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篇1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分析
1.辩证的唯物论
（1）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多样性。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都具有物质性。2007年以来爆发的这场经济危机是由于美国的房地产商和投资银行一味追求资金的杠杆化，忽视了实际的潜在危险，没有坚持世界物质性这一根本特性，从而成为了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2）意识对物质的依赖关系和能动作用。意识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主观反映，是人特有的精神活动。意识是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在金融风暴中，银行家们的投机活动就是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这样的意识将会阻碍事物的发展，因此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2.唯物的辩证法
（1）唯物辩证法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联系是普遍存在的，万事万物是处在一个直接或间接的系统之内，他们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或制约。金融危机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传递，由美国向全世界的扩散，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一科学论断。
（2）对立统一的观点。对立统一的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美国房地产业在过去飞速发展，然而不切实际的炒房必然导致泡沫经济的出现，一旦破灭,过去值钱的东西现在一文不值，这正体现了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原理。
（3）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的观点。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促使事物不断发展变化。事物变化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2007年以来的金融风暴是由内因和外因引起的。内因是美国房地产金融持续多年的泡沫；外因是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迫使美元贬值，美国经济开始滑坡。
（4）主要矛盾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观点。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占主导地位，起决定作用。应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内部不能调和的主要矛盾,因此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发生经济危机。
（5）量变质变规律。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量变引起质变，应掌握适度原则。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典型的由量的积累到质变的过程。次贷危机是超前消费,人们过度膨胀的消费导致了危机的发生，次贷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便不可避免的爆发了经济危机。
二、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致力于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内在矛盾运动中去寻找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爆发的原因、内在的逻辑和演变的趋势，并从中寻找解决危机的具体措施和根本途径。因此，运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笔者认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有如下几个原因：
1.根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当前全球性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在新的发展阶段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的结果，2007年以来的经济危机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深刻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暴露无疑。
2.根本原因：生产过剩。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同的时期，危机的表现形式和具体进程虽然有所不同，但总体说来，都是由“生产相对过剩”这个根本原因引起的。资本家不断追求高额利润，扩大生产，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使得社会需求的增长落后于社会生产的增长，造成生产的相对过剩，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以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这一简单商品经济的矛盾逐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得经济危机的发生不可避免。
3.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经济危机有力地表明了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在这种生产关系下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也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奉行新自由主义，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减少，放松了对金融的监管，使得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这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
4.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资本主义制度会加剧虚拟经济的发展，会使之慢慢脱离实体经济。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虚拟经济必须依附于实体经济才能创造财富，虚拟经济一旦背离了实体经济，就会从生产和消费领域掏空资金，经济泡沫就会越来越大，当这个泡沫破灭后，就会给整个经济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以上是针对此次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原因的一些探究。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当前的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我国也是一次严峻挑战，我们应该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吸取教训、积累经验，保证我国的经济安全，找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途径。同时，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只要我们应对措施得当，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就会迈上新的台阶，取得更大的成就。（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
参考文献：
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篇2
一、金融危机根源的不同解释与理论分歧
对于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产生的根源做了不同的分析与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市场说”。即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观点有三种。(1)消费需求过度论。将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并得出启示：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3)金融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论。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2 “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其主要观点是金融监管缺陷论。认为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对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的体制不完善；以机构监管为重点，功能监管薄弱，不能适应混合经营的特点，对一些多功能的金融机构监管不力；过快发展的衍生产品监管滞后。金融监管缺陷论还认为，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这种“制度说”，实际上是“体制说”，是从体制层面看监管制度的缺陷。还有人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了原来由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模式，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等等。它解除了对金融的管制，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论认为，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引起危机爆发，故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3 “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2000年至危机爆发前，美联储14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使得 企业 、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与此同时，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4 “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也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一种反映；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也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现代 金融或资本市场)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严重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生存的实体经济相匹配。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时曾指出，在支付手段的链条中，隐藏着危机的可能性。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金融、信贷业广为发展，虚拟经济空前扩大，支付链条不断拉长；支付链条一旦断裂，就会发生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金融投机活动猖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扩大信贷带来的营业活动过度扩大，是造成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对危机根源的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具有更加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现实中表现为资金链条的断裂。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使商品贬值；债务不能转化为现实货币，使债务到期无法偿还；信用货币不足，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在一般情况下，危机常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银行信用的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则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过剩是指商品生产过剩而非产品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就“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往常是生产不足……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而非群众的需要。”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但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美国的房屋生产过剩表现在房屋空置率的不断提高上：由1978年的6％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13％。这表明房屋的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已出售的房屋中，靠抵押贷款购房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靠抵押贷款购买的房屋占全部已售房屋的比例为68％。可见，次贷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由房产供给的不断扩大而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积累造成的，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得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
再次，资本主义制度加剧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也是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形成的，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众的收入减少，从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直线下降，并引发由虚拟经济造成的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破灭。使实体经济中本来存在而被掩盖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显露出来，从而回归为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正是应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虚拟经济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过论述：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作为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是因为商业和 工业 危机的一切因素已经存在，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所引起的。第二，就作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而言，金融危机是实体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或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其过剩危机：而且还揭示了金融危机作为工商业危机的一个阶段。是工商业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因而金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第三，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这时，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或者不起什么作用。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根据 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金融市场对工业市场具有反作用。金融市场可能影响工业市场，从而影响到工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 科学 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规律 ，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于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在经济发展中自我调节乃至实行经济计划化的政策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矛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矛盾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依然和必然会爆发危机。因此，企求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或救助困难企业这类经济手段。来根本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内生的消费与生产相背离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起一种治标的缓和性作用，而不能起治本的根本性作用。
三、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篇3
源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到目前还没有结束，这场危机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如何理解危机的本质特征，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客观分析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摆脱危机的政策的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蔓延于世界范围的生态危机为切入点，探讨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关系，分析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研究结论和局限性，预测21世纪资本主义结构的演化趋势。
一、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当代表现
生态危机是指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威胁的现象。生态危机是生态失调的恶性发展结果，主要由人类盲目和过度的生产活动所引起。自工业革命特别是20世纪以来，由于世界人口的增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加上战争和社会动乱，人类干预自然界的规模和强度不断地扩大和深化，全球多处出现森林覆盖面积缩小、草原退化、水土流失、沙漠扩大、水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异常、生态平衡失调等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陆续发生了“公害事件”，即1930年比利时发生了“马斯河谷事件”，194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发生了“多诺拉烟雾事件”，20世纪40年代美国洛杉矶发生了“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52年英国发生了“伦敦烟雾事件”，1968年日本九州和四国发生了“米糖油事件”，1950～1970年日本发生了“四日市哮喘事件”，1950年日本熊本县水俣市发生了“水俣病事件”，1955～1972年日本富士山县发生了“骨痛病事件”。这些公害事件主要是由于空气和水遭到工业污染而导致人类疾病，许多人甚至因此失去生命。进入21世纪，各种公害事件不断出现，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破坏和资源短缺不断加剧，正在威胁着人类的健康生活甚至生存发展。
生态危机表面上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即大自然不能为人类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但其实质反映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目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是利润。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是必然的，这种生产的无限扩张不仅使工人的劳动异化为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也使得生产过程不断违背自然资源和环境自有的循环和平衡。当自然资源和环境自有的循环和平衡无法持续时，生态危机就产生了。
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有深刻的论述。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从而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制造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到，与经济危机一样，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现象，也可以说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当代表现。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及其局限性
1 生态危机与生态马克思主义。
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演化，其内部的矛盾不断突出。进入20世纪50～60年代，资本主义体系在原有的矛盾运动之外，人类生产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又不断加剧，遂逐渐演变为所谓的生态危机。面对生态危机的加重，西方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结合最新出现的生态学理论，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进行解释，提出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这些理论和政策主张被统称为“生态马克思主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最早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导致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紧张人手，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和性质。20世纪90年代之前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的关注始于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塞，之后经过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加以完善，揭示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是资本主义环境灾难和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从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危机的关系人手，莱斯在《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中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原则加以结合，提出改革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以解决环境灾难和生态危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他的理论经过阿格尔的整理和发展，形成了较系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了从对科学技术的简单批判到反思科学技术对整个人类文化启蒙的不同阶段，不仅将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危机直接联系起来，而且将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连在一起，强调“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是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从而将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置于社会制度的视野加以考察。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也从个别国家和个别地区的生态灾难问题演变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对于普遍存在的生态危机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理论依据，开始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更为深刻的批判，形成了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克沃尔的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福斯特和伯克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出发，得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结论，但这只是一类矛盾和一种危机，由于资本主义内部的制度调整和技术进步，这一类矛盾和危机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解体。为此，奥康纳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所谓第二类矛盾，这种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奥康纳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生态学思想，认为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改和补充，这样就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修改为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的双重危机理论。
克沃尔的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总根源的基础上，
提出生态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生态化生产的原则。前一种情况讲生态社会主义要强调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要在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建立全新的财产关系，克服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与劳动资料的分离；对于后一种情况，生态社会主义强调生态化生产过程与生态化产品和生态化需求的紧密联系，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与协调关系。
福斯特和伯克特从生态学的定义出发，通过研究马克思与生态学家之间的关系，提出马克思的生态学概念，认为马克思也是一位生态经济学家。福斯特从社会生态学的物质规范和社会规范相结合原则出发，认为马克思是同时从物质和社会的角度对待资本主义的剩余产品，也就是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个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剩余产品进行了符合生态原则的分析。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理论之所以包含社会生态学的价值，就在于生态危机源于人类生产相对于人类需求的相对过剩，源于自然条件的局限性和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利用，而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利用则决定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水平。伯克特则从社会生态学的整体论原则方面，提出马克思是从自然和社会的整体出发，分析物质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剥削与被剥削等矛盾体的对立统一关系的。正是在分析解决这些对立统一的矛盾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生产中存在的对立和危机的根源，阐述了资本对劳动和自然的剥夺使人类生产必然向没有剥削的、同时符合社会和生态学原则的生产方式转化。
2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矛盾不断激化，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人类的生产、生活不断受到资源环境制约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和分析方法，把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积累和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和分析方法，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扩展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实矛盾和问题的解释力，对于分析资本主义在现实中的演化趋势，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尽管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都把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程度、表现方式和演化趋势等，则有不同的表述。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经济危机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生态危机则可以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结论，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结论的。目前出现的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双重危机理论的错误，仍然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积累和剩余价值生产的本质没有认识清楚。这种理论错误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中的矛盾，从而混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他社会生产方式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他社会生产方式的区别，不在于其自然条件，而在于其社会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不仅是人们获取物质生活的条件，更是资本剥削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手段。正是这种生产方式导致了劳动的异化。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主张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但其理论否定之前的所有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在对社会人群的阶级划分上，没有以人们在社会财产(生产资料)占有中的地位为依据，而是以群众在生态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可能的表现为依据，这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大相径庭的。在对待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这个问题时，该理论认为应主要采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性和不可持续性进行揭露和批判，要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信仰，打破资本主义不可替代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如果只对资本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批判，不采取一定的实际行动，任凭这种制度的自然演化，仍属于改良主义的行为。
三、生态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
面对生态危机的威胁，资本主义国家一直试图寻找解决的方案，但迫于资本扩张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追求高额投资报酬从而实现经济的增长，始终是企业家(资本家)的兴趣所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解决生态危机的政策方案，客观上总是反映了垄断(资本家)集团的利益需要。解决生态危机还要从根本制度上寻找答案。
1 生态资本主义。
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坚信，对于生态问题，仍然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部的经济手段和机制，特别是价格机制来解决。具体的方法有以下几点：(1)一直被外化的环境成本必须被内化；(2)污染者必须为其污染行为付费；(3)价格必须反映全部的成本事实。
对于生态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一些批评家认为，增加市场作用的政策是无效的。就交易污染许可证来说，首先，这种手段本身并不能带来总污染水平的降低；其次，具有生态意识的企业家或生态团体可以全部买断并囤积其污染许可证；再次，污染许可证手段只能集中应用于生产过程，而对消费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缺乏有效约束。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物质变换失调时，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反生态本质。马克思在分析引起环境退化的物质生产过程的动力机制时指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表明，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和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2 生态凯恩斯主义。
鉴于用“污染者付费”的原则解决生态不断恶化的问题没有效果，一部分人主张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解决生态问题的同时，解决失业问题，这被称为生态凯恩斯主义或绿色凯恩斯主义。生态凯恩斯主义主张采取大规模的国家行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通过进一步发展生态技术和生态工业，吸收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国家要通过工业计划而不是市场，不断地降低可允许的污染总量；政府也要不断地创建各种有效的规章制度，约束和惩罚违规者。目前蔓延于全球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得到彻底的缓解，国际社会仍在采取各种大规模的国家行动，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力图通过转向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以摆脱危机。这种通过对可再生能源及绿色技术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政策措施即可归为“绿色凯恩斯主义”。但是，“绿色凯恩斯主义”能奏效吗?
2009年6月，美国国会历史性地通过一部综合性的能源法案《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对发展新能源技术提出了一系列目标，如到2020年，美国电力公司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满足20％的电力需求；清洁能源技术和能源效率技术的投资规模将达到1900亿美元；减少对国外石油的依存度，提升美国能源安全等。2009年8月，美国财政部和能源部宣布启动为期2年的“先进能源制造抵税计划”。该计划授权财政部为新建、扩建和更新改造的先进能源制造项
目的投资提供30％的税收抵扣，预计将为清洁能源设备制造商提供总额达23亿美元的税收抵扣，由此将拉动近77亿美元资金投向新能源产业。
此外，奥巴马政府还支持综合的“总量控制和碳排放交易”计划，旨在为企业投资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提供必要条件。政府计划将所有污染额度进行拍卖，利用市场机制激励美国消费者和企业节能减排。
为全面落实《欧洲战略能源技术计划》和相关能源气候法案，实现2020年减排、能效和可再生能源三个“20％”的宏伟目标，2009年欧盟在面对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冲击的同时，一方面对外力促国际气候谈判达成新协议，另一方面对内加紧战略部署，加快向低碳、生态效益型经济和绿色知识社会转型。欧盟委员会2009年10月公布，一份“低碳技术发展与投资路线图”，计划在未来10年投资585亿至715亿欧元，鼓励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等低碳产业发展，并启动“智能城市”和“欧洲能源研究联盟”两大配套行动。
对于以上关于新能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支出，应该说一定有助于减缓经济下降，促进经济增长，这也是凯恩斯主义的传统政策主张。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支出的根本目的，仍然是为资产阶级、为垄断集团服务的，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的，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正如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福斯特指出的那样，“列入奥巴马计划之内的庞大绿色支出，是用于长期技术项目的。这在促进就业方面不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实际上，奥巴马的上述支出主要是用于产业补贴的。我们甚至可以说，那些被提出的举措与其说是绿色凯恩斯主义，不如说是‘绿色熊彼特主义’，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用新技术刺激投资。”投资的结果，仍然是满足垄断集团利益的经济增长。这说明，绿色凯恩斯主义在本质上仍然是有局限的，是过于受技术驱动的，不能成为摆脱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核心政策。
四、21世纪的资本主义与生态革命一社会革命
生态危机反应人与自然的矛盾，但根本上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规定性，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导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立，这种对立反映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就表现为经济危机，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则表现为生态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多数人不能或不愿承认危机的真正根源，竭尽全力去避免对其社会性质的质疑，并转而采用这样或那样的技术修复市场机制，因而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其新书《我们的选择：一个解决气候危机的计划》中列举了否认危机存在及其严重性的主要形式。戈尔认为，答案在于创建一个“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完全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缺陷的结论，他把生态危机形容为“历史上最大的市场失灵”，谴责当代资本主义的“短视”观点、“市场必胜主义”以及与环境有关的“根本缺陷”。然而，他仍相信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优势”(即利润动机、自由机制、创新冲动等)来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制度。戈尔的以上言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和弊病，反映了西方学界和政界对自由市场经济特征的认识，但这种认识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甚至有转移视线的嫌疑。在分析2008年以来西方金融危机的原因和解决办法时，部分西方学者也认为西方国家用“全球变暖”和“生态危机”议题转移社会对金融危机的视线。“资本主义世界的精英和政治家决定把视线从针对这些问题的职责转移到全球变暖和生态危机上去。……‘娱乐’他们的国民和全世界人民，他们宣扬气候变化的威胁，同时隐瞒着一场即将掠走人们的住房和辛苦赚来的养老金的大洪水。”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与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一样的，就是实行社会生产方式的革命。“当前所需要的不是一个经济复苏计划或更快的经济增长，而是一场生态革命。这必将是一场社会革命，一场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规模都大得多的社会革命。”“我们期望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现在或过去能够比资本主义的效率高，而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比资本主义的更胜一筹。仅仅基于这一个原因，人们就可以拒绝任何的资本主义政策。”
马克思在谈到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解决人与自然矛盾，克服生态危机时指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在这里，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生态问题，因为人的劳动的异化问题没有了，真正实现了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解”，从而也就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解”。显然，这种和解消除了各种冲突和异化：没有人和人之间的冲突，平等和公正将是社会的普遍准则，没有劳动的异化，也没有人和自然的冲突，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这样的社会主义也被称为“生态社会主义”，进入21世纪，在金融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双重打击下，资本主义世界步履蹒跚，似乎正在努力寻找重生的突破口。一场“生态革命”，从而也是一场“社会革命”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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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篇4
次贷危机以来，经济学界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危机根源的反思，主要的观点有“制度说”、“政策说”、“市场说”，虽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此次危机的原因，但主流的反思和解释不得要领，没有制度和经济根源上深刻剖析此次危机。
其实，两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对经济危机的根源做出了明确和系统化的解释和思考，即生产过剩理论。生产过剩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古典经济危机，也可以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剖析和解释现代经济危机的根源，次贷危机自然也不例外。
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大工业生产方式开始跳跃式扩展（恶性增值）。一方面，生产能力几何倍数的增长速度使资本家和资本在追逐利润（剩余价值）的经济本能下不断膨胀；另一方面，因生产资料私有和分配的不公，广大无产阶级相对贫困，消费能力的增长无法跟上生产增长，社会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差距和非均衡矛盾不断加剧，并体现为市场供求矛盾，经济萧条和工人失业。概括起来，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基本逻辑框架就是：（1）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2）生产过剩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群众的购买力不足；（4）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是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5）两极分化的原因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
现在来比较一下理论和次贷现实。第一，生产恶性增长和生产能力过度膨胀。的确，次贷危机前全球处于一种普遍的“繁荣”（经济过热）中，从一百四十美元的油价和火爆的房地产市场就可见一斑。第二，广大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就拿美国来说，华尔街的金融精英的年薪动辄千万甚至上亿，而且增长令人咂舌（02年到03年华尔街平均年薪就翻了一倍）。而广大美国民众则远未享受到这种增长。同样是03年，美国年度工资的增长水平为2.7%，远低于华尔街的精英，而且增速在不断放缓。事实上，在这次危机中，一开始那些“买不起房”的次级贷款者，正是相对贫困者（在美国一部分申请次贷的人其实已经有了一套房，他们是想再购买一套投资性质的房产）中的一员。
二、生产过剩下的信用
自此，生产过剩解释的已经很清楚，那信用在这次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对于此，马克思只是笼统地说，服务于市场交换的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银行制度、汇兑制度、信用制度等，为市场交换领域矛盾的激化、潜在危机的现实化提供了制度结构条件，并未详细分析。或者说，分析这些资本主义内部的制度构架，对于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根本没有意义，如黄达，就评价货币制度是“无法对资本主义带来破坏性作用”的范畴。
不过，对于解释次贷危机的演进过程来说，这种分析依旧是有意义的。
首先，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下，生产跳跃式增长，而无产阶级（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以及主要有收入水平决定的消费水平却增长缓慢，出现了相对贫困。此时，从宏观经济学家们的统计图表上来看，总需求下降，经济增长放缓，似乎有衰退的迹象。
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危机有一套系统的解释框架，即凯恩斯开创并被西方经济学家不断发展的“需求管理”。具体说，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的政策方向是拉动总需求跟上总供给的增长水平，缓解供求矛盾。拉动总需求的切入点有三个：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而拉动的工具，都离不开信用。比如财政政策，政府通过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增加支出来刺激经济；再如货币政策，央行降低利率，鼓励货币的借贷来刺激经济。本质上，都是利用信用，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来缓和生产与消费，或者说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
再看次贷，其实也是通过信用来刺激需求（包括房产投资和消费）的一个具体体现。本来买不起房的相对贫困者，突然被告知可以借入条件异常优惠的次级贷款消费，自然需求大增，于是房地产市场又走向了“繁荣”。
整个宏观经济大致如此，只是实现的具体手段各异，总之，在以信用为主要工具的需求管理（广义上包括了金融业自发的信用供应）之下，经济似乎又恢复了繁荣景象，图表上增长的量和速度都十分喜人，于是宏观经济学家和财政部与美联储的官员们弹冠相庆，并预期，经济将继续增长，持续繁荣，“经济周期被打败了”。
可是，这之中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那到了明天，花什么钱呢？
答案是没有钱。于是大量次级贷款人无法还款，cdo和cds市场崩溃，华尔街金融市场大海啸，危机还不断向实体经济和其他领域蔓延……
总之，在生产与消费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试图利用信用为工具预支将来的财富来刺激需求，解决总供需矛盾，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只是延缓和压抑了危机，并不能阻止危机的爆发。
三、建议和结论
1.次贷危机的经济和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导致的生产过剩，信用只是一种长期中必然失败的延缓生产过剩矛盾的手段，只能暂时压抑矛盾，而无法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危机在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动荡的同时，也重新腾出大量生存空间，危机产生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客观上促使生产跟着萎缩，进而建立新的供求平衡。在经济危机中，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保持信心，积极等待经济的复苏。
2.从根本上，次贷危机以及它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难以在资本主义制度逻辑内部解决的，须寻求制度外的根本性解决措施。不过，我们虽不能避免经济危机，却可以预防和预测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要预防这种金融危机（本质是信用危机），最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针对信用增殖的合理的制衡机制。
当然，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恐怕就像马克思所说，是不可能的。消除经济波动和危机在一定时期内是可以的，但是要想从根源上根除经济危机，还需要寻求制度范围外的因素。
参考文献：
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篇5
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拖欠率大幅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并进而爆发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因而这次金融危机已不限于金融领域，事实上已成为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认为，这场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同时又是消费不足。“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超出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食品危机和生态危机，是所有这些烈性危机爆发的综合性结果。”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中外学者见仁见智，各有见解。但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不少中外学者已“回归马克思”。因此可以说，危机的根源还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找寻。
一、金融危机根源的不同解释与理论分歧
对于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产生的根源做了不同的分析与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市场说”。即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观点有三种。(1)消费需求过度论。将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并得出启示：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3)金融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论。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2 “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其主要观点是金融监管缺陷论。认为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对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的体制不完善；以机构监管为重点，功能监管薄弱，不能适应混合经营的特点，对一些多功能的金融机构监管不力；过快发展的衍生产品监管滞后。金融监管缺陷论还认为，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这种“制度说”，实际上是“体制说”，是从体制层面看监管制度的缺陷。还有人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了原来由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模式，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等等。它解除了对金融的管制，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论认为，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引起危机爆发，故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3 “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2000年至危机爆发前，美联储14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使得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与此同时，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4 “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也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一种反映；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也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现代金融或资本市场)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严重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生存的实体经济相匹配。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时曾指出，在支付手段的链条中，隐藏着危机的可能性。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金融、信贷业广为发展，虚拟经济空前扩大，支付链条不断拉长；支付链条一旦断裂，就会发生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金融投机活动猖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扩大信贷带来的营业活动过度扩大，是造成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对危机根源的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具有更加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现实中表现为资金链条的断裂。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使商品贬值；债务不能转化为现实货币，使债务到期无法偿还；信用货币不足，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在一般情况下，危机常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银行信用的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则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过剩是指商品生产过剩而非产品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就“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往常是生产不足……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而非群众的需要。”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但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美国的房屋生产过剩表现在房屋空置率的不断提高上：由1978年的6％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13％。这表明房屋的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已出售的房屋中，靠抵押贷款购房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靠抵押贷款购买的房屋占全部已售房屋的比例为68％。可见，次贷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由房产供给的不断扩大而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积累造成的，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得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
再次，资本主义制度加剧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也是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形成的，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众的收入减少，从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直线下降，并引发由虚拟经济造成的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破灭。使实体经济中本来存在而被掩盖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显露出来，从而回归为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正是应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虚拟经济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过论述：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作为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是因为商业和工业危机的一切因素已经存在，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所引起的。第二，就作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而言，金融危机是实体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或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其过剩危机：而且还揭示了金融危机作为工商业危机的一个阶段。是工商业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因而金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第三，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这时，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或者不起什么作用。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金融市场对工业市场具有反作用。金融市场可能影响工业市场，从而影响到工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于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在经济发展中自我调节乃至实行经济计划化的政策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矛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矛盾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依然和必然会爆发危机。因此，企求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或救助困难企业这类经济手段。来根本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内生的消费与生产相背离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起一种治标的缓和性作用，而不能起治本的根本性作用。
三、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世界各国救市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这说明只停留在体制层面的救市措施解决不了制度根源上的问题。斯蒂格利茨曾批判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和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他认为，这无异于是向体内出血的病人输血，向投机者提供补偿。我们认为，世界经济衰退的局势，只能依照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规律运转下去。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也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较大冲击。但我国的经济衰退不是始于金融领域，而是始于实体经济主要是出口经济领域。20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在低利率、低汇率、低要素价格政策的支持下，沿海地区中小企业积极融入到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但是它们大多只充当了低层次的供应商。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了广东和浙江一带的中小企业纷纷关门，掀起了一轮中小企业“倒闭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我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而仅2008年10月上旬，珠三角就有近50家香港企业申请破产清算。据香港工业总会会长陈镇仁近期表示，珠三角7万家港资企业中，2008年底可能会有四分之一即1.75万家企业倒闭。以一家企业倒闭导致500人失业计算，1.75万家企业倒闭就将导致87.5万人失业，而这些工厂所聘用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农民工。反映中国经济总体状况的GDP增速下滑，对外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工业生产增速持续减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在下降，财政收入不容乐观。而来自典型行业的报告更表明，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已十分明显。如2008年10月初的钢铁行业的报告称，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钢材需求较大的实体经济部门，如房地产行业、造船行业、汽车行业等都造成了巨大影响。110
当然，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包括金融体制，没有完全融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当中，故我国不会陷入美国那样的深重危机之中。我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开放，我国的金融衍生品也没有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泛滥，因而我国金融体系所受到的影响不会很重。而且，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资本主义那样的基本矛盾，不存在产生过剩经济危机的制度性根源。人们有时会提到，20世纪30年代美、德等经济大萧条年代，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竟未受冲击，经济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会对社会主义的中国造成不小的冲击呢?这是因为，现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内外情况与当时社会主义苏联不同。首先，当时还没有发展到经济全球一体化，苏联经济没有融入到国际经济一体化之中，所以苏联当时没有我国这么高的外贸依存度。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存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和两大市场体系。而我国随着扩大对外开放，早已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当中。其次，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中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目前已占相当大的比例，其防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能力远不如国有经济；但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在大幅度降低，这会削弱我国防范世界经济危机的能力。
关于走出这次危机的出路，不少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世界银行代表佩雷拉·达·希尔瓦说：“最后的可能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终结，或是建立一种更加有调节的资本主义。”著名学者何明认为，走出资本主义危机的惟一出路是摆脱资本主义。到目前为止，惟一的结论是走向社会主义。本文提出了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四点思考。
首先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抵制和消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有如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让人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来临但又“起死回生”一样，这次危机也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终结，但可以说是美国原有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也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终结。中外学者进一步看清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可以说，正是新自由主义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不断积累与激化，导致危机的爆发。美国著名学者斯蒂格利茨也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市场本身可以自我调节；认为这种教条造成了当前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市场万能)以及反对国家干预，决不是我国改革的方向。当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依靠市场运作去解决这次金融危机，必须靠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投资，目前“调结构、保增长、惠民生、保稳定”的调控措施已初见成效。
其次，要重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而无序扩张；否则，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越远，产生的泡沫就越大，泡沫也就越易破裂，而破裂后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就越大。要知道，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虚拟经济可能变成投机经济，带来不断增长的泡沫。美国近年来的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就是一种值得汲取的教训。
再次，要减少我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应主要依靠扩大消费需求，积极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这不仅有助于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最终需求，消费增长是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受这次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我国首当其冲的是南方生产出口商品的企业，许多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这正是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导致的消极后果。日本也是出口大国，其外贸依存度不过20％左右，而我国2004年曾高达70％，但197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只有5％。这表明我国外贸依存度提高过快，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最后，要防止金融与经济危机危害的继续扩大，加强对虚拟经济的有效监管。金融衍生品的创新，本来可以分散风险；但如果缺少有效监管。原来作为分散风险的链条可能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因此，我们既要避免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开发，又要重视加强对其有效监管，处理好信贷、货币供应与信用这三个层次的关系；既要避免简单地模仿当今西方国家最前沿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工具，又要结合我国自身特点进行金融创新，正确处理好经济与金融的关系。金融事业发展成功与否，不能只看金融自身的单项指标，还应看经济社会是否稳定增长与发展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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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篇6
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
（一）金融危机的现实诱因
次贷危机（subprime lending 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2007年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简言之，是指缺乏支付能力而信用程度又低的人无力偿还买房时的抵押贷款所引发的一系列金融问题。
2006年之前的5年里，由于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和利率保持较低水平，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由于这种金融衍生品信用要求低，在市场上十分畅销，不少金融机构将其同其他行业的次级证券捆绑出售，结果大量金融残次品充斥美国以至世界金融市场。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和短期利率提高，促发次级抵押贷款本身高于普通贷款的还款利率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也使购房者出售或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更加困难，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危机。
金融危机是由于“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泛滥造成的。“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作为金融衍生品使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便会在金融市场上交易，且既可在国内金融市场不断交易，又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广泛流通，买房时抵押贷款的偿还问题由局部扩展为全局问题、由地区扩展为全国乃至全球问题。
（二）金融危机的历史根源
此次金融危机并非单纯的次贷危机造成的。探究其根源至少包括以下六点：一是互联网泡沫。美国的it产业曾如日中天，带动美国经济走向繁荣，其中也隐含着大量泡沫。二是房地产泡沫。美国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反而企图以房地产业的繁荣来进行掩盖。进入21世纪以来，美联储连续降息，金融机构简化购房手续，不需首付款即可发放贷款，甚至在信用等级评定上造假以鼓励次级抵押贷款，从而导致房地产泡沫日益膨胀。房地产泡沫同过去没有解决的互联网泡沫合二为一，导致金融市场的风险迅速累积。三是虚拟经济泡沫。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在于虚拟经济的主要成分之一——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四是财政泡沫。多年来美国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由此维持经济运行。五是消费泡沫。美国鼓励家庭靠借债来支持超前消费，目前家庭债务已超过15万亿美元。六是出口泡沫。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优势决定了美国必须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出口高科技产品。但美国在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以出口管制政策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导致贸易严重失衡，贸易逆差与日俱增。为解决财政和贸易双赤字问题便依靠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品，通过这样的虚拟渠道，使全世界的实体资源不停地流进美国。
金融危机的实质解析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因此，资本家表现出的本性本质上是资本的本性。而资本的本性就是“为发财而发财”。马克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后经济危机的特殊表现，源于资本家贪婪的本性，是资本家贪婪的代价。
（一）金融危机由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矛盾引发
金融危机导致了全世界的恐慌、混乱和经济下滑，其实质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间的矛盾而引发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
其一，危机作为周期病，这个周期过程是：谋求最大利润—科技进步—个别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科技进步普及—超额利润消失—社会总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下降……如此循环往复，显现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所有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国家都会周期性地陷入试图绕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狂热阶段。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造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
其二，危机作为制度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发展到特别尖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时，才爆发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爆发，通过对现存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强制地使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与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之间的比例得到暂时平衡；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也由此而得到暂时的缓和，资本主义生产经过停滞之后，又重新恢复和发展起来。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重新高涨，各种矛盾又开始激化，在一定时期又引致下一次危机的爆发。
其三，危机作为基因病，其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本性。由于虚拟经济的存在，使资本家进一步谋求最大利润成为可能，通过销售虚拟产品，资本家绕过了生产过程而达到赚钱的目的，但是生产价值终归是由生产劳动所产生的，所以这一规律违背了价值规律，从而产生了危机。在资本家不断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的同时，危机也在不断积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二）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早就洞悉到资本主义进步作用中包含的历史过渡性，科学揭示了各类经济危机的病根。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剖析充分肯定资本主义“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另一方面，正是资本的弊端导致了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虽然已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包含危机的现实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引起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关系。
（三）金融危机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第一，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个别企业内部的生产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资本家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尽力改进生产技术和完善劳动组织及经营管理。但是，由于生产资料被资本家私人占有，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由个别资本家自己决定，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的破坏。当这种比例失调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引起大量商品过剩时，就会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受剩余价值绝对规律和资本主义竞争规律的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因而要求市场也相应扩大。但是，资本积累的增长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造成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使广大劳动者陷入失业和半失业的贫困状态中。与社会生产扩大的趋势相比，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萎缩，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严重对立。当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市场上的大量商品就找不到销路，就会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从而引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
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关联
（一）虚拟经济不产生剩余价值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已经论定，商品在流通中不产生任何利润。比如期货、股票、基金、股指等，只是有价物质（或说特殊等价物）的有形转移和膨化，是价值或剩余价值的无机再分配，只能将其视为一种特殊商品的流通。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已经从侧面揭示了资本主义虚拟经济所必然蕴藏的潜在危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不等于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前者说的是价值源泉（可变资本）问题，后者讲的是价值形成（不变资本）问题。如果不了解两者的区别，就可能错将“价值源泉”等同于“价值形成”，从而否定价值形成过程中非劳动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得出“只要有劳动就能创造价值”的片面结论；或者错将“价值形成”等同于“价值源泉”，从而否定价值源泉的唯一性，得出“机器设备等物质生产要素也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错误结论。
（二）借贷是剩余价值的预期支付
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巨大增长和各种投机活动的大量兴起，又为进一步扩大信贷规模，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但是，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资本回流却非常缓慢，数量非常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社会产品是剩余价值的有形存在，而预期就是虚拟和不确定因素的共同存在。金融危机的发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企业为了追求更多利润，不断扩大规模，于是选择在金融市场上“借贷过度”；可当产能相对于全社会购买力相对过剩时，企业资本周转出现困难，逐渐丧失偿还贷款能力，于是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货币紧缩，形成恶性循环，金融危机就此爆发。
结论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过渡性。首先，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其次，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大批中小资本破产，大大加速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从而在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同时，使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再次，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危机的爆发不仅使失业人数剧增，而且也使在业工人生活状况恶化。最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从而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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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篇7
1.2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能根除生态危机
在对“经济简化论”、“技术乐观主义”以及“技术悲观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之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终于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批判的理论准备，亮出了自己的理论底牌，即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且拿出了自己根除生态危机的终极方案，即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根源的理论依据。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类矛盾”，“第二类矛盾”与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的顽疾和本质缺陷。“第二类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资本主义生产规模扩大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滞，而以生产条件为其表现形式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则是有限的，二者之间的矛盾就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福斯特则从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经济运行规律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持续性。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及其经济运行规律可以概括为，想尽一切办法地进行资本积累、不断地加快资本周转、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那种要求遵循生态原则，从整体的视角通盘考虑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显然是不相符的”［1］，而这一切必然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的损害。在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本质进行揭示之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拿出了自己破解生态危机的终极方案，即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进而实现生态危机的彻底解决。生态社会主义是按照生态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它倡导和坚持一种能够维护生态系统整体平衡的人类中心主义［3］，它坚持自然资源公有制，通过以自由人联合体为代表的国家权力来解决生态问题，政府拥有强有力的生态管制权，可以有效地实现对生态的监管，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在生态问题上的自由化缺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视为建立生态文明的理想的社会形态，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超越，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具备生态理性萌发的条件，社会主义与生态理性相互需要，并天然的结合在一起。对此，奥康纳指出:“社会主义需要生态学。因为后者强调地方特色和交互性，并且它还赋予了自然内部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以特别重要的地位。生态学需要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强调民主计划以及人类相互间的社会交换的关键作用”［2］。
2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破解生态危机所引发的争议及其评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根源的破解引出了生态文明研究领域的三个有争议性的问题，即市场经济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生态系统的保护;技术的发展是保护了还是破坏了资源环境;资本主义制度到底是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如果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生态危机。对这些有争议性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更为客观的评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从中找寻有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2.1市场经济对生态系统保护的利弊之争
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简化论”的批判而引发的市场经济对生态系统保护的利弊之争，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对于稀缺性自然资源使用规模的影响问题，即市场经济是有利于降低自然资源的使用量，还是刺激了其使用量的增长?笔者认为，在微观经济运行层面上，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高效作用，为自然资源制定反应其稀缺程度的，符合生态学规律的市场价格体系，使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所承载的自然法则转化成引导、调节现实经济活动中资源消耗量的价格信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调节自然资源使用量的目的。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完全否定市场在生态系统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未免有失偏颇。同时，“经济简化论”所主张的，完全依赖市场自发地调节自然资源的使用量，而不考虑生态规律，仅凭市场自由竞争原则所形成的价格体系来配置自然资源也是十分危险的。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受政府生态监管的企业往往就会掠夺性开发资源，造成自然资源的破坏。“经济简化论”将生态危机完全归结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是片面的。因此，无论是“经济简化论”，还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各有其积极的一面，同时又各有其局限性。应该积极汲取两者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建立起在生态理性原则指导下的有政府进行生态监管的市场经济，既充分发挥市场在稀缺性资源配置方面的高效作用，又为市场划定生态规制，消除其生态负面作用，这才是通向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市场经济的生态作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正向效应，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2.2技术对保护资源环境的利弊之争
技术对保护资源环境的利弊之争实质上是后现代思潮中“技术双刃剑”问题在生态领域的延伸，而“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在生态危机问题上的双峰对峙，正是传承了后现代思潮那种抽象的、符号化的理解技术的衣钵。笔者认为，无论是“技术乐观主义”还是“技术悲观主义”都只是抽象、片面的理解技术，并各自抓住技术生态作用的一端不放，片面地夸大了技术在治理或者破坏生态系统方面的作用。只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技术应用的生态后果与其背后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以及经济规律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观点才是正确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反对单纯的技术进步可以解决生态问题的观点，也不赞成完全否定技术的积极作用，而是主张通过转变掌握技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使技术获得生态学意义上的解放，主张转变拥有技术选择权力的经济理性为生态理性，使技术沿着绿色的方向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种具体的历史的理解技术的生态功能，体现了其理论的唯物史观依据，为分析解决生态危机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同时，笔者也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论述技术的生态作用方面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在酣畅淋漓的完成了对“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双重批判之后，并没有给出如何发展技术、选择技术、发挥技术积极作用解决生态危机的具体的可行的方案，其所提出的“小规模技术”、“中间技术”等概念，尽管有其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意义，但又有在“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之间寻求妥协之嫌，有在发展技术或抑制技术之间折中处理的味道，没有体现出其所推崇的按照生态理性原则选择技术的设想。
2.3资本主义制度是否为生态危机根源的争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理论特点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批判，将资本主义制度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而关于这一问题，学界有着一定的质疑，质疑产生的缘由就在于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为何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反而成效显著呢?笔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显著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矛盾。首先，资本主义制度唯利是图的本性决定其只有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地挑战资源环境承载底线，才能满足其对剩余价值无限贪婪的内在要求，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开进，资本不断地渗透到世界各地，必然使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深化［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论断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性质的揭示是一致的。其次，并不是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都那么成效显著，事实上除了少数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以外，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仍然十分普遍，这也从侧面再次印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最后，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根源”一词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是无法克服的，这是由其社会基本矛盾———不断扩大的生产规模与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但这不妨碍那些为数不多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来暂时性的延缓生态危机。实际上这少数的本主义发达国家只是通过环境立法、环境行政监管、大众环境意识的培育以及生态殖民入侵等方式暂时性地解决了本国的生态危机问题而已［5］。其中其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包括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内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生态殖民入侵。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经济解决本国人民生活问题之际，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来保障本国自然环境不受破坏;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直接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有毒垃圾废料，用贸易利益诱使发展中国家吃下污染的苦果;利用贸易剪刀差效应，从发展中国家大肆掠夺自然资源、能源来维持本国高消费、奢侈的生活。由此看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态福利是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生态贫苦基础之上的。既然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很严重的生态问题呢?笔者认为，首先应该肯定的是，社会主义作为解决生态问题最理想社会形态的观点应该坚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6］。到了共产主义时代，人与自然的矛盾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而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则是在其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完成的，它们二者都是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的社会形态，拥有着相同的性质，只是发展程度上有所差别，正如列宁在解释社会主义制度时所说的，“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7］。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具备了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能力，它的充分发展就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其次，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但是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用邓小平的话说“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把本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更为直接、紧迫的任务列为头等考虑的问题，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产生矛盾的时候，环境保护往往被忽视，于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势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反而许多导致生态危机出现的诱导因素在社会主义国家大都广泛存在，这就回答了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生态危机的疑问。以我国为例，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仍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首要任务，生态建设往往被排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之后，加之我国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之间的协调机制也尚未建立起来，传统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尚在逐渐转型的过程之中，现代化的绿色技术体系远没有形成，体现生态理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绿色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建立健全，民众的生态文明意识还很淡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我国的生态殖民入侵不断上演，这些都是导致我国资源环境问题存在的现实因素，这也成为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瓶颈。
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篇8
一、《资本论》中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容
马克思的 《资本论》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经济细胞开始，分析了商品的两重性和商品生产过程的两重性，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矛盾及其发展规律，特别是他的经济危机的理论，具有极其丰富的生命力和科学内涵。
1．资本的本性是经济危机产生的直接诱因。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是一个特定的政治经济范畴，它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货币、钱、财富都不是资本，只有这些东西被用来当作生钱的工具的时候，它才是资本。西方经济学家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 “资本家的贪婪”，但是资本家只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因此，资本家表现出来的本性只是资本的本性，而资本的本性就是“为发财而发财”。马克思曾援引英国评论家邓宁的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如果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有300％的利润 ，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家对金钱的贪婪 “就像踏车上的白鼠，一直在快跑，为的是跑得更快”。也正是资本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贪婪，推动着生产规模越来越大；而且由于财富中的大部分由资本家占有，他们是资本的绝对拥有者，劳动者的购买力相对于不断扩张的企业产能是趋于下降的。于是，商品就卖不出去，资本就无法完成周转，企业被迫闲置生产力，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资本的本性是导致经济危机的直接诱因。
2．经济危机理论的核心逻辑。关于经济危机，马克思说：“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来到了。”列宁指出：“危机是什么?是生产过剩，生产的商品不能实现，找不到需求。”在共产党宣暮中，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美国大萧条时期报纸有这样一段报道，深入浅出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孩子对妈妈说：“太冷了，为什么不点炉子?”妈妈：“因为你爸爸失业了，我们买不起煤。”“爸爸为什么失业了?”“因为他是挖煤的，煤太多了。”社会生产的增长超过了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导致生产相对过剩，消费者有需求却没有购买力，于是生产者卖不出产品或服务，不能给员工发足够的工资，一部分人失业，失业的人更缺乏购买力的恶性循环。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的核心逻辑包括经济危机的实质，经济危机的根源和经济危机的特征。其中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本质体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已经超过了劳动群众的实际需要，不是社会产品的绝对过剩，而是一种相对过剩，是相对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出现的过剩。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
经济危机的爆发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决定的。“生产力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群众消费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生产过剩的基础。”《资本论》中有如下论述 ：“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发展的界限。”由于资本主义竞争规律和剩余价值的存在，资本主义本身具有一种盲目提高生产能力和无限扩大生产规模的趋势，生产的社会化为扩大生产的趋势提供了物质基础。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生产的社会化内在要求各部门、各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的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使得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可能建立起使经济良性运转所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关系。因此，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就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对抗性质，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正是资本主义 自身的质的规定性，决定了资本和劳动收入的两极分化，引起群众购买力不足，带来有效需求的不足，从而最终影响到生产领域，导致生产过剩的产生。这便是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的核心逻辑。这一内在逻辑受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支配，只要矛盾不解决，经济危机就会与资本主义如影随形。一次危机过去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基本矛盾又会逐渐重新激化起来 ，使另外一次危机成为不可避免。
3．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马克思从社会制度层面去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于是，资本主义无法消除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决定了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经济危机的这种周期性使资本主义再生产也表现出周期性，这种周期包括四个阶段：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危机往往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繁荣时爆发，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这时达到最尖锐的程度。危机首先在商品流通的某一环节出现，然后迅速波及各个部门，最后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严重混乱。危机之后是萧条阶段。在萧条阶段，商品供给超过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现象有所缓和，生产不再继续下降，失业人数也不再增加，但过剩商品还未完全销售出去，社会购买力仍然十分低下，社会经济呈停滞状态。萧条阶段之后，市场情况有所好转，生产开始逐步回升，经济逐渐摆脱停滞局面，于是萧条阶段过渡到复苏阶段。在复苏阶段，由于市场的扩大，价格开始上升，利润渐有回升，从而刺激着资本家增加投资 、扩大生产。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逐渐加快，社会生产超过危机前的最高点，进入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在高涨阶段，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只是暂时的，繁荣包含了新的危机的先兆。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矛盾发展到尖锐程度时，危机必将再次爆发。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下一个周期。
马克思在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对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指出生产过的危机的重要特点是它的以固定资本更新为基础的周期性永久的危机是没有的。固定资本与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克思谈道：“它们 (危机)是以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是流动资本的相对的生产为基础的。”固定资本大规模新，虽然可以暂时促进复苏，但却不能从根本上使资本主义摆脱危机，相反，它又为下次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到来创造了物质基础。于是这种固定资本生产过剩会引起危机周期性的发生。从1925年英国第一次发生普遍性生产过剩危机开始，每隔8～10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发生一次。
既然经济危机具有上述发展趋势，那么怎样才能消除经济危机呢?据此 ，马克思提出了他自己的政策主张，那就是 ：破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的公有制，按照社会需要对社会各生产部门实行有计划的调节，对全社会的生产实行统一的组织与管理；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校正社会财富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对产品按照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分配。只有这样，生产关系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性质 ，保证社会化大生产按比例地协调发展，从而从根本上消除生产过剩的根源。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价值
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分析逻辑是否经得住现实的考验呢?是否对当今经济危机具有解释能力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价值所在。
1．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依然适应。这次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的破坏力相当巨大，美国、欧洲发达国家的救市政策发挥作用的成效十分有限，2009年2月 《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最近提出经济危机的阶段说，他认为经济危机依然处在演进过程，目前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它的危害将大大高于第一阶段，危机将从投资银行转向商业银行领域 ，直接对美国商业银行系统造成冲击。从西方反思危机的思路来看，往往集中于 “监管缺位”、 “政策失误”、 “低估风险”，认为此次危机与1929年大危机的原因大相径庭，即存在有效需求 “过度”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差异。但是从根本上说，资本世界的各种周期爆发的经济危机并无本质差别：都是生产过剩危机。从1929年大危机演变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只不过是把 “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因为表面看此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导火索不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过于旺盛，但是本质上是房地产业的生产过剩。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为了缓解房地产业的生产过剩，通过 “透支”这一将未来收入的资本化手段来刺激消费者实现扩大需求的目的。以至于一些并不具备还款能力和信用低的人通过透支满足自身的过度需求。面对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消费也进一步膨胀，以致出现了大量缺乏应有的收入基础的过度需求。从而出现了不负责任的廉价信用所导致的房地产过度膨胀的恶性循环。于是，马克思生产过剩的危机的逻辑：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经受住了现实的考验，对于时下这场肆虐全球的经济危机具有极强的解释能力。
2．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依然适应。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则是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定性，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经济危机的根源。而西方世界把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为 “华尔街的贪婪”，危机的根源最终锁定在人性的贪婪上。然而这一论断并不具有说服力。科技革命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又造成结构性问题，失业率高居不下，贫困差距继续扩大，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持续过大、金融体制过度自由化，体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监督等 ，产生了新的矛盾，加速了社会分化。而经济全球化又进一步加剧了各种矛盾。鉴于这种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对经济体制进行调整：例如调整经济政策、建立国家宏观调控机制、调整所有制形式。尽管上述的调整政策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但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美国人盛行借贷消费，表面来看是文化乃至所谓价值观问题，而实质是社会大众的 “相对贫困” (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越来越低)与 “绝对贫困” (一旦失业即会出现)导致社会购买力 日趋萎缩，而资本为了获取更多乃至超额利润，生产出远远超出大众购买能力的商品房、汽车等消费品，为了将这些 “剩余产品”转化为利润。他们又生产出各种金融衍生产品，销售给购买力日趋萎缩的民众。这恰恰是 符本论》所强调的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大众购买力萎缩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现。这一矛盾，其实也是以市场作为主要基础调节手段之社会普遍存在的基本矛盾，只是经济自由主义登峰造极，不断累积与加剧这一矛盾的恶化与爆发。通过消费信贷提升购买力，缓解生产过剩的措施只能在短期内发挥作用。换言之，只要 “透支消费”不停止 ，那么即便没有 “次贷”问题，也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而且在虚拟经济严重超越真实经济的大环境下，这种危机将会越来越频繁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得到解决，马克思就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也许只是在某个黄昏时不经意地飞过狐城鼠社，就足以让不喜欢他的绅士淑女们出一身冷汗。” [脚 马克思在～百多年前就已经预见到这个问题了。
3．经济危机的周期性规律依然适用。在西方，人们对经济危机周期的长短的关注要远远高于对危机周期性的原因的关注。西方经济学家看待此次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三种观点：U型、L型和w型。U型是经济下来了见底之后就起来了，这是最好的一种类型；L型是经济下来了之后会在低位持续运行较长时间；而w型是上下起伏 ，波动较大。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固定资本，平均大约l0年左右就需要实行更新，固定资本的这个平均的生命周期，是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间隔时间创造了物质基础。二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决定周期长短的因素，除了固定资本的更新以外 ，还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加强干预经济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延缓或加速经济危机的爆发，情况更加错综复杂。政府为了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往往会采取一系列的反周期措施，包括在危机和萧条阶段的膨胀性政策以及在复苏和高涨阶段的紧缩性政策，使周期发生了变形：危机的来势没有过去那样凶猛，萧条和复苏两个阶段，界限不清；高涨阶段经济增长乏力，有时还发生曲折和波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萧条和复苏两个阶段混淆在一起，不易划分，从表现形式看，整个周期是由危机、 “回升”和高涨三个阶段组成的，而不像过去那样 由四个阶段组成。于是，就会出现前面所提到的U型、L型和w型三种危机发展的形式。至于危机爆发时的具体情况各次都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它都是在其他多种因素影响和不同条件下发生的，不过这些都是一些从属的影响因素。但是这种周期形态变化的新现象，并没有否定马恩关于经济危机四个阶段的划分，恰恰反映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严重干扰对周期性影响，是资本主义矛盾激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一个长波下降意味着一个萧条的投资时期，当替代性投资重新出现、乘数加速器机制在上升方向上再次起作用时，回升就开始了。对投资需求的刺激将改变整个经济面貌，为新的创新高潮提供舞台。” 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仍然是周期变化的基础和前提，资本主义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周期的形态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因此，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理论仍然是认识当前危机现象的根本依据。尽管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干预措施，包括对经济的某些调解和福利政策等，危机爆发的具体情况有所改变，但危机仍然周期爆发，这一事实就确凿地证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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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篇9
（一）关于其内涵的深层解读
如果说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就当下生态问题的衍生与补充，那么是否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不具备对于生态问题的探讨呢？这种思维是错误的，在早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就曾经指出并反思工业化的发展是否会为生态环境带来负担的问题，并反复强调在实质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态危机是必然出现的，且不仅仅出现在生产领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于能源的需求也不断提高，生态危机会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言的过度到消费领域，资本主义社会是必然面临生态危机且是继经济危机后，又一大威胁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危机。由此可见，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内涵，就是在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恶化，导致生态危机出现的政治根源，通过生态视角，辩证的看待经济、人、需求与生产之间的关系，进而通过揭露出其弊端来为生态危机的产生定义。
综上所述，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就是指出生态危机的根源，然后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指导思想，作为生态危机解决的理论依据，为生态危机解决，推进社会发展为绿色、文明、和谐的人文社会而努力。
（二）关于其发展方向的深层解读
实际上，生态危机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科学技术发展越是迅猛，对
于生态能源的需求就越是庞大，造成生态危机的出现就越发提前，但是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虽然两者息息相关，甚至科学技术发展已经对生态危机的出现起到了引导的作用，但是造成生态危机出现的社会根源，并不是科学技术，而是人。
在上文中提到，造成生态危机出现的政治根源，是源于资本主义发展，这是必然的，而造成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则是人。人的思维意识是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带来创新创造的根本，因此，人，或者说人的主观能动性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强调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原则上进行的，而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其本质内涵就是反生态的[1]。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与前进，对于未来而言，人类最需要的，就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指出的“经济与生态的共同可持续发展社会”。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和生态三者之间，本身就是互为一体不可分割的。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经济学中，对于生态思想有着基础的定义和分析，它强调“劳动”与“物质财富”的自然性，而在此基础上，伯克特又指出，除了前者的自然性外，“劳动”产生的“物质财富”必然会出现对于“剩余价值”的理论分析，而这一基础，也应当具备自然性。固而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方向，就是在物质和自然辨证关系探讨中，指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指明两者必然共同发展，共同存在的发展道路。
（三）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
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物质与自然，而其异化消费，又造成了由经济危机过渡到生态危机的必然条件，很多学者在生态危机的立场上，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提出过批判，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英国学者戴维??帕等，实际上他们的批判存在共同点，就是普遍认为生态学和社会主义本身是可以有机结合的，这种结合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势必会取代当下的资本主义制度，并能够解决生态危机，继续维持社会的稳定发展。
在批判的同时，辩证的讨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对于其内涵和发展做了更加进一步的解读，提出了“联姻”意识。“联姻”意识指的就是将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联系在一起，通过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对其根源和辩证理论进行进一步阐述[2]。
二.深层解读生态理论的现实意义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再一次推进了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出现也很好的佐证了这一点，但是实际上，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能源消耗，反而促使地球生态环境不断陷入危机状态。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现，不仅仅具有理论意义，更是对于当下生态危机的解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对于其现实意义的深层解读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还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其现实意义也是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衍生的，如对于当下社会生态问题的辩证看待，就始终坚持经典马克主义理论中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并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走向灭亡，但是事物都应当辩证统一的去看待，对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如此，相比较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方面它指出造成生态危机的政治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对于资本主义本身批判不彻底，另一方面?m然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很多针对当下生态环境危机的现实问题探究，但是问题本身又脱离了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明显的调和。虽然这与马克思主义初版中所具备的“乌托邦”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本质还是带有调和色彩的阶级理论，但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于我国就生态问题的思考，依然提出了很多具有可借鉴性和创造性的理论依据[3]。
我国近年来不断强调“生态文明”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生态也正式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我国就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的今天，对待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始终秉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的完善自身，并积极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逐渐转化为系统全面带有明显中国色彩的特色化理论，带指导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换言之，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除了指导思想和现实意义外，还具备一定的对于未来的启示作用，这种启示作用不仅仅是作用于社会主义国家，更是作用于全球、全人类的发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实质上就是解决人类基本的生存问题，为人类生存指明新的方向，并坚实有力的理论基础为后盾。
（二）基于现实意义的启示分析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反复强调的“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实际上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深层分析。马克思主义最终所倡导的理想“乌托邦”，就是存在社会理想的共产主义，因此，消除生态危机的根本理论，也应当是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同时坚信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发展中的灭亡必然性，坚定不移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我国而言，则是结合本国国情，坚定不移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生态文明”，由工业生产转化为现代化生产再转化为生态的转型生产发展。
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篇10
马克思提出货币的内容就是金银：“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而且他还指出：“由于这种社会过程，充当一般等价物就成为被分离出来的商品的特殊社会职能。”“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马克思研究货币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他说，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所以，货币的本质是商品。货币不仅是商品，也就是具有一般商品的共性，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且是一种特殊商品，即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所以“只要理解了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货币分析上的主要困难就克服了。”货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交换的发展，经常地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商品比较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时，它就成了货币，当所有商品的价值都用货币来表现时，它就成了货币形式。
“物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来说没有交换就能实现，就是说，在物和人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相反，物的价值则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就是说，只能在一种社会过程中实现。”由此说明，商品不是物，而是物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虽然货币体现的是价值，但实质上是体现了人们在参加社会劳动的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商品交换与商品流通为依托在《资本论》中阐述了货币的五种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他认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基本职能，而后三者是派生出来的。它们间是有机的整体，彼此间存在着递进和互补的关系，二者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货币的本质。货币的职能产生于商品流通，离开了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职能就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
二、货币流通论及信用货币论
货币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是一种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特殊的商品。在进行商品交换的过程中，货币的流通也就形成了自己的规律。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基础与前提，而货币流通是商品流通的必然结果与根本动力。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数量与商品的价格总额成正比，与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成反比。用公式来表示即为：M=PX/V。M表示商品流通中的货币数量，P表示商品价格，X指代销售商品的数量，V是货币流通速度。此关系揭示了商品与货币的联系，从而更直接的体现出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内在相关性。
信用货币并不是直接产生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程的，而是在执行其支付手段职能的过程中产生的。信用货币不同于纸币，信用货币的范围更加广泛，主要指各种证券，如股票、债券、基金等等，它本身没有价值，以信用为基础替代货币执行流通手段，并可兑换为现实的货币。信用货币既扩展了货币的职能范围，又人为地扩张了社会虚拟资本，加深了社会经济与货币危机。
三、目前金融危机的特点与根源
（一）目前金融危机的特点。
1.最近几次金融危机没有任何征兆，波及到许多的金融机构，具有明显的突发性和全球性特征，将世界整个金融市场推入了灾难中。
2.金融危机通常首先从金融领域为起点的虚拟经济领域爆发的，然后伤及实体经济，致使出口锐减，大量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增加，消费者收入减少，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产生通货紧缩，导致经济衰退。
3.金融危机表现为消费的过度和进行负债消费。银行为了追逐利润，给一些原本没有消费能力的人提供贷款，让他们也进入消费领域，当这部分消费者没有能力偿还贷款时，就引发了信用链和资本链的断裂。
（二）目前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认为危机的可能性是隐藏于支付手段的链条中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才会暴露出来。所以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实质是生产的相对过剩。当今世界，金融行业广为发展，金融投机活动猖獗，信贷营业活动过度扩展，都是造成金融危机的一些重要因素。
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而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引起的，它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其核心是支付链条的断裂，信用的破坏和商品的贬值。这主要是由于银行提供了过多的信用货币给无力消费的消费者，消费者没有能力偿还贷款时，被拉长的资金链条必然断裂。
四、我国应采取的防范措施
第一，虚拟经济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必须加强对虚拟经济的有效管理。如果虚拟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就可能变成投机经济，为经济运行带来不断增长的泡沫。由于我国的金融业有外汇管制及市场分割机制，所以在金融方面冲击不大。但中国是一个出口导向型贸易模式的国家，国外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出口锐减，制造业困难，失业人口剧增，消费需求下降。此外，创新的金融衍生品能够散风险，但也会使分散风险的链条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所以我国必须加强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防止过度开发。
第二，中国应减少实体经济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当今的中国经济结构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一旦世界消费市场恶化，对我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政府需大力地扶持中小企业，调整经济结构。在全球化经济的背景下，我们一方面要防止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向我国转嫁危机，又要从过分迷信西方发展模式的思路中解放出来，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的发展模式，要结合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解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吸取西方的经验教训，完善金融体系的管制，抑制虚拟经济过度膨胀，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篇11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是由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所导致的，即是由于利率变化和房价波动引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认为，美国次级贷款之所以引发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的危机，利率与房价波动是关键因素。首先看美联储利率政策及贷款利率的变化。美联储从2001年初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次贷规模迅速增加。但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忧，美联储从2004年6月起逐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与房屋贷款利率。利率的上升无疑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形成压力。其次是美国房屋价格普遍出现大幅下降，利率变动影响到借款人的融资成本和还款能力，而房屋价格变动则影响到借款人的还款意愿，两者共同决定了次级贷款的违约率。房价增速放缓甚至下跌是到期未付率开始上升的重要原因。［1］
2.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
另一种观点从金融市场层面挖掘次贷危机的原因，强调了次贷危机中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与金融市场操作不规范造成的影响。如何帆、张明（2007）将利率上升和房价下跌归结为次贷危机发生的触发动因，并从创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市场操作视角出发，将次贷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归纳为：宽松的贷款标准和创新的贷款品种、风行的证券化和偏高的信用评级。金融衍生产品创新方面，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面向的是那些收入较低、负债较重的、原本不够资格申请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购房者群体，同时房地产金融机构开发出多种抵押贷款品种，如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另一方面，从金融市场操作角度看，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迅速回笼资金，以便提供更多笔抵押贷款，可以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实施证券化，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在市场繁荣时期，信用评级机构有时候通过提高信用评级的方式来讨好客户，主观上降低了信用评级的标准，而证券化产品偏高的信用评级导致机构投资者的非理性追捧，最终导致信用风险的累积。［2］
此外，刘克崮（2007）［3］、冯科（2007）［4］等也认为，次贷产品设计本身存在缺陷，且过度衍生,使得风险跨市场传递；而且信用评级机构的中介独立性弱化，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工具被过度滥用，是产生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
3.金融监管不力。
还有许多学者将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原因归结为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缺失。罗熹（2008）认为，对金融机构监管的放松是导致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在此次受次贷危机影响较大的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国家实行的是典型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该模式信奉自由贸易主义、最低政府干预以及最大程度的竞争，其逐渐放松的金融监管使得其金融体系常常陷入危机当中。首先，从美联储的职能看，以往美联储在金融市场发生动荡时采取的救市行为容易助长投机心理，甚至产生不负责任的道德风险。其次，从对金融部门的松懈监管看，监管机构了旨在将投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让商业银行能够从事全能银行的业务。在美国，金融扩张的幅度明显大于其所服务的实体经济，而且随着监管的绊脚石被移走，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危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5］
4.流动性过剩。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流动性过剩是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人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与流动性过剩联系起来。华民（2008）认为，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全球流动性过剩。由于全球经济进入成本竞争后产生了价格持续下降的通货收缩效应，从而导致货币需求的减少、美国长期累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规模巨大的贸易赤字，导致了美元的过度供给等因素，不可避免地造成全球性的流动性泛滥。过剩的资金大量购买高风险资产，从而引发了以美国次级债为典型的金融风险。［6］陈雨露、庞红、蒲延杰（2008）认为，就根本而言，次贷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紧缩政策的时滞和全球的流动性过剩。随着美国利率的不断提高，货币紧缩政策的累积效应逐步积累沉淀，最终引发次贷危机突然大规模爆发；而在全球资金供给过剩的背景下，贷款标准降低，贷款规模过度扩大，最终演绎成为全球潜在的金融风险。［7］黄纪宪、张超（2008）则试图从商业银行这一视角，探讨流动性过剩背景下商业银行风险不断积累的原因。他们认为，银行流动性过剩会影响商业银行的竞争行为，导致过度竞争，使得次级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快速膨胀。［8］
5.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
当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虚拟资本的运动，虚拟经济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失衡角度出发研究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
杨圣明（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最深的根源之一是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由于价值背离使用价值，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之一，就在于虚拟经济（其主要代表是金融业）严重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9］
杜厚文、初春莉（2008）从美国房价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对比、出租房屋空置率两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多年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在虚假繁荣的外表下泡沫化程度十分严重。同时市场的杠杆作用又导致虚拟资本价值过度膨胀。脱离实体经济的泡沫资产一旦开始向真实价值回归，就必然导致泡沫的破裂。所以，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产生的资产泡沫终将破灭，这才是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10］
6.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还有一种观点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分析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这种观点认为，虽然历次经济危机的直接或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危机的本质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张宇（2009）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分析，指出当前的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发展阶段的一次总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并有了新的发展，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更加严重，在此基础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全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的结果，危机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终结。［11］
白暴力、梁泳梅（2008）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原因是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起危机爆发。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此外，金融产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因素推迟并加深了经济矛盾，导致本次危机的集中强烈爆发。［12］
张宇、赵峰（2008）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与这一基本矛盾相联系的经济危机也始终与资本主义经济相伴相随。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兴起，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美国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全面推广和贯彻，激化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推动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市场监管和国家干预的放松或缺位，导致了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以及经济的金融化，导致整个经济生产的利润总额增长放缓甚至绝对下降，最终形成资本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1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朱安东和尹哲（2008），他们认为，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近30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化以及贫富分化。［14］
吴宣恭（2009）指出，由于滞胀问题的存在，为提升乏力的消费力，美国一方面大力发展消费信贷，鼓励居民大量借债；另一方面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供美国国内放胆扩大消费。这种信贷消费模式所遮掩着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消费能力相对缩小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同时，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对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产生和加剧起了巨大的助推作用。［15］
顾钰民（2009）通过对金融危机实质的分析指出，源自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在通过金融领域的活动得到缓解的过程中，隐含着使这种生产过剩进一步深化的隐患；在现象上表现为金融活动的失控，实质是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金融活动的失控和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相互交织，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出现危机的一个新的特征。［16］
此外，刘明远（2008）［17］、张作云（2008）［18］等也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上述六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如第一种观点从货币政策角度进行考察，认为是货币政策失误导致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是沿袭了著名货币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货币政策失误”理论。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乘数相对稳定，货币需求是一个稳定的函数，货币数量决定了物价和产出水平。货币供给变动的原因在于货币政策，也就是说，金融动荡的根源在于货币政策。事实上，由于弗里德曼关于货币流通量的方程式颠倒了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因此在解释物价变动与货币量的关系时出现了明显错误：是物价和产出水平决定了货币数量，而非相反。并且，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流通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只有深入到生产层面，才能找到本质原因。第二至第四种观点着重于金融市场角度，将金融危机的原因归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缺陷。但金融制度的缺陷只是为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金融危机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是经济过程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时指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需要货币流回规律为中介。即各产业部门进行交换时，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进行商品交换的货币，将按照他们投入的数额流回到自己手里。只有在宏观经济运行比较平稳时，货币流回规律才能实现；一旦货币不能如数回到自己手中，说明社会再生产出现问题，应当到生产中去寻找原因。第五种观点分析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似乎是对前几种判断的一个综合，将货币和金融层面所有问题都包含在内，但马克思早就揭示出，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而与作为其基础的实体经济相失衡只是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并且会将经济危机的影响放大，但这不是本质原因。实际上，前五种观点是从经济运行的流通层面分析原因，停留在经济运行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到生产过程。而第六种观点则从更深层次解释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样一个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使得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这必然导致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同时，为缓解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而兴起的信贷消费流行，加上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和信用体系过度发展，把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成倍加以放大，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脱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存在，但经济危机不是任何时候都会发生，它的爆发是有周期和条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而推动经济危机的爆发。
二、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于房地产市场，并通过信贷市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最终又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荡。研究实体经济发展的失衡是如何通过传导机制引发了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通过何种途径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对于我们认识经济运行过程、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领域，侧重于讨论次贷危机产生的信用风险如何传导、引致金融危机并影响实体经济。
张明（2008）分析了次贷危机是如何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进行传导的。他的主要观点和分析逻辑为：第一，基准利率上升和房地产价格下降引爆了危机；第二，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金融机构以市定价的会计记账方法，以及以在险价值为基础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导致危机从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造成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而去杠杆化在资本市场的危机深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第三，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市场的萎缩导致商业银行被迫向特别投资载体提供信贷支持，以及受损商业机构不得不通过降低风险资产比重来重新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导致危机从资本市场再度传导至信贷市场，造成持续的信贷紧缩；第四，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金融加速器机制、持续的信贷紧缩、次贷危机直接造成房地产投资下降等因素，导致危机从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19］
余永定（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发生经历了流动性短缺、信贷紧缩与实体经济萎缩这三个阶段。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使再融资者无力偿还新贷款，违约率的上升导致以次贷为基础的债券价格下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受到影响，出现流动性短缺；而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将杠杆比率降低，导致信贷紧缩，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重要影响。［20］
张宇（2009）从资本主义制度层面分析，指出当前的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发展阶段的一次总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并有了新的发展，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更加严重，在此基础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全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当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的结果，危机事实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终结。［11］
白暴力、梁泳梅（2008）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原因是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起危机爆发。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此外，金融产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因素推迟并加深了经济矛盾，导致本次危机的集中强烈爆发。［12］
张宇、赵峰（2008）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与这一基本矛盾相联系的经济危机也始终与资本主义经济相伴相随。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国家兴起，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美国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全面推广和贯彻，激化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推动了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市场监管和国家干预的放松或缺位，导致了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以及经济的金融化，导致整个经济生产的利润总额增长放缓甚至绝对下降，最终形成资本的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激化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1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朱安东和尹哲（2008），他们认为，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近30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化以及贫富分化。［14］
吴宣恭（2009）指出，由于滞胀问题的存在，为提升乏力的消费力，美国一方面大力发展消费信贷，鼓励居民大量借债；另一方面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供美国国内放胆扩大消费。这种信贷消费模式所遮掩着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消费能力相对缩小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同时，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对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产生和加剧起了巨大的助推作用。［15］
顾钰民（2009）通过对金融危机实质的分析指出，源自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在通过金融领域的活动得到缓解的过程中，隐含着使这种生产过剩进一步深化的隐患；在现象上表现为金融活动的失控，实质是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金融活动的失控和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相互交织，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出现危机的一个新的特征。［16］
此外，刘明远（2008）［17］、张作云（2008）［18］等也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
上述六种观点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如第一种观点从货币政策角度进行考察，认为是货币政策失误导致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是沿袭了著名货币主义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货币政策失误”理论。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乘数相对稳定，货币需求是一个稳定的函数，货币数量决定了物价和产出水平。货币供给变动的原因在于货币政策，也就是说，金融动荡的根源在于货币政策。事实上，由于弗里德曼关于货币流通量的方程式颠倒了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因此在解释物价变动与货币量的关系时出现了明显错误：是物价和产出水平决定了货币数量，而非相反。并且，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流通领域，而是在生产领域，只有深入到生产层面，才能找到本质原因。第二至第四种观点着重于金融市场角度，将金融危机的原因归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缺陷。但金融制度的缺陷只是为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金融危机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是经济过程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时指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需要货币流回规律为中介。即各产业部门进行交换时，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进行商品交换的货币，将按照他们投入的数额流回到自己手里。只有在宏观经济运行比较平稳时，货币流回规律才能实现；一旦货币不能如数回到自己手中，说明社会再生产出现问题，应当到生产中去寻找原因。第五种观点分析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似乎是对前几种判断的一个综合，将货币和金融层面所有问题都包含在内，但马克思早就揭示出，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而与作为其基础的实体经济相失衡只是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并且会将经济危机的影响放大，但这不是本质原因。实际上，前五种观点是从经济运行的流通层面分析原因，停留在经济运行的表面，并没有深入到生产过程。而第六种观点则从更深层次解释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样一个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使得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这必然导致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同时，为缓解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而兴起的信贷消费流行，加上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和信用体系过度发展，把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成倍加以放大，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脱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存在，但经济危机不是任何时候都会发生，它的爆发是有周期和条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而推动经济危机的爆发。
二、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于房地产市场，并通过信贷市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最终又反作用于实体经济，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荡。研究实体经济发展的失衡是如何通过传导机制引发了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通过何种途径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对于我们认识经济运行过程、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领域，侧重于讨论次贷危机产生的信用风险如何传导、引致金融危机并影响实体经济。
张明（2008）分析了次贷危机是如何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在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进行传导的。他的主要观点和分析逻辑为：第一，基准利率上升和房地产价格下降引爆了危机；第二，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金融机构以市定价的会计记账方法，以及以在险价值为基础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导致危机从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造成资产价格泡沫破灭，而去杠杆化在资本市场的危机深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第三，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市场的萎缩导致商业银行被迫向特别投资载体提供信贷支持，以及受损商业机构不得不通过降低风险资产比重来重新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导致危机从资本市场再度传导至信贷市场，造成持续的信贷紧缩；第四，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金融加速器机制、持续的信贷紧缩、次贷危机直接造成房地产投资下降等因素，导致危机从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19］
余永定（2008）认为，次贷危机的发生经历了流动性短缺、信贷紧缩与实体经济萎缩这三个阶段。利息率的上升和房价的下跌使再融资者无力偿还新贷款，违约率的上升导致以次贷为基础的债券价格下跌，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受到影响，出现流动性短缺；而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将杠杆比率降低，导致信贷紧缩，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重要影响。［20］
关于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的过程及途径，理论界的观点比较一致，徐克恩和鄂志寰（2008）［21］，黄小军、陆晓明和吴晓晖（2008）［22］，曹红辉（2008）［23］，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赴美考察团（2008）［1］等，他们认为，金融危机通过投资和消费两条路径导致实体经济下滑。例如，曹红辉（2008）认为，次贷危机从住房投资和居民消费两方面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首先，次贷危机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加大房价下跌压力。一方面，丧失抵押品赎回权比例的提高意味着贷款人将处置更多作为抵押品的房屋或有更多借款人被强制要求出售房屋，增加了房屋供给；另一方面，贷款人为控制信用风险提高贷款利率，并提高贷款标准以压缩信贷规模，控制房贷风险，对住房需求也起到抑制作用。其次，次贷危机通过两方面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次级贷款的借款人中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债务状况对消费的影响相对于低收入群体更加显著；另一方面，抵押品权益撤回（MEW）金额占消费的比重从2005年起下降，对消费的影响日益突出。［23］
理论界在次贷危机如何由次级贷款市场传导至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的机理研究得十分透彻，对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和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途径分析也十分到位。许多人相信，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是以连锁反应形式依次出现的，只有在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后，金融危机才会导致全面经济危机的发生，似乎实体经济受损是金融危机的结果，而非原因。事实上，实体经济的失衡恰恰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源于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正是由于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指导下，居民收入增长长期停滞，工人的实际工资甚至下降，贫富分化加剧。为维持生活水平，多数家庭不得不大量借债，信贷消费开始流行，而居民消费又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但这种没有实际收入增长，仅仅依靠借贷实现的虚假的消费繁荣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信贷消费减少，生产过剩的危机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而信用制度只是加速和扩大了危机发生的程度、范围和持续时间，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产业危机引起次贷危机，次贷危机通过金融信用制度进一步引起整个金融系统的危机，而金融危机又在更大的规模上、更深的层次上推动产业危机发展，这一点是目前认识比较欠缺的。
三、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金融危机将何去何从，其影响有限抑或将演变成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样的危机，也是目前国内理论界讨论的焦点。
1.金融危机影响有限。
赵涛（2008）利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分析认为，20世纪90年代IT产业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等启动了新一轮长周期，这次长周期的终结期应在2050年以后。从时间上看，当前的美国次贷危机不可能演化为类似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大危机。关于次贷危机的时间长度，赵涛认为，战后美国共发生10次经济衰退，经济衰退的时间平均为11个月左右，次贷危机从2007年8月开始，美国已于2007年11月进入经济衰退。这次经济衰退的时间长约11-16个月，美国经济在2008年年中到达谷底，2008年底或2009年初结束，2009年出现全面复苏。［24］
黄隽（2008）利用2000—2007年美国十大银行的财务数据，对银行的基本业务性指标、稳定性指标和效益性指标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主要银行的影响有限，美国十大银行的基本面没有受到很大冲击。次贷危机的影响还将持续，但对人们心理和信心因素的影响要大于对经济的实质影响，只要银行的支付系统和支付能力没有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并不会导致真正的金融危机。［25］
2.危机尚未结束，但美国经济长期内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很小。
李翀（2007）认为，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造成了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损失；导致信贷市场提高贷款条件和减少贷款数量，造成信贷市场的收缩；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造成房产市场的收缩；通过股票、信贷和房产市场三个途径造成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下降。但由于此次次贷规模并不大，考虑到美国中央银行对经济的干预，次贷危机可能导致美国消费支出、投资支出、进口支出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小幅度的下降，但不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严重的破坏性影响。［26］
李向阳（2008）在《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认为，次贷危机存在向纵深发展的可能。目前，次贷危机尚未全面扩展到信用违约掉期领域。其发展前景一方面将取决于政府干预措施能否遏制金融市场的信心危机，另一方面将取决于能否遏制房地产价格的继续下跌。从调整的时期和幅度来看，美国房地产市场会在2009年下半年进入稳定状态。进而，金融市场会趋于稳定。［27］
3.美国经济在长期内将步入衰退。
陈雨露、庞红和蒲延杰（2008）认为，次贷危机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已经确定无疑，唯一不确定的仅仅是衰退的程度。现在所暴露出来的次贷损失，可能只是世界金融体系总体损失的一小部分，次贷危机并未触底。全球经济将面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可能同时出现的局面。［7］
李慎明（2007）根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和新的高科技革命可能使美国摆脱正常的商业周期危机的影响，但却无法使其摆脱长波周期危机的规律。他接受比利时经济学家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的观点，认为美国经济从1967年起，已经进入长波收缩期中的衰退。从1993年3月至2001年3月美国经济长达近10年的繁荣，仅仅是美国经济进入长波收缩期衰退中出现的特例。美国经济要走完这一衰退时期，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28］
总之，对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V字型，即触底反弹，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U字型，即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经济放缓将维持一段时间，然后才会逐渐复苏；L字型，即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在较长时间内将进入衰退阶段，这是比较悲观的观点。目前国内理论界大多数人都集中于分析经济危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之间关系这个问题却少有关注。我们认为，历次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就会产生许多新变化，如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等，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取消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从而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一方面，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危机的破坏性，但另一方面，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使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不能充分发挥危机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危机对生产的强制性调节作用，以暂时解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这就使生产能力的过剩经常化，加深了生产过剩的危机，使经济危机不是消失或者转移了，而是爆发得更加频繁了。［29］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继续存在和更加频繁的爆发，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因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的同时，用一系列自我调节和改良措施去缓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束缚，并采取一系列社会调整措施，如企业职工持股、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使劳资矛盾趋向缓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保持稳定。简言之，正如马克思揭露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我们要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趋势及其与经济危机的关系。
四、对中国的启示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的一般层面是存在共性的。因此，此次发生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为我们把握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提供了重要启示。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讨论：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和经济结构。
1.货币政策方面。
吴培新（2008）通过对次贷危机形成机理以及对现行货币政策框架的含义分析，对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改善提出了四点启示：（1）在坚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也要适当考虑资产价格的过度偏离以便采取防御性的货币政策；（2）由于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有“时间不一致性”的新的表现形式，因此必须延长货币政策目标的覆盖期限至整个经济周期，并考虑货币政策在全经济周期中的均衡性；（3）以央行为主导，加强三大监管机构的合作与沟通，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宏观金融审慎监管协调机制，以改善货币政策环境，抵消金融系统的过度顺周期性；（4）开展对我国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框架的内在不稳定性研究，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大起大落。［30］
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2万亿美元。李若谷和冯春平（2008）认为，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巨大，迫切需要加强对外投资。次贷危机以后，美国一些金融资产价格相对缩水，更接近合理的价格区间，为中国对外投资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契机。［31］
2.房地产市场方面。
蒋先玲（2007）认为必须从意识上强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也是一种风险资产；警惕住房抵押贷款的潜在信用风险,严格贷前审查；认为我国已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条件，应尽快总结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经验并进一步推广；寻找有效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对利率杠杆的使用要慎之又慎，完善土地出让制度，提高土地管理机关、房地产交易管理机关的透明度，减少商业腐败等，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32］
刘克崮（2007）认为，借鉴美国用次级贷款等市场方式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总体思路，加强住房金融市场分层和金融产品创新，将有利于我国形成完善的住房金融体系，以多种方式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问题。［3］
麦元勋、刘湘云（2007）则对抵押贷款的证券化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当市场参与主体过度追求利润而滥用资产证券化工具时，资产证券化不但不能分散风险，反而会沿资金链条迅速将风险传播出去，最终演变为影响广泛的危机。应坚持审慎原则促进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33］
汪利娜（2007）认为，“人人享有适当住宅”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买房，让无支付能力的低收入者进入购房市场，不仅事与愿违，还会产生许多负效应。一个优化的市场结构应是新建房与存量房、出售房与租赁房、商品房与政府提供公共住房的统一。［34］
3.金融市场方面。
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在金融市场方面的启示，大家的观点比较一致，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首先看关于金融业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的讨论。如蓝庆新（2008）认为，必须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意识，完善风险防范制度。我国银行必须加强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建设，提高金融机构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35］黄润中（2007）提出，金融创新工作要特别注意掌握规律，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是把双刃剑，必须在趋利避害中寻求利益最大化。［36］罗熹（2008）认为在银行风险管理方面有以下启示：一是在投资、信贷活动中要坚持独立的风险判断，确保对风险的识别、控制能力，不要投资于“不懂”的产品和领域。二是现代金融领域各类风险的内在关联性越来越大，风险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复杂。当今的金融风险很难孤立地进行识别和管理，要求国内银行必须加快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三是要有明确的风险战略、政策制度和健康的风险文化，健全内部治理结构，严格执行风险政策和制度，在风险收益的长期平衡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四是要进一步密切关注我国房地产市场走势，重新检讨现行的住房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估计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大规模不良贷款的可能性。［5］
其次看关于金融监管的讨论。张雪春（2008）指出，必要的中央银行监管职能，有利于中央银行在危机处理中积极有效地履行职责。必须赋予中央银行必要的监管职能，进一步完善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的实时信息交换机制和维护金融稳定的预警机制。此外，在构建存款保险机制时，中央银行应该占据特殊地位。从这次美国次贷事件看，在危机发生时，中央银行是站在第一线的，应当与存款保险机构共享信息，并与存款保险机构的运作有相当的默契。［37］阳建勋（2008）认为，为减少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必须构建完善的市场纪律约束机制，加强市场化监管，同时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准入机制、金融市场行为监管机制和金融市场退出机制；加强监管成本意识，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38］
4.经济结构方面。
张宇、赵峰（2008）在深刻揭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源的基础上，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重要启示总结如下：（1）注重社会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国现阶段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应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为我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奠定基础。（2）在以股票、债券等为基础的虚拟经济中，由于资本的运动与实体经济的运动往往是脱节的，市场失灵的问题更加突出。作为一个处在发展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有效发挥国家的调控作用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3）当前的金融危机证明了新自由主义不顾一切的盲目的私有化是有害的，我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4）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大和加深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无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影响，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13］
何干强（2008）从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关系角度分析认为，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将小汽车产业和房地产业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支柱行业是不合理的。如果过多地发展脱离一般老百姓消费力的高档商品且超出一定限度，产生供过于求而导致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商品流通遇到困难，这就必然反映到货币流通上，引发金融问题。并且，引起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市场社会分工制度的自发性有关，私有制比重越大，这种自发性就越大。因此，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振兴新型公有制经济；同时从有利于人民角度出发，调整产业结构。［39］
朱安东、尹哲（2008）认为，应出台关乎民众利益的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在稳定物价的同时提高中低阶层的收入，降低贫富分化的程度，提高居民消费和内部需求，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14］
余永定（2008）认为，在积累了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损失分担者”，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能保持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但这些顺差代表中国可能或已经遭受的真实财富损失。因此，中国必须加速经济增长方式、增长战略的调整，坚决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尽快转移到内需上来。［20］
吴敬琏（2009）认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根本方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实现这一转变存在体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各级政府仍然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因此，要继续深化尚未完成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产权改革进程，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权，提高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效率。［40］
彭兴韵、吴洁（2009）则认为，次贷危机归根到底是自由市场竞争体制的危机，虽然完全排斥市场机制会阻碍经济发展，但那种迷恋于完全自由市场竞争的发展道路，终究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只有在政府的宏观引导、风险及时得到消解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才能够较好地服务于社会与经济的发展。［41］
从我国理论界关于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启示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对启示的讨论是建立在对原因的分析的基础上的，对金融危机产生根源的不同层次的研究决定了在不同层次提出各自的启示和对策。将此次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失误的观点，主张采取预防性的货币政策；房贷的发放要严格审核，并从制度上保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认为金融危机主要是由于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操作失误引起的观点则更侧重于从金融角度，要求银行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合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加强银行风险管理，监督机构必须充分发挥监管职能。另一些学者在认识到金融危机发生的本质原因后提出，应转变我国经济结构，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注重社会公平，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我们认为，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根源于产业危机，通过信用制度和经济全球化将危机扩散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及世界各国，并加深其影响的范围、程度和持续时间。因此，上述各种观点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归纳出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在经济运行各层面应把握和注意的问题。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应该认识到，此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种债务危机，是因为生产的商品在流通中遇到困难而导致货币流通不畅引起的，因此，要从生产领域寻找解决办法，同时调整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制度，标本兼治，从根源和外部条件上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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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篇12
1.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萌芽
19世纪40到50年代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标志着经济危机理论的萌芽,并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周期,以及周期的几个环节，包括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随后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环节作了调节为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反复循环。在《共产党宣言》中,他通过分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揭示了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制度，首次把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使经济危机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
2.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成熟
19世纪50年代后期，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产生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著作中，其中阐释了危机理论的基本框架。马克思指出简单商品流通中，危机就可能出现，当货币行使流通手段职能和支付手段职能的时候，经济危机的就存在了出现可能性。其次，马克思证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下生产过剩是固有的，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使经济危机的存在提供了可能。
3.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
19世纪60年代,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入研究了经济危机理论，揭示了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此时的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研究的重点放在危机出现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首先马克思分析了经济危机出现的可能性，揭示并分析了这种可能性存在的两种形式；其次马克思深入研究了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这一问题，揭示了危机从可能变为现实的几个前提，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活动，以及资本在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资本论》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形成。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主要内容
1.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转化
马克思揭示了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简单商品流通中，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会直接造成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就存在发生的可能，在这种流通过程中，买卖统一，简单的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在这种交换形式下危机发生的可能很小。但当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进行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得到发展，（W—G—W）之后,买卖双方不一定再是统一的,买和卖成为独立的行为。当买卖不一致,就存在生产过剩而引发危机。其次马克思指出危机存在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条件，包括生产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其次达到一定程度的生产，第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采取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最后就是生产中不同资本的竞争。
2.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从生产与消费的二者来看，资本家的目的是获得最大化的剩余价值，所以不断的创造出剩余价值，盲目的扩大生产规模，而消费力相反缩小，这时生产力越是发展，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就越不协调。生产作为生产力的表现形式，消费作为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生产和消费的不协调就演变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一旦发生就会导致了经济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是经济危机的本质，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
3.信用制度导致经济危机存在
马克思对信用制度作了公正的评价，有促进的积极作用也有其消极作用。信用一方面能够对生产扩大起加速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信用制度不断超过资本积累的限额，提倡的透支消费和违约率导致了市场的虚假需求。这时经济危机很有可能爆发。信用制度使得收入与消费需求就不再限制,市场中会出现虚假的需求与资本,从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张和盲目扩大;最后爆发全面的经济危机。
4.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具有周期性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有危机、萧条、复苏、高涨这四个阶段。运作过程是萧条期,资本主义生产停滞，为复苏做准备。复苏期资本主义的经济恢复增长，各种矛盾得到缓和。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生产就进入高涨期，高涨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矛盾再次不断积累、激化，最终经济危机再次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周期循环。
5.对经济危机的影响辩证的看待
辩证的看待经济危机两面性的影响。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积极的一面，经济危机的爆发会使落后的生产模式淘汰掉，产业结构得到升级，更新了固定资本,为后期的生产打下基础，促进后期发展的生产力。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是众所周知的,经济危机不仅对资本主义国家乃至对全球的影响都非常大，对经济破坏力很大，严重阻碍了全球经济、各国生产力的发展,浪费社会财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断深化。
二、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综述
马克思并没有在其著作中提出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论。“在马克思生前出版的著作中，关于危机的理论探讨只不过是一些警句式的简短评论。”即使有这些困难存在，但是不缺乏国内外学者对其理论进行研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1892年，考茨基出版了《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一书，他分析的重点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及其长期生产过剩理论，“震撼世界市场的现代的巨大危机，是生产过剩的结果”。但考茨基并没有充分展开这一观点，他确定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生产过剩，但是他并没有将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联系起来，他只是和“与商品生产有必然联系的无计划性的结果”联系起来了。在他看来，危机存在的可能还在于生产者对产品需求的无计划性，以及在生产方式的机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互相依赖的系统也日益复杂，这就增加了危机存在的风险。最后“信用也是使现代生产方式具有弹力的主要原因之一。”说明了信用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是危机发生的可能原因。考茨基的观点是长期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成为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导向。1910年，鲁道夫•希法亭，进一步发展了消费不足论，并在《金融资本》一书中对比例失调理论做了新发展，他认为消费不足是比例失调特殊的变现，只是经济危机的条件中的其中一个。他认为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没有找到均衡是危机的根源。其后希法亭使用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规律来分析经济危机出现的原因，他第一次利用利润率进行研究，并发展了这个理论。1913年，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一书中将重点放在了纯粹的消费不足论，在此书中她将资本主义积累的长期趋势区分于其周期形式。她忽略了生产的重要性，过于重视消费，认为其才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最终动力，只有通过消费需求才能生存，因此提出了纯粹的消费不足是经济危机的唯一可行因素这一观点。1994年，英国的克拉克在《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一书中，系统的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整理和评述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发展史，全面的概括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并通过不同时期和不同观点两条主线的危机理论，进行罗列和评述。书中根据经济危机的根源将经济危机理论分为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原则、生产过剩等。克拉克指出,“危机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薄弱、最有待发展的领域。”克拉克认为危机理论的任务就是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不稳定性。
（二）经济危机的类型
奥康纳把危机理论分为周期性危机理论、结构性危机理论和局部危机理论。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学者阿特韦尔著有《60年代以后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一书，书中阿特韦尔对各类经济危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了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国家财政危机论等，最后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危机理论处于中心地位。
（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王洛林在1998年著了《经济周期研究》一书,书中总结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的周期理论，并对周期性下了定义，他的研究重点在于经济周期理论。2004年，《利润与私有制经济问题》的作者唐有东，他的研究重点在于利润率下降是具有周期性的。随后一些学者发表的期刊论文，谢富胜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和1975—2008年美国经济的利润率》中观点是利润率周期性的下降导致了周期波动。胡婧发表于2014年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再研究》，文章界定了经济危机的相关概念，在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和内容，再次，分析马克思对其实质、根源、周期性、对信用制度等作了论述，最后对马克思经济危机主要内容的再认识。
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进一步分析及建议
（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成就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提出相关经济危机理论的观点和思想以后，不断有国内外著名学者发展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使得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不断丰富完善，如考茨基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阐述了长期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随后希法亭发展了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的根源就是固定资本的存在，并利用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来分析经济危机的原因。随后克拉克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做了整体综述，并对不同时期不同观点的危机理论作了评述。
（二）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不足
虽然国内外许多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以发展和完善，但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存在看待经济危机问题时具有片面性的特点，忽视了危机的意义及其影响，如何科学应对经济危机，以及在新的历史时期下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和传承问题。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考茨基忽视了经济危机的重要性和其影响，没有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并且他将一个生产部门内的生产过剩跟有限的消费能力决定的普遍生产过剩混淆，将周期的原因指向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希法亭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分析背离了正统马克思主义，抛弃了生产过剩趋势的论述，认为危机只是因为市场的不完善所引发的商业周期的阶段，危机是投资周期所固有的。希法亭的理论没有说明危机的必然性，对于希法亭的比例失调论我们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缺陷的分析，没有看到劳资之间的阶级关系层面上，而是只看到了资本家之间关系的表面上，这种观点容易变为改良主义。卢森堡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盲目扩大生产所以认为经济危机的唯一根源是消费不足。
（三）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建议
1.科学看待马克思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爆发对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影响，不仅打击了经济，还包括政治格局，文化、生活方式等都有影响。一方面，对世界经济带来了严重的阻碍，社会财富大幅下滑，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经济危机不仅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体系的弊端，还显示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与制度的不合理。另一方面，经济危机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使落后的生产模式淘汰更新，产业结构得到升级等。
2.重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意义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和学习，对我们如今应对经济危机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可以使我们充分理解危机的内容、本质及根源，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及时剔除危机出现的可能，其次，可以使我们及时了解危机的表现形式和特点，以及了解信用能够推动危机的爆发，并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去分析经济危机的问题。
3.科学运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应对经济危机
研究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中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应对经济危机，如何科学应对经济危机呢？经济危机的爆发都是对全世界的影响，所以我们应对经济危机也要世界各国共同携手，其次可以利用政府的作用去应对经济危机，政府采取措施参与经济生活，积极应对经济危机，第三，在经济方面，加强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实现共赢。最后，认清本国国情，经济形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力。
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篇13
一、论题视野及人类活动关键
人类基本活动的范畴主要是生产实践与教研实验，尤其是人与人的交往及其关系处理。 办学以提高人类科技文化修养，普及生产生活和科研知识，培养经济建设人才；搞研究以发现发明完善发展科技生产力（方法论），创新调整丰富人类知识库（世界观）。推敲这些活动引发的社会矛盾经济问题，可将视野缩小到活动的关键上，即应用科技生产力，实现公平、质效、gdp三者间协调进展。其中科技生产力包括管理法与生产力，人文社科武装管理法，自然科技装备生产力。
二、公平、质效与gdp的平衡及本质对象
当锁定了人类基本活动的关键，就找到宏调本质的对象。因宏调的目标为：调整公平、质效、gdp比例关系，基于高超消费使产、消平稳运行。公平、质效、gdp三者关系中，公平最为重要， 从公平目标中可发现宏调的本质对象：以土地为切入点，平衡城乡工农利益，抑制贫富差距。公平、质效与gdp三者间平衡的自然后果为：没有周期性经济危机，多（gdp）快好（质效环保）省（节约资源能源）建设和谐社会。
三、经济危机根源
1．何谓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包括金融危机和产消平衡危机，前者是虚拟危机后者是实物危机。金融危机是货币债权债务不能平衡正常（按契约）运转，使金融市场和金融企业陷入萧条或困境乃至债权人破产，进而牵连到生产市场与安居乐业，表现为生产过剩，劳动者失业，公司倒闭企业破产。产消不平衡危机是产消结构不平衡的生产过剩危机和通胀，导致生产不能稳定发展，人们不能安居乐业，生活陷入困境。
2．不公平是引发经济危机的根源
经济危机的本质原因是贫富悬殊和信誉危机，前者是不公平分配后者是不公平交易；主观原因是没有成熟的经济控制论和管理自动化知识与技术，完全由人来盲目治理社会；客观原因是出于个人利益操控经济活动的有序性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测不准。
3．经济危机形成过程分为六个阶段
①危机潜伏期：违规或合法地圈地垄断资源、剥削洗钱、借贷拖欠。其中占有者轰轰烈烈搞项目办实业，被占有者成为浩浩荡荡的打工队伍。一派繁荣景象。②贫富悬殊期：潜伏期间已发生了严重不公平的原始分配，在此基础上，穷者更穷富者更富。主要是货币化gdp数值飚升，掌握权力、财力和武力资源的人群拿走gdp的绝大多数，在证券、房地产、外汇市场和企业改制中，一夜暴富的神话天天有。还有相当部分gdp在wto协议下的全球经济战争中，被经济列强掠走。广大劳动群众能拿到的gdp份额只能勉强维持生计。③金融危机期：不仅贫富二大群体利益根本对立，在大财团之间因融资借贷、不抵押贷款（如全社会性政策房贷）出现偿还能力不足或信誉危机时，金融市场和金融企业纷纷陷入困境乃至债权人企业倒闭。④消费萎缩期：从贫富悬殊来说，穷人为衣食患忧，穷人再多，节衣缩食的消费无疑有限；富人资源太多，住行消费一旦饱和，就无法开启更大的消费，要么是积压再积压，要么是生产再生产。从金融企业和信誉危机来说，银行证券业白领失业，债权人经营不善者变穷人，进一步加剧消费不足。⑤生产萎缩期：消费不足引发产消结构失衡，企业订单下滑，工厂开工不足，工人失业规模化。更为可怕的是，金融危机使生产企业资金供应链断裂，各种债权债务不能按正常理清、兑现，使实业危机进一步恶化。⑥民不聊生期：经济危机的特点是，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生产市场、消费市场和金融市场不能互动联转，节衣缩食住行降级，有露宿乞讨人出现。
四、从土地切入平衡工农城乡利益的机制
不公平是产生经济危机的直接祸根。不公平的主要表现在分配配置不合理，公平交易制度存在缺陷，有剥削、盗骗和信誉危机存在。因而不公平主要集中在三大差距和市场交易平等、资源控制的不公平不公开不公正上，其中工农城乡利益差距的长期存在是经济危机潜在的基础因素，以致中国经济发展依靠外贸、公共基础建设和富人的住行消费实现，也是劳动人民为洋人打工、帮官商达贵致富、无私奉献社会的经济活动。
1．消除不公平的自然机制
围绕宏调的目标和本质对象，消除不公平的关键原理可作三点解：①在落实公平、质效和gdp关系中，提出以土地为切入点，平衡城乡工农利益，抑制贫富差距②在技术上，发现建立投资置业系数cip；③在衣食住行中抓住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大头：住带行。从这三点可以看出，宏调可从土地切入通过调节cip调控楼价以平衡工农城乡利益。平衡利益就是使工资和土地收益相当，并随gdp增长而增长；调节cip就是政府从房地产收益中保证一部分作征地补偿，提取一部分土地差价用于发放岗位工资。
建国以来，贫富悬殊主要体现在工农城乡差距上，也就是体现在土地上。出于天然原因，市民以岗位为生而农民靠土地谋生，岗位工资与征地补偿的平衡就体现在地价上。政府作为土地所有权人，可按全社会居民年均收入调控房地产均价。随着gdp增长，工资必然增长，否则就会被基于武力的权力财力剥削者拿走。工资增长基于岗位工资与土地价平衡来实现。调高地价可牵引工资增长，这主要调cip。cip公式中交易面积a表明，土地及其建筑面积是cip的主变量。楼价调控公式的重要功能是平衡城镇居民岗位工资与乡村农民土地收益间关系。这里，工资分为最低工资、岗位工资和技术工资。其中岗位工资是就业时才能发生的社会分工工资。
cip基理是购买力价。市场价是以造价为基础的销售价。成交价通常为市场价，上限由富有群体购买力决定而下限由价值支持。房产之成本价由土地增值和造价构成；均价与全社会居民月均工资相关，因土地增值保值而始终为工资3倍左右，准确点说均价由全社会平均购买力决定。均价与造价之差等于土地增值。所以，均价、成本价和成交价因政府调控土地增值费往往高于房屋造价，从而不能以房屋造价分析楼市价格的高低。楼价调控公式的本质在于房屋均价依据购买力确定而高于房屋造价，这高出部分就是平衡岗位工资与土地价关系的幅度。将土地增值加入建房成本而形成的均价仍然符合市场价随成本价波动的规律。依照这个公式政府就可对楼价作出数量化调控和趋势测算，扭转以往主观调控或任由市场炒作而失控的茫然局面。
2．房地产价格理论新说
楼价构成因素有三：一是成本；二是gdp增长幅度；三是市场炒作。成本关键是土地价和土地增值状况，由人口增长、gdp增长状况和政府政策行为、市场供求决定，而地面上的房屋造价随经济发展所占成本的比例会越来越少；gdp增长由科技生产力水平和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决定，反映居民存款和工资等收入；市场炒作由开发商、官商合谋发动和购买心理形成。政策包括最低工资和低保金额的计算设置、工资级差规定、财税水平、银行利率和贷款政策、贫富差距抑制办法……。撇开对成本和市场炒作的专项分析，而是将它们（楼价构成因素）纳入投资置业系数中，则平均楼价只与gdp即人均月工资挂钩。
3．楼价的精算公式与速算公式
cip和人均月收入是理论测算楼价的二个因素，房租水平是反映房地产供求状况的市价因素。据《试建立楼价调控公式》[1]一文，cip=（0，4）；bp=24 ywa×（1-r）÷a÷ζ，式中r为恩格尔系数。
设商业银行贷款月利率r，房屋租金b r，则每平方米房屋月租b r = bp×r
由于3在cip=（0，4）内，不妨取cip=3，则bp = 3×wa。
五、如下五个方面可为消除经济危机基本上奠定基础
第一，从平衡工农利益抑制城乡差距机理切入发现cip=（0，4]。
第二，基于平衡以土地为生的农民和以岗位为生的工人利益关系的楼价调控公式表明，楼价趋势可以测算应当调控，衣食住行中的住宅关系到民生大计不能完全市场化，从而为政府从楼价入手调控整个宏观经济提出了原理依据和测算技术。
第三，cip=（0，4）的发现证明国际上流行楼价为工资三倍的经验公式是有道理的。由cip建立的楼价调控公式揭示了近年楼价飙升同gdp十多年高速增长累积相关，万元楼价由垄断炒作形成。各地楼价是否合理，由当地居民人平工资乘以3就可大体判断出。bp = cip×wa正是判定楼价趋势的原理公式。
第四，从楼价调控公式的推导和作用中可知，投资置业系数cip比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恩格尔系数（engel coefficien）更为科学实用。因为cip是自然常数，反映了调控基理，而后二者是统计学概念。
第五，本论课视觉范围大目标更大，面向人类基本经济生活，力图消除人类经济危机。
六、宏调从cip入手可消除经济危机
1．宏观调控可从调控楼价出发
衣食温饱解决后，住行小康就是经济建设面临的问题。住与房地产相关，行与汽车和路桥建设相关，再点缀于广场、花园和场馆建设就成了造城运动。造城运动中唯有楼市是人人都得参与而不能回避的，故房地产问题是牵一而动全社会的热点难点，是经济发展的龙头。作为龙头，楼价趋势无疑是牵涉小康目标和gdp稳步增长的关键，因而宏调一定意义上是调控房地产均价。楼价调控公式包涵着宏观调控的方方面面，目标是刺激消费实现高超消费。大力发展经济，实现高且超前的消费，恢复绿色gdp、劳动者工资和农民收入、楼价为龙头的物价间的自然平衡关系并使之协调发展应是政府调控经济的方向。
2．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共存局面
无疑，楼价只有低开高走在稳定中渐升才是符合置业增值与住房消费水平提升之双赢经济律的。但应用bp = 3×wa 综合测算认为，2007年佛山一手楼均价应在每平方5000元左右，万元楼价是垄断炒作的结果，有回调的可能。总之，现在都说房价高的原因在于贫富差距过大。
在公平、质效、gdp三者间，政府要维护楼价同gdp同步增长，就必须从缩小贫富差距着手立法调整分配制度、法办洗钱，切实提高劳动者工资和农民福利；同时要狠抓节能降耗，监督食品安全和环保绿化，调整产、消结构，提高社会效益。特别要建设金融安全机制，确保债权债务运行处于良性循环。从房地产调控出发，设计好公平、质效、gdp协调发展方案，包括农产品物价政策和定价体系，创建经管自动化技术。设计目标是消除经济危机。
不公平是经济危机的直接根源表明，在公平、质效与gdp中，我们应重点抑制贫富悬殊，铲除金融信誉危机的土壤，关注产品质量、环境建设和社会效益。这些方面搞好了，gdp具自发展性。作为配套机制工程，要实行按才能分配责权利，使人尽其才而后物尽其用；在分配上实行所有权使用权适当分离与按需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原则；对内实行抓消费促生产主张高且超前的消费，对外防止经济侵略，在股市楼市实行随gdp增长稳步缓行小幅波动的策略。
七、消除经济危机的系统工程
消除经济危机除了从土地切入平衡工农城乡利益，即从cip或从调控楼价入手外，还要针对经济危机形成的六个阶段建设消除危机的系统工程配套工程。
1. 消除金融危机与产消实业危机并举。
通过所有权与使用权的适当分离原则，扶助有潜力或新组建与救市（场经济）关系密切的公司。当前，国家可启动一些力量抄底股市等估值过低的市场，储备一些低价国外资源，结合基础工程投资扶持金融企业与大型企业，在注重质效的基础上保持gdp水平。
2. 狠抓公平建设和谐社会
加重公有经济比重，从楼市入手通过cip调节缩小工农城乡差距，实行按需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原则，打击剥削洗钱犯罪，没收不明财产用于调高最低工资、低保、社保和医保等。
3. 抓消费促生产实行高超消费
首先，提高全社会工资，以计划消费指导人民消费分配掉积压产品，给人民配股（票）配（社会保）险，减免学费或加重助学奖学，普及医保，……。其次，实行高消费超前消费，即略高于生产力水平消费，消费掉滞销产品，以及分期借贷消费和先消费后劳动方式。第三，对企业实行扶助性减免税费，有选择性降低利息提高放贷额度……。
4. 处理好公平、质效和gdp的比例关系，在抓消费促生产中调整好产业结构和产消结构。
5. 加强农林牧副渔投入，确保衣食安全；增加基础建设投入稳定房地产市场，保障住行水平。
6. 创立自己的经管理论，建立自己的科学法规制度，完善发挥政经结合的特色经济体系，严密监控境外游资，使国民经济运行平衡、小幅波动、缓慢爬升，提高劳动者工薪降低高产品利润，继续以物美价廉抢占国际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