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论文篇1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割裂的世界逐渐整合成了一个整体。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使文化工业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我国建国后一直将文化视为意识形态领域，通过严格的控制，使之发挥为人民服务的公共事业的作用。和传播党的政策方针的政治功能。自改革开放之后，文化领域、经济领域纷纷冲破枷锁，谋求全新的发展。经济政策的放宽，私营业主的出现，促进了文化工业的兴起。在国外思潮和经济形式的冲击下，文化工业的一整套模式被移植到了国内经济和文化发展中来。人的需求不外乎物质与精神，文化就是满足人的精神需求。所以，面对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的文化精神需求，文化的大众化理应成为主流。实现文化大众化最好的形式其实就是文化工业，借助工业的大批量规模生产和高科技的实现，文化工业能够最大程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为了区分阿多诺贬义批判的文化工业，我们用文化产业来代替了文化工业的概念。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产业的兴起从最开始满足了被压抑了许久的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商业性质，反而使其最大程度地向阿多诺的文化工业靠拢。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广告，所有生活中赖以获得文化需求的媒介都充斥着商业符号、标准化模式等。很大程度上，如今的文化产业又回到了阿多诺那个时代的文化工业上去。更加可怕的是，大多文化产业产品已经不是满足人的文化需要了。失去了其本身的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仅仅是满足人的欲望。比如，现在很多的电影在结尾都留有悬念，吸引观众等待续集的出现。其实无论电影的首部还是续集，大多数都是好莱坞文化工业模式下的产物，仅仅是为了勾起观众想知道故事如何发生和对未知好奇的欲望，从而成功地赚取票房，促进周边产业的销售。很多大制作的电影，用一个简单脆弱的虚构的故事情节为主线，却辅以大量的高科技感官效果，多数人花钱去看的仅仅是效果而已。同时，大量的无意义、被商品符号占据的电视剧充斥在大众的荧幕上，模式套路高度统一，看这种电视剧味同嚼蜡。但大多观众乐此不疲，有的看明星，有的看剧情，有的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同样，各种歌唱类节目、选秀节目、明星真人秀节目等等，都充斥着低俗、商业和标准化。虽然不能否认依靠先进的科技，文化中心已经不再单一，多元的文化中心也已形成，但是无法与主流的大众文化产业相抗衡，同样存有文化工业影响的阴影。现今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逐渐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业趋同，文化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究其原因，个人认为有如下几条：一是社会的不协调发展。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时间里程短，成就显著。但从另一面看，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治理、文化发展、公民教育等问题的发展不平衡。一切向钱看、消费为主、经济逻辑为主等观念蔓延在整个社会中。所以，文化产业被经济所绑架，仅仅表现出了工业的性质，却丧失了文化的实质。二是文化审查制度的不完善。改革开放之前，文化领域一直被视为意识形态被国家严格管控。尽管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开始大繁荣大发展，文化的多样化，在工业模式下的爆发发展已经超出文化审查制度的预期。对文化种类、形式、内涵等没有做到有效的归类及限制。思想反省、政治批判的文化作品由于审查制度的政治特性，并没有完全放开；但是对于低俗的文化作品并没有制度性、规范性的审查约束，基本通过通知性的禁令进行治理，这就造成了阿多诺文化工业式的文化产品大行其道，在某种意义上促使了文化产业向文化工业转变。三是文化批判思想和批判氛围的缺失。国内缺少文化领域系统的批判理论。目前，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不能机械简单地套用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迫切需要构建符合中国文化发展需要的文化批判理论。同时，在文化产业发展中，中国社会学者的话语权太少，越来越多的人在迎合中国文化发展向文化工业蜕变。简单的行政管理禁令及文件已不足以抵抗文化工业的拓展。
文化发展论文篇2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具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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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论文篇3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拓展文化阵地和繁荣文化事业的重要性。因此，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两地文化人都积极拓展文化阵地以开展抗战文化和传播革命思想，他们创办各种报刊杂志、出版社、书店，开展戏剧活动和“文章下乡入伍”活动等，从而在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相对比较繁荣的文化事业。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指示国统区党组织“要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8］。因此，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桂林先后创办了很多进步出版社、报社、书店和印刷厂，主要有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华日报》桂林报馆、文化供应社、南方出版社、生活教育社、西南印刷厂、建设印刷厂和三户印刷厂等。1942年桂林书业公会登记过的大小书店和出版社共有79家。著名出版家赵家璧曾说，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书刊，有80%是在桂林出版的。这些出版社和书店出版营销的书刊以宣传抗战文化和进步思想为主导，还编译出版发行有关马列主义和思想的著作。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出版发行了《论持久战》;文化供应社出版发行了《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秦记西南印刷厂印刷;《论新阶段》、《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和《救国言论选集》等由《新华日报》桂林报馆印刷发行。另外，桂林的《救亡日报》和《国民公论》也经常刊登的著作。《救亡日报》最早于1937年8月在上海创刊，1939年1月10日在桂林复刊。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统一战线报纸。在指示下，该报以宣传抗日为宗旨，成为“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1939年1月1日，由张铁生、胡愈之等主编的《国民公论》由武汉迁往桂林出版，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综合性时事政治刊物。这些书店和出版社还将其出版物运往沦陷区和粤港南洋地区，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抗战文化发展。无论是在大后方，还是在沦陷区，都非常成功地推动了抗战文化发展，也卓有成效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和思想大众化，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另外，桂林还创建了不少文化团体，并与延安和武汉等地的文化团体在呼应互动中为促进抗战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成为当时影响最广泛、最具号召力的全国性抗战文化团体，凝聚了大批文化名流。广州、成都、昆明、桂林、香港、延安、贵阳、曲江、上海等地先后成立了分会。1938年3月30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武汉成立，其宗旨就是团结青年新闻记者，促进抗日宣传。重庆、桂林、昆明等地记者相继成立了分会。除此之外，其他的全国性文化团体也相继建立。这些文化团体先后在延安和桂林设立了分会，他们通过举行各种专题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等途径发展抗战文化运动，而且团结了不同阶级、阶层和流派的文化人。除了上述全国性的文化团体，桂林也组建了很多地方性文化团体和群众性抗日团体。1940年2月，延安各界促进会成立，这一消息传到桂林后，鼓舞推动了广西促进会的成立。广西促进会于1940年5月成立，成立后即与延安促进会形成南北呼应之势，对遏止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桂林文化人组建的文化团体有20多个，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广西建设研究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苏文化协会桂林分会、新安旅行团、孩子剧团、抗敌演剧队、中华职业教育社、新中国剧社、国际新闻社等。
三、桂林抗战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相得益彰
抗战时期，桂林尽管处于国统区，但是抗战文化运动始终由共产党领导，以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导。桂林文化人在广泛开展抗战文化运动的同时，更是积极扩大对马克思主义各方面进行大众化研究和宣传，创造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果，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为动员和武装民众参加抗战起到了巨大作用，使更多的文化人和进步学生逐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并积极参加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在其指导下进行的理论实践，使各抗日力量在思想上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指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武装群众，不仅促进了抗日救亡，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和思想较有成效地实现了大众化。因此，桂林抗战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到了相得益彰的发展效果。首先，在中共的领导下，桂林文化人创建合法阵地公开或半公开地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先后创建的合法阵地有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文化供应社、三户印刷厂等。这些出版社和书店出版发行了不少马列著作，的《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都得以在桂林出版和传播。《救亡日报》、《国民公论》和国际新闻社等也经常以社论、时论和消息的形式宣传中共的抗战政策和主张。其次，利用学校和研究机构及部分舆论阵地介绍宣传马列著作和思想。杨东莼、陈此生等早在1932年就开始在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公开宣讲马列主义，杨东莼本人主讲“唯物辩证法”，薛暮桥主讲“政治经济学”，陈望道、羊枣(即杨潮)、施复亮、邓初民等都在此讲过马列主义相关课程。杨东莼后来又于1938年返桂出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开设“抗战形势讲话”、“中国近百年史”等课程，其实是着重宣传的《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所包含的思想观点。李达于1938年春应广西大学校长白鹏飞聘请到桂林，给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这种在国统区的大学讲堂上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在当时较为少有。当时还成立了不少读书会或读书小组传播革命思想，引导青年学生靠近马克思主义。《大公报》及其副刊《文艺》、《广西日报》、《西南青年》、《广西妇女》等都曾一度为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文化人所主持或担任主笔，积极宣传进步文化和思想。再次，文艺界在开展“文艺的民族形式大讨论”和“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等活动中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大众化。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中国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后，延安文艺界开展了“文艺的民族形式”大讨论，开展“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活动。这些讨论和活动很快得到了桂林、重庆和昆明等地的呼应，但以桂林响应最早、持续时间最长。1939年10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一成立就召开座谈会，组织通俗文艺研究，并开办讲习班，讨论文艺上的中国化大众化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黄药眠发表了《文艺上之中国化和大众化问题》，林山发表了《关于运用民族文艺形式的意见和尝试》和《到大众中去———给桂林的诗歌工作者》等，他们还编辑出版了不少通俗刊物，如《文艺生活》、《新道理》、《当代文艺》、《青年文艺》、《新水浒》、《人世间》等。这一讨论持续了近四年，直至1942年。他们还开展了具有广泛影响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活动。同时，桂林还出现了街头诗、街头画、街头剧、木偶戏等大众化文化形式;街头剧和活报剧演出、街头画展、露天歌咏会、星期歌咏会等通俗化的群众文化活也都经常可见。此外，桂林还是延安、上海、香港和重庆等地进步出版物的集散地。当时不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读物从上海或延安传到桂林，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辩证唯物论入门》、狄超白的《通俗经济学讲话》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
四、桂林抗战文化发展经验与启示
(一)中共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了抗战文化的蓬勃发展，使爱国主义在抗战文化运动中得到充分张扬，但也注重引导抗战文化超越了爱国主义文化的范畴，使其朝着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方向前进。在抗战文化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引领抗战文化运动，始终坚持先进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正确方向。对弘扬时代主旋律的文化活动给以鼓舞和支持，对日本的愚民文化加以揭露，对内的专制文化和投降文化给予坚决抵制。在党的抗战文化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各阶层进步文化界人士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战文化活动，一大批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作品构成了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旋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史学、文学艺术、军事学等各领域都得到了充分传播，不仅使文化人自身实现了“改造者被改造”，也使广大民众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同了马克思主义。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成为团结一切抗战力量的精神武器，为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凝聚了巨大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抗战局势中成功引领抗战文化朝着先进文化方向发展的经验值得借鉴。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文化多元化和价值观逐步多元化。面对新的趋势，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作用，唱响时代主旋律。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要建设先进文化，必须尽可能拓展并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正如所说:“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9］
(二)中共“文武两个战线”的配合作用
当时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对比注定抗日战争必将是全民族的战争，这也决定了抗日战争离不开抗战文化的动员。所以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抗战文化的重要配合作用，并据此适时地制定出了顺应抗战发展的“文武两个战线”配合作战的政策。1936年11月，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指出:“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10］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进一步阐明了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11］为了充分发挥国统区“文武两个战线”的配合作用，中共中央于1940年9月10日在《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专门强调:“在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因此，在统治区域的党(敌占大城市亦然)应对发展文化运动特别提起注意，应把对文化运动的推动、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8］就是因为中共一直注重“文武两个战线”的配合作用，所以才会一改对知识分子的“关门主义”政策，领导文化人全面而又巧妙地积极拓展文化阵地，形成最广泛的文化界统一战线。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12］由于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具有相当规模且独具特色的文化统一战线，不仅凝聚并形成了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群体，而且在他们周围又团结和联系了更多处于中间状态的进步文化人，而且形成了这两大群体并肩作战、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尽管它没有统一的名称，各团体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但都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各级党组织的指导，组织革命文艺理论的讨论，批判文化政策，同各种错误思潮作论辩，研究编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学习宣传思想，发展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有效地扩大了先进文化思想的传播。同时，由于形成了广泛的文化界统一战线，形成了陕甘宁边区、国统区、沦陷区、粤港南洋等几大场域间文化人群体遥相呼应、相互扶持的工作格局，终于打破了对陕甘宁边区及共产党和红军长达十年的严密的新闻封锁，揭穿了对共产党和以及红军和边区民众的造谣污蔑，使得国内外都逐渐看清楚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的真相，为延安和中国共产党争得了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也赢得了海外华侨对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的认同和援助。总而言之，“想要永远一手遮天，已经困难了”［6］。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同样是统一战线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目前在全国3800万专业知识分子当中，约有1000万在非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其中有不少党外知识分子。他们来源于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知识背景、不同派别。所以，当代知识分子群体是一个复杂的“异质性”的群体。但是，不论其价值观、政治取向、专业领域如何千差万别，他们对民族复兴和国家繁荣的追求是一致的。他们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他们的社会角色、社会影响以及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这足以说明，今天中国共产党应总结抗战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成功经验，综合考虑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和知识分子队伍出现的新特点，制定和实行科学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注意保障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让人人都能看得见摸得着，这样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正如党的十报告所说:“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是保证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根本之举。”所以说，建立新时期文化界统一战线，使各行业各阶层各地区各派别知识分子及时广泛地开展群众性活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教育。这对于凝聚人心、统一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新时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
文化发展论文篇4
一、“音乐艺术”与“音乐文化”概念的提出
严格的讲，“音乐艺术”所指代的是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即由有组织的音乐所构成的听觉审美对象。对这种艺术形式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审美价值的判断，无论是在不同的民族之间，还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流派之间，都难以形成一个划分高低优劣的统一标准，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音乐艺术”这个概念所限定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说：“音乐的价值是相对的”。
然而，“音乐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音乐艺术”所限定的范围。音乐文化包含音乐艺术，但却并非指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是多种性质不同、形式不同、作用不同的音乐现象的综合物”，他所指代是一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些现象与音乐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们也有着自身的特征、性质和作用。总之，“音乐文化”是一个大的概念，而“音乐艺术”是一个较小的概念，我们不能用小的概念来涵盖大的概念，我们必须懂得，我们探讨的是“音乐文化”这个概念属下的诸多文化现象，而不是某种艺术形式的审美属性和艺术品位。
文化，按照广义，通俗的理解，就是指人类的创造，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音乐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它必然也是物质、制度、观念的综合体。从历史的，文化人类学的全部观点来看，审美价值是音乐文化多种价值中的一种，而不是其全部价值或唯一价值。因此，我们不能够仅仅从意识的，艺术的，审美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更要结合着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层面去看待一个国家的音乐文化。
二、中国音乐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音乐文化发展有着五千年的历史，到了二十世纪初期，音乐课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应用于课堂。但是，中国的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从近现代到如今近百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这也就是说，中国音乐文化与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音乐文化之间存在着水平上的差距。
中国的音乐文化无论在物质的，制度的层面，还是在观念的，意识的层面，都没有能够适应当今世界音乐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没有能够充分的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以音乐教育为例：就物质层面而言，教育设施的匮乏，办学经费的短缺，师资力量的不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就制度层面而言，中国的教育体制亟待改革，大量音乐人才的分布与流动极不平衡，一些专业音乐院系人满为患，而大量的音乐普及教育岗位则无人问津；就观念层面而言，音乐教育观念陈旧、闭塞、学术视野短浅、狭隘。以上三个层面是阻碍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新音乐文化与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摩擦
中国的音乐文化，需要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各个层面上，全面地吸收和借鉴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成果，从而尽快跟上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现代化的音乐文化是开放的，其信息传播的快捷性，交流范围的广泛性，足以使任何一种传统文化中的人们带来各种新意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形式。中国近百年来音乐文化的发展变迁事业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不向世界敞开国门，如果彻底拒绝现代化的进程，或许我们的音乐文化会保持更纯正的中国口味，会赢得那些喜欢异国情调的老外们更多地赞叹。但是这样以来，我们中国人就必须放弃发展的机会和选择的权利，我们就只能为别人去做传统的守护神，而不能为自己去做新文化的创造者。
当然，新文化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必须将传统文化一概“淘汰”。举个例子来说，一对年轻人结婚，如用传统的拜天地，坐花轿的方式来举行他们的婚礼，这一举动显然有着传统的中国味道，从而得到旁人的赞美和羡慕。但是，假如一位家长不顾“婚姻自主”的原则，硬要按照中国传统的老规矩为自己的儿女包办婚姻，这就有理由遭到人们的反对。再假如那位先生还想效法旧时代“一妻多妾”的传统，要给自己添上几房“姨太太”，那么这一行为不仅要为已经“西化”了的中国人所不齿，而且还要受到国际法律的制裁。这个例子说明，传统文化中与现代文化不相抵触的东西，自然可以继承和发展，反之，便决没有不被割除的道理。
四、中国音乐文化发展道路探索
20世纪的中国新音乐是整个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选择“新方式”来做事情，过生活的结果之一。“新学堂”的建立，“学堂乐歌”的兴起以及其成熟的发展，中国的无调性作品，中国的十二音作品的陆续出现，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说明我们中国人“听音乐”，“做音乐”的方式有了明显的质的改变。这些行为令那些不习惯接受中国新音乐的外国学者感到费解。其实赵元任先生早已说得明白：“中西音乐有异，中国音乐有自己的‘国性’，只得保存跟发展。但我们中国人得在中国过人的日子，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只穿了一种学博物馆的服装，专预备你们来参观。”可见，那种要求我们中国人的音乐文化永远停止在1840年以前的想法不仅是不现实的，更是“不人道的”。
自宋代以后，中国音乐主要是以本土繁衍、变异的方式在发展。直到清末，外来音乐文化，尤其是西洋音乐文化与日本近代音乐逐渐传入，音乐由此兴起。而这种现象确实为中国音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知识经济发展加剧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和碰撞。弘扬中华传统音乐文化、使中华文明在信息大潮中绽放异彩是音乐教育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电子出版物和远程教育的发展，东西方音乐文化将形成全方位的碰撞，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命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方面各民族音乐文化在冲突和融合中会增加统一和普遍性；另一方面，民族音乐文化教育的繁荣和生存面临着威胁。全球信息网络一体化极易使西方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长驱直入。在这场以文化渗透为主要途径和手段的新的“世界大战”中，中华民族的文化、文明和社会价值观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统一的成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产力。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革命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为此，我们要主动出击、积极应战，大力开发音乐文化信息资源。将伟大的民族精神、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信息送上国际互联网，使中华灿烂文化绽放异彩；激浊扬清，用中华文化抵御外来腐朽的文化的侵蚀，在我们民族的精神广宇里筑起思想文化的万里长城。
五、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伦理思考
但是，还有一些人反对将音乐纳入现代化进程，这类人被称为“文化相对主义者”。他们以“文化相对主义者”作为理论依据。在这里，我们应当看到，“文化相对主义者”原本是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宽容，相互理解，尊重，各尽所长，共同发展。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应当赞同。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一些“文化相对主义者”否认存在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否认人类文化发展的共性，否认社会历史进程的阶段性、规律性、否认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对此，我们必需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深入细致地分析，弄清那些文化现象以及这些文化现象的哪些价值具有相对性，共通性，普遍性，进而在中国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相比较中，分清哪些是“不同”的不同，哪些是“不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人云亦云。
然而，一些信奉“文化相对主义者”的学者们却没有这样去做，以至于“文化相对主义”在他们的手上完全变了味，走了调，成为一种妄自尊大，盲目排外，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借口。他们以一种对立的心态，来看待中西方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彼此通融的历史与现实，以虚无主义的观点来否定现代化对于人类文化的普遍意义。由此可见，这些学者手上的“文化相对主义”，其实只是，狭隘民族主义及“国粹”论的结合物，它既不新鲜，也不先进，用它来解释文化历史现象，或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必将造成观念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失误。
总之，文化、音乐，都是为了人而存在的，20世纪的中国音乐文化首先是为20世纪的中国人民而存在。中国音乐文化朝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自主的，正确的选择，同时，也是21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现代化进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新型的、开放的，有生命力的同时也是在审美趣味上更加多元化的音乐文化。它是中国音乐文化与世界音乐文化之间完美的交融。中国的现代化任务任重而道远，而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化则是整个社会现代化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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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论文篇5
群众文化的开展主要为了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使群众能够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因此在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时应该做到以人为本，也就是以群众为主体，组织者应该深入调查群众的业余爱好以及征求群众开展文化活动的意见和建议，这样才能保证开展的群众文化活动得到群众的欢迎。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文化活动也比较单一，其主导是政府，政府办群众看，就是这样的模式，但是尽管如此，因为当时群众自身的活动非常少，所以即使是非常单一的群众文化活动依然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市场经济时代的带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群众对文化活动有了更高的要求，不再满足传统意义上群众文化形式，因此群众文化组织者应该做到以人文本，以群众为主导来组织文化活动，这样才能真正的体现出群众文化活动价值。要想做到这一点，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进行深入调查，充分了解群众喜欢的文化活动形式，这样组织者在制定群众文化活动方案时，能够有的放矢，无论是活动内容，还是节目组织，组织都能够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安排，这样的群众文化活动一定非常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培养群众的兴趣，相关负责人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出来来培养群众的高雅兴趣，这些兴趣的培养应该从娃娃做起，比如某地开展戏剧进校园的活动等；平时也可以开展一些体育活动，体育活动通常情况下都比较轻松，也是人们群众喜闻乐见的群众文化活动形式，能够充分的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还能够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
三、从自身的角度来看待群众文化的发展
目前我国开展的群众文化活动通常都是政府拨款或者企业赞助，但是新时代的发展，群众文化活动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或者企业，而是应该从自身的角度出发，解决资金缺乏的问题。文化与经济本就是一体，经济的发展会带动文化，文化的发展会使经济更加的繁荣，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群众文化应该找到与经济相对应的结合点，随着经济的变化，及时的做出调整，避免出现之后的现象，因为滞后现象越严重，越难以受到人们群众的欢迎。相关责任人应该找到群众文化发展的规律，根据这个规律做出相应的调整，抓住群众文化的重点与难点，与群众做好沟通，逐一解决遇到的问题。群众文化活动可以与经济活动相互结合，这样相关企业能够起到宣传的作用，群众文化活动也得以顺利的开展，群众文化市场也不再是简单的一个领域。
四、从市场与文化政策的角度来看待群众文化的发展
无论怎样开展群众文化活动，都要符合市场的要求，按照我国的文化政策去执行，只有满足这两者的要求，才能真正的组好群众文化活动。第一，应该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群众文化注重的是社会效益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并不影响其获取经济效益，群众文化应该在市场经济的引领下，在取得社会效益的同时，通过文化活动的开展获得经济效益。群众文化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完全可以在市场的运作下获得经济效益，这不影响其在社会效益上所发挥的价值。第二，与文化政策相协调，文化政策是发展群众文化的关键，它是政府对文化实施科学化管理的一种行为。同时它是一个个国家、一个社会对文化所实施的战略性的布局。根据政府的文化政策总思路、总目标，我们要制定出一套经过实证分析、科学论证的群众文化发展战略来，使得群众文化的建设有目的、有规划、有效益的展开。当然群众文化发展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对群众文化现行的基础、结构、设施、人员、资命、投入作一番宏观的调查找出其发展的内在、外在要素及问题所在，方能根据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事业结构变化作出相应的分析报告及发展模式的总体报告来，才能真正符合社会需要，才能与文化政策相一致。这样，群众文化才能有广阔的发展前途，才能找到自己的独特工作领域，才能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文化发展论文篇6
1.2必须对企业精神进行深入的提炼，从而进一步的激励员工。作为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企业精神的实质便是共同价值理念。企业精神的基本内涵必须丰富且具有深远的意义，具备较强的内部凝聚力与感召力。因为各个企业的发展历程、经营管理方式、业务发展结构、员工结构等各不相同，同时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条件也有所差异，因此企业精神必然是具有独特性的。
1.3要抓好共同理念的培养，用企业理念凝聚员工队伍。企业理念也可以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它在很大程度上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了发展决策的正确指向。企业在刚刚建立时便已经拥有了初具原型的经营理念。企业经营理念的本质便是企业经营管理方法和发展之道。企业文化的建设属于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任务，也是一项非常艰巨且具有较大难度的任务，应该要有重点、分阶段的开展。不仅要有长远目标，又要有近期效果。只有一步一步地扎实推进，才能取得实效。
2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发展趋势
企业文化代表了一个企业的生命力，优秀的企业文化不但会对企业管理工作带来积极影响，同时也会对企业的思维方式以及战略发展目标的规划产生影响。现代企业基本都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提出了企业管理工作以人为中心，始终尊重人、关心人、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借助人的力量来发展企业。
2.1企业经营管理手段朝着理念化的方向发展。企业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未来发展，企业理念的转变应该属于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内容。这种管理模式和过去的管理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可以结合国内外市场环境的转变以及自身企业的实际特点来确定其经营管理理念，之后再将其落实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未来企业管理发展的趋势便是理念管理，过去海尔公司在兼并企业的过程中并非是委派财会人员，而是委派海尔文化中心的人去完成这项任务，让企业员工认可海尔公司的管理理念，在思想上形成共识，这个企业就自然被激活了。海尔公司的这种管理模式是国内企业管理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2.2管理方式朝着信息化方向发展。企业管理方式的信息化发展即是建立和完善企业信息管理系统，通过搭建统一的数据库同时对相关数据信息进行收集加工，从而为企业管理工作人员提供准确信息实现辅助决策的功能。企业信息管理系统中主要包含了财务管理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这些现代化信息管理系统的有机整合能够帮助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
2.3企业之间的人才争夺呈现出本土化趋势。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世界五百强企业纷纷入驻我国，目前世界五百强企业中大约有超过70%的企业进入中国，他们都已经在国内设立了分公司。世界五百强企业利用其自身的福利或者提供更好晋升机会等措施来挖掘人才，实行雇员本土化，如此便导致了国内企业优秀人才的流失。面对当前的市场竞争形势，国内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怎么制定出一个有效的人才发展战略以及人才争夺对策是非常重要的。
2.4越来越多的企业朝着学习型组织的建设方向发展。所谓学习型组织指的是通过培养企业内部的学习氛围，从而最大限度的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在企业内部营造出一种系统全面的、具有较高柔性和人性化的管理组织。其本质在于借助各种学习活动来让企业员工的综合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因此在当前的发展形势下，企业学习型组织的建立已经越来越普遍化，也属于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点方向。
2.5企业文化建设呈现出合金化的趋势。在当今时代，国内各大企业要活的生存与发展，就必须要积极与国际接轨。因为国际市场处于不断融合之中，我国企业文化建设也逐渐开始呈现出与外国企业文化相融合的趋势。如海尔公司的文化便集合了东西方的管理理念，在继承中进行创新，在引进中逐渐消化，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海尔文化。张瑞敏先生曾经这样比喻过海尔公司的企业文化：海尔文化中的团队精神是从日本企业文化中吸取的，海尔文化中的创新精神等同于美国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国内企业也应当积极借鉴西方优秀大型企业的管理文化，从而最大限度的推动国内企业的发展。
2.6创立学习型企业文化。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从本质上来说即是知识传播的过程，优秀的企业中包含了有助于学习与知识共享的内部文化，而其实际行为也和企业文化有机的融合。二十一世纪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重点便是学习内容与效果。学习型企业文化建设的重心在于利用学习与创新途径来处理好过去一直以来的分工、竞争以及反应性等基础问题。在过去的企业管理工作中，过于专业化的分工让企业变成了相互独立且比较冲突的领域，不利于团队精神的培养，管理工作也出现了偏差，因此必须进行创新和改革。
3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3.1企业文化可以把企业员工都凝聚在一起，发挥出团队的能动性。现阶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即是经济成分与经济利益逐渐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因此，国内的企业应当要努力营造先进的企业文化，创造企业员工都能够认可和遵守的价值理念与企业精神，从而让企业员工的思想得到统一，最终实现提升企业内部凝聚力的效果。
3.2企业文化建设可以有效增强员工队伍的综合素质。企业文化从根本上来说即是人的管理，是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也是对员工创造性与能力的开发。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便是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模式转变的过程，它可以让现代企业内部管理工作从过去的以管物为重心逐渐向着以管人为重心转变。
3.3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为企业发展带来较多的经济效益。美国著名大学哈佛大学曾经进行了这样一个调查：“影响美国企业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研究人员在美国国内的各大大型企业以及全球五百强企业中进行了抽查，通过深入分析研究他们得到了下面的结论：优秀的企业文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提升经济效益，例如说雀巢公司、沃尔玛、惠普公司、大众公司等企业，他们能够获得今天的地位和影响力，都是因为其拥有自身独特的文化。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国内的企业，比如说海尔的张瑞敏先生在谈论海尔的发展历程时曾经讲过：海尔公司从刚刚建立到今天所获得的一切成绩，其主要功绩在于企业文化。
3.4企业文化可以让企业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管理相适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目前国内大部分企业已经进入了国际市场，他们在国外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设置了分公司，那么如何对这些分公司展开有效的管理，如何让其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环境，这便是现阶段我国企业所需要解决的最关键问题。实践说明，过去一直使用的泰勒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要借助于文化管理手段，来让先进的企业文化培育出优秀的企业精神和价值观念，从而对分散的企业实施有效的领导。
文化发展论文篇7
近年来，重庆文化产业总体发展迅猛。据蔡灵、薛胜文、沈哲彦等统计，2005—2012年，重庆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从66．66亿元增长到约420亿元，年均增长近30%，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2%提高到4%左右，重庆文化产业正向支柱性产业迅速迈进。据文创网披露，2013年，重庆市文化产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上半年实现电影票房收入3．45亿元，居西部第二、全国第九，同比增长31．23%;广播电视收入12．2亿元，同比增长11．97%，其中广电集团总收入11．7亿元，同比增长14．91%;直属院团公益演出218场，商业演出281场，其中演艺集团总收入3264万元，同比增长8．5%。与迅猛发展的城市文化产业相比，重庆乡镇文化产业发展还比较缓慢。由于乡镇文化产业、甚至整个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尚未纳入有关部门统计范畴，目前无法用详细、准确的数据对其进行描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对重庆乡镇文化产业的现状做个基本判识:一是从发展基础看，重庆乡镇文化产业已有一定基础，但底子薄、基础差，发展速度慢。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制约，重庆农村包括乡镇居民文化消费需求不高，消费支出偏小，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重庆城市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的5．98倍，文化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基本集中在大中城市，乡镇得益非常有限，全市3．64万文化人才主要集中在市级宣传文化单位，乡镇文化站专门工作人员则严重流失［5］。二是从区域布局看，重庆乡镇文化产业发展极不平衡。总体而言，经济社会发展较好、交通相对便利的渝西地区乡镇文化产业发展要好于渝东南和渝东北“两翼”地区;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底蕴、良好民间艺术基础或者拥有得天独厚自然资源的乡镇，其文化产业发展较快，而没有上述条件的乡镇文化产业发展举步维艰。三是从发展模式看，重庆乡镇文化产业目前主要是依托现有文化、艺术资源或者旅游资源，就地取材，“看米下锅”，缺乏“无中生有”“借船出海”的胆量和气魄，当然就更谈不上产业资本运作了。
三、发展乡镇文化产业的路径建议
综观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结合重庆实际，笔者以为，乡镇文化产业走“打造品牌—引智创新—产业集聚”的发展路径是可行的。依托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打造本地文化旅游品牌是乡镇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的起点。重庆民间文化、民族文化丰富，许多乡镇具有非常独特的旅游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民间文艺资源。綦江版画、铜梁火龙、秀山花灯、酉阳摆手舞、九龙楹联、梁平三绝(梁山灯戏、梁平年画、梁平竹帘)、接龙吹打、木洞山歌，是重庆的特色民间艺术。此外，重庆的民歌民谣、民间舞蹈如木叶情歌、喝茶歌、秧锣鼓、竹筒舞、铜铃舞等风格别致;“过赶年”“三月三”“赶秋节”等民族节日精彩纷呈;石板街、封火墙、印子屋、四合院、吊脚楼等民间建筑风格独异;媷油粑粑、酿豆腐、乌江鱼、油茶场等民间饮食别具特色……这些民间文化加上底蕴丰厚的历史文化、风光独特的自然环境，形成了强大的文化旅游基础。若政府能够牵头搭台，调动社会各方力量，那么，打造独特的乡镇文化旅游品牌是切实可行的。武隆县依托仙女山镇“天生三硚”等独特奇异的自然风光，聘请张艺谋等文化传媒专家对川江号子、哭嫁歌等民俗文化进行深度挖掘，精心打造了印象系列情景剧之印象•武隆。该剧公演后，3个月内就成功演出近百场，门票收入突破2000万元。同期，武隆县接待游客346．1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6．44亿元，同比增长19．08%和20．53%，带动仙女山镇和武隆县经济大幅增长。
乡镇文化产业要由小做大，还必须在此基础上积极引智创新。引智创新，就是乡镇在缺乏人才的情况下借用外部智慧对文化产业进行培育和打造，形成自己独特的品牌。对严重缺乏文化产业专业人才的重庆各乡镇而言，引智创新至少有四种方式可作参考。一是借用外部智慧对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包装打造，形成独特的文化旅游品牌。印象•武隆即是借用张艺谋、王潮歌、樊跃等外部智慧打造文化旅游品牌的成功典型。风光秀美、旅游资源丰富的渝东南、渝东北各乡镇宜将此种方式作为首选。二是借用外部智慧将本地文化资源如特殊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家族文化、耕稼文化、饮食文化等等，与本乡镇地形地貌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开发，打造具有浓郁乡土文化气息的特色小镇。文化是特色小镇之魂。当前一些“古镇”盲目仿古、冒古、造古，终究沦为“四不像”，关键就是没有抓住特色文化这个“魂”。历史悠久、民俗文化丰富的渝西各乡镇可考虑此种模式。如永川松溉古镇，滨临长江，交通便利，自明清以来多次作为县衙治所，其古街、衙门、城隍庙等建筑保存完好，又有诸葛亮神树传说，民间饮食“九大碗”享誉重庆……若能聘请文化传媒专家将这些文化要素进行综合打造，凝练出松溉古镇的特色文化并使其得以彰显，则该镇的文化旅游产业将迅速实现突飞猛进。三是借用外部智慧将本地特殊的文化资源制作成为电影、动漫、网络小说或者游戏作品等等。重庆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历史典故题材丰富，据段庸生、张雪梅等考证，重庆地区民间广为流传的这类文化题材多达250余个，诸如巫山神女、涂山禹迹、金鹰降螺、白帝托孤、蛇吞象等经典故事，都是值得影视业和动漫业深度挖掘并打造的好素材。四是借用外部智慧牵线搭桥或者“无中生有”，利用本地自然资源或者文化资源与文化传媒企业合作打造影视拍摄基地。拥有独特外景拍摄条件的乡镇，如南川、奉节、云阳、巫山等区县的一些乡镇可以借鉴龙兴镇两江国际影视城的做法。该影视城以“民国历史”“巴蜀特色”为主要外景拍摄主题，兼具“影视拍摄、影片观看、产品展示、高端论坛、特色旅游”五大功能，规划面积5平方公里，建成后将实现每年拍摄5部经典影视作品、年均游客500万人、年服务业产值逾500亿元的发展目标。目前虽尚未完全建成，但“民国街”已初具规模，游“民国街”、逛龙兴古镇成为重庆一日游的理想选择之一。
文化发展论文篇8
第一，发挥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服务功能，为开展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提供物质保障。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整合基层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设施，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各级政府要认真落实以上决议，加大地方财政支持力度，保障中央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配套落实到位。加强对“农村书屋”“基层文化工作站”等公共文化设施的日常管理，真正发挥其文化教化的功能。加强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完善面向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要以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为重点，加强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室建设，深入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文化惠民工程。深入开展全民阅读、全民健身活动，推动文化活动经常化。创新服务供给机制，采取政府购买、委托、补贴等方式，鼓励和支持文化企业生产质优价廉的公共文化产品，对高雅艺术演出活动进行补贴，免费向低收入困难群体提供文化服务，切实保障广大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第二，发挥大众传媒信息传递的功能，创新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方法和路径。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书报、广播、电视等传统的传播媒介在群众文化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广泛的作用。但是，随着宽带网络和家用电脑在广大农村和社区得到普及，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就显得尤为迫切，这就需要各级文化宣传部门要加强和改进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唱响网络思想文化主旋律。文化宣传可以通过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市场企业积极参与主旋律文化作品的创作和研发。基层可通过开展社区文明网站创建和评比活动，充分发挥网站、论坛、贴吧、集群、微信公众服务号等网络平台传播信息、互动交流的功能，来进行群众性文化教育宣传，文化活动信息，组织群众为文化活动开展建言献策。只有文化建设与时俱进，真正开展一些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才能永葆群众性文化活动的生命力和活力。
第三，发挥基层组织文化创新的载体功能，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基层党组织是凝聚党员、凝聚人心的主阵地，是思想建设的主阵地。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村委会、居委会是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是基层文化活动开展的主要组织者。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深厚的力量源泉。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为广大群众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提供广阔舞台。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提高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等建设水平，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积极搭建公益性文化活动平台，依托重大节庆和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组织开展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支持群众依法兴办文化团体，精心培育植根群众、服务群众的文化载体和文化样式。及时总结来自群众、生动鲜活的文化创新经验，推广大众文化优秀成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文化创造的良好氛围，让蕴藏于人民中的文化创造活力得到充分发挥。通过开展群众性文化创意征集活动，集中民智，发动民力，为基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开展挖掘深厚的资源和人力禀赋。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支撑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基层群众文化建设承载着文化强国战略的重大使命。基层群众文化建设活动的开展，有助于在广大群众中弘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培育文明风尚意义深远。文化强国宏伟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深入挖掘当地自然与历史文化资源，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文化创新的高度热情，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培养对走中国特色文化发展道路的责任担当，坚定不移的走出一条基层文化建设的创新之路。
作者：赵金彪单位：河北省迁西县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
文化发展论文篇9
1.1文化需求性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著名的层次需要理论指出，当人的缺失性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的发展性需要就被上升到更高的高度。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纯粹的物质性和经济性的需求就会相对减少，文化性的精神层面的需求将会不断增加，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文化可以说是发展创意产业的灵魂。文化创意源于文化并高于文化，是对文化资源创造性的开发和利用，是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渗透力、影响力的拓展和挖掘。创意产业正是有了文化，才显出了灵气和品位，从而才有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1.2技术创新性
文化要展现自身的巨大价值，单靠传统的传播方式是很难的，必须依靠技术手段进行加工处理。文化创意产业是把与文化有关的信息服务技术都纳入其范畴，借助于高科技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创造、再提高、再包装，而非简单的复制。可见，技术创新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关键，它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创新方式和创新渠道。
1.3收益高额性
文化创意产品，不同于普通的商品，是用于满足消费者的多样性和特殊性需求，涵盖了科技和文化的因素，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较高的附加价值。同时，好的创意能够大幅度提高企业知名度，扩大市场占有率，并使许多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焕发新的生机，获取高额利润。
2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
2.1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相应的教育水平及科研投入也在不断地增长，这对我国加大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投入具有很大的意义，它可以创造适宜创意产业发展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创意人才增多，一方面有利于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对创意产品产生了更多的需求；另外，拥有13亿人口的大陆市场，潜力巨大，易于吸引各种创意产品；最后，我国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低廉的生产成品也是其发展的一大优势。
2.2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劣势
我国的起步较晚，创意观念较为落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沿海与内陆对创意产品的需求不同；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相对薄弱，创意产业政策保护确定；创意人才的相对匮乏使得大陆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相对不足，产品的竞争力不强；另外，企业缺乏长远的发展战略和整体规划也是其一大劣势。
3推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3.1成立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府管理机构
至今为止，我国还未明确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府管理机构，创意产业的发展仍处于自发状态，这样，其发展就会受到制约，难以形成系统化、规范化以及规模化的产业体系。因此，我们应该加快组织机构建设的步伐。笔者认为，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府管理机构至少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主要职能，包括：基于本国实际，以国际化的视野，合理规划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战略，引导其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明确文化创意产业的定义，科学划分文化创意产业体系；制定文化创意产业的行政审批手续，完善文化创意产业市场规则；建立文化创意产业的相关行业协会，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高效便捷的一站式服务；形成各省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意见和要求。总之，政府应当全面加强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认识，着力理顺产业体制,积极打造适合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制度平台,从而形成成熟的文化创意产业链,培育出有国际影响的文化创意品牌。
3.2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最大限度地整合各个地区的资源，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形成区域文化创意产业链，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创意产业园区是产业集聚的载体，不仅仅是传统的旧厂房与艺术家的简单组合,我们不能只是简单的模仿外国的做法，而应该以现有的地区资源为基础，加强行业间的协调合作，从完善创意产业链和优化资源配置出发，进行系统、科学的规划和资源整合，建立起具有地区特色的创意产业园区。该园区应包括从事文化创意设计、技术支持、人才培训、产品生产与交易、信息咨询等方面的企业的集合体。上海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走在全国的前列，我们可以借鉴。上海市政府通过整合当地资源,制定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目标及策略，逐步形成以“上海市创意产业中心”为平台、各个设计创意产业园区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架构。比如上海张江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园区就结合了浦东软件园，整合分散在各区的动漫和网络游戏业、多媒体内容产业和影视后期制作业，集中体现了“研发、培训、孵化、展示、交易”五大功能，形成优势，实现共赢。
3.3提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必需的资金支持
任何产业的发展，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缺乏充足的资金支持，一切的发展都只是空谈。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投资主体相对单一，需要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渠道，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实行。一方面，设立政府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引导基金，放宽贷款政策，为文化创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政府可以通过设立引导基金，降低新兴文化创意企业贷款利率或进行政府贴息，支持区域中小型文化创意企业发展，扶持符合区域发展定位及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做大做强，塑造区域文化创意知名品牌。另一方面，完善投融资环境，吸引企业、民间和外商资本投入文化创意产业。通过制定吸引文化创意产业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对创意产业进行投资经营,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到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中来，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化，从而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形成集聚的效应。
摘要：处在知识经济时代，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创造最大的使用效率与价值，成为各国积极思考的产业策略模式。在这种趋势下，以高创意附加价值、结合创意、文化、艺术元素的文化创意产业也日渐成为中国选定发展或已颇具规模的新产业形态。探讨了文化创意产业定义及特点，并结合我国现状，提出了发展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特点；措施
参考文献
［1］王素弯.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J］.经济前瞻，2006,(9).
文化发展论文篇10
党的十报告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在文化领域的要求之一就是“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十报告提出的这一奋斗目标，使得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地位得到了正式确立。文化产业是否是一个国家的支柱性产业，关键是看它在国家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和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值。按照国际上的惯例，一个产业要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那么该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要达到5%以上。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本国国民经济的重点和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普遍在10%以上，甚至更高。而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发展中国家，文化产业也正在增加其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分量，朝着支柱性产业的方向发展。按照党的十部署，到2020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要占GDP的5%以上。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这一新的统计口径之下，2011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为15516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28%。2012年文化产业增加值为18071亿元，比上年增长16.5%，比同期GDP现价增速高6.8个百分点。同时，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上年上升了0.2个百分点，达到3.48%，文化产业对当年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为5.5%。这一方面说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前景光明，是朝阳产业和国家新的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产值规模较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贡献还不够大，还没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三、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文化生产力决定文化生产关系，文化生产关系反作用于文化生产力。文化体制机制属于文化生产关系范畴，当其不适应文化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时，必须对其进行变革，使之与文化生产力相适应。“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做革命性的变革，所以，党的十着重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为总纲，对文化领域的改革工作从文化管理体制、文化市场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开放等方面进行全面部署，要求“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2014年2月28日，同志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是强调“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以此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由此可见，十以来，党已经自觉地从文化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来认识文化体制改革，并且明确地把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作为新时期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这一新提法是党对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重大创新，实现了党对文化体制改革重心的转变，即从党的十之前以国有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为重点向现在的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重点的转变，目的是解决我国当前文化创新动力不足、创新活力不够、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如果说党的十之前国有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是从外在层面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那么现在把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则是从内在层面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是对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认识的质的飞跃，必然在实践上为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强调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原则
正确认识文化产业发展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这是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党的十以前，我们一直强调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坚持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这一重大原则，因为文化事业是公益性的，主要在于满足人们基本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们在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方面的基本文化权益，而文化产业是经营性的，主要在于满足人们基本精神文化需求之外的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既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也具有产业属性。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如何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2013年8月19日，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则进一步指出，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这说明正确处理好文化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前提。而在文化产业发展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上，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这是对文化产业发展原则的新表述，而且还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放在总原则的前面，突出了“人民”的中心地位，这既是对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强调，也是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要体现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新要求。2014年10月，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这再次表明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是文化及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则。“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五、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指明了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方向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规模不大、发展粗放、结构不合理、专业化程度较低、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制约了我国文化产业的科学发展。对此，党的十提出“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再次强调“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党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这些重要论述，指明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体现了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文化产业发展状态和发展模式的高度认识，也为如何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明确了思路：
（一）要着力于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
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当今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尤其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深刻地改变了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和消费方式，也赋予文化产业新的内涵、新的功能和新的形态。文化产业在运用最新科技成果和推动科技创新方面具有天然的敏感和优势，如电影行业出现的数字电影、3D和4D电影等，都是内容创新和科技创新的结果。还有像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这些具有广阔前景和高参与度的休闲娱乐方式，都是在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大背景下，文化科技创新的重要体现。
（二）要着力于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
这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做强做大文化产业的重要途径。目前国有文化单位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封闭式改革、分业分领域的改革。特别是传媒领域，只局限于内部自身的兼并重组，如在报业与报业之间、广电业与广电业之间、出版业与出版业之间进行兼并重组，这是远远不够的。现阶段，报业不能做广电、广电不能做报业、电视网和电信网不能互相进入，虽然我们正在推进三网融合，但目前也只是有限制的部分融合。这种封闭式、分业分领域改革的格局不打破，我们就无法做到文化产品最大化和实现资源互补的效果，也无法适应当前和未来激烈的全球化竞争。
六、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把行之有效的文化经济政策法定化，奠定了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法制保障
文化产业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文化产业的发展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也是一种法治效应。我国文化产业领域的立法起步较晚，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加快文化立法，制定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文化产业振兴、文化市场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提高文化建设法制化水平。”其中蕴含了文化产业立法的思想。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部署，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法治框架也作了清晰的设计，提出“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把行之有效的文化经济政策法定化，健全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的制度规范”的新思路，这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今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法制保障。这次全会不仅首次在党的重要文献中提出文化产业领域立法的具体名称，而且还强调了立法的质量和有效性，要求所立之法是从“行之有效的文化经济政策”而来。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之所以必要，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一）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是文化产业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起步和初级阶段，国家通过制定各种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起到主要推动作用。而在文化产业步入快速发展和走向成熟阶段，则需要制度性力量尤其是法制力量予以规范，以确保市场行为的有序和健康。“2013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15%以上”，延续了多年的高速增长态势。但与此同时也存在文化产业法制建设滞后、有关政策与市场经济原则相悖等突出问题，这就必须通过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在法律的框架内予以解决。
（二）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是切实规范政府和市场边界行为的现实需要
文化发展论文篇11
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文化观念、文化形式和行为模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体现了企业及其成员的价值准则、经营哲学、行为规范、共同信念和凝聚力。企业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它从属于民族文化，是由民族文化所决定的。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已经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并正在打破国界，在全世界兴起，成为新世纪企业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企业文化理论吸收了行为科学、公共关系学、决策科学、管理学、哲学、伦理学和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的精华，其主要内容是在理性与科学实践的基础上行成的，包括：企业哲学、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道德、企业目标、企业制度、企业创新、企业形象、企业环境和企业文化活动等。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以人为中心，以文化引导为手段，以激发职工的自觉行为为目的的一种企业经营管理思想。企业文化的根本任务,是重视人、相信人、理解人、发动人、引导人、教育人、培养人和塑造人。企业文化的辩证法,是来源于社会，奉献于社会。企业文化就好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常常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二、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是新世纪的必然要求
——知识经济已敲开21世纪的大门，并将以迅猛之势，给人类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但是，知识经济的巨大威力只有在既有优秀企业文化，又能够与社会融为一体的企业中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知本家”和“知识工人”的出现，表明了企业文化在21世纪的企业里的特殊地位、重要作用和巨大价值。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21世纪的竞争将会因经济全球化而加剧，超强的世界经济的竞争，对企业的经营思想、价值观念、思想道德、制度建设和行为规范，都将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因此，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都纷纷调整发展战略，以适应扑面而来的全球化经济浪潮。要想在经济全球化中生存并有所作为的企业，没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就难以在世界大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企业竞争具体表现为产品的竞争，产品竞争的背后实际上是企业文化的较量。企业文化较量的实体是企业高素质的员工队伍，高素质的企业员工队伍来自于比较完善的企业用人机制和良好的企业用人环境。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这个国家的文化，一个企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这个企业的文化。建立新世纪企业文化，是创造和谐的企业氛围和优良的企业环境,使企业能够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得以稳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半个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实践表明，成功的企业总是与成功的企业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优秀的企业无不有着优秀的企业文化。20世纪50年代是分权管理发展时期，60年代是跨国公司发展与管理时期，70年代是矩阵组织和战略经营时期，80年代是企业文化兴起与传播时期，90年代是企业文化在全世界大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尽管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企业性质、基础、现状和所处的环境都各不相同，但是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所处的困境以及寻求出路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似乎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建立新世纪企业文化。
——进入21世纪，全球信息化、跨国公司兼并、企业强强联合，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对中国的企业将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中国的企业能否在机遇和挑战面前迅速转变观念和机制，关键取决于企业文化。因此，中共十五大确定了企业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要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经济、政治、文化的长远发展，其地位更加重要，作用更加突出，意义更加重大。
三、中国企业文化之根基
树无根不活，企业文化无根不立。企业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是由民族文化所决定的。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和优秀的民族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无不得益于儒家文化。
美国学者彼得·伯格教授认为：“儒家文化展现出了经济的动力。中国移民在世界各地都很成功，尤其是在东南亚，便是个例证。”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是日本和韩国。在日本，企业家最喜欢读的书就是《论语加算盘》（又名《道德经济合一》或《实践论语》），被当作“致富经国之大本”。该书作者涩泽荣一生创办了五百多家企业，被尊为“日本工业之父”。他说：“我的经营中虽饱含着辛苦和惨淡，但是由于常遵孔子之教，据《论语》之旨，故使经营获得了成功。”目前在日本，不少企业家把《论语》作为日本工商企业的“圣经”，把其中的思想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根本方针。松下电器公司迄今还在其商业干部学校中，把儒家经典作为商业道德课的教材。韩国自古以来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真正祭祀孔子的国家。每年春秋两季，韩国都要在成均馆的大成殿举行孔子的祭祀典礼，政府派高级官员参加。韩国成均馆大学安炳周教授认为，儒家思想对韩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他说：“儒家思想对防止现代化发展中产生的私欲、利己主义等不良倾向和社会思想的堕落，可以起到调节作用。因为在价值观方面，儒家文化倡导为别人作牺牲和忘我精神是受到普遍尊重和赞扬的良风美德，这些传统思想正是西方所没有的。”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宣言中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目前，西方对东方文化非常器重，认为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
按说，中华民族有着优秀的传统文化，据此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应该得到较好的发展，但是我们为什么落后了？这正是因为我们背离、甚至遗弃了优秀的传统文化！
回顾历史，东方文化远远早于西方文化，并极大地优越于西方文化，而东方文化的代表就是儒学。在中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儒士阶层。到先秦时期，儒学成为显学，形成了庞大的儒家学派。从汉代开始，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官学”，长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并广为传播，在亚洲一些国家形成了“儒学文化圈”，使儒学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想学术文化流派。特别是自宋明以来，以儒学为核心，儒、道、佛三教合流，使儒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儒学的影响和作用下，中国古代曾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早在西方传教士从远东纷纷向西方传播他们一知半解的亚洲见闻时，西方人对东方世界便怀着一种不同于对待美洲新大陆土著文化的惊奇、神秘和敬畏感。中国封建社会经过充分发展所达到的文明，远远高于欧洲的中世纪文明。东方文化出乎意料地达到了使东方人都不得不感到陶醉和惊异的高度，以至到了明清之际，统治者们开始妄自尊大，闭关锁国，实行了禁锢思想的高压政策和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使儒学维护统治、维系人心的作用大为削弱，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开始退步。而欧洲从15世纪开始，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产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开拓世界市场等一系列社会变革，创造了新型的资本主义文明。到16世纪中叶，欧洲各国与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大致上处在了一个水平上。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学大量流入，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和反帝、反封建斗争，把“孔孟之道”作为思想革命的重点，儒学的地位和作用再一次被削弱。
但是儒学致命性的浩劫还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世界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而我们在干些什么?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就卷入了朝鲜战争，为此向前苏联借了十二亿美元。到50年代末，又搞起了“”、“”，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到60年代初，前苏联强迫我们还债，使我们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到60年代中期，就人为地掀起了“”，而且一搞就是十年光景，使我们的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家在高速发展，而我们却在快速退步。我们不仅在经济上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文化上遭受的损失就更大了。“”中，极左分子破“四旧”，立“四新”，砸孔庙，批孔孟，硬是把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命”给革掉了，把传统文化遗弃了,断带了。没有了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心理迷茫了，思想混乱了，价值扭曲了，是非颠倒了。人们本来对自己都很有约束，可是到后来便肆无忌惮了。原来犯点错误自己就感到羞耻，到后来别人说什么都无所谓了。后来竟然发展到以敢于犯规、善于越位为能、为荣这种不知羞耻的地步！大家都变着法地钻国家和集体的空子，想方设法地占国家和集体的便宜，反正公家的东西有我一份，不拿白不拿，直至一步步发展到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财、腐化堕落的地步，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巨大的难以挽回的损失。这就是我们背离和遗弃优秀传统文化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值得庆幸的是，经过拨乱返正，中国人觉悟了，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应有的恢复和继承，《论语》被编进了小学课本，国家也开始实行德政。世界觉悟了，看出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因此，中国企业文化必须建立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基础之上。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主要包括：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悌、中庸、知行等等。作为企业文化之根基，儒家文化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基本方面。
根基之一：宇宙人生的真相——“一体论”
“一体论”源于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它说明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周围的一切的关系。德国波尔教授指出：“儒家的人文主义哲学是与天道哲学相通的，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它沟通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和谐和顺应。在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与人既分又和，非一非异。天不是人，人不是天，所以相分、非一；但人又是天的产物，又内在融合统一,所以又相和、非异。“天人合一”首先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统一的世界，都是由天地演化而来的。人之为人本于天，人就是天的缩影。比如人的身体结构就是副天数的。天有365天，人有365个小关节；天有12个月份，人有12个大关节；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昼夜，人眼有开合。又比如人的情感方式与天也是一致的。天有风雨阴晴，人有喜怒哀乐；天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人有仁义礼智信“五常”；天有五星，位有五等，人有五脏，地有五方，声有五音等等。“天人合一”思想说明，自然天地好比人的父母，人人皆我兄弟，万物皆我同伴，天地万物与我本是一体。
第二，“天人合一”思想表明，天下万物之间是一种全息关系，即部分映视着整体，并凝聚着整体的各种信息。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表达的就是天下万理都聚集在人的身上。比如人就是整个宇宙的缩影，而人身上的各个部位又映视着人的整体。人的第二掌骨就是人整体的缩影，人体任一节支系统均有对应人体各部分的穴位，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全息单元，并每时每刻都与天地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构成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人把天之时、地之财按照一定的方式组合起来，就形成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克隆技术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第三，“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在天地间的作用，即“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这种有为的思维方式。儒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天地人，万物之本。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上参天地，下化万物，把天地万物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起来，与天地一同合理地运转。只不过要求人在有为的时候，要爱天爱地爱人，做到既有所作为又与之和谐相处，不损害天地和他人，达到人与天地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德性的和谐统一。
“一体论”揭示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周围的一切都是一体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一体论”强调的是“一”，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要和谐、团结和统一，不是“二”，即不应该分别、矛盾和冲突。“一”代表觉悟，“二”代表迷误。“万众一心”、“同心同德”、“一心一意”就是觉悟，“同床异梦”、“离心离德”、“三心二意”就是迷误。说一个人“二虎”、“二的呵的”，就是说这个人分了、“二了”、迷了、错了！
“一体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建设之根基，表现为两个特色：一是社会主义特色，主要体现在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它代表着个人、集体、社会、人类的共同利益。它要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好人类生存环境，实现经济和社会稳定、健康、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二是市场经济的东方特色，主要体现在儒商精神。儒商是明末清初产生的贯彻儒道精神的商人，其主要特点是以德为本来进行商贾。儒商精神首先是引道入商的大气魄。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经商绝不仅仅是为了赚钱，经商的同时还要有大眼光、大手腕、大气魄，具有大商贾的长远战略目标。其次，儒商精神是吃苦耐劳、敢于发展自己、善于应战，同时又具有一种坚韧不拔，善于和光同尘、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的智者精神。第三，儒商精神是把个人利益与家族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有机结合起来的典范。他们以家国同构的价值观念来经商，追求个人利益与家族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高度协调和统一。
“一体论”应用于企业文化建设，主要体现在以满足社会和顾客的正当需求和欲望为导向的企业经营哲学。它要求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看作是一个不断满足社会和顾客正当需求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简单制造或销售某种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从企业构想，到商品服务的设计、定价、促销、分销的规划与实施的全过程，不仅要努力满足社会和消费者的正当需求和欲望，并由此获得利润，同时还要求整个经营全过程都要与消费者和全社会的长远利益相符合、相一致。正确处理企业自身利益与消费者的正当需求和全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做到统筹兼顾，全方位考虑，求得三者利益的平衡、统一。当三者利益关系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企业首先考虑和保证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其次考虑和保证的是消费者的利益，最后才是企业自身的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和消费者的正当利益得到了保证，企业的自身利益也就自然在其中了。也许，企业会因此暂时牺牲一些眼前的利益，但是企业也必定会因此获得长远和更大的利益。这种规划与实施不是始于产品生产之后，也不是终于产品售出或服务完成之时，而是包括了产前与售后的一系列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它不仅仅限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流通领域，而且还渗透到生产和消费领域之中，即决定生产和销售产品的不在生产者和销售者，也不在消费者，而在于三者的共同利益与全社会长远利益的协调和统一。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
根基之二：人类应有的态度——“天下为公”
“人之为人本于天”，人的本性即天性，天性是无私的，是公正的，是平等的。太阳照耀着大地，给万物以生存的能量，却不求任何回报；地球忍辱负重，滋养着万物，也没有任何所求；树木和海洋供给着万物以必需的空气、水分和资源，容受的是万物排放的垃圾，所不同的是，树木高高在上，所以经常被砍伐，而大海所处的位置最低下，而且什么都能容纳，什么都能忍受，百川都归于它，所以永远称其为大。
“公”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和根本方向，是符合天性、人性的，是正确的选择。“公”意为“公共”、“公正”、“公平”、“公开”、“共同”等等，代表的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是各方面利益的协调和统一。《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段话既反映了人类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也表达了人类期望“天下一家”的共同愿望和追求，是与社会主义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一致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的根本价值导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基本国情、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发达国家先进的市场经济模式的高效率、高利润的有机结合。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已成为当务之急。目前有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就是我们似乎过多地注重了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东西，而忽视了其深层次的东西；过多地注重了他们的经济模式，而忽视了其经济模式背后的文化背景；过多地注重了对其经济体制的模仿和实践，而忽视了对其政治体制的研究和参考；过多地注重了人家的优点和长处，而忽视了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基础和社会主义优越之处，有人还得出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什么都好、什么都适用，甚至要全盘西化的错误结论。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拿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来看。美国是一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国家，虽然它能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吸取众长，但是其文化底蕴并不充足，有些东西我们是不能够学习和借鉴的。如美国的价值观念，是以现实具体的“工具合理性”取代抽象普遍的“目的合理性”的价值实现态度，开拓进取、敢于冒险的行动主义行为方式，平等独立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和自由民主的社会政治理想，因此实用主义哲学已成为现代“美国精神”的核心。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康马杰把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描述为“权益的哲学”、“民主的哲学”、“个人主义哲学”、“人道主义和乐观主义哲学”和“需有冒险精神的哲学”。他总结性地写道：“实用主义的这些特点反映了美国民族的特性，……实用主义的特点是切实可行、民主作风、个人主义、机会主义、天然形成而不露痕迹、对未来抱有乐观态度，所有这一切都奇妙地同一般美国人的气质一拍即合。……从某种意义说，美国过去的全部经历已为实用主义的诞生做好准备，如今好像又为它的存在提供了基础和依据。事实上，美国本身就是一场已经赢得的，一次取得成功的实验；……美国人实际上一直就是工具主义者。……实用主义尽管遭到实力更加强大的哲学家们排炮般的攻击，但是它仍然?找孀炒螅负醭晌拦系恼苎В馐遣蛔阄娴摹6悦拦死此担涤弥饕逅坪蹙褪鞘挛锏某J叮涤弥饕宀唤鐾拦褡逍砸慌募春?而且它的推断和结论同最真实的美国思想和谐一致。”在这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美国的这种“实用主义”、“个人主义”、“机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是与社会主义“天下为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相违背、相矛盾、相冲突的，我们必须坚决加以反对、抵制和摒弃。
当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也有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之处。如美国人共同信仰的基督教所倡导的“不说谎”、“不欺骗”、“不偷盗”和“爱他人胜过爱自己”等，都是人类应该共同遵守的最起码的品德。在这些方面表现最优秀的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和第十六任总统林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连任两届总统之后，本可以再任第三届。但是当华盛顿看到这样做会对美国的未来不利时，便主动提出美国总统最多只能连任两届的提议，他的提议得到了采纳。这是一种既高尚又伟大的舍己为国、舍己为民的自我牺牲和自我奉献精神！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以“诚实”而著称于世，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一生致力于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并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美国文化和优秀领导人的引导和影响下，美国人形成了重质量、重信誉、重公德、重形象的优良品质和企业文化，这是美国市场经济如此先进、如此发达的重要原因。
对比之下，应该说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受“”余毒的影响，在我们的政府和企业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说套话，做假帐、报假数字、搞假审计，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做“一锤子”买卖，甚至坑、绷、拐、骗现象；存在着公家东西小到办公用品、公共设施，大到国家资财、水利工程，什么都敢要，什么都敢拿的行为；存在着上从国家领导人，下到企业经营者，明知自己德性、能力、水平不行，却偏偏执意不肯主动让位，误国、误企、误民、误己，非到实在不得已或者出了问题，才不光彩地退位的情况。如陈锡同、等。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是缺乏内在约束，即自我道德伦理的约束；二是缺乏外在约束，即制度和纪律的有效约束。因此，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社会主义“公”的方向，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经济模式，把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基本国情、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经济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当务之急，要在企业员工中建立起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的价值标准、道德行为准则，建立起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用公认的伦理道德约束人的心理，用比较完善的体制约束和激励人的行为，使企业员工树立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崇高的人生价值观念。所谓“为天地立心”，就是要顺应自然规律，顺应“天意”，“天意”即民心，就是天下为公，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为生民立命”，就是要肩负起发展经济、兴企富民强国的历史使命；“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以儒学为主体的东方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建立起强大的道德支柱和精神动力；“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好人类生存环境和文明成果，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丰厚的物质和精神遗产。
根基之三：人类最基本品德——尽孝报恩
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做企业实际上是在做人。制度固然重要，但是制度都是由人定的，而且制度本身没有完善的，都需要人去不断地改进，需要人去具体执行。人只有自觉、自愿地遵守和执行制度，制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一个人执意要违犯制度，制度本身并不能够阻止他。所以，在体制、机制和制度尚不健全和完善的情况下，人就成为企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企业文化的终极目标就是引导人的这种自发性，儒家文化的尽孝报恩思想能够解决人的自觉和自我约束的问题。因此，企业文化建设要从做人的最基本品德——尽孝报恩开始。
“孝”是儒家文化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内容，是天地大道的直接体现。《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人之行，莫大于孝”，“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教”字就是由“孝”和“文”组成的，说明一切教育都要从孝开始。黑格而在研究中国文化时曾这样分析：“中国纯粹建筑在这样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教’。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的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马克思·韦伯也曾把中国儒家伦理与西方基督教做过比较分析，他说：“中国人所有人际关系都以‘孝’为原则。”实际上，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孝”不仅是中国基本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核心，而且也是现行文化的灵魂。现代社会文明需要孝道，新世纪企业文化建设同样离不开孝道。一个孝道都做不到、做不好的人，其他什么事都不可能做到和做好，因此，孝是人类必须要做到和做好的第一件大事。
孝有小孝、中孝和大孝三个层次。“敬养”谓之小孝，“不辱”谓之中孝，“立嗣有后和顺应大道”谓之大孝。“敬养”是孝道的开始，是“事亲”。《孝经》指出：“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因此得出“只有在家为孝子，才能在朝当忠臣”的结论。但是“敬养之孝”只限于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所以称为小孝。“不辱之孝”，是指不伤身，不辱亲。所谓“不伤身”，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受到伤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体现着父母的大恩惠，子女只有使用的权利，没有无益伤害的权利。所谓“不辱亲”，是指子女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三思而后行，慎之又慎，不能因为自己的过失给父母带来不良的影响，让父母操心、担心、忧心。相反，子女在工作、学习、生活和为人处世中，要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建功立业，为社会做出贡献，光宗耀祖，让父母放心、安心、舒心。“不辱之孝”是孝与社会的关系，所以称为中孝。“立嗣有后和顺应大道”，是指不仅要让家族、家业和家德代代相传，而且还要顺应天地之大道。即当祖宗利益、家族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与自己小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小家利益要无条件地服从大家利益；当道与孝发生矛盾时，孝要服从大道。因此，有三种情况孝子可以不服从父母之命：即当服从父母的命令会使父母处于危险境地，会使父母受到耻辱，会陷父母于禽兽状况时，可以不从命。这就是所谓的“大孝不孝”，其实这是一种更深更大的孝。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就是这种大孝的体现。宋朝寇准小时候家境贫寒，母亲过世。后来当了宰相，皇上赐他金帛。他回到家里，奶奶看到后伤心地哭了。寇准问她为什么哭，奶奶说：“你小时候母亲死了，想求得一块丝布盖尸体都得不到，哪知你今天却这样富贵了！”寇准听了心里十分难过，从此以后，他一辈子不积蓄私财，除自己所用，全部送给穷苦人家。大禹和寇准能以天下苍生为父母，把家庭之孝变成了全民之爱，把私爱变成了公爱，这是孝的高层次，是孝的典范。
孝不仅是人伦原则，也是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一种人伦精神。孝把天作父，把地作母，要求人类对待天地万物要像对待父母一样，按其本性来敬养它，这样就能够得到万物的恩惠。孟子说，不违农时，粮食就吃不完；不把细密的网撒向大湖深池，鱼类水产就吃不完；伐木砍树能遵守规定的季节，木材就用不完。相反，如果人类对天地万物不敬养，不珍惜，不爱护，最后受到伤害的，主要还是人类自己。臭氧层空洞、沙尘暴、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破坏，就是鲜活的例证！我们接受的是同一个太阳的能量，吸收的是同一个地球的营养，呼吸的是同样的空气，饮用的是同一个水源，世界万物与人类本来是一体，我们“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爱护大自然和他人，就是在爱护我们自己；损害大自然和他人，就是在损害我们自己呀！
“天下为一家，中国犹一人”，是对孝的人际关系的世界运用。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充分体现了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这种世界大同的思想，对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因为这种思想理念要求的是和平，而非征战；是认同，而非排斥；是合作，而非一味地竞争；是互惠，而非利己损人。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孝还是联结全世界五千万华侨的心脉。新世纪中华民族经济的腾飞，不仅是大陆之中国人的使命，同时也是全世界所有华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华人世界的维系，孝道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如果说孝是人类必须要做到和做好的第一件大事，那么报恩则是人类必须要做好的第二件大事。“君子施恩不图报，知恩不报是小人”，“受人滴水之恩，他日当涌泉相报。”这些都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理念。一个知恩、感恩的人，时刻都想着为恩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会做出任何有损于恩人的事情；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不仅不思感恩、报恩，当个人利益与恩人的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会不惜损害恩人的利益而保全一己之私，这样的人最不可信、最不可靠！因此，报恩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品德。
人类应报之恩主要有四种：即父母恩、师长恩、国家恩和人民恩。十月怀胎，一年乳补。经过父母二十年的精心呵护和培育，我们才得以长大成人。此恩此德，怎么报答都不为过。报答父母恩首先要养父母之身。父母辛劳勤苦了大半辈子，才把子女养育成人，而他们自己却一年年衰老，身患疾病。对子女来说，赡养父母不仅仅是法定的责任和义务，更是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良机。其次要养父母之心。父母年迈多病，固然需要子女精心照料，但是父母更加需要的是心灵上的慰藉。因此，子女在工作、学习、生活和为人处世各个方面，都要谦虚谨慎，努力认真，做到让父母放心、安心、舒心，不让他们操心、担心、忧心。第三要养父母之志。父母一生有很多志向，有些实现了，有些没有实现，他们把许多希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如果子女能够按照父母的期望和要求，认真做人，努力做事，在学习、工作和社会上有所作为，有所造就，就是对父母恩的最好报答，父母会为此感到最大的满足和欣慰。这是报父母恩。
父母虽能生养我们，但是如果没有师长，我们就不懂得礼义和道理，就学不到文化、科学、知识，就不会有今天的成绩和地位。所谓“尊敬不如从命”，对师长最好的报答就是要谨遵师长的教诲，牢记师长的要求和期望，不断地学习，刻苦地专研，努力地工作，有所作为，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看到自己的学生和属下取得了成绩和进步，师长就会感到莫大的安慰和荣耀。这是报师长恩。
我们能够在和平、安定的环境里工作、学习和生活，这完全得益于国家恩。国家培养军队和警察，来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建立学校，让我们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健全医疗机构，让我们能够健康地生活；建设公共福利设施，让我们能够得到比较充足的生活保障。此恩此德，我们只有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加倍努力工作，并争取做出较大的成绩和贡献，才能够报得。这是报国家恩。
我们的衣、食、住、行和日常所用的一切，哪一样不是人民给予？纺织工人每天勤苦织出的好布，自己却穿着不起，而我们经常在挑肥拣瘦；农民锄禾日当午，起早贪晚收获得来的粮食，自己却舍不得吃好的，而我们经常在大吃大喝中无益地浪费；有些建筑工人盖了一辈子的楼，也没住上楼房，而我们却经常调来换去，还不如意称心；有些革命老区至今不通道路，而我们有些城市的道路，今天铺上，明天挖开，损失浪费惊人！扪心自问，没有人民群众，哪有我们今天的丰衣足食？没有人民群众，哪有我们现在的一切一切?可是现在，我们有些人民群众还吃不饱，穿不好，住不暖，甚至连最起码的生活保障都得不到！我们是怎么报恩的？我们一些人民群众仍然在艰苦中工作，在艰难中生活，而我们有些人却一天天悠哉游哉，还这不称心，那不满意，吃完肉放下饭碗就骂娘！拍拍良心，我们每天都创造了什么价值？我们对社会到底有些什么贡献？我们的贡献真的就比人民群众的贡献大吗？我们真的就应该如此地奢侈、浪费和享受吗？现在，是我们应该仔细地想一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这些问题想清楚以后，我们才能明确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工作，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我们的社会，以什么样的心境对待人民群众。只有这些?罨镜奈侍獾玫搅私饩觯颐遣拍芄惶峒敖饩銎渌侍狻H绻庑罨镜奈侍舛嫉貌坏浇饩觯渌氖虑樵蛞磺卸嘉薮犹钙穑蝗绻庑罨镜氖虑槎疾豢先プ觯甲霾焕矗萏缸銎渌魏问虑樵蚨际窍仿郏际窃谧云燮廴硕眩?nbsp;
四、结束语
最后，用三个寓言故事结束我的论文。
文化发展论文篇12
一、两种经济模式及其差异
（一）青岛模式
青岛模式是培育大企业、造就大品牌的区域性模式。青岛是我国拥有名牌产品与名牌企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它拥有十个中国驰名商标，三十一个中国名牌产品，也是最早拥有国际品牌的城市，其中海尔是中国本土唯一入选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个品牌之一；并于2004年跻身世界五百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品牌和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品牌评比中，青岛入选数量在国内名列前茅，被公认为全国拥有名牌最多的城市。同时青岛还有一个独特的“企业家扎堆”现象，在2004年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中，青岛同时有三位企业家入选。一个沿海中等城市，短短十几年内，同时拥有如此众多的知名品牌和知名企业家，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并把这种大企业云集、名牌集聚、企业家荟萃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为“青岛模式”。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中国最具民营化特色的区域性模式，在温州“人人讲经商，家家有企业”，形成了“以户、村为基本生产单位，以民营企业为支撑，以小商品市场为交易中心，以农民能人为创业带头人”的经济发展格局，其显著特点是经济发展起步于家庭经济，民营经济是其主要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格局在改革开放之初，促进了温州县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并同时影响、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创造了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神话，被经济学界称为“温州模式”。
（三）两种模式的差异
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两种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其不同之处下面予以浅析：
1、从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看
青岛的名牌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或者国家控股企业，在青岛实施名牌战略的过程中，从国有或集体小企业壮大发展而来，如：海尔、海信、双星等十大集团，目前这些大企业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整个青岛工业经济的50%以上，体现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优势与活力。而在温州几乎没有大型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大力发展的是民营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经济活力十足，民营经济的经济总量占温州经济总量的98%左右，除了电信、银行、电力等国家垄断领域，民营企业几乎无不涉足。温州的民营经济具有显著的家庭经营的特点，在这些民营经济中，不仅个体经济、独资业主制私营经济而且股份合作企业以及公司制企业，也都保留着家庭、家族的色彩。
2、从企业的发展战略看
青岛的大企业以品牌产品为基础，致力于实现国际化经营，向世界品牌目标迈进。如2001年第二期美国《家电》杂志对全球前10位家电制造商进行了排名，海尔集团名列第九强，位列日本日立公司之前。温州经济是集群经济,所谓集群经济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生联系密切的企业在空间上积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经济现象。在温州，往往一个村或邻近的几个村，形成某一类或某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一个镇或几个镇形成一类或一种产品的产销基地，从而体现了温州集群经济的优势。
3、从企业决策层看
青岛拥有高素质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市场竞争中是理性的决策人，他们在同一个城市中共生共荣，相互借鉴，良性竞争，合作共赢，“君子和而不同”，构成青岛企业家群体的独特现象。而温州自古就有重商传统，全体温州人都崇尚经商，人人都是“小老板”，人人都是自己企业的决策者。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是差异较大的两种经济模式，但他们在同样的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具有同样的外部环境，产生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导致两种区域经济模式不同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区域文化的差异。
二、青岛模式与温州模式形成的区域文化根源
（一）青岛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1、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青岛地处山东胶东半岛，孔子的故乡曲阜距离青岛仅几百里地，因此青岛的传统儒家文化比较浓，青岛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中较多的渗透着传统儒家的精髓：
（1）“义”与“信”。义利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把“义”看作人立身做事的根本，坚持谋求物质利益必须建立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之上，他主张“见利思义”，亚圣孟子也主张“以义制利，以义胜利”。儒家另一个极力倡导的品德即是诚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信近于义”，“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也曾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在这种思想的教化、熏陶之下，青岛人格外具有道德感，“求利不贪财”，他们认为企业固然是求利的，但求利的行为首先要放到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价值取向上，讲求信誉，推崇“德是根本，财是末端”，并在企业的经济行为中体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青岛的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了声誉，打响了品牌，一步步地发展壮大。
（2）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曰：“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这种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之下，青岛的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事业心以及社会责任感，把企业的发展看作是自身的职责以及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和政治抱负的实现。比如海尔精神“敬业报国，追求卓越”即是这种思想的生动体现。
2、近代西洋文化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19世纪末青岛沦为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为了达到对青岛长期统治的目的，耗费巨大精力与财力，不惜巨资建设青岛港口、铁路、城市建筑，从客观上发展了青岛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为贸易往来、海洋作业等行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设施保障。但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观念及其技术条件也随之而入，现代法人制度也随之进入青岛。正因为历史的传统，青岛的大企业在外部条件适宜时，纷纷进行了改制，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引进西方现代管理制度，运用现代人才管理理念，吸纳人才，提升科研开发能力，并建设了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凝聚力与竞争力。
3、政府制度文化因素。青岛市委、市政府大力扶植名牌企业，为企业的发展和品牌的诞生消除制度上的障碍，较少对企业进行干预，形成“大企业，小政府”的政企关系，把自己的主要职责定位于营造最宽松的环境，放手让企业按照自身特点和内部规律，在市场竞争中自由的发展，但在企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上又给予大力支持并采取有力措施，特别是在企业的一些重大项目上，政府根据需要实行重点帮助和扶持，如促成了青啤与美国AB公司、海尔与日本三洋、海信与日本位所等的合作，从而促进了企业的良性发展。同时政府积极保护、推广、宣传名牌企业，为培育品牌产品提供技术和管理保证。政府的支持和企业家的适时决策相辅相成，共同搭建了国有企业的成功之路。另外，青岛市委、市政府还注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坚持把党管干部原则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破除求全责备，论资排辈，简单套用党政干部标准选用企业干部的观念，用发展的眼光选人用人，大胆启用年轻干部，如张瑞敏、汪海、周厚健、鲁群生等一批企业家在35岁左右就被任命担起了重任，这就造就了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企业家队伍，为青岛大企业的发展培育了最重要的人力资源。（二）温州经济模式形成的文化根源
地处偏僻的沿海边远地区的温州，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具有巨大影响力和魅力的经济奇迹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温州的区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1、地理资源因素的作用。温州的地理环境十分独特，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多为高山，两条大江横贯其中，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灾害性气候，三面高山一方面挡住了北方冷空气的侵袭，另一方面海上暖湿的东南风在这里受阻上升形成雨水，虽然雨水充沛，但同时也加重了台风的危害，据统计，台风每年侵袭温州两次，其中一次危害较大，气候条件非常恶劣。温州的这种地理环境使得温州能用于农业种植的土地很少，人均不足0.4亩，靠种田难以维持生存。正是这样的地理资源环境造就了温州人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
2、传统的重商主义文化的影响。温州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温州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南宋时期，温州出现了“永嘉事功”学派，又称功利学派，该学派最早提出了“事功”思想，用功利来衡量义利，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反对传统儒家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提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坚持“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治理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即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与私有制的合理性。永嘉学派的这种价值观在不断的演进过程中，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的民间心理与文化模式，并内化成了温州人心中的重商观念、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和拼搏精神以及经商理财、富人为本的经济思想。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一旦一种独特的有力发展轨迹建立以后，就能引起一系列的外在外在性、组织学习或效仿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在选择一种行为模式或发展路径之后，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总会按原来的路径发展下去，而且依赖初始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刺激和惯性，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政策环境下，温州传统的经济活动路径制度无疑显示出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指导着温州人的经济行为，激发了温州人的商业潜能，促进了本区域经济的发展，渐渐形成了温州模式。
3、温州浓郁的家庭文化氛围。家庭文化，是指文化在家庭的呈现形态，包括文化的内容和存在形式。广义地理解，家庭文化包括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出的生产方式、物质消费方式、精神消费方式以及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等。狭义地讲，家庭文化主要是指特定时期社会家庭所体现的精神生活方式，包括思想观念、价值追求、文化在特定家庭的存在方式、家庭成员的文化行为方式等。温州经济起步于家庭经济，家庭内的成员彼此了解，这有利于家庭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依据各自的特长而合作分工，既降低了管理的成本，又提高了经济效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底蕴、文化氛围、价值观、经营观、创造精神乃至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等培育出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三、正视优劣，取长补短，促进区域间文化经济互动发展
一个区域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先进的文化因素和落后的文化因素，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先进的文化因素是指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反之则属于落后的文化因素，区域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因此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具有优劣势。
（一）青岛模式的优劣势
就青岛模式而言，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拥有实力极强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的生产领域大多是高新产业，企业开发能力强，产品走出国门远销海外，具有融取外资、赚取外汇的能力，在市场竞争乃至国际竞争中具有抗御风险的能力；拥有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能在企业的经营中做出理性的决策，等等。但就整个青岛经济而言，其劣势是民营企业不发达，市场经济活力不足，人们受传统儒家的“重本抑末”、“官本位”思想意识的影响，不愿脱离集体，安于现状，市场意识差，因此青岛的打工者多，老板少，市场培育不成熟，市场经济不发达。正如钟朋荣所说：“青岛经济这片森林主要是由几棵大树支撑着，……”这从青岛整个区域经济发展来看，显然是不健康的。
（二）温州模式的优劣势
温州模式的优势在于温州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人们的经济活动遵循着市场交换的规则，市场机制全面调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温州的民营企业非常发达，温州有近10万家民营中小企业，除了邮政、电信、电力、银行等部门之外，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由这些中小企业来进行，温州人人争当老板，市场经济动力十足。但是由于这些民营企业大多是家族式企业，而家族文化具有封闭性、落后性以及不规范性的特点，对优秀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的引进具有排他性，因此管理相对简单，未能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因而企业普遍较小，很难做大作强，因此温州的民营企业有一个奇怪的3000万现象，即一个企业资产达到3000万时必然分家；其次产业结构落后，这些家族企业大都以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等传统经济为主，高新技术类产业几乎无人涉足，在国内市场竞争中都很难站稳脚跟，更毋庸说参与国际竞争，这必然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再次，温州的民营企业大都重视利润的实现，而对企业文化重视不足，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在很大程度上对管理者的思维和决策施加影响，一个没有自己企业文化的企业其经营往往是随波逐流，员工缺乏凝聚力和主人翁意识，企业难以健康持续发展。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青岛模式的优势正是温州模式的劣势所在，温州模式的优势正是青岛模式的劣势之处，要想打破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瓶颈，实现经济模式上的新突破，关键在于破除本区域的区域文化定势，进行区域间文化经济的交流与合作。
这两个区域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据报道，青岛模式握手温州模式，各取所长，各取所需，青岛模式看重的是温州的民资发达，民营企业竞争机制灵活，借鉴其经验，以壮大自己的民营经济实力。而温州看重的是青岛在外资的引进、大企业的规模、品牌的数量等方面的优势，借其经验努力培育自己的大企业大集团。唯有如此，这两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克服发展中的“症结”，获取新的活力，摆脱“日暮穷途”、“终结者”的命运，实现区域经济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共赢。
参考文献：
[1]戴美艳.品牌的青岛现象[J]维普资讯
[2]杨玉平.“青岛现象”地域因素之我见[J].山东：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05.(12)
[3]钟朋荣.青岛模式VS温州模式谁是中国经济未来的选择？[J].发展论坛2005.(9)
