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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人口流动趋势篇1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02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ging Trend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TONG Yufen1，LI Yumei1，2， LIU Chuanqi1
（1.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China）
Abstract：The research observes trends in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ging usi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and predict the future using multiregional population forecasting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aging issue indicated an increasing trend in both areas. Specifically， migration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make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boost aging in the local region. In terms of aging， the more active ruralurban migration is， the faster the futur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urban grows. Correspondingly， th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rural drops dramatically. And after 2022 th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urban will more than it in rural. The greater scale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is， the less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the dependency ratio in the urban region is， and the situation appears opposite in the rural. In future，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rural area will always be higher than that in urban area， and the gap showed a narrow trend rather than expanding. Then we will face greater pension burden and economic pressures in urban， and the challenges of home care and longterm care will be serious in rural. Based on this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article put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Keywords：urbanization； ruralurban migration； aging； trends
一、 前言
目前，中国城镇化正处于“S”型增长的中期快速发展阶段。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52.6%，城镇人口每年以大约3‰～4‰的速度递增，远远超过同期1‰的总人口年增长速度[1]。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通过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实现，即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转变所作贡献约占90.7%，而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在其中的作用只占9.3% [2]。同时，有大量研究成果可以证明，目前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变主要以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流迁为主。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也显示，在我国城镇地区的常住流动人口中，15～44岁人口约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8.6%。预计随着未来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流迁进入城镇的速度还会加快。这种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也必然会直接影响到城乡人口结构及其城乡老龄化进程。基于这一认识，本文采用多区域人口预测模型，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背景下的城乡老龄化变动趋势进行多方案模拟。通过定量考察人口流迁对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数据基础，也通过对预测结果的讨论最后得出具有政策含义的结论。
目前关于城镇化进程的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其后果，虽然已经引起较大关注，但主要集中于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城镇或区域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及后果的定性研究[3～5]，如乡―城迁移下的年龄特征和生育率变动对农村老龄化的影响[6]、农村就业人口老龄化问题[7]，以及从历史的角度描述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特点[8]；或者是只针对全国、农村或某一特定城市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趋势预测等[9～12]，目前只有个别学者将中国与其他国家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城乡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13～14]，但结论差异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在2005年曾对中国百年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到2053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将会达到峰值，约为4.3亿，此后开始缓慢减少，但到2100年时仍将有3.5亿以上的老年人口；2010年以后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时期，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2010～2032年间每两年就增长一个百分点，2050年时
将达到31%，2100年继续提高到34%[15]。而2006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报告》中显示，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2040年左右人口老龄化重心将转入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的现象将会消失[16]。蔡茜采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年龄移算法对我国农村老龄化的趋势预测结果显示，我国农村老龄人口呈现线性递增，2050年其比重将达到36.51%[17]。
本文借助于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软件，对我国分城乡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进行了多方案模拟，重点考察了不同乡―城人口流迁水平下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变动的特点，从而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二、方法及数据来源
1.采用方法、原理及软件
根据本文研究的目的，为满足多区域分要素预测，建立中国分城乡、分年龄性别的人口预测模型的需要，本文对相关数据做出如下假设：
①依据人口平衡方程，假设期末人口数=期初人口数+本期出生数-本期死亡数+净流迁数，由此得出计算期内城乡人口总量。
②采用基期年龄结构，结合生命表、分年龄生育水平和流迁模式的讨论，得到预测期内分城乡、分年龄人口以及人口出生和死亡状况的相应数据。
在上述基础上再按城乡分年龄、性别的人口流迁作为表征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参数，代入预测模型以获得相应的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制的国际人口预测通用软件“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进行预测。该软件引入了多区域人口情景模型预测，相较以往的人口软件提高了预测因素的多元化和模型精确度。
2.数据来源
目前，在还没有一套完全准确的数据可以被作为标准数据的现实情况下，相对于教育数据或户籍统计数据而言，人口普查数据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统计误差，但仍是学者们用于人口问题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数据。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资料，以确保数据的权威性和精确性。本文以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数据，但考虑到“六普”数据存在低年龄组的漏报问题，参考崔红艳等的“六普”数据评估方法，根据历年出生人数回推，调增了1107万0～9岁人口，其中男性599.95万，女性507.05万[18]。按1岁组预测截至2050年的人口发展状况。由于预测期较长，将近40年之久，本文选取了2020年、2030 年和2040年三个节点年份对参数进行了调整。
三、未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人口老龄化预测及主要发现
1.预测方案设置
（1）生育参数的设定。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18，远低于更替水平，学者一般认为这一水平偏低。根据以往研究经验，考虑目前国家对“单独”生育政策的放开，预计未来生育水平将会提高，我们选择两种生育水平作为重要模型参数。其中低方案假定从当前的城镇1.4，农村1.86，2030年以后提高到城镇1.8，农村2.1，并保持该水平到2050年。高方案假定总和生育率从当前的城镇1.4，农村1.86，到2030年城镇和农村同时恢复到2.1，之后一直保持不变。同时假定生育模式从2010年到预测末年不发生变化，详见表1。
（2）死亡和预期寿命参数的设定。
死亡参数的设定，关键是要得到未来各年龄的死亡率或存活率。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编制简略生命表的结果，考虑到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城乡差异因素，本文主要参照联合国平均预期寿命经验步长的变化趋势确定城乡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值。假定未来的死亡概率以2010年为基准，保持不变。对于未来男女两性的分年龄死亡模式，选择联合国模型生命表的一般模式。方案设计如表2所示。
（3）出生性别比的设定。
受生育政策影响，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鉴于国家人口政策是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出生性别比将逐渐恢复正常。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出生性别比为城镇116，农村119，到2030年城镇和农村出生性别比会逐渐下降并恢复至正常水平，即106，保持到2050年不变（见表3）。
（4）乡城人口流迁方案的设定。
本文的乡城流迁是指每年从农村转到城镇的净迁移人口，由于缺乏每年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的直接数据来源，我们根据公式“城镇期末人口数=期初人口数+（本期出生数-本期死亡数）+净流迁数+因为行政区划调整增加的城镇人口数”，从而，“城乡净流迁人口=（期末人口-期初人口）-（本期出生数-本期死亡数）-行政区区划增加的城镇人口”，对过去10年的城乡净流迁人口进行一定的推算发现，2000～2010年间我国城乡流迁人口增加规模每年大约在1200万左右。根据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经验，当城镇化率达到一定水平时，城镇化趋势将会趋缓。按照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的速度，假设在2030年左右我国城镇化达到发达国家城镇化的经
验值，之后城镇化速度将会大幅度下降，这时城乡之间的流迁人口也会大大减缓。因此，设置高、中、低三种乡城人口流迁方案（如表4）。此外，城乡人口流迁模式采用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户口登记在县外的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据作为流迁模式数据，并假定保持不变。且本预测未考虑国际人口流迁，即假定全国总体上为封闭人口。
2.基本结论与发现
不同生育水平和流迁方案下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的预测结果如表5所示。
（1）不同流迁方案对应的城镇化水平。
根据上述设定的方案进行推算，可得不同流动迁移方案下对应的未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变动趋势（见表6）。在相同生育水平下，流迁规模的大小对我国城镇化水平影响非常显著。以低生育水平为例，2030年高流迁方案的城镇化水平高于低流迁方案6.4个百分点，2050年这一差距扩大为12.7个百分点。以中流迁方案为例，2030年高生育水平的城镇化率高出低生育水平0.38个百分点，2050年这一差距变为0.96个百分点。
图1中流迁方案下城乡老年人口规模变化趋势
（2）未来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将很快超过农村
且二者差距迅速加大。
数据模拟结果显示，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下未来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的总体变动趋势一致（见图1）。城乡对比发现，2010年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约是城镇的1.3倍，但随着乡―城人口流迁的加快，我国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增速快于农村，于2020年超过农村老年人口规模，且二者差距不断扩大，2030年高、中、低流迁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分别是农村的1.37倍、1.31倍和1.25倍，2040年进一步扩大到1.79倍、1.67倍和1.60倍，2050年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将是农村的2.79倍、2.42倍和2.14倍。
图2中流迁方案下的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口比重
（3）未来农村老年人口比重虽然始终高于城镇，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将经历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
预测结果显示，不同生育水平对应的不同乡城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始终高于城镇，但二者的差距呈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以低生育水平中方案为例（见图2），2010年农村仅高于城镇2.26个百分点，2036年这一差距达到最大值（约11个百分点）后开始逐渐缩小，2045年高于城镇约8个百分点，2050年比城镇高5.9个百分点，可见，按现有发展趋势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的现象不会一直持续。
图3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农村老年人口规模
（4）提升乡城人口转移规模，将会明显减少未来农村老年人口的规模，并会加大未来城镇老年人口的规模。
如图3所示，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呈倒“U”型变化，但将在2026年出现小幅回落，这也印证了1961年开始的自然灾害对农村人口的影响相比城镇更加明显。在高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规模于2038年达到顶峰，为1.36亿，而中、低方案下推迟一年达到顶峰，分别为1.41亿和1.47亿。之后农村老年人口总量开始逐渐减少，2050年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对应的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分别为1.06亿、1.17亿和1.27亿，老年人口规模高方案比低方案少2109万。说明乡―城人口流迁规模的扩大将会明显减少未来农村老年人口的规模。
预测结果显示，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呈线性增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42%、4.31%和4.21%，尤其是2030年之后乡城人口流迁规模对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影响越发显著。如图4所示，城镇老年人口规模由2010年的5225万分别增加到2040年的2.41亿、2.34亿、2.28亿，2050年继续增加至2.95亿、2.83亿、2.72亿。对比不同流迁方案下的老年人口规模发现，2030年高流迁方案比低流迁方案高619万，2040年差距增至1297万，而2050年这一差距高达2297万，说明乡―城人口流迁越快，未来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增长越快。
图4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城镇老年人口规模
图5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变化
（5）提高乡城人口转移的规模，将增大未来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但对城镇老龄化程度起到持续的减缓作用。
未来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增长，呈现先升后降的发展趋势，且城乡人口流迁规模作用明显（见图5）。2010～2018年，流迁方案对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影响较小，三条曲线基本重合，2020年开始出现明显差异且差距慢慢拉大。高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以3.57%的速度持续增长，并持续保持高位不下降；与此不同，中、低方案分别于2043年和2041年达到峰值，分别为32.94%和29.91%。2050年三种方案对应的比重分别是40.50%、32.25%和28.56%，意味着三个农村人口中就至少有一位老年人。在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比重由2010年的10.06%增到20%分别用了14年、16年和17年，对应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3.57%、2.97%和2.66%，表明流迁规模越大，农村老龄化速度越快。
未来城镇老年人口比重变化与老年人口规模趋势相似，受流迁规模影响，不同时期增速稍有不同，大体上经历慢―快―慢的过程（见图6）。研究发现，生育水平对城镇老龄化程度影响微弱，因此，以低生育水平为例，高、中流迁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比重比低流迁方案晚1年，均于2018年超过10%，之后从10%增加到15%则分别用了12年、11年和12年，从15%到超过20%所用的时间为8年、8年和7年，从20%发展为25%的时间依次为12年、10年和9年，对应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98%、3.11%和3.20%，2050年城镇老年人口比重分别为25.09%、26.34%和27.33%。这说明，流迁规模越大，城镇老年人口比重越低，老龄化发展速度越慢，即乡城人口流迁对城镇老龄化程度有持续的减缓作用。
图6低生育水平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城镇老年人口比重
（6）未来乡城人口流迁规模越大，对城镇老年抚养负担的缓解作用越明显，但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将显著增加农村老年抚养负担。
预测结果显示，未来我国城镇老年抚养比将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见图7）。低生育方案下，2040年之前城镇老年抚养比增加较快，高、中、低流迁方案的平均增速分别为4.14%、4.31%和4.46%。2025年之后，城镇老年抚养比放缓，平均增速分别为2.08%、2.24%和2.31%，2050年分别为41.34%、44.08%和46.33%。流迁最快和最慢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抚养比之差由2025年的0.86个百分点扩大到2050年的4.99个百分点，说明大规模的乡城流迁可以减轻城镇老年抚养负担。
未来农村老年抚养比变化特征与城镇有很大的区别，中、低流迁方案下呈先快速上升再缓慢下降之势（见图8），而高流迁方案则持续走高。2040年之前高、中、低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抚养比以5.99%、5.16%和4.64%的速度快速上升，到2040年时分别为80.98%、63.94%和55.04%。2040年之后，中、低流迁方案的农村老年抚养比开始逐年下降；而高流迁方案作用下快速增长的农村老年抚养比却依然呈现上升的趋势，但速度有所放缓。到2050年老年抚养比分别为92.42%、62.5%和52.13%，高流迁比低流迁高40个百分点。充分表明流迁规模越大，农村老年抚养负担越高。
四、政策启示与政策建议
1.政策启示
图7低生育水平不同流迁方案下的
城镇老年抚养比趋势
图8低生育水平不同流迁方案下的
农村老年抚养比趋势
对前面的基本预测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城镇化水平的加速，将对未来城乡人口老龄化水平及老年人口规模产生显著影响。相对而言，对农村的影响更明显。
其次，在人口城镇化转移过程中，如果不改变目前的年轻人个人迁移为主而非家庭迁移的模式，将会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给农村养老带来压力和挑战。
最后，虽然城乡人口转移规模加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未来城镇老龄化水平，但却会加大未来我国城镇地区的老年人口规模，使其呈现一个加快上升的趋势。解决这些规模庞大的城镇老年人的生活、就业、医疗等问题的压力将主要集中于城镇。
2.相关的政策建议
由于城乡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影响深远而广泛的长期性历史渐进过程，尤其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稳步推进。因此，我们必须在人口老龄化高峰来临之前制定应对策略，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不至于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首先，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形成省、市、县、乡、村的五级社会保障网络，是解决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保障。从具体职能与分工来看，省级政府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城乡发展情况，负责决策并制定适合本地城镇与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使得市、县级部门执行政策和行使监督职能时有法可依。如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与转移接续问题。市级和县级相关职能部门分别负责城镇和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的执行和监督职能，乡、村则是最基层的承担单位，负责农村养老机构的兴办等具体事宜。资金来源上采取公共投入与吸引民间投入相结合的方式兴办养老机构，在此基础上推动社区、家庭、个人养老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公共养老投入要随老龄人口变动而发生变动，实行更加灵活的动态管理。考虑到未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发展趋势，现有的以县为单位的养老资金模式层次过低，将不能适应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因此建议提高养老运行层次，至少变县级统筹为省级统筹，逐渐转变为全国统筹。
其次，面对城镇和农村老龄化的不同特征和变动趋势，应分清各自的主次矛盾，选择最适合的方案。基于城镇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及执行情况，考虑到受未来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影响，未来城镇老年人口规模不断增长并超过农村的趋势成为必然，因此，社区养老社会化是城镇工作的重点，尽快做好社区老年照料服务体系的建设。国家要加强老年服务业的政策扶持和公共投入，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老年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的建设。硬件建设要按照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梯度发展。软件方面要完善服务体系，增加服务项目，抓好管理队伍、志愿者服务队伍，鼓励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或患病老人服务，以创造居家养老的新环境。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渠道着手：一是建立以政府主导的综合性社会福利机构，重点服务“三无”、“五保”、贫困、失能、智障等老人，发展社区日托和全托型养老服务机构；二是建立以NGO 为主的非营利养老机构，政府通过土地划拨、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等优惠，鼓励社会力量建立民办公助、公建民营、民办民营等不同性质的养老服务机构；三是建立以市场为主的产业化养老机构，满足老年人个性化需求。
再次，根据中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本文认为在社会养老保险初步建立时，农村仍应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一方面，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村有较强的经济承受力，是解决农村老年人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本基石。长期以来，我国施行的经济政策都是以优先发展城镇和工业为主导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加之历史遗留下来的资源禀赋的差异，使得农村经济发展一直落后于城镇，而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迁到城镇，为城镇提供“养老金红利”。因此，城镇也应坚持“先发展带动后发展”的思想，鼓励城镇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与农村结成帮扶小组，为农村提供资金、技术等的支持，采取“公司+农户”、“农业生产大户+农户”、“公司+村民小组+农户”等多种合作经济，促进农村发展经济，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以提高农村家庭养老和抗风险能力。
另一方面，应增强农村家庭养老能力，鼓励城乡人口流动家庭化转移。农村整体经济的发展不能保证满足养老的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加之城镇化进程背景下，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迁到城镇的现实，家庭流动成为增强家庭养老能力的有效途径。农村青年劳动力之所以选择流迁到城镇，肯定是其在城镇获得的收入和实现的效用优于农村，先让这部分群体能永久性留在城镇是第一步，这需要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得他们和城市居民一样，获得平等就业的权利、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享受社会公共服务等权利。第二步就是将留守在农村的老人随迁，即实现家庭化转移，进而充分利用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资源，以发挥城镇资源规模效益。这需要完善承包地流转制度以及宅基地流转、退出机制，使农民充分行使土地财产权，让农民有足够的财产性收入，如此才能使得农村通过土地转让换来的收入在城镇安家置业。从而缓解农村养老压力，促进城乡人口流动家庭化转移。退一步讲，只要农村家庭的养老能力提高了，即使农村留守老人不选择随迁也可以通过流迁城镇的家庭成员参与非农村经济活动而获得土地收成之外的收入转移给老年人，以使他们可以在农村购买养老服务。
最后，强化家庭养老的作用与功能，并不只是简单地将国家或社会原来承担的养老责任转移给家庭，而是扩展或延续家庭的功能，在政府、市场、社区等与家庭合作的框架下，统筹这些不同社会系统的作用。应增加农村养老机构建设，改善农村医疗服务水平，从而缩小城乡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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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12].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篇2
二、城乡收入差距因素分解
本文利用“收入=消费＋储蓄”这个宏观经济学的衡等式，所以分解城乡差距应该从消费差距和储蓄差距两方面来定义。
1、城乡居民消费之间的差距及其影响。消费上，乡村居民在总消费的构成比例呈现先扩大随后一直下降趋势。1978年乡村消费占总消费的62%，城镇消费仅占38%。到1984年乡村消费比例达到历史最高点占65%，而城镇居民消费占35%。此后，乡村居民在总消费构成中的比例开始下滑，2005年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4%而消费仅占总消费的30%左右，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1/3。但值得说明的是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虽然有所扩大，但最大值也没有超过3。我国城乡消费水平差距与收入差距一样在1984年达到最小值。这说明反映在人民生活水平和购买力水平上，差别并不大，加上各地区同种货币的购买力水平差异，真实的消费水平差距应该更小，而且消费过后将进入再生产的循环，不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所以消费水平的差距不是影响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
2、城乡储蓄差距及其影响。在城乡储蓄上的变化也跟收入差距变化完全一样。改革开放以后也是出现了由大到小，然后逐渐扩大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出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储蓄差距有很高的拟和度。1978～1986年城乡储蓄差距出现了缩小的趋势，1986年达到最小值5.91，但1986年以后城乡储蓄差距就出现扩大化的趋势，在1999年达到历史最高值12.11，虽然2000年以来有所回落但差距仍然维持在10左右。值得提出的一点就是绝对差距更加惊人，1978年城市人均储蓄是89.8元，农村人均储蓄7.0元，绝对差距82.8元。2003年城市人均储蓄13556元，农村人均储蓄1239元，绝对差距12217元。储蓄之间的差距会对以后的收入差距造成影响，甚至会出现代际效应。它表明今后我国城乡差距将主要表现在储蓄上，城乡居民储蓄的存量将会对以后的投入差距产生重大影响。资本的累积效应将是富的越富、穷的越穷，两极分化更加严重。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篇3
1976年，美国地理学家j.l.berng首先提出了“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这一概念，他描述的是发达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新特点：城市社会的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政治影响力也由城市中心向地区转移。之后不少学者将“逆城市化”看成城市“空心化”。如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刘琦在批评城市建设时指出：中心区毕竟是城市的核心区域，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而没有历史文化的城市是缺乏原动力的。但是，在很多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出现过“空心化”的情况。这种现象在欧洲城市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结果造成了逆城市化现象，老城区变得冷冷清清，经济衰落，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3]还有学者将城市的异化视为“逆城市化”，如江苏省社科院经研所所长葛守昆认为，“城市化发展中已出现了异化——‘逆城市化’现象，如单纯的经济增长、土地的浪费、环境的污染、贫富差距、不安全感等”[4]，因而需要“警惕‘逆城市化’”。
本文认为：美国学着j.l.berng关于“逆城市化”的认识开拓了城市研究的新领域。但“逆城市化”不是城市的无节制拓展，不是“穷人住在拥挤的市中心，富人住在清静的市郊区”，不是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随着富人的转移而转移，导致城市空心化。“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派生物。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一文中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分析了城市的形成、壮大和分化的成因。茅于轼先生认为，当城市规模发展到边际效益为零甚至为负数后必然形成递增与分化的对流趋势。[5]城市发展正是这样。任何优质的东西都有它的时间性、相对性。由于城市化不断地聚集资源和产业，到一定程度后，城市的空间就会接近饱和。新的资源和产业要挤进大城市，而城市空间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曾经优质的资源、优势的产业就可能异化为城市的累赘，要么提高新的资源和产业进入城市的成本，要么“吐故纳新”，分流传统的城市资源和产业。理智的选择是“吐故纳新”，是“分流”。因为进入城市的成本不断提高，城市规模发展的边际效益必将为零甚至为负数。这类“吐故”现象，就是“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而且，随着信息化、生态化时代以及汽车时代的到来，人们生活与工作的空间差距大大缩短，“吐故”还不仅表现在城市的传统产业的转移，还包括一些新兴产业完全安排在小城镇和乡村，如村镇旅游产业异军突起，人们从着重欣赏城市的繁华转移到着重欣赏乡村的宁静。
“吐故”是为了“纳新”。“吐故”与“纳新”在同时进行，都是城市化现象。如果说“城市化”是指一定区域的优质资源、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聚集，这是大前提。那么，“逆城市化”则是中心城市的一些传统功能、优质资源以及人口向卫星城及村镇分流。这些分解和分流不同于国家的政策性安排，如我国20世纪60-7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三线建设”，如国家政策取向的“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遭遇城市功能老化、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城市空间压力增大等问题后，基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必然出现的功能分解、产业分解和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并非阻止“城市化”的继续推进。恰恰相反，“逆城市化”有助于城市的功能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和空间压力减轻，有助于“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内在关系是：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趋势越强。既然“逆城市化”是中心城市一些传统功能和产业的分解及人口分流，因而“逆城市化”是周边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谁与“逆城市化”趋势对接，谁就抓住了周边小城镇和乡村发展的机遇。利用“逆城市化”趋势发展小城镇和乡村，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将成为中心城市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广阔平台，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应和带动效应更加强大。由此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城乡一体”发展新格局，使城市化得以在新的格局里持续发展。因此，认识到“逆城市化”是客观规律，当城市规模面临边际效益为零甚至为负数时，城市化应在优化城市功能和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上着力，应在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动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有条件的村镇转移上着力。在这个大背景下，村镇发展的基本思路：一是对接中心城市，接应“逆城市化”潮流上，二是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创造新优势，为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创造条件。
二、“逆城市化”是村镇发展的重大机遇
综观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城市化、工业化走在世界前列，同时也最早面临城市病问题，如城市化率一度最高、大工业一度最集中的伦敦是出名的“雾都”。1898年，针对英国日愈严重的城市病，英国人霍华德发表了具有划时代价值的专著《明天的田园城市》。霍华德认为，城市本身具有的吸引人的磁力导致城市人口聚集，而城市对人口聚集的承载力总会有限，因而需要从城市和农村相结合的角度来管理土地，解决城市发展问题。霍华德从城乡协调的角度重新阐释了城市的发展，把城市与乡村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对资金来源、土地分配、城市财政收支和田园城市的经营管理、人口密度、城市绿化带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后来的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霍华德倡导用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对立的旧社会形态。后来学者尊称霍华德为城市发展转型的理论奠基人。1946年，著名城市理论家l．芒福德称赞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是二十世纪初与发明飞机并列的两项最伟大的发明[6]。“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理念第一次提了出来，城市化在这里转了一个弯。由此，我们可以把城市理念和城市化发展的转折点定位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虽然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对克服大城市的弊病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这些理论思想主要还是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化解自身的弊病，对大城市病难以根治。在此基础上，1930年代，美国学者、设计大师赖特出版了《消失中的城市》、《宽阔的田地》两部代表作品。我们从这两部书的名字就可以窥见赖特对传统城市理念的颠覆。他在《消失中的城市》书中指出：现代城市背离了人类的愿望，也不能适应现代生活需要，因而需要将其取消，尤其是取消大城市。他认为：反映人类的愿望、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城市，将是与古代城市或任何现代城市差异很大的城市，城市无所不在而又以无所在，以致我们根本不会把它当作城市来看待。赖特在《宽阔的田地》中正式提出广亩城设想。基本理念是“城市分散于广亩大地，人人拥有一片自然”。 赖特的理论被称之为“广亩城设想”，就是把城市向乡村扩散，把集中的城市重新分散在地区性农业网格之上。相比之下，赖特提出的“广亩城设想”，从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的本能出发，满足了人在城市功能的异化（弊病）中对克服异化和追求本能的需求，因而更能被人们所接受。
紧接着，与赖特几乎同时代并同样享誉世界的著名学者、美国刘易斯·芒福德发表了巨著《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 and its prospects），以革命性的姿态提出“城乡统筹发展”的城市观。芒福德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是从对城市与人类命运的关注出发，对城市、人工环境和历史文明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认为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后工业社会加重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的自然属性与自然的冲突等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突显出来。我们说芒福德之所以是以革命性的姿态提出解决城市问题，还因为他率先把城市化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对立上升到了制度的高度，所以要从制度安排的高度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城乡之间的对立，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在任何一个地方享受到同样的生活质量。因而芒福德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包括了对城市的政治中心功能的分解，通过分散权力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可见，“城乡统筹发展”完善了“城乡一体化”思想。20世纪50年代以后，“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在欧美发达国家有了长足发展。如托马斯和库恩的城市地域结构思想，如日本学者岸根卓郎提出“自然—空间—人类系统”模式。[7]
对城市理论发展的回顾，不难看出，整个20世纪的一百年间，引领城市化理论发展创新的学说呈现出与20世纪前的“大城市化”理论渐行渐远。这些大师们，凭借自己在理论界的权威影响，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城市化的方向：城市化由“大城市化”转向“城乡一体化”，更加注重城市的发展对农村的牵动和影响。实践表明，“城乡一体化”，疏通了城市化面临的瓶颈，为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开创了新天地。
回顾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化经历了三个时期，形成了三种方式：第一个时期是城市自然形成阶段，可追溯到城市诞生之日起，到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出现为止。这个阶段很漫长，城市化方式是顺其自然，特点是主要依从政治、文化、商贸乃至军事的发展需要来发展城市；第二个时期是“大城市化”阶段，可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出现起，到19世纪末霍华德发表《明天的田园城市》。由于工业化需要以大城市为基础和吸纳大量农村劳力，人口和产业源源不断地向大城市“单向”汇集，创造了一大批特大中心城市。这个阶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大城市化”，特点是主要依从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需要促使农村资源“单向”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聚集；第三个时期是城乡一体化阶段，20世纪初开始起步。由于“单向”聚集的“大城市化”所积累的“城市病”和城乡矛盾已经导致这样的城市化不可持续，在新的城市理念的影响下，城市化开始将农村的发展纳入自己的发展系统，出现“城市”与“农村”的资源优势、发展优势双向对流。这个阶段城市化的主要方式是“城乡一体化”。特点是“城市”与“农村”有机地构成一体，资源优势、发展优势“双向对流”。这里的“双向对流”，其中“一向”就是“逆城市化”。这时，一方面“大城市化”还在推进，另一方面“逆城市化”趋势也更加强劲，大城市的一些功能和产业、人口向周遍村镇转移。在这个阶段，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有机地利用了“逆城市化”的力量来促进中小城市甚至是小城镇和乡村的发展，既缓解了“大城市化”越积越多、越积越严重的城市病，又使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乡村的发展发生深刻变化，逐步形成了产业呼应、优势互补、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双向对流的格局。可见，“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的最高阶段，“逆城市化”是“城乡一体”双向对流的其中“一向”。在“城乡一体化”阶段，中心城市曾经辉煌有加的政治中心功能、经济中心功能、文化中心功能以及居住功能、休闲娱乐等功能纷纷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分解。中心城市的功能分解和人口分流，为“城镇化”、“乡村都市化”提供了新的条件、机遇和能量。
美国著名城市经济学家阿瑟·奥利沙文在其《城市经济学》为我们记述了始于20世纪中期大城市化趋势减弱的一些具体数据。奥利沙文写道：（世界）“中心城市的城市人口百分比从1948年的64%下降到1990年的39%。制造业就业百分比从67%下降到45%。贸易与服务就业下降更大：中心城市的批发业就业百分比从92%下降到49%，零售业就业百分比从75%下降到48%；服务业就业百分比从85%下降到52%。”[8]在美国，制造业城郊化始于1948年代，中心城市制造业就业份额从1948年的约2/3下降到1990年的为足一半。同时，人口城郊化趋势也突出，居住在中心城区的城市人口，从1948年的约三分之二下降到1990年的五分之二以下。伴随着制造业城郊化、人口城郊化是零售商的城郊化。中心城市的零售所占比重从1948年的2/3下降到1990年的不到一半。由于数字信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写字楼就业的城郊化。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前，写字楼仍定位于市中心的居多，自20世纪70年代起，城郊办公空间以较快的比率增长，仅70年代间，美国城郊写字楼就业就比中心城区写字楼就业增长快7倍多（116%比15%），芝加哥大城市地区城郊写字楼空间在1980年到1987年间翻了两倍多，城郊占的总写了楼空间从29%增加到38%[9]。
尽管百年来城市化发达的国家城市化水平仍在不断提高，如今已经突破城市化率75%（2005年）的水平，根本原因是城市化的推进方式转向“城乡一体化”，利用了“逆城市化”力量优化城市功能和发展乡村。20世纪中期以后，“城乡一体化”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选择：城市化的路径转变为优化城市功能和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和疏通“逆城市化”渠道，主动地安排和促使部分城市功能和产业向有条件的村镇转移。这个时期是村镇发展的黄金期。由“大城市化”向“城乡一体化”这一美丽的转身，既破解了治理“大城市病”的难题，促使城市化更加稳健地可持续发展，又注重了城市发展对农村的带动和利用农村的发展来支撑城市化，城乡差距逐渐缩小。
三、典型案例：“逆城市化”助推村镇发展
布兰桑镇（city of branson，missouri）是位于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的内陆小镇，人口仅7500人，面积约30平方公里。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主题公园和剧院，到2006年，该镇拥有3座主题公园、49座剧院、10座博物馆，以及众多的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餐厅等。2005年接待游客720万人次，旅游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税收0.7亿美元，提供就业岗位10万个，成为美国中西部以适宜人居和休闲度假而闻名的城镇。[10]
一个内陆小镇，能够造就超过本地人口10倍以上的就业岗位，形成巨大的旅游度假消费市场，其中的奥妙究竟在哪里呢？
首先，布兰桑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中国大陆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力的小城镇发展道路。布兰桑的发展兴盛，主要是依托众多主题公园、剧院、博物馆，以及购物中心、高尔夫球场、餐厅等，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中心城市的优势资源。这些原本属于中心城市才有的优势资源，小城镇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来创造，只能在吸引中心城市的优势资源上着力。可见，布兰桑市的发展兴盛，走了一条吸引中心城市优势资源之路。由于这些中心城市优势资源的到来，布兰桑镇跨越式地提升了吸引消费的能力和自身消费水平。
第二，自然优势和历史优势固然重要，但并非所有地方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传。布兰桑镇自然资源禀赋一般，历史文化遗产一般，能够创下年接待度假游客720万人次的奇迹，成为以家庭度假为核心的世界级旅游城市，是找准了自身发展的定位——针对具有普遍性、时代性的消费需求，创造新的人文优势。可见，发展小城镇，事在人为，关键在于发展理念。
第三，布兰桑镇的发展兴盛依托于传统中心城市优势资源的转移。20世纪60年代正是全美放弃“大城市化”，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向村镇转移，即“逆城市化”势头强劲的时期。布兰桑镇能够迅速发展兴盛，正是抓住了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分化”的机遇。可见，中心城市优势资源及产业的分解势头，是小城镇发展的巨大力量。
成都是中国西南特大中心城市。成都城市化速度超过全国平均速度，特别是进入21世纪，成都的城市化率以年均2个百分点的速度跃进，200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成都的城镇化率达到49.7%[11]。同时，成都中心城区（二环路以内）人口密度超过平方公里2万人，是全市人口平均密度的25倍[12]，城市发展与人口、土地、环境的矛盾突显。这些矛盾蕴涵着强烈的“逆城市化”冲动，成都“逆城市化”流动特别活跃。主要表现在：
1.经济中心功能分解，机械制造业外迁。成都是国家“一五”期间就确立了的西南工业重镇，有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成都东城区的机械制造业对工业gdp的贡献率一度高达70%以上。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些曾经辉煌、曾经作为城市经济的支柱企业迅速衰落为城市发展的累赘。进入21世纪，成都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实施了城市东区重工业企业调迁计划。截止2006年底，城东200多个大中型企业全部向郊县或有条件的村镇整体搬迁。
2.文化中心功能分解，一些文化教育体育娱乐优质资源突围。成都是四川省省会城市、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形成了一大批文化教育体育优质资源。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位居中心城区的文化优质资源难以就地扩张，纷纷突围。如四川大学新校区选择了双流县白家镇；如新落成的国际会展中心毗邻双流县华阳镇[13]；如大型文化娱乐项目“极地海洋公园”落户双流县万安镇；如特色鲜明、蜚声海内外的“建川（抗战）博物馆”建在大邑县安仁镇。这些文教体娱重大项目向周边地区扩散，极大地改变了成都文化功能的空间布局。
3，消费功能分解，“农家乐”成为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成都被誉为中国“农家乐”的发源地。20世纪90年代，郫县农科村农民就在自己的农家院坝里接待星期天和节假日从城里来的客人，声名远扬。之后“农家乐”在广袤的成都平原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形成成都乡村旅游一大亮点。再之后成都锦江区三圣乡绽放“五朵金花”，集观光经济、休闲经济、体验经济为一体，蜚声海内外，标志成都“农家乐”发展到新的境界，吸引城市居民消费的能力增强。“农家乐”发展升级的历程反映了中心城区人们对自然的追求，对乡村人与自然和谐环境的向往。
4.居住功能分解，人口向城郊和小城镇转移。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们居住成本、生活成本加重和人的自然天性与大自然的隔离，中心城区居民越来越向往村镇的低成本居住、低成本生活和对大自然的拥抱。城乡结合地段，甚至远郊，开始出现优于城市中心地段的大楼盘，显示出中心地段的人群开始向城市周边转移。在成都，不仅近郊有高档楼盘，如双流万安镇的“麓山国际社区”、 温江万春镇的“芙蓉古镇”，甚至远郊也出现吸引中心城区人口居住的特大楼盘，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等系列高档楼盘拔地而起。这些表明人们居住选择的郊区化趋向。
这4大趋势，无论是机械制造业外迁、文教体娱优质资源突围，还是城市居民消费、居民居住的郊区化趋向，与阿瑟·奥利沙文在《城市经济学》一书所记述的20世纪60年代起发生在美国的制造业城郊化、人口城郊化、零售商的城郊化等趋势很相似，这些趋势均是村镇发展的巨大力量和重大机会。
这些趋势表明成都的城市化已经处在一个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城市化所带来的“逆城市化”冲动非常强劲，另一方面村镇渴望有重大发展。是继续走城乡分割和城乡对立的单向城市化之路，还是抓住“逆城市化”冲动非常强劲的机遇，走城乡一体的城市化新路？成都选择了后者。2004年2月，成都顺应城市化的规律，不失时机提出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努力形成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互动，形成有机的内循环，为优化城乡资源配置创造条件。经过近3年的努力，“城乡一体化”迅速提升了成都乡村都市化水平，使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发生巨大改变。生产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发展现代农业。居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整合土地资源。最能体现成都“乡村都市化”水平的是成都遍地开花的乡村旅游业和观光农业。2006年，国家旅游局高度赞扬成都发展乡村旅游，认为成都把乡村旅游纳入城乡规划统一布局，纳入城乡产业统一推进，纳入城乡建设统一配套，值得借鉴。[14] 成都的乡村旅游，特别是“农家乐”，在全国独树一帜，足以表明“城乡一体化”给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城乡一体化”促成了成都的“大城市化”向“城镇化”转变。政府顺应“逆城市化”趋势，鼓励、支持就引导一些城市产业向有条件的小城镇转移，并确立了13个优先发展镇，使小城镇发展突飞猛进。小城镇正在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高地、投资的重点、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吸纳劳动力的洼地。同时，“城乡一体化”为解决城市发展难题创新了方式，着力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产业升级，有力地促进了成都城市化的跨越式发展。这座城市功能更强、人居环境更佳、投资环境更优的城市已受到国内外越来越频繁的追捧。推进“城乡一体化”以来，成都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城市化率年均增长两个百分点，远远超过全国同年平均水平。2005年度中国200城市竞争力排名，成都居27位[15]。2007年2月，成都与大连、杭州被评为首批“中国最佳旅游城市”。这一切表明，疏通“逆城市化”潮流，不仅有助于村镇发展，而且有助于优化城市功能和城市产业结构，确保城市化可持续发展。
四、启示与经验
促进村镇发展，普遍使用的力量有两类：一类是依靠村镇自身的实力，即依靠村镇经济的自然增长和农村人口转移。一类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即“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结合发达国家城市化演变的历史和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表明发展村镇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逆城市化”的力量。由于“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后期基于解决空间压力和城市病的需要所进行的自身结构调整和自身功能优化而向小城镇和乡村扩散和延伸的规律性趋势，所以，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发展村镇，是促使乡村和小城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捷径和必然选择，也是保证城市化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剖析上述典型案例，不难发现在“逆城市化”趋势影响下乡镇发展的一些新动向、新特点、新启示、新经验。
1.“逆城市化”趋势是促使村镇跨越式发展的巨大力量。那些正在发生跨越式变化的村镇，其主导力量并非村镇自身，而是中心城市的一些功能分解、产业转移和人口的分流在发挥主要作用。城市化水平越高，逆城市化冲动越明显。逆城市化趋势终将缩小中心城市与村镇的现代化差距。“逆城市化”潮流流到哪里，那里的村镇发展就加快。认识到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逆城市化”趋势和所蕴涵的能量长期被我们所忽视，拘泥于就村镇发展村镇。
2.交通、电信的发达是“逆城市化”得以畅流的基本物质条件。交通、电信的发达为消除城乡之间的空间隔离创造了可能。比如，高质量的城市道路向乡镇延伸，公用及家用汽车的普及，满足了城市人回归自然的天性需要；比如，电信、光纤向乡镇延伸，增强了促使一些城市传统产业及一些新兴产业（如知识经济、文化产业等）向有条件的乡镇转移的物质条件。
3.村镇发展的着力点是，对接中心城市，创造吸留“逆城市化”力量的条件。所谓吸留“逆城市化”力量，就是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发展应注重与中心城市“对接”，重在吸引中心城市的人流、物流和产业流，提高小城镇的吸引消费的能力和消费力，为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而深厚的基础。
4.“逆城市化”出现了两种方式：渐进式与跳跃式。进入新世纪，随着诸如数字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兴起，随着诸如电子信息技术的普及，加上道路和交通工具的发达，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逆城市化”的流向和承载条件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20世纪之前的“逆城市化”基本路径是渐进式衍射，相似于城市规模扩展。而新世纪的“逆城市化”，在保留渐进式衍射的情况下，还出现跳跃式——突破空间距离的迹象。比如，高档楼盘，原本应建在中心城区附近，如今，在远离中心城区，但道路宽畅、自然条件好，或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村镇，高档楼盘比比皆是。这些主要吸引成功人士入住的高档楼盘，将极大地提高所在地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极大地刺激第三产业的发展。
由于跳跃式现象的出现，开拓了利用“逆城市化”发展乡村的新视点。承接“逆城市化”潮流的村镇可能此起彼伏，即使是离中心城区最近的村镇，也可能昙花一现，“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逆城市化”的跳跃式流动，结束了中心城区周边村镇“守株待兔”坐享“逆城市化”成果的历史，同时也给远离中心城区的村镇吸留“逆城市化”潮流和利用“逆城市化”能量创造了平等的机遇。“逆城市化”潮流如何流？流向哪里？道路、交通不再是首要问题。首要问题是这个村镇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如何。各地村镇纷纷亮出底牌，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和创造新优势，其实就是在创造吸留“逆城市化”的条件，创造能够承接中心城市功能分解和产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条件。
2005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3%的水平，总体上进入“城市化”后期，“逆城市化”趋势明显增大。但43%仅仅是一个平均值，由于中国“发展很不平衡”的格局没有重大改变，因而必须针对特定地区的发展实际，选择不同的城市化方式。“城市化”水平低的地方，重点仍然是强化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城市化”水平高的地方，则应该关注“逆城市化”现象和趋势，利用“逆城市化”的能量发展村镇。
中国已经进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面临种种“城市病”，促使人们的生活和居住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中心城市并非是所有人居住和生活的最佳地点。人们亲近自然的天性和对历史文化的认同与融入，带来了人们对水泥空间的“反叛”和对返朴归真的向往。这些生存观念、生活观念的重大变化作为“逆城市化”的“元动力”，不仅推动着大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而且也促使了中心城区人们的生存、生活、消费向外“突围”，为村镇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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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英]霍华德：明天的田园城市。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芬兰]伊里尔·沙里宁：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美]麦克·哈格：设计结合自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注释：
[1]专家们对我国城市化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归纳为城市的“生长、生活、生态”的不和谐。见《中国城市化的三个不和谐音》。记者黄庭钧、储国强、胡梅娟。新华社北京（2006年）11月28日专电。
[2]王旭《“逆城市化”论质疑》。学术批评网2002年11月21日。
[3] 《广州：城规重大调整 “中部”不能不管》。《南方日报》2006年10月10日。
[4] 《百名学者研讨城市化发展 呼吁警惕“逆城市化”》。新华网江苏频道2006年2月26日报道。
[5]茅于轼《城市规模的经济学分析》。“天益社区”bbs. tecn.cn/viewthread.php?tid=144792
[6] 见l．芒福德为1943年再版《明天的田园城市》所作的序《田园城市思想和现代城市规划》。
[7] 1.1—1.2对西方国家城市理论的评述参考了李泉的研究成果《中外城乡关系问题研究综述》。
[8]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中信出版社，第245页。
[9] [美]阿瑟·奥沙利文：《城市经济学》。中信出版社，第256-260页。
[10] 见成都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小城创造的奇迹》。《2006年成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11] 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在《成都市2006 政府工作报告》（2006年2月15日）中说： 2005年，“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预计为59.9%，比2000年提高6.2个百分点。”
[12] 《加快成都城市化对策研究》。《天府早报》2003年8月25日。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篇4
考察我国人口迁移流动演变趋势的另一宏观视角是将其置于国际背景之下，通过人口迁移强度的国际对比，判断推测其未来发展趋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童玉芬教授认为，按照城市化发展的“S”型曲线规律，城市人口超过70%以后进入城市化后期阶段，因此相比发达国家，中国的城镇化还有20%的水平差异，流动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规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流动人口不论是从当地城市转移到大城市去，还是从大城市返回家乡城市，都是要融入城市化的“S”型曲线。福建师范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朱宇研究员通过对国际上人口迁移流动演变趋势及其机制的研究，提出了对中国人口迁移流动未来走势的判断，认为目前我国人口在区域和乡城间迁移流动的减缓，更多预示的是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形式的改变，而不是我国人口迁移流动整体规模和强度的下降，后者还有着相当大的上升空间，不能因为乡―城迁移的式微而看不到未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整体上升的发展趋势。
二、大城市人口调控的反思
大城市人口增长受城市化的巨大推动，并与国家城市化发展同步。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是中国快速城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直接表征。丁金宏教授回顾了从唐朝到明朝、从清中期到民国，上海人口的两次“S”型增长曲线，对比伦敦、东京等世界城市历史上类似的“S”型增长过程，提出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随着城市化发展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增长也会逐步趋缓。宁波大学法学院俞德鹏教授认为，中国的人口、资源和机会在不同城市之间呈现出一种倒金字塔型的分布格局：城市规模越大，资源、机会也越多，吸纳的流动人口越多。新型城镇化战略要改变流动人口的这种分布格局，首先要改变机会和资源的分布。
大城市的人口增长主要源自迁移流动，调控人口主要是调控流动人口。丁金宏教授进一步提出，大城市的病态是以“大”为根本病因，“大”之于“城市病”，犹如“肥胖”之于“心血管病”，要防治心血管疾病，必须注意控制体重；同样，要缓解或消除大城市病，控制人口规模不啻为治本之策。不论大城市、小城市，都可能是美好的，但“大美”比“小美”面临更多的风险。在城市化后期阶段，在网络使集聚成为非必须的时代，丁金宏教授呼吁重新欣赏“小即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钱文荣教授认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从短期来看有一定的现实需要，但从长远来看，从劳动力的供求双方角度看，既不应该也不需要，控制人口规模可能会对产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现在大城市推行的居住证积分制，是过渡时期因为资源压力而采取的一项控制措施，实际上也是短期需要，从长远来看也只是过渡性措施。由于“人多地少”的客观实际，中国需要大城市的发展，从未来发展看，大城市、特大城市不仅仅是容纳了大量人口，资本的效率、创新的效率也显著高于小城市。但是只有大城市确实会带来交通、生态环境等很多问题，所以还是要坚持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道路。
三、人口城市化规律的再认识
虽然流动人口迁徙流动呈现出阶段性变化趋势，“流而不迁”、“循环迁移”甚至“逆向流动”等现象也日益普遍，但这并不代表我国已经出现一些专家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逆城市化现象。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刘传江教授提出要提高对城市化规律的认识，一些学者将农民工返乡划归逆城市化的范畴，完全是对城市化规律的望文生义和本源曲解。根据我们家的划分，人口迁移分永久性迁移和暂时性迁移，而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回流更多的是划归暂时性人口迁移。这些农民工绝大部分人进城打工多年，但基本上没有完成人的城镇化过程，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逆城市化。黄祖辉教授也认为逆城市化的提法不科学，国外的人口返乡回流是更高级的城市化，而我们现在的农民工由于体制等各方面原因，在根本就没有实现城市化的情况下回流，这与国外理论上的逆城市化有明显的区别。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杨建华研究员认为，要辩证地看逆城市化现象，城市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运动，而是一个多项的关联性运动，背后是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在这种视野下，我们不应该把讨论问题的重点放在城市流动人口如何实现“同城同待遇”的问题，这不完全是目前要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重点，重点恰恰在于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现阶段城市化的特点和我们所要采取的政策。
城市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历史现象，有其规律可循，而中国的城市化又有其新的特征和问题。童玉芬教授认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也有一个时间过程，很难通过政府行为、人为方式实现快速而有质量的城市化，这也是城市化的客观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人口对城市公共服务的需求会发生变化，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也存在多种可能性，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流动人口愿意流动到中西部地区，愿意回流到家乡的城镇生活，但目前流动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钱文荣教授提出，从世界规律看，城市化是一个集中、分散相结合的过程，只有集中到一定程度才会产生扩散，而中国的城市化特点有所不同，是同时在发生集中和扩散。周丽萍教授也指出，中国城市化的特点是“有聚有散”，在聚散的过程中人口城市化更加简单，人口迁移的选择性更强，是迈向一个更加适宜、健康的过程，实质上是实现了更健康的城市化。
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路径与模式
新型城镇化要求实现人的城镇化，就要重视迁移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和社会融合，积极探索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路径和模式，避免城镇化过程中移民群体难以融入城市带来的人的排斥和隔离。朱宇研究员指出，要重视针对迁移流动人口的各种公共服务的转移、接续问题，并要根据人口迁移流动形式的变化，尤其是人口在城市间和城市内部迁移流动上升的新形势，与时俱进地改进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杭州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卢福营教授基于浙江省的调查，提出不同的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路径和模式应该是多元性的，城镇户籍流动人口、农民工和本地城郊的农民，融入城市的需求不同，不同需求的流动人口群体的融入指标也有所差别，这需要做一些差异化的深入分析。杭州师范大学城市学研究所张卫良教授认为，各级政府围绕流动人口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出发点都是让流动人口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但很多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将工作复杂化，政府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职能，而社会管理的效率并没有提升。比如我们在实现“同城同待遇”问题上，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实现均等化是很难的。从政府角度讲，要解决流动人口问题，首先要做顶层设计，强化立法工作，通过立法来让流动人口和广大老百姓感觉到公平、公正、正义，通过法制的方式来管理社会，通过服务外包的形式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流动人口工作中，实现真正的社会治理。浙江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陈前虎教授指出，各地政府在制定城市规划过程中非常关注土地指标，要求规划设计部门把人口规模做大，争取更多的土地指标和建设用地。当土地财政走不通的时候，我们的财税制度必然要改革，我们一定会跟国外城市一样，最后市政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依附于人的税收收入，所以城市政府应该认识到流动人口不是包袱而是发展的资源。在下一轮的发展过程中，哪个城市先转变观念，重视流动人口，它就能够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城市发展和竞争过程中拔得头筹、赢得先机。
五、统筹城乡发展中农民市民化的政策突破
当前，许多城市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以期使那些在城市就业的流动人口获得与市民同等的福利待遇。但事实上，仅仅依靠单一的户籍制度改革，并不能完全解决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和市民待遇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晓山认为，外出农村流动人口在农村集体的财产权利仍然遇到不少障碍。户籍制度改革消除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分，将城市居民和农民统称为居民。但农村仍然有集体经济组织，来自农村的居民仍旧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法律赋予该集体经济组织内农户的用益物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是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享有的合法财产权利。黄祖辉教授指出，统一城乡的户籍制度改革并不意味着消除了户口存在的城乡界线，事实上城乡分割依然存在，只是重建在“本地户口/外来户口”而非“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区分基础上。在财政分权的情况下，拥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群体成为实际的改革受益者，这实际上并没有使流动人口获得市民待遇的现状有所改观。
针对城乡土地制度改革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问题，张晓山研究员进一步指出，税负免除使得集体经济组织在市场中获得不公平的竞争地位，反过来，因为不能获得完整的市场主体地位其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又受到限制，两种扭曲同时存在于资源配置中，形成“因为提供公共服务所以需要免税――因为免税所以需要提供公共服务”的逻辑怪圈。城市郊区城乡结合部以及村转居的地区，如果将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产权改革成为法人主体，照章纳税，地方政府也应将公共财政覆盖到这部分地区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上。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篇5
造成留守农民女多男少趋势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差距太大的二元结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是扭转留守农民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出路。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有三大弊端：①为支援国家工业化，农村经济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城市经济“献血”，客观加大了城乡之间两种生产力的差距，城市生产力相对发达，农村生产力则相对落后；②城乡的教、科、文、体、卫等公共产品和水、电、路、桥、邮等基础设施实行两种不同的投入方式，城市几乎完全由国家财政投入，农村则在很大程度上由农民自己投入；③人口户籍管理制度使城乡居民具有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城市人享受着创业、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各种优惠政策和优势资源，农民却被束缚在条件差、负担重的农村。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不公平的境遇和待遇至今没有根本改变，虽然农民可以进城创业和就业，但农民工仍然无法享有城市人的全部优惠待遇。尽管如此，农民进城毕竟可以享受到某些城市文明，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多挣一些活钱来增加家庭收入和改善家庭生活。为此，越来越多的农民、特别是男性农民进城谋生挣钱，从而导致了留守农村的农民女多男少的不平衡趋势。可见，要根本扭转留守农民性别比失衡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根本的目的正是为了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逐步缩小和最终消除城乡差距，使城乡人民享有平等的发展条件、机会和权利。农村妇女是留守农民中的大多数，是建设新农村的生力军和“半边天”。各级妇联组织应在《意见》精神指导下，组织制定适应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农村妇女发展纲要和目标体系，并争取将其纳入国家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同步实施。同时，继续在全国各族各地农村妇女中深入开展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献的“双学双比”活动，并进一步拓展巾帼建功立业的新领域，更加积极地引导广大农村妇女在新农村建设中再立新功。
造成留守农民女多男少趋势的直接原因是农村妇女素质偏低不易转移，千方百计提高农民妇女的综合素质是扭转留守农民性别比失衡的基础工作。由于城市科技进步的步伐加快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劳动力市场的技能和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农村妇女总体素质偏低很难适应，致使过剩的妇女劳动力不易转移出去。全面提高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可从两方面促进新农村建设。①可以使新农村建设必要的妇女劳动力更好地撑起“半边天”大显身手以大展宏图，②可以使新农村建设过剩的妇女劳动力更加顺利地转移出去来平衡留守农民性别比。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家庭等各个方面，要引导广大农村妇女把在社会做一个好公民，在农村做一个好村民，在城市做一个好市民，在家庭做一个好婆媳作为自觉行动。在经济方面，要抓好典型引路、项目推广、技能培训、结对帮扶、跟踪服务等环节，采取田头示范、现场答疑、网络教学、专题授课、聘请顾问等形式，生动、直观、形象地培育妇女的创业、创收、创新、创优能力。在政治方面，要以学习宣传新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为重点加强对妇女普法教育，增强她们依法参政维权的意识和能力，使妇女参与国家、社会、村民事务管理及决策的程度不断提高。在文化方面，要保证女性在各级教育中的比例上升，逐步缩小两性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使农村妇女能够努力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提升劳务本领和竞争能力，用自己的贡献来赢得社会的尊重和欢迎。在社会方面，要通过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教育，鼓励农村妇女继承和弘扬中国妇女的优良传统，更好地遵守社会公德、践行职业道德、弘扬家庭美德。在家庭方面，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使农村妇女争当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新女性。只有这样，广大农村妇女才能在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留守也可多作贡献，转移也可多作贡献。
造成留守农民女多男少趋势的关键原因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男性多于女性，制定优惠政策留住和召回男女乡土能人特别是男能人是扭转留守农民性别比失衡的当务之急。由于男性农民具有前一部分所述的一系列优越条件，因而总体上男性农民的综合素质一般高于女性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人数也必然大大超过女性农民。要力争在较短时间内扭转留守农民女多男少的趋势，当务之急的做法是留住和召回男女乡土能人特别是男能人，开拙潜力无限的“乡土能人效应”。乡土能人的共同特点是：有家乡感情，有共同乡音，有理想抱负，有文化知识，有创业精神，有实干作风；同时，他们又各具特色：有些是农业科技推广的能手，有些是多种生产经营的里手，有些是市场信息捕获的快手，有些是产品流通销售的巧手，有些是懂法参政维权的高手，有些是管理村民事物的抓手，……总之，他们是农村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代表的一个重要部分，能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强大的示范带头作用，往往能起到留住和召回几个能人，盘活一个村；留住和召回更多能人，振兴一个乡的巨大效应。为此，在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市争夺能人的优势尚不可能马上改变时，要留住和召回乡土能人必须制定具有感召力的优惠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关键的就是将回报家乡的召唤和市场利益的引导有机结合起来招龙引凤。如可实施“乡土能人回归工程”，对志愿回乡创业的能人给以政策、资金、技术、农资、税收、信息等优先、优待、优惠；可建立“回乡能人项目招标制度”，对适合乡土能人的新农村建设项目优先向乡土能人招标；可设立“回乡能人奖励制度”，对回乡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乡土能人授予荣誉称号并给予重奖；还可创立优秀能人晋级升职制度，对那些能力强、水平高、贡献大的乡土能人，优先提拔使用、优先晋级升职，优先充实到基层领导班子等等。只要各级妇联组织会同相关部门求贤若渴、政策感人，一定能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留住和召回越来越多的男女乡土能人特别是男能人，尽快平衡留守农民性别比以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造成留守农民女多男少趋势的管理原因是农村男女劳动力无序流动，以“就地转移”为主渠道促进农村过剩劳动力有序流动是扭转留守农民性别比失衡的有效途径。无序流动即农村男女劳动力转移任由市场选择和驱使，必要的男女乡土能人特别是男能人难以留住和召回，过剩的男女劳动力特别是女劳力难以转移输出。有序流动则是根据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加强政府对农村男女劳动力转移的宏观调控，将必要的男女乡土能人留住和召回，过剩的男女劳动力转移输出。关于将必要的男女乡土能人留住和召回的对策上面已及，要将过剩的男女劳动力有序转移输出主要有三层思路：首先应认清农村男女过剩劳动力转移的主次途径。转移途径一般有两条：一是转入乡村非农产业，使土地上的农民成为离土不离乡的非农民，被称之为“就地转移”。二是转入城市相关行业，主要在厂矿、商店、家庭从事第二、三产业或从事个体劳动，被称之为“异地转移”。城市由于劳动力本来就供过于求并且就业的门槛越来越高，所能吸纳的农村过剩劳动力十分有限，因而第一条“就地转移”途径应成为当今农村过剩劳动力特别是妇女过剩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其次，各级妇联组织应争取参与制定乡村建设规划和产业政策。加快乡村建设和发展乡村非农产业，特别是发展第三产业。它可从两个方面为农村妇女过剩劳动力转移提供条件，①它可使农村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才有可能实现转移。②它是最能容纳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最适宜妇女就业的特点。再次，各级妇联组织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引导农村妇女有序流动。可建立妇女劳务输出服务所，提供城市创业渠道和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加强对妇女劳务输出的技能和素质培训，为过剩的妇女劳动力进城镇就业牵线搭桥；可设立农村妇女城乡创业启动基金，鼓励妇女大胆走出家门，在城市和乡村开辟非农产业领域自主创业；还可建立引领农村妇女进城创业奖励制度，号召并奖励在城镇创业成功的男女乡亲引领家乡姐妹进城见缝插针地创业。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篇6
一、人口转移流动的家庭化
改革开放之初，在浩浩荡荡的“打工潮”中，更多是一个个“打工妹”、“打工仔”，用工季节离乡，年底回家过年。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来多少回多少，短期性流动明显；二是举家流动少，只是家庭中壮年外出打工。30多年后的今天，进城务工人员中一部分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打拼，在城市有了相对稳定的住房和收入，从“候鸟式”的来回摆动开始过渡到定居状态。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了初中或高中阶段教育后，具有较好的文化和技能基础，比较容易在城市稳定下来。经过长期的城市化过程，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上辈世代居住的农村情结弱化，也丧失了农业劳动技能，已经难以胜任农业生产活动，一部分人还没有了土地，他们不愿意，也回不到农村去了。因此，城市扩容、住宅区建设、教育设施配套建设等一系列问题现实地摆在流入城市面前，特别是城乡接合部的学校规划布局问题尤其应该高度重视。
二、人口转移就业去向的多元化
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布局，影响着人口的流动方向，进而决定着教育资源的优先配置次序。十提出，“科学规划城市群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可以预见，预防和治理“城市病”，化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以中小城市为重点，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将成为我国城镇化的重要趋势和人口流动趋势。在这样的城镇化顶层设计和城市布局下，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需要主动根据国家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前研究本区域是要加快发展大中城市，还是重点发展卫星城，还是加快发展小城镇。这是本地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布局的基本依据。近年来，一些地方“上班、上学在市区，居住在郊区”的“睡城”现象，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大片新建居住区周边学校等公共设施建设不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强化政府行为，明确教育行政部门在配套建设学校过程中前期介入，参与规划、设计、监管、验收等环节的工作，防止开发商“该建不建”、“建了不交”、“交的不达标”等问题。
三、城镇化进程的梯度化
城镇化是非均衡推进的过程，在我国发展大战略布局下，这一特征尤为明显。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这是小平同志关于“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随着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沿边经济开放区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随之确立，东部沿海地区也成为了我国城市化率最高、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三个城市群也在沿海基本形成。近年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以及东部地区要素趋紧、用工成本不断攀高等因素，东部产业和资本呈现向中西部扩散和转移的趋势，中西部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吸纳与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增强。产业的转移必然伴随着劳动人口及其家庭的流动。一大批经过在东南沿海城市多年培训的致富能人回乡创业就业，一些先前在东部城市出现的教育问题，也会先后在中西部市、县，甚至乡镇不同程度出现。中西部地区要未雨绸缪，借鉴经验，总结教训，做好城镇化对教育资源需求的充足准备，尽量避免类似问题大面积出现。
四、农村教育空心化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篇7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4）04—0092—01
地理概念是指反映地理事物本质属性的知识。概念如同金字塔的基石，如果学生缺乏明晰的地理概念，就会影响到地理原理和地理规律的掌握。因此，在地理教学中，教师必须重视地理概念教学。在高中地理必修二“城市和城市化”一章教学中，城市化、郊区城市化、城市郊区化、逆城市化及再城市化等几个概念形意相似，较易混淆。下面，笔者谈一谈如何引导学生进行辨析。
一、从定义方面进行辨析
尽管许多学者对同一概念的定义角度往往不同，但从统一的定义角度看，上述几个概念具有明显的区别。城市化一般指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迁移，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二三产业向城市集聚的过程；郊区城市化通常指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依托，人口由乡村区域向郊区迁移（或大城市人口向郊区迁移），二三产业向该地集聚的过程；城市郊区化指当代特大城市的人口和二三产业迅速向郊区扩散转移，从而使郊区变为具有市区多种职能的城市化地域的过程；逆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指少数经济高度发达、城市化趋于饱和的国家，城市人口向乡村和小城镇反迁，二三产业向该地区集聚的过程；再城市化是应对逆城市化中“市中心衰败”的一个过程，即人口再次向城市中心迁移，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向城市中心集聚的过程。
二、 从原因、人口流向等方面进行辨析
引发城市化的原因在于灌溉耕作技术发展，自然条件优越，交通便利，人口从乡村地区迁入城市地区，益处在于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主要包括环境、社会问题，地价上涨，农民弃耕抛荒等。它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初期阶段；引发郊区城市化的原因在于中心城区的推力和郊区的拉力，城市中上阶层人口由内向外离心迁居市郊，益处在于郊区功能区趋于完善，形成产业优势，问题在于城市过分蔓延，老城市人口流失严重。其处于城市化中期良性发展阶段；引发城市郊区化的原因在于市区土地紧张，交通拥挤，居住和自然条件恶化，郊区空间开阔，人口则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迁移，益处在于缓解大城市中心压力，改善人地关系，问题包括市内经济衰退，郊区农民失去农田。其处于城市化中期较高阶段；引发逆城市化的原因在于市中心环境恶化，交通拥挤，犯罪率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人口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益处在于缓解聚集效应引发的“城市病”， 问题在于“空心化”突出，占地多，争夺土地红利。其处于城市化发展后期阶段，目前多出现在发达国家；引发再城市化的原因在于逆城市化使市中心衰败，市中心人口再度正增长，益处在于城市又成为新的中心。其处于城市化发展后期阶段。
这几个概念的联系点主要包括：郊区化是郊区城市化或城市郊区化的简称；逆城市化与城市化是两个相反方向的人口及产业迁移过程；再城市化相对于第一次城市化，是二次城市化；逆城市化与城市郊区化都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居住和休闲娱乐等设施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扩散，过程及作用相似。其间，学生容易混淆的包括：其一，郊区城市化过程和城市郊区化过程。哪一个应该简称为郊区化，没有定论，地理教材中只会出现郊区化的概念。其二，郊区化与逆城市化。实际上，郊区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呈减少态势，逆城市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呈增长态势，其多发生在发达国家。
例1 城市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读图回答问题：
下列关于该区域城市化水平发展进程的叙述，正确的是（ ）
A.2015年时城市化水平最高
B.2025年起出现郊区化趋势
C.2035年时城市化水平超过80%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篇8
自我国劳动力流动政策放宽以来，陕西省农村劳动力流动总量由1990年的170万人增长到2012年的501万人，年均增长约为8.47%。2012年陕西省农村人口为1876万人，占总人口的49.99%，而农村就业人口为1298万人，占全省就业人口的62.98%。
城乡收入差距中劳动力因素分析，各个学者由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数据选取的不同，研究结果也不同。其中，樊刚（2006）、陈志平（2009）、朱云章（2010）、赵人伟和李实（1997、1999）、王德文（2005）等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可以显著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相反，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如陈帅帅（2011）、夏莉艳（2010）。
上述文献均是从全国层面来考察城乡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基于省域的数据关注不够。本文从陕西省这一层面进行研究。
二、陕西省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本文利用陕西统计年鉴数据，选用何建新（2011）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数量的测算方法，即用陕西省乡村就业人数减去第一产业也就是农业的从业人数计算得到的数值代表劳动力流动数量。
整体上来看陕西省农村劳动力流动趋势呈四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1990-2005年农村劳动力流动数量持续增加，且增加幅度平稳。由1990年的170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48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1.4%。第二阶段2005-2006年农村劳动力流动数量呈下降趋势，一年内减少11万人。第三阶段2006-2009年农村劳动力流动数量开始回升，且持续增加，其中2009年达到历年来的峰值549万人。第四个阶段2009-2011年农村劳动力流动数量持续较少，这可能与我国的农地免税政策有关。2012年较2011年有所回升，但幅度不大。
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对数变化趋势较为复杂。其中1990-1995 年，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对数不断增加，且速度较快，由1990年的2.58增加到3.44。1996-1998年，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对数呈下降趋势，由1996年的3.27降为1998年的3.00。1998-2003年，城乡收入的相对数有所回升，且变化幅度较大，超过前些年的最大值。2004-2009年，城乡收入差距基本维持在4.01-4.11之间。2009-2012年，城乡收入差距有所下降，由2009年的4.11降为2012年的3.60。
三、陕西省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实证分析
农村流动劳动力数量，命名为 X；城乡收入差距相对数即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值，命名为 Y。为避免异方差，文章中的X、Y均表示取自然对数之后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数量、城乡收入差距相对值。数据来自2013年《陕西省统计年鉴》，我们对1990-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然后进行协整分析。
（1）单位根检验
分析检验结果可知变量 X、Y 经过二次差分以后都成为平稳的时间数据，即变量X、Y经过二次差分才成为平稳时间序列，因此均为二阶单整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具有同阶单整性，这样即保证下面的回归不是虚假的是真实的，是可以进行协整检验的。
（2）协整检验
回归方程如下：
Yi=c+βxi+μi（2）
做最小二乘法估计结果为：
Y=-0.561945+0.313115x
对生成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下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残差是非平稳的原假设被拒绝，因此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四、结论
本文用协整检验方法研究了陕西省农村劳动力在流动过程中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论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越大，城乡收入差距就会越大。（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篇9
吐故纳新
从历史上看，“城市化”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城市自然形成阶段。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出现之前可谓城市自然形成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大城市化”阶段。由于工业化需要以大城市为基础和吸纳大量农村劳力，人口和产业便源源不断地向大城市“单向汇集”，形成了一大批特大中心城市。第三个时期是城乡一体化阶段。
19世纪末，霍华德发表了《明天的田园城市》，成为城市化理念发生重大转变的标志性事件。由于单向发展的“大城市化”所积累的“城市病”和城乡矛盾导致了城市化的不可持续，于是出现了“大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双向对流的局面，也就是一方面“大城市化”还在进行，另一方面大城市的一些功能和产业、人口向周边村镇转移，即“逆城市化”趋势更加强劲。“双向对流”，就是城乡一体化。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派生出来的新潮流。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趋势越强。“逆城市化”对“城市化”而言是吐故纳新，对村镇来说，则是巨大的发展能量。“逆城市化”潮流涌向哪里，哪里的乡镇发展速度就快。利用“逆城市化”趋势发展小城镇和乡村，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成为中心城市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广阔平台，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应和带动效应更加强大。由此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空间布局。
“双向对流”的成都经验
城市和乡镇的“双向对流”，成都是个不错的例子。
作为中国西部的特大中心城市，成都的城市化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而“逆城市化”趋势也特别明显，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在经济功能方面，制造业开始外迁，从文化功能看，文化、教育、体育、娱乐优质资源出现外移，消费功能上，“农家乐”成为城市居民的消费热点；居住功能方面，城市人口向城郊和小城镇转移。而且，边缘城市开始形成，卫星城镇也正崛起。这些趋势表明成都的“逆城市化”已汇聚成潮流。
早在3年前，成都便选择了“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化新路。成都的“城乡一体化”，其做法和经验都很有特点。简而言之，是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以科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立健全市场化配置资源为机制，以制定和完善配套政策为保证，以转变农民生产、生活、居住方式为着眼点和落脚点。突出体现在“三个集中”上：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那么，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到底效果如何呢?
从成都的案例可以说明一些具体问题。
通过“逆城市化”，极大地提高了“乡村都市化”水平，使成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生产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仅三年，成都就建立了七大特色农产品基地，新建和扩建了3000万元以上的重大农业产业化项目36个，组建了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512家，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产113．5万户，带动面达56．5％。
居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主要反映为“农民集中居住”。截至去年年底，成都市已累计融资600多亿元，投入村镇建设和农民新居工程建设，修建农民集中居住区364个，居住用房344万平方米，聚集农村人口36．4万人。已建成征地农转非人员集中安置区82个，人住11．1万人。2006年8月26日，国家旅游局在成都召开“全国乡村旅游现场会”。成都的乡村旅游，特别是“农家乐”，走在全国前面，足以表明成都“乡村都市化”的程度非常高。
另一方面，“逆城市化”也极大地推动了城市自身的城市化。成都GDP年均增长13％，城市化率年均接近两个百分点。2005年度中国200城市竞争力排名，成都居第一位，表明城乡一体、统筹发展有助于城市化。
“城市病”的良方
促进村镇发展，普遍使用的力量一般有两类：一是依靠农村和小城镇自身的实力，即依靠小城镇所管辖的区域经济的自然增长和农村人口转移。第二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即“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但从成都的实践可以表明，发展村镇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逆城市化”的力量。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篇10
1 引言
人口流动是人口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人口流动对社会整合、经济发展、人口分布起着重要影响。随着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市外，已成为影响城乡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人口流动与城市化作为经济和社会双重转型条件下的重大现实问题，近年来的快速城市化以及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的迁移和流动，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等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而随着人口流动的数量增加，地域变广，以及无序进行，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目前出现的“民工荒”，“知识失业”，“农村空穴”等问题都和人口流动有着密切联系。中国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以及人民生活质量，都有着一定意义。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早在上世纪中叶国外经济学家就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行深入研究，并陆续取得一定成果。托达罗指出一个农业劳动者决定他是否迁入城市的原因不仅决定于城乡实际收入差距，还取决于城市的失业状况。当城市失业率很高时，即使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很大，一个农民也不会简单地作出迁移到城市去的决定。乔根森更看重农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也更强调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影响。他认为当技术进步到一定阶段，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力时，就不会产生人口流动。近年来国内对人口流动也展开了大量研究，张德远用贝弗里奇曲线分析了我国失业及劳动力失业问题，从而对人口流动诱因进行明确分析。刘传岩用经典的托达罗模型分析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蔡讨论了劳动力流动对城乡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力市场发育、比较优势发挥等方面的积极效应。
3 基于托达罗模型及P-N结模型的二元结构人口流动模型的构建
3.1托达罗模型基本原理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托达罗模型，用来解释一些劳动力流动问题。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是：M＝f（d）f′＞0 ①；d＝p・w－r②。
M表示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数，d表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f′＞0表示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距的增函数。由于托达罗模型在很多方面与中国的实际情况较为符合，其在中国人口流动领域有很广泛的应用。但是托达罗模型早期是针对非洲国家提出的，模型本身有多个参数并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人口流动问题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使得拖达罗模型在不能解释中国一些人口流动问题。
3.2 P-N结模型基本原理
P-N结模型是物理中解释电子运动的模型，它描述了在加入外加电压之前的和之后两种不同的半导体：P型半导体（有大量的空穴存在），和中国城市有很多空岗存在的情况较为符合，N型半导体（有大量电子存在）和农村情况相似，当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对接后，在外加电压的影响下，电子会发生移动，从而产生电流。相应的，当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限制政策取消后（人口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流动）由于城乡收入差的趋势，就产生了大量的人口流动。这样我们完全有理由把描述电子活动的物理模型应用在人口流动的相关领域中。电子随电压变化的公式为：I=Is（ev/vi-1）。
3.3基于托达罗模型及P-N结模型的二元人口流动模型的构建
在托达罗模型中M=f（d），其中，M是d的函数。大部分的研究人员把研究重点放在了研究预期收入差的构成上，而M是个什么样的函数，怎样随d的变化而变化却没有具体性的描述。
而p-N结模型符合人口流动规律，并且符合托达罗模型中提到的增函数，我们不妨把托大罗模型和p-N结模型结合起来是：
从而研究中国分析中国不发达地区人口流动情况。
模型中各变量含义是：M：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数；C：预期收入对人口流动吸引临界值；K1：人口流动系数；K2：常数；注：由于城乡收入差为较大值，故忽略ev/vi-1项中的常数。
4 模型的应用和检验
以上，我们尝试构建了基于托达罗模型和P-N结模型的人口流动二元结构模型。模型在原理和变量的解释上都是合理的，下面选取中国不发达城市云南省1990~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对这一模型进行验证，并用托达罗模型来解释，分析云南省的人口流动现象。
从1989年-1999年云南省的迁移人口数分别是（万人）40.23、44.39、52.18、55.17、116.46、38.66、75.64、78.87、14.21、39.12、75.26、
74.53、60.33、36.53、76.05、71.55、53.97、58.69、72.30、58.55；城乡收入差分别是（元）1102.68、1131.78、1443.76、1964.28、2631.02、3053.96、3748.67、4182.79、4655.53、4741.05、5846.24、5263.95、5431.85、5946.45、7006.69、7224.11、7819.43、8862.02、10147.62、11054.95（数据来源于云南省1988-2009年统计年鉴）。
我们将构建出来的二元人口流动模型（1）式线性化得：
M=lnC+K1K2d （2）
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先假设人口流动系数K1=0.5。下面用线性回归的方法来确定C值和K2值，利用spss软件，通过线性回归得到的回归结果是：
lnM=3.859+0.047d （3）
由于人口流动系数不能衡为0.5，所以通过比较样本的估计值与实际的误差，对K1进行调整。选取误差平方和最小的K1作为人口流动系数。从得到云南省的人口流动模型：
lnM=3.859+0.894（0.047）d （4）
带入各年的数据分析，仍存在一定误差。故决定将1999-2008年的数据和1989-1998年的数据分别代入模型进行分分析，来得到更为准确的结论。
首先我们代入1999-2008年云南省人口流动的数据，得到的回归结果是：
lnM=4.062+0.011d （5）
同理由于人口流动系数不可能衡为某一值，我们对K1进行调整。选取误差平方和最小的K1作为人口流动系数。得到人口流动系数为1.898，从得到云南省的人口流动模型：
lnM=4.062+1.898（0.011）d （6）
我们代入1989-1998年云南省人口流动数据，得到的回归结果是：lnM=4.331-0.330d
我们发现回归得出结果中，d变成了M的减函数，这就不符合托达罗模型中M是d的增函数。这就造成了计算20年来人口流动趋势出现一定的偏差。那么就我国云南省的实际情况分析，由于20年以前，城乡还存在着一定的流动壁垒，各种政策也影响了人口流动趋势，人口并不能按照预期收入差的吸引进行自由流动，这就和我们构建的二元人口流动模型分析的数据完全吻合。
由此可见，用近十年数据得到的人口流动二元模型能更好的描述不发达城市的人口流动趋势。下面，我们对2009年云南省人口流动进行预测，把预期城乡收入差带到（5）中得到2010年云南省的迁移人口数为69.14万人。实际为65.68万人比实际多了5%。有较为准确的预测性。（2009年城乡收入差为11102.68元，迁移人口数为69.14万）
通过以上对模型参数的预测和检验可以看出，基于托达罗模型和P-N结模型构建的二元人口流动模型，能很好的解释和描述中国不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动趋势和现象，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5 结论
以上新构建的二元人口流动模型很好的将托达罗模型和P-N结模型结合起来，能较准确的分析出人口流动趋势，并且具体的描述了城乡收入差对人口流动的吸引关系，对城市制定相应的人口管理政策具有辅意义。通过对人口流动数据的计算，我们可以分析出一些干扰人口有序流动的因素，能更好的保障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安全性。
参考文献：
[1] 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 HARRISJR，TODARM P. Migration，unemploymentand development：a two sec analysi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0（60）：1262142.
[3] George Liagouras.Aimilia Protogerous.Yannis Caloghirou Exploring mismatch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labour market in Greek 2003（04）.
[4] 张德远.贝弗里奇曲线及其在中国的应用[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
[5] 张本飞.托达罗模型与中国“知识失业”[J].生产力研究，2008.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篇11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章标识码： 文章编号：
The Research about Urban-rural Income Gap， Factor Mo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YANG Meng-yua， YANG Fangb
（a.Institute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b.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6）
Abstract：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nefits from the rational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elements.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still exists despite the economy getting better. Assuming that the behavior of economic agents， it discusses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factor mobility， and analyzes the spatial evolvement in above both element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etically by the methods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Finally， taking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it builds state-space model to testif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s an inverted "U"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the elements flow and participation in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Government have time-lag effect and time-variation effect on narrowing the gap， and the gap have an impact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but slowing down. Based on above， it is feasible to strengthen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promote the rational flow of factors， deepen the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djust fiscal expenditure and the policy of land transfer， activate the rural factor markets， and ensure the rural economy growth.
Keywords： urban-rural income gap； economic growth； factor mobility； New Economic Geography； state space model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城镇化水平快速发展、经济开放程度逐渐提高、要素流动日益加快的发展时期，但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和政策倾斜等原因，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二元经济结构依然突出。十报告指出“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因此，准确解析城乡收入差距、要素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充分发挥城乡优势、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前提，对全面深化改革和统筹城乡具有重要意义。
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并不存在一个以劳动力要素无限供给为特征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但Hayashi和Prescott（2008）承认了在“马尔萨斯”和“索罗”之间存在着一个关键任务，即消除约束劳动力流动障碍的过渡阶段。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要素积累作用，但是忽略了要素流动本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张幼文等，2013）。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看，存在一个向心力发挥主导作用，这种向心力就像“黑洞”一样吸引的要素和厂商向中心集聚。假定经济主体均是理性的，消费时追求多样的产品选择；农村劳动力为了增加收入，倾向于从农村流转至城市；政府除经济职能外，还具有社会职能；资本流动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要素在空间流动过程中存在运输成本。基于上述假定，试图将城乡收入差距、要素流动与经济增长三者纳入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以城乡二元结构为逻辑起点，着眼于城镇经济增长，以农村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和城市资本要素比较优势为前提，忽略城市资本向农村流入。重庆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于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和促进中东西部协调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性作用。因此，经验分析部分将选取重庆对理论分析结果进行验证。
1 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有关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不断丰富。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是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Perssson & Tabellini（1994）3和Knack & Keefer（1997）4认为收入分配越不均等，转移支付率越高，经济增长率则越低；同时存在相反观点，如：K.Forbes（1998）5。另外，Barro（2000）6发现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之间存在某一阀值，低于此阀值时负相关，反之；二是经济增长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
国内研究总体上延续了国际趋势，地区差异形成原因方面，陈钊、万广华、陆铭（2010）7认为差距的形成在于垄断行业。定量研究方面，吕炜、储德银（2011）8研究表明城乡差距与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显著非线性关系，但存在地域差异，东部城乡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正，中西部则相反。另外，国内学者对倒“U”曲线对中国的适用性展开了实证研究，王小鲁、樊纲（2005）9则认为虽然城乡居民收入变动趋势在数学上具有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但从现实角度看很难确切证实；陈宗胜、高玉伟（2012）0提出中国收入差距正呈现“阶梯形”上升，但上升趋势已趋缓。刘田（2013）[11]认为教育水平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很可能呈现倒“U”型，但未给出理论证据。
现有学者在研究收入差距成因时，多专注于单一方面的联系，缺乏多维视角。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要素在区域、产业、部门之间发生了大规模转移，直接影响了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因此，将要素流动纳入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中，从空间演化视角，注重分析空间演化结果，对三者的关联性进行探讨实为必要，以区别于现有研究。
2 理论分析
2.1 经济主体行为假定
借鉴刘易斯（1954）的二元经济模型和田新民（2009）12建立的三部门分析模型，本文拟建立由生产率较高的城市与生产率较低的农村两区域组成的两区域模型，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劳动力和政府部门构成经济主体。政府部门的目标为追求总收益最大化。假设城市和农村两区域的就业条件等环境变量恒定和各经济主体理性，农村劳动者为实现收入最大化，选择迁移至城市，城市劳动者则要与政府转移支付意愿达成一致。
假设农村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为 ，为实现收入最大化，将满足以下假设： ，其中 为二值选择变量， 为选择函数， 为农村劳动者收入， 为城市劳动者平均工资，与劳动者边际产出相等。 为农村劳动者迁移的预期成本，农村劳动者收入最大化选择行为可描述为：
（1）
政府行为可描述为：
（2）
其中 为城市经济效率指数， 为城市部门聚集系数， 为城市最适人口规模，由自然条件 和人口承载力 决定， 与 为农村转移人口和城市人口。可见，农村劳动者的迁移决策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与迁移成本，一般而言，短期内迁移成本假定为常数，那么农村劳动者的迁移决策则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迁移意愿越强。政府在对待城乡二元关系中，以GDP增长为目标。城市劳动者收入由市场决定，实现集体收入最大化，需要政府支持，当集体意愿足够强烈且与政府目标一致时才能实现。
2.2 城乡收入差距、户籍松动与劳动力流动
泰尔T指数既考虑了收入占比变化，又考虑了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因此用“城乡人均收入比”来衡量城乡差距更加合理。设定农村人口 ，城镇人口 ，农村人均收入 ，城镇人均收入 ，则人均收入为 ，城镇化率 ，农村人口比重 。根据泰尔T指数的定义：
（3）
（4）
令（4）=0，得：
（5）
令 ，则
， （6）
推导可知，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呈倒“U”型关系 。
假设条件下，若农民“农转非”后，收入为 ，转变前泰尔T指数为：
（7）
转变后泰尔T指数为：
（8）
实践中，“农转非”并非一视同仁，反而具有门槛。如重庆2010年对户籍准入要求是：在主城区务工经商五年以上，或购买成套商品住房，或投资新办实业三年累计纳税10万元或一年纳税5万元以上。因此，户籍松动拉大了统计意义上的城乡收入差距，不难得出 。由城乡人均收入比与泰尔T指数在反映城乡收入差距时的一致性，可得出：
（9）
由（9）可知，城乡人口比与城乡人均收入比值决定临界值的大小，城镇人口越多或城乡人均收入比越大，临界值越小。当y大于转入城镇以后人均收入的某个值时，城乡差距会扩大；而该值随着转入城镇人口比例的扩大而逐渐减小，即“农转非”过程中需要的y越来越小，更多农村人口将转移至城市；反之，如果y小于该值时，城乡收入差距将缩小。
2.3 城乡收入差距、要素流动与经济增长
从空间演化上看，城乡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成为城乡收入分配不均的最初原因。随着社会发展，城市聚集人口越来越多，生产生活条件逐渐改善，要素流动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新经济地理学派认为，本地市场效应与价格指数效应构成的向心力导致经济要素的空间集聚，促进了经济增长。城乡差异引起要素向城市集中，加强了向心力作用，城市经济环境的改善则进一步强化要素集聚，引起规模效应，加大城乡发展差异，其中政府支出偏向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从经济增长驱动力上看，城乡收入差距将通过消费、投资与出口三个中间环节促进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引起要素集聚，促进社会投资和消费，应对要素集聚的负影响，政府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支出也随之增加，外资也会因为要素集聚带来的廉价劳动力而增加。
因此，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如果城乡收入差距给定，城市向心力作用将发挥主要作用，另外，要素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和其他外生作用将使集聚作用进一步加强，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生活和生产成本逐渐上升，产生离心力，经济增长趋缓。如果技术进步不能控制成本，产业不能及时升级或转型，经济增长会进一步放缓。因此，城乡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首先表现的较为强烈，当达到某一峰值后放缓，峰值取决于城市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具有典型的门槛特征。
3 经验分析
3.1 指标设定与数据来源
本节将对上述理论分析的结果进行计量检验，重庆直辖（1997）后行政区划发生巨大变化，因此，直辖前（1993～1996）的数据按照现有重庆行政区进行了整合，截至2013年共21年。模型Ⅱ的数据则直接采用了自然年份为1985-2012年共28年的数据，以下分别了分析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与政府经济活动参与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指标设定、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见表1，样本描述性统计见表2。
3.2 相关结论验证
3.2.1 劳动力流动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倒“U”型关系的初步检验
（10）
R2= 0.701，SE= 0.024，DW=0.538
进行残差的LM检验后发现回归方程存在序列相关。为此采用AR（1）模型，以城乡收入差距的一阶滞后变量来表示未纳入模型的其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估计结果 为：
（11）
R2= 0.847，SE= 0.018
LM检验及上述结果表明，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存在倒“U”型关系，为证明上述结果的稳健性，在此基础上加入政府支出、产业结构以及对外开放度等控制变量，结果表明城镇化率平方项的系数为负，结果稳健。
3.2.2 模型1：城乡收入差距与要素流动的关系检验
传统经典回归模型与ARIMA模型，虽有良好的分析与预测效果，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状态空间模型一般用来估计不可观测的时间变量，如：理性预期、测量误差及长期收入等，不仅具有良好的统计性能，而且能够反映变量间的动态关系。状态空间模型表示动态系统的优点是将不可观测变量（状态变量）并入可预测的模型并与其一起得到计量结果。一般而言：
设 为包含k个经济变量的 维可观测向量，这些变量与 维向量 有关， 被称为状态变量，则量测方程为：
（12）
T为样本长度，xt为 矩阵，dt为 向量，ut为 向量，其均值为0，协方差矩阵的连续不相关的扰动向量，即 。不可观测的 可表示为：
（13）
表示 矩阵， 为 向量， 为 矩阵， 为 向量，其均值为0，协方差矩阵为Qt，即 ，假定 满足AR（1）或随机游走过程，具体视模型的拟合程度而定。
Philips-Perron test检验表明，原数据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但在二阶差分时，1%显著水平下均拒绝含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各变量归于I（2）单整，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以上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建立的状态空间模型为：
量测方程：
状态方程：
方程最终估计稳定结果如表3：
根据SV1、SV2、SV3在考察期内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出，1997年直辖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政府经济参与度三个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可分为三个阶段：1994～1999年，三个变量的弹性系数变化率均为负，表明直辖第3年，变量才开始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一方面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依赖性，另一方面则验证了影响的时滞性；2000～2007年，表明重庆直辖后制度优越性逐步显现，经济增长势头良好，三个变量弹性陡升，变化率为正，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拉大，2007年达到峰值，其中土地城镇化率作用最为明显，说明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表现形式。期间，政府经济参与度变化率为正，说明经济政策更有利于城镇发展； 2008～2012年，2007年重庆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三个因素对拉大城乡差距的作用迅速降低，土地城镇化率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人口城镇化率的影响逐渐凸显，表明户籍改革作用明显；而政府经济参与度的影响弹性基本保持平稳，但弹性为负，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表明偏向城镇的财政支出政策更有利于重庆经济增长。总体来说，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发展看似呈现矛盾的局面时，从近20年的人口、土地及财政支出指标看出，重庆直辖后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2008年开始略有缩小趋势，但并不明显，政策有待改进。
3.2.3 模型2：门槛效应验证
STR模型是门槛模型的一般形式，其主要特征是回归参数发生缓慢的变化，符合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主要特征。具体方程为：
（15）
（16）
（17）
其中 为解释变量的矩阵， 为P+1阶列向量， ， 阶列向量， 。T为转换函数， ，是关于 的函数， ，为平滑参数，表示模型一个状态从另一个状态的调整平滑性； 为转移变量， 为门限参数，是决定模型动态变化发生的位置参数， 为模型的线性与非线性部分。
对（16）而言，K=1（LSTR1），当 趋于负无穷时，转移函数T=0，方程变为 ，当 趋于无穷时，转移函数T=1，方程变为 ，也就是说，随着 变化，方程在两个极值之间平滑的变化。K=2（LSTR2）时，转化函数T达最小值，方程中的参数围绕着 对称变化，当 趋于无穷或0时，转换函数为常数，此时方程为线性模型。因此，STR模型可以有效的表征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单调关系或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的动态特征。
为了确定自回归部分的滞后阶数，分别选取响应变量PGDP的滞后项1-3，RD为0-2阶，共9种组合，从最高开始依次根据检验结果的AIC、SIC准则及变量的t、DW值来选取，检验如表4所示：
注：表中变量对应的三个数字从上到依次为系数，标准误差，P值。
表4可以看出，lnPGDP滞后3阶与lnrd滞后1阶的条件下，SIC与SC之和最小，其他参数也较为理想。所以确定该模型的最终解释变量为lnPGDP_1、lnPGDP_2、lnPGDP_3、lnRD、lnRD_1。由此平滑转换模型STR的AR部分可记为：
已经确定了STR模型的线性部分AR模型的滞后阶数，但二者之间是否在存在非线性关系，需要模型参数检验，得以下方程：
（19）
设原假设为H0： ，拒绝原假设意味着原序列是非线性，否则为非线性，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存在着非线性关系。确定转换函数后，函数的选择依赖于以下三个序贯检验：H04： ；H03： ； H02： ；
检验结果如表5：
根据上表的检验结果，当转换函数为Trend时，接受线性函数假设的P值为2.8919e-02，小于5%，因此在5%的显著水平上，检验拒绝了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线性关系的假设，而接受呈非线性关系的备择假设。在F4、F3、F2中，F3的P值为1.0754e-01，故转换函数为LSTR1。
在对STR模型进行估计时，为了得到一个合适的c、 值，必先在一定范围内随机赋值，然后带入LSTR1模型中，使其残差最小。本文构造的 ，c [0，36]（c一般在转移函数序列的0.15到0.85之间），步长均为0.0003，构造一个二维空间，依次取遍二维空间上的值，并计算残差，使其最小值为c、 的初始值。用二维格点搜索法取得的平滑参数（ ）与位置参数c的初始结果，如表6：
从表6可看出，c、 初值及区间内的最小残差平方和。Terasvirta（2004）指出如果c、 的初始估计值在构造的区间范围内，则可以作为模型进一步优化的基础，否则不能作为非线性优化的初始值。由格点搜索的等高线图及格点搜索的平面图（如图1、图2）可知，c、 在所构造的平面内，可用于模型估计的初始值。
图1 格点搜索的等高线图
图2 格点搜索的平面图
确定平滑参数与位置参数后，利用递归方法可求出方程（15）中的各参数。表7显示模型的相关参数合意，符合经济理论，表明从长期看来，重庆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其中位置参数落在了构造区间内，说明构建的非线性关系符合解释要求。当经济增长率低于位置参数时，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增长，系数为0.6507；当经济增长率高于位置参数时，促进效应减小，系数为0.4538。平滑转移参数为215.4283，说明转换速度快。此外，转移函数的拐点出现在位置参数为23.7586处，从拐点两端看，分布较为对称，见图3。
图3 STR模型的区制转换时间序列图
综上，重庆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正，但很明显这种作用在放缓，具有非线性转换特征（门槛值为位置参数23.7586，2004年后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从0.65变为0.45），城乡收入差距促进重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已经减弱。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4.1 研究结论
理论分析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口城镇化之间长期存在倒“U”型关系；特别是对人口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分析显示，户籍改革推动下的人口城镇化初期会缩小城乡差距，但当达“临界值”时将出现逆转，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存在门槛特征。
经验分析表明：重庆自1997年直辖以来，人口城镇化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政府更加注重产业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支撑作用，政府参与度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城镇空间功能局限性逐渐显现。总体而言，改革对重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促进作用仍有改善空间，应该认识到以保障民生为导向的财政支出政策效果明显，但土地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逐渐趋于平稳。随着城乡收入差距、要素流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不断演变，农村劳动力的输出方式、结构以及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和生活成本会发生相应变化，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同时形成进城务工者收入分配不合理、城镇就业不稳定甚至乡村衰落等问题。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篇12
1 概况
1.1 研究区域概况
张北县地处河北省西北部、内蒙古高原东南缘的坝首之地。地势东、南、西部相对较高，地形从东南向西北由山峦绵延渐变为波状平原。张北县辖7镇11乡，366个行政村，10个街道办事处。县域总面积3820平方公里。县域总人口37.5万人，其中农村人口30.3万人。
1.2 村庄布局现状特征
1.2.1 分散布局为主，集中趋势逐渐显现
张北县现状村庄分布不均衡，且自然村数量众多，将近1200个，总体以传统的分散布局为主，但受地形影响、立地条件、水资源条件、交通指向等因素的影响，已逐步呈现集中的趋势。村庄选址延续了长久以来自然经济影响下对自然条件和交通区位的要求。绝大多数村庄依然散布在乡间原有的水草丰满之地或是交通便利之处。然而，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张北县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已逐渐落后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由此带来的是村庄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急剧下滑，由农业耕作决定的村庄活动圈已经不是村庄布局的决定性力量。在各种纷繁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下，村庄人口的集中已经成为趋势[1]。
1.2.2 村庄分布与人口分布不相一致，村庄空心化现象严重
村庄空心化是指由于农户纷纷向原村庄外部移居，导致原有的村庄住宅空置，甚至于逐渐废弃坍塌的现象。张北县村庄空心化现象极为明显，农村人口转移的特征主要是向城镇集中。具体表现在：一，教育集中化和学生就业的转移；二，农民通过外出打工、经商、办厂等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三，工业的发展使得农业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进入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四，自然条件差、受地质灾害影响的村庄等移民到城镇里。
1.2.3经济发展对村庄分布的影响愈加明显
传统自然经济条件下村庄空间布局的主导影响因素在于村庄活动圈和村庄之间的社会联系约束。在现时的村庄空间布局中，这些传统的因素依然在发挥着作用，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下，经济发展对原有乡村经济模式和社会网络的冲击使得这些传统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已经大大降低[1]。由于工业经济已逐步成为张北县主导性的经济力量，农村大多数劳动人口选择离开土地走进镇区附近的工业园区。农民向镇区的工作移动重新影响了其居住选址，使得农民向镇区集聚的现象愈加明显，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对村庄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起到的重要作用。
2城乡统筹发展
从上述张北县村庄分布现状特征来看，不管是人口向城镇地区的集中还是工业向园区的集中，都表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在逐渐加强。因此，张北县村庄布局必须突破传统的规划方法，立足宏观层面，综合考虑县域总人口和农村人口容量、城乡产业发展关系、城乡空间布局、城乡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的配置，才能使村庄体系的建立、中心村的选择、村庄迁并标准的确立更加科学有效，使得城乡关系更加和谐融洽，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
2.1 村庄人口容量
从现状来看，各村均有50%甚至更多的人外出打工，造成了本地和异地的城镇化，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人口向城镇地区的流动趋势势必加强。因此，村庄人口规模的确定必须考虑区域城镇化的要求，适应村庄人口向城镇转移、村庄人口逐步减少的变化趋势，对规划范围内的村庄人口进行调整，促使村庄人口向城镇和中心村集聚。
根据最新调研数据，规划通过自上而下（县域总人口和城镇化水平预测确定农村人口规模）和自下而上（村庄综合增长率等方法）两种方法的结合，预测规划期末农村人口容量为18万，而现状人口30.3万，农村人口的大量减少势必对村庄调整、村庄发展模式以及村庄公共资源的配置标准带来挑战。
2.2 产业发展与空间布局
张北县农村产业大多以传统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在水资源匮乏的农村地区，传统农业效率低下，收益不高。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耕作模式的转变，现代农业逐渐取代传统农业，而农村产业与城镇产业不再是分别独立的个体，而是息息相关的统一体。通过对张北农村产业基础的分析，结合城镇产业的总体布局，将张北县产业发展划分为四个板块：以物流商贸、特色农业、矿产开发为主的东北部经济发展区；以物流商贸、生态旅游业为主的中南部经济发展区；以特色农业及食品加工业为主的西北部经济发展区和以特色农业、生态旅游及风电业为主的西南部经济发展区四大板块。
2.3 城乡空间布局
强化中心城区和主要城镇的综合服务功能和辐射带动功能，重点建设中心村，积极缩并自然村，逐步取消零星分散的居住点，使村庄布局规划与县城区、中心镇的规划相衔接，形成较为科学合理的“县域中心城镇――中心镇―一般（乡）镇―中心村―基层村”的五级镇村体系和城、镇、村梯次布局。促进农村人口在向城镇集聚的同时向中心村集中，提高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水平和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效率与共享性。
2.4 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
针对目前城乡基础设施差异大、各种功能布局不合理、设施共享性差、农村部分资源浪费等突出问题，加快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向农村的延伸步伐。将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按照“中心城区、（乡）镇、中心村、基层村”分等级设置，从全局与区域的角度出发，处理好公共设施相对集中与适当分散的布局关系，在突出县城中心地位的同时，不断完善县域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网络体系，实现城乡共建、城乡联动、城乡共享。
3 村庄体系
3.1 村庄体系的建立
张北现状村庄体系还未形成，村庄等级结构不明显，从而造成文化教育等服务设施存在布局分散，规模等级低等情况。
村庄等级的划分则主要依据《镇规划标准》等相关技术规范，并考虑区内村庄的实际情况，将村庄划分为中心村和基层村两类。规划为衔接上一层次城镇体系规划，同时为使规划更具可操作性，将区内村镇居民点划分为以下两个等级体系：
（1） 建制镇――中心村――基层村；
（2） 集镇（乡政府驻地）――中心村――基层村。
3.2 中心村的设置
中心村为在一个乡镇范围内具有一定规模并承担辐射带动周边村庄，为周边村庄提供一定服务的职能的行政村，是除县城和乡镇政府驻地外，吸纳需迁并村庄、人口的主要集聚地。中心村的确定是村庄体系构建的关键，其设置除考虑村庄的交通区位条件、资源条件、现状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各类设施服务半径和农作半径及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外[2]，将县域产业发展在村庄的意向和村庄产业发展潜力纳入参考范畴，并从张北现状出发，突破乡镇行政界限，在整个县域范围内统筹考虑，使中心村的设置更加符合村庄发展的需要。
根据张北县村庄发展具体条件，全县共选取49个行政村作为中心村，占规划调整后村庄总数（142个）的35％。
4 村庄调整撤并
就村庄自身的发展条件而言，经济发达程度、交通和区位条件以及人口规模和现状建设是空间布局调整时所需考虑的主要因素。然而，若村庄之间在上述条件较为接近的情况下，人口流向和产业发展潜力对村庄空间布局变化的影响最为强烈，成为城乡统筹发展中村庄布局调整的重要影响因素。证明了在当前村庄空心化现象下，村庄空间布局的调整必须适应其人口向城镇流动和产业向园区集中的趋势。这可以归结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村地域发展的影响。从这些影响因素出发，规划对张北县域行政村实行以下几种调整方式：
4.1 城镇化模式
现状位于县城或城镇（乡）规划区范围之内或附近的村庄，采取城镇化模式，纳入城镇建设区，撤销村委会，改设居委会，与城镇统一规划和建设。纳入城镇规划区范围的村庄共67个。近期撤销村建制，以村庄为单位建居委会，远期再按照县城、镇区的具体标准进行建设。而对于少数有条件的村庄，也可一步到位。
4.2 迁并模式
迁并村庄从具体操作模式上分为合并村庄和整体搬迁村庄，涉及到迁并的村庄数量为258个，迁并为101个。
合并村庄：对空间上较接近或已经连成一片的村落聚落进行合并，逐步连成一片，达到合并的目的。对邻近但并未连到一起的村庄，实施相向发展策略，使其向中心聚拢，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共建共享入手，逐步实现规模建设、集中建设。
整体搬迁村庄：根据一定地区内现有村庄的发展状况及生存条件，将存在饮水困难、基础设施严重落后且存在修建困难的村庄；位置偏远、分散、规模小、环境差的村庄整体迁并到其他村庄（城镇）中。
4.3 保留改造模式
区域位置相对独立、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发展能力的村庄，予以保留。规划保留41个行政村。这类村庄应尽快做好村庄改造。村庄改造的重点在于打通乡村道路和硬化村内主要道路，配套建设供水设施、排水沟渠及垃圾收集、中转堆放点，清理村内闲置宅基地和私搭乱建房屋，整理村容村貌，建设村庄防灾设施与公共消防设施等方面。
5 自然村调整
考虑到规划的实施难度，村庄调整撤并必须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既要考虑经济发展条件，也要考虑村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过渡，不能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从张北县现实出发，行政村的调整可以自然村的调整撤并为实施的前提，循序渐进。
张北县各行政村所辖自然村数量从1到7个不等，而自然村的规模更是相差悬殊，人口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针对现状问题，基于可操作性，规划建议近期在村庄迁并改造过程中，将人口规模在100人以下，户数少于30户的自然条件较差的自然村通过建新民居的方式首先进行合并。对于迁并村庄所辖自然村，可以在迁并后的村庄联合体中心地段或适宜建设的地段统一集中建设新村；而对于保留村庄所辖自然村，可在行政村域范围内重新选址或在村委会所在自然村统一集中建设新村。
6 结语
村庄迁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村庄布局规划在充分考虑地方城乡发展现实情况的同时，也需要有大胆的规划设想和合理的科学依据。本文是在总结县域村庄布局规划的实际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基于城乡统筹发展的村庄空间布局以及农村发展理论和方法总结出来的成果，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然而，仅仅有科学的规划是不够的，规划最终的目的是实施，当前村庄空间布局规划只是停留在方式方法的探索上，缺乏对实施过程的跟进和深入研究，因此，也就无法真正判断一个规划的科学性。希望在此方面能引起更多的关注。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篇13
时至今日，我国的劳动力就业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就业问题困扰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本文从批判性吸收的角度出发，探讨西方经济学中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对我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借鉴意义。
一、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主要内容
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原因是城市和农村之间收入差距的存在，只要城市的收入比农村高，这种人口流动就不会停止。
托达罗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他认为，人口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应该是“在城市预期的收入”，城市地区预期收入和农村地区收入的差距才是决定人口流动的根本因素，托达罗模型的重要贡献就是引入了“预期收入”这一重要概念。
托达罗人口理论模型的重要政策建议就是发展农村经济，在农村地区就地吸纳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的收入差距。
二、对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反思
2.1 对政策最终目的的探讨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目的是把对乡-城迁移运动的不必要影响因素减少到最低程度，通过减少农村向城市的劳动输出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从而为解决城市的就业问题提供宽松的环境。
但是从历史来看，城市化是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趋势，城市化的三个层面之一便是“城市人口比重的增加”，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迁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趋势，托达罗人口模型从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这种趋势，是违背城市化这个客观事实的。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府需要做的是引导农村人口合理流动，如发展中小城市，而不是一味的完全限制农村人口的流动。
2.2 对“消除城乡差距”的质疑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主张消除城乡差距，解决人口迁移问题。这是不可实现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是由于各方面原因的共同结果，比如交通、地质、地形、气候的差异，人口之所以向城市聚居就说明了城市具有较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城市和乡村本身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聚落形态，有着各自的特点和深刻的形成背景，消除城乡差距是完全不可能的，至少在发展中国家可预见的时期之内是不可实现的。例如我国西部的贫困地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理条件的恶劣造成了贫困，而这些地理条件（降水、地形等）又是很难改变的，所以想把这些地区建设成和城市地区一样的水平是很困难的，解决方案就是进行移民，把这部分人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或者进行劳务输出，进行区域间的劳动力余缺调剂。
三、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途径
3.1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
要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东部地区迁移到我国中西部地区，吸纳劳动力就业，这与托达罗模型中发展农村经济是不同的，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是迁移到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地区，而并不是迁移到农村地区，这些企业的迁移既可以带动中西部小城镇的发展，又可以吸纳劳动力就业，促进城市化。
3.2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人力资本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现代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表明，人力资本已经超过物质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中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往往不能吸引优秀人才，而中西部自己培养的人才又往往流入东部地区，这造成了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大量流失与短缺。因此，国家要提供优惠政策鼓励高层次人才服务农村，扎根农村，培养面向农村的创新性人才，提高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这样才能为发展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提供条件。另外，也同样要注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培训工作，政府要加大投入力度，让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掌握一定的工作技能，这样才能把人口数量优势转化为质量优势，促进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
3.3大力促进小城镇建设，推动合理城市化
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城市化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虽然城市化也会带来诸多的问题，但是城市作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利大于弊的。我国城市化的问题是大城市过度膨胀，因此治理这一问题的对策之一是努力促进中小城市的发展，提高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而不是去一味地阻碍农村居民向城市的流动。“疏”要优于“堵”，发展中小城市在解决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之余，又大大促进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可谓一举两得。
3.4 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市场信息是不对称的，农村的劳动力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无法获取及时和充分的工作信息，而政府作为公民全体利益的代表者，有责任促进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动，例如河南省地方政府组织的面向新疆的劳务输出，就解决了区域之间劳动力的余缺问题。
参考文献：
[1]于同申.发展经济学.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44-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