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预期成果篇1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7-0223-04
就业导向的高职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做到与劳动力市场对其培养的人才的需求数量、结构和质量的适度匹配是高职教育持续、健康、科学发展的基本准则和必然要求。但要做到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适度匹配与协调发展，并非易事。根据麦可思的调查，2008-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半年后的专业对口就业率分别是61%、57%、59%。且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有63%的人认为目前的工作与自己的职业期待不吻合。有研究显示。职业教育毕业生从事与他们所受到的培训越是接近，他们的生产率与工作满意感越高。如何才能使高职教育的各种课程与工作相匹配？如何保证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专业对口？必须在考虑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和整个社会需求的运作过程中才能找到答案。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原因探析
高职教育毕业生非对口就业以及职业期待不高的现实状况。反映出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匹配。导致不匹配的因素可能很多，本文将借鉴经济学理论中的蛛网理论进行分析。
蛛网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特定类型的市场价格会受周期性波动的支配。该理论描述了在价格未知以前，必须确定生产总量的市场中。供给与需求的循环互动过程。此时。生产者对价格的预期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观察。蛛网模型中供给决策与需求间存在“时滞”。以蛛网理论应用于农产品市场来说明农产品价格随供给和需求循环波动的关系。假定，由于不可预料的恶劣天气原因，农民玉米作物的产量超乎寻常的低，农产品市场上玉米供给短缺。导致玉米价格升高。如果农民预计玉米高价的状况将持续。来年他们将增加玉米作物的种植量。因此，农产品市场玉米的供给量增加，导致价格降低。如果农民因此又认为玉米价格将持续走低。他们将减少玉米的种植量，最终导致玉米价格再一次升高。
在一定程度上。高职教育的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与上述描述有相似之处。由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具有周期性，教育对象人力资本投资决策行为的确定与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刻也存在“时滞”。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不完全透明性以及远期变化非预期性特征，导致学生及家长在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往往可能是“短视”的。他们在高职教育入学专业选择过程中。往往主要根据以往此类专业毕业生就业机会的大小和工资收入的高低而确定。以往工资高、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的专业，即所谓的“热门”专业，往往是学生和家长选定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预计此类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需求以及工资都比较理想。而正是由于该种预期。导致出现以往求人倍率高、收入可观的高职教育专业毕业生在毕业进人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出现过剩的现象，其投资的收益下降（假定工资即其收益）。反之，一些近年来较“冷”的专业。由于大多数学生及家长都不愿意投资，使得此类人才的劳动力市场供给短缺，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用人单位不得不提高工资以便能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一种理想的、难以企及的状态是经过几个周期的波动后，劳动力市场上某种类型专业人才供给与需求正好匹配。即我们所期望的均衡状态。
二、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的路径选择
（一）人力资本高职教育投资的特殊性
理论上，随着产品价格及供需的周期性波动。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趋于理性。蛛网模型的均衡状态，远期内是可以实现的。但就短期而言。产品的生产者往往会出现决策失误。
高职教育本身也是一种“人力”生产过程。学生既是投资者，也是“产品”。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与私营企业等一些商业投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教育决策的直接面对者是学生及家长。他们通常并没有该方面的丰富实践经验，且决策一旦形成后基本不能再改变；而商业投资者往往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他们凭借自身的智慧不断获取市场的反馈信息，当有新的商机出现时，他们可以重新修订和评价自身的决策。
此外，人力资本的高职教育投资不仅需要物质投资，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学习者本身时间、精力和青春的投资，而后者对于人的生命来讲是不可逆的。商业资本投资在损失出现后有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补救，即使不能弥补，所受损失最多是财务资本。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具有投资回收期长、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特点。因此，如果决策失误，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要大于商业资本投资。教育上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损失，不仅限于学生及家长。教育部门、国家和社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二）劳动力市场预测的重要性
作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当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变革。但美国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并非始终存在。早期美国的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逐步适应劳动力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二者之间才逐步建立起一种保持适度张力的紧密联系。
在我国，劳动力市场真正形成的时间还很短，仍有诸多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加之，我国高职教育的急速发展并非完全源于劳动力市场的客观现实需求。国家政策行政命令的推动起到极大的主导作用。更何况，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高职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配合且保持适度张力的机制远未形成。美国与欧洲的一些国家，如美国的劳动力统计署（BLS）与爱尔兰的经济与社会研究院（ESRI），为了促进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相互匹配，均开展了有关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的研究工作，并定期出版各类教育与职业的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信息。
通过劳动力市场预测，一方面可以为政府部门的决策者、公共就业服务和机构、用人单位以及教育部门提供某些专业和职业的未来供需状况等信息。依据这些信息，政府决策者可以制定高职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而其它相关部门也可结合自身的实际，制定未来发展的相关政策，从而在系统内部作出一些适度的调整。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预测涉及宏观层面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等信息，可以作为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参考；还可为用人单位和就业服务机构制定人力资源规划、设计就业培训项目提供重要的前瞻性信息。而这与蛛网理论中蛛网摆动的基本形成原因是由于生产者生产行为的决定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未来预期，从而造成市场上产品供需不合理的基本假设是不同的。
蛛网理论假设学生形成他们的决策完全是基于劳动力市场的现实状况而不是未来状况。换句话说，学生把当前某一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地位等同于（或大致等同于）未来实际状况。由于信息不对称，学生缺乏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总体把握。他们几乎不可能预估到某一专业未来真实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他们唯一可以使用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指标是其直接表现形式，如现行工资或获得工作的可能性。这也是导致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重要因素。蛛网行为导致的不协调是开展专业的公共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期望所在。通过专业预测可以辅助学生及家长、就业机构、政府决策部门、高职高专教育部门决策的制定与选择，进而使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匹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改进。
考虑到高职教育的区域性特征十分明显，也即高职教育的毕业生一般是在本区域范围内就业（本文不探讨毕业生的区际流动）。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协调问题本质上也是区域性的，即通常我们是以某区域范围内劳动力市场上人才的供给与需求作为衡量招聘人才问题的难易程度指标的。所以有关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预测应以特定区域为对象。此外，长期而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因此，中短期区域劳动力市场预测是比较合适的（假定短期内社会经济不会发生大的波动和急剧变化）。
市场的绝对完善只能存在于理论分析中，所以供需间的绝对匹配与均衡也是不可能的。开展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意义在于可以提供不同类型职业以及高职教育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短蛛网模型中的“蛛网”摆动过程。不仅如此，由于影响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因素十分复杂，而且学生必须做教育选择时经验匮乏，而这样少有的几次决策对于他们职业生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所以通过开展预测，为学生家长及教育部门等机构提供不同专业、职业劳动力市场地位的中短期预测，对于促进高职教育的科学发展，推进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尽可能匹配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工业化中后期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紧密联系的建立意义深远。
三、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模型的理论探讨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的基本思路
按照蛛网理论，价格随着市场供给与需求发生波动的同时也对供需双方起着调节作用。就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而言，“买方”占主导优势，即对高职教育的发展而言是需求导向的。对劳动力市场的预测。或者说是寻求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中间态时，应遵循：未来劳动力市场对高职教育毕业生需求态势的分析高职教育供给现状的分析未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规划的确定（或者说是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确定）的基本分析框架。
预测期，劳动力市场需求可以划分为由于未来就业水平的变化而引起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和由于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可把这二者称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新增就业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供给可划分为由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形成的供给和由于同类型人才的短期失业而形成的供给。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劳动力市场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额可用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指标来衡量。
按照上面的分析框架。预测模型可采用层级分解法。首先确定由于就业水平的变化。每一国民经济部门（可采用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法）对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需求，然后根据产业与职业类之间的对应关系，分解到劳动力市场每一职业大类的需求，最后再分解到每一职业小类（职业小类与高职教育专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的需求：职业小类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与由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类人才的需求共同构成每一职业小类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供给，可以通过统计处于短期待业状态且有就业意愿的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以及劳动力市场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二者共同确定。按职业小类统计得到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与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专业人才供给之间的比值就是高职教育专业人才未来劳动力市场就业前景指数。该指数越大，此类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就业前景就较好，相反则就业较差。根据就业前景指数的取值范围，可以采取定性描述的方法，如，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这种定性描述比采用确切的数值更容易让人接受。政府的决策者、就业培训机构、职业教育部门以及学生家长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这些信息进行有选择的应用。
（二）劳动力市场前景衡量指标
B0rghans认为个体可以根据各类不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前景调整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Heijke，H等认为，通过预测的方法，提供充分可靠的有关各职业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增加其透明性，不仅便于学习者选择相关专业和进行教育投资。更能进一步实现在无需直接的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使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相互适应。
在我国。学生选择何种专业是在其进入高职院校之前就确定的，入学后一般更换专业的可能性很小。在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前提的假设下，学生选择何种专业一般首先考虑的是工资和该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前景。当然，学生自身的喜好也是专业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喜好、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状况是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因素。但学生个体的喜好和能力对某一学生个体而言是特定的，对学生个体决策选择的影响是相对恒定的。因此，劳动力市场状况就成为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变量。但正如Havek所言：“决策者决策的作出会受到许多信息的影响，我们必须将价格体系看成信息交流机制。”市场经济环境中，几乎所有相关的信息，除个人喜好外，都将反映在价格中。也即，除个人喜好外，专业的选择将由价格决定，例如工资（部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反映）。衡量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指标很多，但考虑到数据等相关信息获取的现实可能性。对高职教育专业选择起重要决定作用的劳动力市场预测指标信息可以简化为工资和就业机会。
劳动教育预期成果篇2
(一)知识劳动力的供需结构失衡
1.知识劳动力的总量供需失衡从总量上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变化导致目前我国正处于劳动力的供给量最丰富的时期,当下,我国适龄劳动力人口总量是8亿,在现有经济结构和假设GDP年均10%的增长率下,我国每年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仅有1000万个,而每年急需就业的人数超过2400万人,其中知识劳动力占四分之一强,而事实上,这1000万的就业岗位中适合大学生的更少。所以,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其就业压力可想而知。而在这样日趋严峻的就业环境下,我国普通高校的招生人数从扩招以来一直以高于GDP增长率近一倍的速度在高速增长,总供给在不断增长,而总需求却增长缓慢,无疑会造成劳动力的严重过剩和积压,知识失业的结果在所难免。
2.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大学生的供给结构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大学生的需求结构不对称同样导致岗位空缺和失业并存的结构性失衡。从现实情况看,为了应对招生竞争,许多高校热衷于扩大热门专业的招生规模,这是需求带动供给增加的市场竞争中的必然反应,但在决策中,往往会因为信息交流和传递的不充分产生资源合理配置的风险以及扭曲。因为,高等教育培养人才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在这个周期内,经济发展充满变数,信息传递需要时间,根据传递的信息进行专业调整更需要时间,而学生在毕业后面临的市场需求和经济环境又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所以,教育供给往往滞后于社会需求,这必然会导致结构性失业的产生。在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比其他产业强很多。据统计,每投资100万元可提供的就业岗位,重工业是400个,轻工业是700个,服务业是1000个。从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来看,2001年以来第三产业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40%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在70%左右。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不仅制约了普通劳动力的就业容量,也限制了对知识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呈现出产业集中度低、产品结构落后、地区布局不合理、技术水平低等特点,可以说,落后的产业结构无力为高考扩招带来的劳动力结构猛然升级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也是知识失业存在的原因之一。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制度性因素的制约我国经济结构的二元特征十分明显,由此也构成了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二元性:一种是工资收入较高,工作稳定,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另一种是工资收入较低,工作不稳定,几乎没有或很少有社会保障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即劳动力流动是无成本的,这样,大学毕业生会首先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搜寻工作,如果在这类市场上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就会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暂时先就业,边工作边搜寻更好的就业岗位。但事实上我国劳动力市场并非充分竞争的,仍存在比较严重的制度性分割,它既有城乡之间的分割,还有城市中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分割,大学毕业生一旦去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意味着他不仅要放弃主要劳动力市场高收入的预期,更主要的是若要再离开,就会面临很高的工作转换成本,包括工作接收成本、离开成本以及和原单位的交易成本。[1]另外,由于人力资本专用性的特点,大学生具有的人力资本不会自然保值,如果选择了次要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其专用性的人力资本会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而逐渐贬值,如要转换工作则有可能会因为丧失了原有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而不具备就业竞争力。因此,大学毕业生在选择工作时一般会首先考虑在城市就业,甚至宁愿失业也在所不惜,这样,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现象必然发生。
(三)过度教育与知识失业相互促进过度教育是指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超过其从事的工作所要求的水平,从而使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者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实现不了他的职业期望,由于对所从事的工作不满意而引起劳动生产率下降这样一种现象。过度教育是否是引发知识失业的主要原因,目前学界仍有很多争论。但不能否认的是,1999年以来持续的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是在我国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拉动内需而采取的超常规行为。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标准,在人均GDP达到2500美元以后,高等教育大众化才开始到来,但我国的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2005年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就达到21%,已步入世界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短短6年内翻了两番,[2]但是,由于就业市场的不成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没有增加反而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而绝对下降,出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观人才需求与真实人才需求的严重脱节。最终,接踵而至的是教育层次的拔高、知识失业现象严重。
(四)政府对大学生人力资本市场调控不够2003年以来,在大学生就业中“市场主导”原则被正式确立,也意味着在分配和安置大学生的环节政府选择了退出。应该说,坚持大学生就业的市场化方向是正确的,但也必须认识到,如果纯粹依靠市场来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必然留有后患。因为大学生是一种纯公共物品,不仅大学生的培养和生产需要政府依靠公共财政机制进行积极的干预,而且在大学生的配置和安排环节也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只有这样,投资于高等教育的大量公共财政资源和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大学毕业生才不至于过度浪费。[3]另外,大学生的就业观念等因素也会造成知识失业,不论哪种原因引起的知识失业都意味着凝结在大学生身上的人力资本的闲置和浪费,意味着其投资不能得到预期的回报或收益减少,也预示着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风险在增大。
二、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风险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投资本质上就是通过对人的投资,来提高人的生产能力和收入能力的一切活动。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专业化教育,在个人全部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够在未来为个人带来巨大的利益回报。因此,对于个人来说高等教育是最为有效和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而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是指在高等教育投资过程中,由于与之相关的各种变量的不确定性,使个人这一投资主体不能获得预期收益或遭受损失。即个人对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有可能在未来不能得到预期的回报。[4]高等教育个人投资已伴随着我国教育市场化的步伐成为一项最为重要的个人消费性投资,知识失业现象的加剧,直接威胁着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收益和预期,形成了较高的投资风险。对于个人这一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来说,就业风险是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的首要风险,同时衍生出专业风险、教育过度风险和预期收益风险。
(一)就业风险就业风险是指由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和个人预期的不完善性,毕业生可能遭受失业或从事与学历不匹配的职业的风险,往往使他们承担零收入或工资收入低于预期目标的结果。[5]大学生面临的就业风险来自于多个方面:一是从就业市场来看,就业市场规模的大小及成长性的优劣、就业市场的稳定与否、就业市场的流动性的大小、就业市场的竞争程度等都会给大学生的就业带来风险。二是从获得就业机会的可能性来看,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就业机会的获得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机会的获得并不一定与个人知识存量成正比,这给不少缺少社会资本的高等教育投资者带来较大的就业风险。三是从就业的最终结果来看,好的工作能带来较好的投资回报,差的工作只能带来较低的投资回报,而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则意味着高等教育投资的失败,意味着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为零。据统计,截至2009年7月1日,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为68%,这说明有32%(超过195万)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如期就业。如此多的大学生就业失败不仅使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成本变为沉没成本,也使低收入的家庭因此债台高筑。
(二)专业风险个人在进行高等教育投资时会面临诸多选择,由于信息不充分,同一个体的不同选择将会带来不同的收益,这当中隐含着相当的风险。从专业选择来说,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而非通识教育,高校复杂的专业设置是由社会分工和社会需求所决定的,但是,各类职业的市场需求在未来某一时期是不确定的,因而个人在进行高等教育投资时对自己所选择的专业是否与市场需求匹配存在风险,这种风险是高等教育投资者自己所不能消除和分散的。从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适应性来说,一方面就业形势变幻莫测,另一方面日益更新的专业知识也会使某些专业的毕业生陷入就业风险当中,入学时所选择的热门专业毕业时或许已经变冷,即使仍然是热门专业但由于同一专业的选择者如果太多,竞争太激烈,毕业后的就业可能性也会降低。从专业的专业化程度来看,如果专业化程度过高,就会限制大学生的择业面;如果专业化程度过低,毕业生又不能胜任他的工作,二者都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高等教育投资所选的专业化程度对个人就业也存在风险。
(三)教育过度风险就社会需求来说,若高等教育过度,高等教育和职业需求错位,那么雇主在成本差别能接受的范围内,会优先选择高学历的求职者以代替低学历者,从而产生了教育替代,教育替代是教育过度的延续。教育替代效应的存在,迫使低学历者为了规避投资风险和在未来获取理想收益而继续追加教育投资力度,去追求更高层次的学历教育,从而引发新一轮的教育过度和教育替代,加剧了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风险性。虽然从理论上讲,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必然会加强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增加其就业的可能性,但是如前所述,由于高等教育投资在收益时间上的滞后性和较长的周期性,过度的高等教育投资事实上是继续延长了其投资的周期性而推后了收益期。投资周期的延长和收益期的滞后不可避免地加大了教育过度的风险,也进一步加剧了个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同时也造成高等教育者所学的专业知识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结构不相适应,更加剧了就业市场上结构性失业的程度。
(四)预期收益风险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的估算,我国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已从1999年的6.6%上升到了2005年的12%,其中高等教育的收益率要明显高于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收益率,而且其差别越来越大,即大学及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群组和其他文化程度人群组之间的收入差距出现了不断拉大的趋势。[6]“高学历=高收入”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心理,因此教育投资一直是家庭投资的重点。据调查,在我国的家庭消费排序中,68.8%的家庭将教育消费排在第一位或第二位。[7]正是由于高等教育有比较高的经济回报,居民个人或家庭都有强烈的高等教育需求和投资热情。但是,由于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的周期性较长,再加上我国高校扩招,教育规模急剧增长,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充斥劳动力市场,投资个体的预期收益将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人们在进行高等教育投资时不可能预见到所有因素的变化,这样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预期收益的获得就存在很大的风险。
三、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的规避
失业与风险的存在会影响人们对高等教育投资的态度和动力,2009年高考前84万考生弃考以及有些地方出现的新的“读书无用论”等现象都与我国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高风险是密切相关的。规避这种风险单靠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政府有责任帮助人们降低教育投资的风险,减少知识失业,保障人们的教育回报;同时,高校以及投资高等教育的家庭和个人也应该有风险意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规避和减少风险和失业。
(一)调控高等教育规模高考扩招十年来,学术界对扩招的功过是非褒贬不一,但应该承认的是,知识失业和我国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是伴随着扩招才日趋严重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与高等教育规模有某种必然的联系,那么,什么是合适的高等教育规模呢?学术界主流的观点是以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来衡量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认为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2008年仅有23.3%,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但高等教育不是一个独立的运作系统,它的规模、质量、结构必须与劳动力市场状况相匹配,必须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和吸纳能力相适应。如前所述,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制度性分割,特别是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非常严重,这使大学毕业生主要以主要劳动力市场为主要就业对象,而很少考虑去次要劳动力市场。假如除去广大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空间仅限于城市,出现“人才过剩”和知识失业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政府要从整体和大局出发,加强宏观预测和调控,从教育总量适度超前于社会需求总量和保持两者相对平衡的角度来规划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加强对高校扩招的宏观调控,严格把握扩招的规模,避免高校沦为学历和文凭的加工厂,使知识失业和高等教育投资风险保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上。
劳动教育预期成果篇3
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发展的第一资源。高等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协调不仅关系到大学生人生价值的实现，也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对社会发挥的作用以及教育作为振兴国民经济这一重要国策的实施。目前新疆区域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表面上表现为技能需求方式发生了变化，更深刻的是表现为劳动力素质结构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市场的这些变化对新疆高等教育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的影响。新疆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协调发展，可以使新疆高等教育发展更好地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一、新疆劳动力市场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关分析
1.新疆劳动力市场变化与人才就业状况分析
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情况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所创造的工作岗位的数量，通常用就业弹性和就业效应来表示。由表1可以看出，新疆对新增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就业压力较小。新疆劳动力市场对普通高校大学生的总体需求也高于全国水平。新疆和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的就业弹性基本都大于1，说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对大学生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同时，新疆普通高校大学生的就业弹性也大于全国平均水平，即新疆对大学生的需求缺口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近十来年，新疆增加的人口几乎都是劳动力人口，但是，就业人口数量却远远低于劳动力人口的增加速度（如图1）。从而使得新疆劳动力市场在供求总量上是一个供过于求、存在一定就业压力的市场。
由此可见，新疆劳动力市场总体就业存在压力，但对普通高校大学生的需求仍然没有得到完全满足。
2.新疆高等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变化的关联分析
为了反映出新疆劳动力市场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关联程度，笔者选取了反映劳动力市场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指标：从业人员数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一段时间内的从业人员数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化，而高等学校的在校生人数是一段时间内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重要反映。
表2显示的是新疆自2002年以来的相关数据统计。通过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关联分析，结果如下：
从表3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发展（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与劳动力市场（从业人员数）的相关系数为0.964，统计结果反映出，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与劳动力市场变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分析表明，新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量在逐步增加，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也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而不断扩张，新疆高等教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劳动力市场变化相适应。
3.未来新疆劳动力市场对人才资源的需求预测
国内学者在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人才的关系时，不约而同地都借鉴采用了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普遍认为经济增长依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技进步。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借鉴武汉化工学院杜昭明教授提出的含独立人才因子的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以使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人才需求预测模型，对新疆人才资源需求状况进行短期、中期预测。为研究经济增长与人才需求的关系，预测人才需求，对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进行改造，增加一个变量R为投入人才量，将上式改造为：模型中L为投入劳动量，为产出量；为技术进步水平；L为投入劳动量；K为资金投入量；参数和称为弹性系数，为Y对L的弹性系数，又称劳动投入弹性系数，为Y对K的弹性系数，又称资本投入弹性系数。表4给出了1991-2009年新疆经济发展及从业人员状况的统计数据。
本文采用ADF（Augmented Dickv-Fuller）检验法，利用EViews5，0统计分析软件，
通过Eviews5.0对上述变量LNY、LNR、LNK的进行检验，存在因果关系，即LNY是LNR变化的Granger原因，LNK是LNY变化的Granger原因。
利用样本数据结合SAS软件对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线性化函数线性化方程Y=ALαKβARγeμ做OLS参数估计，得到以下回归方程：1nYt-lnYt-1=0.28696（1nRt-1nRt-11）+0.27369（1nKt-1nKt-1）
2t=3.61，VIF=2.69843，R=0.939，F=100.03，DW=2.03，IOA=0.108
可以看出，变量的显著性和方程的显著性极高，拟合优度也很好。方差膨胀因子Vlf=2.69843
将生产函数模型进行转换，得出人才需求预测模型为：
R=EXP（1nRt-1+（1nYt-1nYt-1）-0.27369（1nKt-1nKt-1）/0.28696）
运用上述系列模型对新疆2005-2015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所需人才总量进行预测（如表5）。据预测结果2005年和2010年新疆人才需求量分别为137.9万人、186.7万人，与2005年及2010年新疆从业人员人员中大中专以上学历人数126.66万人、176.48万人基本吻合，说明该预测模型具有较高准确率。据预测，到2015年人才需求达247.1万人，占从业人员的30.1%，比2010年人才需求要增加60.4万，年均增长6.4%。以上预测结果的分析表明。为确保新疆经济快速增长，首先要扩大新疆人才数量，形成与经济增长需要相适应的合理人才比例，但当经济增长到一定时期，对人才的质量要求则更加明显，就不能过于片面的追求人才数量的扩张而忽视了人才质量的提高，这样是不可能真正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的。
二、现阶段新疆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失衡分析
近年来，虽然新疆的GDP一直保持强势的增长，但对劳动力的吸纳总量一直表现疲软，随着近几年高校扩招的毕业生进入市场，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总量失衡进一步加剧。
1.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够深入完善。造成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匹配度差
近年来，新疆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以及招生制度、毕业生分配制度等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并未真正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制，真正形成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面向社会进行资源交换、面向社会多渠道多元化筹措经费的新格局，进而使高等教育形成多形式、多类型、多层次的能满足社会各方面、各阶层需要的，能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和提供各种方式服务的开放性体制。政府主导的办学主体在新疆高等教育中占极大比重，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模式仍未能摆脱传统体制的影响和束缚。高等教育改革的滞后和不完善，造成了高等学校办学缺少时代特色、地域特色、行业特色和学校特色，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快速变化的需求错位，相互失衡。虽然从长远来看，新疆劳动力市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呈上升趋势，但在短期内却形成了区域的“教育过度”。如此一来，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不仅无法应对社会经济的进步反而还加重了就业的负担。
2.劳动力市场转型期高等教育科类结构变化滞后，相互失衡
新疆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失衡体现在不同学科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中面临不同处境，因为新疆经济高速发展。人才缺口很大，总体上表现为“教育不足”：但新疆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存在着局部的相对的“教育过剩”问题，有的学科和专业的毕业生供不应求，社会需求旺盛；而有的学科和专业毕业生则供过于求，出现过剩状况。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的存在较大偏差。
在“十一五”期间，新疆经济产业结构不断进行调整，二、三产业的比重在不断提高，这对新疆劳动力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新疆高等学校对相关专业毕业生的供给却很有限，造成部分专业人才的紧缺。
此外，新疆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变化失衡。据新疆教育相关部门近几年统计数据显示，新疆高校专科毕业生总体上不到一半的就业率，专科、高职毕业生明显供大于求，本科生就业率低于70%，本、专科层次的人才出现“就业困难”状况。
3.新疆高等教育区域空间分布不均衡。形成劳动力市场变化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失衡
高等教育地域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变化失衡，高等院校多集中在自治区首府城市，如首府城市乌鲁木齐市有普通高校高等学校16所，拥有学生124467人，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地区没有一所高等学校。造成经济发达、人才密集的地方接受毕业生多，出现高层次人才局部过剩，而经济不发达，人才稀缺的地区接受毕业生越少，出现人才严重短缺。地区性人才失衡的形成，从深层的原因讲，固然是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所致，但它与人才市场的二元分割以及高等教育信息不通畅也有密切的关系。
三、对策与建议
1.调整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适应劳动力市场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劳动力市场所处的水平，通常是由产业结构的水平和生产技术的水平决定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所反映出来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也就是随着第一和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一方面新增劳动力主要涌向第三产业，另一方面第一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开始释放出来，逐步转移到高层次的第三产业部门就业。教育以其层次和类型实现对劳动力的甄别配置功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主要是指不同程度和要求的高等教育的构成状态，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结构。近年来，新疆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以及招生制度、毕业生分配制度等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模式仍未能摆脱传统体制的影响和束缚。此外，高校分工不明、定位不清的现象依然严重。新疆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学制度及院校类型应当更加多样化，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学校应具有不同的培养目标、模式与特色。近年来新疆高等职业院校、民办高校多种高等教育形式发展迅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普通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但是其培养目标定位模糊、办学同质化、师资力量弱、办学条件差、教学质量低的状况令人忧虑，培养出的人才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明显较弱。因此，在探索更加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办学形式的同时。也要注意对现有的多种高等教育形式进行改革完善，促使其找准在劳动力市场的目标定位，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
2.调整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适应劳动力市场由卖方向买方的转变
在中国具体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条件下，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不均衡，导致高等教育供给压力的加大及人力资源闲置，即所谓的“教育不足”和“教育过剩”。新疆经济高速发展，人才缺口很大，总体上表现为“教育不足”：但新疆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存在着局部的相对“教育过剩”问题，如某些学科、某些专业毕业生的社会需求少，就业很不理想，这种情况说明劳动力市场正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在买方市场中，大学生就业需由市场供求关系来调节，而高等学校则只有培养出“适销对路”的人才产品，才会赢得劳动力市场的青睐。为了培养新时期新疆急需的各类高层次专业人才，各高校应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变动，准确地做好人才需求预测，并综合考虑多方面的现实因素对专业结构进行适时的调整，以培养出适销对路、宽口径、厚基础量强、办学经验丰富、教学资源充实等优势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革课程体系，加大使用现代科学技术提升、改造传统学科专业的力度，实现新的发展。应大力发展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应用型特色学科专业。近年来新疆高等教育的应用型专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仍然落后于新疆经济社会对高层次应用性特色人才的迫切需求。因此，新疆高等院校应立足地方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特色，合理调整和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积极开设面向地方经济的应用型学科专业，为地方经济输送各类合格的应用型人才。
劳动教育预期成果篇4
案例一：唐慧案
2012年8月2日，永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因唐慧扰乱社会秩序决定对其劳动教养一年六个月。唐慧不服劳动教养决定，于8月7日向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提出了书面复议申请。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经审查决定受理，并依法启动了复议程序。经查明，唐慧在其女儿乐乐（化名）被和强迫一案审理期间，为指控永州公安机关民警包庇犯罪嫌疑人、要求判处7名被告人全部死刑、赔偿184万元等目的，多次到法院、省市有关单位和公共场所，严重扰乱国家机关和社会正常秩序，其违法事实有证人证言、工作人员记录、视频资料、现场照片等证据证实，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认为，鉴于唐慧的女儿尚未成年且身心受到严重伤害，需要特殊监护等情况，对唐慧依法进行训诫、教育更为适宜，可以不予劳动教养。决定撤销永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唐慧的劳教决定。
案例二：任建宇案
任建宇曾彭水县郁山镇政府的一名大学生村官。2011年4月至8月期间，他在腾讯微博和QQ空间里复制、转发和点评了"一百多条负面信息"。2011年8月18日下午，任建宇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县公安局传唤。2011年9月23日，重庆市检察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经审查，认为任建宇犯罪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同时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同日，重庆劳教委认定，任建宇在网上转发评论"一百多条负面信息"，"攻击"政府，"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决定对任建宇处以两年劳教。之后重庆市劳教委已撤销劳动教养决定书，决定书称2011年9月23日，任建宇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本委决定劳动教养两年。经复查认为对任建宇的原劳动教养决定不当，现根据国务院《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及有关规定，撤销对任建宇的劳教决定。11月任建宇被江津公安从劳教所接出，已恢复自由。
在实际生活中，劳教制度因滥用而导致侵犯人权的案件频频出现，而制度的滥用又会严重影响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滥用劳动教养的案件并非个案，而与此制度存在的法律缺陷具有密切联系。
二、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劳教制度合法性存在重大缺失
作为劳教制度存在的法律根据，是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而在2002年公安部曾印发《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和2005年公安部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劳动教养审批工作的实施意见》对于劳教制度的实体和程序规定做了进一步的细化。而我国《立法法》第8条第5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上述法律根据显然位阶比法律都低，没有资格来规定诸如劳动教养这类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二）审批过程违反法律正当程序
根据1984年3月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对劳动教养问题的通知（1984年3月，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出的《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教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规定"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公安、民政、劳动等部门的负责人组成，领导和管理教养工作。劳动教养的审批机构设在公安机关，受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审查批准需要劳动教养的人"）我国的劳动教养审批程序如下：负责审批、管理的是设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政府的劳动教养委员会，但审批机构设在公安机关；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司法厅内设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受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委托，负责劳教日常管理工作，下辖劳动教养管理所，是劳动教养制度执行机关。一般具体流程是：在治安或刑事案件中，发现行为人违法需要劳动教养的，移送相关材料至有关基层公安机关法制部门，法制部门在审核证据材料的基础上，认为确实符合劳教条件的，提出建设，报公安局局长批准。局长批准后填写"呈请劳动教养审批表"上报地区或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劳教条件的，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作出劳教决定，制作"劳动教养决定书"，送达给被决定劳教的人及其家属，加盖公章。
由此可见，作为劳教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民政、劳动部门负责人是无法参与到对某个案件的当事人是否适用劳教的审查活动来，公安机关才是真正行使审批权的唯一机关，这会造成劳动教养决定缺乏民主的决策机制和监督机制，不符合法律正当程序的要求。有法谚云"对任何人予以不利处罚时要充分听取被处罚人的意见"和"任何人不能作自己案件的法官"。
（三）法律性质和严厉程度不相匹配
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对劳教教养制度的法律性质界定为"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但对其概念没有明确界定，而对其概念的认识多数来源于法学著作或法学教材中。比如"劳动教养是对违法行为但尚未构成犯罪或虽构成犯罪但不给予刑事处分的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将其收容于劳动教养场所，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强制性措施"，①还有诸如"劳动教养是指国家基于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由法定的国家机关依法对违反治安管理且屡教不改和轻微犯罪，但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犯罪人员实行的带有在一定时间内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性教育改造内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安行政处罚措施与预防犯罪制度"。②
笔者认为，劳教的主要适用对象是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但从劳教的期限以及剥夺被劳教人员的人身自由程度来看，却比刑罚中对罪犯处以管制和拘役还要严厉。管制的期限为三个月以上二年以下，拘役的期限是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而劳动教养的期限则为一至三年，必要时还可延长一年。刑法上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还可以缓刑，而劳动教养却根本没有这类的规定。所以社会上有人甚至把劳改和劳教混为一谈。
综上，劳动教养虽然在二十世纪曾在发挥过积极预防犯罪的作用，而在实践过程中相关权力行使缺乏必要约束，过度放大预防犯罪的功效，导致一定程度上被滥用，引发公众对劳动教养制度的诟病不绝于耳，学者也提出了很多废除或改良的方案，在执政者的英明决策下，我国废除了劳动教养制度。但简单的废除劳教制度就能解决好所有的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
三、引入保安处分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一）法律依据
保安处分制度是由克莱因提出至20实际汇聚成刑法改革的历史潮流，成为与缓刑、假释起名的标志着20实际刑法改革方向的三驾马车之一。"保安处分之引入刑法领域，是近现代刑法发展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突破。无论对保安处分持何态度，保安处分在现代刑法中的地位已牢不可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保安处分，以更好的发挥其在犯罪预防中的功能。"③ "从刑法理论上看，保安处分是集刑法的双重预防于一身，针对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而采取的防卫政策--对已然犯罪人，防止其重新犯罪；对倾向犯罪人，预防犯罪的发生。保安处分较之特殊预防的优越性在于它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事前防御，对双重预防鞭长莫及之处有几大的灵活性和适用性。"④
保安处分在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刑法中规定不完全一致。德国刑法典专门规定了六种"保安处分"：（1）收容于精神病院（2）收容于戒除瘾癖的机构（3）行为监督（因实施了法律特别规定应予以行为监督的犯罪行为而被判处六个月以上有期自由刑的，如果行为人仍存在继续犯罪危险，法院除判处刑罚外还可命令在其释放后对其予以行为监督，如未经行为监督机构许可，不得擅自离开住所或居所）（4）保安监督（5）吊销驾驶证（6）职业禁止。⑤而我国台湾地区沿用的1935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刑法》就规定有较为完善的保安处分制度，具体分为七种：（1）感化教育处分（"因未满14周岁而不罚者，得令入感化教育所施以感化教育。因未满18周岁而减轻其刑者，得于刑之执行完毕或赦免后，令入感化教育处所，施以感化教育"）（2）监护处分（3）禁戒处分（分为两种：一是对吸毒的犯罪人，可以判令其进入特定场所施行禁戒；二是对酗酒而犯罪的，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可以令其进入特定场所实施禁戒）（4）强制工作处分（5）强制治疗处分（6）保护管束处分（以保护管束代替其他保安处分。所有的感化教育处分、监护处分、禁戒处分和强制工作处分，都可以以保护管束取代之，但是如果在保护管束期间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可以随时撤销保护管束，继续执行原保安处分）（7）驱逐出境处分。（注释，引自刘仁文："保安处分：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方向"，《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1月，第57页）
（二）法理分析
1、现行的治安处罚和刑罚在处罚力度上可匹配，不需加入劳动教养
刑法上的主刑当中的管制，最初是为劳动教养而设立，但最终进入了刑法典，这样会导致出现刑罚比劳动教养责任还轻的现象。还有刑法中的缓刑、假释和拘役等，比起劳动教养，在剥夺人身自由的时间长度和强度上，都不及劳动教养。目前，在刑罚领域推广的社区矫正制度，是一种将刑罚轻缓化的措施，但劳动教养则不能享受这种待遇。
2、据有关部门介绍，废除劳教制度前全国劳教场所关押的劳教人员中有二分之一是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这说明劳动教养制度已经名不副实，因为隔离戒毒本来是一种保安处分措施。将公安机关的强制隔离戒毒所合并到劳教所，会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和戒毒效果。
四、具体措施
把那些原本属于劳动教养而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纳入刑罚和治安处罚的调整范围；把那些屡屡上访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而被劳教的上访者、发表不当言论而被劳教的人员采取一定的行政措施予以教化，而不宜限制其上访的权利。
把收容教育、收容教养等带有保安处分性质的措施针对不同的对象设计不同的的管理制度，可以与宽缓化的社区矫正措施挂钩，加大社会化处置。比如培养起热爱劳动的习惯，通过具有一定技术性的劳动使其掌握技能，从而达到回归社会也能自力更生的地步。
注释：
①引自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311页
②引自王顺安，劳动教养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劳动教育预期成果篇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6-0037-05
西方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产生背景是欧美等国家刚刚完成工业化的时代，其理论建立在劳动力市场是统一完全竞争的假定基础上。但是，统一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尤其在二元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之间分割比较突出。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失衡主要表现在农村与城市劳动力市场之间、西部与东部劳动力之间。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与现实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时间为20世纪70年代初，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帕雷(Piore，70年代)，戈登、爱德渥兹和瑞奇(Gordon D，Edwards R andReich M，1982；Reich，1984)等。这是对西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即对劳动力市场是一个统一竞争性市场做出质疑与否定，这些质疑与否定促进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发展。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是：就业稳定、职业有保障、工资高、工作条件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晋升的机会。与主要劳动力市场相反，次要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小企业、小公司的岗位，它不要求也不鼓励发展稳定的工作习惯，其特征是：工作不稳定、周转性(流动性)大，工资低、工作环境差、规章制度严厉、晋升机会少等等。劳动力市场分割假设的基本结论是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取决于一定的制度和社会性因素；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被阻挡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居民人力资本就可能存在不足的现象，这为笔者的分析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实施“人力资本的时代”，在舒尔茨、贝克尔等人的理论影响下，美国政府实施了庞大的“人力资本计划”，企图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使穷人阶层摆脱贫困。但是，这一美好的计划最后以失败而告终(Doeringer and Piore,1970)。帕雷认识到，尽管中下阶层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但由于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所以中下阶层不能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而他们的人力资本在次要市场上不能发挥作用，造成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浪费。换言之，如果个人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后不得不留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那么，他的人力资本就是过度的。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程度则可以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向特征及城市失业者在就业部门分布特征得到说明，而劳动者较低的职业流动率也是市场分割的一种重要体现。蔡等研究表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同时表明，从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状况来看，行业分布相对集中，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与餐饮业、建筑业和社会服务业。在这四个行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总数的90％以上。蔡认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行业集中是由于农村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以致他们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处于较低端，不得不主要从事简单劳动。另一方面，反映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征非常明显，来自农村的劳动力面对许多就业岗位的进入障碍，导致农村迁移进城的人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劳动力市场分割假设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是相符的。笔者旨在分析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的人力资本投资失衡：在完全隔离的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劳动者不能获得预期的投资回报，则劳动者倾向于减少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产生失衡和扭曲现象。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致人力资本投资失衡的理论分析
在人力资本投资中，就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而言，在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时，资源分配将向教育领域倾斜，大量的资源被用于教育活动并将提高未来经济的总体效率。就个人角度而言，当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率高于市场长期均衡下的收益率(包括风险贴水及正常的收益率)时，个人就会增加对其自身的教育投资。由于教育投资的时间长，对未来收益影响较为间接，较难计算教育投资在已知“投资期”内的投资量和收入量。为此，加里・贝尔提出了一个简化的教育投资收益率模型。在此，笔者将运用该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如何影响没能进入自己期望的部门(往往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并获得期望收入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
假定农村和城市是两个完全的市场，劳动者个人是惟一的投资主体。理性的决策者在进行投资时，要对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例如，一个农村的学生在受教育上考虑念11年书和念12年书时，他就会比较多念1年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及以后更高就业工资。假设该农村学生接受11年教育后预期的工资是A，而接受12年教育参加工作后的预期收益为B，又假定退休之前的工作时间为T，则他多读1年书的投资收益贴现值为： 其中，R为总收益，r为利息率。接受教育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必须缴纳的学费、课本及学习用具方面的开支等，这些可以认为是直接成本，用C。表示。除此之外，读书还有一个机会成本，也就是说在受教育期间放弃的收入。如果多接受教育这1年期间工作，则会再获得一个收入No，但如果选择继续读书，则会丧失这个收入。这样，如果选择读书，其总成本开支为：
C=Co+No (2)
投资者对收益与成本进行比较，如果R>C，说明投资是值得的，他会选择继续读书；如果R
在这个公式中，有6个因素影响着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1．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收益之差At-
Bo。这个差越大，投资者就越有可能获得预期的收益，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也越大。
2．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后能够获得较高收益的概率P。P值越大，投资者就越有可能获得预期的收益，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也越大。
3．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No。在工资水平普遍上升的情况下，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成本就会提高，是影响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间选择的重要因素。
4．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成本Co。成本较高时，人们会较少投资。由于人们对未来可能得到的货币和手中的货币评价是不同的，更加看重当前的货币，对未来货币则要根据利率水平进行贴现，所以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些更值钱的货币是他们消费决策和投资决策的重要内容。更有一部分被心理学家称为“目光短浅”的人，他们比平常人贴现水平更高。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成本成为投资的重要约束因素。
5．退休的时间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时间之差T－t。这个时间越长，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期就越长，投资的可行性越高。显然，在年龄较小时接受正规教育是划算的，一方面政府的教育制度是初级教育的直接成本很低，有些甚至是免费的，同时，这时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较低(由于劳动法的限制，年龄很小时也没有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年龄较小接受正规教育离退休的时间较长，一生中收益总量将会较大。
6．利息率r。利息率是影响贴现的重要因素，如果利息率太低，则当前的货币会更加“值钱”，只有当未来的收益率更高时投资才是可行的。
在上述6个因素中，后3个因素与劳动力市场的特性没有必然的联系，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成本(特别是接受正规教育的成本)、开始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和退休年龄、利息率等在一国的范围内基本上是相同的。而前3个因素和劳动力市场因素的特性有直接的关系。
在一个统一、开放的、可竞争程度比较高的市场上，所有劳动者获得某种职业的机会大致是均等的，劳动者会根据整个市场上的平均收益水平对投资收益进行预期。但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某一特征的劳动者被限定只能在特定的市场上就业。一些劳动者只能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率普遍较低，则这时劳动者只能按照这个较低的工资率对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进行预期，投资收益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作用就会大大降低。即便劳动力市场分割并不那么严格，劳动者有可能按照整个市场上的平均收益水平进行预期，但如果他们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很小，很难获得自己认为的理想工作，则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收入也会大打折扣。他们会选择较少的人力资本投资。例如，对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如果他长大以后只能凭体力在农村做农活，显然他是高中毕业还是初中毕业是无关紧要的，这使他宁愿选择较少的受教育时间。
图1是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情况下的工资曲线。曲线M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情况下工资随着年龄增长的情况，曲线N是未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情况下的工资曲线。对于N来说，O到C这段时间是没有收入的，因为还没有开始工作，并且要付出成本开支。其中OBEC围成的区域表示直接成本开支，如学费、书本、文具费用等；AOCD围成的区域表示机会成本(间接成本)，即因为开始工作较迟而很少获得的收入。但当M开始工作后，工资率会迅速超过N，D的右侧由MN两条工资曲线围成的区域即是M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净收益，只要这个区域的面积超过ABED围成的区域面积，这种人力资本投资就是可行的。
但是，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就不同了。由于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上某些劳动力只能从事工资较低的工作，他们的人力资本的投资便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如图2中W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上限，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劳动力的工资都不会超过W，这样M的工资曲线将会变形，D的右侧由MN围成的区域的面积会小于没有市场分割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只有减少人力资本投资，才能使投资成本和投资收益相等。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值被分割性的就业市场扭曲了。
三、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
是什么因素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一般而言，劳动力市场分割有3个原因：产品需求、制度性歧视以及技术性分割。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产品的需求特征有关，有稳定需求的产品市场创造了能够提供充分就业保障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而不稳定的产品需求则创造了次要劳动力市场；另外，人力资本偏向型的技术也会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这是引起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另一因素，这是由于技术本身形成的壁垒阻碍了低水平人力资本劳动力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国多变的产品市场需求和以劳动密集为特征的工业结构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过剩特征则大大降低了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强化了雇主对求职者进行挑选的权利，从而使市场的分割有着很大的非自愿特征。但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产生于以户籍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歧视性制度安排，正是这些制度及其惯性作用导致了中国严重的城乡分割。这些制度中的一部分仍在继续实施，而基于这些制度产生的各种利益集团则在不知不觉地维护着这些带有明显歧视色彩的传统制度。
四、劳动力市场分割(歧视引起)的效应分析
农村过剩劳动力及城市失业工人绝大部分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谋求就业的，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很低，降低了这两个巨大的群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也使其丧失了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通过“边干边学”积累人力资本的可能性，而较少的人力资本积累反过来为他们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设置了更多的障碍。制度性歧视将主要劳动力市场内部竞争限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只要进入了核心员工的圈子，则其被逐出的可能性是较小的，以致他们不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就可以保留现在这个职位。主要劳动力市场内部人享有很多的特权，他们不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在同一平台上竞争。现存的制度性保护会形成市民的既得利益，可能促使市民寻求进一步保护，丧失了进取精神，而不是提高个人人力资本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这导致了目前一方面有一些工作没人干，另一方面一些市民拿“低保”不工作。同时制度性保护还可能导致员工工资的高估，提高企业人力成本，降低竞争机制的激励作用，压抑了城市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开发。
劳动教育预期成果篇6
一、麦当劳化的涵义及其特征
“麦当劳化”指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快餐店的原则正在主导美国社会以及世界其余地方的越来越多的部门。”为什么这种模式能够迅速传播？显然是麦当劳模式的成功。它可以迅速传播在于它的四个特征：效率、可计算（可量化）、可预测和控制。
首先是效率。效率即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效率是麦当劳模式的重要标志，是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提高效率是为追求最大的效益，为了效益的最大化，人们选择最佳的方式以达到既定目标。麦当劳极为注重效率，通过简化过程、产品及服务、顾客自己动手等方式最便捷地满足饱腹的需要。
其次是可计算（可量化）。根据里策的定义，“‘可测定性’是指以‘量’来测定‘质’的取向”。麦当劳化强调事物可计算、可量化的特征，而且量（特别是大的量）趋向于代替质。它在过程上强调速度，结果上强调生产和服务的产品数量。对量的强调有其积极意义，但麦当劳化“从不同的方面都强调量，表现在：强调量而不是质；造成量的幻觉；把过程还原为数目”过分致力于量的追求。
再次是可预测。这是麦当劳化合理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理想的合理化社会中，人们知道该期盼什么。麦当劳的产品和服务在不同时间、地点是一样的，它们的产品和服务可预测。这种可预测性满足了人们的期盼，但合理化的社会实际上强调的是诸如纪律、系统、连贯性及方法论的操作性，可预测性以不同的方式实现。
最后是控制。人是最不可预测的，因此麦当劳努力想去实施人的控制。技术比人易控制，麦当劳的最终目标是利用技术来替代人、用机器替代人。麦当劳化的控制实质是形式理性的控制。在麦当劳化中最佳手段已经被发现且被制度化在了规章制度和结构中，人们照章办事即可。
二、课堂教学的麦当劳化表征
（一）效率性：课堂教学中“效率至上”。从“提高课堂45分钟的效率”、“向课堂教学（学习）要效率”诸如此类的口号中可以看出，效率似乎成了课堂教学中最为关键的字眼。提高课堂效率，在规定课时内依据课程和教学目标，选择合适教学策略，将知识传授给每个学生，这无可厚非。但对这一原则的过分推崇导致课堂教学独立于师生经验之外，课堂教学任务被极大简化，成为可操作性的步骤，知识被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信息点，课堂教学变成将分解的知识点按部就班地传递给学生。
（二）可量化性：课堂教学中的“数量管理”。当今是一个数字化社会，数量逐步取代质。不同质的人和物在量的评估下，几乎在一切领域都可交换。量化充斥着教学活动的每个角落，学生都有学号，它利于教师教学和管理，但学号设置的依据多按学习成绩，特别是试卷上的分数，这在无形之中将学生标签化。还有各类考试测验中的成绩，几乎都以分数的形式给予量化。将学生学习成果数量化利于教学评价，但却造成分数至上的现象。上学年参观一所附属小学，班级教室后面黑板上写着每个学生的名字，名字后面贴着大小不等、数量不一星星，根据学生的表现所贴的星星，将其表现数量化，考的分多星星便多。教学中的数量化意味着分数成为评价学生成绩甚至品行的最重要尺度。“分分分学生的命根”体现了课堂教学的数量化和学生的无奈。
（三）可预测性：课堂教学中的“预设”。课堂教学麦当劳化的主干部分是可预测。教师所教授的课程目标是国家、地方或学校根据社会、学生或学科特性提前制定的。学期目标、课堂目标是提前预设好的，每节课、每篇课文甚至每个知识点怎么教，学生掌握什么，都是提前预设而非生成的。虽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倡导学生中心和课堂生成，但每堂课还是围绕预期目标生成成分极少。课堂需要预设，没有预设教学便如大海中航行的船只失去了灯塔。但课堂教学中充斥着过多的预设，如冰雪融化了是什么？教师对答案的预测是水，假如学生答是春天，那么无疑会被教师“好心”的纠“错”。过多的预测将学生的创造性扼杀在摇篮里，不利于创造性的培养。
（四）控制性：课堂教学的“教师中心”。课堂教学麦当劳化的前提是可控制。控制分有形控制和无形控制。有形控制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常见的积极控制如树立榜样、表扬；消极控制如责备、批评，更为严重的是体罚。有形控制尚属控制的较粗陋的形式，而麦当劳的控制是一种无形控制，形式理性的控制。最佳结构已被发现并制度化在了规则中，人们只需照章办事即可。
三、超越课堂教学的麦当劳化
教育是以培养人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具有能动性的人，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以学生为本。麦当劳的高效性可以被课堂吸收，但其本身的机械性，要求教师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它的不合理处。教师要提高专业素质，开展合作交流，进行教学反思。了解每一个学生，以平等的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他们，尊重个体差异。课堂教学要以学生为本，根据学生知识基础、接受能力及成长需要设计教学，激发学习兴趣，高效组织教学。对效率的追求要以学生的真正掌握为主；多预测学生的实际生活经验，将教材知识与学生经验相联系；改变教学评价机制，减少量化评价，视学生为能动的个体，尊重其创造性，减少教师控制，超越课堂教学的麦当劳化。
参考文献
[1] 刘云杉.课堂教学的“麦当劳化”——一个社会学视角的检讨[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1（2）.
劳动教育预期成果篇7
首先，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交替对人口转变过程发生作用;其次，由于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中国的人口转变较之绝大多数经济体更为迅速。相应地，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也更短;再者，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口转变的进程领先于经济发展的进程，使得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即面临着老龄化的挑战。而大多数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经济体发展程度已经很高，无论从养老资源的丰裕程度和养老体系的完备程度都大大领先。
正是基于这些具有中国独特性的事实，中国应对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挑战，既要借鉴一些先行国家的经验，也必须独立解决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要讨论人口新政是否会引起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变化，以及是否会对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首先要关注的问题是生育政策调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人口结果。
过去30多年较为严格的人口政策，曾经外生地干预了生育率变化的轨迹。其实在此外更长的时期内，生育率的变动更多地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人口政策的调整所产生的效应以及人口变动与未来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都非常重要。
我们看到，对于人口政策调整效应的估计，大多基于特定的情境分析，即假定生育政策变化会引致多少的生育率上升，并由此预测相应的人口结果的变化。实际上，如果生育率变化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自发调整，不对决定生育行为的因素进行细致的研究，情景分析的假设往往失去了可靠的前提，并可能产生具有误导性的预测结果。
基于对中国生育率变动因素的计量经济分析，在上世纪80年代，生育率下降的主要支配力量是严格的生育政策;而到了90年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推动生育率下降的主因。
从过往的经验看，人口统计预测的确产生了诸多的失误。例如，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预测大大偏离实际的情形。直到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下降时，人们才意识到中国已经度过了人口红利期。
IMF最近的研究报告也指出，在世界范围内看，过去的人口预测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将过往的人口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形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人口预测存在很多的失误，而其中大多数预测都高估了生育率的水平。
因此，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率的影响，可能有助于我们判断政策调整的实际效应，也有助于了解人口变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在人口转变尚在初级阶段的时期，中国有效地降低了婴儿死亡率，为后来加速实现人口转变过程奠定了基础;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升会产生抑制生育率的效果;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视，也可能成为降低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即便不考虑家长对孩子抚养与教育的时间投入，中国的家庭教育投资也被大大忽视，其实际的投入规模可能与公共教育投资相当。
当这些因素主导了生育决定行为时，很难预期政策调整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生育新政只不过是使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更加接近世界其他国家所表现出的一般轨迹。从世界范围看，生育率下降后的重新逆转非常罕见。
因此，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看，更加积极的态度是接受生育率不断下降的事实，通过促进经济的发展，来解决人口变化所带来挑战。同时也应该看到，只要中国的经济能够在未来五年至十年保持中高速的发展，在收入水平达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后，新的人口结构指标在新的收入水平上将并不令人悲观。 单位劳动力成本加速上扬
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结构的变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15岁-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较之上年末减少了345万。此后，《统计公报》调整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口径，2013年16岁-59岁人口较上年末减少了244万人，2014年减少了371万人。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已成不争的事实。
中国也迫切需要找到在新的人口结构下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方式。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达到世界第二的规模，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对劳动力市场平衡以及经济发展的模式产生着深刻影响。由于人口因素的变化较之于经济中其他变量具有更强的惯性，很容易预期它将在中国长期持续发生作用。
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平衡取决于供求两方面因素的变化：人口结构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变化是影响劳动供给最基本和稳定的因素，经济增长水平和速度则决定了劳动力需求。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减少，改变了劳动力市场上供求两方面因素的相对力量。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虽然处于二元经济状态，但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迅速增长的劳动力需求。此时，虽然非农就业大幅度增长，但由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工资水平基本保持稳定。在二元经济时期，一旦经济增长失速，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会带来严重的失业。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及随后的经济增长放缓，就属于这种情形。
中国成功地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特别是经济发展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供给的变化成为影响劳动力市场结果的主导性因素。在这种格局下，经济如果仍然保持快速增长，则劳动力市场趋紧，劳动力短缺明显，工资水平迅速上涨。2009年至2013年的劳动力市场基本维持了这种格局。
在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的情况下，一旦经济增长放缓，劳动力市场将维持弱平衡的局面，其具体表现是：失业率处于低水平，但就业增长和工资水平的增长都将放缓，甚至停滞。最近两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大致属于这一种情形，调查失业率维持在5.1%左右小幅波动，农民工工资的增长速度放缓，求人倍率仍然大于1，但求职人数和岗位数量都处于下降趋势。
第二，供给因素主导劳动力市场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导致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竞争优势下降，降低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下降，普通工人的短缺必然推动其工资水平的上升。以农民工工资为例，扣除价格水平的影响，2004年至2014年农民工实际工资增长2.74倍，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0.6%，明显快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如果我们比较劳动力成本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则可以看到近年来劳动力成本的增长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导致单位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与劳均产出之比）呈加速上扬的趋势，如图所示。虽然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众多，但中国经济一直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竞争优势下降，无疑是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也看到图中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曲线和经济增长曲线呈现出剪刀差的形态。
第三，供给因素主导劳动力市场，虽然可以在经济增长放缓、需求因素疲弱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劳动力市场的弱平衡，但也蕴含着中长期的挑战。例如，普通工人的工资上涨，增加了教育的机会成本，对个人教育决策产生负面影响。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不对这一现象积极应对，普通教育的辍学率会上升，而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虽然对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不会产生不良影响，但也蕴含着未来的结构性风险。
创新和技术进步是 全要素生产率来源
如上所述，由人口因素变化主导的劳动力市场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仍然可以维持平衡。但从长期来看，劳动力市场作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市场之一，还需要更充分地发挥其要素配置功能，从而支持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和长期可持续增长。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一个经济体的成长从长期看来源于两个部分――劳动投入的增加和劳均产出的增加。其中，劳动投入取决于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以及对劳动年龄人口的利用程度（以劳动参与水平和失业率反映）;劳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则主要取决于资本产出比、技术密集的程度和全要素生产率。
循着这个逻辑，我们可以逐个分析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何在。
在目前的政策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下，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将非常困难，这也是低生育率水平给我们带来的基本约束条件。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的唯一途径是提高现有人力资源的利用水平。具体来说，就是提高劳动参与的水平、降低失业率。但从长期来看，在劳动力市场制度基本完善和定型的情况下，劳动资源的利用程度也会大致处于稳定的水平。
提升资本产出比是提高劳均产出（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资本产出比的提高依赖于资本的不断积累，也就是靠高投资率推动。中国经济过去的发展模式，恰恰是靠投资推动的生产要素不断积累的增长方式，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简单地以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持续。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产出比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继续扩大投资规模在边际上较以前更为困难;更重要的原因是，人口红利结束以后，劳动的规模难以继续扩大，扩大的投资没有劳动要素的匹配会受到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资本收益率的下降也就必然降低了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
维持增长的另外来源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技术密集程度的提高。根据已有的研究，能否在中等收入阶段成功地将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要素积累转变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推动，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从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看，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流动，一直是获得效率提升的重要源泉。改革开放的头20年，劳动力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0%-25%左右。随着劳动力的不断转移，以及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工资趋同日益明显，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也逐步下降。根据我们的测算，2001年-2005年劳动力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为13.1%;2006年-2010年下降到3.3%;2011年-2013年进一步下降到2%。因此，寻找新的全要素生产率来源是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殆尽后，创新和技术进步将是获取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这将是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对经济体制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目标，其目的就是要在制度上保障这一创造性破坏过程的实现。 可供选择的改革举措
从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和生育率决定主要因素的转换看，即便是在人口新政之后，中国人口变动也将遵循人口发展的一般规律。
从世界范围看，生育率下降已不可逆转。应对由此引发的老龄化等一系列人口结构问题，根本的出路仍然在于不断提高生产率水平，并以此推动经济增长。对于中国这样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点尤其重要。
以下一些近期的和中长期的改革措施是支持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手段。
第一，一些能起到立竿见影效果的改革措施应抓紧推进。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增加有效劳动供给是短期内保持增长的重要途径。在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的情况下，通过对劳动力市场相关的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供给仍然有空间。目前，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增加有效劳动供给900余万人，足以抵消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负面影响。
全面、彻底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更加包容的劳动力市场是在短期内提高劳动参与率最有效的手段。全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与终极目标，是使与户籍相关的社会福利与人口登记功能分离。要实现户籍制度改革的真正突破，必须加快完善并统一基本养老制度、基本医疗制度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其全国范围的统筹。让中央财政在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才能真正落实顶层设计的户籍制度改革。
第二，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建立更加竞争、高效的劳动力市场，将有助于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提升生产率水平。最近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及经济发展新特点越来越表明，中等收入以后的经济增长制约因素，将越来越来自于制度是否能刺激生产要素的有效供给，包括劳动力要素的供给。劳动力市场制度设计要更加注意对其劳动供给的影响，鼓励个人积极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同时，提高劳动力供给的质量和有效性。对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工作时间的激励、劳动参与的激励等都将成为比以前更加重要的政策领域。
劳动教育预期成果篇8
备课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备课强调要“备教材”、“备学生”,以教材的“知识结构、内容”和学生的“学情”作为选择教学方法的依据。
一直以来,在教学活动活动中,我一定会认真把握备课环节,精心设计教案,在课前做好充分的知识准备。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我发现按部就班的依照预先设计的教案授课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往往需要根据学生在课堂中变化的实际状况随机应变调整设计好的教案。
10月初,学校组织学生开展“美好校园,营造良好学习环境”活动,劳动量较大,为了不影响下午课后的其他活动,我安排学生利用下午课前30分钟时间清理搬运本班清洁区内剪割过的草坪上凌乱的青草及杂物,同学们以平时的四个值日小组为单位在组长的带领下按照分工有序的进行劳动,效率较高。上课铃声响起时,我们的劳动刚好结束。同学们迅速进入教室,而此时他们的情绪还未完全从热涨的劳动中平息下来,如果这个时候按预先设计的教案进行抽象的哲学理论学习,效果不佳。
这节课的教学内容是讲“要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联系”。 面对学生现状,我灵机一动,简单总结劳动情况,对同学们较高的劳动效率、积极的劳动表现予以表扬,随即提出问题“同学们为什么能以较高的效率完成劳动任务?”“每个同学在完成我们班级劳动任务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样很快调动起学生思想的积极性,同学们借着劳动后的余热你一言我一语发表见解,认为同学们能以较高的效率完成劳动任务是因为组织有序,各个小组能够互相协作,每个同学都能尽其所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认为每个同学在完成我们班级劳动任务中发挥着添砖加瓦的作用,正是应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由此,我总结出:“每个同学(四个小组)就是我们班级这个集体(整体)的组成部分,我们班级这个集体(整体)就是由每个同学(四个小组)组成的,二者密切联系不可分割。”以此引出本课整体和部分的联系,这能够加深学生的感性认识,有助于学生理解知识。在授课中我引用“坐井观天”、“三个和尚没水吃”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西部大开发”等事例说理,在分析过程中我不会忘记适时应用此次学生劳动的事例说明问题:“由于组织有序、各个小组能够互相协作、每个同学都能尽其所能发挥自己的作用使得同学们以较高的效率完成劳动任务,这正说明集体(整体)的功能大于各个部分功能之和(当各部分以有序、合理、优化的结构形成整体时)。” 得出结论:“同学们应当树立集体意识,在集体中充分发挥我们每个人的聪明才智。”
我想这节课随机应变调整设计好的教案不仅传授了学科知识又挖掘其德育因素,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指导学生正确处理个人(部分)与集体(整体)的关系,发挥了思想政治课德育主渠道的作用,达到了预期的教育教学效果。
劳动教育预期成果篇9
一、教育投资的含义与特征
教育投资是指为了培养不同熟练程度的后备劳动力和提高现有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投放到教育领域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总和，它包括各种货币形式的支出和非货币形式的支出，其实质是一种通过获得或增加、调整知识、技能等存量资本以影响或改变预期收益的活动①。
考察现实我们认识到，现阶段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掀起了产业革命，并带来了职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在现实中，在经济结构的改革中，大多数下岗或失业人员是非专业人士，是初级劳动力。而专业人士、高级劳动力特别是高级技术人才相对来说较容易获得就业机会。未来的职业更是需要创造型、复合型、协作型人才。创造型人才不仅有能够参与竞争的能力，更有实现战略价值的能力。
事实表明，在现代社会里，教育投资成为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决定性因素。教育投资存量的大小和效率的高低是造成这种差距的首要因素。因此，大力增加教育投资，不断提高人才质量，对于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均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经济基础比较落后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二、西方关于教育投资的理论
在西方，教育和培训历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投资。教育和培训会产生两种效应：一种叫知识性效应（Cognitive effects），即人们受教育后，获得知识，提高了技能和文化素质，从而既增加了对新工作的适应性，减少了失败的可能性，又由于掌握了新技能而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另一种叫非知识性效应（Noncognitive effects），即当人们受过教育后，可以改变不正确的价值观念，提高纪律性，增强对工作和社会的责任感，从而提高其做好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②。
早在亚当·斯密时代，亚当就提出了人作为人力资源要进行教育和培训。他说：“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奥多·舒尔茨、加里·贝克尔等一批现代学者也开始重视教育投资问题。
舒尔茨认为：教育投资是通过对人的投资而形成的，是对劳动者的健康和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发生作用的一种投资，它包括教育、卫生、保健等支出，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支出。教育投资的主要特点在于：它与人身自由联系在一起，不随产品的出卖而转移。他还认为：现代化生产条件下当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教育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结果。他应用收益率法测算了教育投资收益在国民收入增长额中占较大比重，证明教育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舒尔茨的教育投资理论打破了传统观念中把人口和劳动力看做是经济发展障碍的看法，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后来对这种观点做了比较精辟的评论，他认为，现代生产已不是由资本和劳动两大要素组成，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已成为第一大要素。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率，正是由于科技进步和管理技术提高的结果。
贝克尔把在职培训分为两种：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接受一般培训的员工所获得的知识、技能，不但对提供培训的企业有用，对其他企业也有用。这种培训应该由职工自己支付培训费。特殊培训是一种专门培训，它能为提供培训的单位专用。特殊培训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大部分培养费。用人单位应对那些受过特殊培训的员工支付高额工资，同时也要求员工受相关契约的约束，以防止人才外流造成损失③。他还认为受较高教育的孩子未来的收益较多，给父母带来的效用或满足也较大。
舒尔茨和贝克尔的上述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至今仍对我国教育投资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三、教育投资风险预测分析
教育投资风险是决策时对未来预测和判断的准确程度决定的。倘不能对未来的这些不肯定因素变化作准确判断，则可能引起损失。然而，由于教育投资的特点使得这些不肯定因素客观存在，因此，教育投资的风险只能预测和选择而不可能完全规避。这些风险包括：
1.教育投资回收期较长，甚至可能无法获得充足的回报。因为人才的培养具有累积性，对人才的教育投资必须是持续不间断的，且较长期才能获得收益，甚至可能得不到预期收益。教育就是投资未来，未来市场供求变化、产品或劳务需求、资本价格等是无法预见的。科技进步的速度也往往与人们的预期出现较大的距离，教育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都对人才及经济的正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人才流动性较大。人往高处走，利益的导向促使人才向收益较高的地方集中，从而造成人才配置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非均衡状态。违约的可能性客观上会给我国的人才培养和投资带来风险。受教育者也可能因疾病或突发事件而丧失创造能力、工作能力甚至死亡。
3.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性。人才教育的投资主体，主要由政府、用人单位、个人（家庭）三部分组成。政府进行教育投资是着眼于提高社会总体收益和总体素质；用人单位进行教育投资是为了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和单位的经济效益；个人投资的目标是通过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能力素质，获得个人生活发展的机会。
4.受教育者自身特点的多样性。受教育者是教育投资的对象，因为每个人的生理、心理需求因素的客观要求，人的生命周期、潜力、健康状况及毅力、意志力都是有差异的，必须及时充分利用人生在学习接受能力、创造能力等的人才生命周期，以发挥人才的最佳功效。
5.投资者与收益者的不完全一致性。人才是一种无形资产，它表达了人体的机能和创造力的综合，投资者无法将其拿出来单独投资，也无法把自己投资的那一部分像买卖商品一样进行自由让渡，人才的收益只有通过人才的经济活动才能创造，然而投资者与收益者的不完全一致性导致教育投资和收益的偏差。
6.人的主体性使得人在经济活动中因个人的偏好或选择而对人才能力和潜力的发挥产生影响。人是有思想性、主观性、能动性、创造性和道德性的，还受感性和理性的制约。人的经济能力和产生效益具有更大的伸缩性。
7.教育投资的收益无法预期。教育投资的直接后果总是表现为人的健康、知识和技能的增加，而教育投资的经济收益往往则是希望在人才使用过程中能创造出直接的实物产值。倘若人才在将来的工作中，学非所用，用非所长，或不符合兴趣爱好或专业方向不对口，其人才价值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才能力的经济收益必然会大打折扣。
四、我国教育投资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要达到4%。可这个目标至今没有实现。从宏观上看，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较长时期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教育投资相对不足，给我国教育发展和人才开发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教学设施陈旧落后，教育规模和专业设置难以满足社会需要，职业教育落后，这些均造成劳动力素质跟不上我国发展的需要。
2.教育投资收益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表明，教育投资，是一切投资中收益最高、获利最大的投资。但研究表明中国在教育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现实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基本劳动和简单劳动来维持，其经济增长方式是简朴和粗放型的。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教育投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投资结构日益合理，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不断提高，教育因素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不正视这种差距，则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不良的影响。
3.常规培训的效益令人担忧。对于各生产单位来说，普遍忽视对员工的教育和培训，靠高投资、高积累、高消耗、拼资源实现经济增长。即使是企业办了各种培训班，也因为受场地、资金、师资限制，不讲培训质量，甚至出现滥收费、滥发证书的现象，造成实际业务与技术学历等级不相符的人越来越多。单位员工劳动主动性、积极性不强，生产效率低下。再加上管理混乱，劳动者的智慧和创造力得不到有效利用和发挥。
五、解决我国教育投资问题的对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才已经成了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国是人口大国，但又是人才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因此，要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加大教育投资，积极开展教育、培训事业，要建立科学机制以促进我国人才的培养。要解决教育界现存的问题，防避教育风险，应在多种方面采取不同对策： （1）实施国际化的教育模式。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国人才的教育与培训应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借助国外的教育模式和先进理念培养人才。（2）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人才存量的增长主要依靠教育和培训。学校教育是教育投资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种，也是最基本的国家教育投资。除此之外，还要加强职业培训，进行知识开发、技能开发与品德开发。人才的学校教育与在职培训，不仅要抓学历教育、知识教育与技能培训，还应该加强对受教育者的道德教育。学历教育只是对学生的知识教育，是初级教育；道德教育是对人才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以及敬业精神的教育，是高级教育，也是真正培养人才的教育。（3）树立经济发展教育先行的意识。教育投资比起物质资本投资具有边际收益高的特点。因此，在资源紧缺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考虑充分发挥资金的效益，提高教育投资比例。（4）运用制度保障。为规避教育投资的风险，用人单位还应该在培训费用、服务期限、违约责任等方面与劳动者以合同的形式加以约定，减少因恶意违约带来的损失，使可能的风险得到有效的控制。（5）建立竞争、激励与约束机制，创造人才良好成长环境。事实表明，能否建立竞争、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人才培养制度能否成功的关键。竞争机制、激励机制有利于激发人才的发展，而相应的约束机制能保持与维护人才的健康发展。人才成长的创造性的发挥都需要激励。谁能建设好人才激励机制，谁就能形成人才的积聚并能吸引各方人才。（6）强化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是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群体意识及行为方式。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可以增强劳动者对企业价值观的认同，从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减少劳动力的流动，进而减少教育投资的风险。
［注释］
劳动教育预期成果篇10
一、教育投资的含义与特征
教育投资是指为了培养不同熟练程度的后备劳动力和提高现有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而投放到教育领域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总和，它包括各种货币形式的支出和非货币形式的支出，其实质是一种通过获得或增加、调整知识、技能等存量资本以影响或改变预期收益的活动①。
考察现实我们认识到，现阶段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掀起了产业革命，并带来了职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在现实中，在经济结构的改革中，大多数下岗或失业人员是非专业人士，是初级劳动力。而专业人士、高级劳动力特别是高级技术人才相对来说较容易获得就业机会。未来的职业更是需要创造型、复合型、协作型人才。创造型人才不仅有能够参与竞争的能力，更有实现战略价值的能力。
事实表明，在现代社会里，教育投资成为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决定性因素。教育投资存量的大小和效率的高低是造成这种差距的首要因素。因此，大力增加教育投资，不断提高人才质量，对于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均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经济基础比较落后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二、西方关于教育投资的理论
在西方，教育和培训历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投资。教育和培训会产生两种效应：一种叫知识性效应（Cognitiveeffects），即人们受教育后，获得知识，提高了技能和文化素质，从而既增加了对新工作的适应性，减少了失败的可能性，又由于掌握了新技能而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另一种叫非知识性效应（Noncognitiveeffects），即当人们受过教育后，可以改变不正确的价值观念，提高纪律性，增强对工作和社会的责任感，从而提高其做好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②。
早在亚当·斯密时代，亚当就提出了人作为人力资源要进行教育和培训。他说：“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奥多·舒尔茨、加里·贝克尔等一批现代学者也开始重视教育投资问题。
舒尔茨认为：教育投资是通过对人的投资而形成的，是对劳动者的健康和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发生作用的一种投资，它包括教育、卫生、保健等支出，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支出。教育投资的主要特点在于：它与人身自由联系在一起，不随产品的出卖而转移。他还认为：现代化生产条件下当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教育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结果。他应用收益率法测算了教育投资收益在国民收入增长额中占较大比重，证明教育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舒尔茨的教育投资理论打破了传统观念中把人口和劳动力看做是经济发展障碍的看法，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后来对这种观点做了比较精辟的评论，他认为，现代生产已不是由资本和劳动两大要素组成，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已成为第一大要素。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率，正是由于科技进步和管理技术提高的结果。
贝克尔把在职培训分为两种：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接受一般培训的员工所获得的知识、技能，不但对提供培训的企业有用，对其他企业也有用。这种培训应该由职工自己支付培训费。特殊培训是一种专门培训，它能为提供培训的单位专用。特殊培训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大部分培养费。用人单位应对那些受过特殊培训的员工支付高额工资，同时也要求员工受相关契约的约束，以防止人才外流造成损失③。他还认为受较高教育的孩子未来的收益较多，给父母带来的效用或满足也较大。
舒尔茨和贝克尔的上述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至今仍对我国教育投资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三、教育投资风险预测分析
教育投资风险是决策时对未来预测和判断的准确程度决定的。倘不能对未来的这些不肯定因素变化作准确判断，则可能引起损失。然而，由于教育投资的特点使得这些不肯定因素客观存在，因此，教育投资的风险只能预测和选择而不可能完全规避。这些风险包括：
1.教育投资回收期较长，甚至可能无法获得充足的回报。因为人才的培养具有累积性，对人才的教育投资必须是持续不间断的，且较长期才能获得收益，甚至可能得不到预期收益。教育就是投资未来，未来市场供求变化、产品或劳务需求、资本价格等是无法预见的。科技进步的速度也往往与人们的预期出现较大的距离，教育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都对人才及经济的正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人才流动性较大。人往高处走，利益的导向促使人才向收益较高的地方集中，从而造成人才配置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非均衡状态。违约的可能性客观上会给我国的人才培养和投资带来风险。受教育者也可能因疾病或突发事件而丧失创造能力、工作能力甚至死亡。
3.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性。人才教育的投资主体，主要由政府、用人单位、个人（家庭）三部分组成。政府进行教育投资是着眼于提高社会总体收益和总体素质；用人单位进行教育投资是为了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和单位的经济效益；个人投资的目标是通过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能力素质，获得个人生活发展的机会。
4.受教育者自身特点的多样性。受教育者是教育投资的对象，因为每个人的生理、心理需求因素的客观要求，人的生命周期、潜力、健康状况及毅力、意志力都是有差异的，必须及时充分利用人生在学习接受能力、创造能力等的人才生命周期，以发挥人才的最佳功效。
5.投资者与收益者的不完全一致性。人才是一种无形资产，它表达了人体的机能和创造力的综合，投资者无法将其拿出来单独投资，也无法把自己投资的那一部分像买卖商品一样进行自由让渡，人才的收益只有通过人才的经济活动才能创造，然而投资者与收益者的不完全一致性导致教育投资和收益的偏差。
6.人的主体性使得人在经济活动中因个人的偏好或选择而对人才能力和潜力的发挥产生影响。人是有思想性、主观性、能动性、创造性和道德性的，还受感性和理性的制约。人的经济能力和产生效益具有更大的伸缩性。
7.教育投资的收益无法预期。教育投资的直接后果总是表现为人的健康、知识和技能的增加，而教育投资的经济收益往往则是希望在人才使用过程中能创造出直接的实物产值。倘若人才在将来的工作中，学非所用，用非所长，或不符合兴趣爱好或专业方向不对口，其人才价值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才能力的经济收益必然会大打折扣。
四、我国教育投资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要达到4%。可这个目标至今没有实现。从宏观上看，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较长时期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教育投资相对不足，给我国教育发展和人才开发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教学设施陈旧落后，教育规模和专业设置难以满足社会需要，职业教育落后，这些均造成劳动力素质跟不上我国发展的需要。
2.教育投资收益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表明，教育投资，是一切投资中收益最高、获利最大的投资。但研究表明中国在教育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现实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基本劳动和简单劳动来维持，其经济增长方式是简朴和粗放型的。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教育投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投资结构日益合理，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不断提高，教育因素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不正视这种差距，则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不良的影响。
3.常规培训的效益令人担忧。对于各生产单位来说，普遍忽视对员工的教育和培训，靠高投资、高积累、高消耗、拼资源实现经济增长。即使是企业办了各种培训班，也因为受场地、资金、师资限制，不讲培训质量，甚至出现滥收费、滥发证书的现象，造成实际业务与技术学历等级不相符的人越来越多。单位员工劳动主动性、积极性不强，生产效率低下。再加上管理混乱，劳动者的智慧和创造力得不到有效利用和发挥。超级秘书网
五、解决我国教育投资问题的对策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才已经成了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国是人口大国，但又是人才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因此，要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和加大教育投资，积极开展教育、培训事业，要建立科学机制以促进我国人才的培养。要解决教育界现存的问题，防避教育风险，应在多种方面采取不同对策：（1）实施国际化的教育模式。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国人才的教育与培训应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借助国外的教育模式和先进理念培养人才。（2）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人才存量的增长主要依靠教育和培训。学校教育是教育投资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种，也是最基本的国家教育投资。除此之外，还要加强职业培训，进行知识开发、技能开发与品德开发。人才的学校教育与在职培训，不仅要抓学历教育、知识教育与技能培训，还应该加强对受教育者的道德教育。学历教育只是对学生的知识教育，是初级教育；道德教育是对人才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以及敬业精神的教育，是高级教育，也是真正培养人才的教育。（3）树立经济发展教育先行的意识。教育投资比起物质资本投资具有边际收益高的特点。因此，在资源紧缺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考虑充分发挥资金的效益，提高教育投资比例。（4）运用制度保障。为规避教育投资的风险，用人单位还应该在培训费用、服务期限、违约责任等方面与劳动者以合同的形式加以约定，减少因恶意违约带来的损失，使可能的风险得到有效的控制。（5）建立竞争、激励与约束机制，创造人才良好成长环境。事实表明，能否建立竞争、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人才培养制度能否成功的关键。竞争机制、激励机制有利于激发人才的发展，而相应的约束机制能保持与维护人才的健康发展。人才成长的创造性的发挥都需要激励。谁能建设好人才激励机制，谁就能形成人才的积聚并能吸引各方人才。（6）强化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是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群体意识及行为方式。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可以增强劳动者对企业价值观的认同，从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减少劳动力的流动，进而减少教育投资的风险。
［注释］
劳动教育预期成果篇11
关键词：延迟退休;DEA-CCR模型;实施方案
一、引言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为是否应该延迟退休年龄这场争论划上了句号，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设计合理科学的延迟退休年龄方案以及如何对设计好的方案进行检测，所以国内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计量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选取合适的指标和角度，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定量计算出延迟退休年限，给出延迟退休年龄方案，如王甜（2012）以城镇人口为研究对象，从人口增长规律出发，采取分步法，建立了基于人口增长增长下、中短期养老保险基金平衡的定量数学模型，求解得出我国未来15年内的最佳退休年龄[1];二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对不同延迟退休年龄方案所带来的各种社会效应进行定量测算，以检测不同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如王振军（2014）依据人均预期寿命、劳动者参加工作的初始年龄和不同类型劳动对人体体力要求的差异等，就从事不同类型劳动的退休年龄标准进行了延迟设计，然后通过对不同方案自我养老系数的定量测算，检测了其设计的合理性[2];杨忠庆、秦森（2013）通对对基金积累支付年数、制度内抚养比、新退休少退系数、财政补贴、劳动力和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等五个指标进行测算，对已有的三种不同的退休方案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进行了定量评估[3];苗红军（2011）在设定合意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基金的相关假设和模型下，分析了推迟退休对养老保险和劳动人口的影响，指出其在社会各个方面发挥的作用[4]。但是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均有一定的自身缺陷，只对退休方案设计进行计量研究，并没有进行方案预期检验;而仅仅对方案预期检验，甄别不同方案的优劣，却可能会错过最佳的方案。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延迟退休年限的确定进行了研究。本文首先确定影响延迟退休的指标，并将其分成不同的两类，一类与延迟退休正相关，一类与延迟退休呈负相关，进而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来计算出相应的延迟退休效率，并用延迟退休效率来代表是否应该延迟退休以及延迟退休的年限长度，进而制定相应的延迟退休政策执行的时间表。
二、指标数据的选择及假设
（一）指标的选择
1.国民人均预期寿命Y
国民平均预期寿命，俗称“人均寿命”。它一般指全体国民的人均寿命，其计算方式为对同时出生的一批人进行追踪调查，分别记下他们各年龄段死亡人数，直至最后一人寿命结束，然后根据这一批人活到各种不同年龄的人数来计算人口平均寿命;计算公式是：
Y=∑ni=1xifi∑ni=1fi
（1）
其中n是指分为n个年龄段，fi是指第i个年龄段的死亡人数，xi是第i个年龄段的组中值。
2.人口老龄化程度P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我们定义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公式为：
P=P60PN
（2）
式中，P为人口老龄化程度指数，P60表示年龄大于60岁的人口，PN为总人口数。
3.劳动力供求状况Ns和Nd
劳动力供给Ns是指在一个国家，在某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的经济条件和工资水平上，劳动力供给的决策主体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劳动时间。劳动力需求Nd是企业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某种工资率下愿意并且能够雇佣的劳动量，计算公式是：
Nd=Ed・wp，Ns=Es・wp
（3）
其中Ed代表劳动力需求弹性，Es代表劳动力供给弹性，w为货币工资，p为价格，wp代表实际工资。
Ed=ΔDDΔWW，Es=ΔSSΔWW
（4）
其中ΔDD为劳动力需求变动率，ΔSS为劳动力供给变动率，ΔWW为工资率变动率。
4.国民受教育情况
我们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指标来衡量教育的各个方面， 这些指标包括：入学率、教育成就指标、教育质量指标、受教育广泛度指标、受教育年限标准差等。我们认为最能恰当测量国民受教育情况的指标应是教育成就的存量指标，它被定义为平均受教育年限.：
Ao=∑5i=1OitiON
（5）
其中：Ao为人均受教育年限;i为受教育程度为标准而分组的组数，i = 1，2，3，4，5，分别代表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中专、技校）、高中（高职、高专）、本科（大专）及以上学历;O为各受教育程度的年限，在本文中，我们定义文盲半文盲受0 年教育，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大专及以上16年;Oi为接受各教育程度的人数;ON为全体国民。
（二）数据的获取
本数据来源于CEIC全球数据库中2001年至2009年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五国的相关数据，和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的与中国有关的数据。通过分析数据可知，它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延迟退休情况，以延迟退休的年限记，以60岁为0，，65岁则记为5，给出其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年份与延迟退休年限表（表1）;并结合上述四个指标的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出各国相应年份对应的四项指标值表（表2）;通过同样的方法给出中国1991～2010年的四项指标值表（表3）。
表1 各国延迟退休年限表
国家 美国 日本 德国 澳大利亚 意大利
年份 2003 2006 2008 2001 2007 2014 2001 2004 2008 2011 2009 2008
年限 5 6 7 5 6 7 3 5 6 7 7 5
表2 各国四项指标值表
国家 年份 人均预
期寿命 人口老龄
化程度 劳动力
供求状况 国民受
教育情况
美国
日本
德国
澳大利亚
意大利
2003 76.99 0.12 13.2 0.9401
2006 77.59 0.12 13.17 0.9539
2008 77.9 0.125 13.23 0.942
2001 81.42 0.17 12.97 0.9496
2007 82.51 0.21 13.2 0.9588
2014 86 0.209 11.6 0.9566
2001 78.33 0.16 12.18 0.9212
2004 78.68 0.18 12.28 0.8948
2008 79.74 0.2 12.54 0.924
2011 77.8 0.197 12.2 0.9405
2009 81.54 0.136 11.62 0.9442
2008 81.39 0.2 10.1 0.9322
表3 中国四项指标值表
年份 国民人均预期寿命 人口老龄化程度 国民受教育程度 劳动力供求状况
1991 68.835 0.06 0.977 4.9008
1992 69.12 0.062 0.977 4.9807
1993 69.405 0.062 0.974 5.0589
1994 69.69 0.064 0.972 5.1359
1995 69.975 0.062 0.971 5.2139
1996 70.26 0.064 0.97 5.2904
1997 70.545 0.065 0.969 5.3667
1998 70.83 0.067 0.969 5.4459
1999 71.115 0.069 0.969 5.5285
2000 71.4 0.07 0.969 5.6127
2001 71.743 0.071 0.964 5.6598
2002 72.086 0.073 0.96 5.7087
2003 72.429 0.075 0.957 5.7594
2004 72.772 0.076 0.958 5.8100
2005 73.115 0.077 0.958 5.8598
2006 73.458 0.079 0.959 5.9123
2007 73.801 0.081 0.96 5.9648
2008 74.144 0.083 0.958 6.0172
2009 74.487 0.085 0.957 6.0701
2010 74.83 0.0887 0.959 6.1229
（三）模型假设
基于前人的研究，本文在研究时假设：第一，在计算人均受教育年限时，假设不同教育阶段在入学时即接受了此教育阶段的所有年份教育;第二，假设劳动力供求状况表示为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的比值;第三，假设各职位的环境因素可以粗略的进行比较;第四，假设我国延迟退休年限接受程度与其他国家相同;第五，假设劳动率年增长率保持稳定。
三、我国延迟退休政策执行的预测时间表
（一）研究思路
目前世界各国的退休年龄各不相同，而大部分国家退休年龄都是以60岁为界限。本文选取了5个延迟退休年龄超过60岁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通过研究这些国家的国民人均预期寿命 、劳动力供求状况、国民受教育年限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等影响延迟退休年龄[5]相关因素，来制定相应的延迟退休政策。从而预测我国出台延迟退休政策执行的时间表。
（二）研究方法
本文将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劳动力供求状况、国民受教育情况这四个指标分成不同的两类，一类是与延迟退休正相关的指标即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劳动力供求状况，一类是与延迟退休呈负相关的指标即国民受教育情况，通过DEA-CCR模型[6]，来计算出相应的延迟退休效率。效率越高，实施延迟退休的可行性越大。用延迟退休效率来代表是否应该延迟退休以及延迟退休的年限长度，进而制定相应的延迟退休政策执行的时间表。
1.求得五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
运用CCR模型将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国民受教育程度作为一类，并结合表1和表2数据，进行数据包络分析，得出五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如表4：
表4 五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
国家 美国 日本 德国 澳大利亚 意大利
年份 2003 2006 2008 2001 2007 2014 2001 2004 2008 2011 2009 2008
可行性 1 0.98 1 0.99 1 1 0.97 0.95 1 0.99 0.968 0.97
2.预测中国2010～2040年四项指标数据
结合表3，分别以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劳动力供求状况及国民受教育程度为被解释变量，以时间系数为解释变量做四个指标的回归模型，用来预测中国2010～2040年四项指标的数据。设时间系数为t，时间系数从1990年起为0，时间系数=年份-1990。经过异方差、自相关等检验，得到四个指标的回归模型：
Y=0.343t+67.79，O=e0.020263t-2.856269，L=0.064854t+4.886962，E=e-0.001129t-2.856269
（6）
通过此回归模型进行预测，得到了2011年至2040年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国民受教育程度及劳动力供求状况的数据，如表5：
表5 中国2010～2040年四项指标数据预测值表
年份 国民人均
预期寿命 人口老龄
化程度 国民受
教育程度 劳动力
供求状况
2011 75.173 0.088 6.248896 0.9539
2012 75.516 0.0898 6.31375 0.9528
2013 75.859 0.0916 6.378604 0.9517
2014 76.202 0.935 6.443458 0.9506
2015 76.545 0.954 6.508312 0.9496
2016 76.888 0.974 6.573166 0.9485
2017 77.231 0.0993 6.63802 0.9474
2018 77.574 0.1014 6.702874 0.9464
2019 77.917 0.1035 6.767728 0.9453
2020 78.26 0.1056 6.832582 0.9442
2021 78.603 0.1077 6.897436 0.9432
2022 78.946 0.1099 6.96229 0.9421
2023 79.289 0.1122 7.027144 0.941
2024 79.632 0.1145 7.091998 0.94
2025 79.975 0.1168 7.156852 0.9389
2026 80.318 0.1192 7.221706 0.9378
2027 80.661 0.1217 7.28656 0.9368
2028 81.004 0.1241 7.351414 0.9357
2029 81.347 0.1267 7.416268 0.9347
2030 81.69 0.1293 7.481122 0.9336
2031 82.033 0.1319 7.545976 0.9326
2032 82.376 0.1346 7.61083 0.9315
2033 82.719 0.1374 7.675684 0.9305
2034 83.062 0.1402 7.740538 0.9294
2035 83.405 0.1431 7.805392 0.9284
2036 83.748 0.146 7.870246 0.9273
2037 84.091 0.149 7.9351 0.9263
2038 84.434 0.152 7.999954 0.9252
2039 84.777 0.1551 8.064808 0.9242
2040 85.12 0.1583 8.129662 0.9231
3.求得中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
运用CCR模型将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国民受教育程度作为一类，并结合表5数据，进行数据包络分析，得出五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7]，如表6：
表6 中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可行性系数 0.86 0.86 0.86 0.98 0.99 1 0.88 0.89 0.89 0.9
年份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可行性系数 0.9 0.91 0.91 0.92 0.92 0.93 0.93 0.94 0.94 0.95
年份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可行性系数 0.95 0.96 0.96 0.97 0.97 0.98 0.98 0.99 1 1
因为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劳动力供求状况及国民受教育程度对延迟退休的影响较大。这四个指标是计算出的延迟退休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是否可以实施延迟退休即相应的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由表4可知实行延迟退休的国家，实施延迟退休的相应年份所对应的可行性系数都相当高，基本接近于1。且可行性系数区间值在[0.95，1]。由此可知，我国若要实行延迟退休，必须在相应的可行性系数较高的年份即在可行性系数大于0.95的年份里。
（三）结果分析
由表6可知，在2011年到2040年中，中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大于0.95的年份为2014-2016、2031-2040，故认为可在2014-2016年以及2031-2040年进行延迟退休。另外，借鉴发达国家逐渐延迟的方式，并考虑到民众的接受程度，认为可在这两个年份区间中分别延迟两岁。在2014―2016年中每年推迟1岁，在2031―2040年中每5年推迟1岁，可制定延迟退休时间表，如表7所示：
表7 延迟退休时间表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36 2040
推迟岁数 3 4 5 6 7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借鉴国际社会延迟退休年龄的经验，如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通过研究这些延迟退休年龄超过60岁的国家的国民人均预期寿命、劳动力供求状况、国民受教育年限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建立延迟退休年龄效率模型，对国际社会延迟退休年龄各项影响因素制定标准。标准制定后，根据中国各项指标历史数据，计算中国国民人均预期寿命、劳动力供求状况、国民受教育年限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未来预测值，当影响因素达到标准值时，就需要进行延迟退休年龄。
我国当前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60岁，女55岁（干部）或50岁（工人），而在欧美国家普遍的退休年龄都为65岁。我国正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 1990至201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供求状况保持稳定，GDP稳定增长;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国民受教育年限指标，我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已从4.83年提高到6.13年;预期到2020年，国民预期寿命将达到77.1岁，人口老龄化程度指数高达 0.1，劳动供求指数为0.944，国民受教育程度为6.83年，各项指标均满足延迟退休年龄标准。综合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环境趋势，现阶段或者不久的将来，我国有必要进行退休年龄的延迟。（作者单位：1.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2.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基金项目：2014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制造行业从业人员延迟退休年龄政策》（AH201410378305）。
参考文献：
[1] 王甜.我国最佳法定退休年龄的趋势分析与数学建模[D].赣州：江西理工大学，2012.
[2] 王振军.我国退休年龄延迟设计研究[J].西北人口，2014，35（05）： 29-34
[3] 杨忠庆.秦森.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比较[J].中国社会保障，2013，（1）： 43-45
[4] 苗红军.中国城镇职工推迟退休年龄研究[D].辽宁：辽宁大学，2011.
劳动教育预期成果篇12
考察现实我们认识到，现阶段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掀起了产业革命，并带来了职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在现实中，在经济结构的改革中，大多数下岗或失业人员是非专业人士，是初级劳动力。而专业人士、高级劳动力特别是高级技术人才相对来说较容易获得就业机会。未来的职业更是需要创造型、复合型、协作型人才。创造型人才不仅有能够参与竞争的能力，更有实现战略价值的能力。
事实表明，在现代社会里，教育投资成为现代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决定性因素。教育投资存量的大小和效率的高低是造成这种差距的首要因素。因此，大力增加教育投资，不断提高人才质量，对于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均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经济基础比较落后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二、西方关于教育投资的理论
在西方，教育和培训历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投资。教育和培训会产生两种效应：一种叫知识性效应（Cognitiveeffects），即人们受教育后，获得知识，提高了技能和文化素质，从而既增加了对新工作的适应性，减少了失败的可能性，又由于掌握了新技能而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另一种叫非知识性效应（Noncognitiveeffects），即当人们受过教育后，可以改变不正确的价值观念，提高纪律性，增强对工作和社会的责任感，从而提高其做好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②。
早在亚当·斯密时代，亚当就提出了人作为人力资源要进行教育和培训。他说：“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奥多·舒尔茨、加里·贝克尔等一批现代学者也开始重视教育投资问题。
舒尔茨认为：教育投资是通过对人的投资而形成的，是对劳动者的健康和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发生作用的一种投资，它包括教育、卫生、保健等支出，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支出。教育投资的主要特点在于：它与人身自由联系在一起，不随产品的出卖而转移。他还认为：现代化生产条件下当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教育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结果。他应用收益率法测算了教育投资收益在国民收入增长额中占较大比重，证明教育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舒尔茨的教育投资理论打破了传统观念中把人口和劳动力看做是经济发展障碍的看法，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后来对这种观点做了比较精辟的评论，他认为，现代生产已不是由资本和劳动两大要素组成，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已成为第一大要素。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率，正是由于科技进步和管理技术提高的结果。
贝克尔把在职培训分为两种：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接受一般培训的员工所获得的知识、技能，不但对提供培训的企业有用，对其他企业也有用。这种培训应该由职工自己支付培训费。特殊培训是一种专门培训，它能为提供培训的单位专用。特殊培训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大部分培养费。用人单位应对那些受过特殊培训的员工支付高额工资，同时也要求员工受相关契约的约束，以防止人才外流造成损失③。他还认为受较高教育的孩子未来的收益较多，给父母带来的效用或满足也较大。
舒尔茨和贝克尔的上述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至今仍对我国教育投资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三、教育投资风险预测分析
教育投资风险是决策时对未来预测和判断的准确程度决定的。倘不能对未来的这些不肯定因素变化作准确判断，则可能引起损失。然而，由于教育投资的特点使得这些不肯定因素客观存在，因此，教育投资的风险只能预测和选择而不可能完全规避。这些风险包括：
1.教育投资回收期较长，甚至可能无法获得充足的回报。因为人才的培养具有累积性，对人才的教育投资必须是持续不间断的，且较长期才能获得收益，甚至可能得不到预期收益。教育就是投资未来，未来市场供求变化、产品或劳务需求、资本价格等是无法预见的。科技进步的速度也往往与人们的预期出现较大的距离，教育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都对人才及经济的正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人才流动性较大。人往高处走，利益的导向促使人才向收益较高的地方集中，从而造成人才配置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非均衡状态。违约的可能性客观上会给我国的人才培养和投资带来风险。受教育者也可能因疾病或突发事件而丧失创造能力、工作能力甚至死亡。
3.教育投资主体的多元性。人才教育的投资主体，主要由政府、用人单位、个人（家庭）三部分组成。政府进行教育投资是着眼于提高社会总体收益和总体素质；用人单位进行教育投资是为了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和单位的经济效益；个人投资的目标是通过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能力素质，获得个人生活发展的机会。
4.受教育者自身特点的多样性。受教育者是教育投资的对象，因为每个人的生理、心理需求因素的客观要求，人的生命周期、潜力、健康状况及毅力、意志力都是有差异的，必须及时充分利用人生在学习接受能力、创造能力等的人才生命周期，以发挥人才的最佳功效。
5.投资者与收益者的不完全一致性。人才是一种无形资产，它表达了人体的机能和创造力的综合，投资者无法将其拿出来单独投资，也无法把自己投资的那一部分像买卖商品一样进行自由让渡，人才的收益只有通过人才的经济活动才能创造，然而投资者与收益者的不完全一致性导致教育投资和收益的偏差。
6.人的主体性使得人在经济活动中因个人的偏好或选择而对人才能力和潜力的发挥产生影响。人是有思想性、主观性、能动性、创造性和道德性的，还受感性和理性的制约。人的经济能力和产生效益具有更大的伸缩性。
7.教育投资的收益无法预期。教育投资的直接后果总是表现为人的健康、知识和技能的增加，而教育投资的经济收益往往则是希望在人才使用过程中能创造出直接的实物产值。倘若人才在将来的工作中，学非所用，用非所长，或不符合兴趣爱好或专业方向不对口，其人才价值就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才能力的经济收益必然会大打折扣。
四、我国教育投资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要达到4%。可这个目标至今没有实现。从宏观上看，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较长时期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教育投资相对不足，给我国教育发展和人才开发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教学设施陈旧落后，教育规模和专业设置难以满足社会需要，职业教育落后，这些均造成劳动力素质跟不上我国发展的需要。
2.教育投资收益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表明，教育投资，是一切投资中收益最高、获利最大的投资。但研究表明中国在教育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现实中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基本劳动和简单劳动来维持，其经济增长方式是简朴和粗放型的。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教育投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投资结构日益合理，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不断提高，教育因素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不正视这种差距，则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不良的影响。
劳动教育预期成果篇13
这部分将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说明,厂商技术采用与工人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相互作用。模 型以Acemoglu(1996)[1]和Redding (1996)[2](435-470)为基础,同时 纳入了人力资本和干中学的概念,区分了特殊意义的人力资本和一 般意义的人力资本,不但能够反映厂商技术水平和工人人力资本水平之间的互补性,而且能 够说明Jovanovic (1996) 的思想,[3](1299-1310)即如果工人较长时间停留在一 项技术上,那么将不利于一般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阻碍厂商对新技术的采用。
(一)模型构造
考虑一个两期模型。假设存在两类风险中性的行为人:工人和厂商,而且工人和厂商的数量 相同,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数量标准化为1。工人和厂商都是同质的,存在两期,他们的目标 是最大化一生的效用。工人和厂商的效用函数为:
U=C1+11+ρC2(1)
其中,Ci是第i期的消费,i=1,2,ρ是主观贴现率。
假设每一期工人都有1单位的时间禀赋。在第1期,工人除了进行生产,还可以分配一部分时 间用于接受教育或培训。①在生产的过程中,工人可以通过“干中学"积累使用这种技术 的经 验,进而提高第2期使用这种技术的生产率,但是,这些经验只适用于这种技术,不能转移 到其它技术的使用上,因此这是专门意义的人力资本;通过接受教育或培训,工人则可以积 累 一般意义的人力资本,不但可以提高使用这种技术的生产率, 而且能够提高使用其他技术的生产率,因此这种人力资本可以 在不同技术之间转移,但是其获取是需要成本的,因为工人要把原本进行生产的时间用于接 受教育培训。
假定工人在第1期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就要决定第1期多少时间用于工作,多少时间接受培 训。做出这个决定后,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与厂商进行一对一的随机匹配,②也就是一 个工人结合一个厂商,且工人与所有厂商结合在一起的概率都是相同 的。 由于工人和厂商之间一一匹配,因此,不会有工人失业。工人和厂商结合后就可以进行生产 ,定义第1期工人用于培训的时间为v。假设工人的初始人力资本禀赋为h1,那么第2期开 始时工人的人力资本禀赋为:
h2=(1+avθ)h1(2)
其中,a>0,0
工人和厂商的随机匹配过程结束后,每个厂商都雇用一个工人,生产同质的产品。假设所有 厂商在第1期都使用相同的技术,但是可以通过第1期的研发(R&D)活动在第2期采用新的技 术。假定厂商在第1期进入劳动力市场雇用工人之前,就要决定是否在第1期投入成本进行研 发,进而在第2期采用新技术进行生产。如果R&D不存在不确定性,那么第1期结束后,新技 术就会出现,厂商就可以在第2期采用新技术进行生产。③定义第1期的生产函数为y1=A (1-v)h1,因为h1=1,所以表示为:
y1=A(1-v)(3)
其中,A是第1期使用技术的生产率,1-v是工人在第1期的工作时间。
如果在第2期厂商仍然使用第1期的老技术,那么第2期的生产函数为:
yS2=A[B(1-v)+h2](4)
其中,B(1-v)反映了工人在老技术上面的经验积累,也就是只适用于这种技术的专门人力资 本。B可以理解为专门人力资本的积累系数,B越大,单位劳动时间内工人在老技术上积累的 专门人力 资本越多。在使用老技术的情况下,即使工人在第1期不接受教育或培训,由于专门人力资 本的积累,第2期的生产率仍然会高于第1期。由于h2是第2期的人力资本,因此,h2的 增加也会使原有技术的生产率提高。
如果厂商在第1期进行研发并在第2期采用新技术,那么第2期的生产函数为:yI2=(λA)h 2(5)
其中,λ>1,说明新技术的生产率要高于老技术。上式中,不存在代表经验积累的B(1-v) ,这反映了专门意义的人力资本不能从老技术转移到新技术上,而一般意义的人力资本则可 以适用于不同的技术。
定义Δy2=yI2-yS2,把(4)式和(5)式代入可以得到:
Δy2=(λ-1)A(1+avθ)-AB(1-v)(6)
从(6)式可以看出,当v较小时,工人的人力资本投资较少,而使用老技术的经验积累较多 ,使得厂商在第2期采用新技术的产出可能还不如继续采用老技术。由于(Δy2)/v>0 ,因此工人在第1期接受的教育或培训越多,厂商越是有激励在第1期研发进而第2期采用新 技术。这反映了工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厂商的技术采用之间存在互补性。
借鉴Acemoglu (1996),[4](445-464)假设每一期的产出通过纳什谈判在厂商和工 人 之间以固定比例分配。假设厂商得到的收益是(1-β)y,工人得到的工资是βy,β是一个常 数。由于行为 人是风险中性的,因此工人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就转化为通过在第1期选择接受教育培训的时 间V,来最大化预期收入W。由于厂商是否采用新技术会影响工人在第2期的工资,并且厂商 和 工人之间是随机匹配的,所以工人第2期的预期收入就取决于第1期进行研发的厂商比重。假 设工人预期在第1期研发进而在第2期采用新技术的厂商的比重为π,则工人的预期收入就可 以表示为:
W=βy1+11+ρ[(1-π)βyS2+πβyI2](7)
把(4)式、(5)式代入(7)式,并对v求一阶条件,可以得到工人的最优教育培训时间为 :v(π)=aθ[λπ+(1-π)]1+ρ+B(1-π)11-θ(8)
其中,v(π)/π>0。因此,工人预期进行研发并采用新技术的厂商比重越大,愿意 接受的教育培训也就越多。
由于厂商是同质的,因此π的实际取值为0或1。当π=1时,即工人预期所有厂商都将在第1 期研发进而在第2期采用新技术时,工人接受教育或培训的时间为: vH=λaθ1+ρ11-θ(9)
λ越大,即采用新技术带来的生产率提高越大,工人愿意投入到教育培训的时间也就越多。 当π=1,即工人预期所有厂商都不会在第1期进行研发时,工人接受教育培训的时间为: vL=aθ1+ρ+B11-θ(10)
B越大,即使用老技术带来的专门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工人愿意投入到教育培训的时间也就 越少。
假设厂商在第1期进行研发的成本固定,需要耗费第1期收益的α部分,那么厂商的效用最 大化 问题就转化为通过选择是否在第1期进行研发,来最大化预期收益R。由于工人的人力资本投 资和厂商的技术采用之间存在互补性,因此厂商进行研发并采用新技术的预期收益就与所雇 用工人接受的教育培训相关。如果厂商预期工人在第1期投入教育培训的时间为v,当厂商决 定在第1期进行研发并在第2期采用新技术时,其预期收益为:
RI=(1-α)(1-β)y1+11+ρ(1-β)yI2(11)
当厂商决定一直使用原有老技术时,其预期收益为:
RS=(1-β)y1+11+ρ(1-β)yS2(12)
定义ΔR=RI-RS,可以得到:
ΔR=11+ρA(1-β)[(λ-1)(1+avθ)-B(1-v)]-αA(1-β)(1-v) (13)
从(13)式可以看出,(ΔR)/v>0。因此,厂商预期工人对教育培训的投入越多,越是 愿意进行研发并采用新技术。当ΔR=0时,厂商在采用新技术和一直使用老技术之间无差异 ,假设这时厂商预期工人进行 教育培训的时间为v,把v代入到(13)式,可以发现v满足以下等式:
λ-11+ρ=B1+ρ+α1-v1+av *θ(14)
从(14)式可以看出,等式右端是v的减函数。因此,当v>v时,厂商在第1期研发并在 第2期采用新技术要好于一直使用老技术;当v
(二)对模型的讨论
一方面,工人预期进行研发并采用新技术的厂商比重越大,愿意接受的教育培训也就越多; 另一方面,厂商预期工人对教育培训的投入越多,越是愿意进行研发并采用新技术。因此, 工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厂商的技术研发之间存在互补性。由于工人和厂商之间的匹配是随机 的,因此在完成匹配之前,工人或者厂商并不知道其匹配对手的身份,所以,通过签订事前 合 约使得一方的投资依赖于另外一方的投资是不可行的。工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厂商的技术研 发之间的互补性,加上厂商研发投资的不可分性(即研发成本固定),会导致经济出现多重 “理性预期均衡"。所谓理性预期均衡是指,工人对厂商相关决策的预期,使得工人选择相 应 的教育培训水平,而这个教育培训水平又导致厂商的相关决策与工人的预期相同。根据以上 分析,这个模型存在两种理性预期均衡。
第一,高技术均衡:工人预期厂商会进行研发并采用新技术,因此工人选择在第1期接受更 多的教育培训;而工人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使得厂商研发并采用新技术的预期收益超过一 直使用老技术,因此厂商会在第1期进行技术研发。在这种均衡下,假设工人选择的教育 培训水平为vH,根据(13)式可得:λ-11+ρ>B1+ρ+α1-vH1+av θH(15)
其中,vH>v。从(15)式可以看出,新技术带来的生产率增加越多(λ较大), 使用老技术带来的专门人力资本积累越少(B较小),新技术的研发成本越低(α较小), 经济越是有可能达到高技术均衡。
第二,低技术均衡:厂商预期工人对教育培训的投入较低,这种情况下厂商进行研发并采用 新技术的预期收益还不如一直使用老技术,因此,厂商不会进行新技术的研发投资;而工人 预 期到这一点,就会在第1期选择接受较少的教育培训。在这种均衡下,假设工人选择的教育 培训水平为vL,根据(13)式可得:
λ-11+ρ
其中,vL
由于vL1-vH1+avθH ,即以上两个不等式可能同时成立。因此,经济有出现多重均衡的可能性,可以得到命题1 :如果λ-11+ρB1+ρ+ α1-vH1+avθH,经济系统则存在两个纯策略纳什 均衡,即高技术均衡和低技术均衡,哪一个均衡最终能够实现,取决于工人和厂商的预期。
由于工人和厂商按固定比例分配产出,因此,在工人和厂商匹配之后,总产出越大,工人和 厂商的福利水平也就越高。当经济系统达到高技术均衡时,总产出为:yH=A(1-vH)+11+ρλA(1+avθH)(17)
当经济系统达到低技术均衡时,总产出为:
yL=A(1-vL)+11+ρA[B(1-vL)+(1+avθL)](18)
要使得yH>yL,必须满足以下不等式:
(λ-1)+a(λvθH-vθL)>(1+ρ)(vH-vL)+B(1-vL)(19)
因此,可以得到命题2:当新技术带来的生产率提高较多(较大),或者老技术带来的专门 人力资本积累较 少(较小),高技术均衡帕累托优于低技术均衡。
在下文的分析中,假设不等式(19)成立,即高技术均衡帕累托优于低技术均衡。那么紧接 的问题就是如何避免经济陷入低技术均衡,促使经济达到高技术均衡。而多重均衡的存在, 为政策的实施留下了空间。在一定条件下,政府对工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或者厂商的技术研发 投资进行补贴,能够协调工人和厂商的预期,促使经济达到高技术均衡。下面以研发补贴为 例进行说明。
假设λ-11+ρ+ε=B1+ρ+α1-vL 1+avθL,其中,ε>0,则低技术均衡存在;由于vH>vL,因此必然 存 在一个无穷小量ε,使得λ-11+ρ>B1+ρ+α1-vH1+avθH成立,所以高技 术均衡也存在。假设现在政府对厂商的研发进行补贴,补贴率为S,则企业进行研发仅需投 入 第1期收益的(α-s)部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厂商进行研发并采用新技术的预期收 益增加,因此,厂商更愿意进行研发投资;工人预期到这一点后,也会在第1期接受更多的 教 育培训,以最大化一生的效用,这又进一步增加了厂商进行研发并采用新技术的预期收益, 从而最终促成厂商选择在第1期进行研发并在第2期采用新技术,使经济达到高技术均衡。当 ε足够小时,λ-11+ρ>B1+ρ+α-s1 -vL1+avθL必然成立,因此,高技术均衡现在成为唯一的纯策略纳什 均衡。政府对工人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行补贴的情形与之类似。
二、实证检验:人力资本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在上一部分的理论模型中,作者分析了厂商技术采用和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相互作用的机制 。要从实证上检验这一机制,理想的办法是使用企业层面或者行业层面的微观面板数据,通 过能够反映工人接受教育培训以及厂商进行技术创新的相关指标,来分析二者的相互影响。 但是,由于这方面的数据严重缺乏,因此无法实现这个“理想"的目标。不过,我们仍然可 以 利用现有的一些宏观数据,就某个方面进行检验。这一部分就是通过使用1991-2001年中国 省级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FE)模型,来检验人力资本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一)计量模型
计量模型为:TechUpi,t=c+αloghcii,t+∑βjlogctrlj,i,t+ε i,t(20)
其中,下标i和t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和第t年(t=1991,…,2001),j代表第j个控制变量 ,ε是残差项。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样本不包括自治区和台湾省;为了保持数据的一 致性,样本排除了重庆直辖市和四川省。
以下就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进行说明:(1)被解释变量:技术进步率。技术进步的实质是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展,它 源于新技术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同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为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高不但包括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展,而且包括在当前 生产可能性边界下的技术效率的改善,即通过更加有效的配置资源,减少实际产出和生产可 能性边界之间的效率缺口。因此,要获得准确的技术进步率,就必须要剔除掉技术效率变化 的影响。数据包络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按照Fare et al. (1994) 所定义的Malmquist指 数,利用DEA方法可以把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分解为技术进步率和技术效率提高,并且DEA方 法无须对生产函数的特征进行假设,从而可以避免函数形式设定错误的出现。因此,由DEA 方法得到的技术进步率作为被解释变量。颜鹏飞等(2004)采用DEA方法测算了1979-2001年 中国各省的技术进步率,本章的实证研究将使用他们的测算结果。[5]
(2)解释变量:人力资本投资(hci)。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力资本投资是一个“流量" , 它不同于人力资本水平,因为人力资本水平是一个“存量"。上一部分的理论模型强调的正 是 人力资本投资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而不是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人力资本主要包括两个 组成部分,一个是“知识",来源于学校、研究机构等部门;一个是“健康",来源于良好的 医 疗卫生条件。因此,反映人力资本投资的指标最好能够涵盖这两个方面。在这一部分,作者 把各地区财政支出中用于科教文卫的部分,作为各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的变量。根据模型 的预测,科教文卫支出比重越高,就越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率的提高。使用这一指标作为人力 资本投资的变量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内生性问题。因为受制于微 观数据的可得性,我们现在分析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人力资本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无偏性和一致性,需要尽量避免内生性问题。而科教 文卫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更多是取决于政治决策过程,相对于各省的技术进步率来说基 本得以当作外生变量。这一数据来源于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建立的数据库。
(3)控制变量。除了人力资本投资会影响技术进步之外,许多其他因素也会对技 术进步产生影响,因此要控制这些因素。本计量模型的控制变量有四个,分别是对外开放程 度、城市化水平、投资率以及政府干预程度。这些数据均来自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建 立的数据库。
(二)检验结果
因为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RE)模型,因此本文使用固定效应(FE)模型来估计方 程(20)。估计的结果见下表。(1)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之后,人力资本投资对技术 进步率有显著的正的影响。这说 明,在1991-2001年间,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促进效应稳健的存在。(2)对外开放 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中国的技术进步。这说明,中国加入全球分工体系,不 但提高了短期内的资源配置效率,缩小了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而且有利于长期 的技术进步,促进了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持续扩展。(3)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技术进步有显 著的负影响。城市化的推进就是资源从传统部 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有利于提升中国的技术效率,但是由于转移出来的 劳动力数量庞大且人力资本水平普遍较低,使得技术水平较低的厂商也能够获得利润,因此 不利于技术进步,“低技术均衡”得以维持。这一结果与上面理论模型的分析完全一致。(4 )投资率的提高,对技术进步有显著的负影响。作者认为,出现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 在于投资领域的行政壁垒。由于存在行政壁垒,受保护的国有垄断企业没有进行技术创新的 激励,而受歧视的民营企业又只能投资于一些过度竞争、缺乏技术创新的行业,从而不利于 技术进步。(5)政府干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政府干预扭曲了劳 动力人力 资本投资和厂商技术创新的激励,不利于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增长而竞争的冲 动,使得他们有激励创造利于企业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环境。
回归结果 技术进步率(TechUp) 人力资本投资(hci)2.63*(2.12)对外开放程度(open)2.77**(5.95) 城市化水平(urb)-5.05**(-2.99) 投资率(inv)-6.20**(-7.43) 政府干预(gov)0.06(0.11) 观测值300R20.44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t值;*和**分别代表5%和1%的显著性水平。 三、结 论
根据本文的分析,中国产业结构水平较低、升级缓慢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劳动力绝对数量较 大和相对素质较差。由于在厂商技术采用和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之间存在互补性,因此我们 的技术进步缓慢,长期处于全球产业分工链的低端,陷入了“低技术均衡”,这是由我国要 素禀赋的特征决定的均衡结果。而要打破 “低技术均衡",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一方 面要依靠技术创新,另一方面要依靠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不完全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多重 均衡的存在,使得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发挥一定作用,如对企业的技术创新给予补贴,或 者对劳动力接受教育培训发放补助,以改变企业采用新技术或者工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预 期收益,促使经济走出“低技术均衡"。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外部性更强,因此政策的着重点应是提高中国劳动力的 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上去了,不但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而且会推 动这一过程。当前,我国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如果未来从农村转移出去的农民工 不具备一定的素质,那么以加工工业为基础的工业结构和制造业一枝独秀的局面就难以改变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现代部门的速度进而二元结构的改变就要放缓。只要中国的人力资本 水平提上去了,以中国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一定可以吸引新一波技术含量更高的产业转移到 中国,同时自主创新能力也可以大大增强,到时候产业升级就是自然的结果。
注 释:
①由于这是一个两期模型,因此工人不会在第二期选择接受教育或培训。
②这里的隐含假设是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搜寻成本,因此劳动力或雇主在找到最合适的partne r之前,就会停止搜寻。因此,在这里假设工人和厂商之间的匹配是随机的。
③假设存在专利保护,一个厂商的研发成果不至于被其他厂商以低成本模仿。
主要参考文献:
[1]Acemoglu, Daron, 1996, “A Microfoundation for Social Increasing Ret urns i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1,
No. 3.
[2]Redding, Stephen, 1996, “The Low-Skill, Low-Quality Trap: Strategi c Complementarities between Human Capital and R & D",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06, No..
[3]Jovanovic, Boyan and Nyarko, Yaw, 1996, “Learning by Doing and the
Choice of Technology", Econometrica, Vol. 64, No. 6.
[4]Acemoglu, Daron, 1997, “Training and Innovation in an Imperfect Lab our Marke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64, No. 3.
[5]颜鹏飞,王 兵.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增长:基于DEA的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2004(12).
Human Capital, Technological Adoption and Industrial U pgrade
Zhang Ruoxue
Abstract:The secrets behind inadequat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 d its slow upgrad e are backward technology and slow progress. Since searching costs exist in the
labor market, technological adoption of firms complements human capital investme nt of labor force, which will lead to multiple equilibrium under certain circums tances. This paper depicts this mechanism and verifies the promoting effects of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on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by virtue of provincial pa nel data. This paper discovers that the root of inadequate industrial struc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