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传播论文实用13篇

文化与传播论文篇1

传播学(communication)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一门学科。虽然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在《修辞学》中对口头传播的规律进行了研究和总结,但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却是在20世纪20-40年代的西方逐步形成的。传播学的诞生地在美国,一般认为,其奠基人和集大成者是美国学者威尔伯•施拉姆(WilburL.Schramm,1907-1987)。20世纪60年代,台湾留学生将传播学从西方带入台湾,70年代末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传播学日益受到中国大陆新闻、学术、教育界的重视。1982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传播学讨论会。近20年来,传播学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仅译介了大量西方的传播理论著作,而且推出了不少中国学者的传播学新论。更为可喜的是,传播学的理论观念已被日益广泛地运用到人们的实际工作中,传播正成为与每个人密切相关的事。作为研究传播现象、总结传播规律的一个年轻而富有生命力的学科,传播学的体系正日趋完善。从国际传播协会年会的分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学科的诸多分支,如信息系统、政治传播、组织交流、人际交流、教学交流、跨文化交流、大众传播学、医疗卫生传播等。这些分支,有些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如医疗卫生交流、教学交流。更多的则是自成一体的研究方向,有些已发展为某种新型的分支学科,如大众传播学、跨文化交流等,受到不同国家学者的共同重视。

有人将“传播”与“交流”相提并论,认为在英语中,“交流”与“传播”是同一个词(communi-cation),因此二者的内涵、所指当无相异。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因为在日常交流中,交流的双方是面对面(facetoface)的,两个主体是平等的,信息流动一般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对话性特征;而在大众传播中,传播者和被传播者的地位并不对等,信息的流动不是双向而是单向的(one-wayflow),信息或文化产品是为那些基本上不在生产与传播现场的人们生产的,接受者参与或介入传播过程的能力极其有限,从而也就很难影响传播的内容。当然,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隐含着交流,但这种交流是滞后的,并不像日常交流那样具有即时性和现场感。比如,读者对一部小说的评价,可以看作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但这种交流至少发生在读者阅读欣赏了作品之后。“交流”的在场性和“传播”的不在场性,决定了二者在信息流向及传输过程上的迥然区别,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有外国学者提出,在谈及大众传播时,应用“传递”或“传送”(diffuse,transmit)取代“交流”(communication)意义上的传播。这种提议是不无道理的。[1]

人类的传播行为,就其广义而言,可以涵盖人类现有的一切行为方式,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现实中生存发展,总存在着与他者的交流、对话,可以说,传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一般意义上所说的文化传播,主要指的是狭义的传播行为,它又可具体分为物质文化传播和精神文化传播两种类型。文艺作品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凝聚了人类的情感、希望,反映了人类生存的本质,是人类精神文化进步的标志物,因此近年来,文艺传播受到研究者的日益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改变了过去文艺研究单一的、静态的思维习惯,将文艺生产和消费当作一个完整的动态过程进行研究和考察。文艺传播作为文化传播之一种,同样受制于一般传播行为的规律。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指出:“描述传播行为的一个方便的方法,是回答下列五个问题:谁(传播者)→说了什么(信息)→通过什么渠道(媒介)→对谁(接受者)→取得了什么效果(效果)。”[2](P16)传播者借助于一定的传播媒介,将信息传送给接受者,并在接受者那里产生一定的效果,即完成了一次传播行为。对于文艺传播而言,艺术家把蕴含在艺术作品中的信息通过形形的中介(书刊、广播、影视、表演),输送到读者和观众那里,对他们形成情感上、知识上和审美上的影响,也就实现了自身的传播过程。文化传播活动具有明显的流向性。一般来说,总是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传播,新兴文化向传统文化传播。这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一般规律。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一定文化的积累和运演而形成的文化“高峰”态、“凸起”状或超前性,容易打破原有文化整体相对的稳定与均衡,其“高峰”、“凸起”与超前部分或因素就必然要向其业已超出的四围地带扩散与流布。这种扩散流动的过程,就是文化传播。那些可称之为“信源”的“高峰”、“凸起”与超前部分,有时可显现为某一社会区域的超常发展,有时也可仅仅显现为某些个人的思想观念与创造力的非凡。正是由于文化的这种不断的高峰突现与平衡传播,才有了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3]从这一点上讲,文化传播渠道的畅通,将促进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传播,进而促进后者的发展,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二、文艺传播:观念变革与内容演化

上文我们初步分析了文化传播之于完整的文艺生产与消费过程的意义。的确,正如人类的生产活动要经过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诸环节一样,人类的文艺活动也要经历文艺生产、文艺传播和文艺消费等环节,文艺传播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环节,文艺价值的实现只有经过一定的文艺传播渠道传递与散布才能达到。传播是中介,直接沟通着文艺信息与文艺接受者之间的联系,最终促成二者的双向互动。人类很早就注意到借助于文艺传播实现文艺的审美价值及社会效用,并逐步从最初的不自觉传播走向自觉传播,进而形成一系列关于文艺传播的有效观念,促使传播行为的规范化。这里,我们将试图考察我国自古以来不同历史阶段的文艺传播行为及观念,以发现人类传播的演变轨迹及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先民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通过诗歌的传播,达到交流思想、共享信息甚至处理问题、规定行为的目的。颂诗言志,赋诗抒情,以诗唱和对答,成为当时贵族阶层彼此交往及对外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诗言志”、“兴观群怨”等诗歌传播概念也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有学者认为,“诗言志”以乐的方式来实现,涉及到传播交流的双方即“志”的发出者(传者)与接受者(受传者)。综合当时的文献及汉代学者的论述,诗歌在君王、诸侯、士大夫之间传播的具体方式,可以归结为采诗观志、献诗陈志、称诗喻志和教诗导志四种[4]。对先秦诗歌传播性质的认识,给我们提供了考察当时文艺存在方式及价值的又一新视角。只有从传播的角度进入,我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孔子关于诗歌传播效果“兴观群怨”说的理论指向,也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一诗学观念为何在后世被高度重视和深化,因为它指涉了文艺价值实现的传播中介,把文艺传播过程中的各种要素以效果论的形式清晰地呈现出来了。#p#分页标题#e#

“兴观群怨”等文艺传播观念在汉代得以不断生发和演化,传播在诗歌价值实现过程中作用人们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一认识到了唐代,直接影响了一些诗人的创作观念,并进而影响了他们诗歌创作的内容和形式。过去我们探究唐诗繁荣的原因,总是从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切入,去考察当时的社会状况及诗人的理想追求。事实上,诗人对作品传播的重视及实践,更为根本和直接地促进了诗歌的繁荣。一方面,由于不同时期传播媒介及途径的发展和程度有别,因此不同时期的诗人在当时社会的影响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别。比如李白和杜甫,被后世公认为唐代诗坛上的双子星座。但在他们所生活的盛唐之世,他们的名声和影响,相对中唐白居易在中唐之世的名声和影响而言,却并不很大,远未获得白居易在世时那样高的声誉。杜甫去世时,在文坛并未引起多大的震动,直到中晚唐,其声名和影响才逐步扩大。李白和杜甫诗歌创作成就巨大,却并未成为他们所处的盛唐时期的诗坛领袖。相比之下,中唐的白居易及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人,却在他们所生活的当世,声名就震动海内,并成为当世的文坛宗师。究其原因,文学传播方式的变化应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盛唐时期文学作品的传播,主要是利用手工抄写的形式,诗文集主要是写本。手工抄写,其传播的速度和广度都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盛唐时期能读到李、杜诗的读者相对有限,李、杜本人及其诗歌也就很难在当世产生广泛的影响。到了中唐时期,虽然诗文的传播仍然主要是依靠手抄,但已流行开了另外一种大众传播方式,即题壁。白居易诗能为“时俗所重”,赢得广大市俗民众的欢迎和喜爱,除了其诗本身通俗的特点之外,与题壁这种大众传播方式的盛行密切相关,否则仅靠手抄写本流传,广大的士庶、僧徒、孀妇无法及时而普遍地读到白居易的诗篇。[5]由此可见,传播媒介及方式的变化直接制约着文艺作品的影响面,既往的文学史研究对传播在文学史上的影响着力似还不足,因此有必要大力强化这一研究。

宋代是一个词作繁荣的时代。宋词以其或优美婉转或铿锵激昂的曲调,引得当时人们争相传唱,这一广泛传唱更加促进了宋词从内容到形式的发展。关于音乐特色及传唱方式对宋词传播的影响,众多专家已有论说。更有论者指出,歌妓演唱作为当时一种专业的词曲传播途径,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宋词的革新与发展[6]。当时词家每有新作,即能得到歌妓的传唱,一些歌妓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更是主动向柳永、苏轼、晏几道、辛弃疾等著名词人索要新作,努力成为其“第一传播者”。宋词的即时传播保证了它的时效性,词曲传唱的声情并茂特色则保证了作品的良好传播效果和较为广泛的传播范围。词人与唱者共同强烈的传播意识及实践行动,使得创作者、传播者始终得以保持密切联系,共同强化了传播的效果。宋词的传播和接受,堪称我国文艺传播实践的一个高峰,它将成为一个典型的个案,其意义和价值正有待于人们去进一步认识和揭示。小说作为一种晚出的文体,在我国元明清阶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民众接受的主要艺术形式之一。在小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戏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元明清小说戏剧则是在以印刷术为基础的文字传播的明代大行其道、空前普及而走向繁荣的。其传播方式,依李玉莲先生的归纳,可分为选辑、改编、评点、翻译四种[7]。这些方式不仅对当时的小说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后世乃至当今的文学传播也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五四”前后,我国的文艺传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对大量国外作品的译介上,而且还表现在人们文学传播观念的日益自觉上。梁启超、严复、鲁迅、胡适等一大批文化传播家的出现,促成了20世纪初我国文艺传播的星河璀璨时代。“五四”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当时传播观念的强化及传播媒体的变化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正像一些学者所总结的,“传教士———维新士大夫———辛亥志士这一文化传播的三级跳是新文学萌芽的背景和渊源。文化传播媒介在近代的兴起,既是域外文化作用的产物,也是中国社会的现实要求。由于文化传播媒介的平民化特质,文学首先从特权阶层解放了出来,从创作、传播、接受这一过程与传统文学的传播通道出现了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文学创作者身份的普泛化、文学传播的市场化、文学接受的大众化,这是前所未有的变革。文化传播这一过程,为新文学萌芽造就了一个新知识群体,他们将民主、科学的文化思潮带给了新文学;与此同时的翻译带来了中国文学观念的变革,使小说、戏曲由传统文学的婢女地位登上文坛的霸主宝座;自晚清开始的白话文运动一直到新文学萌芽,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8](P16)这一切都说明,20世纪初萌芽的新文学是文化传播的产物,这个传播既包含域外文化的引入,也包含中国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的承传,它的实绩、局限皆与文化传播的性质有关,是两种文化遭遇后碰撞、作用的结果。当我们站在新的世纪之交,回眸上个世纪初风起云涌的文学运动时,我们必须看到,正是文学传播的发展,在根本上决定了“五四”新文学的基本趋向和内在品质。

三、传播方式:从古典走向现代

从上文对中国文学史上文学传播情形的大体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学传播同人类总体的传播活动相一致,其方式也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动态发展过程。就总体上讲,它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电子传播这样三个阶段。其中,语言传播是人类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传播方式,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先秦)和一定的文学体裁(如词曲)的传播中,担任着主要角色;文字传播是一种历史悠久、迄今仍在沿用的传播途径,它所形成的人类阅读心理,至今还影响着人们的文学接受方式;电子传播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方式,其速度快,范围广,将成为未来文艺传播有生命力的形式。传播方式从古典向现代的过渡,既是社会科技发展的结果,也顺应了人类社会生活节奏和方式变化的需要。今天我们探讨文艺传播方式的变化,事实上涉及到传播者和传播媒介两个方面。在实际传播活动中,传播者由两方面来承担:一是作家本人,直接向接受者传递与散布自己的作品,如广场朗诵。古希腊文学家本人经常在半圆形斜坡式的露天剧场中高声朗诵自己的作品,或在大街小巷里散发并朗诵作品。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也经常向公众朗诵自己的诗作。至于文学沙龙,更是人们口头发表作品的场所。战争时期文艺工作者即兴表演的战地文学作品,也是艺术创作者直接传播艺术作品的一种形式。除了作家本人,阅读者也可能成为传播者。阅读者欣赏了文艺作品,当与他人分享其体会与感受的时候,也就同时实施了一次文艺传播行为。#p#分页标题#e#

传播媒介的发展是影响和决定传播效果的关键。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如印刷业、出版业、广播、电视、展览场所的出现,为文艺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作为印刷传媒的文艺出版业,在历史上担当过文化创造的角色,它的职能已不是简单地机械地传播现成的信息,它会主动地获取信息,并加以过滤,承担着孕育新知识诞生的功能。德国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出版家S•费舍尔创立了S•费舍尔出版公司,它的指导思想就是积极参与当时的文学运动,连续不断地推出有发展潜力的作家。当时欧洲的一些现代主义作家如卡夫卡、霍普特曼、斯特林堡、托马斯•曼等都是在出版公司支持下将一代新文学思潮广泛传播出来的。同样,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业的密切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现代文学的一些大家,往往本身就是杂志的主编,或出版社的主持者。鲁迅先生借助于内山书店,培育了大批文学青年。旷新年曾在论及杂志与现代文学生产、传播的关系时这样说道:“文学杂志为文人活动和文学交流提供了便利。它不仅为文人创作提供了空间,而且文学杂志所构成的现代交流空间打破了以往文人酬唱的封闭‘圈子’。这也因此改变了文学创作本身以至文学批评的性质和方法。”[9](P26)他还分析了新书出版业与现代文学生产之间隐秘而内在的联系。当前各文艺出版公司更是着力于发现作家,培养作家,为作家寻觅读者,制造新的“文学市场”已日趋成为出版传媒的传播目标。出版社日益企业化、公司化、集团化,这为文学传播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出版条件。一些出版社甚至不惜巨资,包下一些有潜力的作家,这已成为当前出版业的一个新流向。

文化与传播论文篇2

摘要：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使强势文化大行其道，而弱势文化面临生存的威胁。广告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它在传播人类文明的同时，也加速了弱势文化的消亡。在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背景下，我们应当理智地对待这个问题。关键词：广告；跨文化；文化安全；对策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各国之间文化的渗透和冲突越来越频繁。广告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它不仅要在本国传播，而且要跨出国界，融入世界经济文化的大潮中。广告传播中所带来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有目共睹，它是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安全，还是促进了人类信息资源的共享和文化的交流？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探讨。一、广告跨文化传播所带来的问题文化是个很复杂的系统。人类学家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个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1]（P126）马林诺斯基认为，（文化）显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包括工具和消费品，各种社会群体的制度宪纲，人们的观念和技艺、信仰和习俗。[2](P52）广告是传达说服性信息的艺术，它具有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功能。就经济而言，广告作为信息传播的一种方式，它能传递产品信息，沟通产需关系，引导消费购买，创造需求欲望，加速商业流通，从而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就其文化功能来说，广告又是一门生动的视听艺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广告在传播经济信息，完成其产品促销的同时，又以其审美魅力不断地创造文化形态，营造文化气氛，传输文化信息，对社会产生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各种传播手段的出现，使广告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广告传播是一种文化传播，广告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精美的广告往往承载着民族文化精髓。在营销活动中，追逐利润和谋求发展也许是普遍的规律，但在不同的市场上，这一目标的实现方法和手段也不尽相同。就其原因，就在于营销绝不是一种单纯的商品买卖行为，它同时也是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文化行为，它与社会风俗、文化偏见以及人们的意识观念、价值取向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如美国广告界知名人士迪诺.贝蒂所言：如果没有人做广告，谁能创造今天的文化？你又能从哪儿为文化活动找到比一种广告媒介更生动的宣传方式呢？[3]（p37）国际上的知名企业早已不把广告仅仅作为推销产品的营销手段，以此来传达企业经营理念，塑造与提升企业整体形象。即“先推销文化，再推销商品”。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民族文化处在大碰撞、大分裂、大融合的时期，跨文化广告传播变为越来越重要的文化传播方式。它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任何一种传播方式，成为经济与文化全球化最有力的助推器之一。当前品牌竞争已成为经济竞争的决定因素，而决定品牌价值的背后是文化支撑，以品牌支出为代表的全方位输出已成为国际资本大流通的亮点。经济全球化和文化霸权主义的珠联璧合，呼应进军，正在造成弱势民族文化的“断裂”，附加于商品之上的西方文化正在成为世界性的文化。全球化不仅为广告传播带来了广阔的舞台，更带来了重重矛盾，最主要的表现即“文化冲突和文化消失”。通常情况下，跨文化广告传播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文化适应模式，二是文化变迁模式，三是全球化标准策略。无论是哪种模式，弱势民族文化都面临生存威胁。因此，在国家、民族还存在的当今世界，各民族文化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是必要的，这是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生存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各民族个性化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选择应该而且必须得到尊重。广告作为物质文明与不同价值观传播的重要阵地，更多地表现为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窗口。二、广告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渗透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可口可乐、耐克、万宝路、麦当劳等品牌的广告宣传，美国文化中那特有的对“英雄主义”的狂热崇拜精神，那“征服与超越”的那种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自信，那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追求，那种粗犷、奔放、自由而不失幽默的美国精神等，便成为许多国家追求的大众流行文化。这些品牌已成为美国文化的代名词，使消费者潜移默化地体验着美国的文化。不过，虽然以可口可乐、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消费文化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但并没有出现弱势文化消亡的现象。相反，各民族国家不同的文化渗透中，越来越重视对本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文化是一个民族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积淀而来的，它根植于民族心理中，更偏重于精神意识层面，不会轻易质变。各国不同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渗透与融合，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与手段，广告无疑是影响力最大的传播形式之一。广告传播中的文化渗透表现在：1、广告作为一种商业文化，是人们所创造的经济与文化的最佳结合。广告传播既是一种商业宣传，更是一种文化传播。它不仅影响并引导人们的消费，在潜移默化中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乃至社会风气、社会文明。广告传播了人类最时尚的文明信息，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不同的生活理念，进而接受了自己认可的价值观。广告的文化功能主要表现在通过塑造一定的价值理想来影响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广告塑造的价值理想，或追求健康美丽，或寻求人间友爱，它必须通过积极向上的形象，来引导公众的价值需求，帮助社会营造一种良性的文化空间。“从理想的效果来说，广告的目标是实现人的一切冲动、愿望和努力的程序化的和谐。任何耗资巨大的广告，都精心构筑在已经验证的公众的陈规定见或‘成套’的既定态度上，正如摩天大厦是建立在基岩之上一样。任何受欢迎的广告都是公众经验的生动有力的戏剧化的表现。”[4]（P283）2、广告传播在引领世界潮流中接受当代强势文化。如“摇滚文化”、“追星文化”、“怪异文化”、“我的地盘听我的”等，传递了异类的文化信息。那种五花八门密集轰炸般的视觉表象，配合震耳欲聋竭斯底里的听觉表象，最大限度地发泄着人们的浮躁压抑、无归宿感和价值重心的感受与情绪。西方MTV音乐频道入主中国，使附着在音乐背后的西方文化价值理念，对青年一代的影响极为明显。一些年轻人努力追求的“酷”装束时尚、半土半洋的口语交流，都表现着外来文化对中国当前社会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些包括知识体系和科学技术的传递交流，形成无国界的当代新文化。”[5]（P17）3、广告传播体现了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全球化使各个民族的文化封闭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全球化时代，各个民族的文化难以自主地被放在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和碰撞。尽管有互相吸收借鉴的地方，但是弱势文化终归难敌强势文化的冲击。在国际广告舞台上，中国的声音非常弱小。1996年以来国际嘎纳广告奖评审，几乎没有中国广告的位置。国外广告咄咄逼人的态势，反映了其背后强大的经济实力。经济全球化成为政治、文化全球化的基础。发达国家挟其优势，以多种方式叩开了不发达国家的门户。三、跨文化广告传播给我国文化带来的机遇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目标价值各不相同，且长期积淀，根深蒂固，不可能随着经济标准的统一而统一，文化多元化是不会消失的。相反，越是经济全球化，文化的渗透与冲突越激烈。在这样一个时代，对作为经济文化先锋载体的广告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挑战在于广告跨文化传播不可避免地遭遇文化冲突，而机遇在于把这种冲突转化为双方共赢的策略。一般来说，强势文化处于主导地位，而弱势文化也必定具有其突出的民族特色。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广告的运作与传播要始终坚持民族化的特色，并寻找到不同文化区域共通的契合点。通过有效的沟通，不同文化都可以更好地参与国际交流，从中吸取营养，并不断地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跨文化广告传播给我国文化带来的机遇是：首先，通过广告传播，应在更大程度上借鉴、吸收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6]（p44）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发达国家在中国进行的广告传播，给我们带来了物质文明与先进的理念，并融入我们的本土文化。如万宝路公司曾在中国策划了“万宝路贺岁锣鼓比赛”，鼓手鲜红的装饰和震天的锣鼓，象征着吉祥、幸福，与新春的喜庆气氛相融合，既符合中华民族的特点，易为中国受众所接受，又宣染了万宝路广告中西部牛仔雄壮、野性的阳刚之气。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全球化并不排斥民族文化的特色，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有助于推进文化的全球化。其次，通过广告传播，有利于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世界成功广告都是通过传播本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广告传播的背后总是伴随着本土文化的输出。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文化，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应始终把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作为广告传播的主要内容，将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使它成为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因此，在广告艺术表现手法上，要多运用中国特有的诗词、民歌、谚语、书法、国画、戏剧、音乐、建筑等艺术风格，将传统文化推向世界，让全球消费者不断认同和了解中国文化。我国的许多优秀文化“养在深闺人未识”，我们必须大力借助广告传播，把它作为一种文化新产品向外推介。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不少西方有识之士洞悉了中华文化的优异之处，提出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能否成为现实，有待历史发展来证明，但“申博”、“申奥”的成功已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第三、以积极的态度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文化的产业化是发达国家文化扩张的重要政策，是占领世界文化市场的重要产品。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给落后国家的文化产业施加了压力，其中广告传播是文化产业化的突出表现，我们已经感到发达国家文化输出的压力。这种外在的压力必然会形成内在的改革文化管理体制的动力，使我国的文化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按照文化产业发展的要求，不断推进文化体制和机制创新，大力加强我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主导声音，并输出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只有主动出击，才能热切参与民族文化安全的保护，也才能自觉抵制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四、跨文化广告传播中的文化安全对策大规模的广告传播给全球文化带来了日益频繁的融合，其中积极的和负面的因素同时存在。广告传播给国家文化安全造成的威胁，是在于“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个性”。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对于西方广告文化中的一切积极因素如企业竞争观念、公平意识及效益原则等应予接受，而对于其中的腐朽思想如拜金主义、商品拜物教及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等必须加以鉴别。我们要以自己的优秀文化为后盾，采取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保护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采取的相应对策应当是：1、立足传统文化，保持鲜明特色。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的洗礼中凝集沉淀下来的最为可贵的东西。尤其是作为有5000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生命力。在其传统文化里出现了大量具有表现顽强不屈、奋勇进取的文化现象，如愚公移山、后羿射日等；表现光明正大而富于仁者情怀的“厚德载物”等；表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尊老爱幼”等。这些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传统并不是包袱，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对待与利用。我们在传播商品信息的同时，应弘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如孔府家酒广告中的“叫人想家”、人伦亲情、血缘文化，红豆衬衫的“红豆诗”等。可以说，传统文化藏在人们的灵魂深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广告人要善加利用。跨文化广告传播要以传统文化为依托，兼容外来文化之精粹，在各种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汇、融合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当然，我们要舍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才能有效地实现广告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2、坚持文化创新，不断有所发展。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证明，对于民族文化最有效的保护就是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最有效的继承就是与母体血肉相连地不断创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才有生命力。[7]（p3）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只有通过不断创新，才能更好地参与国际交流。著名的“海尔文化”就是融合东西方文化于一身，在继承中创新，在引进中消化，最终根植于本民族文化的土壤。用海尔总裁的话说，就是“海尔文化=日本文化（团队意识＋吃苦精神）＋美国文化（个人主义＋创新精神）＋中国传统＋中国文化的精华。”2001年2月8日，中国广东移动通信“沟通从心开始（牵手篇）”荣获第30届莫比广告节影视类第一名。该节是全球最具权威的三大广告节之一，实现了中国广告在此节广告评比中的“零的突破”。在作品中，选择“牵手”来用为表达理念的符号，而载体是儿童。因儿童是纯洁、真诚的标志，儿童是未来的希望：“一种来自中国的声音，引发全球的回应，在童声合唱《欢乐颂》旋律的伴奏下，来自美国、法国、印度、马尔代夫，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突破心灵屏障穿越地域的界限，奔聚在一起，手牵着手连成一体……”。广告对“以心沟通”的企业理念进行了出色的诠释，其团结友爱的诉求点正好是站在人性的高度。这种对和平、团结的追求，对儿童的关爱之情是世界各国人民所共有的，也与我们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相一致。3、克服思维定势，增强跨文化传播能力。在文化市场中，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引进来，而且要“打出去”，不仅要大力出口一般商品，更要积极出口文化商品。要在广告传播中融入独特的中华文化，形成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仅能避免广告淹没在信息洪流中，还能使中华文化在世界大放异彩。当然，民族特色应选择各国受众容易理解的方式表现出来。海尔集团1997年曾试图以“海尔：中国造”的核心广告语来塑造其全球化品牌形象，却忽略了这一广告语其实包含了一种民族情绪，仿佛是要为中国人争气，是一种典型的弱民族心态。事实证明，这一广告语成效甚微，海尔不得不回到“真诚到永远”的广告口号上。同样，像“非常可乐，中国人自己的可乐”之类的广告语也暗含了民族排外情绪，对产品和品牌的国际化十分不利。国际品牌可口可乐在中国有“泥娃娃阿福”的系列贺岁广告，丰田有“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这样妙用中国谚语的广告语，都深深打动中国消费者的心。因此，在国际广告传播中，我们要增强自己的跨文化传播能力。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人们的品位和偏好都在趋向统一化，由于任何地方的人群都因为相同的原因而需要相同的产品，因而企业可以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标准化的主题统一广告宣传，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8]（P165）4、理智地对待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道，世界文学的形成是资产阶级对世界市场的开拓所带来的文化结果的表现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思指出了这种文化格局出现的历史必然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化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9]（P254-255）这段文字精彩地影射出当代全球化的意义，即一个民族的经济与文化活动，不仅是单纯地属于本民族，只在本国本民族中得到交流和享用，而是从国家和民族闭关自守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具有某种共同共通的经济与文化交往交流的关系。虽然这些国家和民族之间在这种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利益是并不相同的，但趋向却是从封闭、隔绝、拒斥而走向超国界的交往与交流，走向全球性的文化共享。世界各国文化正向趋同方向发展。我们对外来文化不能“一棍子打死”，毕竟任何文化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如果我们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与“他文化”进行交流和交往，就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拒斥异质文化存在的“文化孤立主义”。广告传播要在对母国文化与目标市场文化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巧妙寻觅文化之间的共同点，并架构起东西方文化连接的桥梁。结语面对强势国家通过广告传播进行的文化渗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一个国家的文化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强势地位必然造成他们在文化领域的强势地位。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发展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10]（p356）特别在当前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经济和科技实力的竞争成为全球竞争的主要内容。国家文化安全的前提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了，就能够在世界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人们都说，广告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广告传递的信息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广告传播扩大了人类文明的成果，改变着许多民族的原本的文化构架。美国评论家波特在分析现代广告的文化功能时说：“广告对社会的影响，目前已发展到可以与拥有悠久传统的教会和学校相匹敌。广告支撑了各种媒体的发展，在大众兴趣的形成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广告已成为当代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11]（P36页）至于广告传播是否破坏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安全，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放在某个历史阶段或历史过程来考察，只要其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就是对全人类有益的。我们无意极端扩大广告传播的文化力量，但由于广告传播本身的重复性、大批量化，其隐性的文化影响力不可低估。我们要始终坚信：广告跨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信息资源共享，使人类文明的交流突破历史强加的局限；同时，又在世界文化舞台中表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形成开放、自由、平衡、多元的国际文化传播新秩序。参考文献：[1]克莱德.克鲁克洪著，高佳等译，《文化与个人》第12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2]马林诺斯基著，黄建波等译，《科学的文化理论》第52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3]陈培爱：《广告策划》p37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4][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P283，商务印书馆，2000[5]沈立人：泛论全球化，《特区经济》P17，2002年第4期[6]邓小平文选：第3卷[M]p44，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范凤国：《维护文化安全浅探》，《中国国防报》，2001年8月20日第3版。[8]韩中和，《品牌国际化战略》P165，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9]《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一卷第254-255页，人民出版社1976[10]邓小平文选：第3卷[M]p356，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引自：小林太三郎，《新型广告》第36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

文化与传播论文篇3

(一)文化的概念

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又是一种社会现象。两个不同民族的语言交流，实质上是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沟通，不仅决于他们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的理解，因此，文化翻译应“突破以往‘语言的囚笼’(the prison一house of language)的束缚”，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进行。笔者认为，当今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传播空前活跃，翻译又是文化传播中信息转换的桥梁，人们对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也愈来愈关注，因此如何翻译以实现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播，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了。

有关文化的定义很多，笔者赞同王克非的定义:“所谓文化指的是历史上创造的所有的生活样式，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以及谈不上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切，它们在某一时期作为人们行为的潜在指南而存在。”他的定义指出了文化具有相对性和文化是人们行为的指南这两个重要概念。

(二)翻译的任务

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正如张今先生所言:“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就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近代学者越来越注重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奈达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二、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文化并受着文化的制约。任何语言文学都是某种文化的反映，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社会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翻译的过程就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而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两种文化。我们常常见到由于缺乏对源语文化的了解而错译、误译的情况。例如:将to blow one’s own hom译为“各吹各的号”，而这个习语的真正意思是“自吹自擂”。因此，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就无法真正掌握语言。我国著名学者王佐良教授在谈到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时曾指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他处理的是个别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文化的交流。所以翻译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由于社会历史、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原因，中西方存在着较大差异，彼此对事物的好恶不同，因此在遣词造句上就各具特色。例如，英语中绿色常用来表示“嫉妒、眼红”等意，如词组green with envy“十分嫉妒”。若把“眼红”译为“red-eyed".将会使以英语本族语的人不能理解其内涵。又如，同一动物在不同语言中的含义是互不相同的。英语民族有爱狗的传统，中国人却崇敬龙。在封建时代，龙是皇帝的象征。中华民族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龙”(dragon)在西方世界的神话传说中却是一只巨大的蜘蝎，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嘴中喷出火焰，是罪恶的象征。因此，中文的成语“望子成龙”若译为“to hope that the son will become a dragon"，西方读者一定会大惑不解甚至产生误解;若译为“to expect one’s son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personage”或“to hope that the son will have a bright future "则能恰如其分地传达源语的文化内涵，易被西方人所接受。中英人民对于某些动物的心理反应是不完全相同的，这就要求翻译时必须进行适当的转换。

中国遵循直觉的感悟式的思维方式，追求形象思维。而西方开放性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这种外向性的“思物”又形成了西方注重逻辑关系的分析性思维方式。两种思维模式决定了对语言的两种审美标准:语言的形象美和语言的逻辑美。例如: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o’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s fly evening crows;

neath tiny bridge beside a cot a clear stream flows ;

on ancient road in western breeze a lean horse goes.

对照上面马致远的“秋思”与译文可以看出，原诗通过九个形象性名词的连续使用，译文则是通过形式完整的逻辑语句来抒发作者当时的心境，这正符合东西不同思维模式的特点。所以，在翻译时若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打破原文形式上的束缚，运用不同的思维模式构建译文，以符合译入语文化的审美标准。

因为中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社会习俗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人们的行为方式又受社会文化的潜在指引，所以翻译中最大的困难往往不是来自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蕴。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将翻译做好。

四、文化翻译的策略及原则

(一)翻译策略的选用

翻译的目的是促进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因此，翻译是文化传播的中介，而译者就是文化传播的使者。译者的翻译策略与翻译目的、译者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社会氛围、读者的趣味要求等可变因素息息相关，又直接影响到翻译效果。因而，异化与归化等翻译策略在中外翻译史上都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归化翻译法”(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和“异化翻译法”(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是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venuti, 1995)创造的术语，用于描述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翻译法追求译文文体自然流畅，一目了然，其目的是尽量减少原文给目的语读者带来的陌生感;而异化翻译法则故意冲破目的语常规，把原文本的异国情调带到目的语文化之中。随着翻译研究越来越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异化与归化也被置于文化研究的大视野中进行关照。叶子南将西化界为在两个语言体系中已固定的表达方式间有差异时(英译中)所采取的原语的表达方式;并认为缓慢适度的西化有益无害，西化的总趋势是合理的。郭建中认为归化与异化各有其长，这两种互补的方法将同时并存。孙致礼则持适度原则，即在“纯语言层面”用归化法翻译，在“文化层面”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但他们又都推断异化法将最终会占上风。

(二)“文化传真”:翻译的基本原则

鲁迅说:“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所谓“异国情调”，鲁迅指的不是语言上一味仿效西洋，而是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韦努蒂积极倡导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的异化处理，从而揭示两种语言在表达形式和文化上的差异。这就是说，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处理得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语言可以转换，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一定要真实地传达出来。因此，“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

文化与传播论文篇4

一、符号、文化与传播

符号是语言的体现形式，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符号的土壤，文化只有传播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语言符号、文化及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一)文化与符号

无论就广义文化或狭义文化来说，语言都是表达它的重要手段之一。语言作为文化的表达形式并不是说语言的声音是形式，其意义就等于文化，我们是把语言符号的整体看成民族文化的重要表达手段的。文化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它是一种深厚的符号积累和沉淀。文化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是符号的世界。从作为文化的前提的语言开始，到他与同伴的符号的关系、社会地位、法律、科学、艺术、道德、宗教与无数其他事物，人的行为除了饥饿与性的生物需要等基本方面之外，都由符号的实体支配”(贝塔朗菲，1987:165)。格尔兹则认为:所谓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人类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生命的态度”(转引自庄晓东，2003)。

(二)传播与符号

英语中的传播一词—Communication源于拉丁语的Communis，其原义为“分享”和“共有”。15世纪以后逐渐演变为现代词型，其义包括“通信、会话、传达、沟通”以及“交流、交往、交通”等等。19世纪末起，Communication一词成为日常用语并沿用至今，成为使用最为频繁的词语之一。

由于传播的研究范围极广，学界对“传播”的定义如同对“文化”的界定一样众说纷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过程”说、“互动”说、“共享”说、“影响”说和“反应”说等等。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侧面对“传播”进行解读。但人们对传播达成的共识是:人类传播或社会传播，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流和精神交往活动，指信息在一定社会系统内的运行，社会传播可归结为社会活动或社会行为。正是由于人类社会有传递信息的需要，才有了传播行为的发生。

传播离不开媒介和符号，媒介负载符号，符号负载信息。符号与媒介是一切传播活动赖以实现的中介。传播是一个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的活动，传播主体都希望达到一定的效果，可以说，传播主要指的是人类动态地传递信息、观念和感情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类交往沟通的社会性活动。传播的核心是信息，它是信息的流动过程。在人类传播活动中，既不存在没有信息的传播，也不存在脱离传播的信息。

二、翻译的文化传播的特征

一个民族语言折射出这个民族纷繁多彩的文化形态，所以文化信息传播不仅是物质的、文化形式的引人，更主要的是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社会心理、感情传达等心态文化层面的相互接触与认识，选择与吸收，同时也涉及各文化层面上错综复杂的关联以及深层次的转化与变异。文化与传播是互动和一体的。没有文化的传播和没有传播的文化都是不存在的。它表现为以下特征:

文化的社会性，文化传播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一种社会交往活动，离开人这个传播的社会主体，传播活动就不能进行;文化的目的性，人类的文化传播总是在一定的意识支配下有目的、有指向的活动，这就和动物本能性的机械生存传递有着本质的不同;文化的创造性，在文化传播活动中，人类对信息的收集、选择、加工和处理，处处都包含着人类的智慧，彰显着人类的创新;文化的互动性，文化传播是双向的，是传者与受传者之间信息共享和双向沟通与交流的过程;文化的永恒性，文化传播生生不息，绵延不断，超时空、跨种族，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恒久不变的人类活动。

没有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任何文化都将是一种“死文化”而不是一种“活文化”;文化是社会经验，是社会习得，它只能在社会生活的实际交往中完成;文化又是历史传统，是世代相传、不断延续的结果。文化帮助我们知道过去、认识现在、明白将来，推动社会有序地向前发展。文化是传播的内容，传播是文化的形态，文化与传播互为生存的条件并寓于传播之中，不可分离。

文化作为符号存在本身也说明了文化对于传播的依赖性。文化目的就是为了传播，任何符号只有在传播中才获得意义和价值，没有传播，符号便没有了意义，文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动物不能进行符号传播，所以没有文化。人则因为有了符号传播而成了文化的动物。所以，文化是动态的，处在不断的传播之中，而文化又是多元的，它传播不是单向、封闭的，而是多维的、交叉的，这就是跨文化传播—翻译的文化传播的特点。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各种文化不断相互融合的翻译的历史。多样的文化造就了五彩缤纷的现实世界，而跨文化信息传播的手段—翻译则打通了不同文化社会之间的分割，形成了一种文化信息与另一种文化信息的交流互动，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共同发展，创造了共享的人类文明。翻译作为跨文化传播的中介，参与文化符号的解码和编码活动，因而同时具有文化和传播的双重性质。翻译的过程本身，既是文化行为，又是传播活动，是发生在语际交流过程中的跨文化信息的传播。一方面受世界观、价值观、知识范围、经验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其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

翻译的表象见于符号转化，反映了人的符号存在，更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特色。跨越文化障碍而进行的文化信息的传递过程，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活动，它类借助符号进行思想交流、文化传播。

RassnettMcGuire:“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不可能忽略心脏周围的身体器官，同理，译者在处理文本的时候也不应该冒险与文化隔绝”(SusanBassnettMcGuire,1988:82)。她的“外科医生—心脏—肌体”比喻，形象地说明了“译者—语言—文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文化是肌体，语言是心脏，它们的相互作用使得生命延续不息，外科医生在进行心脏手术过程中不能忽视心脏周围的组织，译者处理文本时也不能忽视文化肌体。语言与文化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完整，才能传承下去。

三、翻译对文化的影响

翻译的文化传播特征，使得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在人类文化交流、丰富以及发展等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翻译的文化传播促进了文化整合。翻译中文化信息整合的结果是使译文富有文化气质的意象或意境。在整合过程中，将文化信息载体，如词汇、场景、事件、气氛、文化等特征和行文风格等各种语境的组成部分进行充分地了解、识别并进行重组。这就必须加强译者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信息感应能力，如果对存在的文化信息不能识别，信息稍纵即失。所以翻译的文化整合是不同文化的兼容和重组，是异质文化之间彼此吸收、借取、认同并且趋于一体化的过程。“我们说文化是整合的，指的是构成文化的诸要素或特质不是习俗的随意拼凑，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互适应或和谐一致的。人类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是促使文化整合、生成新的文化结构和文化模式的关键性因素，人类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文化不断整合的历史”。

翻译的文化传播促成了文化增殖。所谓文化增殖是文化在质和量上的一种“膨胀”或放大，是一种文化的再生产和创新，是一种文化的原有价值或意义在传播过程中生成出一种新的价值和意义的现象。一种封闭、保守、落后的文化，一种缺乏创新性的文化是不会增殖和再生的，这种文化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被淘汰出局。翻译引人其他民族的文化，增进本民族的文化，从而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繁荣。

翻译的文化传播造成了文化积淀。文化传播使文化财富承接和传播开来，成为不断积累的文化遗产，使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得以沉淀和堆积，这种文化的承继和发展便是文化积淀。文化传播的时间越久远，文化积淀就越深厚，文化积淀促进了人类的进化和发展。文化的积淀并不是简单的由上一代文化机械地传递给下一代的历时性过程，而且在传播中不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共时性的创造过程。

四、翻译对我国文化的影响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翻译。西欧所以有今天的文明，用一个西方学者的话来说，这要“归功于翻译者”。同样，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翻译的文化传播丰富了各民族的文化，并使本民族文化繁衍、发展、壮大。季羡林:“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人。注人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人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文化与传播论文篇5

要弄清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文化的关系，可从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的关系、当代文化的媒介化及媒介文化化等三方面人手。

一、当代文化传播与媒介

文化传播是指“人类特有的各种文化要素的传递扩散和迁移继传现象，是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变、共享、互动和重组，是人类生存符号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传播者的编码和读者的解码互动阐释的过程，是主体间进行文化交往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一个时代的文化传播的性质和水平，不在乎传播什么，而在于怎样传播，用什么媒介手段进行传播。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受到特定媒介的支配，每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和技术的兴起都会引起文化的变革。

每一种媒介的出现都会给社会和文化造成很大冲击，终于延续成为文化的一种积累。媒介经历了各种形式的变化、演进与共存，在传播文化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传播因媒介的发展而得到同步的发展。媒介经历了从单一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文化传播也就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依次递进和叠加的过程。例如人是文化传播最基本、最原始的媒介，语言传播成为文化传播最初的形态，人的流动则成为文化传播重要媒介。后来人类的祖先开始用图画来表达思想;公元前4000年，古埃及人创造了雕刻文字，公元前3000年，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文字传播开始成为文化传播的形态。人类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普及，使文字媒介得以大量印刷并大量传播，其社会影响更为深广。它使文化、科学、哲学、宗教思想得以广泛传播，从而大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印刷机的发明的确是一次划时代的科技革命，今天的报刊、杂志、书籍无一能离开印刷术，它们在传递、交流着各种不同的文化。接踵而来的是影视形象传播的诞生与通讯技术的巨大突破: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从黑白到彩色、宽银幕到立体声电影;从电报到有线电话、无线电话、再到太空传播的卫星通信，这些成就造成了电子传播时代的到来。电子媒介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的革命，它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形态，甚至改变了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生活。

媒介在促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世纪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产生和运用使人类文化传播呈现网络传播的态势:“上网”和“在线”使人类真正感受到了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新景观、新档次以及势不可挡的新趋势，网络媒介的虚拟化使当代文化传播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文化传播形式经网络传遍，其性质由点对面的传播变成了点对点的传播。网络媒介加速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进程。通过时空分离或时空凝缩，“地球村”应运而生。一方面是本地生活越来越受到远处事件的“远距作用’;另一方面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意识异常凸显。我们—他者、本土—异邦、民族性—世界性等范畴，不再是抽象的范畴，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当代文化传播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正在改变着人类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整个生活世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心理和价值观念。

二、当代文化的媒介化

在现代社会，媒介文化最重要的表现形态是文化的媒介化。媒介的渗透是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现象，技术不断优化、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负载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信息，为当代人们构建了媒介信息世界。各种各样的文化样式，无不纷纷利用大众传播文化作为传播的渠道。

事实表明，技术对文化起着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文化工业中的技术因素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效果，媒介化的文化可以打破时空的限制而得到更迅速、更广泛的传播，使远距离的文化传播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文化工业中的复制技术实现了对文化产品的规模化生产，推动了文化的民主化进程。此外，文化工业也带来了需要引起人们关注的事项:一是技术选择的内容由于远离了其原初形态而使文化信息未经解释的本原性丧失。生产技术越是完整的重负、负经验对象，人们就越容易产生错觉，必然构成强制性的意识形态功能。二是文化的媒介化使传播的互动模式变成了线性单向的过程，这在电子媒介中显得尤为突出。有千百万人参与的文化工业再生产过程，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化的产品。这不仅是文化生产越来越垄断化，而且在技术的支配下，每一个自发的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的公众，都会收到来自机器设备的控制，工具理性又一次战胜了价值理性。三是大众传媒推动了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它不但在规模上超过了其他文化形态，而且还以各种“文化暴力”的方式掠夺着其他文化资源。这就造成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甚至主导文化的“殖民化”。

技术化生存着的人类在功能上越来越趋于平均化，这种平均化由于削弱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而使其个性变的荡然无存。现代技术对文化主体的侵人，已使文化消费者的想像力渐趋萎缩。文化产品本身，臂如较有代表性的电影、电视，就抑制了观众的主观创造力。当代电影、电视越来越片面强调技术的万能作用，为技术而技术，留给观众的除了视觉的冲击外，脑子里一片空白;影视本身缺乏人文内涵，故事情节苍白，情感空洞，把观众带人了技术主义的泥淖。媒介完全控制了人们的想像力，以至人们不再借助图像进行创造活动。另外，随着技术化在文化工业中的蔓延，各种新的娱乐方式，如歌舞厅、电子游戏厅随处可见。表面上看，似乎是市民大众在塑造大众文化，而实际上是大众文化在不断地生产着市民大众，而人们只能努力使自己适应这些新的消费方式和娱乐方式。于是，文化工业不仅决定着文化商品的生产，而且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求。

然而，技术对文化的渗透越是隐蔽，它的作用反而会越强烈。这在文化观念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科技的发展.知识与产品迅速更新，这就要求人们的思维及观念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也要求人们对世界的基本规定性，对人生的态度及自我认知的方式进行重构。技术对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使价值理性的主体和对象成为虚元。鲍德里亚把当代通过媒介使社会事件无限接近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这种呈现方式，看作是作为人性表现的身体的丧失。由于媒介对每个事件和政治活动的无限接近，政治和权力的秘密性和神秘性完全暴露在大庭广众下，杜会人物不再神秘和深不可测。在他看来，如果身体失去了表现力，失去了空间性力量，也就失去了它与其他身体相区别的东西，那么这个身体就是多余的，最终成为信息传播的障碍。技术对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渗透，特别是计算机电子技术的发明与使用，使技术概念侵人人的意识和感觉中，造成了工具理性对主体的价值理性的挑战。网络化的思想及信息操作的清晰度会对社会干扰产生令人忧虑的负面作用，这种对主体价值理性的削弱甚至抛弃所造成的文化生活对网络的服从，势必演绎成一种文化的病态。总之，现代技术对文化的渗透作用不仅不·会停止，反而会愈演愈烈。对此采取视而不见或坚决抵制的做法，对文化的生产、消费和传播均有害。人们当然应该头脑清醒，趋利避害，在文化传播活动中保持二者必要的张力和动态平衡。

文化传播的前期大多是群体对群体的传播，因为个人对个人的文化传播处于较低层面，缺少现代的信息工具和传播方式，而网络传播作为信息高速公路正好填补了人类的这个空缺。从整个社会角度看，网络传播就如同社会运行的神经一样，对人类的交流、交往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网络在技术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十分理想的文化交往和沟通的平台，它像一个巨大的信息超市，成为人类大众聚会的广场，使人类的精神家园有了一个新的栖息之地。但与此同时，网络也使人们对传播的内容失去了必要的控制。网络是工具理性的胜利，是技术的胜利。它强调的是形式，忽略的是内容，它用形式颠覆了内容。对此，人们必须引起高度瞥惕。

总之.当代传播媒介是一种社会辐射力很强的文化装置，不仅影响到文化传播的范围、内容及速度，成为文化传播的强大动力，而且当代传播媒介的诸多特点已进入当代文化的深层结构，使当代文化呈现出媒介化的特征。文化的媒介化是“文化与传播同质同构”在当代的突出表现。

三、媒介文化化

传播媒介文化就其实质而言，是媒介的文化价值。媒介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它在文化社会系统中形成了一个亚文化系统，即媒介文化。研究媒介文化，实际上就是研究传播媒介与文化及其变迁之间的关系。媒介文化离不开媒介的存在与发展。威尔泊。施拉姆认为:“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递的工具。”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传播媒介文化经历了口语文化、书面文化和印刷文化及电子媒介文化几个阶段。

口语文化是一种民主性的文化，这种文化的传播基于人先天具备的能力，从而使每个人都可享用信息传播所带来的利益。但口语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易受时间的侵蚀而湮灭，而且它的影响往往局限于某一地域。书面文化使传播成为一种破解和使用符号的技术，这种变化的意义是深远的。“书面语出现是语言脱离了口语传统向世俗权利转变，结果对空间关系的强调超过了时间关系”。书面文化摆脱了方言所造成的文化隔离，扩大了文化交往的范围。电子媒介是书面文化发展的高峰，也是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在电子传播方式中的融合。电子媒介使文化重新通过声音和图像的形式得以传播，从而清除了书面文化的文字符号对大众的限制。不论教育程度的高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电子媒介的声音与图像和文化接触。如同口语文化一样，电子媒介从传播方式来看，对使用者没有任何非自然的要求，因而具有真正的平等性和民主性。

传播媒介文化的发展固然与某种特殊的传播技术有关，但归根结底是由社会文化的发展所推动的。文化与媒介文化的关系表现为

1.人类创造了文化，同时也就学会了进行丈化传播

烽火、击鼓是文化传播;驻寄梅花、鱼传尺素，也是文化传播。人类文化并非得自遗传，而是后天学习所得。人类文化的这种后天获得性，乃是文化变迁与发展的基础。文化变迁与发展受到传播的巨大影响。而传播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变迁是文化的纵向发展，传播是文化的横向发展，两者相结合则是世界传播文化的进步。

2.文化较多依技于传播，没有传播，它将随文化持有者的死亡而消失

没有传播，便没有文化的增值、同化和重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戈登限泽认为，在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很大的成份是由传播而来的，而这一比例可高达90%。这就是说，对于大多数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而言，独立创造的文化只有10%。人类正是通过使用、控制传播媒介，才使得文化得以传承、共享、发展、延续下去，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3.传播嫌介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传播是文化跨时空，冲垮各式各样的社会篱笆，不仅影响着文化的形成，而且影响着文化的变化和发展，从而形成了文化的融合、增值和变迁。

文化融合指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文化经过接触交往后，彼此借鉴、吸收、交融而形成一种新文化的过程。文化融合是传播的结果。这种结果可能是各种文化体系中原有文化要素有的被保存下来，有的被抛弃，有的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一种不同于原有文化体系的新文化体系。传播不但是文化融合的前提，也是促进文化融合的重要机制。文化同化是文化融合的主要表现。文化的融合于同化为原有的文化圈补充了新鲜的养分，形成了文化的更新，使得新文化的适应、整合功能进一步增强。

文化与传播论文篇6

(一)军事新闻实现跨文化传播需要文化融合

我们所说的军事新闻实现文化融合其实就是我们在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差异性的基础上,基于现代军事新闻最为质朴的文化,将其他种类的文化与我们所说的军事文化的相同点一起作为军事新闻的题材,写入新闻的内容之中,扩大军事新闻的包容性,以满足更多读着的需求。信息流作为各类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它的主要承载者之一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新闻。我们通过日常所看的各式各类的新闻不得不感慨新闻包罗万象的特征,一个个事件,或大或小,或好或坏,但都无一例外的映射着我们的地理环境,我们的科技发展问题,我们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我们的军事问题等。无论是以文字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新闻还是以声音或者是影像表现出来的新闻,都承载着我们的各种文化,与此同时也履行着着文化的传播的重要使命。军事新闻所传播的肯定是军事方面的相关信息,但是它所承载的却不单单只是军事文化,它包罗万象,是一个文化的万花筒。这主要是因为军事新闻的阅读者包含的不仅仅是军人,不仅仅是与军人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更多的是一大批热爱军事的人,是一些普通的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新闻制作在保持主格调的基础上会融入一些其他的文化元素,使它更加贴近人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军事新闻传播军事信息的重要功能,实现军事新闻的重要价值。因此,军事新闻实现跨文化传播需要文化融合。

(二)文化融合对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有推动作用

经过多年军事新闻制作工作我们不难看出,我们的军事新闻若与一些时代特征比较明显的文化以及一些大家普遍了解的文化相融合,那么这条新闻的影响性以及打动人的程度都会有所提升,会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以及欢迎。这就是文化融合对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下面我们就对其具体作用进行简要的分析以及介绍。

1.军事文化立足大众文化以求发展。大众文化在我们的印象中是功利性比较强的,它具有一定的争议性,但它对我们的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军事文化相对于大众文化来说有着较高的精神境界,专业性也比较强,也真因为这些特点使得军事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阻碍。因此军事文化若想实现大面积的传播,那么它就应该借鉴以及学众文化的优点,使得军事文化也变成一种大众都可以接受的文化。军事新闻作为军事文化的主要传递者,更应该融合多种不同的文化,以促进军事信息的传播。

2.军事新闻中融合融合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虽然每一个国家以及每一个个人的追求有所不同,但是积极向上的精神是大家不约而同所推崇的。这样的道理应用到军事新闻中来也是如此。每一个国家的军队都有所区别,但是它们之间在文化层面上有不可否认的通性存在,有些我们一经发现,而有的还有待我们的考察。军事新闻在传播军事信息的时候,要注意对全人类所共同推崇的精神的体现,与此同时注意体现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样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的传播范围将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国家,它在国际上也会有一大批的阅读者,也不会仅仅局限于专业人群,而是扩展到了各类积极分子,我们的军事信息会变得国际化,最终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

3.刚性军事文化和美学文化相融合。军事新闻的内容有它本身固定的模板,甚至于对于语言都有一定的约束。在这些约束下,军事新闻的创作似乎遇到了瓶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看到有吸引我们眼球的创新性的军事新闻,大多都是一个套路的官方化的语言堆砌成的信息。而且,军事新闻与我们的文学作品不同,它缺乏美感,太多的条条框框约束着它对美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新闻的发展受到了不小的阻碍。为了改善这种糟糕的状况,我们应该将军事文化和美学文化进行巧妙的融合。对于英雄事迹的报道,我们可以至情至性的去表达对他们的赞美之情;对灾难的爆发,我们可以书写绝望,书写黑暗,书写挣扎与坚强。让温暖的带有感情的文字融入到军事新闻之中,让军事新闻有更好的传播功效,使我们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成为现实。

二、如何将文化融合应用于跨文化传播

文化融合对于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来说是一个必备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如何将文化融合应用于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难题。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但归根结底还是在文化层面上对军事新闻所文秘站:进行的改革。它的实现对于军事新闻的传播来说意义重大,跨越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

(一)着眼人类共同性体现军事新闻价值

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的前提就是对有共性的内容进行传播。我们要实现军事文化的跨文化传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我们所报道的信息进行选择的重要问题。对于我们所报道的内容的选择,我们不能再仅仅局限在对某一领域的思考,我们要站在更为高远的地方对全人类进行思考。全世界的国家以及人民,无论他们是什么种族拥有着怎样的信仰,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共同点,他们有着某些共同的文化因素。在以这些共性文化为背景的前提下,我们的军事新闻内容就更容易被更广泛的人群接受,这样一来跨文化传播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一个现实,军事新闻的信息传播能力也将会有一个质的提高。

(二)军事新闻中融入人为关怀

军事新闻若想实现最终的跨文化传播,那么军事新闻在制作的过程中就必须要融入人文关怀的因素,这是增强我们军事新闻的亲和力的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对拥有不一样的文化背景的人群的风俗、道德、价值观、习惯等都要进行充分的的考虑,尊重他们,这就是我么所说的人文关怀。我们在军事新闻中对于新闻的制作中合理而且巧妙的融入这些因素。这样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对于阅读者来说就有了更强的亲和力,还在不知不觉之中增强了阅读者们对我们的信任。在人民的基础上,去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体现。人文主义是最贴近人民大众的思想,融入了人文主义的军事新闻会在跨文化传播方面有更为久远的发展。

文化与传播论文篇7

一、接受美学

(一)接受美学的源起和发展

接受美学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标志是联邦德国的康斯坦泽大学学者伊塞尔(WolfgangIser)和尧斯(HansRobertJauss)建立的文本接受理论和文学史理论。其哲学基础是现象学文学理论,尤其是罗蔓·英伽登的阅读理论,以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阐释学理论。接受美学是对西方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文学批评理论的反拨。

接受美学审视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这对于当时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来说是相当新的发展。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认为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沉迷于作者中心的阶段,包括浪漫主义和19世纪的文学理论;完全专注于文本的第二阶段,如新批评;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中心向读者的明显转向。令人惊异的是,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中,读者的地位和作用总是被忽略,然而没有读者的阅读,文学文本只能束之高阁,从而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读者的阅读过程正是文本显意的过程。因此,文学的发生,读者和作者一样至关重要。

接受美学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席卷欧洲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且其影响深远,使之迅速波及全世界。

(二)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意义

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接受美学代表着研究重心向读者的转移。因此接受美学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在于,译者应该更多地关注读者以及读者的接受与欣赏。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尧斯从文学史的角度建立他的文学接受理论,这一理论更多地接受了现代哲学阐释学的影响。海德格尔以存在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为出发点看待阐释活动,认为主体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文本的解释,总是基于其“先结构”。伽达默尔系统地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回答了“理解与阐释”问题,认为对于过去文本的理解就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并提出了历史视界和个人视界的概念。“个人视界”是由阐释者自身的“成见”出发形成的对作品的预想和前理解;“历史视界”则是指文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构成的一种现存的连续性,包括不同时期人们对文本所作的一系列阐释,两个视界的融合则达成了理解。尧斯吸收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理论思想,提出了“期待视野”的概念。他认为不同的读者由于其以往的阅读经验和际遇的不同而对同一作品形成了不同的期待视野;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是在该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发生的,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期待视野的变迁,导致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阐释和理解的差异。

二、电影名翻译常用策略

(一)直译

对原文中意思明确且译文又有直接对应的片名往往采用直译的方法。如:A WalkintheClouds译为《云中漫步》,TheGodFather译为《教父》,Loveatfirstsight译为《一见钟情》,《卧虎藏龙》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RainMan译为《雨人》,SavingPrivateRyan,译为《拯救大兵瑞恩》,TheSilenceoftheLambs译为《沉默的羔羊》。

(二)音译

除了直译以外,还有音译。英语小说和电影等作品往往喜欢用主人公的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名作为题目,而人物姓名和地名作为专有名词我们一般采取音译的方法。“所谓的音译就是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形式(如音节、字母和单词)。音译代表了翻译的一个极端,另一极端即是意译。所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都介于这两极之间。因此,音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因为其目的就是保留形式而非意义。音译一般不用于整个篇章的翻译。但在翻译某些具有地方或历史色彩的词时,或某些译语中缺少对应的表达词语时,才采用音译。”例如JaneEyere译为《简爱》,Tess译为《苔丝》,RomeoandJuliet译为《罗密欧与朱丽叶》,Casablanca译为《卡萨布兰卡》,Titanic译为《泰坦尼克》等等。

(三)意译

《翻译学词典》认为意译更关注如何使译文读起来更自然,而不是一味地保留原语的措词不变。电影名翻译中所采用的意译大致可以归纳为5种情形。

1.套用译语典故。典故作为语言和文化中的精华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人们耳熟能详,因此,翻译电影名时,如译者套用译语中的典故,无疑会让译语观众倍感亲切。例如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就是运用汉语典故。《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hineseRomeoandJu-liet,《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译为ChineseOdyssey:Pandora’SBox,《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译为ChineseOdyssey2:Cinderella则是套用英语典故。

2.用译语文化归化。在翻译中,译者用译语文化归化原语。如Spider译为《蜘蛛侠》,就是用译语文化去归化原文,令人联想起汉语武侠小说中的刀光剑影。

3.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译者撇开原电影名,而在译名中概括了电影的内容大意。例如,FreakyFriday译为《辣妈辣妹》;Ghost译为《人鬼情未了》,《甲方乙方》译为DreamFactory;《花样年华》译为IntheMoodforLove;《漂亮妈妈》译为Break—ingtheSilence;《回家过年》译为Seventene Years;《有话好好说》译为KeepCool;《大款》译为TheFuneralofFamousStar。

4.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汉语是一种声调语,强调四声八调,这样的音韵特点决定了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和四字格的表达。运用成语和四字格往往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因此成语或四字格的运用成为汉语的行文特点。译者在英语电影的汉译中往往喜欢运用成语或四字格使得译文更地道、更容易为汉语观众接受。例如TopGun译为《壮志凌云》,Matrix译为《黑客帝国》,Charles’sAngle译为《霹雳娇娃》,GonewiththEiw nd译为《乱世佳人》。

5.去掉原语文化。由于直译原语存在文化的障碍,译者在译文中甚至采用去掉原语文化的办法,以避开难点,迎合译人语读者。如《霸王别姬》译为FarewelltoMyConcubine;《唐伯虎点秋香》译为FIirtingScholar;《红色恋人》译为ATimetORe~emr。

三、读者的期待视野

尧斯吸取伽达默尔的思想,把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置于其历史的视界中。所谓历史视界就是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然后探索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以及读者的不断改变的个人视界之间的关系。因此 ,对文学文本意义的探索,不在于作者,而在于读者的历史性的接受,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不是恒定不变、一劳永逸的。理解本身改变了文本并且文化传统本身依赖于它们被接受的历史视野的变化而变化。

期待视野认为毫无疑问,文本作品的生命力依赖于读者,没有读者的参与,作品的生命无以延续。目标读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文学作品,相反,他们在解读作品时发挥了主体性,从而创造了文本。事实上,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他们有着自己的“前理解”,即世界观、社会经验和一定的美学标准,即“期待视野”。这是接受美学的重要原则。

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了期待视野,另一方面,期待视野能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当读者理解并接受某一作品中的文化时,他们也就提高了自己的阅读能力。这也构成了他们的“视野的变化”,读者视野的变化也会影响译者翻译作品时所采取的策略。译文要被译语读者接受,译者必须研究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读者的期待视野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因此,接受美学是发展的理论,而译者的翻译活动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电影名的翻译跟文本作品的翻译一样,泽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即其期待视野,并且要考虑到观众的视野的时代变化。例如,中国电影《卧虎藏龙》被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就是一例。在英语国家,虎和狮象征着勇敢和威仪。如,lion—hearted一词意为“勇敢”,而在中国,虎被认为是威严、权力,龙则代表着吉祥和威仪、权力。虎和龙是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象,因此,藏龙、卧虎在中文中是褒义的。

众所周知,英语中“dragon”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动物。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dragon”词条的解释:“dragon(instories)alargefierceanimalwithwingsandalongtail,thatcanbreatheoutfire”。传统中的龙,如在英国7世纪的着名史诗Beowulf中所描写的dragon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mol—ster。因此在西方文化中,龙并不受欢迎,在英语中,CrouchingTiger是褒义,而“HiddenDragon”则为贬义。因此,按照传统,英文片名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是不能传达原作品的文化内容的,也许还会引起误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地位不断提高,加上这2O多年的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已是今非昔比,“龙”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意味着威仪、权力和吉祥,这早已为西方人所了解。因此,西方读者的“视野”已不同于几十年前传统的看法,而是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正如这20多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见面已经习惯说“你好”,至于“你吃饭了吗?”那已是老话了。因此,《卧虎藏龙》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英语观众听起来尽管不地道,但这样的带着“中国情调”的电影名不但不会引起西方观众的误解,反倒因其带着东方的色彩而实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并不是被西方话语所消解,相反,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得到了彰显。

一些英语电影以故事的主人公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点作为片名。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如电影、故事的题目喜欢用词或词组来归纳主旨让人一看就知道这部作品的内容大意。如果译者用音译的方法翻译此类片名,则相当于“不译”。其效果一般是不会太好。大多数中国人也不能接受此类翻译。因此在翻译这一类作品时,考虑到汉语观众的习惯,可以采用归纳主旨的方式来翻译。如OliverTiwst译为《奥列弗退斯特》,由于音节太长,跟汉语读者的欣赏差异太大,很难为汉语观众所接受,因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自生自灭;相反,译为《雾都孤儿》,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雾都(伦敦),又点明了主人公的身份,这样的翻译因符合汉语观众的审美期待而被接受并流传下来。这样,译文视界和汉语读者的个人视界就融合起来。

但是,音译的方法是否都会因为不符合汉语观众的传统审美期待,而不予采用呢?接受美学的一个原则是,观众是能动的接受者,是可以培养和教育的,接受者的欣赏和趣味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不断地变迁的。如《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是先有同名小说、戏剧作品的翻译。而这些作品的翻译早已被汉语读者所接受。因此在同名电影翻译成汉语的时候不必另起炉灶。相信在这些小说、戏剧被音译之初,汉语观众也有一个由排斥、熟悉、接受到习以为常的过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接受者的接受过程就是一个视界不断改变的过程。因此采用音译这种“不译”的方式翻译作品名给汉语观众打开了另一扇窗子,让他们学会以别样的方式来看待不同于自己传统的语言和文化。无疑,这样的翻译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四、翻译的困境:异质文化的缺失

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是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用来指弱势文化的作品被译介入英美强势文化国家时,译者所采取的一种透明、流利、无翻译痕迹亦即译者隐身的策略。这样的翻译策略弱化了外语文本对于译语读者的陌生感和疏离感。韦努蒂追溯他所运用的“归化”这一概念至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关于翻译的概念——“尽可能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在上文归纳的电影名的翻译方法中,套用译语典故就属于采用透明通顺、完全消除差异性的策略。

地道翻译法(Idiomatictranslation)是Beekma n&Callow用来阐述《圣经》翻译的策略,后来被Larson更多地使用来指旨在使译文读起来尽可能自然的一种翻译策略。跟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相似,它强调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的影响要如同原文对其读者产生的影响一样。因此地道翻译法可以定义为:和原语有相同的意义,但是以自然的译语的形式来表达的翻译。这种翻译方法注重的是意义,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的内容,而且在表达的形式上力求使译文读起来更象是用译语写就的文本而不是翻译。这一类翻译最典型的要数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中所列。

“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的译法,“去掉原语文化”的译法,均属于拟译(Adaption/Iimtation)。所谓的拟译,根据《翻译学词典》属于意译的一种,主要指译者为了使原文更适合于特定的读者或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而对原文作了相当大的改动。奈达曾把这种翻译策略等同于“文化翻译”(CulturalTranslation),认为这种拟译不能视作忠实,而Rado则干脆把它归为“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

不管是归化还是地道翻译法,或是拟译法,原电影名经过翻译后,已经看不到原名的痕迹,而更接近于译语的表达,或摒弃译语的文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翻译的困境。但这种无差异的翻译策略客观上遮蔽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以《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ineseRomeoandJuliet为例,就是套用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作品虽然同为男女爱情悲剧,而且在各自的文化中都非常有名,但除此契合之外,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不同,所表现的方法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产生的语境不同,它们在各自的文化中都有不可替代性。这种归化翻译反而可能会误导西方观众,用韦努蒂的话来说就是助长了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在这种侵略性的单语独自、排斥差异、边缘化异族文化和弱势文化的思想指导下,译者不露痕迹地在译文中刻写下本民族的价值观,“从而向译语读者提供了在文化他者中认同自己的文化的自恋的经验”。我们不禁怀疑:译者是否在推销这样的概念:《罗密欧与朱丽叶》具有普世性。

至于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 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也算是运用汉语典故的一种地道翻译法。对于前者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这部作品除了有文字的形式,还被拍成了电影,国人耳熟能详。《阿甘正传》这一译文既取了Gump的音,又把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小人物“ForrestGump”的人生际遇的传记色彩给表明了,比音译为《福雷斯特·甘普》的“不译”不失为佳译,但《阿甘正传》太中国化了,怎么也不能让人把它和获得1995年6项奥斯卡奖的美国大片联系起来,相反它的名字很象港台的搞笑片。而《一树梨花压海棠》的译文则更是离谱,虽然令人“喜出望外”,并且典出坡的一首凋侃老夫配少妻的诗,“既融人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含蓄贴切地体现了剧情”。撇开别的不说,熟悉苏轼和张先的文坛趣话和那首调侃诗“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只限于少数的知识精英,因此“一树梨花压海棠”指的是老少婚配恐怕只有译者自己孤芳自赏了。这样的翻译既偏离原文又让观众搜肠刮肚甚至一头钻进故纸堆里也摸不到门,何以达成视域融合?

五、文化传播与接受:标举差异,保持文化多样性

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特殊载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电影而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在电影名的翻译中得到体现。译者应肩负起传播异质文化的任务,同时研究接受者的视界,在翻译中敢于标举差异,从而促进跨文明的异质文化的对话。一种文化必须敞开胸襟,接受异族文化的精华,才能保持活力,使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和文化之林。我国翻译史上佛经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始于东汉延至宋朝的历时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大潮中,中国文化在佛教的冲击下,几乎被边缘化,以至于当时的一些学者如韩愈奋起反抗佛教文化,但中国文化由于以开放的胸襟吸收外来的文化,因此还是经受住了佛教文化的洗礼,结果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并没有为佛教所吞没,反而是兼收并蓄,促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的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

其实,好的翻译无异于向观众开启了通向异域文化的视角,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包容文化他者,而不是采用文化大棒打压弱势文化。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需要一个和谐共生的环境。文化的多样性,不是一语独自,而是杂语共生,和而不同。我们倡导的是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平等注视和对话。翻译被认为是文化冲突的场所,在这样的文化碰撞中,我们采用的策略是什么?是妄自菲薄,向西方民族中心主义者缴械投降,还是高举差异的大旗,坚守自己文化的阵地?是夜郎自大,“我的祖上比你阔多了”的阿Q精神,还是视异质文明如当年打破国门几令亡族灭种的坚船利炮?在保留文化多样性的呼吁声中,我们该如何作为,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

文化与传播论文篇8

文化与传播论文篇9

一、符号、文化与传播

(一)文化与符号

无论就广义文化或狭义文化来说，语言都是表达它的重要手段之一。语言作为文化的表达形式并不是说语言的声音是形式，其意义就等于文化，我们是把语言符号的整体看成民族文化的重要表达手段的。文化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它是一种深厚的符号积累和沉淀。文化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是符号的世界。从作为文化的前提的语言开始，到他与同伴的符号的关系、社会地位、法律、科学、艺术、道德、宗教与无数其他事物，人的行为除了饥饿与性的生物需要等基本方面之外，都由符号的实体支配”(贝塔朗菲，1987: 165)。格尔兹则认为:所谓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人类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生命的态度”(转引自庄晓东，2003)。

(二)传播与符号

英语中的传播一词—communication源于拉丁语的communis，其原义为“分享”和“共有”。15世纪以后逐渐演变为现代词型，其义包括“通信、会话、传达、沟通”以及“交流、交往、交通”等等。19世纪末起，communication一词成为日常用语并沿用至今，成为使用最为频繁的词语之一。

二、翻译的文化传播的特征

rassnett mcguire:“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不可能忽略心脏周围的身体器官，同理，译者在处理文本的时候也不应该冒险与文化隔绝”( susan bassnett mcguire, 1988: 82)。她的“外科医生—心脏—肌体”比喻，形象地说明了“译者—语言—文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文化是肌体，语言是心脏，它们的相互作用使得生命延续不息，外科医生在进行心脏手术过程中不能忽视心脏周围的组织，译者处理文本时也不能忽视文化肌体。语言与文化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完整，才能传承下去。

三、翻译对文化的影响

翻译的文化传播特征，使得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在人类文化交流、丰富以及发展等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文化与传播论文篇10

一

价值是满足人心理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评判、选择都应从心理探讨开始。学校精神文化是影响学生心理发展的主要因素。社会学研究认为，社会中每个人的社会人格都有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虽然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异，并且每个人都有选择和适应能力，但在其人格上也有人不能超越一定文化的标志。这是因为，人生活在一定社会中，必然要接受一定的社会文化影响。

人接受社会文化影响，一方面是一种不自觉、“无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心理影响，即“文化无意识”作用。苏联生理学家谢切诺夫和巴甫洛夫反射论的观点，肯定了环境在人的心理发展中的作用。谢切诺夫认为，一个人的心理都是由人的生活条件决定的。巴甫洛夫认为，人的行为不仅受神经系统生来的特征所制约，而重要的决定于个体存在的时间内已经受到和正在受着的影响。显然，这种影响主要是指文化环境的影响，且绝大部分是精神文化的影响。精神文化对人的心理影响是多方面的，它直接对人的人格人格和行为方式发生作用。

另一方面，精神文化对人的心理影响又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向的影响，这主要是就精神文化传递的另一种形式而言的。精神文化对人不白觉、无意识作用是指文化的自发作用，是指人类对文化有目的、有选择的传播或传递。社会学理论指出，“任何社会规范都基于一定的利益关系，并反映着一定的价值取向，是利益与价值的统一。”圈社会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绝大多数含有社会“规范”特质，所以精神文化实际上也基于一定的利益关系，反映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学校是人类智慧开发和经验积累与继承的有效工具，在文化传递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克思指出，“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业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但是，学校的教育和训练不是漫无目的的，学校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实施影响的活动。也就是说，学校的精神文化传递是典型的选择性文化传播，而这种传播又是以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为主题的。

学校的文化教育不仅要使学生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精神文化传播使学生情操高尚、人格完美。因此，重视学校文化心理价值的选择，是学校学校教育的必然要求。当前，由于外界文化的冲击，学校精神文化必须进行认真的选择。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大量外来文化全方位地汹涌而来，这些外来文化层次不一，流向多变，容易使学生陷入“多浪头交织成的旋涡”，产生心理上的困惑。为使学生“站出水面”，不被各种良劳混杂的“文化”所迷惑，学校应从心理影响角度对学校传播的“文化”进行精心的选择。此外，由于我国的改革深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必然对学校精神文化的传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使学校精神文化传递更符合人才培养的要求，使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具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学校精神文化的心理价值选择就显得更为重要。

二

有人研究指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西方强势文化对我们国家的威胁简单地理解、归咎为一种“精神污染”，并对此作出一些道德评判，如“色情暴力”、“不健康的情调”、“对青少年身心的精神污染”等等。其实，检验已传输进来的种种西方文化，道德问题并非主要问题，有时甚至会发现我们的“火车文学”、地摊文化在这方面的遗憾之处、垃圾之处比人家的还多。所以对强势文化进行道德上的质疑不仅是没有说服力的，而且是幼稚的。对把一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潜移默化植入国人头脑中的辨别，远比对暴力色情的抵制更为困难，也更有意义。

从本质上说，强势文化的真正目的是通过一种文化的“培养”来实现其文化认同，进而达到其经济扩张、政治同化的根本目的，也即强势文化最终是为其经济、政治目的的服务的。事实上，强势文化往往不是通过色情暴力、低级趣味来迎合大众，而恰恰是运用道德手段，或是通过展示美好人生、文明生活、亲情伦理等来“培养”一种国家信念、制度信仰、社会秩序的优势和正确，并实现其长期的政治目的，这才是西方资本主义强势文化的真正危害之所在。促使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精神文化应该是“真、善、美”的文化，所以学校的精神文化选择要以“真善美”为准。

“求真”是学校精神文化心理价值的最基本要求。学校精神文化心理价值的选择就象选择信息那样，如果选择的信息失去了真实性，也就无任何价值可言。同样，如果学生被那些虚假的文化所蒙蔽，这样的精神文化选择，不仅不会给人的心理发展产生“增殖”作用，相反还会产生负诱导，如西方的所谓“民主”观念，所谓的“厕所文化”等等，不仅会使学生产生盲目的追“外”，合理，而且会分裂学生已经形一成的良好人格。“真”文化主要表现在文化的本质反映上。文化本质是指文化本身所固有的、稳定的属性，文化的本质是隐蔽的，是通过现象表现的，不能简单地直观地去认识，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例如，我国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在社会的各个时期、各种情境、区域中总是纷然杂陈、情态万千的，因为文化具有变易性，文化的历史就是文化的变易史。但是不管文化现象如何变化，总有一种通行的、稳定的、反映本质的东西，这就是“和为贵”、“利他”等“仁”的特质。“仁”是我国古代精神文化的本质属性，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的著作中曾经说过，在任何人类社会中都有一套通行的文化规定着，这种通行的、稳定的文化实际上就是从文化的本质属性上来讲的。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社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造下创造出朱的全部合乎规律的发展。’心卫列宁这里所谈的“合乎规律”，同样是指文化的本质问题。此外，“真”文化还体现在“主文化”上。主文化是指在某一社会盛行，而又反映这一社会根本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精神文化，它是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主要骨架和核心内容，对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影响较大，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从主文化以及它的各方面如规范文化、审美文化、认识文化等中寻找自己判断真善美和假丑恶的尺度。主文化的功能是维持和改善现存的社会秩序。困与主文化相对的是亚文化，亚文化虽然也是一种客现实在，但它不能以次充“主”。如果以“次”充“主”，便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这种以“次”充主的选择，必然具有一定的虚假性。选择理论认为，在各种价值选择中，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客观价值、核心价值，存在着潜在的共同的价值标准，犹似货币潜在的黄金含量一样，各种价值选择及其标准必须以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为基准，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支配着各种矛盾冲突，呈现着社会价值状态及其一般的发展趋势。所以，学校精神文化的选择，要着重于客现的，反映核心价值的主文化。我国当今的“主文化”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为主导的、汲取中华民族和世界优秀文化遗产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化。学校文化心理价值选择应以这种主文化为核心。

“善”文化要体现在文化对人影响的积极性上。首先，“善”的文化应当具有进步性。众所周知，文化具有不可逆性和继承性，作为显示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本质特征的精神文化，其发展是不可中断的，精神文化的永式总是越来越进步，精神文化的内容总是越来越丰富，精神文化发展的节奏也总是越来越加快，所以，学校精神文化的选择，无必要死守老传统，要敢于接受新文化。其次，“善”的文化应当具有为本阶级服务的特色。精神文化对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精神文化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从精神文化的社会心理层次来看，许多风俗、习惯是社会共同的，但它往往又表现为一定的阶级心理和民族心理。阶级、民族不同影响就有所不同，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也是如此。意识形态的文化有两大类，一类是语言、科学技术、形式逻辑等，本身没有阶级性，可以为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阶级服务，另一类是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等等，这一类在阶级社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困它不仅体现为不同的精神文化为不同的阶级服务，而且体现着不同阶级的意志，所以，“善”的精神文化不能离开阶级性特质，学校精神文化的选择应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美”的文化应该体现“美”的本质，对人有强大的感召力。马克思认为，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他说，在人类劳动创造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属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也对他说来皋成为他白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也就是说，通过人的劳动，人的外部世界成了确证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那么，人的本质力量是什么呢?人的本质力量具有人类生活的个性，即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形成的“自由的意识活动”，是“人类底族类的特征。”它体现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最进步的品质、人格、情感力量。所以，美的文化也应当是反映社会和人的最进步的本质力量。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多种文化多种丰姿，但究竟何种精神文化为“美”文化，这就要看是否反映出社会最进步的人的本质力量，即是否是文化“精华”。

总之，学校文化选择主要是看这种文化是否有利于用最好的品质、风范来感召人、影响人，学校学校教育就是要用社会最真、最善、最美的精神文化来陶冶人、感化人、培养人。

三

孙万鹏教授在《选择学》一书中指出，“各种价值选择的分布是离散状态与集中趋势或者说是离散与光滑矛盾的自我同一。自我以各种社会群体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具体文化情境不同，接触的文化价值不同，其价值选择取向经常偏离或背离共同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所以，学校精神文化的心理价值选择，就应当处理好“离散”与“集中”或“离散”与“光滑”的问题，使学校“自我”与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统一起来。

学校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它需要有相对稳定和相当进步的组织文化。从组织文化的心理价值角度看，组织文化对组织成员塑造了一种文化氛图，对组织成员产生着一种巨大而无形的影响，组织文化作用的心理机制，就是组织成员受到组织文化氛围的感染，从行为上遵从，到思想上同化，最后把组织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内化于组织成员的观念体系中，组织成员也就成为组织文化的特定类型。学校这一组织的学校教育方针、目标的实现除了需要“学校教育”这一形式，还要采用组织文化感染。这种“组织文化”应当是社会精神文化与学校精神文化“自我”选择的同一。

结构主义者认为，人的思想、生活、生存方式、价值选择以及日常行为一切细节，就是社会组织结构的组成部分，他只有依赖社会文化并从中发观他的世界，与之建立某种关系，才是有价值的，学校组织文化必然是社会整体精神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所以，学校精神文化的价值选择必然要服从社会整体文化价值的选择。因为学校目标的实现过程总是在一定社会价值意识支配下的心理和行为运作的过程，所以，学校精神文化选择不能只从学校“特珠性”出发，应当首先从社会大体系中去探求。当前最主要的要求是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与时代、与社会合拍。

从心理角度来看，现在学校精神文化首先要有利于培养学生现代的人格，学校精神文化选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新型的人格，为此，学校精神文化选择应当符合现时代的世界文化主流，如政治上的平等，经济上的公平竞争，在大众传播上信息共享，在生活方式上个性化和多元化共存，个体人格在普遍存在道德、精神价值的团体中可拥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以使学生在世界新型文化的感染下形成主体型人格、效益型人格、进取型人格等等。

其次，学校精神文化要有利于培养学生冲浪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心理素质，也就是说学校的精神文化选择要适应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不仅要有重视公平、讲求效益、机会均等、资源充足等内外部环境条件，更要有真正具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的社会主体，这种社会主体不仅能独立自主，还必须具备竞争、节俭、效益、进取、宽容、协作等心理素质。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的，但它又同时强调通过社会分工合作将每个人有机联系起来，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讲究利己，也讲究利他，所以学校的精神文化应有利于学生形成“利己”“利他”相统一的新型人格。

再次，要有利于学生个性、才智和潜能的充分实现，学校精神文化要符合“全面发展”这一学校教育目标。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关怀，也是全人类的共同心愿，更是学校学校教育的根本要求，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学校的精神文化必须有利于学生个性的不断解放和主体人格的确立，包括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尊重，学生技能、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学生个体对其能力、智慧和学习条件质量的满意以及学生个体价值、潜能的实现等等，这是一个复杂的与社会文明同构的过程，它的丰富内涵无疑是新人格锻造中的必要要素。所以，学校精神文化的选择必须重视学生个性发展这一重要因素。

文化与传播论文篇1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2)03－0082－06

手机被人们称为继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之后的“第五媒体”。进入21世纪后，随着手机以惊人的速度普及，手机的功能逐步增多，它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通信工具了，手机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很快改变着人们的传播方式和文化思维，并营建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这其中，空前普及的手机短信给人们带来了表达节日心声和感恩祝福的新功能，其在中国节庆传播中的作用十分引人注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节庆传播的传统景观，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化与社会生活。

一、传统节庆文化的现代传播意义

“新年到，龙跳耀，家家户户齐热闹；辞旧岁，迎新春，鞭炮声声喜相随。祝愿新的一年里，龙马精神精气爽，事业步步稳步升，国泰民安日子甜！”这是一条2012年春节流行的短信。这条短信，可以说很准确也很精炼地概括了中国春节的节日特点。据相关部门统计，2012年春节期间，全国的手机拜年短信发送量突破了300亿条。而此前，2011年为近300亿条，2010年为230亿条，2009年为180亿条〔1〕。由此可见，用手机短信祝贺节日在人们的媒体运用中呈现出爆炸性增长，逐渐成为中国人最喜欢的传播方式，已经从传播时尚成为传播主流，“手机春节，短信过年”，是当今中国人过年过节特别是元旦和春节的一大景观。

从2008年开始，我国正式把清明、端午、中秋这几大民族传统节日从民俗节日上升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传统民俗节日越来越受到重视。元旦、春节、清明、端午等这些传统节日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生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标志。从大众心理需要来看，民族文化深厚、民族情感激荡的传统节日体现了其巨大的文化生命力和受众满足效果；从现代传播内容来看，用传统节日来进行文化传播是任何形式的传播媒介活动的常态，古今都如此。与其它文化形态相比，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播几乎是不受时空限制、地域限制的，而且诉诸于人的情感世界，让人乐于接受。“传统文化只有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才能鲜活灵动并源远流长。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节日是一种‘活’的文化，它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融合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当中。”〔2〕

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一致遵循和共同享用的一整套文化符号系统。被称为“中国的狂欢节”的春节，是节日文化广泛性和群众性最典型的代表，同时凸显出中华民族的节日诉求和文化特质。清明节的郊游踏青、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中秋节的月夜赏月、重阳节的登高赏菊等，都广泛存在于中华各民族和不同区域的传统节日活动中，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文化财富，其文化传播活动在全国都具有广泛性和群众性特点，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族意识和文化精神的相同是节日文化广泛性和群众性的一大体现，它们囊括了节日文化的一切传统与现实形态。几千年来，许多节日生活内容和活动方式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众思想情感的积淀，反映了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文化追求，甚至成为中华各族人民的集体无意识。对于节日文化的仪式化和世俗化体验、节庆的循环周期与天象的统一对称所反映的天人合一精神、以儒学政治为核心的中庸和谐意识和节日政治化、贵人伦重亲情的大团圆内容和人际关系偏向、强调集体观念、讲究道德秩序的价值取向、以道制欲、以乐为教的娱乐规范等，都是从历史到现实、从时间到空间广泛存在于传统节日中，并且是决定中华民族文化生活、文化发展和文化传播的关键因素。

虽然传统节庆表现出自己的稳定性特征，但它们却是随着时代与传播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传统节庆在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上的发展体现为：在内容上，每朝每代“过春节”的文化内容都被统治者所规定，融入了当朝当代统治者的要求和规范，其节日文化主题表现了一定的且又是每个时代不同的政治内容和意识形态，在传播内容上也不断变化。在形式上，历史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使过节形式和过节手段不断更新，所以，人们过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的形式和手段也在日新月异。这恰如王安石在一首歌唱春节庆祝活动的诗中所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新桃换旧符”是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传播发展与变化的显著方面。现代人们过春节就不仅仅只有玩狮舞龙观灯放爆竹这些“旧符”了，还随着时代推出了一些富有高科技特点的新的文化活动方式的“新桃”。比如2008年的清明节，网上追忆亲人和献花留言等就逐渐成为节日活动的新潮流。同样，一些新的具有时代特点的节庆活动形式，如唱卡拉OK、汽车旅游、看电影电视、打电子游戏、发手机短信、送网络歌曲等等都正在普及。显然，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播不仅能给现代人提供精神支柱和价值导向，而且还具有心理满足、行为调适甚至情绪表达和压力释放的功能，因此，对于手机传播媒介而言，宣传传统节日的现代意义，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注重在文化继承基础上的文化创新，对社会发展越来越需要的文化转型和心理变革加以引导、促进和保证，给人们的节日文化活动提供阵地，就应该是其重要的文化传播职责。

二、手机短信强化和拓展了节庆传播的内容与形式

中国的移动通信网络早在1994年就具备了短信功能。从1998年开始，中国移动、联通先后大范围拓展短信业务，手机短信由纯文本形式进化为融声音、图片、文字于一体的多媒体彩信，近年来中国成为短信发送量增长最快的国家。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至2011年底，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同比增长17.5%；手机即时通信是渗透率最高的手机应用，在2011年其使用率有大幅度的增长，同比增幅达15.4个百分点。在这其中，中国传统节庆的短信发送量是增长最快的。随着3G和智能手机在消费者生活中的日益普及，手机拜年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和现代化，手机短信已经逐步取代了书信、电话、电子邮件等祝福方式而成为现代社会节日祝福的主要方式。在新媒体中，手机短信的普及大大强化了传统节庆的传播内容，也拓展和丰富了表达形式。

第一，手机短信以新技术加强了人们有关传统节日的时空意识。每个民族在节日文化生活和节日文化心理中都有鲜明的时空意识。在中国人心中，节庆狂欢的时间意识是以自然节序中的岁时节日为基础的，中国人最大的娱乐狂欢是在季节性的春节和元宵节。可见，中国人过节的时间意识是“自然时间”，遵循了人们日常生活和自然秩序的节日时间。而且，中国人节庆的“时间意识”正好契合节庆文化活动的“和谐之为美”的审美心理。在空间上，中国人一贯注重空阔乡野，节庆活动讲究空间关系上的“天人合一”，人伦和天然要融为一体，时间与空间不能分割。在中国传统节日的时间和空间中，四时节庆纷至沓来。春天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夏天有端午节、七夕节，秋天有中秋节、重阳节，冬天有除夕等。即使一些带有社会政治意义的节日，如“五一”、“国庆”等非古典传统性的节日，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实际上也被中国人传统地“季节”化了，融入了中国人的“自然时间”意识和“宇宙空间”意识。时序谐调，天人合一，人伦和乐，被中国人视为节日文化的“最高境界”。“元宵的灯、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重阳的花糕，礼尚往来，情深意浓。千百年来，传统节日已成为维系中国社会人际关系重要的感情纽带。只要是中国人，都可以从中真切地体验到一种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从而产生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亲和力。”〔3〕考察我国手机短信的传播高峰和时空走向，显然可以看到其传播高潮都是以满足老百姓的岁时节日狂欢的亲情和审美需要而产生的，季节时序性和空间节奏感非常明显。每年的岁末除旧迎新、春节来临以及各种节庆日都是发挥手机短信传播功能的最好“黄金时间”和“无垠空间”。如我们常见的几则短信:

一笑忧愁跑，二笑烦恼消，三笑心情好，四笑不变老，五笑兴致高，六笑幸福绕，七笑快乐到，八笑收入好，九笑步步高，十全十美乐逍遥，端午节快乐!

清明时节雨纷纷，墓前亲人念故人。清明时节天晴亮，短信亦可悼故人。

国庆巧遇中秋万家欢，人生适逢盛世精神爽。祝您节日愉快、合家团圆，与时俱进、心想事成。

以上短信中的时间观念非常突出。在中国，因为文化传统的原因，手机短信有自己的“传播季”，主要传播时空就是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以及现在开始流行的“中国情人节”七夕节等，都是按照中国人的“自然时间”及其影响下的“节庆”审美心理来进行短信传播。在节庆传播的内容方面，手机短信紧贴传统节日的“亲情友情”、“吉祥如意”心理，以“贺新春”、“喜相逢”、“春满人间”、“中秋月圆”等富有中国特色的乐感、文辞、意蕴、祝福的短信，构成了传统节庆传播的文化风景线。

第二，手机短信以新方法加强了人们传统节日的节庆仪式。人类节日活动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仪式化”。“菲斯科将‘仪式’定义为：将不同年龄、背景和社会地位的人们聚合在一起，分享一种共同的体验，以创造共有的意义和统一的身份的活动。”〔4〕“作家肖复兴指出：任何一种节日都会有自己历史形成的传统仪式，这种融化在节日里的仪式，渐渐形成了对世界与人生的一种祈求和寄托。缺少节日的仪式感，便缺少了对节日的尊重与敬畏。”〔5〕

在中国，尽管节日时间和节庆形式各不相同，但中国人创造共有意义和统一身份的活动的节日主题大都一致，基本是“每逢佳节倍思亲”、“人间骨肉同此团圆”、“明月千里寄相思”的“大团圆仪式”。这样的“大团圆仪式”明显是与中国人的岁时季节“周而复始”、“气象万千”的“自然时间”密不可分的。我们看到，遵循着自然时序的“回家”、“团圆”是中国大众传媒节日传播永恒的“仪式”和“主题”。比如，在常见的春节手机短信祝福和拜年中，海量的内容都是以“回家”和“团圆”作为主题的，形成了一个个“仪式”组合。

祝你在新年中,一帆风顺,人财两旺,三羊开泰,四季发财,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面威风,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祝福你：新年大吉，一如既往，二人同心，三口之家，四季欢唱，五福临门，六六顺意，七喜来财，八方鸿运，九九吉祥，十分美满！

月缺时我想你，月圆时我念你，无论月圆月缺，我的心如那恒古不变的月光默默的追随着你的每一次微笑!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愿今夜的月光照亮您所有的梦想，衷心祝愿美梦成真！

新春快乐！吉祥如意！幸福康健！新的一年，心平气和，顺顺利利，和和美美，团团圆圆！

以上这些节庆祝福和拜年短信都体现了传统节日“团圆心理和回归意识”对人们审美心理结构和现代传播内容的重大影响，同时大大增加了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仪式感，增强了社会凝聚力。

第三，手机短信以新手段增添了人们传统节日的娱乐方式。在传播学视野中，传播具有四大功能，在其环境监测功能、社会整合功能、文化传递功能之外，就是越来越重要的娱乐功能。传播的娱乐功能是现代传播多种功能中最显露、最有力、最大众化的功能。在当代社会，随着各国的文化交流和与外界环境的接触的不断增多，人们越来越重视和喜爱娱乐，娱乐文化在当代短信文化领域的突出体现具有超乎国界的普遍性，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节日中的手机短信。

祝你:兜儿里装满money,心情总是happy,每天都很sunny,快乐得象个baby,一生一世都那么lucky,新年快乐!

乐快心开旦元你祝就那吗易容我心开你让了为啊难真可一第个弄头年这到收次一第是你计估式形这套老样一人别和愿不就我

节日来了,我一直想对你说六个字,但又怕说了连普通朋友也做不成,可我控制不住,还是想说:借点钱，好过节！

我祝你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彩生活八面威风九九同心十全十美百年好合千里有缘万贯家财新年快乐!

祝新春快乐，捂着肚子乐，蒙着被子乐，流着鼻涕乐，对天哈哈乐，喝水咕咕乐，不想我也乐，想到我更乐，此时肯定乐，健康又快乐！

以上节庆短信语句幽默，诙谐，句式或中英语混杂，或用倒装语言，或语言连缀而形成一种特别的娱乐效果。特别是3G手机的使用，使手机在节日中除了传统的信息传递功能、时尚的照相功能外，更具有了MP3功能、录音笔功能和网络游戏功能和观看电视功能，基于首位的就是对人们节日娱乐需要的满足。作为移动通信和娱乐终端，手机正在成为一种强势节日娱乐手段，它在短信中还融合了文学故事、影视表演、动漫游戏等诸多功能，其新颖别致，机智有趣，大大地张扬了节日祝福语的通俗性、娱乐性、口头性和民间性，既幽默地表达和宣泄了人们对社会现象的各种情绪，又松弛了人们紧绷的神经，人们借助手机短信中的娱乐内容在节日中得到心灵放松和精神调节。

第四，手机短信给节日祝福和信息传递带来了许多新的形式，这些形式达到的效果是其它媒体难以达到的。如铃声下载、图片传情、手机QQ、手机短信和视频,仍可以时刻在线与QQ上的好友聊天。大量的节日祝福短信中,出现了语码混用，标点、数字、键盘符号等在短信文本中占据一定比重的现象。祝福短信表达方式的多元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汉字表形表情功能的不足,增添了语言情趣,使祝福短信具有了很多新颖别致的语言表达形式。

利用汉字与数字组合，或利用数学公式表达节日问候，在节庆短信中很常见。这类短信用数字谐音成义，既增加了短信的意义，又增加了娱乐效果：

新的1年开始,祝好事接2连3,心情4季如春,生活5颜6色,7彩缤纷,偶尔8点小财,烦恼抛到9霄云外!请接受我10心10意的祝福。

摘2009颗星星照亮您的前程，种2009朵玫瑰陶醉您的心情，做2009个纸鹤陪您时刻欢乐，找2009种理由祝福您：元旦快乐！

送你一份100%纯情奶糖,成分=真心+思念+快乐,有效期=一生+营养=温馨+幸福+感动,制造商=真诚+朋友。

愿你365天，天天开开心心，8760小时，时时快快乐乐，525600分钟，分分健健康康，31536000秒，秒秒幸幸福福！

又如现在手机上网，手机用户又喜欢网络聊天和BBS,因而很多节日短信利用电脑键盘、文字符号或者网络上各种特殊符号巧妙地来表达心愿，使节日祝语图文并茂,相映成趣，生动活泼，形象直观。手机短信的特殊形式，形成了手机短信语言的特色，增强了短信语言的生动形象性。如：

$$$$$$$$$当你收到这些钱的符号时,就表示你已接到财神爷的祝福,他会为你在新的一年里带来财运哦!

/#####/@

|_〔〕_|_|降温了,送你一个小木屋给你避风用!

祝你每天:(^^)(-_-)〔.〕〔@.@〕。我要坦白告诉你:520,1314179。(符号组合成脸谱表示表情:开怀地笑、温柔地睡、天真地发呆、放心地酒醉。数字谐音表义:我爱你,一生一世一起走。)

/）/）/）/）

（-.-）?(-)（-.-）?(-)，又是一年春来到！特地养了两只幸运兔送给您，它们真的会给您带来幸福哦！祝新年开心快乐！

手机短信作为新媒体的一种新传播手段,其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时代意义和文化意义。“短信贺年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类文化和社会关系的转型，即现实社会关系正在部分地被新媒体所建立的虚拟空间里的社会关系所取代。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新技术在重塑社会关系和文化方面，正展现出强大的能量。”〔6〕手机节庆祝福短信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涌现出颇为壮观和新颖的节日祝福形式，成为新媒体传播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显示了新媒体传播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借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对民族审美的喜爱与继承，更表明了新媒体并不是完全解构传统文化的，而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与传统文化接轨，从而发展出新的传播文化。手机这种新时代的传播媒介，拓宽了人们节日祝福的心愿,拓展了节日表达的方式，便于人们用更多的表达方式和新鲜词语来表现丰富的难以言状的内在意蕴，同时显示出新媒体传播方式的文化影响与创新功能。

三、民族文化和新媒体传播的传承与创新

就文化传播而言，一切媒体都是文化形态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民族文化的物质载体。新媒体同样是建立在大众社会文化环境根基之上的，必然以自己国家和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为传播核心。就媒介的社会影响而言，大众传媒不仅仅靠传播和沟通来维系社会生活，而且可以说社会就存在于传播和沟通之中，媒介被社会形态所规定，又不断地改变着社会群体和他们的交往方式。加拿大文化学家马修·弗雷泽在他的《软实力》一书中说到美国为什么发展迅速并且成为全球性大国时就指出：“如果说美国式的文化全球化具有颠覆性，原因恰恰就是因为它强大的信息传播效率惊人，极易让人欣然接受。”〔7〕美国文化传播的这一“全球化”策略，正在于他们以美国民族文化作为核心内容，以宣传他们所谓的“美国精神”和文化价值观。所以，我们的新媒体既需要紧跟现代先进技术的发展，又必须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运用具有国家“身份特征”的民族话语系统，着力传播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精神和现展，这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并逐步成为文化大国的重要途径。手机短信发展与中国传统节庆的紧密联系，以及传播浪潮的汹涌澎湃之势令世界瞩目，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道理。

新媒体的飞速发展虽然给传统文化的传播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但更多的是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延伸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使民族传统文化在新的社会时期迸发出了更加强劲的影响人们思维和行动的力量。在新媒体出现之前，传统文化的传播在许多方法和手段上存在缺陷，无法和受众及时互动，难以多向传播，而这一点则是其最大的缺陷。以中国传统节庆的传播为例，在手机出现之前，人们只能通过书信和电话进行拜年和祝福。书信没有及时性，电话难有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所以传统节庆在以前很难有今天的传播规模和传播效应。手机传播特别是拜年短信的出现，从根本上“补救”了中国传统节庆的传播缺陷。这正如保罗·莱文森所指出：媒介进化是一种系统内的自调节和自组织，其机制就是“救性媒介”（remedial media），即“后生媒体”对“先生媒体”按其“人性化趋势”有补救作用，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有极大的补救功能。“一切媒介都是立竿见影的补救性媒介”，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者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充”〔8〕。因此，从一个方面说，新媒体不会自发地、孤立地出现，它们都是从旧的文化形态和媒介手段中逐渐脱胎、变化出来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同历史上每一次文化变革一样，传统文化只有通过适应新的文化传播形态和文化生存空间，用新的“补救”老的，转换传播语境，才有可能获得传承与发展。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整合、运用新媒体的传播手段，延伸和拓展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使民族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到深入人心的传播。

从手机短信传播的社会需求和社会影响的视角来看，显然与民族文化具有血缘性和同构性。传统节庆由于有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显现出丰富多彩、形态各异的表现方式，而且节庆的拜年与祝福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因此具有相当的私密性。用今天新媒体传播的话语来描述二者，可见其都具有传播的“碎片化”特点。在新媒体中，手机也是最具有“碎片化”特点的传播工具之一。手机传播在传播社会事件的同时，许多时候更多地用在“碎片化”个人、“碎片化”地点、“碎片化”时间中，以传达个人心情、生活细节、奇思妙想、家庭事务、幽默个性，表达对亲人和朋友的慰问和祝福，而这些又正好契合了传统节庆传播“碎片化”、随机性、多样化的需要。“手机之所以迅速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是因为它能很好地满足现代人多样化交流的愿望。人们一方面害怕寂寞，希望与更多的人交流；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厌倦与人交往的心理。有了手机，不需要总有一个人陪伴在身边，但在需要的时候却可以随时与他人通话或通信，且无须直接面对对方。现代人都有一种脱离组织和社会的约束、享受孤独的愿望，但同时又希望在需要的时候能够与伙伴在一起，手机正好满足了这两种需要。”〔9〕由于手机具有便携随意、个性化强的特点，因此通过手机媒体获得亲人和朋友的丰富信息也是手机用户普遍、常见的一种需求动机。“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每个人的‘碎片时间’越来越多。你在乘坐公共交通、在银行、在机场、在餐厅都会出现大量的‘碎片时间’，如何连接起这些‘碎片’并进行充分利用是个很重要的课题。而用户的手机是随身携带的，阅读信息不受地点限制，可以有效利用‘碎片时间’，从而为用户节省了时间。”〔10〕毫无疑问，手机短信之所以能在每年的传统节庆中成“排山倒海的爆发”之势，正在于这种传播方式在传者和受者之间达到了高度的契合与沟通。

另外，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虽然对今天人们传播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归根结底，新媒体始终只是传播工具和手段，传播内容还是需要延绵不断的文化书写来决定。从古到今，传播工具和手段不断变化，但文学写作还是文学写作，写作的本质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今天流行的网络写作和手机写作在语言形式、表达方式、文体运用上都与传统写作方式紧密相关，显示着文化传承是不能被中断的。比如，我们所看到的或者说收到的节庆拜年与祝福短信写作，大量地运用了传统的诗词与格言，突出地表现为对传统文体存在形式的继承和演化，受着中国传统写作的内容影响和形式制约。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新媒体虽然改变了今天人们传播的写作方式，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写作的传情达意的本质，新媒体是传统书写的传承和发展，而并非颠覆。手机短信写作“高手”的写作技巧、文字运用、意境营造、短信形式，都与深度浸润传统文化、学习古典文学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可以这样说，要在传播中实现手机短信写作，甚至全部新媒体写作的“一呼而百应”，特别是在民族传统节庆传播中能感人而心动，这是最受欢迎的一条路径，也是新媒体文化创新的坚实根基。

参考文献：

〔1〕万里.今年拜年短信全国超300亿条〔N〕.重庆晚报，20120130（4）.

〔2〕纪宝成.从清明节为法定假日谈传统文化〔N〕.中国教育报，20080331（2）.

〔3〕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25.

〔4〕大卫·麦克奎恩.理解电视〔M〕.苗棣,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72.

〔5〕赵玙.传统节日：不应消逝的文化记忆〔N〕.光明日报，20110131（1）.

〔6〕胡翼青.短信贺年与屏幕文化〔N〕.人民日报，20120112（21）.

〔7〕马修·弗雷泽.软实力〔M〕.刘满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3.

文化与传播论文篇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3-0074-04

贵州不仅具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宜人气候，而且拥有多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浓郁神秘的民族风情。在这个多民族省份的9大行政区划中，少数民族自治州就占了3个：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洲；在其他6大行政区划中也分布着10个民族自治县。近年来，贵州省依托各民族地区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成果喜人――“贵州在全国知晓度排位已经从2004年底的26位上升到第10位，慕名到贵州旅游者络绎不绝。”

为进一步扩大文化旅游业，就必须进行旅游形象传播，把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这个品牌在市场中打响，从而吸引游客前来旅游，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在如今的信息时代，人类社会最有效的传播工具是大众传播媒介，包括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等，新媒体：网络等。从客观现实看，贵州民族地区本地的传统媒体远远不能满足民族文化传播的要求，所以各民族地区应采用“两手抓”政策：一手抓网站建设，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宠儿网络新媒体为其服务；一手抓海内外著名传统媒体的借用工作，即利用海内外传统媒体为其做文化传播及旅游形象宣传工作。

在下面的论述中，笔者以黔东南作为贵州民族地区的代表，这是因为这个少数民族文化的聚宝盆“有1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国家分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在全国地州市级中总名排名第一；有119项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占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总量293项的4l％，”她在民族文化旅游业方面走在全省前列，而且在媒介利用方面也为其他民族地区树立了典范。所以我们以黔东南为典型，同时以其他民族地区为补充，便能对大众传播媒介与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传播这个问题有全貌性的认识。

一、大众传播媒介在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传播中的功能

1　传播文化。“传播工具被人们看作是‘文化工具’，”大众传播媒体在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传播中大显身手，充分实现了“文化工具”的功能，为其旅游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最古老情人节苗族姊妹节、被誉为“东方迪斯科”的反排木鼓舞、“行云流水”的苗族飞歌、“天籁之音”的侗族大歌、“声音活化石”布依八音等原生态文化通过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走进了千万人心间、把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和旅游形象传播至海内外，从而有力地支持了这些地区的文化旅游业。

2　传承文化。大众传播媒介将贵州民族地区原生态民族文化制成节目，不仅可反复提供给人们欣赏，还可长期保存下来，这就为一代又一代的少数民族传承文化提供了方便。如今现代文明对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不断侵蚀着民族文化的阵地，所以大众传播媒介传承文化的功能就显得十分突出。贵州民族地区本地的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主要承担本地区内的信息传播任务，那原生态文化经这些媒体的传播，可有效地培养本地人的民族文化感、为自己丰富多彩的原生态文化感到自豪。

3　发现文化。大众传播媒介为了更好地传播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推动其文化旅游业，就必须尽可能地去发现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从中挖掘出适合旅游开发的部分，然后面向大众进行传播。例如，贵州电视台有“发现贵州”这一栏目，致力于发现有特色的贵州民族地区的民间文化；“网上黔东南”有一频道是“发现黔东南”，登有数百篇文章、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挖掘这里的少数民族文化，从而增加这块土壤的吸引力。

4　挽救文化。大众传播媒介还可挽救濒临灭绝的文化，使古老珍贵的原生态文化得以保存下来展示在世人面前，从而保证贵州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业的资源。随着经济的发展、现代文明的“入侵”、现代娱乐的冲击――电视、卡拉OK、家庭影院、互联网等“飞”入寻常百姓家，极大地压缩了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苗族服饰只有老人穿戴，青年人大多不穿；苗族刺绣这项优秀的民间艺术，独具魅力，可年轻苗家女却不愿学；会吹奏芦笙的年轻人不多；说苗族语言的人也渐渐少了……”这就是少数民族原生态艺术所面临的尴尬现状，尤其是苗语侗语等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群的萎缩，使苗族侗族等文化的传承受到极大的威胁。在这紧要关头，大众传播媒介充当了“救世主”角色，不仅将各种濒临灭绝的文化记录下来传播给大众，还运用自己的议题设置功能让大家来关注少数民族文化的抢救。例如，“网上黔东南”专门设置了“文博抢救”，有多篇文章对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出谋划策。通过设置“文化遗产抢救”这个议题，大众传媒可以提高社会公众对原生态民族文化抢救工作的认识和关心，也只有更多人关注这个话题，挽救文化才有希望。

二、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传播的媒介策略

1　大力抓好网站建设工作。这一论点是从分析贵州民族地区本地媒体资源现状得出的。总体来说，贵州民族地区的传统媒体是远远不能满足对外民族文化传播和旅游形象传播要求的。以黔东南为例，就报纸媒体来说，《黔东南日报》和《凯里晚报》是地区性报纸，只在本地区内流通，在外地的市场上根本无法见到。就算这两份报纸极尽所能宣传黔东南的“原生态”形象，但受众范围只能局限于本地区之内，所以作用大打折扣――在对外民族文化传播和旅游形象传播中无用武之地。黔东南人民广播电台也一样，其频率覆盖面在本州以内，外地的听众若是打开收音机，也只能望洋兴叹，无法收听到这个广播电台的节目。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黔东南电视台的身上，尽管它近水楼台先得月，录播了很多民族文化方面的节目，但由于受众面局限在本地区以内，所以外地的观众朋友们也只得无缘这些节目。可见，贵州民族地区本地的传统媒体由于受众面局限在本地区以内，在对外民族文化传播和旅游形象传播中是无能为力的，而这些又是无法改变的，因为国家不可能制定政策来专门扶持贵州民族地区本地的传统媒体成为全国范围内家喻户晓的品牌媒体，而经济上的相对落后又不可能使这些本地媒体一时有很大改观。

所以贵州民族地区必须拥有能进行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媒体，才能在旅游形象传播中不受地域限制，把原生态文化传播到国内外的千家万户中，让更多人发现、了解并喜欢像“黔东南、黔西南、黔南”那样民族风情浓郁的贵州民族地区，从而有效发展文化旅游业。在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下，网络新媒体的出现成了贵州民族地区的最佳选择。网络传播这种以互联网为媒介、以数字化信息为载体的新型传播方式一出世便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功能最强大、服务最全面的一种传播手段，因为它把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的优点集于一身，数字化、大容量、即时性、双向性、跨时空性的特征使它在传播的自由性、时效性、多元性、交互性和互补性等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网络新媒体的这些优势克服了贵州民族地区传统媒体无法进行对外民族文化传播和旅游形象传播的缺陷，打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网络传播使得贵州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动态等信息可以得到即时的传播，上网的信息立即成为全球性的信息；网民朋友们在网络上获取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方面的信息在空间上没有任何变化，全通过点击鼠标来完成。所以外地的朋友们虽不能接触贵州民族地区的报纸、广播、电视这些传统媒体，但只要空闲之时打开电脑，点击鼠标，进入贵州民族地区下属的网站，便能立刻获得足够多的有关这块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聚宝盆的各种信息，而在同时，贵州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和旅游形象的对外传播也得以实现。网络传播“不需要纸张，不需要印刷、投递，也不需要广播电视节目发射时的昂贵而复杂的设备，”这种省钱省力，十分经济的大众传播媒介显然是十分受黔东南等贵州民族地区欢迎的，可行性非常强。但值得深思的是贵州民族地区精品网站尚不多，大部分网站内容不够精彩，吸引力不强，人气不高，所以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应花大力气研究如何提高网站的吸引力，为国内外游客认识贵州民族地区打开一扇窗户。

2　努力抓好海内外著名传统媒体的借用工作。由于贵州民族地区本地的传统媒体无法完成对外民族文化传播的任务，所以贵州民族地区在用网络进行对外文化传播之余，还得想方设法借用海内外著名传统媒体为己服务。主要有两种方法：直接借用和间接借用。以下分别论述。

(1)直接借用。贵州民族地区充分利用本地丰富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打造品牌旅游节事、吸引或邀请海内外传统媒体前来采访报道，大力营造与平常迥异而浓厚的旅游气氛，从而加大民族文化和旅游形象对外传播的力度、增强贵州民族地区文化旅游业在海内外的影响力。以黔东南为例，2007年7月23日－8月3日“中国・贵州・凯里原生态艺术节”就是一精心之作，这次民族文化艺术盛况邀请并吸引了海内外媒体100余家、记者400余名前来采访报道。其中，中央电视台、卡塔尔国家电视台、日本《朝日新闻》、香港《大公报》等均是受众面广、影响力大、权威性高的传统媒体。它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采访和报道黔东南原生态文化艺术，势必让这里的民族文化传播给海内外的千家万户、黔东南这个“原生态”的旅游形象招牌也会因此而知名度一路飚升，从而大大刺激其文化旅游业。“黔西南、黔南”等其他民族地区也要善于效仿，让一个又一个精彩缤纷的民族文化节日盛况不断出现在世人和媒体面前。

(2)间接借用。这是指贵州民族地区并不用主动邀请或旅游节事等方式让外地传统媒体派出记者来此采访报道，而是让本地的歌舞产品在这些媒体中“抛头露面”，从而达到传播民族文化、宣传自身形象的目标。以黔东南为代表的贵州民族地区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突出，例如，“蝉之歌”组合演唱的侗族大歌在2006年中央电视台的青歌赛中捧回银奖、在全国观众朋友面前一举成名，让他们欣赏到了这种不需要任何音乐伴奏、真正原生态的艺术；“苗族歌后”阿幼朵也在青歌赛中获得佳绩，她甜美的歌喉唱出那“行云流水”般的苗族飞歌、以及身上穿着的那堪称“无字史书”的苗族服饰，将苗族文化通过中央电视台传播给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们。这些歌舞产品均是贵州黔东南“土生土长”的原生态艺术，所以说“蝉之歌”组合和阿幼朵的精彩演出就等于是在中央电视台为黔东南、为贵州民族地区进行民族文化传播，从而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接受到贵州民族地区的旅游形象信息。由引可见，贵州民族地区应大力发展本地的民族文化艺术事业，争取出几个品牌节目，让这些精彩的节目在海内外著名传统媒体上进行传播，同时也就起到了对该地区进行旅游形象传播的作用。

三、几点建议

大众传播媒介是旅游形象传播中最有效、最便捷的途径，而旅游形象传播又一般为政府行为，即在政府部门主导下，多部门广泛合作的过程，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指导和干预作用在贵州民族地区旅游形象的传播和推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政府职能部门的领导在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必须具有正确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能力，即媒介素养。这可有效增强旅游形象传播的效果，使现实和潜在的游客了解和信赖贵州民族地区的旅游形象，提升这些地区民俗风情和地域文化的认知度和美誉度，最终达到扩大客源市场或区域旅游产品销售的目的。具体分析，对他们的媒介素养建议主要有以下三点：

1　对现代大众传媒要有全面、正确、深刻的认知。新闻事业是刊登时事为主的、面向社会大众传播信息的传播机构，首要功能便是监测环境和充当社会t望者，这就要求政府部门领导不能以长官意志违背新闻传播规律、任意干预新闻界，从而作出超越媒介功能的瞎指挥和滥使用的行为。这样只能让传播效果适得其反，历史上“假大空”的宣传行为便是一明证，让新闻媒介在人民群众中极大地丧失了公信力。所以政府职能部门的领导者要讲究宣传艺术，即要在遵循新闻规律的前提下，提出对贵州民州地区的新闻报道要求，从而有效起到民族文化传播和旅游形象传播的作用。

文化与传播论文篇13

1徽州文化网络传播的多元化主体与扶持政策缺位

在网络上传播徽州文化的主体多种多样，其中以安徽省文化厅网站、安徽先锋网为代表的政府部门网站对徽州文化进行专栏介绍。对徽州文化网络传播内容最为丰富的是徽州文化专门的研究机构，比如中共黄山市委党校信息管理中心、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徽州文化网，专栏有徽学研究、徽风徽俗、徽派建筑、徽派雕刻、徽州戏剧、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徽菜美食、文化旅游、徽州论坛，网站共有文章：825篇，总访问量：1515768次，文章点击数：1968929（2012年10月30日统计）。而黄山学院徽文化研究所在网络上刊登《徽州文化研究》，大量的徽州文化研究论文。许多门户网站也加入徽文化传播的活动之中，例如中安在线就开辟专栏“徽学研究”介绍徽州文化。网络上更多关于徽州文化的信息是来自与原徽州地区有关的旅游网站，比如一家公益性质的民间旅游网站醉美婺源旅游网就了徽州文化系列谈等大量关于徽州文化的信息，涉及徽州女祠堂、徽商、徽州戏曲文化、徽派盆景、徽州族谱等。黄山旅游电子商务网同样展示了徽州文化绚丽多彩的诸多元素。网络上同样不乏热爱徽州文化的个人，他们通过博客、微博、空间记载他们对徽州文化的见解、传播大量关于徽州文化的影像资料。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并采取诸多措施加强对传统文化常规状态的保护，徽州文化的展示、传习等基础设施在合肥、黄山、江西婺源等地广泛建设。由于认识不到网络传播对于传承、弘扬徽州文化的重要作用，徽州文化网络传播没有得到与其他形式徽州文化保护、传播同等的重视。有的徽州文化研究单位积极性很高，但在落实资金、网络传播的技术储备等方面无能为力。目前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行业主管部门，都没有建立起符合网络时代徽州文化网络传播与保护的政策，专门从事徽州文化网络传播与保护的机构尚未建立或健全，徽州文化网络传播工作缺乏统一协调领导机制，现有涉及徽州文化的网站也因为缺乏专门网络技术、网络策划等工作人员，网络传播技术和宣传策划无法满足拓展徽州文化网络影响力的要求。

2徽州文化丰富内涵与有限网络承载信息的矛盾

徽州文化是发轫于南宋，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传播、整合、变异的进程而形成的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体系，徽州文化内容广博、深邃，并全息式涵盖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生活与文化内容，是后中国封建社会典型标本，被誉为与敦煌学和藏学并列的中国三大地方显学。徽州文化的内容涉及原徽州府的一府六县，以徽州人文地理、徽派学术思想、徽商、独特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艺术为主体，涵盖了徽派建筑、宗法伦理、商贸习俗、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戏曲、画派、武术、篆刻、木雕等生产生活方式和民俗艺术等各种文化元素。在网络上，徽州文化中各种文化元素展示的深度和频次大不相同，从信息的种类看，有百度百科为代表的对徽州文化进行释义和基本内涵的介绍；有关于新安理学、新安画派等专业性的研究文章；有旅游推介性质的古牌坊、古民居的推广；也有大量关于徽州文化的讨论。从网络传播的信息的形式上看，有文字记载，有图片记载，也偶有关于徽文化的音视频资料。网络上了大量围绕徽州文化开展的各类活动信息，比如以徽州文化为主题的研讨活动报道，以体验徽州文化而开展的旅游观光活动的报道，亦有倾情于徽州文化的网友撰写的各类体验、研究心得。网络传播的徽州文化初步具备了展示作为一种汉民族传统的徽州文化具有丰富性、独特性和广泛性等基本特点，体现出“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徽州文化的精神内涵。初步实现了在网络时代对徽州文化进行的传播和保护，拓宽徽州文化领域的范围和深度[3]。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跨文化交流日益加强，使各种文化通过网络得到广泛的传播。西方文化、日韩文化、流行文化对徽州文化等传统文化形成巨大冲击，网民对徽州文化感兴趣的群体越来越小，对徽州文化深入了解的人更少。从一项调查表明，浏览相关网页和关键词检索的网民年龄大多在四十岁左右，十五到三十年龄段的青少年对徽州文化相关信息往往不感兴趣。徽州文化专门网站和网站中开设的徽州文化的栏目访问量较低，主动发帖的网民较少，大多无法进行有效的交流与沟通，徽州文化的网络传播呈现出小众化和弱关注度特点。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一般网站容易忽略对其深厚历史底蕴的探究，无法展示徽州文化深层次内涵。全球化趋势使地域特色明显的徽州文化的原生存环境遭受冲击，原生态的村落被都市气息沾染，传统文化的记忆渐趋淡化，徽州文化中各技艺种类面临消亡的危险，徽州文化面临的衰微和凋零。比如：徽州武术曾经有着广泛的普及和影响，但现在“勇悍尚武”的民俗传统也被现代体育思想、都市健身理念冲击。被誉为“戏祖”、“戏娘”的目连戏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有证可考的剧目，现在同样面临传承的困境。徽州文化网络传播主体纷杂，有些网站传播的思路不清，各自为政，网站资源总量较低，内容的更新较慢，展示的形式单一，许多网站在展示徽州文化时仅仅局限在新安理学、新安建筑、新安画派、新安医学等少数领域，对其他文化元素介绍匮乏，比如保存了浓厚地域文化特点的屯溪方言，是安徽省内最复杂难懂的土语之一，在网络上极少介绍。以徽州文化作为卖点的商业性网站数量虽多，但内容肤浅，甚至存在部分错误，对徽州文化歪曲和滥用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原徽州地区蕴含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徽州文化也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因此，旅行社、景点、度假村等主体也参与了徽州文化的宣传报道，这本应是积极的，但是由于商业利益的存在，传播相关信息时就故意扭曲徽州文化的内涵，肆意编造一些似是而非的典故，介绍非徽州文化属性的民俗和产品，使得网民形成对徽州文化错误的理解和认识。由于徽州文化也简称徽文化，网络上有些信息就混淆了徽州文化与安徽文化的概念，甚至出现了黄梅戏属于徽州文化的错误。而喜好徽州文化的个人通过博客提供的信息大多局限于某一领域。资源总量匮乏的网站、专栏无法承担起弘扬徽州文化的重任。

3网络传播策划和文化展示技术不足

由于网络传播主体、资金等诸多影响，在网络传播徽州文化时，缺乏良好的网络传播推广策划，加上文化展示技术的不足，无法形成生动和具有吸引力的传播效果。很少有人进行徽州文化网络传播整体推广策划、网络受众分析、传播定位分析、传播工具的整合利用、热点制造这一系列现代网络传播方式和手段的研究与应用，无法形成持久的关注度，网民很难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号称文献之邦的徽州，鱼鳞册、司法宗谱、儒家经典、契约文书、信札案卷、劝善书、佛道经卷等达千万件，其中鱼鳞册、宗谱、家乘等徽州典藏居全国之首。大量有文献价值的卷册对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州戏曲等徽州文化元素研究与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4]。而在网络上仅仅能看到部分卷册和内容的外观照片，没有建立有实用价值的资料库。又如徽州木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丰富厚重的徽州文化，徽州木雕与石雕、砖雕等其他艺术形式一起构成了巧夺天工的徽州三雕。在网络展示时，大多采取静态展示的方式，徽州木雕作品的艺术情趣常常未被展现出来，木雕作品中的教化功能及其蕴含的理学思想更难以有效传播[5]。对于徽州文化传统技艺、表演艺术，最大的特点是依托于人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等为表现手段，以口传心授为延续方式，是一种“活态文化”。一般网络上介绍传承人及其技能或作品，但是由于缺乏对传统技艺技术细节的展示和交流，使得传承人无法通过网络与同行和网民互动，导致传统技艺趋于保守，创新不足，同时影响着徽州文化传承的质量和速度[6]。

基于网络的徽州文化传播与保护构想

基于网络的徽州文化传播与保护一项全新的工作，没有太多可借鉴的经验和模式，需要根据网络传播特点结合徽州文化内涵，不断地探索和创新，开辟徽州文化传播与保护的新领域。

1出台的相关政策，推进徽州文化网络传播与保护

尽管徽州文化网络传播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徽州文化的网络传播单靠市场的自发作用难以实现广泛的传播与保护，制约了徽州文化网络传播与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导致大量的徽州文化元素无法通过网络广泛宣传，向目连戏这样极具徽州特色的技艺已处于濒临消亡的境地。徽州文化中许多传承技艺是不具有再生性的，所以展示与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鼓励性政策，把徽州文化网络传播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畴，为徽州文化网络传播与保护提供支持与保障。建议安徽、江西两省以及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徽州文化网络传播与保护的重要意义，加强对徽州文化网络传播与保护工作的领导，从机构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予以支持，进一步加大对徽州文化网络传播和保护经费的财政投入力度，同时鼓励社会各界对网络传播徽州文化事业予以资助，从而为基于网络的徽州文化传播与保护工作提供有力的财力支持。徽州文化网络传播与保护的主体一般来说有政府，企业，研究单位，社团组织，非遗传承人和爱好者。综合各种因素看，政府主导，社会其他成员参与的机制是实现徽州文化网络传播与保护的最佳选择。在职责明晰，分工合作的原则下，政府牵头，文化、电信、工商等部门具体落实、社会其他成员积极响应，集中各方人力、财力、物力与智力资源，按照分类统筹，区别保护，分步实施原则，实现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徽州文化传播与保护。

2徽州文化网络传播资源的管理

实现有效的徽州文化网络传播，必须整合徽州文化的各种资源。对于徽州文化中的传统的手工艺、表演艺术、社会风俗、节庆仪式等丰富的内容，利用徽州文化专门研究单位掌握的资源，通过普遍采集、认定、记录、建档，为确保资料的全面和真实，对原有的文献资料加以甄别和补充，必要时进行田野实地调查，进行科学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实现对徽州文化个元素的深度挖掘、整理、归档和研究，弄清楚徽州文化遗产中各种元素的源流和传承。确立徽州文化网络传播与保护范围和重点传播与保护项目是徽州文化网络传播与保护的核心与切入点。建立以文字、图片、音视频为载体的多媒体资料库，对已命名的各级徽州文化元素名录档案，以数字化编目的形式进行永久性存储。使徽州文化得到真实、全面和系统的记录，尤其是对于濒临失传的文化元素加以抢救性保护。采取有效措施，重点加强对代表性传承人及其技艺的宣传与保护。及时记录并网络上载传承人所掌握的丰富知识和精湛技艺，资助传承人开展网络授徒传艺与展示、网络教学与交流等活动，通过建立徽州文化的音视频资料，展现给人们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领略民间民族的技艺、绝活，唤起当地人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觉意识[7]。

3徽州文化网络传播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