社区民主协商和社区自治、社会组织参与自治和社会协管为内涵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完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促进社区居民的社会融合。
三、理顺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关系，实现政府社会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好而有效的衔接。
乡村关系是村民自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要坚持以社区自治为基本原则，首先要调节好好村民自制体系与行政管理体系之间的关系，依法完善关系定位，理清乡村关系。其次，新型农村社区是介于农村和城市社区之间的特殊形态，其自治到底是依据哪项法律尚未明确。但在群众自治与政府管理的关系问题上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这就是乡镇政府与社区之间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这意味着政府对社区负有指导和服务的义务，社区则代表居民群众对政府部门的工作予以协助并进行监督。据此，实践中要对乡镇政府与社区之间的所有相关工作进行明确的清理，划清在这些基层管理和服务工作中，乡镇政府及其部门与社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严格分清政府与社区的各自
职责。
在理清政府与社区关系的基础上，要以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为纽带，建立起政府社会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社区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体制。这就要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促进政府工作重心下移，加快公共管理社区化步伐。乡镇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做好农村社会管理，而农村社区建设的首要内容也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有效的社区治理。乡镇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的工作在这里有农村社区治了交集，为理顺乡村关系，构建政府与社区的衔接和互动提供了可能。
四、注重社会组织的培育，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善于引进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这是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极其主要的一个环节。社会组织能够凝聚社会力量，引导居民参与联结，实现利益表达有序化，能够在反映民众诉求、维护弱势群体权益、满足公共服务多元化需求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基层政府要努力培育并发展公益类、慈善类和服务类为重点的社会组织，使其与政府管理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农村社区治理离不开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但市场和人民的力量也不应该忽视，在发达地区的社会管理实践中，市场和人民的力量不仅参与社区的管理和服务中，而且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社会力量隐藏在广大群众之中，积极依托和运用社会的力量包括市场力量进行社会治理，是实现社会治理有效性的重要途径。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和动员社区居民变被动管理为主动参与，引导和激励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构建民众表达和联结的载体，形成广泛持久的社会合力，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