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理论篇1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02)03-0068-06
加强理论分析与理论抽象，将中国经济史课程教学的主要目的，由使学生了解经济发展过程，变为了解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经济工作经验和经济理论与历史理论，是我在面向21世纪中国经济史课程改革建议中的三个目标之一。
一、经济史学是理论学科
经济史学教材之所以要加强理论分析，是根据以下三种情况：
（一）经济史学科的性质与学生的要求。开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是为了使学生知道本国经济国情，包括本国经济发展的过程、规律、特点，中国经济发展已达到的水平与阶段，它的历史方位，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而提出过的各种理论和方案，等等。要使学生深刻地掌握这些问题，教材必须给予理论的回答，即对一些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将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成果凝聚成理论观点，以便于学生接受它们，并具有启发性。
经济史教材必须具有启发性，而不能限于告诉学生中国近现代时期里经济领域发生了哪些事实。教材不仅要使学生知道有关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经验、方案的理论，而且要使他们知道，要用什么理论和怎样运用这些理论去分析史实与过程，得出新的理论结论，使他们从这个分析过程中学到经济理论、历史理论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启发他们的理论思考和运用理论分析具体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理论性是经济史教材应有的特色。
任何一本经济史教材，它的首要任务是将历史过程事实叙述清楚。历史过程是进行理论概括的依据。学生对仅介绍史实的教材有意见。他们需要知道史实，也需要知道用以分析史实的理论和从分析史实中得出的理论。为了满足学生的这种要求，本书在叙述史实过程中，采用夹叙夹议的表达方式，对史实作理论分析。在每章的末尾设“结语”，概括该章的理论观点，在每个历史大阶段后设立专章或专节，对相关的经济形态作理论分析。
讲授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直接目的，是分析历史过程，探索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以说明现在，启示未来。没有理论分析和理论结论，达不到此目的。认为经济史学科就是讲史实的，是一门没有理论的学科，这是一种偏见。它的形成，与一些人对真正的经济史不了解有关。事实是，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来源于对经济历史的分析。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2](P37)经济学史证明，不仅是马克思的全部理论，而且是所有含有真理成分的经济理论，无一不是研究经济史与经济现阶段状况的结果。现状转瞬即是历史。故理论出自历史。历史出科学。经济史学担负着出经济理论的任务。
（二）教学改革的要求。当前，高等学校有关专业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的情况是：开设一门“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的，讲一个学期，每周4课时或3课时；开设“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两门课的，各讲一个学期，每周3课时或2课时。采用本教材开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从开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两门课来说，是精减了一门课，但内容上不仅未减少，反而增加了。比“中国近代经济史”课增加了1949年以后的经济历史，比原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这两门课程增加了港、澳、台的殖民地经济形态史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史，增加了大陆1979年或1984年以后的经济发展史。教学改革要求给学生更多的自学时间，以发挥他们的主动精神，因而必须精减课程与课时。故教学时间不可能增加，且有可能减少。教学内容增加与教学时间减少的这种情况，要求教学内容与教材内容少而精。加强理论分析与理论色彩，将大量史实与过程提炼为理论，这是达到少而精目的的办法。
（三）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要求。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走自己的路。这需要有从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与成败得失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发展理论作指导。100多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理论的落后，中国长期没有摆脱搬用外国经济理论来指导本国经济发展的窘境。向西方国家学习经济理论经历了多个阶段。向西方国家学习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有成绩，但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在主体部分未获成功。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成绩，也有教训。1958～1978年经济处于基本停滞和徘徊状况，就是与所学的经济理论有关。鉴于这种经验教训，1984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宣布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邓小平确立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既缺乏充分的实践经验，也缺乏系统的理论准备。西方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已有300余年的历史，对于市场经济的研究比较充分，其中的许多成果值得我们借鉴。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都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原因。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并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是从西方国家的经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其中，有许多东西必然不合中国的国情。照搬西方经济学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寻求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学习西方经济学，吸收外国的经验；另一方面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从中国经济的历史事实出发，总结中国的经验，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建立中国经济学。这后一个方面是基础。因为，学得的外国经济理论是用于中国，必须与中国的经验相结合；从根本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发展要走自己的路，必须有自己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这种理论只能从自己的历史中抽象出来，从本国经验中抽象出来，并系统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学。
二、分析理论举例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指导，尽可能地吸取国外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理论成果，同时也凝聚了作者50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史所形成的部分观点，并使之系统化。它是一本专著性教材。因此，对某些理论观点需要作点介绍。
作者在加强理论分析上所作的努力，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分析经济史实的理论，二是从分析经济史实得出的理论概括。在分析理论中，有用于某章某节某个专门问题的，有贯穿于全书的。后者对理解本教材的内容与结构颇为重要。现略举数例如下。
经济学的理论篇2
一、理论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又被称之为政治经济学，主要内容是阐述与经济学有关的一些基础性概念和基础原理，探究与经济发展有关的规律，理论经济学是学习其他拓展类经济学科目的基础，是经济学当中的一般理论。理论经济学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种是宏观的，另一种是微观的经济学。一般在书本上或者大学校园内所学习的课程，如西方经济学史等，都是包含在理论经济学的范畴之内的。
二、应用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主要是针对一些金融经济活动来说的，主要探究各个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和发展规律，还对一些经济活动所形成社会效益进行分析的一门学科理论。应用经济学会涉及的部门会比较广，会涉及到一些基础性生产部门，如农业、工业以及建筑行业领域等，应用经济学有许多的分支，因此应用经济学适用范围非常广，同时它还可以进一步去补充理论经济学的内容，充分发挥它的实用性作用[1]。
三、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其实这两种概念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理论与应用就像是哲学范畴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根据哲学理论的学习，我们了解到了任何一项理论的研究都是离不开实践的检验的，也只有通过了实践检验后的理论才是符合发展规律标准的具有价值的理论，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关系。经过大量的研究资料结果表明，只有将理论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将应用经济学付诸于实践，这样的经济学研究才会变得更有价值和意义，在应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在理论经济学的内容中都会有所体现，而有了理论作为基础，对于经济活动会有一个初步的理论认识，这样在经济活动中就会更容易发现问题，从而能够更好地去解决问题，为经济活动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2]。例如，在现代企业当中的管理经济学，它就是在基本经济学的基础上的实用型经济学，并且还融合了管理学内容，对于企业的经济管理活动有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布局，一些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经验都对管理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我国目前的金融发展领域中，还存在着一些偏激的观念，有的人认为理论比较重要，而有的人则认为实践比较重要，还需要从源头上树立正确的经济学理念，不仅要重视理论型的经济学知识，更要重视该经济学理论在实际的金融交易活动中所应用的情况，不要一味地追求经济活动项目所带来的金钱价值，它所带来的社会价值和影响力也应该考虑在经济学管理范畴之内，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结合实践，将所有与经济学有关系的概念都融合都在实际的金融活动当中，转变人们落后老旧的观念。不过在国内研究中，很多领域都存在着轻视理论的现象，关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观点比较少，长此以往下去必将影响到经济学的整体发展趋势，经费资金的短缺固然是影响理论研究的重要因素，但是应用经济学研究的浅尝辄止，敷衍应付也是经济学理论研究进程步履维艰的现状情况，怎样扭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发展现状，顺应市场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了当今经济学研究者所面对的重要课题。必须要以理论经济学作为企业经济发展的指导纲要，将应用经济学作为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不必一味地纠结于二者之间的区别，而是要在实践过程中将二者进行融合发展，在问题解决中不断创新思维形式，让理论的东西更加具有实践性的意义和价值[3]。
四、结语
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实践是理论的保障。理论经济学的学习可以为应用经济学的发展打下夯实的基础，没有理论的东西作为依据，很多实践性的应用都是无从谈起的，在当今市场的大环境下，必须要掌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断转变过去错误的思维方式，使二者所包含的内容都能够融入到经济活动当中去。
作者:朱建朋 杨旭明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经济学的理论篇3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对财政政策的定义为：政府运用国家预算和税收等财政手段，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来实现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平衡的一种经济政策 。主要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部分；财政收入的基本手段是税收，财政支出的基本手段是政府预算拨款。
虽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是运用财政手段（国家预算，税收，国债，财政补贴，财政投资等）调节供求平衡，但其主要通过收入分配发挥作用，所以，接下来要从收入分配方面来分析。
政治经济学在考虑收入分配方面主要关注效率与公平的抉择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这一矛盾的阐述是：发展社会生产，就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引入竞争机制，合理拉开收入差距。联系我国国情即为：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和用偷税逃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谋取利益的要坚决依法惩处。要整顿不合理收入，对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要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调节过高收入。要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同时，要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由以上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理论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心理学上的解释。1.激励效应，允许或鼓励一些人先富起来会通过激励效应让并不富裕的人产生强烈的愿望及动力，有利于带动微观经济主体发展，从而使宏观经济有所增长。这种激励效应在很多企业都有应用，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这种激励效应在生活中也很常见，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每个普通的中学生都经历过体育跑步考试，在考试的时候，教师往往会找个跑的相对较快的同学在前面领跑，以激励后面的学生。2.公平效应，控制在心理学上可以认为是对激励应用的控制或规范。我想从跑步的例子入手理解。跑步的时候教师会找个跑得相对较快的同学带跑，但是好的教师还会做的一件事就是控制差距，使我们和我们前面一个同学的差距在一定范围内。这样，我们会产生可以追上的认知，才会达到激励的目的；反之，如果差距过大，我们会更加没有力气甚至放弃。这体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中的“合理”二字，结合中国国情所指定的具体措施上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
财政政策在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中的定义为：对税收和公共支出进行规划，以帮助抑制商业周期的波动，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高就业率，避免过高的或剧烈的通货膨胀。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他们主张政府的公共投资必须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较长时期的规划，并推行赤字运算；他们同意庇古关于税收的观点，将税收原则归纳为利益原则和牺牲原则，他们认为，税收的宏观调节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动稳定器功能，二是有意识的调节税率，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中跟我们生活联系最紧密的税收问题，也涉及到与心理学的联系。利益原则，即人们认为应当根据他们从政府活动中期望得到的收益的大小来纳税。牺牲原则，即腹水的安排应是社会收入的再分配是公平合理的。这两条原则都注意到税收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减少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并有助于尽量减轻这种影响。牺牲原则注重我们可支配收入分配中的公平，利益原则注重我们对所付出的代价 （税收）得到回报的程度。只有我们的付出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且我们的所得在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在我们愿意接受范围内的相对不公平下的公平），我们才更愿意将我们所得的一部分交给政府，并更希望取得更多的收入，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凯恩斯古典学派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于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在各方面都有所异同，尤其表现在微观经济主体――对个人收入分配（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和宏观经济――对社会总供需平衡的影响。具体的异同可以从财政政策大体划分的税收、支出和预算三个方面分析，除此之外，这三种理论在财政方面区别联系细究起来甚至可从这三种学派最初对市场及参与者的假设开始分析。
总的来说，由于经济和我们生活的密切相关性，经济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进行，我们从中得到的效用对生活至关重要，也对我们的心理状态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任何经济政策，只要影响我们的得到效用，就会引起心理的反应，从而得到心理学上的解释。
参考文献：
[1]段海英，邓菊秋.《财政学》第三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2]萨缪尔森.《西方经济学》第十八版
[3]李杨.《西方经济学》第二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4]朱方明.《政治经济学》第三版，四川大学出版社
经济学的理论篇4
很多学者认为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关系就是理论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基础，而今应用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的具体实践和应用。然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现在普遍存在着轻理论以及重实务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存在使我国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受到了较大的局限。必须要认真的梳理清楚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与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相适应，并且能够对我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的指导。
1.我国轻理论以及重应用的经济学研究现状
1.1出版界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片面倾向
目前出版界普遍的认为，相对于理论经济学而言应用经济学的成果更加受欢迎，因此现在很容易发表和发行关于应用经济学的刊物或者论文。相比之下，大部分的出版社并没有对理论经济学研究成果具有太大的兴趣，而且往往会冷淡理论经济学的投稿作者。甚至还有一些出版社将一些硬性的规则和条例颁布了出来，要求作者如果要出版理论性学术专著必须要对相应的资助金进行提交，而且资助金额均有非常高的额度，这样就导致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很难发表出来，造成了这一类高水平学术著作的严重流失，从而严重的影响到了经济学的整体发展。
在应用经济学在我国的经济研究学术界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这样就导致很多学者急功近利，对经济利益和名誉进行片面的追求，特别是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经济实务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多的人才，很多学者不惜运用各种手段从而能够在应用经济学的研究队伍中加入进去。而现在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却变得越来越冷门，由于经济实务问题以及应用经济学方面集中了大量的年轻的学者，因此造成理论经济学研究严重的缺乏人才[1]。
2.导致经济学研究出现片面倾向的主要原因
市场从客观上调控的人们对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进行追求的行为，现在理论基础研究具有见效慢以及收益少的特点，而应用经济学则恰恰相反，因此不管是学校研究人员还是学生都对应用经济学在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方面存在的巨大潜力具有充分的认识，因此使得应用经济学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学校的研究基金大量的倾斜于应用经济学，而经济刊物编辑社和出版社也对市场效应和经济利益进行片面追求，从而忽视了自身应该在学术研究中需要承担的各种责任。总之，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应用经济学占有了大量的资源和人才，最终造成理论经济学严重的缺乏发展的动力[2]。
3.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从本质上来讲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就是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告诉我们，实践是理论的来源，而理论又能够对实践进行指导。然而现在在很多人看来理论经济学只是具有学术价值，真正具有实际价值的是应用经济学，只有应用经济学才能够将各种经济问题很好的解决掉，哪怕不需要理论经济学，只需要有应用经济学就能够对企业进行很好的管理，并且可以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事物都是有规律的发生和发展，而且其规律具有不可替代的客观意义，只有具备基础理论上的支持，才能够真正地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只有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理论，才能够将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真正的找出来，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最终能够有效的避免出现类似问题。因此，只有大力的发展理论经济学才能够将前进的动力提供给应用经济学，并且能够将各种经济变化和现象的理论依据和价值找出来。
总之，要想真正的对应用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首先必须要将理论经济学作为指导。而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也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因此，从本质上来讲现有的片面化的重实务、轻理论的的思想属于一种本末倒置的落后观念[3]。
3.对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片面发展的问题进行解决的有效对策
3.1促进学术界研究现状和观念的积极转变
现在我国的学术界过于倾向于对应用经济学的研究，要想保证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实践平衡发展，首先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学术界在经济学方面研究现状和观念的积极转变，并且将当前轻理论以及重应用的研究误区扭转过来。积极采用政策上的支持、鼓励以及研究基金的投入措施从而将更多的动力提供给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将更广阔的前景和发展空间提供给理论研究者，这样才能够使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中集中更多的学术工作者，使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片面现象得以根本解决，并且充分的保证两大学科之间的平衡发展。
3.2对经济学教育观念进行积极的革新
不管是学校也好还是教师学生也好都必须要清楚的认识到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具有缺一不可一击相辅相成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要深刻的了解理论经济学指导应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植根于理论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并且要积极地鼓励教师和学生展开对基础经济学理论的学习，这样才能够使学生在理论经济学的学习中自觉地参与进来，并且致力于自身学习和实践基础理论的不断加强，对理论经济学进行积极主动的钻研。
3.3对教学手段和学习方法进行创新
教师在对理论经济学进行讲授的时候要尽可能的避免采用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这样很容易导致课堂学习变得十分乏味和枯燥，很难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在具体的理论经济学教学中必须要鼓励学生多交流、多思考以及多阅读，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拓宽学生视野以及启发学生思路的作用，同时还要对学生的写作进行积极的鼓励，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必须要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其在学习应用经济学以及理论经济学的时间和精力得到有效的平衡，最终能够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4]。
3.4真正的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经济学的理论篇5
规制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发展并在实证领域起重要作用的一门学科。它主要研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或社会公共机构如何依据一定的规则对市场微观经济体进行社会或经济干预管理，具体指规制机构以自然垄断规制和市场进退规制为主要手段，对企业的进入、退出、产品的价格、服务的质量等方面进行干预。 规制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制俘虏理论、新规制经济理论、激励性规制理论等。本文拟就规制理论的演进进行简要的概述，力图使人们对规制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前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为构建根植于中国市场经济的规制经济学理论上的准备。
二、公共利益规制理论
公共利益规制理论是规制理论的最初理由，在规制理论领域居于正统地位。该理论认为，规制发生的原因是存在着市场失灵，涉及自然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对市场规制具有经济学上的合理性。它是一种作实证理论的规范分析(a normative analysis as a positivetheory)(理查德・波斯纳，1974)。该理论把政府对市场的规制看成政府对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反应，它包含着这样一个理论假设，即市场是脆弱的，如果放任自流，就会导致不公正或低效率。所以政府规制是源于公共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规则，目的是防止和控制受规制的企业对价格进行垄断或者对消费者滥用权力，并假定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可以代表公众对市场做出无成本的，有效的计算，使市场规制过程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维斯库斯(1992)提出自然垄断的永久性理论和短暂性理论，认为应当动态的对待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
但是，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还存在许多缺陷。1、公共利益规制理论规范分析的前提是对潜在社会净福利的追求，然而却没有说明对社会净福利的追求是怎样进行的(Viscusi，Vernon，Harring，1995)2、规制并不必然与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出现或与垄断市场结构有关(波斯纳，1974)。3、斯蒂格勒和福瑞兰德(1962)的研究表明，规制仅有微小的导致价格下降的效应。
三、规制俘获理论
该理论认为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规制的供给是应产业对规制的需求(立法者被产业俘获)，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制机构逐渐被产业控制(规制者被产业俘获)。
它是由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发起的(Stigler，1971；Peltzman，1976；Posner，1979；Becker，1985)。他们认为：政府的基础性资源是强制权，它能使社会福利在不同人之间进行转移；规制的参与双方都是理性的，通过选择行为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规制的供给与利益集团收入最大化的要求相适应，通过规制，利益集团可增加其收入。斯蒂格勒的经典论文《经济规制论》首次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规制的产生，将规制看成经济系统的一个内生变量，由规制的需求和供给联合决定。
佩尔兹曼(1976)进一步完善了斯蒂格勒的理论，他证明了最优规制价格处于利润为零时的竞争性价格与产业利润最大化的垄断价格之间。立法者、规制者不会将价格定为使产业利润最大化得以实现的价格。最有可能被规制的产业是那些或具有相对竞争性或具有相对垄断性的产业。在竞争性产业中生产者将从规制中大量获益；而在垄断产业规制中消费者将从规制中获益。
利益集团规制理论完全超越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的公共利益范式，将经济人假设引入到对政治家的分析中，将规制置于供求分析的框架下，更贴近现实，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四、新规制经济理论
麦克切斯尼(McChesney，1987；1997)在对规制经济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构建他的抽租模型，即是新规制经济理论。他认为，规制机构利用规制手段保持规制企业的垄断地位的目的在于设立一个租金，以便让规制企业来夺取这个租金，通过这种方式，规制机构希望从企业那里得到不同形式的回报。由此可见，规制为规制机构创造了寻租的场所，其实质就是创造租金和分享租金的工具。
拉丰、泰若尔以信息不对称及其框架下的委托――理论作为分析前提，正式将新规制经济理论融入到主流规制经济学中，该理论主要有两点突破，一是引进信息不对称，建立起规制的委托――分析框架，改变了传统规制理论只注重需求方，而将供给方作为“黑箱”处理的缺陷。他们认为，对规制收买的正确分析必须考虑信息的不对称，倘若不存在信息不对称，受规制企业不可能抽取租金，因而也没有影响规制的激励。在拉丰，泰勒尔看来规制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不应批判是否存在规制俘获的威胁，而是如何针对规制俘获设计一套相应的规制机制，以减少或避免规制机构被规制俘获的可能。
五、激励性规制经济理论
在litterchfld(1983)等经济学家的努力下，20世纪80年代激励性规制实践在英国开始产生，90年代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得到广泛应用。80年代中期开始，Baron和Myerson(1982)将微观经济学理论中的新理论，新方法引入规制理论，规制经济学在委托一一理论，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 design theory)和引入信息经济学(information economics)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在Laffont和Tirole(1993，1994)将激励理论和博弈论应用于激励规制理论分析后，规制经济学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峰。
经济学的理论篇6
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其表现在：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
经济学的理论篇7
一、有关学者对会展经济及其理论支撑的论述
1. 2004年8月刘大可主编的教材《会展经济学》（中国商务出版社出版）提供的主要内容为：会展需求理论、会展供给理论、不对称信息下会展参与者决策行为、会展产业组织与市场结构、会展业国际化谋略和对策、会展中的政府行为与管制体制。
上述内容所依托的经济理论是：以“经济人”假定为前提、以自由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以研究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和产业政策为对象的产业经济学。此书是一本相对较早的关于会展经济的专著。
2. 2006年3月孙明贵主编的《会展经济学》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此书也是从“会展需求”、“会展供给”入手，再谈“会展产业”、“会展投资与消费”、“会展经济活动”、“会展效益”，进而谈到“城市经济”、“区域经济”、“政府与会展经济政策”等内容。
该书所涉及的经济理论仍是新古典经济学。但其理论性和系统性不及刘大可主编的《会展经济学》。
3. 2007年8月王起敬在《经济管理》杂志发表了《展览产品定价模型及价格影响因素研究》一文。文中首次引用了“双边市场”理论，认为展览市场是典型的“双边市场”。
该文章根据Armstrong 2004年给出的定义指出，两组参与者需要通过中间层进行交易，而且一组参与者加入中间层的收益取决于加入该中间层的另一组参与者数量，则这样的市场就称作“双边市场”。双边市场涉及两种类型截然不同的用户，每一类用户通过共有的中间层与另一类用户相互作用而获得价值（Wright，2004）。
该文章认为，双边市场理论是进入21世纪后才引起学术界和产业界重视的前沿理论。这个理论一经提出，便得到学术界的积极响应，同时各种产业实践也纷至沓来。双边市场的研究，代表着对产业组织理论、企业战略管理等研究领域的视界改变，即从传统的厂商—消费者的“价格—需求”研究转变为两个相互关联的中间层厂商—双边用户的“价格—交易或交换行为”的研究。
可以认为，王起静是最早将“双边市场”理论引入会展经济领域的研究者。
4. 2010年1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和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杨勇编著的《现代会展经济学》。提出“会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会展活动所提供的供会展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交流信息、为此交易的平台”的观点。这是提出“会展平台”和“会展利益相关者”概念的最早学者。但是作者没有就此进行深入地阐述。
5. 2010年3月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组织编写的《会展策划师基础知识》。其中提到会展营销所适用的经济理论是“利益相关者”理论。
同年，在韩国庆熙大学研读会展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周彦在其博士论文中也使用了“利益相关者”的经济理论来研究韩国展览项目获得补贴及其效用的情况，并取得了博士学位。
6. 2011年2月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编写的《中国农业会展理论与实践问题》（主要作者为刘启正，该书获得了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2011年度优秀研究成果奖的二等奖）。
其编写者在该书第二章《农业会展经济理论与方法》中提出，研究农业会展经济的方法是，首先借助微观经济学理论阐述会展产品定价的一般原理，然后引入双边市场理论，揭示差别定价在会展活动中的普遍性，再引入公共产品理论，作为进一步的补充。
编写者还提出，应以产业经济学的产业组织理论、产业布局理论和产业发展理论来进一步认识农业会展经济。由此又涉及到：可竞争市场理论、博弈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信息论等方面的知识和理论。
7. 2011年12月张编的《会展经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方华为此书作序指出，本书从论证会展产业的服务业属性入手，在服务经济的框架内展开了会展经济的系统分析；分别进行了会展的制度环境分析、会展的区位环境分析、会展经济与产业结构的优化、会展经济与城市经济的综合发展、会展产业聚集与区域经济发展、会展产业竞争力等多方面的研讨；论证严谨，行文规范。
该书的观点是，会展经济的研究一方面要以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遵循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等，同时还要广泛吸收相关学科的知识，如旅游学、营销学、管理学、物流学等学科；要借助这些相关学科的概念、方法和技术工具来充实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
该书也是从经济学两个最基本的假设——“经济个体是理性的，经济资源是相对稀缺的”入手，采取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边际分析，产业经济学SCP（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范式分析等方法，展开全部论述。其所依靠的经济学理论主要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并涉及《服务经济学》（美国富克斯 1968）和产业经济学。
8. 2013年10月刊《中国会展》杂志登载了郑璐逸的文章《零成本招募——双边市场理论在会展业的应用》，该文再次引用“双边市场”理论，并运用最新研究成果（陈宏民、胥莉《双边市场》著作），论证了会展业具有双边市场的特征，适用于“双边市场”经济理论。
此篇是继2007年8月王起敬、2010年2月刘启正先后使用“双边市场”理论论证会展经济活动以后，又一次使用“双边市场”理论作为会展经济理论支撑的论文。
二、关于会展经济会展产业的理论观点
2011年10月本人在《中外会展》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会展业产业性质、服务机理、业态特色的探讨》的文章。其后在2012年4月8日在成都举行的“2012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学术研讨会”上，陈泽炎又对此题目做了进一步阐释。其修改后的论文收入到《2012年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学术年会论文集》。
本人认为，会展业的业态机理是“平台功效”。而要认识“平台功效”，可先从“平台”的定义和一般概念入手。
查《现代汉语词典》可知，“平台”一词有三个义项：“生产和施工过程中为操作而设置的工作台面”，“计算机硬件或软件的操作环境”，“进行某项工作所需的条件”。
在实际用词过程中可知，“硬件设备”方面经常使用的“平台”一词，诸如：“运载平台”（譬如多级火箭）、“改装平台”（譬如汽车底盘）、“武器平台”（譬如新型军舰）、“海上平台”（譬如钻井浮船）、“试验平台”（譬如辽宁航母）等。在“软件环境”方面经常使用的“平台”一词，诸如：“资源平台”、“创新平台”、“服务平台”、“融资平台”、“政策平台”等。
对于会展经济和会展业来说，“平台”一词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资源”、“基础”、“手段”、“方式”、“条件”、“环境”等概念；是一种可以在其上进行“融通”、“嫁接”、“延伸”、“发展”，具有积极性和能动性的工具。
对其做进一步研究，还可以看出“平台”一般应当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一是通用性：譬如，搭建的舞台是一种“平台”，在上面可以演出各种节目；平整的土地也是一种“平台”，在上面可以盖起各种建筑；飞机、舰船、火箭还是一种“平台”，可以搭载不同的武器装备。同样，在会展这样的“平台”上，可以举办各种各样、各型各类的会展项目。
二是媒介性：可以认为会展活动和报刊、广播、电视、广告一样都是一种媒介。这就是“平台”的媒介性。会展活动本身不是主要目的，会展活动所要宣传和表达的内容才更为重要。所以，会展平台就成为了“媒介”，发挥出“联姻传媒”、“中间介质”的作用。
三是促进性：通过“平台”可以扩大影响范围、增加传播力度，这就是“平台”的促进性。譬如，会展活动的商务促进性就十分明显。像北京、上海、广州的汽车展每届都能吸引几十万观众前往参观。而全国一年能够举办上百场汽车展。其借助展会进行市场促销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
四是带动性：借助会展良好的“平台”功效，不但直接带动所展示、所交流的相关产业、相关专业、相关领域，还可以通过人群的聚集和人流的运动、人员的活动带动一大批相关的服务产业。所谓“1：9”的拉动效应已经得到许多事例的验证。
进一步分析会展活动的“平台”作用，可以看出其所具有三种主要功效，即：“商务促进”、“文化宣教”、“政策工具”。
——关于会展业“商务促进”的功效：
1. 在微观层面的“营销手段”。
（1）现场成交：这是属于直接性的或浅层次的目标和目的。在各种展销会上，参展企业主要就是为此而来。
（2）收集信息：专业性展览会一般都是专业厂家和专业人士聚会的场合，因此也是专业信息最为集中的场合。各种展品、各种资料、各种交流、各种会议都能提供大量专业性、可视性、研讨性、新颖性的知识和信息。这对于参展企业和参展人员将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3）接触客户：专业性展览会特别是那些定期化、国际性的专业性展览会，其许多参展产品（尤其是大型设备等）并不是为了在现场临时找买家而来的。它们或是早有了客户并在展出后即转运过去；或拿来展示的只是那些专用的样式展品或模型道具（譬如做了相关结构剖面的机器设备和演示装置等）。所以，这些参展企业参加展览会主要目的是了解大量的技术信息和繁多的市场信息（包括对自己产品所反映的信息）。这些对于企业的发展都极为重要。
（4） 品牌推广：商贸类、专业性展览会无疑是一个展示、宣传企业、推广品牌的大好机会。因此，那些经营管理好的企业都会非常重视选择适当展览会去参展，并且为此投入大量可观的布展宣传费用。所谓“眼球经济”、“体验式营销”就在这里集中体现。
（5）寻求合作：现代企业的经营早已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多种方式的经营与合作，已在围绕企业利润最大化这一核心运行着。所以，利用展览会的机会探求各种合作，寻找合适伙伴也就成为企业参展的又一重要目的。特别是那些投资贸易洽谈会是专门以促进投资合作为主要内容，更是值得相关企业给予关注。
（6）竞争策略：企业如果能够把参加展览会的事项纳入企业的发展战略（市场策略、营销策略、品牌策略、区域策略、竞争策略等）予以考虑，则表明该企业的经营管理达到了较高的层次。譬如，企业可以依照总体战略明确本企业通过参展如何塑造企业形象，如何营销产品品牌，如何传达服务理念，如何展示综合实力等。这样的参展也就是在向自己的竞争对手表现出一种信心和勇气。在展览会这样一个颇具实效的舞台上，企业如果利用得当，其效果可以事半功倍。
2. 在中观层面的“信息引导”。
（1）论文报告交流：在基础科学、前沿科学等领域，专业性学术交流会议中的论文、报告可以为该学科领域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这主要是通过会议中信息的传递、交汇、叠加、融合等作用，使相关研究者得到了“前瞻”、“引领”、“启发”、“带动”而从中受益。所以，那些有价值、受欢迎的专业会议都能够吸引到全世界众多专业对口的专家、学者、科技人员“蜂拥而至”，缴纳注册费前来参会，并且会积极地参与会议的全部过程。
（2）与会学习进修：还有相当数量专业会议的参加者是抱着学习进修目的而来。其典型代表就是一些医学类别的专业性学术会议。因为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对医务人员提出年度进修的要求，规定参加一定级别的专业会议可以算作“进修学分”。
（3）协调研究发展：我们注意到还有一些国际性的专业会议具有对该学科技术发展进行协调、引导、管理的职能。其典型的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会议。这是因为其会议上通过的国际标准将会指导、约束、引领、规范该技术领域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故而具有了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4）会展互动配合：会展业的发展趋势之一就是展览与会议日益紧密的结合。正是由于这样的结合，展览期间人们可以通过会议进一步切磋交流；会议期间人们能够通过展览进一步深入讨论；最终都是达到“信息获取最大化”的目标。
（5）实物展品演示：在展览中的实物展品演示，以及结合实物演示进行的互动研讨，是展会特有的一种功效。正是由于有了实物展品的演示，其所具有的科技含量（工作原理、数据参数、性能水平等信息）才可以充分表达出来，也成为展览会聚集人气的重要因素。
（6）行业聚会活动：无论会议还是展览，如果是该行业或该专业具有代表性的活动，就都会成为该行业或专业的精英聚会。有时该专业学术性或行业性组织就是利用这样的机会和场合来进行本行业本专业的定期聚会交流，以达到促进行业发展之目标。
3. 在宏观层面的“观察窗口”。
（1）出易会与出国展览会：前者的典型项目譬如广交会；后者有时可以通过我国企业赴外参展获得的订单情况以及外商对我贸易壁垒的设置情况反映出来。
（2）投资洽谈会与专业展览会：前者的典型项目譬如“98厦门投洽会”；后者就是那些全国各地的国际性、专业性、定期性展览会，譬如北京国际机床展、上海国际工程与建筑机械展、北京上海广州的汽车展等。
（3）产品订货会与商品展销会：前者的典型项目有全国糖酒会、药交会、全国书市等；后者为全国各城市经常举办的房产交易会、汽车展览会、食品展销会等。
——关于会展业“文化宣教”的功效
会展活动能够具有的“文化宣教”的功能，可以包括“文化会展”和“会展文化”两大部分。
其一，文化类的会展活动涉及到会展活动中的“展、会、节、赛、演”这五种基本类型。其典型和代表性的项目诸如：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北京国际创意设计论坛、上海艺术节、三亚世界小姐大赛、中国三大男高音国际巡演等活动。
此外，会展业“文化宣教”功效还更为直接地表现在那些直接对广大民众具有宣传作用的展览项目以及直接涉及教育培训的展览项目上。前者诸如：科普知识展、计划生育展、防灾减灾展、普法教育展等，后者诸如：国际教育展、中考高考咨询会、各种考试培训辅导班等项目。
其二，会展文化则包括了以下六个层次：
第一层次：会展活动的内容直接涉及文化领域的问题。包括以会展活动为载体所直接展示、代表和反映出来的关于文化领域的具体内容。譬如，各种文化会展活动——图书展、美术展、艺术品展、影视作品展和文化研讨论坛、文化艺术节等。
第二层次：文化艺术手段对会展活动设计表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不同思想文化流派、不同艺术表现手段对各种会展活动的场景设计、装修搭建、布置安排、表现风格、环境营造、气氛烘托、活动效果、社会效益等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第三层次：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类会展活动的相互促进。诸如上述的文化类别的展、会、节、赛、演这五种基本类型的众多项目。
第四层次：会展活动对所展示的相关行业文化的宣扬与推广。即在把举办会展活动作为一种产业活动和经济活动时，其所表达和展现出来的关于会展产业、会展经济在精神、理念、价值等方面的人文属性和文化含义。譬如：服饰展对应之服饰文化、饮食展对应之饮食文化、图书展对应之图书文化、汽车展对应之汽车文化、婚庆展对应之婚庆文化、旅游展对应之休闲文化、奢侈品展对应之高档消费文化、低碳经济展对应之环保理念，以及直接标明主题的性文化展等。
第五层次：会展行业本身在思想文化方面的挖掘与探索。譬如，从某一具体会展项目看，其项目组织者（主、承办方）和被组织者（参展商、观众等）都会在筹备过程、服务过程、参与过程中对相关文化方面的东西有所遵循、感受、体验。这就涉及到指导思想、观念追求、社会意识等方面，亦即文化的内涵与内质。譬如，项目合作所追求的双赢目标，营销推广所需要的诚信精神，现场布置所体现的环保要求，会展服务所表达的以人为本等等即是“文化”的体现。
又譬如，仍然存在与展览活动中的一些“假借名义、乱打旗号、鱼目混珠、仿冒克隆、盗版侵权、寄生揩油、拼凑杂烩、携款潜逃”等现象，真可谓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屡见报端。全国各地举办的一些所谓“专业展览会”，名为“国际大展”，却无国际厂家，甚至连国内观众也很少。由此引发纠纷，遭到展商抵制，以致要求退款赔偿的纠葛已经多次出现。这些也是“文化”在会展活动中的一种体现。
如果我们从“法律”、“规章”、“道德”这三个层面逐一进行深入思考，就不难发现这里都与理念、意识、文化等精神层面的内容相关联。所以，一些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譬如展览业诚信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展览业文化的问题。
第六层次：“大会展、大文化、大传播”的相互影响与促进。 所谓“大会展”就是“会、展、节、赛、演”等多种活动形式；所谓“大传播”就是综合运用声、光、电等科技手段以及各种各样的载体、平台、媒介、网络等表达渠道；所谓“大文化”就是指文化及其相关的多个领域、多种类别和多方面、多部门的集合。譬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就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全球性会展文化盛会和与上述“三大（大会展、大文化、大传播）”概念密切相关的典型案例。
——关于会展业“政策工具”的功效
1. 成就展示类的政府主导型展会：譬如：改革开放30周年成就展、建国60周年成就展、“十一五”国家科技重大成就展等。
2. 工作汇报类的政府主导型展会：譬如：“863计划”汇报展、重大技术装备研制成果汇报展、节能减排工作汇报展等。
3. 专项推动类的政府主导型展会：譬如：1991年为推动企业技术改造与产品升级，国家计委在北京组织了“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展览会”；2009年为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广东省政府在东莞举办“外资企业产品内销展览会”和“广货北上展览会”；2010年11月根据李长春同志的指示举办的“中国绿色产业和绿色经济高科技国际博览会”等。
4. 城市名片类的政府主导型展会：譬如：九十年代大连市政府首创的大连服装节（后改为服装博览会）；2000年杭州市政府恢复了于1929年创办的杭州西湖博览会，并延续至今。这些会展活动都成为所在城市宣传推介的生动“名片”，并确实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5. 产业扶持类的政府主导型展会：这些展会大多结合本地优势产业或本地需要大力扶持发展的产业而举办。譬如：沈阳国际制造业博览会、深圳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长沙工程机械产品配件博览会等。
6. 对外使命类的政府主导型展会：譬如：南宁中国-东盟博览会、
中国-吉林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原乌鲁木齐投资贸易洽谈会）、厦门海峡两岸机电产品博览会等。
为了更加深入探讨“平台功效”，陈泽炎又提出关于其哲学意义的探讨。
其一，当“平台”作为“环境”和“条件”予以理解时，就构成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外部因素”（外因）。与其对应的则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部因素”（内因）。唯物辩证法的原理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内因起决定作用。但是，在内因已经具备时，外因则起到关键的作用”。所以，会展活动所搭建的平台就可以充当重要的“外因”变化条件，促进其他方面发展、变化、进展、进步。
其二，会展业所具有“媒介性”的特点，在哲学方面就符合“事物发展变化必定有‘中间介质（中介）’或‘媒体介质（媒介）’参与”的原理。该原理指出：中介（媒介）就是事物普遍联系之网上的纽结或关节点，起着居间联系的作用。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就曾对“中介”（媒介）作用做出过经典的论述。 所以，会展活动可以作为一种具有“中介”性质的活动，为其他相关方面“牵线搭桥”、“居中联络”、“提供服务”。
正式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陈泽炎提出“平台功效”的背后应当有相关经济学理论予以支撑，并且认为这种理论就可以称之为“平台经济学”。
事实上学界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理论，并且尤以2013年7月再版的《平台经济学》一书为其重要标志。
三、平台经济学理论及与会展产业性质的契合
《平台经济学》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7月发行修订版。该书作者徐晋是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哈佛大学亚洲项目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与企业战略管理，被称为是平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本书《前言》说，此次修订再版，重点在于提出“平台的本质是市场的具化”。平台的功能就是提供一个交易空间，以此提供市场交易的场所，并衍生出与此相关的组织结构、业务模式、收费方法以及管制等社会公权力的产生。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现在，当市场具体化为平台之后，市场就成了一只“捞钱的手”。
该书在第1章“平台的定义与本质”之“平台现象与研究现状”中说：“平台”这个词语在目前报刊文献中经常出现。我们常常看到的，例如建立高新技术发展“平台”的技术开发区、作为推动企业与市场双向建立“平台”的企业家论坛（这就是会展活动——陈泽炎注）、中外合作交流“平台”（这也包含了展会等会展活动——陈泽炎注）、广大毕业生施展身手的创业“平台”、学者相互沟通的学术“平台”（也有许多是会展活动——陈泽炎注）、企业销售平台（会展活动特别是展会包含其中——陈泽炎注）、高考信息“平台”、电子支付“平台”（与线上、线下展会有关——陈泽炎注）、网络游戏“平台”、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服务“平台”（会展活动是其中之一——陈泽炎注）、中文语言处理开放“平台”、电子政务综合服务平台等等。
我们看到，上述共举例12个，其中有6个事例与会展活动有关。
就在这一小节里，还说到：“传统媒体、例如杂志、广告也是一样，它所争取的对象是读者与广告商。只有具有大量的读者，才有可能使得广告商愿意做广告；而也只有在广告商的资金支持下，才有可能丰富内容从而争取读者。这段内容也是与组织会议、展览活动相类似的。
该书认为，平台或与其相关的双边市场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现象，在2004年之前，学术界还普遍处于一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尴尬场面（You can know a two-sided market or platform when you see it）。不过本文已经注意到，最早提出“双边市场理论”的Armstrong，在其著作中曾列举了一系列“双边市场（平台）”具体事例，就包括了“车展览”。书中提到的“车展览”是与目录服务、配对市场、支付系统、搜索引擎、B2B市场（也涉及展会——陈泽炎注）等项目罗列的。这也是平台经济学与会展产业、会展活动相契合的又一有力例证。
该书第1章之“平台与平台经济学的定义”还说到：平台，本质就是市场的具化。从市场发展阶段看，平台是传统隐易市场显化的结果。交易市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交易市场的隐性化阶段。这个阶段的市场不是利益主体，仅起交易空间、调节供求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功能逐步物化，表现为第二阶段的特点。这个阶段的市场表现为利益主体，体现为一代的交易场所、交易手段或交易空间，也就是平台。
将平台定义为市场的具化，表现为一种交易空间或场所，可以存在于现实世界，也可以存在于虚拟网络空间。该空间引导或促成双方或多方客户之间的交易，并且通过收取恰当的费用而努力吸收交易各方使用该空间或场所，最终追求收益最大化。
该书认为，目前针对市场或者“平台”的研究还没有统一到“平台经济学”的框架内。即便国外首次明确提出“平台经济学（Platform Economics）”概念的David S. Evans（2011），也仅是将平台经济学定义为对类传统市场经济学中具体双边市场独特经济现象的研究。很少有人对各种不同具体平台形态所具有的包括而不限于双边市场特征在内的复杂平台经济特征，更没有人从市场自主意识觉醒和形而上的市场发展逻辑来考察这些千差万别的具体平台内的深层共性。
平台经济学以广泛存在的平台为研究对象，以契约理论、网络外部性理论、双边市场理论、博弈论为理论基础，借鉴公共心理学、物理学、数学、生物学乃至哲学等众多学科理论分析方法，来研究并揭示平台及其相关产业的经济特征与运营规律。
本文通过上述对于徐晋博士《平台经济学》一书理论观点的介绍，可以看出，平台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主要原则都是与会展经济、会展产业、会展活动非常契合的；也是与陈泽炎在2011年、2012年关于会展产业的产业性质、服务机理、业态特色等研究时所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
当然，本人的论文达不到徐晋博士《平台经济学》的理论高度。但是，另一方面，徐晋博士的《平台经济学》并没有直接提到会展经济、会展产业、会展活动，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或漏缺。
而本文写作的目的正在于通过梳理我国会展经济研究者探究会展经济理论的脉络，建立起会展经济通往“平台经济学”的路径。
四、深入研究平台经济学发展会展经济的理论
追溯“会展经济”在中国的缘起，最早可以提到1995年5月大连市政府兴建星海会展中心的时候。2000年10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浙江台州的会议上正式提出“会展经济”也可算作另一个源头。由此算来，会展经济在中国已有近15至20年的历史。但是，作为会展经济的理论体系相对于会展活动的实践，显然相对滞后。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在2006年成立的时候就提出要“为促进我国会展经济发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会展经济科学体系做出贡献”。但当前距离此目标仍有较大差距。
建立会展经济的科学体系需要完整的经济理论作为支撑。本文虽梳理了这方面所做的一些探索和成果，但还是显得不够系统和全面。现在有“平台经济理论”的出现，就为会展经济理论体系的建立找到了一个相对比较是适宜的理论支撑，值得会展业界人士高度重视。
1. “平台经济理论”是最新的经济理论分支，潜力很大。
相对于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其他在会展经济理论研究中涉及到的那些成熟的经济理论，“平台经济学”算是最年轻的了。2011年David S. Evans 首次提出“平台经济学”的概念，2013年徐晋博士予以比较系统的阐述。
由于“平台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大多是比较新近的经济行为或经济对象，譬如：系统软件、网络空间、搜索引擎、移动终端等；即使是媒体广告、金融服务等存在时间较长的经济活动，也是在知识经济、全球贸易、互连网络等新的背景下发生新的变化。所以也需要进行最新的研究。
理论的发展必须依托于实践的需求和实践的程度，“平台经济学”的出现体现出经济理论与时俱进的精神。由于“平台经济学”所对应的经济行为带有很大的新颖性和很大的发展潜力，所以，“平台经济学”也是潜力巨大，前景广阔的。
2. “平台经济理论”在中国具有研究领先的优势地位。
如果确认2013年7月修订版的《平台经济学》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平台经济学”的系统著作的话，则徐晋博士就确实是“平台经济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这也就使得中国在这一学科研究领域具有了领先的优势。
要说中国能够在“平台经济学”研究方面开始领先也并不奇怪。因为中国在平台经济实践方面确实走在世界的前列。譬如：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巨大的网民数量，中国强大的网购实力，中国服务业的广阔市场，等等。当然，中国的会展经济也是发展迅速，成绩惊人，为世界所瞩目的。所以，会展经济一旦与平台经济学结缘，则借助中国在“平台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优势，应当会更快出现研究成果。
3. “平台经济理论”在整体上与会展经济的契合度高。
值得一提的是，“平台经济学”的理论与会展经济的契合度很高。这不但在徐晋博士《平台经济学》书中可以找到相关的理论依据，而且在会展经济研究过程中也曾使用过与“平台经济学”密切相关的“双边市场”理论。特别是陈泽炎已经直接使用过“平台经济”这样的概念。可以称之为“所见略同”、“殊途同归”。
能够找到契合度如此高的经济理论作为会展经济理论的支撑，乃是会展经济理论发展的一件幸事。其中“平台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平台引导或促成双方或多方客户之间的交易，并且通过收取恰当的费用而努力吸收交易各方使用该空间或场所，最终追求收益最大化”，可以使得会展经济可以“理直气壮”地获得自己的服务收益，这对于会展经济、会展产业、会展活动的现实发展也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实际意义的。
4. “平台经济理论”中尚缺会展经济方面的补充完善。
我们还要注意到，尽管“平台经济学”有着如此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平台经济学》一书并没有直接提到会展经济的概念。这当然是一种缺憾，但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机遇；使得会展经济有可能充分借助“平台经济学”的原理，结合自身大量丰富的实践，认真进行归纳、总结、补充、完善、探讨、提升。
本文呼吁，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应当成为我国会展院校教师和会展研究机构学者、专家的一项任务。因为这是紧密结合会展经济实际情况，又与最新经济理论成果相关联的一个研究课题。
5. “平台经济理论”具备与会展经济共同发展的前景。
我们还将进一步看到，正是由于上述的一系列的原因，“平台经济学”理论要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也必须借助会展经济这一广大和重要的领域。这样，会展经济理论就具备了与“平台经济理论”共同发展的良好前景。
经济学的理论篇8
入世对中国来说不是简单的对外贸易问题、对外开放的程度问题，而是要上升到一场革命的层面上去理解，是一场深刻的体制革命。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个体制是什么？我们一直在探索。加入WTO以后，按照WTO的规则，我们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上要逐步与国际接轨。这样一来，首先参照系出来了，如按照透明度原则，政府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就要发生改变，过去许多很难废除的与市场经济不符的法规、图章一下子取消了；按照国民待遇原则，过去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领域就必须开放了，等等。其次是时间限制也出来了，按照规则，我国要在5年的过渡期内逐步接轨。这样，改革的方式就要从过去的渐进式转向激进式。三是入世对经济全球化的参与，就使改革的动力从过去的内部动力转向内部动力与外部压力的结合，而且外部压力会越来越大。可见，入世所带来的体制革命使我国的改革出现了全新的特点。
新经济或知识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初见端倪，预示着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已经来临，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我国仍未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而且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还相当艰巨，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也必须面对新经济或知识经济的挑战，所以我把其概括成中国要在一个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样一个三元经济的框架里面去发展。我们在这样一个新经济或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我们不能迅速赶上去的话，中国1840年的悲剧就有可能重演，现在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以及长达10年的经济停滞就有可能重演。所以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发展环境受到巨大的约束和挑战；而且中国作为一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在资本、劳动力素质、技术、管理、产品、品牌等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的情况下，与发达国家同步发展新经济更是难上加难。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很多人讲，中国的企业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比，人家的好比是航空母舰，我们的顶多只是一个小舢板，如在平均资产规模等方面，我国大型企业与世界500强相比，有约100倍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和人家在世界市场上、甚至在入世后的国内市场上竞争。所以新阶段新格局讲的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残酷的竞争局面下，在非常不利于我们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去发展，如何去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因此，三元经济的发展战略就会改变过去二元经济的发展战略；入世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也会改变有限开放下的发展战略。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目前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从而成为新的发展阶段的新特点和需要解决的全新课题。
二、关于什么是进，进什么？
既然我们把入世带来的体制革命和新经济带来的产业革命看作是我国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变化，那么，就要依据这一新特征、新变化所产生的新要求，解决什么是进，或进什么的问题。我认为，从主要的方面来说，什么是进，就是要处理好以下六大关系。
1.与国际接轨同中国特色的关系。加入WTO后我们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要和国际接轨，这没有疑问。但这有两个问题要解决。第一，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照搬别国的现成模式，虽然市场经济并不具有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但它的形成仍然是在特殊的国情和文化背景下。这里就要考虑中国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和国际接轨，如果放弃自我，完全按照美国或日本的模式，最后只能是死亡一条路。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沿着别人的模式完成工业化或现代化的。所以中国特色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改革的模式、发展的模式是什么？过去我们讲中国特色关键的问题是公有制问题，那么加入WTO后国有经济的比重、定位以及职能是什么？这些东西都值得探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几乎都有数量不同的国有企业，他们对国企的定位、国企的职能，应该说在市场经济情况下有共同的一面，但也有差别的一面。中国也不例外，我们建立国有企业既有市场经济一般的要求，但还要看到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作为一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它对国有经济的要求是什么样子，特殊性在哪里？例如，日本和韩国，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迅速工业化的时候，他们的国有企业的数量是不断提升的。为什么他们到了上世纪80年代实现现代化以后才开始民营化？这就需要作很深入的研究。又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果简单地理解与国际接轨，就把西方已经证明是成功的企业制度移植到我国就行了，其实不然，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移植到东方文化背景下能否成功，仍然是一个需要验证的问题，在华人社会，至今还没有一个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成功的案例。再如，企业管理，我们通常都在说要引进西方的管理，但外资企业甚至成功经营跨国公司的老总们到中国来经营企业却往往是不成功的，这正是外资企业纷纷更换中国人做老总的基本原因。因此，与国际接轨并不是照单全收、照章办事。第二，入世与国际接轨，也不是简单地服从和遵守。国际规则，特别是WTO的规则，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制定的，我国加入WTO，并不是简单地服从，而是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为我国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在WTO的原则框架下，寻求有利于我国发展的运作模式也是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2.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的关系。我们和国际接轨后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引进西方经济学没有问题，因为任何国家的经济学的发展包括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世界文明的大道。但在引进的过程中怎样处理好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的关系？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关键。可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西方已有的理论框架往中国套，指出中国的不足，然后提出政策建议。实际上这又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那就是对西方经济学的教条。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问题上，我们要反对两个僵化：既不能僵化地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僵化地教条地理解西方经济学。引进不是为了模仿，而是为了创新，引进是手段，创新即建立中国经济学是目的。如果没有引进，就谈不上消化、吸收、创新；因为毕竟西方经济学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我国离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有10年的时间，不成熟的实践就不可能孕育出成熟的理论。但如果只有引进，到此为止，那就是食洋不化，也就不会有中国经济学。所以如何去创立中国的经济学，即符合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这正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核心所在。
3.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改革与发展是我国经济生活的两大主题，但这两大主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彼此的关系是不同的。在实行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我国一直把改革放在中心的位置上，即是用改革统揽全局，用改革促进发展这样一个基本思路，应该说这是非常成功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随着入世挑战和新经济挑战的来临，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初步建立，发展的问题就成为第一位的问题。因此，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战略安排上就需要适时地从以改革为中心转向以发展为中心，这在“十五”规划里已明确地讲到这一点，即把发展作为主题，把改革作为发展的动力，和科技并列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可是目前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随着我国改革与发展主题地位的互换，中国经济学就要从过去的“改革经济学”转换为“发展经济学”，当然这个发展经济学是一个大发展的概念，而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所以，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就不再是改革的框架或制度变迁的框架，而是发展的框架。但是，从发展框架来看，由于新经济所带来的产业革命，以往被推崇为指导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二元经济理论或发展模型也将失去足够的解释力，取而代之的将是三元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新经济或知识经济）的发展模型或理论框架。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学的主线将发生历史性的改变。创立三元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将是中国经济学的巨大创新，也是经济学的一个顶尖课题。
4.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是三元经济理论框架中一个最基本的关系。应该说，以信息产业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出现将对传统工业、对整个一套经济体制是一次彻底的革命。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悲剧发生的原因就在于无视西方兴起的工业革命，从而没有完成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所以现在对新经济革命的出现，中国如果跟不上这辆战车的话，那1840年的悲剧就可能重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就面临着双重的任务：工业化和信息化。这实际上就是要探讨我国在三元经济的框架内如何去完成发展，因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都是探讨的二元经济的发展，即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关系，而现在则要把新经济部门加入进来，在这三个部门之间如何完成劳动力的流动、资本的流动；如何重新认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市场实现、政府作用；如何推进金融制度的创新、企业制度的创新、管理制度的创新等等。通过这样一些研究，揭示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工业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先导的运行机制，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互动中实现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5.城乡关系。毛泽东曾强调中国的头等大事就是农民，农民问题不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我国经过50多年的发展，其中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农民、农村、农业即三农问题又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如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消费不足，是导致我国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现在的农民问题是中国走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上的问题。在这个新的起点上，中国必须解决农民问题，不解决农民问题中国的经济永远没有出路。所以说句不好听的话，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消灭农民”。那么，如何消灭农民呢？如何来构架城乡之间一个新的通道？这就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核心问题或首要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推行“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在这“三化”中关键的又是“农民市民化”，但农民向城市转移又受到我国面临巨大就业压力的制约，因而如何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就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首要前提。
6.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邓小平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过去我们理解的科学技术往往就是自然科学，而不包括社会科学。所以江总书记针对这一状况，最近多次讲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样重要”。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理论创新。把社会科学提升到第一生产力的高度上，关键在于要探索社会科学如何成为生产力，如何在生产力方面发挥作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创新的问题，还要提出一个理论转化的问题。我认为“社会科学如何转化为生产力”是目前一个最新的课题。我们提出的很多新思想、新观念、新的经营技巧等通过一个什么样的通道转化为生产力、变成真正的生产力？在这个问题上，社会科学其实与自然科学是一样的。科学技术如果只是一种理论、一个专利放在那里，而不产业化、市场化，同样也不会转化成生产力，从而也就不是生产力。同样，社会科学如果只有理论创新，而没有创新成果的转化，也不会成为直接的生产力。所以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成果如何转化、如何产业化、如何市场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是社会科学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非常关键的一点。
三、关于如何进？
面对经济学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出现的一系列全新课题，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就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如何推进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即如何进，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价值观的问题，即从理念上把握三个方面：第一，“三个代表”中讲的始终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我认为非常重要。中国的核心问题就是发展，不发展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如何进的问题首先就是要确立生产力标准。就是说，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是胡进，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就是要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包含了三个方面的规定。一是对生产力标准的规范。某项创新可能在某个地方某个点上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如果违背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话，这个创新就是不可取的了。这就是说，生产力标准是有限制的、有条件的，并不是在任何一个事情上、任何一个小的地方上、任何一个局部上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用，而是必须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二是经济改革的支持度。谁来支持改革，这是改革的动力源泉问题。只有让大多数人支持改革，改革才有可能向前推进，也才能取得成功。要让大多数人支持改革，改革的理论与改革的政策就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三是谁来发展生产力，发展的生力军是谁。只有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协调不同利益阶层的利益关系，才有可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参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第三个问题是文化。我强调的是适合于中国文化的东西。因为任何的理论创新都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包括西方的经济发展、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西方的成功经验都是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东方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我们只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去创新，如果大多数人民群众根本不接受就没法创新。当然，文化本身也需要创新，但创新并不意味着否定，它还有一个继承的问题。我坚信：中国文化永远不会被别的什么文化所同化。所以，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必须要考虑到中国文化的适应性，防止一些水土不服的东西。
经济学的理论篇9
当普鲁东以哲学投射的方式为他自己的经济学提供内在理论构架时，马克思已经同传统的一切哲学彻底决裂，在人类思想史上完成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即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发现促使马克思意识到：任何以某种抽象的哲学体系来投射现实的做法，都是必然要失败的；任何脱离历史的、现实的经济哲学观点和体系，都不具有科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因此，科学意义上的经济哲学要求研究者必须充分占有大量的经济学实证材料和经验证据，严格按照经济现象本身的历史逻辑来发现经济的内在规律，而不是以某种主观的抽象公式来臆造经济事实和经济范畴。只有如此，研究者才能破解一系列经济谜团和历史谜团，在理论上指出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从而这种研究就会展现出合理的经济哲学意蕴。实际上，这种经济哲学工作是在《资本论》中系统地完成的，而马克思首先要对经济哲学的方法进行阐释，这一阐释又是通过对普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方法论批判实现的。正如马克思后来所说：“我们决定重新发表《哲学的贫困》（初版已售完），是因为该书包含了经过20年的研究之后，在《资本论》中阐发的理论的萌芽。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⑥可以这样说，在马克思完成作为经济哲学典范形态的《资本论》的过程中，《哲学的贫困》因其经济哲学的方法论批判而值得加以考察，这是我们将《哲学的贫困》作为考察对象的理由。具体来说，马克思是从以下两个方法论层面批判普鲁东经济哲学的：第一个层面，马克思批判了普鲁东对待经济范畴的抽象做法，进而把经济范畴归结为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阐发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在与普鲁东的论战中坚持对经济范畴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以此为出发点，马克思就能够清楚地发现普鲁东经济哲学的错误，这种错误表现为普鲁东经济哲学的非历史的、抽象的方法。“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待资产阶级对封建社会的否定，还能体现出一定的历史性眼光，但是一当他们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这种历史性眼光马上就被抽象方式所取代。“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
“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⑧而普鲁东作为一名蹩脚的经济哲学家，无批判地接受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和做法，只是用他的哲学对经济范畴编一下次序就可以了。“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普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⑨众所周知，“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就是把宗教、法等各种事物的多样性规定抽象掉，然后归结为他自己绝对哲学体系的环节，同样如此，普鲁东的经济哲学也是把经济事物的多样性规定抽象掉，最后归结为一些逻辑范畴。马克思指出：“在最后的抽象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瑏瑠普鲁东的方法就是把商品生产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抽象化，结果他得到抽象的“平等”，然后又把它变为“实体”，把现实存在的经济事物看成是它的“样态”。这样，历史就成了一部无人身的理性演变史。由此可见，普鲁东根本无法理解：“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瑏瑡他把经济范畴和生产关系完全割裂开来，不是把经济范畴看作是生产关系的表现，而是把现实的生产关系看作是抽象的经济范畴的实现。既然他忽视了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那么他就只能到“无人身的人类理性”怀抱里寻找经济范畴的来历了。第二个层面，马克思批判了普鲁东经济哲学的“辩证图式”，进而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精神实质，把握住了辩证运动的实质。在《贫困的哲学》中，普鲁东庸俗化地运用着黑格尔的辩证法，歪曲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精神实质。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理性的自我运动的辩证法，即理性进行自我设定，自己和自己对立起来，并且自己和自己的对立面互相均衡、互相抵消，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合题。可见，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基于对立和斗争的辩证法。但是普鲁东和黑格尔不同，他否认理性、观念和范畴的对立运动的可能性，认为经济范畴都是从上帝的心里流出来的东西。那么，这些范畴又是如何产生出历史的运动呢？普鲁东认为这是一连串的对抗运动的结果，而这些对抗又各自分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普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瑏瑢究其实质，普鲁东是从处于辩证运动当中的经济事实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把好、坏两面的对立和斗争取消掉，这样经济事实的矛盾运动就停止了，由此出发的经济哲学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例如，如果把封建主义的农奴制度、特权等坏的方面取消掉，那么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窒息，因此历史的发展也会一笔勾销。马克思指出：“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作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有害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瑏瑣与普鲁东不同，马克思把事物内部的对立、斗争和统一看做是辩证运动的实质，因此他在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同时逐步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揭示了人类社会和经济运动的真实的辩证法，这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示经济哲学奠定了根本的方法论前提。
三、作为经济哲学的《资本论》哲学
以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历程来看，如果他早期的哲学仍然称得上是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变革，那么这种变革就还是停留在原则化和方法论的层面，尚缺少政治经济学等经验内容的充分支撑，直到马克思中晚期的经济学研究，即《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马克思哲学的早期革命才获得实质性的丰富和充实，这是因为当马克思还未能充分占有政治经济学材料，还处在吸收和消化古典经济学成果的过程时，马克思还无法彻底走出实践生活的抽象表达之路，而正是《资本论》的写作，促使马克思哲学不仅在形式、视野上，而且在内容、细节上真正地摆脱了哲学的抽象化规定。《资本论》哲学通过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层面上展现社会生活本质和人类自由前景的方式，完成了传统哲学只能在抽象层面上才能展现社会与自由的任务，从而在科学理论的意义上实现了对特定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考察，这就是《资本论》哲学作为经济哲学的独特之处和重大意义。具体而言，作为经济哲学的《资本论》哲学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的：
第一，作为马克思哲学之代表的唯物史观是在《资本论》手稿的经济学语境中阐发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哲学的代表，这一点已经得到学界的公认，而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两段经典论述均是在分析以经济问题为主的社会历史关系过程中提出的。第一段论述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瑏瑤当传统哲学家们同样关注“某种范畴”、“观念形态”时，总是从意识性的来源，如理性、感性、经验等，或是从具有神秘色彩的来源，如理念、上帝、自然等方面，来寻找范畴的起源和发生过程。就任何理论形式和实践活动无不与人的意识相关而言，哲学家们找到的这些来源以及发生发展过程当然具有合理性，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满足于这些来源，以为已经找到了历史的真正出发点和起源。殊不知，哲学家们只是说出了事情本来面目的一部分，而忽略了这些所谓来源的来源问题。这样，马克思就在哲学家们止步不前的地方继续向前考察，终于发现了历史的真正出发点和起源地：物质生产，并由此开始重新解释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可见，经济问题的研究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具有视角转换、范式重建的意义。第二段论述是在《资本论》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瑏瑥从这里可以明显发现，《序言》时期的马克思已经放弃了《形态》时期还在使用的一些传统哲学和比较一般化的术语，如交往形式、市民社会等，而启用了一批更能代表自己哲学的概念，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等。在马克思这样严肃的思想家那里，概念演变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术语改变，而是意味着考察社会历史的视角的深化和观点的推进。众所周知，《序言》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从理论上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和内在机制，正是在这些经济学研究基础上，马克思才得出了唯物史观的准确观点，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活制约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的矛盾导致革命”等观点。这些观点不仅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产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马克思对哲学问题的经济学回答，哲学（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的高度融合已经成为《资本论》哲学的基本规定。
第二，正是哲学的研究方法，促使《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不再是纯粹的政治经济学，而是具备了哲学品格。关于《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辩证法、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等。在这些方法中，辩证法是灵魂和核心。马克思认为自己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辨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瑏瑦然后又阐述了辩证法的两个特征：一是唯物性，“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瑏瑧二是批判性，“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瑏瑨可以说，正是唯物的、批判的辩证法的实际运用，才使得《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视野、经验主义世界观和工具理性主义，亦即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发财致富的科学”的本质规定性，从而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实现了变革。鉴于学界已经对这些方法做过大量分析，在这里仅以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为例，对哲学方法如何被马克思运用于经济学研究做出阐述。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中，“抽象”是指从众多事物中抽取出共同的本质特征，而舍弃特殊的非本质特征的方法，这里的“众多事物”当然是感性、具体的，因此抽象方法实际是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对于传统西方哲学而言，抽象方法非常重要，甚至是主要的方法，因为传统西方哲学所做的就是将整个世界或社会历史抽象化的工作。与此同时还可以发现，成熟于哲学领域的抽象方法，也被自觉地运用于古典经济学领域。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瑏瑩这里的“差别”正是抽象与具体的差别，或者说具体上升到抽象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差别。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表现为“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表现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瑐瑠马克思认为，抽象方法忽视了经济范畴的社会历史性和暂时性，把从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中抽象出来的范畴看成是永恒范畴，这与其说是解释现实的经济关系，不如说是掩盖现实的经济关系。而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则时刻注意到任何经济范畴的社会历史背景，始终把经济范畴的抽象分析和历史分析紧密结合起来，在对一个范畴的具体分析中展现其“多样性的统一”。由于运用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才能够以经济范畴体现的客观矛盾之间的必然联系为基础，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机制，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透视。
第三，《资本论》的经济学研究渗透着浓厚的价值导向，这里的价值导向主要是指对人的自由发展的诉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经济问题与人的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既要透视经济问题的人本意蕴，也要看到人的问题的经济内涵，这一点构成了马克思试图综合经济学和哲学的第一次努力。不过，尽管马克思此时的人本主义批判极其强烈，他还是很快就发现了这些批判所依据的人的“应有”的虚假性，这又会直接导致批判的无效，他于是放弃了从人本主义进行经济学批判的视角，转而对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进行考察，考察的结果便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在那里，马克思自觉地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角度来发现人的发展的历史路径，从对经济问题的冷静分析来凸显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这就将对人的思考落实到了对社会历史的科学分析基础上。能够代表马克思此时研究成果的当属《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提出的人的发展的三阶段理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瑐瑡这段话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是如何看待人的发展问题的。一方面，马克思始终追求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并将人的发展具体地定向于人的自由个性，这是马克思继承了早期哲学研究时期的价值指针；另一方面，马克思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尤其是从“人的生产能力”、“物的依赖性”等经济视域来探索人的发展的现实道路，这使得《资本论》的价值导向建立在坚实的经济科学基础上。《资本论》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表明，人的发展既不能依靠人的美好的主观愿望，也不能诉诸经济运动的自然结果，而是一种需要人们在自觉把握历史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努力加以实现的可能性。
经济学的理论篇10
对老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来说，制度是一个关键概念。
制度是人为设定的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制约性规则。人类从最原始的社会状态演变到最发达的状态都对自己施加了一些制约，以便给出一个与他人发生关系的结构。人们正是根据这些规则来明确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从而形成采取怎样的行动更为合算的合理预期。
制度涉及社会政治、法律及经济行为。它详细规定具体环境中的行为，一般为社会群体的成员所接受。它要么自我实现，要么由外部权威来实施。一方面，制度是多个遵循同一规则的交易的集合;另一方面，制度是经过交易多次重复形成的。因此，制度是在多人、多次重复的情境中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或者按照博弈论的说法，制度是所有参与人的均衡解。
强调制度因素对于经济生活的重要性并非始于本世纪60年代，也非科斯首创，而是自亚当。斯密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开始，历经德国的历史学派、美国的早期制度学派(以凡勃伦、康芒斯为代表)乃至现代的制度学派(以卡拉布雷西为代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一直都是被反复研究和强调的重大主题，其历史至少和正统经济理论一新古典经济学一样久远。各种各样的制度分析可以在下列流派或作者的著作中找到：亚当■斯密和约翰。密尔等古典经济学家;德国、英国和美国历史学派的成员;马克思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冯。维赛尔以及哈耶克;熊彼特以及马歇尔等新古典主义学者。实际上，把与制度及制度变迁有关的问题纳入经济学学科的努力，贯穿经济思想史的始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凡勃伦、米契尔康芒斯、阿里斯的美国制度主义传统所作的尝试。
凡勃伦、康芒斯、米契尔是早期制度经济学三位最有名的代表人物。他们在研究方法和具体观点上各有特点，由此形成了制度经济学的三个流派。凡勃伦代表了制度经济学中的社会学派，他着重于社会结构的发展和变革;康芒斯代表了制度经济学中的法律学派;米契尔则是经验统计学派的代表，他以统计分析为基本方法，主张把制度研究建立在经验统计的基础上。
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上是人们的一般思想习惯，它受本能的支配，它是对外来环境压力(主要是经济力量)刺激的反应，因此制度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今天的形势将构成明天的制度。社会制度要同改变了的形势相适应，归根到底，要通过构成社会的各个个人的思想习惯的变化才会实现。
康芒斯认为，有时候一个制度似乎可以比做一座建筑物，一种法律和规章的结构，正像房屋里的居住人那样，个人在这结构里面活动，有时候它似乎意味着居住人本身的“行为”。有时候凡是“动的”不是“静的”东西、或是讲“程序”不讲商品、或是讲活动不讲感觉、讲管理不讲平衡、讲控制不讲放任的东西，似乎就是制度经济学……如果我们要找出一种普遍的原则，适用于一切所谓属于制度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1]制度经济学是对商品、劳动或任何其他经济量的法律上的控制，而古典的和快乐主义的学说只涉及物质的控制。法律上的控制是未来的物质的控制。
新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的定义有不同的解释。新制度经济学家关于制度概念的涵义非常广泛，既包括规则和秩序，也包括组织本身;既有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制度，也把道德意识形态等纳入了制度范畴。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制度是对人和组织行为的规范，它是人和组织为适应环境、合理配置资源、实现目标最大化的必要手段;制度是组织构造的结构模式，有些学者甚至把制度等同于社会组织;制度是人类主体内在的文化结构模式，人类的文化习俗和传统习惯是最早的制度形式。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形式上是人为设计的构造人类行为互动的约束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舒尔茨说：我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
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制度是由一系列正式约束、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所构成。正式约束又称正式制度，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等。它由公共权威机构制定或由有关各方共同制定，具有强制力。非正式约束又称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价值观、道德规范、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它是对正式制度的补充、拓展、修正、说明和支持，它是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标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在某种意义上说，非正式制度比正式制度更为重要。制度的实施机制以国家为主体，依靠国家的强制力，保证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的实施。
新制度经济学又把制度分为三个层次:1.宪法秩序。它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套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的基本规则，是制定规则的规则。“宪法秩序就是第一类制度;它规定集体选择条件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制定规则的规则。”2.制度安排。它是在宪法秩序下约束特定行为模式和关系的规则，具体指各种法律和制度。3.规则性行为准则。它是源于意识形态的习俗和伦理道德原则，是赋予宪法秩序和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的基础。“意识形态既被看作是一种规范制度，又被看作是一种完整的世界观，由它支配、解释信念并赋予合法性。
新制度经济学交替使用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两个概念。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不是指制度的任何一种变化，而是指用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取代原有制度或对一种更有效的制度的生产过程，是制度主体解决制度短缺，从而扩大制度供给以获得潜在收益的行为。诺斯认为制度决定了社会的演进的方式，制度的变迁是理解历史变迁和国家兴衰的一把钥匙，制度是“理解历史的关键”。在经济发展、国家兴衰方面，制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制度建立的基本规则支配着所有公共的和私人的行动，即从个人财产权到社会处理公共物品的方式，以及影响着收入的分配、资源分配的效率和人力资源的发展”。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当作一种生产性资源，具有稀缺性，而这种稀缺的资源主要是由政府提供的。
制度变迁有两个方面的动因。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发展，一方面会使原来的制度安排变得无效、并非最佳或制度短缺，另一方面会改变可供选择的制度结构的制度选择范围。制度变迁的根源在于制度决定者与制度接受者的矛盾，推动着制度从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的矛盾运动。制度变迁的发生是由于制度非均衡的存在。制度均衡是人们对既定的制度及制度结构的满意或满足状态。制度均衡不是永恒的，也并不意味着此时的制度最佳。由于制度环境和成本收益的不断变动必然会打破原来的均衡，出现制度的再创新。制度非均衡表明制度的供给不能满足制度的需求，此时人们产生了制度变革的动机。当然制度非均衡并不必然会引发制度变迁，由于条件的制约，这种非均衡有时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总体上看，制度变迁和创新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
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的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它意味着现行制度结构中出现了制度的不均衡和失效的或欠妥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创新，可获得原有制度结构中无法得到的利益。诱致性制度变迀具有自发性、局部性、不规范性，制度化水平不高。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一个人或团体。国家进行制度创新不是简单地由获利机会促使的，这类制度创新通过国家的强制力短期内快速完成，可以降低变迁的成本具有强制性、规范性，制度化水平高。
制度经济学主张制度对于国家的经济増长是决定性的。诺斯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増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如果社会上个人没有去从事能引起经济増长的那些活动，便会导致停滞状态。……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増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以往，大多数经济史学家宣称技术变革是西方经济成长的主要原因;诚然，欧洲经济的历史是围绕着工业革命而展开的。稍后有一些人强调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増长的重要原因。近来，有些学者己经开始探讨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増长的效应。毫无疑问，以上每一种因素都对经济増长有明显作用。……如果经济増长所需要的就是投资和创新，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种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呢?我们所列出的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并不是经济増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増长。……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増长不会简单地发生。〔10]在诺思那里，经济组织己经包括了制度。
经济学的理论篇11
我深深地有感于这部文集中所反映出来的这样一种倾向，即哲学家们与经济学家们的发言互有误解。我敢肯定，哲学家们多少会有这种印象：经济学家们在回避那些他们认为是根本性的问题，即影响并进入私人政策与公共政策的价值判断问题。而且，哲学家们使用价值判断一词的意思，并不是指相对交换价值。他们指的是“道德”或“伦理”价值。在我看来这些哲学家们是正确的。为了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回避“他们的”问题，从而为消除这一隔阂做点贡献，我将讨论三个要点：（1）这一回避的基本原因是：经济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2）这种矛盾的现象，部分地来自于这样一种趋势：将这些所谓的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用以回避对政策结论方面的分歧的说明；（3）市场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是发展价值判断的一种机制，而不仅仅是价值判断的反映。1．经济学中价值判断之缺乏。内格尔教授在其评论中已经提出了这一点，而且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原则上，经济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学科，所涉及的是环境变动对事件进程的影响，涉及的是预测与分析，而并不涉及评价问题。它所研究的是这样一些问题：某些特定的目标是否可以实现，同时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应如何实现；但是严格说来，它并不研究这些目标的好坏问题．然而，经济学的确涉及到价值判断问题。首先，没有任何目标是真正充分限定的。它们常常部分地反映在其结果之中。第二，我们永远也不会真正了解我们的全部价值观念。正如我尊敬的老师，弗兰克·H·耐特通常所说的那样，尽管我们都一再重复着“degustibusnonestdisputandum”，但实际上，我们却将时间花在对其他小事的争论上去了。而且，这种讨论是相关的但富有成效的。其目的在于弄清我们的价值判断的含义是什么，他们是否是内在一致的。这正是艾罗的重要的、且具有根本性的著作的贡献所在，同时这也是一些被称作福利经济学的著作的贡献所在。而且，经济学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同时也是人，所以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他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学。“无价值”经济学只是一种理想，而且，同大多数理想一样，常常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椎崇。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无疑地会影响到他所从事的研究课题，有时也许还会影响到他所得出的结论。而且。正如人们已经提出的，他的结论又会反作用于他的价值判断。然而这并不改变下面这种根本观点，即原则上，经济学中并不存在价值判断——尽管这次会议用了这样的名称。2．把所谓的价值判断作为借口。我深深地感到：在许多关于经济政策问题的争议中，大部分关于美国经济政策的分歧，并不反映着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而是反映着实证经济分析方面的分歧。我已经多次发现：在混杂的人群中——即在如今天这样既有经济学家又有非经济学家的人群中——在座的经济学家们（尽管起初人们趋于认为他们代表着广泛的政治观点），倾向于与非经济学家相对而结成联盟。但是，常常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将发现他们自己与非经济学家们站在一起。他们可能会就一些尖锐的问题而在他们之中展开争论，但当他们所面对的是外行人的世界时，这些分歧就烟消云散了。然而，即使在经济学界当中，这一点也同样适用。近些年来。保罗·萨缪尔逊与我经常在这一问题上产生分歧：即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所应给予的相对侧重问题。这一分歧并不反映——我相信保罗·萨缪尔逊也会同意这种看法——我们在基本目标或是在相当接近的目标方面的任何差异。它所反映的是我们在所接受的、关于货币及财动（作为一个方面）与经济变动（作为另一个方面）的相互关系的各种尝试性假说方面的差异。我经常使用的一个例子就是最低工资比率问题。这个例子也会导出同样的结论。如果我们撇开那些对这一问题有着特殊兴趣的人不谈，那么，最低工资比率的赞成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分歧，决不是关于目标的分歧，而是关于结果的分歧。双方面都希望看到贫困的减少。那些象我一样，反对最低工资比率的人预测：这些法律的结果是使得人们失业，从而增加贫困；但那些赞成最低工资比率的人却预言这些法律将减少贫困。如果他们在结果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那么他们将在政策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这种分歧不是一种道德方面的分歧，而是一种科学上的分歧，是一种原则上可以为实证证据所解决的分歧。为什么处于同种文化之中的人们在政策判断问题上的明显分歧大致都属此类呢？在我看来，原因就是艾罗及博尔丁在他们的文章中所指出的：为避免“不可能”原则而对在基本价值观念方面的一致意见的需要。来自于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观点分歧，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价值判断方面的“真正的”分歧。政策方面的分歧反映了预测方面的大部分分歧这一事实——或者是我称之为事实的这种现象，为下面这种广泛的趋势所掩盖：即将政策分歧归因于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是：责问一个人的动机，常常要比回答他的辩论，或迎战他的论据要容易得多。通过把与我们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视为要想取得“坏”目标的“坏”人，我们可以缩短进行分析及收集证据的艰苦过程，而与此同时，又可以赢得公众义愤与道徳热情对我们的观点的支持。我特别有感于1964年总统选举期间这种方法所产生的诱惑力。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大部分人民群众，几乎断绝了合理讨论的可能性，他们拒绝认识这种可能性；即塞纳特·戈得华特可能与他们拥有同样的目标，只不过是在他关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判断方面是不相同的。为了避免误解，我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是在断言：所有的政策分歧都归因于实证分析方面的分歧。有些政策分歧的确明显地反映了价值判断方面的分歧。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这一解释留作最后一着，而不是作为最先一着使用的话，那将有助于实现达成合理的一致意见这一大业。我还要说明的是：在人们的价值判断与他们关于客观情况的预测之间，毫无疑问地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系。存在着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微妙的、复杂的相互关系。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我无可奉献，有的只是一些老生常谈。3，市场在发展价值判断中的作用。我的第三个要点与博尔丁的文章联系得更为紧密一些。博尔丁将“精心计算的盈亏”作为经济交换的本质，他对于经济交换的局限性的看法，与J·M·克拉克在其著名的论述中所如此恰当地予以概括的下述观点非常相似：“对不带偏见的理性的无理性的热爱，夺去了生活的乐趣。”博尔丁最后还讨论了为完成市场交换（按照狭义的定义）所必需的一体化制度。虽然博尔丁的论述是如此之合理且如此之重要，但它们仅限于经济分析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而且是截然不同的方面），是市场作为很多人在共同价值的建立中自愿合作的一种手段所具有的作用，而不论这些共同价值是市场上的交换比率，还是博尔丁所提出的一体化制度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方面，与狭义经济下的情况相比，“交换”与“市场”有着远为广泛的含义。我的论述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那些初看起来与狭义经济构成物一样的东西的更为广泛的关联上去。博尔丁强调的是市场交换的报酬特征。这一特征恰恰是一项交易成为自愿的必要条件。除非交易的每一个参加者都能够得到某种他认为比他放弃的东西更为值钱的东西，否则的话，他是不会进入交易的——如果那种不能使交易双方获利的交易得以发生的话，那么交易的参加者则必须受到强制。在一“自由”市场中，参加者必须‘心悦诚服”，这与“受贿”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交易要想发生，参加者的价值观念必须是有差别的。如果A先生有X物品，而B先生有Y物品，同时双方都认为X物品优于Y物品，那么用X物品来换Y物品的交易永远也不会发生。唯有当A先生认为Y物品的价值高于X物品的价值，而B先生认为X物品的价值高于Y物品的价值时，用X物品换Y物品的交易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A与B两人都从用X换Y的交易中得到了好处，那么，除非受到了第三方的阻碍，否则的话，这一交易将得以发生。正如这个小小的例子所说明的，交易的本质是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协调一致；是在不存在一致点的情况下，一致意见的取得。与用所有的X来交换所有Y的一次易活动不同，如果我们将X与Y看作是可分割的总量，而且交易是逐渐进行的，那么，A先生与B先生之间的交易将继续下去，直到在边际点上，两人对仅存的X或Y都赋予同等的相对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通过交换而取得了关于价值的一致意见。然而，这种一致仅在他们之间交易的现存点上才是成立的。尽管交易的结果是使得A先生拥有（比如说）大部分的Y，而B先生拥有大部分的X，但他们俩人对于早先的这些交易都是非常满意的。如果引入其它的参与者，那么在不存在一致点的情况下取得一致意见的过程也就拓宽了：通过整个市场，所有参与者亦将在边际点上获得共同的价值观念。正如谚语所说的那样，需要有意见的分歧才会存在赛马，而且对结果下赌注的机会，使得意见的分歧成为共同满足的源泉，而不是争端的契机。同样的分析直接适用于自由言论及自由讨论。同样，言论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拥有听众，正如售卖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有买主一样，这仅意味着寻求听众与买主的机会。在思想市场上，只有当讲者与听者双方都能获利时，交易才会发生。同样，交易要想圆满完成，通常要求意见的分歧。很少有什么经历比与一个在一切方面都有着完全相同的看法的人进行交流更为乏味的了——尽管在一切方面意见完全一致这种概念明显地只是一种不存在的、理想的模式。我们中甚至没有谁能与自己完全一致。自由言论的本质与自由交换的本质一样，在于参与者的双方获利。希望在于：在这一过程中，在我们每个人都有所得的同时，它使得我们得以协调我们的分歧。实际上，我不应该说“与自由交换一样的自由言论’，因为自由言论是自由交换的一个特例。类似地，我们来考虑一下学术自由，或者追求人们在研究与写作方面的智力兴趣的自由，如果将知识分子引入产品与劳务市场的那种分析，也应用于这一领域，那么，很多人，或许是大多数人，将不得不反对这样的自由．他们将悲叹于这样的“混乱”局面：这种混乱局面使每个人为他自己而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他们将悲叹于这样的“重复”与“竞争浪费”，这种重复与竞争浪费使得不同的学者在研究同样的问题；他们还将悲叹于在确定哪一些问题应该予以研究的重要问题时，“社会优先权”的缺乏。他们将转而呼吁中央计划，用一管理体系来决定哪些问题最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将各学者分派到他们将能（按照那种管理体系的判断）作出最大贡献的领域，确保不存在重复劳动的浪费，等等。这一点显而易见，所以知识分子更会了解这个问题，他们知道；如果在这一领域中，在价值观念及知识方面人们的意见完全一致，那么，这样的中央计划则毫无害处——同时也是不必要的。但在目前的分歧程度与无知程度下，他们更喜欢要自由竞争市场的“浪费”，而不喜欢中央计划的集中控制，而且，下述论证（这一论证也与我的预见相一致）又加强了他们的这种偏好：与对有选择的几个机构的依赖相比。这是丰富我们的知识的更为稳妥的方法。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在将完全不同的标准应用到产品市场的做法中，所存在的不一致性。博尔丁强调指出；“经济学家通常带着一种近乎于迷信的敬畏来看待价格体系”，而且常常惊奇于“在决策的制定及决策的相互影响中所反映出来的那种难以捉摸的次序”。自由交换的更为一般性的应用，也引起了同样的看法。整个现代科学知识的宏伟体系，正是在思想的市场上，为自由交换所建立的。或者再来考虑一下另一个例子，即语言的发展。语言是一个能够不断演化的、相互关联的、复杂的结构。然而，并没有人那样地计划它。它只不过是经过为自由的语言交换所协调起来的、成千上万的个人的自愿合作，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公共法律结构是另一个出色的例证。我的讨论是从博尔丁提出的那个观点开始的，而如下因素又使我回到了这一点上：即对一体化制度的需要，我将这一需要解释为对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念的需要，而为了任一稳定的社会的存在，在大多数时候，这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念必须无须考虑地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些价值观念是如何发展、变化，并最终为人们所接受的呢？什么是保持这样一系列价值观念（它们仍存在着变动的可能性）的理想机制呢？这正是我所提出的经济分析能够对政治科学家及哲学家作出最大贡献之处。原因在于：它揭示了这样一种结构如何能够从个体人类的自发的、且自愿的合作中，产生并得到发展，而并不需要由达观帝王、贵族政治论者、总统或立法人的实施、建造或立法来实现——尽管对于这一结构的发展来说它们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构成了自由市场在产品及思想领域中的基本作用——使人类得以在研究与发展价值观念的进程中携手合作．勿庸置疑，价值观念的社会演化过程，并不能确保所发展的一体化体系，与你我在我们的价值观念下所喜欢的那种社会相一致——的确，实践证明：这是最不可能的。人类的大部分一直生活在苦难之中，喘息于暴政之下。毫无疑问，需要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一体化体系将与我们所尊重的那种社会相一致，什么样的环境将有助于这样一种体系的发展，而且，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关键因素是这一过程本身——例如自由讨论——或者，这种一体化体系的广泛内容是什么。我们中的每个人，当他力图影响他同伴的价值观念时，就构成了一体化体系的这一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正如他必须做的那样，都在刚才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尝试性答案的基础上前进。所以，在如此这样的会议中，我们同时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是观察家又是被观察者，既是老师又是学生
经济学的理论篇12
一、 自然资源与生产函数的长期化
在传统的经济学原理中,生产是指一个从投入到产出的过程。其中,投入一般也被称为生产要素或生产资源,它们一般被划分为了四类:劳动(L)、土地(A)、资本(K)和企业家才能(P)。
劳动是指人类在生产过程中提供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资本则分为实物形态和货币形态。企业家才能则指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企业的才能。土地则指除了包括土地本身外,还应该包括一切的自然资源,如森林、江河湖海、矿藏等。这样一个生产过程可以用生产函数来表示,即生产函数用Q=f(L、A、K、P)表示。在短期内,也就是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些投入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在这个短期中,生产资源的有效使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生产函数要求,在一定的投入条件实现产出的最大化,当然,如果在技术不变的前提下,投入增加会引起产出的增加。这并不是说传统经济学会主要强调多投入带来多产出,而是要强调生产资源的有效使用、投入的最大化被利用。而这在当今强调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下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在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在分析投入时,更多的是将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看作生产函数的外生变量,是独立存在于生产过程之外的。这样的分析容易使我们将生产过程、生产活动与自然资源的提供者——大自然割裂开来。而二者的割裂会使得生产者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生产的过程和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效率,而对于生产行为产生的对资源的影响考虑不多。这主要在于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更多地侧重于短期生产过程的分析。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使得在过去的实际经济活动中,绝大多数的生产者都不会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关注生产过程之外的东西,而对于生产过程之外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问题就更不会关注和分析了。因为,只有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关注生产过程中已经获得的资源的最优使用问题上,才能真正对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发生作用,这样的做法也是非常理性的。而各级政府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者,为了经济发展等问题,也自然地更为关注所有企业的生产活动的经济性,对企业生产过程结束后,有可能产生的诸如资源减少和环境的破坏问题等,关注度也不会很高。这是因为环境保护等问题对于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绩效没有太大的贡献。
事实上,人类的所有经济活动都不可能长期地脱离自然环境而进行下去,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与自然环境和资源相适应、相依存、相制约。如果人类进行的生产等经济活动只是一味地、简单地向大自然不断地索取,那么,自然生态就会不再平衡,人类的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长期化就难以实现。因此,人类只有在发展经济、发展生产的同时,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才会长期进行下去。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地积累。这显然不是单个企业所愿意考虑的。企业只有将长远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目标,才会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对大自然和环境进行反哺。
由此可见,循环经济的自然资源的价值理念要求对传统经济学生产函数做一个长期化的补充说明和肯定,而不是简单地将经济学原理予以否定。
二、环境成本与经济人假定的不变性
经济学原理的基本假定前提之一就是将理论分析的人看作“理性”人,即将厂商和消费者看作是经济人。也就是说,经济学理论认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每一个单个的经济行为主体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本身就会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亚当·斯密,1776)。这样的分析结论,是以经济社会在对已经拥有的资源充分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一旦出现了社会资源并没有被充分利用的情况,政府就应该作为一个经济主体进入市场,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通过使用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对单个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加以影响和引导(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此来提高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的水平。
早期的经济学家在分析问题时,更多地探讨如何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数量。这是因为,这时的供给相对于人们的需求来说显得不足,人们更多地关注自己能够消费的商品数量。此时重视对于生产过程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许多的学者探讨财富和商品如何增加,人们更为关注生产过程中的效率发挥和使用的资源投入问题。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的物质产品不断丰富,丰富的商品需要出路,因此,消费者需求什么、为什么需求等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消费者在消费各种不同的商品时,只是根据不同的商品价格和自己所拥有的收入考虑消费不同的商品种类和数量,来实现满足程度的最大化。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被使用,人们消费的商品种类和数量不断地丰富,人们的居住环境也开始成为人们消费的组成部分。生活环境的变化成为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效用水平的问题。优美和谐的环境成为了影响消费者效用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物质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的舒适和安全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地提高。
从上面经济发展过程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循环经济概念的被提出,是生产不断发展的一个新的必要的阶段而已,只是在生产过程被充分发展后才会被提出和被关注,是生产过程的一个延长。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已有学者注意到人类生产等经济活动可能带来的问题时,不被大多数的国家和政府所接纳,而在21世纪,可持续发展被越来越多的政府和人们所关注和重视这样的一个事实。
生产者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就要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下,以最小的投入实现目标产出或用一定的资源生产出最大的产出。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企业生产同样的商品所需要的资源总体上看是越来越少。单个企业在生产中只会考虑生产成本的最小化,而不会考虑社会成本或环境成本的最小化。因为如果不需要企业负担的成本,它是不会考虑的。因而环境的破坏更多地与政府行为有关、与政府政策有关。只有当环境成本由企业负担时,企业才会考虑生产中解决环境的问题。而政府一旦通过相应的政策将环境成本由企业负担时,企业仍然会将这一成本考虑在生产中。所以,随着环境问题的严峻和政
府相关政策的实施,企业负担的成本会增加,这样企业会不断地寻找成本最小的方法。从整个社会看,仍然实现了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只是企业现在的成本中既要考虑解决其生产过程原来要考虑的成本,还要考虑产生于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成本问题。
由此可见,环境成本只是增大了需要解决的成本内容和范围而已,而对于经济人的假定并没有否定。
循环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和居民在消费过程中都必须贯彻所谓“3R”原则。也就是减量化(Reduee)、再利用(Reuse)和再循环(Recycle)的原则。
所谓减量化原则是指在生产过程的开始投入期,企业必须考虑到控制生产资源的投放量。这是从源头上进行控制,因为只有企业在进行资源投入前,就考虑到资源的使用量问题,才可能在生产过程的结束阶段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这样的安排应被看作是一种“事前”的方式。这种事先的方式,实际上要求企业为本企业的长期发展,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尽量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的前提下,节约生产资源的使用。而这恰恰是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所必须考虑的。不过,就现实看,如果企业这样做,会在短期内加大企业的成本投入。因为,如果要减少企业的资源投入,就必须不断地提高企业使用资源的效率,而这需要企业通过改进产品设计、改进生产工艺等技术手段来实现。企业一方面要保证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又要用更高的技术水平来减少资源的使用量,这显然不是能在短期内完成的。因此,短期内企业是不会将资源的效率作为主要的考虑对象,而只有当企业将长期发展作为策略时,才会将资源效率带来的成本降低考虑进去。由此可见,减量化的原则一定是企业有长远发展的时候才会考虑的。
循环经济的再利用原则是要求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并且努力地提高产品的潜在使用频率和利用效率。实际上商品的使用频率主要是由消费者来完成和实现的,这就要求企业在提供商品时,要对产品的质量进行不同于以往的改进。再利用原则体现在消费阶段,而非生产阶段,但要求生产过程中就存在。这一原则要求企业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产品的潜在使用效率的开发上,而这样的工作在短期内,仍有成本过高的问题,显然也是企业在短期内不予考虑的。
循环经济的再循环原则是指把已经完成了基本的使用功能和效用的商品,即以往被称为“废品”或“垃圾”的物品如何变成可以再利用的再生资源,并用这些资源生产出新的产品和服务的原则。当这些所谓的“废品”或“垃圾”的物品作为可以利用的生产资源进入又一个生产过程时,这只不过是又一个生产过程的开始而已。在这个新的环节中,利用这样再生资源的企业同样是考虑了这一资源的成本后进行的决策,是个新的生产过程,是企业考虑一定的投入能带来最大的产出后做出的决定。在这个新的生产过程中,已有的生产函数仍然起非常大的作用,企业也仍然要考虑成本和利润的问题。而消费者在消费使用这些用再生资源生产出的产品的时候,同样还是根据商品的价格和收入来考虑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的。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社会各界现在对环境资源的探索和认识,或者说,所谓循环经济分析的深入,只能是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内容与范围的充实和补充,是在新的时期,伴随生产过程对资源的使用效率的提高而产生的,是生产过程的长期化的结果。
经济学的理论篇13
“张伯伦革命”摈弃了古典经济学把竞争作为普遍现象，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更多的是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他们运用边际分析法，分析了“垄断竞争”的成因、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从而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凯恩斯革命”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从而在理论体系上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凯恩斯则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凯恩斯完成理论创新包括：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定及其理论基础“萨伊定律”，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导致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于“消费倾向、灵活偏好和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据此凯恩斯提出的政策建议强调，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消除产生失业与危机的基础。“预期革命”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货币供给的变化可以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并由此引起经济波动；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这种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变化将导致总需求的变化，而总需求的变化又将导致经济波动。所以他们认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因而不仅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
此外，西方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末，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新的《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和标志，又开始了第四次“整合”。斯蒂格利茨完成的理论创新在于：一是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直接奠定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从而实现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的超越；二是加强对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新课题的研究并取得新成果和新发展；三是进一步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认为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就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上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革命”或“整合”的实质，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修正、补充和发展。尽管如此，历经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
（一）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漠视或做外生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只是假定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已经解决，并把给定的消费者与厂商作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对立交换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仅作产品之间的边际选择分析。
（二）经济增长模型存在严重缺陷。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始终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从而无法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
（三）对经济规模的错误定义。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规模无止境的定义，无法解释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厂商平均规模并不存在越来越大的趋势。经验数据表明，有的越来越大而有的越来越小，总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
（四）对企业成因的回避。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和企业制度都被预先假定为外生给定，他们不能解释或回避了对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解释，更无法解释诸如生产外包、特许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商业社会中种种新现象。
总之，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成为催生新的理论的恰当条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前提和思想渊源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经济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比如，他们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重新阐述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对国际贸易原因的论述。他们的研究旨在重新科学的寻找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建立起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学问”的定义，改变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对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杨小凯等人提出的新学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这个流派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实现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的超越
（一）纠正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上偏离，重新定义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基本概念，奠定分析框架的新基础。
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上偏离了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使专业化经济被规模经济所取代，使资源配置的pareto最优总是与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相联系。他们认为，这种偏离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所以，必须纠正这种偏离，把经济学的研究重新拉回到正轨上来。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概念，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费用，又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从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缺陷。
（二）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扬弃和超越。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而新兴古典经济学不仅运用边际分析方法，而且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 analysis），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中，通常假定社会由2个人组成，每个人必需消费食物和衣服2种产品，同时每个人在每种产品上有3个变量可选择：一是自给自足量，二是购买量，三是销售量。这样，2种产品就有6个变量。每个变量的取值既可为正也可为零，由此，全社会成员（2个人）对所有产品（2种产品）的最优决策，共计有23*2=64个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所谓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而内点解则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在上例64个解中，有1个内点解和63个角点解。如果产品数量增加，其可能的角点解将变成一个天文数字。然而，杨小凯运用库恩—塔克定理排除了一些非优化的角点解和内点解，使可能的最优解范围大大缩小，而后文玫（wen,1996）将这一方法推广到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形成的方法被称为“文氏定理”（wen theory）。根据文氏定理，可能成为最优决策解的数目要比所有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之和少得多。在上例中，实际上只有基于3种选择组合的3个角点解为最优解：第一种组合是食物和衣物都自给自足，没有专业分工，也没有交易和交易成本；第二种组合是专业生产食物，用出卖食物的钱购买衣物；第三种组合是专业生产衣物，用出卖衣物的钱购买食物。除此以外，其他的组合都不是最优解。
以文氏定理为基础，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利用文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为最优的角点解；第二步，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第三步，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由此可见，超边际分析方法既脱胎于边际分析，包含了边际分析，更超越于它。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根据超边际分析，他们不但在消费各种产品之间作边际选择，更要在专业生产何种产品上作超边际选择。实际上，他们的选择还要涉及出售多少产品、是否雇佣工人等等，这些就是多项超边际选择了。
（三）重新定义重要基本范畴，为建立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铸成了所必需的理论基石。这些基本范畴包括：分工，专业化，两难冲突，交易费用，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成反比），内生和外生等。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这些基本概念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提出新的解释，并由此发展出新的理论学派。
例如关于交易费用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应将交易费用区分为外生的交易费用和内生的交易费用，并由此建立其新的产权理论。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只是研究了外生的交易费用，而未涉及内生的交易费用。外生交易费用是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非由于决策者利益冲突导致的交易费用，包括运输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用于生产、通讯、运输及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设施等。新兴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和定义了内生交易费用的新概念，提出内生交易费用可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内生交易费用是指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已做出决策之后才能确定的交易费用；狭义内生交易费用则是指市场均衡与pareto最优之间的差别，即人们在交易中争夺分工好处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交易费用，包括外部性、垄断权以及扭曲等，它与个体的决策、制度及合约的安排有关。他们认为，研究内生交易费用的意义在于：可根据两难冲突将垄断和外部性程度内生化，有助于研究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交易费用，可用博弈模型直接研究策略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等。
再例如关于贸易（包括国际贸易）的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专业化生产与多样化消费造成贸易的两难冲突。因为，专业化生产意味着高效率，多样化消费则意味着高效用，而消费的效用越高实现消费的交易费用也越高。因此，由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比较优势效益就与交易费用形成了冲突。如果交易费用很大，超过了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益，则均衡结果就只能取消分工，选择自给自足方式；这时效用最大，生产水平处于可能性边界之内，水平较低。反之，如果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益超过了交易费用，则必然出现分工，而且随着交易费用的逐渐降低，分工呈现跳跃式发展趋势，从局部的分工到全面的分工；这时生产水平得以提高，处于可能性边界上。这一均衡结构是由交易双方的相对人数、相对偏好和相对生产率所决定的。交易效率的提高带来了劳动分工的演进，进而伴随着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增长、市场结构变化等拓扑性质的变化。
（四）构建起新的理论体系。
新兴古典经济学沿着如下主线实现理论创新，发展并建立起新的理论框架体系：产权界定、合约执行——（内生、外生）交易费用——专业化和分工——市场化、竞争程度与协调失灵的风险。他们认为，为了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避免高分工的协调失灵风险，可以采用三种办法：一是构筑保险市场；二是明确界定产权。他们认为，合理的产权制度选择，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自发的内生过程，国家政府对于公共资产的产权设置，基本上决定于最终的内生和外生交易效率的替代选择。当然，明确产权可能产生较高的外生交易费用，同时还带来竞争程度与分工水平及协调可靠性之间难以兼顾的两难冲突；三是加强同行竞争，包括纵向和横向的竞争。他们认为，竞争会大大推动分工和市场的发育，增强消费者对生产者的控制能力，催生和促进私有产权制度。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和分析范式，可以将很多经济发展和贸易现象解释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可以解释企业的出现和企业内部组织的均衡意义，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可以解释货币出现、景气循环等宏观现象，因此，它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和缺陷。
（五）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新的基础上探索出“宏”、“微”有机联系的全面均衡分析框架。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外乎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们做决策前的经济环境。经济学家通常用一些数学函数来描述这一基础层次，比如，用效用函数描述人的嗜好和欲求，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用预算约束描述制度环境，用博奕论中的游戏规则描述经济制度等。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个体的自利行为，用自然及制度环境来解释人的自利行为。这一层次的分析一般被称为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即环境变化时最优决策会如何作出反应。第三个层次是用均衡概念分析不同个体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局，用自然及制度环境解释不同人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后果。这一层次的分析一般被称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即当环境变化时，对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局会如何变化的分析。如果在第二、三层次的分析中，加入时间因素，就可实现对动态决策和动态均衡的比较动态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第一、二、三层次的分析都是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中，经济学家一般运用思想实验的方法，探究在什么条件下什么事会发生这类实证性问题。第四个层次则是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所谓福利分析或规范分析。在这个层次上，经济学家会提出什么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经济状况这类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通过对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进行福利分析，他们会得出这种后果对全社会是否有利的价值判断。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在第一、二、三层面上进行分析，局限在全面均衡框架内的静态或动态竞争均衡，并且由于存在规模收益递减，难以达到pareto最优，因此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被大大削弱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基于多个两难冲突的均衡分析，突破了原有框架，使全面均衡得以建立；并且，这种全面均衡是建立在微观的角点均衡和资源的pareto最优配置的基础上的，这种整体pareto最优既涵盖了最优资源配置又涵盖了最优分工结构，所以它可以更好地解释宏观经济增长。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就将微观基础与宏观增长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为回归经济学“大一统”的框架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六）找到了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依据，对企业成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只好把它作为建立基本经济模型的既定前提，由此分析推演出的理论学说，对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解释力遭到很大削弱。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在于，用劳动的交易效率来解释企业的产生。他们认为，劳动的交易效率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是关键。若劳动的交易效率大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则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组织，从而促使企业产生，以体现分工的要求和效率。若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小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则中间产品专家会成为企业的老板；反之则由最终产品专家充当企业老板。他们认为，作为一种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企业家享有的剩余权促进了分工，催生了企业，因而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还提出了对城市化、工业化和层级结构等现象进行解释的思路。
（七）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动态模型。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对专业化和分工的忽视回避，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缺乏微观基础、缺乏解释力的根源；又由于其经济增长模型是在全面均衡分析的框架内发展的，模型中只有动态竞争均衡而不存在pareto最优，是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的重大缺陷。正是这种理论缺憾，促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构建新增长模型的创新空间。新兴古典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态模型，并取得了理论创新的突破。他们认为，作为经济增长内在原动力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应当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也就是说，即使外界技术、环境、制度等因素均保持恒定，在社会生产的条件下，分工水平也会自发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由此，新兴古典经济学构建起分工的内生演进模型，其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动态决策包括两个冲突：一是专业化生产加速学习过程的动态效果与交易费用的冲突，二是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难以兼顾的冲突。但他们强调，演进的过程是一个良性循环：
——起点是自给自足的生产，由于很低的生产率，负担不起交易费用；
——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生产率的稍微提高，能够负担起一定的交易费用，这时可以选择稍高的专业化水平；
——进一步地通过市场的自由择业和自由价格机制，使得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得以提高；
——随着生产经验积累和生产技术改进的进一步加速，生产率也加速提高，使得承担交易费用的能力增强，从而推动更高水平专业化的实现。这个循环累进过程的持续，最终必然会导致一国经济的起飞。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这一增长模型有两个重要突破：一是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生产与消费绝对分开的做法；二是体现了竞争均衡和pareto最优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新兴古典经济学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与困境，运用现代分析工具，对经济学的研究发展进行了古典回归，建立起新的学派，创制出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提出新的解释。这个学派正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越来越多的认可。当然，作为一个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尚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尚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一些有待商榷的偏颇和失当。比如，他们忽视预测、计划、制度和政府的作用，否认规模经济的存在，热衷于运用学说作广泛的解释，力图创制出一种可以解释一切现象和过程的全能学说。对这些缺陷或不足，与其看成是其本身所固有的，不如看成是这个新兴学派的发展空间。无论如何，在研究起点、研究方法、分析范式、分析工具、理论创新、经济解释和政策建议等方面的重大突破与跨越，对新兴古典经济学来说，是尤为重要和关键的。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时代特征与创新机制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发展加速，信息及网络技术冲击原有的经济格局和发展路径，经济结构不断更新，经济制度创新活跃，新经济成分和因素不断涌现。而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新古典经济学却日渐失去其鼎盛光芒，对经济发展现状及其过程不断涌现的新情况、不断呈现出的新特征日渐解释乏力，甚至不知所措。这是新兴古典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200年延续、分化和发展，成长为一门蔚为壮观的学科门类，在它的庞大体系中，实证分析与规范研究相得益彰，思辩推演与案例解说交相辉映，逻辑的演绎和历史的归纳相行不悖，正是自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源源流长的思想源泉、丰厚肥沃的理论土壤和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勤奋探索取得的辉煌研究成果，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个新学派产生的时间不长，人们对它的理论框架、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以及它呈现出的理论特色，它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等，也还有个认识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特别是它所反映出的对现实经济现象及其特征的不凡解释力，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是一大幸事，对经济学研究者是一大鞭策和鼓舞。我们有必要关注这一新流派的产生和发展。
紧随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研究时代提出的现实和理论问题，经由各种学说充分而自由的争辩交锋，是西方经济学200多年来保持活力与生机，不断取得进步发展的动力和特色。在学术研究上，成长起来的是“大家”而不是权威，更少有迷信和盲崇。在理论发展上，后者对先人既有继承和发展，更有修正和批判，从而营造出经济学发展的勃勃生机，开创出突破性发展的崭新空间。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兴起，是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新进展，是上述理论创新机制的新体现，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对古典经济学的传承。从这批判与传承中，我们看到了新兴古典经济学闪烁着创新的智慧之光。
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是研究财富增长的学说，他在《国富论》中强调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与途径，而分工和专业化则是一个经济组织问题。因此，古典经济学主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任何改变经济组织，使分工得以扩大，专业化得以加深，从而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或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以对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刻研究为基点，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斯密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学说：分工效率与交易费用的比较差别，决定了工农业生产率的差别；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市场可以自发协调分工，因而不需要政府干预；分工使产量大增，从而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有大量的产品可以充分地出售，而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其他人也可以充分地供给，这种由分工导致的产品逐渐充裕的过程，也就是整个社会逐步富裕的过程。李嘉图把斯密的分工理论运用到国际贸易，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形成的代表作，但它仍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衣钵。因为《经济学原理》在关注资源配置问题的同时，仍然关注分工与专业化问题，并提出了新的见解。只是囿于当时数学工具的缺乏，马歇尔未能将他的新见解加以数学化。这一缺失，无论对马歇尔还是对其后的经济学的演化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后的经济学家在运用数学工具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边际分析感到的得心应手，牵引着他们逐渐遗弃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研究，专注于资源配置问题和理论研究范式的数理化、模型化，从而走向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的《通论》将经济学的基本模型从两部门模型扩大至三部门模型，把政府作为与消费者和企业并行的经济行为主体，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构建起所谓宏观经济学框架。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完成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大综合，把西方经济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境界。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在发展中，把研究的重点完全转向资源配置问题，仅把分工与专业化问题作为外生给定的条件存而不论，从而背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和基础理论框架。新古典经济学把社会成员划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把经济系统分割成企业和家庭（后来还包括政府），建立起展开理论体系的基础模型，却由此回避了对企业产生原因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构建起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空间，在使经济学的体系更为宏大、理论框架更为完整的同时，却无法避免使原本统一的经济学被生硬地分割成两部分的缺憾，并有导致宏观经济学缺失微观基础之虞。新古典经济学在广泛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和均衡研究范式，并以数理模型将经济学推向精致化、精巧化的同时，却大大地分散了经济学对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关注，严重地削弱了经济学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兴起，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面挑战，是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一次新的整合。它试图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更新新古典经济学的体系，创制出经济学发展的新空间。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如前所述，新兴古典经济学阐明了这样的原理，即交易成本的下降是促进分工、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动力。当交易成本很高，专业化经济很低时，自给自足可能是最有效的生产方式。随着交易成本之下降，可从自给自足进展到部份分工与局部贸易；交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就会使分工进一步扩大，贸易也从局部贸易发展到全国贸易以至国际贸易。在这过程中，就会产生企业，出现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人们的消费水平和富裕程度就会不断提高，这就是一国经济发展和成长的进程与轨迹。另外，随着人们在业务中的学习，还会有内生的经济成长。由此可见，降低交易成本对一国经济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实现降低交易成本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技术进步降低交通、通讯等方面的“硬成本”或“有形成本”；二是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提高法治水平，废止不必要的行政管制，降低经济社会的“软成本”或“无形成本”。也就是说，政府是决定无形成本的主要因素，政府的运行成本与社会的无形成本成正比，政府的运作效率与社会的无形成本成反比。对于正处于经济起飞初期的中国来说，提高政府效率，降低社会无形成本，更具有紧迫性和重大意义。因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的实质是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赶超，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比总量、质量，也要比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赶超。所以小平同志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蓝图时多次强调“速度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宏观上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当然要通过微观的市场竞争力来体现。最直接的是产品和服务的竞争，产品和服务竞争的背后是企业的竞争，企业竞争的背后是企业竞争环境的竞争，企业竞争环境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政府服务效率的竞争。在加入wto的条件下，国与国的竞争最终会反映在一国“无形成本”的高低，反映在一国政府效率的高低。由此可以说，政府应当成为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应当把降低交易成本作为宏观管理的主要目标之一，在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维持一个较低的国际交易成本，是加入wto后我国政府迎接挑战的重要任务，是转型时期我国政府的首要职责。当然，政府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应当遵循市场规律，通过市场的作用，而不是相反。因为，不但在调节给定生产单位和消费者之后的资源配置与产品分配方面市场可以发挥有效作用，更重要的是在调节人们选择商品、专业、职业，或企业规模、组织方式等方面，市场同样能够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为此，我们必须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个人决策、企业决策和政府决策的基础都真正转移到市场运行机制上来。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3）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4）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