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1
一份挂图的启发
编撰《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一书及配套挂图的起因，要说到6年前。
那是2010年10月26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吴岳良和美国华裔物理学家杨炳麟访问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因为美国出版的Milestones of Science挂图未收入中国人的发明创造，他们想与张柏春等科技史专家商量如何将中国部分的内容补充进去。
“这件事给了我们启发。长期以来，国外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并没有充分了解，国内情况也是如此，甚至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主要的发明也就是四项。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能总是建议大家去翻阅20多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吧?挂图和简明扼要的文字解说，是普及科技史知识的很好方式。”张柏春说。
后来，经过与多位科技史专家的讨论，张柏春等人认为，与其去修改美国已出版的挂图，还不如自己编制一份中国科技发明创造的挂图。于是，2013年8月，“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研究组在科学史所成立，“发明创造推选”活动及相关出版物的筹划正式启动。
此后，研究组举行学科召集人会议，推选各学科史的备选条目，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各学科领域100多位专家学者的意见。2014年3月，研究组初步推选出113项重要发明创造，并在研究所网页上公布了初步推选清单。此后，又经过多次研讨，并征得一些外国专家的咨询意见，在其中遴选出85项发明创造。2016年初，根据后续的研究及反馈意见，研究组将清单中的发明创造增加到88项，最终形成了《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一书及配套挂图。
我们对研究成果的“提炼”还不够
其实，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但对于中国从古到今究竟有哪几项大发明发现，却缺乏系统的总结和讨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学者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就展开了。但当时既没有专门的机构，也没有多少人提倡。即使有人在做，也是在整理国故、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意义上，谈不上系统研究，更没有整体规划。”科学史所研究员、技术史家华觉明介绍说，“不过，那时候还是有一批各领域权威的学者总结本学科历史发展，在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1954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发起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委员会，17名组成人员皆是各领域的权威学者，包括历史学与考古学领域的向达、侯外庐，数学领域的李俨、钱宝琮，物理学领域的叶企孙、丁西林，气象学和地理学领域的竺可桢，建筑学领域的梁思成等。1956年，竺可桢、李俨、刘仙洲到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开始与国际学者建立联系。1957年1月，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科技史专门研究机构，也是科学史所的前身。至此，中国科技史研究有了体制化保障。
20世纪80年代，科学史所研究员金秋鹏写了《一百项中华发明》一书。2008年，华觉明发表《中国四大发明和中国二十四大发明述评》一文，后又经过研究总结出30项重大发明，除了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外，收入了粟作、稻作、蚕桑丝织、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和筹算、茶的栽培和制备、豆腐等。梳理中国古代重要的发明创造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重视。
“中国人对本国历史上的发明创造缺乏系统的科学研究和提炼，这导致人们对此没有完整的了解和认知，也缺少对古明创造问题的话语权。”华觉明说，“四大发明就是明显的例子。”
在华觉明看来，四大发明是培根、马克思等西方学者提出的，其本意是就其对近代世界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重大影响所作的评价。“连他们自己都没说这四大发明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发明。20世纪50年代，李约瑟曾经从A到Z列举了中国的26项发明，这带着英国人的幽默，他的意思是中国人的发明很多。后来美国学者坦普尔认为，中国古代有100项科技成就，但其中不仅有发明，还有科学的成果和工程，内容比较杂。”华觉明介绍说，“可是，由于四大发明的说法传布太广，导致一些人，包括有的专家学者产生了误解，误认为这四种发明就是中国古代最重要、排名最靠前的重大发明，从而就不断有人提出生铁、曲糵发酵或杂交水稻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缺少自己的一本账。”
传播科技史知识十分必要
对于这样的情况，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数学史家郭书春深有体会。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数学是世界数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4世纪初一直居于世界数学的先进水平。然而，学术界包括数学界，还有不少公众，因缺乏对科学史的了解，而对中国古代数学产生了偏见。“比如，有相当多的人接受了欧洲中心论的偏见，认为中国古代数学落后;甚至有人说，中国古代数学只有勾股定理;还有人阻挠、反对研究中国数学史，对其全盘否定。这样的状况急需改变。”
在此次出版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一书中，数学领域的成就就占了10项，包括十进位值制与算筹记数、盈不足术、勾股容圆、线性方程组及解法等。郭书春负责最后的审校和把关。
“中国古代数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如，中国最早发明了十进位置值制记数法，这种记数法十分有利于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及分数、小数的表示。加之汉语中数字都是单音节，便于编成口诀，促成筹算乘除捷算法向口诀的转化。筹算的使用使分离系数表示法顺理成章。线性方程组的分离系数表示法、开方式的记法、天元多项式、四元式的记法，实际上也是一种位置值制。”郭书春说。
“中国古代数学著作还使用了演绎推理。以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高次方程这一分支为例，刘徽、王孝通都提出了方程的推导过程，金、元数学家更创造了设未知数列方程的天元术。刘徽用极限思想和无穷小分割对圆面积公式的证明，对锥体体积公式的证明;用出入相补原理对解勾股形诸公式的证明，对大量面积、体积公式的证明，对开方术的证明;利用齐同原理对方程术、盈不足术及许多算法的证明，都是演绎推理。”郭书春说，“在极限思想的运用上，刘徽也超过了古希腊的同类思想，达到了文艺复兴前世界数学的高峰。”
“中国古代数学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但还是有人抱有中国古代数学没有理论、没有逻辑，更没有演绎逻辑的偏见。可见，向公众传播中国古代数学史是必要的。”郭书春感叹说。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在华觉明、郭书春、张柏春等科技史学者看来，全面梳理中国古代重要的科技发明创造，让更多人较为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科技传统，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这样的梳理并不容易。“对发明创造的认识和遴选是一个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课题。”华觉明说。
“我们在选列清单时应坚持三个原则，即突出原创性、反映古代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对世界文明有重要影响。评估某项发明的原创性，要有可靠的考古或文献证据，能证明它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或者属于最早之一且独具特色。为慎重起见，我们未推荐那些因史料不足而不易判断其科技内涵或原创性的发明，包括那些长期难解之谜，如三国时期的‘木牛流马’。”张柏春说。
对此，华觉明表示同意。“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我们既反对贬低甚至无视中国先民发明创造的历史虚无主义，也反对贬低甚至无视其他文明发明创造的狭隘民族主义。前些年有个别学者无根据地否认中国是造纸术、印刷术的母国，贬低火药、指南针发明的重大意义，这是非常错误和不可取的。也有人动辄把某些重要发明，比如自动化和机器人，说成是中国‘古已有之’，这同样是不对的。”
篇2
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为世界科技文化做出过巨大贡献。作为丝绸之路咽喉要地的甘肃,近年来出土了一些文物,为我们重新认识四大发明的产生及其在丝绸之路的传播,提供了新的依据。
一
在中国,在纸张发明以前,新石器时代人们最初是“结绳记事,契木为文”。进行交流、表达思想感情或描绘事物,商周时期出现了甲骨文和金文,春秋时则用竹简、木牍、缣帛等作为记事材料。此外,还将抽丝织绸和制取丝棉时残絮的薄片用于书写。古埃及人曾用纸草,古印度人用贝树叶,古巴比伦人用泥砖,古罗马人用蜡板,欧洲人则把中亚细亚人制作的小山羊皮等当作书写材料。上述材料有的笨重,有的昂贵,有的来源较少,无法适应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关于纸张的最早来源,传说是古代妇女们在水中漂洗布帛时发明了用蔽绵制成的絮纸。东汉元兴元年(105),蔡伦以树皮、麻头、敝布、鱼网等为原料,经挫、捣、抄、烘等工艺制成的纸,人称“蔡侯纸”,被认为是现代纸的渊源。直到20世纪70年代,陕西西安灞桥出土了西汉时期的麻纸才将造纸的发明时间提前至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从20世纪初以来的百年间,新疆、陕西、甘肃一带,先后出土了30多种古纸。甘肃气候干燥,也多次发现汉代纸张残片,如旱滩坡纸、肩水金关纸、马圈湾纸、居延纸、敦煌纸,都是“蔡侯纸”之前的遗物。其中出土的麻质古纸,曾被专家定为西汉麻纸的片状纤维物,说明造纸术出现在蔡伦之前,而且可能与人们对纺织用麻的处理过程有关。甘肃武威旱滩坡墓出土的留有字迹的古纸,经专家分析鉴定,已具有一定的强度和柔性,厚度与现代机制原稿纸接近,纤维交结细匀紧密,且有单面涂布加工,说明当时的造纸工序已相当精细,造纸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但这些麻质古纸上都没有发现可以辨识的书写文字,加上对化验分析结果的解释不同,对西汉是否已出现了造纸术,学术界一直有很大争议。鉴于此,《后汉书•蔡伦传》对蔡伦发明造纸术的记载,曾一度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有时间和人物、准确记载造纸术的最早记录。蔡伦对造纸术的改革和推广,使纸的使用在东汉后日渐增多。从考古发掘出的汉代古纸看,其中不少带有书写字体,而且质量明显提高。这些古纸包括诗抄、书信,还有书札的残片,都是东汉时期的。
20世纪70年代初,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额济纳旗的汉代居延遗址中发掘出的肩水金关纸,为我国现存的早期古纸标本。它由本色的废旧麻絮、绳头、布料制成,以多年生草本r麻成分为主,纤维有明显的分丝帚化现象。说明至迟在西汉中期,我国已出现了利用废旧麻料造的初级形态的纸,为研究汉代的造纸术以及我国造纸术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纸张中最重要的,当属1986年在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中出土的纸质地图。该图纸张薄而软,纸面平整光滑,用细黑线条绘制了山川、河流、道路等图形,残长5.6厘米,宽2.6厘米。该地图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纸张实物,它有力地证实了我国在西汉初年即文景时期(前179～156)就已经发明了可以用于绘写的纸,将中国造纸术的发明时间提前了近300年,对我们重新认识纸的起源、制造技术、用料及用途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纸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基础。纸的发明及应用,对社会历史的记载与保存、文化思想的交流与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项最杰出的成就。
二
印刷术的出现与纸张有着密切的关系。纸张发明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读书的人越来越多,对书籍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加。初唐时期,就已出现了采用雕版印刷术印制的书籍。宋仁宗庆历年间,平民毕N在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它是用胶泥刻字,每字一印,烧后制成字印,再将一颗颗字印排列、镶嵌在铁板上,经烧烤、压平等工艺制成印版后,便可印刷。印版上的字印可取下反复使用。这种活字印刷方法已具备现代印刷的基本过程――铸字、排版、印刷,比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制造的活字印刷工艺要早400年。继泥活字印刷后,国人又相继发明了磁活字、木活字、锡活字、铜活字等印刷方法。印刷术的发明和传播,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和发展。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东传朝鲜、日本,南到越南等国;向西则通过丝绸之路逐渐传入埃及与欧洲各国,进而传到世界各地,大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和发展。然而由于没有实物为证,再加上年代久远,史籍缺少记载,对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竹编d上所贴的套色印花绢,在深棕色底上套色印染白、绿色云纹、水波纹,距今2000年左右,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有关印刷技术的时代较早的实物之一。而敦煌莫高窟发现的附有纪年题记的《金刚经》,则为研究我国雕版印刷术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金刚经》完成于唐咸通九年(868)。原卷首尾完整,由七张纸粘接而成,每张长76.3厘米、宽30.5厘米,全长约534厘米。卷首为一幅释迦牟尼说法图,其余为《金刚经》全文;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d为二亲敬造普施”题记一行,这是世界上现存第一部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金刚经》的正文和图画都雕刻得浑朴凝重,用墨浓淡适宜,清晰显明,线条婀娜多姿,经文字体苍劲有力。这一切都表明印刷术发明已久,技术已熟练,绝不是印刷术发明初期的作品。
西夏是雄踞西北达200年的古代王国,对印刷术的发展有重大贡献。甘肃武威亥母洞发现的西夏文佛经,不仅有木雕版,还有存世最早的泥活字版,为我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珍贵资料。张掖大佛寺发现的明版《大藏经》,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一部明代大藏经刻本,已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宝级文物。
三
指南针是利用磁铁在地球磁场中的南北指极性而制成的一种指向仪器,有不同的造型。早在战国时期,中国先民就已发现磁石吸铁的现象,并用天然磁石制造成指示方向的最早的指南针――司南。三国魏时,马钧利用磁铁和差速齿轮制造出能指示方向的机械装置――指南车。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制作指向用的磁针的方法,据此又发展成磁针和方位盘联成一体的罗盘。此后,经过长时期的实践,发现人工磁化的方法,制成更高一级的磁性指向仪器。曾三异在《因话录》中记载当时有“地螺”,“或有子午正针,或用子午、丙壬间缝针”。当时,阴阳家用地罗看风水。在清丈田地和判决土地诉讼时,也使用地罗。宋朝时,我国在指南针的制造方面,跟造纸法和印刷术一样,也有很大的发展。大约在北宋初年,我国又创制了一种指南工具――指南鱼,并且把它应用于军事方面。据《萍洲可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诸蕃志》和《梦粱录》等史料记载,北宋后期指南针已用于航海,南宋时开始使用“针盘”导航。这种针盘还使用“浮针”,这对于海上交通的发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极大作用。指南针和磁石的相吸性,在先秦文献中已有记载,如《吕氏春秋•精通篇》、《鬼谷子•反应篇》等,这无疑与人们对天象的认识逐步深化密切相关。
目前甘肃虽然还未发现与指南针有直接关联的实物,但与天象有关的文物已有所发现。甘肃武威磨嘴子西汉墓出土的木蚺讨,已包含人们对天象的认识。该蚺瘫叱9.6厘米,为占卜、历数用具,由两个圆形盘和方形盘组成,分别代表天与地,上面刻有北斗七星和28宿星象,还刻着表示周天度数的365 度的182个圆点。莫高窟藏经洞文书中也有关于天象和星宿的大量资料。1993年,甘肃天水曾发现一座北周墓,墓顶壁画上有二十八星宿,绘制清晰。漳县汪家坟元代墓葬中出土的一座木屋,屋顶呈歇山状,下面有二十八个斗拱,也代表着天上的二十八个星宿。这一切都为我们研究古代的天文、历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四
火药起源于中国古代的炼丹术。古代炼丹家们利用早在汉代就已掌握的金石药物硝、硫,经过长期的炼丹实践,至迟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以前便已发明了火药,并在五代末、北宋初用以造出纵火用的火药兵器。火药先用于军事,而后才成为民间供神或婚丧之用。到11世纪中叶,火药制造技术有了明显的进步。宋朝东京开封府还有专门生产火药的部门。《武经总要》一书记载了火药的三种配方,表明当时火药生产已达相当规模。南宋时,火药的使用越来越普遍,火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南宋中期以后,火药兵器在兵器中的比重显著增大。此后,在宋、金、元之间的战争中,火药的使用愈益频繁。元、明又发现了铜铁铸造的管状火器――铳和炮。1980年5月,甘肃武威针织厂出土一件保存完好的铜火铳,内存直径0.9厘米的铁弹丸1枚,黑火药0.1公斤,表明它是实用兵器。火铳长100厘米,内径12厘米,重108.5公斤,由前膛、药室、尾銎三部分构成。时代应为西夏晚期,故称“西夏铜火炮”。甘肃西和县出土的元代黑釉瓷蒺藜,属于爆炸火器,器物高10.7厘米,外壳为瓷胎,中间有一小洞,里面可装满火药,并有白色捻子,点燃爆炸后有较强的杀伤力。此件器物表面被制成多个乳钉状,爆炸后的碎块可阻挡敌方骑兵通过。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博物馆及静宁、张掖等地博物馆,也收藏有明代用于长城、城市防守的铜火铳,重量都在10公斤以上,点捻后即发火威,杀伤力很强。这些为我们研究火药在西北地区的运用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物证。
五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以其当时在世界上领先的科学技术水平,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使我国成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古代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扩大了文化的传播范围,为世界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甘肃地处东亚与中亚的交汇处,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境内出土和发现的一些与四大发明有关的文物,证实了甘肃不愧是古代科技文化的重要传播基地。
[参考文献]
篇3
江晓原先生及其对武王伐纣历日的推算，是引领历史学出身的笔者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产生兴趣的“第一功臣”。他新近出版了大作《中国古代技术文化》，笔者读后获益匪浅，但是也有不敢苟同之处，最典型的就是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指南车、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和司南这“四大奇器”基本都是传说这一议题。江先生书中的观点是，要真正复制这些古代仪器，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复制品要达到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功能；(2)复制品不能使用古代记载中不存在的技术手段。据此，司南不符合第二条；候风地动仪至少不符合第一条（近些年地震频发却未能预报）；水运仪象台复制者众多，而且往往缩小了比例，但至今没有一座能够真正依靠水力运行。江先生遂将“四大奇器”的情况归纳如下,见表1。于是，江晓原先生在最新出版的《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一书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目前只有指南车复制成功，可以相信古代确有其物；而司南、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三器，迄今为止只能认为是古代的传说,即使确曾有过，其功能也只是传说。除非今后司南得以出土或真正复制成功，结论才有可能改变。
2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化
笔者有幸聆听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所长《知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史》讲座。张所长在讲座上首先讲解了“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和“中国古代有多少发明和创造”两大问题，并且结合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挂图，介绍了中国古代诸如水稻、丝织、瓷器、造船、机械等发明创造，从全新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命题。在张所长看来，中国古代的数学和天文学，不仅有“历算”这门学问，还有记载“历算”及其发展的“律历志、天文志”，这些内容都是科学，只不过有别于近代实验科学而已。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江先生的这一议题忽视了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和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存在的差异。这个条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时代因素（古代和近现代）与科技发明的基础（经验与实验）。在某种意义上，按照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为依据，中国古代许多发明创造只能属于技术，甚至是传说。此外，笔者从治史角度出发，还考虑到三条重要的因素，也可能使江先生得出“四大奇器”（特别是候风地动仪）大多属于传说的结论。其一，张衡是否将候风地动仪的内部结构交给了当时的统治者和史官；其二，就算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内部结构被官方存档，但是这在中国古代属于“奇技淫巧”，因此也未必会记录到文献中；其三，近代以来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改造甚至是破坏，也许是导致候风地动仪“失灵”的间接因素。
3文化自信要讲究理性
笔者的观点与张岂之先生在几个月前的演讲异曲同工。张老认为，当今有些人只承认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否认中华有自身独特的科学精神。而在某种意义上，将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文化论证为“传说”，本质上是缺乏文化自信。这种做法如今应当加以澄清。紧接着，张老以屠呦呦得奖与《黄帝内经》作为例证，以战国时期的儒、墨、道、阴阳学说为佐证，论证了自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来的“天人之学”就囊括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历算、中医药学、古地理学、古化学、古建筑学，这些学问都取得了卓越成果。有鉴于此，张老强调：中华文明中独特的科学精神必须加以肯定。当然，在重拾文化自信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从缺失文化自信这一端走向另一端,即把西方近代以来的科技成就强行附会到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概念、术语上，以显示中国科技文化的先进。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因此不能只承认中国古代科技文化，西方古代的科技发明也是耀眼夺目的。我们要记得历史的教训：乾隆盛世的“天朝上国”大梦是闭目塞听的结果，而这一美梦在坚船利炮面前终究是不堪一击的，如今的“中国梦”不能重蹈覆辙！笔者治史出身，学识有限，又是为加强国人的文化自信而发此议论，浅显之处期待行家指正。
参考文献
[1]江晓原.中国古代技术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7.
篇4
一、大同古城形制及其布局
有关现存大同古城的原貌，明确文字记载和图例表述的史籍资料，是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张钦编纂的《大同府志》；而清代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胡文烨编纂的《云中郡志》、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5年）吴辅宏编纂的《大同府志》和道光十年黎中辅编纂的（公元1830年）《大同县志》则有更为详细记载：城池除现存的主城墙以内地域，还包括东关、西关、南月城、草厂城（即北月城，今操场城）。大同古城平面形如凤凰之状。北城门外的近似方形的月城为凤凰之首，南城门外“Y”字形月城为凤凰之尾，东西两座城门外原有的西关和东关瓮城被看作是凤凰的翅膀，作为凤凰形状的主体即大同古城。到1949年时，西关已无，南小城已蜕变成为钥匙状。由于西关不复存在，使得东西城门外不对称，大同人将其爱称为“凤凰单展翅”。1951年大同市人民政府制的《大同市街详图》（1/3000）表明，当时的大同古城略呈方形，东西宽1760米，南北长1850米，周长7270米；另据2005年大同市古建筑文物保管所的调查，东城墙1771米，南城墙1872.7米，西城墙1880米，北城墙1834.6米，周长7358.3米，城墙内实际面积为3519360平方米，即3.51平方公里。可以说大同古城基本上周正方整。
现在的大同古城是明代洪武五年大将军徐达在“因旧土城增筑”的，由明初到现在的古城是以四牌楼为中心点，将古城四分，自然规划出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隅（隅即为片区，四隅就是四大片）。而四隅内尽有支干道，十字相交叉，又呈现出四小区域内较大规模的“坊”，区域内的这些“坊”再以小巷纵横分割，形成街巷连通便捷的古城交通道路网络。各种传统建筑和民居就分布在街巷之中，这是大同民居建设的基本环境和基础条件。根据前述明清时期地方志书的记载，明代的大同古城，东南隅以城市居民的居住为主，并有部分官衙，西南隅是各种宗教建筑较为集中的的区域，重要的一些官衙府邸府邸占踞西北隅，东北隅为贵族和官吏聚居区。清代使用大同古城时则延续了这一布局。分析这样的城市结构和使用功能对于我们研究城市历史和民居的演变是至关重要的。
古城的结构有如下特点：
其一，古城的内干道骨架构成棋盘式布局，道路基本上都是横竖皆直。清代明确记录的街巷数量为136条。主要干道的街巷即是明清时期的和阳街、永泰街、清远街、武宁街，现在名称为大东街、大南街、大西街、大北街，原宽为12米，现已拓宽为36米。主要支线的街巷即担负支线功能的街巷，即坊外的街，原长约200米左右，原宽约6米左右。现在保留原有长、宽尺度，没有破坏历史格局的街巷尚存70余条。从整体上来看，这些主要支线的街巷保存了大同古城明、清城市道路基本特征和历史风格以及一些传统风貌。
其二，棋盘式的布局连带着衍生出“坊”的格局，或者说是先有坊，后有巷。依据城内城墙有北魏的夯土层的考古发现，一些专家学者认为现在的大同古城是北魏平城的内城。大同城址历经辽金明清各个朝代，没有大的变化，城市的格局是唐代云州城“里坊”的完整沿用。从目前的资料分析，前一种认识观点成立的可能性大于后者，笔者支持这种观点。
其三，除主要街道外，一般街巷交汇处并不笔直，南北或东西错开2—3.5米，呈“凹”或“凸”字形布局。
其四，大多数“丁”字形相互连接小巷在“坊”内，“坊”外没有“丁”字形小巷，这与北京的小胡同非常相似。
古城内现存具有明显的“坊”的特征、较为完整的“坊”计14个，以狮子街坊、云路街坊最为典型。坊的规模或大或小，比较明显的特点有几个方面，一是坊外的巷，通常长200米左右，宽5—6米；二是坊内另辟小巷，一至四条不等，宽2—3米，长几十米或百米，或是直通坊的外部，或是不通的巷，呈有规则或不规则的形状；三是每个坊内院落数量一般在45处与60处之间。调查发现没有流传下来有关“坊”的名称。而“街”、“巷”名称比较多，其历史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
从城市结构来分析，城市文化中的宗教特征最为明显，不仅有着一千六百年的历史，而且古城四隅内地表上宗教建筑的寺庙观堂，数量庞大，规模不等，仅记入清代地方志书的就有近百余座，迄今尚存20余处。作为过街建筑的标志，目前保存下来的只有明代鼓楼。
二、价值认识问题
作为1982年国务院公布的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大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文化遗产十分丰富。而古城作为大同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不仅保存了26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更是以两汉要塞、北魏京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而闻名，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公元398年北魏定都平城后迅速崛起，结束了中国北方自东汉以来长期动乱分裂的书面，在将近一个世纪中成为整个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形成了民族和文化的大融合，确定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走向，开启了大唐盛世走来的序幕。自公元1044年始，作为辽、金陪都，历时达190年。具有文脉的大同，历史上作为京都、陪都的时间长达410年。明代作为帝国门户和军事重镇，在魏、唐、辽、金、元旧城基础上增扩而成今日遗存之明代古城。遭受过无数次战争的洗礼，一次又一次重新崛起的大同，积淀了深厚的城市记忆。
经过上千年的历史积淀，大同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优势和辐射功能，从官衙王府、寺庙宫观、雕塑石刻、壁画造像、民居街巷，到传统技能、风俗习惯、民间工艺、戏剧表演等，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承载着城市丰富的文化记忆和信息，赋予城市独特的文化面孔和文化价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震撼，为我们提供了最丰富的人文资源。
在古城内如何尽快使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形资产和现实生产力，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和解读保护与发展新思路。
三、保护与发展的思路和方法
如何看待大同古城的保护与建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大同古城既是历史城市，又是故都城市，最有价值的是千年来城址没有变动，是城市发展史上极为罕见的、保护相对较好的城市之一。客观地说，对历史城市和传统文化的如何看待和评价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但是，在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对待历史城市和传统文化的态度，往往受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在处理城市建设和古都保护的关系及矛盾时，则往往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更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密切的联系。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思想解放”，又使全城出现了模仿西式的建筑和一批新的仿古建筑等，随着意识形态和政治气候的变化，对大同这样一座历史古都城市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确曾出现否定和肯定的现象，使我们在古都城市与传统文化的保护方面，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沉痛的认识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建设新北京就必须拆除历史上的旧城观念影响，大同兴建的各种政治、文化设施、市政道路等现代建筑，大多对古都的传统建筑和整体风貌造成了一些损失和影响。应当承认，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不可能预见的，如同当年拆城墙时不可能意识到会对以后历史名城保护造成怎样的损害是一样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人们才普遍开始对历史文物和传统文化的保护引起关注。1982年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提出保护历史名城时，将大同古城公布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大同古城开始驶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轨道，保护历史名城的社会观念也逐步形成。近20年来，经济建设的发展，加快了城市更新、城市开发及旧城危房改造的步伐，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对历史名城造成的影响和破坏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全面保护大同传统城市里坊格局和传统民居的社会舆论已日渐高涨。国务院批复的《大同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对城市空间发展布局进行了重新规划，实施保护古城与发展御东新城战略，这是建国以来首次将历史名城保护摆在城市建设工作的首要位置。近年来，大同市文物局不断加大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力度，先后完成了善化寺三圣殿、雁塔等多处文保单位的修缮工作，查处了多起破坏古城墙的违法行为，进一步加强了各级文保单位的消防、技防安全设施建设工作，先后组织开展了大同古城街巷、传统民居调查工作和大同古城墙调查工作、北魏平城遗址调查工作。为大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取得进展奠定了突破性基础。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社会上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古城内的存在和建设，必将影响历史名城的保护；甚至认为，大同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进行整体保护的基本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大同古城作为城市的确立与发展是古都城市历史功能的延续。早在北魏平城时代的近一个世纪，大同就已成为我国北方地区的政治、文化、军事中心。辽、金两朝，大同城也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之地；从元代开始再经明、清，大同作为军事重镇，城市建设继续在原址营建，形成了今天的大同古城，从而发展成为我国具有很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以及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底蕴的古都城市之一。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同几千年社会文明史的发展深化同步形成的。我们大同的传统文化，汇集了我国历代特别是元、明、清以来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其内容丰富而广泛，涉及到各个领域。其特点是随着朝代的更叠与时代的发展步伐而不断地继承、更新、发展，并在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而且很多超越时代与地域的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传统理念，在当今的民族之间发挥着特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及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历史文化名城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意义。今天，历史的发展再次确立了这座千年古都为此区域性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在古都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延续，使得历史功能在新的历史时代得以继续发展。
回顾大同本身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启示：历史上的城市自产生之日以来的数千年间，各个时代都没有固守祖先的“历史”城池，而是在不停地汇集着每个时代的创造从而得到不断地发展。北魏拓跋珪在借鉴邺城和我国历代都市建筑的基础上，建设了著名的北魏平城。明代徐达又在北魏平城的基础上修建了今日大同古城；古城内保存或部分保存了北魏、隋唐至辽金以及元明清的城市格局。
大同的发展史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保护价值。不仅仅曾经是北魏国都、辽金陪都、明清重镇，而且以独特的地理区位，成为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舞台，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古城内有国内目前极少仍存有城墙和传统民居四合院以及传统风貌，具备完整保护的衔接条件。作为大同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古城棋盘式街巷格局和民居里坊制格局保存较好，特别是里坊制格局在国内已极其少见。保护古城，恢复其历史原貌，传承历史文脉，可以彰显大同历史文化名城的个性和传统文化特色，带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是推进大同资源型城市转型、加快大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
根据大同古城的格局，从充分发挥大同古城的展示功能、研究功能、体验功能、服务功能和旅游观赏功能的角度出发，对古城几大区域内的功能定位进行了分析研究，我们认为今后的首要工作是完整保护大同古城内的文物保护单位，其次是对传统里坊街巷格局和以四合院为代表的传统民居的保护和恢复。具体说，包括几个方面：
一、东南片：以复原关帝庙、府文庙、传统民居为重点，构成一个集体文化展示、民居民风特色研究和旅游服务为一体的传统文化风貌区。包括云路文化活动区、关帝庙会区、狮子坊传统四合院住宅区、柴家园传统四合院住宅区、三元宫高档四合院住宅区、传统民居客栈和旅游服务设施、传统中医文化展示服务区等。
2、西南片：以复原华严寺、善化寺等宗教古建筑为重点，构成一个宗教古建筑展示和传统民俗、商业文化相交融的文化区。包括鼓楼东、西街传统商贸街、院巷传统商业作坊街、欢乐街地方风味美食街、太宁观养老区、商贸、休闲服务区、传统民居客栈、大同古城民俗博物馆、棋盘街传统四合院住宅区，对完整院落进行修缮，对残缺院落和现代建筑进行拆迁、改造、复原。
3、东北片：以复原明代王府和保持柴市角街传统风貌为重点，构成一个文化展示、旅游服务和谐共生的文化产业区。包括仁和美传统民居客栈、柴市角传统四合院居住区和文化创意产业区、十府街高档住宅区、太平传统民居客栈和旅游服务区。
4、西北片：以复原总镇署、府衙和传统民居建设为重点，构成一个官署建筑文化与民居建筑文化结合展示区。完成总镇署、府衙的复原后，完成以下项目：包括朝阳传统四合院居住区和社会福利院建设项目、古城西北高档四合院住宅区、三道营房传统民居客栈和旅游服务区。建设传统民居客栈和民俗表演、餐饮等旅游服务场所。
为完成上述目标，需付出百倍努力。要在搜集整理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文物保护单位与历史建筑原貌的相关资料搜集、认证工作，要加大工作力度，力争搞清历史建筑的内部布局和建筑。
（作者：大同市古建筑文物保管所，职称：文博馆员）
参考文献：
[1]姚宾.名城大同.中国发展出版社.1991.10
[2]卢继文.大同古城民居调查报告.大同市文物局内部资料
[3]金维诺.中国彩塑精华珍赏丛书：大同《善化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1.1
篇5
古琴，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概括与代表着古老而和谐的东方思想。有关古琴最早记载见之于《诗经》、《尚书》等典籍。《诗经》开篇有“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句，反映的就是琴和人民生活的密切联系。
先秦时期，古琴除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等雅乐外，主要是在士大夫中流行，这与孔子的大力提倡不无关系。秦以后，古琴盛兴于民间。
古琴最初为五弦，周代时发展为七弦。三国时期，古琴七弦、十三徽的形制基本稳定并一直流传到现在。
春秋战国时期，古琴的独奏音乐已经具有一定的艺术表现能力，如伯牙弹琴子期善听的传说。当时有名的琴师有卫国的师涓、晋国的师旷、郑国的师文、鲁国的师襄等；著名的琴曲有《高山》、《流水》、《雉朝飞》、《阳春》、《白雪》等，均已载入史册。
汉魏六朝时期，古琴艺术有了重大发展，除在《相和歌》、《清商乐》中作伴奏乐器外，还以“但曲”演奏形式出现。汉末的蔡邕父女和魏晋间的嵇康、阮籍，都是当时著名的古琴演奏家和作曲家。嵇康临死还要弹奏古琴名曲《广陵散》，成为一段令人欷歔的历史传奇。
隋唐时期，西域音乐盛行，琵琶兴起，古琴音乐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压抑。但由于古琴谱的产生，不仅推动了当时古琴音乐的传播，而且还使中国古代音乐进入一个具有音响可循的时期。宋朝的古琴一方面出现怀旧的复古主义倾向，另一方面由于古琴在《相和歌》、《清商乐》演奏中的长期实践，与民间音乐有着深远的联系，再加上琴曲“楚汉旧声”的历史传统，遂使古琴音乐在复古主义倾向中没有被湮没，而是有起伏地发展着。
在中国历史上，古琴文化与中国文人、中国思想文化的联系十分紧密。古代所谓“琴、棋、书、画”四大雅兴，是指文人必备的文化修养，以弹奏古琴为首。因为古琴没有肆意的宣泄，只在含蓄中流露出平和超脱的气质。古琴与诗歌密不可分，讲求韵味，虚实相生；讲求弦外之音，创造出一种空灵的意境，和国画的审美追求相一致。所以，世界为中国的古琴惊叹。
但遗憾的是，到了明清时期，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古琴音乐却濒于绝灭，这除了因为战乱、社会变迁和古琴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外，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扬琴的进入。
新中国建立后，古琴音乐得到重视和抢救，调查、收集、整理了流失于民间的各种传谱，录制了一批音响，发掘了一批失传的琴曲，培养了一批古琴音乐人才，为古琴音乐的继续整理、研究、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
二、扬琴：被“中国化”了的舶来品
扬琴是一种琴身呈梯形的乐器，主要由琴身、琴弦和琴键三部分构成。扬琴本为世界性的乐器，传入中国后，不仅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就几乎取代了中国古琴，而且经过改造后，逐渐演变为中国民族器乐中具有代表性的乐器之一。虽然它在中国乐器中的历史可谓最短，但因为音色清脆悦耳，悠扬动听，艺术表现力非常丰富，尤为适合演奏欢快、活泼的乐曲，所以便迅速成为中国乐器中的宠儿。
关于中国扬琴的起源，有古代乐器“筑”、新疆维吾尔族乐器“卡龙”等诸说，皆称起源于中国本土；但仔细考查，理由都不充分。
对中国扬琴的起源，比较可信的是中国音乐研究所1954年编辑的《中国音乐史参考图片》第二辑的如下记载：“洋琴，亦名扬琴，打弦乐器，它在14世纪已在欧洲流行（名Dulcimer），大概是由阿拉伯、波斯一带传过去的。明代（1368年～1644年）自国外传至中国，初流行于广东一带，后在全国流行。”《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音乐辞典》等有关扬琴条目的解说，其中述及扬琴的起源，基本说法相似。
据著名扬琴大师郑宝恒教授的研究，至今发现最早的扬琴图文记载，是琉球人喜名盛昭所著《冲绳与中国艺能》一书，其云：1663年中国册封使臣张学礼至琉球，在唱曲表演中使用了扬琴；附录收录的扬琴演奏图片，演奏者穿的是明朝服装，手持琴竹（琴箭）表演。琴面为梯形，面板上有两条琴码及雕刻图案。这说明在17世纪扬琴早已传入我国，或明代就开始流行。
扬琴自传入中国后，使用极为广泛。它大多用在曲艺和地方戏曲的伴奏，如江南丝竹、四川扬琴、湖南丝弦、山东琴书等曲艺及粤剧、潮剧、闽剧、扬剧、吕剧、越剧等地方戏曲的伴奏。随着民间乐器的日益兴起，扬琴在中国也得到了发展。
扬琴传入中国后，最突出的改变当属击弦工具。洋琴的击弦工具为木棰。这种击弦工具因缺乏弹性，且不利于技法的创新，相对削弱了扬琴的艺术表现力。扬琴传入中国后，被改为用竹子制作的琴箭作为新的击弦工具来演奏。这一改变究竟始于何时？目前尚无史料明确记载；但很明显，它为扬琴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击弦工具的彻底改变，带来了中国扬琴持箭方法和演奏方法的变化：由原来用食指和中指夹住木棰击弦的方法完全改为用手握琴竹，主要运用拇指、食指和手腕相结合的方法来演奏。竹制琴箭富有弹性。握箭方法的改变大大增加了弹奏的灵活性，这就为弹奏技法的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现在的扬琴在形制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的形制是两桥扬琴，也叫“小扬琴”或“蝴蝶琴”。小扬琴在民间多用在说唱音乐的伴奏上，如四川清音、四川琴书、北京琴书、梅花大鼓等均以扬琴为主要伴奏乐器。因为小扬琴只有自然音（同钢琴上的白键），不能转调，为演奏带来很多不便。1953年，张子锐按照律吕规律横向相邻的两弦为小二度关系，纵向相间的两弦为大二度关系，绘制出律吕扬琴。这样就把《吕氏春秋》中的律吕理论运用到音乐实践中。
天津音乐学院的郑宝恒教授在推广律吕扬琴的艺术实践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巴哈用钢琴作曲，推广琴艺一样，郑先生很快摸索出律吕扬琴的演奏规律，能用同一手法任意移调视谱演奏。他还吸取其它乐器之长，创造了滑抹音新技法，增强了扬琴的表现力。1958年，郑宝恒把原来律吕扬琴的长方形共鸣箱，去掉前面两角不发音的部分，改成半圆形，减轻了重量，音域提高二度。郑先生始终坚持律吕扬琴教学，将技艺传授给一代代学生，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成果。天津音乐学院许学东，在毕业音乐会上用律吕扬琴演奏了民乐三重奏《沙海音诗》（郑宝恒曲）；1988年5月，中央音乐学院首届扬琴硕士生黄河在毕业音乐会上，由管弦乐队协奏，用律吕扬琴独奏了《流浪者之歌》……这些演出十分成功。律吕扬琴恢弘的气势，多变的音色，令听众赞叹不已。
后来，又经过众多民乐专家的研究，将扬琴先后改造为四排码变音的扬琴，直至今天的401型、402型扬琴。比如中央音乐学院的桂习礼教授研制的501型扬琴，在高音区加进半音调弦法，进一步解决了高低音转调问题。
总之，扬（洋）琴在中国经数百年流传，遍布大江南北，经民间演奏家世代相传，无论从形体、音质、音色、击弦工具、演奏方法和技法等方面都得到脱胎换骨的变化，即“中国化”的改造。
比较起来，西方扬琴似乎较偏重其休闲、娱乐和业余性；而中国扬琴则更具专业化，因中国各大音乐院校几乎都开设了扬琴专业学科，由此促进和推动了扬琴艺术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这也是西方扬琴自传入中国后在近几十年得到飞速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三、四川扬琴：乐器中的一枝兰花
扬（洋）琴传入中国后，不但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而且还在流传的过程中经过前辈乐师的不断实践与积累，使扬琴艺术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传统流派与地方风格，拥有各自优秀的传统曲目、代表人物、传承关系与演奏特色，并为本土及各界的群众所喜爱和承认。中国扬琴艺术的不同的传统流派中最有影响的是：广东音乐扬琴、江南丝竹扬琴、四川扬琴和东北扬琴，它们被称为中国扬琴的“四大流派”。
四川扬琴早期曾称“渔鼓洋琴”、“大鼓洋琴”，因表演中以洋琴为主要伴琴乐器而得名；新中国建立后改为现名，又称四川琴书。它约形成于清乾隆年间，发源于成都，流传于成都、重庆等大中城市；至光绪时发展为独立完整的说唱艺术，拥有艺人100多名，并分为南北两大艺术流派。南派唱腔绮丽、柔婉、细致，音韵醇厚，长于抒情和刻画人物内心活动，其代表作有《欢乐歌》、《弹词三六》；北派唱腔遒劲、健朗、粗犷、豪放，发音铿锵有力、明快响亮，演奏时运用浪竹、咕噜竹（类似弹轮）颤音、顿音等技法，使音乐舒缓时细腻委婉、流畅生动，激烈时刚劲粗犷、浑厚有力，表现力极为丰富，常以叙事著称，多演唱大本曲目，代表作有《闹台》、《将军令》。四川扬琴独创性和音乐性很强，具有独特的表现方式和丰富的音乐文学积累。
20世纪30年代以后，四川扬琴日益盛行，出现了名家李德才（艺名德娃子）以及易德全、郭敬之、廖学正、阚瑞麟、洪凤慈、张大章、卓琴痴等。成都除专业艺人外，还有业余的扬琴票友。他们在考证词本、订正错字及钻研唱腔等方面都做出过贡献。
四川扬琴的唱腔优美，韵味浓郁，被誉为乐器中清雅香醇的兰花。它与川剧在艺术上有密切的关系，经常互相借鉴与吸收。许多川剧著名演员都爱好扬琴，并在传授弟子时将扬琴唱腔做为练习唱功的基础课之一。
四川扬琴的唱腔结构分为大调和越调两大类。大调属板式变化体结构，应用较广；越调属曲牌联套体结构，抒情性较强。扬琴的演奏长于烘托气氛，能打出风雨雷电、波翻浪卷等多种音乐形象，表现力很强。伴奏以扬琴为主乐器，与京胡、三弦一起称为“三大件”，又与碗碗琴、鼓板合称为“五方”。此外，伴奏乐器还有二胡、怀鼓等，也可根据剧情需要酌加笛子、高胡、阮、大提琴等。传统的演出形式，一般为数人坐唱，分生、旦、净、末、丑、杂等各行脚色。
四川扬琴多采取叙事与代言相结合的体裁。它吸收了川剧和清音之长，通过唱和道白，将叙事、抒情与戏剧融为一体，有层次地表现戏剧情节。其除每一段的开头与结尾以及段落中间穿插少许唱词交代人物、情节或环境用第三人称以外，主要的唱词、念白都是角色的第一人称的语言。四川扬琴的传统曲目很丰富，曲目分为大本与单折两类。大本也采取分段演出，每段半小时左右。大本以《三国》、《列国》节目居多，还有《琵琶记》、《白蛇传》、《玉簪记》、《白兔记》、《清风亭》、《玉蜻蜓》等曲目。清末戏曲作家黄吉安写本尤为人称道。他写有《楚道还姬》、《黑虎缘》、《木兰从军》、《渔父辞剑》等扬琴曲本，称为“黄本”。
新中国建立后，四川扬琴得到了复苏和发展，吸收女演员，发展了表演唱和一人多角的自打自唱等形式，创作了《江姐在狱中》、《送宝刀》、《清溪河畔》、《探亲记》等现代曲目。
综上所述，不得不承认，扬琴这种乐器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包括它的传入，取代中国古琴，形成不同流派，成为中国民族乐器等过程，无不凝结着社会、文化、历史、音乐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乐器的生存与发展。这是作为音乐工作者应当引起注意和重视的——即是说，音乐工作者应该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让乐器能够更好地发展，为人类的音乐生活提供更多的服务。
参考资料：
1.吴钊、刘东升编著《中国音乐史略》，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
2.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编《中国音乐史参考图片》，上海新音乐出版社1954年版。
篇6
自公元前2070年姒启建立夏朝，肇以“中国”为文明元点的“天下观”发轫，至1840 年西方列强以资本主义文明的“血与火”叩开封建制的清朝“闭关锁国”之门，灌输给 已经边缘化的近代中国以国际关系、国际法的“世界观”，有近四千年明晰纪年的古代 中国，虽然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天下“定于一”的“大 一统”却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观、价值观。
综观自“王朝国家”至“民族国家”的近四千年古代中国的中华文明史，有四个大统 一的时期，即夏商周(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771年)，秦汉(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 ，隋唐(公元589年至公元907年)，元明清(公元1279年至公元1840年)。统一时间近两千 七百年，三分之二略强。有三个大分裂的时期，即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 年)，三国、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公元220年至公元589年)，五代十国、北宋与 辽、南宋与金(公元907年至公元1279年)。分裂时间逾一千二百年，三分之一略弱。可 以说，古代中国“国家统一”是主流、是常态，分裂为支流、为变态。一部中华文明史 就是一部“国家统一”史。
据考古学推论，中华文明缘起本土并多元，其凝聚力的核心是黄土高原—黄河中下游 的华夏—汉族[1]。“三皇五帝”时期，华夏族已经兼容并蓄周围各异族，融合成为一 个民族实体，并统一了黄河中下游的各部落联盟。夏商周时期，禅让制的“公天下”嬗 变为世袭制的“家天下”，统一的奴隶制国家的疆域已经“分土而治”，自黄河中下游 至长江中下游。当然，这个大统一时期的所谓“国家统一”是幼稚的，其统一的范围、 规模和程度非常有限，西周逾千诸侯国林立的“分封制”就是典型的案证。但是“惠此 中国，以绥四方”(《诗经·大雅·民劳》)的“天下”统一观已经开始萌芽。“溥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已经成为西周有野心 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憧憬的政治理想。
春秋战国时期，大分裂酝酿大统一，自春秋五霸的“弭兵”至战国七雄的“合纵”、 “连横”，在诸侯“尊王攘夷”的兼并战争中，“中国”的疆域不断拓展，各国的“分 土而治”的封邑制也逐步向“分民而治”的郡县制过渡，各国内部的“小统一”率先实 现，为秦始皇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时期，因困厄于大分裂的政治现实， “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在各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中萌发。孔子“笔削”《春秋》的原 则就是“大一统”。《春秋公羊传》曰：“《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 。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 )。孟子释疑“天下恶乎定?”亦云“定于一!”(《孟子·梁惠王》)。在“百家争鸣” 中，各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已经视“国家统一”为“中国”历史发展不可逆的大趋势 ，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具体阐述“大统一”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尚书》的《禹贡 》讲大禹时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 雍州)和“五服”(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周礼》的《职方氏》也讲西周时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和“九服”(侯、甸、男、 采、卫、蛮、夷、镇、番)。此一图景并非夏商周历史的写真，而是战国时期的政治家 和知识分子假借前人话语对未来“大统一”国家进行的理想设计。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古代中国第一个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的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是中国统一史上的里程碑。秦朝直接辖土北至河套平原和阴山山脉，西至 陇山和云贵高原，东与南至东海和南海，约三百万平方公里，已经远远超越了前人所设 计的“九州”的范围，基本上奠定了自秦至清两千多年的古代中国以两河流域农业区为 中心的“大一统”的疆域版图。秦朝变分封制为郡县制，变贵族制为官僚制，“行同仪 、书同文、车同轨”，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也基本上奠定了古代中国以华夏—汉 文化为“正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定于一”的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 模式。
涉及秦朝的统一问题，有一个被有意无意湮灭的但是其重要性并不逊于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二十六年)的年份必须重拾，即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几乎与秦朝统一长城 以南的各农业民族同时，匈奴的冒顿单于也消弭了蒙古高原的四分五裂状况，统一了长 城以北的各游牧民族。古代中国以长城为界的农业区与游牧区“统一”的格局第一次分 别成型，为逾千年后的元朝和清朝统一万里长城内外的农业区和各农业民族与游牧区和 各游牧民族，实现中华各民族的真正“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说，秦朝是古 代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大统一时期的发端。
秦朝虽然灭亡了，但其奠定的中华帝国的统一基业为西汉和东汉所继承并光大。古代 中国的第一个封建盛世“文景之治”成就了汉武帝步秦始皇后尘的“南征北伐”，中央 政府直辖的郡县东北至朝鲜半岛(有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西南至黔、滇，南 方至越南北部(有交趾、九真、日南三郡)[2]。西北在河西走廊打通以后，将西域也正 式划入汉朝的版图。汉朝的疆界以秦土为基础，向四方展拓了近一倍，约五百万平方公里。
汉朝直接为“大一统”服务的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统一模式也进一步彰化 和强化，倡言“大一统”的“公羊学”成为朝野之“显学”，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提 议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滥觞，以华夏—汉民族、华夏—汉文化和中原农业区为 元点的“道统”和“君统”合一传袭的“天下”统一观和合法性理论，成为影响古代中 国封建社会始终的不可违抗的主流意识形态。
自三国至南北朝的近四百年，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二个大分裂时期，南方的各农业民 族和北方的各游牧民族割据政权林立而征伐不休。其间，南方的长江流域和北方的黄河 流域曾经出现过范围、规模和程度不等的多元“小统一”，包括西晋一度数十年的南北 一元“大统一”，但是都没有改变分裂的主题。
需要说明的是，在古代中国的第二个大分裂时期，各农业民族之间、各游牧民族之间 以及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征伐不是弱化而是彰化、强化了中华各民族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的交流。在战争中，各民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几倍几十倍地放量，大量游 牧民族进出农业区，被农业化或将农业区游牧化；大量农业民族进出游牧区，被游牧化 或将游牧区农业化。汉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逐步为中华各民族所趋同，在融合 各农业民族成分和各游牧民族成分的基础上，汉族的人数越聚越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的民族格局开始初具规模。
大分裂酝酿大统一。自三国至南北朝的近四百年，南北分裂的各方无不以“中国”的 统一为战略目标而进行征伐。为了其“大一统”的合法性，各农业民族和各游牧民族都 溯祖“三皇五帝”，言其“授命于天”，以中华“正统”自诩。南北的多元“小统一” 成为隋唐至元“大统一”的“前奏”。
隋唐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三个大统一时期。由于有“开皇之治”和“开元之治”的物 质基础，隋唐两朝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大气磅礴。政治上的三 省六部制、科举制、府兵制，经济上的大运河和均田制、租庸调制，均是强化国家竞争 力和中央集权的国家统一功能的浓墨重彩。对于威胁到国家统一的内部分裂势力和外部 侵略势力，隋唐朝弃“守势”取“攻势”，文武之道张弛，一一荡平。唐朝的盛世疆域 曾经西至咸海，东至萨哈林岛(库页岛)，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北纬18度[3](P57)，约一 千万平方公里。
五代十国割据和北宋与辽对峙、南宋与金对峙的近四百年，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三个 大分裂时期。从此开始，传统农业区的汉族政权对北方的游牧民族政权的征伐都没有成 功，不得不取“守势”，无力再圆汉唐的疆域，重铸“大一统”的辉煌。自14世纪至16 世纪的明朝，是古代中国最后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人”的“统一”王朝，其“统一”亦 不出封闭的万里长城。汉民族的勃勃生命力被专心于“内圣”的宋明理学所阉割，忧患 中不绝如缕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的悲歌已经走不出狭隘民族主义的死胡同。
元明清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第四个真正的大统一时期。在汉族政权丧失了“开疆辟土” 的锐气后，天下“定于一”的“外王”之功就为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的“胡骑”所立。 在古代中国，是文明程度低的游牧民族而不是文明程度高的农业民族第一次真正实现了 南北的农业区与游牧区、南北的各农业民族与各游牧民族的“大一统”。当然，“边缘 化”的游牧民族一旦将其统治重心转移至传统的“元点”农业区后，武力征服了“文化 中国”的“新主人”就不可避免地被“旧主人”的“中国文化”所征服，逐步“汉化” 和“儒化”，以谋其“改朝换代”并统一中国的“正统”和“合法性”。
元世祖所“开疆辟土”的元帝国之疆域版图超过秦汉和隋唐，是古代中国的最大值。 北线西至额尔齐斯河，东至鄂霍次克海，西南则不仅将青藏高原正式划入，而且控制了 现克什米尔地区和喜马拉雅山南麓[3](P67-68)，约一千五百万平方公里。其中央集权 制也由于各地行中书省的设立而进一步彰化、强化。
古代中国的“大一统”是在封建社会的末世清朝时期走向巅峰的。一次次统一又一次 次分裂，一次次分裂又一次次统一，近四千年的分分合合所积淀的自小至大、自弱至强 的向心力、凝聚力终于将长期四分五裂的中华大地整合为一个神圣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以1683年至1684年清朝收复台湾并设立台湾府为“收官”之作，古代中国的疆域版图最 后成局：北至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至巴尔喀什湖、帕米 尔高原，东至萨哈林岛(库页岛)，约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随着直接统治的行省制、间 接统治的“羁縻制”和户籍制、赋税制这些中央集权政策的成熟，清朝中央政府对各地 的管辖权和控制力也达到封建社会的最大值。近代中国之中华民国、当代中国之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领土范围就是以清朝自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最后奠定的古代中国的疆域 版图为基础而勾勒的。
二
为什么自“王朝国家”至“民族国家”的近四千年的古代中国的中华文明史是一部“ 国家统一”史，“国家统一”始终是常态，是主旋律和不可逆的大趋势?为什么古代中 国能够孕育出政治、经济、文化“大一统”的“超稳定结构”，一次次分裂又一次次统 一，自小统一至大统一，到清朝时期臻化为“大团圆”的鼎盛，为走向世界的接替者近 代中国(中华民国)和当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留下一份沉甸甸的“国家统一”的历史 遗产和历史传统?一言以蔽之，就是“历史的合力”!
第一，环境因素。在世界的几大文明发祥地中，中华文明是惟一没有断流的。一样的 “大河文明”，自古至今，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河和恒河的主人换 了一茬又一茬。古埃及人和古埃及语、古印度人和古印度语早已经消失在一次次被异族 和异族文化征服的混血人流和烽火硝烟中。而以华夏—汉民族为主体和凝聚力核心的中 华各民族，分裂统一也好，“改朝换代”也好，则始终没有离弃他们的母亲河——黄河 和长江。由于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如一座进出不易几近“封闭”的“围城”，中华大地 四周的高山和大海是对外的障碍也是对内的屏蔽，所以，中华各民族的“大一统”基本 上没有对外防患的压力或对外“中国化”的动力，是内敛的，演绎成局、成定势的难度小。
第二，政治因素。古代中国的文明之槛就是禅让制的“公天下”嬗变为世袭制的“家 天下”。自夏商周至元明清，“王朝国家”的“大一统”的“主人”是汉族也好，是少 数民族也好，其基本的政治选择都是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尤其是自秦朝至清朝的 近两千年中，一次次分裂又一次次统一，自“小统一”至“大统一”，以自然经济和宗 法社会为基础的封建主义的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达到极致。自三公九卿制至三省六 部制，自郡县制至行省制，自羁縻制至改土归流制，显性的或隐性的“割据”离心力被 逐步消弭，中央政府对地方及基层的管辖权和影响力、控制力与整合的疆域版图并进。 夏商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理想演变为秦汉、隋唐、 元明清“大一统”的政治现实。
第三，经济因素。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华文明代表了农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 平。与欧洲中世纪“割据”的、“封闭”的领主经济不同，自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以 土地私有制和“国”与“家”之间赋税徭役的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古代中国的自然经济具 有“早熟”的货币化、商品化、市场化的特点。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达的水 陆交通网络，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各经济区整合为一个“互通有无”、“以 盈补亏”的“共同市场”。而庞大的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官僚机器和自夏商周逾 千万人口至元明清逾万万人口的重厄，亦非“大一统”的“规模经济”不足以解。古代 中国的几个“太平盛世”都出现在大统一时期。
第四，文化因素。自“王朝国家”至“民族国家”的近四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是一部 以华夏—汉民族和华夏—汉文化为“正统”而“化四夷为中国”的“国家统一”史。华 夏—汉民族和华夏—汉文化在古代中国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和“和而不同”的中华各 文化格局中的凝聚力及核心地位，为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先进文化的代表”的 绝对优势所奠定。分分合合也好，“改朝换代”也罢，儒家的“大一统”观念始终是中 华各民族趋同的主体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华夏—汉民族统一“中国”也好，“汉化” 和“儒化”的少数民族政权统一“中国”也好，亦无不自诩“正统”之所在，天下归之 ，无不宣言“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资治通鉴》 卷六十九)，来“合法”地消弭割据者“闰统”的离心力。
三
古代中国的“国家统一”，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古代中国“大一统”的“正义性”是“道统”，不是“血统”。古代中国的“ 大一统”是以华夏—汉民族、华夏—汉文化为凝聚力和核心的中华各民族的“和为贵” 。一方面，“华夷之辩”的标准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汉化”和“儒化 ”的“四夷”就是“中国化”的炎黄子孙；另一方面，“正统”与“闰统”之争的标准 是“道统”，无论是华夏—汉民族政权“改朝换代”，还是少数民族政权“改朝换代” ，其“顺天意”、“顺民意”者，均具“合法性”。秦始皇“平天下”建立“大一统” 的中央集权制的“王朝国家”，是“君权神授”而“替天行道”，是“得道者多助，失 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是“仁者无敌”(《孟子 ·梁惠王上》)；元世祖、清世祖“平天下”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王朝国 家”，也是“君权神授”而“替天行道”。隋朝、唐朝修前朝“正史”——《南史》和 《北史》，将前朝分裂的多民族的南北双方均奉为“中国”以“正统”传袭之，是“道 统观”，不是“血统观”；少数民族“大一统”的元朝修前朝“正史”——《宋史》、 《辽史》、《金史》，将前朝分裂的多民族的宋、金、辽三方均奉为“中国”以“正统 ”传袭之，也是“道统观”，不是“血统观”。古代中国的“大一统”的疆域版图和辉 煌的中华文明史就是“同心圆”的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第二，古代中国“大一统”的“标准模式”是“武力统一”，而不是“和平统一”。 没有所谓“仁”伐“不仁”的一次次战争，就没有古代中国的一个个“太平盛世”，就 没有古代中国的“大一统”的疆域版图，就没有古代中国“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的 大融合。自乱至治，自分裂至统一，“改朝换代”是战争，如秦汉、隋唐、元明清的“ 四海归一”；“开疆辟土”是战争，如秦始皇的收岭南、汉武帝的收西域、清圣祖的收 台湾。古代中国的“大一统”，“武力统一”具普遍性，非“常态”的“和平统一”的 “常态”是大军压境的“城下之盟”，如三国的西蜀后主的“乐不思蜀”和五代的南唐 后主的“胡不归”。在所谓“仁”伐“不仁”的战争中，谁的军事实力占绝对优势，谁 就是“王”，谁就是“仁者无敌”。
第三，古代中国“大一统”的“行政管理”是“双轨制”，而不是“单轨制”。自“ 王朝国家”至“民族国家”的近四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的五个大统一时期，除夏商周的“ 王”为“诸侯共主”，是“分封制”的弱势的“国家统一”，秦汉、西晋、隋唐、元明 清都是君主专权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强势的“大一统”。由于中华大地自然条件的复杂性 ，由于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央政府对各 地区、各民族的行政管理不得不“因俗而治”，自近至远，多种制度并立。所谓的“中 心区”是直接统治，即自秦汉的郡县制至元明清的行省制，政策基本不变；所谓的“边 缘区”是间接统治，如隋唐的羁縻制，元明清的土司制，以军事控制为主的都护府制和 将军府制，政策呈“多样性”。在维护中华“正统”和“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中央政 府“授权”所谓的“特别行政区”或地方自治或民族自治(包括西藏地区“政教合一” 的“高度自治”)，“土官治土民”，免赋税徭役，尊重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 展的“原生态”，“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礼记·王制》)。
四
涉及古代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有一个基本概念必须厘清，即古代中国的“大一 统”是“天下观”，而不是“世界观”。
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古代中国，无论是统一为一个国家，还是分裂为几个国家， 无论是汉族作为统治民族，还是少数民族作为统治民族，所谓的“国家”都不是现代意 义上的民族国家或曰主权国家，都不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主体。在传统文化中，政治 家和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下”，就是文明的元点和惟一的文 明社会“中国”并御四方或纳贡称臣或自荒自弃的夷、戎、蛮、狄。古代中国的“王朝 国家”，其“天下观”是矛盾的、封闭的。呈强势时，“中国”就是“天下”，疆域无 限；呈弱势时“中国”版图则仅仅容“华夏—汉族文明”和“农业区”，就是“中原王 朝”。而且古代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放眼的“天下”大都是孤立的“惟我独尊”的 “单极世界”，没有各国、各地区和各种文明“互动”的意识，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世 界体系”的意识。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最初为天子的都城或王畿之意。《诗经·大雅·民 劳》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曰：“中国，京师也。”春秋战国以后，地理 意义上的“中国”就逐步演变为“华夏—汉文明”的代名词。秦汉、隋唐、元明清历朝 历代均循此一“道统”为，“正统”。明朝时，中西交通，来华的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开 始称封建社会的明朝为“中国”，已经渐无尊崇之意；清朝晚期，在世界资本主义工业 文明的大潮冲击下而日益边缘化的清王朝亦自谓“中国”(即“中央帝国”，CentralEmpire)，不过是聊以“自慰”。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建立中华民国，辖土有了明晰的边 境线，其简称“中国”，才第一次演变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和国家法主体的民族 国家或主权国家的代名词。也就是说，古代中国的“大一统”的内驱力并不是中华民族 的民族觉醒、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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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史是大学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对提高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无庸讳言，多年来古代文学的教学研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一直存在着现代压制传统的问题，本文想就古代文学研究教学中这一重要而尚未受到关注的问题展开讨论。 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因为古今之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核心问题。哲学史家冯契曾说：“古今中西之争贯穿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今后若干年这个问题大概还是社会的中心问题。”[1]这里的古今中西之争其实可以简化为古今之争。 因为受过五四新思潮熏陶的文化人一般都认为中西之分实际就是古今之异。西方先于东方近代化，因此是今；东方落后了一步，因此是古。 在这个区分里面蕴含着价值判断，表现为“今”是先进的，好的；“古”是落后的，不好的。因此，古今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晚清以来的几代知识分子都陷在古今之争之中而不能自拔，百年来的思想文化大势就是以现代改造古代、解释古代的历史。 大体说来，百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也是在古今之争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况且，现代宰制古代的局面到今天都没有改变。因此，总结百年来这一学科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们今后的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带来有益的启迪。 一、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科的建立 中国古代文学史不是从古就有的，而是晚清五四以来以西方近代思想逐步建构起来的。这一建构过程的得失，值得我们审思。 现代我们熟知的学科分类，比如文学、史学、经济、法律以及物理、化学、生物等等，都是移植西方的作法。中国传统的学问分类，当然不会是这样，而是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 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也与近代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传统的学校是私塾和书院，教授的主要是诗词歌赋和五经四书之类，侧重的是修身之事。近代以来中国实行的教育制度无疑也是挪用西方的结果。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当然也就没有中文系，自然也就没有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学问。虽然“文学”一词，本为中国所固有，然而五四以来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学”概念，却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截然不同。中国传统讲的是一种泛文学观，如《论语》先进篇孔门四科论学，即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 其中所谓文学，对德行、政事而言；所谓学文，对力行而言。中国五四以来所采用的文学概念，是沿袭近代西方的文学观念。现代西方关于文学是富于想象与情感的作品的理解，是从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那里开始的。1759年莱辛在《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一书中，才初步赋予“文学”一词以现代意义。1800年法国斯达尔夫人发表《论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一文，标志现代意义“文学”的真正确立。当代美国学者米勒也认为：“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西欧。”[2]学校是按照近代西方模式建立的，“文学”也按照近代西方重构了，于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也就逐渐建构起来了。这个建构的途径，就是采用“反向格义”，对传统文学里的诗文评和文苑传进行改造。所谓格义，是在佛教初入中国之时，为了便于理解，学者们拿本土的老庄思想来解释外来教义的一种方法。由此看来，格义只是一时权宜之计，随着佛学研究的深入，逐渐式微了。晚清五四以来，中国学人自觉地以近代西方的概念体系以及理论框架来研究分析中国的文本和思想，这种方法就是“反向格义”。[3] “反向格义”说穿了就是“以西释中”，即以西方近代的思想观念为依据解释中国的传统。 也就是说，通过“反向格义”，我们用西方近代的“文学”替换了传统的“文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国人渐以抒情者衡文学，于是诗歌、小说、戏曲被视为文学，而史传、论文之类被排斥在文学之外，传统的泛文学观被改造成了狭隘的现代文学观。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根本性的转变？一言以蔽之，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心了。近代以来的屈辱史，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心。西学东渐之后，中国的文化谱系开始转变，即以近代西方的思想观念为核心重新梳理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来自近代西方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成了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基础，随着新文学的成功，这些理论自然成了读书人的常识，它的欧洲血统反而被遗忘了。五四新文化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把中国古代文学史逐步建构出来了。 二、“古为今用”，古代成了现代的奴婢 既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建立是以西方近代思想为核心的，那么，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势必成了一堆没有灵魂的东西了。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文学成了论证西方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材料了。 为了服务五四新文化思潮，中国古代文学被无情地、改造、重组，弄得面目全非。五四新文化的领袖们各自从古代文学里挑选适合自己口吻的材料，建构自己的文学史。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深受启蒙运动影响，追求世俗化、平民化，语言上也要摆脱高雅的拉丁语，主张民族的日常用语。这一思潮对五四新文化人影响深远，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就是显著代表。此书极力为五四新文学张目，认为白话文学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有着千百年的历史渊源的；且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有价值的都是白话文学，文言文学是毫无价值的。 总之，在胡适看来，白话的，通俗的，大众的，才是好的。像杜甫的《秋兴》八首，姜夔的《暗香》《疏影》历来被广泛称颂的古典作品，简直是难懂的诗迷，全无文学的价值。#p#分页标题#e# 五四之后出现的其他文学史虽没有胡著《白话文学史》这么明显的偏颇，但几乎无一例外都深受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则是勿庸置疑的。 五四以来，还有所谓的“整理国故”，这里的“国故”当然包括古代文学，那又该如何“整理”呢？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纲领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其中的关键就在“输入学理”，说白了就是用西方的理论和概念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用胡适的话说就是：“从乱七八糟里寻找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寻找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寻找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寻找出一个真价值来。”[4]在新潮派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简直是一团漆黑，毫无价值。其实，“国故”一词已经给传统文化定了性了，表示这些都是老古董，没有生命力了。 对于如何理解传统文化，胡适还有一个更形象的说法——就是“配眼镜”。他认为我们学习了西方的理论就等于配了一副眼镜，看问题会看得更清了。其潜台词无疑是说中国人的眼光不行，都是近视眼。然而，胡适给国人配的不是近视镜，而是各式各样的有色眼镜。比如他本人就学会了美国的实用主义，不但用它建构了中国第一部哲学史，还用它来指导古代文学的研究。 然而，戴着有色眼镜看到的古代势必不是古代本身，而是各式各样的近代西方思潮。于是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写实派、反映论等等近代西方理论充斥着中国古代文学史。 所以，尽管胡适也强调要回到历史中去，“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小说还给明清。”[5]好像也很尊重历史，然而，戴着各种有色眼镜看到的历史，不可能是历史的真相。 在整理国故上，周作人基本同意胡适的意见：“我们要整理国故，也必须凭借现代的新学说、新方法，才能有点成就。譬如研究文学，我们不可不依外国文学批评的新说。倘若照中国的旧说讲来，那么载道之文当然为文学正宗，小说、戏曲都是伤志，至少也是文学的未入流罢了。”[6]国故被这样“整理”之后，它的灵魂必然变成近代西方的。 纵观1949年以前的古代文学研究，概而言之，为“五四”新文学服务，为时代的新思潮服务。不但自由主义一派如此，左翼的一派亦是如此。 建国以来，在对待古代文化遗产方面我们一直强调“古为今用”，即古代社会的一切思想资源都必须为当今社会服务。否则，它便没有存在的价值。其实，“古为今用”理应包含对话的意识，但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之下，大多数人偏向于简单的理解，即单向的古代为现代服务，而不是双向的对话交流。 三、五四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出现的偏颇 这种以西方近论观照中国古代文学的做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有其合理性的，那就是为“五四”以来的反封建、建立新文化服务。时至今日，封建制度与文化断无复辟之可能，再按照原来的思路走，其偏颇之处日益显见。总结“五四”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偏颇，大致如下： （一）一味强调为现实服务，而忽视了作家和作品的主体地位 五四以来，古代文学的教学研究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偏颇，关键的原因即在于“古代”被“现代”彻底压制，被剥夺了发言权，“古代”于是变成了“沉默的古代”，任由“现代”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改造。对人文学科而言，在宗旨上提倡为现实服务当然有其道理，只是我们做的不够好，显得太过牵强，太着痕迹。 《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桃花扇》和《长生殿》在过去被称为五大名剧，尤其是《西厢记》和《琵琶记》，更被称为双璧，对明清的戏曲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有了变化，五大名剧变成了四大名剧，《琵琶记》被从中剔除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原因很简单，《西厢记》和《牡丹亭》可以解读为宣扬反封建的爱情作品，《桃花扇》和《长生殿》也可解读为爱情作品，其中还有现代读者可以接受的家国之思、兴亡之感。唯独《琵琶记》，它的内容是宣扬封建忠孝，又有一夫二妻的大团圆结局，不能和五四以来宣扬反封建追求自由爱情的主流思想相比附。于是，它的文学史地位一落千丈，被排挤出一流文学作品的行列了。 在古代文学史上，我们赞美某些作品是反封建的，其潜台词就是认为他们的作者具有较为先进的思想，一定是站在比封建思想更高级的地位，也就是站在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来反封建。然而，王实甫和汤显祖作为封建士大夫，他们的思想除了孔孟佛老之外，能有哪怕是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思想吗？ 《西厢记》《牡丹亭》宣扬的是爱情吗？ 古人从没有这样解读过。现代所谓的爱情，即建立在一夫一妻平等人格基础之上的爱情，根本不可能在封建社会出现，封建社会也不可能提供一个场合给青年男女去谈恋爱。于是，不少戏曲作品都不得不虚构一个后花园，让青年男女在此相遇相爱。对于这样的叙述，当作庄生之寓言来解读是比较恰当的。然而，五四以来受过西学训练的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用反映论来解读，于是，他们在虚无的后花园里发现了“真实”的爱情。 总而言之，把古代作品解读为“反封建，追求自由爱情”的做法，是现代人的发明，完全没有顾及作者的创作意图，其合理性应当受到质疑。 （二）过分地强调斗争的层面，而忽略了和谐的层面 #p#分页标题#e# 中国传统的思路是强调和谐，比如阴阳这一对范畴，看似矛盾对立，但在落脚点上却是归于和谐。所谓阴阳和合，化成天地。对这一观念，张载在其《正蒙》中也有非常明确的表达：“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然而，五四以来我们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思想，把传统的思路全然抛却，开始用斗争的眼光看问题了。于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就成了充满斗争的历史。 比如，文学史上讲戏曲小说等叙事性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发展方面必讲矛盾冲突，好像离开矛盾冲突我们就无法讲文学了。金圣叹、毛宗岗等人是不知道矛盾冲突的，他们一样能把《水浒传》《西厢记》和《三国演义》解读得生动传神。 再比如，文学史对明代诗文的流变一般都归结为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焦点集中在前后七子与公安派竟陵派之间。好像复古派是反动落后的一方，而公安竟陵是代表进步的一方。然而，人们想不到复古派却是提倡民歌，反对八股的；而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和他的精神导师李贽却是对八股文大加赞美的。这真叫人大跌眼镜。历史是复杂的，貌似对立的双方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试图用分清敌我的斗争理论来厘清历史的真相注定是徒劳的。 更有甚者，如茅盾《夜读偶记》试图把一部中国文学史简化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这种以理论强行剪裁历史的做法注定也是要失败的。 （三）机械硬套，简单比附，极力寻找中西之间的相似性 由于中国文学史的建构是“以西释中”，即以近代西方为参照系来观照中国，因此，寻找中西之间的相似性，简单比附，必然成为文学史写作的惯用手法。 比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在现代中国人看来，他成了浪漫主义诗人。其实，古人自有一套话语评价他，如“为诗格高旨远，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集，云行鹤驾，想见飘然之状。”（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又如“太白天才豪逸，”“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严羽《沧浪诗话》）然而，这一套话语被现代人视为笼统模糊，基本舍弃掉了。 李白诗多用神话，想象奇特，好像与浪漫主义诗歌颇为相似，但“相似”不是“相同”。 当然，我们不否认用浪漫主义的视角审视李白，自然也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但被遮蔽的东西同样很多。概括地说，这一做法把古人给现代化了，我们看到是一个西装革履的李太白。这无论是对李白还是对浪漫主义都是伤害。 现代学者的“以西释中”往往是把“相似”当作“相同”，荒诞可笑。黑猩猩和人类很相似，基因组图谱相同更在98%以上，难道会把黑猩猩当作人，好像没有人会这样做。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人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然而在更需要严谨的学术研究中，类似的错误却比比皆是。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要与国际接轨嘛，要尽可能让外国人看明白我们的古典文学。 然而，现实却让人难堪。有德国汉学家直截了当地告诉陈平原，“我学汉学三十年没有买过一本中国学者写的书，看我买的是什么，你们的资料集。你们的资料我需要，理论我们自己有，眼光见识我们自己有，我们要的是中国的资料。”[7]我们不是说要和国际接轨么，要和西方对话么，可西方的学者甚至汉学家连我们写的书都不看，真是情何以堪？其实，人家之所以如此，也自有道理。因为我们的理论框架来自西方，再怎么翻，也出不了如来佛的手心。对这一套东西，人家比我们熟悉，看你的书干什么？四、“古今对话”，构建古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依然处于“以西释中”的简单比附阶段。中华民族要复兴，绝对不仅是物质的极为丰富，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的重建与更新。因此，我们要重树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以中为主，融会中西，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最近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其中“忠实的传承者”这一提法颇有新意，以前的主流提法是“批判地继承”。其实，只有传承，才能谈得上弘扬和发展。而所谓传承，就要尊重古人，对古人以同情的了解。 因此，我们应该逐步由“古为今用”转变到“古今对话”的思路上来。要按照历史的脉络理解历史，而不是简单地找材料为当代服务；要把古代文学当作源头活水，而不是把它对象化、工具化；要还古代文学以尊严，还古代作家以尊严，把他们当作有生命的对话者，而不是任由今人随意摆弄的僵尸。 那么，究竟该如何构建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新局面呢？ （一）提倡文化自觉，重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费孝通对“文化自觉”的看法可以带给我们有益的启发，他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8]这说明端正心态，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抱有一种温情，充分了解它形成发展的历史，才可能增强文化转型、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二）逐渐摆脱“反向格义”即“以西释中”的尴尬局面。这就要求我们不但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也要对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有一个较为透彻的了解。只有了解，才不会误用和乱用。比如，如果能明白中国传统文论是如何评价李白的，又能清楚地了解西方的浪漫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这类不伦不类的说法就可以避免。 #p#分页标题#e# （三）古今对话，激活传统。这种作法不是回归，也不是复古，而是传统与现代相遇之后，激发出新的生命力。佛教进入中国的历史经验也许可以带给我们有益的启发，禅宗和宋明理学就是佛教思想与本土文明相互对话的结果。 （四）具体到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上，也应作适当的调整。较为空洞的文学史应该压缩，古代经典作品的比重应大大加强，引导学生直面古代经典，增加感性认识。另外，关于西方的思想文化介绍也要加深，不能停留在概论的层面，最好对近代西方文学思想方面的关键词进行知识考古，梳理它之所以产生的历史脉络，使学生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了解它，这样才不致于生搬硬套。 当然，这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尤其要注意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只有教师的观念转变了，对传统的理解加深了，对近代西方的理解也增进了，这才可能在课堂上引导学生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在新形势下激活传统，最终形成古代文学教学研究的新局面。
篇8
说到东西二元对立说，就不能不先提到傅斯年先生，他的《夷夏东西说》虽然发表在1935年，但是这个思想却形成很早[6]。这个学说，简单说来，就是认为中国东西部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所谓“夷东夏西”[7]。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小屯开始大规模发掘商的晚期都城殷墟，使人们在实物上对商文化有更深切的认识。商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巨大差别，使许多人认识到仰韶和小屯商文化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距离，认为以小屯为代表的商文化应该另有来源。刚好1928年吴金鼎先生发现山东济南附近的城子崖遗址，这个遗址在1930年正式由史语所发掘，发现了不同于仰韶而更接近商文化的东西，这个文化有占卜的骨头、有发亮的黑陶，还发现了城墙[8]，所以许多人认为考古学上的发现，证明了夷夏东西的理论。李济之先生认为仰韶与小屯的关系"像远房的叔侄"[9]。徐中舒先生更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各有其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0]。"因为当时彩陶主要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发现，而黑陶的代表性遗址都在安阳以东地区，所以尽管在不止一个地点发现仰韶文化层在下、龙山文化在中，小屯商文化层在上的所谓三迭层，但是截止五十年代中期，东西二元对立的理论，在古史和考古学界，均占有主导的地位，尽管当时对仰韶文化西来说还没有提出根本的挑战[11]。
五十到七十年代：一元说
从三十年代开始，考古学家就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关系展开进一步探索。后来参加革命的刘耀(尹达)，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地层搞混了，他正确地把龙山文化的遗存从仰韶文化的遗物里分离出来[12]。安特生1937年来南京看史语所发掘的山东城子崖出土的龙山文物，承认仰韶村和城子崖有很大不同，也相信河南安阳发现的仰韶在下、龙山在上的地层发现，所以一方面认为河南仰韶文化早于山东龙山文化，一方面又认为仰韶所以既出土彩陶又出黑陶的原因是因为"仰韶村的发现可能只是黑陶的开始阶段，彩陶衰落之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陶规、骨卜和城墙，最终形成成熟的龙山文化"。他不大相信自己的发掘有什么失误[13]。但是一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龙山文化向西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结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考古所的安志敏先生等在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发现所谓庙底沟二期文化层，证明至少河南地区的龙山文化是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这个文化既有仰韶特征，又有龙山特征，所以前后演变的轨迹很显著[14]。这个发现，再加上当时主要的考古发现多在中原和北方地区，所以仰韶-龙山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到历史时期的商文化的一元论所替代。张光直先生1955年到哈佛读书，他根据从日本学者辗转而来的资料，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进行了新的整合，1959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的长文，正式提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两个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同时他也认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15]。这个著名的论文，由于那个特殊的年代，虽然对大陆考古界少有影响，但是，有意思的是张光直先生根据第二手材料，与当时考古第一线的专家以发掘河南庙底沟著名的安志敏、发掘西安半坡闻名的石兴邦先生同时在1959年发表了同一观点的论文[16]，这一观点实际上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才由于中原地区之外的考古发现日益增多，不得不让位于多元论。而这一观点，一直贯穿张先生《中国古代考古学》一书的前三版，对整个西方的考古界都有很大影响[17]。虽然1977年出版的第三版对周围地区的文化有较高的估计，但是基本的观点没有改变。
八十年代以来：多元论
所谓多元论，就是认为中国史前文化既不是外来的，也不是从国内某一个中心向外传播的，各地史前文化是在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或多或少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个现在看起来很平常的理论，是在六十年代以来考古大发现的基础上形成的，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七十年代末期率先提出"区系类型理论"，对多元论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1981年苏秉琦和殷伟璋先生在《文物》杂志发表了《关于考古学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划分为六个区域，即：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临省一部份地区、湖北及临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州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对中原中心论提出明确挑战，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它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考古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18]
张光直先生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看法，也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古代考古学》第四版，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能动地看待中国古代各文化区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否定了中原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公元前四千纪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五个，即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为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盆坑文化。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9]。
前后三十年，张先生个人在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解释上经历了从"龙山形成期"到"相互作用圈"的变化。前者强调公元前四千纪以鼎、豆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周围文化的辐射和扩张[20]，后者则从各地区的本位出发，强调了它们与中原地区及其它临近地区的相互作用。因为各主要地区的考古文化在八十年代初期已经有一个完整的发展序列，所以张先生认为各地区文化是在中原文化的辐射下产生的、所谓"龙山形成期的扩张"的解释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他又认为"龙山形成期"是一个存在的事实，"我们却不可把婴儿与洗婴儿的水一起倒掉，因为婴儿－即龙山形成期－是真有的"[21]。把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解释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比单纯强调各地区文化的相互作用更辨证，因为最早的中国古代王朝毕竟是在中原地区形成的，历史时代的早期中原乃至黄河流域确实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张先生提出相互作用圈的理论虽晚至1986年，但是各地区文化交互作用最终形成中国古代国家的思想，体现在他七八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他把夏商周看成并行发展而不是前后相继的三个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文化，就是这个思想的雏形[22]。使研究国家起源的人深受启发。
张光直对自己的反思
张光直先生晚年每每检讨自己早年的解释理论－也就是中原中心论。我举一个例子。这是他在《二十世纪后半的中国考古学》中的夫子自道："这本书(指《中国古代考古》--引者)在1963年出了第一版，1968、1977、1986年出了第二、三、四版，在东亚、欧洲、北美洲流传很广，被很多大学与研究所采作教科书，他在西方的影响不能说不大。主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的书不出口，《中国古代考古》消化了很多的遗址遗物，可以作为参考资料。同时，中国出版的考古书刊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而《中国古代考古》则是用英美熟悉的语言写的。但是它却被我狠狠地改了两次，就是第二版到第三版及第三版到第四版之间。第一版有什么错呢？没有错，只是材料都是在一种眼光下收集的，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在中原做的工作极多，文化层序较长。在写第三版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地方出版物如雨后春笋，报告了无数的新资料。我不能不向新出土的史实弯腰，一：中原的文明偶然被四裔超过，二：四裔的文化有时被碳十四放在比中原更早的地位。我就不得不给四裔在这第三版里较高的地位。可是八十年代的中国考古学证明在中国境内有好几个文化中心，而不是只有一个我所说的核心区。"又说"我这核心区的概念是从那里来的？我不得不把矛头指向中国传统的历史学。"[23]
所以从上述的讨论可以看到，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解释的变化，除了中原中心的传统中国史观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考古材料的变化，一切解释都要随材料的变化而变化。张光直先生在许多个场合这样说过：过去考古学的经验告诉我们，"新材料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而建立在老材料上的假说一定会坍毁。"[24])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正是如此。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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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星灿：《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心路历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辑《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33-143页。
[2]．J.GunnarAndersson，ChildrenoftheYellowEarth---StudiesinPrehistoricChina，TheMIT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73.
[3]．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五号，1923年。
[4]．章鸿钊：《石雅》，地质专报乙种第二号，1927年再版本，第393-404页。
[5]．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116-13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6]．杜正胜：《无中生有的事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古今论衡》创刊号(1998)，第4-29页。
[7]．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编)，第1093-1134页，南京，1935年。
[8]．李济等：《城子崖------山东历城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报告集之一》，南京，1934年。
[9]．李济：《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二册，1930年，137页。
[10]．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三册，1931年，556-557页。
[11]．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210-22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12]．刘曜：《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田野考古报告》第二册，1947年。
[13]．J.G.Andersson，ResearchesintothePrehistoryoftheChinese，BMFEA，No.15，1943，p.65.
[1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和三里桥》，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
[15]．该文后收入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第37-92页。引文见第49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
[16]．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10期，第559-565页。石兴邦：《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上的若干问题》，《文物参考资料》1959年10期，第566-570页。
[17]．Kwang-chihChang，TheArchaeologyofAncientChina，firstEdition(1963);secondedition(1968);thirdedition(1977)，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
[18]．该文后收入《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第225-234页。引文见第226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19].KwangchihChang，TheArchaeologyofAncientChina，fourthedition，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1986.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收入氏著《考古学论文选集》，第125-156页，引文见125页。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5年。
[20]．张光直：《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扩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317-350页。后收入《中国上古史（待定本）》第一本，，第419-453页，台北，1972年。
[21]．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收入氏著《考古学论文选集》，第125-156页，引文见130页。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5年。
篇9
知道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等中华文化瑰宝是我国人民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对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教学难点】
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对世界文化经济产生的重大影响，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学习古人的这种创造精神，为祖国建设作贡献。
【设计思路】
在教学中尝试“自主探究加合作交流”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自主地活动中去体验、感知和感悟。
【教学目标】
情感态度、价值观：知道我国古代文化是我国人民对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对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是我国古明家和广大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能力：学习和培养自己收集整理资料的能力，提供平台展示
自己。
知识：了解我国优秀文化瑰宝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知道四大发明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之一。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中国古代文化有关内容的多媒体课件及视频欣赏。
学生准备：收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相关文字、图片等资料。
【课时安排】
第一课时完成教材第80到83页内容“影响世界的四大发明”。
【教学过程】
活动一：导入课题
谈话导入：我们的祖先勤劳、聪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四大发明是我国成为文明古国的重要标志，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令我们骄傲自豪的话题――“影响世界的四大发明”（板书）。
活动二：学习思考
请大家把书翻到第80页快速浏览，看看文中是怎样介绍四大发明的，并结合在课前搜集了有关“四大发明”的相关资料，在小组内展示交流自己课前收集的学习资料，与我们分享。
【设计意图：通过学生自主地收集和学习，对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活动三：汇报交流
1.请指南针小组学生代表汇报。
（1）我们小组以欣赏影像资料让大家了解指南针
学生：①同学们，两千多年前我国人民发明了简便的指南工具――司南。宋代人民还制造出了罗盘，你能想象它们是什么样子吗？
②你还知道有关指南针的故事吗？
通过我们小组下载影像资料的欣赏、介绍，你们会了解到指南针的发明、改进和外传的巨大作用。
（2）学生：指南针在现代生活中的运用有哪些？
（3）利用指南针展示体验活动：（指明教室的门、学校的大门等方向）
小结：（点击课件），刚才介绍的指南工具，提到的司南、宋代罗盘和现代指南针。指南针的出现在航海、旅行、军事、大地测量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加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也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造纸术小组汇报交流。
（1）学生1：我们小组收集的资料以小报、实验对比的形式，向大家介绍造纸的基本过程和造纸术向国外的传播及其作用。
学生2：你们知道在纸发明以前，世界各地用过哪些书写材
料吗？
听我们小组的介绍，你们就知道了以前书写的材料形形：印度人用过椰子叶，缅甸人用过棕榈叶，西亚人用过泥板，埃及人用过羊皮呢！……
（2）学生3：我想补充介绍蔡侯纸的发明史。
（3）学生4：我们小组还选用四种材料做了一个对比实验，展示实物并演示。
（4）我们还研究了一幅地图（展台上出示图，指着说），这是造纸术向国外传播的时间、地点示意图。
老师小结（点击课件）：纸在发明之前，世界各地用过的书写材料，有的很笨重；有的价格昂贵；有的没有纸张的柔韧性，在这些种材料上书写，发现很费劲。蔡伦总结前人经验，造出来的纸很便宜、质量好，又便于书写，造纸原料很容易弄到，世界各国一直在沿用我国发明的造纸术。
3.印刷术小组学生介绍。
导入活动：书是造纸和印刷术的结合体。如果没有纸的发明就没有书。但想一想，如果没有纸，书也是一片空白。我们请印刷术小组学生介绍。
生：（1）我们小组以制作PPT的形式给大家介绍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工序。
（2）大家想一想：活字印刷与雕版印刷相比有哪些优点呢？
（3）体验活动的汇报：这是我们小组用彩泥、橡皮材料制作的印章，写一次自己的名字与雕刻印章印上姓名哪个更费时，写一千次自己的名字与雕刻印章印上姓名哪个更费时。
老师小结（点击课件）：活字印刷术比雕版印刷更经济、更便捷、更灵活、更方便，从此毕N首创的活字印刷在欧洲各地推广开来，它的发明让印刷术进入一个新时代，为人类文明的传播与普及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
4.火药组同学介绍。
生：我们小组想以提问请人回答的方式与其他组同学交流。
学生提问：
（1）火药是什么？
（2）火药是怎么发明出来的？
（3）火药在古代的应用与现代的应用？
（4）它对世界产生了什么影响？
老师小结（点击课件）：火药小组的同学介绍了火药的基本知识和火药在生活中的作用，火药和火药武器在我国出现后，陆续传到了世界各地，对欧洲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使战争发生了变革，而且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放烟花、开路、修路、挖隧道、开矿、拆除建筑物（用定向爆破技术）、电影特效。
【设计意图：每个小组用自己不同的方式在自主活动中去体验、感知和感悟。介绍古中国的四大发明，提供展示交流的平台，让每个学生从收集资料活动中，对它们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从内心感叹古人的勤劳勇敢、聪明才智。知道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之一。】
活动四：拓展探讨
全班讨论：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如何学习古人的这种创新精神？
老师小结：古代的劳动人民可真了不起，有那么多伟大的发明，这些发明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为之骄傲！我们要传承古人的创造精神，学习他们的勤劳勇敢、聪明才智，勇于探索、乐于创新。
篇10
1989年，蓬莱市动工兴建了中国北方第一座沉船博物馆，并于1991年正式对外开放。似乎不满于一条沉船势单力孤，2005年，“小海”再度“显灵”，人们放水清理“小海”淤泥时，又发现了三艘大型海船沉船。这下子，登州古港有了一个小小的古代船队：1984年出土的那艘古船被称为“1号船”，2005年发现的比1号船还要大的沉船被命名为“2号船”，其他小一点的两艘沉船被命名“3号船”和“4号船”。
像这样，集中于一地发掘出四艘古代沉船海船，在中国1.8万公里长的大陆海岸线上还是头一次。于是，蓬莱市决定投资1亿元修建一座新的古船博物馆。2008年，古船博物馆开工，2012年，新馆正式对外开放。新馆布展之时，馆里的同志还专门找我搜集过元、明时期的航海图，以补充完善其“登州海道”、“起航之港”、“循海岸水行”、“北方第一大港”、“往返皆自登州”、“海防重镇”、“海漕中枢”共七个单元的展示。后来，我在写作“系列中国古代沉船”时，又向蓬莱市登州博物馆馆长、中国船史研究会副会长袁晓春请教沉船的事……从1984年到2015年，一晃之间，我已与登州古港结下了30年的特殊缘分。
袁晓春先生参加过1984年和2005年两次“小海”沉船发掘工作，为我特别提供了重要的古沉船照片。据他提供的考古报告称：2005年发掘的2号古船残长21.5米，残宽5.2米，残深0.56米，保存六道舱壁、前桅座、首柱、龙骨等。该船呈瘦长流线型，与以前发现的蓬莱元朝战船、浙江象山明代古船船型相同，其建造地应为浙江一带，该船复原长32米，宽6米，型深2.6米，为三桅木帆船，约为明代中晚期战船。3号古船，为小方首、方尾，首尾皆翘起，残长17.10米，残宽6.20米，舱残深1.28米。此古船上出土的遗物数量较少，主要有高丽末期的青瓷碗、陶瓮、陶茧形壶等文物。古船的年代被考证为元末明初，推测其为因不能远航而遭废弃的古船。4号古船，残长8.53米，残宽1.96米，分别是龙骨、龙骨翼板、零星外板，其他船材都已不存，年代大约与3号船相近。
蓬莱古船博物馆所拥有的四艘古代沉船，其数量、种类堪称国内之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四艘元明沉船中，3、4号古船据推测是高丽古船。2006年、2012年，蓬莱先后召开两次“蓬莱古船国际学术研讨会”，中韩专家通过现场考察和会议研讨，确认蓬莱3号、4号古船为高丽古船，蓬莱3号古船船壳采用韩国传统造船技术，内部结构、舱壁、肋骨、桅座、补强材等为中国造船技术。
据袁晓春先生介绍，判定这两艘古沉船为高丽古船的主要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蓬莱高丽古船独特的船壳连接技术，其船壳连接均采用长槊（木栓） 与皮槊（木钉）连接技术。3号古船是中国造船技术与高丽造船传统结合的产物。4号古船仅发现几块底板，但是采用了长槊（木栓）连接，未发现使用铁钉连接，其船壳技术为地道的高丽古船连接技术。其二，高丽古船的船材只使用油松，而中国船则分部位选用杂材。其三，高丽海船船材厚重，中国已发现的几十艘海上沉船中，没有一艘古船船材像高丽古船那样宽大和厚重。两艘蓬莱高丽古船属于不同船型的高丽远洋海船。高丽古船是中国海域发现的唯一外国沉船。
登州古港
蓬莱沉船用实物证明了蓬莱不仅是中国东北海域重要的港口，而且是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交往密切的外贸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东北方向的始发港口。
不过，蓬莱最初出名并非由于海港，而是因为海上仙山。战国时，郑国有个道家代表人物列御寇，在他的《列子・汤问》中有“渤海之东有五山焉，一日岱兴，二日员峤，三日方壶，四日瀛洲，五日蓬莱”的记载。这是“蓬莱”作为神山之名最早的记录，但“蓬莱”作为地名大约是从汉代开始。唐代杜佑的《通典》载：“汉武帝于此望海中蓬莱山，因筑城以为名。”但是，建治则是唐朝神龙三年（707）的事了。那一年，登州治所由牟平迁至隶属黄县的蓬莱镇（军事单位），遂升蓬莱镇为蓬莱县，这里也因此被称作“登州港”。
蓬莱位于渤海、黄海交界处，是进出渤海湾的必经之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航线。《新唐书・地理志》引用唐贞元年间宰相贾耽所撰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记述的唐朝交通四邻的七条道路，其中海运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条在南方，为“广州通海夷道”；一条在北方，即“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可见其有多么重要。唐朝廷为迎接新罗使节，还在登州南街修建了“新罗馆”。
登州作为港口，真正兴盛是在宋朝。宋元v三年（1088），金部员外郎范锷等人联名向朝廷上书，要求在密州设立市舶司：
广南、福建、淮浙贾人，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运载钱帛丝绵贸易，而象犀、乳香珍异之物，虽尝禁榷，未免欺隐。若板桥市舶法行，则海外诸物积于府库者必倍于杭、明二州，使商舶通行无冒禁罹刑之患，而上供之物免道路风水之虞。
最终，朝廷批准了范锷等人的建议，“乃置密州板桥市舶司”。中国北方终于有了国家级口岸，登州港也因此热闹起来。但后来因北方战乱，登州港转而成为“刀鱼寨”水寨。
船沉两国
有趣的是，就在2012年蓬莱古船博物馆开业之时，浙江省博物馆和韩国国立光州博物馆联手在杭州举办了“大元帆影――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精华暨康津高丽青瓷特展”。这里说的“新安沉船”即沉在朝鲜半岛西南角新安海的元代中国商船。
元朝时，这艘中国商船从庆元港（今浙江宁波）出发前往日本博多港（今福冈）进行贸易。不料中途遭遇风暴，在朝鲜半岛西南角的新安海域沉没。1975年，韩国人发现了这艘沉船，并开始了长达九年的打捞。经韩国考古人员考古发掘，此船长34米、宽11米，是一艘大型木制海船，满载上万件陶瓷、几十吨铜钱、1000多根紫檀木等货物。
篇11
20世纪50年代，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对所有先秦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记载进行了整理，发现所有的文献记载加在一起也不过70条。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反复研究，他确定夏朝的活动范围主要是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尤其是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徐旭生认为想寻找夏王朝的遗迹就只有从这两个地方加强考古发掘。但是，相对于一处文明遗址来说，徐旭生圈定的范围还是过于广大，以当时的考古条件是不具备在这样大的范围内进行考古发掘的。他也意识到，要想进一步确定夏朝遗址，还需要对先秦文献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直到1958年的一天，徐旭生突然对文献中的“伊洛竭而夏亡”有了某种特殊的想法。夏朝遗址尤其是夏朝都城会不会在古伊洛河畔呢?他对这突如其来的想法很兴奋，隐隐意识到夏朝的都城正在他面前展开。
第二年，徐旭生先生不顾70岁高龄，带着助手周振华正式踏上了寻找夏朝都城的漫漫长路。他们首先来到伊洛河附近的河南登封、禹县一带进行考察。可是，几个月内几乎跑遍了附近所有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发现，他们只好不断扩大搜索范围。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长达数月的寻找后。徐旭生终于得到了一条线索。一天，他和助手正在二里头的田间低头搜索，奇怪的举动引起了附近一个农民的注意，他以为徐旭生丢了什么东西，就主动上前询问。当徐旭生说自己正在寻找一座古城时，那个农民笑了起来。他把徐旭生带到了二里头村东部的一个水塘。正当徐旭生为这位农民的举动不解之时，猛然看见了散布在水塘周围的陶片，因而明白了那位农民的用意。震惊中外的夏朝都城河南二里头遗址就这样被发现了。
二里头遗址位于四面环山的小盆地中，恰好坐落于伊河与洛河之间，证实了徐旭生之前的猜测，他和周振华当即就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初步考古调查和试探性发掘。这处遗址规模十分宏大，到处都是城墙、房屋建筑、道路、铸铜场所、陶窑、墓葬等遗迹。在遗址中，他们发现了只有贵族才有权使用的铜器、玉器等文物。但是，徐旭生当时并不能确定这是夏朝的遗址。
196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了专业的考古队到二里头村进行更深入的勘察，最终确定这是一处面积400万平方米的遗址，并进行了第一次正式发掘。在二里头刚刚发掘了一个月，考古队就发现了一座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址。这究竟是哪个王朝的宫殿建筑?
为了尽快弄清这个问题，考古队在宫殿建筑的基址旁进行了深入发掘，找到了夹杂着众多陶片的夯土层。通过对这些陶片的分析，考古学家确定二里头遗址在时间上应该比商代早期都城遗址郑州商城早些，但仍然不能确定这就是夏朝遗址。
在随后的4年时间中，我国相关部门对二里头遗址又进行了7次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青铜器等文物。考古学家认为二里头遗址文明应该晚于龙山文明。
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80年，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二里头先民铸造青铜器的遗址，并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还发现了墓葬以及众多铜器、漆器、玉器等随葬品。
通过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考古学家最终确定这处遗址的年代在距今4100～3700年，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遗址。1999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又一轮大规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到5000余平方米。此外，全国各地共发现了250多处与二里头遗址同期的文明遗址，考古学家把这些遗址代表的文明统称为二里头文明。
对二里头遗址的研究与发掘还在不断探索之中，考古学家将慢慢为我们揭开夏都的神秘面纱。
我国最早的宫城
2003年，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一片古代城址。在随后的一年时间中，他们对整个城址以及出土文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搞清了它的年代、结构和范围，并确定这座宫城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宫城。
宫城遗址位于二里头遗址中东部，大体形状呈长方形，建筑得非常规整，现在仍然保存完好的宫城东北角呈现出明显的直角。宫城建筑面积十分广大，东西宽近300米，南北长360～370米，面积达10.8万平方米。之所以说它是我国现在已知最古老的宫城，是因为它建于距今约3600年。在这之前，我国确认的最早宫城是商朝早期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偃师商城。
通过对整个宫城遗址的发掘，考古学家确认宫城的宫殿区开始没有围墙。发掘出的围墙是在二里头文明早、晚期之交修建的，延续使用到二里头文明末期。整个宫殿区的四周有宽达10～20米的环城大路。宫殿区内部也被4条大路南北分割成9个区域，大体呈“井”字形。这4条大路是宫殿区的主要道路。考古学家从路土踩踏面的坚实致密程度看出大路应该由二里头文明早期至晚期一直延续使用。宫殿区城墙就是沿着这4条大路的内侧修筑的。宫殿区的城墙宽约2米，残存高度0.1～0.75米，整体破损严重，但东部和北部城墙保存得较为完好。城墙的四角只有东北角残存，其他3个拐角不是惨遭破坏就是被压在民宅下面。墙是由通过精选的较为纯净的土夯筑而成的，但夯筑质量稍低于宫殿内的大型夯土基址。
在整个工程内，考古学家发现并探明了两组宫殿建筑群。建筑群内部结构排列有序，分别以著名的1号、2号大型宫殿基址为核心。每组宫殿建筑群都有明确的中轴线。建筑群中大多都是坐北朝南的多进院落，显然经过统一规划。
专家认为二里头宫城遗址是我国古代最早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它表现出的缜密的规划性和严整的布局，首开我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二里头宫城是我国古代宫城的祖源，我国后世都城以及城市的建筑样式大多是从二里头遗址发展来的。
我国最早的车辆
二里头遗址的很多发现都有“我国最早”的称号。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我国现在已知的最早车辙。车辙也就是车轮轧过路面形成的明显的轮痕迹。二里头遗址的两道车辙位于宫殿区南侧大路的早期路土之间，呈大体
平行状。车辙整体长5米多，并有继续向东西延伸的趋势。从车辙的形状来看，辙沟呈现出凹槽状，两道车辙之间的距离约为1米。这两道车辙形成的时间在距今3700年前左右，将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提早了约200年。
二里头遗址车辙的发现使考古学家联想到很多问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我国古代马车是何时起源的?在对马车起源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我国学术界有着很多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马车是我国先民独立发明的，有人认为马车是从外国传入的。于是，这两道车辙一经发现就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极大兴趣。
商代早期都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出土了铸造车用青铜配件的陶范，说明在商朝早期，我国不仅已经出现了车，而且车上已使用了青铜配件。所以马车的源头显然不应该直接追寻到外国去。那么，我国的马车最早的源头又在哪里?史书记载，夏朝时已经有了政府设置的专门用来管理车政的官吏。这表明，夏朝时我国的车辆以及用车制度就已经较为发达了。但这些都是历史记载，考古学家一直都没有发现有关的实物证据。这两道车辙的出现无疑填补了这一项空白。
不过，马车的起源还在进一步探索之中。虽然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车辙的痕迹，但并不能确定这两道车辙就是马车留下的。因为这两道车辙间的距离较小，考古学家据此推测车体也较小，与殷墟中发现的宽达2米的车轮差距比较大。因此，这种车子究竟是依靠人力牵引还是依靠牲畜牵引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发现“龙图腾”
在二里头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出了一件距今至少3700年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后来被正式命名为“中国龙”。专家认为它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这件绿松石龙形器由2000余片各种开关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体长70.2厘米，制作得十分精致，每片绿松石的长度仅在0.2～0.9厘米之间，厚度仅0.1厘米。龙巨头蜷尾，身体曲伏有致。龙头被安放在由绿松石片组成的托座上。托座表面由绿松石组成富有层次和变化的图案。
龙形器色彩艳丽，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文物中十分罕见，很可能是在宗庙祭祀典礼中使用的仪仗类器具。那么，考古学家为什么将其命名为“中国龙”呢?早在红山文明时期。我国的古代先民不是就已经发明了龙形器物吗?
这是因为“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早期一件名为“何尊”的青铜器上。那时“中国”的范围比较狭小，只包括洛阳平原。“中国”也就是天下之中的意思。二里头遗址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夏朝都城，也就是最早被称作“中国”的地方。红山文明虽然也发现了龙形器，但红山文明与夏商文明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关系并不很紧密。只有中原地区发现的龙才与中华文明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因此，考古学家把这件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龙形器称为“中国龙”。
二里头遗址还有一些与龙相关的其他器物，如陶器、铜牌饰上的龙图像。这些图像有的似蛇，有的已经脱离了蛇的形象，演化成有爪有鳍的龙形物。专家认为，在二里头文明时期，龙形物是显赫尊贵的象征。那时，龙已经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代表了王权。这种龙图腾观念在以后的历代王朝中代代相传。直到今日，龙依然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都城废弃之谜
二里头遗址的时间跨度相当大，考古学家根据遗址不同的土层将二里头文明按先后顺序分为一、二、三、四期。那么，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在什么时间被废弃的，又是因为什么被废弃的呢?
在对二里头遗址的研究中，一直有在二里头文明四期也就是晚期阶段二里头文明已经出现衰落迹象的论断。很多专家认为就在二里头遗址衰落的同时，偃师商城开始建设。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一兴一废”来形容。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学术界也把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遗址作为夏商的分界。
篇12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项目编号：10&ZD087)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2)01-0175-09 收稿日期：2011-11-05
一、古代西南夷概况
古代西南夷特指分布在青藏高原东缘巴蜀以西、以南和西南地区的古代族群，即先秦秦汉时期今四川西南、西北和云南、贵州等地区属于氐羌、百濮和百越等系的各个族群在各自小生态内所形成的政治组织和政体群，亦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华阳国志》等历史文献所记载的西南夷各“君长”。
由于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的原因，我国西南自古便是一个多民族分布的地区，这些民族都拥有各自独具风貌的文化，这种多种类型的文化同居一隅的现象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初现端睨。随着人类从新石器时代的人群向青铜时代族群过渡的完成，这种文化格局更加明显地凸显出来，西南地区也因此成为了众多古代族群分布活动的区域，他们聚族而居，各自拥有大致稳定的活动范围，形成了西南夷地区的多族群分布格局。
关于西南夷地区青铜时代的诸族群，《史记・西南夷列传》为我们保存了一段珍贵的记载，这也是我国古代文献有关西南夷古代族群最早而且较为完整的记载：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自叶榆，名为、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都最大；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除上述诸族群外，根据《汉书》、《后汉书》及《华阳国志》等文献的记载，西南夷尚有劳浸、漏卧、句町、白狼、楼薄、木、唐等较小的族群，除此之外还有众多未能在历史文献中留下族名，而被司马迁统称为“君长以什数”的数量更多的小族群。
考古发掘资料证实，大凡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列入记载的某族群的分布地区，基本上都找到了与其相对应的某种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这证明司马迁的记载是基本准确的。
我国西南地区民族种类众多，迁徙活动频繁，各族群的势力时有涨缩，导致各族群的分布区域也时常随之发生变化，以至出现他们在地理分布上常呈现犬牙交错的状态，在历史文献所载某一族群的分布区内出现另一族群的活动痕迹，也是常有的事。另外，由于西南夷地区青铜时代诸族群的规模都不大，又密集地分布在西南一隅，所以诸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比较频繁，相互间的影响也较为强烈，导致了各族群的文化中除了自身的主体文化元素外，还都不同程度地包含有其他文化的元素。特别是其中有些族群具有同一族源，它们在文化上的联系则更为密切，以上现象也大多得到了考古材料的印证。
根据考古发现，西南夷地区约在中原的商周时期便开始进入青铜时代，春秋至西汉时期，西南夷青铜文化的发展已达顶峰。同时，从商周到汉代，西南夷地区的族群也在经过长期发展演化后，已在较为独立和封闭的地理空间中演进为具有相当的分层与组织能力的社会，发展到复杂酋邦的水平。但是，西南夷各族群却并没有从酋邦组织进一步演进为国家，没有在自身文化进化的基础上过渡到文明社会，而是在汉代文化的强劲扩展和传播下，从青铜时代跨入铁器时代，并从政治上纳入到汉代国家的体制之内，纳入到文明社会之中，从而结束了其尚未完成的文明起源进程。
二、酋邦与相关理论
对西南夷族群社会组织的研究，学术界多年来一直在持续开展。早期的国内学者倾向于使用摩尔根(H.Morgan)和恩格斯的国家起源理论来解释古代西南夷族群的社会发展水平，或者将之解读为摩尔根的“部落联盟”，或者按照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出的“五大社会形态”模型，将之解释为“奴隶制国家”。例如，童恩正先生早期便使用“奴隶社会”这一概念来定义西南夷人群的社会发展形态，但他后来放弃了这一观点，转而使用“酋邦”这一人类学概念来研究西南夷古代社会，这意味着学术界在古代西南夷社会的研究上进入新的学术和理论视野。
1955年，西方人类学家奥博格(Oberg，K)根据研究墨西哥南部低地的印第安人群经验，首次提出“酋邦”(chiefdom)概念，用来表述一种既有别于史前部落又有别于国家文明的复杂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后经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Elman・R・Service)、弗里德(M・H・Fried)等学者的深入研究，这一概念和观点近几十年来在国际上日益为更多的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家运用并加以新的发展。
E・塞维斯在《原始社会的组织》和《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中提出，人类社会的政治组织经历了四个连续发展的阶段，即游群、部落、酋邦、国家。其中后两个阶段――酋邦和国家，即属近年来为国内学术界所盛称的文明起源时代和文明时代。西方学者对从酋邦制社会发展到国家文明社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美洲、秘鲁、近东、西欧以及太平洋岛屿等西方学术传统所关注的区域，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与理论水平。这一理论早期由海外学者张光直先生引入国内，他强调了酋邦阶段研究的对象正是弗里德所称的“分层社会”(ranked society)，地方群落组织成为一个尖锥体结构的系统。因此，他提出了使用人类学酋邦理论研究中原夏商周三代王朝起源的可能性，在国内学界引起了反响。
早年方国瑜、江应梁、尤中等先生曾从民族史的角度对西南夷进行了研究，未涉及政治组织的内涵。近年来的相关成果，主要是西南地区各文物考古单位对墓葬、遗址和遗物所进行的研究，基本没有涉及政治组织的分析。国外学者除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个别人如D.C.葛(D.C.Graham)对西南地区的史前文化及历史时期的少数民族进行过研究外，几乎很少有人涉及中国西南酋邦社会与文明进程的研究。至于透过物质文化遗存对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技术和文明演进程度所进行的分析，国内外学术界基本
没有论及，难以看出在中国文明形成时代西南地区文明演进的水平以及西南夷各族文化从分散走向整合的历史进程。
1990年代后，童恩正先生首先使用酋邦理论研究西南夷社会，并得出古代西南夷社会组织处于酋邦这一历史发展阶段的结论。在此前后，中国学者先后深入运用酋邦理论探索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的可能，并取得相当成果。也有学者对西方学者基于通过对美洲、太平洋岛屿、非洲人类学田野调查所提出的酋邦理论在中国的使用提出过质疑。不管怎样，酋邦理论进入中国学术界，并作用于早期文明起源的研究之中，已经成为一种事实。当然，由于传统史学观念的影响，中国学者的研究重心长期围绕着黄河流域的三代王朝开展，而长江流域的早期国家起源则相对较受到忽略。中国学者近年开始运用酋邦概念分析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进程，在许多方面取得进展，但远未取得一致认识。在中国西南地区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研究上，除了个别学者从酋邦的观点分别对包括滇、夜郎、巴蜀等著名的古代西南夷社会进行全面或个别的个案研究外，还缺乏从区域政治组织与文明演进的角度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和比较。
关于文明与国家起源的进程，西南夷地区与中原、巴蜀、楚等有很大的相异性。不论中原、巴蜀还是楚国的文明，青铜器都可以作为其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和物化形式，所以青铜时代可以作为其灿烂文明的同义语。然而，西南夷地区的情况却与此有很大的不同，西南夷地区大约在商周之际开始逐步进入青铜时代，到春秋战国时代，西南夷地区形成了五个生长在大河支流小生态中的青铜文化群，分别是：滇池区域青铜文化、滇西北青铜文化、滇西青铜文化、安宁河青铜文化、盐源盆地青铜文化，它们与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滇、、邛、笮、昆明等族群或酋邦可以相互对应。这几个支流内小生态中的青铜文化群相互交流，日益扩展，由某些共同文化因素而共同构成西南夷青铜文化。如果用中原青铜时代的眼光来衡量，西南夷青铜文化似乎已经达到文明的水平，但是，如果我们用文明形成的一般定义去详加考察，就会发现西南夷青铜文化仍然不能称之为文明，它只是青铜器的流行时代，酋邦社会并没有进一步演进到具有国家水平的文明时代。
因此，如何使用适合的理论方法对西南夷酋邦的政治组织进行分析，并基于西南夷地区本身考古所反映的社会特征，形成一种有效的学术解释力，不但是对西南夷古代社会研究的内在诉求，同时也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多种特质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解读的可能性。
三、考古反映之西南夷各族群
根据考古发现，商周时期，属于西南夷地区的川西南、滇西、黔西北地区逐步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到春秋时期，在广袤的云贵高原、横断山区、川西山地和川西南山地，出现了星罗棋布的青铜文化，而西南夷地区青铜文化的繁盛期却在春秋至西汉时期，重要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和墓葬群多达上百处。到了东汉初，随着从西汉初期开始的汉文化上百年的大规模进入和伴之而来的铁器的传人，西南夷地区的青铜文化进入了终结期，各种青铜文化全部走向了消亡。
(一)夜郎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的情况，大部分学者倾向于将夜郎的中心区域定在今天的黔西北、黔西南和滇东北一带，这一带应为夜郎故地的推测较为准确。
在夜郎故地现已发现的一些重要的青铜时代墓地和遗址，有位于黔西北的赫章可乐墓地、威宁鸡公山遗址、吴家大村遗址、中水墓地、红营盘墓地，和位于黔西南的普安铜鼓山遗址和滇东北的昭通营盘村墓地。在夜郎故地的考古遗存中，不但有丰富的青铜武器、铜鼓、玉器，还有反映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套头葬”现象。而众多散布的聚落，则与文献中“君长以什数”的记载吻合。不过在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和调查中还没有发现大型墓葬，这种情况可能意味着夜郎的社会发展水平和复杂化程度还没有达到较高的演化水平。
(二)劳浸、靡莫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这就说明，不但滇与劳浸、靡莫是同族，劳浸、靡莫也是同族，同时也指明了他们的分布方位。也就是说，夜郎之西和滇之东北是劳浸、靡莫族群的分布区。具体而言，夜郎的中心区域在今之黔西北和滇东北一带，滇的中心区域则在滇中的滇池一带，将夜郎与滇的地理位置作为参照系，再结合考古材料综合分析，我们认为将劳浸、靡莫中心区域定在在滇东的曲靖盆地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在劳浸、靡莫的中心地带(曲靖盆地)，目前已发现的重要青铜时代文化遗存有三处，即云南曲靖市的珠街八塔台墓地、曲靖横大路墓地和曲靖市麒麟区潇湘平坡墓地。这三处墓地有几个十分突出的特点：第一，墓葬的分布十分密集，存在重重叠叠的叠压打破关系，这种现象反映出该地族群长期使用一处墓地，说明该族群的血缘关系十分紧密；第二，反映了该族群是营农耕生活的定居民族，且人口众多；第三，三处墓地的时代基本同时，都是从春秋至西汉时期，因此这三处墓地可能是同一时期同一族群的不同部落的墓地，也就是说，当时在劳浸、靡莫故地至少存在三个同族部落。但是，劳浸、靡莫故地的三处墓地中都没有发现大型墓葬，墓葬又十分密集，反映了其社会发展水平还处在社会成员之间尚未出现重大层级差别的氏族部落阶段。
(三)滇
在1957-1958年间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葬发掘中，第6号墓出土了一枚滇王金印，滇青铜文化的族属和面貌由此得以确定。这是西南地区唯一一个因出土文物可以与文献相印证，因而能准确地确定其族属的青铜文化。由于有了这个重大发现，石寨山墓葬及其出土器物群就成了寻找其他滇文化遗存的标准，由此而寻找到的滇文化墓葬的分布就可基本划定滇的分布区域，弥补了文献的不足。根据滇文化墓葬的分布情况，可知滇的分布是以滇池湖滨平原为中心，北到富民，南至通海，东抵路南，西迄安宁，整个分布区并不是很大，这和《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滇王者，其众数万”，“滇小邑，最宠焉”等记载基本吻合。
根据所发掘的墓葬材料观察，滇国的社会分化已经达到相当大的程度，大型墓葬与中小型墓葬的差别十分巨大，特别是大型墓葬与小型墓葬之间的差别呈现出天壤之别。从铜鼓、贮贝器等青铜器人物造型上也反映出滇国的社会已经分化出若干层级，有统治者，有巫师、武士、农夫、奴仆。但从不同地点的大型墓葬无论在墓葬的形制大小、出土器物种类的多寡上，都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差异，以及每座墓葬除了随葬有大量随葬品外，几乎都拥有代表社会上层身份的铜鼓、贮贝器和杖首等青铜重器等，可以看出各墓墓主拥有基本相同的社会身份，即便是出土了“滇王金印”的石寨山6号墓，其出土器物也没有表现出墓主身份和地位明显高于其他大型墓主的现象。据此分析，在滇国内至少存在着五个社会身份相等的集团，他们之间并没有上下统率的关系。也就是说，滇国至少是由五个势力相当的部落组成的族群。与夜郎侯与汉王朝的关系一样，其中石寨山
的一支被汉王朝授与了滇王金印，这只能反映这支部落与汉王朝的关系，而不能认为这支部落因此拥有统率其他部落的权力。所以，所谓“滇国”应是一个由若干个滇人部落形成的一个复杂酋邦，其社会演进程度高于西南夷地区的其他族群，表明滇人的社会已经快要跨进国家的大门了。
(四)邛都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邛都位于滇之北，即位于四川西南安宁河中游的西昌地区，其旁有邛海(古称邛池泽)，西昌北越小相岭到今越西，越西古称阑县，《华阳国志・蜀志》日：“阑，故邛人邑”，可证。
邛都故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存主要是分布在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大石墓是一种颇具特点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集中分布在安宁河两岸及安宁河一些较大的支流(孙水河、茨达河、西溪河、阿七沟)两岸。据多年较为全面的调查，安宁河流域现在尚不同程度地保存有大石墓230余座。
大石墓行二次丛葬，每墓入葬人数十余至数十不等，入葬人骨不分主次、贵贱和男女、老幼。随葬器物均为随身佩带之物，没有当时西南地区其他文化墓葬中出现的代表尊贵者身份的重器。这个现象反映出大石墓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的公共坟茔，在这些氏族中，氏族成员的政治经济关系是平等的，即一个氏族的成员共同修造一座大石墓，作为每一位氏族成员共同的安息之所。虽然如此，从历史文献分析，邛人在两周之际初步进入青铜时代，并发展成为安宁河流域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成为安宁河流域诸族群的政治中心。《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后汉书・邛都夷传》说邛人“豪帅放纵，难得制抑”，说明邛都的政治权威和政治组织演化程度已经超乎其他“或土著、或移徙”的部落君长以上。但邛都仍保有部落组织，《华阳国志・蜀志》说：“邛之初有七部，后为七部营军。”七部即七个部落，军事力量也以七部为编制系统，这些都是作为酋邦制的显著特征。这表明，邛都的社会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即若干血缘氏族――七个部落――酋邦。可见，邛都处于酋邦制发展阶段。
(五)徙
徙，音斯，又作斯、斯榆、斯都。《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徙的分布方位是“自宿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都最大”，《集解》云：“(徙)故城在今天全州东。”结合考古资料分析，与天全相邻的四川宝兴一带以及大渡河流域的石棉、汉源两县应是徙人的分布区。
徙地青铜文化的遗存主要发现在位于青衣江流域的四川宝兴县，重要的发现有宝兴汉塔山、宝兴陇东和宝兴县城关及城郊三处墓地。另外在属于大渡河流域的石棉县和汉源县也各有墓葬群发现。
徙地的墓葬在规模上基本相同，没有发现大型墓葬，说明这些族群的社会分化尚不明显，只是一些从事半农半牧生业的小部落。《华阳国志・蜀志》“越郡邛都县”下记有“又有四部斯臾”，斯臾即斯榆。徙有四部，意味着它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或部落集团。
(六)都
或作笮、，又称都、都夷，《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分布方位是“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都最大”。在都故地发现的重要的青铜文化遗存，主要有位于四川盐源县的老龙头墓地及盐源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云南宁蒗县的大兴镇墓地和出土于云南永胜县金官龙潭的青铜器群等三处。
根据已发掘资料，可以观察到都夷具有十分密切的血缘关系，具体表现为墓地中墓葬分布密集，族群成员拥有共同的归葬之处。虽然族群成员的社会身份已经出现明显的贵贱分化，但死后还是埋葬在同一个墓地中，并保持着统一的墓向，说明这个族群内部之间的联系十分密切，而这种联系的纽带应是血缘关系。绍都的墓葬可分为大、中、小三型，不同类型的墓葬存在墓葬规模大小、随葬器物多寡的明显差异。根据四川盐源老龙头墓葬的情况，可以看出都族群内已经有了明显的社会分层，其政治组织至少可以分为五个层级，是一个复杂化程度较高的酋邦社会。
(七)冉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冉在都东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冉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一般认为，冉故地在今四川西北部的岷江上游地区。
岷江上游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存主要是石棺葬。从大量石棺葬的文化内涵分析，冉处于酋邦的早期阶段，《后汉书・冉骇夷传》说其俗“贵妇人，党母族”，与考古发现的早期石棺葬没有显示出明显的贫富分化、阶级分化的现象相吻合，说明其血缘纽带长期存在。不过，冉内部的社会分化已经比较突出，如四川茂县牟托墓葬，除了随葬品丰富外，还出土了青铜礼器，墓主应是“君长”一类的人物。
(八)
《史记・西南夷列传》是将缁与昆明并列起来叙述的，即所谓“名为、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在这种游牧经济类型中，既然连君长(部落首领)都还没有产生，遑论酋邦，就更谈不上国家制度了。
目前在故地所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存较少，主要有云南昌宁县坟岭岗墓地、昌宁县城近郊的达丙乡和右文乡和潞西市西山乡崩强村约棒新寨勐约坝遗址。在这些墓葬中广泛出土了各种青铜武器和饰品，坟岭岗出土的青铜挂饰与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挂饰有相似之处，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九)昆明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说：“其外(指滇与邛都)西自同师以东，北自榆，名为、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此处所指为西汉时期昆明的分布情况。榆的地望比较清楚，据《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榆县》注引《地道志》以及《水经・榆河注》等，榆应在今云南大理之东。同师(又作桐师)应位于榆与唐(即今大理与保山)之间。由于昆明是一个随畜迁徙的游牧民族，所以其活动范围很大，“地方可数千里”，但其主要活动并比较稳定的分布区应该在以洱海为中心的区域。
在昆明故地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存除少数遗址外，大多为墓葬，主要分布在云南祥云、弥渡、宾川、剑川、姚安、鹤庆数县，在大理、云龙、永平等县也有若干青铜器出土点。昆明人的墓葬有大小型墓之分，反映了社会分层的出现。从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以及墓内出土大量青铜器的情况看，其社会已脱离了《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说的“毋君长”阶段，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有酋邦的特征。
(十)白狼、木、楼薄、唐
《后汉书・都夷传》记载：“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木、唐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贡奉，称为臣仆。辅(益州太守朱辅)上疏日：‘……今白狼王唐等慕化归义……路由邛崃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歧道……。”’根据白狼、木、楼薄、唐等部落居于汶山郡以西，而且他们前往成都平原需要经过邛崃大山等情况分析，这些部落应该分布今甘孜州东南部。经过考古资料的对比，今四川西南部的木里县和滇西北的德
钦、中甸两县也应属于白狼、木、楼薄、唐文化分布区。这一带的重要考古发现有四川巴塘县扎金顶墓群、雅江县呷拉墓群、甘孜县吉里龙墓群和霍县的卡莎湖墓群，以及滇西北的德钦县和中甸县的几处墓群。
白狼、木、楼薄、唐故地青铜文化的遗存目前发现的主要是石棺葬和土坑墓，两种墓葬的结构虽然不同，但出土的器物却没有大的区别。最突出的是带有甘青文化特征的大双耳罐和单耳陶罐，铜器主要有山字格剑、曲柄剑、双圆饼首剑、短柄镜、弧背刀、镯和各式泡饰为主，墓葬中随葬家畜也是该地区的特点之一。这个区域位于西南最西的地方，山高谷深，交通不便，与蜀、滇等文化的接触较少，故其文化中蜀、滇文化的因素虽然少一些，但三星堆文化的一些重要文化因素，如杖首和三角援风格的铜戈还是在该地凸显出来。
在白狼、木、楼薄、唐故地发现的石棺葬和属于石棺葬文化的土坑墓，其文化面貌与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和雅砻江流域的盐源盆地青铜文化十分接近，大概其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也相类似，处在酋邦的发展阶段。
(十一)句町
据考证，句町故城在今云南广南，云南之富宁、广西的西林、隆林、田林等县亦当为句町辖境。句町乃濮系民族，《华阳国志・南中志》有明确记载：“句町县，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根据沿濮水一线出土的的文物面貌基本相同的特点分析，沿濮水(礼社江、红河)的元江、红河、个旧一线，可能也是句町文化的影响区。
目前在句町故地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存，主要有位于红河州中部的云南元江县洼垤打篙陡墓地、元江罗垤白堵克墓地、个旧石榴坝墓地、红河县的小河底流域、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葬等。
根据《汉书・西南夷列传》和《华阳国志・南中志》的记载，西汉时句町拥有较强的军事实力。结合考古材料分析，句町墓葬密集分布，青铜文化的主要器物有对称圆弧刃和不对称圆弧刃钺、条形宽刃和窄刃斧、蛇头形首剑、长胡戈、矛、刀、匕首、V形銎口锄、刻刀、扣饰、铃、杖首、镦、凿、臂甲等各种兵器，意味着该族群已经发展到有“君长”的酋邦阶段。
(十二)漏卧
《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皆有漏卧县，应劭注《汉书・地理志・漏卧县》日：“故漏卧侯国。”汪士铎《汉志释地略》云：“漏卧，师宗东南。”金兆丰《三国疆域志》云：“漏卧介于夜郎与句町之间。”方国瑜先生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考证：“因其(漏卧)地在句町以北，夜郎之南。”结合考古材料推测，漏卧应在今云南曲靖地区的南部师宗县和红河州北部的泸西县一带。
漏卧故地的青铜文化遗存目前发现两处，即云南泸西县的石洞村墓地和大逸圃墓地。从石洞村和大逸圃两处墓地墓群的规模，墓葬的形制和出土器物观察，这个族群的社会分化不明显，社会发展水平不高，尚处于血缘氏族阶段。
(十三)其他“以什数君长”
除了见于文献的诸族群外，西南地区还分布和活动着数量更多的小族群，它们的首领被司马迁称为“以什数君长”。这些族群虽然较小，但和那些大的族群有着相同的生存方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如四川会理城河流域的粪箕湾墓葬群和大凉山昭觉河、美姑河流域的石板墓等。根据有限的考古发现，这些小族群多处于氏族部落阶段，其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大的族群，但它们的力量还是足以在西南地区若干大族群之间保持着自己狭小的生存空间。
四、西南夷复杂酋邦之形态
根据现有酋邦和国家起源理论，以及近数十年来丰富的考古发现，古代西南夷社会向文明演进的诸多线条更加清晰。根据E・塞维斯的观点，酋邦的暴力活动是对外，而非对内，“王公之战”并不是国家意义上的战争。西南夷古代遗址，和墓葬中广泛出土青铜武器，显示出战争的频繁性、剧烈性。
C.克拉克洪(C.Kluckholm)认为物质文明要素包括了城市、文字、金属器和大型礼仪建筑中至少两个要素加上大型礼仪建筑同时出现在一个社会中，才能称之为“文明”。脚酋邦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早期国家阶段的复杂性。例如，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国家产生于复杂酋邦的对抗过程中，但刘莉根据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材料，发现中原夏商周国家并非产生于较为复杂的长江流域酋邦(如良渚)，而是产生于结构分散，复杂程度较低的河南龙山文化，这一特质则常被国际学界所忽略。因此，在进行是否进入文明的界定时，需要较为复杂的考量与界定。
单个物质文化要素的产生、存在乃至高度发展，并不意味着进入了文明阶段。良渚文化发达的大型礼仪中心、石家河文化巨大的城垣建筑，乃至山东龙山文化发现的早期陶文，并不意味着这些遗址已经处于文明阶段。而玛雅文明虽然缺乏金属器物，却具备了大型礼仪中心、城市、文字和发达的天文数学，因此，玛雅则可被视为文明。反之，复活节岛上存在巨大规模的礼仪建筑，却缺少其它文明要素之存在，因此也不能视作文明。
在西南夷的考古发掘中，“夜郎旁小邑”的陶器上曾发现过刻画的符号，贵州威宁中水西南夷公共墓地器物上也有刻画符号之发现。而根据汪宁生先生研究，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一长方形铜片上的大量图案，属于“原始的图画文字”。也有学者认为晋宁石寨山M13的图画文字体现了滇王的“文治武功”。这些现象似乎意味着，古代西南夷可能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原始文字。但到目前为止，这些个别的观点似乎还未得到学术界的共识，因此尚不能得出古代西南夷社会已经产生了文字的肯定结论。
尽管如此，以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等滇国大型墓葬考古所反映的情况，整个社会依靠宗教祭祀的意识形态，获得了极大的整合，神权政治的精英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垄断，与暴力的垄断开始结合，并通过战争进一步巩固了宗教统治，青铜储贝器上所表现的献祭，正是战争与宗教密切整合的结果。同时，丰富的青铜武器，显示了资源、技术、劳动力已经有效组织为战争链条，为有组织系统的暴力活动服务。换言之，滇文化所显示的复杂发展水平，已经处于进入文明的前夜。根据塞维斯的理论，我们认为滇人的社会性质属于复杂酋邦，处于国家和文明的前夜。
通过对邛都考古材料及传世文献的综合研究，邛都夷尚处在文明起源时代的较早阶段，它的社会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即若干血缘氏族――七个部落――酋邦，其武装力量也是从七个血缘氏族组织的族群中产生，暴力活动的垄断性与战争、意识形态的复杂水平，均不能与滇文化相比。
都族群内已经有了明显的社会分层，墓葬可分为大、中、小三型，不同类型的墓葬存在墓葬规模大小、随葬器物多寡的明显差异，根据老龙头墓葬的情况，当时的这支族群的社会至少可以分为五个阶层。发现有各种青铜武器，也有被用于宗教献祭而杀戮的死者。因此，这是一个高度复杂化的社会。不过，尽管都的神权控制与暴力活动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复杂程度，但并不具备国家的水平，应该属于复杂酋邦。
有学者指出，夜郎社会的复杂化水平与滇较
为接近，其社会层化结构也较为类似。在夜郎故地的考古遗存中，不但有丰富的青铜武器、铜鼓、玉器，还有反映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套头葬”现象。此种现象，与垄断了意识形态控制的巫觋组织有密切之关联。而大量青铜钺、剑、戈、矛、刀等武器的发现，也显示了战争的频繁。虽然如此，但由于至今尚无大型墓葬被发现，所以夜郎酋邦的复杂化程度还没有达到滇那样的发展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西南夷酋邦的很多考古迹象显示了青铜文化的发达。这个现象很容易造成一种假象，即按照中原的文明起源现象，进而推测西南夷地区已经达到了中原三代时期的“青铜文明”阶段。实际上，西南夷的青铜文化是受到古蜀文明剧烈影响之后的结果，古蜀文明在独立于中原文明独自演进的过程中，本身发展出并具备了大型礼仪中心、发达的青铜文明、城市以及发达的宗教控制和暴力的垄断，是整个长江流域唯一由复杂酋邦演进为国家文明水平的社会体。因此，西南夷的青铜文化并不能被视为达到了同等条件下独立发展的技术高度。正如直到近代，凉山的彝族已经开始使用火器作战，但并不意味着这一社会组织已经发展到近代水平。
对于西南夷地区而言，以滇、邛都、都等为代表的政治组织走在了金沙江流域各族社会演进的前列，处于酋邦向国家演进、史前向文明过渡的阶段。如果没有秦王朝尤其是汉王朝国家力量的进入，将汉文化包括铁器和政治制度在内的各种文明要素在西南夷地区作强劲扩展和传播，造成西南夷地区从史前青铜时代跨入铁器时代，并将其纳入秦汉国家体制的政治秩序之内，西南夷族群仍旧会按照自身的发展方向和逻辑，完成向国家社会的演进。换言之，西南夷的复杂酋邦已经站在了文明曙光的门槛面前。
五、小结
立足于中国古代社会自身的具体特征，结合近数十年来西南夷地区丰富的田野考古资料，西南夷古代社会的发展面貌呈现出比以前更为清晰的线条。从社会复杂化和物质文明、控制能力等综合角度而言，西南夷族群中有一些政治共同体已经独立演进到复杂酋邦的水平，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假如没有中原国家力量与文化的强烈进入，西南夷地区的许多族群同样可以独立演进到文明时代。换言之，酋邦理论既为我们解释西南夷古代社会的发展水平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和方法视野，而西南夷材料的具体研究，又能进一步丰富酋邦理论和早期文明起源研究的视野和方法。
参考文献
[1]段渝，论金沙江文化与文明起源[J].中华文化论坛，2002，(4).
[2]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3]童恩正，中国西南夷地区的古代酋邦制度：云南滇文化中所见的实例[J].中华文化论坛，1994(1).
[4]Oberg，K:Types of social structure among the Lowland Tribes of South and Central America，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55，57(3).
[5]Service，E.R.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New York，Norton，1975；Fried，M.The Notion of Tribe，MenloPark，Cummings，1975.
[6]Timothy Earle:Chiefdoms in archaeological and ethnohistofical perspective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87；“The Evolution of Chiefdom”.In:T.K.Earle(ed) Chiefdom:Power，Economy and Ide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991.
[7]Service，E.R.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NewYork，Norton，1975.
[8]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83.
[9]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童恩正，中国西南夷地区的古代酋邦制度：云南滇文化中所见的实例[J].中华文化论坛，1994，(1).
[11]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一民主・专制・国家：起源问题比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段渝，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沈长云、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王震中，国家形成的标志之管见：兼与“四级聚落等级的国家论”商榷[J].历史研究，2010，(6).
[13]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威宁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贵州威宁县鸡公山遗址2004年发掘简报[J].考古，2006，(8)；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威宁县文物保护管理所，贵州威宁县吴家大坪商周遗址[J].考古，2006，(8)；席克定、宋先世，贵州毕节瓦窑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87，40；程学忠，普安铜鼓山遗址首次试掘[A]，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C].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刘恩元、熊水富，普安铜鼓山遗址发掘报告[M]，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C].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威宁县文物管理所，贵州威宁县红营盘东周墓地[J].考古，2007，(2)；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6，(2)；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赫章可乐二000年发掘报告[M].文物出版社，2005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威宁县文化局、威宁中水汉墓[J].考古学报，1981，(2)；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威宁中水第二次发掘[J].文物资料丛刊，1987，(10).
[14]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市麒麟区文物管理所，曲靖市潇湘平坡墓地发掘报告[A]，云南考古报告集[C](之二)，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
[15]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发掘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J].考古学报，1956，(1)；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三次发掘简报[J].考古，1959，(9)；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第四次发掘简报[J].考古，1963，(9)；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文管会、晋宁县文管所，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五次抢救性清理
发掘简报[J].文物，1998，(6)；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文物管理所，晋宁石寨山一第五次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云南省博物馆，江川李家山古墓葬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5，(2)；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局、江川县文化局，江川县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1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凉山州博物馆、西昌市文管所，安宁河流域大石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17]段渝，论金沙江文化与文明起源[J].中华文化论坛，2002，(4).
[18]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出土的西汉铜器[J].考古，1978，(2)；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县汉代石棺墓[J].考古，1982，(4)四川省文管会、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陇东东汉墓群[J].文物，1987，(10)；四川省文管会、雅安地区文管所、宝兴县文管所，四川宝兴汉塔山土坑积石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99，(3).
[19]凉山州博物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龙头墓葬和盐源青铜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宁蒗大兴镇古墓葬[J].考古，1983，(3)；云南省博物馆保管部，云南永胜金官龙潭出土的青铜器[J].云南文物，19.
[20]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J].考古学报，1973，(2)；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管所、茂县博物馆，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A].成都考古发现(2000)[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2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J].文物，1994，(3).
[22]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昌宁坟岭岗青铜时代墓地[J].文物，2005，(8)；云南省博物馆、昌宁县文化馆，近年来云南昌宁出土的青铜器[J].考古，1990，(3)；保山地区文管所，昌宁县大田坝青铜兵器出土情况调查[J].云南文物，1983，(6).
[23]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剑川县文物管理所，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J].考古，2009，(7)；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J].考古，1964，(12)；大理州文管所、祥云县文化馆，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墓[J].文物，1986，(7)；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祥云县文化馆，云南祥云检村石椁墓[J].文物，1983，(5)；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云南祥云县检村石棺墓[J].考古，1982，(12).
[24]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羌族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25]甘孜考古队，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棺墓[J].考古，1981，(3)；甘孜州文化局、雅江县文化馆，四川雅江呷拉石棺葬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3，(4)；四川省文管会、甘孜州文化馆，四川甘孜吉里龙古墓葬[J].考古，1986，(1)；四川省考古所、甘孜州文化局，四川墟霍卡莎湖石棺墓[J].考古学报，1991，(2)；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J].考古，1975(4).
[26]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
[27]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个旧市群众艺术馆，云南个旧石榴坝青铜时代墓葬[J].考古，1992，(2)；李跃宾，元江罗垤白堵克青铜墓地发掘简报[J].玉溪文博，1990，(3)；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边境地区(文山州和红河州)考古调查报告[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8；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J].文物，1978，(9).
[28]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红河州文物管理所，泸西石洞村大逸圃墓地[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9.
[29]会理县文管所、凉山州博物馆、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四川会理县粪箕湾墓群发掘简报[J].考古，2004，(10).凉山彝族地区考古队，四川凉山昭觉石板墓发掘简报[A].考古学集刊[C]1集.
[30]serviee，E.R.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New York，Norton，1975.
[31]C.Kluckholm，The Moral Order in the Expending Society，City Invincible:An Oriental Institute Symposium，1960.
[32]刘莉，龙山文化的酋邦与聚落形态[J].华夏考古，1998，(1).
[33]李衍垣，夜郎青铜时代的文物[A]，夜郎考[C]二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34]何凤桐，万光云，威宁中水“西南夷”陶器[J].贵州文史丛刊，1984，(3).
[35]汪宁生，试释晋宁石寨山出土铜片上的图画文字[A].民族考古学论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36]樊海涛，再论云南晋宁石寨山刻纹铜片上的图画文字[J].考古，2009，(1).
[37]段渝，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8]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剑川鳌凤山墓地发掘简报[J].文物，1986，(7).
[39]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篇13
艺术考古学研究的专业性十分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艺术学的研究更加专业化，其中包含的科学技术和专业技能有许多已经超越了考古学研究的范围。《艺术考古概说》第一章详细地介绍了艺术考古学基础理论，对学科的相关研究论著进行了梳理归纳。
1978年国务院批准编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列出有关艺术类考古学的条目，成为中国艺术考古学科的正式提出和设立。《艺术考古概说》以《中国大百科全书》为基本理论构建，指出，由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亲自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总论中，将“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说明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与目的：“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学科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②之后正式列出了“美术考古学”和“音乐考古学”条目，对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音乐史的关系等作了规定，也成为我国明确设立“美术考古学”和“音乐考古学”专业学科的依据。作者依据上述文献，对艺术考古学的分类、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进行了阐述，说明艺术考古学是探究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探究艺术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学科。许多艺术遗迹和遗物，凝结着古代物质文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因此艺术考古研究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补充资料，并且涉及许多自然科学知识，是研究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重要补充。作者除采用考古学、艺术学研究基本方法外，还特别指出运用自然科学原理和方法研究艺术考古的重要性。
二、案头・田野――研究领域新突破
在第二章至第六章的分类介绍中，作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作为推动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学术背景。20世纪80年代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发掘，引起国内外关注，两个遗址挖掘清理出土大批文物，在世界尚属首次，它们的文化内涵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究。两个大遗址的保护和利用，已被列入国家大遗址保护工程，并取得了成功经验，为四川省艺术考古的全面研究、开发、转化、利用，打下基础。例证、图片丰富，每一部分的参考文献也十分标准，可以看出，作者在前期的搜集和考证中的扎实案头工作。
我国艺术考古理论的探索实践，可追溯到20世纪初期西方科学技术和学术思想对我国学术理论界的影响，书中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创建中国美学、音乐学、甲骨学、考古学、古建筑学的奠基人的理论思想作了论述。如我国第一代美学思想家朱光潜、宗白华先生；我国第一代音乐理论家王光祈、杨荫柳先生；我国第一代考古历史学家李济、郭沫若、夏鼐、冯汉骥先生；我国第一代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童、杨廷宝先生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赴西方或者日本留学后，回到中国，运用西方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在古物考证、文化内涵分析以及建立方法论等方面，填补了中国某项专业理论研究的空白，开启了中国美学、中国音乐史、中国考古学、中国古建筑学等理论研究之先河，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思维，也在这些专科研究过程中产生。
三、实用・前瞻――文化产业强推动
艺术考古学，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成为艺术事业建设中快速发展的一种艺术类型。作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对艺术欣赏需求的不断增长，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发展，艺术考古成果的开发和转化，将成为文化艺术事业、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强势品牌，在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在丰富国内大众文化鉴赏娱乐活动中，都会以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品质，受到观众的喜爱，成为展演、影视市场上不断创新的类型。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工程中，进一步明确了人类精神文化起源。
《艺术考古概说》一书中，作者分析了目前艺术考古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如缺乏统一的综合研究机构，出土文物的调查研究受到行业管理约束，各类艺术考古所需用的科技手段如“音乐声学测量”等专业性强、技术上难度大等问题，提出了建立艺术考古学综合学科、在大学或研究机构开设专业课程、建立艺术考古研究协会等设想。在书中，作者还从打造精品品牌、推广多媒体制作和传播、规范旅游区开发、加强对外人文交流和宣传、筹建艺术考古专业六个方面，提出了针对四川地区艺术考古成果的开发与转化建议。在开发转化方面，四川落后于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归结原因是缺乏资源整合与合作开发。四川应在已有成果，如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等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地方考古资源和考古人才，推动四川艺术考古发展。
四、巴山・蜀水――古老文化的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