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境论文篇1
"田歌现象"及其《荧屏连着我和你》
最近，在中国当代影视传媒领域，人们谈论较多的莫过于这样一些现象："王朔现象"③，"张艺谋现象"④和"倪萍现象"⑤。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现象本身所处于的人们注意的中心之地位（当然王朔是一个例外）以及其之于当代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客观影响，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则认为，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虽不居于"中心"但却对"中心"有着有力的冲击和消解作用的现象，即以北京电视台导演兼主持人田歌为代表的一个现象，或?quot;田歌现象"。因为田歌的工作单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电视台；而且面对中心的巨大阴影，一些居于边缘处的闪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这就是不少地方台（包括北京台）导、演和主持人们经常感到困惑的一个原因所在。而田歌则从一个来自部队基层单位的话剧和电影演员而一步步地向中心迈进，并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不仅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而且还在向着国际文化的中心欧美前进。我们完全可以从下列事实见出这种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剧组应挪威外交部邀请前往奥斯陆采访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中国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热"；1997年5月应弗罗伦萨歌剧院邀请前往意大利采访由祖宾·梅达和张艺谋共同执导的歌剧《图兰朵》；1997年6月应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访第八届国际易卜生研讨会；1997年7-8月应美国新闻文化署邀请赴美考察电视艺术，等等。这一系列本应当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独有的机会几乎全被来自边缘的田歌拥有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猜测、羡慕或关注。但是单单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我们还应该透过现象究其本质，也即从分析她主持编导的精品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入手。当然，在这个栏目周围聚集了一批与田歌有着大致共同的志向和兴趣并能精诚合作的年轻人，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为一个集体，"田歌现象"则体现了以田歌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当代传媒领域内一个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人分析的现象。
1．文化研究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参与普通读者或观众的社区生活来实现对他们启蒙（或后启蒙）的理想。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冲击着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电影制作，栏目的编导者却别出心裁地通过这些艺术大师"知心时刻"阐述"个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艺术家与普通观众的距离一下子缩小甚至消解了，通过这种直接的交流和对话，不仅去掉了套在经典艺术家头上的神圣"光环"，同时也使普通大众与艺术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乐和京剧不甚景气的今天，栏目的编导者并没有冷落它们，反而调动传媒的力量来实现普及和振兴民族音乐和京剧之目的，这样所得到的对电观观众和文艺爱好者的"后启蒙"之效果是其他媒体很难达到的。
2．文化研究反对人为的等级制度，尤其对某种话语霸权极为反感，主张各种人在一个多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找到自己活动的公共空间，每一种话语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话语力量都无法主宰他种话语，只有各种力量的共存和共处才是造成文化艺术繁荣的惟一途径。在这方面，北京电视台处在北京，显然有着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向广大电视观众展示一些平凡但却了不起的人的风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临着中央电视台这样一个硕大的阴影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绝招来不仅无法面向全国的观众，更无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区的电视观众。因此，编导者们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他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甚至做别人没有做或者暂时无法做到的事。在这方面，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说，他们以独特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劳动，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比如说，电影导演访谈，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采访，大学校长访谈以及最近即将和广大观众见面的意大利欧剧《图兰朵》的排练和上演等节目，就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这一系列的沟通和对话，观众不仅对属于传媒范畴的电影拍摄和制作艺术及工艺有了更为感性的了解，同时也对导演们的辛勤劳动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这位早逝于本世纪初的经典文学大师，也许在不少人看来已经过时，但由于易剧本身所蕴含的多重文化代码却使其仍可打动后现代社会的观众。受之启发，栏目的编导者不惜组织力量，远涉万里跟踪采访，不仅达到了普及经典艺术之目的，同时也在实际上起到了促进中国和挪威的文化艺术交流乃至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将出现在荧屏上的关于意大利歌剧《图兰朵》的演出实况报道也一定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将不仅向中国的广大电视观众展示有着浓厚的"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同时也将披露隐藏在舞台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电视艺术置于与经典艺术相对立的位置实在是缺乏远见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张的是一种"后启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将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众之中，通过与他们的同呼吸共命运来达到向他们传授知识的目的。栏目的编导者和大部分请来的嘉宾们应该说都是有着相当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摆出一副居高临下教训人的桑子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钟节目内，如何尽其所能向广大电视观众传授知识，做到寓教于乐，使大家在轻松的气氛中接受书本上和课堂上得不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编导者认为，正如贺拉斯所言，要想让自己写出的作品感动读者（观众），首先自己也应被打动。他们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和知识装备工作，有些书"请人代读"（培根语），而对被采访人的身世和专业则了解得越清楚越好，这样我们在电视上所看到的简单的问答实际上体现了编导者的集体思想和智慧。应该说，该栏目在知识方面出现的破绽远比另一些栏目少得多。比如说，指挥家、体育评论员的仍谈等节目就是这样一些成功的例子，在这些以谈话为主要形式的访谈中，嘉宾同时扮演着两种角色：既是本行业的专家，有着本专业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因此他们的训诫和启蒙就丝毫未与大众拉开距离，倒是通过首先置身于大众之中进行直接的沟通来达到启蒙的效果。当然，这种以谈话为主体的节目既要达到寓教于乐，同时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适当的"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把握不当则会使人产生聆听教诲之感而对之反感。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栏目的少数几次不成功的节目见出端倪，但从广大观众目前对这个栏日的反应来看，正面的效应显然大大甚于负面效应。这就需要我们文化研究者从这一现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理论化，最终达到丰富文化理论（包括传媒理论）之目的。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在地方台（北京台）坚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树"遮盖或被时间淘汰的文艺生活类节目确实是难得的，这正是我们可据以从理论视角对之进行文化分析的价值所在。在这方面，"田歌现象"也许会给我们的地方电视台文化生活栏目的编导者和主持人某种有益的启示吧。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悲观与乐观
通过上述个案分析，我们大概可以对走向世纪末的中国电视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预测了。毫无疑问，文化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向了当今出现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趋势，按照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这样三个：跨国资本的运作，世界的资本化以及电脑时代的来临。⑥我认为还应再加上大众传媒的作用，因为从近10多年来中国电视的普及来看，确实令世人惊讶，因而难怪日本和西欧的大跨国公司都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当成一个巨大的传媒市场。因此中国的电视制作业首先面临着信息时代的各种挑战。其次，电视的普及和无所不在也给文学艺术构成了挑战，特别是三维动画和多媒体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传统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艺术成了不合时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们的后工业信息时代就会成为一个缺乏审美的时代：一切都被淹没在消遣娱乐电视节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荧屏上成为转瞬即逝的东西。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还要不要发展文化艺术？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对这种情形，我们不得不同时既感到乐观又难免不带有几丝悲观和危机之感，但悲观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在此我谨以一个普通电视观众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居于中心和边缘之特殊地位的北京电视台提一点建议：在当今电视节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浅薄和重复的情况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区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传播手段先进、对外交流便利等优势，推出自己的电视节目精品，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脐身国际大台和名台之行列的一个必然途径。在这方面?quot;田歇现象"不仅给同行的电视编导者和主持人以某种启示，同时也更使人们对电视业面临的自身的挑战保持一种清醒但却乐观的态度。此外，为了及时总结经验，从理论上来发展我国的传播学，使之尽早地与国际传播学接轨，我们仍有着更长的路要走。注释：
（1）见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性》，中译文载《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3页。
（2）关于这六个方面的详细阐述，参见拙作，《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33～35页。
（3）关于"王朔现象"的文化分析，参见拙作《后现代性和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挑战》，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页。
文化语境论文篇2
经济全球化发展，商务语境体现了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和关联原则：
1.商务语境的话语效应与社会效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贸热”，作为中国一个大众文化的“公共领域”逐步形成。我国商务语境的构建，具有广泛的基础，表现了我们对国际市场极大热情和信念，构成了我国大众对现代经济体系的强烈愿望。我们看到商务语境的广泛性、世俗性、社会性；商务语境在建立商务空间和文化策略上，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哈贝马斯在构建其话语伦理学时，提出“理想的话语环境”概念。商务英语是一种交际行为，表现为一种交际策略的利用。一般交际是以非琐碎性质的演绎规则为基础进行的，语境控制是按照商务情景进行选择、调控，最终取得最优交际效果的过程。商务语境的控制包括了认知控制、商务控制、文化控制，他们在商务活动中的语境生成和调适表现为公司之间、商户之间、品牌文化之间的语境结构的有效设定与能动调适。跨文化商务关系，重在引导和促进商务通道中流动的信息产生语境传播效应，通过话语信息的语境转换，增加交流活动中的语境信息量，是实现商务信息协调配置和有效传通的重要途径。
2.坚持开放的现代商务情境建设。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商务英语已经由单纯的商务英语实务而逐步拓宽到更为广阔的经济贸易领域。这就为英语认知语境建立了全球化商务的“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与“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前者指“说话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后者指“言语行为发生的具体情景”。在这里，商务语境被视为一个商务文化结构体，而不是交际场合中种种外在要素。固守语言内部的做法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内外结合”的语境构建，也就是英语的语境构建凸现的巨大作用。
3.商务文化必须具有最大的社会包容性，无论在商务语境，还是商务活动，都可以容纳多元的，多种组织形式的，以及不同所有制的形态。 商务英语的产生和理解要求公司之间、商户之间、品牌文化之间的互动，即商务认知体验。仅仅依靠本文语境，上下文，或者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互动是不足够完全传递信息的。商务语境的核心问题是语境的文化控制。因此，研究商务活动中的语境，包括认知语境、商务语境、文化控制三个范畴。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种语言在文化发展中能有效担负各种交际功能是不争的事实，从古到今各国的友好往来就是明证，国际商务上演了跨国的、全球的、世界的文化策略，通过交流共享、相互融合，通过文化，建构公共场域、表达场域，语境创设，使世界重新审视中国商务的价值体系。
二、商务语境构建和取径
布朗和列文森的理论框架下，就商务英语写作的礼貌策略进行了研究。从词、时态、语态和句法等语言角度，分析了四种礼貌策略在商务英语写作中的语言手段和实现形式，分析的重点是使用最为频繁的积极礼貌策略和消极礼貌策略。
认知语境从言语行为的分类模式出发，把商务语境分类的语用功能和他的文化控制结合起来，比如，信函类分为合作类信函、和谐类信函、竞争类信函和冲突类信函，并探讨积极和消极礼貌策略在四类信函中的分布状况。四类信函的文化控制是有差异性的，积极地控制和消极控制对商务活动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近几年，随着商务文化广泛引起全球的响应，广泛的文化交流使商务语境创设具有了国际文化场域，实现了各国商务文化语境共建，这已经成为当代商务的主旋律。尽管人类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但我们共同分享跨国的、全球的、世界的市场贸易空间。
继语言英国人类学家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语境和语境分类后，语境的研究和构建一直是现代化、国际化进程的新载体、新途径、新内涵。随着国际对话的升级、国际协作的深入、大众体系的完善，语境的研究走向体系构建的实际性阶段，尤其是商务作为一种文化仪式带来的语境对话、解释，更是提升了英语语境作为公共领域的文化控制。
国家教育部2001年颁发的“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文化是指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而教育部在2004年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中指出：“大学英语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所以，我们把商务语境取径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策略行为，它以交际为目的。第二种是行为者是通过与别人共同分有对共同处境的理解的文化策略。
参考文献
[1]林添湖:试论商务英语学科的发展[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04)
[2]罗明礼:商务英语写作语用特点探微[J].商场现代化，2007， (25)
文化语境论文篇3
一、高语境交际与低语境交际理论
美国学者霍尔（Hall，1959）指出了文化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他说：“文化是人类生活的环境，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受文化的影响，并随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或者说，文化决定了人的存在，包括自我表达的方式、感情流露的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等。正是这些在一般情况下十分明显，习以为常，然而很少加以研究的文化方面，以最深刻和最微妙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1］霍尔进而从交际与感知的角度提出了一种研究文化异同的有效方式，他在1976年出版的《超越文化》一书中，颇有见地地指出文化具有语境性，根据信息由语境或编码表达的程度，将文化分为高语境和低语境。所谓语境就是使用语言的环境，它包括使用语言的一切主客观因素。他认为：“任何事物均可被赋予高、中、低语境的特征。高语境事物具有预先编排信息的特色，编排的信息处于接受者手里及背景中，仅有微小部分存于传递的信息中。低语境事物恰好相反，大部分信息必须处在传递的信息中，以便补充语境中丢失的部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高语境编码对语境的依赖性较强，而低语境编码则主要体现在言语中，交际信息对语境的依赖性小。通过对比研究霍尔得出结论：“有着伟大而复杂文化的中国就处在天平的高语境一方”，而“美国文化……只是偏向天平较低的一方”，即中国文化具有高语境特性，而美国文化具有低语境特性。
二、不同的文化渊源导致高低语境文化交际模式的差异
高语境文化可以溯源到儒佛道三教文化的源流之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德为核心，倡导仁爱和平，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2］孔子的论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使得中国人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性格：内敛而含蓄、敏感而善感、谨慎而不张扬、自省而睿智。总之，“和”是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在交际时以建立和维护和谐关系为宗旨，强调集体主义，这就使得中国文化成为高语境文化。佛教在社群伦理上主张：中和礼让、社群为本，在经济伦理上主张义利统一、以义生利。具体地讲，中国人是把利益建立在人情关系的基础上，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在人际交往的最终目标在于追求人际和谐，尽量避免公开冲突，回避言辞角逐，遵循“和为贵，忍为高”的处世原则。道家的核心是仁、义、礼，人与人交际时讲究仁道，注重礼节，当利益与道义发生冲突时以义为先。所有这些使得高语境文化的人在交际中注重和谐、内隐而含蓄。
低语境文化发源于古希腊的“逻各斯”，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性与辩论术。很多西方国家属于低语境文化。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在思想上集中体现在人道主义的传统上，在行动上集中体现在自由竞争上，突出表现为对个人的人格、价值、尊严等多方面的肯定，对人的个体独立性的尊重与倡导。［3］西方人有较强的竞争精神，在处世上追求独立、自由、平等。这使得低语境文化的人在交际中说话明了，反应外露，而不受太多的规范的限制；他们注重的是交际中平等，如果双方存在利益分割，则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获得利益，而不是追求人情关系。
三、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差异导致人际交流上的冲突
语言作为文化表层的一部分，其发展和使用都受到深层文化的极大影响。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内涵，每种文化在其准则、规范、行为模式的表面下，都有着整套的价值系统、社会习俗、道德观念、是非标准、心理取向、思维特征等，正是这些决定了语言的使用。这两者的关系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交际活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1.对沉默的态度。在低语境文化中，人际交往主要通过语言来实现。沉默是需要填补的空间，来自低语境文化的人们对于交谈中出现的沉默会感到尴尬。西方有的学者甚至将东方人的沉默视为在人际交往中“缺乏信心”、患有“交际恐惧症”甚至是“精神病”的表现。美国人乐于侃侃而谈，崇尚能言善辩，尽量回避沉默，一旦出现，人们就会竭力用语言来填补。而高语境文化的人们却认为沉默具有交际功能，并不是交谈中的空缺。中国人十分重视交谈中沉默的作用，认为停顿和沉默有丰富的含义，既可表示无言的赞许，又可以是欣然默认、保留己见;既可以是附和众议的表示，又可以是决心已定的标志。恰到好处的停顿能产生惊人的效果，具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魅力，因此有人称它为“默语”，认为它是超越语言力量的一种高超的转换方式。［4］沉默代表有涵养、谨慎、稳重。总之，在高语境文化中，保持沉默是得到赞扬的。
2.螺旋式思维和直线式思维交流。高低语境的文化特点也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汉文化”的螺旋式思维特点决定了其语言是归纳型语言，［5］人们通常要等到高语境的发话者把话说完才能了解会话意图。英美文化的思维特点是直线型的，因而英美语言是演绎型语言，几乎没什么客套语，即使有也非常简洁。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在对外交流中，中国人给西方人留下的印象往往是好摆弄虚话、空话。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先生曾对这一现象有生动的例述：“很多商务代表团招商引资时仿照国家领导人出访说话，如首讲如何在春光明媚的季节来到美丽的塞纳河畔，再讲勤劳智慧的法国人民如何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三讲中法友好，四讲华夏有5000年文明，等等。招商内容却置于末尾，匆匆带过。还有的代表团在交流中照稿宣读：‘我们正在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我市是一块投资热土，商机无限。我们会采取平等互利原则，实现双赢。我们工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雄厚，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我们欢迎大家到我市投资……’”［5］以上发言，使法国人如堕五里雾中，他们不知道何谓热土，商机如何无限，何谓平等互利，双赢目标是什么。中国人以大观小，先铺垫后切入正题的思维方式，是为了营造一种氛围、一种交际环境，以免单刀直入显得突兀。西方人预热阶段短，开门见山，是典型的低语境言谈方式。因此，中国人营造的这种高语境的氛围，对西方人来说，多属冗余信息，真正需要的信息量却远远不够，不仅套话连篇，而且环境氛围提供太多，所以西方人觉得不着边际，不知所云。
四、高低语境文化交际的应对策略
通过以上部分对交际差异的分析，本文结合实际提出一些高低语境文化交际的应对策略。
1.低语境文化的交际者在与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进行交流时，要注意彼此在交流理念、言语风格、会话方式、礼貌客套和写作方式等方面的差异。面对交际模式的差异要求同存异包容理解。当高低两种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时，一定要用对方的交际思维来阐释对方的交际行为，在翻译时要注意两者的转换。比如：中国的诗句要翻译成英语，就需要用很多英语来阐释其中的意境。相反，把英语翻译成中文，则要注意用词精炼、恰当。［6］谈判时，如果对方是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那么双方交易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合同内容。
2.因为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的人在交际上存在高低语境文化的差异，所以交际者应了解不同地区交际者的言语交际方式，以及语气语调语音习惯，从而减少由于地区差异导致的高低语境文化差异。比如，中国的北方人说话相对硬气直爽，而南方人则说话柔气委婉。
3.对于交际中的差异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具体到每个交际者，他们的交际模式不尽相同。来自低语境文化的某个交际者也许说话直接，开门见山，这时高语境文化的交际者不要因此而认为对方不注重礼节或不注重情面。来自高语境文化的人也许说话含蓄，这时来自低语境文化的交际者要理解对方的说话模式，进一步领悟对方的意图。
4.高低语境文化中分别存在两种不同的交际方式，这种区别并不是绝对的。两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在高语境文化下的中国，人们有可能采取高介入的谈话方式，而在低语境文化下的德国，人们有可能使用高体贴时的会话方式。相似的，在低语境文化中也发现高语境文化的渗透。［7］
五、结语
虽然高、低语境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我们可以在高语境文化中发现低语境的行为，而在低语境中也可以发现高语境的行为，但文化的高、低语境属性是整体上客观存在的，它们的不同特征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问题。高、低语境的研究让我们对交际过程中人们注重什么、忽视什么有清楚的认识，并对不同语境文化中交际的模式和差异有总体的认识。而对它们各自的成因和特征的探究则可以提高我们在跨文化交际中的相互理解和预测能力，并增强我们的跨文化意识，有助于从宏观的角度了解中美文化的差异，并对跨文化交际实践的研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Hall，Edward.T..The Silent Language［M］.Garden City N.Y..Context and Mean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J］.A Reader，1976.
［2］叶碧．从“仁”“礼”“和”的关系看孔子的和谐思想［J］．浙江社会科学，2007，（2）：133.
［3］胡超．高语境与低语境交际的文化渊源［J］．宁波大学学报，2009，22，（4）：51-53.
［4］李杰群.非言语交际概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报刊文摘［N］.2003-05-27（B1）.
文化语境论文篇4
美国学者D．A．Swinnty的实验表明，语境是影响词一汇提取的主要因素，忽略了语词词义提取时意义与语境的结合，不能达到对句子的充分理解，就不能对语词在语境中的意义正确翻译。
语言界语境最早始于伦敦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对语境的定义，他认为语境可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情景语境是指语言行为发出时周围情况，事情的性质，参与者的关系、地点、方式等。文化语境是指任何一个语言使用所属的某个特定的言语社团，以及每个言语社团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风俗、事情、习俗、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等。由于不同民族所处的地理、人文历史和文化环境不同，各民族的人们对外部世界反映产生的印象和概念也会产生差异，所以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使人们对事物会产生不同的认知概念，因而产生了包含不同文化意义的语词。随着语言的发展，社会文化因素不断渗透到语词选择和定型的各个环节，语词的特定音义是一个民族各文化因素的折射和呈现，能够细致、全面地体现民族文化的特性。因此，语词的翻译依赖着它本身所存在的语言文化环境，文化语境包含的诸多因素，如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政治经济、风俗民情、、审美取向、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等等直接影响着语词的翻译。
三、文化语境与语词翻译
翻译学的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人类行为研究的范畴，人类的交际受语言环境的制约，而语言环境又根植于文化习惯，因此翻译必然受到译出文化和译入文化的影响。可见，不同的文化语境决定着语词翻译中词义的提取，也体现着译者对不同文化的判断和理解。本文将探讨文化语境中诸多因素对语词翻译的影响，以及相应的翻译。
1．地理环境差异与语词翻译。地理文化是指所处的地理环境而形成的文化。由于各民族生活空间不同，因而自然环境各方面的差异影响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或现象的看法各有不同。特定的地理文化赋予了语词特定的意义。
2．社会历史差异与语词翻译。历史文化是特定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同，因而各自都有含有特定的人物和事件的语词来体现本民族鲜明的历史文化色彩。例如，中“tomeetone’sWaterloo''''’(遭遇滑铁卢)是源于十九世纪拿破仑在比利时小城滑铁卢惨败一事，汉语中“败走麦城”是指古时三国的蜀国名将关羽被打败退兵麦城一事，两个语词分别来源于不同的历史事件，但喻义相同，都是指惨遭失败。因此这类语词的翻译需要了解各民族历史文化才能使译文更具文化个性。
3、习俗人情差异与语词翻译。语言来源于生活，生活习俗与人情世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的表达系统。例如：数词“八”在汉语中是现今最受人们喜爱的数额——因为其发音与“发”谐音，迎合人们发财致富的心理，而英语中“eight''''’则没有这种意义。
4．差异。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特定的产生了语词的特定含义。中西方的不同，也影响着英汉语词的翻译。在西方，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文化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语言表达，基督教产生时，欧洲大陆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世俗的王权只有超越一切世俗力量之上的上帝才能收服人们的“野性”，于是基督教应运而生，人们的语言也深深的打上了民族宗教色彩的烙印。如：“Manproposes．Goddisposes''''’(由人提议，上帝决断)“Godhelpsthosewhohelpsthemselves''''’(天佑自救者)。在以佛教为主导的传统宗教文化中，“老天爷”成了佛教徒心目中的天神。许多语词来源于佛教、道教。如“三生有幸”中的“三生”源于佛教，指前生、今生、来生，该词语用来形容机遇非常难得，可见宗教文化是构成英汉语言各自特色的重要方面。了解了宗教文化的差异，就能更准确地表达语词的文化意义。
文化语境论文篇5
以“文化工业”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论文搜索，并以每年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制成图表，论文数量的变化曲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该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状况。，1994年起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突然增加，这与当时中国大众文化的“井喷式”发展息息相关，与之相对应，学界开始对这一新兴的文化现象进行讨论和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人文主义者进行大众文化批判的最重要的理论工具。在1995年和1997年，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这一波动并不算大，但是不容小视的是，在1995年到1997年间，确实出现了更多质疑文化工业理论的声音，质疑的原因既包括新的大众文化理论———如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引进，也包括基于现实社会经济发展和利益的考量。1998年以后，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呈现初稳步上升趋势，但这项数据并不能说明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发展。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学院体制的大幅扩张以及大学扩招，使得知识分工与生产体系日益专业化，高校学生和学术期刊数量大幅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论文数量。“文化产业”是与“文化工业”紧密联系但又相互矛盾的概念，如果将1990－2010年间与“文化产业”和“文化工业”相关的论文数量进行比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剔除国家学院体制建立和大学扩招的影响，较为客观地反映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趋势。1998年起，关于“文化产业”和“文化工业”的论文数量开始产生巨大的差距。从数量上看，1998年，关于“文化工业”的论文仅占“文化产业”论文的14．21%;到了2010年，这一数据变为3．38%。对比之下不难发现，1998年以后，文化工业理论在我国学界的受重视程度逐年下降;而正是从90年代末开始，我国大众文化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尤其是在加入WTO以来，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不断加强，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也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推广，日益接近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文化工业理论的历史语境，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我国关于文化工业理论的研究却严重萎缩。面对这样的趋势，有学者将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比喻为“未结硕果的思想之花”［10］。同时，更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在英语中具有相同源头的“文化产业”概念会在2000年左右出现高速增长，而“文化工业”概念却并没有出现这一现象。当然，考虑到知网所收录的论文及期刊良莠不齐，不少文章并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因此论文数量的统计只能给我们一个大致的印象，要了解“文化工业”概念在学术场域中的具体接受情况，还必须对文本及其语境做进一步地分析。
三“文化工业”概念的引入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导致的思想解放使得大量的西方理论引入中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由于该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是我国学界了解西方当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窗口;另一方面，批判理论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而马克思主义又是我国学界长期以来的主流话语，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11］1979年，《国外社会科学》刊发了西德学者赫•杜毕尔的《评〈辩证法的幻想〉》(即马丁•杰伊《辩证的想象》)的书评专著摘译，其中，“文化工业”作为一个没有附带任何内容介绍的空洞名词首次出现;［12］1985年，美国杜克大学的詹明信(FredricJameson，又译为杰姆逊)教授在北京大学开设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为题的系列演讲，在“意识形态诸理论”章节中对文化工业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13］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期间，“文化工业”的思想在一批以“批判性”口吻评介法兰克福学派的文章中得到较为系统的介绍，并大体经历了从比较负面到渐趋正面的过程。①1986年，刘继在《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的批判》一文中第一次对文化工业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但作者没有对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同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的文化批判理论做严格的区分，将法兰克福学者的观点笼统地划归为一种思想;同时期，赵一凡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旅美文化批评》［14］、张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观剖视》［15］也都体现出了相似的特点。但总的来看，在80年代的中国，文化工业理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文化工业理论广泛应用于我国大众文化批判的过程，是和中国大众文化自身的发展过程相一致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快速发展，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在我国迅速落地生根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1990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著作《启蒙辩证法》被译作中文，随后阿多诺的《电视和大众文化模式》的译文发表在《外国美学》第9辑上。这两部作品的翻译使得文化工业理论正式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为这一理论的接受提供了条件。1993年起，我国学者对大众文化的研究热情突然爆发，不少学者借助文化工业理论对新兴的大众文化进行批判，如，陶东风的《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16］，金元浦的《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17］，张汝伦的《论大众文化》［18］和《大众文化霸权与文化生态危机》［19］等。在这些文章中，学者们表达了对大众文化的负面评价，“标准化”“物化”“欺骗性”等阿多诺式的语言随处可见。在这一时期，运用文化工业理论对大众文化现象进行的批判多数沿袭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的分析风格，从具体的文化现象入手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并不多见。事实上，“文化工业”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阿多诺对现代流行音乐(特别是爵士乐)的反思，他在《论流行音乐》中指出，标准化和伪个性化是流行音乐显著特点，一旦某些程式取得成功，文化工业就反复鼓吹或大肆渲染此类同样的东西［20］220－221。无独有偶，一些中国学者也从音乐的角度对文化工业现象进行批判。潘知常在《MTV:当代人的“视觉快餐”———当代文化工业的美学阐释》中［21］，对MTV这种新的音乐表现形式进行讨论，也有个别学者从影视剧的角度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22］
四错位的批判与符号资本的争夺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媒介文化研究者对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文化工业”概念的“重新发现”并不是偶然的。这一时期中国的大众文化开始占据普通人的生活，正如李陀所说:“1994年回国，我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大众消费时代，大众文化如洪水般蔓延全国。”［23］就连其中的参与者王朔也坦言:“《渴望》播出后那个轰动劲儿使我初次领教了大众文化的可怕煽动性和对其他艺术审美能力的吞噬性。”［24］140－171在这一时期，“文化工业”常常被作为“大众文化”的同义词出现，仿佛中国已经由一个计划经济的文艺体制一夜之间走进了文化工业大生产的时代。但是以今天的后知之明来看，尽管以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为转折点，中国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是90年代的所谓文化产业在今天看来还十分的粗糙和原始。对于大众文化究竟是什么，其有什么本质特征，即便是大众文化的生产者也并非完全清楚。在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化圈，电视剧究竟应该像电影一样精心打磨还是像戏剧一样工厂化生产是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不同的编剧导演对该问题也有迥然相反的观点。［24］140－171从大众文化产品的数量和规模来看，真正文化工业式的生产模式在当时的中国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很自然地会产生一系列疑问:为什么中国的媒介文化研究者会把“文化工业”的批判误置到90年代的中国?他们批判话语的真正指向是什么?一种解释是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边缘化导致他们将不满和道德谴责转移到了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身上。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史》的译者单世联在中译版中写的那样，“急速转型的社会结构使知识分子在饱受政治摧残后又遭经济白眼，愈益边缘化、异己化，这些都可能使其本能地接近批判理论。［20］1联系到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和学术界掀起“下海”大潮的背景，这种从经济基础角度做出的解释似乎成立，但是如果把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和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中开展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联系起来看，又会发现单纯的经济解释似乎并不能完全阐明学术场域内部的逻辑。虽然学术场域会受到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能直接作用于场域内的行动者。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每个场域内的行动者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幻象”，他们对什么事物值得追求有着场域外人士不能理解的偏好。学术场域也不例外。媒介文化研究场域主要行动者来自文艺学、美学等领域的活跃分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便敏感地从西方引进各种理论资源，引领文化潮流。深受“五四”启蒙时期所倡导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进路”［25］的影响，知识分子所主导的学术场域与社会其他场域的边界比较模糊，振臂一呼，云集响应的场面在80年代并不鲜见。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变革和中国加入全球化大潮所带来的不同场域边界的重新界定和学术研究分工的精细化，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不仅越来越难跨越不同场域之间的界线，“读书无用论”的甚嚣尘上使得知识分子手中的文化资本也在急剧贬值。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确实需要有新的理论排解这种失落感。但是这种反抗的动机并不能简单地还原为经济逻辑，学术场域有其独特的逻辑。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发达和文化工业在中国尚不具备强大的影响力，还无暇建立起当下常见的经济资本对社会各场域的“总体统治”，90年代的学术场域仍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学术场域中最重要的资本是符号资本，能否通过创造或引进新的概念解释世界是学术人追求的“幻象”。这种通过符号资本确立自身地位的幻象对于学术场域的新进入者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从80年代以来大批学者借着对西方概念、理论、学者的引进和研究，功成名就。媒介文化作为一个新兴领域，缺乏定规和权威，正是新进入者和新理论的最佳登陆点。运用新理论、新概念解释社会关注的大众文化现象成为当时媒介文化学界一个快捷的成名之路。知识分子曾经一度在新兴的大众文化面前因为缺乏恰当的语言而失语，这些新理论则让他们重新拥有了发言权，表达的欲望使研究者们无暇对一个西方概念或理论做深入语境的解读便简单地套用到中国。既无视理论的产生历史，又无视中国的历史，造成所谓的“双重去历史化”之弊。［26］把西方概念作为符号资本导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把西方的学术发展看成一个线性的过程，一个由落后向先进发展的进化过程。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文化工业”概念的引进以及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上，还体现在后来学界通过引进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等学说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上。1995年至1996年，海外学者徐贲最先对文化工业理论提出了质疑。在论文《美学•艺术•大众文化──评当前大众文化批评的审美主义倾向》［27］《能动观众与大众文化空间》［28］《影视观众理论与大众文化批评》［29］中，徐贲指出了单纯用文化工业理论进行大众文化批判不妥，号召使用文化研究的思路，对当代大众文化应进行“实践批评”，即深入大众文化，承认消费者积极的意义解读能力，尽量避免简单地套用现成的理论框架，“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已有的理论，并根据当下的生存需要和条件来不断更新批评方法和标准”。［30］在这一倡导下，从90年代末开始，文化研究便取代了“文化工业”理论，成为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主导思想。对新观念和新理论的重视是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场域进行资本争夺的表现之一，如果对西方学术资源的掌握出色，便可拥有更多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当时的媒介文化学术场域的自治性甚至要强于今天，至少行动者之间通行的货币还是理论本身，而较少政治权力的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完全实现了自律，它的不自由主要体现在对西方理论的无条件接受。为了迅速地积累与兑现手中的符号资本，许多西方理论并未经过真正的反思与批判便直接应用于中国，这才出现了用“文化工业”概念进行的“错位的批判”现象。
五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
从英语用词上看，“文化工业”与“文化产业”本身并无实质差异，均是cultureindustry的汉语翻译，但在中国语境中，二者却具有明显的差别。传播研究者祝建华认为中国所使用的传媒“产业化”本身是个缺乏严格定义的概念，“商业化”(marketiza-tion)、“市场化”(commercialization)才是更具有操作性、通行性的概念。［31］陈卫星则从法国政治经济学派的角度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他认为“文化产业”是culturein-dustries的中文翻译，是当时的法国传播经济学者用以反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cultureindus-try)而提出的新概念。他们不同意法兰克福学派所持的“文化产品的生产遵循一个简单的逻辑”的观点，在他们看来不存在单数意义上的文化工业，因为它是一个由完全不同的要素构成的整体。他们研究重点为文化产品的特征、文化产业多样化的制度化模式、生产和发行的管理架构以及消费者拥有或使用产品的方式等。［32］然而今天中国学术界所使用的“文化产业”概念并不是复数的“文化工业”概念，而是一个杂糅了文化霸权的全新概念。通过将同一英语词的翻译加以改变，这一概念替换了“文化工业”中所包含的否定性，代之以肯定性，完成了一次意义的置换。赵勇认为的这两个概念同根同源，只是一个翻译问题。［10］实际上这不仅是翻译的问题，而是中国学术场域与政治经济权力合谋完成的一次“创造性转化”，这一转化过程在90年代末反思“文化工业”概念的正当性时就已经初露端倪。最早采用文化工业理论对中国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学者在接触了文化研究学派的观点后，改变了最初的立场，转而认为文化工业理论与我国大众文化的生成环境和发展现状并不相符。例如金元浦认为，面对我国刚起步发展的市场经济，学者却“直接移用了西方后工业社会对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激进主义批判话语和理论资源”，由于忽略了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基本现实，必然会出现一些“错位与混乱”，在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主体的现代化进程中，对科学主义的、实用工具理性的、市场意识的提倡仍是十分重要的。［33］陶东风则指出，如果说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世俗化的大众文化已经代替了官方意识形态而发挥意识控制的作用，那么中国当下世俗的大众文化则发挥着解构神圣、解构旧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34］，它包含着“民主化、法制化，包含新价值、新规范、新道德的建构”［33］。1999年底，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国门”的打开引起了不少学者关于民族文化的忧虑，他们认为，随着外国文化产品的进入，西方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会在潜移默化中对中国大众的道德和价值观产生影响，有损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比于欧美发达的传媒产业，我国的传媒体制呈现出“条块分割，媒体资源分散，缺乏优化配置”的局面，不仅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无法形成规模效应，不利于提高国内媒体业的竞争能力，从而使得我国难以应对入世后欧美文化带来的强烈冲击。［35］面对这样的文化局面，不少学者献计献策，其中，“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几乎是人人提及的对策。［36］在相关著作中，有学者甚至指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文化产业形态，才能向全世界辐射，并渗透到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如果不是通过市场交易和产业生产，要把文化产品输送到五大洲的千家万户是不可能的。”［37］1998年在政府体制改革、许多国家机构被精简的背景下，文化部却新成立了文化产业司。这一举措说明文化产业得到国家的认可和正视，也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入了“从自发到自觉”的新的历史阶段。［38］20世纪90年代末，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纷纷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以北京为例，北京早在1988年就提过发展文化产业的问题［39］，1996年由北京市政府主导的“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试验性提出“文化产业”战略构想，1997年即在第八次市党代会报告中正式决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并发出建设“全国重要文化产业基地”的雄心壮志。［10］1999年下半年，北京起草“十五”规划中的文化工业发展意见。在首都的示范作用下，东、中、西部主要省会城市，也积极跟进举办文化产业战略研讨会。经济大环境的推动和相关政策的推出，使得文化产业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述，具有正当性。从文化工业理论的角度来看，文化产业正是其批判的对象，但此时再谈论文化工业却变成了不合时宜，转而使用“文化产业”则可以规避这种进退维谷的尴尬。例如金元浦在《试论当代“文化工业”》发表仅一年之后就在《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上发表《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当展》一文，放弃“文化工业”而代之以“文化产业”。［10］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媒介产业”也在90年代末迎来了真正的发展。从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开始，中央及地方党报、广播电视台和出版社纷纷成立媒介集团。市场化的媒介为了寻找有效的方式提高市场占有率，借助传媒学者的市场调查，进行报纸和节目改版。这种对媒介经营管理和内容方面的需求导致了一种新型知识的出现。“媒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进入新闻传播学。由于没有文艺学曾经批判过“文化工业”的“历史负担”，“媒介产业”和“文化产业”被作为一个新的、中性的概念引入媒介经济学，它们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曲解。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仅仅被作为“文化产业”和“媒介产业”概念的史前史来阐述，它们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被忽略。和前一个阶段的错位诠释不同，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文化产业”概念不仅没有批判工具理性的文化生产方式，反而为其寻找正当化的理由和提供智力支持。它割断了cultureindustry这一概念曾经与批判理论之间的联系，而将其作为市场化、民主化和民族主义中新产生的话语，从而赋予其正当性。随着媒介机构和政府对学术界投入的增加，这一时期的学术场域的自主性有所下降。经济资本通过布尔迪厄所说的“符号暴力”，通过改换概念及其意义，影响着学术场域的运行。
文化语境论文篇6
语言界研究语境最早始于伦敦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对语境的定义，他认为语境可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情景语境是指语言行为发出时周围情况，事情的性质，参与者的关系、地点、方式等。文化语境是指任何一个语言使用所属的某个特定的言语社团，以及每个言语社团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风俗、事情、习俗、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等。由于不同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和文化环境不同，各民族的人们对外部世界反映产生的印象和概念也会产生差异，所以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使人们对事物会产生不同的认知概念，因而产生了包含不同文化意义的语词。
三、文化语境与语词翻译
翻译学的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人类行为研究的范畴，人类的交际受语言环境的制约，而语言环境又根植于文化习惯，因此翻译必然受到译出文化和译入文化的影响。可见，不同的文化语境决定着语词翻译中词义的提取，也体现着译者对不同文化的判断和理解，而在教学中往往会忽视语境的不同而引起的差异。
1.地理环境差异与语词翻译。地理文化是指所处的地理环境而形成的文化。由于各民族生活空间不同，因而自然环境各方面的差异影响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或现象的看法。特定的地理文化赋予了语词特定的意义。例如美国的Massachusetts（马萨诸塞）就是该州境内有蜿蜒起伏的阿巴拉契山而得名，因Massachusetts在印第安语中为在大山岗上之意。
2.社会历史差异与语词翻译。历史文化是特定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同，因而各自都有含有特定的人物和事件的语词来体现本民族鲜明的历史文化色彩。例如，英语中“to meet one’s Waterloo”（遭遇滑铁卢）是源于19世纪拿破仑在比利时小城滑铁卢惨败一事，汉语中“败走麦城”是指古时三国的蜀国名将关羽被打败退兵麦城一事，两个语词分别来源于不同的历史事件，但喻义相同，都是指惨遭失败。因此这类语词的翻译需要了解各民族历史文化才能使译文更具文化个性。
3.习俗人情差异与语词翻译。语言来源于生活，生活习俗与人情世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的表达系统。例如：数词“六”在汉语中是现今受人们喜爱的数字――因为其发音与“顺”谐音，迎合人们的心理，而英语中“six”则没有这种意义。
4.差异。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定的产生了语词的特定含义。中西方的不同，也影响着英汉语词的翻译。在西方，以基督教为主的宗教文化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语言表达。如：“No coming to heaven with dry eyes”（眼无泪水，难进天堂），“Crosses are ladders to heaven”（十字架是登上天堂的梯子）。在以佛教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中，“老天爷”成了佛教徒心目中的天神。许多语词来源于佛教、道教。如“三生有幸”中的“三生”源于佛教，指前生、今生、来生，该词语用来形容机遇非常难得，可见宗教文化是构成英汉语言各自特色的重要方面。了解了宗教文化的差异，就能更准确地表达语词的文化意义。
5.神话传说与经典著作的差异。不同民族的神话传说与经典作品中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习语与典故，反映了民族风味、社会世态，使各民族的语言充满了情趣与活力，具有独特的表现力。如英语中“Think with the wise，but talk with the vulgar”（与智者同思，与俗子同语）。出自古希腊的格言：“swan song”是根据西方传说swan（天鹅）临死时发出美妙的歌声，用来比喻“诗人、音乐家等的最后的作品”。又如“Sour grapes”（酸葡萄）出自《伊索寓言》，比喻“可要可不及的东西”。以上例子说明在民族各自丰富的文化遗产中产生的语词包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意味，构成了各民族语言表达方式的鲜明独特性，是其他语言文化所不能替代的。在翻译过程中应尊重各民族文化词语的特点与个性，保留语言存在和表现的形式。
文化语境论文篇7
(一)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主要由英国哲学家Austin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70年代由Searle加以修改和发展的。奥斯汀区分出三种言语行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内行为’‘指的是”说话”这一行为本身，即发出音、音节、词、词组、句子的行为，只表示字面的意义，本身不能构成语言交际。”言外行为”是通过”说话”这一动作实施的一种行为，如传递信息，发出命令、问候、允诺、祈求、建议等。”言后行为”指说话带来的后果，如劝告一一听从了劝告;警告—认识了危险;引诱—接受了诱惑，等等。说话人如何使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意图，听话人如何正确理解说话人的意图，这是研究语言交际的中心问题，更是将Austin的言语三分说理论与翻译相融汇的结合点。
(二)翻译过程
翻译，作为言语交际的一种特殊形式，与一般言语交际—单语交际情形相比，自然具有共性的一面:一样在言语行为框架下运行，也同样经历言语语篇编码和解码环节。但另一方面，就交际过程而言，翻译的过程是交际主体—译者先对原文语篇的解码，在吃透原作意义的基础上，才谈得上针对新的、不同于原作的情景语境，运用新的语言形式，即目的语，将原文的意义(事实是译者所理解的意义)用目的语编码再现。因此，译者首先是原作的解码者，而后才是译作的编码者。
(三)语用语言等效翻译
语用语言等效翻译近似奈达(1964)提倡的动态对等翻译，即强调最切近目的语信息的自然对等。因此，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要理解原文的字面意义，还要弄清原作者的真正意图，并把这种隐含的言外之意传达给读者。语用学介入翻译，提供了一种具有深层意义的理论，也拓宽了翻译理论的视野”从语用学角度看，译文无论作什么样的处理，只要它能传达原作的用意，实现语言交际的目的，它就是一种可行的译法(何自然，1988)"。虽然语用翻译和其他翻译理论一样不可能解决翻译中的所有问题，但是语用翻译方法在保证跨文化交际成功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二、从翻译的角度看言语交际过程的复杂性
言语交际中无时无处不存在着翻译，即使是翻译也不能保证话语意思和实际意义时时处处一致。翻译，重在等效，但语言交际因人因事因需要而变化。究其复杂性主要有两个方面:(1)译者应在准确理解原作内容的前提下，把握其言语交际所提供的语境;(2)善于进行文化移植与融合，理解言外之意，传达交际双方的意图，以实现语用意义的等值转化。换句话说，言语交际的翻译复杂性就在于要达到语用等效翻译的效果。
(一)语境对言语交际的翻译的制约
所谓语境，就是指言语的背景。人们的一切言语交际活动都是在一定环境中进行的，并受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可以说，语境是言语交际活动赖以进行的客观基础，言语交际就是对语言的具体运用。从语用的角度，要成功实现交际意图，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发话方还是受话方，除了要掌握所使用的语言系统本身外，即谙熟如何用所用语言的合适形式表达所要传递的意义外，还要掌握语境对意义建构和形式选择发生的作用。原因是语言的实际使用一一言语对语境是非常敏感的，无论是说什么—表达意义，还是怎样说—措辞(形式的选择)，都受制于语境的影响。从解码的角度，如要正确地解构出说话者的意义，自然同样要从语言、功能和情景互动的角度，即按照前述语境的决定作用，同时又是由形式建构，而形式表示意义的阐述，通过对原语境与形式的分析和互照，把握其意义。如:2007年6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其中一记者问到，”最近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帮办劳力斯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军队在网络战方面对美国的威胁越来越大，美国将加强这方面的研发来抵御中国的威胁。你对此有何回应?”秦的答案中说到”我和大家一样时常会感觉到，从美国那里传出一些关于中国军力的不和谐声音”。首先对这句话本身用言语行为进行分析讨论。这句话的言内行为就是说话本身的行为，无所谓交际用途，即“从美国那边传出关于中国军力的不和谐声音”。但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不和谐声音”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肯定不是纯粹对声音的描写。在这里我方外交发言人只是通过这个既形象又委婉的比喻把美方所说”中国的军力威胁”表达出来，从而达到这句话的言后之成事性效果，既给对方留足面子以不至于产生正面冲突，又充分表达了我方的立场。对于这样的翻译，就要考虑其所处的外交语境。若依其言内行为直译成，’I often hear some inharmonious sound"，读者会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但若将’’inharmonious sound"改译成”misleading/untruthful sound".读者会比较容易明白这句话的内在意义。如此改译既指出了对方观点的不正确，又没有很清楚明了的把对方的观点即认为中国军力威胁搬上纸面，故也给对方留足面子口同时还能从中看出中国对于这件事的”严正”立场。另外，又达到了”指出问题，让人了解事情真相”的言后之成事性效果。
文化语境论文篇8
一、文化语境与词义的关系
文化语境这一术语最初是由马林诺夫斯基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来的，他认为：文化语境是用来描述言语活动中参与者所共享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背景知识；人们所说的话语只有放在它所处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整体语境中才能被真正理解。对于文化语境，Halliday等功能语言学家也十分重视，Halliday本人曾多次论述文化语境对语言意义的产生和理解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文化语境与情景语境之间的辩证关系。文化语境包含很多方面，几乎囊括了一个族群中的人们从外部活动到内心信念的所有方面，也涉及单词或语段所处的文化背景。
任何一种语言的产生和发展都依赖于该语言群体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传授与传播必然借助于语言。语言受文化的影响，反过来又对文化施加影响。词汇是语言的基本构成要素，是语言赖以生存的支柱。东、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在词汇层面上的体现尤为突出，涉及面也最为广泛。词汇是文化的最大载体，词汇本身蕴涵丰富的文化意义。因此词汇问题往往是文化问题，文化背景是影响词义的最主要因素。文化语境与词义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词汇只有放在它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才富有意义；另一方面，词义能够反映人们赋予它的文化含义。
词语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意义，不同语言文化在历史传统、社会政治、、民族文化、思维方式和自然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会使某一词语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产生不同的词义。词汇教学不能只停留在词汇层面，应跳出词汇范畴，与文化背景结合才能够使词汇教学活跃起来。
如果熟知词汇所被应用的整个文化背景，就会给我们提供更加宽广的语言之外的语境。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经写到过：“语境的概念必须打破纯粹的语言学界限，并且进入对所讲语言的整体环境的分析。对于任何语言的学习，如果学习者不属于此语言所在的文化和言语环境，那么他也必须连同文化和言语环境一起学习。”
二、高职英语词汇教学过程也应是文化教学过程
在日常教学活动中，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英语词汇，高职英语教师需要认真研究词汇的文化内涵。然而长期以来，我国高职英语词汇教学一般被置于“发音、拼法、词性、意义”的框架中，很多情况下忽视了词汇存在的特定语言文化环境，孤立地教词，导致高职学生的词汇学习因缺乏文化语境意识而思维简单，只靠机械性地将英语单词与中文意思一一对应来强化记忆。学生在头脑中混乱地大量堆积词汇，却未能掌握正确应用单词的方法，造成实际能力低下的现象。
语言离不开文化，英语语言自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高职英语教学过程也应是文化教学过程。语言和文化这一密不可分的关系决定了英语学习者除须获得一定的语言知识和技能以外，还必须熟悉英语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否则必会影响正确表达和准确理解，也不可能真正掌握英语语言知识和技能。传统的高职英语教学基本上是围绕着语言知识进行的，存在着重语言基本技能训练、轻文化教学的现象。然而今天看来，纯粹的语言教学已远远不能适应全球化语境时代的现实需要。英语教学从某种意义说是教育学生掌握英语语言文化体系，并用该体系认知、感受、阐释物质世界，因此，高职英语词汇教学不能与英语语言文化脱节，必须引入英语文化教学。
引入文化教学的目的，是使高职学生增强语言判断和理解能力，提高其跨文化交际的水平，从根本上掌握运用英语语言的技能。在文化教学中，高职英语教师应根据学生和教学环境的实际情况，恰当地选择文化教学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帮助学生有计划、有步骤、有系统地拓宽英语文化知识。高职英语教师应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如课文背景知识介绍、启发联想法、交际实践法、中西文化对比法、文化讲座、问题讨论等等，让高职学生在掌握语言知识的同时，尽可能多的受到英语文化的熏陶。
三、英汉词汇的文化内涵比较
比较英汉词汇的文化内涵差异，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比较词汇的概念意义与内涵意义的异同也就是词汇的对等性。
（一）意义重叠词汇
由于自然环境与人类心理的相似性，中国人与英语世界中的人对世界有着相似的认知，因此产生了很多概念意义与内涵意义两者都相似的中英词汇，也就是意义重叠词汇。
比如英语单词“mouse”和“peony”。在英语中，“mouse”有着鬼鬼祟祟的文化含义，例如“He moused about for money”（他偷偷摸摸地四处寻找钱）；“The burglar moused about for valuables”（这个盗贼鬼鬼祟祟地四处寻找值钱的东西）。在汉语中，“老鼠”（mouse）有着相同的文化内涵，例如“贼眉鼠眼”和“鼠窃狗盗”。
一般说来，像这类意义重叠词汇对学生来说并不难掌握。在跨文化交际中意义重叠词汇能够很容易地被识别与理解，而且不会引起学生的误解与误用。
（二）概念意义相同、内涵意义不完全相同的中英词汇
有一部分中英词汇具有不止一个联想意义，有些联想意义在中英词汇中是相同的，有些却是不同的。共有的内涵意义象征着不同民族对世界相同的态度与理解，而词汇内涵意义中不同的部分又揭示了不同文化的不一致性。
“Rose”和“玫瑰”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中都象征着爱情，但有关“rose”的英语成语如“under the rose”，却是“秘密和沉默”的象征，这就反映了在会议桌上方悬挂玫瑰花意味着所有与会人员必须保守秘密的古老习惯。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常用带刺的玫瑰比喻那些容貌美丽，但却不容易接近的姑娘。
在词汇教学中，像这类概念意义相同、内涵意义不完全相同的中英词汇应该被重点强调。学生能够很容易地识别和理解英汉词汇文化内涵的相似性，却不能轻易地识别它的差异性。词汇教学中如果忽视中英词汇文化内涵的差异，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就会感到困惑，并导致其对词汇的误解与误用。
（三）概念意义相同、内涵意义不同的中英词汇
由于人们在居住环境、思维方式、、世界观、价值体系和历史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中英词汇中出现了很多概念意义相同、内涵意义不同甚至完全（下转封三）（上接第131页）相反的词汇。虽然内涵意义是附加在概念意义之上的次要意义，但它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却不容忽略。
“peacock”（孔雀）在中国文化中是吉祥的象征，人们认为孔雀开屏是大吉大利的事情；而“peacock”在英语中的意义基本上是否定的，表示“one making a proud or arrogant display of himself”（一个洋洋得意、炫耀自己的人），它不强调孔雀美丽的一面，而强调骄傲的一面，在英语中有“the young peacock”（年轻狂妄的家伙）、“proud as a peacock”（像孔雀一样骄傲）等用法。
在词汇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当更多地去关注这类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词汇。只有这样，语言才能被学习者灵活运用，跨文化交际中的词汇误解与误用现象也就会减少。
（四）概念意义相同、内涵意义一语独存的中英词汇
由于文化的差异，一个词在一种文化中除了概念意义外可能会有很多联想意义，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就只有一个概念意义。
英语中有些动物词的文化内涵在汉语中也是没有的，例如英语中“swan”（天鹅）用来指才华横溢的诗人。根据希腊传说，音乐之神阿波罗的灵魂进入了一只天鹅，由此产生了毕达哥拉斯寓言：所有杰出诗人的灵魂都要进入天鹅体内，因此“swan”就代表了杰出的诗人；“beaver”（河狸）指为讨好上司做事过于卖力的人，河狸主要产于北美洲，活动积极，在啮树筑巢方面有很高的技艺和独创性，因此有“eager beaver”（卖力的河狸）之称，常用来喻指“急于做成某事而特别卖力，但有点急躁的人”，略带有贬义。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像这类概念意义相同、内涵意义一语独存的中英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特定文化所具有的特征，它们是不同文化的写照。
（五）文化专有词
文化专有词也就是词汇空缺现象，它是由于不同民族某些独特的文化元素而产生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由于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一种语言中有些词汇在另一种语言中也许没有对应或契合的词。简单地说，词汇空缺现象就是某些词汇在一种特定语言中的缺失。英语和汉语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所以一些词汇仅在一种语言中存在，而在另一种语言中找不到它们的对应词。
我们以“太极”来举个例子，它是汉语中一个常见的用法，但在英语中却找不到它的对应词。在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上，有一个精彩的太极表演。“太极”在汉语中非常流行，但在英语中却没有与之相关的词汇，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文化产物。在中国文化中，“太”意味着“最高的、至上的”，“极”意味着“最终的、极限的”。传说武当派创始人张三丰在看到一只鸟与一条蛇打架后模仿长蛇的动作创造出了“太极拳”。“太极”代表着一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它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英语国家的人用汉语“Tai Chi”来表达这个汉语文化专有词。
尽管一些文化专有词汇可以译成相对应的英语或汉语，但人们并不能借助其字面意义理解它的文化意义，还需要进一步解释说明。学习语言的同时，必须了解其文化背景，才能准确理解和运用这类特殊词汇。因此，在英语词汇教学中，让学生认识和掌握词语的文化内涵非常重要。在高职英语词汇教学过程中，教师既要引导学生掌握词汇的发音、意义、拼写、搭配等，又要掌握词汇所具有的特定文化内涵；既要注意比较英汉词汇的文化内涵差异，又要深究词汇的概念意义与内涵意义的异同即词汇的对等性。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提高学生的词汇接受能力及实际运用能力。
参考文献：
[1]彭利元.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异同考辨[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1）：108-113.
文化语境论文篇9
导语是课堂教学的突破口。任何一位合格的语文教师都会十分重视导语的设计。“导课”是一堂课中提供给学生的第一感知。如果创设情境法运用恰当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刚开始上课时，有些学生还沉浸在下课十分钟的喧闹中，心情激荡，具有这样心态的学生突然集中到课堂上来，就好像奔腾的激流一下子遇到了挡路的巨石，会激起反激的浪花。如我在讲写的《回忆我的母亲》这篇文章时，先讲一个故事给学生听，一上课就把学生带入亲情的情感体验中。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2000年秋，广西一组游客到贵州兴义马岭河峡谷风景区游玩，在乘坐缆车时出现意外，造成5死11伤。其中一家三口，在缆车下坠的时候，父亲用手高高托起年仅二岁的儿子，使儿子幸免于难，但小孩的父母永远离开了人世。事后歌手韩红以这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作为素材，并以小孩的口吻，创作了《天亮了》这首歌。韩红还毅然把孩子给领养了。故事讲完后，许多学生还沉浸于故事的氛围中，于是我缓缓地说到“的确，父母的爱是世上最纯洁无私的，在关键时刻他们甚至可以不顾个人安危来保护他们子女的安全，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文章《回忆我的母亲》，看看在眼里，母爱又是怎么样的。”我顺势将他们的思绪引入的《回忆我的母亲》，在情感的潮流已经流畅之际，他们很快进入课文的学习中。
二、利用教材渲染情境
语文教材中含有无穷无尽的美：绚丽多彩的自然美，千姿百态的社会美，准确生动的语言美，高尚感人的行为美，这些美为我们创设教学情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可以抓住教材中生动形象的景物描写，精彩传神的细节刻画或真切感人的形象塑造，加上自己的理解和感受予以描绘和渲染，使学生置身于美妙的情境之中，与作品里的人物情相融，心相通，学生便会情趣盎然，更深刻地理解课文内容，更清晰地记下文中高超的表现手法。如在教《荷塘月色》前加上这样一段话：“朱自清的散文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幅绚丽的图画，那绿草如茵、繁花似锦，暖风悠悠、细雨绵绵的万物复苏的春景，怎能不激起我们对美好春光的热爱与珍惜？那飞珠溅玉的梅雨潭，那平铺着、厚积着的、不浓不淡、不明不暗的一潭绿水，又是多么令人神往！还有那淡淡的月光，薄薄的雾，田田的荷叶和散发出缕缕清香的、点缀在一片碧叶中的荷花，又多么迷人。所有这些，都是诗情与画意最完美的结合。”随着教师的描绘，学生个个都神情专注，也沉浸在诗情画意之中。在教《荷花淀》时，我说：“白洋淀夜晚的风光是那样的宁静恬淡，水生嫂象坐在洁白的云彩上，手里飞快地编着席，不时地向湖里张望，同学们想想，那娴熟地、默默地编织岂不织进了水生嫂对丈夫的缕缕情丝？那怀里跳跃着的眉子不正象她胸中起伏的情感？”听着老师这样满含深情的述说，学生怎么能会不动情呢？
三、在朗读中感受情境
语言的形象色彩只有通过朗读才能表达出来。朗读是理解语言、积累语言、培养情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的重要手段，是说和写的基础。书读百遍，其义自现。魏书生说过：“语文老师不应像食品厂的推销员，以把食品卖出去就算完成任务，而应当象保育员，以考虑孩子的胃口，心灵的需要为己任。”如在教《沁园春•雪》时要求学生激昂地朗诵，词中的壮阔画面和雄伟气势就能给学生以深切的感染。当以高亢的语调读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学生们个个喜形于色，自豪之情油然而生。因此，学生通过朗读，在能鲜活的语言环境中自主地去感知理解、体验领悟、积累运用。
四、利用音乐营造情境
文化语境论文篇10
作为一名高校大学英语教师,笔者在实践教学中继承传统教学强调语言知识系统性优点的同时，不断尝试多种教学方法。这里，笔者从文化学习，语言运用和发散思维三个角度出发，系统论述如何最大程度增进学生对语言的理解能力，而不是死板地将学习重心放在背单词，做试题之上。
1 文化学习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学习一门语言与了解背景文化应紧密结合在一起。学习一种外语不仅要掌握语音、语法、词汇和习语,而且还要知道操这种语言的人如何看待事物,如何观察世界；要了解他们如何用他们的语言来反映他们社会的思想、习惯、行为；要懂得他们-心灵之语言,即了解他们社会的文化。” 传统外语教学法把语言知识的积累作为语言学习的目的，脱离了语言运用的实际环境，结果在英语学习中，许多学习者更倾向于孤立语言学习本身，而忽略了语言与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不但使英语学习枯燥乏味，进步缓慢，也没有使学生在学习中充分地了解西方文化常识，增加个人的文化素养。不少学生经过了长期的题海战术训练，虽然通过了四、六级考试，却难以张口同外国人进行简单的日常交谈。至于一些基本的外国文化知识亦是甚为欠缺。这不能不让我们回头来反思一下英语学习的方法。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很多方面有着极大的区别，这些区别都或多或少地在中英两种语言上留下了很多的印迹。因此，孤立文化学习语言简直是空谈。为何在欧洲很多国家，人们能很轻松地掌握英语，而在中国，经历了长期地学习，许多学习者还是在门径外徘徊？原因很简单，欧洲语言和文化在很大程度有共通点，民族间的语言表达习惯很相似。而在中国文化氛围中学习英语决不是简单的单词与汉字之间交换，而需要多掌握西方文化知识，这样才能更深层次地了解英语。
面对很多同学习惯于死板地记忆单词的现象，笔者在一次课堂教学中，运用了这样一个英语对话作为例子：
――Let’s send out these cards together.
――Oh, I don’t know if we are there yet.
――So tell me, where are we?
在这个看似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对话面前，在座同学给出了无数的解释，但大家无一例外地把there、where的意思理解为这里、那里。没有一位同学能结合西方文化知识来理解。其实there、where这两个单词的意思何止字典、词汇表中列出的那些！语言就是这样，语境一旦变化，就必须根据文化，根据上下文来理解。有丰富西方文化知识的同学知道，欧美人害怕男女交往中的承诺感（commitment），因此在交往中，彼此希望双方感情没有压力。因此，以两人的名义送出卡片无疑是恋爱关系中很大的一步。这段简单的对话中的there、where表达的是双方关系中的处境、状态。可以简单翻译为：
――我们以两人的名义来寄卡片吧。
――我们的关系到了那一步吗?
――那你说说,我们的关系到了哪一步了?
这样的例子其实在我们的英语学习中比比皆是。在英语学习中，许多同学受传统英语学习的束缚，紧守着词汇表和试题册，将对西方文化知识的学习理解为“浪费时间”，是以在经历了漫长的学习之后，对英语本身的了解仍然是甚为肤浅。在语言运用方面更是止步不前。许多同学在枯燥乏味的英语学习中对英语完全失去了兴趣，完全是为了考试来学习，试问这样的学习态度如何能提高自身？
在信息流通极为畅通的今天，可用的英语学习资源可说是汗牛充栋，电影，新闻，小说，歌曲等等媒体到处可见。同学们何不走出枯燥乏味的英语单词战和题海战，更多用英语了解周围的世界，把英语当作一种媒介来学习文化知识，而不是龟缩在小角落中死扣着单词和选择题不放？
2 语言运用
在一堂大学英语课上，笔者问在座的各位同学：各位经过多年的英语学习，掌握了一定的词汇，记住了很多语法规则，积累了丰富的语法知识，有多少同学能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口语进行基本的交流？举手者寥寥无几。在一次课堂讨论中，有不少同学在一些简单的英语入门句式表达上犯了许多语法错误，笔者借此问各位同学：大家的语法积累到了今天，单论规则本身，许多以英语为母语者都甘拜下风，为何在这些最简单的句式中都会语法错误连篇？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大家的英语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以应试为中心，很少有同学能主动运用英语来进行交流。
语言的学习无非就是输入（input）和输出（output）的结合。输入指的就是知识的摄取，比如阅读，听力，都是语言学习的基础，是输出的基石，没有充分的输入，语言学习根本无从谈起。而输出指的是语言的运用和练习，比如口语、书面的交流和表达。它是语言的灵魂和最终目标。遗憾的是，在当今中国的英语教学中，因为应试走向的误导，许多学生完全成了死板的“输入”的奴隶，而输出这个重要环节完全被忽视了。其实，即使在知识的摄取上，很多同学也是过分重视课本和练习册，很少走出课本学习一些课外语言知识。当前许多测试题以选择题为主，许多学生因此养成了依赖选项的习惯，试题中选择题泛滥既不能体现英语水平，也起到了很大的误导作用。试问，在真实的交流中，有选项给你吗？
口语练习和写作训练是语言能力的源泉。有了一定的输入之后，为了让语言能力更上一个台阶，必须尝试着将这些知识运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增强自己的语感、提高自己对英语的自信以及检验自己对语言的掌握程度。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多给学生机会进行口语表达，并视情形给予一定的鼓励。这样才能调动学生摆脱选择题的干扰，真正成为英语的主人，而不是一个劲输的表达使语言显得更为亲切自然。英国语言学家里查兹（I. A. Richards）曾提出，只需要有850个最关键英语词汇，就能表达出所需要的任何意思。这其实告诉我们，语言和单词的解释是死的，但运用却是灵活的。其实那位同学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知道，乐观何必用optimistic来表达，说成“look up, look at the bright side”有何不可。这就和笔者在文化学习中举的例子一样，语言有时就是非理性的，规则背后往往有不规则的因素。我们要想熟练掌握语言，就必须超越“死扣中文翻译和解释”的观念，适时发散自己的思维，灵活运用英语。
2.1适当根据上下文进行发挥想象力的理解
英语是一门表达方式上极富想象力的语言。因此，很多语境之下，我们是不能死扣字面意思的。有一次课堂教学中，笔者谈到了《大学英语III》第一单元TEXT A中的一句“I am not in E.B White’s class as a writer or in my neighbor’s league as a farmer”.结果很多同学都完全从字面意思理解，各种解释让人苦笑不得。其实随便浏览一下上下文就知道作者的态度，也可以得出结论，作者并非是在谈论E.B White或是他的邻居，他只不过是用这两者打个比方罢了。
2.2活学活用来记忆单词
对许多同学来说，记忆单词占去了英语学习的许多时间，但同时也是最为枯燥也是成效甚小的一步，许多同学在背单词上花了很多时间，但到了用的时候还是一头雾水。而在笔者与一些欧美人士的交流中发现，许多欧洲人学英语背单词上花的时间很少，但却能快速掌握大量词汇。当然欧洲很多语言很相似，但更重要的是，熟悉字母语言的欧洲人能很快把握单词构成和发音，因而记忆单词时可以事半功倍。这一点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面对着如今四六级词汇表不离手，痛苦地学习着英语的同学们，有时让人觉得很是遗憾。语言在于运用，运用加深记忆，这样的学习才是有效的，深刻的。记忆单词的同时，更应该花大量时间进行课外阅读来熟悉以至于更进一步理解这些词汇。
3 结语
英语课是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英国的Paul Davies说:“检验英语教与学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准是学习者能否用英语进行交流。”特别是中国进入21世纪，非常需要具有实际英语应用能力的人才。在这一形势下，英语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语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还要不断尝试各种教学方法以找出一种最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从而做到“因材施教”，以高度的责任心和积极向上的情感态度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并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为培养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世纪英语人才而努力。
文化语境论文篇11
对消费文化的认识主要有三种:其一，消费文化是资本主义商品扩张的结果，它带来了物的丰盈以及消费活动的增加;其二，消费文化是人们为了建立社会联系或社会区别，从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消费产品;其三，关注消费时的情感快乐、梦想以及欲望。如果说在第一种认识中，人们指向消费品的使用价值，目的是满足需要(Need);那么第二、三种认识则更多地强调消费品的象征价值，消费目的由需要转向欲望(Want)。如今，看一看商店里琳琳满目的商品，大街上优雅迷人的玻璃橱窗，无孔不入的商品广告，以及围绕身体的吃穿住用行，毫无疑问消费已经成为社会言说以及我们自身表达的方式。虽然“激发生命体朝着适合自己的方向发展，最自然的方式就是快乐”，但“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安宁平静地沉溺于当前的娱乐诱惑之中，……我们应该寻求一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模式，这种模式本身令人愉快，让人在自身的快乐中去追求并安排个性的发展”。但当消费文化成为大众的生存与表达方式，当消费产品的象征价值掩盖使用价值，当人们的消费欲望取代消费需要，当人们越消费越感觉到自身意义与价值的存在，人们这种已经习惯化了的消费文化会对幼儿教育目的进行怎样的渗透?在“为欲望而欲望”的精神刺激下，幼儿教育目的是否会为了满足人们贪恋不舍的欲望而改变?
2.视觉化取代实用性:健康教育遮蔽的可能性。
“身体的地位是一种文化事实。”在宗教视角里，身体是“肉身”;在工业社会，身体是“劳动力”;在消费文化中，身体是“最美的消费品”。消费文化中的身体有着双重功用:资本的和偶像的(作为消费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身体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有学者指出:视觉文化与身体文化是现代消费文化的两翼。在视觉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身体，而身体文化则是视觉化、图像化的。其实“身体”很早就在幼儿教育领域得到了关注，古希腊《理想国》强调从童年开始用体操训练身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应当首先关注孩童们的身体，尔后关心灵魂和;文艺复兴时期康帕内拉注重优生对幼儿身体的影响，夸美纽斯把幼儿身体健康作为一切工作的基础;近现代的洛克把“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作为人世幸福状态，罗素强调在早期教育阶段凡健康所需之一切事情都必须去做。经典教育著作强调“实用的身体”作为幼儿教育及其他一切活动的场所，而现代充斥的消费文化凸显了身体的消费性和享受性，淡化了身体的实用性，甚至有些人错误地将身体功用价值理解为身体的实用性。体育技能化与职业化弱化人的主体性就是表现之一。消费文化所言的“呵护身体”，其“身体外形使人满意”、“职业化的身体竞技能够带来物质回报”的意蕴已经超越了实用的“健康”。在身体的视觉化取代实用性的消费文化影响下，幼儿教育是如何看待健康教育的，消费文化会给传统的健康教育带来何种冲击?
3.模糊性取代主体性:幼儿教师身份感的困惑。
现代消费文化具有的“欲望取代需要”、“视觉战胜功用”等特征，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的认同危机。认同就是对“我是谁”以及与之相关的身份感问题的追问，在自我认同方面，消费文化使人产生虚假与真实需求间的困惑，从而弱化自我认同感;另外，快速、非连续和非逻辑的时尚变化，以及人们在消费世界体验的转瞬即逝感，也撕裂了自我认同的连续性，自我认同从而变得碎片化。在对他者的认同方面，消费文化削弱了对他者及生活的意义感。消费文化对商品象征价值的强调，使人不自觉地被他者的财富、性别、民族、国家等符号左右，从而弱化对他者的理性认识。消费文化不仅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生境，也构成了学校幼儿教育的宏观文化语境。在幼儿的最初浪漫教育阶段，离不开教师的特殊指引。因此，消费文化裹挟的人的认同危机，是否会迁移到幼儿教师身上?在消费文化造成的文化失序、价值混乱影响下，作为幼儿教师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意义何在等关涉幼儿教师身份感的问题又会得到怎样的回答?在模糊性取代主体性的消费文化诱惑与浸透下，幼儿教师身份感潜在的危机，由此可能导致在幼儿教育的浪漫阶段，教师把重点放在对幼儿的“训练”而非“自由”方面。
二、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的背离
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曾这样表达年幼影响对整个人成长的意义:“应当考察他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应当观察外界投在他还不明亮的心智镜子上的初影，应当考虑他最初目击的事物，应当听一听唤醒他启动沉睡的思维能力的最初话语。”按照托克维尔的理解，消费文化作为幼儿教育不可回避的文化生境，将对幼儿的心智投射初影，消费社会中的事物也会对幼儿产生一定刺激。因此，揭示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的背离，有利于更好地甄别幼儿教育发展方向。
1.幼儿教育目的的偏离。
现代幼儿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在现代教育价值秩序中什么东西最重要。从现代教育体系的构建来看，幼儿教育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发端于以成人为主体的大学教育。为给大学提供优秀的储备人才，中学教育应运而生，而后出现小学教育。真正的幼儿教育是伴随工业革命出现的产物，其初衷是为父母务工而无人照顾的子女提供保护。因此，从幼儿教育的发生机制来看，它是现代教育体系最后出现的产物，其本意是保护幼儿自然生命而有别于大学教育直接服务社会的职能。随着科学的发展，一方面人对“自然理念”下的自我认识更清楚，另一方面心理学对幼儿思维发展规律有了更深的认识，幼儿教育开始走上科学化进程。可见，幼儿教育的科学化也是围绕幼儿自然生命和自身心理科学发展而进行的。总之，无论从幼儿教育的发生还是幼儿教育的科学发展来看，幼儿教育的价值主体始终是幼儿本身，幼儿教育目的也是促进幼儿自然生命的成长。在消费文化“欲望取代需要”的价值理念诱惑下，我们不难发现幼儿教育目的偏离的表征:(1)成人世界里的恶欲通过市场过早侵扰儿童世界。这主要指教育市场上的“伪”教育家一味追逐“得利的”欲望，打着科学的幌子为家长炮制各种“伪科学”早期教育方案。(2)家长对幼儿揠苗助长的心态。表现之一是迫切希望幼儿成才而光耀门楣，表现之二是按照自己的偏见培养幼儿“特长”和“兴趣”。(3)幼儿园以幼儿功能性成长为目的。“儿童的心智也可以定做，他的能力要靠教师给予，他是一个可以把知识装进去的器皿，可以照教师的理想形成”，一百多年前就被斯宾塞诟病的错误理念，至今仍被许多幼儿园荒唐地践行着。当然，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目的背离不止这些，但背离究其实质是对幼儿身体之外的各种欲望表达掩盖了幼儿生命成长的需求。正如苏格拉底指出:“就像一个不健康的身体，只要遇到一点儿外邪就会生病，有的时候甚至没有外邪，也会病倒，一个整体的人就是一场内战。”
2.幼儿身体的社会脱位。
“生活成功的首要条件是成为一个强健的动物。有了最好的脑子，如果没有足够的生命力去使用它，还是无用;为了得到一个而牺牲了另一个的来源，现在认为是件傻事，许多神童最后并无成就，已经不断证明这点。”这一观点旨在强调，身体是人智力活动的“场”，没有强健的身体奠基，智力活动也得不到健全发挥。但消费文化语境下人们对身体视觉化的关注超过身体本身的实用性，从而造成身体社会脱位现象，即原先被赋予身体的各种职责、使命与功能现在大多消失了，身体与生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分离。幼儿身体社会脱位在幼儿教育领域突出表现为游戏被规范为教学。其外在表现是教师对幼儿游戏进行设计、指导、控制和评价，实质是教师对幼儿游戏及幼儿本身的规训。规训是为了教师个人欲望的满足，如幼儿“安全”地游戏而不致被家长投诉，幼儿在游戏中获得更多的智力发展等。由此游戏在幼儿教育中成为了一种精致化的消费媒介，在这场消费活动中，教师作为消费者，消费了幼儿肉身与精神的自由，享受着幼儿“安全”及智识发展带来的满足感。此外，消费文化对身体视觉性的过分关注，以及对身体健康的忽略分别体现在幼儿着装打扮与饮食上。对身体视觉性的关注催生了大量有关幼儿时尚的产业，如儿童化妆品、潮流的成人化童装、儿童美发与造型，这些产业的出现不仅淡化了“幼儿”的概念，更消弭了对幼儿生命生长的理解与关注。幼儿饮食文化更直接地表现了人们对幼儿身体实用性的忽略，现代人早已忘记洛克关于幼儿饮食“应该极清淡、极简单，有节制”的告诫，年轻人带着孩子，成为光顾麦当劳的最大人群。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是幼儿健康教育的基本内容，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消费机会逐渐增多，如何在幼儿教育领域培养幼儿正确的消费理念显得尤为重要。总之，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幼儿教育，既应充分发挥游戏促进幼儿生命成长的本体;又要通过幼儿着装、饮食等生活习惯的培养，增强幼儿健康意识，引导幼儿养成健康的生活理念。
3.幼儿教师身份感的式微。
幼儿教师身份感的式微，是指幼儿教师对自己的角色属性、使命与追求等自我体认日渐模糊。这种模糊状态与国家及社会对幼儿教师地位的认同、教师本身的福利待遇及职业幸福感等来自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多种影响因素相关。教育学原本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在消费文化对符号价值追逐的浸染下，教育也走上了越来越迷恋“精致”幼儿的发展道路。这种精致的幼儿外表新潮、时尚，头脑聪明，但未必快乐或健康。诚然，教育对精致化幼儿的追逐少不了教师的助推，因此在消费文化影响下，以生命相互促进为基本的师幼关系也掺杂了一些其他动机。消费文化影响下幼儿教师身份感式微表现在:(1)消费文化逻辑构筑下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窠臼对幼儿教师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事实上幼儿教师工资较低的状况往往削弱教师的自我认同感。由薪资低而导致的教师自我认同危机，是造成幼儿园虐童事件频发的原因之一。西安枫韵幼儿园、鸿基新城幼儿园给幼儿违规服用处方药事件更是幼儿教师追求幼儿园经济利益的极端案例。(2)消费文化“顾客即上帝”的消费主义逻辑，对师幼关系产生了一定冲击。“你消费，我服务”的消费理念使得师幼之间多了一些“私人定制”意味，为满足幼儿或家长的暂时性甚至是虚假需求，教师主体性缺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在孩子离园时段，经常听到家长对教师说:“孩子还是要多学点，知识面宽”，或者催问教师:“今天英语活动怎么没有写出来，其他班都写出来了，以后要及时”。总之，幼儿教师身份感的式微对内是自我价值秩序混乱的表现，对外则是对幼儿和整个社会生活意义的颠覆。
三、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的应对
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应对的三条路径:
1.幼儿教育目的的转向。
应对消费文化语境下幼儿教育目的背离，其基本路径是教育目的的转向。柏拉图曾言“教育即灵魂的转向”，“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同样，教育目的作为幼儿教育的灵魂，必须转离消费文化下物欲横流的世界，去观看幼儿教育应有的“善者”。正如灵魂转向的技巧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幼儿教育目的的实现路径不是将原来没有的知识灌输给幼儿，而是肯定幼儿生命的内在自然。然而，灵魂转向是一种眩晕式的强迫，教育目的转向也并非易事。一是由于消费文化影响下人们对欲望、符号的追求过于强烈，二是教育目的转向本身的艰难。因此，教育目的转向的实现首先应赋予幼儿教育在整个社会中“最明亮者”的位置，使消费文化影响下的幼儿教育活动始终有最高的理念指引。其次，正如灵魂的转向始于个人，幼儿教育目的转向也需要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体促进。这些个体既包括直接参与幼儿教育实践的教师、管理者，也包括家长及社会上每一个你、我、他，只有个体认识到生命存在的意义，才不会为消费文化浸润下的“欲望”所迷惑，只有改变自己，理想的幼儿教育乃至理想的社会才得以实现。
2.幼儿健康教育的审视。
面对消费文化带来的幼儿身体社会脱位现象，幼儿园应对幼儿健康教育进行理性审视。首先，幼儿园要对幼儿健康教育进行理性认识。对幼儿健康教育的认识水平，直接影响幼儿健康教育实践。例如，认识到幼儿的健康身体是心智发展的基础，发展心智也不能使身体受损，幼儿园应将健康教育课程放在首位，而非一味地追逐幼儿心智发展。认识到本能促进的游戏活动是身体幸福所不可或缺的，幼儿园教育就会减少用体操代替游戏的课程，也会减少对自然所推动的活动的规训。其次，幼儿园应加强对“健康是一种责任”的宣传。斯宾塞认为，人们有着对身体的道德责任。由于违反自然指示而发生的毛病，即所有违反健康规律的事都是身体罪恶。幼儿园可以利用家园共育的契机，向家长传递健康教育理念及经验。再次，幼儿健康教育理念要落实到幼儿园一日活动，并注重对幼儿健康理念的培养与指导。例如，幼儿园教师应注重对幼儿“衣服穿着舒不舒服”而非“今天的衣服漂不漂亮”的询问，应减少以“快回来，你的衣服会弄脏”等为理由对幼儿自发活动的限制。
3.幼儿教师的自我觉醒。
有了对幼儿教育目的及内容的理解，而缺乏幼儿教师的良好指导，也会导致幼儿教育放任自流。对幼儿教师身份感困惑的回应是幼儿教师的自我觉醒。自我觉醒是对被欲望、忙碌和消遣所遮蔽的最高价值的追求，自我觉醒的标志是幼儿教师越来越强烈地融入到经验当中，尤其是融入有关幼儿与幼儿教育现象的独特性经验。罗伯托•M•昂格尔认为自我觉醒有两次:第一，自我觉醒是肯定意识，并通过意识来肯定独特的个性。第二，觉醒是在道德生活中运用习惯倾向———各种美德，以便在超越自我的过程中成为自我。对幼儿教师而言，在第一次觉醒过程中教师在一个方向上要充分感知、仔细跟踪幼儿园工作过程中自身的情绪和变化，在另一方向上要专注于两种事务，即专注于幼儿园工作的某一项活动;专注于消费文化中的某种景象，体验足以吸引自己注意力的感觉。第一次觉醒使幼儿教师在身体的感知过程中体验自我意识的存在，同时也体验到外部世界对自身独立生存的威胁;而第二次觉醒则是幼儿教师发现对无限和绝对的需求。第二次自我觉醒的前提是不仅认识到自我是一个自然生物，更要认识到自我是一个社会生物。自然生物具有的简单、热情和专注有利于幼儿教师自我提升，社会生物应具有的尊重、宽容、公正促进幼儿教师与幼儿及家长良好的交往。正是由于社会生物所具有的向他人开放的本体特征是人之为人的意义所在，第二次自我觉醒的最高目标就是保持对他人的开放。因此，幼儿教师的第二次自我觉醒就是在对自我特殊的自然性扬弃基础上，不断地发现、肯定和表达自身的无限性，追寻对普遍性精神的占有，以此状态激活幼儿的生命状态。
文化语境论文篇12
语境作为语言科学的一个概念，最先由德国语言学家Wegener于1985年提出。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语言学界多大反响，在之后的30年中，语境理论也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直到1923年马林诺夫斯基重新讨论语境这个问题，提出了“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这个概念，并把它应用于不同语言的翻译和理解之中，并于1935年提出“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概念，语境研究才被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语境理论认为，交际过程中有种种不同的语境，而不同地区因为所处的语境不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差异。如果从语境理论角度出发对中美文化差异进行分析，这些文化差异也就变得很容易理解，同时通过这样的分析，人们也可以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2 语境理论
霍尔(Hall)在1976年出版的Beyond Culture书中提出并区分了高语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和低语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
根据霍尔的表述，我们可以作以下的界定:在一种文化的言语交际过程中，如果话语意义的创造对语境的依赖程度比较高而对所使用的言语的依赖程度比较低，那么这种文化就是高语境文化;相反，如果意义的产生对所使用的言语依赖程度相对较高而对语境的依赖相对较低，那么这种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
文化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霍尔进一步提出高语境交际和低语境交际，“refers to the fact that when people communicate， they take for granted how much the listener knows about the subject under discussion. In low-context communication， the listener knows very little and must be told practically everything. In high-context communication the listener is already "contexted" and does not need to be given much background information."
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及交际的特点差异较大:高语境交际中，符号所引发的意义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交际双方的共有的文化知识;依赖于人们思想预先设定的、先入为主的程序来传达信息。高语境交际过程中所使用的言语较少，对言语的依赖程度较低，更多地借助于非语言语境;低语境交际则相反。
通过对比，霍尔得出结论: “有着伟大而复杂文化的中国就处在天平的高语境一方”，而“美国文化……只是偏向天平较低的一方。”即中国文化具有高语境特性而美国文化具有低语境特性。(Samovar， 2000:98)
3 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下的中美文化差异
属于高语境文化的中国文化与属于低语境文化的美国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别，从语境理论来分析，可以看出的中美文化差异有很多:
(1)直接与间接交际方式的差异
高语境和低语境的不同决定了直接与间接的不同和交流方式。美国人愿意坦率直白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中国人则喜欢以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在交际的过程中，中国人更多考虑的是对方的感觉和面子问题习惯于把自己的真实思想隐蔽起来婉转地表达出来。为了避免双方尴尬， 我们常试图利用表情， 身势来暗示对方， 其真正意图有时很难从字面上判断。美国人则截然相反，他们不愿意受别人施加的影响，所以在表达时多是坦率直言。事实上，西方人有时不了解中国人的习惯，不善于察言观色，往往会引起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
(2)成功交际责任所属的差异
在低语境中，大量信息都要靠编码清晰的信息来传递，所以美国认为对交际成功负责的是说话者或作者，他们应该通过言语将意思表述清楚。如果言语没有完整清晰地表述意思，听者和读者可以要求得到更多的信息。说话者将这理解成积极的行为，因为它表明了听话者理解了并希望更全面的理解。而在高语境中，绝大部分信息很少出现在编码清晰的信息里，所以中国人认为说话者不必在言语中完整精确地表达意思，听话者有责任通过注意言语表达的语境来阐释言语的意思，他们期望听话者在阐释信息意思中负更多的责任，发挥语用推理能力，进而推导出说话者的意图，听话者也习惯于并善于从身体语言、沉默等话外之音中去寻找意义。
(3)用语方面的差异
相比中国人，美国人不注意非言语传达的信息。当他们做出回应时，他们是回应人们所说的而不是回应人们是怎样表现的，而对情景，参与者的角色等语境因素不予注意。通常中国人在理解这些语境信息的意思是没有困难的，当中国人看见美国人不能或没有对语境信息做出回应时，他们会认为美国人对他人的感受不敏感。美国人确实也使用一些表达问候、谢意的礼节用语，但是这些固定短语和惯用语在低语境中的作用比在高语境中的小得多。由于作为低语境的交际者的美国人希望其他人说的话信息量大，所以他们常常误解礼貌用语的意思。低语境的交际者常常不满高语境的交际者在言谈中使用套话，他们希望所有的言词都有意义。
4 结语
由于语境不同，属于高语境文化的中国文化与属于低语境文化的美国文化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已经、正在而且还会给中美跨文化交际带来困难。从语境理论出发对中美文化差异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克服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研究高低语境文化及由其决定的高低语境交际，对于跨文化交际和外语教学实践必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种指导意义在此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Samovar， L.A， Poter， R.E&Stefani， L.A.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文化语境论文篇13
这些文章中与历史语境相关的较有代表性的是赵勇的《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生成语境》一文，指出构成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逻辑的前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模式，法西斯主义带给‘社会研究所’成员的痛苦记忆以及20世纪30～6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局面”．并且强调是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之下，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呈现出强烈的批判色彩。这篇文章对笔者的思考很有指导意义．也有很多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也正是对这篇文章的阅读．发现作者写到美国大众文化时说：“这样一种欣欣向荣的文化景象对于这群有着贵族文化背景且长期与高雅文化耳鬓厮磨的法兰克福人来说却是完全陌生的。”而笔者在查找史料的时候发现德国魏玛时期也存在着大众文化形态，所以这种说法是不太准确的。那么为什么阿多诺不批判这个时候德国出现的大众文化．而要在十多年后批判美国的大众文化呢?
法西斯专政的刺激
德国法西斯专政的出现可以说是魏玛时期大众文化与美国大众文化两个时间点之间对阿多诺、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人产生最大影响的事件。德国出现法西斯专政之前，有3个重要的时间点：
1．战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是一个高度工业化并且初具帝国主义特征的国家。19世纪末，德国的工业化进入第三个高潮。国家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2．战后。一战后的德国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美国。战争的失败使德国内外交困，背负了沉重的赔偿负担。软弱的魏玛政府又无力改善这种混乱的局面，这些因素使国家的经济逐渐衰退。而1924年美国的“道威斯计划”使德国社会在美国模式的引导下逐渐向自由化的方向发展。随着美元的大量流人，美国资本在德国工业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美国的生产方式，如标准化、合理化、规模化生产等也为德国企业所接受。随之发生改变的还有德国的社会结构、文化
3．1929年经济危机。1929年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激化了德国国内的社会矛盾，魏玛政府垮台，希特勒开始宣传他的法西斯主义政权。
回顾法西斯专政之前的德国我们可以发现．德国经历了经济技术高度发达的阶段，媒介技术的发展和美国生产方式的影响促成了魏玛时期的大众文化的繁荣，而面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候．德国却选择了法西斯的道路。
德国法西斯具有其特点，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全民参与。在20世纪30—40年代．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卷入了纳粹的战争．导致了德国和人类文明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
“法西斯主义在任何国家内都没有在数量和质量上获得像在德国这样的群众基础：这种基础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这里那么广泛、那么活跃、那么狂热”，而且“没有任何一个法西斯制度在实行恐怖和灭绝方面达到德国这样的程度”。被失业、贫困以及强国梦想蒙住了双眼的德国人民对法西斯政权的拥护、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让德国这个过去以理性著称于世的国家变成一个疯狂、野蛮的人间地狱。
阿多诺、霍克海默等法兰克福学派主要理论家都有犹太血统。在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专家马丁·杰所写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宗师：阿道尔诺》一书中，将犹太血统作为阿多诺思想形成的五个力场中的一支进行了分析，认为他的犹太情感是“虽然微弱却很明显的”。法西斯政权之前的阿多诺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并没有很强烈的感情．甚至还在“短时间中并不认真地接受过他母亲的天主教”。但在他从纳粹德国流亡出来．德国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直到惨绝人寰的奥斯威辛大屠杀的发生，这些深深地刺激了阿多诺。唤醒了他的犹太情感。
一方面．现实的黑暗残酷让阿多诺非常痛苦，另一方面，犹太人的救世信仰召唤着阿多诺，面对德国民众集体追随法西斯主义，他又希望能够唤醒民众。他在1951年发表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对毁掉了的人生的思索》中这样写道：
在绝望面前．唯一可以尽责履行的哲学就是．站在教赎的立场上．按照它们自己将会呈现的那种样子去沉思一切事物。知识唯有通过救赎来照亮世界：除此之外的都是纯粹的技术与重建。必须形成这样的洞察力，置换或疏远这个世界，揭示出它的裂缝、它的扭曲和贫乏，就像它有朝一日将在救世主的祥光中所呈现出的那样。
这段回顾式的话语或许正是当时他的心情写照吧。
以上这些因素的合力，促成了研究所多年不懈追问的一个核心问题：启蒙突破了神学的束缚，带来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等社会条件，为什么随着技术的发展，人却走向了理性的反面，而不是启蒙时预想的达成了人的全面发展。
罗斯福炉边谈话
1937年6月．阿多诺应霍克海默的邀请，在纽约作了短暂访问之后，于次年2月．正式来到二战爆发前夕的美国。
这个国家经过罗斯福两届连任的治理，从表面上来看已经恢复了经济危机之前的繁荣。但是经历过大萧条的人们仍然是神经过敏的，他们从电影、广播中逃避现实，寻求安慰。而其中罗斯福的“炉边谈话”可以说是人们心目中大萧条时期阴霾天空下的一道阳光。在他任期的12年中，共发表了3O次炉边谈话，涉及从国家事务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美国的经济复苏和政治稳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炉边谈话与希特勒运用广播的本质相同。而同样善于运用广播媒介的还有一个人——正在德国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希特勒。希特勒上台第三天，就在电台《告德意志国民书》，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随后一直到二战时期，希特勒发表了大量富有煽动性的演讲，每逢纳粹集会，这些咆哮般的演讲就会通过电台播放出来。且不论罗斯福与希特勒讲话内容的正义与否．仅从本质上来看，都包含了这样几个要素——主体：权力机构；客体：民众；介质：广播，并都希望传递的信息能够影响民众的相关认知。“在官方广播中，人们从公共生活那里形成的所有自发性都受到了控制。都受到了训练有素的监听者、视听领域的竞争者以及各种经过专家筛选的官方广播节目的影响。”阿多诺的这段论述表明揭开炉边谈话温暖的面纱之后，看到的是权力机构用技术的手段来实现对人的控制。
炉边谈话显示了媒介技术与人们日常生活的亲密度。以炉边谈话这样一个事件，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美国社会媒介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美国学者指出：
在整个3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比新闻影片、画报、广播节目以及好莱坞电影更能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了．对于知识界及一般公众而言，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是无孔不入．无法回避的．不管电台播放些什么，不管电影公司放映些什么．数以百万计的人每天晚上听无线电，每星期看两场电影，已养成习惯。甚至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也日益取决于《生活》杂志和《时代的进展》节目中卢斯的观点；人们认为恰当的举止也要以电台或银幕明星为典范。除了这些明显现象外，传播工具还有更微妙的作用：利用无线电广播室的政府好像亲切地来到了每个家庭的炉火边，从而取得了人们对新政各项政策的支持。新闻纪录片的技巧和电影对白一下子闯进了文学领域．连小说家似乎都在不知不觉中承认．如果他的技艺不能适应大众文化新时尚．便无法生存下去。
这一时期．电影成了美国的重要工业之一。1939年，它的收入达7亿美元，相当于每户人家要付出25美元。收音机也得到了普及。在1930年至1932年之间，有40O万家庭买了收音机；到1939年，8O％的家庭都有一台收音机，平均每天要收听4小时。同时．电视也已经出现。1938年．电视机已经可以在百货公司买到。第二年，电视机的制造商已有十几家，以至于联邦通讯委员会开始插手，以便使设备标准化。
这些描述和数据告诉我们2O世纪30年代末的美国大众文化随着媒介技术的高度发展进入了千家万户，进人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阿多诺同样也看到了这一点．看到了大众文化的普遍性和对人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作用。
由于阿多诺是在对启蒙理性的追问基础上来思考文化工业的．所以他看待美国大众文化时总带着一种忧虑与批判的眼光。或者说这一时期的美国大众文化现象只是阿多诺的一个研究标本，他是带着对法西斯德国丧失理性的追问来研究美国大众文化的。而这种被视作一种意识形态控制方式的大众文化进入了全美人民的日常生活，便不能不让阿多诺担忧和焦虑。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法西斯政权唤醒了阿多诺的犹太意识．使研究所确定了他们要追问的核心问题。并在此问题的指导下展开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批判。从中我得到下面两点结论：
1．文化工业批判是对启蒙理性批判的延伸。
阿多诺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是在法西斯政权上台．流亡到美国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像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德国法西斯的政权促使研究所成员思考为什么启蒙的发展使启蒙倒退回了神话；为什么科学技术的发展却没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反而走向了人性的反面。这些思考引导研究所对启蒙理性进行批判。而将文化工业批判的对象大众文化进行抽象，也就是技术在权力的利用下对人的一些影响的讨论，因此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对启蒙理性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