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篇1
一、古典体系
在19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1750－187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4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岁完成的5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120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1817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1981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Blaug）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1823年李嘉图死后的10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1956）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
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纪没有第2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F·Ramsey）和冯·诺伊曼（J·VonNeumann）一样仅靠3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仅99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150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1929年5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30年来英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20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工业与贸易》（1919）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M·Walras）、古诺（A·Cournot），德国的屠能（J·Thunen）和英国的杰文思（W·Jevons）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1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通论》（1936）。《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56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50岁的凯恩斯和一批25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J·Robinson）、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R·Harrod）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26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1903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3篇论文。拉姆齐的这3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1926）、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1927）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1928）。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W·Baumol）教授等一批学者在70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70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J·Mirrlees）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3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1922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N·Kaldor）和卡莱斯基（M·Kalecki）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30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1956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80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1948年第1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1970），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50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25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1947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1966－1986年连续出版的5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388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在萨缪尔森成长的30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5年学习以及后来在MIT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1976年和1982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J·Viner）为首的反对英国30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1900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O·Lange）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1979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30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50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H·G·刘易斯（H·G·Lewis）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1959）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1957）是早期的两个例子”。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199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R·Lucas）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1939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R·Coase）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他1960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施蒂格勒称之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
毫无疑问，“芝加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仰和捍卫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芝加哥的经济学思潮及其延伸以其与众不同的特征和风格成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基础。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篇2
Personnel Burea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s] Professor Rosner uses the set of microeconomic concepts and tools to analyze the
cause of social policy， the extent of social policy， the objectives of social policy， some political science aspects，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It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policy. We introduce the findings to Chinese scholars.
[Key Words]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Social Health Policy， Economics of 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著《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配。关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定理：在某种经济状态下，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们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导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损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严格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资财可以实现每一个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给竞争的市场。第二个定理能用于社会政策的背景吗？这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因为这样，国家可以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再分配。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征税，以资助特殊群体。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征税和转移支付产生大量的分配效应，因此，没有任何分配效应的再分配是不切实可行的选择。
2.2不确定性分析
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经济学中分析不确定性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预期效用函数或者叫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NM效用函数不是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却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从数学上讲，NM效用函数的优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经过适当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经济学定理）的基本结果有效。不确定性对于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帕累托意义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确定性得到解决后，情况变得相当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寿命超过他们的预期和他们积累的财富资源，解决这样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保险。不测事件有关的涉及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可以通过市场来保险来防备有些不测事件的发生，而对其他一些不测事件，则不存在市场保险，必须由社会政策来补充？
是否存在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特定的市场失灵？从帕累托意义上讲，保险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条件有两个（1）事件的独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与不对称信息相联系，导致非帕累托最优均衡的两个问题：一是逆向选择（事前机会主义），另一个是道德风险（事后机会主义）。这些都是研究社会政策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会政策的经济原因
首先是风险分离与保险金供给不足。在不同的保险计划中，风险分离不被社会想望，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规范方面的原因：为什么具有不同风险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险费？二是如果出现信息不对称，风险分离可能导致保险金供给不足。避免风险分离的一个办法是建立社会保险。当社会保险建立后，它不可与以能够分离风险的保险公司为竞争对手。因为保险公司会拿走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而把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留给社会保险。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竞争，但风险分离必须被抑制，抑制的办法是，强制保险公司为申请人提供一份合约。另一个办法是，竞争的社会保险机构之间横向补贴，即拥有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必须给拥有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补贴。一种风险，由于它产生恶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场保险公司不愿为它保险，而社会保险机构可以为它保险。社会保险是在一种制度安排内保险和再分配收入的设置。
第二个方面是经典的市场失灵观点，即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分配的结局是非帕累托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现市场失灵。这可以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没有被覆盖的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然而，如果抑制个人所属的群体产生成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高风险群体被约束在市场中，那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3]
2.4 社会政策的效应
不管社会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考虑社会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有时候，这种考虑会被拒绝，因为一些人认为社会政策颁布的目的是应当将经济考虑置于一边。但社会政策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讨论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否应当实施，而是分析社会政策应当怎样实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达到社会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会政策计划有两种类型的效应：一是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 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应(distributive effects)。这两种分配的意思几乎一样。之所以做出区分，是为了分析两种不同的问题：A型分配问题是分析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影响资源的使用，即在引入养老金制度后，总的储蓄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以及劳动供给由此受到怎样的影响。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务如何影响社会政策计划的供给，这是总的福利问题，不考虑在不同人群之间如何分配。对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讨既定的福利总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询的是谁受惠和谁支付的问题。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问题不可能被明确地区分，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必须做出区分。
2.4.1 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 effects）：A型分配效应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实施社会政策计划，相对价格改变。价格变化是因为某种商品或活动变的便宜了，以及资助计划需要缴纳保险费改变其它商品或活动的相对价格。为了了解税收或收益如何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影响经济活动，我们可以使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在家庭户理论和公司理论中，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分（具体分析略）。这些A型分配效应是目前许多国家社会政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社会政策背景下讨论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应包括：（1）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如养老金计划、失业保险、贫困减少等）。（2）储蓄和消费（如养老金计划、健康保险等）。（3）使用免费和（或）补贴价格供给的商品和服务（如健康服务、住房补贴、贫困减少等）。
2.4.2 D型分配效应。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收入分配的效应时，我们必须对下列问题做出判断和假设：
（1）、比较分配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是使用“历史上既定的分配”还是使用“理论上解释性的分配”作为标准呢？一个现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理论分析，使用理论标准更可取，不应把这条标准看成规范标准——一个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体假设下的奏效的分配。经济学可以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2）、计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样的计量单位？一方面使用以个人、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数据，会使研究的结果产生差异；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数据的可得性。在一些国家，关于家庭户的收入数据很难得到。
（3）、再分配或保险？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区分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提供保险好还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时候，把再分配计划看作保险是一个有用的方法。因此，当探询一项计划的垂直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当探询一项计划的水平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规模、发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缴费和补助金的归属，即：谁得到补助金，谁缴费？社会政策法规只从形式上规定谁必须纳税和缴费，谁接受补助金，而不决定谁实际承担税收负担和谁实际得到补助金。 “税收归属”探讨这些问题。
（5）、应用研究，使用解释性的案例，还是使用真实数据，哪个更好？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欢用实际数据，但研究社会政策时，使用实际数据会出现问题的。这些问题是由于在终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现的。首先，研究者会需要几十年个人化的数据，这样的数据很难得到，因为缺乏对过去几十年数据的系统处理，另外，还因为被分析的制度设置存在的时间不够长。其次，在使用经验数据的时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会政策计划的效应和结构变迁的效应。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过程的收入数据，但由于不同的时间环境，收入发生变化了。由于经济增长，对于特定的同批人来说，收入增加对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垂直再分配是无关紧要的。 3、应用分析
在这部分，我们重点介绍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和养老金政策。
3.1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3.1.1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两种方法
在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文献中，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精选的假设方法，另一个是社会政策方法。精选的假设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种资本储存，这种资本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进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社会政策方法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就卫生健康问题来说，只有在技术的可得到的情况下，才有特殊服务需求在卫生健康与其它商品消费之间没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这种方法不探究卫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卫生健康服务的效用，不考虑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与其它商品之间的选择。这种方法是大多数涉及卫生健康的社会政策立法的基础。这两种方法只有在事实的和规范的假设下才切合实际。精选的假设方法假定关于自己的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人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出决策。社会政策方法则拒绝这种观点，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务。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方法与事前和事后的观点联系起来：经济方法采用事前的观点，它考虑预期效用；而社会政策方法关心实际结果，采用事后的观点。每种方法都不全面，因为一种方法忽视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种方法包含。概括地说，精选的假设方法忽视了需求问题，而社会政策方法没有考虑提供卫生健康服务的经济问题。
3.1.2公共健康保险的目标：规范方面的问题
（1）贫困。让一些收入太低买不起保险的人能够得到健康服务。（2）维护人口健康。一项成功的政策不仅减少疾病发生率，还要提高健康水平，这是一种定位于输出型的目标。还有一种定位于输入型的目标，即保证良好的健康服务的供给。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健康并不随着医生和医院床位数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会健康政策要覆盖没有被商业保险的风险。（4）实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计划。（5）实行有利于高风险人群的再分配计划。
3.1.3 A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应，它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资源的使用。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社会政策是否导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归结于（1）价格上涨。我们必须对价格上涨与质量提高做出区分，因此可以说，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价格上涨引起的。（2）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卫生健康服务，部分归结于政治和社会因素，即越来越多的人享受服务、健康服务延伸到都市以外、过去被认为是偏离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健康问题。（3）人口演变。人口参数的变化会影响健康支出：预期寿命增加和人口构成的变化。（4）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许多医疗服务变得便宜了，但同时刺激新的医疗产品的研制，增加医学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制度具有许多D型分配效应：人与人之间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际的再分配，以及个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再分配。评价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的基础是公平保险。评价再分配的数量，必须假设收益和成本的归属。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假定在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中没有赤字或剩余。假设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仅仅是一项以健康服务成本为标准的保险、别无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应建立在这样的假设的基础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还要考虑社会地位和教育等问题。
3.2养老金经济学
3.2.1养老金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基金制度比较，非基金制度的长处
要了解养老金制度的运行情况，我们很自然地假定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讨最优的储蓄量是多少。为了方便起见，通常把养老金制度放在一个特殊的框架内，即迭代模型中来分析。假定把一个人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两代人，一个人在第一时期工作，在第二时期不工作、如果没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费储蓄金。再假定他只关心自己的消费，不打算留下遗产，进一步假定死亡的时间是确定的，那么:
max U(c1， c2)
c1是第一阶段的消费，c2是第二阶段的消费。如果没有公共养老金，他必须考虑以下限制：
c1= w-s
c2=s(1+r)
s为储蓄，r是利息率，结果是最优储蓄数量为s*。在封闭经济中累计的储蓄决定资本存量。
为了讨论公共养老金引入后的效应，需要区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缴费比率不大于人们自愿选择的储蓄率，那么，限制不会改变（b：对养老金制度的缴费比率）。
c1= w(1-b)-s
c2=s(1+r)+bw(1+r)
如果义务储蓄挤出自愿储蓄，那么最优储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计划，并且缴费比率定为β、养老金为p，那么个人面临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养老金制度既没有赤字也没有剩余，β决定p，反之依亦然：
c1= 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两个时期消费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话，∂s/∂p
通过引入非基金制确保所有几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个假设是：什么时候通过要素W，一代人与下一代产生捐赠，W相当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较两种养老金制呢？如果缴款率不超过最优储蓄率，那么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为了比较两中制度，我们需要比较两种收益率。假定缴款率b不变，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劳动生产率（W=1+ w），n表示人口增长率（N=1+ 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优。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那么引入PAYG制将确保帕累托改进。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低，这就是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进的原因。概括地说，将PAYG制转为基金制通常不会产生帕累托改进。
3.2.2 A型效用：劳动力供给
大多数国家的有效退休年龄在下降，分析这个问题必须假定养老金制度不改变个人财富，即这种养老金是一种公平养老金。尤其是如果一个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财富不变。如果有公平养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个具体年龄退休？假定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分为消费和闲暇两部分，U(ct) + V(lt) 。其中，ct表示消费，lt表示闲暇。他从t=0工作到N；储蓄率为s；缴款率为b。那么c+b+s=1。终身效用是（T为最大生命跨度，c为一年的消费）：
U(c)N+[(U(c)+v)(T-N)]= U(c)t+(T-N)v
人们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 c
s. t. Tc≤N(1-b)+(T-N)P P:养老金
养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预算限制减少到Tc≤N
如果没有遗产，他消费所有工作期间所挣，养老金不影响退休时间。如果有借贷限制，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贷款的利息率明显高于储蓄利率，那么养老金制度会影响退休决策。C*表示工作期间最优消费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优的消费，因此他在工作期间的消费是1-b，。最优化问题变为（Cr表示退休期间的消费）：
max NU(1-b)+(T-N)[U( Cr)+v]
Cr， N
s. t. N(1-b)+(t-N) C*≤N
可以看到∂N/∂b
3.2.3 D型分配效用
没有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一般理论，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完全取决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释。许多养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应，主要是由于收入与生命预期的相互作用。与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预期寿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预期的差异，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计划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较不同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必须考虑其他社会政策计划，如社会援助、健康服务等。
影响再分配总量的三个重要方面是：（1）性别。女性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平等对待男女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预期寿命更长，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状况。大多数养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养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为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如果幸存者养老金制度根据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确定补助，那么幸存者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单身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户，如奥地利。
3.2.4人口变迁与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
预期寿命的增加和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减少劳动人口，这两种人口学要素的变化对养老金制度产生的影响有：（1）从绝对数和占GDP上讲，加重养老金负担。（2）为了保持养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须增加缴款比率。（3）缴纳的保险费的收益率显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规模发生变化。 4、评论
罗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给我们这么几个印象：
第一、多学科交叉研究问题。罗斯那先生不仅使用了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作为分析社会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础，还在分析过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另外，将人口学的变量（如预期寿命、生育率、人口增长、抚养比等概念）纳入到分析中来。当然，这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希奇，但对于我们研究社会政策来说，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一般比较熟悉或习惯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关注去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的时候，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来。常常是研究经济学的不熟悉社会学，研究人口学的不熟悉经济学和社会学。错用、误用其他学科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现象时常发生。单一的知识结构是远远不能社会政策研究的，社会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不仅如此，还需要在研究中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作到融会贯通，只有这样，社会政策研究的根基才会厚实。从我们阅读的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的文献来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种趋势，我们需要补课并迎头赶上。
第二、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经济学有新古典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思想，罗斯那先生的社会政策经济学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4]。但不管怎样，罗斯那先生为我们研究和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他提示我们社会政策不仅仅是对社会问题简单的描述和提出解决的办法，社会政策更是一门学问，需要有理论基础。广泛地说，在经济学内部，不仅新古典主义，其他学派同样能够为社会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其他学科的理论如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也是如此。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做社会政策研究，习惯于就某种社会问题和现象提出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础理论的阐释，使得政策建议显得单薄、空泛，缺乏说服力，往往是一项社会政策研究学术论文不象学术论文，政府工作报告不象政府工作报告。象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国家，一种社会问题涉及许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策的原因进行阐述，并在研究中总结出一套有效的理论。
第三、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一般来讲，社会政策应当有其研究的范围，不能将其外延泛化。罗斯那先生总结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将社会政策限定在五个方面，并指出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对这种限定可能会有争论，但我们认为这种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围和研究领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扩大或缩小，在内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减少，值得进一步探讨。时下，学术界和政府界关注的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等，他们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会政策的效应。罗斯那先生区分了社会政策两中不同的效应，我们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应主要从物的或者说是资源总量方面反映社会政策的效应，D型分配效应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这种划分为我们评价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启示我们进一步分析：除了这两种经济学的效应，是否还有其他效应呢？比如，社会政策的政治学效应是什么、社会学的效应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发挥空间思维能力，认真思考。罗斯那先生的两中划分对于我们建立和实施一种崭新的社会政策评价体系和评价的手段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评价体系和评价手段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如果一项社会政策研究有理论基础，恰当的方法，细致的实证分析和可行的评价体系，那是再好不过了。
第五、社会政策的适用性。罗斯那先生明确指出，他的社会政策经济学的研究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对于东亚国家和穷国几乎没有涉及。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他们的社会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人口的，他们没有也不会涉及农村人口。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差别仍就很大，二元结构还要持续很多年，我们的社会政策显然与西方国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异。通常我们做社会政策研究时，对城市和农村问题是分别论述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西方社会政策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我们借鉴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决不能盲目地追随，盲目的追随会使我们失去方向。我们借鉴要善于从社会政策经济学中体会其活跃的思想火花和开放的学术精神。我们研究和制定一项社会政策时需要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发现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度结构的信息，从中发展出中国的社会政策经济学。
参考文献
[1]Rosner，Peter G..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 2003. 1-21.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篇3
一、形势与政策课程经济专题的特点和教学要求
（一）时效性
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经济主体成为区域乃至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受到全球经济和主要经济体的影响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经济数据不断更新，经济政策推陈出新，经济现象瞬息万变，因此，经济专题的授课内容具有较强的时效性。
（二）联系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个公民都是经济的参与者和影响者，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国家、地方的经济政策变化均会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特别对于大学生而言，将来的职业规划受到经济发展趋势影响更加显著［2］。因此，经济专题不仅仅包含讲授经济政策和一般的经济理论，还与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密不可分；经济原理也能轻易在身边找到案例，因此经济专题的内容往往和大学生的就业创业等存在直接关联。
（三）政策性
经济专题的授课目标决定了教学内容必须包含宣传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了解经济政策出台的背景、掌握政策的基本内容，科学分析政策的影响过程是授课的基本要求；同时，学习和掌握国家的经济政策，也是分析经济现象和把握经济发展趋势的基础，因此经济专题的教学具有较强的政策性。
（四）思考性经济专题授课的思考性，是指引导学生科学分析
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深入思考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增强对党和国家政策的认识，科学把握经济发展的趋势，这个过程需要教师和学生不断思考，日常观察的经济现象与教学内容相结合，通过掌握的知识养成主动思考的习惯，才能达到教学目标。基于上述经济专题的特征，需要授课教师掌握扎实的经济理论知识，特别是对于工科院校而言，避免出现忽视形势与政策课程的现象，坚决杜绝形势课“谁都能讲”的误区［3］，选配合格教师，熟练掌握国家经济政策内涵，主动联系大学生感兴趣的经济现象，引导大学生主动思考，科学把握经济发展趋势。
二、KAID教学法设计
基于经济专题的特点和教学要求，作者多年来采用访谈和问卷等方式，在数百名大学生中进行了关于“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程学习需求”的调查，结合教学实际，提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KAID教学法.
（一）KAID教学法基本内容
KAID教学法包含四部分内容：（Knowledge）经济学知识的讲授。包括根据课程要求，理清相关的经济学原理和理论知识，讲授理论知识，一般来说这是经济专题教学的第一步；（Analysis）运用知识分析经济现状。包括运用讲授的经济学知识分析身边的经济现象和典型案例，一方面可以作为教学的导入、迅速提高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为学生主动思考奠定基础；（Industry）结合专业把握趋势。即结合学生所学专业，把握相关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深化学生对专业的认识，做到课程教学与专业素质培养相互促进；（Demand）集合大学生发展需求。即了解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就业创新、学科竞赛等需求，拓展课堂教学内容，提高教学的互动性。
（二）KAID教学法实施
K－A－I－D教学法四个部分内容存在逻辑关系，一般来说教师可以按照K－A－I－D的顺序备课，但需要指出的是，K－A－I－D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互为前提，因此准确的讲教学过程应当是“K－A－I－D－K……”环状的结构，如在了解大学生学科竞赛、专业需求、职业规划等方面的需求后，可以以此继续提取一些相关经济学知识点，提高学生的兴趣。同时，K－A－I－D教学法应用中，教师根据教学的需要可以选择不同的切入点，如也可以以D（需求）为起点，从学生的发展需求出发，采用经济知识释义，然后解释现象，把握专业发展趋势，满足大学生的学习需求。在实际中教师可以依据教学对象、授课特征等确定K－A－I－D教学法的切入点和过程。最后，在K－A－I－D教学法实施过程中，始终要围绕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进行讲授，不能偏离、更不能违背政策，这是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和KAID教学法的核心。
三、KAID教学模式的保障及要求
（一）经济与管理学相关学科的基础
鉴于经济专题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要求配备具有经济与管理专业背景的教师，便于分析经济政策制定的依据和政策实施作用过程，建设稳定精干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选择形势与政策课主讲教师时，不要拘泥于思想政治教育部的专任教师［4］。相反，如果授课教师缺乏经济与管理相关知识，则容易出现对经济政策解释不全面，分析经济现象及其与实际的联系不透彻，偏离授课目标。
（二）教学对象的专业及相关的产业背景掌握
授课教师不仅需要掌握经济与管理的相关知识，还需要掌握受众学生专业相关的知识。以电气信息类专业为例，结合学生的就业方向，将物联网、智能制造、大数据的发展趋势与国家产业转型升级、大学生职业规划结合起来，则能显著提高授课效果。
（三）身边的经济学现象的搜集与整理
结合大学生的需求，注重搜集身边的经济现象典型案例，才能使得分析经济现象的过程更具吸引力，也符合大学生的需求。
（四）注重后续授课效果的关注
在课堂教学结束后，可以依据教学的内容引导学生课下积极思考问题，集合职业规划和学科竞赛等，持续引导学生关注经济现象，把握市场需求。四、结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掌握必要的经济学知识、正确看待和分析宏观经济现象、深入理解党和国家经济政策已经成为大学生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形式与政策课经济专题作为大学生课程体系中有机组成部分，其教学应当在宣传党和国家经济政策基础上，以学生成才需求为中心，科学设计教学过程，只有不断优化KAID教学法，才能进一步满足形式与政策课教学需求。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EB／OL］．［2016－12－03］．
［2］冉欣，郭智芳．形势与政策课实践环节的优化［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5（6）：116－118．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篇4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国际经济形势恶化，直接影响到我国实体经济发展。2008年第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9.9％，这是自2006年以来我国GDP增速首次降至个位数。经济增速的下降，使得原本艰难的就业形势变得更为严峻。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8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调查显示，2008年第三季度以后的用工需求下降了5.5％；2008年末，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2007年上升了0.2％。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调整期，十七大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而就业是民生之本，在世界经济形势正逐步衰退背景下，如何通过一系列的财政税收政策来促进就业的稳定增长，实现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就业是关系到民生和社会稳定和谐的大事，近年来，就业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失业的现状、特殊就业群体的就业难题、财税政策与促进就业关联性等方面。常新婷认为，就业问题将是我国长期存在的一大问题，就业问题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也将始终存在，应该从我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在发展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业的同时不能放松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温晓慧等结合职业搜寻理论，对大学生摩擦性失业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提出应对有关的中介机构行为加以规范、完善大学生就业市场功能等建议。郝杨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表现出就业创造效应、损失效应、挤出效应和转移效应四个方面，并提出应进一步增大FDI的规模、加强对FDI的区域投资导向、对外资进入的行业加以限制等政策目标。刘明通过对我国失业问题的实证分析，提出应从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支持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鼓励各种教育形式的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发挥税收对扩大就业的积极作用。钟国柱通过分析税收优惠政策对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影响效应，指出应公平税负，大力促进个体与私营经济、中小企业、第三产业以及其他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目前，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来分析我国目前就业困境的研究还需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特别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和我国税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下，如何运用税收政策有效解决就业困境，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探讨。
二、我国失业现状的经济学分析
充分就业从来就是宏观经济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从马克思到新古典学派、供给学派等，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就业理论进行了研究和完善。运用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分析我国目前就业现状，探寻内在因素，以确定税收政策导向。
1、有效需求不足是非自愿失业的根源
由于市场对产品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企业规模收缩，从而降低了对劳动的雇佣量，即使工人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水平仍然找不到工作，这就是凯恩斯就业理论中的非自愿失业。在经济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人们即使愿意接受其现行或更低的工资水平，也会因企业削减用工人数或破产倒闭而失去工作。奥肯定律已表明失业率变动与实际GDP增长率之间是1:3的反比例关系，当经济处于衰退期时，就业也随之出现问题。
2、经济结构调整诱发结构性失业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镇转移，在为城镇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对城镇就业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和挤压；同时，国有企业的改制和行政机构改革，产生了大量的下岗和待岗人群，这些导致近年来我国GDP高速增长而就业率却变动不大。从深层次分析来看，主要原因在于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的改革，劳动力资源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间的配置也体现出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魔力。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增加了城镇的就业压力；二是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企业的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劳动资本构成不断下降，导致了自动化程度提高和就业率下降问题；三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市场竞争下的优胜劣汰，导致部分企业因技术落后、经营管理不善而停产、破产，一定程度上对就业率的下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信息不充分增加摩擦性失业
有研究表明，信息不充分是影响我国大学生和农民工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地域广阔，劳动力市场不健全，求职者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在各地往返奔波，带有较大的盲目性。职业搜寻理论认为，劳动者为了找到待遇最佳的工作，必须花费时间不断地搜寻，在搜寻时间达到最佳点之前，他继续搜寻就是理，这一最佳搜寻时间长度也就是他的失业时间长度。以马歇尔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将劳动者正常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失业定义为摩擦性失业，它包括老工人退休、年轻工人进入劳动市场的新老交替过程，劳动者出于某种原因而自行放弃原来的工作或被解雇，以及转移到新地区寻找新工作的过程等。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体系，增加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缩短劳动者正常流动时间，是解决摩擦性失业的重要途径。
三、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效用分析
1、税收政策的经济功能
失业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标准，税收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必然会对就业产生影响。税收对就业的影响是通过影响劳动供需实现的，这种影响呈现出两种态势：促进就业或者抑制就业。现代意义上的税收政策目标已不仅在于取得财政收入，还涉及解决一系列包括就业在内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1)宏观低税负水平有利于增加就业需求。高税负阻碍经济增长，进而抑制就业水平的提高。早在1983年，世界银行顾问凯思・马其顿通过对20个不同税负的国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税收每增长1％，GDP增长率就减少0.36％的结论。我国学者采用1979―1999年统计资料通过回归分析，也得出相似结论：税收每增加1000元，GDP大约减少300元。可见，高税收负担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降低税负水平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根本途径。
(2)税收利益差别调整结构性失业。经济结构是指经济运行中各个要素的组成及其比例关系，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相互
联系的层面，而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核心。税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税收上的利益差别机制，对各种经济资源在不同产业的配置进行调节来实现的。税收负担直接影响各个产业发展的前景。因此，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都毫无例外地把税收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视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力政策手段，通过产业调整来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
(3)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劳动力市场完善。不断健全劳动力市场，完善相关政策和管理机制，解决就业信息不充分问题。从税收功能的角度来说，税收有资源配置、政策导向的作用，通过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来限制或鼓励某些行业的规范和发展。因此，可以通过对劳动力市场信息、咨询等行业给予特定的优惠政策来推进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完善，以此减少信息不充分引发的失业问题。
2、国外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借鉴
(1)以低税率税收政策确保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纷纷实行减税政策以鼓励社会创办更多企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2000年以来，OECD成员国普遍实行减税政策，实行低税率税收政策设计。欧盟有12个国家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有12个国家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显现，受此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出现明显放缓势头，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和促进就业，以减税为主的经济刺激方案成为重振经济的不二法宝，并由此形成了新一轮世界性的减税趋势和潮流。以美国为例，为缓解次贷危机的消极影响，美国政府推出了20年以来最为庞大的减税计划，总额高达1450亿美元，惠及近1.3亿美国人，希望借此消除美国陷入经济衰退的风险。与此同时，还通过了开征流转税法案，来弥补税收收入的不足，并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2)以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特定企业发展。
首先，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利用税收政策扶持和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从而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在美国，专门成立小企业局，每年约有10亿美元资金用于扶持中小企业。在税收方面，美国中小企业的公司所得税税率为20％，比大企业低十个百分点。日本则按资本金和总所得的不同，设置不同的税率，中小企业法人税税率比大企业下降了1/3。芬兰为鼓励中小企业多雇佣失业人员，对中小企业实行减税4％的优惠政策。
其次，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增加就业岗位。随着产业结构的变迁，第三产业成为劳动力就业的主要产业。在瑞士、丹麦、比利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70％，西班牙原来的失业率偏高，利用税收政策积极鼓励第三产业的发展，每年创造了近300万个就业岗位，大大缓解了就业压力。
再次，给予农业和农产品税收优惠，支持农业发展，稳定农村人口。欧洲大部分国家对农产品征收的增值税实行低税率。如，意大利按4％征收，荷兰按6％低档税率征收。美国为防止赊销对农业生产者个人和农业企业的影响，允许其在计算应税所得时按收付实现制，而不采用权责发生制。
最后，为鼓励创业，税收处罚实行区别对待。为鼓励创业，法国对中小企业在营业的前四年不是故意违反税法的，可减轻税收处罚并延长支付时间，对小企业的税务检查时间最长不超过三个月，若逾期，企业被查的纳税义务将自动得以免除。程序上的照顾与实体上的税收优惠并举，鼓励和支持创业者。
(3)开征社会保障税，缓解再就业过程中的压力。开征社会保障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对失业人员提供必要的社会救济，缓减再就业过程中的压力。就业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应与国家公共财政所担负的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职责相适应。在许多西方国家，开征了社会保障税，用以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为失业人员提供必要的社会扶持和救济。以美国为例，失业保险以工薪税筹资，应税收入的起征点低，覆盖面广(97％的从业人员)，由雇主缴纳。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为失业人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四、我国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选择
1997年以来，我国税收弹性系数均大于1，最高达到了3.23，这说明近些年来税收处于超常增长的状态，而税收弹性系数和宏观税负的提高，说明我国实际上执行的是增税政策。目前，我国政府从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就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出台了一系列税收政策。如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了内资企业的税负水平。2009年，全面推行增值税转型，由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鼓励企业技术改造、更新设备，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企业的税负，为企业提高竞争力给予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针对特殊人群的就业问题，延长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86号)的适用期限并扩大适用范围。为扶持就业密集型企业发展，将纺织品、服装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从14％提高到15％。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提高就业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税收政策选择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促进就业能力的提升。
1、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以经济发展来带动就业
将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的月扣除额提高到1600元，进一步加快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尝试在一些重点消费领域进行消费支出抵扣个人所得税，降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调整为国际平均35％左右的水平。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增收减负， “藏富于民”，增强居民财富支配和消费能力，拉动内需，以经济发展来带动就业。此外，结构性减税政策要求我们在总体税负适当降低的情况下.对税制内部实施结构性调整，调整一、二、三产业税负，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对关乎就业、“三农”等与和谐社会发展相关的行业减税，改革资源税制，开征环境保护税，增加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消耗型企业税负，以提高其资源使用成本。通过有减有增，保持我国税收收入水平，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财力上给予保障。
2、出台行业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就业密集型企业的扶持
通过对企业外部资源配置的差别课税，对保障就业具有特殊意义的行业和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可起到增加劳动需求的效果，并有利于缓解结构性失业。
(1)积极发展中小企业，给予中小企业税收支持。中小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就业弹性大，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有4000万家左右，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70％，在新增就业机会中占80％。中小企业成为我国安置就业的主力军。在税收政策上应给予中小企业以扶持。如降低中小企业所得税率，采取加速折旧、放宽费用列支标准等多种税收优惠形式提高资本赢利能力；对政府给予中小企业的投资补贴和贷款贴息予以免税；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可考虑金融机构为其提供的贷款免缴营业
税；取消中小企业在出口退税政策上的差别待遇。
(2)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服务性行业予以免税。数字显示，2005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达到23815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达到31.4％，可以预见，第三产业将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力量。现有的劳动力市场并不能使各类劳动力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因此，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不仅要倾斜于为劳动力提供文化教育、技能培训的学校；还应倾斜于为劳动力提供信息咨询、中介服务的机构，努力改善劳动力供给市场状况。国家需多方面考虑制定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特别是与劳动力市场有关的信息、培训、咨询、中介机构等行业，提供宽松的经营环境，在税收发票的最低营业额、注册资本、资质要求等方面降低进入门槛，让民间资本进入，特别是对微利服务项目落实优惠，实行减免税政策。
(3)加大税收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力度，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政府应着力培植以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为主的支柱产业，带动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缓解农村就业压力。此外，对于农村运用自然生态资源发展旅游和服务业以及运用新技术发展农业产业，可以考虑给予营业税税收优惠，提升农村经济效益。
(4)针对对外依赖度较高且属于就业密集型的行业，如纺织、玩具出口企业，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使其出口退税率等于生产环节征税率，让产品不含税进入国际市场，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3、拓展税收优惠范围，加大对特殊群体的就业扶持力度
首先，界定优惠人员的范围。促进就业与再就业的税收政策应该着眼于所有有就业愿望的待业和失业人员。包括新增城镇劳动力、失地农民、农村富余劳动力、退役复员士兵、下岗待业人员等。只要实现就业与再就业，都应享受到一视同仁的税收优惠政策。当然，由于在就业与再就业人群中存在能力高低不均的现状，税收优惠政策可考虑适度向残疾人员和“4050”人员倾斜。
其次，扩大优惠企业的范围。各种行业安置下岗失业人员都应享受税收优惠。国家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会根据经济形势对不同产业和行业制定不同的政策措施。但税收优惠在体现就业优先时，对任何企业类型、行政区域、产业类别，一律给予安置或吸纳下岗人员的企业以同等的税收优惠待遇，以调动各类企业以及其他组织吸纳就业人员的积极性，促进下岗人员的再就业。
4、开征失业保险税，构建就业安全网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篇5
存货是指企业正常经营活动中用于销售的商品及以销售为目的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耗用的原材料和物品。对大多数企业来讲，存货都是一项重要的流动资产，为了准确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要采用适当的途径、选择适当的会计政策对存货进行准确地计量。运用不同的存货计量方法可以帮助人们实现如下目的：确定期间净损益。存货计量最基本的目的是为了将存货成本与相关的收入相配比，相对较为真实、准确地确定企业每一期间的净损益，作为缴纳所得税及进行相关收益分配的基础，维护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衡量企业存货的价值，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存货的价值一般被假定为拥有某些特定资产企业的价值与不拥有这些特定资产的企业价值的净差额。企业经常重置存货，其价值接近于其重置成本，而那些不持有就会导致产量或销售额下降的存货，其价值可能会高于其重置成本，但有些存货的价值可能又低于其重嚣成本。因此，存货计量的目的就是要使计量的结果能够解释并能准确地确定企业存货的价值，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预测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财务会计的主要目标在于向会计报表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具体到存货项目是企业不仅要提供预测企业销售存货可能产生的现金流入量，还要预测重置以后会计期间销售存货所需的现金流出量。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要将存货的成本在已销存货和期末库存存货之间进行分配，本文将比较各种不同的存货计价方法，以便从中选择出最恰当的存货会计政策。
二、成本流动假设与存货会计政策分类
(一)成本流动假设存货成本可分为实际成本与非实际成本，存货成本计量方法也可分为实际成本计量方法与非实际成本计量方法。实际成本计量方法包括具体辨认法、先进先出法(FIFO)、后进先出法(LIFO)、加权平均法等，非实际成本法包括计划成本法、成本与市价孰低法、毛利率法和售价成本法等。在持续经营假设下，企业的期末存货就相当于流入流出相抵后的“池中蓄水”，本期期末存货结转到下期即成为下期的期初存货，下期继续流动；就形成了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存货流转。企业要生产经营就要保持一定的存货量，正如利特尔顿在谈到企业经营活动循环时所讲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会计试图以同样的方式去处理川流不息的企业交易流。企业通常在期初开始时就拥有一定数量的存货，当期还要再采购或自制一定数量的存货，已有的存货加上可利用的存货就等于公司可以用于对外销售的存货，在某一会计期间，这些存货要么被出售，要么成为企业的期末存货。企业的存货流转包括实物流转和成本流转两个方面。从理论上讲，存货的成本流转应与其实物流转相一致，即购置存货所确定的成本应随着该项存货的销售而结转。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企业存货的进出数量很大，品种繁多加之存货的单位成本多变，存货的实物流转和成本流转很少相一致，人们只能按照不同的成本流转顺序确定已销商品和库存商品的成本，这样就产生了存货成本流转假设。
(二)存货会计政策分类在一个会计期间公司往往有多次采购活动，且同一单位存货的采购成本可能各不相同。那么在会计期末，期初存货和本期采购存货的成本哪些应作为期末存货、哪些应作为已销商品的成本，企业会计准则通常允许用几种不同的会计方法确定期末存货和已销商品成本，这些方法产生的期末存货和已销商品成本结果也各不相同。
(1)具体辨认法。该方法是唯一的能使实物流转和成本流转最接近或相吻合的存货计价方法，便于实现特定成本和特定收入的配比，因而最符合配比原则。但这种方法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该方法所依据的假定是可以将企业的经营活动尽可能地划分为若干个存货项目，分别进行配比并计算损益，这种作法符合传统会计的存货成本分配目标。但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存货的种类众多、流动频繁，要具体辨别出各个存货的实物流动和成本流动的成本是高昂的；其次，对于与不同质的许多批次相联系的联合成本，要做到合理、精确地分摊非常困难，同时对分摊标准的确定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再次，这种方法的成本流动假设因客户购买的随机性和管理当局的偏好而变化不定，没有一定的规律性；最后，对于同质而不同价格的存货，管理当局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单位成本，以增加或减少已销商品成本，从而达到操纵利润的目的。
(2)先进先出法。此方法的优点主要有：一是最符合逻辑的存货计价方法。正常情况下企业都想先销售存货中持有时间最长的商品，易于变质和过时的商品更是需要按照先进先出法方式处理。虽然《企业会计准则》并没有要求存货成本流动必须符合商品的实物流动，但该方法的成本流动假设确实与商品的实物流动观念相一致。因此，对于许多种类的存货而言，FIFO法和具体辨认法得出的已销商品成本和期末存货都相同。二是先进先出法较为简便易行，无论是用于期间盘存制抑或是永续盘存制，相比而言都较为省事简便。三是先进先出法较为客观。与其他存货成本流动假设，特别是和LIFO、具体辨认法相比，管理当局不能任意选择存货计价，可以减少操纵存货成本和利润的可能性，从而可以保证存货计价和售价成本计算的系统性和一致性，便于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和同一企业不同时期的比较。四是在先进先出法中，期末存货成本是基于最近的采购成本。因此，资产负债表中的存货价值更接近于当前的重置成本，特别是当企业的存货周转较快、期末存货分摊的大部分成本都很接近于近期采购成本。与其他存货计价方法一样，先进先出法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该方法把大部分近期成本都分摊给了期末存货，相对而言非当期成本或过期成本都分摊给了已销商品，在物价上涨时会高估企业的当期利润和期末存货价值。当某一会计期间的采购成本或存货数量急剧上升时，用较过时、较低的存货采购成本与相对较高的销售收入进行配比，往往会高估企业的利润和存货价值，造成“虚盈实亏”。用相对较过时、较低的存货采购成本与当前收入相配比得到的利润数形成通货膨胀下的存货持有损益，但持有损益通常是不能进行利润分配的。其次，存货持有损益产生于存货价格上涨期间，是较低的、过时的存货成本和现时存货重置成本之间的差额。当管理者为了掩饰当前存货采购成本增加的事实而提高商品的售价时，因使用FIFO而产生的存货持有损益能招致误导性的利润和现金流量信号。FIFO忽略了存货重置成本的价格较高这一事实，因而这一包含存货“账面利润(即存货持有损益)”的利润数并非真正的可以向股东进行分配
的利润，因而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最后，先进先出法下的净损益包括正常经营损益和因存货价格变化而产生的持有损益，财务报表无法将两者分开披露，容易误导使用者。
(3)平均成本法。平均成本法是一种较为中庸的存货方法，其优点和缺点与先进先出法和后进先出法不同，如该方法确定的已销商品成本和期末存货价值大小处于FIFO和LIFO中间。无论存货采购成本是上升或是下降，平均成本法产生的已销商品成本和期末存货价值都处于FIFO和LIFO之间。然而它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更像FIFO而非LIFO，事实上当存货周转率较快时，平均成本法产生的存货成本如同FIFO一样接近于当前重置成本。平均成本法的主要优点在于它的实用性，该方法只在月末计算一次加权平均单价，易于使用，也比较客观。此外，相对而言，平均成本法也不像具体辨认法和uFo那样易于被人为地操纵。即使如此平均成本法仍然还是有缺点的，如该方法既不反映当期收入与成本的配比关系，也不反映按现时成本对资产负债表中存货进行的计价；再如该方法不符合存货的实物流动，而是与之相悖。简均法有时会导致严重的价格偏离，但平均成本法还是以其简便易行而在不少企业中得到推广。
(4)后进先出法。此方法是一种最有争议的存货计价方法，其缺点和优点都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其一，后进先出法用最近的存货成本和销售收入进行配比，能够恰当地反映当期收益。特别是在存货的采购成本持续上升以及存货周转率较慢的会计期间这一方法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在此方法下已销商品成本并不等于其重置成本，可能只是近似于其重置成本，因此，该方法可使存货的持有损益最小，在存货价格上涨期间使用LIFO报告的净利润可能更接近于可向股东进行利润分配的数量，有利于资本保全。其二，在物价波动不稳定的情况下，LIFO可以人为地平滑利润，避免企业损益的剧烈波动，以提高企业收益预测的可靠性，降低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增进人们对企业管理绩效和声誉的信任。其三，该方法因对存货的计价比较稳健，因此计算各项偿债指标比较真实，有利于保护债务契约中债权人的利益，因而受到债权人的欢迎。其四，在存货价格上涨及存货数量并不下降的情况下，LIFO可获得相对较低的报告净利润，并可以通过降低应税利润而永久性地递延所得税。从企业管理当局的立场看，消除通货膨胀的不利影响是LIFO最主要的优点。事实上，在通货膨胀期间，节税利益才是LIFO得到广泛应用的最主要原因。其五，LIFO使企业的净损益比较符合通货膨胀条件下的“真实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虚盈实亏现象，有利于企业的再生产，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是会计政策服务于经济政策、服务于政府宏观经济目标的一种体现。其六，IRS的“LIFO遵照规则”要求，为了节税目的采用LIFO法的公司，在其对外财务报告中也必须使用LIFO。尽管它可以通过降低应税所得获得递延纳税的益处，并且使用LIFO也可在公司对外财务报告中较其他成本流动假设降低报告净利润。从(表1)可知，当全世界都普遍采用FIFO和平均成本法在时，美国是唯一的广泛应用LIFO的国家。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些国家并不允许采用LIFO(如英国和法国)；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允许为会计目的采用LIFO，但不允许为节税目的采用该方法。后者增加了在存货采购成本上涨期间采用LIFO法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节税的可信性。从国际范围内看，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已建议为了财务报告目的应取消LIFO，我国新颁布的会计准则也取消了该方法。笔者认为，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等客观因素存在着较大差异，强行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或取消后进先出法都是不足取的，而应由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本国企业特点的会计政策，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是否选择后进先出法是企业自己的权利。
三、企业存货会计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当存货的价格在一个会计期间是按同一方向变动时，在以成本为存货计价基础的情况下，上述各存货计价方法对本期净利润和期末存货价值的影响是有差别的。由于“本期可供销售的存货成本=已销商品成本+期末存货账面价值”，因而，存货价格的变动不是影响“已销商品成本”，就是影响“期末存货账面价值”。在有些国家，上述各种成本假设都是公认会计准则所承认的，如果物价水平不变，则不论选择任何一种成本流转假设所得的损益结果都是基本相同的，但上述理论分析都是针对物价水平变动的情况而提出的，因为物价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与企业的现实经营活动实践是一致的，如(表2)所示。因此，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将上述存货会计政策选择产生的经济后果概括为以下方面：
(一)对资产负债表即财务状况的影响 “资产负债表是说明为实现未来成果的现存手段资产”，“负债表的有用性是对当时的可偿付债务的资产、待支付债务或净清偿价值的表述”。在FIFO法下，期末存货按照近期进价计算，比较接近于资产负债表日的重置成本，使资产负债表较为真实合理；在LIFO法下，期末存货是按较早期的采购价格计算的，与资产负债表日的重置成本差别较大，因此LIFO法计算的存货数偏低，即资产负债表中存货的价值被低估。运用这一存货数值计算的相关财务分析比率也受影响，如存货周转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就会被歪曲。亨德里克森提出反对LIFO法观点的理由之一是，“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存货价值是过时的，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反映过去期间存货的价值是毫无意义的。”
(二)对损益表即收益质量的影响在FIFO法下，用早期较低的存货成本与当期的营业收入相配比，就会高估或虚计利润。若以此利润数额计缴所得税、分配股利等，会使企业因难以重置同等数量的存货即企业无法进行实物补偿，使企业无法在原有的规模上持续经营，造成过量分配，不利于资本保全，从而会削弱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相反，在LIFO法下，以最近的存货采购成本与当期的营业收入相配比产生的利润数额，可以恰当地解释、评价和预测企业的经营成果，以此利润数额计缴所得税和分配股利就不至于影响企业的持续经营。由此可以看出，各种存货会计政策对损益表影响的主要差别在于时间性，即存货成本在什么时候由资产摊销、转化为费用。在上述存货计价方法中，按稳健程度从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列依次是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先进先出法，具体辨认法最接近于真实状况。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FIFO法使存货价值和企业损益达到最高水平，其次是加权平均法和LIFO法；在物价下降时则相反。在物价持续上涨及不动用期初存货的情况下，LIFO法使当期已销商品成本最高，企业的损益降剑最低水平。
(三)对税收成本和现金流量的影响在LIFO法下，由于低估了期末存货成本而多计了已销商品存货成本，就减少了本期应税利润从而也减少了税收成本LIFO因节税而减少了现金流出量，与其他方法相比，增加了当期的现金流量，改善了企业的现金流转状况。从此意义上而言，企业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产生不同的税收负担，相当于企业享受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笔者认为，企业因采用不同存货计价方法对报告收益的影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影响，并不能反映企业财富的任何变化，所得税支出才是对企业的真正影响。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篇6
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我国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原因是什么？国家应该如何完善大学生就业支持政策以实现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本文将以上问题进行分析总结。
一、我国大学生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就业难”、“供需失衡”、“地区失衡”是目前我国大学生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是就业难。自1999年高校开始扩大招生规模以来，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日趋下降。一方面高校毕业生以每年50万的平均速度递增，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低靡使得就业岗位相对短缺。应届毕业生当年或来年都找不到合适工作的比比皆是。他们有的到处投简历但都石沉大海，有的奔波于各大城市参加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考试，屡败屡战，有的辗转于全国各地的人才招聘市场寻找被雇佣的机会。来自社会、家人和自身的压力让他们觉得迷茫。托关系找熟人，却成了当下除了考试之外最有效的就业途径。其次，人才的供需失衡造成“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的现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技术性强、专业性强的工作找不到合适的人做。有的专业供过于求，无数同专业的毕业生竞争同一个职位。有的专业供不应求，虽有相关专业毕业生但找不到技术到位的。再次，就是地区失衡。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失衡导致地区性的就业失衡。经济发达地区人才过剩，基层贫困地区人才贫瘠。这种地区性失衡往往导致贫富进一步分化，带来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恶性循环。
二、我国大学生就业困境的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在普及、扩招的同时，教育质量未能同步提升。中国的全日制本科教育课程内容大多过于空泛，重视理论体系，广而不精，缺乏实践结合。造成四年学习的知识不深入，没有实用性。大学的严进宽出，高考前备考为目的的填鸭式教学，进入大学后散漫的教学模式，都是大多数毕业生感觉学不到东西的原因。
人口基数大，国民经济创造的新增就业岗位远不及新增劳动力数量。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学一般以16岁-64岁期间的人口为劳动适龄人口。中国一般规定男子16岁-60岁期间、女子16岁-55岁期间的人口为劳动适龄人口。劳动适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70%。庞大的劳动力基数支撑了我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同时如何更有效的利用庞大的劳动力、合理分配人力资源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考验。
国家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策支持不够完善，宏观调控的效果不明显。我国出台的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政策虽然不少，但作为一个体系还不够完善。国家政策作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在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方面起到的调控作用还有待加强。
大学生自身的职业期望值过高，“高不成低不就”。伴随着精英教育的普及，大学生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高校毕业生对就业的期望值也就一直居高不下。调查显示，大学生的理想起薪集中约有15%的人定位于4000元以上，而仅有不足3%的人选择1500元以下。而大部分的企业全部选择1500-2500元。部分大学生就业期望值依然居高不下，过高的期望值不可避免地让他们失了大量的就业良机。
三、国家应该如何完善大学生就业支持政策以实现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注意“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在高薪、高待遇、高福利等的吸引下，大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观念也在跟随经济发展方向，选择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寻求发展空间。而一些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急需人才的地区，却很少有人问津。国家要制定政策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就业。力求东部西部的平衡，大城市与中小城镇城乡的平衡。于此同时，既要保证传统行业“后继有人”，又要鼓励毕业生到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就业创业。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在保证发展的基础上做到可持续。
鼓励制定针对地方的就业指导政策，因地制宜，结合当地经济发展、就业状况，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各级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方的大学生就业状况，制定政策，吸引本地生源高校毕业生回乡就业创业。缓解一二线城市拥堵，增加三四线城市及城乡就业吸引力。
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初创小微企业。扩大中小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调查显示，有30%以上的求职者更有意愿到小微企业就职，这种意愿在互联网、科技、金融、保险、中介等领域人才的比例更高。国家应采取简化审批、税收减免、研发奖补、项目用地、金融保险等多项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扩大其吸纳就业的能力。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篇7
一、唐山市产业技术赶超的阶段性特征与面临的挑战
“十三五”时期是唐山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后“窗口期”，国内经济矛盾与风险不断扩大，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化解短期增长压力、实现全面小康社会、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等一系列问题都要求地方政府在转型升级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中要争取抓住主动权，将供给侧重组和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是方向问题，方向明确才能激发转型升级的动力，才能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十一五”“十二五”规划制定与实施的丰富实践，提醒决策者对于“十三五”规划的制定，要综合考量，要有前瞻性和战略思维，要着眼长远，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真正的转型升级是要把效益和惠民摆在首位，改变片面追求速度和数量的思维观念，打破传统思想禁锢，避免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粗放型发展之路，要努力发展集约型经济和创新型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当前，唐山经济发展正面临着新兴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进退交锋、新旧更替、优劣转换、量质消长的艰难选择。为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唐山经济社会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实?F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和创新驱动，这是唐山经济转型和技术赶超的关键。然而，当前乃至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唐山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还将面临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一些突出问题，这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产业结构还不够优化，第二产业的比重仍高居不下，过剩产能化解困难，经济质量还不高；第二，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的现状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创新驱动能力还不强，还主要依靠资源禀赋力量；第三，人与自然的矛盾和问题还比较突出，污染治理的压力还很大，“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还不能很好协调。因此，在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千载难逢的机遇面前，唐山市委市政府提出了把稳增长放在首位，在稳增长中调整产业结构布局，积极推进转型升级，加快形成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共同主导、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双轮驱动的经济发展新格局。
随着企业层面技术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唐山市与发达地区的技术差距开始明显缩小，但这也倒逼企业层面的技术学习被迫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企业的技术创新也逐步进入一个缓慢的发展时期。从国家层面而言，我国很多关键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还高度依赖发达国家。当然，在技术不断被摸索和跟进的同时，国际间技术水平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小，这也使得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更加重视核心技术以及前沿技术的保密程度，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技术转让条件更为苛刻。从现实来看，单纯的技术引进于企业层面而言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总之，现阶段企业层面的自主创新才是实现真正意义上技术赶超的关键，然而企业的自主创新需要大量的人、财、物力和时间的投入，这无疑又会大大降低技术赶超的实现速度，导致技术赶超全面放缓，从而进入技术赶超的后赶超阶段，即所谓的“技术赶超”怪圈理论。在后赶超阶段，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面临着技术锁定与路径依赖和经济系统与技术体系变更的“结构性危机”，同时也面临创造普通就业岗位与前沿技术研发的“二难选择”，只有全面认识这些阶段特征及面临的挑战，技术赶超才能成为现实。
二、唐山实现产业技术赶超面临的机遇
当前，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和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作为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提振经济的重要突破口，创新驱动与新兴产业的战略布局正在加速形成。面对市场多极化和激烈竞争的严峻挑战，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要把握住历史上经济变迁与技术体系演化的客观规律所创造的技术赶超的战略机遇，要充分发挥经济转轨中实现技术赶超的比较优势。
欧洲工业革命、20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20世纪90年代我国区域经济带的隆起以及2008年的金融海啸都说明了一个问题：技术演变范围的大小和全球乃至区域经济结构幅度调整的高低，都在一定范围内受到技术发展机会的制约，这也关系到技术赶超的实现程度。从理论上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当原有技术体系迎来报酬（边际报酬）递减趋势时，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与技术体系的轨道变革就具备了客观条件，为化解市场衰退乃至崩溃的风险，寻求经济的再次快速增长，技术赶超便会重新酝酿并成为可能，从而形成新的经济体或经济增长点。
长期以来，唐山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始终面临后发的比较劣势，但在转型升级中，也逐渐凸显出了一些新的比较优势，如资源与生产要素禀赋结构优势、战略机遇与区位优势以及本土市场规模效应优势等，这些新的比较优势都得益于经济系统的动态演化。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这些新的比较优势连同传统的劳动力、资本与技术等生产要素优势，将会有效促进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并内生出诱导区域市场分工与推动企业技术能力发展的条件与因素，不断形成有效影响技术创新的市场环境与经济规则，从而助力区域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的实现。同时，本土市场规模和要素禀赋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地区化解就业创造与前沿技术研发的“两难抉择”提供新的机遇。
三、唐山实现产业技术赶超的政策选择
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实现唐山经济转型升级和技术赶超，就必须培育自己的技术能力，鼓励自主创新，缩小与发达地区的技术差距。同时，需要政府聚焦于创新系统的能力建设，服务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有效改善经济系统的市场运行环境、组织调节环境和制度约束环境，完善创新创造机制框架。通过重塑教育和培训体系、创新科技政策等手段大力发挥政府在技术创新创造能力提升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技术赶超中的信息生产、协调与补偿等作用，构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新格局。
第一，可以利用技术引入与模仿推动技术进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地区与国际间经济交往逐渐加深，要素间自由流动的程度也日益密切，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技术交织局面。发达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充分利用这些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已经成为地区乃至国家技术进步的强大动力。实践已经证明，无论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最大可能地引进和模仿先进技术，都极大地推动了自身的技术进步。因此，唐山市在制定技术赶超政策时，自身学习能力和吸收能力的培育与加强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只有拥有强大的学习和吸收能力，才能更好地利用技术引进和模仿先进成果，才能实现科技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篇8
二、维护文化主权：国际实践及评价
(一)维护文化主权的努力与实践
文化保护既是一个本土化的命题，亦是一个全球性的命题。似乎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国家都不由自主地卷入了这场“全球化与国家民族个性文化生存”的冲突，以至于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全球化与道德重建》中提出：“我们应当在全球泛滥的伪文化压力面前桿卫自己的文化特性……不要把本民族的伟大文化成就和价值传承抛进受忽略的角落。”m可见，全球化在加快文化融合的同时，也使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并进一步了解自己的文化。面对异族文化的大举人侵，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强调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1998年6月，来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19位文化部长相聚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商讨“在逐步全球化的世界中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性”。1993年法国提出“文化例外”原则并为国际社会所认可。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化公约》，反映了126个签约国要求维护本土文化主体性的一致信念。
目前所有遭遇异族文化入侵的国家主要采取两种对抗措施：
一种是考虑到文化产品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精神文化属性”，很多国家对本国文化企业的生产、物流等提供各种形式的税收优惠。而通过政府直接投资或提供财政补贴已经成为加拿大和亚洲各国文化公共政策的常态。
另一种是强调文化产品的本土内涵，限制外国文化产品进人。欧洲国家政府普遍认为，只有当市场上本土的文化产品足够丰富时，本国民众对文化的享有权和选择权才能得以保证。因此，这些国家对进口文化产品实行配额制，限制进口竞争性的非国产影片和节目资料，以确保一定比例的具有本国及欧洲内涵的影视节目。如法国的政策规定，电视台60%的时间必须播放欧洲大陆制作的影视内容，其中，法国本土制作的影片不得少于40%;电台在早上6:30至晚上10:30之间的时间段内播送的音乐节目中法语歌曲不得少于40%。[4]
(二)对各国文化保护政策的评价
且不说对进口广播电视节目设置配额可能招致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从而引发针锋相对的贸易战，一味强调支持本土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而阻止外国文化产品的进人，在今天的信息化社会中其实已经不可行。不区分文化产业的具体类别，也不考虑不同文化产品的属性，仅仅只是单纯对本土文化产业给予保护与支持的政府行为实际上也一直为许多经济学者所垢病。
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经济学理念是，分散决策通常优于政策决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必然对市场正常的价格信号造成扭曲，从而影响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当代西方经济学者大多认定，消费者主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动摇的经济学原则，即消费者应被视作是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佳裁判，市场机制会忠实地反映消费者的选择参数。因此，强制性地通过对外来产品实施配额改变消费者的需求方向，控制和限制消费者的选择，显然是对消费者主权的侵犯。
另一方面，政策决策者对文化企业给予补助和津贴所产生的效果实际上往往并不尽如人意。有选择地对某些企业给予资金支持一方面有失公平，违背市场竞争法则;另一方面，这类措施很可能是最终鼓励创作者和生产者放弃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极尽可能地创作和生产广受欢迎并具商业吸引力的产品战略，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津贴从资金上把制作人与公司的商业效应隔离，因此减弱了他们追求效率的动力”。[5]美国学者威尔德曼(Wildlman)和希维克(Swek)认为，面对外国的竞争，本国文化产业的生存其实并不需要政府的经济支持。他们分析了意大利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电视节目生产和贸易统计数据，发现外国竞争所削弱的正是国家控制和拨款的媒体。[6)因为生产者不仅由此失去限制预算的主动性，且文化企业还有可能通过扩大生产成本以争取更多的财政支持，导致企业经营效率下降，丧失发展活力。
保护本土文化是基于深厚的民族感情和强烈的民族政治意识;对效率与公平的向往则要求维护自由竞争的法则。简单地强调文化专制或是自由放任显然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合理方向。情感与理智间冲突的解决寄望于政府的治理智慧与能力。三、文化政策建构：弥补市场失灵在全球化背景下，结合中国现实，如何在尊重市场规律、鼓励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弘扬本民族传统文化，坚守文化自觉，同时增强本土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提升文化自尊和自信，是当前中国文化政策应该关注的焦点。借助于公共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政府需清晰厘定自己的行为边界，确定合理的政策方向。
(一)文化政策依据1.支持传统经典文化，矫正外部性1875年，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在谈及学习借鉴外来文化时指出，“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如其所言，文化有着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实质之分，尽管两者相互渗透、相互包含，但代表外在形式的文化比较活跃，容易被效仿，亦容易受外力影响而改变;而反映内在实质的文化则相对恒久，轻易不会迷失。今天文化的全球化对一国本土文化的影响，其实也并非均匀同质地分布于不同的文化品类。
2000年，美国路易斯安纳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凯文马尔卡希(KevinV_Mulcahy)通过研究发现，相比较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和视听文化，高雅艺术、经典艺术和文字文化对异族文化的浸染具有更强的抵抗力(表2)。大量学者，包括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加拿大社会学家卡斯帕内格勒(CasparNaegele)和塞缪尔德尔伯特克拉克(Samuel.DelbertClark)等都持有类似的观点。
异族文化对本土不同文化品类的影响力诚然，关于高雅与通俗、经典与流行的区分本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并随着时代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风尚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和变化。不过，可以达成共识的是，真正的艺术经典是终极性的精神探求和有深度的艺术尝试，经得起时间冲刷和历史的沉淀。它以创作者的情感表现为主体，强调个体生命经验的自由出场，不为商业和市场利益所左右。与高雅文化艺术的价值取向不同，大众文化是大工业时代到来后出现的渗透着浓厚商业意识的文化产品，其价值取向在于追求消费和娱乐。它借助“市场逻辑”，以大众的欣赏趣味、思维习惯，以及大众的认识水平和道德标准作为文化生产与创作的准绳。由于摈弃深刻，消解意义和价值，放弃对观念和思想的执著追求，大众文化具有平面性和可复制性，借助于现代工业和信息的髙科技手段很容易呈现全球同一的趋势。
显然，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与道德观，即“内在的文明”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身份，代表了一个民族的个性，只能由那些关注人的精神层次和心灵世界、坚守人性升华和精神进化立场的经典文化和高雅艺术作品来建构和诠释。可是，在今天的市场化浪潮中，高雅经典文化与生俱来的非功利性特征令其在与大众流行文化的市场竞争中相形见绌;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则进一步加剧了高雅文化的市场竞争劣势。毋庸置疑，仅仅依靠市场运作，高雅文化的生存空间极其有限，因此其传播与传承必定受到影响。悉尼市居民进行了一项抽样调査，该调查结果表明：鉴于高雅文化和经典艺术对社会整体带来的外部效益被普遍认可，公众乐意承担更多的纳税义务使政府有能力以公共资金支持其发展(表3)。类似的研究还有许多(WilliamG.Morrison&EdwinG.West,1986)，但其结果均不约而同地显示：因高雅经典文化艺术存在大量的收益外溢，市场调控有着先天的不足，需要政府介人以弥补市场的缺陷。W这些研究结论为政府介入传统经典文化艺术领域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2整合资源，促成文化创意成果转化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来源于灿烂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传统已是社会共识。然而，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是：在今天后现代社会下的消费文化中，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实践该如何支撑这种来自历史深处的民族自信?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中文化产业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当代大众流行文化机制，具体表现为创意的商品化、市场化和产业化。首先，卓越的创意是关键;其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产品，创意经工业化成为有商业价值的版权资源后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有价值的、高水平的创意无疑是社会的稀缺资源。它源自个人创造力、技巧和才华，其生成取决于创意者的个人禀赋、人生境遇、心路历程、创作冲动以及社会环境，强调个性和差异化。因此，创意往往散落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其出现并不依赖于现存的任何一种生产模式，亦不可以借助某一程序而大量复制。当然，随着产业内部分工不断向纵深发展，也没有必要要求每一家企业都拥有独特、精巧的创意，通过资源整合，即可促成文化生产制作环节和营销推广环节的运作者与创意者携手合作。新颖的构思、精密的制作、畅通的渠道，加上版权贸易，共同构建完整的产业价值链，促成文化创意与资本及市场对接，实现创意的商业价值。
创意诚然是文化产业的核心和灵魂，但如果仅有创意，离开市场没有商业化运作也无法形成产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多数文化创意者在拥有创造力的同时，并不具备经营专长，他们普遍缺乏对创意成果市场化运作的能力和经验，无法运用产业化手段完成创意的商业增值，以至于我国大多数创意成果都未能形成规模化的产业’在创意产品的推广、衍生产业的发展、品牌的建立、价值的挖掘等方面普遍不理想。显然，创意经工业化成为有商业价值的版权资源，市场运作不可或缺。因此，必须借助于完整、高效的产业价值链条，令具有不同功能的企业协同合作、优势互补。
可见，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文化、技术、经济相互交融的产物，需要多元要素的有机结合和支撑。时至今日，文化产业的国际间竞争远不止发生在企业或产品间，而已经进入产业链层面。因此，从整体角度考察产业链中各环节的价值创造活动以及影响价值创造的核心因素成为必然。一方面，产业链纵向不断延伸、细分，新的市场主体和价值创造者不断加人;另一方面，产业链横向不断深化分工和扩展协作伙伴，稳固、提升每一个环节的价值形成能力。纵横两方面的整合逐渐催生出企业间相互依赖、紧密协作的价值网络。基于此，创意得到有效文化消费需求的引导和支撑，得到资本的认知、认同和认购，并被文化生产制作环节所接纳，转换为文化内容的承载物进人宣传推广营销渠道，保证原创文化作品无形价值的开发和利用，进而使产业的长期竞争力由此增强。只有当中国的文化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具备强大的竞争力时，中华民族才可能在后现代的消费文化中提升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
然而，当前中国文化企业普遍规模偏小，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信息沟通的能力，也不具备足够的实力进行全产业链的整合。于是，公共政策的目标就在于通过有效的信息传递，降低各文化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推动产业价值链上的各环节顺利衔接，令不同的企业根据自身的优势承担产业内价值创造的不同职能，形成上下游关系，实现文化创意与商业化、产业化运作的有效对接，最终发现价值、实现价值并创造价值。
(二)文化政策路径选择
全球通讯网络的建立，使其控制文化传播和信息流动的想法变得十分困难，盲目排外、拒绝参与全球化进程，既无出路亦不现实。只有“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尝文明的苦乐，除此之外别无选择”。[9)然而，与时俱进并不意味着随波逐流。而大力扶持最能体现中华民族核心价值取向的传统文化和经典艺术，保护民族文化根基，同时，尽力帮助提升本土文化产业实力，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增加民族自尊和自信，体现了全球化冲击下公共政策的决策理性。
1.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培养民众审美意识
根据经济学的外部性理论，传统经典文化由于存在丰厚的外部效益，市场消费必定不足。因此，单纯依靠市场的自发调控将产生效率上的损失，降低社会福利。图1所示，市场均衡量为Q,，明显低于社会理想的最优均衡量Q2。因此，仅仅单方面限制外国文化产品的进人或是增加本土文化产品的供给均无异于缘木求鱼。只有当民众欣赏到艺术的美感和魅力时，才可能激起对传统经典文化的向往与追求，增加对经典文化艺术的消费，从而推动私人需求曲线向右移至社会需求曲线，将外溢的收益内部化，实现帕累托改进。
面对文化全球化的冲击，在传统经典文化的需求端发力应是保证经济效率、提高社会福利的政策重点。然而，不同于物质商品，文化艺术必须要懂得欣赏才可能产生需求。“接受美学(Re-ceptionalAesthetic)”认为，艺术作品首先只具有潜在的审美价值，必须在经过消费者的解读和诠释以后，才可能表现出实际的审美价值。因此，艺术品味和欣赏能力是决定消费者能否获得艺术作品实际审美价值的唯一重要的因素，从而成为影响其消费水平的最重要的变量之一。如余光中诗中所云：“当你的女友改名为玛丽时，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呢?”
可是，艺术品味和欣赏能力并非与生俱来，必须通过后天习得。广泛地接触和熏陶是熟悉的前提，然后才可能对某种艺术形式产生丰富的认知，逐步形成对它的成熟的品味，从而在深人认识文化艺术所传达的信息和意义基础上产生精神上的共鸣。诚如马克思所说，“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11)精神上的共鸣也就成为持续参与文化艺术活动的动力所在。
在全球化的强力推动下，如今中国已经被动地汇人了世界范围内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后现代文化潮流中，并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大众文化的深度影响，呈现出全民娱乐景象。显然，任何一个个体在拥有某种艺术鉴赏力之前，并不会主动置身于艺术的熏陶之中。面对当前单一大众化的文化生态，需要培养民众的审美意识、引导民众的文化消费方向，令艺术素养的普及渐渐形成一种文化效应和文化风尚。这无疑是一"相当漫长的过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承担起普及艺术教育的责任。1906年美国博物馆协会提出的“博物馆应为民众的大学”的观点，体现了公共文化机构具有的教化与熏陶功能。
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进程中，政府应该以制度提供者与制度保障者身份出现，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保证其健全与完善。
(1)在物质层面，营造平等、开放、共享与公益的文化空间。
哈贝马斯(Habermas)分析了18世纪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俱乐部、咖啡馆、沙龙、杂志和报纸，发现这是公众自由发表意见、交流看法的公共领域[12)，从而从空间角度构筑了形成公共文化的现实基础。它既是社会环境的精神地标，也是象征文化理想的仪式空间。
随着社会组织体系的日趋完善，现代社会的公共文化机构逐步取代了当年的俱乐部和咖啡馆。不同于商业文化机构通过市场收费(包括向消费者收取费用和向广告商收取费用)方式弥补产品的供给成本，公共文化机构依靠公共权力创建并维持，能够独立于实际利益的考量，不必接受商业社会的宰制，尽力确保社会公众对艺术具有最广泛的可接触性，培养其审美意趣。
通过组织与提供一系列公共性、集体性的精神文化活动，使公共文化机构能为社会公众提供诸多机会走近高雅、品味经典，培养民众的审美取向和道德规范，塑造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最终形成较为一致的文化价值观念。如英国广播公司BBC、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日本放送协会NHK等均强调“经典”与“内涵”，通过制作精良、丰富多元的节目内容，展现出极强的历史穿透力和文化感染力，呈现出鲜明的社会性和人文关怀，并藉此对本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艺术传统进行普及、传承与弘扬，启发和引导民众实现自觉认同、自主接受与自我内化，建构其精神世界。
(2)在精神层面，建立尊重、包容、发展与创新的文化理念。
公共文化空间既是作为社会群体的文化现象、文化需求和历史记忆的空间表现，同时也是社会成员之间进行文化交往的表达方式。社会公众在利用公共文化空间充实自己精神生活的同时，也在此展示、交流文化成果，充分表达自己的品味和见解，使各种论点和意见都有机会通过理性的讨论展开交锋。思想、观念的碰撞和争论可能激发一个个体、一个群体对某一种生活方式、某一种确切的生活理想的创造力和想像力;也可能激发重大的理念诉求和创新愿望。比如加拿大的许多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大量内容丰富、思想性和学术性并存的民族刊物，讲述加拿大人的故事，阐释加拿大人的历史，如《加拿大学人》《加拿大论坛》、《加拿大历史评论》等。这些民族刊物通过建立各种文化活动长效机制，如评奖、编选作品集、组织书评和文学批评等，致力于唤醒加拿大人的民族意识、加强加拿大人的文化认同。
新媒体时代，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传统的信息发送、接收渠道与方式，创新了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了社会公众与文化的接触模式，其交互化和参与化特征在鼓励普通民众参与文化艺术活动以及自由表达、开放交流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有力地促进了信息沟通、平等对话、观点分享和理性探讨。
随着对传统经典文化的广泛接触以及思想碰撞，民众将更加充分地了解本民族的文化，而充分的了解正是欣赏的前提。只有对本民族的文化充满温情与敬意，并倍感骄傲时，才具备足够的文化自信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护民族文化、维护民族文化主体性和独立性的自觉。加拿大的相关数据指出，大约有超过60%的加拿大民众每天坚持收看本国的电视新闻节目，有45%的人每天读本国报纸，还有更多的人每天坚持收听本国的广播节目。[13]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供给，民众对本土文化的大力支持也激发了文化工作者的创作热情。
2.打造文化产业公共服务平台，促成交易产生
相对于一般的工商业项目，文化创意项目回报周期长，价值难以评估，创意成果商业化、产业化风险较大。面对产业内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共性需求，迫切需要一个开放、共享的多学科、多用户、多功能的资源保障与服务系统，一方面完成信息的集聚，帮助文化创意资源供需双方能在更大范围内接触到交易的潜在对象，有效解决资源匹配难题，降低创意成果商品化成本，减少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完成实体的集聚，帮助产业内上下游关联企业实现资源整合，构建完整高效的产业价值链，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在当前中国现实社会状况下，比较理性的选择是由政府率先引导建立文化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各种资源及专业化服务。中国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一方面能够保障平台的建设投入水平，另一方面亦能够有效保障平台的公益性，促进资源的整合和共享。完善的公共服务平台系统不仅可以为平台的参与者提供所需要的资源和各种专业服务，更重要的在于可以协调企业相互之间的关系，营造一种产业共生环境。政府可重点从以下两方面关注平台功能的优化：
(1)保证中介服务体系专业和高效
所谓平台就是一个开放性的基础架构，以“共用、共享、协作”为核心，具备一定的运行机制。各种处于产业价值链不同阶段和环节的产品和服务都可配置于这一平台之上，以满足用户所需。首先，该平台应该具备信息功能，能够起到发现创意资源、沟通信息、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信息失灵，增加文化创意价值实现的可能性，促进文化市场繁荣。不过，平台要真正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绝不能满足于仅仅是提供信息服务的、面对单边用户的平台，促成创意资源供需双方的匹配才是文化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的使命。因此，平台上应该集聚大量具有不同专业职能的中介机构，提供各类出色的专业化服务，包括市场调研、成果转化、产权评估、技术支持、管理咨询等，以支撑和促进文化创意与市场对接。
可见，中介机构虽不是文化创意的主体，但是作为文化创意活动的主要辅助者，在深化专业化分工、加强企业协作，稳固和提升产业价值链上每一环节的价值形成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黏合剂”作用。而平台参与者的“黏度”正是平台的价值所在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一个成熟的文化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绝对离不开配套齐全、专业、高效的中介服务体系。
(2)提高平台参与者数量进人平台的交易主体，最关心的是能否通过平台高效率地达成交易，并获得最大效益。因此，
政府政策对平台的支持不是表现在大量建设各类平台，而在于尽可能地建立一种机制，以最大化发展既有平台双边参与者的数量规模。这不仅是平台规模经济的内部要求，使平台所提供的各项服务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减少资源浪费;更重要的还在于，平台双边市场买卖网络效应的存在，即平台一边通过大规模的参与使具其有共性需求的主体大量聚集，从而降低平台另一边参与者的搜寻成本，增加市场流动性，提高资源匹配效率。由于每个平台用户从平台使用中得到的效用与用户总数量有关，用户人数越多，每个用户得到的效用越高，因此，大规模的参与无疑是平台能力体现和制胜的关键。
另一方面每一个平台都有自己明确的定位，
其提供的服务在功能上亦具有专业独特性，也只有如此，大量关联企业才可能聚集到该平台上。
因此，数量有限但具有鲜明特色、服务高效的平台无疑有助于平台品牌的建设，从而有利于客户识别，提高客户的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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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篇9
一、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产生与现状分析
1.我国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产生的主要原因有：①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矛盾。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总投入虽然有了明显增加但相比于办学规模的增长，生均投入变化不大。此外，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十年间，高校人均用人成本变为原来的两倍；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也存在许多矛盾，主要是育才理念、管理制度、办学水平以及社会承受能力制约大众化进程。②高等教育收费偏高，增长速度过快，与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不相适应。20年前，大学学费只有200元，现在已经高于5000元，涨幅高达25倍，然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4倍。因此高等教育的收费过高已经超出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③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贫富差距扩大。我国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和不同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加大并且在不断扩大，导致我国财富分配不平等、社会发展不公。如经济不发达的老、少、边、穷地区、西部及内陆相对落后的地区与东部以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学生家庭相比，其收入偏低且差距很大。这一因素也直接导致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产生。④各种意外或非意外原因导致的家庭贫困。如自然灾害、突发疾病、意外伤害等原因导致家庭生活陷入困境，这一因素将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产生。⑤贫困生资助体系不完善。贫困生资助体系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如资助资金供给不足、分配不均衡、贷款手续烦琐以及管理制度不完善等。
2.现状分析。为全面了解和掌握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现状，笔者选取了吉林大学高校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围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现状、高校当前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手段以及存在问题等进行调研。本次调研主要通过发放调查问卷、走访、座谈、家访等多种形式进行。调查问卷共收回986份，其中有效问卷969份；实地走访贫困家庭35户，电话家访贫困家庭70户。
通过此次调研，笔者深入了解到当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①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来源呈现多样性。多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庭以务农为生，且家中子女较多，收入来源单一且微薄。调查显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务农的占69.72%，拿工资的占16.06%，个体经营占8.45%，其他占5.77%。不可预料的突发事件也是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增多的主要原因。通过调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有40%的学生属于突发性经济困难。此外，即使出生在城市家庭的孩子，也可能因为父母下岗而难以按期缴纳学费。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物质、精神“双贫”问题。一方面，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大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都相当节约，月平均生活费支出不超过400元，在生活费、医疗费用等方面远远低于普通大学生的消费水平，常常陷入经济窘迫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拮据和学业压力，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表现出力不从心、气馁、无奈的状态，甚至还有严重的自卑感，逐渐形成自我封闭、退缩或抑郁的性格特征。通过调研发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对自身的幸福感和满意度都不高，心理健康水平总体较普通同学低，36%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愿意与家庭条件好的同学交往，46%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与同学相处中怕被同学歧视。
二、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实施现状与问题
1.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资助政策，逐步建立起覆盖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各阶段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资助范围不断扩大，资助标准不断提高，资助领域不断拓展，保证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和完成学业。目前，在本专科教育阶段，建立了以国家奖助学金和国家助学贷款为主，校内奖助学金、勤工助学、困难补助、学费减免、“绿色通道”、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等为辅的资助政策体系。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建立了包括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三助”（助教、助研、助管）岗位津贴、学费减免、特殊困难补助、“绿色通道”等在内的多元奖助政策体系。中央财政每年投入高校学生资助经费约223亿元，惠及约660万名学生。
2.我国高等学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及其实施过程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贫困生资助体系的制度设计不合理；贫困生的认定缺乏合理机制；对学生综合素养培养和诚信教育不足；社会参与资助力量薄弱；缺乏协调统一的资助措施和足够的资金支持；金融机构控制助学贷款的发放额；高校贫困生的资助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三、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与困难学生群体产生原因的关系
1.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宣传力度小，导致困难学生群体产生。根据文献记录了解到，对于现行资助体系的知晓度，大学生群体对其知晓度最高，其中，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于资助政策如现行资助体系的内容、助学金评定方法、对于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程序远高于普通学生。因此，现行资助政策要深化在普通学生群体中的宣传力度。
2.高校学生资助政策性推广性被制约，导致困难学生群体产生。①政策措施保障滞后。当前，我国政府在对于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教育资助问题的处理上，已经开展了多种措施相结合来解决的诸多工作，基本形成了一套符合社会发展的资助体系。但是在制度设置与完善方面，还有各级政府以及各高校在对国家资助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的差异和所取得的效果方面有很大的缺陷，与美国、英国、日本发达国家的资助体系相比，我国的资助体系在制度方面和资源使用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改进，以取得进一步的提升。②资助管理模式陈旧。近年来，国家颁布了很多有关加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文件，但是新出台的政策没有很好地落实和宣传，部分学校没有设立专门的资助管理机构还有学校虽然建立了资助管理机构，但没有按照要求进行工作的开展，此外学校和社会的宣传力度不够，很多学生和家长并不了解新政策。③信用体系运行苦难。国家助学太宽申请过程复杂，名额有限，贷款金额较少并且申请过程烦琐，即使申请成功贷款下放时间较长。外加大学生有诚信缺失问题，造成大学生违约率难以下降。④思想教育环节薄弱。近年来，国家、高校以及社会加大对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但是对于他们的教育、培养和发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关注度不够、力度不够，模式单一等问题。一是经济困难学生的思想教育问题欠缺，而是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方面有所忽略。
3.高校学生资助体系监管性差，导致困难学生群体产生。一方面，高校学生中存在少部分家庭虽然不困难但却获得国家资助的同学；另一方面，对于被资助的高校家庭困难学生其生活中存在不节俭的现象，两方面因素可以看出高校资助政策中存在弄虚作假的现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很少有单位会对资助款项的去向进行监督管理。因此，现行的高校学生资助征程在资助金的使用方面的管理和监督力度有待加强，以保证资助资金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4.高校学生资助体系惠及程度不够，导致困难学生群体产生。通过对比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普通学生在校日常消费情况以及对比经济困难学生在享受助学资助前后生活质量变化情况分析得到，两大群体中，经济困难学生饮食支出占总支出比例略高于普通学生，在学习培训支出方面相差不大，在人际交往、娱乐支出方面，经济困难学生支出水平低于普通学生较多。在现有资助体系下，虽然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压力得到一定程度缓解，生活质量也明显高于过去，但是他们整体生活状况与普通学生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高校学生资助体系的惠及程度仍需加强。
综上所述，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是当今社会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资助体系，还需各项学生资助政策的深入落实和学生资助工作的不断推进。最终，学生资助工作助困、与人、成才的目标的实现将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张梦菲.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实效性研究――以吉林省高校为例[D].长春理工大学，2014.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篇10
2011年我们要关注的问题当然一个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来看，中央是希望降低一点经济增长率，两会定的是8%。但是，实际上二季度11.9%，三季度10%，2011年会低于10%，因为中央政策调控的时候就希望不追求广泛的经济增长，希望把更多资源用在保民生和防通胀方面，增长速度保8%到9%，应该说就相当不错了。
另外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从学术上来说货币供应超过实体经济需要，就造成货币购买力下降，或者是物价水平急需上升。我们2009年货币大量供应带来增长过剩，2010年都可以看到。我们定的目标是3%，可是从8月份开始就超过3了，8月份3.3%，9月份3.6%，10月份4.4%，11月份5.1%，所以全年可能要超过3%。通货膨胀有惯性，从应对通货膨胀的手段来看，货币政策有三大政策，一个是利率，一个是储备金率，一个是公开市场操作。我们公开市场操作国家用的比较少，美国是纽约美联储每天都做，如果市场上货币高了就卖出，如果货币少了他就买入国债放出货币。我们国家整个国民经济影响还是比较少，所以没有像美国那样。
欧洲央行在2010年10月7号宣布维持他的基准利率1%不变，英国央行同一时间宣布维持利率0.5%不变，日本央行在10月5号把他的利率变成0-0.1%，原来是0.1%，现在变成0-0.1%，日本央行四年来首次是实行这种0利率。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是低利率的情况下，我们要提高利率就要防止热钱的冲击，防止热钱进来套利，因为我们人民币一旦可兑换，热钱进来之后会对人民币造成冲击，热钱大量涌进来你缩小人民币的利率就达不到，所以还得出去。从这个情况来看，2011年通货膨胀率，我认为应该努力控制在5%以下，这是温和的通货膨胀，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是很困难的。
这就是我对经济形势大体分析，下面我简单讲一下绿色经济。我认为绿色经济包括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低碳经济讲的是节约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那么，循环经济讲的是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生态讲的是保护利用和改善生态环境。这三者是有机结合，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当前重点应该是三低，即“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还要发展，我们不能承诺绝对的排放量减少，但是我们应该承诺排放强度的减少。我们国家已经宣布到2020年二氧化碳能耗单位GDP能耗要比2005年降低40-45%。
但是，细想一下，因为我们的经济还要增长，我们GDP的增长要更大，所以实际上二氧化碳排放绝对量还是不可能降太多。2007年我们60%左右，到2020年可能能达到90%，所以这个还是要增长的。我们现在讲低能耗，要降低单位GDP能耗。另外中国的特色是化石能源占主导地位，我们化石能源现在占了90%，就是煤炭、石油、天然气，到2020年只能降低到85%，已经是经过很大努力了。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让所有的企业降低能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篇11
就笔者在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上搜集到的关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关系研究的资料来看，多数学者的论文一开始就是对两个概念进行比较分析，但是却没有对于两者概念准确明晰的界定，读者咋一看逻辑清晰论证充分，可是细心一想，却发现这样的比较研究缺乏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缺乏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定义。因此，笔者为了避免犯类似的错误，首先探讨一下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定义。
（一）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Economic police)，也被称为国民经济政策，属于政策的一种，是政府有意识的去解决各种经济问题的行动指南，"经济政策集中地反映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意志，国家通过各个不同层次的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来指导、调控或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导着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实现既定战略目标。"[2]它本质上是政治领域的决策在经济领域的实施，因为它的产生变更以及终止均是政治活动的产物，但是它不同于一个国家的立法活动，虽然立法活动本质上也是政治活动的产物，但是立法活动与政策相比有一个最大的区别：立法权属于代议制机构，而政策的制定权属于政府。
由此有学者将经济政策理解为"国家在政党和各个利益集团的压力下所采取的经济行动，是国家或政府的经济意志的体现。"[3]这种理解从历史的考察来看，是正确无疑的，因为近代国家的经济政策起源于欧洲各国， 欧洲各国是典型的三权分立的代议制政府，因此从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划分来理解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本身并无大碍，但是就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而言，这样的定义明显脱离了实际。笔者认为，鉴于中国经济调控手段之一的经济政策制定主体不限于政府，往往还有以各级党委、人大、各种社会团体乃至村民集体自治组织名义的形式作出的经济政策，因此不能简单的从制定主体来定义经济政策，即使勉强的对中国特色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定义也是徒劳的，因为无法涵盖所有的经济政策的外延，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经济政策理解为除了我国经济法律以外的各种公共意志对经济领域进行调控的各种表现形式，包括规范文件，会议指示，领导讲话等。而相对而言对经济法律的定义却是可以明晰的。
（二）经济法律
经济法律（Economic law），简而言之，就是我国在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客观表现为有权机关通过严格的立法程序所确立的各种法律文件，其中包括人大立法权和行政法规制定权这两种权力的主体所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其余不具有法律法规制定权的主体所制定的对经济领域进行调控的规范性文件都属于经济政策的范畴。当然，对于经济法律的理解还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来进一步展开：
1、从部门法的划分角度来看，经济法律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部门法，是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主要是指国家颁布的调控市场经济关系的各种经济法律规范的综合。
2、从法律学科的划分来看，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学学科，与经济政策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但两者有着鲜明的区别：经济政策往往采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分为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价值判断 ，而经济政策离不开价值判断，这正是经济政策对于国家经济生活的意义所在。对于经济政策而言，效益是最大的价值目标，经济学的理论尤其是公共政策理论是其基础。经济法是法律的重要部门之一，以公平正义为首要的价值目标，而经济效益则是第二位的，它由法学理论为基础。[4]
二、经济政策对经济制度变迁的意义
经济政策作为经济制度的规范部分，自身的发展必然推动的经济制度的发展，于此同时，经济政策的实施也将作用于经济制度的事实部分，通过经济事实的自身发展进一步促进经济制度的发展。因为经济制度可以理解为两个层面：首先，经济制度是由规则组成的。奥尔森指出，所谓制度，无非是形形的法律和组织安排以及经济政策，是"确定个人、企业、家庭和其他决策单位作出行动路线选择的选择集的规则和行为准则"[5]。其次，经济制度是客观的社会存在，制度是由一套机构来实施的所面对的客观实在，"制度是社会生活的实体，而不仅仅是界限。"[6]
（一）经济政策自身的发展推动着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变迁
经济政策可以被视为经济制度的一部分，作为制度的规则部分，其自身的发展也属于经济制度自身发展的一个方面，由于政策的效果具有迟延性，"许多研究表明，在做出货币政策变动的6个月之内，这种变动对总需求的影响很小。"[7]因此，经济制度的变迁的初期是规则部分的变迁。
（二）经济政策的实施对经济事实进行能动作用，最终促进经济制度的变迁
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制度有着巨大的能动性，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是通过对经济制度施加影响而达到的。西方国家采取对经济加以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才促使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了自由市场制度的经济制度。我国在1984年由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以政策的方式对经济制度加以改革的典范。这一政策的实施，促使我国的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过渡。
三、经济法律对经济制度变迁的意义
经济法律与经济政策一样，也同属于经济制度的规则部分，其对于经济制度的变迁的影响也是从规则和事实两个层面进行。但是和经济政策有所不同的是，经济法律在规则层面上的影响要更加直接，在事实层面上的影响相对而言要相对滞后，但是比较稳定。
（一）经济法律的发展体现为经济制度的发展
经济法律可以说是属于经济制度的一部分，经济法律的发展体现为两种，一种是规则主导型的发展，即经济法律体现的是未来经济制度的改革方向，国家希望通过经济法律制度的变迁来引导经济事实的发展；另外一种则是事实体现型的发展，即作为经济制度规则的经济法律的形成、性质是由经济制度事实制约和决定的，法律从来都是对经济生活的反映，经济法律更不例外。
（二）经济法律对于经济制度有着推动力
国家作为制度主体通过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来贯彻对经济生活的意志，最终影响经济事实的变迁。在法治化程度日渐增强的中国，经济法律制度对于经济事实的影响力必然不断增加，法律不仅仅是对现行制度的固定化，不仅仅是现存社会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结果，它同样被有效的加以利用而形成规则对制度事实发展的促进或阻碍。[8]
四、制度变迁视角下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协同
经济制度的变迁,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根本上是由经济事实所决定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经济制度规则部分的演变对于经济事实的发展的推动，我们也必须看到，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本身作为经济制度规则部分往往体现了经济制度变迁的总体目标。因此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在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客观经济规律和经济事实，发挥经济政策灵活及时的优点和经济法律稳定有效的长处，彼此协同配合，促进经济制度的良性变迁。任何脱离了经济事实的规则变化只能导致制度变迁成本的增加，对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而言，它就会成为"坏的法令""恶的决策"而被历史所淘汰。
事实上，经济政策、经济法律与经济制度三者之间是血肉相连的。制度应当被理解为规则与事实的统一体。经济制度的变迁所追求的是实现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有效促进，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交易费用的降低，同时实现制度的稳定化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观。而制度的变迁首先是经济政策的推动，进而通过经济法律来实现制度的规则化和稳定化。[9]
经济法律作为经济制度变迁的表现之一，既是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力，更是使制度变迁规范化的重要手段，邓小平曾说过："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的目标和任务，都主要靠经济法律来实现和完成"，强调的就是经济法律对于经济政策的规范作用和对于经济制度变迁的保障功能。与此同时，制度规则的变迁也必须尊重经济事实，因此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又要受到经济制度的制约。
从我国经济制度改革的变迁实际来看，经济政策要在经济法律的制约下由政府部门来实施，体现的是法律对于行政权的限制。现代经济体制，不能仅仅强调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更应该强调国家依照法律来实现对经济生活的调控与参与，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注重个体权利、特殊意志与公共利益、普遍意志的协调，"公有社会的理想应当这样界定和实现，以便于加强而不是削弱个人自治的意义以及使个人自治与权威彼此相容"。[10]
因此，在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应当在经济法律的法律制度内运行，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协同作用，最终实现经济制度变迁的目标，实现依法治国、依法调控经济的理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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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汪丁丁.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与思考[J].经济研究，1994，(7)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篇12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改变停滞膨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这种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预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罗伯特?小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论是货币周期论;巴罗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们发展了小卢卡斯等人的理论,建立了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2 理性预期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基本假设
小卢卡斯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始于他为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基础。他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他在为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工资,价格部分提供微观基础的过程中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发生冲突时,小卢卡斯转向了新古典主义。他试图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
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
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
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3 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主张
一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4 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不得不承认,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总而言之,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今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杨玉生.理性预期学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篇13
制度变迁；经济政策；经济法律
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是政法的经济化缩影，传统的对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研究都是从其定义的角度进行，对其所表现的形式与特点、对象、主体等进行逻辑的分析，研究方向相对单一，难以出现突破性的进展。本文中所研究的论题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去判别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全新的研究方向。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是经济制度规划的其中一个部分，对其相互之间联系进行研究，势必会引发一个新的方向。
一、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如何限定
1.经济政策经济政策是对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意志的客观反映，是针对解决经济问题所形成的政策，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政治领域在经济领域实施的决策。有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制度是国家在政党与盈利企业的压力下进行的经济活动，是政府经济意志的诠释，从历史的研究上看这种理论是被得到认可的，但若就中国相对特殊的政治体制上看就明显与实际不符了[1]。现代对经济政策的理解是除国内法律以外的各职公共意志对经济领域进行调控的表现形式。
2.经济法律对于经济法律的理解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1）部门法的划分方向。经济法律是我国法律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部门法，是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措施，主要显现为国际颁布的调控市场关系的各种法律政策；（2）法律学科的划分方向。经济法律是后被提出的一门法律，与经济政策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同时又有着相互独立的区别，经济政策的最大目标是效益，经济法律的最终方向是经济市场的公平[2]。
二、制度变迁下经济政策起到的作用
1.经济政策发展促使经济制度的变迁经济政策在某种定义上属于经济制度的一个部分，是经济制度的规则化部分，经济政策的发展也是经济制度发展的一个方向体现，经济政策的效果有迟延性。因此，许多研究也证实，在货币政策调整的六个月之内，调整对总需求的影响较小。也就是说，经济制度的变迁初期实际上就是规则部分的变迁，也就是经济政策的变迁。2.经济政策发展对经济制度变迁的能动性经济政策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主要作用体现在能动性上，国家经济政策的建立与具体的实施都是经过对经济制度施加压力而完成的。西方国家对经济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使其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了自由市场制度的经济制度。国内在1984年推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便是按照政策的方式对经济制度进行改革的主要表现，此政策的推行，推动了国内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
三、制度变迁下经济法律起到的作用
1.经济法律是经济制度变迁的体现经济法律是经济制度规划的其中一个部分，经济法律的发展表现为两个方向，第一种是规则占主导地位的发展，具体指的是经济法律体现的是未来经济制度的发展方向，政府方向希望通过经济法律的改革带领经济制度的发展[3]。第二种是事实体现的发展方向，具体指的是经济法律制度下的经济法律的形成都是由事实经济决定的，法律所反映的是经济生活，而经济法律更是对经济事实的客观反映。
2.经济法律发展推动制度变迁国家是制度形式的主体，经由经济法律与经济政策实行对经济领域的意志，最终的结果是影响到经济制度的变迁。中国体制法制化逐渐增强，经济法律对经济制度的影响力自然会随之增加，法律不止是对所形式的制度的限制，同样也不只是各企业间利益相争的结果，法律在经济领域中被有效的利用，形成经济制度的规则化，对经济制度的发展起到的促进作用或是限制作用。
四、结语
从国内经济制度变革的实际情况上看，经济政策需要在经济法律的限制下经过政府进行具体的实施，所表现的是法律对行政权的限制。现代社会发展下的经济体制不应该只关注国家对经济市场的干预，更需要关注的是国家通过法律对经济领域进行适当的调控。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经济政策需要在经济法律的限定内实行，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相互协调发展，共同完成经济制度改革的目标。
参考文献：
[1]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