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概论篇1
按照国际标准，双语教学指的是采用了外语原版教材并且外语授课课时达到该课程课时的50%以上的教学方式。双语教学的基本内容就是将母语以外的另一种语言直接应用于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教学，使第二语言的学习和各学科知识的获得同步。在双语教学中，学科知识的获得是主要目的，同时也是给学习者创造学习和使用第二语言的空间，使学生在掌握学科知识的同时，能够尽可能多地使用需要他们掌握的第二语言，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同时使用母语和第二语言进行思维，能够在这两种语言之间根据交际对象和工作环境的需要进行切换，使他们具有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并树立跨文化意识。但据我们调查得知，河南省高校中文相关专业的《语言学概论》课程双语教学的很少，且也不完全是英语授课时数占总课时的50%以上；也就是说，双语教学对教师的外语口语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对许多高校教师来说，用流利纯正的外语授课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非英语专业的教师，他们的英语笔试成绩普遍很好，但听说能力没有跟上，大都停留在“哑巴英语”水平上。中文专业的学生在高中时读的文科，英语学的很好。他们也认为双语教学能使自己在学习专业的同时，提高英语水平，提高英语在本专业的应用能力。我们通过对我院中文系200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学概论》课程尝试双语教学时发现，原本抽象难懂的语言理论，课堂上兼用英语授课，除了部分听说水平好的学生听课没有困难外，大部分学生感到相当吃力，自然教学效果不甚理想。目前，在全国所有的本科高校中，为了应对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几乎都在大力提倡双语教学，但大多是盲目的，或者说是简单地照般西方的教育，没有根据我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切合实际的能够提高教学质量的管理模式，不能有效地调动有条件进行双语教学教师的积极性和开拓创新精神。
二、对加强《语言学概论》课程双语教学的几点思考
1.学校管理部门科学管理，积极扶持，提高双语教学质量。双语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可以说我国高等学校开展双语教学的历史很短，仍处于摸索阶段。这就要求管理层积极探索进行科学管理，提高双语教学教师的积极性。双语教学要求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有些高校要求双语教师必须持有英语六级证书或有一年以上的出国经历，这种要求本身无可非议，但问题是通过英语六级就能用英语讲授非英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吗？我国高等院校外语系教师有出国经历的也是少数，可他们中绝大部分仍然能上好自己的专业课。我们认为解决教师外语口语表达问题的方法是利用外教资源，请外籍教师对双语教师进行培训，帮助他们提高口语表达能力，逐步达到能熟练用外语授课。就《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教材而言，英语专业的学生使用北京大学胡壮麟等先生主编的英文版《语言学教程》就有困难，如果要求中文专业学生使用外语原版语言学教材就不符合我国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学质量监控工作是维护正常教学秩序，了解教学效果，推动教学改革的有力手段，因此，学校管理部门应建立一套合理的教学评价体系，多方面加强管理，以期提高双语课程的教学质量，让学生的英语水平和专业知识得到同步提高。有的高校以文件形式规范双语教学模式，让任课教师根据自己的外语水平、教学方法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这样就不仅解决了一刀切带来的问题，也提高了双语教师的积极性。高校管理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双语教学管理模式，能在宏观上把握双语教学的本质和目的，微观上指导双语教师的教学实践。
2.教师积极开展双语教学研究，灵活使用教学方法，采取多样化的双语教学和考核方式。合格的双语教学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有很强的英语授课能力。目前我国双语教学的教师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英语口语不好，发音不准。针对这种情况，教师要主动寻求本校外教的帮助，加强英语听说训练，尽快提高自己的英语听说水平，课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课堂上，针对语言学课程抽象难懂的特点，合理使用中英文授课比例，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在下次上新课前，要用简单的英语复述上一次所讲的内容，帮助学生对上一次所学内容进行理解和梳理。教师要深入研究如何使用教材，以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保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目前，英文版的《语言学概论》教材难度较大，教师可以自编简易英文教材，也可以利用多媒体，将专业术语采用中英文对照形式制成课件，尽可能发挥多媒体辅助教学的作用，使学生能够真正愿意接受双语教学，最终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有些特别难懂的章节，比如“语言的机制”，不妨全部用汉语讲解，让学生课后结合中英文教材慢慢消化。对学生的考核，除了期末英语试题占一定比例外，平时在课堂上师生互动，通过英语提问，小组讨论，鼓励学生用英语就有关问题进行简短演说等方式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检测。
3.学生提高对双语教学的认识，积极主动参与，转变学习方法和手段。高校实行双语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能够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素质，为学生将来参加国际交流打下良好的基础。可是我国中小学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是以应试为最终目的，这就造成了大学生英语阅读理解能力较强，听说没有跟上的局面。高校对有关专业课程实施双语教学，学生既感到新奇，又难以适应，尤其是农村的学生。因此，中文各专业的部分学生对双语教学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在大力提高高校教学质量的今天，大学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推行双语教学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势所趋。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在未来的国际竞争和交流中有更强的实力。课前，学生要预习英文教材，识记一些有关语言学术语的英文名称；课堂上，学生要排除畏难情绪，满腔热情积极主动参与课堂教学，配合教师的双语教学，培养自己课堂上用英语对语言学知识进行思维的习惯；课后，尝试对学过的章节进行英语小结。学生也可在课余时间用英语就语言学问题展开讨论。通过以上方法和手段，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和专业英语写作水平都将会有很大的提高。
语言文学概论篇2
一、引言
语言学概论（以下简称“语概”）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对外汉语专业的必修课程，是普通语言学的入门课。作为研究全人类语言共性规律的一门课程，语概课程的任务是阐明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学生学习各门具体语言类课程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作用。新世纪以来，我国出版了大量的语概教材，这些教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各具特色，总体上反映了我国理论语言学研究和发展的现状。
本文选取了胡明扬主编《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2000年4月）、叶宝奎主编 《语言学概论》（修订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申小龙主编《语言学纲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修订本）（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黄智显主编《语言学概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5年）、伍铁平主编《普通语言学概要》（修订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胡晓研主编《语言学概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韩宝育主编《语言学概论》（网络远程教育教材，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王红旗编著《语言学概论》（修改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彭泽润主编《语言理论》（第五版）（中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刘富华，孙炜 编著《语言学通论》（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崔希亮主编《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叶蜚声、徐通锵主编，王洪君、李娟修订版《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邢福义、吴振国主编《语言学概论》（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张先亮、聂志平主编《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8月）、张树铮主编《语言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岑运强主编《语言学概论》（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等新世纪以来出版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18部语概教材。这些教材针对方方面面的学生和读者，既有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学生，也有自考学生、电大学生，以及通过网络参加远程教育学习的学生。本文通过对上述教材从内容到形式等方面的比较，探讨目前我国语概教材编写的现状，总结已经取得的成绩，指出存在的问题，以期对以后的语概教材编写有所借鉴和助益。
二、编者对语概教材基本内容的编写取得共识
我国的语概教材总体上继承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框架，注重对语言本体进行静态描写，注重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通过下表可以看出，18部教材基本都包括了以下内容：语言的性质、结构、功能、语音、词汇、语义、语法、文字、语言的发展变化等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核心内容。这18部教材中，有5部没有单列出词汇一章，而是将词汇部分的内容分别融入语义和语法一章，如将词义与句义相并列融入语义一章中，将构词法和变词法融入语法一章中的组合规则与聚合规则中。有2部教材的编者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文字不是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而是文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所以没有将文字部分列入教材。通过梳理可以看出，编者在教材总体内容的编写上基本达成了共识，语概教材要向学生呈现语言本体知识和核心理论，使学生了解语言系统的整体面貌特征。除此以外，不同教材编者还在教材中渗透了自己对有些问题的独特理解以及自己的某些研究成果。18部教材的主要内容比较见下表。
三、与时俱进，反映学科研究新动态
语概教材既要继承传统语言研究的成果，从而保持学科体系的稳定性，又要引进“活水”，反映学科研究的新动态，这样教材才能保持理论的鲜活性。新世纪以来语概教材的编者秉承与时俱进的编写理念，重视理论的鲜活度和理论的实际应用，教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科研究的新动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语用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20世纪30年代，美国哲学家莫里斯首先提出了“语用学”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英国哲学家奥斯汀和美国哲学家赛尔先后发表了“言语行为”理论，美国哲学家格赖斯提出了“合作原则”的理论。1977年出版于荷兰的《语用学杂志》确立了语用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语言学分支学科的独立地位。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引进西方的语用学理论，并将西方的理论与汉语特点的研究相结合，语用研究逐渐兴起。通过上表可以看出，18部教材中，有11部都单列语用一章，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这些教材主要从言语行为、言语过程、言语交际的原则以及语境对言语交际的影响等方面讲述语用学知识。进入新世纪以来，受国外语用研究的影响，我国语言学界在重视语言内部研究，静态研究、本体研究的基础上，逐渐从语言基本要素的研究扩展到语言运用和语言功能要素的研究，开始将目光转向语言的外部研究、动态研究与应用研究，语用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二）语言学交叉学科和应用学科迅猛发展
语言是一种复杂的现象，语言与人的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等方面密切相关。语言学与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交叉学科日益发展的今天，语言学与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产生了很多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和应用学科。上述18部教材中有10部教材都分别介绍了语言学交叉学科与应用学科的相关知识。具体包括：语言教学、语言习得、语言规划、语言康复、语言信息处理等语言学的应用学科以及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模糊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等多种语言学交叉学科。在教材中积极引介语言学交叉学科和应用学科，充分体现了编者与时俱进，反映学科研究新动态以及重视理论应用的编写理念。
四、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
上述18部教材在传统语概教材编写的基础上，各具特色，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或是框架的创新，或是观点的创新，或是编写形式的创新。
（一）框架的创新
岑运强主编《语言学概论》在继承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传统的基础上，具有明显的创新与突破，对索绪尔提出但没有研究的言语的语言学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语言研究与言语研究相结合，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构成了贯穿整部教材的框架。教材在第二章（语音）、第三章（语义）、第四章（词汇）中将言语的声音、言语的意义、言语的词汇与语言的声音、语言的意义、语言的词汇相并举进行研究，体现了语言研究与言语研究的结合；将一般教材中所论及的语言系统（包括语音、词汇、语义、语法等子系统）的发展变化融合在语音、词汇、语义、语法等各章节知识之中进行阐述，体现了语言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的有机融合。另外教材总论部分对语言学发展历史的介绍以及结尾对当代语言学交叉学科的介绍，这种编写框架突出体现了编者“力争将语言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静态与动态，单一与交叉，理论与运用等方面和谐统一的编写理念。”②
（二）观点的创新
上述18部教材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体现了编者各自新的、比较成熟的观点。
伍铁平主编《语言学概论》在吸收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语言机制”的理论。该教材指出：人类的语言之所以能够巧妙地为人类的交际服务，源自人类使用语言的几种机制：预设机制、排除机制、补偿机制、多余机制、类推机制、对称机制和经济机制，这些预设充分地说明了人类使用语言的灵活性和巧妙性③。韩宝育主编《语言学概论》论及语言的形成过程，对荀子的“约定俗成”论进行了现代阐释：指出语音与语义的结合是在具体的交际环境与交际过程中完成的，如果某种人声跟某个具体的行为和环境联系的时间足够长，对应的频率足够高，这里便蕴藏了语言产生的契机，前者便是语言的语音部分，后者便是语言的意义部分。④叶蜚声、徐通锵主编，王洪君、李娟修订版《语言学纲要》将语言看做开放的动态系统，对语言与外界经验世界的关系、语言与语言使用者的关系、句法语义范畴以及语用范畴方面等进行了新的阐释。教材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把现实现象分为心理现实和客观现实，心理现实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语言符号是对心理现实的指称。⑤张先亮、聂志平主编《语言学概论》对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提出质疑，编者认为：任意性是符号的根本属性，是任何一种符号都具备的属性，不是语言符号所特有的属性，语言符号的性质应该是指语言符号特有的区别于其他符号的属性，主要表现在以语音形式为能指，线条性、多义性、历史传承性和层级性等方面⑥，这样的表述更严谨和科学。彭泽润、李葆嘉主编《语言理论》倡导词式书写的理念，整部教材从拼音的标注到文字的编排格式，都采用了分词书写的形式，这是对传统汉字书写形式的一次大胆改革。刘富华主编《语言学通论》针对语言符号的性质提出了交缘性。所谓交缘性是指语言同三个世界（自然界、社会以及思维中的世界）之间的一种交叉联系。该教材指出：语言是自然界的产物，语言与人类社会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共同发展，语言的实体有一定的物质形式，但语言不是物质，语言与精神、意识有关，但语言不是精神也不是意识。⑦
（三）编写形式的创新
以往的语概教材以理论阐释与介绍为主，语言表达抽象而富有逻辑性，体现了语言学概论理论性与抽象性的课程性质，很多教材所选的语料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有一定的距离感。综观新世纪出版的诸多语概教材，在编写形式上进行不断改进和创新，注意结合日常的生活语言来阐释语言理论，注重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学生的语言意识，积极引导学生运用语言理论分析语言现象，形式的创新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语言通俗，语料生动活泼
上述1 8部教材的语言总体上都比较通俗浅近，在理论阐述之后，往往结合生活中鲜活典型的语料来帮助学生进一步深入理解。张先亮、聂志平主编《语言学概论》教材在讲述语言符号的约定性时列举了著名艺术家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儿”，通过这个例子生动形象地说明了相同的能指可以约定不同的所指，两种不同的约定形成歧解，令人捧腹。王红旗主编《语言学概论》教材在阐释语言和言语关系时指出语言是社会的，言语是个人的，但是个人的言语被社会所普遍接受和认可就成为语言。编者举了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中的一句歌词：“投入地笑一次，忘了自己”。这里的“投入”本为动词，但是在这句歌词中被词作者活用为形容词，随着电视剧的走红，歌词也被大众所熟知并接受，“投入”这个词也因此具有了形容词的用法，由个人言语进入社会语言。⑧总之，教材中生动活泼的语料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语言理论的兴趣。
2.课后习题灵活多样
上述18部教材中大多数在正文之后都配有课外习题，还有的专门编写课外《学习指导》（如王洪君、李娟修订版《语言学纲要》）。上述教材在习题的设置上形式更加多样，这些习题中既有对基础知识的识记，也有对理论问题的思考，还有对基本理论的灵活运用。突出了对语言理论的理解和应用能力的考察。李宇明主编《语言学概论》和黄智显主编《语言学概论》密切结合生活中鲜活的语言现象，灵活设计练习题，注重引导学生运用语言学理论分析生活中实际的语言现象的能力。气象谚语有“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请从符号的角度，分析“月晕”与“风”，“础润”与“雨”的关系。⑨语言符号有哪些特点？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叫“狗”为“猫”，秦朝赵高指鹿为马，但结果鹿还是“鹿”，马还是“马”，这是什么原因？⑩彭泽润主编《语言学概论》教材，在附录部分设计了思考练习举例、考试题目举例、毕业论文写作入门知识、毕业论文题目举例等内容，对于学生的课外学习，考试复习，毕业论文写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编排体例更趋科学合理
上述18部教材，基本都在章节之后或书后列有
参考文献，有利于扩大学生的学术视野，启发学生思维，深化课堂所讲内容。韩宝育主编《语言学概论》教材设计了课前学习提示，课后学习小结，课后扩展阅读小卡片，非常有助于学生自学。申小龙主编《语言学纲要》、彭泽润主编《语言理论》、岑运强主编《语言学概论》等教材在章节前面引用了名言或警句，这种设计一方面有助于学生把握章节的主旨和大意，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教材浓厚的人文情怀和文化气息。
五、问题与政策
综上所述，新世纪以来，国内语概教材在继承以往教材总体框架与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静心思考，发现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内容庞杂，主次不明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不同高校语概课程的学时安排大致分别为：32、48、54、56学时，平均为47学时左右。如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使学生掌握语言学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并形成对语言学学科体系的整体认知，从而提高教学效率，教材内容的取舍以及主次安排是教材编者必须慎重考虑的重要方面。目前有些语概教材的编者为了体现教材内容的丰富性和个人的创新性，除了介绍语言学学科知识体系中传统的成熟的理论和观点之外，还大量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又加入编者自己的一些新的见解，这样方方面面的内容都涉及到的一个结果就是教材越编越厚，如有的教材花大量篇幅阐述中外语言学史的内容，有的教材花大量篇幅介绍近几年新兴的语言学的交叉学科与应用学科，有的教材花大量篇幅阐述编者个人有新意的但是并没有被学界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教材内容庞杂，主次不明，给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讲，了解语言学发展的历史以及当今语言学发展的新动向，对于学生了解语言学学科的发展脉络，掌握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实际应用确实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教材编者一定要注意取舍，注意内容的主次，切不可面面俱到，切不可喧宾夺主。如果教材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多，可以考虑设置必讲内容和选讲内容或设置前文（核心内容）和后文（扩展内容），这样既体现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又能做到主次分明，课内与课外相结合，便于教师教学和学生自学，教学效果会更好一些。
（二）重理论，轻方法
语概课程的任务是阐明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学生学习各门具体的语言类课程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也为学生以后学习其他语言理论课程打下基础。因此语概教材的编写不但要包含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同时也要交给学生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通过阅读可以发现，不同语概教材中提及的语言研究方法有多种，如分布分析法、替换分析法、变换分析法、中心词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义素分析法、语义指向分析法、历史比较法、田野调查法、问卷调查法、语言事实材料统计方法等等。这些方法往往以或隐或显的方式穿插在各章的教学内容之中，目前的语概教材缺乏对这些语言研究方法系统而全面的梳理和归纳，有重理论而轻方法的倾向。这样的结果是学生学了理论，不知如何去运用这些理论分析语言事实。梳理归纳方法的过程也就是贯通理论内容的一个过程，建议以后的语概教材编写，应将语言研究方法与语言理论并重，适当加强对语言研究方法的介绍，这样可以对于学生将语言理论直接应用于语言实践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教材毕竟不同于专著，教材编写要充分考虑学科体系的稳定性，个人观点如果没有被学界所普遍接受，就不宜轻易编入教材中，这体现了教材编写的继承性。另一方面，教材编写应与学术发展同步，积极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从而保持教材理论的鲜活度，这体现了教材编写的创新性。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是教材编写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目前的语概教材编写中，一方面存在着长期炒冷饭，滞后学术发展的弊病，浙江师范大学池昌海教授曾撰文指出，当前学界在语音、词汇、语法、历史语言学、话语语言学、神经语言学以及认知语言学等领域收获颇多，但是教材对于这些方面的吸收较慢，教材中有的内容甚至在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的条件下仍然保持着几十年前的面貌?。另一方面，有些语概教材的编者为了一味求新求异，以突出教材的特色而将自己或他人的没有被学界所公认的观点写入教材，这样会影响学生学习的信度和效度。因此，教材的编者一定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稳中求变，切忌盲目求新。
六、结语
综上所述，新世纪以来，我国语概教材的编者在教材基本内容的编写上取得共识，秉承与时俱进，继承、发展与创新的理念，注重对语用与语言学交叉学科的积极引介，教材在框架、观点及编写形式上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教材编写应注意内容安排的主次与取舍，应适当加强方法的引介，应进一步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希望本文的探讨对今后语概教材的编写有所助益。
注释：
①本文为第三届语言理论与教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苏州，2013）提交的会议论文。
②岑运强《语言学概论教学再探——谈语概教材的编写》，福建外语，1997年第1期，第11～18页。
③伍铁平《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第47页。
④韩宝育《语言学概论》，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201页。
⑤叶蜚声、徐通锵主编《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23页。
⑥张先亮、聂志平《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8月，第47页。
⑦刘富华，孙炜《语言学概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39页。
⑧王红旗《语言学概论》（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5页。
⑨李宇明《语言学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第9页。
⑩黄智显《语言学概论》，中央广播大学教材，2005年10月，第38页。
?池昌海《框架、概念和关联——“语言学概论”类教材略谈》，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9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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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学概论篇3
回顾语言迁移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兴起，经历了70年代的衰落，到80年代的再崛起，发展至今，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维度和研究层面上都有了新的突破。随着认知科学的兴起和跨学科领域的融合，一些二语习得研究者开始从语言和思维关系的角度思考语言迁移问题。一些学者明确承认“母语可以从语言与认知的接口影响二语”[1]的观点，并开展了一系列被称为“概念迁移”的研究。2008年Jarvis等在《语言与认知中的语际影响》中首次对概念迁移做了系统阐述。Odlin支持“概念迁移”这一说法，指出语言对思维的影响会体现在二语言习得的理解和表达上[2]（P26）。俞理明指出二语习得过程中母语除了在词汇，语法等语言层面影响二语习得，在概念范畴也对二语习得存在影响[3]（P155）。刘永兵等指出两种语言概念表征不同，二语习得过程中就可能出现概念迁移[4]。目前概念迁移研究处在理论阐释和实证证明阶段，概念迁移理论的修正和完善需要更多的研究支持。对语言迁移研究中出现的概念迁移新视角进行理论阐述，指出研究的意义、存在的问题及研究展望可以进一步推动语言迁移研究发展，促进我国对这一新动态的研究和利用。
二、概念迁移阐释
（一）概念迁移的理论基础
Jarvis和Pavlenko认为用语言相对论解释语言迁移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迁移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5]。本文所指的“语言相对论”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及与之相类理论的总称。沃尔夫本人对语言相对论的描述是“不同语言使用者会因为语法的明显差异对相同外在事物采用不同的^察方式并作出不同的评价”[6]。沃尔夫观点分为强式和弱式两个流派。强式假说认为语言决定思维方式，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语言形式决定人们对宇宙的看法，语言不同看到的世界也不同，这一观点被称作语言决定论，现已不大被人接受。弱式假说承认语言在人们认识宇宙、描述世界中的作用，但该假说认为思维方式的跨文化差异是相对的，语言结构只是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并不起决定作用。这一假说被称为语言相对论。Odlin指出与“强式”语言相对论认为的语言决定认知的立场相比，“弱式”语言相对论认为的语言影响认知立场是可信的。[7]
（二）概念迁移术语的提出
概念迁移研究出现的标志是“概念迁移”术语的正式提出[3]（P145）。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一系列从语言相对论视角展开的研究中，有学者开始使用“基于概念的迁移”“基于概念的影响”等说法，并已有不少研究涉及到概念层面的语言迁移现象。1998年坦普尔大学的Pavlenco在其论文SLA and acculturation：Conceptual transfer in L2 learners’ narratives中首次使用“概念迁移”（conceptual transfer）这一术语。同年，俄亥俄大学的Jarvis在著作Conceptual Transfer in the Interlingual Lexicon中首次把概念迁移这一术语用到语言迁移研究中。在2000年Jarvis等发表的论文Conceptual transfer：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study of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和2005年Pavlenko出版的论著Bilingualism and Thought中“概念迁移”得到进一步阐释。Odlin也发表系列论文公开支持“概念迁移”这一说法。2008年Jarvis和Pavlenko合作发表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该书结合当前语言和认知领域正在进行的研究，首次对概念迁移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释，为语言迁移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框架，是继Odlin 1989年Language Transfer：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之后语言迁移研究领域的又一里程碑式著作。
（三）概念迁移内涵
语言迁移研究在经历了对比分析假设时期、中介语假设时期和认知理论时期后，人们开始对迁移发生的心理机制感兴趣，并用语言相对论为语言迁移现象做出解释。Odlin认为概念迁移实际上就是二语习得领域涉及语言相对论的研究[2]（P26）。Jarvis指出概念迁移主要探讨深层的非语言（或超语言）概念表征对学习者或双语者母语和二语使用的影响[8]。概念迁移可以从观察、方法及假设三个层次进行阐释。第一层次是指概念迁移研究的手段和表达方式。通过不同语言背景下二语学习者或双语者具体语言现象描述的微观观察，研究其在物体、事件、质量以及关系表达上体现出的不同概念表达方式；第二层次是指把概念迁移用作研究方法。采用概念迁移理论和实证方法来考察一种语言习得的概念和概念化模式的干扰，会怎样影响语言使用者另一语言的理解和产出。第三层次是指把概念迁移作为一种理论假设，通过对概念迁移现象的深层剖析，构建概念迁移的理论框架，并从这一机制出发开展迁移研究，通过建立具有较强解释力的语言迁移机制模型来解释语言的概念以及概念化模式在思维表达中体现出的跨语言影响现象。
（四）概念域
Jarvis&Pavlenco指出具体的概念迁移研究可以从物体（object）、情感（emotions）、人称（personhood）、性别（gender）、数（number）、时间（time）、空间（space）和运动（motion）等八个基本概念域的语际差异着手。物体、情感、人称、性别、数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概念域。时间、空间和运动是感知和归类我们周围客观世界的概念域。本文以概念域中研究较多的时间迁移和空间迁移为例来探讨这一新领域的发展。
不同语言文化的时空观是不同的。比如，西方文化的时间观是直线延伸的，时间概念的表达是通过时态或体等语法形式体现，而中国文化的时间观则是立体循环的，时间概念依靠词汇手段或推理方式表达。近期的一些实证研究发现，没有时态语言的人对“时间”这个概念域的思考需要更长的时间，对时间的感知和表达上的差异会影响二语学习者对目标语中的和时间有关的概念的理解。不同语言的空间概念编码方式也存在差异。如英语说话者喜欢从被讨论物体为出发点来描绘空间，偏向于使用“在某物前”或“在某物后”这样的表达方式，而德语说话者则偏向于从说话者和听话者视角表达空间位置，常使用“在某人左边”或“在某人右边”这样的表达方式，还有的语言倾向于使用东南西北这样把讲话参与者排除在外的空间表达方式。由此看出不同语言使用者的思维倾向是有差异的。学习者会把二语信息和某些母语心理表征重新连接，并对其进行概念重构，重构的过程可能是新的概念范畴的发展或现存概念范畴的重组，每个概念域中的跨语言差异都可能会导致概念迁移。
三、概念迁移研究的意义
概览国内外有关概念迁移研究的成果，可以看出当前概念迁移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材料，研究主题、研究维度上都有很大拓展，其对于语言迁移理论发展的意义更是不可小觑。首先，概念迁移的关注点从传统语言表层结构的迁移研究拓展到思维范畴的跨语言影响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超出了语言范畴，拓宽了语言迁移研究的空间并为语言迁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其次，概念迁移研究过程中采用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实证获取的实验数据为建立具有较强解释力的语言迁移机制模型提供了更多支撑依据，也让概念迁移理论框架的构建更具客观性、科学性，这弥补了学界长期只重视总结语言迁移规律的不足，有利于语言迁移研究摆脱对二语习得领域的长期依附，从而形成自主研究领域。另外，从语言的概念层面研究迁移现象有利于帮助二语学习者克服母语迁移影响，掌握二语习得内在过程和规律，同时对二语学习者形成新的外语学习观从而提高二语学习效率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四、结语
概念迁移的研究深入体现了语言迁移研究的视角转换。对概念迁移理论的述介有利于促进语言迁移研究发展并推动我国对这一新动态的研究和利用。对语言迁移研究者来说，以新构建的理论框架为基础，从深度和广度上获取概念迁移的基本证据，进一步修正和完善理论框架是目前及今后应关注的课题。以概念迁移理论为指导，从英汉语思维差异角度分析概念迁移现象，推动我国对语言迁移领域新动态的研究和利用是值得中国概念迁移研究学者进一步思考的内容。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SLA中基于语言相对论视角的概念迁移研究”，[项目编号：2015SJD797]；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中小城市语言环境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15SJD798]。）
注释：
[1]Kellerman E：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Transfer to nowhere？，Annual Review of Applies Linguistics，1995，P15，P125-150.
[2]Terence Odlin：《概念迁移研究议程中的两个注意事项》，外语与外语教学，2015年，第4期，第25，31，42页。
[3]俞理明，常辉，姜孟：《语言迁移研究新视角》，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张会平，刘永兵：《语言相对论视域下的英语隐喻性介词学习与概念迁移》，外语教学，2013年，第5期，第51-55页。
[5]Jarvis S.& Pavlenko A：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New York：Routledge，2008年版。
[6]Whorf B.L.：Language and Reality：Selected Writings of Benjamin Lee Whorf，NewYork：The MITPress and John Wiley，1956，P221.
语言文学概论篇4
独立学院；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
语言学概论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一门必修的专业基础课，是一门培养学生语言素养使学生掌握基本语言理论的课程，在语言类课程中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独立学院的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教学设计方面，与普通高等院校有很大的不同。目前的教学远不能令人满意。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结合独立学院学生的特点，积极探索教学改革的途径与方法。
一、独立学院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一）语言学概论课程内容同相关课程重复从目前的教学设计来看，语言学概论课程开设于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之后，这三门课程都是必修的专业基础课，同属语言类课程，于不同的年级开设，知识有一定的层次性，但是从教学内容设置来说，特别是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内容重复现象明显。从我们学校选用的教材来看，现代汉语课程选用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课程选用叶蜚声、徐通锵主编的《语言学纲要》。通过对比发现，这两种教材在很多地方存在着重复。正如有学者分析的“：语言的性质、音位理论、义素理论、语义场理论、层次分析法等部分基本上是重合的，有的甚至连章节的小标题都一样。”[1]虽然两门课程的开设间隔了一年，但对学生来讲，依然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失掉了教学内容的新颖性特征；对老师来说，不过是“炒冷饭”的活动。不具备新鲜感的知识内容，必然会使得语言学概论课程在讲授时丧失应有的吸引力。
（二）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方法亟待改进现行的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方法仍然是讲授法占据主导地位。因为语言学概论课程的理论性较强，讲授法能够以教师为中心，在讲课时使教学内容的呈现具有条理化、系统化的特点。教师全程讲解知识，忽略了学生的参与。而独立学院的学生具有较为强烈的主体意识，愿意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教师只用讲授法教学，势必造成一种“满堂灌”的客观效果，使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难以真正“参与”到课堂中来。有学者说：“在讲授的基础上，尝试课堂讨论、学生做专题综述等教学形式。”[2]因此需要认真考虑在课堂教学中如何进行活动，让学生参与课堂教学中来。
（三）语言学概论课程内容缺乏应有的人文内涵索绪尔把语言作为一种抽象的符号系统，因此大多数的语言学概论课程重点讲授的是抽象的语言系统问题：语言构成、语法规则等，缺少对人文精神的足够关照，使得语言学概论课程缺少应有的人文内涵，只是简单地把语言看成是一种交际工具。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的人文内涵更不能忽视。语言符号的意义正是体现了它的人文内涵。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文化的结晶，要想理解一种语言，离开文化怎么能行？我们语言学概论教师应该着力思考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如何融入丰富的人文内涵。
二、独立学院语言学概论课程进行教学改革的有效策略
（一）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内容改革1.学过的知识灵活处理。如前所述，已经在现代汉语课程中讲过的知识，在语言学概论课程中重复讲授，首先会造成教学时间上的浪费，其次会造成学生兴趣不足。为此，我们首先进行的改革探索就是把在现代汉语课程中已经讲过的知识点简化处理，正常讲课需要45分钟的，我们只用10分钟时间进行要点回顾。这种回顾省时，但容易流于不细致，为此我们补充练习题，即通过练习巩固学过的知识。2.强化学生的课堂活动。不仅是略讲已学过的知识，还可以设计学生课堂实践环节，由学生来试讲在现代汉语课程中学过的知识点。我们在开课之初就布置了课堂讲课实践内容，学生复习及预习，通过讲课的方式进行呈现，巩固了知识体系。由老师讲变成学生讲，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也是内容与方法的变化。从学生的素质来说，智商方面没有本质的差异，但是情商方面差异较大，特别是独立学院的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积极性特别高，这也符合现代教育中要增加实践教学环节与时间的要求。语言学概论这门课程的实践环节，我们设计了30个问题作为课堂讲课的基本题目，让学生有丰富的选择。
（二）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方法改革1.采用寓教于乐的例证法实施课堂教学。讲授法在教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但是，现代的教学模式不能还停留在传统的讲授法一种方法中，要积极探索其他的教学方法。我们积极探索如何把理论知识的讲解融进对现实的语言现象的分析当中。在讲到语音部分的知识时，学生对于发音原理不能透彻理解，特别是发音部位的问题，看起来是现代汉语课程曾经讲过的知识点，但是语言学概论课程要拓展学习的深度与广度，站在普通语言学的角度进行思考。我们采用了电视剧《乡村爱情》中的一个角色———王木生———进行例证分析。根据剧情的设定，王木生的舌头短了一截，舌面前音会发成舌面中音。舌面中音在汉语普通话中不是标准音位，但是是可以发出来的。通过移动舌位让学生了解发音的原理：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的配合。当学生也能发出来时，都觉得好笑，课堂气氛马上活跃起来。明白了发音的原理，就不觉得国际音标的辅音表是难以捉摸的“天书”了。本来枯燥的理论课程马上转变为饶有兴味的实践课。有了学生的积极参与，教师的授课热情自然也就提高了，教学效果必然是锦上添花。2.恰当运用现代化、信息化教学手段。打字机的键盘与打字机打出来的文章一直是经典教材中对语言和说话关系的一个经典比喻。可是学生对打字机基本上没有什么认识，教学效果不是很好。我们选用手机这个学生熟悉的移动设备进行比喻：手机的键盘乃至手机的型号都可能是一样的，可是用手机键盘编辑出来的短信内容则是千变万化的。这样一来，贴近了生活实际，理解起来效果更好。如果沿用打字机的比喻，就需要教师对打字机进行必要的说明，一般会在多媒体PPT课件中展示一张打字机的图片。恰当使用PPT课件，能够有效改善传统“讲授+板书”的授课模式中信息传输量不够大、花费时间多等问题。特别是在课件之中插入音频、视频等内容，把枯燥的理论知识化为形象的影音片段，学生的感知效果必然超越以前。3.布置适合独立学院学生的作业。“语言学概论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提高教学质量，更好地培养学生语言理论方面的专业素养。”[2]独立学院的学生在学术研究上的能力并不突出，但其动手能力与社会实践能力很高。独立学院的学生迫切地渴望通过实践活动证明自己的动手操作能力。在讲到“语言符号系统是人类特有的”这节内容时，我们进行了教学思路的改变，布置作业让学生思考：如果其他动物能够掌握人类的语言，这个世界将会怎样？我们提示学生可以联系影视作品进行分析，比如电影《人猿星球》（1968，2001）、《猩球崛起》（2011，2014）等，从而让学生认识到语言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性。4.有效延伸学生的课堂学习与课后实践。课堂教学时间毕竟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现在的教学改革的背景之下，很多理论课程的教学时数一减再减，教学内容却没有办法进行大刀阔斧的删减。在有限的教学时间中完成原有的理论讲授，还要保证必要的实践教学环节，就要求我们任课教师有效延伸课外学习与实践，课堂讲授与课后实践进行有机结合。我们在讲授语言学经典导读、汉语词汇学、文字学等课程时，就已经开始向学生传递写作语言学方面的论文或从事语言文字方面社会调查的信息。配合学校组织申报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组织了对语言文字现象有兴趣的学生进行项目的论证与申报，项目获得了省教育厅的立项批准，已经顺利结项。项目的顺利开展与成功结项，为学生创作毕业论文提供了有力的前期调查基础与论文创作实践训练。目前，完成项目的学生正在以项目内容为选题方向进行毕业论文的创作。能够参与到项目中来的学生毕竟是少数，我们还有其他方式强化学生的理论学习与实践活动。比如我们以学科作业的方式组织学生进行语义内容的调查。2014年有很多学生在课堂上作了自己调查内容的汇报。有些调查报告已经接近毕业论文的设计要求。
（三）充实、丰富语言学概论课程的人文内涵作为语言学概论课程的专业教师，只是通晓课程教材上的知识是不够的，还应该有深广的知识背景。1.语言学概论课程主讲教师应具备多语言背景。讲授语言学概论课程，需要对教材内容全面与深入的把握，但只是把握这门课程的内容还是不够的，虽然我们是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进行课程教学，教学语言以汉语为主，并不是表明对其他语言的需要就等于零。目前大多数的语言学概论教师是出身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熟悉的外语基本上都是一种，而且精熟程度很低。而语言学概论课程要讲授的是关于人类语言的普通知识，只懂一门外语，是难以驾驭这门课程的。我们的对策之一就是选择有多语言背景的教师进行课程的讲授。一位主讲教师有四年英语本科学习经历、三年汉语言文字学硕士学习经历。该教师本科时期主修英语，第二外语是俄语，硕士阶段第二外语是日语。这样的多语言学习经历，对于语言学概论课程来说，是非常适合的。2.语言学概论教学灵活运用生活中的实例进行解析与阐释。教师对于语言现象的认识、对于语言理论的理解，不能流于表面，而是要对语言生活有着深入的接触，能够把理论与实践进行有机联系。专业教师的学习、工作、生活经历，都是与学生的现在、过去及将来有着密切的联系的。用个人经历也即教师人生体验引导学生思考正在发生的或曾经发生的语言事件或现象，必然有着强烈的说服力。比如，我们在处理句式变换的时候，积极引导学生思考肯定句变否定句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否定词的位置问题。我们举出儿童在造句时出现的否定句格式上的偏差，如“你不能看到见我了”“你不能找到我了”等。这样的句子是怎样出现的，成人为什么没有使用呢？引导学生积极思考，认真讨论，拉近了理论学习与语言现象的关系。通过这种引导，使学生认识到生活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是可以研究的，这也为他们将来写作毕业论文提供了方向与具体选题的范例。3.积极探索专业课程之间的有机结合。没有一门课程是独立存在的。任何一门课程都与其他课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到语言学概论课程来说，与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大学外语等课程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实际上，不仅仅是这些课程与语言学概论有关联，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各门课程之间，都有着丰富的联系，只是由于授课老师的不同，造成了课程之间的隔阂，学生在学习时是分散进行知识建构的，难以把学到的各门课程中的知识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文学类课程与语言类课程很多时候是被看作两个方向的，但实际上，这两类课程也是有相通性的。以古代文学课程为例，我们讲古诗词意象的问题，其实就是语言符号的问题。如王维的《使至塞上》，学生理解不好，主要就是不了解“征蓬出汉塞”中“蓬”的意义。如果弄懂了这个符号的意义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价值，同类的诗歌就可以触类旁通了。有很多诗歌写“孤蓬”“飞蓬”“飘蓬”“转蓬”等，具有相同的符号意义与价值。文学概论课程也是一样，不仅仅是由于两门课都是概论课程，还在于两门课程讲授的理论中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结构主义，文学课要讲，语言课也要讲，又怎么能截然分开呢？
【参考文献】
语言文学概论篇5
一、合成理论简述
合成理论也称为概念整合或概念合成理论，其重要创见在于明确提出，语言使用中的意义建构不是各构成单位的累加，而是各构成空间的跨域合成，并据此产生语境条件下的特定语义。合成理论与认知语义学中的概念隐喻理论和心理空间理论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尤其是心理空间理论更是直接给合成理论注入了思想构念的精髓，以至于部分语义学者将合成理论视为心理空间理论的扩充和延续。
合成理论的首创者是引领当代认知语言学学科思潮的两位重要学者Fauconnier和Turner。Fauconnie创建心理空间理论，试图依据对心理空间中概念化的阐释来解决意义建构中的诸多久而未决的问题。Turner研究领域的重点是文学文本中的概念隐喻，他旨在揭示语言隐喻在人类概念认知中的过程和特征。两位学者致力于语言研究的认知导向，探寻人类认知在语言使用中的具体表征和体现。然而，在具体实践中，Fau-connier和Turner都感到心理空间和概念隐喻的理论框架在阐释意义建构中的问题和不足，在所谓的输入空间语义引发的新增意义面前无能为力。例如：
例(1)That surgeon is a butcher
例(1)展现给受话人的是一幅充满隐喻意义的意象。该意象表征出surgeon和butcher两个概念空间，其中，每一个概念空间类似于一个集合体，分别由下属的多个子集构成。根据概念隐喻理论，例(1)反映上述两个概念空间之间的映射(mapping)，其整个语句的意义为surgeon和butcher两个概念构成(conceptual struc-ture)的相加之和。可是，例(1)的意义远不是其构成概念空间的简单映射。无论是心理空间理论还是概念隐喻理论，对于该例所隐含的“那位外科医生的技术像屠夫一样的粗劣”这一层意义都没有办法给出解释。
鉴于上述问题，Fauconnier和Turner于2002年发表论著，提出概念整合或概念合成理论，简称合成理论，意在对例(1)中出现的及其他心理空间和概念隐喻理论无法解决的语义问题予以阐释。
合成理论构建的是整个语句的整合网络，这一整合网络建立起解释新增意义的机制。合成理论认为，整合网络由下列空间构成：类空间、多个输入空间和合成空间。类空间对输入空间起着连接和制约作用，具有抽象属性。多个输入空间与生成的语句直接发生关系，决定整合网络的概念构成。合成空间是整个整合网络的关键所在，标志着合成过程的完结及新增意义的产生。"
合成理论综合了认知语言学的主要思想，成为该学科领域的新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这一理论对语言使用中隐喻、反事实句等现象的新增概念构成，即意义建构，提出了新的解释。
二、意义建构的概念性
在认知心理学中，对“概念”一词的解读具有典型的抽象特征。概念的抽象性体现为客观世界的人、事、物经人类的感知系统，在其心智中生成特定的感知表征单位，并最终内化为具有意义的概念构成。作为抽象的客体存在，概念看不见，摸不着。可是，它却在人类的思维和语言之间搭起了桥梁，成为语言使用的意义单位。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概念一般表征为特定语言中的词汇、短语和语句。例如，现实生活中，“狗”这一客观世界中的客体存在与人类发生关系，对其感知系统造成刺激，形成感知表征单位。该感知表征单位在人类的心智中固化为一个有关“狗”的概念，具有原型(prototype)属性，产生典型差异效果(typicality effect)，指导人类对于不同种属的“狗”的认知。现实中，有的狗距离原型较近，狗的特征明显；而有的狗离原型较远，所具有的狗的特征模糊。但是，无论距离原型近或远，特征明显或特征模糊的狗都归于“狗”的种属。人类所取得的“狗”的认知原型，即有关“狗”的概念，因人类使用的不同的语言，分别为汉语中的“狗”、英语中“dog”和德语中的“hund”等语言表现形式。鉴于上述讨论，概念，作为客观世界作用于人类心智而产生的抽象客体存在，具有两个根本属性：
首先，概念是认知的，人类之于客观世界形成的概念离不开心智这个认知系统。所谓心智，从神经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观点看，指的就是人类的头脑，即支配和制约人类一切思维和行动的身体器官。常言道，“头脑主宰人的一切”，就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头脑在人体中的重要功能和作用。研究发现，人的头脑共有五个部分组成：大脑、小脑、脑干、脑下垂体和视丘下部。这五个部分中，大脑占据头脑总重量的约85％，在整个人脑构造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它控制着人的各种思维、语言等活动的能力。因此，如若大脑丧失了功能，人脑将失去工作的可能，人类也就不再具有认知意义上的思维、语言等能力。在人脑中，主导大脑认知能力的是构成其内部结构的神经系统，即人脑内的脊椎和众多的神经组织。大脑的神经系统包括许多盘根错节的神经元，其主要功能是在人脑和身体之间传导信息，支配、引导人类的行动。
以上论点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的心智认知能力具体体现为人脑对客观世界的感知、概念能力，换句话说，人类在认知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所产生、内化的概念是人脑中的大脑组织与客观世界具体的人、事、物发生某种关系，进而由神经系统的神经元构成特定的表征意象。这一意象反映出表征对象的典型特征，形成人对于该对象的认知和认识。所以，概念是人类认知客观世界的心智表征单位，它的根本属性无疑是其所具有的认知性。
其次，概念具有意义的根本属性，且概念的意义性是通过语言等符号来予以表述的。从交际角度看，语言是人类赖以相互沟通思想、传递情感、施为行事的工具。而且，语言使用的核心在于意义的建构，也就是说，语言使用的根本特征是其所具有和传递的意义。
概念与语言体现出相互依托的关系。概念，作为人类思维的形式和表征的单位，需要语言予以承载、表达和传播。相反，语言也离不开概念的充实和丰富。没有了概念，语言将成为空洞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语音和文字等符号，无异于人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随口发出的声音或涂写的符号。语言使用过程中，真正使概念和语言发生内在关系的是两者所具有的意义，也就是说，语言使用实现了概念的意义性向语言的意义性的对接和转化。在语言研究中，意义是一个传统的课题。对于该课题，各方学者争论不断，各执己见。Chapman指出，以真值条件论者来看，意义体现为语言和客观世界的指称对应，只有对应，意义才能够产生。因此，如果说出Zebras have wings这个包含“zebra”和“wing”两个概念的语句，那么，人们就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长有翅膀的斑马”和该句所陈述的命题相一致。如此，整个语句所表达的意义才能够成立。认知语言学认为，意义建构是语言对复杂的意义进行编码和表征的过程，意义建构的本质是其认知层面上的概念性而不是对意义进行编码和表征的语言性。这一论点引出的结论无疑是，意义产生的根源是人类认知系统所形成的概念，而不是交际层面上所使用的语言。意义是概念的内涵，而语言则是概念的载体。鉴于意义和概念之间的这种内在关系，意义建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概念化的过程。从这一点上讲，意义体现为概念的根本属性。
三、合成理论对意义建构的范式建构
在认知语言学中，框架、域和心理空间等术语相继出现。这些术语虽然出处不一，但互相十分相似。框架是框架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指的是人们心智对客观世界建构的知识构成。" 根据Fillmore的观点，框架是人类图式化的经验，这些经验具体表征为概念并储存于人的长期记忆中。人类现实经验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概念构成，而这些概念构成分别在人的心智中形成不同的框架，支配并影响着人的思维和活动。Fillmore指出，语言中的词汇和语法结构相对于人们心智中的框架而存在。因此，具体语境中，如要理解词汇和语法结构的意义就不能脱离与其相联系的框架。Langacker的域理论，如同框架理论一样，目的在于对语言的意义问题进行阐释。他提出“域”这一术语，用来指称人类心智中建构的知识构成。Langacker指出，域指的是人类的认知实体，具体为心理经验、表征空间、概念或概念复合体。另外，Langacker把概念的域分为基础域和抽象域，认为概念的构成不只涉及某一个域，而往往包括多个域。这些多个域组成特定的关于该概念的域矩阵，制约着人们对该概念的应用和理解。心理空间始于Fauconnier创建的心理空间理论。该理论是概念合成理论的前身，主要研究意义构建这一语言使用中的核心问题。根据心理空间理论，意义建构涉及两个过程：心理空间的建立和各心理空间之间的映射。Fau-connier指出，所谓心理空间是指“我们思维和说话时不断延伸、扩展的概念构成，这种构成不具有全面性，允许话语和知识构成分成不同的部分”。心理空间构成包含特定信息的概念空间区域，在语言使用形成特定的语义单位。另外，各个心理空间之间在具体的语境中发生映射关系，其映射关系便决定着语言使用的意义建构。在认知语言学中，真正的意义建构指的是词汇层面之上的语句和语篇的意义构成。
认知语言学强调概念在意义建构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意义建构的表征单位是概念，并且概念的形成，或称概念化，与人类的亲身经验有着密切关系。语言使用是人类运用语言进行的一种意向性活动，体现为人的一种具体亲身经验。故此，以认知的观点看，概念化来自于特定语境下的语言使用。
概念合成理论是Fauconnier和Turner在心理空间理论和概念隐喻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旨在阐释意义建构的语言学理论。这一理论反映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所取得的最新成果。下面，本文依据该理论对意义建构这个语言使用中的根本问题作一简要探讨。参见下例：
(2)In France，the Lewinsky affair wouldn't have hurt Clinton
例(2)中的虚拟句法结构表明该句命题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反事实性，而整个语句命题的意义建构绝非该句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合成理论认为，语句的意义建构是其组成部分(心理空间)的概念表达经过合成，产生新增意义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本质是认知的，意义建构的关键在于其概念的形成，语言仅仅是表达概念意义的符号载体。 例(2)中，介词短语In France在合成空间的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建立起整个空间的概念构成。" 因此，Fauconnier的Turner称之为空间建立成分(space build-er)。例(2)的整个语句分别包括American politics和French politics两个域，组成整合网络的两个输入空间。两个输入空间之间发生映射关系，并最终促成合成空间的形成。合成空间的成立标志着语句意义建构的完成和实现，含有输入空间并不具有的新增概念构成信息，也就是语句表达和传递的意义。
四、从语用学角度看合成理论的不足
语言文学概论篇6
对外汉语教学是研究语言教学的科学，语言学理论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语言学概论从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即语言观的角度，给语言教学以宏观指导，影响到对语言教学的性质、目标、原则和方法的认识，从而成为不同的教学法流派的理论基础。因此，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必须要有坚实的语言学基础。在对外汉语本科专业的培养方案中，语言学概论也往往被设置为专业基础课。据观察，目前该专业语言学概论课的教学却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课程教学目标没有结合对外汉语专业实际
语言学概论课程的任务是阐明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在对外汉语专业开设，应注意联系汉语教学的实际。而实际教学中，教师却忽视了对外汉语专业和中文专业的差异，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课程测试等方面没有做出区分，使用同一套教案进行教学。这必然造成教学没有针对性，不能满足对外汉语专业的需求。
（二）课程内容没有协调好与现代汉语课的关系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主编）与《语言学概论》（叶蜚声、徐通锵著）的教材内容存在一定的重复和交叉，尤其是语音、词汇、语法几个章节内容重复较多。如语音部分都讲语音单位、语音要素、语音的属性、元音辅音的发音、音位划分，而且举的例子都是汉语普通话的语音材料，这就使教师和学生认为语言学概论的一些章节内容是现代汉语课内容的重复。对于这些内容，有的教师只简单串讲一下，做一个复习，有的教师则干脆省去不讲。我们知道，不同课程是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的，现代汉语语音部分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运用语音学的原理，系统讲述有关普通话的语音知识，使学生对普通话有完整的了解，从而具有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和使用、推广普通话的能力。而语言学概论是在介绍语音学知识的基础上，重点介绍音系学的研究，关注语音在语言系统中的作用，让学生初步掌握确定一种语言音位的方法，了解区别特征在音系中的作用。所以，两门课程在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都存在差别。教师应在备课时注意区分两门课程的内容，补充不同语言语音或方言语音的例子，避免简单重复。
（三）教学方法保守，不能激发学生兴趣
语言学概论属于理论语言学，是关于语言的一般规律的理论研究。传统教学中多采取讲授法，教师单方面的讲授，甚至照本宣科式的讲授，使学生认为语言学很枯燥乏味，从而丧失了学习兴趣。另外，教学中列举的语言事实拘泥于书本，局限于书面语，脱离生活，学生不能学以致用。在我们的调查中，语言学概论课成为大多数学生认为较难的一门课。
这些问题都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迫切需要对面向对外汉语专业的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教学进行改革。目前学术界对语言学概论课改革的研究大多数是从中文专业教育出发，为了适应中学语文教学需求，这一方面的研究比较充分，成果也较多，在此不一一列举。然而从对外汉语教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却比较少。本文根据我们的教学经验，主要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三个方面加以讨论。
二、教学改革
（一）确定教学目标
明确了教学目标，才能很好地实施教学。教学目标要依据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类型而有所区别。中文专业语言学概论课的教学目标是，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并掌握有关语言学的知识和理论，把对现代汉语知识的认识提高到对人类语言普遍性知识的认识，对母语的认识提高到理性的高度，借以提高理解和运用汉语的能力，为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打下基础。而对外汉语专业语言学概论课的教学目标应体现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内容和要求，对语言教学有理论指导作用。具体包括：
1.掌握语言结构的特点、语言演变的一般规律，重点掌握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及语用的基本规则和特点，了解其它语言的相关特点和规则。
2.比较汉语和其它语言的共同点和差异，进行汉外语言对比分析，熟悉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3.能够运用语言学理论知识解释汉语中的言语现象，分析外国人使用汉语的言语现象。
（二）改革教学内容
1.更新教学内容
一方面，我们可以及时更换最新教材。语言学概论的教材基本以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理论框架为基础。语言学理论迅速发展，各种流派纷纷出现。新的形势要求课程能够反映语言学发展的实际。最新修订版的《语言学纲要》（王洪君、李娟修订）反映了最新的知识和观点，主要表现在语义与语用、语言接触、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以及语音部分等方面，修正了个别观点和材料，如关于声母“r”的发音描述由卷舌浊擦音修正为卷舌近音。另外关于文字的单位及文字的特点及分类划分也有修改。修订版教材体现出了最近半个世纪语言学的新进展，尤其是音系学、语义学、语用学发展的新趋势。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要调整教学内容。首先，要体现语言观的发展，从立足于语言本体、静态剖析语言结构到立足于语言的社会功能、动态考察语言外部关系。教学内容加入语言与外部经验世界的关系、语言与所在社会的关系、语言与使用者的关系。其次，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还要对知识有意识地向外延伸，引进当代语言学界的热点问题：如类型学、认知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转换生成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学科动态。让学生在学习中看到语言学作为基础学科既有其学科魅力和学术价值，同时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是一门领先的科学，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欲。
2.有区分有侧重地对待交叉内容
现代汉语是个体语言学，研究现代汉语的结构和特点。而语言学概论是普通语言学，研究人类语言在共时结构上的共性，探求人类语言在历史发展中的共同规律。语言学概论课教师在讲述与现代汉语交叉的相关内容时，要以语言系统性为纲领统领各个小节内容。例如语音部分，现代汉语课重点讲授现代汉语的语音知识，针对学生母语指出学习普通话的重点难点，提高学生的普通话水平。而语言学概论课就应该从宏观角度介绍语音理论，不能局限于现代汉语，不能把适合现代汉语的术语照搬过来，例如不能采用“声母”“韵母”。把重点放在音系学研究上，重点讲授音素与音位的关系、音位的划分、音位的聚合、语流音变等。另外在音素的发音讲解中，重点讲解汉语中一些有标记的语音，如送气和不送气的对立、舌尖后辅音的发音、儿化音的发音等。另外还应补充外语和方言中的一些音素的发音实例，让学生由对普通话语音的了解扩展到对其它语言或方言语音的了解，更深入认识语音的特点和性质，能够从音系学的角度分析汉语语音特点，了解汉语语音学习的难易点和教学的重点、难点。
再如文字部分，现代汉语课程从汉字的特点、构造、部件及汉字的整理和规范化等方面讲解汉字知识。其中笔画、笔顺、现代汉字构造等内容对汉字教学有很大帮助，现代汉语课上我们可以更强调汉字的笔顺、结构、字形与读音的关联、偏旁与意义的联系等问题。另外很多汉字圈国家的学习者能够书写繁体汉字，所以繁体汉字的识别也应作为教学内容，学生应该具有识别繁体字的能力。而语言学概论课则阐述文字的起源、发展、类型与改革问题，重点讨论汉字与汉语的关系。这样两门课程的知识就可以相互补充，各有侧重，不会重复。
（三）创新教学方法
根据我们多年来的教学观察和调查，不论是中文还是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对语言学概论课都抱有畏难情绪，没有很大的学习兴趣，觉得理论性强、内容枯燥、脱离实际生活。面对这一普遍现象，很多教师也都在积极探索教学方法改革的模式和途径。王健（2005）提出教学模式应以学生为中心，在授课方式、授课内容、课后辅导几个环节作出了新的尝试。洪水英（2006）从降低课程教学难度出发，提出了把握课程特点、重视知识的理解与体验、重视语言体验与多媒体化三个方面的教学建议。罗耀华、柳春燕（2008）谈了创新教学的尝试，提出了启发式、点拨式、研讨式教学法。这些研究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都没有提及对外汉语专业的语言学概论课的教学，没有注重对外汉语人才培养的要求。根据教学实践，为了突出对外汉语专业的培养目标，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教学建议：
1.精讲多练
对外汉语专业的语言学概论课要善于启发学生主动思考、自主学习，善于分析和总结知识。如语言学流派部分，可以让学生通过查阅资料或根据教师给出的参考资料进行自学。每一种教学法理论都有一定的语言学理论作基础，通过对语言学流派观点的分析，了解教学法理论的语言学背景。在以后的教学中，真正掌握某种教学法的实质，正确运用各种教学法。再如讲授“句法分析”部分时，教师可以先讲授分析句子的几种方法，再给出大量例句，让学生选择恰当的方法进行句子分析，点拨学生总结出各种句子分析法适用的情形，然后举出一些留学生的偏误句子，让学生运用学到的句子分析法分析偏误，并进行改正。学生能够把分析句子的方法运用到解决专业实际问题上来，对语言学的兴趣自然就提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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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互动学习
语言学概论课理论性比较强，如果教师照本宣科，填鸭式的教学必然挫伤学生的积极性。这就要求教师必须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比如讲到“语言的功能”时，可以把学生分成小组，让小组根据生活中的现象观察语言功能的表现，讨论语言的信息传递功能、人际互动功能、思维功能，能够对语言有更深入的理解，也使得理论观点更加生动具体。另外在讲到“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时，学生可以结合外国留学生汉语习得发展过程和特点来讨论语言习得与思维发展的关系，结合留学生的交际失误讨论思维方式的特殊性。
在课堂上下，多组织学生针对问题进行研讨，为传统的课程内容传授开拓了很大的空间。这同时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具有深入全面的专业知识，了解第二语言教学的内容，也要求具有较强的活动组织能力。
3.实践调查
根据相应章节的内容，我们设计了多种多样的语言实践活动，如方言语音调查、外国人汉语语音偏误调查及描写、书面语规范化调查等。学生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写出实践报告。通过语言实践，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手能力，训练了学生的专业能力，为其以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奠定了良好基础。
当代社会用语出现了巨大变化，各种新的语言现象精彩纷呈。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语言生活的影响都有明显表现。组织学生观察生活中的语言，研究身边的语言使用情况，对提高学生应用知识能力有非常好的帮助。如学生对学校周边商店店名、市内理发店名、楼盘名称、街道名称、网络流行语的特点及规律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语言现象背后的社会及文化因素。这些调查报告为他们的毕业论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也引导学生思考及解决语言问题，引导学生将所学的语言知识应用于实践并获得满足感，进而产生对语言学的学习兴趣，也为以后从事语言研究做了一点的准备。
三、结语
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学生要具备综合全面的专业素质和知识，这使得对外汉语专业的课程与相关专业的课程存在密切联系，但又具有专业特色。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希望引起对对外汉语本科基础课程教学的重视，不断完善教学内容，探索创新教学的方法，为培养更多的对外汉语人才而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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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学概论篇7
“语言学概论”和“现代汉语”，作为专业基础课程的性质已得到广泛认同，它们之间有密切联系，但也有明显不同的目标。教育部在两门课程的教学大纲里明确说明：现代汉语课程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系统地讲授现代汉语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分析和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语言学概论课程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观阐明人类语言的性质、结构、起源及发展等基本理论，通过教学，要求学生初步树立科学的语言观，掌握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具备运用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分析语言现象的能力。
“语言学概论”和“现代汉语”两门课程的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存在着较大差异，但也存在密切联系。具体教学活动中，两门课都追求自身内容的完整性，很容易造成教学内容的重复。一些学者就此问题进行过探讨，也提出了相应的具体措施。彭泽润、陈长旭、吴葵（2007）提出“语言学概论”和“现代汉语”这两门课程教学存在许多问题，认为进一步的改革措施有：把两门课程结合起来协调改革、合理安排教学计划、统一术语、适应现代生活、语料互补等。梁驰华（2008）就高等师范院校语言学概论教学改革提出了一些看法，认为语言学概论教学应当突出课程的普通语言学性质，提升课程的语言学习指导作用，联系现实的语言生活，课程的语言教学指导作用和正确处理语言学概论与现代汉语的关系。蔡旭（2011）提出现代汉语课程与语言学概论课程在教学内容上存在很多重复，应当对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教学的衔接问题进行探索，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三方面提出改进的策略。甘智林（2008）、聂志平（2010）、张先亮（2010）也探讨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用普通语言学的眼光看待语言现象，对于两门课程相重复的内容，要根据课程不同的性质与教学目标，有选择、区分重点与非重点地安排授课内容，对重复的内容有所取舍，有所详略地加以讲授。
二.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探讨
彭泽润（1998）提出，在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中，要结合国家语言建设中的政策，介绍和强调理论问题，更好地使理论联系实际，结合国家语言政策，介绍与强调其理论问题：运用系统理论，帮助人们分析语言使用中的得失；运用符号编码的原理，帮助人们理解不同文字的优点；从共同语与非共同语的关系，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学习母语和学习外语的问题；运用抽象与具体、相对与绝对的哲学原理，解释汉语拼音方案等的设计原理等。徐越（2000）结合多年的教学实际，就“语言学概论”这门课程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如何把语言学的一般理论和汉藏语系的语言特别是汉语的实际相结合，如何吸收国外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及如何安排和进行该课程的教学工作等问题作了一个初步的探讨。李二占（2009）认为老师授课，不但要具有常规教学法的基本功，而且还要针对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知识，采取不同的灵活具体的教学方法，即“非常规教学法”：推导法、直感法、量化法、穷尽法、背景法、批评法等。谢奇勇（2010）就教学内容中的“语言学理论”与“语言理论经”、“语言学理论”与“语言学方法论”、“普通语言学”与“语用学”、“国外语言学理论”与“中国语言学理论经”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聂志平（2010）认为语言学概论的教法还应该是讲授式，不是简单的就书衍说，而是融入自己的理解和体会，多媒体课件不能取代教师教学，板书教学是课件的不可或缺的补充，强调每次课推荐阅读书目的重要性。童湘屏（2011）提出“情景创设”在“语言学概论”课程实践与教学设计方案中的应用及探索。根据实施情况，从课堂“情景创设”实践教学和课外“情景创设”实践教学两个方面，阐述了其主要做法及实施效果。岑运强（1997）、李映忠（2008）、池昌海（2009）、赵宏（2004）就语言学概论教材进行了探讨，许云（1996）、纪秀生（1997）、李树新（2004）、郜峰（2006）、洪水英（2006）、罗耀华、柳春燕（2006）、郭新雨（2009）、刘云（2010）、赵贤德（2010）、徐红梅（2011）、叶川（2011）等也分别对“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创新进行了探讨。
三.基于课程建设的探讨
语言文学概论篇8
认知科学揭示了语言从根本上来说是隐喻性的。概念隐喻理论思想首先是在lakoff & 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来的：隐喻是一种认知手段；隐喻的本质是概念性的；隐喻是跨概念域的系统映射；映射遵循恒定原则；概念隐喻的使用是潜意识的等等。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统映射；隐喻是思维问题，不是语言问题；隐喻是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概念隐喻理论的革命性观点促进了认知语义学的整体发展。lakoff & johson（1996：3）认为，我们赖以思考和行动的概念系统就本质而言都是隐喻性的，他们（1996：9）指出，“无论在哲学和语言学领域，传统的做法都把隐喻的研究边缘化了，而我们却直观地觉得它是个中心问题，可能是解释理解能力的关键”。 由此可见，认知语言学对隐喻的研究从广度到深度都拓宽了它原有的空间，使它从语义进入到概念，从学科的边缘进入到中心。隐喻思维和概念在外语教学中也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理解和运用好这一认知工具，对于我们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概念隐喻理论和教学的结合
在英语教学中，通过运用概念隐喻理论，引导学生建构概念域，能够促进学生的词汇学习，加强其阅读以及听力中对隐喻语言的理解能力，同时能够培养他们在写作中隐喻语言的表达力，最终推动他们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
2.1 利用隐喻概念理论总结相关概念与的共同词汇
将概念隐喻理论应用于英语词汇教学，可以使得词汇教学方法更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 从而帮助学生掌握更为有效的词汇学习方法。例如，在词汇教学中，教师可以运用隐喻概念理论引导学生总结有关两个相关概念域的共同词汇。以“money is water”为例，可以对两个概念域的相关词汇作如下总结：
表1 water 概念域与money概念域相关汇总结[7]
这个表格清晰地展示了由 “water”这个概念域向“money”这个概念域映射在语言上的表现。水是人们所熟知的概念， 对于描绘水的各种性质的一系列英语词汇， 学生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当通过隐喻思维把水的各个性质的一系列词汇便同样可以用来描绘货币这个概念的相关方面。在词汇教学中， 教师应引导学生在头脑中将这两个概念域联系起来，并通过表格的形式将两个概念域的词汇进行总结对比。这可以使得学生们更为轻松地掌握相关概念各个方面的一系列词汇，从而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特定概念的一个全面、系统的词汇框架。
2.2 利用文本自主构建概念隐喻
引导学生在阅读中自主地构建概念隐喻时，由于概念隐喻是系统的跨域映射，具有系统性，所以可对其进行分析和构建。大学英语课本选材以反映现实生活为主，语言贴近生活。许多词语、习语都有隐喻意义。因此，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根据文本理解自主地构建概念隐喻有助于养成隐喻思维的习惯。
例如《大学英语》全新版第三册第七单元课文文本life of a salesman中出现了这样的表达：the battle field where he fights for his independence and dignity； and his enemies--a crippled body that betrays him…--are gaining on him； he assembles his weapons； another bus that drops him off a mile from his territory.[2]很明显，文章描写的是一位身患残疾的销售员如何艰辛工作，而这些语句似乎让人无法与销售员联系起来。教师在讲授时可以把“battlefield， fight， enemies， betray， weapons， territory”列出来，使学生意识到这些词语都是用来描述同一概念war。根据概念隐喻的认知机制，教师可引导学生构建出概念隐喻life is war，并找出两个概念的相似性。
2.3 加强英汉概念隐喻文化内涵的认知
隐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从中可探得英汉民族在认知方式和文化观念上的共同点和特异性。比如，对句子“she spoke with a touch of vinegar.”的理解。关键在于vinegar的隐喻含
义。汉语中“醋”的隐含意义是“忌妒”；而英语中vinegar的隐含意义却表示“尖酸刻薄”或“不高兴”。另外，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英汉中有关颜色的隐喻理解也不一样。汉语中嫉妒别人常表达为“得了红眼病”，而英语中则说green-eyed。这些隐喻语言基本上已经成为语言中相对固定的概念隐喻。
隐喻概念和隐喻语言都是一定文化语境中的人在历史进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也是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被接受和定型的。在跨文化交际中，了解英汉语隐喻语言中蕴藏着的文化共同性和差异，对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隐喻中的文化联系，增强学生掌握英语词汇和习惯表达，以及对于帮助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减少因为对于隐喻意义的误解而造成的语用错误，都有很大的作用。
3 结语
在英语教学中，通过运用概念隐喻理论，引导学生建构概念域，能够促进学生的词汇学习，加强其阅读以及听力中对隐喻语言的理解能力，同时能够培养他们在写作中隐喻语言的表达力，最终推动他们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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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学概论篇9
第一,注重课件本身的形式美。文学概论教学本身就是一门艺术,课件是教学艺术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不能忽略课件自身的形式美。课件的封面设计、背景图案的选择等,都需要教师精心处理。教学课件上的图像,呈现的应该是和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具有个性化的视觉美,而不是与课程无关。而且,这些图片的选择,不能喧宾夺主,掩盖或者妨碍学生对文学概论内容的接受。
第二,补充课件的文字内容或者教师的口头表述。比如在童庆炳主编的文学概论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所附的光盘中,在讲到艾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的时候,就选择他的一张相片插入到课件上,让学生在了解他理论观点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他的感性认识。形象的图像符号与抽象的语言文字符号相结合,更符合学生的接受心理。
第三,与教学内容相互印证。比如在举李白诗歌《静夜思》以说明诗歌的文体特征时,可以插入相关图片来辅助对诗歌的内容的阐释。这类图片的插入,目的是让学生从不同的途径来理解教学内容,但图片的选择应该非常慎重,有的图片不能呈现李白《静夜思》的诗歌意境,就不能用,否则会误导学生的理解,让“学生的学习会受损害”[2]。
第四,以图像作为讲解的对象。比如在讲解文学作品的时候,把余华小说《活着》出版物的相关图像直接放在课件上,不出现任何文字。这时候,特别要注意,这类图像只是起到提示教学内容的作用,《活着》的具体内容,教师要进行口头表述,不能以图像代替作品的语言内容,要把学生注意力最终引向教师的口头讲解中。
第五,用图表概括理论知识内容。比如探讨文体的分类,教师可以把不同文体类别编辑成图表或知识结构图。这类图像符号,往往概括性强,且又层次清晰,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上面也提到了,文学概论教学中使用的图像符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抽象的图像和具象的图像。需要注意的是,抽象的图像,没有照片之类的具象图像那样形象,但又比语言文字形象。在教学中,具象图像和抽象图像的作用和感受力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图像符号的使用,是顺应学生的接受特点,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加深他们的记忆与理解。但具象图像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比较容易限制学生的想像力和思维拓展,正如拉什所说的“不去询问文化文本(即图像文本———引者注)表达了什么,而是询问它是什么”[3]。所以,具象图像使用时要注意它的适用范围,文学概论教学最好多采用一些抽象的图像,这样更能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以达到文学概论的教学目的。
课件成为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的主要工具,图像符号是课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内容的图像化,是文学理论教学不能回避的时代变化,我们恰恰要针对这种变化,进行适合新情况的教学改革。但特别要注意,图像符号并不能受视觉文化的影响而无限制地增加,更不能因单纯追求“视觉奇观”[4],而造成图像符号能指的膨胀。形式上看,过多的图像符号的使用像是绚丽多彩,实际的知识含量却很小,干扰了学生的知识接受和师生之间的互动,由此影响到文学概论教学目标的实现。所以,教学内容的图像化,只能限定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教学内容的图像化,是特定的历史时代的需求,但是它必须围绕文学概论教学目标。文学概论研究的对象,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有些教学内容是不能够图像化的,有些教学内容是没有必要图像化的。图像符号只是文学概论教学一个重要感性辅助元素,它必须围绕教学对象———以语言为符号的文学才能有效展开。
二、影像:理论推演的适当点缀
除了图像符号之外,文学概论多媒体教学还经常使用影像符号。由于多媒体的使用,能够把影像引入到教学之中,学生可以在课堂上轻松地欣赏到相关影视资料等。但是教务部门却非常质疑在课堂上放电影的合理性,对于文学概论教学来说,我们必须重视这种质疑。前文提到,文学概论是研究文学的基本规律的,文学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是用语言创造审美观照对象。影像符号能否成为文学概论教学的对象?我们要看影像和语言的区别与联系。在文学概论课程使用影像符号,基本是将影像作为作品的例子来讲。很少有教师自己不讲课,拿另一个教师讲课的视频来代替。比如我们分析典型的特征时,会举曹雪芹《红楼梦》中的例子来分析,现在很多学生对《红楼梦》的了解,大多是通过电影视频来了解的。传统教学中没有多媒体,教师必须用语言把《红楼梦》的相关内容复述一遍,学生对《红楼梦》的了解,也是通过语言媒介获得的。相对于多媒体教学,教师在传统教学中的语言表述成分更多些,教师需要通过语言表述把一堂课的内容贯穿起来。诚然,影像也能把曹雪芹《红楼
梦》的基本故事用视觉方式表达出来,但是电影版的《红楼梦》和语言文字版的《红楼梦》是有差别的。电影版的《红楼梦》,严格地讲是另一件艺术品,它的作者不能再说是曹雪芹了,只能说原着是曹雪芹。这意味着电影版的《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红楼梦》的复制品,不能将两者划等号[5],应该将前者理解为是在后者基础上的创新。所以,一般我们不主张用影像完全代替语言符号来作为分析的例子。如果取代了,文学概论研究的就不是文学的基本规律,而是其他门类艺术的基本规律,这不符合文学概论教学大纲要求。 另外,在课堂上播放大量的影像资料,长期用影像资料代替语言文字,必然导致学生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下降,影响到对他们的逻辑思辨能力的培养。正如杨文虎指出:“坐在电视机前长大的这代人长于视象思维而弱于文学思维,成为‘读图的一代’。阅读文学作品非常吃力,这也是他们越来越少光顾文学作品的内在原因。”[6]这里所说的“文学思维”,主要是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如果阅读者的这种阅读语言文字的能力下降,则审美观照作用就不能正常发挥,阅读者就不能真切感受到文学的魅力,这肯定不利于文学概论抽象思辨能力的提高。因为思维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等感觉器官参与认知活动的,而又以视觉活动为主,人们通过视觉获取的信息占整个感觉器官获取信息量的83%[7]。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视觉学习有利于提高学习的注意力,提高记忆效果。但是对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视觉并不是长项,而语言符号却是苏珊?朗格所说的最典型推论性符号[8]。有些文学概论的内容,比如复调小说、形象思维、神话原型批评等理论问题,思辨性很强,必须依靠语言符号才能说清楚。当然,在文学概论课堂上并不是绝对不能播放影像材料,关键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播放频率上看,只能偶尔为之。同时,教师要精选影像作品作为分析的对象。
语言文学概论篇10
汉语文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积累，其中新文学的研究经过近百年的建构、开拓与发展，亦以其不断扩大的规模与日益充实的内蕴，成为文学研究学术格局中颇为活跃及颇具潜力的学科。不过这一学科从概念而言尚缺少有力的学术整合：明明都是以区别于传统文言作品的汉语各体新文学写作为内涵，却被习惯性地分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不同领域，各自凸显的乃是某种时代属性或空域属性，汉语新文学整体遭到了人为的切割且被切割得有些纷乱、错杂。“汉语新文学”的概念整合不仅能够在相关学科的设置上克服上述纷乱、错杂并奏繁就简之效，而且有利于相关学术领域学术规范性的建设。汉语新文学研究者即使面对一些并不科学并不规范的学科概念也常常习惯于保持默认姿态，轻易放弃了汉语新文学名实关系的思索与论辩，其结果往往导致学科的纷乱与学术的失范；缺少明确、稳定和科学的学术内涵和外延的支撑，相应学科的学术规范性便会受到频繁的干扰。根据学术范畴的一般原理，学术活动乃由“构成性规则”和“范导性规则”所规范，而“构成性规则”是基础，也是核心。[1] （P76） 汉语新文学研究领域被长期分割成上述明显缺乏学术整合且相互之间夹缠含混的学科板块，正是其“构成性规则”相对紊乱的体现；而其“构成性规则”的紊乱直接导致“范导性规则”的薄弱，学科的规范性建设因而显得任重道远。
以白话文为主体语言写作的现代文学，从其诞生之时就被先驱者命名为“新文学”，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建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新文学“名学”传统的恢复。新文学的命名体现着先驱者对所倡导和建设的文学性质、形态，特别是其所必然体现的新的文学传统的深刻认知与准确把握，从而构成了汉语新文学概念坚实的学术基础。这一学术基础中的语言因素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卓越的凸现，虽然它在后来的学术论辩中遭到了不应有的忽略，但现代文学和现代语言理论都聚焦于以语言界定文学的学术必然性，这使得汉语新文学概念取得了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等约定俗成概念的某种理论优势。各种文学史写作和文学研究的学术实践亦表明，这样的理论优势正在逐步得到学术现实的承认。
一、“新文学”作为概念内核的历史依据
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基本内核当然是“新文学”。至少在文学革命先驱者和新文学基本建设者的印象与习惯中，“新文学”比后来俗称也是通称的“现代文学”更易于接受，因为“新文学”概念全面地包含着与传统文言即所谓“旧文学”相对的白话写作，以及作为文学革命的积极成果这两层含义，而不是像后来的通称“现代文学”那样偏重于凸显其时代属性。同时，新文学概念反映出新文学家建构新文学传统的全部命意，而新的文学传统才是新文学全部根性与特征的典型体现。于是，以“新文学”统称区别于传统文言的所有汉语写作，具有深刻而充分的历史依据。
新文学一语的使用，或与梁启超时代的新文体、新小说诸说有密切的联系，但作为一种文学概念，则在文学革命运动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新文学”作为术语，当始见于1917年2月1日陈独秀致陈丹崖信，在这封信的开头，陈独秀便对陈丹崖来书“详示对于新文学之意见”表示欢迎。新文学概念的正式使用则始于三个月之后，胡适于1917年5月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以历史譬喻的方式将“新文学”作为白话文学和作为文学革命成果这两层含义表述得相当明确：“古文家又盛称韩柳，不知韩柳在当时皆为文学革命之人……其时白话之文未兴，姑韩柳之文在当日皆为‘新文学’。”[2] （P34） 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发难者和文学革命的始作俑者之一，胡适对“新文学”的这两层含义深有心得，在此后“提倡新文学”的一年时间内，他一直盼望着“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来取代桐城派的古文、《文选》派的文学、江西派的诗、梦窗派的词以及《聊斋志异》派的小说等陈腐的旧文学。[3] （P59） 此后，人们虽然不再像胡适那样强调文学语言的白话化以及文学革命的轰轰烈烈，但新文学概念逐渐为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新文学倡导者和实践者所一致认同并沿用成习。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是这一历史性认同的集中体现，而在此之前，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新文学”已经作为学科名称出现在大学课堂，至少，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周作人在辅仁大学都曾分别讲授过“中国新文学研究”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① 此后“中国新文学”的概念一直被沿用不辍，即使在“中国现代文学”等概念后来居上并大有取而代之之势时，新文学概念仍被证明有其悠久的学术生命力。
从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文学”或“中国现代文学”概念逐渐露出了取代“新文学”概念的端倪，至50年代形成大势气候。这种将主题词由“新”到“现代”的转变，除了特定气候下的国体与时代因素的政治考量外，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也相当关键。刚刚开始运作这样的概念更替之时，“中国新文学”概念也刚刚得到了普遍的学术确认，一些研究者便从反思乃至批判新文学的角度提出“现代中国文学”的概念以示另辟蹊径，这方面最初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乃是钱基博出版于1933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这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先行态。钱基博不满于新文学，不无偏执地将新文学视为“胡适之所以哗众取荣誉，得大名者”，[4]（P472） 因而自然不同意将“民国纪元以后”的文学概称之为“新文学”，而是认定新文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主要成就还是这一时期的“古文学”，它们都属于“现代文学家”的创作与操作。这样的概念把握虽然基于一种偏见，却较之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正统概念更显得健全与科学，因为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概念沿用者基本上都没有将现代历史时期的“古文学”视为自己的当然研究对象，直到近些年在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有限的几部文学史专著中，才部分地体现出类似的自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30年代初期钱基博等人想到用“现代文学”概念冲击“新文学”，并不是先知先觉地意识到“现代文学”概念在此后的文学学科发展中更具优势，而是体现了对那个时代特别流行的“现代”一词的敏感与呼应。那时正是中国在战乱频仍的短暂间隙中向世界现代化潮流大规模开放的辉煌时刻，特别是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文化生活直逼西方摩登时代的前沿风气，“现代”及其译音词“摩登”势已成为时代文化的关键术语，“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流行概念以取代“新文学”一度已成必行之势。那时《现代》成为最具影响的文学刊物之一，而富有象征意味的是，《现代》的前身乃是《新文艺》。《新文艺》改为《现代》，作为关键词的“新”为“现代”所取代，正喻示着“新文学”概念将让位于“现代文学”。虽然研究者仍习惯于沿用“新文学”概念，但“现代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早已隐然成势。据称，杨振声在燕京大学开设的有关课程便称“现代文学”。[5]
新文学概念强调的是与旧文学的相对性，较多地融入了传统因素的考量，所揭示的仍然是文学的内部关系；而现代文学概念关注的是时代因素，无论是从政治内涵还是从摩登涵义来考察，都是将文学的外部关系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其所具有的历史合理性以及相应的学术含量都不如新文学概念。新文学倡导者无论如何偏激地反对旧文学，都是在价值观念上承载了旧文学传统的巨大压力，因而迫切地追求新的文学传统，铸成新文学，以求得解放与超脱。他们深知旧文学具有丰厚的文学传统，文学革命运动于旧文学所反对的，其实不是所有的文学家及其文学作品，而是其所体现的文学传统，即陈独秀所谓“陈陈相因”的文学“形体”，以及“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的文学“内容”；于是，在斥责贵族文学、古典文学与山林文学之余，并不回避对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柳、元、白以及“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的称颂与赞赏。[6] 同样，胡适反对代表过去时代的旧文学，也不过是因为旧文学所体现的“古典主义”传统“当废”，[7] 这并不影响他提倡整理国故。周作人、沈雁冰等在组建文学研究会时立意将建设新文学与整理旧文学联系起来，在改革《小说月报》时也承认给“旧有文学”以一席之地，以肯定其“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都说明他们对于旧文学传统的价值承担。对于新文学倡导者和建设者而言，旧文学传统力量是那样地巨大而沉重，一般性地注入时代性因素难以形成克服乃至抵御的力量，于是，文学的“现代”内涵远没有文学的“新”传统的铸成更有力度也更加重要，这便是新文学作为概念远胜于现代文学的深层原理。
因此，作为新文学概念的“新”并不是像人们一般性地理解的那样，体现着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等等，这种浅表层面的“新”确实可以用诸如“现代”或“当代”等时间概念来替代；新文学概念之“新”乃是吁求着新的文学传统的建立，尽管这种新文学传统在不同的新文学家的表述中有差异：在胡适的表述中常有“真文学”与“活文学”之称，在周作人的表述中则为“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在陈独秀、沈雁冰的表述中似成“写实文学”之类，在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表述中常是“为人生的文学”。这些都是先驱者试图建立新文学传统以摆脱旧文学传统的思想印痕。新文学家们在提倡新文学、抨击旧文学的同时，每每对新文学创作的成果多有不满，同时对传统的经典文学充满敬意，但他们之所以能在这样的心态下坚持新文学的方向，其奥秘乃在于对新文学传统的自信与坚持：惟有从新的传统的角度才能使得新文学家充满着面对旧文学的信心和勇气，任何别的因素，包括时代性因素都无法赋予他们这样的信心与勇气。尽管胡适一贯倡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理论，正像他一贯力倡“白话文学之为文学之正宗”，[8] 但他们却并不十分强调“真文学”、“活文学”的时代因素，更不认同“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的摩登色彩，相反，他们主张普通的抒情写世文学，表现人生之一般的文学，而不是成色十足地体现时代因素的文学，因而，新文学概念比现代文学概念更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更能体现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更具有文学理论的学术厚度。
热衷于“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概念建设的人们忽略了“新文学”概念的这种新文学传统命意。对于新文学传统的忽略使得新文学概念在时代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强调中变得灰暗不堪。如果说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为标志，上个世纪50年代的研究者还有可能在新文学概念与现代文学概念之间找到徘徊的余地，则“中国当代文学”概念的出现宣告了新文学作为学术和学科概念的历史性地位。中国当代文学最初是以诸如“新中国文学”或“建国以来的文学”来表述，① 内涵上体现出当代中国的某种政治强势，于是在50-60年代之交② 突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既成格局，将汉语新文学从与传统文学的诸多纠结中擢，完全成了具有时代活力和影响力的批评概念和学科命题。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相整合的概念，一个叫作“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临时性学术概念和明显拼凑型的学科名称便就此出炉，并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汉语新文学领域最具权威性和最富范导力的概念，其影响正越出中国内地而辐射到港澳台乃至于国外的汉语文化圈。“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正式的学术概念，无论是在内部关系还是在外部关系上都失去了概括力度以及延展的张力。就内部关系而言，正如人们早已质言过的，它号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却约定俗成地放弃了对汉语文学以外的中国其他民族语言文学的涵盖，同时在时间意义上也难以达到当年钱基博的认知水平，将这一时段的“古文学”涵括进来。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外部关系来探讨，正如人们尴尬地发现的，尽管台港澳从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范畴内似乎并不能，也似乎从未打算理直气壮地包括台港澳文学的内容。在长期的理解习惯和学术实践中，台港澳文学在被边缘化的同时也似乎已经取得了相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某种特殊性地位，这样的基本事实早已宣告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学科名称的涵盖力受到了人为的限制。至于离散到海外的汉语文学写作，则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更不能为这一学科概念所涵括。没有人怀疑海外汉语文学写作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之间的血肉联系，汉语新文学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在海外各地，其实都是一个分割不开的整体，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正式概念，与继之而起的海外华文文学等概念构成合谋契约，人为设限地试图将它们拆卸为不同的板块。这样的学术尴尬只有通过强调新文学一脉相承的新传统来加以克服，任何时代性或地域性的分割与强调最终都必须让位于新文学传统的统驭。③
新文学概念有着深刻而充分的历史依据。它不仅体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对白话文学的倡导与文学革命的成果这两层基本含义，而且更体现着新文学突破旧文学传统，建构新文学传统的根本诉求和本质命意。新文学家们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区域致力于建立和发扬新的文学传统，这是整个汉语新文学界的统一的意志行动，也是汉语新文学内在统一的根本依据，这一根本依据最终将中止人为的学科分割，促进汉语新文学作为一个学术整体为历史所接受。近年来“汉语文学”、“20世纪汉语文学”或“中国现代汉语文学”等概念的陆续出现，[9] 体现出学术界从概念上整合这一学术整体的跃跃欲试心理。
二、“汉语”作为中心词的理论意义
汉语新文学的另一中心词自然是作为语言种类的“汉语”。新文学传统当然会通过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加以承载，可在更沉潜更深入的意义上乃是通过现代汉语得以风格论的呈现。这使得汉语新文学概念在理论上较之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中国新文学概念更具优势。
中国现代文学或中国新文学概念以国家、政体为依据界定文学版图，带着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意识形态因素和政治内涵有助于文学研究者更深刻地认知和更有倾向性地评价一定时代一定区域文学的精神价值，但把握不力也会造成对学术理性的某种负面影响。因此，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可新文学传统强调的语言革新因素甚至思想革命因素远远超过对国家、政体因素的考量。新文学所开辟的新传统以现代汉语（通俗地说便是白话）为基础和基本载体，这就注定了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对于国家、政体范畴的某种超越性，决定了它作为学术概念对各个时代各个不同区域的汉语文学所具有的高度涵盖力。
汉语新文学，从理论上说，就是以现代汉语所构成的“言语社团”所创制的文学样态，作为概念，它可以相对于传统的以文言为语言载体的汉语文学，也可以相对于以“政治社团”为依据划定的中国现代文学等等。按照布龙菲尔德的语言学理论，“言语社团”即是指依靠同一种语言相互交往的族群，它显然与“政治社团”（国家之类）并不统一。[10] （P36） 文学是通过语言思维创造，也是通过语言载体呈现出来的艺术形态，无论从其创作活动的内部情形还是从其被接受的外部效应来看，文学的“言语社团”属性总是比其“政治社团”属性更大、更明显、更重要。文学接受的外部实践证明，一般情形下的文学诉诸于接受者的首先不是作者的国籍或作品中的国族意识，而是它借以思维、创造和呈现的语言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语言风格；一个“言语社团”有可能贡献给世界一种独特的然而又是整体的语言风格。由此可见，作为学术概念的一门文学既可以以国家和政治社团为依据进行界定，也可以以“言语社团”为依据加以涵括。汉语新文学概念突出了“汉语”这一“言语社团”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弥补单纯从“政治社团”界定所可能带来的概念狭隘的欠缺。
汉语作为一种语言，天然地构成了一个无法用国族分别或政治疏隔加以分割的整体形态，这便是汉语的“言语社团”作为汉语文学“共同体”的划分依据。所有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文学，无论在祖国内地还是在台湾、香港、澳门等其他政治区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别的国家，所构成的乃是整一的不可分割的“汉语新文学”。汉语在文学表达的韵味、美感及象征意趣上的明显趋近，构成了汉语文学区别于其他语言文学的特色、风貌，这样的文学风格及其审美特性，往往比一般意义上的国度文学或民族风格更能对人类文明的积累作出实质性的和整体性的贡献。有些语言学家明确认为一种语言的总体风格与操用这一语言的民族文化完全一致：“语言风格首先是指某一种语言在世界上全部语言的总体中，它所特有的全部区别特征的总和。这也可以叫做语言的民族风格。”[11] （P110） 人类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成果需要多种语言形态甚至需要所有语言形态加以体现，在这种巨大丰富性的积累之中，汉语文学客观上必然是以统一的文学方阵出现并区别于别的语种的文学。事实上，就新文学而言，全世界的汉语写作所承续和发扬的都是新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一传统所带来并鲜活地体现的现代汉语巨大的审美表现力和逐渐成熟的表现风格，越来越明显地镶嵌在人类文明的审美记忆之中，参与其中的每一个区域的汉语写作者都程度不同地作有贡献并与有荣焉。
总体上和整体上的汉语写作对于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无论被称作“中国气派”还是民族风格，其实都不过是中华文化原型的语言体现。任何种类的文化，特别是通过文学作品体现出来的群体文化，都主要通过语言的表述和写照加以传达；文化有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等等各类形态，不过最切实的文化形态则是由同一种语言传达出来的“共同体”的兴味与情趣，也即是同一语言形成的文化认同；“语言和文化不仅仅是人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环境的表象，而且还恰恰是人们认同的本质要素。”[12] （P270） 而作为人们认同的本质要素的文化，也还是通过语言承载并体现出来的。因此，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本质体现最终回落是在语言方面。中国传统文明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种心态的驱使下经常被理解为或诠释成东亚各民族的共同遗产，但通过汉语表达并成为固定文本的精神文化遗产，则是使用其他语言的任何别的民族都无法强取豪夺的，有了汉语这一硬性的承载，诸如孔子学说这样的灿烂文化传统就不可能被涵括进别的文化系统之中。
汉语新文学在不同的地域可能表现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人生经验，但用以审美地处理这样的环境与经验，并对之作出价值判断的理念依据甚至伦理依据，却是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紧密相连并在现代汉语中凝结成型的新文化习俗和相应的创造性思维。尽管异域文化和文学对新文化和新文学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可现代汉语及相应的现代汉语思维通过文学创作已经对之进行了无可否认的创造性转化，能够作为特定的精神遗产积淀下来的一定是为现代汉语所经典性、意象化地固定表达的成品。无论是在人物塑造、情节刻画还是在叙事策略和抒情风格上，外国文学影响通过汉语所进行的创造性转化都可能积淀成汉语文学的精神遗产，而不经过这样的语言转化则无法取得这种精神遗产资格。早在80年代初，文学史家唐就对西方文学影响必须与中国人的语言方式相吻合的现象作过精辟论述：“西方思潮和外来形式在同中国人民的欣赏习惯和艺术趣味相结合时，尤其是同中国人民的语言格调和生活方式相结合时，有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由于不能同中国语言或者中国生活相结合，因而遭到失败的结果，在文学史上是不乏先例的。”关于后者他例举到了李金发食洋不化的象征诗歌以及一些人尝试着引进终归失败的商赖体。[13] （P22-23）
由于语言对文学的性质，以及对不同语言的文学之间相互关系有着如此深刻而鲜明的决定性作用，当一种文学需要作为一门学术乃至一门学科进行界定的时候，理应首先作语言分类，在确定语言类别的前提下再顾及这种文学的其他品性。汉语新文学的首倡者胡适虽然未能证明他十分稔熟于这样的理论，但他当时的言论足以表明，他十分清楚这一类道理。他在文学革命期间最重要的论文之一是《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比《文学改良刍议》更加准确地切中了新文学建设的要穴――国语的要素。文章的副标题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相关论述虽未达到问题的“根本解决”的境界，但显然比一般性地提倡白话文学深刻得多，也本质得多：“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3] （P64） 这实际上首次提出了以国语的白话（也就是现代汉语）构建新文学的汉语新文学本质命题。这是汉语新文学富有活力的品质，也是它与生俱来的使命。对于新文学的语言品质及其与使命的联系，先驱者貌似浅泛的认识却远远比后人所理解或批判的深刻得多。胡适的“国语的文学”观除了坚持文学语言的白话化以外还强调白话语言的普通化，这使得“汉语新文学”概念在语言规范上有了自明性的内蕴。
文学研究界不习惯于从语言本体看待新文学的诞生与新文学运动，导致了这样一个严重的历史事实被长期遮蔽：在文学革命的一系列论争之中，“新旧”两派的冲突其实更多地聚焦于废除文言的语言策略而不是开放的和现代性的思想文化观念。首先站出来反对新文学的恰恰是身体力行地倡导文学和文化开放的先驱者严复、林纾，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并非质疑新文化倡导者的开放态度和现代意识，而是为了捍卫文言的正统以狙击引车卖浆者流所操之语对文学语言的侵袭。黄侃、刘师培等国故派以及章士钊的甲寅派攻击新文学的要害问题也在于白话文的提倡。特别是学衡派，在文学上也持有改良之论，其浓重的西学背景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新文学的天敌，正如梅光迪所言“建设新文化之必要，孰不知之？”他们只是觉得文言和白话分别体现一定时期文学体裁的需要，不应偏废文言而独尊白话：“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之价值。岂可尽弃他种体裁，而独尊白话乎？”[14] 至于新文学同路人的一些议论争持，例如任叔永、朱经农等人的商榷意见，也都集中在对废除文言的某种偏激性言论的不满。这些关于汉语新文学语言的论争，在五四时代频度较高，它们不仅对现代汉语作文学表现的合法性的确立提供了主动的或事实上的帮助，而且也为新文学家在不断提高现代汉语表达的艺术性和精熟度提供了或正面或反面的激励与鞭策，从而加速了白话文学的成熟，提高了汉语新文学的总体水平。关于新文学语言的论争并非走出五四时代便已结束，在20年代末的白话“文学专制”论，20年代与30年代之交的“大众语”讨论，30年代的“拉丁化”运动，30年代与40年代之交的民族形式的探讨，如此等等，牵扯到文学语言的争讼一直断断续续，若隐若现。即使似乎早已尘埃落定的文白之争，便是到了近些年也常有风生水起之兆。这些都足以说明，新文学从诞生到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凝结着汉语语言的若干关键问题，新文学进化的每一个关键时段，其突出的矛盾都会通过语言问题彰显出来响。汉语新文学发展至今，其在总体的文学表达和文学意象的创造方面所积累的每一个成就，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与不同时段不同内容的汉语语言问题在不同层面上的解决有直接关系。
汉语新文学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水平，特别是语言表现能力的发展程度，在各个区域都会大致持平，体现出共同的时代风貌。这样的现象可以归结为不同区域汉语新文学的相互影响，但更深刻的原因应归结为现代汉语的内在基质及其生长、成熟和发展频率的作用。后一种因素可以用来解释这样的文学史实：即便是大陆与台湾经历了30年的彼此阻隔，当两岸文学可以彼此交流的时候，人们也还是能够不无惊讶地发现，虽然一些术语和表述习惯有了距离，但文学描写、文学表现的语言仍然是彼此相通，且基本处在同一个发展水平上。近些年两岸的汉语新诗都充斥着后现代的鼓噪，看看那些后现代的诗，汉语语言策略和语言秩序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异，但这变异的趋向与幅度，无论在祖国大陆还是台港澳抑或是海外的华人世界，都相当接近。这便是汉语新文学整体性发展的一般情形与基本规律。
汉语新文学超越于国家和区域的整体性发展，需要学术界在重新认知汉语与新文学之间紧密关系的前提下，突破现有的各种以政治疆域为基本范畴的概念体系，建构或还原到以语言为本位的概念体系，实事求是地承认并使用“汉语新文学”的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这一概念准确、全面地反映了汉语新文学整体发展的基本状貌，弥平了由政治板块、政治疏隔和地域分布带来的各种人为裂痕与人造鸿沟，在内涵与外延明确统一的学术前提下建构起和谐、整一、协调发展的汉语新文学学科，使得这一学科能够超越政治板块和地域分割，挣脱各种政治变数的制约，在未来的学术研究领域获得科学而稳定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多的新文学研究者在新文学史的研究中注意到弥平国家和区域分别，整一性地把握汉语文学的学术趋势。即就文学批评史而言，“90年代以来，近、现、当代三个时期断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史逐渐多起来；在地域上也有台湾、香港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出版。而近几年来，更提出了撰写整体的、综合的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要求，也就是说，这种文学理论批评史应该是着眼于文学现代化的全过程，将近、现、当代拉通，又涵盖着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两岸四地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文学理论批评史。”[15] （P86）“整个民族”乃是一种习惯性的说法，按照新文学研究者的基本构成说，应为“整个汉民族”更确切；而说到整个汉民族，则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旅居国外的华人，因此最可靠的整合概念还是应以汉语言为中心，“汉语新文学”的概念在类似的学术吁求中呼之欲出。
三、学术实践的价值与趋势
“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有着充分而深刻的历史依据，有着鲜明而强烈的理论意义，其作为学科概念，也体现着相当的现实趋势和实践价值。
这样的学术实践价值仍然首先体现在汉语之于新文学的本体意义上。在实践意义上，汉语对于中国文学家以及海外的华裔文学家来说就是文学的归宿，就是精神的家园，在特定的语境下，人们这种对于母语的文学情感甚至会冲淡、覆盖或代替原本应该十分敏感的政治意识和国家意识。上个世纪50年代，周策纵等在美国纽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白马文艺社，在汉语新文学写作方面显得尤其活跃，胡适对此倍加赞赏，称“白马社是中国的第三文艺中心”。① 另外两个中心则是在中国大陆与台湾。胡适当然不会真的将在美国发生的文学现象算作“中国的文艺”，而且还是中心意义上的中国文学，他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意思是，白马社是那个时代汉语新文学写作的第三个中心，足以同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文学界并列。当他将这样的意思表述为“白马社是中国的第三文艺中心”时，他的心目中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明确的国体概念，而只是汉语文化和文学的另指。对于身处海外的华裔文学家而言，当去国怀乡之思只能在异国异乡遥远地、凄楚地述说，由于地理的阻隔和国族的区分，客观上无法在中国文学大家族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时，其惟一的安慰便是，他们的作品毕竟还是汉语文学世界里的一个部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聂华苓那句“汉语就是我的家”① 才分外显得那么真挚、真切和真实。
并不单是汉语新文学所涵盖的文学现象适合于从语种的范围加以定义，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以及被中国学者习惯上笼而统之地称为外国文学的几乎所有文学现象，其实都适用于从语种而不是从国别进行定义，而且事实证明这种立足于语言范围的定义总是比立足于国族范畴的定义更科学，更准确，也更富有张力。鲁迅在厦门大学讲授过《中国文学史略》并编有讲义，到中山大学后旋即改题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这里应该包含着从汉语语言角度命名中国文学史的卓越开创之功。中国古代文学资深学者程千帆与他的学生程章灿前些年合作撰著了一部别致新颖的文学史专著，对于学术概念的“一名之立”特别重视，不惜“旬日踌躇”的程氏，在数以百计的《中国文学史》阵脚中终能别立一帜，以“汉语文学史”为中心概念，将这本专著命名为《程氏汉语文学通史》。[16] 强调文学汉语范畴的“汉文学史”或“汉语文学史”概念比强调国族意识的“中国文学史”概念显然更准确，更科学，也更恰如其分，它谦逊而又实在地表明自己研究的不过是以汉语写作的古代文学史，而不能涉及中国历史上和中国范围内的其他民族语言的文学。当然，汉语文学史有可能部分地超出中国文学史的范畴，早在林传甲、黄人等还没有撰著《中国文学史》之前，德国学人、日本学者已经著有多部《支那文学史》之类的著作，连韩国学人都有类似的著作先后问世。日、韩学者的此类著述没有从汉语角度定义中国文学史，可能含有一定的文化防御成分，因为传统的日本、韩国文学有相当部分属于汉语文学，在他们有些人的心目中，本国语言文学是在与汉语文学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确实有韩国人就是以“汉文文学/国文文学的斗争史”来写作一部本国的文学史。②
在中国文学研究者特别是其中的文学教授心目中，世界各国的文学史都以国别史加以区分，如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等等。其实，这其间的情形特别复杂，类似的命名往往还是以语种辨别为多，例如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等等，因为以语种划定文学品类，才能厘清各种文学的传统，才能体现各种文学的整体风貌。一般理解的英语文学包括英国文学，也包括美国文学、加拿大文学和澳大利亚文学，以及一些英属殖民地的文学。在中国人的翻译和理解中，英语文学常常与英国文学相混淆，随之这其间的复杂性更显得恍惚迷离。例如中文翻译的美国约翰・阿尔伯特・梅西的《文学史纲》，在讲述英语文学的第14章所列的有关参考书目书名翻译就是如此，与英语文学或英国文学相关的书籍有：圣特博雷的《英语文学史精编》，高尔兰兹等参加的《剑桥英国文学史》，亨利・莫雷的《英语文学初编》，泰纳主编的《英国文学史》，F.瑞兰的《英语文学编年史》，斯托福特・布洛克的《英语文学》，此外，作者特别提到，“与《剑桥英国文学史》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理查德・加内特和爱德蒙・格斯主编的《英语文学史图解》”，“另外一部如百科全书似，比较有价值的书就是B.E.K.谭・宾克和J.J.朱塞朗德主编的《英语世界文学史》”。③ 在这种混乱迷离之中应能看出作者和译者为准确地区分作为国别史的“英国文学史”和作为语种类别的“英语文学史”所作的艰辛努力，更应看到，所列举到的这一类专书以“英语文学”作为中心概念的占到3/4，可见人们更习惯于使用“英语文学”而不是“英国文学”的概念。其实英语概念“English Literature”在更多语境下更妥当的翻译应是“英语文学”而不是“英国文学”，它常常包括美国文学等其他国家的英语写作。查尔斯・米尔斯・盖雷编著的《英美文学和艺术中的古典神话》原书名是“Classic Myths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in Art”，译者注意到这里的“English Literature”不单是“英国文学”，于是翻译为“英美文学”，[17] 殊不知这样还是不能涵盖书中的内容，应摈弃国别考量而进入语种界定，译为“英语文学”便顺理成章。同样的道理，“法语文学”、“俄语文学”这样的概念一般情形下都将比“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具有更大的涵盖力和更明确的内涵指向。有些跨国语种的文学从来就无法用国别史来定义，如金克木著《梵语文学史》，[18] 包括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吠陀语、巴利语使用地区的文学现象，涉及佛教、耆那教、印度教、婆罗门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其所包容的内涵根本无法以其中一两个国度的文学来定义。
以语种定义文学作为一种学术事实，也是一种学术趋势，体现着一种人们乐意承认的学术成果。面对这样的学术事实、学术趋势与学术成果，汉语文学理所当然地应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德语文学……相并列，从而取得历史的与世界的文学视野和巨大涵盖力；从汉语文学内部的发展势态以及创作者的时代差异和研究者的学术分工等实际情况出发，又十分有必要在相对于汉语文学的总体概念意义上定义出汉语新文学，它拥有相对于传统汉语文学的新风貌和新传统，并负有整合汉语世界新文学写作和运作的时代使命。不仅学术实践可以证明，学科建设的实践也已证明，以语种定位并弱化了政治意识的概念并不会产生任何负面效应：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中文本科专业被定名为“汉语言文学”并应用了几十年，其所显示的准确性、科学性从未受到过任何质疑。“汉语新文学”作为分支学科的名称，纳入“汉语言文学”的学科序列之中应显得更加协调与吻合。
汉语新文学作为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的确立或运用，简洁明快地克服了原先各种概念和名称的混乱、夹缠和模糊，为这门学术和学科的未来发展争取了更多的理论空间。当然，这一概念的运用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用医学术语说可能有若干“预后”问题，不过这些“预后”问题仍可以通过对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准确理解和科学把握而逐个解决。
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或许是，汉语新文学概念似乎削弱了中国本土文学的中心地位。但全面而科学的汉语新文学研究将会冲破这种想当然的妄测。汉语新文学概念无论是在学术主题还是在学术科目甚至是在学科意义上确立，并不应遮蔽或替代各个政治实体的文学板块的研究和历史脉络的研究，也就是说，将共时态的汉语新文学整合为一体化进行研究，并不影响更不应阻止对各个条块的汉语新文学作任何国别的、区域的研究，正像约翰・阿尔伯特・梅西的《文学史纲》号称是“世界文学”（the World’s Literature）的故事，可他还是必须分列成英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德国文学史等等板块进行分别阐述，尽管看得出来他并不十分愿意这样做。当研究者将中国新文学置于国际性的汉语新文学这一全视锦屏之上时，会更加清楚地发现，中国新文学相对于其他离散的汉语新文学，其传统辐射力、现实影响力及由此形成的中心地位将更加突出。
从汉语语言的角度定义新文学的概念，并且从文学理论到文学实践论证汉语之于新文学建立与发展的主导性价值，是否会重蹈“语言决定论”的覆辙？这是汉语新文学概念运用之际可能会遭遇到的质疑。表面上看起来，由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和美国语言学家萨比尔等倡导的语言影响和决定思维的语言决定论，[19] 违反了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人类思维的基本命题，但对于每个社会成员个体而言，他的语言不也是社会存在的一种体现？因此，“语言决定论”其实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未必就是唯心主义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汉语新文学概念确认并注重汉语语言对于新文学概念的某种决定性，由此框定汉语新文学基本的内涵与外延，这只是概念建构过程中的学术论证和理论陈述，并不是对汉语新文学研究内容和方法的设计与规定；在承认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前提下，汉语新文学的研究大可以沿着任何学术路数慨然前行，完全不必一定眷顾其中的语言因素。汉语新文学概念旨在拓展这门学术的研究路径，由此概念抽绎出任何更觉限制的学术规定性，都可能是对它的一种误解。
总之，汉语新文学概念的讨论，所涉及的乃是汉语新文学传统的确认，汉语新文学语言本体的认定以及与此相关的学术范畴与学科空间的拓展。这一概念吻合于新文学倡导和文学革命的历史形态，反映出新文学家建构新文学传统的全部命意，而新的文学传统才是新文学全部根性与特征的典型体现。汉语新文学概念突出了“汉语”这一“言语社团”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弥补单纯从“政治社团”界定所可能带来的概念狭隘的欠缺。以汉语语种定义文学已成为一种学术趋势，这一学术趋势使得汉语文学理所当然地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俄语文学、德语文学取得了相当的学术地位，而从汉语文学内部的发展势态以及创作者的时代差异和研究者的学术分工等实际情况出发，汉语新文学又在相对于汉语文学的总体概念意义上被定义出来；它拥有相对于传统汉语文学的新风貌和新传统，并负有整合汉语世界新文学写作和运作的时代使命。当然，汉语新文学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台港澳文学）以及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诸多整合性概念当中的一个，它带着明显的理论优势，同时也显露出一些难以圆转的理论缺陷，包括上文提及的“语言决定论”的某种嫌疑。整合汉语新文学学术和学科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学术任务，需要在更加扎实的学术实践中积累经验，丰富理论，寻求新的有效的路径。
注：
①均有讲义为证。朱氏讲义后人整理为《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1982年刊载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艺论丛》第14辑；周氏讲义仍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题，1932年由人文书店发行。
①这样的表述不时地出现在一些重要文章和专著之中，如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文艺报》1959年第18期；茅盾《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辉煌成就》，《人民日报》1959年10月7日；还有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组编著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60年，等等。
②一般认为以如下二部集体编著为标志：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科学出版社，1962年；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组《1949-1959中国当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
③其实，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大多早已经意识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合法”概念的不合理，其相关的文学史著述往往一直处在左冲右突试图寻求概念突破的努力之中。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现象是：较全方位地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与课程方面的专书，例如文学史及各种资料集，在陈飞主编的《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所提供的目录中可搜得184部，其中以“现当代文学”为中心概念设计题名的仅为4部，其他，以“新文学”为中心概念的22部，以“现代文学”为中心概念的93部，以“当代文学”为中心概念的53部，即使是以“20世纪”或“百年文学”为中心概念的也有12部，在数量和比例上也远远高过以最为流行和最为正式的“现当代文学”作中心概念的专书。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提供的资料并不完全，且有不少明显的错误，例如，王宁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文学史》是对国际上“新”的文学史理论的系统译介，与《中国文学专史》所应收列的“新文学”书目并无紧密的联系，但编者也误将之收入书目之中。见陈飞主编《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2092-2106页。
①据周策纵回忆，见王润华《被遗忘的五四：周策纵的海外新诗运动》，《文与哲》（高雄）2007年第10期。
①转引自饶子《海外华文文学与比较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
②参见[韩]柳浚弼《东亚视角的可能性――中日本国文学史叙述的产生、特点及其历史脉络之比较》，《新文学》第3辑，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81页，注释1。
③[美]约翰・阿尔伯特・梅西《文学史纲》，原书名为A Story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1924年出版。中文译者孙吉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5-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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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学概论篇11
一、 引言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明确提出高年级英语专业的阅读目标和教学原则：能阅读一般英美报纸杂志上的社论和书评、英语国家出版的有一定难度的历史传记和文学作品；能分析上述题材文章的思想观点、语篇结构、语言特点和修辞手法；能掌握文章的主旨和大意，理解事实和细节。在教学原则上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在专业课程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修辞教学在英语专业高年级教学中的特殊性在于，修辞的掌握影响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敏感性。在“高级英语”教学中，教师要在篇章教学中讲解隐喻等修辞手法，提升学生对文意的准确理解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整合理论依赖投射、映射和动态的模拟形成凸显结构，促进新颖概念化的形成，有助于分析隐喻修辞的概念整合过程。隐喻意义的概念整合模式具体通过三种相互关联的方式运作：组合（composition）、完善（completion）和扩展（elaboration）（Fauconnier 1998），为研究修辞的认知活动搭建统一的理论框架，解释隐喻的工作机制，帮助学生掌握修辞。
二、概念整合理论及其发展
福康聂发表《心理空间――自然语言意义建构面面观》提出“心理空间理论”，认为这是人类思维和说话时临时构建的部分信息集合，其构建主要是为了局部话语的理解。他指出如果语言学家仅进行语料数据的统计和语篇及会话结构的形式分析，其语言学理论的阐释力将非常有限，因为他们忽视了言语背后的百科知识和各种推理方式在实时意义构建（online meaning construction）中的作用，这为人们探究如何阐释与建构意义开辟了新视野。在此后二十多年中，Fauconnier和Turner，Coulson，Fauconnier等在心理空间基础上探讨了一种普遍的认知过程――概念整合（Conceptual Blending/Integration）， 其出现的标志是Fauconnier 和Turner1997年在《思维和语言中的映射》中提出空间映射（Space Mapping）论，说明意义是言语者在语符信号刺激下所进行的概念的跨空间映射（cross space mappings）结果，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概念整合理论，翔实论证了心理空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勾勒出“四空间”相互作用的自然语言意义构建模型。其主旨在于揭示自然语言中的实时意义构建及连接各心理空间的映射过程。福康聂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中进一步指出概念整合是一种基本的心理认知机制，其隐藏于语言运用背后的运作过程极其复杂，不易为人察觉；而认知语言学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发觉概念合成过程中的各种原则和机制。根据这些原则，我们可以得到合理的概念整合网络，而且@些整合网络是一个连续体，在这一连续体的一端是简单的网络，复合空间里的结构几乎可以完全通过输入结构的组合得到；而在另一端则可能是典型的隐喻或虚拟句。福康聂认为整合过程是在两个输入空间的基础上进行运演产生第三个空间，即合成空间。它从两个输入空间中有选择地提出部分结构，并形成层创结构。这样实时隐喻过程中的意义构建就得到了很好的阐释，为研究大量的其他认知活动搭建了一个统一的框架。Lakoff总结了许多概念隐喻映射来说明我们的思维和语言是隐喻性的，而概念整合理论认为合成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新颖的。可以利用固定的投射来实现实时的概念投射，实时投射和固定投射并不是两种不同的投射，而是固定的投射变成固定的实时投射（Fauconnier & Turner 1998）。
我国学者王寅、王正元、王文斌、束定芳、孙毅等对概念整合的理论框架和应用分析进行了不少研究。如王正元主要对概念整合理论的框架进行了引入，并对英汉语中的各种实用语言和修辞等进行了结合分析。束定芳指出，概念隐喻理论对语言教学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和应用价值，概念整合理论为隐喻研究和认知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为二语教学提供了新的方法。
三、概念整合理论与隐喻教学
“概念整合理论是在概念隐喻理论基础上而形成的心理空间理论的延续和发展，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言语解读中各心理空间的建立、彼此的映射与合成机制的在线认知运作便成为概念合成理论的核心问题……概念合成理论关切言语意义的在线构建，因而显然是一种动态研究。这是对语言学研究的一大贡献”（王文斌，2004）。
（一）概念整合理论对“高级英语”中隐喻的解读
概念整合的四个心理空间中，两个输入空间在结构上是某种对应关系，经过类属空间反映出两空间所共有的抽象结构，最后在合成空间通过层创结构实现抽象意义的建构。隐喻意义的概念整合模式具体通过三种相互关联的方式运作：组合（composition）、完善（completion）和扩展（elaboration）（Fauconnier 1998）。因此，隐喻意义可以通过这三个认知过程建构新的概念。如：
（1）I was Frankenstein， and my monster had me by the throat.（Lesson 4： Love is a Fallacy by Max Shulman）①
例（1）中，隐喻信息“I”和“Frankenstein”属于两个不同的心理空间。“I”指文中的叙述者多比（Dobbie），他精心给自己喜欢的女孩波利（Polly）教授了逻辑学并使其变得更加聪明，可是事情并未如多比所愿，波利学好了逻辑学变聪明后却把矛头指向了多比，用多比教授的逻辑击溃了其精心设计的追求，令多比无言以对，输给了自己“创造”的精明女孩。“Frankenstein”是Mary Shelley在1831创作的小说Frankenstein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个聪明的科学家，创造出一个怪物，怪物最终却将其毁灭。此处，Dobbie跟Frankenstein相似，二者都企图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满足自己需求的天才，可现实情况却事与愿违，二者都被自己的智慧结晶完全掌控。因此，二者的类属空间产生，并在合成空间通过层创结构实现抽象意义的建构，即“I was Frankenstein”，现在的“我”跟Frankenstein一样一败涂地，无法控制整个局面，完全陷入被动，或求爱失败，或被自己创造出来的怪物消灭。经过两个类属空间内容“I”和“Frankenstein”的组合，两者都既聪明又聪明反被为聪明误的匹配，和两者都是失败聪明者的扩展，隐喻意义得以顺利构建，即“I”我和“Frankenstein”是具有相似特点的“聪明”的失败者。如此这般，隐喻意义就可以顺利地传达给读者，顺利理解文中的跨文化含义。
（2）Those who foolishly sought power by riding the back of the tiger ended up inside.（Lesson 3：Inaugural Address by John F. Kennedy）
在例（2）中，隐喻信息 “riding the back of the tiger”和“（Those who）foolishly sought power”属于两个不同的心理空间。“（Those who）foolishly sought power”指文中肯尼迪所指的“The newly independent countries tried to get help from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led by Soviet Union， but in the end these countries were foolish because they were again conquered by Soviet Union as colonial countries， which was the same as what they were as being controlled by other powers”。那些新兴独立的国家试图寻求社会主义国家的庇护，但最终社会主义国家（尤指苏联）会用独裁的方式重新剥夺独立国家的，使它们失去自由。“riding the back of the tiger”跟汉语中的表达相似，如“骑虎难下”、“老虎屁股摸不得”等，指情境非常危险直至“葬身虎腹”（end up inside）。二者的类属空间原因、结果产生，然后两个输入空间的元素“危险、丧命（ended up）”映射到合成空间， 并在合成空间通过层创结构“危险”实现抽象意义的建构，即“（Those who）foolishly sought power”就跟“riding the back of the tiger”一样“dangerous”，“being conquered”和“die”匹配，“ended up inside”意义得以扩展，隐喻意义获得构建：寻求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无异于葬身虎腹、自取灭亡。
（二）概念整合能力培养与隐喻教学
在“高级英语”隐喻教学中，概念整合理论阐释力可帮助学生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文化敏感性，培养学生的概念整合能力要做到以下几点：
1.拓展英语专业学生的文化背景知识，增强语境认知能力。如在讲解例（1）前介绍有关Frankenstein小说的信息，通过对小说主角、内容、结果的引入，加深学生对Frankenstein的理解，然后将文中Dobbie的行为与Frankenstein进行比较分析，找出两者的共性，这样再去理解隐喻句“I was Frankenstein...”就会事半功倍。在加强语境认知能力培养的过程中，学生很快就能将两个认知空间中的人物进行类比，找出类属空间，经过相似性整合，便能将两者意义结合理解，完成隐喻意义的构建。
2.开发语言概念空间，培养学生的概念整合意识。首先把握作者的基本意图，对文中出现的陌生表达联系文章内容和上下文意，确定理解的到位。例3：The conversation was on wings.（Lesson 1： Pub Talk and the King’s English by Henry Fairlie）。整句表达的字面意义简单，若按字面意义理解，文意为“聊天插上了翅膀”，这样的理解未免晦涩。聊天不会有翅膀，故此种理解需进行概念的重新整合产生新颖理解。通篇理解作者写作意图，是在说明聊天的话题转变之快。由此我们就可在两个输入空间“聊天、快、翅膀”和“鸟、飞、翅膀”之间找到类属空间“物、动作、工具”，进而经过概念整合加工得出新创结构“聊天像鸟插上翅膀一样，话题转变迅速”。这样就避免了望文生义，整合的概念意义明了：“聊天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3.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强化概念整合意识，培养学生的思辨意识。通过联想和推断引导学生把零散的语言现象通过隐喻组织起来，用整体观帮助学生理解隐喻背后的深层含义，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思辨能力。概念整合意识能帮助学生将两个输入空间的内容归入类属空间，经过整合加工映射出新创意义，达到理解隐喻的目的。在整合过程中学生需要正确辨析需映射的类倌谌荩这时教师在教学中要培养学生主动思考的意识，通过联想找到合适的整合意义，并由此提高思辨能力。
四、结语
用概念整合理论分析英语隐喻教学，可增强学生的语境认知能力，鼓励学生进行文化思辨，体会修辞运作过程，指导英语专业课程教学。教学中可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进行课堂讨论，激发学生主动思考和讨论的学习习惯，为探究式教学开拓一条新思路，即基于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网络的英语专业修辞教学环境，为师生提供专业课程教学的互动情景模式和思维认知方式。
注释：
①文中所有例句均选自高级英语教材（第三版）（张汉熙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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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学概论篇13
关键词 ：民族地区 高师院校 语言学 教学方法 教学改革
“语言学概论”是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理论课，对提高学生的语言学理论、语言学知识水平，培养学生发现、分析、解决语言学方面的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该课程涉及到不同语系的语言，知识面较广，知识点较多，如语音学、音系学、词汇学、语法学、语义学、语用学、文字学等等；另一方面，由于本课程是一门概括性、理论性很强的课程，学生学习起来感觉比较抽象，一时难以理解。加上教师授课一般以口授为主，采用传统的“一支粉笔一张嘴，一份讲义讲到底”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落后，教学手段单一，课堂教学缺少互动，学生的积极性无法调动，总是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导致课堂气氛沉闷，学生昏昏欲睡，学生学习起来枯燥乏味，甚至产生厌倦情绪。针对此种情况，笔者根据多年的“语言学概论”教学实践，在借鉴前人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地区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基础较差、少数民族学生占一定比例的现状和教学实际，就“语言学概论”教学方法谈几点看法。
一、运用系统性和连贯性教学，把教材内容化难为易
“语言学概论”虽然是对不同语系语言的高度概括，理论性很强、知识面较广、内容较多，但其内部也有很强的系统性。在教学设计中，我们可以把理论性强、内容繁多的教材内容分为不同的模块。以我们目前所使用的《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著，王洪君、李娟修订，2010）为例，根据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可以分为4个模块：第一块是语言的本质和功能，包括导言，第一章语言的功能和第二章语言是符号系统。本模块是基础，但比较抽象。第二块是语言的结构，包括第三章语音和音系，第四章语法和第五章语义、语用。本模块是在现代汉语的基础上，由汉语拓展到其他语言，由语音、语法拓展到语义、语用，共时层面的知识较多。第三块是语言的发展、演变，包括第七章语言演变与语言分化，第八章语言的接触和第九章语言系统的演变。本模块主要考察语言在遗传的过程中，不仅保留了某些共同的特点，还会产生变异，历时层面的知识也比较多。第四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包括已消失的中国古文字和少数民族文字，本模块主要考察作为符号的符号——文字的发展演变情况。不仅每一个模块内部具有系统性、层次性，不同模块之间也具有相关性、连贯性。针对不同的模块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运用不同的教学手段，教学重点就可以很好地突出，教学难点较容易把握。语言学课程的内容对学生而言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掌握。
就语音和音系一章来说，知识点多、难度大、基础性强。因为本章内容既与现代汉语“语音”一章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在教学中，我们既要注意本章内容与现代汉语“语音”一章的联系，又要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可以结合汉语普通话，从学生最熟悉的言语交际开始，采用传统的也是同学们比较容易理解的“肌肉紧张说”以现场表演的方式给音节下定义，由音节进一步扩展到音步；根据音节的声母、韵母、声调三个组成部分，学习声母与辅音、韵母与元音的关系，理解韵母的结构：介音+主要元音+韵尾；通过介音，并结合古代汉语的有关知识，理解“四呼”的概念，了解开音节和闭音节、舒声韵和促声韵等有关概念，掌握音节结构中主要元音的作用，熟悉普通话的辅音韵尾和元音韵尾；通过声母和韵母的组合关系，掌握普通话的声韵配合规律；通过普通话声母表和舌面元音舌位图，掌握语音的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和发音特点，进而理解语音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由语音的自然属性引出音素的概念，把握语音的4个要素：音质、音高、音强、音长，理解元音音素和辅音音素的区别，了解造成不同音素形成的3个方面的原因：发音体、发音方法和共鸣器形状.同时，由音素引出国际音标，由社会属性引出音位的概念；由音位引出音位的区别性特征、音质音位和非音质音位、音位的自由变体和条件变体，理解音质音位和非音质音位的区别及作用；结合学生实际理解常见的几种语流音变现象，并由汉语普通话引发到少数民族语言及方言。整个语音学知识结构经过这样的重新整合，就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连贯性，教师授课也具备实践性、可操作性，学生理解比较轻松，就会对语言学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对“语言学概论”也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二、运用引发式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传统的“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教学采取的是讲授法，教师单方面、有的甚至是照本宣科式的、填鸭式的讲授，课程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单一，学生积极性无法调动，使得学生感觉语言学抽象、枯燥。在教学中，我们可以灵活掌控课堂气氛，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通过设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问题，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参与，培养他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授语言的组合规则时，汉语一般是“我买书”而不能说成“书买我”或者“书我买”，从语义角度来说，汉语的句子一般是施事者对受事者发生行为动作。但是有的学生就提出他们的语言可以说“书我买”或者“我书买”，这就要充分肯定学生的观察、思考。因为在整个汉藏语系语言里，汉语、壮侗语族语言、苗瑶语族语言都是“SVO型”语言，其基本语序是“主语+动词+宾语”，而藏缅语族语言除白语、土家语以外，都是“SOV型”语言，其基本语序“主语+宾语+动词”。汉语属于典型的分析型语言，其语序要求比较严格，而藏缅语族的绝大多数语言属于黏着型语言，其有很多的格范畴，可以通过格的形式确定哪一个是主语、哪一个是宾语，主语、宾语的位置要求不那么严格。由此可以激发学生进一步思考、寻找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与汉语不同的特点，培养学生探究的热情。他们不仅找出主谓句的很多例子，还找出很多与汉语偏正结构、述宾结构不同的例子。通过这些例子，鼓励他们进行深入、全面地分析，从而写出具有一定深度的课程论文，并为撰写毕业论文打下基础。这样就会大大增进学生探究问题的热情，他们对问题的认识就会进一步加深。
为了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寓教于乐、乐中有得的教学效果，我们在教学中可以设计一些有关语言学方面的热点问题，或引入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精彩范例。例如在讲授语言的发展演变时，首先让同学们回忆一下他们所看到的自己家族的家谱，通过家谱再来理解语言的谱系分类就比较容易。整个汉藏语系语言的人群最早由华夏、百越、苗蛮、氐羌等几个大的部落发展演变而来，不同的部落又分化出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族群再分化出不同的支系，其语言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分化，同时也会有接触和融合的现象，在语言接触过程中还会有层次的不同。因为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会有发生学的共性，同时在遗传中还会出现变异，就形成现在汉藏语系的几十种甚至上百种语言。在人们日常的生活、经济、文化交往中，因为语言的接触，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类型学共性，从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语言特点。通过具体的语言和言语社团，才能进一步考察语言的发生学共性和类型学共性，了解语言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关系。经过讲解，同学们就能够开动脑筋，并在课后多方找寻资料，探究自己语言或方言与相邻语族或支系语言的不同类型的共性特点和差异，激发同学们的学习和探究兴趣。
三、运用点拨式教学，鼓励学生充分研讨
教师在指导学生观察语言现象、分析语言问题的时候，不仅要进行适当的指导，还要进行恰如其分地点拨。既不能听之、任之，对学生置之不管，使他们感觉有很大的难度；也不能点拨太过，将答案直接告诉学生，使他们学起来没有难度。“语言学概论”课程内容有很多需要学生动手分析的题型，例如“音节的结构分析、音位的归纳、词的结构分析、语素的辨别、义素分析、语义场分析、短语的结构分析、句法成分的语义分析、歧义句式的分析、句式变换分析、语义指向分析、直接成分分析、层次分析”等等。在练习中，教师主要教授学生分析的方法，指导他们进行实践，训练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如在音节结构分析中，告诉学生声母、介音、韵腹、韵尾所出现的位置，然后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通过普通话的音节结构类型“CV、CVV、CVVV、CVC、CVVC、V、VV、VVV、VC、VVC”等，让学生自己找出普通话音节中不同的构成成分，使其掌握音节结构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规律，掌握普通话的音节结构特点。通过学生自己动手分析，不仅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而且能够培养他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在教学中，教师还应鼓励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语言的口头表达能力。我们可以选取一些学生比较感兴趣的课后思考题，进行课堂讨论。讨论式教学，包括教师与学习者、学习者与学习者两种类型的双向交流。尤其是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的双向交流，可以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还可以倾听别人的意见，彼此之间相互启迪、共同进步。“语言学概论”中的每一章都有值得同学们探讨的问题，例如在讲授音位之后，可以组织学生讨论同一个音素在普通话、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中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的音素是否属于不同的音位还是属于同一个音位的不同变体，加深同学们对音素、音位概念的理解。在学生全面掌握了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这一对基本概念后，可以组织学生讨论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在语音、词汇、语义和语法等语言的各个子系统中的表现。通过这样的讨论，不仅可以使教学内容的重点更为突出，教学难点也得到比较集中地解决，还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开拓他们的思维，激发他们对学习和研讨语言学问题的兴趣，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运用多媒体教学，触动学生直观思维
“语言学概论”的理论性、抽象性较强，比较难以理解，这就要求教师的授课语言一定要深入浅出、生动形象、通俗易懂。为了适应现代化教学的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还要改变以往口耳相授的传统教学模式，充分利用多媒体这一平台，制作PPT课件、计算机网络课件等，使同学们由原来单一的听觉思维，转变到听觉思维与视觉思维并用，强化他们的认知能力。对于那些用纯文字无法表达的语言现象，如“发音器官图、舌面元音舌位图、语言的动态变化”等，我们可以运用多媒体进行声像教学，利用国际音标发音软件教授学生国际音标的发音，利用praat语音分析软件教授学生分析自己的发音特点并与普通话对照，还可以展示一些少数民族文字图片，等等，这些都可以起到黑板、粉笔、挂图等传统教学工具不易起到的作用。同时把一些重点、难点的内容进行细化，把一些比较抽象的理论通过现实的例子具体化，使同学们通过具体的例子就能够轻松地理解教材内容，课堂气氛就不会沉闷、枯燥。但是，在运用多媒体、运用PPT课件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切忌把教学大纲或者把要讲的内容全部搬到幻灯片上，其结果只不过是让学生由原来的“听觉疲劳”转变成了“视觉疲劳”，一节课下来，学生只会抄笔记，课堂气氛会变得更加沉闷。为了更好地加深学生对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教学的生动性、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教师不仅要准备丰富的视频和课件内容，还可以建立语言学网站、公布自己的博客、建立语言学学习QQ群等，把自己的一些科研文章或看到的一些与本课程有关的文章提供给学生研读。同学们之间也可以通过网络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完全突破了过去学习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这样，同学们的学习范围就不断扩大，由原来的课堂学习延伸到课外学习，由被动接受延伸到主动探求，其学习语言学的积极性就会更加高涨，其探求知识的欲望就会更加强烈。
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
在教学中，我们要加大实践教学的内容，培养学生把知识转化为技能的能力。鼓励学生通过阅读、讨论、演讲、辩论、语言调查等多种形式，将课堂教学内容充分消化、理解，并有更深的认识。鼓励学生参加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开阔其学术视野；定期聘请有关专家、学者和作家来校讲学，介绍课程国内外发展的前沿，答疑解惑，从而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进而巩固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可以组织学生对学校周边的商店店名、理发店店名、街道名称、楼盘名称、广告用语、电视媒体用语、校园流行语、网络流行语等，特别是对学校教学楼、道路的名称等进行仔细观察，分析其语言特点，探讨语言现象背后的社会及文化因素。鼓励学生对自己家乡的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新词术语、社会用字规范问题进行搜集、调查，对自己本民族的语言使用现状及其特点进行分析，写出不同形式的调查报告。这样，可以加深学生对课堂所学知识的理解，促进理论知识向语言能力的转化，培养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培养他们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为以后从事相关的语言研究或语文教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结语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推动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学习的内在动力，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可以锻炼其智力并激发其创新意识。要想让学生真正学在其中、乐在其中，需要不断提高“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教学质量，实现提高学生语言素质和语言能力的教学目标，我们必须在教学实践中，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运用新颖实用的教学手段，不断调整教学模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上好每一节课，提高自己的讲课水平，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课堂，从而激发他们学习语言学理论的兴趣，培养他们运用语言学知识分析具体语言现象的能力。
（本文为贵州省高等学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重点项目“民族地区高校语言学教学内容改革”、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教改重点项目“适应民族地区实际的语言学教学改革”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藏语系语言存在范畴研究”的相关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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